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论文大全11篇

中华文化论文篇（1）

儒学是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和孟子倡导的学说，是当时儒、墨、道、法的四家主要思想流派之一。儒学，从字形上看是人所必需者，即人人需要的学问和思想。孔、孟思想的伟大和创新，上文已作论述。但在春秋战国及秦朝是强调以力取胜，以战争求统一，以专制来压制民生的时代，孔孟思想不得所用。直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创办太学，设立“五经”博士，从此儒学才成为我国古代的正统思想。其后儒学思想又和封建统治以及佛、道思想结合，出现了两汉的经学、魏晋的玄学、宋明的理学、清代的朴学以及20世纪前期的“新儒学”等等。经学、玄学、理学、朴学以及新儒学，都以孔孟思想为核心，但又渗入了各自时代其他思想的内容，主要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内容。孔子曾向少数民族学习文化，《左传》曾把靠近鲁国而保存了先进文化的夷族小国郯国说成是“中国”，而把当时文化后进的姬姓大国吴国谓为“蛮夷”，①孔子向郯国的国君郯子学习古礼古制。他还前往夷族地区居住，长期学习夷族文化“：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②孔孟思想坚持了民族平等、学习先进、共同进步的理念。而封建社会后期的经学家、理学家却大肆宣传“华夷有别”“夷夏之防”，把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看成蛮夷，罢斥在中华之外。孔孟宣传爱人、和谐、民主，而封建社会后期的经学家理学家们却把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法家长制下产生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也说成儒学思想。清代编成的《弟子规》宣传专制主义和家长制，包含了封建家长制和迷信观点的内容，作为儒学的内容来教育子弟，违背了孔孟的基本观点。所以，当前振兴儒学，必须恢复孔孟思想中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群体主义、各族一家、民主思想的真谛。孔孟的儒学与当前各地办的各种形式的国学班的教学内容大相径庭，讲儒学，必须讲孔孟倡导的儒学思想，如果我们不加分析纠正，就会回到封建经学的道路上去。

（二）国学

这是当前振兴传统文化热时用得最多的一个词。全国各地以及东南亚、欧美、澳、非等国家和地区办起了宣传孔孟思想的国学班。如果说，“儒学”是孔孟首倡，只要讲授内容符合孔孟思想原意，儒学的名称是可以沿用下去的话，“国学”的名称则存在很多疑问了。“国学”，顾名思义，中国的国家之学，即中国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得到历代国家提倡的所有学问的总和。这里就产生了几个问题：第一，范围太广、含义不清。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孔孟倡导的儒家文化，这已为众所公论，但国学包括范围太广了。国学即国家之学，凡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一切传统学问，诸如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等思想，中医、中药、气功、武术、风水、阴阳、占卜等传统学问，建筑、戏剧、诗赋、小说，春节、清明、端午、中元、中秋等传统节日，以及历代的政治制度、礼仪习俗、社会规范，都可以列入国学的范围。其实，但就现在人们所指的国学来看，实际上是指孔孟倡导的传统思想文化，以和谐、友爱、恭敬、克己、爱人、民主为内容的一种群体主义、人道主义、人文主义、民主主义文化。第二，国即国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点认为，国家有治理国内人民，抵抗外国侵略，组织经济和生产的三大职能，国家从政治上讲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孔、孟在春秋战国时代倡导儒学，但他们的政治主张都未能为当时的任何统治者所采用。孔孟思想成为国学，是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学定为封建正统思想开始的。汉代建立了国家最高学府太学，定儒学经典《五经》为太学的主要课程，东汉时太学生达三万余人，形成了国家推行、皇帝倡导的两汉经学。以后又形成了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也都是国家推行、倡导的国学的核心。从汉代到明、清代的中国都是封建国家，封建的宗法制、家长制、等级制以及经济上的剥削依附观念都渗入了经学、理学之中，出现了“三纲五常”“三从五德”等封建观念，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国学的阶级性，不符合孔孟思想中的人文民主观念。所以，今天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必须批判肃清经学、理学思想中渗透进去的封建专制、等级、剥削观念，还孔孟思想的本来面目。因此，将孔孟倡导的儒学思想称国学，无论从含义的内容来讲，还是从含义的阶级性上来讲，都是不科学的。清代后期，当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即把中国传统的学问、体制作为基础和根本，同时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生产和管理技术。这里的“中学”实即清代的“国学”，即清代一整套的封建制度和思想文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很明显，这个“中学”包含了当时国家固有的封建性和阶级性，今天不可能再宣传提倡这样的“中学”了。

（三）汉学

汉学是中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习惯称呼。汉族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从未中断过的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研究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应称“汉学”。但中华民族是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的大家庭，中国的传统文化应包含56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内，才能反映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真实。所以，“汉学”一词，只能在特定范围内使用。

二、“华学”能更科学、正确地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

近年来，不少学者提出了“华学”一词来代表发展到今天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笔者认为，这个名词比“国学”适合，能够更准确、更科学地反映今天我们需要承继学习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核心。笔者借本文试作分析：华学即中华民族的学问。用“华”代替“国”，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多民族性和群众性，去除了汉宋明清封建国家时期渗入的阶级性和对抗性。“华夏”一名起源于春秋时期，是中华民族逐渐形成过程中的产物。在春秋时代，华夏族是由居于中原地区的夏族、商族、周族为主体，加上和周族结成同盟的封国、部落方国的居民的一个总的称呼。在华夏族四周，还居住有蛮、夷、戎、狄、百越等文化比较后进的民族。华夏族和蛮、夷、戎、狄等族的区别，主要在于文化的高低，不是血统的差异，所以韩愈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里所说的“中国”即华夏族地区。韩愈的话反映了史实，如西周春秋时代，吴国在荆蛮地区建国，虽然其始祖吴太伯是周文王的伯父，但因为文化落后，史书上仍以荆蛮视之；与鲁国邻界的郯国是夷族国家，因保留了先进文化，被孔子视为先进。孟子还有一段经典性的话：“舜生于诸冯（今山东诸城），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①所以中华民族的先祖圣贤大舜本为东夷之人，周文王本为西夷之人。因为学习先进，事业兴盛，振兴了华夏，成各族共同的先祖圣贤。这反映了周代的华夏族是包含有各民族成分在内的。“华”或“夏”并非只包含某一个民族。“华夏”是中国各民族追求先进认同先进后，组成的民族的集合体。这一特点，在孔孟生活的春秋战国时代已形成。到了强盛统一的汉代，华夏族有了汉族的名称，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在汉代以后的两千多年中，汉族和周边少数民族在共同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中不断融合，中华的观念逐步扩大，不断发展。经过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代几个民族大融合的时期，汉民族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概念逐渐扩大。但在封建时代，也产生了“夷华之防”“夷华有别”的观念，封建经学家常把汉族看成中华，而把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不同的少数民族看成“夷狄”，把夷狄排除在中华之外，这种错误观念已为历史实践所否定。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少数民族皇帝，都把自己看成是中华的代表，是整个中国各民族的皇帝，如北魏的孝文帝、元世祖忽必烈、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等。清代厉行改革的一代雄主雍正皇帝痛斥“华夷有别”“夷夏之防”的错误观念说，“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玁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5]雍正认为，华夏的概念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步扩大的，古代华夷分区居住，今天都已成为中国文化的先进地区，已无须设华夷之别。雍正宣传华夷一统，各族一家的思想是正确的，这是清代康雍乾时期我国出现盛世之治的重要原因。当然，在封建时代，和狭隘地方民族主义的思想的存在是正常的。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胜利后，1912年在南京建立了中华民国，所采用的国旗是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代表汉、满、蒙古、回、藏五族共和，表示中华民国是各民族共同治理的共和国。通过中华民国的成立，“华夏”一词已正式代表了包含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我国各族人民真正获得了当家做主的国家主人翁地位，伟大的中华民族如东方初升的太阳，崛起在世界的东方，中华民族是包含了56个民族组成多民族的大家庭，已为世所公认。

三、学习华学，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华学是祖国各民族、海内外各地所有中华儿女共同创造的传统文化成果，它以春秋时代孔孟倡导的儒学为核心，但又摒弃了春秋时代留存在孔孟思想中的时代局限性（如轻视生产实践等），弘扬了孔孟提倡的群体主义、人道主义、人文主义、民主主义思想的精华。以华学代替当今广泛使用的国学一名，摒除了汉代经学、宋明理学时期中国传统文化中渗入的封建国家的阶级性、等级性、封建性，而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群众性、民主性、民族性。华学的思想核心是恩学，强调感恩天地、祖先、圣贤、中国共产党、祖国、家乡、父母、亲人，提倡相互关爱，克己为人、互助利他、服务社会的群体主义、人道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宣扬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思想，以及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和谐等适应和一致。所以华学是社会主义时展了的孔孟儒学，是能够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团结所有华夏子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儒学。当前学习华学的重要意义是：

（一）贯彻以人为本宗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我们的发展必须以人为本，以满足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为出发点，把爱护人民、珍惜生命、充分发挥人在社会发展的主力军作用放在第一位。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的。华学突出感恩，强调文明和谐，把服务社会关怀他人放在第一位，从而恢复了孔孟宣扬的“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民贵君轻”思想中的精华，摒弃了封建社会后期渗入儒学思想中的专制主义、宗法思想、家长制、男尊女卑等观念。所以学习华学，学习中华民族各民族及所有中华儿女共同创造和公认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当前贯彻科学发展观，实践以人为本的宗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中华文化论文篇（2）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中华文化论文篇（3）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中华文化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2）03-0009-07

一、“文化强国”战略提出的时代背景与思想背景

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题为《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决议，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这项战略的提出并非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心血来潮，而是有其深刻的国内外时代背景与文化背景的。

其一，在国际上，全球化、现代化的潮流已经席卷世界各个角落。在当今世界，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或是何种文化形态，也无论你是欢迎还是抗拒，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全球化、现代化的冲击。这个全球化、现代化潮流的主要标志，就是经济贸易体制的市场化与自由化，政治体制的民主化与多极化，社会管理体制的法治化与人文化，文化交流的网络化与价值观念的趋同化。一些普世性的价值观念，诸如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博爱、科学，等等，正在日益深入人心，成为全人类普遍接受的观念与理想。这个潮流汹涌澎湃，诚如孙中山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正如中东国家某些极权腐败的统治者，在民主化的潮流面前陆续、身败名裂，被民主化的历史车轮碾得粉碎。那么，在面对全球化、现代化的潮流面前，我们中国何以自处，又拿什么去与世界现代文明进行对话？这是摆在中国人和中国文化面前极为严峻的机遇与挑战。

其二，自1978年以来，中国从以往的政治挂帅、不断革命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到2010年的国家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占据了世界第2位，从而正式进入“和平崛起”新阶段。然而，伴随着经济发展，物质富裕所带来的问题是贫富分化、吏治腐败、环境污染、道德滑坡等社会问题的涌现和人民对政府信任度的递减。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国家的发展已经到了迫切需要提出正确的文化战略、迫切需要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和道德危机的时候了。

