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论文大全11篇

中华文化论文篇（1）

儒学是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和孟子倡导的学说，是当时儒、墨、道、法的四家主要思想流派之一。儒学，从字形上看是人所必需者，即人人需要的学问和思想。孔、孟思想的伟大和创新，上文已作论述。但在春秋战国及秦朝是强调以力取胜，以战争求统一，以专制来压制民生的时代，孔孟思想不得所用。直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创办太学，设立“五经”博士，从此儒学才成为我国古代的正统思想。其后儒学思想又和封建统治以及佛、道思想结合，出现了两汉的经学、魏晋的玄学、宋明的理学、清代的朴学以及20世纪前期的“新儒学”等等。经学、玄学、理学、朴学以及新儒学，都以孔孟思想为核心，但又渗入了各自时代其他思想的内容，主要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内容。孔子曾向少数民族学习文化，《左传》曾把靠近鲁国而保存了先进文化的夷族小国郯国说成是“中国”，而把当时文化后进的姬姓大国吴国谓为“蛮夷”，①孔子向郯国的国君郯子学习古礼古制。他还前往夷族地区居住，长期学习夷族文化“：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②孔孟思想坚持了民族平等、学习先进、共同进步的理念。而封建社会后期的经学家、理学家却大肆宣传“华夷有别”“夷夏之防”，把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看成蛮夷，罢斥在中华之外。孔孟宣传爱人、和谐、民主，而封建社会后期的经学家理学家们却把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法家长制下产生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也说成儒学思想。清代编成的《弟子规》宣传专制主义和家长制，包含了封建家长制和迷信观点的内容，作为儒学的内容来教育子弟，违背了孔孟的基本观点。所以，当前振兴儒学，必须恢复孔孟思想中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群体主义、各族一家、民主思想的真谛。孔孟的儒学与当前各地办的各种形式的国学班的教学内容大相径庭，讲儒学，必须讲孔孟倡导的儒学思想，如果我们不加分析纠正，就会回到封建经学的道路上去。

（二）国学

这是当前振兴传统文化热时用得最多的一个词。全国各地以及东南亚、欧美、澳、非等国家和地区办起了宣传孔孟思想的国学班。如果说，“儒学”是孔孟首倡，只要讲授内容符合孔孟思想原意，儒学的名称是可以沿用下去的话，“国学”的名称则存在很多疑问了。“国学”，顾名思义，中国的国家之学，即中国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得到历代国家提倡的所有学问的总和。这里就产生了几个问题：第一，范围太广、含义不清。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孔孟倡导的儒家文化，这已为众所公论，但国学包括范围太广了。国学即国家之学，凡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一切传统学问，诸如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等思想，中医、中药、气功、武术、风水、阴阳、占卜等传统学问，建筑、戏剧、诗赋、小说，春节、清明、端午、中元、中秋等传统节日，以及历代的政治制度、礼仪习俗、社会规范，都可以列入国学的范围。其实，但就现在人们所指的国学来看，实际上是指孔孟倡导的传统思想文化，以和谐、友爱、恭敬、克己、爱人、民主为内容的一种群体主义、人道主义、人文主义、民主主义文化。第二，国即国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点认为，国家有治理国内人民，抵抗外国侵略，组织经济和生产的三大职能，国家从政治上讲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孔、孟在春秋战国时代倡导儒学，但他们的政治主张都未能为当时的任何统治者所采用。孔孟思想成为国学，是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学定为封建正统思想开始的。汉代建立了国家最高学府太学，定儒学经典《五经》为太学的主要课程，东汉时太学生达三万余人，形成了国家推行、皇帝倡导的两汉经学。以后又形成了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也都是国家推行、倡导的国学的核心。从汉代到明、清代的中国都是封建国家，封建的宗法制、家长制、等级制以及经济上的剥削依附观念都渗入了经学、理学之中，出现了“三纲五常”“三从五德”等封建观念，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国学的阶级性，不符合孔孟思想中的人文民主观念。所以，今天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必须批判肃清经学、理学思想中渗透进去的封建专制、等级、剥削观念，还孔孟思想的本来面目。因此，将孔孟倡导的儒学思想称国学，无论从含义的内容来讲，还是从含义的阶级性上来讲，都是不科学的。清代后期，当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即把中国传统的学问、体制作为基础和根本，同时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生产和管理技术。这里的“中学”实即清代的“国学”，即清代一整套的封建制度和思想文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很明显，这个“中学”包含了当时国家固有的封建性和阶级性，今天不可能再宣传提倡这样的“中学”了。

（三）汉学

汉学是中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习惯称呼。汉族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从未中断过的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研究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应称“汉学”。但中华民族是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的大家庭，中国的传统文化应包含56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内，才能反映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真实。所以，“汉学”一词，只能在特定范围内使用。

二、“华学”能更科学、正确地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

近年来，不少学者提出了“华学”一词来代表发展到今天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笔者认为，这个名词比“国学”适合，能够更准确、更科学地反映今天我们需要承继学习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核心。笔者借本文试作分析：华学即中华民族的学问。用“华”代替“国”，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多民族性和群众性，去除了汉宋明清封建国家时期渗入的阶级性和对抗性。“华夏”一名起源于春秋时期，是中华民族逐渐形成过程中的产物。在春秋时代，华夏族是由居于中原地区的夏族、商族、周族为主体，加上和周族结成同盟的封国、部落方国的居民的一个总的称呼。在华夏族四周，还居住有蛮、夷、戎、狄、百越等文化比较后进的民族。华夏族和蛮、夷、戎、狄等族的区别，主要在于文化的高低，不是血统的差异，所以韩愈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里所说的“中国”即华夏族地区。韩愈的话反映了史实，如西周春秋时代，吴国在荆蛮地区建国，虽然其始祖吴太伯是周文王的伯父，但因为文化落后，史书上仍以荆蛮视之；与鲁国邻界的郯国是夷族国家，因保留了先进文化，被孔子视为先进。孟子还有一段经典性的话：“舜生于诸冯（今山东诸城），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①所以中华民族的先祖圣贤大舜本为东夷之人，周文王本为西夷之人。因为学习先进，事业兴盛，振兴了华夏，成各族共同的先祖圣贤。这反映了周代的华夏族是包含有各民族成分在内的。“华”或“夏”并非只包含某一个民族。“华夏”是中国各民族追求先进认同先进后，组成的民族的集合体。这一特点，在孔孟生活的春秋战国时代已形成。到了强盛统一的汉代，华夏族有了汉族的名称，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在汉代以后的两千多年中，汉族和周边少数民族在共同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中不断融合，中华的观念逐步扩大，不断发展。经过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代几个民族大融合的时期，汉民族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概念逐渐扩大。但在封建时代，也产生了“夷华之防”“夷华有别”的观念，封建经学家常把汉族看成中华，而把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不同的少数民族看成“夷狄”，把夷狄排除在中华之外，这种错误观念已为历史实践所否定。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少数民族皇帝，都把自己看成是中华的代表，是整个中国各民族的皇帝，如北魏的孝文帝、元世祖忽必烈、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等。清代厉行改革的一代雄主雍正皇帝痛斥“华夷有别”“夷夏之防”的错误观念说，“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玁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5]雍正认为，华夏的概念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步扩大的，古代华夷分区居住，今天都已成为中国文化的先进地区，已无须设华夷之别。雍正宣传华夷一统，各族一家的思想是正确的，这是清代康雍乾时期我国出现盛世之治的重要原因。当然，在封建时代，和狭隘地方民族主义的思想的存在是正常的。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胜利后，1912年在南京建立了中华民国，所采用的国旗是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代表汉、满、蒙古、回、藏五族共和，表示中华民国是各民族共同治理的共和国。通过中华民国的成立，“华夏”一词已正式代表了包含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我国各族人民真正获得了当家做主的国家主人翁地位，伟大的中华民族如东方初升的太阳，崛起在世界的东方，中华民族是包含了56个民族组成多民族的大家庭，已为世所公认。

三、学习华学，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华学是祖国各民族、海内外各地所有中华儿女共同创造的传统文化成果，它以春秋时代孔孟倡导的儒学为核心，但又摒弃了春秋时代留存在孔孟思想中的时代局限性（如轻视生产实践等），弘扬了孔孟提倡的群体主义、人道主义、人文主义、民主主义思想的精华。以华学代替当今广泛使用的国学一名，摒除了汉代经学、宋明理学时期中国传统文化中渗入的封建国家的阶级性、等级性、封建性，而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群众性、民主性、民族性。华学的思想核心是恩学，强调感恩天地、祖先、圣贤、中国共产党、祖国、家乡、父母、亲人，提倡相互关爱，克己为人、互助利他、服务社会的群体主义、人道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宣扬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思想，以及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和谐等适应和一致。所以华学是社会主义时展了的孔孟儒学，是能够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团结所有华夏子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儒学。当前学习华学的重要意义是：

（一）贯彻以人为本宗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我们的发展必须以人为本，以满足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为出发点，把爱护人民、珍惜生命、充分发挥人在社会发展的主力军作用放在第一位。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的。华学突出感恩，强调文明和谐，把服务社会关怀他人放在第一位，从而恢复了孔孟宣扬的“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民贵君轻”思想中的精华，摒弃了封建社会后期渗入儒学思想中的专制主义、宗法思想、家长制、男尊女卑等观念。所以学习华学，学习中华民族各民族及所有中华儿女共同创造和公认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当前贯彻科学发展观，实践以人为本的宗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中华文化论文篇（2）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中华文化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2）03-0009-07

一、“文化强国”战略提出的时代背景与思想背景

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题为《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决议，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这项战略的提出并非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心血来潮，而是有其深刻的国内外时代背景与文化背景的。

其一，在国际上，全球化、现代化的潮流已经席卷世界各个角落。在当今世界，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或是何种文化形态，也无论你是欢迎还是抗拒，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全球化、现代化的冲击。这个全球化、现代化潮流的主要标志，就是经济贸易体制的市场化与自由化，政治体制的民主化与多极化，社会管理体制的法治化与人文化，文化交流的网络化与价值观念的趋同化。一些普世性的价值观念，诸如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博爱、科学，等等，正在日益深入人心，成为全人类普遍接受的观念与理想。这个潮流汹涌澎湃，诚如孙中山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正如中东国家某些极权腐败的统治者，在民主化的潮流面前陆续、身败名裂，被民主化的历史车轮碾得粉碎。那么，在面对全球化、现代化的潮流面前，我们中国何以自处，又拿什么去与世界现代文明进行对话？这是摆在中国人和中国文化面前极为严峻的机遇与挑战。

