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价值大全11篇

中华文化的价值篇（1）

中图分类号：G1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3-0153-02

今天的中国，来自历史的中国，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和传承的，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是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牢固纽带。现在，我们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学习、了解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可以加深我们的民族感情，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使我们更加信心百倍地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含义

文化是人类的高级精神活动，包括各个国家或民族的知识、信仰、语言、艺术、法律、道德、风俗、思维方式等。文化是人类发展的产物，同时文化也促进了人类的发展。文化具有民族性，也具有世界性。人类在几千年的发展史上，涌现出了大批杰出的思想家，留下了大量极富价值的文化作品，积累了璀璨的文化财富。

中华传统文化简单来说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批判性继承是我们对于传统文化所应该采取的态度，其要点在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

1.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来源

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稳定器。2014年5月4日，来到北京大学，深入教师、学生中间，并在同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时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强调：“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讲话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孕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厚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传承与延续。要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使其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因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2.为反腐倡廉提供有益的经验与借鉴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鉴于历史的教训和现实的状况，唯有大力加强干部队伍的建设，注重整顿干部队伍，才能使治国之策得到实施，才能使国家富强起来。十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反腐倡廉工作。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政治、经济改革的关键时期，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促改革保稳定任务艰巨而复杂，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掌舵人，在整个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中，处在十分核心的地位，其自身的组织建设更是重中之重。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必须要从严治党，以确保自身领导干部队伍的廉洁性。

中国历史上历代贤明君主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都十分重视整饬吏治，扬廉惩贪，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廉政文化，古籍《管子・重令》中就有言：“故安国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严罚；罚严令行，则百吏皆恐；罚不严，令不行，则百吏皆喜。”古籍《韩非子・有度》则指出：“法不阿贵，绳不绕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对我国历史上的优秀廉政文化进行深入的探索与研究，分析优秀廉政文化的特点，考察优秀廉政文化的成败得失，从而汲取优秀廉政文化的精华，为党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启迪。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存在着大量清正廉明的官员，为后人所敬仰，也有惩治贪官的有效措施和制度，对于当今的反腐倡廉工作有重要启示。挖掘与整理这些史实，能够为当下的反腐倡廉工作提供借鉴与启迪。

3.为治国理政提供丰厚的思想滋养

当代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提炼、继承与发展。充分挖掘优秀传统文化在今天治国理政中的意义，将传统与现实相结合，增加优秀传统文化的“经世致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治国思想，这些都是凝结着我国古代君民智慧的结晶，都能为我国当前的政治、经济发展提供诸多有益的借鉴与启迪。以古籍《管子》为例，《管子》其书就是一部以富国强兵为主的经世致用之书，其中的经济富国思想是极具特色的。《管子》一书从探索治国理政之道、改善相关统治政策、重视官吏的选拔与管理和重民富民等不同角度出发，明确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理论观念和政治主张。《管子・明法解》言：

明主之治也。县爵禄以劝其民，民有利于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罚以威其下，下有畏于上，故主有以牧之。故无爵禄，则主无以劝民。无刑罚，则主无以威众。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爱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无奸者，非以爱主也，欲以爱爵禄而避罚也。

这些治国思想适应了当时社会变革与发展的需要，最大限度地调动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历史性的推动作用。研究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国思想，从古籍中吸取维护社会秩序、政治稳定、强国富民的经验，可改进当前工作的弊端，从而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当代中国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一脉相承，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理念凝聚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有着深厚的底蕴和丰富的滋养。

此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传承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协商民主强调在多元社会的现实背景下，通过普通的公民参与，就决策和立法达成共识，其核心要素是协商与共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特有的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表现，有助于化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我国的协商民主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存在许多契合于现代协商民主的思想因子，它与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兼容并蓄、兼听则明、和而不同等相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形态的协商民主建设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4.凝聚政治认同，保持社会稳定

今天的中国，来自历史的中国，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和传承的，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是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牢固纽带。面对当今新的复杂形势，党和全国人民都需要学习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光大。因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进一步加深民众对我国悠久历史和文化的了解，增强了文化自豪感和民族自豪感，提升了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为中国梦的实现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而且有助于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舆论支持，使我们更加信心百倍地投身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

5.有利于和谐世界的建构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一个爱好和平、开放友好的民族。尽管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有过短暂的闭关锁国时期，但在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对外开放、热情好客、广纳四海宾朋始终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中华民族与人交往的一条重要准则，无论是近邻还是远客，都以礼相待、友好相交。在悠久的中华文明史上，中国政府都努力与邻国维持和睦友好的关系。从古代的“丝绸之路”开始，中华民族就以其灿烂的文化，吸引了不计其数的外来宾客。

以文化为纽带，通过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促进国家间的人文交流与合作，促进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可以让更多的国家与人民更好地了解、认识中国，纠正外国普通民众对中国的错误认识，使他们认识到，从古至今中华民族都是追求和爱好和平的，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崛起将会坚定不移的沿着和平发展的道路，不会危害任何国家的发展。21世纪是全球合作、共同发展的世纪。中国将恪守和平发展的准则，绝不以牺牲他国的利益为代价来换取自身的发展，中国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中国人民愿意同各国人民在实现各自美好梦想的过程中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同各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没有文明的继承与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也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也一定能够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勃勃生机，不仅是培育自强不息坚韧品格的精神土壤，还是孕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厚基础，更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重视优秀传统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作用，正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发掘它们蕴含的现代性力量，争做中华文化的传承者、躬行者。

参考文献：

[1].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N].人民日报，2013-04-20.

[2].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更好走向未来，交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答卷[N].人民日报，2013-05-04.

[3]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中华文化的价值篇（2）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5-0274-02

“海南校长带女生开房”、“小悦悦被碾压致死”、“郭美美炫富”、“地沟油”、“李刚门”等恶性事件的发生无情地冲击了社会道德的底线，也引发了人们对人性本善及天理良知的思考。困惑中的人们，在对心灵进行了无数次拷问之后，终于重新发现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价值所在。

一、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重构社会伦理道德体系的重要路径

此起彼伏的社会道德滑坡现象，暴露了我国社会伦理道德体系的衰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古人对其生命价值及人生意义的思考和探索。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资源，是我们重构社会伦理道德体系的重要路径。

在传统中国的精神世界里，儒家既是一种文化或哲学，也是一种信仰和宗教。其伦理道德既是社会规范，也是教义法则，既不离人伦日用，又庄严肃穆，使人有敬畏之心。与西方人将注意力放在对来世的追求或对物质利益的追逐上不同，中国人信仰的是内圣外王之道。孔子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践行化育天下的王道使命是内圣外王的典范。人们以孔子为楷模，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行动指南，明确了个人对家庭、社会及国家所负有的责任。

近代以来，儒学教育从主流道德领域撤退，使国人丧失了宗教及教义，没有了敬畏之心，也丢掉了社会责任心。在文化、意识形态多元的现代社会，人们开始滑向无追求、无信仰的深渊，精神生活一时没有了皈依。儒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其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性修养之学。冯友兰先生讲：“道学（宋明理学）从人生中的各方面阐述了人生中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归总为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是人，一个是怎样做人。道学是讲人的学问，可以简称为“人学”它所讨论的大概都是关于“人”的问题，例如，人在宇宙间的地位和任务，人和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性和人的幸福。”[1]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能够丰富道德教育理论及其思想，给深陷茫然之中的人们以心灵依靠，并重新唤醒其对良知、良能的信仰，对重构社会伦理道德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二、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改进道德教育方式的有效途径

市场经济使自由、民主、人权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在发现传统教育模式难以满足人们的现代性需要后我国开启了教育改革进程，开始强调尊重学生主体地位及其自由选择权力。这相对于从前僵化的应试教育方式确实是一种人道主义进步，但是其对于道德教育而言却也是灾难性的。网络信息时代，社会伦理道德的大门向所有的授众同等敞开。在这种开放多元的社会环境下，学生既有接受社会主义道德的权利，也有接受资本主义道德的自由，既可以随便怀疑主流道德价值的正确性，也可以任意挑战老师及家长的道德教化，这就意味着集体主义不免遭到摒弃，自由主义可能大行其道，道德教育不免成为侵蚀社会主流道德的洪流，道德教育者可能沦为社会主义的掘墓人。

在历史上，荀子为了“化性起伪”，而主张性恶论。“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荀子・性恶》孟子虽主张性善论，但也认为人应该加强后天的修养以保持善良的本性。宋明时期，张载讲合内外、同天一，朱熹讲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讲致良知。理学家们同样强调通过后天修养，实现人性之善。可以说，注重人性修养是中国伦理的基本精神，是传统道德教育理论的立论基点。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人由于必须满足其身体的需要，所以，欲望是不可避免的。但作为社会化的人，实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接受道德教育的过程，也是自然人向经济人、政治人转化的过程。我们虽然不能完全剔除人的自然性，但可以通过道德教育抑制其不合理欲望，最大限度地引导其走向节制、正义与勇敢，使其符合人类的道德审美。恩格斯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指出了加强道德教育的正确性和必要性。恩格斯认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2]吃喝玩乐、骄奢淫逸是人的欲望使然，没有人会主动放弃，这决定了人性至善，只能靠后天的教育和修养，得以实现和维持。

在道德教育中一味强调学生主体地位及其自由选择权利，很容易走向放纵。道德教育肩负着教导人明礼向善的特殊使命，必须注意方式、方法的适用性和正确性。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有很多可供当今道德教育借鉴的方法。譬如：因材施教，即根据学生的天赋和兴趣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文以载道，即将道德教育寓于一切文化课程之中，进行潜移默化的隐性渗透;自省慎独，即自我反省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标准，以加以改进;知行合一，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人自身的情感出发，制定道德规范（怜悯、孝慈、羞恶等都是发自人内心的感情）并用道德规范来约束人的情感冲动，避免知行破裂;教学相长，即师生之间互相尊重、互为主客体，互相学习，相互促进。

三、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提炼中国价值的重要出路

福柯认为：“话语即权力”[3]。面对西方世界的话语霸权及意识形态渗透，我们只有弘扬中国价值，以更好地和外部世界沟通、交流，才能掌握国际竞争的话语权。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传统是惯例，它内在地充满了意义，不仅仅是为习惯而习惯的空壳。时间和空间不是随着现代性的发展而来的空洞无物的维度，而是脉络相连地存在于活生生的行动本身之中……总的来说，就其维系过去、现在、将来的连续性并连接了信任与惯例性的社会实践而言，传统提供了本体性安全的基本方式。”[4]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核心价值，都来源于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或血脉相连的历史传承。也正因为此，其才能得到公民及社会的认同，才能焕发出强大的文化力量。

弘扬中国价值，必须回归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人民对实践中所展现的基本价值的概括总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其有众多融通之处。譬如儒学中明礼诚信的思想有利于增强社会信任感;舍生取义的思想有利于培育社会正义感;“和而不同”的思想及推己及人的恕道则有利于培育宽容社会文化，促进社会和谐等。在现实生活中，文化与精神一脉相承，传统与现代渊源深厚。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回溯其共同的思想与源流，是我们弘扬中国价值的有效途径。

四、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实现社会主义精神富有的重要战略

物质财富极大增长而精神上极度空虚的社会是不稳定、不和谐的社会。社会道德滑坡现象频发、主流文化、主流意识形态边缘化等凸显了国人的精神空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人文思想，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有效地提高公民人文素养和道德境界，能够极大地丰富人们的情感世界。孔子从人们的内心情感出发修订礼仪，将“仁”的思想融入礼之中以指导人们的行为实践。譬如儒家伦理中和而不同、推己及人的思想使我们获得友情;夫妻相敬如宾的思想使我们收获爱情;孝敬父母、尊老爱幼的思想使我们获得亲情等。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我们重温人类最真挚的感情，拥有了丰富的精神享受资料。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着古人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哲学、艺术等社会现象及社会意识的深刻思考和技艺传承。可以说，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既是一种精神享受，也内在地包涵着精神文明的传承和创造。譬如吹笛子、吹箫、弹古筝等既是音乐爱好者自身的一种精神享受也是对听众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书法、绘画、古董、玉器收藏既提高了收藏爱好者本人的审美情趣也为人们提供了研究古代文化、考证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的实物标本，为人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既使人们拥有了丰富的精神享受资料，也使人们掌握了丰富的精神文化创造技艺及生产资料，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精神富有的重要战略。

牟钟鉴先生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优秀的传统文化，需要从民族文化中吸取自强不息、稳健和谐、厚德载物、敬业乐群的精神和观念，它们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和思想动力，也是我们沟通西方、向外国优秀文化学习的基础。”[5]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载体，是我们重构社会伦理道德体系、改进道德教育方式、提炼中国价值、实现社会主义精神富用之不竭力量之源。我们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坚持和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以充分展现其应有的当代价值。

参考文献：

[1]冯友兰.冯友兰选集（通论道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380.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3]王治珂.福柯[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195.

[4]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92.

中华文化的价值篇（3）

从21世纪中国体育文化的发展方向来看，应该是国际体育民族化和民族体育国际化。武术作为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民族体育项目，已受到国人乃至世界其他民族的接受和认同，正在融入世界体育文化发展之中。深入研究中华传统武术文化教育传承的发展及其历史教育传承特征，特别是在北京奥运会后，中华武术的文化价值，进行现代武术运动的本土化和国际化教育，实现“文化武术运动”的广泛传承，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武术文化概念界定

武术文化是近些年才产生的词汇，随着武术运动的普及与推广以及人们对武术内涵的不断挖掘，人们逐渐开始意识到对武术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因此，国内学者在九十年代初才提出一些有关武术文化的观点与认识。武术文化的概念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因此笔者只能将国内学者对武术文化定义所给出的一些观点作以梳理，并对武术文化概念作以辨析。

1990年旷文楠等人在《中国武术文化概论》中认为：“武术……是一个与外在的文化大环境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和交流，并以这种联系和交流为生存前提的系统结构。当我们将武术视为这样一个文化系统来加以研究和探讨时，我们便称之为武术文化。”

2001年学者张翠玲在《也论中国文化与中国武术》一文中谈到：“（武术文化）它是以武术具体的动作形态为载体，其内容具有哲理性和艺术性，其方法具有科学性的独立完整的文化形态。”

2005年学者刘景堂在《论武术文化在高校体育中的作用》一文中对武术文化有一定的认识，“武术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武术运动中的集中反映，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沉淀的反映。武术文化的理论和行为方式均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制约。它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下，有其独特的理论和行为特征。……武术文化的涵义就是以攻防格斗的人体动作为核心的人体文化。在千变万化的人体动作中，反映出人的思想、道德、意识、美感与文明程度。”

2006年学者王岗在《传统武术文化在武术现代化中的价值取向》中认为：“武术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产物，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人们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武术方面的综合反映。它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融会和汲取了诸多社会领域中的营养，有着丰富的内涵。因而，可以说武术文化是一个以武术为载体的、其内容具有哲理性和艺术性，其方法具有科学性的独立完整的文化体系。”学者王军在《关于中国武术文化形态及演变的研究》中对武术文化的认识是：“中国武术具有哲理性，技击性、健身性、娱乐性等文化特征并与世界体育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它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对大众体育、哲学、美学、医学、语言、文化艺术等世界体育文化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已逐步形成独立的、庞大的文化体系——武术文化。”

2007年赵忠华在其《论武术文化的现实价值》一文中对武术文化的认识为：“‘武文化’是特指关于武术的意识形态，包括武术在动作形态上的文化特征，设计动作形态的内在原则，以及武术的价值取向和认知方式等。正如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武术文化不仅具有建构人的价值意识的直觉性格，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有逻辑性格；它一方而是中华民族在特定的生活环境中对外部世界思维的肯定形式；另一方而，它又构成一有特殊价值和意义的文化世界，构建着中华民族的价值心理和价值观念，形成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价值意识的定势。武术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武术运动中的集中反映，不仅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共性，又具有武术本身独特的个性内涵。”

由上述可以看出，虽然人们对武术、文化及武术文化的概念从逻辑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等不同的学科角度进行了论述，但对这些概念的界说仍然没有达成共识，一方面因为武术文化体系较为纷杂与庞大；另一个方面是因为一些学者处于人云亦云的状态，缺乏深入的学习与探讨；还有就是历史的车轮始终不会在原地打转，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方面都在不断的发生变化，这些内容的变化使得武术文化绝非一个概念能够界定；再就是因为武术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文化，处于不断变更之中，任何静态文字的描述，都只能出现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因此，完整而比较准确地界定这些概念显得十分困难，也难免会存在某些缺陷。因此只能通过对概念的梳理来认识和掌握其内涵。

2中华武术对“生”的思考

中国从古代开始就极其注重对“养生”的追求，谈“养”文化之前我们首先应了解武术对“生”的追求与价值观念，因为“养”是建立在“生”的基础之上的，中国人对“生”的追求包括生命、生产、生活、生存（谋生、求生）等内容。这些丰富的内容同武术都有着或多、或少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人类的本能所体现出的对“生”的本能追求产生了武术，形成了武术攻防的特点与价值功能，人类通过武术实现了人类对“生”的渴望与追求，但随着人类私欲的不断膨胀，武术同样为人类带来了很多灾难。然而，武术产生的初衷却是为使人类获得更好的生存资格与条件。〔1〕