其三，从文化背景而言，在改革开放以前极“左”政治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理念长期处在被批判否定的地位，人们往往将中国落后的原因都归咎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身上。然而，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东亚现代化与80年代开始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实践证明，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不仅没有阻碍中国以及东亚国家与地区（指日本、韩国、新加坡与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现代化的进程，反而在激励人心、稳定社会、导正社会风气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华传统文化的仁爱、礼义、诚信、和谐、中庸等核心价值观念也被证明是具有现代性与普世性的价值理念。在这一背景下，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并成为建设现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要思想资源。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一个儒学与国学的复兴运动开始在中国悄然兴起。人们开始从国家发展战略的角度审视与论述儒学与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在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文化资源特别受到人们的青睐，以至党和国家领导人向全党全民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号召。儒家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的论述，逐渐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诚如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所说：“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正因为文化在未来世界变革中的作用日益重要，所以建设“文化强国”战略的提出就刻不容缓了。

二、中华和文化的思想资源

中华文化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G40-0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07)01－0014－02

收稿日期：2006-09-20

作者简介：陈晓桦(1964-)，女，广东潮州人，副教授，从事对外汉语教学 、第二语言教学理论、口语教材教法研究。

一、全球化条件下的汉语热和中华文化探究

对于“全球化”的定义，国外有 两种比较流行的理解。(一)全球市场一体化。这是丹尼•罗德里克在《全球化走得太远了吗?》和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凌志汽车与橄榄树――理解全球化》中的界定。(二)一些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研究专家将全球化看作一种进化的过程，即一个由诸多过程构成的巨大而多面的复合体牵扯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以澳大利亚社会学家马尔科姆•沃特斯在《全球化：关键性思想》一书中使用的定义为典 型代表。沃特斯认为，全球化是“一种社会过程，其中对社会安排和文化安排的地理制约因素消失，而且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它们正在消失”。沃特斯从三个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即经 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讨论全球化，但没有赋予某个领域以首要地位。不过，沃特斯认 为，由于各种象征和符号具有以惊人的速度在世界上到处移动的能力，因此研究全球化的注 意力应集中于文化领域。

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交流更为密切和频繁，世界经济呈现趋同发展的态势。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和实际交往的需要，全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习汉语的热潮。有专家预言：“二十一世纪是汉语的世纪”，“英文和中文会是未来世界上两种主要的语言，会是未来世界上文化的 最重要的载体”。与汉语逐渐成为一种强势语言的同时，出现了进一步研究东方文化的现象，世界 怀着浓厚的兴趣要探究中华文化的奥秘，挖掘其长盛的精髓，领略其独特的魅力。 在目前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世界里，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清点自己的文化，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主动将优秀的中华文化传播出去，传承下去，使之成为新形势下世界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并与其他各种文化相互交流，和谐共处。

二、全球化条件下审视中华文化

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到底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我们应该本着“扬弃”的态度来看待它，并结合当今全球化的特点，从外部和内部两个角度来认识它，使之发扬光大。

(一)从外部来看，一是西方以东方为参照系来认识自己，二是华文教育中的文 化教学

20世纪后半叶，人类提出了互动认知的现象学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认为“认知”不应只是主体强加于客体的单方面的认识，也不是客体自身单方面存在的“自在的”特点，而应是二者沟通后产生的新知，强调主体和他者在认知过程中都有所改变并带来新的进展。西方文化崇尚“民主”与“科学”，重视个人的价值而忽视群体的价值，重视发挥人的独立性、批判性、开拓性和创造性，而忽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平衡与和谐，它在创造发达的科学技术的同时，也造成了极端个人主义和严重的生态平衡等一系列问题。当这些问题无法解释和解决时，西方开始反思，开始面向东方，以东方为参照，去寻求另一种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互动认知思维方式促使东西方在经历许多世纪的相互无知之后开始对话，这对我们在全球背景下，对比东西方文化，了解他人，认识自己，探求自身文化的精髓是十分有益的。从不同视角，不同文化环境来审视自己，往往会产生顿悟，能更好地把握事物的实质，从而形成文化互补、价值互补。

华文教育的核心是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一部分，两者地位同等重要。文化内涵较其语言更为深远厚重，在教授语言的同时，更重要的在于传播和弘扬中华文化。“华文教育中，‘文化 教学’决不仅仅是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因素’教学，也不仅仅是‘交际文化’的问题，它是具有更广泛更深层的文化内容的教学。”

综观华文教育的历史，文化教学的重要性历来为人们所重视，传播优秀的中华文化，一直是华文教育秉承不移的明确宗旨。华文教育中文化传承以儒家仁爱学说的价值观为核心，重视群体的价值，重视人伦和秩序，讲求中庸和谐、天人合一，注重个人修养的培养，使海外华人的子孙后代在文化上认同祖国的根，培养真正具有中国文化气质的华裔，维护民族文化传统。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自己独特的文化，那么这个民族也就消失了。

汉字是世界上仍在使用的最古老的文字，承载着数千年的中华文化，通过学习汉字来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之一。汉字具有与欧洲文字完全不同的价值――其表达功能不在是否有效地记录语言，而在是否有效地传达概念，其表意特性直接与概念相联系。汉字是独立于口语之外的第二语言，与民族思维方式和文化精神融为一体，是中国文化的脊梁。它以象形表意为基本特征，简单明了，信息量大，能够克服时空障碍，是传承中华文化的稳定中介，具有凝聚国内各民族及海外华人的作用。

(二)从内部来看，具体分析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

据说文化的定义就有二百多个，而什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中华文化既未泯灭过，也未中断过，是一脉相传至今的罕见文化 ，人们一般从内容上把文化分为三个层次：即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器物文化属于第一个层次，制度文化属于第二个层次，观念文化属于最高、最深的层次。

中国文化的思想核心是群体意识。中国人是不能够脱离群体而生存的，所以我们注重人际关系，强调人与人的相互依赖和与人为善，重视自我道德 的完善和自身修养，强调仁爱、诚信、节俭、勤奋、坚韧、进取等美德。同时，崇尚中庸，主张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人之间要和谐 相处。

当今世界的发展日新月异，中华文化中的儒学价值观、思维方式及传统美德适应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现代化、文化多元化的时展，正成为全世界普遍认同的基本 价值观念。中国人学习外国是自动的、必需的；欧美人学中国是自动的，但似乎不是必需的 ，甚至很多人根本就不想学，所以我们应该在认清自己优势的同时，立足于时代，采取主动的态度，将独具中华民族特色的优秀文化传播出去，传承下去。

三、全球化条件下中华文化传承的特点及方式

(一)华文教育中受教育主体的特点

被称为“海外的希望工程”的华文教育，是维系祖国和华侨华人关系的重要纽带，是传承中华文化的最佳途径。在全球化条件下，如何加大文化传承的力度，加重中华 文化精华的比例，是我们必须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必须看到，现在在海外学习华文的大都是第三、第四，甚至是第五代华人，他们的父辈已经没有受过系统、全面的中文教育，家庭中的中国因素 越来越少，文化传统的熏陶日益式微；同时，出于生存的需要，他们都渴望融入寄居国的主流社会，有意识地接受本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 。但事实上，他们始终还是边缘人，存在着民族虚无感，也缺少作为主人的那种安全感。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汉语的经济价 值和实用价值都已显现出来，一些国家开始出现的学习汉语的热潮便是明证。随着 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深，急需高素质人才，不仅要掌握多种语言，还要有专业知识，更要具有文化特质，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上述种种情况，使我们看到华文教育中的文化传承面临新的挑战和需求，意识到进行文化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二)华文教育中文化传承的特点：主动出击，有的放矢

过去四百年来，西方的世界观、价值观左右着整个世界，而中国、东方、非欧美的很多东西被忽略了。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得各种文化有了接触和融合的机会，因此我们不能只是学习和吸收别人的东西，而要主动出击，把中华文化中的精髓传播出去。

土生土长的新一代海外华人，由于对祖籍国文化茫然不知或了解不深，他们对民族的认同感逐渐淡漠， 帮助他们 实现文化突围的途径就是教育。 首先要培养学习者学习的兴趣，从一些可感知的文化现象入手，让他们产生认同感。其次要用“扬弃”的辩证方法看待传统文化，以使中华文化的精髓世代流传。再次要注意文化传承的时代性，结合中国现在的国情，以发展的眼光对待固有的文化，不断补充丰富中华文化；结合海外华人的当地文化，既强调他们的文化身份、他们的根，也要尊重本地文化，互相吸收合理成分，做到中西文化融合。

(三)文化传承的方式

人类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电脑及网络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包括教育观念、教学模式、教学手段和教学过程等方面的革命。所以，除了传统的课堂教学，远程的网络教学将为学习者提供更广阔的学习空间。通常人们认为，只有学好华文，才能有效地吸收中华文化。这当然是对的，但还应该指出的是，我们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多数还是通过自己的母语而实现的，所以要为学习者提供多语种的语言和文化资料，提供更多渗透的可能性。这就需要把中国的精典文化翻译成外文，以使更多的华语水平 较低的海外华人有可能接触和学习到中国的传统文化。

在社会环境中认知、体验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是进行文化传承的另一有效途径。无论是在寄居国还是在祖籍国都可以通过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来让学习者接触社会，亲身感受丰富多样的，具有中华特质的社会现象、风土人情，学习更多的文化知识，以此来培养他们的社会观察能力、文化适应能力和民族情感。

中国知名学者潘懋元指出：海外华人认同中华文化有心理内因(海外华族文化无论与中华文化有多大的差别，它与中华文化总是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即共同的文化之根)和心理外因(无论中华文化本土化程度如何，也不论华族后裔的主观愿望如何，在其他民族看来 ，华人属于华族，与中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海外华人具有独特的文化身份，他们与祖籍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心头永远有一个中国结，华文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利用全球化的契机，通过多种方式和手段来结紧这个中国结。

参考文献：

［1］金宁．关于华裔学生文化教学的若干讨论［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1994(3)：116-117．

［2］张亚群．文化传承问题辨析［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6(1)：7-13．

［3］潘懋元，张应强．海外华文教育与弘扬中华文化传统［J］．教育研究，1996( 6)．

［4］金宁．论东南亚华裔青年的中西文化观［J］．华桥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1997(3)：37-40．

［5］贾益民．华文教育学科建设刍议［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8(4) ．

［6］乐黛云．全球化趋势下的文化多元化［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0(1)：69-74．

［7］李善邦．文语兼顾 育教并重［J］．华侨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3)： 63-67．

［8］唐燕儿，李坚．海外华文教育发展困境与对策［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 1(2)：150．

［9］董鹏程．历史会为华文教育的贡献作见证［J］．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 3(4)：1-4．

