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访问发表云网!为您提供杂志订阅、期刊投稿咨询服务!

现代汉语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3-20 16:16:05

现代汉语论文

篇(1)

从现代汉语的角度来对待中国当代文学,并不是单纯地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引入语言学的方法,而是想通过分析现代汉语生成的历史背景所带来的现代汉语思维的特殊性,进而分析这种特殊性对现当代文学的内涵和形态所造成的影响。我把中国现当代文学定义为现代汉语文学,显然这里的现代汉语是特指一种书面语,是对应古代文学的书面语一文言文而言的。其关系完全是一种否定性革命关系,而不是渐进的改良关系,因此现当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断裂的状态,二者之间缺乏美丽圆润的过渡,中国古代文学积累起来的审美经验要移植到现当代文学之中来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但这种移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近百年来的过程中从来没有间断过。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经验是中国当代文学最具本土性的、最具原创性的精神资源,当代文学发展到今天,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更好地开发我们独有的精神资源。为了更好地开发古代文学的精神资源,就应该从二者断裂的根源总结起,根源就在于现代汉语对文言文的彻底否定。这也是本文从现代汉语思维人手来讨论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理由。

一 现代汉语的革命性和日常性 作为一种新的文学体系,现当代文学相对于古代文学当然不仅仅是语言形态的改变,而是在于语言形态的改变所带来的思维方式的改变。现当代文学是以现代汉语思维为逻辑关系的新的文学体系。现代汉语取代文言文,成为一种新的书面语言,首先是中国现代化运动进程中的启蒙运动的需要。胡适、陈独秀等人以《新青年》为阵地开展一场思想革命,而这场思想革命则是以语言革命为先导的。胡适在其《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八事”,其中有“五事”是纯语言问题,一句话,就是要以白话代替文言,要。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白话是指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口语,因为只有采取日常生活中的白话,才能让思想革命落到实处,让广大的民众能够接受。

“五四”新文化的先驱们反复强调,文言文是死去的文字,必须摈弃不用,而白话则是活的语言。其实,说文言文是死去的文字并不完全符合当时的情景,文言文在当时是通行的书面语言,在传统社会里,它还是活得有滋有味的。如果依胡适的极端主张,还很难看出文言文与白话文谁优谁劣。胡适就说过,要把《丁文江传》改为《丁文江的传》,这样才是彻底的白话文。若真要按这种思路进行文学革命,恐怕白话文是难以战胜文言文的。但文言文只对传统社会有效,它无法处理一个新社会新时代的思想和文化,“五四”新文化的先驱们不得不合弃文言文,而选定白话作为启蒙的语言工具,于是一种活在引车卖浆之流口中的语言登上了大雅之堂。这就决定了现代汉语思维的两大特点:一是它的日常性,一是它的革命性。现代汉语革命性的思想资源并不是当时的白话所固有的,它主要来自西方近现代文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多半都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他们在国外直接受到西方现代化思想的熏陶,并以西方现代化为参照,重新思考中国的社会问题。通过翻译和介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就将西方的思维方式、逻辑关系和语法关系注入到白话文中,奠定了现代汉语的革命性思维。高玉在研究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关系时注意到思想革命与语言变革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说:“思想革命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绝对是重要的,而思想革命并不像五四先驱者们所理解的是独立于语言之外的理论上可以独立运行的运动,它和语言运动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并没有语言之外的思想革命。”反过来说,现代汉语从它诞生日起,就不仅仅是一种日常生活的交流工具,而是承担着革命性的思想任务。“五四”新文化的先驱们以现代汉语建构起新的文学时,必然采取的是宏大叙事,现代汉语的革命性思维在宏大叙事中得到充分的展开。另一方面,现代汉语的日常性思维又将现代文学与现实生活紧紧地铆在了一起,生成了一种日常生活叙事。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现当代文学绚烂多彩的风景,而这一切,我们都可以从现代汉语的思维特征上找到本源。

对于现代汉语思维的革命性和日常性的根本特征,海外的汉学家也许是“旁观者清”的缘故看得比较清楚。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把“五四”叙事传统的核心观念明确地表述为“感时忧国”精神。认为“感时忧国”精神是因为知识分子感于“中华民族被精神上的疾病苦苦折磨,因而不能发奋图强,也不能改变它自身所具有的种种不人道的社会现实”而产生的 “爱国热情”。而这种“感时忧国”精神让中国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负载着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重负。夏志清、李欧梵等一些海外学者将这种文学叙事称之为“五四” 和左翼的宏大叙事,或称之为革命叙事,或称之为启蒙叙事。而中国内地的现当代文学史基本上是以这种革命叙事或启蒙叙事建构起来的。他们提出了另一种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思路,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存在着一种日常生活叙事,挖掘出代表着日常生活叙事的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等作家的资源,并勾画出一张中国现代文学的新地图。这张新地图无疑把一些被遮蔽的历史显露出来,但由此颠覆以革命叙事或启蒙叙事为主线的现代文学史,又可能会导致另一种历史的遮蔽。事实上,不应该将革命叙事或启蒙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看成是截然对立的两种叙事,它们恰好是现代汉语思维的两种表现形态,是一张面孔的两种表情,会同时存在于一个作家的写作之中,不过在有些作家那里,启蒙叙事处于显性的状态,日常生活叙事处于隐性的状态;而在有些作家那里正相反。进入到当代文学阶段,革命叙事或启蒙叙事被赋予唯一正统地位,日常生活叙事受到严重的打压,但它仍以潜在的方式存在于作家的创作之中,或者在政治气候比较宽松的时候,展示自己的风采。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政治环境的大改变,日常生活叙事得到显性的发展。这也得益于

文学理论的推进。特别是海外学者关于文学史建构的理论的影/!/响。使现代文学中一直被遮蔽的日常生活叙事显露出来,并成为作家们寻求创新和突破的重要参照对象。于是启蒙叙事和日常生活叙事就像是两辆并驾齐驱的马车,共同获得充分驰骋的自由天地。无论是启蒙叙事,还是日常生活叙事,现代汉语思维这两种内在的叙事在新的文化气候中都结出了新的果实。 二 现实主义文学的主潮

现代汉语思维的革命性和日常性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现实主义文学作为宣泄的载体。 现实主义文学不仅是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而且也是最适宜进行启蒙的文学,因为启蒙是面对现实的启蒙,如果文学缺乏现实的内容,启蒙就变成虚空的启蒙,不可能打动现实中的民众。现代文学初期,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分别代表着“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两种主张。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而艺术”直接呼应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采用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生活在“人间”,感受着国家、社会和人民的苦难。创造社尽管强调艺术的激情,大举浪漫主义的大旗,但在启蒙和救亡的大的语境下,他们很快就转向了革命文学,创造社的代表性人物成仿吾反省说:“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社会的一个分子,我们知道我们在热爱人类——绝不论他们的美恶妍丑。我们以前是不是把人类忘记了”。创造社的同仁们就以现实主义的叙事来表达他们的浪漫和激情,将现代汉语思维的革命性发挥到极致。中国现代文学就因为先天性地承载着启蒙的思想任务而将自己托付给了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在现当代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中自然就成为了最强音。当代文学作为革命胜利者的文学,也就确立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正宗地位,现实主义文学成为当代文学史的主潮。因此,描述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现实主义文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切入点。

仅仅从现实主义文学的角度去描述当代文学史,是不是过于狭窄了,是不是就会忽略文学的丰富多样性,就无法涉及到现实主义文学流派以外的作家和作品。如果我们仅把现实主义仅仅理解为一种创作方法,一种文学流派,那么就的确会影响我们对文学史的全面描述。然而,现实主义文学不仅仅意味着一种创作方法,而且也意味着一种世界观。法国新小说派的领袖人物阿兰·罗伯一格里耶曾经很深刻地谈到现实主义与文学的微妙关系,他说:“所有的作家都希望成为现实主义者,从来没有一个作家自诩为抽象主义者、幻术师、虚幻主义者、幻想迷、臆造者……”罗伯—格里耶对此的解释是;“他们之所以聚集在现实主义这面大旗下,完全不是为了共同战斗,而是为了同室操戈。现实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每个信奉者都利用这种意识形态来对付邻人,它还是一种品质,一种每个人都认为只有自己才拥有的品质。历史上的情况历来如此,每一个新的流派都是打着现实主义的旗号来攻击它以前的流派:现实主义是浪漫派反对古典派的口号,继而又成为自然主义者反对浪漫派的号角,甚至超现实主义者也自称他们只关心现实世界。在作家的阵营里,现实主义就像笛卡尔的‘理性’一样天生优越。”罗伯一格里耶提示我们,一个作家在创作方法上可能是非现实主义的,但他的世界观中仍然包含着现实主义的要素。也就是说,现实主义文学是以现实主义的世界观为根本原则的。

因此从考察作家的现实主义态度人手来描述文学史是有理论依据的,是能够把握到历史的脉搏的。而中国政治赋予现实主义正宗的地位,使现实主义成为一种显在的、主宰的文学意识形态,从而也造成了当代文学基本上以现实主义文学为主潮的事实。因此,描述当代文学在现实主义文学主潮下的千姿百态,剖析这种千姿百态的成因和意义,应该是把握中国当代文学特殊性的适当方式。

现实主义的世界观强调对自然、现实的忠诚态度,是人类最早成形的世界观,与人类的思维史相伴而生。它体现在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中,最基本的内涵便是要求文学艺术要客观再现社会现实。而“再现”本身就包含着对意义的诠释。20世纪最忠诚地维护现实主义地位的卢卡契是这样定义现实主义的“客观再现”原理的:“艺术的任务是对现实整体进行忠实和真实的描写。”所谓整体描写就是反映社会、历史的整体性,探索隐藏在现象背面的本质因素,发现事物内在的整体关系。卢卡契肯定了主观认识在现实主义文学中的重要性,强调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场景中,作为世界观的现实主义被凸显和强调出来,现实主义的主张其实就是一种世界观的主张,具体到文学创作中,提倡现实主义的当代文学的文艺政策制造者们和理论家们所强调的正是主观认识这一方面,因此,现实主义在其文学实践的具体展开中,就演化为一个意义规范化的问题。也就是说,人们以现实主义来要求文学,从根本上说,并不是说要求文学“真实”地反映现实,而是要求文学“正确”地反映现实。

1953年在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上,提出要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中国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最高准则,周扬说:“判断一个作品是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要不在它所描写的内容是否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而是在于以社会主义的观点、立场来表现革命发展的生活的真实。”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现实主义的意义规范在“社会主义”这一政治内容上。但这种意义是政治以生硬的方式加进来的,并不是现实主义在叙述中自然生成的,因此,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始终存在着一个叙述与意义之间的矛盾,作家在叙述中会有意无意地修正政治赋予的意义,会溢出规范化的意义,会让现实自身生成出新的意义。20世纪50至60年代,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意义规范化确立期,随着规范化的确立,现实主义被限定到一个非常狭窄的政治框架内,现实主义的意义阐释到了一个偏执的程度,它给文学留下的空间非常逼仄,这一情景在“”时期更是推向极端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意义阐释演变为“三突出”原则,文学几乎失去了自由创造的能力。粉碎“”之后,文学界首先要解决现实主义的偏执的意义阐释,借助政治上的拨乱反正,现实主义文学导演了一场拨乱反正的宏大叙事,从“五七干校”回来的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以历史受害者的身份获得了优先的发言权,他们成为拨乱反正宏大叙事的主角,并以现实主义的名义使得拨乱反正的宏大叙事成为新时期文学最具合法性的通道。20世纪90年代初,作家们试图解除现实主义叙事中的意义承载,于是有了一次“新写实”的潮流。“新写实”强调零度情感,强调原生态。

新时期文学的30年,现实主义基本上仍是文学的主潮。但现实主义经历了一场自我解放的过程,在这之前,现实主义的意义阐释达到了偏执的程度,于是现实主义叙述受到偏执意义的严重束缚。新时期文学从拨乱反正开始,拨乱反正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改变意义偏执的状况,但它并没有改变现实主义叙述与意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后来的发展中,现实主义经历了疏离意义、放逐意义、重建意义的螺旋往复的过程。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大转型带来中国当代“新的现实”,则是重建意义的必要条件。“新的现实”是当代文学的重要资源,“新的现实”变幻莫测的生活万象和前所未有的生活经验对于当代作家来说确实也是充满诱惑力的,但由此在对“新的现实”的叙述中也形成了越来越多的写作模式和小说样式。20世纪80年代,由知识分子政治精英话语建立起来的新时期文学拨乱反正宏大叙事与现实主义度过了一段蜜月期,但90年代的中国社会逐渐给市场化加温,经济几乎成为社会的主宰,市场经济的利益原则和自由竞争原则诱使文学朝着物质主义和欲望化的方向发展,这为现实主义与拨乱反正宏大叙事的亲密关系的松动乃至瓦解创造了最合适的条件。但另一方面,现实主义摆脱意义约束之后,便朝着形而下的方向沉沦。 三 当代文学的组织性和合目的性 中国当代文学是革命胜利者的文学,革命胜利者对它具有当然的领导权。

中国革命理论中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文学看成是革命的武器和工具,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应该是。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后,党中央就召集一批文学艺术界名人在北平商议成立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联合会,即以后的中国文联。1949