从人类生命起源到远古时代“人少而兽众”，原始先民为了保障“生命”的安全和获得更好的生存必须要通过武力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因此必须用武力手段获得食物作为“生产”资料，以满足长期“生存”的需要。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很快就进入了人类社会文明阶段，此时战乱四起，人们流离失所，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想尽办法而求得生存，一个部落或一个民族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借助武术训练来增加将士的战斗能力。武术成为整个冷兵器时代“安生”立命的重要手段之一。后来武术又成为从古至今中国社会中一类人群重要的“谋生”手段和技能，习武之人在古代战乱时期可以充当保家卫国的“将士”；春秋战国时期很多习武之人依人做客成为“侠士”或“刺客”；古代私学、馆社组织、民间团体、教会帮派等组织机构的武术教头；宋朝武举制的出现，使习武之人可以高中“状元”，成为高官；清朝时期习武之人又出现在替人看家护院的家丁，给达官贵人充当私人保卫的保镖，还有就是收人钱财为人包运财物的镖局镖师等等。这类人群的谋生手段都是依靠武术这项技能而获得的。

对“生”的追求是人类一种伟大的奋斗目标，生存欲望是一切生命的本能，无论是征服自然，还是征服敌人。人类的存在与发展都是由“生”开始的，包括生产、生活、生存（谋生、求生）都离不开武术的存在，而运用武术获得长期生存资格是满足人类生存欲望的基本手段和条件。满足人的生存需要是中国武术在历史发展中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因素。〔2〕

3中华武术对“养”的追问

美籍学者孙隆基在其《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一书中提到：“中国人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意向，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养’字，每一个人都几乎将全副心思放在‘养’自己的身体（亦即是“揾食”、“补身”），‘养’老婆，‘养’孩子（亦即是安身立命，生男育女），‘养’上一代（亦即是“孝”）。”中国自古代开始就认为解决大众百姓的温饱问题，就可以获得“天下太平”，这对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农耕文明国家来说，确实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最低生存保障条件。“太平盛世”可以体现中国人对“养”价值的终极追求。中国人眼中的“养”文化大都表现在“养护身体”、“养家糊口”、“修身养性”等价值观念上，这些内容都与武术发展有着一定的联系。人们通过习武可以使自己身体变得更加强壮，满足生命的需要，体现出“养护身体”的价值功效；习武者在武德的教化下不断修正自己的思想，陶冶情操，改变了自己的性情与性格，满足了人们“修身养性”的需要；人们还通过习武获得了谋生手段，保证了自己和家人的长期生存资格，体现出“养家糊口”的作用。“养”是建立在“生”的基础上，同时又是一种对“生”的现实价值和意义的超越与升华。“养”是为了使人更好的“生”（即存在），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生命观”的深刻认识，表现出对生命价值的追求与尊重以及对人自身的终极关怀。〔3〕

前些年有学者曾提出，“武术属于体育，但又高于体育”，国内学者对此观点颇有争议。笔者认为武术运动具备了体育的健身、娱乐、竞技等方面价值，但还包含了中国传统的养生价值，这个内容成为武术区别于西方体育的重要因素之一。西方体育的观点是“生命在于运动”，以“身体运动文化”为核心的思想；而在中国最具代表性的运动文化是武术，而武术所体现出的内涵则是以“运动养生文化”为核心的思想内容，集中反映出中国儒、释、道文化中“以人为本”的思想和处世原则，还表现出一种对待生命的积极态度以及追求人与自然、与社会的和谐思想。

4中华武术对“和”的追寻

中华武术长期以来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蕴化了武术“和”文化的思想与追求。东西方文化的焦点也在于对“和”文化的追求及“和而不同”思想探讨。武术本身所反映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其核心思想就是儒家文化中的“尚和中庸”、“和为贵”、“和谐”的思想以及对“和平”的不懈追求，而武术本身则具备的“争斗”、“攻击”的实质，可以说武术文化将“和”与“争”的文化精神与内涵体现的淋漓尽致，武术本身可以说是“和”与“争”对立统一的产物，武术的追求是“和”，而表现形式则为“争”，武术的自身功能特点与“和”文化的追求具有一定的矛盾性，但二者又相互制衡，对立统一，协调发展。西汉刘向在《说苑》有云：“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西晋束哲在《补亡诗·由仪》中说：“文化内辑，武功外悠。”这里的“文化”指的都是“以文教化”之意，文武对举，主张无论对内、对外都要以文教化，对不能接受文化的将要实施武力去征服。人类私欲的膨胀与社会发展的不和谐导致了战争的出现，而动用武力则是平息战争和稳定社会不和谐的重要手段，武力是解决文治以外最有效的方法，以武力的征服建立一个有秩序的新世界。〔4〕

学者鲍振艳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的和平主义思想，其意义不仅仅局限于一种处理国家和民族关系的最高准则，而是包含着天人之和、身心之和、人伦之和、社会秩序之和、协和万邦五层意思。这五层意思相辅相成，构成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爱好和平的民族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的精髓之一就是“以和为贵”，把“和”视为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成为自古以来人们为人处事的重要准则和信条。佛家也有句名言叫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道家的主张则是“不争”、“无为”，“天之道，不争而善胜”，“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思想。墨家所倡导的是“非攻”、“兼爱”。兵家的至上境界也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所以说武术文化在中国主流文化儒、释、道、墨、兵家中无论是提倡入世还是主张出世的思想都是期望天下太平而无争，愿世界和平。“和平”体现了武术与奥运，中西文化的共同追求，从奥运的“神圣休战”到武术的“止戈为武”的无处不体现出人类对“和平”的渴望，人类的渴望赋予了奥运与武术共同的神圣追求。

中国追求和平文弱的民族性格，导致了不尚征伐，而尚和中庸的民族个性，所追寻的是在和平中求发展、谋进步、倡和谐。因此，中国历史重大战争都是出现在抗击外来侵略的。民族性格同时决定了武术的价值取向，所体现出的是追求人类和平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秩序文化。西方的民族性格主张尚力、尚强，西方人视竞争为生存之本，在竞争中谋发展、求生存。赫拉克利特曾说过：“一切都是斗争所产生的”。正如国学大师钱穆所说：中国常于“和平”中求发展，立思想；欧洲常于“斗争”中求进步，著精神。人性的弱点和本能导致了战争的爆发，战争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人类的原始攻击性本能。因此，西方人希望通过奥运的“神圣休战”来抑制人性的贪婪及展现对和平追求的美好渴望，在和平中寻求公平、公正的竞争。这些内容集中体现了中西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文化意境。〔5〕

5中华武术对“合”的追想

中国武术中“合”的追求主要体现在对“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形神合一”、“阴阳合一”等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融入与思考。

武术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影响较深，无论是儒、道、墨、佛，任何一家学派都在“天合一”这个观点上有所认同，宋人邵雍有云：“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可见古人对天人思想的重视。因此武术在历史发展中必然对“天人合一”的思想有所融入与发展，同时也赋予了武术文化深刻的哲学内涵。“天人合一”的思想起初所表现的是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与崇拜，认为自然的力量是不可抗逆的，人要生存就必须遵循自然的规律，渴望达到人与自然的调和。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中国古代人具有较强的现实感，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是造物主并主宰着万物，是宇宙并拥有强大的力量。《易经》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体现出古人一种积极把握人生的处世态度。而“人”只是宇宙中的一份子，人如果想要更好的生存，就必须遵循大自然的变化规律。古人始终渴望探寻自然规律，拉近“天道”与“人道”的距离，并拥有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神奇力量。“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人类一种恒古不变的精神追求。后来随着人们对大自然和事物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刻，“天人合一”逐渐变成了人类通过自身实践活动对自然规律的探寻，希望可以使“天道”为“人道”服务的一种追求。天人的追求决定了武术的和谐发展。

“知行合一”反映出中国古代哲学中一个重要的认知观点，在武术传承与实践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知行合一”的含义是“知”代表知识、认知；“行”代表行为、实践；知行合一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解决“知易行难”、“知难行易”的矛盾。古代武术谚语有云：“既学艺，必试敌”，体现出古代习武之人对学习认知与实践价值的重视程度，反映了中国古人重视实用价值的观念与思维方式，形成了武术传承中“学以致用”的思想特点。“知行合一”的价值对武术传承质量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为武术的传承与实践提供了思想保障。

“形神合一”是构成武术文化的基本要素。“形”指的是人的外部形态，也可以说是由外部形态变化而构成的武术动作与姿态；“神”指的是人的精神、思想，也可以看作是人内涵的反映。“形神合一”是形体与精神在武术行为中达到和谐统一的境界。通过武术行为反映出武术文化内涵的外延，举手投足间无不表现出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形成具有东方特色的武术文化。“阴阳合一”是武术中应用最为广泛的学说之一。“阴阳”可以说是古代哲学理论的代名词，用来说明一切事物内部不同属性的相互对立统一与转化的过程。因为阴有对立统一，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转化、相互制约等特点。《易传》中曾提到：“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的平衡与调和可以体现“道”的存在。在《太极图说》中曾提到：“动则生阳，静则生阴。一动一静互为根。”体现出阴阳的相生相克、虚实变换的特点。“阴阳合一”辨证之道和对立统一的思想在武术演练与技击对抗中应用广泛，如武术中经常出现虚实、动静、攻防、刚柔、奇正等变换，无不体现出阴阳调和、多变的意识形态，丰富了武术文化理论体系。同时为武术流派的产生，如：阴阳八卦掌、阴阳五行拳、太极拳等拳种的创立提供了理论参考。

6结束语

在北京奥运会之前以及结束之后，中华武术对“养”、“生”、“和”、“合”文化的追求反映了武术的文化本质。这些内容也反映出了中国武术的人文追求集中体现出的是对“和合”文化的追求，其中“和”指的是和平、和谐，“合”相合、融合。在“和合”中求进步，谋发展，这也是中国武术文化的思想本源。中国武术文化的核心文化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的内涵所反映出的则是“以人为本”的终极追求。而武术的追求并非局限在对“养”、“生”、“和”、“合”等文化方面的追求，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侧面了解到武术的价值追求本身始终都是围绕着满足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不断为人的和谐发展与满足需要而提供服务，其主要价值功能就是为人类服务。

通过武术运动使人自身以及与他人、与自然、与社会的达到和谐完善的目的。若想进一步推动武术运动的发展，就必须要深度挖掘武术的文化内涵与价值追求，使更多的人通过武术去认识和了解中国文化，在继承和发扬武术文化的同时从中受益。通过奥运会的胜利举办以及中国特色的武术文化，使人们在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的基础上，了解中国的社会的发展现状，从而真正的了解中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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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的价值篇（4）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09)03-0020-04

Abstract:Carefully examines the Chinese martial arts from China traditional culture's value orientation the cultural inside story, may discover that China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source which forms as the body China martial arts culture, its rich connotation and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 have had the profound influence to the martial arts culture's produ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Regardless of being esthetic on “the relationship of form and spirit has both”, fitness in the keeping in good health “inside and outside to minor in”, “the relationship of form and spirit to unite”, or the moral category “honored esteems martial arts Germany”, “the heavy righteousness light advantage” and so on to manifest the Chinese martial arts load bearing broad and profound China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China traditional culture; Chinese martial arts; value; cultural inside story

中华武术作为一种文化式样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它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巨大形态，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审视中华武术的文化底蕴，不仅是对中华武术内涵的回归与吸纳，更是一种超越与发展。中国武术根植于我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在中华历史上绵延数千年，中国武术一直深受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影响。从传统文化价值取向的角度去研究中华武术丰富的文化内涵，有助于中华武术的传承与发展。

1 何谓中华武术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华武术包括武术套路、摔跤和散打，是我国传统的体育项目，内容是把踢打摔拿跌击劈刺等动作按照一定规律组成徒手的和器械的各种攻防格斗功夫套路和单势练习。它基于人类生存竞争的攻击自卫本能，首先在原始巫术中获得最初的载体，后来并附在狩猎、战争、祭祀以及个人寻仇、宗族械斗、保镖护院和突发应急中获得长足发展，最后还进一步通过礼仪民俗、乐舞百戏、手搏角抵、露台争交、骑射相扑、街头卖艺、文学作品等等多种领域分别多向展开。中华武术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是既有客观社会内涵并又表现得极为个性化的综合实用技艺。它扎根于我国的民族文化之中，是以技击为核心，武为外形，讲究形神兼备，内外双修的一种以防身、健身、修身为目的的融合多种表现形式的几乎纯个人的一种传统修炼行为。中华武术不仅具有丰富的内容体系，完整的锻炼系统，独特的健身方法，神奇的攻防效果，更浸透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等诸多社会文化形态的影响，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审美观、健身观、教育观、人生观、宇宙观等都在中华武术中有所反映。

传统文化(traditional culture)是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起源于过去、融合现在与未来的动态的主流观念和价值取向，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存在，广泛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中国传统文化(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除了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外，还包含有其他文化形态，如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其中崇尚和谐统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原则；“中庸”，既是思想方法、原则,又是修养境界。注重人的内在修养,轻视对外在客观规律的探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价值指向。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醇厚中和、刚健自强的人文品格和道德标准，不仅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着巨大影响，也为中国人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它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如是说。

2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武术的联系

2.1 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和影响了中华武术的发展

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医基础理论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都对中国武术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武术萌生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融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其发展与演变过程亦带有显著的传统文化烙印。中华武术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中和养气之说，同时又融汇了道家的守静致柔、释家的禅定参悟等诸多理论，从而构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武学体系，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武文化”。此外，它还融汇易学、哲学、兵学、美学等多种传统文化思想和观念，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博采众家之长，逐步形成了独具风格和特点的武术文化体系。中华武术的思想理论与实践理论都深深地扎根在中国民族文化沃土之中，它比其他体育项目更富哲理性、科学性、艺术性，体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中华民族的智慧。“文化既包括思想观念，又包括风俗习惯；既包括心灵的习惯，又包括身体的习惯。”［1］中华武术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理念，强调道术圆融、体用不二、由技入道和以身载道，是民族传统文化在武技――“道”的体现。它讲究刚柔相济，内外兼修，以独特的技艺，强身健体，防身自卫。也饱含着哲理，深蕴着先哲们对生命和宇宙的参悟，对习练者有培养意志，陶冶情操的作用。很多武术流派都采用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哲理，如伏羲《易经》、老子《道德经》、庄子《南华经》的三经学说等等。历史上许多武术家都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古代的哲学思想来分析解释自己演练的拳法，并能融会贯通地创造出不同风格的拳种。明末出现的所谓“内家拳”，以及后来的太极挚、形意拳、八卦掌等拳种对拳理的解释，都与古代哲学思想密切相连，含有丰富的哲理性。如老庄的行气理论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其后成为中国武术内功训练的基本理论。老子所揭示的某些哲理，诸如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大巧若拙等，后来被中国武术的各种拳派普遍吸收，更被包括太极拳在内的诸内家拳派奉为技击原则。可见，中华武术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氛围中孕育发展的，它浸润着民族的性格气质，蕴含着中华民族对搏击之道的独特悟解，以一种近乎完美的运动形式诠释着古老的东方哲学思想，追求那种完美而和谐的人生境界。

2.2 中华武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发展的贡献

中华武术作为一种社会行为，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已被渗透了民族的风格、习惯、心理、感情等因素，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积淀着深邃的民族文化思想，形成了集技击、健身、欣赏、娱乐、教育为一体的多功能价值表现体系。武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和广泛的影响力［2］。中华武术的传承，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如明代拳师陈元资东渡日本，传授少林拳法，奠定了日本“柔道”的基础。中华武术在当今世界各民族体育活动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力，比如日本的空手道、合气道，朝鲜的跆拳道，菲律宾的棍术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国武术的影响。近年来，随着中华武术交流工作的开展，使世界从文化的层次上来了解武术，增加武术的影响力，不仅让世界人民充分享受到武术文化这一宝贵的遗产，还增进了国际友谊。通过习武可以便人体悟和理解这些民族遗产，民族文化、精神，通过发扬和传播中华武术，不断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使全世界都知晓武术，了解中国。目前中国武术已风靡了欧美及其他地区，其中美国已成立了“全美中国武术协会”， 旧金山等城市还成立了“少林功夫学校”。 “功夫”、”太极”、“武术”的汉语拼音――“GongFu”、“TaiJi”、“WuShu”已成为英语中的常用词，中华武术承载着的中国传统文化也随之得到传播。

3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审视中华武术蕴含的文化内涵

3.1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是价值哲学的重要范畴，它指的是一定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倾向。价值取向具有实践品格，它的突出作用是决定、支配主体的价值选择，因而对主体自身、主体间关系、其它主体均有重大的影响。价值取向可理解为价值导向或价值体系，实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综合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即灵与肉）的关系的平衡与和谐作为最高的追求目标。在这一观念引导下，中国人形成了重整体、重直觉、重关系、重实用的思维方式。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们可以看到儒家谈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格物致知正心诚意”都是指向社会和人生。注重人的内在修养，轻视对外在客观规律的探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价值指向［3］。道家谈“性命双修”，就是去修人的人性、人的自然之性和人的生命，而达到一种真人、天人、至人的境界。佛家讲“法身慧命”，讲挖掘、呈现“佛性”，就是把人性最光辉的部分呈现出来。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秉持一种以和谐为基本原则的价值观念。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3.2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下对中华武术文化底蕴的审视

