新型国际关系论文大全11篇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12)01－0092－06

一、引言

在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问题的研究中，先后出现了“国际化过程模型”和“国际新创企业模型”两种代表性理论。国际化过程模型可以进一步区分为Uppsala模型(umodel)和创新模型(Imodel)，其中Uppsala模型的影响力更大、影响范围更广，本文所讨论的过程模型，指的是Uppsala模型。在研究文献中，“国际新创企业”、“天生全球化”是可以相互替换的两个概念，本文将“天生全球化”相关研究也一并视为国际新创企业模型的一部分。

“国际化过程模型”和“国际新创企业模型”这两种理论对中小企业国际化过程和行为的假设存在着巨大差异：过程模型假设中小企业的国际化过程是渐进式的，其行为策略是反应式(Reactive)的；国际创业模型则假设中小企业的国际化过程是快速的，其行为策略是主动式(Pmactive)的。在理论解释力方面，国际化过程模型能够很好地刻画中小企业渐进式国际化行为，而国际新创企业模型能够识别并解释当前越来越明显的“加速国际化”趋势。然而，如果将中小企业国际化速度看作一个连续的光谱，现有的两种理论实质上仅仅分析了位于两端的国际化行为，而缺乏对处于中间状态、更具一般性的国际化行为的关注。显然，该研究领域缺乏一般性的理论分析框架。

笔者认为，对两种现有中小企业国际化模型的比较分析，是尝试建构中小企业国际化一般性理论分析框架的一个很好的起点。鉴于两种现有理论都高度重视知识在中小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作用，本文选取知识作为比较分析的主要视角。本文共分成5个部分，正文第二、第三部分分别讨论知识在国际化过程模型和国际新创企业模型中的作用；正文第四部分从理论根源、知识角色、知识来源与获取机制等维度对两种理论模型进行比较分析；正文的结尾部分对研究进行总结并提出研究结论。

二、知识在国际化过程模型中的作用

(一)经验知识与渐进式国际化

在国际化过程模型(uppsala Model)中，企业国际化被描述为一个依赖于经验知识的渐进过程(Johanson和Vahlne，1977)。传统的国际化过程模型关于知识有如下假设(Petersen，Pedersen和Sharma，2003)：1.对企业国际化过程具有关键作用的知识是市场专有的。由于每一个国外市场都有其特殊性，因此在一个市场中获取的知识只能在很有限的程度上被用于其他市场；2.这些知识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它源自于当前的市场活动，知识获取是一个“干中学”的过程；3.知识嵌入于个体之中，即通过个人经验获取市场专有知识并存储于个体之中；4.作为第二、三项假设的合理延伸，嵌入个体的经验知识难以在组织内传播；5.对国外市场的不可逆的资源承诺随着经验知识的获取而成比例递增。

基于上述假设，国际化过程模型以市场知识、市场承诺、当前商务活动和承诺决策等变量来解释企业国际化过程的渐进性。渐进性体现在进入模式选择和目标市场筛选两个方面：首先，企业在特定国外市场中的进入模式依照一种链式结构演进，即从不规律的出口开始，到通过独立的业务代表出口，再到在国外成立销售分支机构，直至最后在国外进行生产制造。其次，企业在进行国际市场筛选时，依次进入心理距离不断加大的新市场。所谓心理距离是指诸如语言、文化、政治体系等干扰企业与市场之间信息流动的因素(Johanson和Vahlne，1990)。

国际化过程模型的基本逻辑可以表述为一个循环过程：首先，企业向国外市场配置资源的行为不可避免地蕴含着一定程度的风险，但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日常活动同时也诱发了经验学习，进而导致特定市场专有的经验知识的积累；其次，随着特定市场专有的经验知识的增加，企业在特定国外市场中感知到的风险不断降低，这将刺激企业进一步向该市场配置更多的资源。由此可见，经验知识在国际化过程模型中扮演着资源规制者的角色(Prashantham，2005)，也就是说，企业经验知识的水平决定了企业向国际市场投入资源的水平。经验知识的主要作用在于降低国外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利用商业机会(Johanson和Vahlne，2006)。

(二)经验知识的主要类型

在初始的国际化过程模型中，只假定市场专有的经验知识是至关重要的。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经验知识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除了特定市场专有的经验知识之外，还存在着更为一般化的、不特定于任何国际市场或进入模式的经验知识。

Eriksson等(1997，2000)在市场和企业层面对经验知识的概念进行了操作化，他们开发出测量经验知识的三个构念。市场层面的经验知识被分解为“商务知识”和“制度知识”两个构念。商务知识是指关于客户、市场和竞争者的经验知识。制度知识是指关于政府、制度框架、规则、规范和价值观的经验知识。这两种类型的知识帮助企业了解国外市场的机遇和问题。

企业层面的经验知识是特定于具体企业的一般化知识，被称作“国际化知识”。国际化知识是关于企业自身从事国际化运营的能力与资源的知识，是企业在如何组织国际化活动方面积累的经验，这种知识决定了特定企业走向国际化的方式。国际化知识帮助企业了解在不同国际化情境下需要具备何种知识，以及在何处寻求这些知识。与市场层面的经验知识不同，国际化知识不是嵌入于个体，而是嵌入于企业的惯例和结构之中。Eriksson等的实证研究发现，国际化知识与市场层面的经验知识以及感知的国际化成本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商务知识和制度知识是国际化知识与感知的国际化成本之间的中介变量。

除上述类型外，Johanson和Vahlne(2009)还发现了更一般化的网络经验知识。他们认为，在国际商务网络中，商业伙伴之间的互动有可能发展出一种特定于关系的网络经验知识，这种知识帮助网络成员了解商业伙伴的异质性资源和能力。国际商务网络所具有的多样化特征，可能对开发一般化的网络经验知识产生积极影响。

(三)经验知识的获取机制

国际化过程模型中最基本的知识获取机制是从当前经营活动中积累关于特定市场经验知识的“干中学”过程。在模型提出后的几十年里，随着组织学习和知识管理理论的不断发展，研究者们对于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知识获取机制的多样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Forsgren(2002)指出了国际化过程模型(Uppsala模

型)在知识获取机制方面的两点不足之处。首先，组织学习作为一个理论概念具有不同的维度，但是国际化过程模型仅仅强调了通过自身经验学习的重要性，而忽视了通过模仿进行学习、通过招募个人和合并组织进行学习以及通过搜寻和扫描新信息进行学习等多样化的学习机制。经验学习并不是企业获取国际市场知识的唯一途径，企业可以通过并购拥有这些知识的组织或者模仿具有高合法性组织的行为来获取国际市场知识。其次，组织学习既包括提高组织效能的“利用”式学习，也包括提高组织对潜在备选方案认识的“探索”式学习(March，1991)。前者主要强调的是在现有活动中学习，后者则强调对潜在活动的学习。国际化过程模型仅仅讨论了针对企业当前活动的“利用”式学习，却没有对寻找当前活动替代方案的“探索”式学习作出更多解释。

作为对学术批评和挑战的回应，国际化过程模型的创立者从国际商务网络视角对模型进行了修正(Johanson和Vahlne，2009)。在修正后的模型里，知识(机会)、关系承诺决策、学习(信任构建)以及网络位置取代市场知识、市场承诺、当前商务活动和承诺决策，成为新模型的主要变量。企业被视为嵌入于多元相互依赖关系构成的商务网络之中，国际化是企业强化其网络地位的行动结果。在新模型中，企业的国际化过程是一个网络关系的发展过程，成功的国际化要求企业建立起一个或更多的网络关系。企业的知识、信任和承诺都是关系特定的，企业通过商务网络关系学习知识、建立信任、发展承诺并识别环境中的商业机会。虽然Johanson和Vahlne在新模型中仍然坚持将经验学习作为国际化过程中获取基础性知识的主要机制，但他们同时也承认其他的知识开发途径有可能成为经验学习的补充。修正后的模型认为，国际商务网络中的知识开发不仅仅是从其他网络行动者处学习已有知识，还包括网络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新知识。

三、知识在国际新创企业模型中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初期，研究者们注意到有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并不是像国际化过程模型所预测的那样进行渐进式的国际化，而是从企业建立初期起就迅速走向国际，这些企业被称为“国际新创企业”(0fiaR和McDougall，1997)，或者“天生全球化”企业(Madsen和Servais，1997)。由于国际化过程模型无力对中小企业的“加速国际化”现象做出合理解释，因此受到国际新创企业模型(或天生全球化模型)的挑战，而后者则成为近年来兴起的国际创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针对新企业加速国际化现象展开的大量研究中，知识在新创企业国际化中的影响和作用大体上可以分成以下几个方面。

(一)先前经验

企业家先前经验的重要性是国际新创企业模型挑战国际化过程模型的主要理由之一(Oviatt和Mc－Dougml，1997)。国际新创企业模型认为，很多新创企业之所以能够在成立初期就进行国际化，是因为这些企业的创立者或经理人在企业创建之前就已经拥有了非同寻常的国际化知识与经验。创业者的知识和经验并不是只能通过“干中学”才能获得，海外教育背景、先前的工作经历、海外的社会资本等等，都有可能使创业者在创业之前就已经对其拟进人的国际市场有了充分的了解和掌握。

Crick和Jones(2000)的案例研究显示，新创企业经理人先前的国际市场工作经历，帮助他们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处理复杂的国际运作以及风险和资源评估的经验，建立了创业后可利用的客户网络和市场联系。这一研究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国际新创企业何以能够在创立初期就采取外向型市场拓展战略。此外，从知识获取的角度来说，企业家的先前经验使新创企业具有更强的吸收能力，这种能力能够催化企业获取快速进入国际市场所需的额外知识(Oviatt和Mcdougall，2005)。

不过，先前经验并不是新创企业快速国际化的一个充要条件。在Chetty和Campbell―Hunt(2004)的多案例比较研究中，不论是传统国际化的案例企业还是天生全球化的案例企业，其创立者或高层管理者大多都具有先前的国际工作经验或者海外生活背景。因此，仅凭创业者的先前经验还不足以区分这两种不同的国际化模式。

(二)技术知识

除了市场经验知识外，国际新创企业模型还高度强调了技术知识的作用。事实上，国际新创企业模型中大量的研究样本都来自于生物、电子等高技术产业。知识强度被识别为新创企业获取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Prashan~am，2005)。所谓知识强度是指企业依赖其活动和产出中的固有知识来获取竞争优势的程度(Aufio，Sapienza和Almeida，2000)。

Cheuy和Campbell－Hunt(2004)发现，天生全球化企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开发具有全球市场潜力的创新型产品。为了满足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天生全球化企业大多采取“聚焦－成长”战略，即深度聚焦于一个狭窄的利基细分市场并在其中寻求建立市场支配地位。天生全球化企业的国际化逻辑是以创新优势为基础快速实现全球扩展，这种战略要求企业在有限的市场空间内集中使用资源。基于同样的逻辑，天生全球化企业的产品往往是技术密集型的、高度专业化的，并且在每个国家都只有少量的客户。天生全球化企业倾向于控制一个狭窄的产品范围，并在该市场中致力于成为具有全球声誉的领导者。因此，技术创新是天生全球化企业快速国际化的主要驱动力量。

技术知识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它至少应该是新创企业加速国际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一个新创企业试图在成立早期就进行国际化，那么他不仅需要国际市场经验丰富并且富于创业精神的企业家(经理人)来发现国际市场机会，而且还需要具备相应的技术来提品和服务以满足这种市场需求。

(三)动态能力

Weerawardnea等人(2007)运用动态能力理论，对知识在天生全球化企业加速国际化过程中的作用重新进行了概念化。Weerawardnea等人认为，解释天生全球化企业加速国际化现象的现有理论之所以是不完备的，是因为研究者们没有认识到，天生全球化企业及其创立者们的学习行为在企业合法成立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因此，他们提出了一个基于创业者个体特征、市场聚焦学习能力、内部聚焦学习能力、网络能力、营销能力和知识密集型产品生产开发能力的理论模型。该模型抽象了新创企业合法成立之前的内外部学习过程，为新创企业的加速国际化行为提供了以能力为基础的理论解释。Mort和Weerawardnea(2006)的研究也发现，网络能力可以有力地促进新创企业获取市场和技术知识，识别和快速利用国际市场机会。

简言之，基于动态能力理论的国际新创企业研究认为，动态能力帮助企业开发知识，铺平了企业加速进入国际市场的道路。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发展过程并不必然是路径依赖的，而可能是以企业中个体能力和

组织能力的培育和重构为基础，实现激进的、打破框架约束的变革(Prange和Verdier，2010)。

(四)国际化成长

除了解释加速国际化现象的成因外，企业在快速进入国际市场之后的持续成长也是国际新创企业模型关注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在这一研究主题之下，知识再一次成为国际新创企业成长的重要解释变量。

Autio，Sapienza和Almeida(2000)认为知识和学习是新企业成长的关键驱动因素，知识和学习的重要性在高技术产业这样的动态环境中要更加突出。他们实证分析了国际市场进入时间、知识强度和难以模仿性对于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进入国际市场的时间与国际化成长负相关、知识强度与国际化成长正相关。也就是说，在新创企业早期发展阶段里，国际化时间越是提前、产品的知识强度越高，新创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成长绩效也就越好。在Yli－Renko，Autio和Tontti(2002)的研究中，他们以芬兰高技术新创企业为样本，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社会资本、市场知识、知识强度与国际化成长之问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通过培育内外部社会资本，高技术新创企业能够有效强化其技术和市场知识基础，这种扎实的知识积累和创造为新企业的国际化成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撑。Zahra，Ireland和Hitt，(2000)实证检验了新创企业国际化模式(多样性、市场进入模式)对技术学习的影响，以及技术学习对于新创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国际化(多样性、进入模式)是提高新创企业技术学习和技术利用水平的重要手段，而技术知识的积累对于新创企业的产品差异化、快速的产品引入以及竞争优势的获取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四、知识视角下两种国际化模型的比较分析

在过程模型和国际新创企业模型中，知识都是解释和预测中小企业国际化行为的关键变量。不过，在关于知识与中小企业国际化之间关系的具体阐释上，两种理论既有显著的差异也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这种区别和联系可以通过理论根源、知识角色、知识来源、知识获取机制等维度进行的对比分析而得以厘清。

(一)理论根源

从理论发展的脉络来看，国际化过程模型的理论基础是企业成长理论和企业行为理论，国际新创企业模型则是国际商务理论和创业理论的交叉研究。然而，如果从知识的视角看来，虽然关注的焦点不同，但二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理论根源，即Penrose的企业成长理论(Sapienza等，2003)。国际化.过程模型重点强调了Penrose(1959)企业成长理论中管理知识(即经验知识)的作用，而国际新创企业模型则强调了企业家知识的作用。