年6月30日,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正式召开,7月23日,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简称全国文协,即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全国文协的领导成员为:主席茅盾,副主席丁玲、柯仲平。丁玲为文协党组组长,冯雪峰为副组长。全国文协在 1953年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大会通过的章程规定:“中国作家协会是以自己的创作活动和批评活动积极地参加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的中国作家和批评家的自愿组织。”但实际上它是国家领导和组织文学事业的特别机构,理论上说是群众团体,实际上是被纳入到国家正式编制中的执行国家文化政策的、具有行政性质的机构,其工作列人到国家决策计划之中,是有国家正式编制和相应的政治待遇的。作家协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殊产物,它不完全等同于其它国家内部的作家协会或作家同盟组织。在20世纪阶级斗争对抗的时代,社会主义国家都有相似的作家协会机构,随着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这些国家的作家协会也形存实亡,或者性质发生根本的变化。 社会主义国家对待文学的态度,反映了在阶级对垒分明的时代,无产阶级要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文化领导权的愿望。这一愿望对于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显得更加迫切,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在东方****文化土壤上开展的革命,缺乏资产阶级文明的广泛传播和精英阶层的集结,无产阶级政党以唤醒民众的方式,将启蒙与革命合为一体,这一切决定了当代文学的组织性和合目的性。如全国文协(即中国作家协会前身)成立不久,便创办了文学刊物《人民文学》,时任主编的茅盾在创刊词中是这样阐述刊物的编辑方针的:“作为全国文协的机关刊物,本刊的编辑方针当然要遵循全国文协章程中所规定的我们的集团的任务。

这一任务就是这样的:一、积极参加人民解放斗争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通过各种文学形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表现和赞扬人民大众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中的伟大业绩,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以发挥其教育人民的伟大效能。二、肃清为帝国主义者、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动的文学及其在新文学中的影响,改革在人民中间流行的旧文学,使之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服务,批判地接受中国的和世界的文学遗产,特别要继承和发展中国人民的优良的文学传统。三、积极帮助并指导全国各地区群众文学活动,使新的文学在工厂、农村、部队中更普遍更深入的开展,并培养群众中新的文学力量。四、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使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形式相结合,各民族间互相交流经验,以促进新中国多方面的发展。五、加强革命理论的学习,组织有关文学问题的研究与讨论,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六、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学的交流,发扬革命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精神,参加以苏联为首的世界人民争取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的运动。”这一编辑方针更像是在完成一项政治思想任务,而这恰恰说明,当代文学从一开始就是被纳入到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建设的宏伟规划之中的,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

但成立中国作家协会等相应的文学组织,只是国家全方位领导文学的方式之一,国家领导文学的方式是多方面的,还表现在国家文化政策的制定,文学制度、文学体制和文学生产方式的确立,等等。总之,国家通过多种方式使其领导和组织文学事业的意图得以实现。这一切,给文学创作带来深远的影响,因此,要更为准确、全面地描述当代文学史,就不能忽略对文学制度的考察。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当代文学中的文学制度和文学体制问题,并将其引人到文学史的写作中。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为我们率先做出了一个良好的样板,他在这部着作中注重从文学制度入手去分析一些文学现象的成因,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王本朝的《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则是国内第一本系统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以来文学制度的专着。他在这部专着中阐述了文学制度的现代性意义。

相对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社会制度,文学制度更为隐性,更多地通过一种社会习惯和精神指令加以实现。不同的社会形态具有不同的文学制度,文学制度是一个社会使文学生产获得良性循环、文学能被广大社会成员接纳的基本保证。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制度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是执政者对文学有着明确的政治要求,其文学制度是为了最大化地保证其政治要求的实现,通过相应的文学制度,将文学纳入到政治目标中,这使得当代文学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组织性和合目的性。这样一种文学制度从根本上说是与文学的自由精神相冲突的,因此文学制度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内在矛盾就十分的尖锐,这导致了文学制度和文学创作双方的相互妥协和调整。尽管当代文学制度最初明显表现出与文学自由精神的冲突,不利于发挥文学的积极性。但我们在对待这一历史现象时,不应该轻易地从否定文学制度的角度来总结历史经验,菲合尔·科勒克说过:“无一社会制度允许充分的艺术自由。每个社会制度都要求作家严守一定的界限”,“社会制度限制自由更主要的是通过以下途径:期待、希望和欢迎一类创作,排斥、鄙视另一类创作。这样,每个社会制度——经常无意识、无计划地——运用书报检查手段,决定性干预作家的工作”。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新中国的执政者是有意识、有计划地通过文学制度来干预作家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首先通过组织建设保证了对文学的统一领导,但随着创作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文学的领导者发现,光有组织上的严密建设,并不能保证每一个作家以合目的性的思想进行创作。为了确保文学的合目的性的发展,执政者在文学领域开展了规模广泛的思想改造运动和文学批判活动。1950年《人民文学* 第3期上发表了萧也牧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这篇作品今天读来仍能感觉到作者力图站在工农兵立场上的态度,对有着知识分子情调的“我”采取了自我反省式的批判。但即使如此,这样的作品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仍有距离,因此在几乎事隔一年之后,展开了对《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与此同时,一些新的作品如碧野的长篇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穷的》、白刃的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等被认为有相同思想倾向,也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为了从思想上保证当代文学的合目的性,就必须改变作家的思想,从而产生了以思想改造为目的的文学制度,这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批判运动。建国之后,相继开展了几次大规模的思想批判运动:1951年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年的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1955年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1957年的反斗争,每一次运动都是发动了全国思想文化界参加,在全国各类

篇(2)

用计算机来处理汉语信息,就是汉语信息处理,又称中文信息处理。中文信息处理包括“字处理”、“词处理”和“句处理”。“字处理”、“词处理”分别与汉字和词汇有关,在此主要谈谈“句处理”。

句处理的主要内容是,怎样使计算机理解自然语言(如现代汉语)的句子的意思,又怎样使计算机生成符合自然语言规则的句子。“句处理”所需要的语言知识,将是一种涉及到语音、语义、语法、语用等诸方面的综合性知识。目前。大家都深感现有的关于汉语的知识远远不能满足中文句处理的需要。单就句法方面的情况说。在中文信息处理过程中将会不断遇到我们想象不到的问题,许多问题在人看来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但计算机就解决不了。也有一些问题,本身在学术界就有不同的观点,那么,就给中文信息处理增加了更大的困难。

用计算机来处理中文信息,遇到了很多困难,从现代汉语语法的角度来看,主要有以下一些问题:

一、词性的判断

由于汉语缺乏形态。汉语的词性判断主要是根据词的语法功能,不同的词,词性意义可能不同,同一个词出现在不同的地方,词性意义也可能不同,汉语中,大多数词有固定的词性,但有些词的用法比较特殊。例如:

1.他花了十块钱买了一盆花。

2.你用那个锁把门锁上。

3.他比雷锋还雷锋。 目前,在中文信息处理中,是这样来定义兼类词的:亢世勇认为“兼类词有广义兼类词和狭义兼类词。广义兼类词就是中文信息处理中所说的现代汉语的同形词,对于计算机而言,只要词形相同,不管读音是否相同、意义是否相通,是同形异音词、同形同音词,还是一词多义、一词多种用法,都是相同的,都要从多个当中选一个。狭义的兼类词就是指一般的现代汉语著作定义的,‘同形同音、意义上有一定的联系,且具有两类或两类以上词的语法功能的词”’。陆俭明认为,兼类词是“指同字形、同音而意义不同或词性不同的词”。如果按这种定义理解,以上三个句子中的两个“花”、“锁”、“雷锋”都可以称之为兼类词。因为,中文信息处理的目的是让计算机能根据具体环境判断出词的词性,从而准确理解其中的含义就可以了。尽管如此,但是,汉语词类是多功能的,一类词不需要发生词形变化就可以充当不同的句子成分,不同类的词可以充当相同的句子成分,这样就给兼类词区分带来了更多的麻烦。因而,兼类词的选择是计算机词性自动标注的一个“瓶颈”。尽管信息处理专家运用了规则排歧、统计概率排歧或者两者结合起来等多种方法进行排歧,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方法、一种系统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二、短语、句子的结构分析

由于汉语缺乏形态。所以。语序和虚词成了汉语中表示语法的主要手段。有些短语、句子的结构不好理解,需要形式和意义结合起来分析。例如:

A组:a。陕西+甘肃+宁夏 (“陕西+甘肃+宁夏”三者为联合关系)

b.中国+(北京+陕西)(“中国”与“北京陕西”是偏正关系.“北京”与“陕西”是联合关系)

C.中国(陕西(西安))(“中国”与“陕西西安”是偏正关系,“陕西”与“西安”也是偏正关系)这一组中的abe三个短语对人来说,都很容易分清楚,但计算机目前还很难区分,要让计算机分辨清楚,就得把三个处所名词组合在一起构成a类、b类、e类不同关系的条件与规则研究清楚,并将这些条件与规则加以形式化输入到计算机内。

B组:开始讨论(述宾关系)分析研究(联合关系)研究结束(主谓关系)

取下来(述补关系) 看完再说(连谓关系) 叫他回来(兼语关系)

生产管理(定中关系) 讽刺说(状中关系) 介绍写(不构成合法的句法关系)

这组是现代汉语里“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构成的种种不同的结构关系,对人来说,通过讲解大致可以分辨,可是让计算机要分清楚,就非常难,因为我们至今还没有总结出“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构成各种不同句法关系的具体规则。换句话说,“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在什么条件下一定构成合法的什么句法关系,能构成什么样不同的句法关系,我们至今还说不清楚。 "

C组:天气好——好天气(主谓——偏正)很好——好得很(偏正——述补)

来人了。——人来了。(述宾——主谓)

一张票三元钱。——三元钱一张票。(主谓——主谓)这一组都是由于语序的不同而形成的结构和意义都不同的短语和句子。这些结构对人而言,稍加学习就可以理解,但这些给计算机理解意思增加了难度。需要人们把这些语序的变化形成的不同的结构概括出规律来,再用形式化的方式描述出来。输入到计算机里。

三、歧义现象

现代汉语短语结构的歧义是进行汉语句法分析的一大障碍。“句处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排歧问题,计算机面对的歧义,不只是我们人所能感觉到的诸如下面这样一些句子的歧义现象:

(1)他正在输血。(他正给病人输血。/他病了,正输血。)

(2)看望的是病人。(你看望的那个人是病人。/看望你的那个人是病人。)

(3)我们急需进口产品。(我们急需进口的产品。/我们急需从国外进口产品。)

某些在人看来不存在歧义的句子计算机会认为有歧义.例如:

(4)a他被警察叫去罚了一百块钱。 其实以上所举的例子都存在歧义问题,因此,也可以这么说,“句处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排歧问题。

中文信息“句处理”的研究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最早进行“句处理”研究工作就是基于规则展开的,但上个世纪90年代初,基于规则的“句处理”研究工作遇到了重重困难与难关,主要是语言学家所提供的语言规则远远不能满足信息处理的需要。目前,为了解决好中文信息处理中的“句处理”难题,出现了一个竞相研究、竞相发展的局面。对于句处理,提出的各种策略和途径,归纳起来。主要有基于规则和基于统计这两种策略。基于规则的研究者,一般求诸专家的理性知识,由人来对语言知识进行抽象:基于统计者,一般求助于计算机对大规模语料库真实文本的统计分析,由计算机来抽象出语言知识。各种策略和途径,目前,我们还很难说哪一种是唯一正确的。各种策略和途径,表面看不同,其实,最终都需要依赖可靠的汉语知识来驱动计算机正确处理自然语言(汉语)。因此,“无论是比较传统的基于规则的处理策略,还是9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的基于统计的方法,在对语言知识的需求这一点上实际上都是共同的。所不同者,走规则路线的研究者一般求诸专家的理性知识,由人来对语言知识进行抽象(比如以带有合一条件的规则形式给出)。而走统计路线的研究者一般求助于计算机对大规模的语料库的统计分析,由计算机来抽象出语言知识(比如以一定的数据结构记录的统计结果等)。两种路线孰优孰劣,不能笼统判断,只能跟具体的应用目标结合起来,由实践结果来评价。”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倡把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因此,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攻克难关,实现计算机对自然语言的处理与理解的目标,使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参考文献:

篇(3)

1.2教学方式后现代教育思想中教学方式为“对话”的教学方式,这一教学方式是后现代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对话”的教学方式提倡在教学过程中师生间的关系,要实现开放、平等、创造并富有多元价值的对话关系。“对话”的教学方式有利于促进学生与教师之间良好教学氛围的形成,有利于培养学生与教师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思想认识,有利于提高学生个性化的发展,有利于实现平等教学,从而体现因材施教的教学观念。

1.3教学方法后现代教育思想中教学方法为阐释教学法,学生在接受教师教育的前提下,以乐观、积极的心态不断拓宽学习方法,逐渐引导学生进入到真理的情景中。在后现代化的教学过程中,阐释教学法的运用,将促使学生学会解读自身的生活经历和教学文本,充分体现了教学的创造性,同时有利于学生想象力、观察力、注意力的培养。

1.4教学评价法后现代教育思想中教学评价法为自传式的教学评价法,由于学生存在个体差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能使用统一的评价尺度去衡量不同的学生。在后现代教育思想中,教学评价要注重评价标准的复杂性、动态性与模糊性,教师要将学生看成知识的发现者、探索者。

2.汉语言文学独特的文学优势

目前,我国汉语言文学是有各种象形文字组成的各种文学形式,如:小说、散文、论文等,同时,还有中国特有的诗、词、曲、赋等韵律形式。我国汉语言文学具有独特的文学优势,不仅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韵律,还带有中国汉文字独特的象形性。我国汉语言文学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同时,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学样式,对象形与表意进行了完美的结合。独特的汉语言文学,具有民族文化特色,其一字一音、一字一义都具有特有的属性,逐渐孕育了诗、词、曲、赋等,其声调起伏婉转、意境丰富深远,进而实现了我国汉语言文学意境美与韵律美的协调结合。