其二，自1978年以来，中国从以往的政治挂帅、不断革命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到2010年的国家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占据了世界第2位，从而正式进入“和平崛起”新阶段。然而，伴随着经济发展，物质富裕所带来的问题是贫富分化、吏治腐败、环境污染、道德滑坡等社会问题的涌现和人民对政府信任度的递减。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国家的发展已经到了迫切需要提出正确的文化战略、迫切需要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和道德危机的时候了。

其三，从文化背景而言，在改革开放以前极“左”政治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理念长期处在被批判否定的地位，人们往往将中国落后的原因都归咎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身上。然而，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东亚现代化与80年代开始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实践证明，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不仅没有阻碍中国以及东亚国家与地区（指日本、韩国、新加坡与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现代化的进程，反而在激励人心、稳定社会、导正社会风气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华传统文化的仁爱、礼义、诚信、和谐、中庸等核心价值观念也被证明是具有现代性与普世性的价值理念。在这一背景下，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并成为建设现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要思想资源。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一个儒学与国学的复兴运动开始在中国悄然兴起。人们开始从国家发展战略的角度审视与论述儒学与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在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文化资源特别受到人们的青睐，以至党和国家领导人向全党全民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号召。儒家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的论述，逐渐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诚如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所说：“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正因为文化在未来世界变革中的作用日益重要，所以建设“文化强国”战略的提出就刻不容缓了。

二、中华和文化的思想资源

中华文化论文篇（4）

一、全球化条件下的汉语热和中华文化探究

对于“全球化”的定义，国外有 两种比较流行的理解。(一)全球市场一体化。这是丹尼罗德里克在《全球化走得太远了吗?》和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凌志汽车与橄榄树——理解全球化》中的界定。(二)一些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研究专家将全球化看作一种进化的过程，即一个由诸多过程构成的巨大而多面的复合体牵扯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以澳大利亚社会学家马尔科姆沃特斯在《全球化：关键性思想》一书中使用的定义为典 型代表。沃特斯认为，全球化是“一种社会过程，其中对社会安排和文化安排的地理制约因素消失，而且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它们正在消失”。沃特斯从三个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即经 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讨论全球化，但没有赋予某个领域以首要地位。不过，沃特斯认 为，由于各种象征和符号具有以惊人的速度在世界上到处移动的能力，因此研究全球化的注 意力应集中于文化领域。

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交流更为密切和频繁，世界经济呈现趋同发展的态势。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和实际交往的需要，全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习汉语的热潮。有专家预言：“二十一世纪是汉语的世纪”，“英文和中文会是未来世界上两种主要的语言，会是未来世界上文化的 最重要的载体”。与汉语逐渐成为一种强势语言的同时，出现了进一步研究东方文化的现象，世界 怀着浓厚的兴趣要探究中华文化的奥秘，挖掘其长盛的精髓，领略其独特的魅力。 在目前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世界里，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清点自己的文化，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主动将优秀的中华文化传播出去，传承下去，使之成为新形势下世界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并与其他各种文化相互交流，和谐共处。

二、全球化条件下审视中华文化

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到底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我们应该本着“扬弃”的态度来看待它，并结合当今全球化的特点，从外部和内部两个角度来认识它，使之发扬光大。

(一)从外部来看，一是西方以东方为参照系来认识自己，二是华文教育中的文 化教学

20世纪后半叶，人类提出了互动认知的现象学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认为“认知”不应只是主体强加于客体的单方面的认识，也不是客体自身单方面存在的“自在的”特点，而应是二者沟通后产生的新知，强调主体和他者在认知过程中都有所改变并带来新的进展。西方文化崇尚“民主”与“科学”，重视个人的价值而忽视群体的价值，重视发挥人的独立性、批判性、开拓性和创造性，而忽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平衡与和谐，它在创造发达的科学技术的同时，也造成了极端个人主义和严重的生态平衡等一系列问题。当这些问题无法解释和解决时，西方开始反思，开始面向东方，以东方为参照，去寻求另一种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互动认知思维方式促使东西方在经历许多世纪的相互无知之后开始对话，这对我们在全球背景下，对比东西方文化，了解他人，认识自己，探求自身文化的精髓是十分有益的。从不同视角，不同文化环境来审视自己，往往会产生顿悟，能更好地把握事物的实质，从而形成文化互补、价值互补。

华文教育的核心是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一部分，两者地位同等重要。文化内涵较其语言更为深远厚重，在教授语言的同时，更重要的在于传播和弘扬中华文化。“华文教育中，‘文化 教学’决不仅仅是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因素’教学，也不仅仅是‘交际文化’的问题，它是具有更广泛更深层的文化内容的教学。”

综观华文教育的历史，文化教学的重要性历来为人们所重视，传播优秀的中华文化，一直是华文教育秉承不移的明确宗旨。华文教育中文化传承以儒家仁爱学说的价值观为核心，重视群体的价值，重视人伦和秩序，讲求中庸和谐、天人合一，注重个人修养的培养，使海外华人的子孙后代在文化上认同祖国的根，培养真正具有中国文化气质的华裔，维护民族文化传统。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自己独特的文化，那么这个民族也就消失了。

汉字是世界上仍在使用的最古老的文字，承载着数千年的中华文化，通过学习汉字来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之一。汉字具有与欧洲文字完全不同的价值——其表达功能不在是否有效地记录语言，而在是否有效地传达概念，其表意特性直接与概念相联系。汉字是独立于口语之外的第二语言，与民族思维方式和文化精神融为一体，是中国文化的脊梁。它以象形表意为基本特征，简单明了，信息量大，能够克服时空障碍，是传承中华文化的稳定中介，具有凝聚国内各民族及海外华人的作用。

(二)从内部来看，具体分析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

据说文化的定义就有二百多个，而什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中华文化既未泯灭过，也未中断过，是一脉相传至今的罕见文化 ，人们一般从内容上把文化分为三个层次：即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器物文化属于第一个层次，制度文化属于第二个层次，观念文化属于最高、最深的层次。

中国文化的思想核心是群体意识。中国人是不能够脱离群体而生存的，所以我们注重人际关系，强调人与人的相互依赖和与人为善，重视自我道德 的完善和自身修养，强调仁爱、诚信、节俭、勤奋、坚韧、进取等美德。同时，崇尚中庸，主张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人之间要和谐 相处。

当今世界的发展日新月异，中华文化中的儒学价值观、思维方式及传统美德适应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现代化、文化多元化的时展，正成为全世界普遍认同的基本 价值观念。中国人学习外国是自动的、必需的；欧美人学中国是自动的，但似乎不是必需的 ，甚至很多人根本就不想学，所以我们应该在认清自己优势的同时，立足于时代，采取主动的态度，将独具中华民族特色的优秀文化传播出去，传承下去。

三、全球化条件下中华文化传承的特点及方式

(一)华文教育中受教育主体的特点

被称为“海外的希望工程”的华文教育，是维系祖国和华侨华人关系的重要纽带，是传承中华文化的最佳途径。在全球化条件下，如何加大文化传承的力度，加重中华 文化精华的比例，是我们必须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必须看到，现在在海外学习华文的大都是第三、第四，甚至是第五代华人，他们的父辈已经没有受过系统、全面的中文教育，家庭中的中国因素 越来越少，文化传统的熏陶日益式微；同时，出于生存的需要，他们都渴望融入寄居国的主流社会，有意识地接受本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 。但事实上，他们始终还是边缘人，存在着民族虚无感，也缺少作为主人的那种安全感。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汉语的经济价 值和实用价值都已显现出来，一些国家开始出现的学习汉语的热潮便是明证。随着 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深，急需高素质人才，不仅要掌握多种语言，还要有专业知识，更要具有文化特质，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上述种种情况，使我们看到华文教育中的文化传承面临新的挑战和需求，意识到进行文化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二)华文教育中文化传承的特点：主动出击，有的放矢

过去四百年来，西方的世界观、价值观左右着整个世界，而中国、东方、非欧美的很多东西被忽略了。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得各种文化有了接触和融合的机会，因此我们不能只是学习和吸收别人的东西，而要主动出击，把中华文化中的精髓传播出去。

土生土长的新一代海外华人，由于对祖籍国文化茫然不知或了解不深，他们对民族的认同感逐渐淡漠， 帮助他们 实现文化突围的途径就是教育。 首先要培养学习者学习的兴趣，从一些可感知的文化现象入手，让他们产生认同感。其次要用“扬弃”的辩证方法看待传统文化，以使中华文化的精髓世代流传。再次要注意文化传承的时代性，结合中国现在的国情，以发展的眼光对待固有的文化，不断补充丰富中华文化；结合海外华人的当地文化，既强调他们的文化身份、他们的根，也要尊重本地文化，互相吸收合理成分，做到中西文化融合。

(三)文化传承的方式

人类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电脑及网络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包括教育观念、教学模式、教学手段和教学过程等方面的革命。所以，除了传统的课堂教学，远程的网络教学将为学习者提供更广阔的学习空间。通常人们认为，只有学好华文，才能有效地吸收中华文化。这当然是对的，但还应该指出的是，我们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多数还是通过自己的母语而实现的，所以要为学习者提供多语种的语言和文化资料，提供更多渗透的可能性。这就需要把中国的精典文化翻译成外文，以使更多的华语水平 较低的海外华人有可能接触和学习到中国的传统文化。

在社会环境中认知、体验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是进行文化传承的另一有效途径。无论是在寄居国还是在祖籍国都可以通过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来让学习者接触社会，亲身感受丰富多样的，具有中华特质的社会现象、风土人情，学习更多的文化知识，以此来培养他们的社会观察能力、文化适应能力和民族情感。

中国知名学者潘懋元指出：海外华人认同中华文化有心理内因(海外华族文化无论与中华文化有多大的差别，它与中华文化总是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即共同的文化之根)和心理外因(无论中华文化本土化程度如何，也不论华族后裔的主观愿望如何，在其他民族看来 ，华人属于华族，与中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海外华人具有独特的文化身份，他们与祖籍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心头永远有一个中国结，华文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利用全球化的契机，通过多种方式和手段来结紧这个中国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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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论文篇（5）

孔子的“中庸”思想影响中国几千年。可以说，中庸是孔子哲学的基础和最高的道德准则。强调为人处世的普遍原则，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在实践中做到恰当合适，《中庸》对此称之为“合内外之道”。我们做事的时候，应该从自己内心深处、最诚挚的角度出发，使自己的行为和心灵的想法一致，并且顺应大自然的规律和节奏，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内心的“中”与外部行为的“中道”统一，即不偏是“中”，不变是“庸”，合二为一方可称为“中庸之道”。