中华武术的文化内涵体现在它的审美观、健身观、道德观等几个方面，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取向对它的影响。

3.2.1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下中华武术之审美观

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阴阳，刚柔之气和拟物制像等等的哲学思想内涵，生发出丰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艺术范畴，奠定了中国传统审美观念。中华武术在几千年的漫长发展过程,吸收了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精髓,逐步成为中华文明的载体和体现,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在武术中所蕴含的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和传统的美学价值观是中华武术千百年来泽惠大众的本质。在中华武术中，无论是在技击攻防的形态特征上，还是在节奏韵律、意境追求上，都体现了传统文化美学的思想内涵。

（1） 技击美

《庄子》中有几处谈及自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自然”与“无为”的相一致。“无为”不是指“无所作为”，而是指“清静无为”。在道家“清静无为”思想的影响下，中华武术蕴含着以“以静制动”、“以柔克刚”、“后发先制”等的技击指导思想。武术是以技击为主要内容，以套路和格斗为运动形式,注重内外兼修,武德兼备,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4］。中华武术的流派繁多，拳法多姿，但基本表现形式有两种：徒手的和器械的攻防动作。寓攻防于表演中形成武术独特的美学，正如人们所说：技击是武术的灵魂。当练习者见到了自己创造性的掌握了攻防格斗技术而引起的精神愉悦，这便是最初的审美萌芽。后来历经武术家将其攻防格斗的技艺加以进一步的提炼、概括、加工和程式化，逐步形成相对稳定的套路形式，使其既具有“技击”的特点，又符合生命的自由活动形式，在演练方法上注重内外兼修，演练风格上要求神形兼备，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赏心悦目，振奋人心，甚至可以激发出人们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振兴民族的爱国精神。从美学角度来看，中华武术的美主要表现形式表现为两大类:一种是刚阳之美，给人的感觉如急流猛浪，它表现了武术运动中的巨大威力与能量,能够剧烈的激感,外家拳多属此类,如少林寺少林拳。另一种是阴柔之美，如行云流水，它更多的展现出事物的和谐统一，内家拳多属此类，如陈家沟太极拳。中华武术的刚阳、阴柔之美的形成，都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太极拳的“以静制动，以柔克刚”是老子的哲学思想在武术文化中的体现。少林寺的少林拳则是受到佛教禅宗的哲学的影响，发展成为内外兼修的绝技［5］。可见武术之美的体现蕴含着传统文化美的内涵，是通过习武者的动作、功架和神态等外在形象与内在气质来展现的，以此引起习武者自身的体验和观众的感受，使人欢快而愉悦。

（2）节奏美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气”是一种无形的、连续的存在。它通过“聚”而形成具形的万殊，通过散而回归起自己。“气”对于人类来说就是生命、活力、人体美、人性美、人格美。中华武术中阴阳二气的运用，使武术运动形神兼备，内外合一，具有鲜明的节奏感。如八卦掌的动态有快慢（速度）、轻重（力度）、刚柔（程度）之分，亦有大小、伸缩、起伏之别。八卦掌的静态有高低曲直之分，俯仰开合之异。演练时整套动作如龙戏水，如燕穿云，使人产生产生了“观其形，悦其目”的艺术效果和“咫尺之内面瞻万里之遥，方寸之中乃辨千山之峻”的美感。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思想的影响，武术运动中的一举手、一投足、一亮相，每个动作的变换，每次恰当的停顿，每个眼神的随势而动，无不来自于对自然界的洞察，无不能体现自身神、形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之美。中华武术演练时体现动静对立变化并相互作用，无论是飘逸灵巧、快如霹雳、动若疾风还是稳似磐石，都是使生命运动始终保持均衡和谐的状态，这种美的状态，也是中华武术追求的最高境界。人们通过观赏武术的运动形式，能看到生生不息的生命运动，和人体强大的生命力，从而引起我们的审美愉悦。

（3）意境美

意境是中华民族尚“道”重“意”的文化心理在学艺术领域潜心营造的深幽的艺术境界，是中华民族于哲理思维的表现。所谓意境美，意者，是习武者主观的思想感情；境者，是习武者所描绘的画面形象景致。意境则是习武者的思想感情在演练时所呈现的感人景象，它凝结着节奏、和谐、统一的结构，自我欣赏和被欣赏的美学价值，从而使武术艺术本质和价值不仅仅显示在技术上的熟练，而且身心总是处在一种新的体验之中，即达到了意境美。中华武术的意境是指套路中所体现的并经过艺术加工的攻防格斗技术其中所显示的精、气、神融合一致而形成的一种艺术界。意境美在美学意义上标志武术运动超越了纯自然状态，进而跨入了文化创造领域，使武术运动具有了精神文化方面的意义和更浓郁的民族特色。意境美离不开形神兼备，内外合一的高超技艺和传神精彩的形体表达。体现了中华武术行云流水般的套路演练中，以势夺人，以形娱人，以神感人，一气贯穿始终的内在审美特征。中华武术追求的“拳无拳，意无意，无意之中是真意”的神明之境。如形意拳中的意境美，在于形意统合，神兼备、天人合一，在其中的高度统一中，领悟到处世的哲理，体会到生活的乐趣。意境可把无生命的动作人格化，把自然界的动作活灵表现，形成“物我两忘”，人与自然的统一与协调。

3.2.2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下中华武术之健身观

“和”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清静淡泊、顺乎自然的性格。受中国文化修身养性、形神兼备理念影响，重视养生成为中国传统体育的又一个特征。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个人修养，中庸和谐、整体把握等一些思维方法和基本理论，使中华武术形成以追求“健”和“寿”为目的的内向发展。在健身观上，中华武术一贯强调以内为主的内外兼修，不像西方体育那样张扬。修身养生产生了采用控制呼吸等方法以达到祛病强身目的的体育活动，如五禽戏等气功导引术和如融进身心合一、动静结合的太极拳等。在传统文化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的影响下，中华传统武术把搏击的技击性与养生思想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强调武术要“以心合意，以意调气，以气促形，以形合神”，使“心、意、气、形，神”相和谐于一整体。并要使人的身体与整个自然和谐，并与四季变化相适应。中国传统医学提出“精、气、神”为人体“三宝”的观点，认为三者一体，互相依存。武术则将传统医学的这些理论完整地吸收到自己的理论体系之中，逐渐形成了形神合一、内外兼修、内养性情、外练筋骨的养身思想和健身之道。

3.2.3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下中华武术之道德观

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基础。“从社会学角度讲，伦理道德是社会良性发展的内在需要。伦理道德关系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作为人类的一种特殊活动形式，就是协调人与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重要手段。”［6］武术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因而在其发展的贯彻中，势必被赋予传统文化的内涵。源远流长的中华武术在发展演进的过程中，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影响下形成了独特的民族风格和特点，蕴含着深邃道德观念。

做人有道德，习武讲武德。所谓武德，即武术道德，是从事武术活动的人在社会活动中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所应有的道德品质。武德是中华武术的灵魂，崇尚武德是中华武术界优良的传统。山有仙则名，水有龙则灵，侠有义则正，武有德则成。中华武术中重视武德的特点是极其显着的，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社会的伦理本位思想是相互映照的。中华武术在几千年的实践发展过程中，习武者不断从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和智慧，逐步形成的武德，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武术界向来强调“德”的作用。“末习武、先修德”，“未曾习武先学礼”是中华武术的传统，由于受到“仁义”和“礼乐”等孔子思想及其他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影响，武德观表现出“爱国、守信、重义、有礼”等思想。因为在思想上吸收了儒家的“仁义”思想，认为是人生品德修养的重要途径和方法，所以要求习武者要有高尚的品德与宏大的胸怀和气魄。技击时以制取对方为主，尽量避免杀人取命。以武会友，更是讲究点到为止。再如：武术的抱拳礼就是中国传统的一种武术礼节，当代武术本着为和平与友谊服务的宗旨，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右手握拳，寓意尚武；左手掩拳，寓意崇德，以武会友；左掌四指并拢，寓意四海武林团结奋进；屈左手拇指，寓意虚心求教，永不自大；两臂屈圆，寓意天下武林是一家。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受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影响，“武德”内涵不可避免地有历史的局限性。如带有封建色彩的三纲五常思想的“传男不传女”、“为朋友两肋插刀”“争正宗排异己”、“师命不可违”等，这是我们在认识中华武术时应该注意的问题。去其糟粕，武德中优秀的精华才能得到充分肯定与继承。

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价值观的核心是“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见死不救非为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砺志警句和豪言壮语，是中华武术习武者的道德观体现，也培养了他们刻苦、勇敢、助人、爱国、见义勇为、侠义心肠、精忠报国等武德。在历史长河中，传统文化中孟子倡导的“大勇”成就了中华武术的尚侠好义的传统。像荆轲、关羽、岳飞、戚继光等，正是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兴亡紧紧地连在一起才铸就了永恒。他们是文武兼备、尽忠报国、名垂千古的民族英雄,都得益于武德文化的薰陶,在他们身上充分体现出传统文化所弘扬的“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的人生极高境界。

结束语

中华武术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剥离与凸显出来的民族文化形式，根植于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土壤。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取向下，中华武术文化内涵以技击、强身养生、修身养性三者有机结合而体现出其独特的审美观、健身观和道德观。而内外兼修、神形兼备、注重武德，历来为武术文化的第一要义。在练习中凸显出的自强不息、自我修养、人格完善的传统文化精神，使中华武术不光成为技击、健身之道，更成为了精神修养、人格净化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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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的价值篇（5）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08-0047-02

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流传至今而没有中断的文化，显现了其不断适应社会环境的强劲生命力。因此，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无疑具有丰富的价值和意义。

1 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要求

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一方面，文化孕育着教育，不同的文化不仅创造了不同的教育思维方式，而且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发展出了不同的教育意义，形成了不同的教育理论，进而展现出不同的表达方式。如果教育脱离了相关的社会、文化脉络，就不能对教育问题产生较深切的同情式理解。另一方面，一种文化形成之后，教育便担负起了传承这一文化、发展这一文化和创新这一文化的重任，并且在一定意义上，教育在决定文化寿命长短的因素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任何一个国家进行新文化建设，都必须建立在原有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脱离传统、脱离民族的任何文化创新也必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新时期，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涵，同样也要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

2 大学生思想道德现状使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借助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

当前，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状况整体上来说是好的，其主流是积极、向上的，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各种多元文化的相互冲突、激荡，大学生群体中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新现象。具体表现在：

（1）不注重品德修养，功利主义思想严重。

常言道：做事先做人。“三成”教育中亦把成人放在成才、成功的最前面。但部分大学生求取成功心切，急功近利，往往把道德修养抛之脑后。即使在脑海里、在口头上认可普遍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标准，但在实际行动中却执行着另一套道德理念和范式。道德修养似乎已经成为大学生心中铭记却又束之高阁的一种遥不可及的理想。做事讲有没有用，学习讲有没有用，当学生干部讲有没有用，参加活动讲有没有用，一切没用的东西都不是优先考虑的范畴。道德修养让位于功利主义，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维护公共安全和卫生、帮助弱势群体等变成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2）不善于与人相处，自我意识膨胀。

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与他人和谐友好相处，不但是一种生活交往的需要，更是一门生存的必修课。然而，在现实中，人际关系冲突已成为大学生生活中非常突出的问题之一。一些大学生自我意识高度膨胀，处处以自己为中心，只考虑自己所谓的“愉悦”、“舒心”。寝室中，私人空间膨胀；教室中，“占座”习以为常；上车时，加塞插队。生活中，更有网络炫富、言语轻佻、行为怪诞者，一些超越公众心理底线的言论和行为被一些人看做是“潇洒”、“有个性”，盲目追从所谓的“非主流”，全然不顾他人感受和公共道德规范。

（3）不关心社会，国家民族意识薄弱。

大学生作为国家、社会集中大量资源培养出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本应积极关心社会、回报社会，但一些大学生只关注，不关心。在一些公益活动中，鲜见他们的身影。义无献血、植树劳动、见义勇为、捐款捐物等，唯恐避之不及。还有些同学对国家所处的时局亦不关心。中共“十”何时召开？中国何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军事重心移至亚太是否给我国造成军事压力？这些大学生应该普遍了解的时政，有些同学却全然不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不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不关心”渐成一些同学的口头禅和行为指南。

（4）不珍惜自然资源和环境，奢侈浪费严重。

优美的校园环境是大学生学习、生活的重要场所，也是学校进行校园文化建设、渗透环境育人的重要载体。但践踏草坪、破坏公物、随意丢弃垃圾的现象时有发生。对于节约一滴水、一度电、一粒粮常被讽刺为“小心眼”、“斤斤计较”。“地球上的最后一滴水，将是人类的眼泪”、“节约用电，人人有责”、“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等耳熟能详的句子早已抛到了九霄云外。吃穿攀比，玩乐享受，超前消费也已“蔚然成风”。一些曾经被认为是美德的行为，现在被认定为“另类”，而一些曾经被认为是羞耻的现象，现在却被认定为“流行”、“时尚”。

3 中华传统文化为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完善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借鉴

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许多优秀的精神内容，尤其在处理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不乏真知灼见，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1）在人与自我方面，借鉴中华传统文化，有助于培养大学生高尚的人格。

人与自我的关系是一个人格塑造问题，中华传统文化就非常注重人格的独立精神。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论语・卫灵公》）强调为了坚守仁德，即使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强调了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人，在义利发生冲突时，应当“舍生取义”，而不能“见利忘义”。这些蕴含独立人格精神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学说尤其应该拿来塑造大学生的高尚人格。有了高尚的人格，大学生的思想观点才能真正“复位”，使学为真正之学，做事少一些功利，多一些纯粹，真正做到简单做事，踏实做人。

（2）在人与他人方面，借鉴中华传统文化，有助于促进大学生的人际和谐。

“仁”是孔子伦理道德的最高准则，其含义是“爱人”“泛爱众”。孔子说：“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 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从“欲”和“不欲”两个角度阐述了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他又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强调要克制自己的言行使之符合礼的要求。对于大学生来说，在与他人相处时，就要以礼待人，尊重他人。孟子也倡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和谐社会关系，追求“以和为贵、推己及人”的精神。一个人如果是做到了这一点，完全可以达到将心比心，化解猜疑和怨恨，与人和谐相处了。这些对于大学生正确处理、协调现实中的人际关系，促进与他人友好相处，避免恶性竞争和私欲膨胀都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3）在人与社会方面，借鉴中华传统文化，有助于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中国很早就有“夙夜在公”“以公灭私”“天下为公”的观念，都是强调个人私利要让位于公利，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正是这种奉献精神和整体观念才使得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一次次战胜巨大的自然灾害和外族的入侵，繁衍至今。但是，它并不完全否定私利，而是强调先国后家、先公后私，个人私利服从于社会公利的精神。爱国主义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宝贵、最普遍的精神财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岳阳楼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日知录》）以及岳飞的精忠报国、谭嗣同的视死如归等都是中华儿女对国家、民族无比热爱、无比忠诚的体现。这种民族气节和浩然正气对于激发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豪感、树立为社会奉献的精神具有易切入心灵深处、难以忘怀的得天独厚的优势。

（4）在人与自然方面，借鉴中华传统文化，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环保意识。

中华传统文化历来主张人与自然的调和、协和、和谐。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道经》）精辟的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万事万物都应该顺应自然规律。汉儒董仲舒则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的概念，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是统一的。这些文化观点都是在强调人应当尊重自然，平等对待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工业的高速发展，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生态危机日益凸显，人们不得不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和利用自然，提高环境保护意识，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中华民族的魂，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想突破当前的困境，唯有回首中华传统文化，并进行批判地继承和发展，赋予其时代内涵，才能为构建起适应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和社会规范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

参考文献

中华文化的价值篇（6）

“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是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密结合国内外局势提出的重大经济发展核心战略。一带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一路是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它不仅有利于我国不断增强与沿线国家的关系，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和市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经济动力，而且有助于我国进一步深化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新的发展契机和平台。

一、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中华文化“走出去”，一是指通过文化交流活动向世界各国传播中华民族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形态；二是指国际贸易中文化产品及服务的出口。

（一）文化走出去是扩大我国民族文化生存空间的内在要求。文化走出去，是文化生存的必然要求，是扩展民族文化生存空间的必然举措。中国文化要走出国门，以一种开放的姿态主动投入世界文化发展和竞争的潮流中，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在传承中创新使古老的中华文明在世界文化的跌宕中获得新生机，创造出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扩展民族文化生存空间。

（二）文化走出去是振兴我国文化产业的客观需要。文化走出去战略是近几年来我国关于文化发展最突出的主题之一，这是面临文化产业开始深度参与国际文化产业分工与国际文化市场的竞争中提出来的。一方面，它是我国经济“走出去”在文化产业发展领域里的必然延伸，同时也是我国文化市场对外开放的必然结果。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克服中国全方面对外开放以后文化产业被动挨打的局面，变消极应对为主动出击通过积极扩大国际文化贸易、克服巨大文化贸易逆差，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二、“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新的机遇

中国先天文化资源富足，但后天关注度不足，导致了中国在世界文化交往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新的机遇。