［10］乐黛云．文化自觉与文明共存［J］．开放时代，2003(4)：147-151．

中华文化论文篇（6）

一、全球化条件下的汉语热和中华文化探究

对于“全球化”的定义，国外有 两种比较流行的理解。(一)全球市场一体化。这是丹尼罗德里克在《全球化走得太远了吗?》和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凌志汽车与橄榄树——理解全球化》中的界定。(二)一些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研究专家将全球化看作一种进化的过程，即一个由诸多过程构成的巨大而多面的复合体牵扯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以澳大利亚社会学家马尔科姆沃特斯在《全球化：关键性思想》一书中使用的定义为典 型代表。沃特斯认为，全球化是“一种社会过程，其中对社会安排和文化安排的地理制约因素消失，而且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它们正在消失”。沃特斯从三个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即经 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讨论全球化，但没有赋予某个领域以首要地位。不过，沃特斯认 为，由于各种象征和符号具有以惊人的速度在世界上到处移动的能力，因此研究全球化的注 意力应集中于文化领域。

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交流更为密切和频繁，世界经济呈现趋同发展的态势。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和实际交往的需要，全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习汉语的热潮。有专家预言：“二十一世纪是汉语的世纪”，“英文和中文会是未来世界上两种主要的语言，会是未来世界上文化的 最重要的载体”。与汉语逐渐成为一种强势语言的同时，出现了进一步研究东方文化的现象，世界 怀着浓厚的兴趣要探究中华文化的奥秘，挖掘其长盛的精髓，领略其独特的魅力。 在目前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世界里，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清点自己的文化，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主动将优秀的中华文化传播出去，传承下去，使之成为新形势下世界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并与其他各种文化相互交流，和谐共处。

二、全球化条件下审视中华文化

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到底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我们应该本着“扬弃”的态度来看待它，并结合当今全球化的特点，从外部和内部两个角度来认识它，使之发扬光大。

(一)从外部来看，一是西方以东方为参照系来认识自己，二是华文教育中的文 化教学

20世纪后半叶，人类提出了互动认知的现象学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认为“认知”不应只是主体强加于客体的单方面的认识，也不是客体自身单方面存在的“自在的”特点，而应是二者沟通后产生的新知，强调主体和他者在认知过程中都有所改变并带来新的进展。西方文化崇尚“民主”与“科学”，重视个人的价值而忽视群体的价值，重视发挥人的独立性、批判性、开拓性和创造性，而忽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平衡与和谐，它在创造发达的科学技术的同时，也造成了极端个人主义和严重的生态平衡等一系列问题。当这些问题无法解释和解决时，西方开始反思，开始面向东方，以东方为参照，去寻求另一种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互动认知思维方式促使东西方在经历许多世纪的相互无知之后开始对话，这对我们在全球背景下，对比东西方文化，了解他人，认识自己，探求自身文化的精髓是十分有益的。从不同视角，不同文化环境来审视自己，往往会产生顿悟，能更好地把握事物的实质，从而形成文化互补、价值互补。

华文教育的核心是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一部分，两者地位同等重要。文化内涵较其语言更为深远厚重，在教授语言的同时，更重要的在于传播和弘扬中华文化。“华文教育中，‘文化 教学’决不仅仅是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因素’教学，也不仅仅是‘交际文化’的问题，它是具有更广泛更深层的文化内容的教学。”

综观华文教育的历史，文化教学的重要性历来为人们所重视，传播优秀的中华文化，一直是华文教育秉承不移的明确宗旨。华文教育中文化传承以儒家仁爱学说的价值观为核心，重视群体的价值，重视人伦和秩序，讲求中庸和谐、天人合一，注重个人修养的培养，使海外华人的子孙后代在文化上认同祖国的根，培养真正具有中国文化气质的华裔，维护民族文化传统。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自己独特的文化，那么这个民族也就消失了。

汉字是世界上仍在使用的最古老的文字，承载着数千年的中华文化，通过学习汉字来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之一。汉字具有与欧洲文字完全不同的价值——其表达功能不在是否有效地记录语言，而在是否有效地传达概念，其表意特性直接与概念相联系。汉字是独立于口语之外的第二语言，与民族思维方式和文化精神融为一体，是中国文化的脊梁。它以象形表意为基本特征，简单明了，信息量大，能够克服时空障碍，是传承中华文化的稳定中介，具有凝聚国内各民族及海外华人的作用。

(二)从内部来看，具体分析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

据说文化的定义就有二百多个，而什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中华文化既未泯灭过，也未中断过，是一脉相传至今的罕见文化 ，人们一般从内容上把文化分为三个层次：即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器物文化属于第一个层次，制度文化属于第二个层次，观念文化属于最高、最深的层次。

中国文化的思想核心是群体意识。中国人是不能够脱离群体而生存的，所以我们注重人际关系，强调人与人的相互依赖和与人为善，重视自我道德 的完善和自身修养，强调仁爱、诚信、节俭、勤奋、坚韧、进取等美德。同时，崇尚中庸，主张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人之间要和谐 相处。

当今世界的发展日新月异，中华文化中的儒学价值观、思维方式及传统美德适应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现代化、文化多元化的时展，正成为全世界普遍认同的基本 价值观念。中国人学习外国是自动的、必需的；欧美人学中国是自动的，但似乎不是必需的 ，甚至很多人根本就不想学，所以我们应该在认清自己优势的同时，立足于时代，采取主动的态度，将独具中华民族特色的优秀文化传播出去，传承下去。

三、全球化条件下中华文化传承的特点及方式

(一)华文教育中受教育主体的特点

被称为“海外的希望工程”的华文教育，是维系祖国和华侨华人关系的重要纽带，是传承中华文化的最佳途径。在全球化条件下，如何加大文化传承的力度，加重中华 文化精华的比例，是我们必须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必须看到，现在在海外学习华文的大都是第三、第四，甚至是第五代华人，他们的父辈已经没有受过系统、全面的中文教育，家庭中的中国因素 越来越少，文化传统的熏陶日益式微；同时，出于生存的需要，他们都渴望融入寄居国的主流社会，有意识地接受本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 。但事实上，他们始终还是边缘人，存在着民族虚无感，也缺少作为主人的那种安全感。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汉语的经济价 值和实用价值都已显现出来，一些国家开始出现的学习汉语的热潮便是明证。随着 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深，急需高素质人才，不仅要掌握多种语言，还要有专业知识，更要具有文化特质，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上述种种情况，使我们看到华文教育中的文化传承面临新的挑战和需求，意识到进行文化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二)华文教育中文化传承的特点：主动出击，有的放矢

过去四百年来，西方的世界观、价值观左右着整个世界，而中国、东方、非欧美的很多东西被忽略了。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得各种文化有了接触和融合的机会，因此我们不能只是学习和吸收别人的东西，而要主动出击，把中华文化中的精髓传播出去。

土生土长的新一代海外华人，由于对祖籍国文化茫然不知或了解不深，他们对民族的认同感逐渐淡漠， 帮助他们 实现文化突围的途径就是教育。 首先要培养学习者学习的兴趣，从一些可感知的文化现象入手，让他们产生认同感。其次要用“扬弃”的辩证方法看待传统文化，以使中华文化的精髓世代流传。再次要注意文化传承的时代性，结合中国现在的国情，以发展的眼光对待固有的文化，不断补充丰富中华文化；结合海外华人的当地文化，既强调他们的文化身份、他们的根，也要尊重本地文化，互相吸收合理成分，做到中西文化融合。

(三)文化传承的方式

人类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电脑及网络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包括教育观念、教学模式、教学手段和教学过程等方面的革命。所以，除了传统的课堂教学，远程的网络教学将为学习者提供更广阔的学习空间。通常人们认为，只有学好华文，才能有效地吸收中华文化。这当然是对的，但还应该指出的是，我们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多数还是通过自己的母语而实现的，所以要为学习者提供多语种的语言和文化资料，提供更多渗透的可能性。这就需要把中国的精典文化翻译成外文，以使更多的华语水平 较低的海外华人有可能接触和学习到中国的传统文化。

在社会环境中认知、体验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是进行文化传承的另一有效途径。无论是在寄居国还是在祖籍国都可以通过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来让学习者接触社会，亲身感受丰富多样的，具有中华特质的社会现象、风土人情，学习更多的文化知识，以此来培养他们的社会观察能力、文化适应能力和民族情感。

中国知名学者潘懋元指出：海外华人认同中华文化有心理内因(海外华族文化无论与中华文化有多大的差别，它与中华文化总是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即共同的文化之根)和心理外因(无论中华文化本土化程度如何，也不论华族后裔的主观愿望如何，在其他民族看来 ，华人属于华族，与中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海外华人具有独特的文化身份，他们与祖籍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心头永远有一个中国结，华文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利用全球化的契机，通过多种方式和手段来结紧这个中国结。

参考文献

［1］金宁．关于华裔学生文化教学的若干讨论［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1994(3)：116-117．

［2］张亚群．文化传承问题辨析［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6(1)：7-13．

［3］潘懋元，张应强．海外华文教育与弘扬中华文化传统［J］．教育研究，1996( 6)．

［4］金宁．论东南亚华裔青年的中西文化观［J］．华桥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1997(3)：37-40．

［5］贾益民．华文教育学科建设刍议［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8(4) ．

［6］乐黛云．全球化趋势下的文化多元化［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0(1)：69-74．

［7］李善邦．文语兼顾 育教并重［J］．华侨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3)： 63-67．

［8］唐燕儿，李坚．海外华文教育发展困境与对策［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 1(2)：150．

［9］董鹏程．历史会为华文教育的贡献作见证［J］．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 3(4)：1-4．

［10］乐黛云．文化自觉与文明共存［J］．开放时代，2003(4)：147-151．

中华文化论文篇（7）

孔子的“中庸”思想影响中国几千年。可以说，中庸是孔子哲学的基础和最高的道德准则。强调为人处世的普遍原则，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在实践中做到恰当合适，《中庸》对此称之为“合内外之道”。我们做事的时候，应该从自己内心深处、最诚挚的角度出发，使自己的行为和心灵的想法一致，并且顺应大自然的规律和节奏，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内心的“中”与外部行为的“中道”统一，即不偏是“中”，不变是“庸”，合二为一方可称为“中庸之道”。

二、中庸思想的误读误解

有人会说“中庸”看来也就是不讲原则的折中主义。其实不然，孔子曾说：“乡原，德之贼也”。这里对乡原的解释是不讲原则，四面玲珑，自私伪善的意思。所以对中庸的偏见实在是后人理解有误，同样也是和中庸的某些观念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偏离有关，之后慢慢演变、误解为讲尽心、知性、知天的心性天合一的学说；再者，很多人都认为中庸是圆滑，是世故，是没有原则，没有进取，是追求平庸；更甚的是，许多以爱国自居的人，往往以为恰是中庸，才害得中国人失了锐气，失了进取，结果让国家积贫积弱，在近代备受欺凌。照此看来，中庸乃是祸国之邪说，不但敬而远之，实在应该把它打倒在地，让它永远不得翻身才解恨等等如此，这也是很多人对其藐视的根本原因。

还有就是一种守旧的边际平衡论。在他们看来，“中庸”反对“过”与“不及”是以稳定旧质为其前提的，是反对质变的，因为新事物的规定性是在取代旧事物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在旧事物的“中正”和“过”与“不及”的矛盾中形成的，因此在新事物的成长过程中，一时难于确定它的质。这种说法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本人认为这种批判是根本错误的，也正因为近几十年对“中庸思想”的歪曲批判，人们才会扭曲了“中庸”精髓，把“中庸”变成懦弱和不思进取唯心主义的象征。