二、中庸思想的误读误解

有人会说“中庸”看来也就是不讲原则的折中主义。其实不然，孔子曾说：“乡原，德之贼也”。这里对乡原的解释是不讲原则，四面玲珑，自私伪善的意思。所以对中庸的偏见实在是后人理解有误，同样也是和中庸的某些观念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偏离有关，之后慢慢演变、误解为讲尽心、知性、知天的心性天合一的学说；再者，很多人都认为中庸是圆滑，是世故，是没有原则，没有进取，是追求平庸；更甚的是，许多以爱国自居的人，往往以为恰是中庸，才害得中国人失了锐气，失了进取，结果让国家积贫积弱，在近代备受欺凌。照此看来，中庸乃是祸国之邪说，不但敬而远之，实在应该把它打倒在地，让它永远不得翻身才解恨等等如此，这也是很多人对其藐视的根本原因。

还有就是一种守旧的边际平衡论。在他们看来，“中庸”反对“过”与“不及”是以稳定旧质为其前提的，是反对质变的，因为新事物的规定性是在取代旧事物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在旧事物的“中正”和“过”与“不及”的矛盾中形成的，因此在新事物的成长过程中，一时难于确定它的质。这种说法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本人认为这种批判是根本错误的，也正因为近几十年对“中庸思想”的歪曲批判，人们才会扭曲了“中庸”精髓，把“中庸”变成懦弱和不思进取唯心主义的象征。

今天许多人重视未来而鄙弃过去，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概斥之曰封建专制文化，特别推崇西方之“自由”与“民主”，幻想未来中国全盘西化，并以此迈入现代文明国家的行列。这种全盘西化的主张不过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

三、中庸思想的历史意义

孔子说“过犹不及”，又具体说明了“文质彬彬”，他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意思是，质朴多于文采，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又未免虚浮；择取文之华和质之实，去掉文之史和质之野，使文采和朴实搭配适当，才是理想的君子风度。如果从深层次去解读，“中”就是恰当的意思。恰当合适就行。其实这样对“中”的解释还不够。“庸”是怎么解释的呢？庄子给出这样的解释:“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庄子解“庸”就是使用，贯通一切的使用，用在哪里都得当。不过这是庄子思想要结合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去解读，则可以推测出，“庸”是指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的实践使用。没有进入到实践，只是纸上谈兵的用就叫作“用”，进入到实践，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运用的才叫作“庸”。所以，从字面上解读，“中庸”就是在实践中做到恰当合适刚刚好。

凡事物皆有度，“度”是该事物之为该事物的内在规定性。而“两端”从哲学上可被视为事物成其自身而非他物的“临界点”，超过了“临界点”，即超过了度，从而使事物的性质发生变化。“两端”也就是度的范围的限制。在两端之间，有着较大的活动空间，但是，一旦超出了“两端”的限制，此质就非彼质了。要想维持事物并且达到最佳状态，就需要一种节制。这里的中庸又体现了一种节制的思想，正如中国古谚所云，“物极必反”、“过犹不及”等等。

“用中”的升华为孔子的中庸思想奠定了基础。对于如何用好“中”，孔子提出万物存在着两端，“叩其两端”才能更好地“用中”。如何才能把握好事物的“两端”呢？孔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孔子认为，最可怕的不是无知，而是没有认知如何掌握事物本质的方法——“叩其两端”，深入发现相互对立事物的特点及内在的联系。孔子说过:“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卫灵公》)。“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论语·为政》）。

在此，孔子虽然教导的是认识的方式方法，也可当作一种认识事物的途径。只有发现了事物的内在因果联系，才能对事物全貌和本质做详细的了解。对事物本质的明晰后，对事物“两端”也就更简单明了。不过也有学者对中庸的“过犹不及”、“恰如其分”的状态所产生的影响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张岱年先生肯定中庸观念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又认为“不能把‘中庸’看作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因为中庸观念包含着一种“度”的理念，很多事情如果一旦超过了这个“度”就过犹不及了，其实许多事情的“度”是随时代的演进而改变的。比如在几次的工业革命时代前期，机械大规模地使用和劳动工具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就是超越了我们所谓的“度”，在一定的范围内，超越传统的限 度，最终实现了巨大的工业时代变革飞跃。如果依旧固守过犹不及的中道，那就不可能有开拓创新了。

四、中庸思想的自我体会

中庸作为做事的一种方法，它要求人们准确地把握事物、协调对立双方之间的矛盾，达到一种平衡、稳定、恰当最佳的和谐状态。因此，中庸思想强调做事要有分寸，不走极端，保持事物的最佳状态。不偏不倚、不离不弃、不轻不重、不温不火，于此事不藏而藏机，不露而露锋之为最佳。在做事的方法上，万事采取中间策略，不刚不柔，不多不少，不偏不正，不上不下。以至游刃有余，进退得当，能进能退，能上能下，把事情做得不到位不行，但是把事情做得过了头也不行。再说守旧的边际平衡论，首先，批判者眼中的质变是事物内部矛盾性所引起的孤立的、不可知的质变，这样的质变是根本不存在的。中庸思想认为，不但旧事物的质已凝固化，在它面前“过”与“不及”明若观火，就是新事物的质也是事物与外部环境的联系中形成的，也是可以认识的，“过”与“不及”也是可以确定的。

对于中庸的态度应该是把过去、现在与未来结合起来，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吸收世界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积极进取，开拓创新，创造出既具有民族特色、又适应现代需要，既不偏在东方，也不偏在西方的崭新文明。这就需要我们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外来文化。我们不要以偏概全，也不能全盘否定，更不能全盘肯定，一分为二地看待并结合西方文化的优秀成分，中体为本，西学为用，使之适应人民日益发展的物质文化需要。现在正在进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民族的命运将在年轻人手中发生深刻的变化，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这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大道。

五、中庸思想的现实作用

中庸思想对现实社会指导意义对整个社会以及世界都有很大影响。对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发展起了极大的影响作用，使得中华民族养成宽宏博大的胸怀善待他人、团结他人，使我们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在“洪水”“地震”“非典”等天灾人祸面前，我们伟大的党和国家没有怨天尤人，没有放弃，而是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战胜艰难困苦，帮助人民渡过艰难时期。“多难兴邦”复兴路上伴着风雨坎坷，古老的中华民族如同一株顽强的常青藤，历尽劫难，青葱依旧。她从这历史的废墟上从容站起，挺立在历史的关口，以自信的姿态求索崛起之路。

现代社会在科技的带动下高速发展，经济物质飞速发展的同时给大自然环境带来不可逆转的破坏，以及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现的发展，现代人面对海量信息容易迷失自己，造成思想混乱、心理负担增加及诸多现代社会面临的问题，其实都是关系的失衡问题，中庸思想作为一种手段能有效地调节各种关系，构建有条不紊的机制，创造新方法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它一方面要求社会、团体、个人和谐平衡，另一方面要求人们根据自己实际情况进行修行发展，并根据客观实际情况来适当处事，不会触犯别人的利益而维护自身利益，维持事物的平衡和包容状态，促进世界各民族和平相处、共同发展方面具有启迪意义，对和谐社会及文化多元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庸是儒家的道德准则，是儒家所追求的为人处世的最高规范，在中国思想文化的长河中有着特殊的位置。天人合一理论、普遍和谐、持节而中思想，对于改善生存环境、提高人类素质、构建和谐生态社会、保护人类生存的家园具有深远意义和影响。

参考文献：

[1]张岂之.中国儒学思想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2]冯友兰.新原道[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3]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中华文化论文篇（6）

作者简介：骆为荣，宜宾学院唐君毅研究所、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唐君毅先生在1958年同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先生共同署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宣言强调：“中国文化问题，有其世界的重要性。我们姑不论中国为数千年文化历史，迄今未断绝之世界上之极少的国家之一，及十八世纪以前的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称美，与中国文化对于人类文化已有的贡献。但无论如何，中国现有的近于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摆在眼前。……中国问题早已化为世界的问题。……而此问题之解决，实系于我们对中国文化之过去现在与将来有真实的认识”。

中国，是数千年来文化历史未中断的，世界上极少的国家之一。悠悠中华文化，是世界上独特而灿烂的文化，在中国五千年文明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对世界文化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华文化，“亘古亘今”，一以贯之，连绵不断，始终在传承和发展，既不同于早已中断的古埃及、古波斯及小亚细亚文明，又因凸显“重德求善”之特征，而与“重智求真”的希腊文化和近代西方“科学文化”，形成鲜明对照，实为“世界奇观”。

中华文化能延续五千多年，仍生机勃勃的大因缘即最直接的原因和原动力，当属“孝道”。“孝道”是中华文化数千年，没有中断而永续发展之源头活水。

一、“孝道”，事之本

“敬祖”与“尊天”，在中华文化体系中，是显具本根性的理念。故流传之中华典籍有言：“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1]，“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2]，“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生祖，恶出？”[3]。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最基本、最核心的观念，就是尊天敬祖，所敬的祖，既是人，又是神（父配天，母配地）；所尊的天，既是神，又是祖。

由“敬祖”观念推出的一个重要伦理范畴，是“孝”。“孝”字，由老字头与孩子的子组成。老头在上，孩子在下，上下相连，表血缘的延续承继关系，礼之以序，不可颠倒，也不能断失，不然则不为“孝”。“孝亲敬祖”、“善事父母”，即是“孝道”。“孝道”，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传说中的尧舜时代起，就崇尚孝行；春秋以下，成为家庭伦理与社会道德生活之核心，人伦道德的基础，一切道德的根本，被奉为修身、处世、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宝。故孙中山先生说：“孝是无所不适的道德”，历代有“百行孝为先”、“百善孝为尊”之说。

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与基础在儒学。儒学始祖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儒学的核心是仁，而仁的根本也在孝。因儒家仁的思想，是从爱亲即孝悌引申出来的。儒家经典《论语》中就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新儒学第二代宗师唐君毅先生在其《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书中说：“对父母之自然之孝，亦为我与一切生命相感通之开始点。或对一切人尽责任之开始点，一切仁心之流行之泉源与根本”。

中华文化属“重德求善”的文化类型，道德论压倒知识论。在中华文化系统中，人伦几乎渗透各子系统，各学科门类多以其为出发点和归结点。如国体和政体的理念，就是从伦理中引申出来的，即由“亲亲”导向“尊尊”，由“孝亲敬祖”导向“忠君爱国”，忠孝一体，进而形成中国古代政治学说的“以孝治天下”。历史上诸王朝“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现在中国内地一些地方党政将“孝敬长辈”列为考核提拔干部的一项重要内容，受到社会各界广泛赞同。