3.在后现代教育思想下汉语言文学的教学

3.1教学计划的改革传统的教学认为,在教学行动之前,要制定教学计划,并不能随意的更改。这种教学计划其实是对教学与课堂的控制,学生对知识的接受是被动的。在后现代教学思想的影响下,汉语言文学教学应树立“去中心”的平等教育思想,针对教师、学生、课本三方面,制定合作性的教学计划。教学计划应该在教学活动中产生,并进行随时的调整;教学计划要具备一定的可变性,这样才能在教学过程中灵活地运用意外事件进行有效的教学;同时,教学计划要具有实践应用性,逐渐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才能满足当今社会对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需求,才能实现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多样化。

3.2课堂教学模式的转变汉语言文学的课堂应实现师生互动的、多维性的教学模式,积极促进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教师应定位自己为学习者、思考着、聆听着以及调度者与排除者,在教学过程中,灵活的调动教学活动、排除教学障碍,实现汉语言文课堂教学的工作。学生应定位自己为思考着、议论着、提问者,在学习过程中要积极主动学习,并在教学活动中承担一定的责任。互动教学模式的形成,教师要在平等的教学氛围中进行教学,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同时,教学要充分地信任与鼓励学生,让其进行独立的思考,并对教师进行有效的交流与沟通。

3.3实现教学的开放性在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过程中,要确定以学生为教学主体,以教材为认知对象,教师引导学生通过感知、判断、推理等方法实现对教材知识的掌握,并通过对知识的学习获得一定的技能,同时将其结合到生活中。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要具备开放性,学生不仅要对教材的知识进行学习与掌握,还要形成个人的见解。

篇(4)

文字是语言的极为重要的辅交际工具,因而,我们需要正确的书写和使用文字。汉字已然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比如:咿咿呀呀学语的小孩口里吟唱的汉字,小学生在学习语文课本的过程中会认真地学习还不认识的汉字,到高中乃至大学的学生们对优秀语言文字和文学作品的痴迷,再到书法爱好者对汉字书法的喜爱及人们对汉字的深厚感情。为了更好地传承汉字文化,要求我们规范书写汉字。我们国家最早的汉字规范化是秦始皇实行的“书同文”。明清科举考试,要求写字不能出现任何错误。1956年国家语委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建立了现代的汉字规范。[1]1977年的“二简草案”也提供了汉字的规范书写标准,但是已经废除。“”以后,吹起了一股复古风,简繁乱用。而且各地写法不同,似乎“以乱为美”成了一时时尚。[2]这并不是正常现象。

现今人们写的不规范的字,一般可分为三类:第一,写了多笔画、少笔画或笔画不对的字,如(伟)“拔”“长”“蚌”(“长”应为四画,而写成五画)等;第二,写错偏旁的字,如把“偃旗息鼓”写成“偃旗息鼓”,把“辨析”写成“辨析”等;第三,写了不规范的简化字,如“餐”“菜”并没有简化等。

汉字数量巨大,字形与字义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人们认读时很容易把字念错。最常见的读错字音的现象有四种:一字多音,该读作这个音时念了那个音;如:“参差”、“处分”等易读错。把字的某一个偏旁的音读作该字的音;如:“蹴”读为“就”、读“犴”为“干”等。两字形体相近,把这个字读成那个字的音,混淆两个字的读音;[3]如:读“桨”为“浆”,读“沮”为“阻、祖”等。没有根据国家的规范文件正音,按旧读音读;如:读“期”为“几”音。

汉字有相当数量的字读音相同或相近,形体相似,字义相近。如“安和按”、“扳和板”、“班和斑”、“辩和辨”等等。如果不注意这些音、义、形相近字之间的区别,就很容易用错,写了别字。如把“自己”写成“自已”、“竞争”写成“竟争”、“裨益”写成“脾益”等。因此,为了不写或少写错别字和提高全民语言文字的运用水平和规范化水平,我们要注意积累容易用错、用混的字,具体分析原因并指出应该如何正确使用。[4]我们要以国家正式公布施行的《简化字总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现代汉语通用字笔顺规则》等为规范。

另外,现今网络用语的不规范使用的影响人群的范围很广。如 “吃饭饭”、“吃奶奶”、“睡觉觉”等、网络交际用语把“不要”说成“表”,把“男朋友”说“男票”等。一种新用法在刚出现时,往往会被盲目跟风。所以会有一部分人担心汉字的写法和使用规则受到了挑战,我们的汉字受到威胁?当然这种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不是危言耸听,但是不用过分担心。汉字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从未中断过。新出现的汉字写法或用法如果经济适用被大多数人们接受会自动保留下来,如果经过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不符合人们的需要,不经济实用,便会自动消亡。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如果一种新用法已形成大势所趋了,而且这种用法越来越符合汉语语言系统的规则,更加经济方便实用,我们就应及时调整规范的要求以适应发展的需要。比如“三个臭裨将顶个诸葛亮”,现实生活中都用成了“臭皮匠”了,何不因势利导,承认“臭皮匠”为规范?如果硬要倒回去坚持“三个臭裨将”,并指责“臭皮匠”是文化低下的表现,这真的没有必要。

为了使人们有意识地避免书写不规范的汉字,经过多次努力,我们探究出一些方法,即对汉字进行定量、定形、定音和定序。

定量指的是对现代汉语中常用的汉字数量进行精确的计算,确定现代汉Z常用、通用汉字的数目。现行汉字的定量工作已作了下面几个很重要的工作:选定常用字;常用字的选定考虑了以下几方面的因素:第一,使用频率高的;第二,学科分布广的;第三,日常生活学习中常用的。这三个主要方面的因素应该综合运用,不能仅仅依靠其中的某一方面而做决定取舍。

定形就是规定汉字使用的统一字形。异体字的整理和异形字的整理是汉字定形工作的两个关键方面,为了给现代印刷通用字提供字形规范。

南腔北调现象在我国是长久存在的,普通话水平出现地域性不平衡性。于是国家大力提倡推广普通话。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正确的发音和声调的正确认读对提高普通话水平及其重要,可以说是学习标准普通话的一个突破口。汉字存在一字多音的现象,我们要为汉字提供共同遵照的读音规范。1985年国家语委、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广播电视部等机关联合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规定了异读字的标准读音,要求全国所有部门和单位均以这个新的《审音表》为准。

在书写汉字时我们很需要专业科学的字典。汉字具有形音义三个方面的属性,根据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建立起字序,经常用到的是形序和音序。汉字的字序法有部首法、笔画法、四角法和音序法。汉字的排列方法包含义序法、形序法和音序法。义序法是根据汉字的义项顺序的整理。音序法是按照字音排列汉字的顺序。形序法按照字形排列字的顺序,主要有笔画法、部首法和号码法三种。笔画法指是依照汉字的笔画数目和笔顺编排汉字。部首法依据偏旁来排列汉字。号码法按字形确定的号码编排汉字。[5]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和学习汉字的检索方法的理论知识,为汉字定序工作尽自己的一份努力。

全社会要根据国家及政府职能部门制定的各种正字法标准使用汉字,不能各行其是,放任自流。我们在用汉字的时候不要随心所欲,需要熟悉规范、严格要求自己。特别是学校语文老师有更大的责任和义务帮助同学们规范使用汉字。

参考文献:

[1]张书岩. 姓名・汉字・规范[M]. 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75-94.

[2]费锦昌,黄佑源,张静娴.汉字写法规范字典[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1-21.

篇(5)

很广,本文不打算也不可能全面展开论述,我们只想就语义研究中比较突出的语义场分析问题,在现代汉语体

系中进行尝试性的探讨。

一语义场的性质

语义场是由语义系统中的一组有关联的义位组成的、具有一定共同语义特征的聚合体。

现代语言学认为,语义现象尽管极为复杂,但它仍是成系统的,是一个与语音和语法相并列的同属于语言

系统的子系统。同其它系统一样,语义系统也是由若干成分之间相对稳定的联系性所构成的具有一定功能的整

体。

语义既是一个系统,包含着整体性原则和关联性原则,那么,它无疑是可以进行结构分析的。结构是系统

内成分间内在有机联系形式,或者说是构成系统的各个部分及层次间依照一定的共同性所形成的相互联系和作

用的总和以及其表现形式。在语义系统中,语义的众多成分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既相互隶属,又相

互制约,从而成为一个有序的聚合体。这个聚合体具有层次化和网络化等特点,因而能从结构成分、结构关系

等方面进行考察。

要分析语义系统的结构关系,必须先确定结构成分。我们把组成语义系统的基本结构成分称为“义位”。

义位是语义系统中能独立存在的基本语义单位(相当于“义项”的概念)[(1)],它是以词义中的指称意

义为基础,辅之以附加意义而形成的。也就是说,考察一个词义是否为义位,关键在于看它的指称意义能不能

独立,能不能与其它指称意义相区别,如果能,则应算为义位;如果两个指称意义没有多大区别,那就应再分

析其附加意义有无不同,如不同之处特别明显,也应分别算为义位。比如,把“枯萎”“逝世”“归天”这三

个语义单位互相比较,可以看出,虽然它们均是指生物的发展过程,但前者和后两者的指称意义有明显不同,

前者是指草木干枯、萎缩,而后二者则是指人的死亡。后二者的指称意义虽然基本一致,但附加意义有差别,

分别带有庄重色彩和迷信色彩。因而,它们是三个不同的义位。

在语义系统中,各种各样的义位在总的方面均有共同点,服从共同语义原则的支配,各作为聚合体的有机

组成部分而存在。一个义位不仅自身独立,更为重要的是,它还通过多种关系与其他义位相关联,从而取得彼

此存在的价值。一般说来,这诸多联系不外是“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的两种性质的联系,不外是纵的方

面逐级隶属,横的方面相互对立的两种形式的联系。义位之间在语义系统中正是从共时方面由这些联系形成了

大大小小、各种性质的组系化、层次化的聚合,即从结构的平面上构成了语义场。例如,具有共同语义特征“

说”的义位就有“说、扯、称、道、讲、唠、聊、嘀咕、唠叨”等等,这些义位聚合成组,构成一个语义场,

就是组系化,而义位“说”在这一组系中占据的地位,比其他义位高一个层级,就是层次化。

通过语义场的分析,有助于全面地观察义位,找出它们的共性和个性。意思不同的义位,必然处于不同的

语义场,如“走”和“落”即是。意思相近或相类的义位,则处于同一语义场中,如“轻捷”“麻利”“快速

”等即是。义位处于同一个语义场,是由它们之间的共性决定的,而个性又使它们相互区别开来。所以,在进

行语义结构分析时,不能脱离语义系统对任何一个义位作孤立的研究,而应该首先明确义位在语义场的结构中

所处的位置,并以此为出发点作进一步的比较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语义场是语义结构分析的基础。

二语义场的结构模式

如前所述,语义场是由互相联系的义位组成的。义位之间相互联系的方式和状态,就是语义场的结构模式

迄今为止,对于义位之间的联系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词义制约的观点,一是词义联想的观点。就

语义场本身的性质来分析,我们认为,它主要是由义位间的共性联系联结起来的,这是语义场形成的前提,而

义位各自所具有的个性,则是语义场得以存在的基础。根据这一看法,从组成义位的义素的角度,我们把语义

场的结构描述为由“义素节”和“义素链”所组成的树状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义素节是语义范畴的标志,是

语义特征的集中表现。通过义素链的传递,某一义素节从另一高层次的义素节那里接受了语义信息,进行聚合

形成义位,又以此为基点,通过义素链从不同的角度向低层次发出信息,继续形成其他义位。值得提出的是,

义位是义素节的表现形态,但不是唯一的形态,因为有很少一部分义素节是没有或未用合适的义位来标示的,

它们在结构中只起承上启下的作用,这种未能显现出来的义素节我们称之为“零位”。[(2)]所以,语义

场所包含的语义结构单位是义位和零位,起联系作用的是义素链。

以“.”代表义位,“。”代表零位,语义场的结构模式可描述为:

(附图[图])

以“交通工具”和“人的年龄”语义场为例,它们的结构可粗略地表现为:

(附图[图])

由于“年龄”和“未成年”都不属于“人”的基本类别范畴,而只是一种语义特征,故为零位。

三语义场的语义结构特性

语义结构是义位之间相互联系的中介,义位则按照一定的语义结构进行排列和聚合。分析语义场,不仅需

要描述其结构模式,并且要揭示其语义结构的一些重要特性。

(1)客观性和约定俗成性。

语义是对事物和现象的概括认识,没有客观外界对人脑意识的折射,就没有语义。在使用语义确定词语的

指称时,人们必须考虑事物和现象自身的本质、相互的联系,并把它们纳入到语义系统中去,这样,语义结构

也就必然带有了客观性的性质。例如,如果现实生活中没有汽车、卡车、轿车和赛车等,语言中也就没有称谓

它们的词语的意义之间的相互内在联系;同样,没有上的存在,也就没有中和下的出现,没有远,也就无所谓

近,即绝对不会形成反映这些事物的语义结构。

当然,语义的作用不仅仅是确定语词,给客观事物和现象称名,而且也反映了人们对这些现象以及它们之

间关系的共同认识。这种认识必须符合社会习俗,为全社会成员所一致承认,即具有约定俗成性。例如对“儿

子”的语义认识,就不能解释成“外甥”,对“走”的语义认识就不能解释成“飞”,否则就会造成语义场语

义结构的混乱。语义结构的约定俗成性还表现在不同民族对同一事物联系的不同认识上。如汉语的“中表亲属

”和“堂房亲属”包括八个义位,而英语只用了“Cousin”一个义位。汉语的亲属词数以百计,能标义位的就

有50多个,而英语的亲属词只有13个,加上几个修饰词,就可以指称所有的亲属关系。一般说来,这些区

别并不是语义结构关系有多大的差异,而是在于语义认识概括范围的大小,即语义场大小的问题,根源在于不

同社会对语义的不同安排。

(2)稳定性和有序性

义位间的内在联系通常是紧密的和牢固的,它使语义系统总是趋于保持某一状态,不轻易发生变化,这就

是语义结构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是语义场稳定的前提。稳定性寓于语义结构之中,它的实现取决于语义场的