今天许多人重视未来而鄙弃过去，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概斥之曰封建专制文化，特别推崇西方之“自由”与“民主”，幻想未来中国全盘西化，并以此迈入现代文明国家的行列。这种全盘西化的主张不过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

三、中庸思想的历史意义

孔子说“过犹不及”，又具体说明了“文质彬彬”，他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意思是，质朴多于文采，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又未免虚浮；择取文之华和质之实，去掉文之史和质之野，使文采和朴实搭配适当，才是理想的君子风度。如果从深层次去解读，“中”就是恰当的意思。恰当合适就行。其实这样对“中”的解释还不够。“庸”是怎么解释的呢？庄子给出这样的解释:“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庄子解“庸”就是使用，贯通一切的使用，用在哪里都得当。不过这是庄子思想要结合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去解读，则可以推测出，“庸”是指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的实践使用。没有进入到实践，只是纸上谈兵的用就叫作“用”，进入到实践，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运用的才叫作“庸”。所以，从字面上解读，“中庸”就是在实践中做到恰当合适刚刚好。

凡事物皆有度，“度”是该事物之为该事物的内在规定性。而“两端”从哲学上可被视为事物成其自身而非他物的“临界点”，超过了“临界点”，即超过了度，从而使事物的性质发生变化。“两端”也就是度的范围的限制。在两端之间，有着较大的活动空间，但是，一旦超出了“两端”的限制，此质就非彼质了。要想维持事物并且达到最佳状态，就需要一种节制。这里的中庸又体现了一种节制的思想，正如中国古谚所云，“物极必反”、“过犹不及”等等。

“用中”的升华为孔子的中庸思想奠定了基础。对于如何用好“中”，孔子提出万物存在着两端，“叩其两端”才能更好地“用中”。如何才能把握好事物的“两端”呢？孔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孔子认为，最可怕的不是无知，而是没有认知如何掌握事物本质的方法——“叩其两端”，深入发现相互对立事物的特点及内在的联系。孔子说过:“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卫灵公》)。“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论语·为政》）。

在此，孔子虽然教导的是认识的方式方法，也可当作一种认识事物的途径。只有发现了事物的内在因果联系，才能对事物全貌和本质做详细的了解。对事物本质的明晰后，对事物“两端”也就更简单明了。不过也有学者对中庸的“过犹不及”、“恰如其分”的状态所产生的影响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张岱年先生肯定中庸观念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又认为“不能把‘中庸’看作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因为中庸观念包含着一种“度”的理念，很多事情如果一旦超过了这个“度”就过犹不及了，其实许多事情的“度”是随时代的演进而改变的。比如在几次的工业革命时代前期，机械大规模地使用和劳动工具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就是超越了我们所谓的“度”，在一定的范围内，超越传统的限 度，最终实现了巨大的工业时代变革飞跃。如果依旧固守过犹不及的中道，那就不可能有开拓创新了。

四、中庸思想的自我体会

中庸作为做事的一种方法，它要求人们准确地把握事物、协调对立双方之间的矛盾，达到一种平衡、稳定、恰当最佳的和谐状态。因此，中庸思想强调做事要有分寸，不走极端，保持事物的最佳状态。不偏不倚、不离不弃、不轻不重、不温不火，于此事不藏而藏机，不露而露锋之为最佳。在做事的方法上，万事采取中间策略，不刚不柔，不多不少，不偏不正，不上不下。以至游刃有余，进退得当，能进能退，能上能下，把事情做得不到位不行，但是把事情做得过了头也不行。再说守旧的边际平衡论，首先，批判者眼中的质变是事物内部矛盾性所引起的孤立的、不可知的质变，这样的质变是根本不存在的。中庸思想认为，不但旧事物的质已凝固化，在它面前“过”与“不及”明若观火，就是新事物的质也是事物与外部环境的联系中形成的，也是可以认识的，“过”与“不及”也是可以确定的。

对于中庸的态度应该是把过去、现在与未来结合起来，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吸收世界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积极进取，开拓创新，创造出既具有民族特色、又适应现代需要，既不偏在东方，也不偏在西方的崭新文明。这就需要我们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外来文化。我们不要以偏概全，也不能全盘否定，更不能全盘肯定，一分为二地看待并结合西方文化的优秀成分，中体为本，西学为用，使之适应人民日益发展的物质文化需要。现在正在进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民族的命运将在年轻人手中发生深刻的变化，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这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大道。

五、中庸思想的现实作用

中庸思想对现实社会指导意义对整个社会以及世界都有很大影响。对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发展起了极大的影响作用，使得中华民族养成宽宏博大的胸怀善待他人、团结他人，使我们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在“洪水”“地震”“非典”等天灾人祸面前，我们伟大的党和国家没有怨天尤人，没有放弃，而是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战胜艰难困苦，帮助人民渡过艰难时期。“多难兴邦”复兴路上伴着风雨坎坷，古老的中华民族如同一株顽强的常青藤，历尽劫难，青葱依旧。她从这历史的废墟上从容站起，挺立在历史的关口，以自信的姿态求索崛起之路。

现代社会在科技的带动下高速发展，经济物质飞速发展的同时给大自然环境带来不可逆转的破坏，以及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现的发展，现代人面对海量信息容易迷失自己，造成思想混乱、心理负担增加及诸多现代社会面临的问题，其实都是关系的失衡问题，中庸思想作为一种手段能有效地调节各种关系，构建有条不紊的机制，创造新方法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它一方面要求社会、团体、个人和谐平衡，另一方面要求人们根据自己实际情况进行修行发展，并根据客观实际情况来适当处事，不会触犯别人的利益而维护自身利益，维持事物的平衡和包容状态，促进世界各民族和平相处、共同发展方面具有启迪意义，对和谐社会及文化多元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庸是儒家的道德准则，是儒家所追求的为人处世的最高规范，在中国思想文化的长河中有着特殊的位置。天人合一理论、普遍和谐、持节而中思想，对于改善生存环境、提高人类素质、构建和谐生态社会、保护人类生存的家园具有深远意义和影响。

参考文献：

[1]张岂之.中国儒学思想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2]冯友兰.新原道[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3]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中华文化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G8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6）04-0025-05

On diversified research paradigms for Chinese national sports culture

CHEN Qing

（College of Physical Culture，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Lanzhou 730070，China）

Abstract： Researches on Chinese national sports culture have certain limitations， which are not conducive to fully explaining extensive and profound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In today’s world where scientific technology is highly developed， when facing the change of research subjects， especially complicated body behaviors in national sports， the undiversified research paradigm for Chinese national sports should be necessarily deconstructed， while discipline crossing and blending type researches should be carried out by fully referring to research paradigms for natural science. 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overcome the deficiencies in the undiversified research paradigm for Chinese sports culture， which bases mainly on humanistic and social science， exert the advantages of diversified research paradigms in which natural science is blended in， fully and comprehensively study Chinese national sports culture， and therefore gradually enrich and perfect the theoretical system for Chinese national sports scientization.

Key words： sports culture；Chinese national sports；undiversified research paradigm；diversified research paradigm

中华民族体育不仅表现出特色鲜明的特质，也在一定程度上衍生出玄妙、神秘的特征，如导引养生、气功。由于对中华民族体育研究多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经验研究相对于理性研究，难以清晰说明研究对象的结构、功能、表现和价值。在自然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仅依托单一的研究范式会制约其深入发展，应借助自然科学的优势共同探索，使中华传统文化中举世瞩目的理论，以及生动、形象印刻这种文化的民族体育焕发时代光芒。在中国知网以“武术”为主题，搜索历年研究成果，20 224篇武术学术论文中，涉及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内容则十分有限。鉴于民族体育中核心构成――身体行为是多元学科共同关注的对象、复杂的研究对象需要多学科综合分析等因素，实现多元的研究范式研究具备可能性。关于研究范式的研究近年来逐步被国内学者重视，不过，对中华民族体育的研究范式的研究才寥寥几篇，如李龙、杨海晨等学者的成果。范式理论倡导者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宣称范式是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由此可见亟待完善的中华民族体育学科状态。

1 中华民族体育研究的局限性

中华民族体育很多内容不宜用现代科学理论解释，与中医等文化现象相似。比如，中医通过疏通经络治病，但经络在哪里？中华民族体育技术掌握需要“悟性”、技术风格依托“意境”、功力水平重在“气度”。那么如何评判习练者的掌握程度？显然缺乏具体的衡量标准。在人类文化全球化、文明共享的当下，这些内容与西方竞技体育相比存在较大的差异，国人尚且不易理解和掌握，何谈对外传播、交流和推广。其实，中华民族体育可以通过科学理论给予清晰表述，只是在以往的中华民族体育研究过程中，学者们更倾向于单一的人文社会科学论述，忽视自然科学理论的介入，由此形成中华民族体育研究的局限性，进而影响中华民族体育的发展。

中华民族体育研究的局限性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隶属于文化领域的中华民族体育独立性不强，使研究者对这种人文现象认识不充分。中华民族体育与共生文化尚未完全剥离而自成体系。比如祭祀、节庆、游戏、娱乐等活动中，肢体活动与体育中的身体行为总是交织在一起，人们极易混淆日常生活与民族体育中的身体活动，因此难以确定研究切入点。第二，人文现象似乎只能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但是研究中又较少涉及民族体育，阻碍民族体育学科研究体系化。第三，中华民族体育是特殊社会文化熏陶的结果。研究者多以人文学科方式认识民族体育的背景、起源和功能，主观臆断人体文化的结构和本质。第四，强大传统思维制约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研究。正如张岱年[1]在《中华文化概论》中表述的那样，“中国古代的科学中也的确形成一些杰出的理论，如天人学说、元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等，但这些理论是功能普适型的理论，普适于天地万物以及人事和人身。这种高度普适性的理论，虽也可以用来笼统、模糊地解释一些自然现象，可当它一旦成为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律条时，也就成了人们对自然界进行具体的、有分析的探讨的束缚力量，最终成为人们深刻认识事物本质、形成科学性专门理论的障碍。”第五，科技水平不高地区，普遍存在着研究者掌握自然科学理论有限、研究手段、设备和经费不足等情况，因此难以对复杂的人体文化进行必要的自然科学研究。

2 改变中华民族体育单一研究范式的条件

第一，研究对象的一致性决定多元研究范式的可能性。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中华民族体育领域拥有共同的关注对象，那就是人的身体以及身体运动。其中身体行为是民族体育的核心结构，是肢体活动转化为体育的关键环节。因此，两个学科在研究中华民族体育时，完全可能进行跨学科多元研究。

第二，身体运动的复杂性需要多学科的交叉研究，需要决定多元研究的必然性。人文社会学科多是感性的定性研究，而自然科学则是以理性的定量为重，两者可优势互补。特别是对复杂的身体运动和民族体育的研究，应该在感性认识之后进行理性认知。对中华民族体育的认识，以往多以感性为主的界定，认为民族体育是以肢体活动为手段去达到某种目的的活动。这样的认识难以解释生活、生产中的肢体活动与民族体育的区分。