“孝道”，在中华历史文化中，处处凸显其本根性，“孝亲，事之本也”[4]。“本立而道生”[5]，中华文化因之而永续不断。

二、“孝道”与“报恩”精神

孝的意义在报恩，因感激孕育生命，“生吾之生”， 敬重、珍惜、关爱生命，而孝敬父母，回报父母养育之恩，“报本返始”，并推己及人，转恩兼爱，充量扩大。敬孝爱家兼及爱国尽忠，协和天下万邦，达天地万物，至“天人合一”之境即和谐的最高境界。如《孝经》所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孟子所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王阳明所谓：“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这就是人从感激“生吾之生”的恩情，报恩所推演出来的宇宙万物和谐共存的“大家庭”中启示出来的“生态伦理”。 中华民族深谙此道，古圣先帝尧，就能由“亲亲”、家庭始，由近而远地团结天下人，达万邦和谐。古典《尚书》就此赞尧曰：“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眭，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即是和谐)万邦”。今日我们应更好地传承和传播此和谐之道，为“地球村”提供更多的精神营养。

人生在世，无论是谁，一生直接间接受恩于他者，实无量无限。中国人对此特别看重，饮水思源，知恩图报，于父母、家庭、社会、国家，多存报恩之心，践行“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和“立身达人”。人生降世，赤条条而来，空无所有，一切所有，初皆父母、他人、社会与自然界的“施与”，而知恩感恩报恩，此为人的本性，可能泯没，而毕竟不能断绝。“知恩图报”，仍然是当今的一种普世伦理。

报恩之事，初在报其所直接感受他人对其之恩德，故报父母之恩必为报恩之始点，尽孝以感激和回报父母对自己的养育之恩。依中国文化传统之说，人养子是为承宗祀，以尽孝，此为报父母恩之一方式。另外继志述事，子承父志，“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6]，亦是报父母恩之事。二者，都是大孝。做到二者，同时亦能实现民族文化历史之悠久。

报恩之义，联系过去与现在，个人、家庭、社会与国家，产生极大的民族凝聚力，有助于中华文明之稳定、承继与发展，也有利于“重德求善”民族精神的提升和民族文化的保存与延续。唐君毅先生曾专门撰文《说中国人文中之报恩精神》，文中说：“报恩之道，则又不必只是我之还报于对我有恩者，而恒是我之转施恩德于此外此后人之‘转恩’，如以教养子女报父母对我之恩，以教学生报师恩。此即足以成就人之先后代之生活之相续，以及文化历史之相续，亦即人生一切继往开来、承先启后之事业之本。若无此报恩精神贯注，则人之先后代之生活，只有互相隔载，而无相续，一切继往开来、承先启后之事业，皆不能真实成就”。又说：“凡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之事，皆是报恩”。

“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全国人民和世界友人，以人为本，倍加珍惜、关爱生命，对灾区伸出无私博爱的救援之手，施恩于灾区人民，大爱无疆。灾区人民视为再生父母，感恩报恩，团结抗震，真情回报，如浴火凤凰再生，创下人间奇迹。这是爱的力量，而“爱是感恩的集合”。这也充分说明，始于“孝道”的感恩报恩精神，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虽遭天灾人祸而仍能延续不灭、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

三、“孝道”与求“久”思想

国外有学者说，中国人以孝行天下，长期奉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7]，重多子多孙，因此历代虽迭遭天灾人祸，但是生殖繁多，人口旋即恢复，民族文化遂不断灭。此说，讲了历史事实和中华文化不断灭之直接原因在于“孝道”，有一定道理，但尚未深入讲到中国学术思想中原有的种种自觉的人生观念，以使中华文化生命长久的求“久”之思想。

求“久”的思想，在中国极早的年代中已经提出，在周代的延续其宗祀求“江山”稳固长久中得以彰显，而“久”之哲学观念的正式提出，则在经典之《易经》、《中庸》中，所谓“可大可久”及“悠久成物”之观念。《老子》中，尤重“天长地久”之观念。由唐君毅先生执笔、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先生署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指出：“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唯一历史久而又自觉其久，并原于中国人之自觉的求其久，而后久的文化”，“中国整个民族文化之所以能久，则由于中国人之各种求久的思想。这些思想，由古代的史官之记载与训诫，后来历史家所叙述的历代成败兴亡之故及哲学家指出久与不久之原理，而散布至中国之全民族，其内容是非常复杂丰富的”。

敬祖行孝，为存宗祀而生子孙，求生命之传承不绝；为承续祖宗遗志而立身行道，求文化之保存与延续，皆是重视生命的价值，求民族文化长久的求“久”思想。这既是中华民族文化之生命能绵延长久而不坠的真谛所在，也是敬祖行孝显示的中华民族“上通千古，下通万世”的心量和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精神理想。

四、“孝道”与“重史”意识

“孝道”，倡行“修宗庙，敬祀事，教民追孝也”[8]。由此“追孝于前”的意识，必然滋生出尊重祖宗之训、尊重传统学术文化之历史意识，即重传统、重历史之“重史”意识。

孔子“三年不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9]之说，今人多不以为然，若连着孔子“信而好古”和“追迹三代”之说来看，孔子此说在强调承继父母祖宗的生命精神和孝道维系传统的特殊含义。不轻易改变前辈的立身做人行事之规就是“孝”，揭示孝之精神在于强化历史的线性延续。孔子“好古”而走向“重史”，而求知于历史。孔子“追迹三代”，乃为保卫华夏文化之传统，续亡继绝，上承夏商周之文化，承前启后，功德无量。

尊重祖宗之训，当然即是尊重历史的“古训”，是“重史”意识之表征，也是把历史视作现实的借镜，以史为鉴，使上下、前后、古今相通，文脉相连，历史传统文化固不断裂。同时此种意识，亦为民族凝聚之力量，使后辈更易了解和接受前辈之文化精神，消除“代沟”，进而促进民族融合。

“重史”，“古之帝王皆设史官”，故昔日中国史官特别发达。历代史官多历史意识强，重史实，重历史文化之传承，重保存有价值之文化，以史为鉴，资政育人，勇于秉笔直书，太史公司马迁即为典范，千古流芳。此亦为保存和延续中华文化，促进民族凝聚出了大力，功不可没。

由“孝道”推演出来的尊重历史文化传统“重史”之意识，是中国传统意识的基本特征之一，中华文化因此而有别于西方文化。敬祖、尊天，尚人文、重史乘，构成中华文化精神之主动脉。2009年是大儒先哲唐君毅、牟宗三先生百年冥寿之期，海内外对唐、牟二先生的各种凭吊、纪念活动，特别是香港中文大学为唐先生塑立铜像、召开纪念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和举办纪念展等，即是此精神之表现，值得倡行。“振兴中华”是今日中国人共同的心声，我们尤应发扬由孝而衍生之尊师尚贤兴教的传统文化精神，团结一心，继往开来。

孝是“对一切人尽责任之开始点，一切仁心流行之泉源与根本”。孔子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历代讲“百行孝为先”，中国汉代就讲“以孝治天下”。当今社会，孝道仍具普世价值。尊重历史文化传统，把倡行已久的“孝道”，从理论到实践进行再认识、再实践，正本清源，与时进退，“有益于人道人心”，关系家庭的和睦与幸福、民族的统一与兴衰、国家的稳定与发展、社会的进步与和谐，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从我做起”，努力“立身行道”，让中华民族“孝道”这一优良文化传统美德发扬光大，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注释：

[1]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2] 《礼记·郊特牲》。

[3] 《荀子·礼论》。

[4][7] 《孟子·离娄上》。

[5][9] 《论语·学而》。

[6] 《孝经》。

[8] 《礼记·坊记》。

参考文献

中华文化论文篇（7）

归根结底，“文化是实现人类理想的过程和结果”，与“人类文化金字塔”的层级结构相一致。它的塔基是人类衣食住行用的生产、生活、滋养精神的物质文化；塔身是既有物质文化因素，又有精神文化因素，以综合文化形态显现，包含社会制度、国防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卫生制度、文化制度等在内的制度文化；塔顶是包含艺术文化、学术文化、宗教文化、政治文化、军事文化等在内的异彩纷呈、和光同尘的精神文化；塔尖是集合了人类美好向往的理想文化。四者构建成一个层级分明、和谐互动、传承久远的有机体系。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正是人类文化这一基本结构模式的中国化。

一、国魂文化。或称国德文化，它居于文化金字塔的塔顶，是中华文化传承体系最集中体现民族价值观的核心。它的道德内容，是易家易德的结晶，体现为儒家仁德、道家玄德、佛家佛德，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浩然正气、顺天行道、积德行善、大慈大悲为道德标准；以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爱国忠勇的先贤豪杰为民族脊梁和道德楷模。借用《论语・述而》关于“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话来说，君子即国魂人物，应是具有安民强国之目标，追寻大同之道即“志于道”，而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夫“据于德”，怀有事业之心、仁爱之心、上善之心、慈悲之心而“依于仁”的志士，此即中华文化传承体系核心层注重人格培育和道德修养的积极一面。它不仅主张对外使自己的行为与他人相得而有德行，更强调对内使自己的行为与自性相得而有德性，从而追求一种借“游于艺”来实现的自由洒脱、道德高深的人格理想境界。

二、国法文化。以法不阿贵的理念和包拯秉公断案的演艺，口耳相传，形成了国人执法如山，大义灭亲，“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传统观念，具有极大震慑力。国法不仅得到了夏商周立国以来历代执政者的大力鼓吹，而且作为中国文明古国历史悠久的法律文化形态，积累了丰富的治国典籍、制度文化和历史经验，成为中国历代法律总称。通过先秦法家的大力倡导，法制观念和执法严谨、刚正不阿的法治文化更为普及。历史上为国执法，公而忘私乃至大义灭亲者如清官包拯、海瑞等，比比皆是，世代扬名，是中华民本法治爱国观念的反映。

三、国艺文化。作为塑造国魂、民魂与人格，传承国法理念，蕴涵于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文化形态之一，“国艺”在远古原始艺术中就已萌芽，进入文明社会后逐渐由粗变精，由野变文，浇灌世风，陶冶国魂。孔子很早就认识了国艺的这种文化传承作用，并提出过用来教授学生的“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之说。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胡适为代表的学院派，则用“国故学”将戏剧、小说等补充到“国艺”中。可以说，国人生活中一切审美创造性活动都可归为“艺”，它不仅可以文章学、文法学、修辞学、诗学、词学、曲学、戏剧学、小说学、书画学等学问来总结，而且还形成了借助“琴棋书画”修身、培德、交友、悟道的国艺系统，琴悦耳，棋益智，书正气，画养眼，通过“游于艺”来归之心、合于道。所以国乐、国棋、国书、国画等民族艺术，不仅历来都成为圣贤和国艺家修身、养性、学道的途径，还发展起舞蹈、诗词、歌赋、戏曲、音乐、茶艺、花艺、武艺，精品纷呈，名家辈出，与少数民族艺术一起，丰富了传承久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中华国艺宝库。