有序性,而有序性又是由义位间的协同作用所决定的。语义结构的有序性和稳定性是相互作用的:一方面,义

位的有序关联构成了语义场的语义结构,保障了语义场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义位的稳定相联维持了语义场的

语义结构,保证了语义场的有序性。

在很多情况下,义位可以更新,但语义结构是稳定的,可以基本保持不变。如古汉语中的义位“人”不同

于现代汉语中的义位“人”。《说文·人部》:“人,天地之性最贵者”,《礼记·礼运》:“人者,天地之

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香气也”。这是从经学的角度来说明人,对于人的本质特征则无涉及。现代

汉语义位“人”的意义内容是“能制造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物”。显而易见,义位的语义内容已经发

生了变化,但与“人”有关的语义结构却无大变化。当然,这也不排除语义结构作必要的调整、改动。索绪尔

曾经说:“系统从来不是直接改变的,它本身不变,改变的只是某些要素,不管它们跟整体的连带关系怎样。

情况有点像绕太阳运行的行星改变了体积的重量,这一孤立的事实将引起普遍的后果,而且会改变整个太阳系

的平衡”,[(3)]这段话使我们认识到:一方面,义位具有可变性,另一方面语义结构的变化也具有可能

性。应该说明的是,语义结构的变化多是在整体稳定性中所起的局部变异。进一步说,语义场的稳定不是靠义

位的一成不变,而是靠结构间的牢固联系,语义结构是维持语义场的不变量。

(3)层次性和相对性。

层次性是由整体与部分对立的相对性决定的。在语义结构中,层次性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根据系统论的

观点,系统是按严格的等级组织起来的,它可以逐级分解为低层次的层级系统、直至分到不能继续分解的组成

元素为止。显然、作为语义系统组成成分的义位在语义结构中的存在绝非单纯的量的增加,而是处于等级之中

的,即具有层级性。

在语义系统中,任何一个语义场都和附近的语义场一起构成一个较大的语义结构。因此,任何一个语义场

都是较高一级语义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任何一个语义场本身,通常又是一个由许多成分所构成的语义结

构。语义场既作为部分又作为整体存在,这使语义结构具有相对性。例如,“父亲”和“母亲”作为义位,构

成了语义场A,这个语义场又与同一层次上的另一个语义场B“孩子”、“儿子”和“女儿”一起构成了一个

比它们层次高的较大语义场C,而这个较大语义场C,又与“爱人”、“丈夫”、“妻子”所组成的语义场D

一起,构成了更高层次上的更大的语义场E。其中,A和B既分别作为独立的语义场存在,又作为语义场C的

部分存在。对于A和B来说,C构成了包括它们在内的语义场,而对于E来说,C又是语义场E的组成部分之

一,语义系统就这样层层相递,互为对照。

由于层次性和相对性,语义系统形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立体网络模式,它既可以按垂直方向进行描写,以

区分它们内部的等级,又可以按水平方向进行分析,以掌握同类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垂直方向的语义场之间

,具有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水平方向的语义场之间,则具有一定质的差异,虽然它们处在同一平行层次上,

隶属于同一大语义场,但毕竟是不同的语义子场,相互之间有一定质的不同。

语义场的大小与语义结构的层次性是密切相关的。越是上行,语义场就越大,义位所概括的范围也逐渐加

大;相反,越是下行,语义场就越小,义位所概括的范围也更为具体。

(4)开放性与动态性。

语义结构不是封闭的和静态的,它总是在不断地向外界进行着语义信息的交换,并适当地调整、增减义位

,在交换中求稳定,在变化中求有序。稳定是相对的,开放是绝对的。

由于开放的特点,语义作为实现词语的指称功能的桥梁,其结构必然要适应客观外界变化的需要,在一定

情况下发生一定的变异。比如,现在独生子女增多,就会使一些亲属关系逐渐消失,如舅舅、伯父等,反映到

亲属语义场来,语义结构的联系范围就会逐渐缩小,直到与客观外界相适应为止。

语义结构可以分为基本结构和非基本结构。基本结构反映的是那些与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现象之

间的语义联系,一般不易发生变化,亲属语义结构就属此类。而非基本结构则恰恰相反,它们一般不常用,或

者只是短时间常用,使用范围不甚广,所反映的多属于一些带有行业性、科技性、方言性的东西。基本结构显

示了稳定性,非基本结构显示了开放性。也可以说,语义结构的开放性和动态性,主要是指非基本语义结构而

言的。当然这不是说基本语义结构就一成不变的,只是相比之下,它的变化是极其缓慢的罢了。

以上就语义结构四个方面的特性进行了分析,而这四个特性是互为联系,互为作用的。其中,后三个特性

都是以第一个特性为基础的。因为,语义场的语义结构只有在具有了客观性和约定俗成性的前提下,才能随之

出现其他特性。稳定性和有序性是其静态存在的形式和标志,开放性和动态性是其发展变化的表现,而层次性

和相对性则是对语义结构本质特征的概括反映。

四语义场的举例分析

前面,我们分析了语义场的性质和结构特性,并拟定了一个结构模式。下面,我们以“亲属语义场”和“

下肢动作语义场”为例来进行语义场的分析。

分析语义场首先要确定语义场包含的义位。在排列义位时,我们是以下面几点作为取舍条件的。第一,考

察义位间的联系以其最主要的特征为依据。几个不同的义位也许在很多点上有共同之处,如果把它们纵横相连

,不仅混乱,也是不科学的。选择义位时应提纲挈领,脉胳清晰。第二,在众多同义义位中选取具有较强代表

性的义位。由于同义义位很多,有的差别十分细微,在分析时列出全部义位十分繁难,故只择其典型者列出,

余下的在必要时作出说明。第三,比较生僻的义位一般不列出。第四,多义性词语意义的义位按情况分入不同

的语义场。

(1)亲属语义场的分析。

亲属语义场是“人”这个语义场下的子场。因为“人”语义场还下分很多语义子场,亲属语义场只是从“

亲属”这个角度对“人”进行语义场的归类。比如“姐姐”“胖子”“石匠”和“英雄”等都是指人,属于“

人”语义场,但它们的具体范畴不一样,“姐姐”属于“亲属”范畴,“胖子”属于“体态”范畴,“石匠”

属于“职业”范畴,“英雄”属于“品性”范畴,这些不同的语义范畴使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语义子场,并一起

组成了“人”语义场。

现代汉语的亲属词有几百个,但不是说亲属语义场就包含了几百个义位,因为有许多亲属词几乎是同义的

,进行语义场分析时,只能众里挑一。例如,与义位“父亲”同义的亲属词就有“爸爸”“翁”“爹”“老子

”“阿爸”“家父”等,与“岳父”同义的亲属词有“岳丈”“岳翁”“丈人”“外父”“泰山”“冰翁”等

,我们只选取典型义位“父亲”、“岳父”。另外,还有一些亲属词,或较少使用,或表示的亲属关系不密切

,也在分析时排除。这样经过多方筛选,最后剩下五十三个比较典型的亲属词,代表了五十三个典型义位。

把这五十三个义位纳入亲属语义场中进行分析,内部可分为两个较大的子场,这两个较大子场又各自分出

两个较小的子场,从总体上看,即:

(附图[图])

亲属语义场的特点是界限清楚,没有中间状况。另外一个特征是,很多义位都呈二元对立状态,即两个义

位互为对待,并且多为性别方面的,如“父亲”与“母亲”,“哥哥”与“姐姐”,“孙儿”与“孙女”等。

二元对立可以在同一个语义子场内形成,也可以跨场,即两个对立的义位可分别处在两个不同的语义场中,如

“哥哥”还可与“嫂子”相对,“伯父”与“伯母”相对等等,但这两个语义场必属于同一个较大的语义场。

(2)下肢动作语义场的分析。

下肢动作语义场是“动作”语义场的子场,是与头部动作语义场、上肢动作语义场和全身动作语义场相并

列的。通过归纳分析,此语义场下面包括十一个子场,它们是:走、跑、跳、坐、蹲、站、骑、跪、踢、踩、

踮,分别列出:

(附图[图])

(附图[图])

下肢动作语义场最多可分出四级来。同亲属语义场相比,其义位间的关系没有明显的对应性,而是从不同

方面指称同一现象,呈互助状态,而且有的义位之间,界限也不十分清楚、甚至交叉。如语义场“跑”所包含

的三个义位,“腾”是边跳边跑,“颠”是一摆一摆地跑,“奔”则是很快地跑,它们是从三个方面说明跑的

动作的。多义性的语词在这里是分属不同子场的。例如,“覆”有两个意义,一是“小心翼翼地走”;二是“

轻轻地踩”,故算为两个义位,各归入不同的子场,其他如“登、腾”等也是这样。

通过以上两个语义场的举例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语义场的状况并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各具特色的,其

内部义位间的联系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因而,如何进一步全面分析、描述现代汉语语义场的状貌,确是一项高

难度的课题。本文虽然在借鉴语义学先进理论与具体分析汉语语义场方面,作了一点探索,但由于水平有限,

文中定有许多不足之处,祈盼专家学者指正。

注:

篇(6)

0.2我国语法学界对“形+动态助词”现象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归结起来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形容词带上动态助词后便具有了“动性”,带有“动作的意味”。例如,黎锦熙(1824)认为,诸如“

你的胡子却也白了许多”“孩子大了,今年要请个先生”中的“白、大”,由于其后添附了“了”,“这就

可以证明:它们不但在句法结构上是动性,便在实质的意义上,也含有迁变流转的动态了”(1)吕叔湘(1942)

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声音渐渐低了下去,一会儿忽然高了起来”“一到十月,这些树叶便红了起来”

中作谓语的形容词“不是表示一种无始无终的一瞬间的状态,而是表示一种状态的开始,或是表示一种状态

的完成,于是这个形容词也就带有动作的意味。”(2)黎、吕的说法代表了早期对“形+动态助词”的一种认

识,这种看法只是注意到了形容词带动态助词后语义上的变化,还没有从归类的角度明确带动态助词的形容

词词类归属问题。

(2)认为形容词接动态助词是其语法特点之一,并不改变形容词的词性。也就是说,带动态助词并不是动

词的专利,而是动词和形容词共有的语法特征。王力(1943)认为“形容词最不适宜于做叙述词(叙述句中的

谓词)……凡形容词用为叙述词的时候,往往是靠‘了’字或‘着’字的力量,如‘心冷了半截’‘他红着

脸’之类。”(3)在另一部著作(1944)中,他更明确指出,“了、着”二字“并不是专为动词而设的”,“红

了脸”“大着胆”中的“红”和“大”本身不是动词(4)。张志公(1959)认为“动词和形容词都有‘体’的变

化,就是加上‘了、过、着、起来、下去’这些辅的成分。”(5)房玉清(1991)指出“大部分动词可以带

动态助词,一部分形容词也可以带动态助词”。(6)基本属于这类看法的还有,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中

译本,第294~295页)、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第216、318、595页)、熙《语法讲义》(第

69~72页)等等。

(3)带动态助词是动词的语法特征,形容词接动态助词后就变成了动词。唐广厚、车竞在1985年发表的《

形容词接动态助词动词化初探》一文可以说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该文认为形容词接动态助词以后:(一

)“就失去了形容词的语义特征,而与动词相同。”(二)“能带数量(动量)补语,与动词相同。”(三

)“有些可以带宾语,与动词相同。”(四)“一般不受程度副词修饰,与动词相同。”(五)“有些可受

形容词修饰,与动词相同。”据此,文章认为“形容词接动态助词后无论在语义上还是在语法功能上,都已

具备了动词的主要特征,把它们看成动词是完全合乎情理的。”(7)

(4)有的语法著作,特别是一些语法教材,把带动态助词“了、着、过”看作是动词的语法特点之一,而

谈到形容词的语法特点时却没有明确形容词能不能带动态助词,也没有说明对那些可以接动态助词的形容词

如何处理。如胡裕树等《现代汉语》(1981年第3版)。黄伯荣等《现代汉语》(1983年第3版)、钱乃荣《

现代汉语》(1990年第1版)等等。

(5)与“形+动态助词”问题有关,还有如下两种看法。一种以丁声树等(1961)为代表,认为有时候“形

容词加上‘了、起来’一类字眼,如‘花红了’‘雨大起来了’,简直和动词没有区别。……形容词这样用

的时候,就可以认为是动词。”(8)李临定(1990)也有类似的看法,主张“起来”等应做为确定动词的一个标

准,因此他认为“苹果红起来了、气球大起来了”中的“红、大”等所谓表变化性能形容词“也应该看做是

动词”,称为“形转动词”,意思是“从主要特征上来看,它们已变为动词,但是和一般的动词又有所不同

。”(9)