（一）“一带一路”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历史印证。“一带一路”战略并不是凭空臆测出来的，而是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他国所有政治经济文化往来通道的统称，“一带一路”是对古丝绸之路的继承和延伸，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它的历史发展成功地奠定了人们的情感基础，这一情感基础会助力中国文化经由“一带一路”更好地走出去。

（二）“一带一路”为中华文化价值观念提供了对外传播平台。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使得世界历史上形成了丰富、多元的民族文化。文化不断走出去与其他民族文化进行交流、碰撞、融合、创新，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但是，过往的文化走出去，并与他国文化进行交流融合的条件是非常艰难的。“一带一路”是以文化的交流交融为经济建设搭桥铺路并提供价值引领和支撑。这就为向外传播中国价值观念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三）“一带一路”为中华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契机。中国文化要想在世界文化之林占得一席之地，必须以强有力的文化产业作支撑。”一带一路”沿线拥有许多“文化商机”，这就为发展中国文化产业提供了契机：一是提供了丰富题材。一带一路承载着历史记忆，“一带一路”途径中国两大走廊，沿线的佛教文化和石窟艺术。处在两大文明的交汇地，本身就有许多融汇了多个国度的文化资源。二是提供了广阔文化市场。中国文化走出去需要广阔的市场，市场越大，文化传播就越广泛，文化走出去的对外影响力就越大。

三、“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有效策略

“一带一路”战略为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巨大机遇，我们要牢牢把握时机，有效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一）大力培育推动文化走出去的复合型人才。1、翻译人才。我国早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双语”教育，很多人同时掌握了本民族语言和汉语两种语言，两种语言在生活中可以自由转换，是天然的翻译人才，可以为“一带一路”建设中与沿线国家的沟通翻译提供有效供给。此外要加大教育翻译人才的投入，增加高校小语种开课数目，为语言翻译储备人才。2、熟悉宗教风俗的人才。我们必须要有一大批深谙宗教，特别是穆斯林社会生活状况的人才，通过他们为我国家解读宗教教义，寻找宗教文化之间的切合点。要对这些人才进行系统宗教知识培训，丰富我国宗教社会人才。此外可以派出交流生到别国进行宗教文化考察，以更好的掌握宗教事务。

（二）努力树立文化认同感“求同存异”本来是中国提出的用于国家之间交往的准则.在当今同样也适用于文化的交流。中华文化走出去，要懂得“求同”，即树立文化认同感。“一带一路”本身就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唤醒和延续，通过“一带一路”，世界将感受到更加立体、鲜活、充满历史底蕴又与时代同步的中国传统文化。必须让沿线国家清楚的了解中国文化，感受到中国文化传递出来的善意。

（三）多方面借力发展文化产业。文化走出去，必须加强我国文化产业的多元化发展。在国内要打造一批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并照顾多样市场需求的文化产品，全力配合国家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其次，借助孔子学院已在其他地区发展起来的根基，在一带一路沿线开设学院，借助其办学的地域和吸引人力资源进行民族文化的传播。此外，还要借组民间文化组织、团体等进行文化产品的创新，和文化项目的承接。

参考文献

中华文化的价值篇（7）

一、弘扬博采众长的会通精神，致敬以天下为己任的民族先贤

会通精神，是博采众长的价值表现，是中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特征之一。会通，就是会合而贯通，简言之，就是一种文明在传播发展中汲取其他文明的精华，通过融合达到创新发展的境界。中华文明史表明：如果没有诸家学派和域外文化的会通融合，中华文化就不能发展、创新。《周易》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诸子百家立论不同，但彼此相通。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诸子百家学说“相反而相成”。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认为，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公识”，思想上的会通精神有助于打破学术上的门户之见，综合各家之长，创造出新的境界。思想文化的融会贯通，这对中华本土文化以及域外文化都是适用的。

19世纪的中国由于闭关锁国，隔绝于世界，落后于西方。当国门被坚船利炮轰开后，大多数上层社会还是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肯醒来。然而，有一部分士人，他们先知先觉，大胆地向西方学习，融合东西之长，勇挑民族振兴的重担。在教学中，可以用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解析他们的思想和实践。

例如，关于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中体西用”，多年来我们在教学中会这样归纳：在保证封建纲常制度不变的前提下，主张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以维护清朝封建统治。此种解释，把“中体西用”牢牢拴在“技”上，那么近代先进思想、制度的引进及其与中国传统的会合，和它就没有任何关系了。悲哀的是，这似乎成了颠扑不破的“真理”，不少历史教师都喜欢这样照本宣科。

首提“中体西用”并系统梳理成理论的是清末著名政治人物张之洞。张的一生，充满无数的传奇，既中过科举考试的探花，又投身近代工业的兴建，既是朝廷清流的领袖，又摇身一变成为地方督抚的代表，是一位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时髦新派。《劝学篇》是张之洞有关中体西用说的一部总结性著作，书中“西学为用”的篇幅多于“中学为体”，且明言“中体”也要“致用为要”。难能可贵的是，张认为“西政”比“西艺”更重要，“小学堂可以先艺后政，中学堂就要先政后艺”。并断言，挽救民族危机，“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他主张在文化、技术、制度等各个层面打通中西，恢复中国“经世”传统的功用，将博采众长的会通精神发挥到了极致。所以，虽然洋务运动是器物之变，但“中体西用”的思想却不仅仅局限在技术领域。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沈葆桢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洋务人士，面对危局，努力走出传统的狭小天地，拓宽文化视野。他们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又清醒地意识到必须超越传统、积极向西方学习，大胆突破“夷夏之大防”观念的拘囿，实现国家的近代化。他们对西方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科学技术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并不顾个人毁誉，大力传播西学，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

文化专题的教学中我们应当通过还原这段历史的本真，告诉学生：中华文化之所以流光溢彩、绚烂夺目，就在于她始终以兼容开放的态度不断地吸纳中外优秀文化成果。在今天的文化建设中，我们一方面应当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进行认真的研究、总结，另一方面，又应当以博大的胸襟广泛吸纳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使古今中外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都能够成为我们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与依托。

二、理解刚柔相济的坚忍精神，化解课堂教学的细节难点

刚柔相济是中国人民人生态度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是中华民族精神中最具有积极意义的内容之一。儒家重“刚”，《论语》里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如果知其不可为就不为，就等于承认凡事无须坚持，遇到困难只管放弃，听天由命，随遇而安。那么就不会有力挽狂澜、扭转乾坤的情况的发生。荀子说“不登高山，不知山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孟子称“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道家讲“柔”，提出“上善若水”，水滴石穿，要求“以柔为刚”“以退为进”，通过“无为”达到“无不为”。中华文化强调“儒道互补”，阳刚必须与阴柔适当配合，因而塑造了中华民族刚柔相济的坚忍精神。

维新变法是近代史教学中的重要一课，无论在必修还是选修课中的地位都非常突出，也是各类考查考试的必测环节。对于戊戌时谭嗣同等人主动引颈就戮，学生非常不理解，甚至嘲笑改革家们痴、傻、憨、呆，不懂变通，不合时宜。其实，要处理好这块教学难点并不困难，首先要让学生了解传统文化中刚与柔。谭嗣同之所以不走，是因为悲哀中国太落后，中国人太愚昧，需要用鲜血惊醒他们，这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从初中到高中，几乎各种版本的教材都采用这一说法。这固然是谭视死如归的原因，但只有“刚”，不足以全部概括历史的真实。近代学者左舜生这样评论谭的为人：

实际是一个天性笃厚、而感情真挚的人。……当他在戊戌八月被捕的前夕，逻卒在门，他自己已经视死如归，但仍能从容不迫！为他父亲造出几封告诫儿子的家书，以免他的老父横被牵累，您难道可以不承认他是十足的孝子吗？

谭不仅至孝，而且与妻子感情深厚，也担心她的安全。原来，谭嗣同之所以不走，还有“柔”的一面，他不希望家庭、家族被无辜牵连。其实，之前，谭即有不祥预感，他曾在给恩师欧阳中鹄的信中表达了愿望，“一愿老亲康健，家人平安；二愿师友平安；三知大劫将临，愿众生咸免杀戮死亡”。同时，在康梁等主要变法精英逃走后，他还有许多善后的秘密工作要做，仍然活悠捣保并非一个坐在家中等死的愚蠢的书呆子！

另据黄彰健先生考证，谭嗣同绝命诗《狱中题壁》乃是梁启超改造，原诗为：望门投止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既表明了作者不愿学张俭仓皇逃窜以致连累诸多亲友，又流露了作者的悔恨之情。光绪赐杨锐密诏，本嘱咐新党不可违太后意旨。新党却不顺从光绪意旨，而拟调军围颐和园，虽然此举系为了变法而采取的非常措施，但确有“公罪”。谭的意思是：既然自己欺瞒皇帝犯有欲行的“公罪”，现在计划失败，就应该敢作敢当，牺牲自己酬报圣主。这又是谭嗣同“刚”性的一面。理解了刚柔相济的传统文化的精神，才能真正理解谭嗣同的壮举。

刚柔相济还渗透在中国文化的其他方面，化为施政手段、兵家谋略、对敌策略、做人风格，等等。在近代史教学中，还可以用来分析清末的中法之战、“塞防”与收复新疆，等等。

三、继承“仁者爱人”的人道精神，努力使教育贴近感情生活

孔子说“仁者爱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思想，其核心就是“仁”。仁居仁、义、礼、智、信五德之首，它是人们行为规范的最高评价标准。仁是组成传统行为规范的基本要素和核心价值取向，因而孔子的学说又被称为“仁学”。孟子在孔子基础上又提出“仁民爱物”，仁爱为怀不仅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要推己及物，对生命现象普遍尊重。仁是东方文化体系中爱的符号，这种深厚博大的道德精神，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养成了淳朴善良、忠信豪爽、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是今天互帮互助、助人为乐和为维护社会利益、人民利益而不惜牺牲自己的动力源泉，中华民族就是在这种大爱大德精神中成长、繁荣、生生不息。这种人道精神不能空悬仰望，教学时可以从历史人物的感情与生活中解构、学习。

人教版教材在叙述辛亥革命前的各地反清运动时这样写道：“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推动全国革命进入高潮。黄花岗起义最为壮烈。”限于教材篇幅，这里的内容处理得就相对简约，学生很难从中理解资产阶级革命家们舍生取义、不畏的壮烈行为。课堂教学中不妨引用1911年3月29日广州起义的两封烈士家书为例，一是林觉民的《与妻书》，这是起义的三天前他写给妻子陈意映的诀别信，字字泣血，念之断人肝肠，为国捐躯的激情与对爱妻的深情两相交融、撼人魂魄。写这封信时，作者满怀悲壮，已下定慷慨赴死的决心，为的是“助天下人爱其所爱”“为天下人谋永福”。抛却与爱妻的儿女情长而“勇于就死”，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清政府黑暗腐朽统治的武装起义中，这是大仁大爱！另一是方声洞写给父亲的绝笔书：“使同胞享幸福，虽奋斗而死，亦大芬玻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则儿虽死，亦瞑目于地下矣，惟从此以往，一切家事，均不能为大人分忧，甚为抱憾。”从方声洞的绝笔书中，我们同样看到他对家庭的爱。然而，为了革命的成功，为了民众的幸福，他宁愿牺牲这一切。方声洞的绝笔书与林觉民的《与妻书》都体现出了革命家们救国救民的大仁大爱精神，他们的至上情怀是高度一致。

引用这两封家信，倡导为国为民的仁爱精神，能让学生迅速进入风云变幻的历史情景，理解革命家们的所作所为。实际教学中，课堂气氛明显高涨，师生徜徉于共情之中，教学效果显而易见。杜威认为教育即生活，教育是社会生活的指导和延续，教育教学要关注人们的现实生活。历史知识的学习同样要贴近现实，贴近人们的生活，把历史与人类社会实际的问题联系起来，进而能够在实际问题中获取与历史有关的信息帮助学生学习。历史教学中贯彻“仁者爱人”的人道精神，教育学生如何具备仁爱之心，即是教育学生学会生活，学会贴近现实和社会。

四、利用贵和尚中的中和精神，培养青少年的人生价值观

“贵和尚中”源于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易乾传》云：“保合太和，乃利贞”，启发人要以和为本。“太和”是天地万物高度和谐的状态。“和”是不同事物的协调共处，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着独特的作用，它不仅是一种思想观念，也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长期以来，经过不同民族的迁徙与发展，中国形成了今天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这种极强的民族融合力、凝聚力、向心力得益于中华民族对“和而不同”观念的把握与运用，是“和而不同”的典型体现。它在促进当今世界各民族和平相处、共同发展方面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武昌起义之后的“南北议和”、孙中山主动让出大总统职位等事件，中学历史教学常常以“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一言蔽之。强行灌输这种阶级决定论，不仅学生心中不服，教师也觉得不太合适。那么，如何思考这个问题比较合理呢？史学家唐德刚说，在当时形势下，革命要成功，需要雄厚的兵力和财力，但南京临时政府显然不具备这些条件。为了巩固已经“到手”的共和政体，只能通过和谈以最小的代价达到目的。胡汉民曾回忆，“各省方忧自给不足，遑论供给政府……军队既不堪战斗，而乏饷且虑哗溃”，黄兴忧急“和议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动员令，惟有割腹以谢天下！”这些解释只是其一，还不足以全部概括这一事件。

从传统文化的中和精神的角度来思考南北议和，别有意义。当时，不论南方革命党阵营的孙中山、黄兴、章太炎、伍廷芳，还是北方的袁世凯、唐绍仪、徐世昌、段祺瑞，都是既接受新式西学，又浸淫中华传统的一代雄杰。革命阵营本就盛行《道德经》中“功成身退天之道”的思想，主张“革命军兴、革命党消”。在武昌起义成功，全国各地纷纷独立响应的情况下，如何在迅速取得革命成功的同时尽量减少或避免大量杀戮的问题上，革命党人进行了内部辩论，主和的声浪远远高于主战，并且一致同意五族共和，摒弃了革命早期以“排满革命”为口号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反对国内民族之间仇恨屠杀，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整体。孙中山在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时说：“民国卓立于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就任之时就谈下台问题，这个奇怪的誓词恰恰是当时革命党最真实的思想反映：以和为贵，不要再打，不妨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在当时的局势下，和谈可能是中国最好的选择。一味谴责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反而无助于理性理解真实的历史。允当适度、不走极端的中华文化促成了中国版的“光荣革命”。

社会群体的价值观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所以，我们在历史课堂教学中进行人生价值观教育时必须要考虑整个时代背景与地区环境，才能使我们的价值观教育保持科学合理。步入21世纪，“多元文化”“全球化”“信息化”“后现代”等一连串词汇的出现，影响着社会机构和社会规范秩序，冲击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而历史教育是优秀传统文化最重要的阵地，发扬贵和尚中的中和精神，能融合古代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文化精髓，促进全人类的和谐进步，优化青少年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中华文化的价值篇（8）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之源

“文化的本质内蕴是人的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中对象化的过程与结果。”[3]从本质内蕴上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具有稳定结构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深刻指出，我们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2]164。因此，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应挖掘、梳理和萃取中华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发挥优秀传统文化怡情养志、涵养文明的重要作用，使中国传统文化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之源。在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只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去寻根溯源、去汲取智慧，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更全面地把握、更自觉地践行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从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三个维度，来强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

（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亘古未变的价值目标

首先，自古以来，国富民强一直都是国家发展的首要目标。《管子》有云：“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李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史记?李斯列传》）可见，国富民强的目标追求与变法（改革）相互彰显，自始至终都是中华民族的绚丽底色。其次，传统文化秉承着浓厚的“民本”思想，呈现出带有古典特色的民主。如，“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些以民为本的思想体现出国家治理必须顺民心、尊民意、察民情。再次，作为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以“仁”和“礼”为基本价值内核，强调教养开化、谦恭互敬、忠信守德，形成一种润物无声的德性文化。同时，传统文化自始至终倡导和谐理念与“和合文化”，蕴涵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等深刻思想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相处之经验。《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种和谐统一、共存共生的价值理念，是我们当今社会面对差异性和多样性必须一以贯之的态度。

（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价值取向

首先，“自由”是传统文化所希冀的基本价值取向。传统文化中的“自由”偏向于内心的自由，注重于通过“修身养性”“慎独”来进阶更高的道德境界，从而实现“不逾矩”的自由。庄子的“逍遥游”、“竹林七贤”的洒脱不羁、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等等，深刻反映了古代先贤对于自由生活状态的向往；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魏晋时代儒、释、道的碰撞与交流，突出体现了古代社会对于自由文化氛围的践行。其次，“平等、公正”是传统文化内含的精神意蕴。“天下大同”的中国古典社会理想是其最为集中的体现。《礼记》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一理想状态具有原始共产主义的因素，与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在一定程度上相契合。再次，“法治”也是传统社会有效运行的必要机制。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流，以“仁”为核心，强调“德治”与“礼教”。但是在实际的国家治理中，却是“外儒内法”，“法治”与“德治”并行不悖，协调运行。传统文化认为，“法者，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商君书》），“知法治所由生， 则应时而变；不知法治之源，虽循古终乱”（《淮南子??锫垩怠罚?。这些思想强调法律的规范性，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已然把“法治”上升为国家治乱兴衰的根本方略。可见，“法治”的基本精神在传统文化中并非不甚重要的一隅，而是需要进一步深入发掘与萃取。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6月第32卷第3期仲伟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契合（三）“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绵不绝的价值准则