四、国教文化。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教化的传承行为。与国艺的陶铸国魂、国法的强制规范不同，坚信老子所说的“天网恢恢，疏而不失”的道理，成熟的宗教历来是以标志性建筑场所、专业组织、神圣拜祭与灵性信仰，给人以终极关怀的特殊精神文化。故姑不论国学大师任继愈关于儒教应列入中华宗教的命题是否成立，中国也无可怀疑地是一个有着自己“国教”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虽然我国的道教、儒教，以及中国化的佛教不可能成为主宰世俗社会精神生活与生活方式的“国教”，但我们也不应忽略道教、儒教的国教文化，在长期给予国民以心灵抚慰、艺术灵感、向善导引、慈善救济等方面的作用及贡献。

五、国俗文化。中华国俗文化与国节传承方式具有生活化、仪式化的强大生命力与感召力，可以最强烈、最集中、最鲜活地展现出地域的、民族的、时代的节庆特色。最近，国家已经日益清楚地认识到其文化传承作用，法定保护和广泛举办，使全民参与的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国庆节、中秋节，以及元宵节、重阳节和其他民族节日等，成为展示中华文化数千年传承活力的大舞台、大课堂，起到了民族认同、民族凝聚、民族团结，增强文化自信，保护民族文化的重要作用。其中奥秘，就是全民乐此不疲的国节文化，原是中华民族根据道德规范、易学原理、自然时令与农业耕作的规律等，为祭圣怀贤、规范人伦、凝聚人心、爱国爱家、活跃祥和气氛、繁荣经济而兴办的，具有代代相传、隆重热烈、庄严和乐、潜移默化的传统仪式、节日内容和国魂精神，所以历来就是国魂弘扬、国学复读、国艺献演、国技展示、国教传播的庆典，是中华国俗文化的普及和繁荣。最近颁布的《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规划纲要》所明确提出的大力推广中华春节文化的要求，就是对中华国俗文化传承体系的重视。

六、国技文化。文以技传。中华文化不仅有国教文化，有小学、经学、文学、史学、儒学、道学、佛学、易学等传统人文科学，以及经邦济世学、兵学等社会科学，天文、地理、算学、医学、农学、水利、建筑等自然科学，还有为这些学科传承、造福民生服务的各类技术手段，即属于实用技巧的专业技术文化。其技艺大师的专门技艺传承，对中华文化传播与创意产业繁荣具有非凡意义。故我们可以把它们归为“术”或“技”，属于与“艺”相联系、相近似而又有别的技艺文化、技术文化，如某些杂技、口技、演技类的专业技巧，以及造纸术、造酒术、炮制术等等。它与“国之道、国之学、国之艺、国之教”一起并列为“国之技”、“国之术”等，是中国文化传承体系中，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培育爱护工艺美术大师，传播中华文化成果的重要部分。

七、国学文化。广义的国学包括国立学校与教育制度文化，狭义的“国学”则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主体，是其理论的系统总结与方向引导，属于塔顶部分的学术文化范畴，是世界古代文明存世至今，最为博大精深、体系完备、凝聚了中华历史记忆与创造精神的智慧精华。“国学”作为中国学术文化总称，内涵极其丰富，举凡易、道、儒、佛、法、墨、名、杂、文、史、兵、农、医、天文、地理、堪舆、数术、武术、建筑、养生等家学说，无不囊括在内，故其界定历来多有不同，这是不足为奇的。但若参照“人类文化金字塔结构论”，则可将人类轴心时代诞生的儒学、道学、佛学和更早的易学，归于中华文化核心层，将中国传统的史学、文学、语言学、艺术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管理学、中医学、养生学、科技学、武术学、天文学等独立学科，归以“文以载道”的中华学术学，将一般学科之外的“艺以弘道”、“技以传道”的大众文化研究，归于中华文化学。

秉持这一“国学三合一说”，我们将可应对全球文化经济一体化浪潮的冲击。在党中央提出的文化强国伟大战略指引下，增强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对民族创意资源的珍爱，无论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祖传丸散，还是如一些学者将其细分的考据学、义理学、经世学、词章学等，都可归入与西方斗争哲学不类的东方和谐哲学。这是因为，所谓“义理学”，其实是国学之“体”，属于思想理论文化。所谓“经世学”，其实是国学经邦济世之“用”，涵盖了政治文化、社会文化、经济文化、历史文化、地理文化、军事文化、农业文化、工业文化、商业文化、中医文化、数学文化等领域。只不过古今称谓不同而已（如政治文化古称“纵横学”，经济文化古称“轻重学”、“平准学”、“生计学”），其他如农桑学、水利学、工艺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等，则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它们与记录阐释历史上伟大人物思想的经学所形成的“周易学”、“尚书学”、“三礼学”、“春秋学”，以及实际上是“文艺之学”的“词章学”，包含了文字学、目录学和考古学，蕴涵了珍贵史料，为经世学、义理学、词章学、经学服务的所谓“考据学”一起，作为中华学术文化的主流，收藏在中华典籍的经、史、子、集之中。直到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交流，佛教援易入佛，通过禅宗中国化后，才影响儒家发展出宋明理学，建构起儒释道易为核心的中华学术文化格局。

以国学为基础，以国魂为精神，以国法、国艺、国教、国俗、国技为修身、规范、教化和传播手段的中华文化传承体系，其研究和实施都应当以人为本，把确立中华人格理想作为过程与目标，突出国学经典及其着力弘扬的国德主导作用。一部《易经》，其实就是一部中华易德经典，是国人厚德载物、为人处世的教科书，运用易学线象思维方式的智慧结晶。因此，中华文化传承体系的研究，要根据这一思维方式去研究国学和中华文化，通过规范的中华学术达到“自我训练”、“人生选择”、“价值追求”和培养“学者人格”的目的。

中华文化论文篇（8）

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多文化、多语言的时代[1]，跨文化交际、跨语言交际成为主流的交际方式。文化—精神作为“社会发展之起源”[2]，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成为提高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然而，文化传播于遥远的空间、观念距离，文化的流失与变形，甚至于危机就成为文化之存在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因为传播有传播的“游戏规则”，传播之策略研究是传播成功的基础与前提，跨文化传播尤显突出。比如肯德基进入中国要卖豆浆，而进入印度则会卖咖喱。换言之，传播中的文化是否会演变为一种“新”的文化，起码蕴涵了新的“要素”?传播之本意是带来某种易于传播之目的的母文化的异文化，其结果却面临是否要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的选择。包括两种文化相遇时彼此自然的相互影响，都成为传播中的文化要面对的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答案亦是颇多。国内的观点基本可以归纳为三大类：民族主义的危机论、自由主义的普遍价值论[3]和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论。其中，前两派观点的对立与冲突是颇为激烈的。简言之，中华文化之国际传播面临一个悖论：传播，还是传承?

少林寺作为中原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知名品牌，在世界范围内可谓声名远播。当然，无论是今天的少林寺，还是它的当家住持释永信，都从未离开过各种评价的漩涡。显然，少林寺的国际名望与释永信出家少林俨然是两条并行的线索。漩涡的核心就是：少林寺可谓“传播有道”，那么传承是否亦“有道”?少林寺或者可以算做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彼此攻击对方的当代“标本”。溯本求源，释永信的一些观点，将从一个侧面揭示其中的玄妙，不妨借用释永信著作《我心我佛——释永信方丈禅语录》中的一个章节名称“入世禅机”，来总揽这些观点。

保守就是创新，创新就是保守

有人诟病少林寺二十几年来的发展模式，认为千年古刹一改传统佛教庙宇的清静，过于“入世”，“寺将不寺”。也有人称之为“创新”，换言之，现代的宗教存在模式必将不同以往，变化是必然的。处于争议中的释永信表现得非常平静，在他看来，这种争议是没有存在的前提的。他以中华文化传统为基点，进行了以下阐释：“我自认为是坚定的保守者，因为我们的传统，蕴涵着创造性地应对现实人生以及社会、自然问题的智慧资源，对我们来说，保守就是创新，创新同时就是保守，一禅一武，一动一静，出世入世，保守创新，都是自然而然地出现和选择的。它们从来不是二元论，而是一回事，没有分别。”[4]

他的回答似乎进入了循环论证的“怪圈”，而如果把这一观点与当代法国著名汉学家佛朗索瓦·于连在其《论效力》一文中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阐释，就会发现有异曲同工之效。于连认为，当西方人直面某个“局势”，并强制性地约束它时，为的是改变它，中国人则陪伴着它，和它结为亲密伙伴。在后者看来，所谓“效力”之精髓便是“顺势而为”：“势”乃一切，唯设法竭尽之[2]。

鉴于此，对于争议双方而言，其思维之起点是西方思维模式。文化“传统”就是我们面对的某个“势”，当其在传播过程中面对某种问题时，将作为我们的对立面：传播与传承出现抵牾时，只能是一种二元的选择题。追随前者，强调传播之策略与效力，为此对文化做出调整，谓之创新;反之，追随后者，强调文化之传统与本源，竭力维持文化之“应有面貌”，谓之保守。这样，“改变”成为创新的本质，保守则是“不变”。“改变”就是西方近现代史中的“关键词”。而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中不存在这种“保守”与“创新”的对立，或者说两者是“亲密伙伴”，强调彼此是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这便是释永信的“保守就是创新，创新同时就是保守”。在释永信看来，少林寺的今天与昨天没有什么不同。“顺势而为”是一切发展之趋势，其中势必有“创新”，而这“创新”是“保守”的自然表现：“因为我们的传统，蕴涵着创造性地应对现实人生以及社会、自然问题的智慧资源”，不是“勉强为之”，更不是“急流勇进”。所以用西方思维模式来理解这种“变”与“不变”的关系，动辄倒向一边的观点于他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少林寺今天之影响力与存在模式，就是这座千年古刹的“自然之道”。

如此来看，释永信并不存在一般人关于保守与创新的困惑，因为中华传统之智慧使他没有这种西方式的困扰：一切关于少林寺文化之国际传播的误解或许正是这种传统智慧缺失的结果。

传播作为传承的有效渠道

“禅武合一的少林功夫是中国佛教乃至中国优秀文化走向世界、促进人类理解与和平的方便法门，而扩大对外交往，也是保护少林千年法脉传承的有效途径。”[4]“让少林文化走向国际，将少林弘扬为响亮的中华文化品牌，最终形成以少林寺品牌为核心的文化产业，这样才能确保中华文化的弘扬，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4]