(二)知识角色

国际化过程模型将市场经验知识作为资源承诺(市场承诺和关系承诺)的前提，高水平的市场经验知识将导致高水平的资源承诺，反之亦然。因此，市场经验知识的角色是资源的“规制者”。在过程模型中，经验知识也可以看作是企业国际化的一个充分条件。修正后的国际化过程模型(Johanson和Vahle，2006；2009)还强调了经验知识对于识别和利用国际市场机会的作用。

国际新创企业模型并没有否认市场经验知识对于企业资源投入的决定性作用，但同时更加强调技术知识的影响。产品和技术知识的积累，使企业能够识别和利用国际市场中新的生产性机会。技术能力促进企业创造优质产品、改进现有产品以及提高生产流程的效率和效能。生产技术的进步使小规模的企业能够更有效地满足世界范围内利基市场的专业化需求(Knight和Cavusgil，2004)。在国际新创企业模型中，技术知识可以看作是企业快速国际化的一个必要条件。

(三)知识来源与获取机制

在知识来源方面，两种理论模型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首先，国际新创企业模型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过程模型关于知识来源和获取机制的观点，只是特别强调了企业家(创业团队)先前经验的重要性。企业家(创业团队)的先前经验被认为是新创企业的一种重要的资源禀赋，能够支撑新创企业快速进入国际市场并采取多样化的市场进入模式。然而，对于企业家(创业团队)究竟以何种方式积累起这些经验和知识，国际新创企业模型并没有给予特别关注，先前知识成为模型的一个外生变量。其次，修正后的国际化过程模型采取了网络视角，以“学习、创造和信任构建”取代了原始模型中的“当前活动”构念，这意味着修正后的国际化过程模型将企业的网络关系视为知识的主要来源(Johanson和Vahle，2009)。与之相似的是，国际新创企业模型也高度重视网络关系对于新创企业快速知识开发的影响，网络关系在许多研究中都被当作新创企业知识的前因变量(Yli－Renko，Autio和Tontti，2002；Freeman等，2010)。

在知识获取机制方面，国际新创企业模型和国际化过程模型的差异主要有三点：1.在学习内容方面，国际新创企业模型增添了对技术学习与新创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讨论(zahra，Ireland和Hitt，2000)；2.在学习策略方面，国际新创企业的主要学习策略是“探索”式学习(Sharma和Blomstermo，2003)，而国际化过程模型中的主要学习策略是“利用”式学习；3.在学习机制方面，国际新创企业更可能采用从其他人的经验中学习和模仿式学习，而国际化过程模型描述的企业更可能采用从直接经验中学习(Sehwen和Kabst，2009)。尽管存在这些差异，然而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国际新创企业模型并没有否定经验学习在获取市场知识方面的基础性地位。不过，由于新创企业拥有先前经验并因此具备更高水平的吸收能力，所以能够实现更快速的学习。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12-182-04

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化，包含了区域中心城市及其经济腹地重要节点城市的城市群已成为国家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主体，并处于开放的国内外区域经济环境下，其区域竞争力的源泉主要应来自三个层面：第一层的内容是区域中心城市的城市产业升级和城市转型；第二层的内容是区域中心城市与其经济腹地重要节点城市的城市群开展的国内跨行政区域经济合作；第三层的内容是区域中心城市与以国际战略节点城市为代表开展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

这三个层面均为我国重要的改革进程。在第一层进程中，以总部经济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和城市的协同发展程度直接影响区域中心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竞争力。在第二层进程中，区域中心城市的总部经济发展能力与经济腹地重要节点城市的产业发展水平、城市功能专业化分工水平之间的协同发展程度直接影响区域中心城市实现腹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在第三层进程中，区域中心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城市功能专业化水平与对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战略节点城市经济贸易水平的协同发展程度直接影响区域中心城市在国际化合作过程中能否可持续提升竞争力。

三个层面改革进程各成体系，并共同实现提升以区域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区域经济竞争力最终战略目标。因此，梳理三个战略改革层面的相关研究成果，探索研究内容的发展趋势，是研究建立进程间统筹机制、形成三方协同发展格局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城市产业升级以及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发展重要环节和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始终为学术界所广泛关注，已经有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文献发表，笔者采取将CNKI数据库检索核心期刊论文综述与重点论文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文献述评，从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以及区域经济合作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层面的相关研究

1.国内外产业升级理论研究方面。2009年陈羽研究发现关于“产业升级”问题，国内外存在“产业结构调整”和“价值链升级”两种认识和研究思路，而且并未对两者进行区分与对比研究，造成了使用不便以及认识混乱。在回顾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在使用特征、包含内容、理论内核等方面对两种思路进行了对比，归纳出“价值链思路”具有更为国际化、更为全面、经济学内核“内生”型、产业升级难度更大的特点；而“结构思路”则具有在我国使用时间长、范围广、更为宏观的特点。最后指出对于“产业升级”的内涵需要统一认识，即“提高国际分工中的价值获取”，而产业升级的基本对策就是向“研发（技术）”和“品牌（管理）”两端升级{1}。2012年唐晓云在回顾产业升级概念及国内外研究偏好的基础上，对产业升级国内外理论和实践成果，从技术创新和创新政策这两个驱动因素的角度进行了梳理。发现产业升级的国内外理论与实证研究存在以下四点不足{2}：（1）内涵界定缺乏更广泛的基础；（2）在宏观和微观层面缺乏统一研究框架；（3）产业或区域的国内层面和国外相应层面缺乏统一研究框架；（4）对开放条件下产业升级的路径或机理研究仍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相关理论散见于增长理论、国际贸易和投资理论、创新理论中。2013年王海杰从技术、市场、制度、企业家等方面分别归纳了我国产业升级的影响因素，从技术路径、功能路径和区域发展路径等方面总结了我国产业升级的路径，发现当前研究在以下四个方面存在不足{3}：（1）国内大部分研究的微观理论基础不足；（2）对于我国欠发达地区如何避开直接嵌入国家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的锁定、实现区域产业升级问题的研究，目前还比较薄弱；（3）对于在全球价值链中以产业转移的方式推动产业升级问题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其积极的效应方面，对产业转移的成本及产业中存在的如地理、文化等阻碍因素考虑较少，而且缺乏足够的实证支持；（4）对于在全球价值链中作为推进产业升级的企业家的培养及企业家资源的拓展的研究略显单薄。

2.近几年国际产业升级实践经验的总结方面。2010年杨丹辉通过分析印度发展服务外包的模式及其局限性，发现在承接外包的推动下印度利用全球化和信息化释放出的知识资源，带动软件和信息服务等行业快速发展，使印度产业升级突破了“农业工业服务业”的传统线性升级模式{4}。2010年陈羽、邝国良研究发现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面对国际竞争与产业发展的严峻形势，中国台湾对大陆的大规模直接投资形成了产业转移，这为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客观上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及劳动力的产业间转移，资本和高科技密集型产业成长迅速，并导致出口产品结构逐步升级，体现了转向控制价值链、占据高附加值环节的产业升级过程{5}。2013年刘艳艳通过研究洛杉矶工业升级历程发现选择发展具有前瞻性和潜力的新兴行业，并始终把握价值链的最高环节是洛杉矶实现产业优势的核心，而洛杉矶广阔的地域使得其产业选择具有多样性。同时经济行为背后的社会、制度关系也非常重要，洛杉矶宽容多元、创新进取的文化氛围以及有利于企业经营模式和产业结构变革的制度环境，共同帮助其实现地区产业升级{6}。2014年盛朝迅研究发现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经验有两点{7}：一是通过加强技术创新和研发方面的投入、推动关键领域率先突破、鼓励产业向价值链两端延伸等加快创新因素培育；二是通过加速创新型企业培育、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促进创新主体升级。

3.国内外城市转型理论研究方面。唐永伟等人运用文献计量方法，通过CNKI 数据库检索2000―2012年中国城市转型研究的核心论文，从研究文献、研究力量和研究热点等角度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城市转型研究具有以下四个特点{8}：（1）涉及多个学科，尚未形成明显的研究团体；（2）城市经济转型是研究的重要方面；（3）研究呈现出资源型城市转型、城市向可持续发展转型、发达地区城市转型、城市文化转型4个主要研究方向，其中文化转型研究是热点方向；（4）存在重宏观、轻微观，重个案研究、轻体系研究，重描述、轻量化的特点，对转型发展路径和效果的评价较为欠缺。2012年以后，对于城市转型的研究较为全面的是李程骅和黄南。他们从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产业体系以及国际城市经验等四个维度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城市转型的机制与路径{9}{10}{11}{12}{13}。分别提出了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产业体系推动城市转型的“中国路径”，以及国际城市转型的路径对中国的启示。

4.近几年国际城市转型实践经验的总结方面。2008年张贤、张志伟分析了美国纽约和匹兹堡的产业调整过程{14}，提出一些国际经验如重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生产服务业、注重市场与政府协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关联、关心教育科技及其与产业联系、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等值得借鉴。2011年张飞相、陈敬良分析了芝加哥、伦敦、新加坡等许多世界先进城市转型的历程{15}。概括出国外城市转型的四个基本趋势，即创建生态城市，打造智慧城市，建设文化城市，构建集约城市。指出了国外城市经济转型的三种主要模式，即以芝加哥为典型的产业多元化模式，以伦敦为代表的产业升级替代模式，以新加坡为典型的产业高端化模式。2013年唐子来、王兰文从城市转型的背景出发，将转型城市分为全球城市和工业城市两类{16}。通过梳理作为全球城市代表案例的东京、伦敦和纽约，作为工业城市代表案例的曼彻斯特、匹兹堡、多特蒙德和埃森，剖析了两类城市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转型特点。进而分析了案例城市在转型中的功能定位、空间规划和实施策略，并总结了规划在城市转型中的作用。2013年王德、吴德刚和张冠增在总结东京在199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城市发展政策和措施的调整的基础上，提出了产业结构转型、国际化、信息化、老龄化等方面的应对策略{17}。2013年王兰追述了二战以来纽约城市发展转型的动态和规划，诠释了规划在城市转型发展中的作用，并集中分析了2001年后多个规划的战略议题和内容重点，发现纽约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特征明显，多元的规划类型体现和支撑了纽约的城市转型发展。{18}

二、“区域经济合作”层面的相关研究

区域经济合作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环节和形式，始终为学术界所广泛关注，已经有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文献发表。国外相关理论研究比国内早。英国经济学家彼得・罗伯逊1990年按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组织形式对这一理论体系进行了架构，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体系应由自由贸易区理论、关税同盟理论、共同市场理论、经济同盟理论和完全的经济一体化理论构成{19}]。如果以美国经济学家维纳在1950年出版的《关税同盟问题》一书中提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理论之一――关税同盟理论的时间算起，国内比国外晚40年左右。从通过CNKI数据库检索核心期刊综述类文献发表时间来看，最早出现的是袁越兴1998年对于经济全球化相关问题的研究综述，1998年-2001年的研究重心在“经济全球化”，2006年-2008年研究重心转至“区域经济一体化”，2010年以来，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衍生出了“区域经济合作”的理论研究综述和发展趋势判断。

1.国内外区域经济合作理论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对国外相关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地梳理。范兆斌、苏晓艳以动因理论为主线，从次优理论与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动因、新贸易理论与区域市场一体化的新经济学、区域市场一体化与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以及进口替代性政策与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传统理论这四个角度分析和总结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研究脉络及最新进展情况{20}。马林、杨玉文从区域经济合作的层次和理论基础两方面对区域经济合作国内外理论进行了梳理{21}。梁双陆、程小军对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代表性理论：关税同盟理论、自由贸易区理论、共同市场理论、协议性国际分工原理和综合发展战略理论进行了评述{22}。李欣红总结了1990年―2007年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产业区位关系的研究文献，研究发现{23}：（1）传统理论预期优惠贸易协定的成立将根据比较优势来决定产业区位和专业化模式；融合了新贸易理论和传统区位理论的新经济地理学则认为集聚力和分散力的相互作用决定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产业区位。（2）实证分析研究的最多的是欧盟，对南南型合作组织的研究仍然较少。由于采用的数据以及分析方法差别很大以及国家经济千差万别，实证分析的结论有些与理论预期一致，也有与理论大相径庭，甚至矛盾的案例。2010年以后，姚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区域合作的模式、机制、对策、绩效评价、立法等方面对国内外区域经济合作的文献进行了梳理，认为国际文献存在三方面不足{24}：（1）在对区域合作的理论解释方面不尽完善；（2）研究对象以欧盟和北美地区为主，亚洲背景的文献相对少且分散；（3）缺乏对内在经济机制系统而深入的解释。国内文献虽然所论述的角度各有不同，但基本上包含了区域合作的主要方面，总体存在两方面不足：（1）大多数研究对象都是国内较为发达的地区，而对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区域合作有很少的研究；（2）对于区域合作法律健全问题关注较少。和燕杰从流域经济一体化的视角梳理了相关文献{25}，发现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流域的综合管理、规划、生态―经济评估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国内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泛珠江流域经济合作及珠三角经济一体化，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这三个方面。指出合作机制的设计和构建将是流域经济一体化研究的重点和难点。蔡丽、闫华清从竞争性、互补性的角度出发，研究了竞争与互补两种贸易关系对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以及这两种关系下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路径和制度安排，发现对于竞争和互补两种贸易关系的研究都注重制度安排在区域经济合作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26}。但是，其所形成的区域经济合作在模式、路径和机制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涂英柯、司林波、孟卫东从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提出为背景，从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发展的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一体化具有的现实基础与有利条件、空间结构演化以及产业结构等方面对目前我国学界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27}，并指出研究存在相关理论不够系统化、缺乏对公共政策服务平台的构建、对于各级政府间行为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等不足。金泽虎、张红通过对单一型以及混合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演变脉络进行研究，发现混合型区域经济一体化在现有合作组织中逐步形成主导优势，这种现象也在麦克杜尔-肯普模型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中得到验证，逻辑规范分析的结果如出一辙，即混合型经济合作将会成为未来区域经济组织形态的主流发展趋势{28}。陈静雅从价值链视角考察了区域产业升级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在机制，以京津冀城市间的一体化合作为例，分析了其产业发展的现状，并从产业结构、创新能力、经济实力等方面对其产业升级的制约要素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以价值链升级为突破口促进区域经济合作与产业升级的对策思路{29}。黎鹏、杨宏昌、王勇认为应基于区位理论加强跨国区域相关国家及地区之间的沟通协调，以形成一致的思想认识与努力方向，并以区位理论系统指导中国―东盟边境区位合作开发的务实推进，具体措施包括加强通道和口岸建设，加强服务于中国―东盟边境区位合作开发的国际协调机制建设等{30}。