另一种以吕叔湘为代表,他在《关于汉语词类的一些原则性问题》(1954)中认为,“如果规定只有动词

能做谓语,能加‘了’”,把“天冷了”中的“冷”看做是兼属形容词和动词的话,那么“大多数形容词都

要兼属动词,这两个词类就不大分得清,这个分类法就有毛病了。”因此他主张把“作谓语和加‘了’字(

指句末的‘了’——引者)不作为动词的特点而作为动词和形容词的共同特点。”(10)徐枢(1991)也持类似

的看法,他认为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1961)“列举的事实(指‘花红了’‘雨大起来了’——引

者)是正确的,‘了’‘起来’确实可以与形容词相结合,但这并不足以得出形容词‘可以认为是动词’这

一结论。”(11)陆俭明(1994)说得更明确:现在大家不认为“花红了”“水热了”“雨大起来了”“现在神

气起来了”中的“红、热、大、神气”是形容词兼动词的用法,而认为后加“了”“起来”是动词、形容词

共有的语法功能(12)。

0.3可以看出,人们对“形+动态助词”的看法还不尽相同,有些意见甚至完全相反。由于观察的角度不

尽相同,因此可以说不同的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一般来说性质形容词表示事物的属性,是静态的,动词表

示动作行为或事物的发展变化,是动态的。第(1)种看法正是着眼于形容词接动态助词后,其语义特征与原形

容词不同,而与动词相同,因而认为形容词接上动态助词后带有了“动作的意味”。第(2)种看法把接动态助

词看作是动词和形容词共有的语法特征,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确有一部分形容词可以接动态助词。第(

3)种看法从接动态助词后形容词在语义上和语法功能上发生了与动词相同的变化,因而把这样的形容词看成

是动词。恐怕也是“合乎情理”的。第(4)种看法没有说明如何处理能接动态助词的形容词,但是,我们猜测

,恐怕还是认为形容词不能接动态助词,接动态助词后就变成了动词。但这样处理似乎应以能带动态助词的

形容词数量不多为前提,否则动、形就很难区分了。第(5)种情况提到的两种不同的观点,从所举的例子来看

,谈的都是形容词带句末“了”的问题,还不能看作是形容词带动态助词的典型情况。

总的来看,前人在划分词类,特别是探讨动词和形容词问题时,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形

+动态助词”的问题,但大都是举例性地说明自己的观点,缺乏对形容词带动态助词情况的全面考察,因而

缺乏说服力。本文打算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相当数量的形容词带动态助词的情况进行穷尽的考察,看看

现代汉语里形容词带动态助词的实际情况如何,究竟有多少形容词能带动态助词,有无规律性,哪些形容词

不能带动态助词,等等,在定量考察和描写的基础上,再来看看带动态助词的“形容词”的词类属性问题。

一考察范围及原则

1.1本文考察的形容词仅限于性质形容词,因为非性质形容词,如复合形容词(冰凉、雪白、鲜红、喷

香、高高的、乱哄哄、糊里糊涂……)和非谓形容词(正、负、单、双、初级、全能、有形、大型……)等

,都不能带动态助词。本文共考察性质形容词1360个,主要来自以下三种材料:(1)《普通话三千常用词表(

增订本)》(郑林曦编,语文出版社,1987年版)。(2)《形容词用法词典》(郑怀德、孟庆海编,湖南出版

社,1991年版)。(3)《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国家汉办汉语水平考试部,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2年版)。

1.2动态助词包括“了、着、过”,此外也考察了形容词带“起来、下来、下去”的情况。其中动态助

词“了”主要限于句中的“了”,即“了(,1)”。句末的“了”情况复杂,即使是动词句末的“了”也很难

全部分清哪些是了(,2),哪些是了(,1+2)。形容词句末的“了”同样很复杂,不过本文用排除法,最大限度

地缩小那些不易区分是带了(,1),还是带了(,2)的形容词的范围。“起来、下来、下去”等是否完全虚化为

助词,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形容词带上“起来、下来、下去”后,语义上有了明显的过程性,是形容词

动态化的标志。为此本文权且把“起来、下来、下去”看作是非典型的动态助词。

1.3考察的原则是,优先考察能否带典型的动态助词,再看能否带非典型的动态助词;就带句末“了”来

说,先排除可以认定是带语气助词的情况,最后剩下的是不好确定到底是带了(,2)还是带了(,1+2)的部分。

具体来说,考察的顺序依次是:

(1)能否带“了(,1)”,即“形+了+后续成分”。

(2)能否带“着”,即“形+着(+后续成分)”。

(3)能否带“过”,即“形+过(+后续成分)”。

(4)能否带“起来、下去、下来”,即“形+起来/下去/下来(+后续成分)”。

(5)是否只能出现在“形+了”格式中。

(6)是否只能出现在“太+形+了”格式中。

(7)不能带动态助词(包括非典型动态助词“起来、下来、下去”)的形容词。

应该说明的是,我们依以上考察顺序对每一个形容词带各种动态助词的可能性都作了调查,其中有的能

带多个动态助词,但在最后分析统计形容词带动态助词比例时只按一词次计。

二“形+动态助词”考察

2.1形容词带动态助词“了”

根据我们的调查,在1360个形容词中能带动态助词“了”的形容词,即能出现在“形+了+后续成分”

中的形容词共有474个,占34.85%。可分作以下五种格式。

(1)形+了+名

白~胡子慌~手脚秃~头黑~心肠坏~名声乱~阵脚热~馒头冤~好人明确~任务满

足~要求充实~内容缓和~矛盾活跃~市场坚定~信念简便~手续肯定~成绩健全~法制

开阔~视野突出~重点统一~思想稳定~秩序便利~群众端正~态度丰富~知识方便~顾客

纯洁~队伍巩固~国防孤立~敌人固定~人员红~脸辣~眼睛模糊~视线晒~被子完善~组

织严格~手续严肃~纪律哑~嗓子正~正帽子壮~壮胆子分散~精力紧~紧螺丝

(2)形+了+数量

安静~许多安全~不少薄~二寸/点儿是悲惨~点儿是悲观~点儿笨~点儿迟~一步精

力充沛~不少就是丑~点儿粗暴~点儿粗糙~点儿太残忍~点儿是惨~点儿质量差~点儿长~

三寸/许多敞亮~许多/些沉~不少式样陈旧~点儿屋子潮~点儿沉默~许久/一阵子稠~点

儿大~点儿/七八岁单调~点儿菜淡~点儿短~点儿/二寸烦琐~点儿肥大~点儿/些就是

稍微浮~点儿干净~几天孤单~点儿太过分~点儿好~许多/不少急躁~点儿尖~点儿紧张

~点儿/一阵旧~点儿精练~不少简单~点儿太娇气~点儿比以前进步~点儿/不少条件苛刻~点

儿话是刻薄~点儿,可说的在理。生活苦~点儿太快~点儿亮~一会儿流行~几天/一阵子l

uō@①嗦~点儿亮堂~不少笼统~点儿难~点儿暖和~点儿/不少浓~点儿胖~点儿/许多细

~点儿咸~点儿远~点儿天阴~一会儿犹豫~一下/一会儿窄~点儿

(3)形+了+名+数量

矮~人一截低~人一等高~他一着大~他六岁只小~我一岁只快~我二秒只慢~他一秒

晚~我一天忙~我一周

(4)形+了+数量+名

就错~三个字只差~一道题才对~二道题多~几个外地人废~几张票贵~五角钱贱~三角钱

门口横~一张桌子红~几个苹果瘸~一条腿晴~一个白天阴~一个下午热~几个馒头温~一壶

酒脏~一只手湿~一只鞋坏~一台电视机黄~几片叶子近~三里地瞎~一只眼苦~几个孩子

烂~一车香瓜聋~一只耳朵麻~一只脚急~一身汗少~几件衣服熟~一锅饭集中~一批人才

宽大~二十名俘虏

(5)形+了+起来/下来/下去

立刻不安~起来逐步成熟~起来农民富~起来态度和蔼~起来立刻烦躁~起来吃香~起来

这里竟也繁华~起来他突然傲慢~起来天黑~下来目光暗淡~下来情绪安稳~下来慢慢地静~下

来声音渐渐低~下去立刻软~下来

2.2形容词带动态助词“着”

能带动态助词“着”的形容词共有46个,占总数(1360个)的3.38%。有以下三种格式。

(1)形+着

饭正热~鞋还湿~正着急~我肚子还饱~,吃不下了。两个人一直别扭~,谁也不和谁说话。

他一直在心里憋闷~敌人正猖狂~他一直沉默~腰弯~在家里闲~耳朵竖~

(2)形+着+数量+名

空~一个房间密林中活跃~一支小分队门口横~一条板凳江北荒~大片土地亮~一盏灯瘸~

一条腿炉子上热~一壶水竖~两只耳朵家里闲~一台计算机

(3)形+着+名

红~脸低~头光~脊背厚~脸皮尖~嗓子空~手竖~耳朵歪~脑袋弯~腰斜~眼睛

阴~脸硬~头皮壮~胆子哑~嗓子直~腰晒~被子流行~这样一句话

此外,下面几种情况不属于形容词带动态助词“着”。

(A)形+着+点儿,如:

机灵~点儿积极~点儿精神~点儿薄~点儿(皮)慢~点儿轻~点儿老实~点儿厉害~

点儿

(B)别+形+着(+名),如:

别冷~别凉~别烫~别辣~眼睛别咸~别冤~好人

(C)形+着呢,如:

沉~好~快~乱~娇气~懒~。

其中(A)(B)中的“着”表示命令、祈使、提醒(13),(C)中的“着、呢”表示强调,都不是表动态的,所

以不在本文讨论之内。

2.3形容词带动态助词“过”

能带动态助词“过”的形容词有331个,占总数(1360个)的24.34%。可分作以下四种格式。

(1)(没+)形+过+名/名词短语

没向困难低~头光~脚没狠~心没红~脸没坏~人没慌~手脚也讲究~穿戴没空~手

肯定~成绩,指出过缺点。麻烦~他满足~他的要求没少~你的没松~劲儿没突出~他团结~

他委屈~你没为难~他村头响~一阵枪声冤~不少好人也冤枉~我晕~车没弯~腰

(2)(从/从来+)没(有)+形+过(+时量/动量)

从来没安分~动乱年代这里就没安定~来这儿半年他从来就没安心~从没安逸~这个人从没诚

实~态度从没端正~没安宁~一天心里就没敞亮~没干净~从没公开~从来没马虎~没轻闲

~一天一个多月就没睛~没准时~一次从来就没富~在敌人面前他没有畏惧~

(3)(从/从来+)没(有)/未+这么/这样+形+过

她烙的饼从没这么薄~他以前从没这么暴躁~妹妹从来没这么悲观~从没这么便利~精力从没

这么充沛~我感到自己从未这样充实~他说话从没这样冲(chòng)~从没这样粗糙~从没这

样粗心~心情从未这样沉重~她以前可从没这么大方~从没这么分散~没这么干躁~他写的字从

来没这么工整~从没这么孤单~没这么急躁~矛盾没这么尖锐~没这么紧张~

又如:没(有)+这么+快/慢/严/苦/辣/亮/黑/忙/胖/瘦/认真/任性/热情/仔细/客气

……+过

(4)形+过(+时量/动量)

这儿以前安静~从前他在这一带霸道~一阵子他小时候白~我以前保守~他俩别扭~一阵子心

里不安~吃香~好些年他聪明~,可也糊涂~我沉默~一阵子成功~,也失败过只对~一回我

也烦躁~过去这里也曾繁华~小河只干~一次就旱~一年他俩好~几天积极~一阵子我们也艰苦

~几年制度也健全~,只是没执行过。苦恼~我以前软弱~神气~几天我失望~上午阴~一会

2.4形容词接“起来/下来/下去”

能带“起来/下来/下去”的形容词共有195个,占总数(1360个)的14.34%。其基本形式是:形+起来

/下来/下去(+了)。

傲气起来了变得霸道起来心情悲痛起来他立刻暴躁起来敌人更加猖狂起来天长起来(了)

渐渐成熟起来把自己充实起来变得聪明起来腰粗起来了眼前敞亮起来了皮肤变得粗糙起来了你怎么

大方起来了养花的人多起来了又得意起来了乡镇企业发达起来了烦躁起来爸爸不在,你就放肆起

来气球鼓起来了声音渐渐低下来不能这么软弱下去不要这么消沉下去松懈下来安定下来冷下

2.5只能带句末“了”的形容词

是指不能带动态助词“了、着、过”,也不能带“起来/下去/下来”,只能带句末“了”的形容词而

言。只能出现在“形+了”格式中的形容词有110个,占总数的8.09%。例如:

饱和~颗粒饱满~道路畅通~人来不少~比以前规范~比以前好看~合格~婆媳关系和睦

~我已经寒心~他已经灰心~豁亮~比以前健谈~饭菜可口~头脑灵活~办事利落~思想开

明~我感到困惑~东西齐全~问题清楚~他已麻木~心情舒畅~感到生疏~眼睛湿润~舒服

~肃敬~省事~水灵~通~透~稳~糟~烦~甜~(火)旺~

2.6只能出现在“太+形+了”中的形容词

这是相对只能出现在“形+了”格式中的形容词而言的,有些形容词在带句末“了”的同时,往往要求

在它的前面有程度副词“太”等出现,否则就不大可能带句末“了”,我们把经常这样用的形容词看作只能

出现在“太+形+了”格式中。这类形容词有292个,占形容词总数的21.47%。例如:

肮脏不幸逼真抽象意外慈善丑恶封建偶然尴尬豪华荒凉晦涩滑头花哨

极端精彩绝对可贵可耻空泛零碎离奇露骨腼腆勉强狼狈难得难堪平常凄凉

轻浮荣幸俗气突然伟大特别武断做作主观重要痛苦次精妙猛毒弱傻

帅土贪凶野

2.7不能带动态助词的形容词

亦即“了(包括用在句末的)、着、过”以及“起来、下去、下来”都不能带的形容词,共有398个,占

总数的29.26%。例如:

安详必然奔放诧异昌盛纯粹从容苍劲苍茫垂危陡峭繁多端庄灿烂恍惚

酣畅矫健精锐清脆浓郁蓬勃崎岖浓厚器重深切深远爽朗泰然坦然焦急锐利

妥善雄伟汹涌秀丽悠扬真诚忠贞茁壮卓越著名长久残陈甘佳古荤寒

枯牢善盛污险优良羞

三“形+动态助词”现象分析

3.1从以上考察来看,形容词带动态助词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基本上是有规律的。(1)带动态助词“了

”有五种形式,参见2.1。(2)带动态助词“着”有三种形式,参见2.2。(3)带动态助词“过”有四种形式,

参见2.3。(4)带非典型动态助词“起来/下去/下来”有一种基本形式,参见2.4。(5)8.09%的形容词通常情

况下出现在“形+了”格式中,参见2.5。(6)21.47%的形容词通常只出现在“太+形+了”格式中,参见2.6

。(7)另有29.26%的形容词不但不能带任何动态助词,连句末“了”也不能带,参见2.7。

3.2但是,总的来说,形容词带动态助词不是很自由的,不少情况下是有条件限制的。例如“形+了+

数量”句式中的“数量”,绝大多数时候只能是“点儿、些、许多、不少”等,而不能换成别的数量词语。

又如,带动态助词“过”的形容词,绝大部分只能出现在前加“没有(+这么)”句式中,否则就不能带“

过”(参见2.3)。

3.3只能带句末“了”的形容词(参见2.5),所带的“了”从出现的位置上看不像是动态助词“了”

,但到底是语气助词(了(,2))还是动态·语气助词(了(,1+2)),目前还没有一个公认的说法。《现代汉

语八百词》认为,“形+了”中的“了”多数表示一种变化已经完成,出现新的情况,应该算是“了(,1+2)

”,但同时又说,如果只着眼于当前的情况,也可以说只是“了(,2)”。(14)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不过是

否“只着眼于当前的情况”只有结合具体语言环境和说话人的主观表达意图才能判断,在具体的语句中缺少

形式标志。因此,我们暂时倾向于把“形+了”中的“了”看成是“了(,1+2)”,这样处理也许更稳妥些。

相对来说,把只能出现在“太+形+了”格式中的“了”看成是语气助词“了(,2)”就容易一些。因为

这时的句末“了”与“太”构成“太……了”格式,表示对某种性质的程度进行夸张性的强调,“了”不表

示性状的变化,只是加重感叹等语气的表达。不过,这种格式中的程度副词并不限于“太”,“可”和“最

”等也可以,例如:“可香了”“可鲜了”“你最傻了”“老赵最土了”等等。应该说明的是,所谓只能出

现在“形+了”格式中的形容词,是相对于能带“了、着、过”以及“起来/下去/下来”的形容词而言的

,事实上有些能出现在“形+了”中的形容词也可以出现在“太+形+了”中,如“甜了——太甜了”“舒

服了——太舒服了”等等,这类形容词我们算在“形+了”之列,因为两种格式的“了”是不大一样的,而

我们考察的是形容词带动态助词的情况,所以形容词带“了(,1+2)”优先于带“了(,1)”。

3.4从考察的情况来看,能带动态助词的形容词多见于口语中,如“慌了手脚”“厚着脸皮”“没轻闲

过一天”“天晴起来了”等等。不能带动态助词的形容词,多是来自古汉语的书面语形容词(参见2.7),并

且除“恩爱”“浩荡”等个别的以外,都不能重叠。此外,能带“起来/下去/下来”的形容词,基本上都

能带动态助词“了(,1)、着、过”。

3.5调查结果表明,在1360个形容词中:

(1)能带动态助词“了(,1)、着、过、起来(下去/下来)”的有560个,占41.18%。

(2)只能带动态·语气助词“了(,1+2)”的有110个,占8.09%。

(3)只能带语气助词“了(,2)”的有292个,占21.47%。

(4)不能带任何一个动态助词(包括“起来/下去/下来”),也不能带句末“了”的,有398个,占29.

26%。

(5)形容词与动态助词的组合能力依次是:带“了(,1)”(占34.85%)>带“过”(占24.34%)>带“起

来”(包括“下去/下来”)(占14.34%)>带“着”(占3.38%)。

3.6在如何看待形容词带动态助词问题上,有两种明确而完全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形容词带动态助词

是其语法特点之一,并不改变词性(见0.2之(2))。另一种观点认为,带动态助词是动词的语法特征,形容

词带动态助词就变成了动词(见0.2之(3))。究竟哪一种看法可取,要看形容词带动态助词的实际情况如何

。本文考察的形容词数量有限,但大抵上能够反映出形容词带动态助词的实际情况。

从调查结果来看,有41.18%的性质形容词可以带动态助词。若加上8.09%的能带动态·语气助词“了(,1+

2)”的形容词,就有49.27%的形容词能带动态助词。这样看来,把能带动态助词的形容词都看成是动词,即

处理成形、动兼类,就有困难了。否则,兼类数太大(即使除去8.09%能带“了(,1+2)”的形容词,也还有41

.18%的形容词能带动态助词),那么这两类词就无法区分了,换句话说区分这两类词的意义就不大了。因此

,我们倾向于不把带动态助词的形容词处理成兼类,而承认(有近半数的)形容词可以带动态助词。然而,

这样处理的后果是,使得动词和形容词的界限更加模糊了。

3.7进一步来看,“能否带动态助词”这一标准在动词和形容词区分中的作用也就值得重新认识了。

动词可以带动态助词,但不是所有的动词都可以带,“成为、认为、当做、促使、给予、加以、等于、

敢于”等等,都不能带动态助词。我们统计了《动词用法词典》(孟琮等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中动

词带动态助词的情况。统计结果是,在1328个动词中,能带“了、着、过”的动词有1198个,占90.21%。这

个比例远高于形容词带动态助词的比例,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动词的主要句法功能是作谓语,而

形容词的主要句法功能首先是充当定语,其次才是作谓语(15)。因此,形容词带动态助词的机会少于动词也

是符合情理的,但即使如此,也还有至少41.18%的形容词能够带动态助词。这样,我们可以说绝大多数动词

可以带动态助词,但不能说带动态助词的就一定是动词。我们也可以仍然把能带动态助词看作是动词的一个

语法特征,但那应该是针对动词与形容词以外的其他类的词而言,对于区别动词和形容词来说,这一标准就

不大管用了。换言之,动态助词在动词和形容词之间不起分类作用。

3.8关于带句末“了”,现在多数人倾向于看成是动词和形容词共有的语法特征(见0.2之(5)),这种

看法是符合实际的。从我们的考察来看,能带“了、着、过”和“起来”等的形容词(41.18%)都能带句末“

了”,加上出现在“太+形+了”和“形+了”两种格式中的形容词(分别是21.47%和8.09%),合起来共有

70.74%的形容词能带句末“了”显然不能把占绝对多数能带句末“了”的形容词看成是动词。因此,句末“

了”也不能起区别动词和形容词的作用。当然,这只是对句末“了”不加区分(是“了(,2)”还是“了(,1+2

)”)的笼统说法,事实上正如本文初步考察的那样,句末“了”的性质并不完全一样,这一点还有待进一步

深入地研究。

3.9本文考察的根本目的,曾试图通过对较大范围形容词带动态助词的考察,在弄清现代汉语形容词带

动态助词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动词和形容词的词类划分问题,但事实并不支持我们的主观愿望

,带动态助词和带句末“了”不能起到区别动词和形容词的作用。我们只能尊重客观事实。不过,考察的结

果表明,过去那种泛泛地认为“形容词不能或只有极少数形容词可以带动态助词”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

形容词不但可以带动态助词,而且为数不少。

就现代汉语的实际来看,动、形两类词的确存在着某些相同的语法功能和语法特征,因此,这两类词的

区分始终没得到根本解决。有人主张把这两类词合并成一类(16)。但是,“合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因为合并后在再分类中还会遇到二者的划界问题。我们相信,通过进一步深入地研究,特别是在多角度广

泛调查的基础上,是可以对动词和形容词作出符合实际的区分和处理的。

附注

(1)《新著国语文法》,第123页,商务印书馆,1992新1版。

(2)《中国文法要略》,第57页,商务印书馆,1982新1版。

(3)《中国现代语法》,第44页,商务印书馆,1985新1版。

(4)《中国语法理论》(上册),第28~29页,中华书局,1954年。

(5)《汉语语法常识》,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新2版,见《张志公文集(一)》),第39页,广东教育

出版社,1991年。

(6)《实用汉语语法》,第81页,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

(7)《锦州师院学报》,第92~97页,1985年第2期。

(8)《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第7页,商务印书馆,1961年。

(9)《动词分类研究说略》,《中国语文》1990年第4期,第254~255页。

(10)《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第256~257页,商务印书馆。

(11)《兼类与处理兼类时遇到的一些问题》,《语法研究和探索》(五),第45页,语文出版社,1991

年。

(12)《关于词的兼类问题》,《中国语文》,1994年第1期,第29页。

(13)参见吕叔湘《释景传灯录中在、着二助词》,《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第65页,商务印书

馆,1984年。

(14)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第318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

(15)据莫彭龄、单青《三大类实词句法功能的统计分析》(载《南京师大学报》1985年第3期)一文考察

,动词作谓语的频率是76.7%,形容词作定语的频率是42.0%,作谓语的频率是26.2%。

(16)如陈望道把动词和形容词等合为用词(《文法简论》,第68~70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年),

赵元任把动词和形容词合称为谓词(《汉语口语语法》中译本,第292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史存直把

动词和形容词合并为一类,称作表词(《语法三论》,第89~90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30年)等。

【参考书目】

吕叔湘1954《关于汉语词类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中国语文》第9期。

吕叔湘1965《形容词使用情况的一个考察》,《中国语文》第6期。

吕叔湘1966《单音形容词用法研究》,《中国语文》第2期。

熙1956《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

熙1982《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赵元任1979《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

崔永华1982《与褒贬义形容词相关的句法和词义问题》,《语言学论丛》第九辑,商务印书馆。

叶长荫1984《试论能谓形容词》,《北方论丛》第3期。

胡明扬1987《北京话形容词的再分类》,载《北京话初探》,商务印书馆。

郑怀德等1991《形容词用法词典》,湖南出版社。

吴锡根1993《形容词研究概述》,《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

陆俭明1994《关于词的兼类问题》,《中国语文》第1期。

邢福义1994《形容词动态化的趋向态模式》,《湖北大学学报》第5期。

LiandThompson1983《汉语语法》(中译本),黄宣范译,台湾文鹤出版有限公司。

篇(7)

传统的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中比较侧重语言结构的学习,忽略了文化教学和学生背景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异,没有对中国文化进行系统教学。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经历了几千年的时代变迁,其背后蕴含深厚的文化内涵。没有文化支撑的语言,就如婴孩的随手涂鸦,虽有其形却无其意,亦无人通晓。所以,透彻理解一种语言必须与其文化背景紧密联系。在平常的对外汉语课堂中,留学生主要学习汉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在这些知识点中渗透的中国文化比比皆是,教师更应高度重视学生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和了解,提高留学生汉语学习效率,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将文化教育的内容落到实处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二、中国文化课程开展中存在的问题

为了使文化更好地服务于语言教学,在现代对外汉语课堂中,教师会在语法教学上进行一定的文化背景知识教学,让学生在不同层面对所学内容有进一步的了解。这种强化式教学方式无疑是一种好方法,但笔者认为,在知识统合方面这种教学方式会让学生对中国文化一知半解,对文化零散浅显的认识加上学生主观因素的认知和负迁移的影响,容易造成对中国文化的曲解,所以在汉语学习的基础上,学校及相关教育机构有必要计划性地增设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课程,有针对性地开展文化教学,增加文化教学的比重,有针对性地开展文化教学,加深留学生的文化底蕴。

针对留学生在学习中国文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各高校已经有意识地开展文化课程,增强学生的文化意识,为语言学习打下基础。但由于课程开展中出现一些问题,使得教学任务没有达到预期的理想效果:

1.学生个体学习情况

(1)对学习中国文化的目的性不强。在华留学生当中,部分学生以学习汉语为主要目的,忽视对中国文化的学习,认为语言是主要学习的方面,文化只是辅助语言学习的一个小部分,可有可无,并不影响对汉语的学习。

(2)汉语基础差,对中国文化课失去兴趣。每个人学习语言的接受能力都有差异,所以在同一个班中的留学生汉语水平也参差不齐,在中国文化授课过程中,会有学生出现迷惑,感觉力不从心,跟不上节奏。

(3)学生接受文化知识的方式各异。大部分留学生喜爱从亲身实践中感受领会文化的魅力,而相反,部分学生更愿意听老师的讲解,通过第三者的引导学习,对中国文化有理论上的认识。