在释永信看来，正如传统与创新的关系一样，无论是少林文化的传承，还是中华文化的复兴，都离不开文化的传播，离不开文化影响范围的扩大。换言之，传承就是传播，传播就是传承。传播与传承从字面上看，都包含了“传”的因素，其区别在于“传”的范围：传播指向更广泛的范围，尤其是对于不同的文化群体;传承则指向一个既定范围，指向一种代际传播。所以，传播与传承的关系可以描述为：更广泛的传播有利于文化的保有与不衰。文化，尤其是作为一种建筑于群体之上的文化，其群体基础是其存在的依据，而传播或传承都是群体互动的重要方式与渠道。文化的“传”是在既定范围内，还是更任意的、更广大的范围，无疑都是这种文化拥有更广阔与坚实的群体基础。所以，“传”是文化的生命所在。从这个角度看，传播与传承没有质的区别;如果一定要在两者之间做一个区分，那么今天，我们更关注的是传播，一个更大范围的“传”，传播作为传承的“有效途径”。无独有偶，著名文化学者hall对于文化与传播的关系也进行了类似的描述，那是他广为流传的一句名言：“culture is 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 is culture。”“communication”可以译作“交际”，也可译作“传播”，两种译法紧密相关、互相补充。hall认为文化作为与某一群体息息相关的符号系统，其起源、发展与传承离不开交际或传播;反过来，交际与传播受制于文化，没有文化，就没有有效的交际或传播。

那么，少林寺是运用什么有效的传播策略，做到“传播有道”呢?释永信认为这是“少林功夫”的重要特质——“方便法门”。从佛理上讲，少林功夫与一般中国武术不同，它首先是少林禅宗的一种修行方式，故为“功夫”，而不是武术。“功夫”是佛教的专门术语，与修行、修炼密切相关，首先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之上。应该说功夫涵盖了武术。不过对于一般俗众而言，恰恰是“中国功夫”、“少林功夫”、“功夫”作为中国武术的代名词传遍了世界各地。“功夫”、“武术”，暗合了不同文化群体对于“强身”、“个人修炼”等生活方式的一种追求与表达，所以，它可以非常有效地克服不同文化间可能的壁垒与隔阂。而随着“少林功夫”的传播，其背景中的少林文化也就水到渠成地传播五湖四海。所以，少林寺成功的传播策略中，“少林功夫”是一种“方便法门”。在跨文化传播策略研究中，近似语策略与这种求同策略相似。近似语策略尝试用笼统的、模糊的策略，尽可能消除不同文化间的差异[1]。“少林功夫”之所以是“方便法门”，在于它首先没有过于强调其宗教内涵，没有强行纠正已经在国际上传播已久的“功夫”、“武术”等同说。

关于传播手段,释永信认为：“从历史上看，中国佛教都是运用最先进、最现代的传播方式。佛教在中国最早用纸，抄经抄得洛阳纸贵。佛教界也是在中国最早运用雕版印刷的。刻碑建塔就更不用说了。用现在的观点来看，一座塔就是一座广告牌，彰表高僧大德一生的修持成果。”[4]今天，少林寺从建立互联网网站到少林功夫被联合国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武僧团的世界巡回演出到俄罗斯前总统普京与各国政要的频频造访，在传播手段上，今天的少林寺显然走在了诸多佛教寺院，包括国内其他文化管理机构的前列。在释永信看来，这一方面是佛教传统的延续，另一方面也是当代科技、社会发展的结果。少林寺的发展正当其时。

传播中的控制

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如何保持文化的原创性、系统性和历史性，也是我们要面对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创新必然不同于“妥协”，不同于文化本质的扭曲与变形。文化传播的真正价值在于不同文化的碰撞，所以是否保持传播中文化的应有特质，是否对其进行“控制”，将直接影响文化传播本身的品质与结果。传播中的控制其实也是一种重要的传播策略，只是相比于一般而言的传播策略，它更强调传播内容的掌控，而不是传播的具体策略。

“少林寺不只属于少林僧人，也不只属于河南，它属于中国，属于世界。但是不能因为它是世界的，就可以盗用。作为传承人，如果失去了对它的控制，少林文化的传承文脉就会中断。”[4]释永信不回避在少林文化大力传播的今天许多不尽如人意的事情频频出现：“假武僧团”频频出现，“少林”品牌漫天飞，“少林寺”牌火腿肠也出现了。“控制”就是释永信应对传播中“杂音”的具体举措，像将少林寺注册为品牌、申请“少林功夫”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都是他进行的针对性工作。当然，这些强调传统的具体举措仍然让一些人不安，因为它们本身又都是现代社会体系中的操作手段，尤其是把少林寺注册为品牌这一现代商业操作模式。对此，释永信认为：“我们希望通过现代的商业理念，更好地弘扬佛教文化。”[4]换言之，手段的商业化并不妨碍佛教本体的非利益性，“我们强调奉献精神，聘请的职业经理人都是佛教信徒，不追逐利益，公司只是一个载体和手段”[4]。

结 语

通过对释永信若干观点的分析、梳理，少林寺文化之国际传播的基本模式“浮出水面”：这里既有宏观的关于文化保守与创新、传播与传承的理论建构，也有具体的跨文化传播策略与文化“控制”的具体举措;这里有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智慧，亦有现代社会、科技发展的结晶。这本身就是多元文化交流的硕果。综观世界，将传统演绎得如此丰富和充满生机，少林寺恐怕当位居前列。如何理解当代社会里中华文化之国际传播，少林寺显然可以作为一个具体而微的模式与参照。究其核心，我们认为还是开放的文化态度：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历史性、地域性和偶然性，每一种文化都是一种智慧、资源与启示。前者强调文化之平等，后者强调文化之特质。态度决定一切，释永信的成功与他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佛教经典的阐释，以及现代社会的理解，无不来自他更深层次的开放态度。这种态度当是一切文化发展与繁荣的本源，当为人类所共享、共有。基于这一点，文化是相通的。

参考文献：

[1]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472.

中华文化论文篇（9）

中国和合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积淀深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和谐文化的伟大实践中，开掘优秀的中华和合文化传统，积极继承这份宝贵的思想遗产，在改造和重释的基础上使之实现创造性的转生，并最终重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辉煌，是一项重要的前提性的思想工作和理论任务。这不仅是因为任何新文化的创造都不能脱离已有的思想传统，而且因为承续和改造渗透和存活于现实中的传统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创造活动。

一、和合思维是中华和合传统的精髓

中华和合传统作为一种古老而又鲜活的文化具有极强的穿透力和伸张性，它广泛地渗透在和谐经济、和谐政治、和谐思想、和谐社会、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生活、和谐生态等诸多方面，但贯穿其中的精髓、灵魂、本根、命脉是和合辩证思维或称和合辩证法。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对于一个时代来说，哲学既从总体上最高度地概括各种文化的已有成果，又从本质上最深度地反映文化的根本特性。而辩证方法作为真正的哲学本体论，作为最抽象的形而上的思维，处在哲学体系的最高位置，是哲学的大脑和心脏。因此，可以说，在上下5000年的中华文明发展中，和合辩证思维是贯穿其中的文化之根和文化之魂。

2o世纪90年代中期，笔者就开始从辩证法的形态人手思考中国传统辩证法的和合特点问题，并把它作为我的博士论文的选题。在长期的教学和科研中，笔者逐渐体认到，在中国传统的阴阳和谐、天人合一、主客依存、和同之辩中蕴含了一种具有独特价值和别具特色的辩证思维，它代表了典型的东方智慧特征，在统一的人类辩证思维的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但是，长久以来，我们对它的价值和意义却认识不够，甚至当作保守和落后的东西，将其视为粪土。这些年来，特别是20世纪9o年代中期以来，理论界逐渐认识到中国传统“和”文化的独特价值，但对这种价值并没有上升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予以认识。毕竟人们受“左”的教条主义思维的束缚太久太深，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或许人们在经过多次正反两个方面生活实践的磨砺之后，会逐渐认识到教条主义思想的危害，但是，真正从辩证法的高度识别教条主义思维的表现及其错误就不那么容易了。这对于那些专门从事哲学研究的人也不例外。不少搞哲学的人至今仍然认为，辩证法的概念、范畴、命题、观点、原理及其形态，都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大的普适性，而且辩证法的形态只能是单元和单一的，理由似乎很简单，因为它是哲学方法论。实际上，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别的学科的理论观点一样，也有其适用的时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同样会向反面转化。例如，一分为二，作为对立统一辩证方法的中国式表达，它的适用范围就不是无限的，世界上许多事物可能是一分为三、一分为四、一分为五，或一分为多，把它们作“多分法”的分析也许更方便揭示事物的本质规律；同时，一分为二、合二而一、一分为多，也体现了不同哲学形态的方法论维度，我们只有把它们真正辩证地统一起来，对事物作多维的分析和思考，才能全面认识和把握事物的本质。

现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正式提出了“和谐文化”的概念。和谐文化建设不仅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而且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伟大实践的理论升华。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央领导同志又在多次讲话中，强调把崇尚和谐、维护和谐内化为“和谐思维方式”的重要性。和谐思维方式是和谐文化的内核，是和谐精神与和谐理念在思想方法上的集中反映，是和谐文化的神髓所在。它与中国传统的和合辩证思维一脉相承、血脉相连，因此，建设和谐文化，确立和谐思维，就必须继承和弘扬中国和合文化传统尤其是和合辩证思维，在吸取新的实践经验和科学文化成果的基础上，使其在现代的“和谐文化”与“和谐思维方式”中获得新的创生。