首先，传统文化追求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愫和胸怀天下的豪情。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灵魂之所系、血脉之所依，是民族归属感和向心力的集中体现。古代先贤以忧国爱民为自我责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位卑不敢忘忧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不惜“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怀有“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的悲壮，身兼“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迈。其次，传统文化强调忠于职守，要求人们在自己的职业岗位上勤奋工作，履行自己应尽的社会义务，竭尽全力地为之奋斗，终身不懈。传统文化之“敬业”是一种专注的态度和积极的精神状态。传统文化认为，“兢兢业业，如霆如雷”（《诗经?大雅》），“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尚书?周书》），“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道德经》），“心心在一艺，其艺必工；心心在一职，其职必举”（《阅微草堂笔记》）。再次，传统文化在做人做事上讲求以诚待人、讲信修睦。诚就是真实无妄，既不自欺也不欺人，“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荀子?不苟》）。信是“五常”之一，是做人的基本道德，主要是指在朋友关系中及与他人的交往中应当讲求信用，遵守诺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民无信不立”“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德，为下则危身”（《贞观政要?诚信》）。与此同时，传统文化还承载着“仁者爱人”“谦恭礼让”的友善之道，等等。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导引

对于文化与价值观的关系，张岱年先生曾深刻地指出：“文化的核心在于价值观，道德的理论基础也在于价值观。新文化发展的关键在于价值观的批判继承、革旧立新。”[4]可以由此推知，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于传统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问题在本质上就是中国传统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问题。一方面，传统价值观中继承性与共通性、普适性与应时性因素正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中体现鲜明民族特色的生命力、影响力之所在。另一方面，我们也须辨清，传统价值观缘起并发展于中国小农生产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上，从属于封建社会的价值观范畴，一定程度上无法完全割离与封建主义价值形态的联系。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精神中最为集中、最为重要的价值内核，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思想和精神层面的质的规定性。从根本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分属于不同的社会形态，代表着不同经济基础社会制度的价值取向，二者有本质的区别。如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统摄纷繁复杂的社会意识，整合喧嚣多元的价值观，使之成为当代中国的兴国之魂。因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导引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对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整合与超越，才能巩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才能确保文化与价值领域的社会主义方向。

（一）必须处理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传统价值观接续、重构的关系问题

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1]100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如果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导引作用，就是确认中华文化的“根”与“魂”，拒斥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与方法，实现其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接续，增强文化自信与价值观自信。其实，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维度，我们不能也无法否认，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对于确定民族文化发展路向、提升民族思想道德水平、增强民族向心力与凝聚力、促进社会秩序稳定，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历史作用。时至今日，它依然牵动、影响和辐射着中国的价值观念体系。但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也告诉我们，传统价值观受到时代与阶级的局限，难免存在保守性、狭隘性、落后性，这些缺陷既不能适应现代化的进程，又不能代表时代化的潮流，必然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其进行符合社会主义主流价值、符合时代精神与现代表达的重构。需要强调的是，这一重构并非漫无目的的改造与创新，而是需要方向的指引与主线的穿插，而这最为关键的方向与主线，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也正像所指出的：“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5]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中哪些因素具有共通性与应时性，哪些因素具有阶级性与局限性，哪些是其合理内核，哪些是其外在形式，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需要我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中继续加以深入思考与进一步凝练。

（二）必须处理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各种文化交流中多元价值观的选择、甄别的关系问题

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把它定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范畴内，定位于世界文明的构成中。从时代背景与全球视野来看，全球化、现代化、市场化的浪潮浩浩荡荡，势不可逆。“面对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6]，价值观领域也由此形成了社会主义经典价值观、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激烈交锋与猛烈碰撞。这一新形势、新情况加大了全国人民谋求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的难度，也凸现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导引的现实需求。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导引作用，就是要进行多元价值观的选择与甄别，在多元价值观念的相互激荡中取长补短，在多样价值诉求的交流交锋中相互融合，在多变价值形态的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借鉴而丰富。因此，我们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民族性的中国传统价值观与世界性的西方价值观的兼容并蓄，以此扩大价值意识的包容性。对待中国传统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我们“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2]156。同时，要警惕两种极端思维：一种是盲目崇拜西方自由民主式的资产阶级价值观，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另一种是极力推崇现代新儒学式的传统价值观，而漠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也雄辩地告诉我们，只有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导引作用，才能使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文明的交流交融中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才能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各种文明的互学互鉴中实现真正大发展、大繁荣。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联动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列宁也强调：“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8]我们不仅要“知道”，而且更要“成道、行道”[9]。因此，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契合，不能囿于理论上的空谈，而应探求两者在实践中的双向互动。

（一）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践中的亲和力

强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2]17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在于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入到了民众的血液中，具有得天独厚的天然亲和力。同时，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出深深的厚重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论在理论的宣传表述中，还是在践行的活动形式中，都要时刻体现民族特色、中国风格，这样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与共鸣，才能更加接地气。在实践中，可以发挥传统文化表述简练、深入浅出、通俗易记的语言优势，宣传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内涵；可以开设专门的国学讲堂，赋予传统文化经典以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内涵；可以发挥传统节日的思想熏陶和文化教育功能，利用传统节日这一重要形式，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及教育活动；可以移风易俗，创新民俗文化形式，形成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民俗。

（二）弘扬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实践中的引领力

伴随着近些年来“国学热”的兴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传播、教育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是由于林林总总的原因，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与缺憾。要弥补这些问题与缺憾，路径之一便是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力，对此形成理想信念层面的软约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论是在诠释经典上，还是在实践创新上，都要始终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取向，在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增强民族凝聚力、爱国主义情怀，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进文化认同、文化自信等方面下功夫、做文章。在实践中，要积极弘扬、传播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的中华优秀文化，抵制市场经济冲击下文化传播的低俗化、封建化、过度商业化等倾向；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准则，提高传统文化弘扬、传播过程中的思辨分析与批判鉴别能力；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导向，警惕传统文化弘扬、传播过程中的受众至上心理，防止“过分故事化”与“泛娱乐化”倾向。总之，弘扬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与示范作用。

（三）弘扬、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动态联缀于治国理政的总进程之中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和现实境遇下，软实力和“软治理”已经构成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托条件。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仅需要制度体系奠定治国理政的前提和基础，也急需价值体系提供治国理政的思想保障。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政的实践，既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源不断地提供精神动力和智慧源泉，也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发挥定向导航、凝心聚力、调节规范的功效。弘扬、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服务，成为治国理政进程中的助推器和催化剂。为此，一方面，需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涵于治国理政的总进程中，使之成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及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价值遵循和价值标准。可以通过学校教育、社会示范和媒体传播，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于社会实践的各个方面，纳入国家制度体系之中，从而凝聚价值共识、构建良好的治理格局。另一方面，要在治国理政的总进程中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转化为治理效能。可以通过建构理论体系和创设各种渠道，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合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比如，可以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理念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加以耦合，把“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精神与全面依法治国的实施加以耦合。再比如，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可以运用中华传统美德对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群体进行道德涵养，可以发挥家训文化在广大党员个性养成、气质培养、修养提高上的重要作用[10]。总之，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向指引，也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支撑。只有把两者深度结合、灵活应用于治国理政的总进程之中，才能真正发挥其无坚不摧的“精神力量”。

四、结语

中华文化的价值篇（9）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9-00-02

党的十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分别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阐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层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是在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营养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和完善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延续，二者在内在上统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来源，离开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作用。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内涵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绵延着浑厚的精神和灿烂的文化，其传统文化源流长、博大精深，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最独特的精神标识。

（一）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五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历经挫折而不屈，屡遭坎坷而不馁，靠的就是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种精神深深蕴含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发愤进取，不懈努力。

（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传统。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各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自古以来，爱国的思想和行为受到人们的褒奖和景仰，并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

（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

如果说西方科技的发展强调“尽物之性”，那么以孔子学说为基础的中华文化则强调“尽人之性”，因为人是万物之灵，人创造万物，是最宝贵的。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时时处处无不体现人贵于物、以人为本的思想。老子在“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中强调人的可贵。管仲提出统治者在治理国家中要以人为本。他认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这些人贵于物的思想、民本思想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四）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合”思想。

中国古人主张“和为贵”的思想，强调社会和谐，讲求和睦相处，倡导团结互助，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天人合一”；在人际关系中，指出“人和”具有最高价值，人际关系贵在和谐相处。

（五）以孝德为核心的伦理规范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千百年来，中国人把孝视为：立身之本、家庭和睦之本、国家安康之本、人类和谐之本。孝是人之本性、做人的根本，孝是子女对父母的尊敬、爱戴和赡养。孟子把孔子的“孝”的思想进一步拓展，提倡人们把对自己的父母的爱推已及人，博爱他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明确提出了人们不但要敬爱自己的父母兄长，而且要用同样的感情去对待他人和社会。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源泉

价值观属于文化范畴，是文化的核心内容。价值观是指个人对客观事物（包括人、物、事）及对自己的行为结果的意义、作用、效果和重要性的总体评价，从一定意义上讲，文化就是社会共同承认的价值观与意义体系的集合。任何社会中的人们在价值观上都存在着差异，但是通过“文化以其科学的价值判断和先进的价值导向” [1]引导社会成员的认识、情感、意志、信念以及行动，使人们主动接受一定的价值观和行为的准则，有效的适应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认同主流价值观。价值观的形成、发展，一刻也离不开历史文化传统。核心价值观是在一个国家、民族的长期发展中孕育形成的，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反映这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积淀和精神基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必然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这片深厚的土壤中。

中华传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大同世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 “仁者爱人、讲信修睦”、“和而不同、和谐相处”以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等思想，这些思想不仅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治国理政、道德建设提供有益的启发，更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和提出提供宝贵的文化资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三个层面的倡导都借鉴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源泉。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升华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毕竟是封建社会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闭的社会意识形态产物，具有一定的阶级局限性，不可避免的带有封建思想残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扬弃---“取其精神，弃其糟粕”，既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又根据时代特点和历史要求，吸收当代先进文化，实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升华。

（一）从国家层面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观，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思想的传承与升华。中华文化历来强调“民本思想”。《尚书》中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政在养民”的说法。孔子认为“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孟子进一步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管子》中提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的说法”，指的就是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和基础，唯有百姓富足安康，国家才能和谐稳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富强、民主”要求一切从人民群众利益出发、关注民生，唯有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富强，这是民本思想在当今时代的升华。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特别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人类活动应顺应自然规律，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思想反映在核心价值观中，即是“和谐”思想的体现，

（二）从社会层面看。儒家思想强调社会和谐，也重视公正和平等。“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思想体现了人们对平等的渴望；《礼记》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吕氏春秋》中“昔先圣王之治于下也，必先公”，“天下非一人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指出了“公正”“公天下”的重要性，从传统上肯定了“公平正义”。 在治理国家方面，古代有大量法治思想的论述，如“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 “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等，但这些思想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带有封建性、狭隘性。今天，我们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追求，构建民主法治、公平公正、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既是对传统文化中精华思想的吸收，又是结合时代要求对其进一步总结提升。

（三）从公民层面看。“爱国”是中华儿女矢志不渝的信念，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指出国家的存亡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要求人们以国家兴亡为已任。“诚信”是做人的基本要求，《论语》中讲，“民无信则不立”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强调讲求信用，在人与人交往中，强调以“仁”为出发点，并且由已推人。《孟子》中讲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指要待人善良、乐于助人。这些优秀传统美德和文化精髓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关公民层面所倡导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中都得到充分的体现。

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社会上存在着诸多矛盾与问题，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关乎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切身利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反映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以义为上的价值取向以及仁者爱人，乐于助人的传统美德在当今仍有借鉴意义。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第一，认真挖掘，辩证对待传统文化。面对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DD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的予以继承，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第二，与时俱进，讲究方法。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愈加频繁，人们思想活动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增强，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也趋于多样，引导广大群众认同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充分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宣传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强化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必须紧密结合时代特点，寻求切实可靠的途径和方法，要根据时代需要合理汲取，与时俱进，这样，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真正起到助推剂的作用。

第三，创新形式，丰富载体。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要加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从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等多个层面，构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机制和氛围。要依托各类场]、讲堂、社会团体，借助重要的节庆日、纪念日、民族传统节日，运用新兴媒体、公益广告，以灵活多样、创意新颖、品位高雅的形式，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传播社会主流价值，培育文明风尚，形成有利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

中华文化的价值篇（10）

——建立公道和谐的中国社会

建立公道和谐的世界秩序

论文提供者 qq：286582313 默默宝贝

二十一世纪是东方人的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东方的大陆文化中华文明将发挥威力和作用。东方的价值文明、普世价值观“公道、和谐、责任”一定能够最终在全世界、全人类唱响。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东方哲学无限深邃，人类的普世价值观应该在中华文明文化中寻找答案，要在东方哲学思想中寻找答案。当今世界，中国在一个物质基础基本具备、政治层面集中统一的两大背景下，已经完全具有全面发力进行社会改革的条件。要建立一个公道和谐的社会就要创新治理出成千上万个“铁包公”、法官必须个个都是“铁包公”的时代，铲除腐朽、制止腐败、根治犯罪，中国社会将率先步入一个公道、和谐的崭新社会。公道和谐的公和思想、公和理论、公和主义将得到最大的发展和发挥，较之西方海洋文化文明“民主、自由、人权”更为合理的东方大陆文化中华文明“公道、和谐、责任” 普世价值观将闪亮登场。天下公道的社会才是最好的社会。

一、人们需要一个公道的社会、需要一种公道和谐的社会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仍然存在贫穷、饥饿、战乱、动荡，种族歧视、国家纷争得不到很好解决。只有竞争和斗争，缺乏仁爱、互爱，缺乏公平、正义，这个世界上真是太缺乏“责任”和“公道”了。现今的人类社会到处充满着不公道，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无论是哪一种社会制度都存在不公道现象，都存在不公道的人和事，使人这种最聪慧、明智、懂事理能够解决很多复杂问题的高智商动物，有别于其它任何地球生物的人类至今未能实现一个充满和谐、友善，公平、公正的社会，在享受经济富足、社会进步的同时，人们各自去从事自己想干的事业，全身心地去工作为社会创造财富。而不是面对暴力、欺诈、阴谋、歧视，到处是腐败充斥的社会。这些问题几千年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社会制度真正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做到处处有公道，到处是和谐的景象，其原因究竟何在？

人在丛林法则当中是在食物链的顶端，成为一切生物的主宰，但如果人与人之间还是一直要遵循着一种弱肉强食你争我夺相互残杀的动物本性，如果人类永远如此，这个世界的确可悲。这虽然也符合自然法则，但人必竟是人，这种脱离了低等动物，有廉耻有自我修养、有教养、有善心、有公德、道德、有责任心，并且制定规范了人的各种行为标准，以及能够公平、公道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则和法律定义。真正的人应该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符合道德标准的人应该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而那些邪恶的、非理性的、侵害别人利益、危害他人安全、损害他人权益等有违公理的人应该被教育改造，改造不好就应该被淘汰，这才是人类社会。而现在的问题是恰恰相反，社会严重缺乏公平、正义，缺乏公德、公道，这一切的一切关键问题是一个社会环境需要改造的问题。改造人、改变人是表，改造社会改变社会环境才是其根是其本，人是可以改变的，人的人生观、世界观是社会的产物，人是受社会环境影响的，社会环境的好与差决定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一个道德规范的社会标准应该重新认真审视，缺乏责任、缺乏公道的社会是问题重重的社会，社会只有公道，处处能够体现公道，人人才能心情舒畅，才是一个好的社会。公道能减少纷争，消除纷争，只有公道才能服众，才能让人信服、佩服，处事公道才能让人称颂，做事公道的人才能立足不败，处处公道的社会才会和谐，充满公道的社会才是和谐的社会。

人类社会是逐渐地从野蛮走向文明，社会越是向前发展越是远离丛林法则的动物世界。人类的思维、人类的文化、文字演进、科学发明、技术应用等等都说明人类精灵远离其它动物，人类的最高境界是物质极大丰富后的精神享受，在人人具有责任心、责任感前提下的各种自由。在物质条件满足下的人类，人类更注重的是精神方面的东西，人人享受公道社会的自由，和谐社会当中的自由，而绝不能是盲目地有损于别人利益的自由。责任很重要，公道很重要，人人有责任心，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职权”岗位上行使各自不同的职责、责任，即在一种责任心、责任感下，用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去处理事物解决问题。责任是在工作过程、手段行使过程中的“善恶指标”、“负责任”程度的指标，就像产品在生产过程中责任程度决定着最后产品的好坏、合格率多少，公道是衡量的标准、是衡量事情做的如何，是否公道的量器，公道的结果是和谐，和谐是目标、是目的。

只有公道才有和谐，和谐是公道的必然产物，没有公道就没有和谐，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谐。失去公道的和谐是表面的和谐，是不会持久的和谐，只有一个真正公道的社会才会成为一个真正公道和谐的社会。人人向往一种公道的社会，向往一种公道和谐的社会。如何真正去实现，这却是一道世界性难题。