第三，研究对象的转换决定多元研究的可行性。从研究范式演变中发现，研究对象发生转化之后，研究范式必然发生转换，该趋势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中华民族体育以往更多依附在各种社会文化事项之中，如今已经逐步走向相对独立，特别是成为一种对人生命塑造的文化现象后，民族体育已不是体能阶段的生产准备过程，智能社会阶段的民族体育的生产性已经被生活性所取代，逐步具备自身框架，运用新的研究范式完全必要和可行。

3 构建中华民族体育多元研究范式的思考

3.1 研究态度的转变

中华民族体育完全可以借鉴其他学科研究方式和方法以及相关理论。中华民族体育的研究必须充分认识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克服单一的研究范式对自身发展的制约。

人文现象可以借鉴和利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和方法，融合人文社会与自然科学的研究会使研究更加全面、深刻。现实中，学者对定性研究为主的人文社会科学习以为常，有意无意忽视注重分析、注重理性的定量研究，这种态度误导学者的研究行为。关于经验研究和理性研究，可形象地将经验研究比喻成为“正向的金字塔”，理性研究是“倒置的金字塔”。从经验金字塔任何一个地方抽取一块基石也不会立即影响其稳定。恩斯特・卡西尔[2]146-147在《人文科学的逻辑》一书中明确地阐述人文科学的自然科学研究可能性和必要性。是否在人文科学中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关键在于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学者们的态度。卡西尔说：“如果文学科学和艺术科学要成为可以用真正的科学方法加以处理的科学，那么首先要放弃它们所宣称的自主地位。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它们都不可自认为与自然科学不同，它们必须完全融合于自然科学之中。由于一切科学的认知都是因果的认知，因此，如同根本不存在两种不同层次的因果系列――‘精神性’的因果系列和‘自然性’的因果系列――那样，根本不存在自然科学之外的‘精神科学’。”其实，这两种因果关系相互制约和影响，在某一个阶段自然因果发挥更大的作用，旋即人的自由意志因果性表现突出，但是自然因果链并未消亡，人的理性力量是对自然因果的不断解读和对规律把握的表现。在进入大数据时代，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研究需要借自然科学的帮助和支持，卡西尔所强调的“只有数学性的原因才是真正的原因”[2]163有其深刻的道理。

3.2 研究范式的探索思路

1）演绎与归纳的结合。

反常态研究，即改变以往常态的研究方式的方法。通常学者们以归纳研究为先，随之再进行演绎。如果运用融合式、反常态进行研究，会得出更切合实际的结论。根据艾尔・巴比[3]在《社会研究方法》中提供“先推论”的演绎法能够给研究提供合理的假设提前，然后再进行以观察为主体的归纳法进行验证或修正假设，从而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的研究方法，这是中华民族体育研究可借鉴的研究范式之一。沿此思路，发现中华民族体育文化中，有许多文化现象彼此间存在着隐形的函数关系，需要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加以论证和解释。比如，从普遍性的理论理解出发，推论（演绎）一个期望，提出假设：中华民族体育有益于人的健康。因此模拟绘制量化的数据如图1。以此主观假定两者之间的函数关系：Y=F（x）。仅仅运用演绎尚不能解释实际，需要进一步借助归纳法进行分析。归纳法将具有一定离散程度的，非线性相关的现实进行科学修正，得出图2结果，于是出现符合实际现状的理性结论。

为了进一步验证这条非线性的曲线，研究过程中必须借助各种方法归纳，并使用自然科学的方式予以具体分析，以便于更明确地说明问题。人体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特别是对活生生的人，难以完全使用自然科学理论进行刻板分析。但是能够使用具有规律性的数据表明趋势，如人的一生中存在着客观的内缘性机能下降，以及生存环境等外缘性因素影响的机能降低等影响趋势。其中，社会环境中机械化的工作方式、优越的生活方式改变导致人的体能降低，如人在12 min内跑的距离随着特定年代的推进而减少。由此得出人的有机体体能随着人的衰老、社会环境的改善而降低的结论。对于这种现状，人类绝非束手无策。相关归纳研究表明，通过合理、科学、周期性的体育活动可以有效促进健康，帮助人类延长寿命。从而验证、推导出中华民族体育作为体育的有机构成，自然也能够促进人的健康。这种方式弥补先归纳后演绎，以及白描推理的不足，科学的数据图示形象、生动展示了蕴含其中的规律。

演绎向归纳推进，归纳完善演绎，两者相得益彰，从而使研究从经验走向科学研究。如李宁[4]有关太极拳练习速度中的脑电变化研究，采取的便是脑电检测的科学研究方法，自然科学的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修正人们原本认为入静的太极运动者脑神经不宜受到外界影响的假设，经过归纳和再演绎，可以看出人的意识始终能够作用于客体自身，使之产生相应的改变。那么，可以推测有意识通过太极拳等中华民族体育项目的练习，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变健康状态。从研究到现实，民族体育具有健康促进作用，民族体育科学健身如何实现应深入思考。李文川[5]发表《身体活动建议演变：范式转换与量的积累》论文，为民族体育健康服务提供了演绎与归纳相结合的研究思路。文中提及目前由于身体活动的不足已成为全球范围第4位致死因素。2008年，全球15岁及以上成年人约有31%身体活动不足，每年约有320万例死亡与缺乏身体活动有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计，中国在2010年18岁以上的成年人中仅有11.9%参与有规律的身体活动，83.8%的人不参与身体活动。由此导致从1993到2003年10年间，心血管疾病发病从31.4%上升到50.0%，糖尿病从1.9%上升到5.6%这样持续恶化的局面。面对这种局面，李文川根据各类研究成果，认为中等身体负荷的多次积累能够发挥“量剂效应”，有益于促进健康。受此启发，深入研究中华民族体育以何种运动方式和运动量为各个民族提供适合本民族“口味”的疾病预防和有效的健康保障，必须进行“从经验到科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对涉及身体负荷的各指标进行“药剂学”分析，提供具备科学原理的民族体育健身处方。

2）量化与质性研究的结合。

量化研究重点在于获得具备统计学意义的数据，通过具体的数据来表达现象的集中趋势。然而，量化研究所获得数据却容易抽空客观存在的生存情景，从而损失对具备丰富性和复杂性现象的真实反映。质性研究则是一种注重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意义理解、交互影响、生活经历和现场情景，在自然状态中获得整体理解的研究方式[6]。必须有机地结合，从量化向质性研究过度，使具体的数据变得生动、真实。质性向量化研究靠拢，使繁复的现实明确地展示其集中趋势、运行规律和特征。

（1）融会贯通式研究，是一种以跨学科理解方式，侧重运用量化指标说明客观实在的研究。用这种研究思维和研究方法对最具民族特色的武术进行研究，其成果远比运用中华民族文化“律条”的解释更能够深入人心。武术运动之美令人叹为观止，溢美之词充斥各类文献。然而武术之美的科学原理是什么，至今很少美学理论和自然科学理论被运用到武术美学研究之中。人类对美的感受在于人的内在体验，当然被审美的客体也必然具备着美的客观存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会对具备黄金比值（0.618）特征的客观存在产生美感，比如人们普遍对花卉、树木、书籍、人体等产生美感。因为，这些存在物的各种比例到达黄金分割论中的所谓“黄金比值”，该比例能引发人的愉悦感觉。人体的形体美自然也与此密切相关，以肚脐为黄金分割点，其下长度与身高比接近0.618――黄金比值者就会给人以美感。黄金比值与心理审美耦合，从而产生审美体验，而且有价值的存在强化着美感。武术项目虽未注重形体美的客观存在的美学原理，但在武术套路演练中则通过技术动作节奏弥补这个缺憾。计算武术运动员处理技术动作节奏中的快与慢、动与静、轻与重、急与缓等的比值，如果演练者很好地处理了两者的关系，使套路中各个组合韵律处理接近黄金比例的节奏变化，必然会引发人们的审美享受。武术发展至今天，已经从实用的征战、搏杀技法为主转变为富有艺术性的套路演练为主，所以对这种现象的研究决不能脱离武术发展的现实社会背景，以及时代审美情趣。只要能够恰当地站在特定的场域，有效地运用量化数据方能帮助中华民族体育切实的发展。对此，武术套路的韵律与意境研究必须向着融会贯通式的方向发展，使研究成果能够提供武术套路演练的具体节奏参数，使研究具备应有的实践指导价值。

（2）质性落实研究，是在量化研究基础上，通过质性研究对人类行为进行文化的解释、理解，以及价值实现的研究方式。在众多的研究范式中，质性落实研究可以有效分析独特的中华民族体育文化意义和价值，以此指导实践。在武术教学中，如何解决套路记忆问题，需要通过量化研究成果说明100%规范完成技术动作能够轻松记忆套路，即大脑对某一技术动作的神经冲动所释放的定量神经递质引发相应数量的肌纤维运动，只有规范每次练习，才能使神经递质的释放量保持定量化，以及与引发的肌肉纤维数量保持一致，从而快速地形成所谓的“动作肌肉记忆”，如同学习游泳、骑车技术，一旦学会终身不忘的科学原理。量化研究可对学生晓之以理，了解学生的理解程度，为进一步的教学打好基础，然而，量化研究难以动之以情，即使学生明确道理，对套路记忆的教学任务关键还在于教师的技术权威、教学艺术引导、教法有效性、教师生动形象的文化灌输，以及和谐的教学氛围等。这些因素难以量化，唯有质性落实研究，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学生从文化意义上强化套路记忆。因此，对此类问题的研究易于以质性落实研究为主。但是，重视质性落实研究，绝不能忽视量化研究的基础性作用，避免再一次回到传统研究范式的窠臼。

（3）数学思维研究，是建立在逻辑思维基础上的量化与质性结合研究方法。在侧重于质性研究过程中不能脱离数学思维的支撑，运用数学思维是有效提高质性研究深度的关键。作为人文科学的重要学科――哲学与数学保持密切联系，其他学科也必然存在着联系。“哲学在希腊开始萌芽的时候，数学就一直是引起哲学家特殊兴趣的科目”[7]374。中西方的体育文化分别是等式两边的内容，但是两边的体育文化意义却截然不同。该规律的启示是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决不能完全循西方竞技体育的发展之规。比如，中华民族体育竞技程度有限，中华民族体育竞赛模式难以在域外与西方竞技体育抗衡。那么通过中华民族体育特有的内修养生模式则可以弥补西方竞技体育外练强身格局的缺憾，使等式的两边文化分量达到平衡。中国特有的养生内容缺乏可以量化、重测、验证的数据事实，难以被世人接受。对此，通过对传统养生、传统文化理论的数学思维研究，以数学注释形式向全球推广已经成为迫切的任务。在解决社会问题，解释文化现象时最好不要远离数学的诠释。比如，人们常用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来形容运动员或体育工作者，对此如何回应？数学成为体育最好的帮手。董进霞[8]撰文综述一系列的数据，充分表明体育活动对大脑的发展和认知能力发展有积极的作用。理性地纠正被社会普遍误读的所谓“常识”。再如，在描述中国春秋文化思潮涌动繁荣景象时，使用“百家争鸣”表述方式。中华民族文化虽然很少这种近代数学的清晰介入，但是中国早已广泛应用的阴爻与阳爻理论就是一种经典的数学思维基础。如今需要将中西自然科学以及人文科学进行融合，运用现代言语形式加以表述，发挥中华民族文化的智慧功效。