二、和合思维体现了独具特色的东方智慧

中华和合思维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关系如何呢?这是我们在探讨这个论题时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作为最高形态的辩证思维方法，是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它代表了人类科学思维的根本准则，其他民族的哲学思维和新的思维成果只能是从某一个方面论证或应证它，而不可能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辩证法体系。现在不是也有人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和谐文化”与“和谐思维方式”吗?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作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它的实质和核心是“对立统一”即矛盾，而不是和谐；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作为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它主张的是矛盾分析方法，而不是和谐思维方式。这种观点看似非常“正宗”和“正统”，其实，它既违反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也背离人类辩证法发展的客观历史。诚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人类科学思维的结晶，代表了现时代辩证法发展的最高发展水平，但不能说它就是人类辩证思维的最高和最后的形式，也不能说它就是人类惟一正确的思维方式。唯物辩证法首先对自身采取唯物辩证的态度，认为它至多只是代表了人类思维无限发展长途中的一个阶段即现时代的最高成就，只是为人类通向更深刻、更全面、更科学的思维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而不是辩证思维发展的终结。同时，唯物辩证思维也要求我们承识人类辩证思维形态的多样性。由于世界的无限广大和认识对象的无限丰富，亦由于人类认识世界和观照对象的致思取向的多向度和多维性，任何辩证法形态都不可能超越思维的观测视域，“全息”地、毫无遗漏地把握世界的全部本质属性，这是整个人类无限发展着的认识才能完成的任务。人类认识的这种辩证本性决定了辩证思维的形态必然是多元和多样的，不会也不可能只存在一种辩证法的理论形态，哪怕这种理论形态代表了这个时代的最高水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中国传统的和合辩证法的关系就是这样。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繁衍生息、生产生活和哲学探索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独具东方智慧特色的和合辩证法体系。这种辩证法的独特性就在于从“和合”的视域出发，对事物的内在矛盾性和系统性中的同一性、统一性、平衡性、协调性、有序性、互补性、互渗性进行了具体的探讨，揭示了其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机理及其本质规律。“和”在中国哲学中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基本哲学范畴，它与“同”相对，是指事物内部诸多差异要素的和谐有序与有机融合。自西周末年史伯提出并论证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之后，齐国晏婴又进一步从“可否”相和的角度发挥了“和合”辩证思想。后来的道家和儒家则分别从哲学本体论与人伦政治的角度阐释和发展了“和合”思维。特别是孔子的“中庸”或“中和”之道，从本体论和方法论相统一的基础上论述了如何达到“和合”的正确途径，为抽象的和合哲学理论与生活实践的结合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应该说，从史伯、晏婴到老子、孔子，“和合”辩证法的基本思想已初步形成。它奠定了后来中国2000年多年辩证法发展的“轴心”思想与“和合”传统。

那么，中国的和合辩证思维与西方的辩证传统相比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呢?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直截了当地称自己的辩证法为“矛盾辩证法”。针对杜林对“矛盾辩证法”的攻击，恩格斯指出，“矛盾辩证法在从古希腊人起直到目前为止的哲学中所起的作用”，是包括杜林在内的任何人所否定不了的l3]。列宁更一步提出了矛盾斗争的绝对性和同一性的相对性原理。他说：“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显然，这里所说的斗争的绝对性和同一的相对性，并不是说斗争和对立可以离开同一、统一而存在，或者说，在事物发展的质变阶段，只有斗争性而没有同一性，这是不可能的；提出斗争的绝对性恰恰在于突出“矛盾辩证法”所关注的“变易性”和“否定性”原则。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所说的：“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里，马克思把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把批判性和革命性看作辩证法的本质，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坚持的是“否定性”的思维原则。

中国传统辩证法与西方传统不完全相同。如果说西方传统在理论致思上属于“矛盾辩证法”的话，那么，中国传统则属于“和合辩证法”。“矛盾辩证法”强调的是“否定性”的原则，“和合辩证法”突出的则是“和谐性”的原则。与“矛盾辩证法”一样，中国传统的和合辩证法主要探讨的也是“对立面的统一”，这些对立面之间不仅存在着本质和属性上的差别和差异，而且存在着对立和斗争。“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国语·郑语》)，只有不同的他物之间相互作用，才能产生和合体；“若以同裨同，尽乃弃也”(《国语·郑语》)，假如相同事物之间进行机械结合，那么它的发展也就完结了。故差异和对立是和谐产生的前提，“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国语·郑语》)，只有一种相同的元素是无论如何形成不了“和谐”的。在这一重要的前提性问题上，中国的和合辩证思维与西方的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辩证法”是一致的。但是，在“对立面”的同一性或统一性的问题上，中国传统的和合辩证思维显示了独特的理论致思，这就是深入到事物内部，集中地对“对立面”的同一性即其和调性、协同性、有序性、平衡性、互补性、互济性展开了具体细致的探讨，揭示了其在事物变化和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内在机制。由于理论取向的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虽然也论述了矛盾的同一性及其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但它只是把“同一性”作为对立面赖以存在的“居所”以及为其实现向反面转化提供由此达彼的“桥梁”来看待的，这就是为什么“同一性”有时被界定为保守性即保持旧事物存在的原因。尽管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哲学教科书加入了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作用表现的内容，但那只是举例式的说明，而不是哲学的论证，完全是外加上去的。因“观测视角”的制约，在一个矛盾辩证法的体系内，企图同时对矛盾同一性的作用机理进行具体剖析，就像人想观看自己的后背一样是不可能的。中国传统的和合辩证法与此正好相对应，它把哲学的“眼睛”安放在后背，因而能看见矛盾辩证法所看不到的东西，这正是它的独特贡献和智慧特色所在，也是它能与西方的矛盾辩证法相互补充、交相辉映的原因所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的和合辩证思维不仅具有朴素的“对立相和”的辩证法思想，而且包含了朴素系统论的思想萌芽。“和合”不仅是阴阳和谐、对立和谐，而且是杂多和谐、系统和谐。“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故“和”作为多样性的统一，它又表达了系统论的基本要点，“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所概括的实质上是系统论基本思想。把朴素的对立和谐辩证法与朴素的系统和谐辩证法有机地“和合”在一起，使“和合”性的原则与“和合”的思维尽显无遗，这是中国传统和合辩证思维的又一特色。

三、和合辩证思维对建设和谐文化的时代意义

“和谐文化”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来的一个崭新概念，是《决定》最引人注目的闪光点。我们说它是一个“崭新概念”，倒不在于过去没．有人提出过。实际上，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早在3000多年前就已提出来了。但是，对于我们党来说，在正式的文件和文献中提“和谐文化”却是第一次，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标志着我们党在文化理论、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上的一个重大转换和突破。和谐文化概念的提出不是偶然的，而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新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在文化观念上的必然反映，是我们党由过去的革命战争时期转到现在的和平建设时期文化理论创新的必然表征。所谓和谐文化，是指以和谐为核心理念、基本原则和价值取向的一种文化形态和文化特性。和谐文化重在崇尚和谐、追求和谐、维护和谐、创造和谐，从和谐的视角观察对象，用和谐的思想分析事物，用和谐的态度对待问题，用和谐的方式处理矛盾，用和谐标准评判效果，培育和谐的理念，倡导和谐的精神，使和谐观念内化为人们的一种思想信念、心理结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价值标准、审美情趣，外化为一种道德准则、生活习俗、风土人情、文化产品、社会制度，在全社会形成一种人人讲和谐、个个促和谐、创建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中华文化论文篇（10）

关键词:《京华烟云》道家文化性格命运手法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

《京华烟云》以北京城中的姚、曾、牛三大家族的兴衰史和三代人的悲欢离合为线索,反映了从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全书以义和团、八国联军、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军阀混乱、北伐烽火、全民抗日等重大事件为背景,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博大文化,包括政治、经济、哲学、宗教等,也深刻渗透了林语堂先生对抗日军民的钦赞,以及中华民族必胜的坚定信心。小说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以道家的视角来反映时代、看待人生。除了通过直接引用《庄子》的篇章来阐释道教以外,小说还在人物的性格定位和命运安排上,通过三大家族的对比,宣扬了道家文化在处世、养生、修身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一人物性格被赋予道教思想

《京华烟云》中的角色按照宗教寓意可以划分为道家、儒家和释家三派,如代表道家的姚家父女,代表儒家的曾文璞和曾太太,以及代表佛家的曼娘,其中全书的核心人物是道家信徒姚家父女――姚思安和姚木兰。他们顺应自然、超脱是非名利的困扰、保持本性、柔弱不争、隐忍慈让,将“全生葆真”当作人生的理想,力求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得以身心两全。他们的言行无处不显露出作者极力宣扬的道家思想。道家提倡出世,提倡清静无为,提倡安适悠闲的生活方式,强调生活俭朴、知足常乐,姚家父女二人则处处体现了这种道家精神。

例如,在开篇第一卷,就介绍了姚思安的思想行为:他潜心于黄老修养中,遇事冷静,处变不惊,从不心浮气躁,严格履行道家的修身养性。姚老先生的道家形象尤其体现在举家逃往杭州之前,对留置下来的珠宝银钱的处置之上。他选择将财宝埋在地下,在向年幼的木兰解释这样做的缘故时他表示,物各有主,但并非能长久地为一人所拥有,若财宝被人挖去,则这些珠宝会变成水鸟飞走,不会落到他人之手;若是待姚家回来仍在,则财宝还是原来的财宝。这段话表现了姚思安对名利的超脱。

姚思安的道家性格还体现在他的治家理念上,他对家里的事,全遵道家哲学,崇信无为而治。例如他对儿子迪仁的浪荡行为,虽也管教责罚,但并不过分认真,常采取宽大容忍之态度。他对待子女通情达理,既是他们的慈父,又是可以倾心交谈的朋友,同时是他们人生路上的引导者。

同时,对于社会,他凭着道家上善若水的信条,慈善为怀,救济众生。他支持维新变法,肯于吸纳新潮,同情革命但不参加革命,关心民族命运,可以看到其极具民族情感的一面,而且具有爱国情怀却又终生不涉仕途,始终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他的言行鲜明地表现出了当代的自由主义精神,这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对传统人格的一种变异与突围。

女主人公姚木兰,被作者称作“道家的女儿”,也是作者道教哲学的集中体现,道家所提倡的一种“自然性”和“自发性”,在姚木兰的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她的道家思想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普善众生,返朴归真,乐天知命。

她生于富贵之家,却没有丝毫仗势欺人的思想。她和平民出生的曼娘结为姐妹,和自己的丫环锦儿平等相待。道家强调“慈”,强调“善”。“故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夫天道无亲,恒与善人。”成家后的姚木兰在前往重庆的逃难途中,先后收养了四个孤苦无依的幼儿,她的善行,搏得了周围人的称赞和喜爱。毫无疑问,她的众生平等和慈悲思想承传了老子的思想精华。同时,作为出身富贵的千金小姐,姚木兰有充分的条件享受生活,但是她从小就崇尚山林,渴望生活在自然之中。她后来在杭州洗尽铅华,布衣素食,成了一个地道的村妇,周围的人诧异不解,她却怡然自得。小说中姚木兰的命运可谓是坎坷的,幼年与家庭失散,被曾家抚养大后嫁给她并不爱的荪亚,早年痛失子女,最后依然是在乱世中艰难求生。尽管一生跌宕起伏,但姚木兰自始至终都保持一颗快乐的心灵,安然接受命运的安排,无论何时都能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生活。

透过《京华烟云》中的姚家父女,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林语堂先生所持的享受人生、仁爱宽容的以及积极进取的道教哲学。