二、西方普世价值观存在的问题

近一个时期以来，一个关于普世价值观的讨论在激烈地争辩中，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似乎成为人类唯一“合理”的普世价值并成为西方对外向其它国家传播的价值观，且利用这种价值观干涉、侵略其它国家，借此理由破坏他国的安定，形成了一种文化侵略，又由这种文化侵略进而去搞经济侵略、武装侵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自由、人权”是有缺陷的，并不完美、也不完善，人们总觉的其中有一种潜在的危机，但又没有更好的普世价值去替代，因此长期以来，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观占据了统治地位。而事实上盲目的民主、自由的确存在问题、存在不足，不足以成为普世价值，其根本的问题是缺少了“责任”，没有责任就不能产生公道，缺乏责任、公道的“民主、自由、人权”是不会让世界各国人民认同的，是不能不折不扣地成为普世价值观、普世文明的。

西方不负责任地自由已经给社会带来很多负面的东西，自私自利、自由无度，离婚率奇高、社会“进步”而犯罪率却不减反增，无论什么样的人都要享有人权，对于侵害别人利益，给别人造成伤害的罪犯也要给予平等的人权享受，严重有失公道，这是不合理的。在押犯也要享受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要对其施行人道，把家也可以搬进去……，这完全是一种乌托邦的思想。民主同样也是庸俗化了的民主，好像举手是万能的，一举手一表决真理就形成了，西方民主的目的是自由，民主是手段，自由是目的，为达到个人的无限自由而去行使“民主”，但部分人的“民主”是有局限性的，只能是部分人的利益表达，有些民主的结果恰恰是对另一群体人的利益的损害。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不是最好的，损害别人的利益、损害别人的人权，按照西方的人权理论根本就不要设立监狱，就不要关押犯人，所谓人权组织盲目的人权观只能把社会搞乱，是对人权认识当中的一个严重误区。如果按照人权组织的逻辑，犯人不应被扭送、不应带手铐、不应被关起来。非但如此，还得有人保护好他（她）们所要去的任何地方，“自由自在”地去，干脆就是说罪犯不能被强制，强制就是违反了人权。

西方普世价值观的“民主、自由、人权”虽然也是人类普遍追求的基本权力，但由于西方世界过度强调了人权、自由，使正常的民主、自由、人权走向了极端，即过分依赖民主从而使民主庸俗化，民主的结果给了人们过度的自由，而过度的自由又达到了是非不分、损人利己的程度。人权低俗无论什么人都可以打着要求“人权”的牌子去破坏社会的稳定，侵害别人的人权，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越是向前发展，西方的犯罪率却越是不断上升，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西方的经济越发达，生活水平越高，理应社会越文明，但实际并非如此，美国可谓西方的楷模，其科技、教育、经济，人均收入都是发达国家当中的强国，超强国，但美国国内犯罪率却居西方之首、世界之最。枪支泛滥每年有几万人死于枪击之下，完全不是一个理想的美好社会，而是充满恐怖、充满犯罪、、吸毒、色情……，这样的“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观是一种悲哀的普世价值观，用这样的普世价值观建立起来的社会是一种悲哀的社会。

西方民主是言论自由基础上的每一个个体意见的表达，一种意见的多数即一种意见获得多数人支持既是民主的结果，民主的意见应该只是一种重要参考。如果一种新的意见经过争论又被多数人接受，其结果是可以前一天的民主，这样的事情也是经常有的，那么在这两种相反意见中到底哪一种是对的，前一天“民主”的结果是一种意见，而后一天“民主”的结果却是另一种，它否定了前一天的结果，那你说，前一天民主的结果是对还是错呢，所以民主的东西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好的、合理的，民主也是有局限性的。另外美国总统的竞选，在竞争白热化时，不惜余力相互攻击，揭短挖苦对方，哪象是一个未来国家领导人、大政治家、大国总统干的事。这样选举出来的总统必然灵活多变，更注重实用主义，必然是以维护集团利益为主而缺乏公道。

在“民主、自由、人权”的因果关系中，西方的“自由”是西方人追求的终极目标、是最终结果也是最终目的，为达到这个目的而使用的手段是民主，民主是为实现自由而采取的手段，是一个过程，而人权是衡量这种自由程度的标准、尺度。民主是“全民”的共同利益维护的手段，每一个人的人权、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生存自由、受教育的自由、保护私人财产不受侵犯的自由等等这一切都是以人权当中的各种自由来衡量。西方的这种“民主、自由、人权”必然导致“自由”的极端化，必然导致无政府状态，必然导致自由主义的自由泛滥，当前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就是西方、美国“民主、自由、人权”走向极端的反映，自由到财富越来越多地集中到极少数人的手中，极少数人手中的巨额财富在自由旗帜下制定出的金融资本游戏规则贪娈、欺诈、财富发泡、投机泛滥、侵吞别人资产、嫁祸他人，这是西方“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观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致命的弱点无法改变和克服，这种自由私欲导致西方资本主义自由世界走向迷茫。

西方价值观不是最好最合理的，因此它是不会为东方人所接受和理解。美国总统小布什与两个伊战残疾军人安上假肢跑步的照片，使人浮想联翩，不能平静，这本来是一张让人内心滴血滴泪的照片，在东方人眼里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这张照片既没有反映出平等、自由，也没有反映出博爱，反映的是美国总统的伊拉克战争政策，给伊拉克人民、给美国人民带去的灾难和痛苦。总统完好无损的两条腿特别扎眼，战士的腿已经截肢换装假腿，三个人在若无其事地轻盈地跑着步，看不出总统丝毫的内疚，不知照片内容想反映的是什么，是对总统的讽刺，还是对总统关心残疾士兵康复的写照，还是谁在为推销假肢做广告，总之，西方人的普世价值观让人置疑而且是越来越让人生畏。

几百年来西方文明在给世界各国带去痛苦、屈辱、侵略、掠夺、殖民灾难的同时，也给人类在科学、技术、经济、资本发展方面带来了进步繁荣。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它将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走向终结。西方“民主、自由、人权”将会由于它的无止尽地索取，过度庸俗地民主，不负责任地自由，缺乏是非标准的人权，不适应于社会的发展而将受到制约，会被新的更加合理的东方普世价值观所取代。

三、最合理的普世价值观在东方在

二十一世纪的东方、中央之国的华夏大地将会迎来一场新的社会思想革命，东方普世价值观的“公道、和谐、责任”将会汇同人类其它文明成果一并闪现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一个公平、公正、公道的社会，一个和谐、和平、和睦的社会，一个人人负责任，有责任心、责任感的社会将会在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社会发展中发扬光大。这是历史的必然，是人类大同世界到来之前，人类物质文明基础基本具备、基本到位以后的精神文明的必然走向。“公道、和谐、责任”将以新的更加合理的东方式的普世价值观冲击取代西方“民主、自由、人权”，并将最终为全世界的人们所接受。

东方人的“公道、和谐、责任”包含着对人性的教育，在公道、和谐、责任前提下充分享受自由、民主、人权。西方人的“民主、自由、人权”突出人性的自然，无限自由是西方人的追求，无限自由就会产生罪恶，“民主、自由、人权”对犯罪是没有教化作用的。因此，西方人把人的教化放到了教会中去，并依靠各种繁杂的法律条文进行约束。根据这种情况，西方的经济尽管发展很快，但犯罪率不会下降，其原因就是它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道德问题，一昧地追求民主、自由、人权，但解决不了社会犯罪问题。法治社会是人类的一大进步，而道德社会才是人类的理想社会。东方人“公道、和谐、责任”中的责任、公道完全源于道德并反过来可进一步加深对道德的培养，在道德、责任、公道前提下自然地享受民主、自由、人权才是合理的、完整的、无缺陷的普世文明。

东方人在几百年间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战乱不断，经济落后，民不聊生，在只有强权、霸权才有话语权的时代，似乎西方强国的一切都是好的、正确的，实际上西方强调“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观，推崇这种普世观是近代百年的历史，在当今世界，在其它国家、民族落后的情况下鼓噪“民主、自由、人权”，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世界各地全面西方化。但是西方、美国的“民主、自由、人权”无力回天，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已经桎梏了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陷入泥潭不能自拔，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冲撞过程中，东方文化在重新认知中崛起，东方各方面的发展在新的环境中强劲向前，东方的中华文明文化是最科学的、合理的、理性的文明文化。

公道一词在“公道、公平、公正”当中的比较。公道就是大家不约而同地认可，长期形成的、共同认可的道理，是道德的范畴。公道就是办事、做事要正派无私，不偏不倚，是人们在处理事物当中最希望持有的态度，是人们普遍追求的一种价值观，人们希望社会公道，人人公道。人们希望有这样的一种社会环境，这种公道社会有着人们最大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不侵害别人的自由，不是牺牲别人利益的自由，而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而公平一词则不但含有公道，不偏不倚，更具有平等对待、评判事理，带有一种由上向下、由大向小处理事情的权力。公平更象是一个裁判，对当事双方的一种合理平衡、合理评价，比公道多了一层含意，即此事是否公道，需加以衡量，公平是别人的一种评价，不能自称。公正的含意应该是公平、中正、正直，公正字意已含有严肃、认真、官方用语，带有纠正不公道、不公平的含意。你说你公正，他说他公正，有争高下的含意，公正更不能自称，所以这个词需要舍去，不能用到普世价值中去。普世价值观是弱者的权力，受体的权力，是弱小者享受的一种最基本权力，所以在公道、公平、公正当中，公道更具弱者所具的权力，同时也最具备“内含”一种最基础的公民百姓对社会的责任，对别人负有责任和义务，也含有一种正义之气，公道一词应更为合理。没有公道便谈不上公平、公正，因此选择公道一词成为东方普世文明中的一员，应该是能够让人们接受的。

“和谐、和平、和睦”，社会要和谐、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世界和谐，和就是相融，谐就是谐调，和谐就是相互合融共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求同存异。和谐也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文明文化，具有很强的普世价值。和谐也是人人追求向往的一种平静安宁的和平生活，人与宇宙间的和谐是一种高境界的享受。谁也不希望世界动荡、社会动荡、充满变数、充满危机受到自然报复及人与人之间争斗不休。和谐是一种理想，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理想境界。因此，和谐应该是东方文化、中华文明普世价值观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平是大大小小和谐，多个和谐组合的结果，国家和平、世界和平、人类和平、和平的范围广大，而和谐比和平更贴切。和睦是家庭、人与人之间更直接更小范围内的一种处人处事态度，不具备普世价值中全部内涵。普世价值就是普天之下的世上人类公认的共同认可的最简单明了的人们希望追求得到的最基本的价值追求，第一是不但自己得到而且希望大家都得到。第二是自己的幸福不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不能像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往往使自己的自由建立在践踏道德、损害别人利益的基础上，所以说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远不如东方的

四、对公道、和谐、责任、民主、自由、人权内涵的进一步理解

责 任

一个人如果没有责任感，没有责任心，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负责任，那么这个人一定不是一个合格的人，是一个有缺陷有毛病的人，正确的讲应该是人类当中的次品，当然，责任心的生长环境首先是社会环境，其次是家庭环境、教育环境，但根本的问题是社会大环境。家庭环境、教育环境严重的受着社会环境的影响，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的生成主要是在这几种环境下完成的，因此社会环境尤为重要。社会环境的好与坏，一个社会公道与否，决定了一个人的责任心，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一个人的责任心、责任感的要求，目前的社会是不能十分苛求的，因为你是生在一个不公道的社会当中，严重缺乏公平、公正、公道的社会。所以在这种环境下，要想要求人人负有责任心，要有一种对社会、对家庭、对工作处处以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去对待，实在是一种空想。人们道德品质的好与坏是跟着社会制度的好坏在变化，人生来没有错，错在严酷的现实在影响他（她）教育他，很多的正面道德、反面的冷酷在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教育他、教训他，所以人本无好坏，都是一种社会环境下的产物，如果没有一种良好的社会环境，要想人人道德品行高尚、人人负有责任心、责任感，那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要么就是严律刑法，让人在法的规范下生活，这种方法主要是西方使用的一种治国方法，其法可行，但犯罪率并不减少，因为责任心、责任感不是在法律的管辖范畴，不是在法律的管束下形成的。责任是一种道德范畴的东西，社会风气好，仁者执政，治理方式得当，道德之风才会真正兴起，人人以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对待社会，才能成为现实。一个人人有责任心、责任感的社会，一个人人之间互相关心、爱护、没有犯罪、犯罪率极低的理想社会才会出现，而且这不是乌托邦的空想，是确确实实可以实现的。

那么在没有实现这样一种理想的社会之前，是不是就不需要责任心、责任感了，或者说就根本形不成一个人的责任心，实际上，也就是说在实践当中，这种负有责任心、同情心具有责任感的人和事处处都有，因为这是人的一种天性，是人这种有别于其它任何动物的一种天生本性，只是这种良好的人性本质在残酷的社会现实中被无情的摧残、打击，在社会艰辛的生存环境中，以社会处处反映出来的不公道而被改造。首先使一些人变的冷酷残忍，然后去犯罪、去欺压别人，这种现实生活改变着每一个人，因此在这种社会环境条件下，具有责任心、责任感的人少，但并不是没有，何况还有一批批新生儿在诞生，一批批青少年在成长，这种天生的与生俱来的人性、责任感在不断的生成，还有一些有教养的家庭、家族，在培养教育后代的时候，是对其子女有着严格要求的，责任心和责任感是永远不可能泯灭的。现在我们提倡责任心、责任感，人人要有一颗对社会对周围一切都负责任的责任心，在迎接一个新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同样适应于一个以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是会提倡一种正气、一种正义之气，会有一整套办法去治理，到那时，一切不合礼仪，没有责任心、责任感，不负责任的人都会受到挤压、受到排斥、受到责备，使其没有一个生存环境。正气上升，邪气下降，一个人人负起责任，人人有责任心、责任感的和谐社会，一定会出现，也一定会到来。

责任就是在职责范围之内的、份内的应该去做的事，应该去完成的事和任务，也可以说是一种应尽的义务。人是一种活动于社会的动物，是一种智力极高的动物，是一种超凡脱俗的动物，是万物之灵、万物之首，动物都有一种天生的传宗接代抚养后代的责任心，何况人类这样一种物种有伦理、有道德、有文明、有文化、有改造自然的能力，人是不应该等同于其它动物的。丛林法则适应于任何动植物，也适应于人类早期从愚昧走向文明，从古代文明到现代文明，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我们正是处在这样一种从物质文明向着高度精神文明发展过渡的时期。人类只有解决了温饱问题，才能真正脱离动物残酷竞争的本性，走向高度精神文明的精神世界中来，物质是基础，吃饱的狮子都会让你训练成看护好你孩子的“保姆”。

人来到世界是要有责任心的，要负责任，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只有人能最终做到这一点。人应该更多地具备人的属性，减少和去除动物的属性，即弱肉强食的属性。人在社会当中生活，首先应该具备一个责任心，要对社会负责，对自己的父母负责任，对自己的子女负责任，对家庭负责任，对同事、对自己周围的一切人和事都有一种责任感、一种负责任的精神。在这种互相有责任心的环境下生活、工作、学习，才是一种真实的真正自由美好的生活。这种自由是相安无事的自由，是没有任何相互侵害下的自由，这种自由才是人们追求的自由，自然生成的自由，“自由”不用挂在嘴边的一种自由。人人有道德，人人有一种关心别人、爱护别人、互相关心、互相负责任，是在一种祥和安宁的生活工作环境下自由自在其中，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自由。所以倡导责任，提倡人人负责任，人人要有一颗责任心，对人对事要有责任感才有一种真自由，这是一种因果关系。

责任也是职责范围内不可推卸的工作，国家有国家的责任，各部门有各部门的责任，军队有军队的责任，公司企业有公司企业的责任。责任是必须完成的、必须执行的，是被动的，责任心、责任感是主动的，是责任之外的一种义务，是一种社会公德，是一种品德，是一种优秀的品质素质。前一段三鹿奶粉事件，就是一起典型的只具备为社会提品赚取利润的职责，但企业管理者没有责任心、丧失责任心，没有一种对社会、对人民、对消费者负责任的思想心理和态度，丧失了责任心就丧失了最低标准的道德，更何况是为了追求利润、追求非法利润，以次充好，生产出大量假冒伪劣产品、商品。从不负责任，丧失责任心到疏于管理，让那些丧失了道德的人钻空子，把企业搞垮，这样的垮是应该的，是好事。可惜的是像这类的企业以及其它专门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工厂、企业至今打不完、打不死，这种企业还多的很。这种问题反映的又是一个什么问题，是管理者的问题，管理者们同样存在着一种只知完成上班下班的社会职责工作，不好好管理，不负责任，再加上权钱交易，腐败成风，在很多地方，很多时候，责任心、责任感已经荡然无存，国家社会需要一场认真反思，认真整顿和大的创新改革。

人人要做到各负其责，各司其职，社会才能安定团结，国家的职责是要维护好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国家不受侵扰，不受侵犯，国与国平等交往，发展好国内外经济贸易，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搞好国防，防备其它国家的不测及对本国的破坏和影响，保证每个人都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人人政治上平等，取消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等等。做到社会环境治安良好，到处是公平、公正、公道、和平、和谐、和睦，这些都是国家应尽的职责，国家应提供的基本生存发展条件，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政治。国家有国家的职责，政府有政府的职责，各级政府同样需要一个责任心强的领导，上对国家负责任，下对庶民百姓负责任，有一颗敢于担当责任，有着极强责任心、责任感的人，才一定能把各项工作做好。而不是个人利益至上，把职权当做自己捞取利益好处的工具，各级官员也都是如此，公安局、法院无不如此，如果人人都有一颗简单的责任心，一切工作都会办好都会好办。