单一研究范式是人为所致，只要明确的科学态度，主动运用科学的研究范式，多元研究范式便能够很快构建起来在人类社会有许多看似难以表述的事物，这可能是惯性思维制约的结果，如果转换思路和方法，必然会有更多惊喜等待着我们。尤其是对过于集中人文科学领域研究的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在强大的自然科学体系支撑下，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研究充分融合、借鉴自然科学的成果，一定会是古老且经典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焕发勃勃生机。张平中[9]对中国过去1 810年的高精度、高分辨率降雨量变化曲线、钟乳石生长曲线与历史朝代的更替进行对比，发现降水量大幅度减少的年代与朝代的衰亡年代基本一致。其结论是钟乳石生长的速度与社会发展呈正相关的关系。原因是钟乳石在风调雨顺期间成长较快，社会发展也在这个期间处于国泰民安、稳定发展的状态。那么，可以继续深入一步研究一番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在此阶段的表现，一定会弥补各种体育史料、考古资料的不足，并且能够更加准确、客观地绘制出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发展曲线。

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在相对封闭环境中滋生出顽固的内敛倾向，为保全其自身地位，人为制造玄虚，保持神秘，其结果是作茧自缚。为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必须打破这种局面。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研究应突破单一研究范式，建立融会贯通的多元研究范式。合理、充分利用自然科学的成果，充分运用多元研究范式，不断解决自身生存和发展问题，构建自身科学化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 张岱年，方克立. 中国文化概论[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39.

[2] 恩斯特・卡西尔. 人文科学的逻辑[M]. 沉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 艾尔・巴比. 社会研究方法[M]. 10版. 邱泽奇，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50.

[4] 李宁. 太极拳不同速度练习者的脑电比较[J]. 体育学刊，2014，21（3）：137-139.

[5] 李文川. 身体活动建议演变：范式转换与量的积累[J]. 体育科学，2014，34（5）：56-65.

[6] 熊欢. 中国城市女性体育参与分层现象的质性研究[J]. 体育科学，2012，32（2）：28-38.

中华文化论文篇（9）

作者简介：骆为荣，宜宾学院唐君毅研究所、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唐君毅先生在1958年同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先生共同署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宣言强调：“中国文化问题，有其世界的重要性。我们姑不论中国为数千年文化历史，迄今未断绝之世界上之极少的国家之一，及十八世纪以前的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称美，与中国文化对于人类文化已有的贡献。但无论如何，中国现有的近于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摆在眼前。……中国问题早已化为世界的问题。……而此问题之解决，实系于我们对中国文化之过去现在与将来有真实的认识”。

中国，是数千年来文化历史未中断的，世界上极少的国家之一。悠悠中华文化，是世界上独特而灿烂的文化，在中国五千年文明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对世界文化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华文化，“亘古亘今”，一以贯之，连绵不断，始终在传承和发展，既不同于早已中断的古埃及、古波斯及小亚细亚文明，又因凸显“重德求善”之特征，而与“重智求真”的希腊文化和近代西方“科学文化”，形成鲜明对照，实为“世界奇观”。

中华文化能延续五千多年，仍生机勃勃的大因缘即最直接的原因和原动力，当属“孝道”。“孝道”是中华文化数千年，没有中断而永续发展之源头活水。

一、“孝道”，事之本

“敬祖”与“尊天”，在中华文化体系中，是显具本根性的理念。故流传之中华典籍有言：“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1]，“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2]，“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生祖，恶出？”[3]。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最基本、最核心的观念，就是尊天敬祖，所敬的祖，既是人，又是神（父配天，母配地）；所尊的天，既是神，又是祖。

由“敬祖”观念推出的一个重要伦理范畴，是“孝”。“孝”字，由老字头与孩子的子组成。老头在上，孩子在下，上下相连，表血缘的延续承继关系，礼之以序，不可颠倒，也不能断失，不然则不为“孝”。“孝亲敬祖”、“善事父母”，即是“孝道”。“孝道”，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传说中的尧舜时代起，就崇尚孝行；春秋以下，成为家庭伦理与社会道德生活之核心，人伦道德的基础，一切道德的根本，被奉为修身、处世、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宝。故孙中山先生说：“孝是无所不适的道德”，历代有“百行孝为先”、“百善孝为尊”之说。

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与基础在儒学。儒学始祖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儒学的核心是仁，而仁的根本也在孝。因儒家仁的思想，是从爱亲即孝悌引申出来的。儒家经典《论语》中就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新儒学第二代宗师唐君毅先生在其《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书中说：“对父母之自然之孝，亦为我与一切生命相感通之开始点。或对一切人尽责任之开始点，一切仁心之流行之泉源与根本”。

中华文化属“重德求善”的文化类型，道德论压倒知识论。在中华文化系统中，人伦几乎渗透各子系统，各学科门类多以其为出发点和归结点。如国体和政体的理念，就是从伦理中引申出来的，即由“亲亲”导向“尊尊”，由“孝亲敬祖”导向“忠君爱国”，忠孝一体，进而形成中国古代政治学说的“以孝治天下”。历史上诸王朝“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现在中国内地一些地方党政将“孝敬长辈”列为考核提拔干部的一项重要内容，受到社会各界广泛赞同。

“孝道”，在中华历史文化中，处处凸显其本根性，“孝亲，事之本也”[4]。“本立而道生”[5]，中华文化因之而永续不断。

二、“孝道”与“报恩”精神

孝的意义在报恩，因感激孕育生命，“生吾之生”， 敬重、珍惜、关爱生命，而孝敬父母，回报父母养育之恩，“报本返始”，并推己及人，转恩兼爱，充量扩大。敬孝爱家兼及爱国尽忠，协和天下万邦，达天地万物，至“天人合一”之境即和谐的最高境界。如《孝经》所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孟子所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王阳明所谓：“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这就是人从感激“生吾之生”的恩情，报恩所推演出来的宇宙万物和谐共存的“大家庭”中启示出来的“生态伦理”。 中华民族深谙此道，古圣先帝尧，就能由“亲亲”、家庭始，由近而远地团结天下人，达万邦和谐。古典《尚书》就此赞尧曰：“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眭，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即是和谐)万邦”。今日我们应更好地传承和传播此和谐之道，为“地球村”提供更多的精神营养。

人生在世，无论是谁，一生直接间接受恩于他者，实无量无限。中国人对此特别看重，饮水思源，知恩图报，于父母、家庭、社会、国家，多存报恩之心，践行“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和“立身达人”。人生降世，赤条条而来，空无所有，一切所有，初皆父母、他人、社会与自然界的“施与”，而知恩感恩报恩，此为人的本性，可能泯没，而毕竟不能断绝。“知恩图报”，仍然是当今的一种普世伦理。

报恩之事，初在报其所直接感受他人对其之恩德，故报父母之恩必为报恩之始点，尽孝以感激和回报父母对自己的养育之恩。依中国文化传统之说，人养子是为承宗祀，以尽孝，此为报父母恩之一方式。另外继志述事，子承父志，“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6]，亦是报父母恩之事。二者，都是大孝。做到二者，同时亦能实现民族文化历史之悠久。

报恩之义，联系过去与现在，个人、家庭、社会与国家，产生极大的民族凝聚力，有助于中华文明之稳定、承继与发展，也有利于“重德求善”民族精神的提升和民族文化的保存与延续。唐君毅先生曾专门撰文《说中国人文中之报恩精神》，文中说：“报恩之道，则又不必只是我之还报于对我有恩者，而恒是我之转施恩德于此外此后人之‘转恩’，如以教养子女报父母对我之恩，以教学生报师恩。此即足以成就人之先后代之生活之相续，以及文化历史之相续，亦即人生一切继往开来、承先启后之事业之本。若无此报恩精神贯注，则人之先后代之生活，只有互相隔载，而无相续，一切继往开来、承先启后之事业，皆不能真实成就”。又说：“凡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之事，皆是报恩”。

“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全国人民和世界友人，以人为本，倍加珍惜、关爱生命，对灾区伸出无私博爱的救援之手，施恩于灾区人民，大爱无疆。灾区人民视为再生父母，感恩报恩，团结抗震，真情回报，如浴火凤凰再生，创下人间奇迹。这是爱的力量，而“爱是感恩的集合”。这也充分说明，始于“孝道”的感恩报恩精神，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虽遭天灾人祸而仍能延续不灭、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

三、“孝道”与求“久”思想

国外有学者说，中国人以孝行天下，长期奉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7]，重多子多孙，因此历代虽迭遭天灾人祸，但是生殖繁多，人口旋即恢复，民族文化遂不断灭。此说，讲了历史事实和中华文化不断灭之直接原因在于“孝道”，有一定道理，但尚未深入讲到中国学术思想中原有的种种自觉的人生观念，以使中华文化生命长久的求“久”之思想。

求“久”的思想，在中国极早的年代中已经提出，在周代的延续其宗祀求“江山”稳固长久中得以彰显，而“久”之哲学观念的正式提出，则在经典之《易经》、《中庸》中，所谓“可大可久”及“悠久成物”之观念。《老子》中，尤重“天长地久”之观念。由唐君毅先生执笔、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先生署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指出：“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唯一历史久而又自觉其久，并原于中国人之自觉的求其久，而后久的文化”，“中国整个民族文化之所以能久，则由于中国人之各种求久的思想。这些思想，由古代的史官之记载与训诫，后来历史家所叙述的历代成败兴亡之故及哲学家指出久与不久之原理，而散布至中国之全民族，其内容是非常复杂丰富的”。

敬祖行孝，为存宗祀而生子孙，求生命之传承不绝；为承续祖宗遗志而立身行道，求文化之保存与延续，皆是重视生命的价值，求民族文化长久的求“久”思想。这既是中华民族文化之生命能绵延长久而不坠的真谛所在，也是敬祖行孝显示的中华民族“上通千古，下通万世”的心量和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精神理想。

四、“孝道”与“重史”意识

“孝道”，倡行“修宗庙，敬祀事，教民追孝也”[8]。由此“追孝于前”的意识，必然滋生出尊重祖宗之训、尊重传统学术文化之历史意识，即重传统、重历史之“重史”意识。

孔子“三年不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9]之说，今人多不以为然，若连着孔子“信而好古”和“追迹三代”之说来看，孔子此说在强调承继父母祖宗的生命精神和孝道维系传统的特殊含义。不轻易改变前辈的立身做人行事之规就是“孝”，揭示孝之精神在于强化历史的线性延续。孔子“好古”而走向“重史”，而求知于历史。孔子“追迹三代”，乃为保卫华夏文化之传统，续亡继绝，上承夏商周之文化，承前启后，功德无量。