2.国内区域经济合作实践经验总结方面。国内学者以珠三角、长三角、泛北部湾地区以及东北亚地区为研究对象对区域经济合作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汤学兵研究提出{31}，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合作具有四大动力和四大趋势。四大动力分别是政府推动产生的牵引力、市场推动产生的驱动力、资源共享和利益双赢产生的向心力和区域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产生的吸引力。这些动力的综合作用使得我国区域经济合作呈现四大趋势：一是以经济区或经济带为平台，区域合作具有坚实的载体；二是以合作区域的基础设施、创新体系、环境保护、市场体系、社会事业等领域的一体化发展为目标，合作成本不断降低；三是合作双赢或多赢局面日益普遍，合作收益不断增加；四是合作范围日益国际化，使得区域合作的空间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升。丁任重、孔祥杰总结了建国后我国的区域经济合作经过的五个发展阶段： 萌芽阶段、兴起阶段、快速发展阶段、规范化阶段和新的发展阶段以及形成的省（区）际间、省（区）毗邻地区、省（区）内和城市经济协作区等四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类型{32}。指出从目前来看，这些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出现，加强了地区间经济协作关系，扩大了地区间的商贸规模，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但这些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也存在着主体单一、形式单一、功能单一的弊端。胡杰武、张秋生、胡靓根据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企业兼并重组研究中心数据库，对2002―2008年我国企业跨区域并购的情况进行了归集整理{33}，并分析了其对区域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通过跨区域并购，我国的资源型产业存在向资源富集地区转移，加工型企业存在向配套措施完善的经济发达地区转移的迹象。对于第二、三产业来说，各区域跨区域并购的净数量和净金额与区域内对应产业的GDP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跨区域并购具有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和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

3.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实践经验总结方面。国外对区域合作的研究相对比较成熟，对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实证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美国、欧盟、日本等。目前成立的国际区域合作组织较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区、欧盟、亚太经合组织、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国内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从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启动开始，随着亚太经合组织影响日益增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合作日益紧密、一路一带国家战略的提出，区域经济合作正在成为我国学者关注的主要方面。徐奇渊、刘力臻对中国参与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的现状和进展作了系统的回顾和评述{34}。研究发现：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加强有助于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通过市场扩大和贸易创造效应促进区内贸易和投资来加快地区经济发展，中国也可以借助于区域经济一体化来化解参与经济全球化所必然产生的消极影响，从而在增加开放收益的同时强化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沈铭辉研究指出，经过20年的运行，GMS合作机制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是由于其合作主体、合作领域以及合作环境比较复杂且发生了变化，GMS合作机制的未来面临着不确定性。中国需要充分认识GMS合作机制的定位，与亚行取得合作以推动该机制发展{35}。欧建峰在总结跨区域国际经济合作的成因和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中国跨区域国际经济合作应该运用发展重点合作伙伴、发挥“贸易创造效应”避免“贸易转移效应、开拓新贸易合作伙伴以及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这四项策略{36}。张彦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这两种当前亚太地区最新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面对两种不同的合作框架，亚太地区国家对未来经济合作的态度和期望发生了变化。通过对当前亚太地区主要国家（RCEP成员国和美国）的区域合作态度进行研究，提出三种启示{37}：（1）正确认识RCEP与TPP的“竞合关系”，重视研究RCEP与TPP的融合；（2）要重视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和提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水平；（3）要正确处理同RCEP和TPP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争取打造高质量的RCEP。于鹏研究指出，应借鉴各国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有益经验，处理好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系，部署我国的自贸区战略{38}。申现杰、肖金成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新形势出发，分析了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战略意义，并从落实“五通”建设、高标准自由贸易区战略、扩大国际合作的重点领域、优化国内区域开放格局等方面，对“一带一路”战略建设重点进行了相关思考{39}。张庆霖研究指出边境区域经济合作是边境相邻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在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中起到桥头堡的作用，可以更为充分地利用地缘关系和已有合作框架的双重便利，加大要素资源流动和产业对接的力度与效果。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作为一个宏观框架虽然已运行多年，但在更微观层面上的落实亟需寻求新的突破，而边境区域经济合作作为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下沉，显然有助于创新和丰富区域经济合作，使其更加微观与具体{40}。曹永福在分析区域经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的基础上，对TTIP、TPP、RCEP新态势进行了预测{41}。

三、研究趋势展望

已有的相关文献从三个层面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总结角度均已取得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在城市及区域产业升级理论研究方面，存在产业升级的微观理论基础不足、对开放条件下产业升级的路径或机理研究仍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等问题；在国内外城市转型理论研究方面，存在重宏观、轻微观，重个案研究、轻体系研究，重描述、轻量化等问题；在国内外区域经济合作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缺乏对内在经济机制系统而深入的解释、对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区域合作有很少的研究等问题。

因此，后期研究应注重区域中心城市产业升级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关联性，遵循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个案与体系相结合、描述与量化相结合、外在表象与内在机制相结合、局部与整体相结合的原则。具体来讲，第一，在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研究领域未来应侧重于：（1）系统性构建在开放环境下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的微观理论基础以及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建立统一研究框架。（2）在统一研究框架内对区域中心城市产业升级的路径或机理、以产业转移的方式推动产业升级的同时规避价值链锁定等重大问题进行系统分析。第二，在区域经济合作研究领域未来应侧重于：（1）系统性构建开放环境下区域经济合作的微观理论基础以及在国内外区域经济中心城市与其经济腹地层面建立统一研究框架。（2）在统一研究框架内对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在经济机制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第三，在中心城市转型、产业升级与中心城市区域经济合作的统筹研究领域未来应侧重于：（1）实现在开放环境下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的微观理论基础和区域经济合作的微观理论基础以及统一研究框架的关联。（2）在建立了密切关联机制的统一研究框架内，对区域中心城市的产业升级、城市转型问题与开放环境下多层次区域经济合作问题进行多角度关联性研究。

注释：

{1}陈羽，邝国良.“产业升级”的理论内核及研究思路述评[J].改革，2009（10）：85-89

{2}唐晓云.产业升级研究综述[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4）：156-160

{3}王海杰.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我国产业升级问题研究述评[J].经济纵横，2013（6）：113-116

{4}杨丹辉.全球化、服务外包与后起国家产业升级路径的变化：印度的经验及其启示[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4）：166-171

{5}陈羽，邝国良.产业转移如何带动产业升级――台湾的经验[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5）：125-128

{6}刘艳艳.洛杉矶工业产业升级的主要经验及启示[J].世界地理研究，2013（4）：56-64

{7}盛朝迅.发达国家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经验与启示[J].中国经贸导刊，2014（6）：60-61

{8}唐永伟等.2000―2012年中国城市转型研究进展的文献计量分析[J].资源与产业，2014（5）：17-26

{9}李程骅，黄南.服务业推动城市转型的“中国路径”[J].经济学动态，2012（4）：75-81

{10}李程骅，黄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城市转型的路径选择[J].南京社会科学，2014（2）：14-22

{11}李程骅，黄南.新产业体系驱动中国城市转型的机制与路径[J].天津社会科学，2014（2）：82-89

{12}李程骅，黄南.国际城市转型的路径审视及对中国的启示[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2）：41-48

{13}黄南，李程骅.产业发展范式创新、空间形态调整与城市功能变迁―基于现代产业体系的城市转型研究[J].江海学刊，2015（1）：78-84，239

{14}张贤，张志伟.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城市转型――国际经验与启示[J].现代城市研究，2008（8）：83-87

{15}张飞相，陈敬良.国外城市转型的趋势及经验借鉴[J].企业经济，2011（5）：139-141

{16}唐子来，王兰文.城市转型规划与机制：国际经验思考[J].国际城市规划，2013（6）：5-9

{17}王德，吴德刚，张冠增.东京城市转型发展与规划应对[J].国际城市规划，2013（6）：10-16

{18}王兰.纽约城市转型发展与多元规划[J].国际城市规划，2013（12）：23-28

{19}[英]彼得・罗布森.戴炳然译国际经济一体化经济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19-289

{20}范兆斌，苏晓艳.区域经济一体化动因理论研究脉络及进展综述[J].江苏商论，2006（5）：152-154

{21}马林，杨玉文.区域经济合作理论与实践及其对东北区域合作的启示[J].经济问题探索，2007（5）：47-51

{22}梁双陆，程小军.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综述[J].经济问题探索，2007（1）：44-50

{23}李欣红.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产业区位：一个理论和实证综述[J].经济问题探索，2007（12）：31-37

{24}姚燕.区域经济合作研究综述[J].中国集体经济，2010

{25}和燕杰.长江流域经济一体化：文献综述及其引申[J].改革，2012（4）：126-133

{26}蔡丽，闫华清.竞争性、互补性与区域经济合作综述[J].经营与管理，2012（11）：79-81

{27}涂英柯，司林波，孟卫东.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综述[J].商业时代，2013

{28}金泽虎，张红.区域经济合作：混合型是否已成趋势――基于一体化组织形态的模型验证与逻辑分析[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2）：4-7

{29}陈静雅.基于价值链的区域经济合作与产业升级策略探析[J].商业时代，2013

{30}黎鹏，杨宏昌，王勇.区位理论视阈下中国―东盟沿边跨国区域合作开发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14（9）：48-53

{31}汤学兵.我国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动力和发展趋势研究[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33-38

{32}丁任重，孔祥杰.我国区域经济合作：发展与组织转型[J].中国经济问题，2012（3）：42-47

{33}胡杰武，张秋生，胡靓.区域产业整合及经济增长研究――基于跨区域并购视角[J].中国软科学，2012（6）：172-179

{34}徐奇渊，刘力臻.中国参与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文献综述[J].开发研究，2006（1）：51-54

{35}沈铭辉.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复杂的合作机制与中国的角色[J].亚太经济，2012（3）：15-20

{36}欧建峰.跨区域国际经济合作及中国的对策[J].国际经济合作，2013（05）：42-43

{37}张彦.亚太主要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趋势――以TPP和RCEP为例的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2014（8）：80-84

{38}于鹏.主要国家多边和区域经济合作进展及启示[J].宏观经济管理，2014（11）：88-92

{39}申现杰，肖金成.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新形势与我国“一带一路”合作战略[J].宏观经济研究，2014（11）：32-40

{40}张庆霖.次区域经济合作模式的演化：边境区域经济合作――GMS框架下以我国西南边境为例[J].经济问题探索，2014（11）：85-90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3）

 

“新型国际关系”要在

继承基础上顺应时代潮流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国际关系经历了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对抗、冷战后的多极化时期，现在进入到了多极化、全球化、多元化深入发展的新时期。

纵观60多年来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原则，有的已经过时，有的还应继续坚持，同时要赋予新的内容。已经过时的理论、原则和政策有：对苏联“一边倒”政策，打倒帝修反和支持世界革命，“一条线”政策和“三个世界”理论。这些政策和理论都是根据当时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特点确定的，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已经不适用了。

 

但中国一贯坚持的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和理论，理应包含在“新型国际关系”之内。这些政策和理论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争取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争取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支持发展中国家争取合法权益的斗争，和平协商解决地区和国际争端，不结盟、不称霸、不干涉别国内政，共同构建“和谐世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睦邻友好关系，维护世界和平、安全和发展。

 

“新型国际关系”不是凭空而造，而是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这就是中国60多年来一贯坚持和创立有效的国际关系的原则和理论，这是“新型国际关系”的深厚基础。

 

“新型国际关系”的提出，顺应了时代潮流。关于当今的时代潮流，可以归纳为“四化”，即“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其中“多极化”和“全球化”是多年前提出的，现在它们的内涵也有了新的变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是近年来所强调的。

 

冷战结束已20多年，可以分为前10年和后10年两个发展阶段，而现在进入了第三个10年，“国际关系”进入了又一个新的阶段。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形势、中国国内形势，以及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同这种发展变化相适应，“新型国际关系”应运而生。

 

然而，人们的认识往往落后于形势发展。“冷战思维”、“定式思维”依然存在，“中国威胁论”、“国强必霸”及“崛起大国同守成大国必然发生冲突”的成见不断花样翻新地出现。中国主动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意在解惑释疑，破除不符合时代潮流的旧思维，充分发挥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作用，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

 

国际格局多极化向

“多个发展中心”方向演变

冷战结束初期，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试图“单极独霸”世界，以“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作为其国际战略。但世界并未按照美国的意图发展。随着国际力量和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多极化迅速发展，冲击了美国的“单极”思想。特别是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使多极化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展，向着纵深方向前进。

 

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是冷战结束后最具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舞台上，新兴大国正在由新兴经济体逐步演化为一种强大的经济和政治的综合力量，冲击着几个世纪以来统治世界的“西方中心主义”，也由此使多极化深入发展，正在逐步形成“多个发展中心”。“多中心”是件大好事，多极之间相互合作又相互制衡，有利于平衡世界各种力量。

 

经济全球化向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命运共同体”方向发展

20多年来，世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已经改变了旧时的世界经济美欧日三足鼎立的格局。同时，世界经济总量也在全球化推动下迅速增长，特别是2008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六年多时间里，各种经济体的经济都有快速增长，这是难能可贵的。

 

同世界上其他事物一样，经济全球化也有两面性，即积极一面和消极一面。其消极影响表现在，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中仍然占有优势，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和规则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以有利于它们经济发展的原则制订的。经济全球化就是在国际经济这种不平衡、不公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发达国竭力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取自己的利益，同时将经济危机转嫁与发展中国家。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全球化是适应全球生产力的发展而出现的，根据生产力的发展而调整和进行生产配置及分工。它必然带动全球经济的向前发展。从20多年来经济全球化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结果来看，发达国家固然得到了好处，发展中国家顺势而为也有了空前的发展。“金砖四国”就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而催生的。除“金砖五国”之外，韩国、墨西哥、泰国、印尼、澳大利亚，以及非洲许多国家的经济也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迅速发展。

 

2008年始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及随后的欧债危机涉及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新兴大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受到了牵连。因此，人们对经济全球化提出了质疑，“反全球化”的观点和社会运动也活跃了起来。可以说，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对国际金融危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国际金融危机及欧债危机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原因，不应归咎于经济全球化，而且经济全球化也在为克服危机创造条件。国际金融危机的产生，应归咎于30多年来美国推行的“新自由主义”。这种以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金融化为特点的“新自由主义”，将当代资本主义推向“金融帝国主义”的新阶段。在“金融创新”的口号下“虚拟经济”大行其道，动摇了实体经济的基础。

 

经济全球化极大地增强了各国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度，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型经济关系。但是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命运共同体”将是一个远大的目标，有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是一种既合作又竞争、逐渐使合作成为主流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也许是多层面的、先地区后全球的逐渐演化过程。总之，要顺应发展规律，既不能滞后也不能超前。

当前，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需要各国共同努力，通力合作，以“同舟共济”的精神相互协作与相互支持，渡过危机，转变经济结构，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确保全球经济平衡发展，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实现全球经济强劲和可持续发展。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4）