不同的工作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工作责任是一种过程，在工作中具有的责任心、责任感是一种向好的方面工作、有意识地做好工作的过程，道德就是负责任，有责任心是因，是一个在因的指导下的一个过程，所以一个人道德好坏一定是有前提的，其前提就是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是一个有责任感，负责任的人。凡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必定是一个有品行、有道德、品质好的人。不但是一个有责任心、有道德的人，而且是一个办事、处理事物公公道道、不偏不倚、公正无私、品德很高很公正的人，这才是做人的准则。所以说，一个人如果具备最起码的责任心，敢于负责任、承担责任就是一个合格的社会人。社会由这些多个合格的社会人，人人都成为了合格的社会人，社会一定是和谐、和平、和睦的，所以“责任”一定要成为东方的中华文明普世价值观当中重要的一员。

东方人

五、西方海洋文化文明纵横世界五百年

不论是古希腊、古罗马，还是后来的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他们都是岛国、半岛国，长期与海洋这样的自然环境抗争，在抗争中生存形成典型的西方海洋文化。从希腊、罗马史前文化传说中的神话故事也可以看出他们故事很多都与大海有关，诺亚方舟神话故事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海洋文化产物。诺亚在得知上帝之神的提示后，世界要下四十天大雨，要发洪水，洪水毁灭一切……，劝善良的诺亚造大船躲避灾难，于是诺亚造了一只不成形的方舟，把人畜等各种动植物成双成对放进船里，躲避天灾，诺亚按此照办，后来果然天降大雨下了四十天，整个世界成了一片，没有陆地，其它生物难逃此劫，唯有诺亚方舟里保留的物种保存下来，于是留下了人类和其它物种繁衍发展到现在……。在这个故事中使人们产生对洪水的恐惧，对大海的敬畏，对船这个东西的崇拜敬仰，船是一种在危难时候可以逃生救命的东西，甚至可以发展到为了防止此类事情的发生，家家户户都要造船，以备不测。这种对船的敬仰和追求，必然使的古希腊、古罗马人对造一只好船、大船、坚不可摧的船是渴望的。船也是生产工具、交通工具，海洋文化自然应该对船这种东西有着更加深刻的情感和认识。在古希腊、古罗马的地中海海洋文化中，还有许多与大海大洋有关的神话传说，金牛入海……，海上战争……，描写海上战争的故事，西方比东方文化中的海上征战、战胜大海的故事要多的多，而海上活动的重要工具即是船。

多与海洋打交道，多在海上生活的民族的民族性格，首先是具有很强的冒险精神，并带有很强的探险精神，只要船坚、船大就可以到海洋深处，到更加遥远的大海尽头去探索去发现。只要在海上不迷失方向，只要能走出去回得来，有吃有喝就可以到更远更远的地方去发现，而对这种航海知识的需求恰恰促进了西方人对天文、数学知识的需求，萌动了西方科学技术率先重视和发展起来。由于东方指南针发明在十三、十四世纪传到欧洲，对西方海洋文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航海技术应该是更加大胆成熟。西方海洋文化在海洋生存生活中离不开大海，西方人对天文、数学的追求也就远远强于东方人，因此天文、数学知识首先在西方强烈地“要求”下发展起来并应用于航海实践。由追求天文知识而发现了日心说，由追求天文宇宙科学而发明了望远镜，由航海需求使数学发展突飞猛进，三角、坐标、函数等等随之发展，由木船发展到铁船，钢铁冶炼技术、材料技术向前发展，贸易物流又促进了资本积累，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发展基本形成。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常在海上活动的民族，是一种自由奔放，自由度很高的群体，追求天生自由，无拘无束，这是海上生活的环境所造成。自由人的贸易规则是自然的平等、公平，加之海盗式的同舟共济，生死相依，原始的平等思想，以至发展到后来的民主思想也未可知。因此，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是与其岛国文化、环海岛国、半岛国的海洋文化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而这种民主、自由的思想又在西方科学技术革命中，工业化革命中，以及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中发挥的淋漓尽致，没有任何条条框框去约束他们丰富的想像力，这是一种社会进步，是一种解放生产力的最有效的文化基础。重科学、重教育，使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前所未有，生产力大大提高，对人类做出了杰出贡献。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每一种新的生产力的诞生都会引来一场革新、革命，都会以一种新的最先进的生产力代替旧的腐朽的生产力，有些在交替着发展，有些则永远被消灭，消失在历史演变中。在以前文章里提到进过这一点，现在为了充分说清这篇文章的内容，有必要重新阐述一下，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住的，向前发展是必然的，每一个朝代的更替也是必然的，不可能一成不变，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新的生产力必然要代替过时的落后的生产力，新的先进的思想必然会代替落后腐朽的思想。秦始皇扫平六国统一天下是必然的，因为秦国打下了统一天下的基础，秦国代表了当时的先进生产力，农业生产发达，铸造工艺先进，打造出最先进的兵器，组织好最强大的最合理的军团。春秋战国混乱的局面必然要走向统一而这一最具统一条件的国家就是秦国，非秦国莫属，所以秦国统一了

六、东方大陆文明文化必然崛起影响世界

东方文化属一种农耕文化，田园生活、平淡无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观星像识天文，观河川知地理、察万物懂阴阳，天地和谐、万物和谐、循环往复，运用得当，得以和谐，运用不当，有违天地自然和谐，必有灾祸冲撞。所以东方人追求和谐，和谐也是一种最高境界，和谐生万物，和谐产生真善美，和谐可以使人善良，和谐可以教人仁慈。在追求和谐文化的大背景下，可以产生一连串的柔和、礼让、谦卑，以理服人、以柔克刚。

七、东方普世价值观与西方普世价值观的比较

在“责任、公道、和谐”中，和谐由公道而生，公道由责任而来，责任生出公道，公道生出和谐，突出的是公。在“民主、人权、自由”当中，自由源自人权，人权由民主来维护，民主保障人权，人权保障自由，突出的是私。“责任、公道、和谐”倡导的是先付出，人人理应付出，向社会付出，然后得到公道、和谐，结出公道、和谐之果。“民主、人权、自由”要求的是必须负于个人享受人权，享受民主、自由。因为没有民主就没有自由，所以必须要民主，民主的目的是自由，民主是过程、是手段、是方法，自由是终极目标，是目的，人权是衡量的标准。而在“责任、公道、和谐”里，和谐是最终的目标、目的，公道是衡量标准，责任是在工作中以负责任的态度达到和谐目标目的的手段、方法、过程。“民主、人权、自由”是以法律为主，道德为辅来维护保障其自由人权的实施，而“责任、公道、和谐”是以道德为主，法律为辅建立起制度去规范、去实施。而在其“自由”、“和谐”两者间，自由包涵不了和谐，而和谐完全可以包涵自由。和谐还可以包涵民主、人权，因为和谐的前提是责任与公道，责任与公道下的民主、人权必然是和谐及和谐下的自由。西方放任的自由与东方责任、公道下的自由是两种不同的自由，一种是自私的，可不断产生各种矛盾的“自由”，不利于社会稳定的自由，显然“和谐”的优点要大于单纯的“自由”，“公道、和谐、责任”普世文明应优于“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观。

东方普世价值观既然这么好为什么过去没有，现在才冒出来。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主要是因为西方海洋文化在五百年的强盛发展过程中，从西方文艺复兴重科学、重教育开始，到工业革命、海上贸易、开辟殖民地、进行海盗掠夺，开启了双重的至富道路，一方面，是以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是以贸易、探险、发现新大陆为契机，大肆殖民掠夺，掠夺一切可以掠夺的资源、物品、奴隶，使西方各国经济迅速发展，在各个方面领先于世界其它地区、其它国家。东方古国、华夏大地也被西方列强最终侵入，使

八、“公道、和谐、责任”与“民主、自由、人权”的再比较

责任对“民主、自由、人权”的比较：当个人意志通过民主形式表达的时候，需要的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一定要具有责任心、责任感，以负责任的态度对待民主过程，使民主成为一种正义的意见统一，达到正确意愿的集中统一。而不应该是以民主形式为过程达到盲目的、不负责任的自由。自由必须是有前提条件的自由，是在责任条件下的自由。责任对人权来说也是如此，仍然是在负有责任心、责任感下的人权，而不单单是只要不触犯法律，那样的条件是不够的，标准太低，解决不了社会犯罪问题。因此，责任是一切普世价值当中最基本的要素，责任较之“民主、自由、人权”要重要的多。

公道对“民主、自由、人权”的比较：公道应该是衡量是非的标准，是解决问题、处理问题的标准。民主的过程是一部分利益人共同意愿的表达，但是否符合另一部分人的利益，民主过程并不能完善地表达，因此把公道做为前提条件是极为重要的，如果有失公道，只是一部分人、一个种族、一个国家以自己的利益为意愿的表达，而不是建立在公道的基础之上的表达，其本身就失去了公道，而失去公道的民主是不能普世的。民主不能替代公道，而公道可以包含民主，其因果关系也必然是公道在上民主在下，人们对公道的认可程度应该大于对民主的认可程度，所以公道更具普世价值。至于公道对人权、对自由则更是如此，自由是民主的产物，人权是衡量西方自由的标准，民主过程尚逊色于公道，那人权、自由则更应在公道之下。

和谐对“民主、自由、人权”的比较：和谐是一切的归宿，是万物的归宿。民主的过程、手段也是为了达到“和谐”，只不过是这种民主过程的和谐是局部的和谐、一部分人的和谐，民主达不到局部和谐以外的和谐，和谐能囊括民主而民主远远包括不了和谐的内容，和谐与民主不是在同一个级别档次上，民主是人为的、和谐是自然的。西方的人权、自由也必须是以达到和谐为目的，以和谐为基础。过度的自由，过度的人权要求，只能破坏和谐，影响别人，损人利己的人权、自由不但构不成和谐反而是和谐的大敌。因此，“民主、自由、人权”价值观超越不了东方的中华文明文化当中的“和谐”两个字。

民主对“公道、和谐、责任”的比较：民主是西方最引以自豪的一种政治制度，一种手段，一种过程，它是西方海洋文化文明的产物，是民意的表达，准确地说是参与表达者的民意表达。但是由于参与者的水平高低不同，个人利益不同，道德良莠不齐等等问题，其民主表达的结果也必然不同，在一个缺乏人人具有责任心，不能公道看问题，缺乏衡量是非标准前提下的民主是否会产生一个好的结果，其结果着实令人置疑。如果不是以责任心，人人负有责任心，公道行事，民主的结果必然是偏离的，只是一部分人利益的表达，是以一部分人的利益去牺牲另一部分人即另一集团利益的民意表达，部分人的暂时“和谐”，构成对其它人的不和谐，总体讲是不会达到大的和谐，所以民主的前提是责任、公道，没有责任、公道的民主是不会产生和谐世界的。民主只能是西方式的一个自由、人权的保障过程。

人权对“公道、和谐、责任”的比较：人权的一切内容都是围绕人到世间，人在世间应享受到的权力，即自由、平等、生存、尊严、人格，不被虐待的权力等等。但享受人权的前提应该离不开责任、公道，人人负有责任心、公道办事最终达到和谐的目的，如果追求人权离开了责任、公道，只追求人权而对社会不负责任的人是不完整的有缺陷的人，不是一个合格的社会人。如果社会处处公道、和谐、负责任，那么西方的人权自然是享受着最好的人权。公道就是最好的人权，只是目前人们对公道做得不够，表面看人权比公道要好、要实惠，而实际上享受人权必须是要在“公道、和谐、责任”的前提下去实现。

自由对“公道、和谐、责任”的比较：自由是西方价值观当中的核心目的，是西方世界的最高追求。但可惜的是西方的自由，早就存在问题，现在又出现大问题，是该认真反醒的时候了，过度的自由放任使自由给自己、给别人，对本国、对别国都已造成危害，这些问题都是源自于自私、自利、无度的自由。实践证明社会缺乏责任、公道，没有责任、公道的自由是失败的自由，产生不出和谐下的自由。一个失败的自由又怎么能成为普世文明，存在问题的西方“自由”是到了应该认真反思的时候了。盲目的自由根本无法与东方大陆文化中华文明“公道、和谐、责任”普世价值观相提并论。

八、“公道、和谐、责任”与“民主、自由、人权”的再比较

责任对“民主、自由、人权”的比较：当个人意志通过民主形式表达的时候，需要的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一定要具有责任心、责任感，以负责任的态度对待民主过程，使民主成为一种正义的意见统一，达到正确意愿的集中统一。而不应该是以民主形式为过程达到盲目的、不负责任的自由。自由必须是有前提条件的自由，是在责任条件下的自由。责任对人权来说也是如此，仍然是在负有责任心、责任感下的人权，而不单单是只要不触犯法律，那样的条件是不够的，标准太低，解决不了社会犯罪问题。因此，责任是一切普世价值当中最基本的要素，责任较之“民主、自由、人权”要重要的多。

公道对“民主、自由、人权”的比较：公道应该是衡量是非的标准，是解决问题、处理问题的标准。民主的过程是一部分利益人共同意愿的表达，但是否符合另一部分人的利益，民主过程并不能完善地表达，因此把公道做为前提条件是极为重要的，如果有失公道，只是一部分人、一个种族、一个国家以自己的利益为意愿的表达，而不是建立在公道的基础之上的表达，其本身就失去了公道，而失去公道的民主是不能普世的。民主不能替代公道，而公道可以包含民主，其因果关系也必然是公道在上民主在下，人们对公道的认可程度应该大于对民主的认可程度，所以公道更具普世价值。至于公道对人权、对自由则更是如此，自由是民主的产物，人权是衡量西方自由的标准，民主过程尚逊色于公道，那人权、自由则更应在公道之下。

和谐对“民主、自由、人权”的比较：和谐是一切的归宿，是万物的归宿。民主的过程、手段也是为了达到“和谐”，只不过是这种民主过程的和谐是局部的和谐、一部分人的和谐，民主达不到局部和谐以外的和谐，和谐能囊括民主而民主远远包括不了和谐的内容，和谐与民主不是在同一个级别档次上，民主是人为的、和谐是自然的。西方的人权、自由也必须是以达到和谐为目的，以和谐为基础。过度的自由，过度的人权要求，只能破坏和谐，影响别人，损人利己的人权、自由不但构不成和谐反而是和谐的大敌。因此，“民主、自由、人权”价值观超越不了东方的中华文明文化当中的“和谐”两个字。

民主对“公道、和谐、责任”的比较：民主是西方最引以自豪的一种政治制度，一种手段，一种过程，它是西方海洋文化文明的产物，是民意的表达，准确地说是参与表达者的民意表达。但是由于参与者的水平高低不同，个人利益不同，道德良莠不齐等等问题，其民主表达的结果也必然不同，在一个缺乏人人具有责任心，不能公道看问题，缺乏衡量是非标准前提下的民主是否会产生一个好的结果，其结果着实令人置疑。如果不是以责任心，人人负有责任心，公道行事，民主的结果必然是偏离的，只是一部分人利益的表达，是以一部分人的利益去牺牲另一部分人即另一集团利益的民意表达，部分人的暂时“和谐”，构成对其它人的不和谐，总体讲是不会达到大的和谐，所以民主的前提是责任、公道，没有责任、公道的民主是不会产生和谐世界的。民主只能是西方式的一个自由、人权的保障过程。

人权对“公道、和谐、责任”的比较：人权的一切内容都是围绕人到世间，人在世间应享受到的权力，即自由、平等、生存、尊严、人格，不被虐待的权力等等。但享受人权的前提应该离不开责任、公道，人人负有责任心、公道办事最终达到和谐的目的，如果追求人权离开了责任、公道，只追求人权而对社会不负责任的人是不完整的有缺陷的人，不是一个合格的社会人。如果社会处处公道、和谐、负责任，那么西方的人权自然是享受着最好的人权。公道就是最好的人权，只是目前人们对公道做得不够，表面看人权比公道要好、要实惠，而实际上享受人权必须是要在“公道、和谐、责任”的前提下去实现。

自由对“公道、和谐、责任”的比较：自由是西方价值观当中的核心目的，是西方世界的最高追求。但可惜的是西方的自由，早就存在问题，现在又出现大问题，是该认真反醒的时候了，过度的自由放任使自由给自己、给别人，对本国、对别国都已造成危害，这些问题都是源自于自私、自利、无度的自由。实践证明社会缺乏责任、公道，没有责任、公道的自由是失败的自由，产生不出和谐下的自由。一个失败的自由又怎么能成为普世文明，存在问题的西方“自由”是到了应该认真反思的时候了。盲目的自由根本无法与东方大陆文化中华文明“公道、和谐、责任”普世价值观相提并论。