尊重祖宗之训，当然即是尊重历史的“古训”，是“重史”意识之表征，也是把历史视作现实的借镜，以史为鉴，使上下、前后、古今相通，文脉相连，历史传统文化固不断裂。同时此种意识，亦为民族凝聚之力量，使后辈更易了解和接受前辈之文化精神，消除“代沟”，进而促进民族融合。

“重史”，“古之帝王皆设史官”，故昔日中国史官特别发达。历代史官多历史意识强，重史实，重历史文化之传承，重保存有价值之文化，以史为鉴，资政育人，勇于秉笔直书，太史公司马迁即为典范，千古流芳。此亦为保存和延续中华文化，促进民族凝聚出了大力，功不可没。

由“孝道”推演出来的尊重历史文化传统“重史”之意识，是中国传统意识的基本特征之一，中华文化因此而有别于西方文化。敬祖、尊天，尚人文、重史乘，构成中华文化精神之主动脉。2009年是大儒先哲唐君毅、牟宗三先生百年冥寿之期，海内外对唐、牟二先生的各种凭吊、纪念活动，特别是香港中文大学为唐先生塑立铜像、召开纪念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和举办纪念展等，即是此精神之表现，值得倡行。“振兴中华”是今日中国人共同的心声，我们尤应发扬由孝而衍生之尊师尚贤兴教的传统文化精神，团结一心，继往开来。

孝是“对一切人尽责任之开始点，一切仁心流行之泉源与根本”。孔子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历代讲“百行孝为先”，中国汉代就讲“以孝治天下”。当今社会，孝道仍具普世价值。尊重历史文化传统，把倡行已久的“孝道”，从理论到实践进行再认识、再实践，正本清源，与时进退，“有益于人道人心”，关系家庭的和睦与幸福、民族的统一与兴衰、国家的稳定与发展、社会的进步与和谐，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从我做起”，努力“立身行道”，让中华民族“孝道”这一优良文化传统美德发扬光大，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注释：

[1]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2] 《礼记·郊特牲》。

[3] 《荀子·礼论》。

[4][7] 《孟子·离娄上》。

[5][9] 《论语·学而》。

[6] 《孝经》。

[8] 《礼记·坊记》。

参考文献

中华文化论文篇（10）

归根结底，“文化是实现人类理想的过程和结果”，与“人类文化金字塔”的层级结构相一致。它的塔基是人类衣食住行用的生产、生活、滋养精神的物质文化；塔身是既有物质文化因素，又有精神文化因素，以综合文化形态显现，包含社会制度、国防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卫生制度、文化制度等在内的制度文化；塔顶是包含艺术文化、学术文化、宗教文化、政治文化、军事文化等在内的异彩纷呈、和光同尘的精神文化；塔尖是集合了人类美好向往的理想文化。四者构建成一个层级分明、和谐互动、传承久远的有机体系。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正是人类文化这一基本结构模式的中国化。

一、国魂文化。或称国德文化，它居于文化金字塔的塔顶，是中华文化传承体系最集中体现民族价值观的核心。它的道德内容，是易家易德的结晶，体现为儒家仁德、道家玄德、佛家佛德，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浩然正气、顺天行道、积德行善、大慈大悲为道德标准；以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爱国忠勇的先贤豪杰为民族脊梁和道德楷模。借用《论语・述而》关于“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话来说，君子即国魂人物，应是具有安民强国之目标，追寻大同之道即“志于道”，而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夫“据于德”，怀有事业之心、仁爱之心、上善之心、慈悲之心而“依于仁”的志士，此即中华文化传承体系核心层注重人格培育和道德修养的积极一面。它不仅主张对外使自己的行为与他人相得而有德行，更强调对内使自己的行为与自性相得而有德性，从而追求一种借“游于艺”来实现的自由洒脱、道德高深的人格理想境界。

二、国法文化。以法不阿贵的理念和包拯秉公断案的演艺，口耳相传，形成了国人执法如山，大义灭亲，“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传统观念，具有极大震慑力。国法不仅得到了夏商周立国以来历代执政者的大力鼓吹，而且作为中国文明古国历史悠久的法律文化形态，积累了丰富的治国典籍、制度文化和历史经验，成为中国历代法律总称。通过先秦法家的大力倡导，法制观念和执法严谨、刚正不阿的法治文化更为普及。历史上为国执法，公而忘私乃至大义灭亲者如清官包拯、海瑞等，比比皆是，世代扬名，是中华民本法治爱国观念的反映。

三、国艺文化。作为塑造国魂、民魂与人格，传承国法理念，蕴涵于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文化形态之一，“国艺”在远古原始艺术中就已萌芽，进入文明社会后逐渐由粗变精，由野变文，浇灌世风，陶冶国魂。孔子很早就认识了国艺的这种文化传承作用，并提出过用来教授学生的“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之说。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胡适为代表的学院派，则用“国故学”将戏剧、小说等补充到“国艺”中。可以说，国人生活中一切审美创造性活动都可归为“艺”，它不仅可以文章学、文法学、修辞学、诗学、词学、曲学、戏剧学、小说学、书画学等学问来总结，而且还形成了借助“琴棋书画”修身、培德、交友、悟道的国艺系统，琴悦耳，棋益智，书正气，画养眼，通过“游于艺”来归之心、合于道。所以国乐、国棋、国书、国画等民族艺术，不仅历来都成为圣贤和国艺家修身、养性、学道的途径，还发展起舞蹈、诗词、歌赋、戏曲、音乐、茶艺、花艺、武艺，精品纷呈，名家辈出，与少数民族艺术一起，丰富了传承久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中华国艺宝库。

四、国教文化。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教化的传承行为。与国艺的陶铸国魂、国法的强制规范不同，坚信老子所说的“天网恢恢，疏而不失”的道理，成熟的宗教历来是以标志性建筑场所、专业组织、神圣拜祭与灵性信仰，给人以终极关怀的特殊精神文化。故姑不论国学大师任继愈关于儒教应列入中华宗教的命题是否成立，中国也无可怀疑地是一个有着自己“国教”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虽然我国的道教、儒教，以及中国化的佛教不可能成为主宰世俗社会精神生活与生活方式的“国教”，但我们也不应忽略道教、儒教的国教文化，在长期给予国民以心灵抚慰、艺术灵感、向善导引、慈善救济等方面的作用及贡献。

五、国俗文化。中华国俗文化与国节传承方式具有生活化、仪式化的强大生命力与感召力，可以最强烈、最集中、最鲜活地展现出地域的、民族的、时代的节庆特色。最近，国家已经日益清楚地认识到其文化传承作用，法定保护和广泛举办，使全民参与的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国庆节、中秋节，以及元宵节、重阳节和其他民族节日等，成为展示中华文化数千年传承活力的大舞台、大课堂，起到了民族认同、民族凝聚、民族团结，增强文化自信，保护民族文化的重要作用。其中奥秘，就是全民乐此不疲的国节文化，原是中华民族根据道德规范、易学原理、自然时令与农业耕作的规律等，为祭圣怀贤、规范人伦、凝聚人心、爱国爱家、活跃祥和气氛、繁荣经济而兴办的，具有代代相传、隆重热烈、庄严和乐、潜移默化的传统仪式、节日内容和国魂精神，所以历来就是国魂弘扬、国学复读、国艺献演、国技展示、国教传播的庆典，是中华国俗文化的普及和繁荣。最近颁布的《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规划纲要》所明确提出的大力推广中华春节文化的要求，就是对中华国俗文化传承体系的重视。

六、国技文化。文以技传。中华文化不仅有国教文化，有小学、经学、文学、史学、儒学、道学、佛学、易学等传统人文科学，以及经邦济世学、兵学等社会科学，天文、地理、算学、医学、农学、水利、建筑等自然科学，还有为这些学科传承、造福民生服务的各类技术手段，即属于实用技巧的专业技术文化。其技艺大师的专门技艺传承，对中华文化传播与创意产业繁荣具有非凡意义。故我们可以把它们归为“术”或“技”，属于与“艺”相联系、相近似而又有别的技艺文化、技术文化，如某些杂技、口技、演技类的专业技巧，以及造纸术、造酒术、炮制术等等。它与“国之道、国之学、国之艺、国之教”一起并列为“国之技”、“国之术”等，是中国文化传承体系中，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培育爱护工艺美术大师，传播中华文化成果的重要部分。

七、国学文化。广义的国学包括国立学校与教育制度文化，狭义的“国学”则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主体，是其理论的系统总结与方向引导，属于塔顶部分的学术文化范畴，是世界古代文明存世至今，最为博大精深、体系完备、凝聚了中华历史记忆与创造精神的智慧精华。“国学”作为中国学术文化总称，内涵极其丰富，举凡易、道、儒、佛、法、墨、名、杂、文、史、兵、农、医、天文、地理、堪舆、数术、武术、建筑、养生等家学说，无不囊括在内，故其界定历来多有不同，这是不足为奇的。但若参照“人类文化金字塔结构论”，则可将人类轴心时代诞生的儒学、道学、佛学和更早的易学，归于中华文化核心层，将中国传统的史学、文学、语言学、艺术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管理学、中医学、养生学、科技学、武术学、天文学等独立学科，归以“文以载道”的中华学术学，将一般学科之外的“艺以弘道”、“技以传道”的大众文化研究，归于中华文化学。

秉持这一“国学三合一说”，我们将可应对全球文化经济一体化浪潮的冲击。在党中央提出的文化强国伟大战略指引下，增强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对民族创意资源的珍爱，无论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祖传丸散，还是如一些学者将其细分的考据学、义理学、经世学、词章学等，都可归入与西方斗争哲学不类的东方和谐哲学。这是因为，所谓“义理学”，其实是国学之“体”，属于思想理论文化。所谓“经世学”，其实是国学经邦济世之“用”，涵盖了政治文化、社会文化、经济文化、历史文化、地理文化、军事文化、农业文化、工业文化、商业文化、中医文化、数学文化等领域。只不过古今称谓不同而已（如政治文化古称“纵横学”，经济文化古称“轻重学”、“平准学”、“生计学”），其他如农桑学、水利学、工艺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等，则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它们与记录阐释历史上伟大人物思想的经学所形成的“周易学”、“尚书学”、“三礼学”、“春秋学”，以及实际上是“文艺之学”的“词章学”，包含了文字学、目录学和考古学，蕴涵了珍贵史料，为经世学、义理学、词章学、经学服务的所谓“考据学”一起，作为中华学术文化的主流，收藏在中华典籍的经、史、子、集之中。直到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交流，佛教援易入佛，通过禅宗中国化后，才影响儒家发展出宋明理学，建构起儒释道易为核心的中华学术文化格局。

以国学为基础，以国魂为精神，以国法、国艺、国教、国俗、国技为修身、规范、教化和传播手段的中华文化传承体系，其研究和实施都应当以人为本，把确立中华人格理想作为过程与目标，突出国学经典及其着力弘扬的国德主导作用。一部《易经》，其实就是一部中华易德经典，是国人厚德载物、为人处世的教科书，运用易学线象思维方式的智慧结晶。因此，中华文化传承体系的研究，要根据这一思维方式去研究国学和中华文化，通过规范的中华学术达到“自我训练”、“人生选择”、“价值追求”和培养“学者人格”的目的。

中华文化论文篇（11）

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多文化、多语言的时代[1]，跨文化交际、跨语言交际成为主流的交际方式。文化—精神作为“社会发展之起源”[2]，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成为提高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然而，文化传播于遥远的空间、观念距离，文化的流失与变形，甚至于危机就成为文化之存在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因为传播有传播的“游戏规则”，传播之策略研究是传播成功的基础与前提，跨文化传播尤显突出。比如肯德基进入中国要卖豆浆，而进入印度则会卖咖喱。换言之，传播中的文化是否会演变为一种“新”的文化，起码蕴涵了新的“要素”?传播之本意是带来某种易于传播之目的的母文化的异文化，其结果却面临是否要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的选择。包括两种文化相遇时彼此自然的相互影响，都成为传播中的文化要面对的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答案亦是颇多。国内的观点基本可以归纳为三大类：民族主义的危机论、自由主义的普遍价值论[3]和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论。其中，前两派观点的对立与冲突是颇为激烈的。简言之，中华文化之国际传播面临一个悖论：传播，还是传承?