在论文写作逻辑上，以发展为核心，以资源保护和环境保护为前提，按照思想渊源、理论基础和实证分析的脉络构建国际竞争力评价的理论体系。在材料的组织上，从理论、实践与创新等方面进行讨论，研究各要素与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联系，并将理论研究与油田企业的实际相结合。

通过对我国油田企业发展现状的分析，研究了我国油田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挑战及采取的应对措施；论述了国际竞争力理论产生的背景、形成过程、国际竞争力理论的概念、基本内容、基本原则等内容，总结了我国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发展进程；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影响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因素，提出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并提出了提高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思路，对油田企业产品结构进行了分析，研究了提升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能力问题。

在对国际竞争力评价原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框架，明确了各指标间的结构关系，为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综合评价提供了支持。

对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综合评价方法进行了研究，研究了国际竞争力指标权重确定的问题，确定了国际竞争力指标权重的方法，构建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B—P神经网络评价模型，并运用该模型进行了网络训练及检验；运用现场数据对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能力进行了实证分析，为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升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提供了定量依据。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对油田企业进行了经营效率评价方面的研究，采用线性规划模型，将油田企业的产品结构优化过程分解为变量、目标和约束三要素，通过在目标和约束下对变量进行求解，获得了最优的产品结构。

论文最后从资源利用、成本管理、科技运用、人才开发、管理措施等几个方面总结了与国内外差距，提出了提升我国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保障体系。

关键词：国际竞争力，指标体系，B—P神经网络，数据包络分析

创新点摘要

1.对国际竞争力理论、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战略进行了研究，建立了我国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明确了油田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目标、责任和义务，对企业国际竞争力进行了定性描述，把国际竞争力强度分为很强、较强、一般和差四个等级。（见第2、3章）

2．建立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确定了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框架和各指标间的结构关系，并进行了指标的准确定义。将国际竞争力程度分解为整体规模、盈利能力、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市场、经营管理等二级子系统，以及19个三级指标，并通过改进的层次分析法确定了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贡献率。（见第3章）

3．构建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B-P神经网络评价模型，并运用该模型进行了网络训练及检验，实际评价了油田企业综合国际竞争能力。将不同量纲的指标按照效用函数归一成效益型指标，确定了学习速率和动量系数，采用了生成随机数的方法给网络赋予初始值，得到的网络评价输出值与实际评价值吻合，并对选取的国际公司进行了整体排序。（见第4章）

4．运用数据包络分析对油田企业进行经营效率评价方面的研究，采用线性规划模型，将油田企业的产品结构优化过程分解为变量、目标和约束三要素，通过在目标和约束下对变量进行求解，获得了最优的产品结构。（见第4章）

第1章绪论

1.1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竞争和国际竞争力问题已经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之一。现代国际竞争力研究出现在二战后，上世纪80年代初，新技术革命推波助澜，美国的GNP世界占有量下降趋势严重，美国成立了“工业竞争力总统委员会”。1984年欧洲世界经济论坛开始关注竞争力问题。21世纪初，随着国际经济格局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如何提升国际竞争力成为各国研究的重心。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加入WTO后对我国企业的挑战，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我国政府和企业的共识，也是当前企业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选择、一些大公司、大集团已经把战略目标定位在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上，中国企业正面临以国际竞争力为基础的战略转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该国综合国力的体现，从长远的、全局的观点来看，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是否具有竞争力，将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关系到我国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地位。油田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企业，其国际竞争力将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9)06－0077－05　收稿日期：2009－09－30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企业跨越国界寻求新的市场或建立新的生产基地。学术界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并形成了一系列的企业国际化理论。过去，当我们提到国际化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规模庞大的跨国企业利用其资源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理论界也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大型跨国企业上。然而，理论和实践的背离使得上述想法受到了根本的挑战。20世纪80年代末期，全球经济中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国际企业，它在创业的初期或创业很短的时间内就开始涉入国际市场，而且国际化程度相当高。这些企业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展示了一条快速国际化的路径，形成了新创企业国际化这一特殊的现象。它们在建立的早期阶段从多国资源中寻求竞争优势，并在多国进行产品销售，此现象同时发生在很多国家和地区。这些国际化企业通常规模较小，但却能成功地在国际市场上和设立很久的大型公司竞争，其背后必然存在着值得深入探讨的东西。许多文献高度关注并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

以前关于新创企业国际化问题的研究，主要侧重于阐述技术知识、技能、资源、学习、进入模式、新创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机理的特殊性以及新创企业国际扩张的重要性等方面。另外，绝大多数的研究对象几乎都是国外新创企业，尚缺乏对我国新创企业的具体研究。本文针对我国国际新创企业的特点，研究新创企业国际扩张、组织学习与其绩效的关系。研究成果可以为我国新创企业的“走出去”战略提供理论指导，对我国新创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培育竞争优势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二、文献评述与研究假设

1　理论模型

图1概括了本文的研究模型。本文重点研究新创企业国际扩张的两个方面：国际多元化和国际市场进入模式。我们认为，国际多元化和国际市场进人模式可以影响企业的组织学习，组织学习进而影响企业的绩效；进一步，新创企业的国际扩张也会对企业的绩效产生直接的影响。另外，根据以往的研究，国际多元化程度不同，企业也会选择不同的进入模式。

2　新创企业国际扩张与组织学习的关系

(1)国际多元化与组织学习

新创企业国际多元化说明企业逐步依赖国外市场作为增长和提高绩效的手段。Johanson等(1990)的研究表明，企业的国际化实质上是一系列经验学习的过程，国际化进程的主要特征就是通过参与不同国外市场阶段来进行持续性学习。同时，国际经营的多元化可以促进企业的组织学习。企业的国际化促使了组织学习的发展，企业一旦作出国际化经营的决策，为了减少不确定性，通常都会通过出口贸易来获取相关知识和经验，而这显然是一种学习过程。这些观点说明：

假设H1：新创企业的国际多元化对其组织学习存在着正向的影响。

(2)国际化进入模式与组织学习

尽管国际化阶段理论认为企业的国际扩张呈现一种演进模式，但是，一些创业型企业会放弃某些阶段，直接采用较高的控制易和较快的国际化推行速度，而这些交易要求企业与多个国际市场的主体建立密切的联系。新创企业采用较高的进入模式和较快的国际化推行速度，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组织学习的能力。这类进入模式通常要求企业与市场、客户之间保持密切的联系，这就增加了企业接触不同信息来源的机会。同时，较高的国际化控制模式和较快的国际化推行速度，要求新创企业加强与市场、客户的联系，这种密切联系有助于企业的快速学习。由此，我们可以得出：

假设H2：新创企业的国际化进人模式对其组织学习存在着正向的影响。

(3)新创企业国际扩张与国际化绩效

以往的研究表明，从事国际经营的新创企业的绩效通常要比没有从事国际经营的企业更好。Feeser等(1990)发现，增陡幅度较大的新创企业从国际市场获得的收入比增长幅度较小的企业要高。Bloodgood等(1996)指出，企业的国际化强度与其经营收入之间存在着正向的关系。随着企业进入更多的国家，它可以在更广阔的市场方向上运用其技能和产品，从而提高其增长幅度与盈利能力。国际扩张使企业与各个市场的重要客户保持密切的联系，使它们能够较经济地获得关键资源。国际多元化可以使新创企业进入市场网络，并从中受益(Hitt et al，1997；Weerawardena et al。2007)。所以。新创企业选择不同的多元化和国际进入模式，都应对企业的绩效产生积极的作用。由此可得：

假设H3：新创企业的国际多元化对其国际化绩效存在着正向的影响。

假设H4：新创企业的国际化进入模式对其组织学习存在着正向的影响。

(4)新创企业组织学习与国际化绩效

当新创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时候，它虽然会面临不确定性和一定的危机，但这会促使他们加强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特别是由于动态能力的加强和技术的深化，借助国际扩张，新创企业还可以利用自己特有的资源和能力来实现增长和盈利收益。组织学习是一个知识收集的过程，通过知识的收集加工和再吸收，可以促进企业进行创新，还可以促进企业组织结构的优化，从而有利于企业在国际扩张过程中绩效的提高。新创企业的国际化扩张。促进了组织学习，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会促进企业国际化绩效的提高。由此，我们可以得到：

假设H5：新创企业的组织学习对其国际化绩效存在着正向的影响。

(5)新创企业的国际多元化与国际化进入模式

在国际多元化经营的企业一般具有较为全面的知识结构和较为雄厚的技术力量，这种能力会促使这些企业倾向于在国外建立一个新的企业，而不是收购当地的企业。在不同国家的市场中开展业务的企业，要面临各国的市场差异，要应对不同的需求特点、竞争对手、供应商和合伙人。除此之外，通过与当地知识库的互动以及不断面对新的创新系统，国际经营环境的多元化可以帮助企业增强其知识储备。这可以促使企业在国际化经营的时候选择更高的进入模式和更快的速度。国际化多元化程度较高，企业掌握比较多的国外市场知识，在选择较高的进入模式时将面临较小的投资风险。可见，企业国际多元化程度的提高，会使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的不确定性大大降低，企业将倾向于选择较快的国际化进程。

假设H6：新创企业的国际多元化对其国际化进入模式存在着正向的影响。

三、研究方法

1　变量操作性定义与衡量

(1)国际多元化

新创企业国际多元化说明企业逐步依赖国外市场作为增长和提高绩效的手段。本文中是指企业在国外经营的范围。国际多元化主要包括四个组成部分(见图1)。

关于新创企业从事国外经营所在的国家数量的测量，由于涉及商业机密，不可能得到较详细的数据，我们在问卷中采用较模糊的问法，然后得到一个平均数据；国外市场的技术多元化在本文中将参考世界经济论坛(WEF)编制的世界技术报告(06－07)中各个国家的技术分数进行衡量。在问卷中通过提问“目前公司的主要国际化业务集中在哪些国家和地区”，然后将填写的国家技术评分平均化，作为考核技术多元化的指标；文化多元化的衡量参考Hofstede(1993)的国家文化划分法。主要通过问卷评分来调查；地理多元化一般是通过熵标准来衡量的，这个熵标准是根据本国市场以外的国际上市场的收入比例确定的。

(2)国际化进入模式

关于国际化进入模式，本文主要从控制程度和推行速度两个方面进行衡量。控制程度将根据出易、许可协议(包括许可证协议、特许经营、交钥匙工程或管理合同)、合资企业、直接收购当地企业和新建企业的顺序，控制程度从低到高的顺序。推行速度将通过问卷调查，为问卷第二部分6个题项。研究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

(3)组织学习

学者们对组织学习尚未形成共识，而对衡量一个组织或团队组织学习的程度，各研究对组织学习的操作性定义也并不一致。组织学习的操作性定义与衡量，总体上是由研究者依实际研究情境来加以诠释的。其中。由Sinkula等(1997)所发展的量表对组织学习内容的衡量较为完整和全面。本研究采用他们的量表并加以修正，其中包含3个构面。该量表将组织学习视为由学习承诺、分享愿景和开放心智等3个构面所组成。

(4)国际化绩效

Murphy等(1996)将国际化绩效定义为企业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达成特定目标的程度。本研究采用这一定义，并分为两个方面来衡量。第一部分为财务绩效，衡量的是销售增长率、市场占有率、营运净利率、投资回报率、运营成本和产品利润率；第二部分为非财务绩效，衡量的是新产品开发和市场开拓能力。共有8个题项，也是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衡量方法与其他指标一样。

2　研究对象与问卷设计

(1)研究对象

本研究为确保测量工具的效度及信度，国际多元化、国际化进入模式、组织学习和国际化绩效等概念的操作性定义及衡量方法，主要采用国外已发表的学术论文中成熟的量表，同时根据研究内容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做部分适当修改，成为初步的问卷。

本文以我国国际新创企业为研究对象。关于国际新创企业，国际国内都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本文中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实际调研的经验，认为新创企业需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从成立之初6年内，开始进行相关的国际化业务；目前国际化的业务比例至少占公司总业务量的10％以上。

(2)问卷设计

本文根据以上的变量和操作性定义，结合国内外已经成熟的量表，制作出研究的调查问卷。根据研究对象的特性和各地区的经济水平，重点选择四个地区进行调研，分别是河南、广东、江苏和东北地区。主要采用走访、邮寄、电子邮件等方式，共发放各种类型问卷320份，回收142份，其中有效问卷114份。按照结构方程模型的要求，有效记录个数必须达到变量个数的10倍，基本满足条件，因此可以认为本次调查的过程和结果基本满意。

3　结构方程模型的设立

本文采用结构方程建模(SEM)对新创企业国际扩张、组织学习与绩效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对我国新创企业同际扩张、组织学习与绩效关系所建立的结构方程模型包括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两大部分。根据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将各变量分解为潜变量和观测变量，并用不同的符号表示出来，如表1所示。

四、数据分析与解释

1　模型的估计评价

本次调研的行业分布比较分散。通过对企业成立至开始国际化进程的时间进行统计，发现成立3―5年内开始国际化的企业占到54.4％。为了更好地了解有效问卷的基本情况，本部分将对有效样本进行基本的统计分析。包括平均数和标准差等。对于变量的信度检验采用Cronbach α系数值来进行。结果显示，各变量的Cronbach α系数值均大于0.35的最小标准，内部一致性较好。信度可以接受。

本部分在利用SPSS16.0对数据进行简单的处理分析后。将采用AMOS16.0对整个模型进行验证。

利用AMOS16.0对模型Ml(本文的初始模型)进行验证分析与评价。X2/df>5，且GFI小于0.9，所以模型MI拟合得不太好，需要对模型M1进行修正。

2　模型的修正

本文通过对模型Ml的修正指数(Modification Index)进行研究，发现e8和e10的修正指数最大，两者可能具有一定的关联度。e8表示Y12(分享愿景)的残差，e10是Y22(非财务绩效)的残差。分享愿景指的是组织中的主管会将公司未来发展的愿景与员工互相分享，而非财务绩效主要包括新产品开发和市场开拓能力。从理论上可以发现，如果主管不太愿意跟下属进行沟通，那么员工很难会对市场开拓和新产品开发等方面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因此，e8和e10具有某种相关性。

对模型M1进行修正以后，得到模型M2。计算表明，国际化绩效与组织学习(p>0.05)的回归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模型中潜变量组织学习对潜变量国际化绩效的路径系数与零没有显著的差异。这说明对于采集的有效样本数据，这两个潜变量间的影响关系并不存在。因此，应继续修正模型M2，删除组织学习与国际化绩效的路径，得到修正模型M3。可以看出，模型的X2/df=3.992