二人物命运体现道家生存哲学

《京华烟云》洋洋七十多万字,出场人物共有九十多个,他们在跨越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经历了各种人事变化、生离死别,生存和死亡构成了故事叙述的主要内容,林语堂先生通过小说中人物对待生死的不同态度,表明了其道家的生死观。

首先,生命是廉价且脆弱的。《京华烟云》中死去的人们多是平淡无奇的、没有崇高感,没有阶级、历史或文化内涵。他们或为了爱情、或为了尊严自杀,或者被杀,他们的死似乎对于整部作品仅起到铺陈作用,对主要故事情节和人物的影响很小,几乎是无足轻重的。一个偶然的冲动,一份热烈的情义,一场疾病,一次误会,一个疏忽,都可能造成一个人的死亡,从而使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宣告结束。

同时,人生也是虚幻无常的,曾牛两家的日渐败落,姚家的变故频生,显示了人对于自己命运的无能为力。姚家最初逃离北京时,姚木兰年仅十四岁,她仅仅因为不喜欢给她驾车的马车夫而坐上了别家的马车,她的命运也因此在她决定坐上其它马车的那一瞬改变了:姚木兰至此与家人失散,几经辗转被曾家收养,后嫁给曾家二公子曾荪亚。这里,人物命运的沉浮,传达了道家的无为思想。

其次,死亡也是新生活的开始,生命是犹如四季般循环交替着的。《京华烟云》就展示了生命的循环:年轻人一点点长大,原来稚嫩的孩子如阿非、木兰等,逐渐长大成人,取代长辈的位置,而年长的如陈三妈、姚思安、姚太太等,或衰老或死去,他们已在自然循环的周期中完成了生命的仪式。道家认为生死乃气之聚散,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死生互为变迁、腐朽神奇相互转化,乃自然循环之理。庄子及其后学用“其生若浮,其死若休”的观念来沟通生死,小说所传达的生死观与庄子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林语堂把人的童年、青年、中年和老年比成一年四时的春夏秋冬,因此“人生没有什么好坏,只有‘在那一季里什么东西是好的’问题”。

另外,林语堂还改装了庄子的宇宙意识,把生命循环于万物的变化改装成生命循环于子子孙孙,把个人融于整个人类生命的河流之中。并由此告诉现代人,应该学会摆脱死的恐惧,尽情地享受人间的乐趣,对生活保持永恒的激情和追求。

最后,个体对命运无法控制,似乎只能被动的接受冥冥之中外在力量的左右。宿命论是道教精神核心之一,这种面对命运无能为力的宿命情结,集中的体现在姚木兰的爱情与婚姻上。“她觉得自己的命运,不管怎样,恐怕就要决定,在自己还没清清楚楚打定主意之前,恐怕就要一步踏上命运之注定的”。木兰回忆第一次见到荪亚的情景时,不由得想“命运真是把他们俩撮合在一块儿了,好多不由人做主的事情发生、演变,终于使人无法逃避这命定的婚姻”于是她接受了命运的安排,放弃立夫,嫁给荪亚。

三小说写法体现道教精神

《京华烟云》除了在篇章上大量运用老庄名言警句,在写作风格上也体现出了浓厚的道教精神。小说没有华丽的辞藻堆砌,但是却写得情真意切,把人世间最难懂的道理用寥寥数语就说得透彻明白,达到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境界。梅中泉认为《京华烟云》具备三种品格:博大、真切、健朗,而这三种品格也正是林语堂先生所崇尚的庄子的艺术风格。《京华烟云》在艺术手法上不同于同时代作品,在于作者有意识的把闲谈式的散文方式融入了叙事性的小说创作中,全篇看似结构松散,实则内容紧密,换换相扣。这种闲谈主义的风格也反映出了林语堂的道家自由精神。

小说《京华烟云》融会了林语堂对道、儒、释以及基督教等多种文化思想的多重理解,并且着重宣扬了中国传统文化“道”,集中刻画了道家的清净无为的核心理念,小说本身的哲学意义远远超过了其在文学上的造诣,是林语堂先生向世界介绍中国传统“道”文化的经典之作。

参考文献:

[1] 吴秀英、李学恩:《从〈京华烟云〉看林语堂的复杂思想》,《松辽学刊》,1996年第1期。

[2] 邓筱菊:《〈京华烟云〉人物浅析――试论林语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诠释》,《文史博览》,2005年第16期。

中华文化论文篇（11）

摘要：儒家思想堪称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也是中华民族保持内在凝聚力的源泉和持久稳步发展的精神动力。本文通过历

史与现代思想的碰撞，揭示了中庸思想的真正涵义；论述了中庸思想对现代社会实践的现实意义，以及对现实伟大民族复兴和中国梦

的重大作用。

关键词：中庸；用中；儒家思想

一、中庸思想的内涵概述

中庸思想是儒家文化体系的核心思想之一，传承了中国传统

文化价值观念，大力促进中华民族的内在凝聚，为中华民族蓬勃

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精神动力。

孔子的“中庸”影响中国几千年。可以说，中庸是孔子哲学

的基础和最高的道德准则。强调为人处世的普遍原则，不要太过，

也不要不及，在实践中做到恰当合适，《中庸》对此称之为“合

内外之道”。我们做事的时候，应该从自己内心深处、最诚挚的

角度出发，使自己的行为和心灵的想法一致，并且顺应大自然的

规律和节奏，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二、中庸思想的断章取义

有人会说“中庸”看来也就是不讲原则的折中主义。其实不

然，孔子曾说：“乡原，德之贼也”。这里对乡原的解释是不讲

原则，四面玲珑，自私伪善的意思。所以对中庸的偏见实在是后

人理解有误，同样也是和中庸的某些观念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偏

离有关，之后慢慢演变、误解为讲尽心、知性、知天的心性天合

一的学说；再者，很多人都认为中庸是圆滑，是世故，是没有原

则，没有进取，是追求平庸；更甚的是，许多以爱国自居的人，

往往以为恰是中庸，才害得中国人失了锐气，失了进取，结果让

国家积贫积弱，在近代倍受欺凌。照此看来，中庸乃是祸国之邪

说，不但敬而远之，实在应该把它打倒在地，这也是很多人对其

藐视的根本原因。

还有就是一种守旧的边际平衡论。在他们看来，“中庸”反

对“过”与“不及”是以稳定旧质为其前提的，是反对质变的，

因为新事物的规定性是在取代旧事物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在

旧事物的“中正”和“过”与“不及”的矛盾中形成的，因此在

新事物的成长过程中，一时难于确定它的质。这种说法似乎有一

定的道理，但本人认为这种批判是根本错误的，也正因为近几十

年对“中庸思想”的歪曲批判，人们才会扭曲了“中庸”精髓，

把“中庸”变成懦弱和不思进取唯心主义的象征。

三、中庸思想的望史生义

《中庸》记载：“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

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论语》又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

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日：‘过犹不及。’”，

这是孔子对子张和子夏的评价。子张做事总是超过限度，子夏则

是不及。两者都不好，“中”最好。但程颐对“中庸”的解读还

不到位，很容易让人把“中庸”理解为调和或者平分成等。

任何事物的“中”有三种可能性，一种是事物的“临点”它

是静态的；一种是两临界点之中，有一活的、动态的、运动着的

“中点”，这一“中点”或是向左端靠拢，或是向右端前进，也

可能是正在其中间位置；还有一种可能便是这一“中点”恰好与

“两端”之一的某端叠合为一。即是《中论》所云的“惟变所适，

惟义所在”。这一要求也是中庸的核心思想所在。因此，可以把

孔子的“中”，看作一个“度”的概念，它要表达的是一种恰如

其分，无过无不及的理想状态。凡事物皆有度，“度”是该事物

之为该事物的内在规定性。中庸的主要思想，在于论述为人处世

的普遍原则，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恰到好处，这即是中庸。

四、中庸思想的一得之见

不偏不倚、不离不弃、不轻不重、不温不火，于此事不藏而

藏机，不露而露锋之为最佳。在做事的方法上，万事采取中间策

略，不刚不柔，不多不少，不偏不正，不上不下。以至有刃有余，

进退得当，能进能退，能上能下，中庸作为做事的一种方法，它

要求人们准确地把握事物、协调对立双方之间的矛盾，达到一种

平衡、稳定、恰当最佳的和谐状态。因此，中庸思想强调做事要

有分寸，不走极端，保持事物的最佳状态。把事情做得不到位不

行，但是把事情做得过了头也不行。

最后中庸的本质并不是如某些人理解的那样是“无原则”的

东西，它的本意是：“去其两端，取其中而用之。”去除偏激，

选择正确的道路。它体现的是端庄沉稳、守善持中的博大气魄和

宽广胸襟。对中庸 “无过而无不及”恰到好处的把握，是要我

们辨黑白、论是非，它是要我们做事情的时候要把握事物的“中”，

即事物的核心。

真正的中庸，是以人性为主体，以人为本，以尊重其一个人

的个性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大发展和谐与统一为目标，同时追求整

个人类的发展和自然的发展达到和谐共处的境界。

五、中庸思想的现实意义

中庸是儒家道德的最高境界，其现实意义丝毫不减，它对我

们今天的社会实践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并且乃至整个人类世

界都有影响，也是我们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一个无法绕开的课

题，是一种对现在和未来都发挥着重大作用的思想。它提倡宽容

中正的理想道德、反对极端道德主义的理论，它反对乡愿的伪善，

对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发展起了极大的影响作用，使得我们民

族养成宽弘博大的胸怀善待他人、团结他人，使我们度过了一次

又一次的灾难。

而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文化、观念与

传统思想发生激烈的摩擦和碰撞，使相当一部分大学生产生了道

德认知能力低下、道德行为缺失、意志薄弱、自我调控能力不高、

独立意识欠缺、心理素质薄弱等问题，这要求他们不仅在知识和

智力层面上发展，更应该在心理和人格层面健全，而中庸要求大

学生在思想上要不偏不倚，在行为上要不走极端，以“至诚”的

态度不断进行道德修养，内圣外王以达到自我修身完善的境界。

用中正以及中和的思想能使大学生身心和谐，并能使他们拓展知

识面、改革创新，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以至达到构建和谐社

会的整体和谐。

中庸是儒家的道德准则，是儒家所追求的为人处世的最高规

范，在中国思想文化的长河中有着其特殊的位置。天人合一理论、

普遍和谐、持节而中思想，对于改善生存环境、提高人类素质、

构建和谐生态社会、保护人类生存的家园具有深远意义和影响。

参考文献：

[1]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4]师为公.中庸深解[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