2.文化课教学质量情况

(1)课程安排不当。在留学生培养方案中,学校主修课程多以汉语学习为主,而中国文化课程则以选修课或是课外活动的情况出现,课时相对较少,且在选修课当中所占的比例不大,同时,部分高校对文化课设置带有随意性。参看下表:

表 一

表一是某高校的汉语春秋季班(为期18周)必修课与选修课课程设置,该高校根据不同汉语水平的学生设置了不同的课程,在语言必修课大致上都设置了比较明确的学习方向,选修课中也出现了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课程,但选修课中的文化课程比例相对较少,未有明确的选修课课程安排计划,可以看出某高校较忽视中国文化课程的比例,更加侧重语言教学。

(2)教师教学能力不足。高校中并不缺乏擅长中国传统艺术的教师,在对留学生进行中国文化课教育时,这些教师可以大放异彩。但是由于缺乏对授课对象的充分认知,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使用的语言有时让留学生们觉得隐晦难懂。本来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多半注重对汉语言的研究,缺乏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入了解和探究,在教授文化课上教师本身处于似懂非懂的状态。

(3)教学手段缺乏创新。文化课集中在有限的空间内进行,主要以讲授为主要手段,学生亲身体验的时间占少数。基本上很难实现“走出课室,走进社会”,体验切切实实的中国文化氛围。

3.课堂资源筹备方面

文化课内容单一,覆盖面窄。中国文化课一般会设置较容易开展的课程,如包饺子、剪纸艺术、书法等,而像中国传统乐器、舞蹈、中国哲学思想等内容很少出现在文化课上,导致留学生了解中国文化的单一性,缺少全面接触本土民族文化的机会。如下表:

表 二

表二是某高校汉语短期进修班其中两个星期的课程安排截图,不难看出该高校对文化教学有相对集中的时间,但文化学习的方向仅仅围绕中国功夫、剪纸和书法这三块内容进行。这样,对于曾对中国文化有所接触的学生来说,可能会缺乏兴趣,也可能会让学生存在这三块内容等同于中国文化主体部分的错误观念。

三、如何优化中国文化课程

1.课程设置安排

(1)优化文化课程设置。学校应将更多的中国文化课纳入必修课当中,并增加在必修课中的比重。在选修课中,要求留学生修满中国文化课程的学分方可毕业,避免留学生不选或漏选中国文化课的情况出现。

(2)遵循循序渐进的学习原则。对于初次接触中国文化的学生,多以实践代替理论知识,实践性的活动能让学生初步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激发学生学习中国文化的兴趣,为以后的课堂教学打下基础。偏重理论内容的学习可以放至中级或高级阶段,这样,随着学生语言程度的提高开展不同难度的文化课程,使学生的文化知识框架得到不同层次的扩展和延伸。

2.教师资源方面

(1)注重“双文化意识”教师的培养。对本土文化有深刻了解的同时,对学生的文化背景也不觉得陌生。在文化课的教授中,有清晰的教学目标,明确课堂教学目的。这就要求教师大量阅读关于跨文化交际类的书籍,将各国家的基本国情与习俗牢记于心,培养对文化与异国文化之间的敏感度,避开文化忌讳,减少文化冲突,向学生传授具有实用性的中国文化。

(2)鼓励教师多学习文化知识。对外汉语教师不仅要擅长讲解语言语法,还要对中国文化有全面的了解,在文化教学中才能得心应手。参与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人文科学专家要注重对自身语言的精简,将深奥的学术用语转化为浅显易懂的语言,在文化课堂中,让每一位留学生都各有所获,各有所得。

(3)因材施教,尊重学生接受文化知识的差异,课上互动,课下多与学生谈心,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感受体会、知识接受的程度,从而在学生的反馈中,不断增强教学能力,改进教学方式。同时让学生感受到教师对其尊重与关心,方便日后文化课的开展和教学目标的实现。

3.课程教学方式

(1)以参与式教学为主导。“参与式教学”,简单来说就是全体师生在平等的人格下,充分发挥学生的课堂主体作用,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课堂教学活动,互动学习,让每一位学生都成为学习的主人,并能投入到学习的快乐之中。人文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提出,教育的目标应当以学习者为中心,充分发挥每个学生的潜在能力,使他们能够愉快、创造性地学习和工作。将这种教学方式引入留学生中国文化课堂当中,颠覆传统文化课的“满堂灌”式的教学方式。教师离开讲台走进学生群体,切切实实与学生交流,融入学生群体,让学生在学习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自己“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在教师的引导下一起“解决问题”。

(2)以小组合作式学习为中心。合作式学习方法主要体现为学生间的小组形式,教师要充分了解留学生的个人背景,合理安排分组,减少出现小组成员中的偷懒行为。以广外南国商学院中国国画课为例,考虑到留学生群体的特殊性,在课上,每两位留学生都会搭配一个中国学生,这些中国学生大多数对自己所负责的留学生比较熟悉,过去在校曾有不同方面的接触。在教学过程中,留学生可以在中国学生的协助下完成老师布置的教学任务。这种利用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合作的学习方式,降低了留学生学习课堂内容的难度,提高了他们的学习效率。因此,对外汉语教师必须重视留学生个体情况,科学合理分配小组任务,鼓励每位学生都积极参与到课堂学习当中,用集体的力量出色完成教学任务。

篇(8)

一、高职文秘专业《现代汉语》教学存在的问题分析

1.开设专业分析

《现代汉语》是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及其他中文或者语言类专业的一门必修课,也是高职高专院校文秘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它是以我们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和法规为依据,系统的讲授现代汉语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内容涉及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等各方面知识,是阅读、写作、理论学习的基础和工具,具有很强的应用性。旨在培养学生的语言素质和语言能力,以促使学生对于现代汉语的语感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

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中文相关类专业都选择性地开设了语言类、文学类和文艺理论类三大类型的课程。一般而言,《现代汉语》所属的语言类课程对学生来说吸引力不是很大,文学类课程却大受学生欢迎。

2.课时及学生重视程度分析

就我校文秘专业教学实践表明,同《现代汉语》相比,同样是语言课,《大学英语》更受重视些。现在四六级英语考试正在改革,由应试型英语向实用型转变,英语的教学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英语成绩要与文凭学位挂钩的,关系到个人的前程和事业,所以学习热情普遍高涨不下。

作为理论知识传播课程,《现代汉语》内容相对比较枯燥,尤其是语法部分,对各种语言单位的分解组合,显得更是抽象乏味;现行的几种影响较大的教材,大都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在教学理念上重理论轻实践,过于强调系统性和科学性;《现代汉语》课不重视对口语的研究,脱离现实语言生活,只是从静态的、形式的角度去研究语言,枯燥乏味,学生的兴趣度很低;大学《现代汉语》课中的许多基本知识和基本内容,学生在中小学时代就接触过,到了大学不过是将其系统化条理化,并增加一些深度而已,很多人认为在汉语母语国家考试《现代汉语》,不学也能够混个及格吧,这样的心理在高职院校学生中普遍存在。

3.教学手段单一

传统的教学方法便于系统地教授学科知识,但是这种类似新闻联播式的教学常常使学生在视觉上、听觉上和心理上产生疲惫感。师生互动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很重要,能让学生在一定的时间内获取最大值的学习效果,包括知识、理论、方法、技能、操行等诸多方面。以上这些,教师在教学中都有深刻的共识。不少教师希望通过提问来争取互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很难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主要原因是提问也有局限性,提问过滥,设计的问题过于简单等,同样也会引起学生的反感,结果往往是“启”而不“发”,甚至出现“问”而无“答”的尴尬局面。更多的时候,不少学生对教师的提问情绪低落、消极漠然,教师的热情反而被学生给冷却了。调查发现,许多学生是冲着学分来学《现代汉语》的,这种心境下,师生之间的正常交流都很难进行,更不要说理想的教学效果了。

二、解决《现代汉语》教学中存在问题的有效教学对策

1.打破现代汉语原有的教学体系,调整原来的教学内容

根据学科特点,废除落后陈旧的知识体系,取消原来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五大板块各自独立的格局,吸纳语义学、语用学、句法学等方面的科研新成果,建构一个各部分密切相关的科学的动态的汉语教学新体系。在教学内容上,加强现代汉语的本体研究,重视语言和社会、语言与人类、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把最新的科研成果适时的介绍到课堂中去。教师要多做科研,以科研促教学,除此之外,还要不断充实、更新教学方案,调整和整合教学内容。

2.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兴趣

结合教学内容,课堂设计有关语言方面的趣味问题,或者选择一个语言热点 ,或者引入一些精彩范例,一次激发学生学习的激情,寓教于乐,乐中有得。如在讲授语音时,不妨举些这样的例子,“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中的孩子是真正的孩子吗?首先提问让学生思考,在学生思而不解的情况下,结合方言知识把答案讲出来,原来“孩子”是南方方言“鞋子”的谐音,南方一带,声母“x”也有发“h”的习惯,“鞋”一般读成“hai”,所以这里的“孩子”应是“鞋子”,因为做父母的不可能狠心到把孩子扔出去套一个狼回来的地步。讲名词动词形容词的语法特征时,举例说明动词形容词可以重叠,名词不能重叠,但有一个例外,儿童语言中常把名词重叠起来。

其次,课堂上经常穿插一些与教学内容有关的灯谜、歇后语、笑话、幽默小品等,对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开发学生的智力,提高教学质量都有很好的帮助。还可以将外国人学习语言的体验穿插在教学过程中,如比较下面两句话“中国队大败美国队。”“中国队大胜美国队。”两句话中胜利的是哪一方?学生们会迷惑起来,因为可以体会出两句话意思完全一样,但是表面用字却是相反的。这时,教师再适度引导答疑则会收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3.改革教学方法,更新教学手段

教师应因材施教,因人而异,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从而做出针对性的教学,这是对教师的最基本的要求。突破教法上的单一性、一贯性,适当引进现代教学技术,把有关内容制作成多媒体课件,利用多媒体声情并茂地进行演示,以此来激发学生兴趣。《现代汉语》课的内容包括知识、理论和技能,但是教师往往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讲授,却忽视基本技能的训练。这种教学方式很容易造成学生一学就会、一用理论分析问题就不知所措的现象。在《现代汉语》课上使用问题教学法的另一个重要价值和意义,就是督促高职院校学生使用普通话来表达自己对相关问题的思考。通过回答问题提高学生的言语交际能力,帮助学生巩固、掌握现代汉语各部分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将自己的观点自如地运用普通话来表达,从而提高语言运用能力。《现代汉语》教材对学生的学习有着指引性作用,但是学生对于自己一知半解、没有多大趣味的教材内容,感到味同嚼蜡之余往往是浮光掠影的浏览一遍,学而不思则罔,慢慢对这门课程失去兴趣。在教学过程中,多问学生一个为什么,施行启发性教学,体现学生的学习的主体性,老师要因势利导的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精神,是学生能够在有限的单位时间获取最大的信息。

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老师要根据不同的学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充分运用各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将《现代汉语》的基础知识和相应的工具性展现给学生,让学生发现《现代汉语》不仅仅是一门死记硬背的课程,而且是可以用来解释说明奇妙的生活语言现象的工具,这样一定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让这门课程在学生的心目中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发挥到它应有的作用。

4.引入研究性教学理念,开展适当的专题讨论课

在教学中,除了讲授书本知识外,要较多的引用并分析现实语言生活中的相关用意,引入相关学术性的信息。例如,对歌曲《牵手》中的“快乐着你的快乐,悲伤着你的悲伤”这句话中的快乐和悲伤二词的用法解释,前一个“快乐”“悲伤”是形容词活用为动词带宾语,后一个“快乐”“悲伤”是形容词用作名词。再有分析歌曲《大中国》中的“看那一条长城万里在云中穿梭”这句歌词里长城的量词用“条”可以不可以……通过分析这样的例子,学生就懂得用所学的语言知识去解释生活中的语言现象。开展适当的讨论课,鼓励学生踊跃发言,发表自己不同的观点,提高课堂的生机和活力。

三、文秘专业提高《现代汉语》教学效果的措施

改善《现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效果需要围绕着激发学生兴趣和培养能力的理念来进行,建立面向21世纪的实用型的现代汉语教学系统模式,让现代汉语教学充满生机和美丽,让《现代汉语》课成为老师喜欢教、学生喜欢学并且能够学以致用的课程,我校文秘专业教师大胆进行了如下教学改革:

1.删除教学中过于繁琐的语法理论知识,以贵在精要而不在繁复的原则去构建知识点体系,适量增加与语言运用密切的文化内容,以使学生具备良好的语言修养,能分析并解释语言现象,并长于听说读写,具有较高的语言鉴赏能力和语言运用能力。

2.安排丰富的技能训练和语言实践活动,构建一个技能训练的结构,课堂上安排合适时间进行这种有语言背景的技能训练,课后还要求学生做若干练习,以使学生的理解能力分析能力得到切实有效的提高。

3.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注重理论知识与语言实际的联系,注重基本技能的训练,力求融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教育于一体。

(1)讨论式教学。课前拟好问题,发给学生资料,课堂展开讨论,最后教师总结。师生互动,建立活跃的课堂气氛,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引发式教学。教师尽量少讲、精讲、讲关键内容,尽量多提问题,引导学生去思考,指导学生去观察研究。

(3)比较式教学。通过古今对比、汉英对比,突破教学难点,提高学生分析语言和运用语言的能力。

(4)实践性教学。建立现代汉语学习兴趣小组,定期开展活动。如开展朗诵比赛、演讲比赛、辩论会、普通话知识竞赛等等,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语言的兴趣,还可以帮助学生将知识转化为技能。