前面路径系数(或因子载荷)没有经过标准化，称作非标准化系数。非标准化系数存在依赖于有关变量的测量单位，在比较路径系数(或因子载荷)无法直接使用，采用标准化系数，可以直接比较不同系数作用的大小。由此，给出最终修正模型M3的标准化系数表和标准化整体结构图(图2)。

3　研究假设检验情况

通过图2可以看到各个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各个路径系数达到了显著的水平，由此可知假设H1，H2，H3，H4，H6都获得了证实。由于在模型M2中组织学习对国际化绩效影响的路径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由此在本文模型中可以认为组织学习对国际化绩效没有影响。最终修正模型M3删除了两者的联系，重新计算各个变量的影响关系，且各个拟合指标符合预先设定的要求，因此模型M3符合要求。

表2给出了本文中各个假设的检验情况。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对新创企业国际扩张、组织学习与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的研究，主要结论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　我国国际新创企业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且发展迅速。通过大量的问卷调研，发现国际新创企业分布范围很广，大多在成立3～5年内就开始了国际化经营，且国际化销售比率多数超过总业务量的10％。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快速提高，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且现代化的信息沟通技术日新月异，这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创企业国际化的进程。此外，调查过程中还发现，很多国际新创企业的创始人都有一定的国际化经营经验。改革开放后几十年，许多原来国有外贸企业或外贸部门的员工纷纷下海创业，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国际新创企业的发展。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6）

中非合作论坛自2000年成立以来，已成为新时期中国与非洲开展集体对话和务实合作的重要机制，有力推动了中非合作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全面发展。特别是2006年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暨第三届部长级会议，确立了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中非关系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角度透视】

一、从经济生活角度看

1.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机遇。科学技术和社会分工的发展使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国际合作日益加强。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机遇，中非建立和发展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有利于中非抓住机遇、共同发展、共同提高，以增强各自的能力。

2.对外开放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面向世界。坚持对外开放，加强中非经济合作，有利于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赢得良好的国际环境，有利于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有利于提高我国开放型经济的水平，有利于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3.对外贸易具有重大的发展作用。中非在旅游、金融、电信等领域的合作，有利于互通有无、调剂余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节约社会劳动，提高经济效益；有利于技术的交流，增强双方的经济实力。我国的对外贸易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中非经济合作正是本着互利共赢的精神，以造福双方人民为根本目的的。

二、从政治生活角度看

1.国家利益是国家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国家之间出现分离聚合、亲疏冷热的复杂关系是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缘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国家利益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权益，维护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是国家合作的基础。中国和非洲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在新的形势下，中非的共同利益在增加，合作的潜力在扩大，全面深化中非友好合作关系是中国的长期战略选择，也是新世纪中非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的必由之路。

2.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和平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和平是发展的前提条件，发展经济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基础，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消除世界不稳定因素，世界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力量的壮大。中非建立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正符合当今时代主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中国和非洲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

3.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团结与合作，是我国发展对外关系的基本立足点。我国的国家性质和国家利益决定了我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是中国外交的基石。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进程中，中国将始终同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这正是我国外交政策基本立足点的体现。

三、从文化生活角度看

1.尊重文化多样性。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不同民族文化相互交融。我们对待文化多样性的正确态度是：既要认同本民族文化，又要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的繁荣进步。尊重文化多样性，既是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世界文化繁荣的必然要求。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在文化上要坚持交流互鉴，正体现了这一点。

2.文化交流的过程，就是文化传播的过程。文化传播可以通过商业贸易、人口迁徙和教育等方式进行。商业贸易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中非经济贸易往来，不仅可以通过商品交换将商品中蕴含的丰富文化加以交流，而且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程交流文化。教育是文化传播的又一重要途径。各国之间互派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则是一种更为直接的文化传播方式。

3.加强中非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意义。中非在文化上互学互鉴、互相交流，既有利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非洲，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提高国家软实力，也有利于非洲各国优秀文化来中国传播。中非文化交流还有利于我国吸收、借鉴非洲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促进我国文化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加强中非两大文明多层次、多形式交流互动，更有利于为中非合作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持，使中非友好更加深入人心。

4.文化创新必须面向世界、博采众长。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借鉴与融合，既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文化创新必然要经历的过程。文化的交流、借鉴和融合，是学习和吸收各民族优秀文化成果以发展本民族文化的过程；是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相互借鉴以“取长补短”的过程；是在文化交流、借鉴的基础上，推出融汇多种文化特质的新文化的过程。中非在文化上的平等交流、相互借鉴，有利于推动中非文化创新、促进世界文化的繁荣发展。

四、从生活与哲学角度看

1.物质决定意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旋律，但全球仍面临着发展不均衡、南北差距加大的严峻挑战。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作为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共同利益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中国和非洲都面临发展经济的新任务，都希望建立平等、互利、共赢的新型经济伙伴关系。这体现了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法论。

2.联系是事物之间和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在普遍联系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事物孤立地存在，整个世界就是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这就要求我们坚持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封闭的状态下求发展。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可以加强中非各方面经验的交流和借鉴，使中非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增强各自自我发展能力。

3.矛盾的普遍性原理要求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两点论。当前中非关系发展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比以往更加复杂的局面。这体现了一分为二的观点。要促进中非关系更好更快发展，就必须既重视经贸等领域务实合作，又重视非方关切的和平安全事务合作；既重视拉紧现实利益纽带，又重视双方心与心的沟通；既重视发展官方交往，又重视推进民间交流；既重视合作量的积累，又重视合作质的提升，这些都体现了两点论。

4.事物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事物发展的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而事物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在新中国与非洲国家开启外交关系的56年来，尽管国际风云不断变幻，中非各自情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但中非友好经受住了岁月的考验，得到了不断巩固和发展。尽管前进道路并不平坦，但我们对中非友好合作前景充满信心。

5.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随着实践的发展，我们对中非关系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体现了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

【思维演练】

1.自2006年中非共同决定建立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中国对非贸易规模不断扩大。2011年中非贸易额达到1　663亿美元，比2006年增加2倍。下列关于中非贸易增长的观点中，不正确的是　（　）

A.中非经济的互补性，促进了双方贸易的增长

B.中非贸易增长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C.在中非贸易发展中，我国要最大限度地追求顺差

D.发展中非贸易符合中非双方利益

2.中国历届政府和领导人都十分重视中非关系，这说明　（　）

A.促进世界发展是我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

B.中国与非洲国家有广泛的共同利益

C.国家领导人的态度也是决定国际关系的因素

D.中国与非洲国家没有利益分歧

3.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在国际关系中，第三世界国家历来是中国团结与合作的对象，因为　（　）

①第三世界是国际社会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②团结第三世界符合中国国家利益　③合作是第三世界共同发展的必由之路　④第三世界国家在南北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

A.①②④　B.①③④　C.①②③　D.②③④

4.中非建立“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有利于　（　）

①中国和非洲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②促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真诚团结合作　③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④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发挥发展中国家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

A.①②④　B.①③④　C.①②③　D.②③④

5.要开创中非“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新局面，中非就应该　（　）

①增强政治互信　②拓展务实合作　③扩大人文交流　④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　⑤加强合作论坛建设

A.①②③　B.①③④⑤

C.①②④⑤　D.①②③④⑤

6.《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同非洲国家及其地区组织建立和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我国在对外关系中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因为　（　）

①国家是国家的生命和灵魂　②国家是不能分割的　③国家具有对内最高性的特征　④国家应承担不干涉他国内政的义务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7.中非合作论坛是中国与非洲友好国家间集体对话与合作新的平台，是促进“南南合作”的有效机制。这表明　（　）

A.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结盟有利于促进我国的发展

B.共同的国家间利益是国家间合作的基础

C.坚持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交往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D.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我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

8.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建设6年来，中非双方合作在22个非洲国家设立了29所孔子学院或孔子课堂。作为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为目的的非营利性公益机构，孔子学院或孔子课堂满足了所在国学习汉语的需求，逐渐成为非洲国家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桥梁。此举　（　）

A.表明中非文化已趋向一致，没有差别

B.是积极进行文化方面国际合作的表现

C.说明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兼收并蓄

D.不利于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性

9.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非洲发展和谐的友好合作关系，必将为建设和谐世界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这表明　（　）

①只要中非和谐，世界就能和谐　②世界要实现和谐发展，离不开中非关系的和谐发展　③部分的性能状态及其变化会影响到整体的性能状态及其变化　④中非关系的和谐发展，必将为世界的和谐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10.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非洲有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自然和人力资源丰富，市场广阔，发展潜力巨大，但因长期的殖民掠夺和局部冲突，经济仍比较落后，缺乏发展的资金、技术和经验。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规模和实力有了显著增长，拥有各个阶梯层次的适用技术和设备以及30多年来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但同时也面临着资源短缺、国内市场竞争加剧等新的问题。由此可见，中非经济合作是一种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关系。

材料二　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确立了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中非关系新的历史征程。2012年7月19日，国家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讲话指出，开创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新局面，中非应该：增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密切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和配合，加强合作论坛建设。

材料三　近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援非行动说三道四，不仅政府官员，而且不少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都在炮制“中国”，散布这样一种言论：在争夺非洲资源的斗争中，中国已呈咄咄逼人之势。他们极力宣扬，中国同非洲国家发展关系就是为了石油，为了攫取非洲的能源，说什么中国这是在搞“新殖民主义”，称中国是在“剥削非洲”。

（1）结合材料一，从经济生活的角度分析中非加强经济合作的重要性。

（2）材料二中的中非建立和发展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是如何体现我国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主张的？

（3）联系材料三并结合实际，对西方所谓中国对非洲搞“新殖民主义”的舆论进行批驳。

【参考答案】

1.C　2.B　3.C　4.B　5.D　6.C　7.C　8.B　9.B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d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4-0032-38

外交政策研究在西方被称为外交政策分析或外交决策学，研究决策者与所处环境之间在不同层次上的互动过程和互动内容。在传统的外交政策研究中，一些学者通过描述和解释各国的外交政策来分析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化，研究决定外交政策的国家间实力对比、国际规范，使外交政策学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些学者大量使用比较政治研究方法，关注外交政策本身如何形成，因而外交政策学一度被称为比较外交政策学。在交叉学科兴起的背景下，外交政策学作为国际关系学科和比较政治学科的有机结合点，在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上需要全新的解析和建构。本文旨在梳理外交政策研究的发展脉络，并尝试在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方向上对其未来发展作一粗浅说明。

一、外交政策学的发展脉络

外交政策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形成于二战以后，受当时政治学学科中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迅速发展的影响，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分别为“外交决策论”、“比较外交政策论”和“外交政策环境论”。

1.外交决策论

1954年，施耐德（richard snyder）、布鲁克（henry bruck）和萨宾（burton sapin）发表《决策：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个路径》一文，文中提出“国家即决策者”，开启了外交政策学的第一条研究路径“外交决策论”，主张在国家层面研究外交政策，将国内政治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1970年以后，外交决策论逐渐发展出两大分支，一派认为外交政策是国内各种政治组织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另一派认为外交决策是国内特定决策集团内部相互作用的结果。

前一派的代表人物首推埃里森（grahamallison）。在1971年出版的《决策的本质：解释古巴导弹危机》一书中，埃里森分别用理性决策模型、组织过程模型和政府政治模型对肯尼迪政府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决策进行了分析，他对组织过程模型和政府政治模型的分析都强调了外交决策过程与国内各种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使外交决策变为一个受政治组织规则支配并被政治组织之间的权力斗争所左右的过程。此后，他进一步将组织过程模型发展为组织行为模型，将政府政治模型发展为官僚政治模型，将外交决策看作是一个各种政府组织和官僚之间讨价还价的过程。此外，纽斯塔特（richard neustadt）和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等学者也对外交决策过程中的政治组织进行了研究，为该学术派别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后一派的代表人物为詹尼斯（irving janis）。1972年，詹尼斯出版《群体思维造成的牺牲》一书，对美国政府在珍珠港事件、猪湾事件、水门事件、马歇尔计划、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扩大事件和朝鲜战争扩大事件中的决策过程展开了分析，认为外交决策是政府内部小集团的行为，一旦决策集团具有高度凝聚力，就很容易为维护群体内部的团结一致和行动一致而陷入群体思维，从而导致决策惨败。为了说明决策集团在何种情况下会陷入群体思维，詹尼斯提出了一个包括一系列变量在内的单线因果关系模型。此后，外交决策中的小集团现象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赫尔曼（margaret herman）和彼得森（randall peterson）等人都相继采用案例研究和实验研究方法对此进行了后续研究，决策集团中的领导能力变量、权力结构变量、群体发展阶段变量、群体构成原则变量都被看作是影响决策质量的重要因素而加以研究。

2.比较外交政策论

1966年，罗西瑙（james rosenau）发表《预理论与外交政策》一文，认为外交政策理论应运用政策科学和系统的研究方法，开发出适用广泛的一般理论，开启了

外交政策学的第二条研究路径，即“比较外交政策论”。比较外交政策研究试图发掘出适合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外交政策一般理论，强调理论的系统性、跨国性和多层次性。其研究侧重两个方面：外交模型的构建和外交行为数据库的构建。

比较外交政策论的模型构建，是开发外交政策一般理论的第一步，也是建立研究假设的过程。同比较政治学一样，比较外交政策的模型构建也深受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结构一功能”（structurn-funcfional）模型和伊斯顿（david easton）“投入一产出”（input-output）模型的影响，广泛运用了体系、结构、功能等概念，甚至有一些分析模式直接来自比较政治理论。如罗西瑙的链接政治模型（linkage politics model）就认为影响外交政策有五个投入因素，即外部因素、国内社会因素、政府结构因素、决策者的角色因素和决策者的个人因素，这些投入因素以大小、发达程度和开放性为标准划分为的不同国家类型依次以不同的顺序对外交决策产生影响。继罗西瑙之后，布雷彻、威肯费尔德和莫斯着手研究国际纷争和外交危机的关系，先后整理出《国际危机手册》和《外交政策危机手册》，囊括了1929年到1979年在全球278个国家发生的627件外交危机事件，从危机状况、关联国家、引发危机的势力、危机的程度、纷争的程度、超级大国和国际机构介入的程度等方面收集整理了相关数据，为比较研究的展开提供了资料。 而外交行为数据库的构建则为检验外交政策一般理论提供了依据。除布雷彻、威肯费尔德和莫斯在外交危机数据库和鲁梅尔在国家特征数据库上的贡献外，麦克利兰（charles mcclelland）主导的世界事件相互关系调查数据库、阿扎（edward azar）主导的冲突与和平数据库、赫尔曼（chades hermann）等人主导的各国事件比较研究数据库、泰勒（charles taylor）和乔迪斯（david jodice）主导的世界政治和社会指标数据库都为比较外交政策研究的科学化作出了贡献。数据库的盛行，导致外交政策研究主要运用调查统计方法。然而，各式各样的调查统计方法并没有促进外交政策一般理论的诞生，反而使研究陷入了纷杂的数据之中，原本明晰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看似复杂的研究却只得出了一些常识性结论，这使比较外交政策的研究在1980年代进入了反省时期，期待在研究方法上得到新的突破。梅斯基塔（b，buenode mesquita）引入的期望效用理论（expected utility theory）和博弈理论在外交决策方面的发展，是比较外交政策研究的新发展。