少林寺作为中原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知名品牌，在世界范围内可谓声名远播。当然，无论是今天的少林寺，还是它的当家住持释永信，都从未离开过各种评价的漩涡。显然，少林寺的国际名望与释永信出家少林俨然是两条并行的线索。漩涡的核心就是：少林寺可谓“传播有道”，那么传承是否亦“有道”?少林寺或者可以算做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彼此攻击对方的当代“标本”。溯本求源，释永信的一些观点，将从一个侧面揭示其中的玄妙，不妨借用释永信著作《我心我佛——释永信方丈禅语录》中的一个章节名称“入世禅机”，来总揽这些观点。

保守就是创新，创新就是保守

有人诟病少林寺二十几年来的发展模式，认为千年古刹一改传统佛教庙宇的清静，过于“入世”，“寺将不寺”。也有人称之为“创新”，换言之，现代的宗教存在模式必将不同以往，变化是必然的。处于争议中的释永信表现得非常平静，在他看来，这种争议是没有存在的前提的。他以中华文化传统为基点，进行了以下阐释：“我自认为是坚定的保守者，因为我们的传统，蕴涵着创造性地应对现实人生以及社会、自然问题的智慧资源，对我们来说，保守就是创新，创新同时就是保守，一禅一武，一动一静，出世入世，保守创新，都是自然而然地出现和选择的。它们从来不是二元论，而是一回事，没有分别。”[4]

他的回答似乎进入了循环论证的“怪圈”，而如果把这一观点与当代法国著名汉学家佛朗索瓦·于连在其《论效力》一文中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阐释，就会发现有异曲同工之效。于连认为，当西方人直面某个“局势”，并强制性地约束它时，为的是改变它，中国人则陪伴着它，和它结为亲密伙伴。在后者看来，所谓“效力”之精髓便是“顺势而为”：“势”乃一切，唯设法竭尽之[2]。

鉴于此，对于争议双方而言，其思维之起点是西方思维模式。文化“传统”就是我们面对的某个“势”，当其在传播过程中面对某种问题时，将作为我们的对立面：传播与传承出现抵牾时，只能是一种二元的选择题。追随前者，强调传播之策略与效力，为此对文化做出调整，谓之创新;反之，追随后者，强调文化之传统与本源，竭力维持文化之“应有面貌”，谓之保守。这样，“改变”成为创新的本质，保守则是“不变”。“改变”就是西方近现代史中的“关键词”。而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中不存在这种“保守”与“创新”的对立，或者说两者是“亲密伙伴”，强调彼此是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这便是释永信的“保守就是创新，创新同时就是保守”。在释永信看来，少林寺的今天与昨天没有什么不同。“顺势而为”是一切发展之趋势，其中势必有“创新”，而这“创新”是“保守”的自然表现：“因为我们的传统，蕴涵着创造性地应对现实人生以及社会、自然问题的智慧资源”，不是“勉强为之”，更不是“急流勇进”。所以用西方思维模式来理解这种“变”与“不变”的关系，动辄倒向一边的观点于他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少林寺今天之影响力与存在模式，就是这座千年古刹的“自然之道”。

如此来看，释永信并不存在一般人关于保守与创新的困惑，因为中华传统之智慧使他没有这种西方式的困扰：一切关于少林寺文化之国际传播的误解或许正是这种传统智慧缺失的结果。

传播作为传承的有效渠道

“禅武合一的少林功夫是中国佛教乃至中国优秀文化走向世界、促进人类理解与和平的方便法门，而扩大对外交往，也是保护少林千年法脉传承的有效途径。”[4]“让少林文化走向国际，将少林弘扬为响亮的中华文化品牌，最终形成以少林寺品牌为核心的文化产业，这样才能确保中华文化的弘扬，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4]

在释永信看来，正如传统与创新的关系一样，无论是少林文化的传承，还是中华文化的复兴，都离不开文化的传播，离不开文化影响范围的扩大。换言之，传承就是传播，传播就是传承。传播与传承从字面上看，都包含了“传”的因素，其区别在于“传”的范围：传播指向更广泛的范围，尤其是对于不同的文化群体;传承则指向一个既定范围，指向一种代际传播。所以，传播与传承的关系可以描述为：更广泛的传播有利于文化的保有与不衰。文化，尤其是作为一种建筑于群体之上的文化，其群体基础是其存在的依据，而传播或传承都是群体互动的重要方式与渠道。文化的“传”是在既定范围内，还是更任意的、更广大的范围，无疑都是这种文化拥有更广阔与坚实的群体基础。所以，“传”是文化的生命所在。从这个角度看，传播与传承没有质的区别;如果一定要在两者之间做一个区分，那么今天，我们更关注的是传播，一个更大范围的“传”，传播作为传承的“有效途径”。无独有偶，著名文化学者Hall对于文化与传播的关系也进行了类似的描述，那是他广为流传的一句名言：“Culture is 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 is culture。”“communication”可以译作“交际”，也可译作“传播”，两种译法紧密相关、互相补充。Hall认为文化作为与某一群体息息相关的符号系统，其起源、发展与传承离不开交际或传播;反过来，交际与传播受制于文化，没有文化，就没有有效的交际或传播。

那么，少林寺是运用什么有效的传播策略，做到“传播有道”呢?释永信认为这是“少林功夫”的重要特质——“方便法门”。从佛理上讲，少林功夫与一般中国武术不同，它首先是少林禅宗的一种修行方式，故为“功夫”，而不是武术。“功夫”是佛教的专门术语，与修行、修炼密切相关，首先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之上。应该说功夫涵盖了武术。不过对于一般俗众而言，恰恰是“中国功夫”、“少林功夫”、“功夫”作为中国武术的代名词传遍了世界各地。“功夫”、“武术”，暗合了不同文化群体对于“强身”、“个人修炼”等生活方式的一种追求与表达，所以，它可以非常有效地克服不同文化间可能的壁垒与隔阂。而随着“少林功夫”的传播，其背景中的少林文化也就水到渠成地传播五湖四海。所以，少林寺成功的传播策略中，“少林功夫”是一种“方便法门”。在跨文化传播策略研究中，近似语策略与这种求同策略相似。近似语策略尝试用笼统的、模糊的策略，尽可能消除不同文化间的差异[1]。“少林功夫”之所以是“方便法门”，在于它首先没有过于强调其宗教内涵，没有强行纠正已经在国际上传播已久的“功夫”、“武术”等同说。

关于传播手段，释永信认为：“从历史上看，中国佛教都是运用最先进、最现代的传播方式。佛教在中国最早用纸，抄经抄得洛阳纸贵。佛教界也是在中国最早运用雕版印刷的。刻碑建塔就更不用说了。用现在的观点来看，一座塔就是一座广告牌，彰表高僧大德一生的修持成果。”[4]今天，少林寺从建立互联网网站到少林功夫被联合国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武僧团的世界巡回演出到俄罗斯前总统普京与各国政要的频频造访，在传播手段上，今天的少林寺显然走在了诸多佛教寺院，包括国内其他文化管理机构的前列。在释永信看来，这一方面是佛教传统的延续，另一方面也是当代科技、社会发展的结果。少林寺的发展正当其时。

传播中的控制

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如何保持文化的原创性、系统性和历史性，也是我们要面对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创新必然不同于“妥协”，不同于文化本质的扭曲与变形。文化传播的真正价值在于不同文化的碰撞，所以是否保持传播中文化的应有特质，是否对其进行“控制”，将直接影响文化传播本身的品质与结果。传播中的控制其实也是一种重要的传播策略，只是相比于一般而言的传播策略，它更强调传播内容的掌控，而不是传播的具体策略。

“少林寺不只属于少林僧人，也不只属于河南，它属于中国，属于世界。但是不能因为它是世界的，就可以盗用。作为传承人，如果失去了对它的控制，少林文化的传承文脉就会中断。”[4]释永信不回避在少林文化大力传播的今天许多不尽如人意的事情频频出现：“假武僧团”频频出现，“少林”品牌漫天飞，“少林寺”牌火腿肠也出现了。“控制”就是释永信应对传播中“杂音”的具体举措，像将少林寺注册为品牌、申请“少林功夫”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都是他进行的针对性工作。当然，这些强调传统的具体举措仍然让一些人不安，因为它们本身又都是现代社会体系中的操作手段，尤其是把少林寺注册为品牌这一现代商业操作模式。对此，释永信认为：“我们希望通过现代的商业理念，更好地弘扬佛教文化。”[4]换言之，手段的商业化并不妨碍佛教本体的非利益性，“我们强调奉献精神，聘请的职业经理人都是佛教信徒，不追逐利益，公司只是一个载体和手段”[4]。

结 语

通过对释永信若干观点的分析、梳理，少林寺文化之国际传播的基本模式“浮出水面”：这里既有宏观的关于文化保守与创新、传播与传承的理论建构，也有具体的跨文化传播策略与文化“控制”的具体举措;这里有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智慧，亦有现代社会、科技发展的结晶。这本身就是多元文化交流的硕果。综观世界，将传统演绎得如此丰富和充满生机，少林寺恐怕当位居前列。如何理解当代社会里中华文化之国际传播，少林寺显然可以作为一个具体而微的模式与参照。究其核心，我们认为还是开放的文化态度：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历史性、地域性和偶然性，每一种文化都是一种智慧、资源与启示。前者强调文化之平等，后者强调文化之特质。态度决定一切，释永信的成功与他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佛教经典的阐释，以及现代社会的理解，无不来自他更深层次的开放态度。这种态度当是一切文化发展与繁荣的本源，当为人类所共享、共有。基于这一点，文化是相通的。

参考文献：

[1]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4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