4.优化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方法之一,利用网络提供大量的与《现代汉语》教学和研究有关的资料,吸收《现代汉语》网络课程、精品课程的最好的教学内容和优秀教学软件,并应用于课堂,精心挑选和设计网络教学内容和课题,指导学生利用网络进行自主学习和研究。

5.选取据有广泛代表性的语料进行课堂分析。主要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中的语料,应用写作中的语料,提高知识的趣味性和丰富性。

6.注重语言和文化的密切联系。语言不仅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体现着民族的思维模式、习俗信仰、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我们认为不能离开文化的背景去谈论语言教学问题,适量引进文化内容到现代汉语的课堂,以增强课程的厚重感,拓宽学生的眼界,激发学生的热情。

四、《现代汉语》教学今后仍将努力的方向

1.改进师生关系,使学生真正成为教学活动中的主体

教学活动是师生积极互动、共同发展的过程,没有交往没有活动就不存在教学。教师与学生都需要全身心参与教学活动成为活动的主体,都具有独立的人格价值,师生关系是一种平等、理解、双向的人与人的关系,人道的、和谐的、民主的、平等的师生关系,利于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同时,改进评价方法,使每个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都有所提高,学习更有信心。关注学生对知识与技能的理解和掌握,关注他们的情感和态度的形成和发展,重视学生解决问题的结论和过程。因材施教,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满足多样化的学习需要。教师要及时了解并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特别是对学习困难的学生,要给予及时的关照与帮助,鼓励他们主动参与语言学习活动,尝试自主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2.改变教学理念,改革传统的教学方式

(1)就获取知识的能力而言,传统的教学方式主要是在教师的作用下,学生被动的进行学习,对于语言学习而言,既没有高涨的参与热情,又没有全身心的投入,这很容易使人厌倦,因此提倡在教师的激发诱导下,让学生体会到学习的乐趣,将学习由被动转为主动,由消极变成积极,这样,教学效果则事半功倍。

(2)就思维能力而言,要把讲给学生问题,指给学生思路,转变为使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教学模式。鼓励学生联系当代社会语言世界中的语言现象,列举他们感兴趣的语言事实,促进言语表达的丰富性。

(3)就实践能力而言,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在课堂教学中,通过创设一定的语言情境,设计形式多样且有意义的语言交际活动,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

第二,要把学生上课――做作业――参加考试的教学方式转变为创设广阔健康向上的学校大舞台和社会大舞台,引导学生自我投入、自我选择并全身心活动起来的教学方式,增强学生的利用时间能力,开创学生的创新能力。

篇(9)

语言和社会结构处在共变的状态下,正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巨大变化,使得新词语以年上千的速度增长。新词语是指一个新创造的或从其它语言、从本民族的方言词、古语词和行业词中借用过来的词语,也指一个产生新词义、新用法的固有词。本文试对其来源进行了探索。

新词语的来源是比较宽泛的,概括起来主要分为以下六种:

一、新造词语

这类词语在原有构词材料的基础上,按照汉语的构词规律造出新词新语。比如入世、连锁店、传销、手机、电脑、软件、啤酒节等,它们多反映新事物、新概念,所占的比重最大。这类词的构词大都是采取复合式构词,表现为修饰与被修饰的关系。也有一部分是由类似词缀的语素加在别的语素的前面或后面形成的派生词,如词缀“性”就形成了不少新词语:建设性、可行性、可读性等。

二、旧词新用

新词语中也有一部分是加工旧词语,使其表示新的意义。这类词又可分为两种情况:

1.赋予旧词新的意义

如“老板”不仅指私营企业主、企业领导人,甚至连事业单位的领导人、学校校长等“一把手”以及学生导师等都被冠以此名,并广为接受。这种新词产生的渠道虽然没有增加汉语词汇的总量,但是却使词汇的质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专业词语的泛化

科技的日新月异,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一些专业词汇进入人们的生活领域,泛化为一般词语。这种词语往往由原有的词义扩大或引申而成为新词新语。如“效应”原是一个并不常用的专业术语,近年来通过语义泛化,构造出了一个非常流行的词族,如“经济效应”、“名人效应”、“轰动效应”、“负面效应”等。

三、外部吸收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重视了国内外的交流和联系,汉语也源源不断的从外界吸收新的词语和表达方式,丰富汉语的词汇系统。这类词又有以下几种情况:

1.吸收外语词汇

如:丁克、卡丁车、德比、蓝牙、料理、人气、写真等。近年来与英语国家接触频繁,大部分外来词都是从英语中吸收的。由于和日本一衣带水的原因,也有一部分是从日语吸收进来的。吸收的初期以意译为主,但笔者发现近些年来直接音译的吸收的词汇有上升的趋势。

2.吸收港澳台地区词汇

改革开放以来,港澳台的各个方面都通过语言这个传媒深深地影响着内地,因而产生了一些带有港台风味的词汇。如:搞笑、作秀、个案、发烧友、搞定等。这些港台词语的吸收往往是先进入粤方言而后再进入普通话。

3.吸收方言词语

在方言词语的吸收上,首当其冲的是北京方言、粤方言和上海方言。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普通话又是以北京话为标准音,因此北京话的词汇很容易进入普通话。如:蹦迪、托儿、宰人等。经济上的优势使粤方言对普通话和其他方言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拍拖、买单、无厘头”等都是从粤方言吸收的。“派对、套牢、动迁”等词主要从上海话中引进。

四、缩略词语

现代化生活节奏的加快,要求语言的表达更加简练。一些简称、合称和缩略语形成了新词,而且数量还越来越多。如:社保、、超女、研发、奥申委、中纪委等。这种方法在新词语的造词过程中十分常见,其原因主要是汉语构词的双音节化趋势和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在起作用。

五、字母词

字母词是指直接由西文字母或者由西文字母加上汉字构成的词语。如:MTV、CEO、MP3、PK、SIM卡、T恤等。这类词是否为借词,它们是否已经进入汉语词汇在学界还存在争议,甚至还有学者质疑其影响了汉语的纯洁和健康,但随着人们英语水平的提高,这些词经常被原形移植到汉语中使用,却是不争的事实。

六、网络用语

网络用语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新词语,这类词能否突破其使用范围,被人们普遍认可而进入普通话还有待观望,我们称其为准新词。如:黑客、网恋、铁托(铁了心要考托福的人)、恐龙(网络中戏称丑女)、东东(东西)、GG(哥哥)、B4(鄙视)、886(拜拜了)等。从上述举例我们可以看出,这类词既有为新事物创造的新词,也有对旧词的新解,还有利用字母或数字的谐音造出的表达语。

篇(10)

二、比喻造词法

从结构上看,新词新语里运用比喻这种修辞格的,大体有以下几类:

⑴、以喻体作修饰成分,本体类属作中心词,构成新词语。如:

龙头企业拳头产品窗口行业星火计划胡子工程尾巴工程

这类新词的喻体一般都具有形象生动通俗易懂的特点,取譬的着眼点也多种多样,其突出之处是使得语言表达简洁明快。如:

草根工业:喻指植根于乡村土地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

龙头企业:像龙头一样能带动全局和其他企业前进或发展的企业。

尾巴工程:指某一工程主体部分已经完成,但尚有某些收尾项目未曾完成,好像拖了个尾巴。

⑵、以喻体代指本体,也就是赋予某些词语以新的比喻义。如:

绿灯窗口龙头新星拳头黄牌气候余热婆婆短平快

在这类词语中,由一些本来是普通语词,如“婆婆”、“窗口”、“拳头”;有的本来是专业、行业用语,如“绿灯”、“黄牌”,作为新词语,它们被赋予了新的比喻义,使用范围扩大了。而且有的新词语还可以作为构词成分,组成相关的新词语。

⑶、以喻体作中心词,前边加上一系列修饰、限制成分,构成新词语。其中心词有双音节的,也有单音节的。我们以单音节为例看一下,如:

~坛:体坛歌坛影坛泳坛足坛网坛

~星:歌星明星笑星舞星泳星新星

~霸:电霸水霸车霸鱼霸油霸波霸声霸

~~热:武侠热英语热中国热琼瑶热追星热足球热旅游热

~~族:上班族追星族红唇族推销族打工族工薪族

~~风:吃喝风麻将风浮夸风宴请风

这一类单音节词具有较强的构词能力,使用范围比较广,但它们能不能被认为是后缀成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⑷有的新词语,从它开始使用,就作为一种比喻用法。如:

大锅饭:喻指不符合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

一刀切;喻指那种不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的简单化的工作方法。

这类词语就字面意义谈,本指一种现象或事物,只是人们很少用它们的字面意义,而是常用它们来喻指某一事理、现象,在使用过程中这类词语逐步具有了某种习用的意义。这类词语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新的俗语、惯用语,如:“踢皮球”、“剃光头”之类,它们应用的范围比较广,很难说明这种比喻究竟是以那个本体为对象的。

三、借代造词法

用借代修辞格形成的新词語,一般来说可分为以下几类:

⑴、以专称代指通称。如:伯乐,原为韩愈《马说》中的人名,擅长相马的人后来代指擅长发现人才推荐人才的人。硅谷:源自美国,电子工业基地,现代指电子工业基地。

⑵、以某一相关事物代指一事物。如:

红包:代指家长给晚辈子孙的赏钱或厂矿、企事业单位给职工发放的奖金。

菜篮子:代指城镇居民的副食蔬菜供应。

“菜篮子”:是城镇居民采购蔬菜、食品时携带的工具;“红包”:使用红纸包着钱币,象征喜庆、吉祥,以示奖励。

⑶、以事物的某一特征部分或标记代指该事物。如:

橄榄绿:代指这种颜色的警察制服。

大团结:指拾元面值的人民币,因上面印着民族大团结的图案而得名。

国脚:专指具有高超球艺的国家级的足球队员。

⑷、以具有特征性的动作行为代指某一事。如:

画圆圈:代指圈阅文件。一些领导同志在阅读或批示文件时,常画圆圈表示已经过目。

爬格子:因写文章要用带格子的稿纸,所以拿“爬格子”来形容勤奋艰苦的写作。

挂鞋:代指足球队员退出绿茵场,不再参加比赛。

“画圆圈、爬格子”,“挂鞋”都是动宾结构。前者口语色彩浓,后者书面语色彩浓。此外,它们之间的感彩也有区别。“画圆圈、爬格子”含有戏谑的意味,“挂鞋”则显得庄重。

⑸、以形象性称谓代指原有专名。如:

铁榔头:因郎平扣球凶猛有力,而“郎”与“榔”同音,人们就以“铁榔头”代指朗平。

聂旋风:我国围棋手聂卫平在中日围棋赛中,连连获胜,象一股旋风,令对方无法招架,于是“聂旋风”就成了聂卫平的代称。

⑹、以专名代指该专名所具有或体现的某种社会现象、观念等。如:“条子现象”指领导干部随意批条子办事的不良社会现象。“明星效应”指文艺、体育等领域里的明星由于受人崇拜而产生吸引力和号召力的社会现象。这类词语从意义上说,带有一定的模糊性、随意性;从结构上说,为定中结构;它不同于一般修辞上借代里所说的“专名代泛称”,从整个短语看,可以认为是部分借代。

四、仿拟造词法

采用仿拟手法构成的新词语,实际包含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为了修辞的目的,利用仿拟格而产生的偶发性新词语。这类新词语

有些会超越原语言环境,被更多的人认可并使用,逐步获得一般词语的性质;有些只是偶尔出现或偶尔重复出现,很快被遗忘和淘汰。另一种情况则是依据汉语词汇中已有的词语,利用仿拟手法来构成表达新事物新概念的词语,可视为用仿拟构词法构成的新词语。利用仿拟构词法产生的新词语有着一般新生词语的性质,接下来我们着重分析仿拟型新词语的情况。

⑴、格式仿。汉语词汇中有些词语的构成在形式上呈明显的框架结构,这种框架结构也即一类词语构成的格式,依据一定的格式,通过改换某些构词要素,能产生一系列同格式的词语。“格式仿”就是通过仿拟词汇系统中这类典型格式而构成新词语的方法。

⑵、语义仿。语义仿即利用词语间语义上存在的类义、对义、反义等关系来仿拟构词。

篇(11)

[4] 《全国报刊索引》编辑部编纂制作. 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数据库(1857-1919)[DB].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33

[5]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58

[6] 池昌海.现代语言学导论[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54.

[7] 刘兰民,仿词造词[OL].百度百科,http://. htm 2010年7月6日

[8] 刘涌泉.关于汉语字母词的问题[J].语言文字应用,2002(1):86-90.

[9] 王晟.流行新词语[M].北京:金盾出版社,2007:274,281,268,279,274.

[10] 文字改革出版社.汉语拼音论文选[M].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8:9-13.

[11] 周一农.词汇的文化蕴涵[M].上海三联书店,2005:218-257.

[12] 曹炜.现代汉语词汇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2004:92-97.

[13] 池昌海.现代语言学导论[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45-63.

[14] 史有为.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M].吉林教育出版社,2010:54-98.

[15] 高名凯,刘正琰.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M].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105-150.

[16] 周有光.字母的故事[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46.

[17] 文字改革出版社.汉语拼音论文选[M].文字改革出版社,1988:1-32.

[18] 王晟.流行新词语[M].金盾出版社,2007:268-290.

[19] 周有光.世界字母简史[M].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298-356.

[20]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34-280.

[21] 池昌海.汉语研究新探[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46-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