3.外交政策环境论

1956年，斯普劳特夫妇（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出版了《国际政治语境下的人与环境关系的假设》一书，开启了外交政策学的第三条研究路径，即“外交政策环境论”。外交政策环境论将研究比喻为开启决策的“黑匣子”（black-box），把重心放在对决策者个人心理认知过程的研究上，认为影响外交决策的各种客观环境因素必须通过决策者的主观环境（即认知过程）才能对决策结果产生实际性的作用，不被决策者主观认知的客观决策因素对决策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根据影响决策者主观认知因素的类型，外交环境论可以分为国际、国内和个人三个层面。

从国际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强调国家之间的相互印象对决策者的影响，决策者的认知来自相对国家的行为特征。唐肯（george duncan）和西沃森（randolph siverson）是该领域的拓荒者，贝利（william berry）、约翰（freeman john）和乔布（brian job）利用马尔科夫链（markov chain）开发出了对国家层面认知的测量方法，认为国家之间过去的合作或敌对行为直接影响今后决策者在相关外交决策中的认知，其认知类型包括对冲突敏感的认知、对冲突迟钝的认知、封闭型认知和开放型认知四种。

从国内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认为国家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历史文化对决策者的认知产生重要影响。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和麦克迪斯（roy macridis）将政府类型分为民主政权、独裁政权、共产主义政权、民主社会主义政权等类型，认为不同的政府类型有不同的外交选择。奈（joseph nye）的“软实力”概念和古里恩（edmund gullion）的“公共外交”概念，均强调文化、教育机构和媒体等多种主体在外交决策中的参与。

从个人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主张成长环境、教育背景、价值观等因素影响决策者的认知，特别是在集权政治体系和

机状况下，决策者的个人因素在决策中至关重要。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有赫尔曼（margaret hermann），其研究将领导人的个性与外交决策联系在一起。此外，霍尔斯蒂（ole holsfi）还研究了领导人的信念体系与国家印象之间的关系，巴伯（james barber）和乔治（alexander george）等人还对决策者的领导类型进行了分类。

二、外交政策学的研究视角

在外交政策学的研究路径中，既可以看到比较政治学中对国内结构因素的分析，又可以看到国际关系中对国际体系因素的分析，具有明显的交叉性。这种交叉性使外交政策学以国家为界分为两大研究层次：国内结构层次和国际体系层次；三大研究视角：国内政治视角、国际政治视角、国内——国际政治视角。

1.国内政治视角

以权力和利益为基础展开研究的现实主义学派认为，最理想的外交政策是不受国内其他政治因素影响，完全为国家利益最大化服务的外交政策。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国内政治结构就成为了外交政策研究的重要因素。因为，根据国内政治结构的不同，国家利益的定义也不同，国家利益在外交政策中的反映程度也不同。国内政治结构的分析，一方面从政治体制人手，一方面从政治行为体人手。

政治体制是比较政治学中常用的一个概念，由政府组织、政治人、市民团体和一般市民共同构成。在伊斯顿的影响下，政治体制的研究主要围绕“投入”、“产出”、“需要”、“支持”和“反馈”之间的关系展开。在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同样的“投入”经过不同的政治体制会“产出”不同的外交政策，不同的政治体制不仅有不同的外交“需要”，而且面临不同的国内“支持”状况。这样，找出政治体制中影响外交决策不同的因素，再以这些因素的变化为标准将政治体制加以分类，就成为研究政治体制与外交政策关系的首要任务。这类研究将注意力放在政府结构、议会结构及政府与议会之间的关系上，关注政府首脑的合法性和权限大小、政府与议会关系、议会中的政党关系、政权交替时的连贯性等具体因素。从政治体制人手来分析外交政策，使外交决策成为了国内政治研究的一部分，虽然可以将国内决策理论成果运用到外交政策分析中，但是却很难找出一般决策和外交决策之间的差异性。

政治行为体的研究是指，将国内政治行为体分类后，选择并研究特定行为体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前文中提到的群体思维模型就是研究决策小集团与外交政治之间的关系。另外还有以国家元首为中心的首脑与外交研究，以经济组织为中心的利益集团与外交研究，以新闻媒体为中心的媒体与外交研究等等。这些研究，在方法上都超越了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广泛引入了社会学、法学、新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

以上这些研究都把原因变量的范围限制在国内，忽视了国际体系与外交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被国际关系学者认为还没有从政治学中脱离出来，对构建独立的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意义不大。 2.国际政治视角

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行动虽然依托国内实力，但这种实力必须放在国际关系体系中加以审视，是相对实力而不是绝对实力决定着国家的行动样式。换句话说，是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影响国家行动。根据这样的思路，外交政策研究开始分析国际体系因素的作用，除比较外交政策论的类似倾向外，还有一些国际政治学者开始关注国际体系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华尔兹（kennethwaltz）、温特（alexanderwendt）、佐兹曼（johnzysman）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

华尔兹将国家看作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的单一的、不可分割的行为体。以小到追求本国的生存，大到称霸世界为目标；对内增加自身实力，对外强化本国同盟并弱化他国同盟。在这样的理论假设下，华尔兹预见了战争的不可避免、实力均衡的形成和维持、两极体系的稳定性等等。温特认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是变化的，存在霍布斯、洛克和康德三种状态，在不同的文化状态下国家会作出不同的对外行动选择。佐兹曼联合善德海尔兹（wayne sandhiltz）、宝儒斯（michael borrus）等人研究经济外交政策，他们认为国际体系已经从无政府状态转变为相互依存状态，传统的军事、政治外交应该让位给经济外交；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多边经济关系、地区经济合作程度、经济摩擦和冲突的大小影响着国家的外交政策。另外，主张霸权稳定论的学者认为，霸权国家为了维持霸权地位而在全球推行

自由经济体系。研究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问题的依附理论学者认为，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公正的国际体系是阻碍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

单纯从国际体系来研究外交政策的理论，基本都处于框架和假设阶段，在理论发展和证明方面始终踏步不前，被认为仅从国际体系层面无法充分解释和预测外交政策的变化，国内体系和国际体系的统合势在必行。

3.国内——国际政治视角

虽然，外交政策学的发展需要国内结构分析方法和国际体系分析方法的结合，但如何结合学者们并未达成共识。一些学者侧重从国际体系层面研究外交政策，认为国内结构只是国际体系的中介变量，国际体系通过国内结构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基欧汉（robert keohane）认为在综合考虑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因素时，国际体系因素应该总是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国际体系因素绝对不仅仅是对国内结构因素的补充。而那些侧重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研究外交政策的学者，并不赞同国内结构只是国际体系的中介变量的看法，认为国内结构变量不受国际体系限制单独发生作用的情况时有发生。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就认为像侵略、占领这样的国家行为很多时候并不是国际体系在国内结构上的简单反映，需要将国际体系和国内结构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加以考虑。侧重从相互依存的角度来研究外交政策的学者，认为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因素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使国内因素也通过各种国际势力变得相互依存起来，以国家为界线的研究方法已经变得过时。安德森（perry anderson）、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学者认为，早在400多年前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的相互依存在欧洲就早已出现，尤其是在战争和对外贸易中。15、16世纪的国际贸易引发了一些主要都市的兴衰和国家地位的改变，甚至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建立和世界格局的变化。

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研究的结合克服了外交政策分析层面的单一性，但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在结合的过程中应该选择哪些国内结构因素与国际体系因素。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就造成了分析因素选择上的随意性。

三、外交政策学在交叉研究中的未来

正如外交政策分析学者所说：“尽管政治学的任何分支都不是完全独立的，但外交政策学的特殊性却在于它既研究国内也研究国际，从个人到国家，再到（国际）体系层次都进行分析，并努力将所有这些方面结合起来”。因而，外交政策学的发展，有赖于国际关系理论、比较政治学（区域和国别研究）乃至政策科学的结合。这种交叉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考虑。

第一，就外交决策论来讲，可以将国际协商和国际组织中的多国互动内容纳入研究范围。在全球化时代，许多外交决策都不再仅由国家内部的政治人和组织决定，而是多个行为体跨国讨价还价的过程。普特南（robert putnam）将国际协商中外交决策的产生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国际协商中各国代表之间的谈判过程，第二阶段是使谈判结果得到国内相关机构批准的过程。作为可以在第二阶段得到国内批准的谈判方案的集合，“赢集”的大小在各谈判阶段发挥的作用不同，而决定其大小的因素则包括国内制度、国内政治集团的偏好和国际谈判的战略。这种双层博弈理论对于研究外交政策中的多国互动是个有益的贡献，但国际体系的诸多因素（如谈判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国际规则和惯例）在国际协商中的作用还有待研究，这些国际体系因素如何与国内决策行为体相连接也有待探索。

第二，就比较外交政策论来讲，在目前还不能建立起囊括各种国内外因素并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一般理论的情况下，在国际组织或地区一体化问题上将国内外因素与外交政策结合起来研究不失为一种方法。国际组织是现代国家外交政策的产物，没有国家的主权让渡和相互合作就不会有国际组织。国际组织产生后同时也成为各国外交征战的场所。国家通过讨论、投票、决议等形式进行外交活动，这些外交活动与国内议会政治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国际组织中的外交行动直接受国际组织的体系因素和国内结构因素的共同影响。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行为不仅影响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而且影响国际体系。不同的国际组织、地区体系，其地位性质、一体化道路和各国的外交政策各不相同，必须结合国内国际因素加以研究。

第三，就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结合研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F276.44；F273.7文献标识码A

1引言

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力对于推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波特（Porter）的“钻石模型”为产业竞争力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分析框架.国外学者的产业竞争力模型有很多是在“钻石模型”基础上进行的改进，如Dunning（1993）的超国家钻石模型[1]，Cartwright（1993）的多因素模型[2]，以及Rugman和Verbeke（1993）的双重钻石模型等[3].国内对钻石模型改进较为成功的是芮明杰（2006）的“新钻石模型”[4]，这一模型的特点是加入了知识吸收与创新能力.

国内学者从多个角度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进行了评价.陈文锋和刘薇（2016）从产业导向性、产业带动性、产业市场化、产业创新型、产业效益型等一级指标出发，构建了评价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质量的指标体系[5].王亚男、王宏起和李永华（2016）从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等一级指标出发，构建了评价战略性人力资源生态系统的指标体系[6].方芳（2015）从财务运营能力、学习创新能力、战略引导能力、履行社会责任能力等一级指标出发，构建了评价战略性新兴产业中节能环保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指标体系[7].张少杰和林红（2016）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经济环境、科技环境、人文环境、基础条件等一级指标出发，构建了评价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指标体系[8].陶金国等（2015）从产业投入能力、产业产出能力、技术创新能力、产业成长潜力、产业政策环境等一级指标出发，构建了评价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指标体系[9].王相平（2014）从技术能力、市场能力、创新文化等一级指标出发，构建了评价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开放式创新能力的指标体系[10].谭蓉娟（2012）从内生潜变量和外生潜变量等一级指标出发，构建了评价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的指标体系[11].肖艳（2012）从战略性、新兴性、成长性和关联性等一级指标出发，构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评价指标体系[12].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评价做了很多有价值的工作，因为数据的可获得性等原因，几乎没有人用“新钻石模型”来评价国际竞争力.本文在“钻石模型”基础上引入了国际化的两大核心要素――知识吸收与创新能力，利用《中国高技术产业年鉴》与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中的数据，建立出一套可量化且较完整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5个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评价.

2研究设计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要提高知识吸收与创新能力，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体系，并在全球产业链中谋求更好位置，进而取得较高的产业国际竞争力[13].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内涵与“新钻石模型”十分契合.因此本文用芮明杰（2006）的“新钻石模型”作为指标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新钻石模型”的理论框架虽完善，但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在数据的获得与处理上会相对困难，因此本文对指标体系进行了一定改进[14-17].以产业环境、产业支撑、产业创新三者楦伲将生产要素与需求条件归纳为产业环境.将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微调为产业支撑与企业支撑，与政府作用一起并入产业支撑.将知识吸收与创新能力微调为产业创新.

本文将产业环境、产业支撑、产业创新等3个因素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一级指标.因为“机会”不易量化，因此剔除“机会”这一因素.然后在一级指标下构建了二级指标，最后选择了35个可以量化的三级指标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3评价过程及结果分析

本文选取《中国高技术产业年鉴》和CSMAR数据库中2005～2014年10年的数据，分产业进行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用SPSS软件对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利用ZScore标准化方法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将标准化后的各指标取相关性检验，根据其相关系数矩阵（50×35的矩阵，数据表略），发现变量间存在比较显著的相关性.KMO检验值为0.795，说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Sig值为0，也说明了进行因子分析的可行性[15，17，18].

3.1因子提取

3.2公因子修正

由因子成份矩阵（表略）可以发现，第一个因子与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企业办研发人员：机构人员、企业办研发机构：机构数、专利申请数、R&D人员、资产总计、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出货值等25个指标相关系数较高.这25个指标从产业创新的初始投入到过程控制，再到创新产出，是一个相对完整的过程，因此将第1个因子命名为产业创新因子.第2个因子与资产负债率、销售利润率、成本费用利润率、项目建成投产率等4个指标相关系数较高.这4个指标从企业的经营活动能力、盈利能力以及经营效果给出了竞争力解释，因此将第2个因子命名为产业经营与盈利因子.第3个因子与资产总计/企业数、资产周转率、流动资产/资产总额、R&D内部支出中政府资金、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等5个指标相关系数较高.这5个指标与产业的自身资产及政府作用有关，因此将第3个因子命名为产业环境因子.第4个因子与劳动生产率这一指标相关，但其方差解释率达到了5%，也不可完全忽视.这个指标与产业的效率息息相关，因此将第4个因子命名为产业效率因子.

因此，修正后的公因子分别为：产业创新因子、产业经营与盈利因子、产业环境因子、产业效率因子.这与文中建立的指标体系对应度还是相对较高的，4个因子也是分别从产业外部环境、产业自身能力效率与产业创新能力等方面解释国际竞争力的大小.可以看到，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方差贡献率最大的正好是产业创新因子[20，21].可以说，创新能力抓住了国际竞争力的核心.

3.3因子得分与综合得分

本文将35个三级指标按升序编号：Z1，Z2，…，Z35，分别代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企业办研发人员：机构人员，…，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每个产业在不同因子上的得分分别设为S1，S2，S3，S4.

那么，医药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在第1个因子上的得分为：

S1=0.044×Z1+0.045×Z2-0.018×Z3+

…+0.010×Z35. （1）

同理，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在第3个因子上的得分为：

S3=-0.030×Z1+0.008×Z2+×0.140×Z3+

…-0.148×Z35.（2）

可以此类推.进一步可以得到综合得分（加权求和）[15，22]，权重为方差贡献率：0.610、0.135、0.121、0.055，这样可得各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力综合得分：

S=0.610×S1+0.135×S2+0.121×S3+

0.055×S4. （3）

根据得分就可以进行国际竞争力综合排名.

3.4评价结果及分析

综合评价：从五大产业国际竞争力及增长趋势来看，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竞争力最强，且一直保持高效的发展趋势；医药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也相对较高，且一直保持着稳步增长；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和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表现较为一般；航天航空器及设备制造业竞争力相对较弱，不过随着国家政策扶持与其产业效率的大幅增长，也许在未来会成为极具国际竞争力的行业.

4结论

本文以芮明杰的 “新钻石模型”为理论基础，根据数据可获得性等问题对理论模型进行调整，从产业环境、产业支撑和产业创新等3个维度构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评价结果显示，近年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但最为重要的产业创新能力还处在相对低位；而且，战略性新兴产业经营能力与盈利能力、产业环境、产业效率等指标的发展水平也有待提升.为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力，需要从2个方面努力.首先，政府应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改善产业内外部环境，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均衡发展，尤其要进一步提升航天航空器及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以及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其次，战略性新兴产业要进一步提升技术吸收能力与创新能力，实现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升级与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参考文献

[1]Dunning J H. Internationalizing porter’s diamond[J].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1993， 33（2）： 7-15.

[2]Cartwright W R.Multiple linked diamond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exportdependent industries the new zealand experience[J].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1993，33（2）：55-70.

[3]Rugman A M， Verbeke A. Foreign subsidiaries and multinational strategic management：an extension and correction of porter’s single diamond framework[J].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1993， 33（2）： 71-84.

[4]芮明杰. 产业竞争力的“新钻石模型”[J]. 社会科学， 2006，28（4）：68-73.

[5]陈文锋，刘薇. 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 统计与决策，2016，32（2）：29-33.

[6]王亚男，王宏起，李永华. 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人力资源生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设计[J]. 统计与Q策，2016，32（13）：33-37.

[7]方芳. 战略性新兴产业业绩评价指标体系设置以节能环保产业为例[J]. 财会月刊，2015，36（23）：60-63.

[8]张少杰，林红. “金砖五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评价与比较研究[J]. 中国软科学，2016，31（1）：154-164.

[9]陶金国，王雪，乐萍，邱B. 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实证分析以航空航天器制造业为例[J]. 财贸研究，2015，36（5）：26-32.

[10]王相平.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开放式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 经济体制改革，2014，32（6）：193-195.

[11]谭蓉娟. 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维度结构与测度低碳经济背景下广东省数据的实证研究[J]. 科学学研究，2012，30（5）：673-681.

[12]肖艳. 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的评价指标体系及模型构建[J]. 社会科学战线，2012，35（10）：51-54.

[13]芮明杰，富力友，陈晓静.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理论与方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14]黄鲁成，王亢抗，吴菲菲，苗红，娄岩. 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特性评价指标与标准[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2，33（7）：103-108.

[15]牛勇平. 基于因子分析的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评价[J]. 产业组织评论，2011，6（2）：22-34.

[16]刘嘉宁. 战略性新兴产业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理论思考[J]. 经济体制改革，2013，31（1）：170-174.

[17]贺正楚，张训， 周震虹.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与评价及实证分析[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0，31（12）：62-67.

[18]潘红玉，张蜜.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模式研究[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15，36（2）： 128-132.

[19]曹虹剑，张建英，刘丹. 模块化分工、协同与技术创新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15，30（7）：100-110.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D8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5）02-0061-04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领导人主动提出，而后得到美国领导人回应的一个重大命题。该命题的提出反映了近年来中美关系发展的新趋势。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能否成功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直接关乎两国、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状况。新型大国关系是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内容的大国关系，是崛起国和霸权国之间处理冲突和矛盾的一种新方式。尽管目前中美两国领导人对新型大国关系没有使用相同的概念，两国学术界尚未对其进行系统的理论阐释，双方对其理解和期待不尽相同，但两国有关方面已经形成基本共识。21世纪的中美关系必须避免大国对抗与零和博弈的历史覆辙，超越大国冲突的历史宿命，切实走出一条新路，为大国关系的良性发展提供崭新实践。研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性

大国关系是指大国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是国际关系格局和国际秩序规则的决定性因素[1]。在国际政治中，大国的担当是推动国际体系良性发展的重要动力。中美是当今国际舞台上有着重要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传统大国关系以对抗冲突、敌我分明、零和博弈为主要特征，已经不符合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极端重要性。

（一）超越大国冲突历史宿命论的需要。17世纪上半叶，欧洲大陆发生了长达30年的宗教战争。本轮战争以有关各方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结束。国际社会由此形成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即国家体系。自此以后，世界舞台开始上演大国兴衰、霸权纷争的历史。无论是近代史上的法英俄德，还是冷战时期的美苏，大国之间无不充斥着冲突对抗、扩张战争。新老大国之间的冲突和对抗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因经济利益冲突白热化所致，如英德之争；二是缘于政治立场水火不容，如美苏冷战[2]。英德冲突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德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机遇，不仅在经济总量上超越英国，而且在人均GDP上与英国非常接近。这意味着当时英德双方的经济结构趋同，竞争性大于互补性。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对殖民地的瓜分在当时已经完成。殖民体系的固化限制了世界统一市场的发育和原料产地的开放。德国作为后起大国，占有的殖民地少，“生存空间”有限。为了争夺“生存空间”，改变自身在国际竞争中的不利地位，德国要求对世界殖民体系格局进行重新洗牌。这就导致它与老牌殖民帝国英国的冲突不可避免。美苏矛盾由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尖锐对立引起，然后发展为两个政治阵营和军事集团之间的殊死较量与恶性竞争。美苏对抗是政治对立的产物。双方的发展进程与经济结构始终存在较大差异，经济因素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有限。可见，传统大国关系容易引起大国之间特别是崛起国和霸权国之间的冲突对抗，其结果只能是零和博弈和两败俱伤。这成为一些现实主义者的政治信条。他们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保障国家安全的最佳途径是权力的最大化，也就是拥有霸权；崛起国不可避免地会挑战霸权国的国际地位和现存国际秩序。然而，这个政治信条不仅忽视了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而且忽视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演进。国际关系理论的谱系已经由现实主义发展到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从强调循环向强调进化发展”[3]。大国冲突的历史宿命论已经在理论上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能够为超越大国冲突的历史宿命论提供事实支撑。

（二）引导美国理性看待中美两国国际地位变化的需要。进入新世纪以来，中美两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即“中升美降”。这种变化是中美两国自身及国际体系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在现实主义者看来，这种变化很有可能导致中美两国重蹈历史上大国冲突的覆辙。中美两国国际地位的变化触发美国社会形成这种认识：中国正在崛起，美国却在衰落，美国有被中国赶超的危机。在政策层面，奥巴马在其第一个任期就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把战略重心东移到亚太地区。美国的战略东移使亚太地区尤其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变得更加微妙。实际上，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是在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的大背景下出现的，是全球财富和权力从西方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国家转移的体现。这种变化使国际社会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更加均衡，符合历史趋势和时代潮流。然而，这种转移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所不愿意看到的。财富和权力转移引起的美国非理性战略焦虑，对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中国主动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是希望美国能够正确理性地看待两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减少其非理性焦虑情绪对两国关系的冲击，避免两国关系发展偏离正确轨道。

（三）防止中美冲突变成现实的需要。2400多年前，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阐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他指出，战争不可避免的根本原因在于雅典实力的上升及由此在斯巴达人心中引起的恐惧。修昔底德所揭示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起源，其实就是大国冲突历史宿命论的立论基础。当前，中美两国实力的变化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客观条件非常相似。问题的关键在于，中美实力的变化是否会促成战争爆发的主观条件，即中国实力上升引起美国的恐慌。就目前来看，美国已经对中国的崛起产生了危机感和非理性战略焦虑情绪，只不过还没有达到战争爆发所需要的那种程度。近代以来，大国之间权力的转移是伴随战争而完成的。但是，时代在进步，人们的观念也在发展。“历史昭示我们，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无法带来美好世界。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4]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中国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两国已经迈出任重道远的第一步。中美双方需要共同努力，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克服各种风险和挑战，防止中美冲突变成现实。

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能性

中国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顺应时代潮流的理性选择，是以中美建交30多年来两国关系的实践和各自国内发展背景为基础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现实可能性。

（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外因。当前，中美两国所处的时代同欧洲殖民扩张、列强争锋和美苏争霸的历史时期截然不同。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中美两国要实现共同发展，必须顺应当今时代潮流。时代的发展使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越来越广、越来越深。这种相互依存包括在拓展共同利益上相互合作和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时同舟共济。拓展共同利益从主观上促使中美之间进行合作。合作能够提供交流机会，增进了解，减少冲突。中美已经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是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高度相互依存使中美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当然，由于国家利益的不同，合作不等于和谐，摩擦也会伴随着合作。从总体上看，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是稳定的。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从客观上促使中美不得不进行合作。随着全球日益融为一体，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严峻。在反恐、气候变化、能源短缺、网络安全等问题面前，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国际合作。仅有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中国和美国，任何全球性问题都无法解决。

（二）中美双方顺应时代潮流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因。中美双边关系的良好发展为破解大国冲突的历史宿命奠定了基础。自建交以来，中美两国高层一直保持默契，维护中美关系的整体稳定。继1997年和1998年和克林顿成功实现互访之后，中美高层交流在21世纪变得更加频繁。两国高层的积极互动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能够避免两国在重大问题上相互产生误判。中美两国之间已经建立起不同级别、不同领域的60多个双边对话机制。日益完善的双边对话机制对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造就了两国合作的良好势头。从经贸到反恐，从军事关系到防止核扩散，从能源到司法，从科技到教育，从文艺体育到疾病防治，从政府到民间，中美合作不断扩大和深化。中美两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已经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大国之间的互动，而且这种积极趋势在进一步发展。

（三）中美均以国内发展为重点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条件。中美两国都将发展重点放在国内，相互对抗只会妨碍各自国内中心任务的实现。从1978年开始，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从历史经验出发，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强调外交要为国内发展创造良好国际环境。这一思路为之后党的几代领导集体所继承发展。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实践表明，中国同威廉时代、希特勒时代的德国和军国主义的日本及与美国争霸的苏联不同，中国不寻求“生存空间” 和领土扩张，也不输出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相反，中国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地区和全球事务，努力做负责任的大国；在重大问题上与美国积极沟通，努力减少双方之间的误解，增加双方之间的信任。这一切都表明，中国无意挑战美国“领导”下的国际秩序。美国是世界超级大国，是具有全球利益的国家。美国对于发生在世界任何角落、危及其国家利益的事情都会给予关注。美国对中国这样一个地区性大国的崛起尤为敏感，对中国进行遏制也就理所当然。但是，当前美国发展面临巨额赤字、金融动荡、经济复苏乏力、高失业率及国内政治极化等困境。中美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是美国走出这些困境的一个重要推动力。美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会更加理性，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更有保障。

三、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应注意的问题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重要性和可能性，但不意味着能够一帆风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妥善处理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一）应对双方战略互疑。“战略互疑”指的是这样一种观念：认为对方国家实现其主要长期目标，要以本国的发展前景和核心利益为综合代价[5]。战略互疑同样存在于中美之间，且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来在两国均有所增长。一旦这种观念无限度发酵，就可能导致中美关系呈现全面对抗的状态。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最微妙的双边关系。一方面，两国关系相对比较成熟。两国领导人都很务实，清楚哪些问题可能带来分歧，充分认识到要在重要问题上开展合作。另一方面，中美关系存在不确定性。这主要体现在涉及中美两国双边和多边领域的诸多问题上。比如，经贸摩擦、国家安全问题、人权问题、涉藏问题、南海问题、问题、、朝鲜半岛问题等。这种不确定性的根源在于中美战略互疑。因此，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最为紧迫的任务是有效应对中美战略互疑。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是相互信任。如果没有信任，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只能是空想。有效应对战略互疑虽是困难的，但并非不可能。现实的做法是增进相互认识，实现双边及与其他国家之间更有效的国际合作。

（二）建立危机管控机制。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必须有效管控双方之间发生的可能引起两国关系高度紧张的危机。一般而言，国家之间发生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如何管理和控制好危机。大国是国际体系中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行为体。大国之间建立危机管控机制尤为必要。中美两国之间存在战略互疑，意味着一个小事件就可能在两国之间引发危机。即使两国都能够以大局为重，战略互信缺乏所造成的危机也足以让两国蒙受巨大损失。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并让这种关系能够经受住历史考验，中美之间必须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防止两国关系发生大的波动。

（三）拓展双方共同利益。中美关系是由利益驱动的。共同利益是两国合作的基础，是联系两国关系最坚实的纽带。在拓展共同利益过程中，中美要善于挖掘合作潜力、积累正能量，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奠定坚实基础。20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的外部因素是中美共同面临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不断得到拓展。当然，拓展共同利益不必要也不可能否定各自的核心利益。尊重对方核心利益是中美进行交往的基础。中国高度关注自身的、安全和发展，美国高度关注其国土安全和全球领导权。但是，双方都向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繁荣的全球经济。只不过，双方是从不同的立场出发来推动这些目标的实现。处理好各自核心利益之间的关系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重视的一个方面。

中美关系从建交到现在，其战略定位和框架几经调整，已经进入成熟阶段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美关系之间还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更加凸显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性。中美两国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大势，积极行动，厚植友谊，推动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为国际社会树立典范，为世界进步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李海龙，毕颖.剖析"新型大国关系"[J].党政论坛， 2013，（7）：15-18.

[2] 徐坚.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条件与主要问题[J].国际问题研究，2013，（2）：8-19.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4-0049-02

目前，我国的新闻传媒教育已从单一的本科教育向多学科、多专业、多层次方向发展。改革开放前，只有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等几家大学设有新闻系本科专业，发展到今天，全国已有新闻专业和传播学硕士点数十个、新闻博士点十多个，每年培养新闻传播专业学生上万人。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对外交流合作亟需加强，国际传播的作用日益明显，在此背景下，须加大对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力度，而国内部分以培养优秀国际传播人才为重要办学目标的高等院校都对人才培养模式作出不同程度的探索。

一、我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主要经验

（一）办学模式的创新

国际新闻传播高端后备人才的培养，需要办学模式的创新。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传媒大学这五所院校采用了一种新型办学模式，有别于我国现行的新闻教育体制，且不同于西方新闻类院校的人才培养方式。这一人才培养模式是在政府主管部门作为主导的前提下，有效调动各方资源投入来培养国家急需人才。为此，国内的诸多主流媒体都参与其中，如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和中新社等6家媒体直接参与培养方案的制定和实施，从而解决了教育与媒体实际工作相脱节这一长期困扰教育部门的老问题[1]。而这5所院校根据自身的资源优势和特点，制定并实施具体有效的培养计划。

（二）依托本校资源，发挥“外语”与“新闻”的优势

国内高校依托本校的教学资源，目前已经形成了三种较为特色的教学模式，分别是“外语（新闻）”，“新闻（外语）”，以及“外语新闻”。其中，“外语（新闻）”模式的典型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他们偏重外语教学，学生入学后必须进行2年的基础语言学习，然后采开始接触各类用汉语或者外语开设的新闻实践及新闻理论课。在此培养模式下，学生的语言水平能达到较高水平，借助这一优势，并结合新闻知识，逐渐成长为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而厦门大学采用的是“新闻（外语）”这一模式，在优秀的本科教学背景下，厦门大学尤其注重新闻专业课程以及人文学科课程的开展，因此，该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具有深刻的人文基础，该校国际新闻专业毕业生在国内众多媒体中担当编辑，记者，以及管理人员，在国际传播领域作出巨大贡献。

最后，“外语新闻”模式，即外语与新闻并重，其典型则为中国传媒大学，学生入学后进行一年的外语学习，然后进入新闻相关课程的学习，高年级则加入国际新闻采访、编译、写作等专业课程的学习中去，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在语言水平上要比普通的新闻专业学生要高，而新闻素养则比一般的外语专业学生要好，具备这种素质的学生往往深受新华社、国际台、人民日报社等大型媒体的青睐[2]。

（三）课程体系和评估体系的日益优化

众所周知，课程是高校教育的核心，也是高校培养人才的基础。高校必须要积极探索如何设置课程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而在课程体系方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传媒大学这5所高校针对国际新闻报道的实际需要，在设置国际新闻传播课程的过程中尤其突出英语新闻采编、国际新闻采编和多媒体采编等课程，将新闻理论、采访以及英文写作融于一体，使学生具备从事英语新闻报道的实际动手能力，且掌握一定的基本技能，为将来从事英文采访与报道奠定基础。

媒介融合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传统的媒介界限日益模糊，新的传播手段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传媒迫切需要能熟练使用目标语言，国内外环境，以及融合媒介特征和综合性采编方式的全能新闻人才[3]。为适应这种趋势，国内部分高校如中国人民大学就设置了媒介融合和融合新闻等专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旨在培养通晓新闻传播理论和方法，掌握媒介融合规律，知识和技能，能够创造性地解决现实传播问题，适应传媒，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机构需求的高级传播人才，开设《调查性报道》、《人物报道》、《新闻编辑》、《媒介融合与新闻实务》等主干课程。

另外，评估体系的日趋完善是培养国际传播人才的保证。为此，不少国内高校新闻专业学生毕业论文不再限定为纯粹的学术性论文，它的形式也可以是对学生完成的新闻报道和实习实践成果的研究报告。采用“学术型”与“应用型”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这样能使学生的理论素养和专业技能得到全面提高。

（四）师资队伍向业内延伸

师资队伍建设是关系教育发展和改革全局的先导性、基础性工作，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是建立在复合型师资队伍之上的。“与业界衔接、与学界衔接、与技术行业和相关专业领域衔接、与国际专业教育机构科研机构衔接”，是新闻专业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途径。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除了培养自身优秀的专业教师以外，聘请具有海外和进修经历、外国专家、资深新闻工作者等为高素质应用型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提供了重要保障。

中国传媒大学称得上是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的典型，聘请新闻业内人士，或有过新闻从业经历，同时具有较高外语素质的教师。此外，还聘请国内外各大新闻机构的主编，优秀记者，制片人，编导等举办各种讲座，让学生真正接触到新闻界的精英，丰富其阅历，为未来的新闻从业道路做好铺垫。

二、我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主要问题

（一）专业设置较为模糊

目前国内不少院校已开设国际传播专业，而在教育部的培养目录中并不存在这一专业名称，有的在英语语言专业名下，有的挂靠在新闻专业名下，还有的则挂靠在中文专业名下[4]，这一现状并不利于国际传播专业的发展。

（二）课程设置缺乏系统性和专业性

课程设置是复合型人才培养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一些新兴院校如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国际传播类专业，包括播音与主持艺术（英语节目主持）、播音与主持艺术（法语节目主持）、播音与主持艺术（西班牙语节目主持）、英语（国际新闻）等专业，由于专业方向的特殊性，在课程设置上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培养方案中的课程设置并没有将外语与新闻课程实现融合，充其量只是叠加在一起。由于该专业培养掌握本专业相关理论与语言技能，熟悉对外传播规律，能够熟练运用外语、汉语两种语言从事播音与主持及语言文化交流等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因此，学生的外语语言技能培养不能忽视。同时，新闻传播学及相关学科的理论和实践教学也要加强，但在实际课程设置中，这两大模块并没有有效融合，由于没有统一的专业导向，在实际操作中给“外语+新闻”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带来了难题。

（三）师资力量相对匮乏

师资队伍建设是优化课程体系和专业设置的关键，也是一所大学存在的根基所在。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复合型师资队伍的建设，要求其教师队伍具备不同的学科及专业背景。从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所配备的师资队伍上来看，毕业于综合性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或者应用语言学专业的博士或硕士仍占据多数，他们的外语水平高，专业知识扎实，但是缺乏新闻传播理论知识及实践经历，而真正具有媒体工作经验，同时又具备较高外语水平的教师并不多。这不仅导致教育与实践相脱节，国际传播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也不能及时充实到课程体系中去，课程的前沿性和实用性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

三、我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路径

国际传播人才已被国家广电总局《广播影视“十二五”人才发展规划》列为我国未来广电行业第三大紧缺人才，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一）专业设置问题的路径：树立“学科专业一体化发展”的理念，提高专业课程内涵和质量

高校应将学科与专业同步发展，“将专业建设的系统工程纳入学科建设规划，并通过政策、制度创新，形成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互动机制，促进学科建设的优势资源有效地为本科专业建设服务，通过学科建设提升专业水平，构建品牌专业，提升专业的社会声誉与竞争力”（唐纪良，2008）[5]。

（二）课程设置问题的路径：完善课程体系

课程是高校教育的核心，也是高校培养人才的基础。高校必须要积极探索如何设置课程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目前国际传播专业过于杂乱，需要主管部门统一规定教学大纲，培养体系以及培养目标等，以提高该学科的专业性和层次性。

（三）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强调对学生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培养，以及国际视野的提高

此外，要顺应媒介融合趋势，拓宽专业口径，有效加强课程内容的融合[6]。媒介融合趋势对国际传播人才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不断提高学生的专业适应性。另外，为顺应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需要，要加强实践教学，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

国际传播人才是建立在扎实的中外文语言文字能力基础之上的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中英文口语表达与文字组织能力是决定学生是否具备从事国际传播业务能力的基础与根本。同时，高等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知识、人员的国际流动，教育的国际合作等等都使得如今的高等教育必须树立开放办学的理念。

参考文献

[1] 胡芳，高晓虹.论新时期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应具备的三种基本能力[J].现代传播，2009（5）.

[2] 张毓强，尚京华，唐艾华.中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历史沿革[J].当代传播，2010（4）.

[3] 高钢.媒介融合趋势下新闻教育四大基础元素的构建[J].国际新闻界，2007（7）.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11）

一、引言

21世纪，世界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整个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标志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日益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二是经济增长方式已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转变为知识技术密集型。因为高技术产业具有高知识密集型、高人力资本密集型的特性，有别于传统产业。因此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先决条件是确保有充足的科研经费投入。在当今世界形势下，各国都通过大量的科技研发投入来提高其经济发展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据科技部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美国研发投入达到3125亿美元，日本也将近1500亿美元。同时，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对研发投入也相当重视，韩国2004年的研发投入194亿美元，占GDP的2.85％，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了美国(2.68％)、德国(2.49％)、英国(1.88％)等发达国家。近年来，我国逐步加大科研经费投入，大力发展本国的高新技术产业。2003年我国R&D经费投入为1539.6亿元，占GDP比率为1.31。2004年增至为1966.3亿元，占GDP比率为1.23。2005年猛增为2450亿元，占GDP1.34％。

随着世界范围内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已经成为世界贸易新的增长点。因此各国均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大力促进本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年增长率高达10％以上，比中低技术和低技术产品出口年增长速度高5～6个百分点。在2005年高新技术产品国际贸易中，美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整个世界该产品出口的23.8％，日本为23.5％，欧盟为21.4％。目前，广大发展中国家也不甘示弱，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产品出口，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仅2000年印度软件出口就高达64亿美元。与此同时，在内需不足与投资过旺的情况下我国也大力增加外贸出口来拉动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也成为了外贸出口新的增长点。仅2003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全年出口额首次迈上千亿元的台阶，达到1103.2亿美元，2005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猛增至2182.5亿元，占工业制成品出口额的30.6％。

近年来随着我国R&D投入的增加，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产品出口呈现高速增长态势。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带动力量，从而研究我国R&D投入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这一问题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基辛于1967年提出“研究与开发要素理论”用以分析研发投入与贸易结构优化和提升出口竞争力的关系。格鲁勃、梅达在基辛等西方经济学家注重技术要素作用的同时，进一步研究了推动技术进步的形式和途径及其与贸易的关系，提出了“研究开发要素论”。他们认为，投入研究与开发的数量的多少可以改变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产生新的贸易利益。他们研究的结果进一步表明，一个国家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和该种产品中的研究与开发要素密集度之间存在着很高的正相关关系。换言之，如果一国越重视研究与开发，出口产品的知识与技术密集程度越高，该国的该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出口竞争力越强。近年来国际贸易理论的主流动态贸易理论认为，加大知识技术及人力资本等要素的投入，使其增长速度快于实物资本及劳动力一般要素，就会将该国的比较劣势部门产业变成比较优势产业，进而提升其贸易结构。因此，研究研发投入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贡献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在关于研发投入与产品竞争力方面的国外研究中，PafickGustavsson等人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研究了技术、资源察赋、要素价格和规模经济对OECD国家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他们指出知识储备完全是由日益累积的R&D投入获得的。其研究结果表明R&D在技术密集度高产业的影响力要大于其对密集度低产业的影响。同时也证明了R&D对高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形成至关重要。

近年来国内也有学者就R&D投入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作用进行了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彭中文(2006)从R&D的投入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的作用角度阐明R&D投入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有一定推动作用。同时指出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竞争力落后于其他国家的原因，即R&D投入总量较大但人均很少，基础研发不足缺少核心技术，经济微观主体研发投入不足，政府政策支持不足。杨波(2006)论证了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与R&D经费投入之间的关系，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分析，得出我国R&D投入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即R&D经费每增加1亿元可带动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增加0.8315亿美元。在此基础上对现有相关政策提出了积极的建议，主张大力加强科技兴贸的联合工作机制，加大R&D投入促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的开发提高产业化程度，从而带动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

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理论逻辑阐述方面，即使使用了数量分析，也都是简单的统计数据列举，缺少现代计量分析手段。杨波(2006)应用OLS对高技术产业R&D投入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实证分析。仅对长期进行了研究且仅用OLS法进行简单的回归。本文将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单位根，协整理论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并且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从长期与短期角度对此问题做进一步的定量分析。

三、模型与实证检验

根据《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目录》，我国高新技术产品主要包括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电子技术，生命科学技术，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航空航天技术，光电技术，生物技术，材料技术，其他技术等九大技术领域的产品。本文所设计的高新技术产品指的是上述九个技术领域的产品。本文选取1991～2005年为样本期，以研究与开发经费投入量(R&D)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EX)为变量来分析研发经费投入与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之间的长期关系。原始数据见表1。所有数据均按当年汇率换算而得。为更容易得到平稳序列，分别对各个变量取自然对数，目的是消除变量之间的异方差，同时不会改变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和短期调整模式，从而提高估计的可靠性。因此，本文采用R&D，EX的自然对数形式，分别记作LRD，LEX。本文采用的是计量软件EVIEWS5.1。

(一)单整(Integratlon)检验

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时间序列大多数都属于非平稳序列，由于用非平稳经济变量建立回归模型会带来虚假回归或伪回归，从而导致所建模型毫无意义，因而有必要在建立模型之前对有关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因此，在协整

分析之前，先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目的是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单位根过程也是单整过程。一个非平稳过程，如果经过d－1次差分仍然是非平稳过程，但经过d次差分后成为一个平稳的，可逆的自回归移动平均过程(ARMA)，这样的过程是一个d阶单整过程。在双变量模型中只有同阶单整的非平稳时间序列之间才可能存在协整关系。本文采用ADF(Aug.ment Dickey－Fuller)检验。该检验是通过以下三个模型完成

从表2可以看到，变量LRD和LEX原时间序列的ADF统计值都大于10％的临界值，因此这两个数列都是非平稳的。而在一阶差分中，ALRD，ALEX的(C，T，1)检验形式的ADF值小于10％的临界值，可以拒绝原假设，所以两个一阶差分序列都不存在单位根，都是平稳的。因此，LRD，LEX时间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即LRD～I(1)，LEX～I(1)，可以进行协整分析。

(二)Johansen检验

本文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的方法，选用AIC和sc准则来确定最佳滞后期，检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与研发投入量(R&D)之间的协整关系。利用Eviews5.1软件对两者进行协整检验可以得到表3中的结果。从表3可看出：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与研发投入量(R&D)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且协整关系系数为1。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这也证明本文的长期均衡关系模型的变量选择是合理的，具有经济意义。从方程(2)可以看出，R&D投入量(自然对数)的系数为1.598，即R&D投入量关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EX)的长期弹性为1.598，说明从长期来看，R&D投入量每增加1％，高新技术产品出口(EX)就会增加1.598％。R&D投入量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EX)之间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三)误差修正模型

由Engle和Granger提出的误差修正模型是一种具有特定形式的计量经济模型，旨在防止时间序列长期均衡关系中出现较大的误差，因为长期均衡关系是在短期波动的过程的不断调整下得以实现的，而误差修正机制可以避免出现较大的误差。上文得出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和研发投入量(R&D)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相关结论

1　在短期内，我国研发投入量R&D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成正相关关系，短期弹性为0.847。

2　长期来看我国研发投入量R&D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存在均衡的关系，长期弹性为1.598。

3　从误差修正模型可以得到，本期产品的出口与前期也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说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具有一定的延续性。

(二)政策建议

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研发投入对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具有很强的正效应，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