九、建立公道、和谐的

西方资本主义给人类的贡献和启示是巨大的，现代科学技术的运用和发展，几乎人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件物品都打上了西方的烙印，电灯、电话、冰箱、彩电、洗衣机，外出办事旅行乘坐的飞机、汽车、火车等等等等，西方世界对人类世界生产、生活的影响确实巨大，不可否认。西方资本主义在对资本市场，自由贸易市场，金融银行的运作管理经验方面同样对人类财富的发展和积累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在教育在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也都是领先的，资本主义“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观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对人类的进步，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西方的普世说发展到现在却遇到了阻力，发生了问题，其根本的原因就是过渡地自由，缺少了人们对社会应有的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以及民主庸俗化，以为一切民主都是好的，世界上只有民主是最好的、唯一的，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就像西方资本主义一样并不完善，达不到尽善尽美。资本主义同样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一个历史过程。但同时我们也应该尊重历史，应该承认资本主义这段历史的辉煌，对人类的贡献是有目共睹不可磨灭的。

在东西方两种方文化、两种文明相互碰撞的过程中，应该是不断地相互学习相互发展。历史上的东方文明、东方的创造发明传到西方后，曾对西方文明起到了一个启迪和促进作用。当西方现代文明冲击东方的时候，又唤起了东方人的觉醒和发展，东方人在屈辱和苦难中觉醒，同时积极学习掌握西方科学技术、经济管理，并变压力为动力赶超西方。东方人将西方文化文明普世价值观，对照自己的文化、文明、哲学思想引申出更加合理的、更加科学的现代文明“公道、和谐、责任”普世价值观。

自人类有史以来人们总是有一种永恒地追求，向往自由、追求平等、享受安祥，这样的一种理想数千年来也只有在社会的最小单元家庭当中实现，在很多情况下可以享受到家庭成员的关爱，在一个狭小的家庭范围内会享受平等自由。人是社会活动的高等动物，家庭毕竟是最小的社会单元，一旦将家庭扩充到家族，扩充到几十家几百家的部族，这种平衡就被打破，绝对的平等，自由是永远没有的，是不可能有的，有的只是社会对自由认可的程度，对自由的道德约束，对平等概念的否定。平等是一种信念，首先财富平等就是难以成立的，其它方面的平等也就自然不会成立，所以实际上的平等是实现不了的，而公道还是可以通过努力做到的，是可以实现的。如果一个社会真正能够做到公道，也就完全可以了。事实上，在现今社会由于人类贪欲自私的本性，在失去社会约束力的情况下，会变的既没有公平，也没有公道，社会是由具有统治权的人说了算的社会，公平、公道只是人们的一种追求、一种向往。自由也是一样，人类几千年来，世世代代的人们都是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生活生存的自由平等，从未停止过关于自由平等的追求，由此而引发的争斗和暴力斗争一直在延续。一个旧的朝代或时代灭亡了，一个新的最初是打着平等自由旗号造反的新型力量崛起了，杀富济贫，耕者有其田，人人有吃穿，但人们从没有真正享受到自由、平等，时至今日世界上仍然没有一个真正享受平等、自由、公道、和谐、没有暴力、没有战争，没有抢劫、没有欺诈的一个人间天堂。

西方资本主义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观是人类的一个进步。第一，资本主义结束了以往的独裁、暴政，给了民众以最大的自由。并用民主的制度加以保障，用法律的形式加以保护。把公民、百姓拥有的民主、自由权力提升到人权概念。第二，“民主、自由、人权”运动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和发挥，加速了劳动力的流动性，这种人力、物力、财力的流动性是社会的一个很大进步，促使社会各种交流、交往包括信息交流更加频繁，科学技术进步、各种改革创新频率不断加快，是人类社会进步最快的几百年。第三，资本主义“民主、自由、人权”的倡导和发展使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资本经济、金融经济给人类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人们享受到了现代社会的物质文明生活。但与此同时“民主、自由、人权”还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或问题。第一，西方“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观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出人类的普世价值，有牵强附会的成份，不是东西方人都能接受的一种价值观，东方人认为她存在着很大的毛病和不足。首先西方、美国强行推行这种价值观就是错误的，世界上没有哪种好的东西，普世的东西是通过武力去普世，把各国搞乱以便接受西方、美国的统治。第二，“民主、自由、人权”虽好，但其过度的自由、自私自利的本质引发的后果使社会走向歧途，、吸毒、色情、犯罪得不到治理，贫富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到达了顶峰，其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达到了顶峰时期，即将走向反面，成为反对人类进步力量的一种阻力。第三、严重缺乏责任、公道，即使处处使用了“民主”过程，但民主的东西并不能公道地对待一切世人，并不能解决与其它种族、国家、宗教之间的矛盾。也不能解决与其它国家、民族、种族的利益冲突，即文明的冲突。过渡的人权自由已经在西方世界出了问题，因此人类应该重新寻找一种新的更好的更加合理的普世文明。人类在几千年万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未能实现一个理想当中的社会，人类要想达到这一目标，社会公道、和谐、人人具有责任心、责任感，在负责任前提下的自由就是一个良好的社会，使不合适的私欲受到监督和遏制，使权力为社会服务，而不是谋私利的工具，用制度去合理约束管理富人的财富，不能无限膨胀到金钱威胁权力、摧毁国家权力。公道的前提就是负责任，人人对社会负责、对每一个人每一件事负责，使天下所有的人都能在道德规范的范围内自由，这样的社会即为理想社会。一个真正公道、和谐的美好社会是能够实现的，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为什么说公道社会是最好的社会、最合理的社会，公道就是不偏不倚，用道德的标准、大家都走的大道，用大的大道理、大家公认的道理来衡量分辨是非，做出正确判断、决断。公道就是大家用共同公认的道德标准衡量事物如何做才是对的，用“做的对的”标准去衡量对错，不偏不倚谓之公道。如果在这个世界上人人公道办事，处处公道，一个公道的社会就一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公道、和谐才是人类最美好的追求和结果，公道和谐社会才是真正美好社会，一切公平、正义都在其中，一切真善美都在其中，一切善良、仁爱、博爱、诚信、忠实等美德也都在其中。公道、和谐的公和思想、公和理论、公和主义，都可以引深对公道和谐的讨论，最终确立东方科学合理的价值观，确立东方文化中华文明的普世价值观。在自觉履行公道，在法治监督下履行的公道比“民主”的效果要好，用公道衡量是非标准的原则才是正确的，公道社会才是最好的社会。公道、和谐社会即公和主义社会才是最好的社会，公和主义社会肯定比资本主义社会要更先进、更文明，较之其它主义的社会也是最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公道和谐的

十、从整肃法官开始，严整法官队伍

十一、法官必须个个都是“铁包公”

有人讲法官也是人，别人犯的错误他们也会犯，为什么偏偏要整他们，而且还是要狠狠整他们，用以对待其它犯罪人十倍百倍的力度去整肃他们，大有为之鸣不平的人存在，但是你可知道，法官的责任又是何等的重要，他判错一个案，会使社会上产生十个人不守法，一百个人不遵法，使人不相信公平、公正，没人去维护道德、去遵公守法，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是不可估量的，因此严惩法官的、行贿、受贿、不负责任是正当的，是应该的，也是十分必要的。让那些妄图利用法官之位谋私利的人去发抖，我们要打造一批批铁包公，要让法院法官这个充满神圣不可侵犯的天职得到它应有的尊敬和地位，要让历史上的铁包公走到当今社会的现实中来。这个理想不是梦，更不是白日做梦，在一个公道、和谐的社会里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也是必须要做的，是一定能够做到的。

要从严、从重、从快整肃法官队伍，要动用国家的一切力量，纪委、监察部，中央直属特别行动组来整顿，全力以赴全面整肃五年以来各个法官所判案件，发动群众揭发举报网上追查，绝不姑息养奸，整肃法官要立法从严，该杀的一定杀无赦，给百姓一个满意的答复。让法官中的贪官污吏永远不敢再当法官，查出问题，绝不松手，绝不轻饶，要查他的“九族八代”、查他个水落石出，立法加刑，对法官及从事护法官员的要制定出从重处罚的法律依据和主席的特别处置权规定。法官被判死刑，由国家最高领导人朱批亲勾，立国家尊严以正法度。这也是因果关系，应得的报应，想逃逃不掉，想跑跑不掉，其制造的冤假错案，给国家、社会、当事人带来多大危害，理应承担全部责任，应严惩不怠、以厉刑罚。这场疾风暴雨一定得刮，这场疾风暴雨之后将会换来中华大地的一片艳阳天。用最小的牺牲博取最大的胜利，在这个问题上“值”。对法官不存在仁慈，法官判案之时不去想公平、公正、公道，不去想绝不在自己手下产生冤案，而是为了私利出卖良心，其祸自酿，其罪自取。整肃法官不存在时间限制完结的幻想，什么时候办完什么时候算，案中牵出的是非，一查到处，让那些不正派、不正干的法官个个闻风丧胆，远离法官职位。现在的问题是法官并不缺，缺的是正直正派的法官，历史上一个正直的法官包丞相被百姓颂扬了上千年，代代相颂成了稀缺物，这样的问题不解决，怎么得了，法官“混饭吃”还怎么能做到国家的法律神圣不可侵犯！

法官队伍必须重建，从大学生中挑选，从学法律的学生中挑选，凡有志维护国家法律尊严，以国家利益为重，以人民利益、百姓利益为先，坚决做到兼公执法负责任，不循私不枉法，忠于国家、民族、人民利益者提拔，不懂可以搬条文，能查到法律条文就行，凭心去办案，公平、公正、公道，负责任，不受干扰，就一定能判出铁案、公正的案子，何况还有专家团可以咨询、查问。什么“法官难培养”的谬论根本站不住脚，打掉一个“法官很可惜”，纯系胡说，不合格的法官、道德不好的法官一个也不能要，经过以上的大整顿、大整肃，没有责任心的人、不正派的人再不敢去接法官的任，只有情愿做铁包公，无私奉献的人才敢去上任，经过上下几次反复整肃，法官个个都是铁包公的时代自然就产生了。

这些培养出来的合格法官都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是维护国家机器的“机器人”，他们可以充实到监察部门、监督部门、特别调查组、纪检组等等，是一支素质极高的过硬的队伍，他们是把守海关的好手，是缉私好手，是国家要害部门的好手，是专门监管违法犯法者的眼睛。要一批一批培养和训练这样一些忠实于国家的高素质人才，在未来掌管国家命运的人才当中，主要就从这些人才里面选拔。道德高尚、责任心强，勇于负责，敢于负责承担责任，处事公道、公正，为人一身正气，有谋略、懂和谐，国家多储备一些这类人才是民族的大兴是国家的大兴。

法院成为一个公正不阿的地方，是社会的一大进步，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法官个个变成铁包公，哪还有危害百姓、危害社会的贪官污吏藏身之地，一个举报信锁他（她）到法庭，都是可以做到的，由法院交公安、监察去审，法官派人跟踪，几个回合，把社会上的垃圾处理的干干净净。

十二、中国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国家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十三、建立公道和谐的世界秩序

到今天为止世界的发展，各国的发展，并不平衡，先进与落后、文明与愚昧各国发展并不一致，各国在不同的发展中，走不同的道路是各国自己的选择，强国不应欺辱弱国，大国不应欺压小国，尊重各国自己发展的道路。强国、大国对落后国的帮助应是兄弟般地帮助，在经济上帮助他国摆脱贫困饥饿，绝不干涉他国内政。不能向西方、美国那样强行改造别国，使别国长期处在动乱，战乱之中，损人利己，害人害己，最终是被世界各国及各国人民所唾弃。

在人类即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文明文化时代的前夕，仍有一种或仍存在一种威胁世界人类的暴力，即西方、美国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暴力集团，仍然在全世界各地侵略、掠夺，不断挑起战乱，不断参与战乱，仍然是以一种野蛮文化推广他自以为是的“文明”，这种强盗霸权逻辑，危害世界，并且是严重危害世界人类的文明文化。从二战以后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科索沃战争，到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哪一次战乱、动乱都是西方、美国干的“好事”。在全人类即将进入一个新的人类文明文化时代的时候，西方、美国人仍然以一种战争至上，用战争强霸世界的野蛮逻辑，指导他们的对外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责任有义务联合起来，代表新的、先进的文明文化打垮以美国为首的野蛮文化，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兄弟，俄罗斯、巴基斯坦等国一同开创一个公平、公道、和平、和谐的公和正义的新世界。

今日世界一些新兴国家正在艰难崛起，中华民族在崛起过程中就面临很多问题，第一是还没有足够强大的武力来制约战争的爆发。第二是新兴力量自身正需要一场大的变革，需要改变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需要有自己的普世文明即中华文明并逐步被人接受。第三是在新兴国家力量尚未发展起来之前，西方、美国妄图解除东方对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领导权的“威胁”，妄图“永除后患”。这些问题会使二十一世纪的战争很难根除，至少在当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利益集团，北约集团是不会拱手让出强国地位。因此在这种国际环境下，中华民族不但肩负着国家民族发展的重任，而且面对着西方、美国强大势力的挑战，西方、美国常以维护“人权”为由说事闹事，以西方虚伪庸俗的“民主“攻击

十四、“公道、和谐、责任”能够最终消除宗教、种族冲突

美国著名现代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因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文明冲突”的观点而闻名。亨廷顿先生讲“文明的差异才是人类各种差异之中最根本性的，这种差异基本上是不可更改、不可消除的：如共产党人可以转变成民主主义者，富人可以变成穷人，穷人可以变成富人，但是俄罗斯人不能成为爱沙尼亚人，阿塞拜疆人成不了亚美尼亚人。一个人可以是半个法国人、半个阿拉伯人，甚至可以同时是两个国家的公民。但是，却很难成为半个天主教徒和半个穆斯林。”亨廷顿先生的意思是国籍可以变，血统可以变，意识形态可以变，但不能变，也不能两者兼顾，这才是未来“文明冲突”的根源。也就是说，宗教、种族冲突是人类最终的冲突，难以避免的冲突。“冲突的主要根源是文化；各文明宇宙间的分界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是该书的核心思想，也是亨廷顿最著名的预言。根据这一预言，世界十几年来发生的事件，9.11美国被袭，美国入侵阿富汗、伊拉克，近来又与东方文化、中华文明产生碰撞，似乎一切都在朝着有利于亨廷顿“文明冲突”的理论观点靠近。好像世界上没有更好的东西可以破解亨廷顿预言。

首先宗教都是让人学好的。具有几千年兴盛不衰的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都是规范人们的行为，好施向善、助人为乐、弃暗悔过，要为人正派，不做自私、忘义、偷盗等之类的事。各种宗教的产生发展与地域有关，不同的民族特性，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创建了自己的，宗教与宗教之间应该是没有冲突的，之所以有种族冲突、宗教冲突、民族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是人为引发的冲突。这种冲突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逐步减小，任何社会都会有一个公理，大家都认可的道理，那就是公平、正义、善良、公道、平等、和谐，人人有责任心、责任感，这些都是公理。虽然语言不通，信仰不同，但大道相通、公理相同，这些无论哪个民族、种族，共同认可的公平、公正、公道、和谐、和平、和睦、自由、平等，道德至上，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处世负责任的 “主”，就可在瞬间沟通，不存在障碍。因此在未来的世界中，社会的进步必定会使人们的矛盾消失，这是历史的必然，无需为此担心，大道通天，责任和公道是化解一切矛盾的最有力的武器。

亨廷顿先生接着又讲“20世纪伟大的政治意识形态包括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社团主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保守主义、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基督教民主。它们在一点上是共同的，即它们都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没有任何其它文明的产物。没有任何其它文明产生过一个重要的政治意识形态”根据这一点，我认为西方五百年的强盛是应该的，但西方永久的强盛是不可能的，历史在发展，世界文明在发展，东方文化中华文明在崛起。一个“公道、和谐、责任”的普世文明、普世价值观被提出，一个公道、和谐的社会将会建立。公道、和谐的公和思想、公和理论、公和主义就会出现。在责任、公道下的和谐，公和主义社会就是东方的中华文明的产物，也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意识形态”被人们逐渐认知，完全可以打破西方人所说的东方人没有诞生过“主义”的历史。

根据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理论，西方文明的攻击性是很强的，他说：“冲突的普遍性、憎恨是人之常情。为了确定自我和找到动力，人们需要敌人：商业上的竞争者取得成功的对手、政治上的反对派。对那些与自己不同并有能力伤害自己的人，人们自然地抱有不信任，并把他们视为威胁。”所以西方、美国文明经常是要找到一些敌人或对手进行“对练”，要发展的快就要有竞争、有对立面，要人为制造磨擦，制造冲突，难怪美国人一年四季都要打仗，世界和平不是美国人需要的，这就是真实的西方文明。联想到西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残酷斗争理论想必也是有其源渊的。这些问题都不是亨廷顿的错误，而是西方文化文明中的一种强烈地竞争意识的产物。相比之下，我们东方的中华文明理论是最好的，是最最好的，和谐理论才是大理论，天下万姓祈盼的大理论。所以也只有东方文化、中华文明“公道、和谐、责任”最终能够真正解决宗教冲突、种族冲突以及其它一切影响和谐的冲突，使人类走向光明、走向灿烂。

十五、其它相关问题的联想和启示

无论东方或西方，原始哲学都是来自于仰望星空，对天文、自然现象研究的自然哲学，东方的天文星相学研究的是天、地、人的和谐统一。天上的星、天上的日月星辰，对应于地球上的风云雷雨，自然界的高山、大海、河流、湖泊、森林、土地、动物、植物和花、草、蝇、虫，阴阳交错互动，万物相生相克，变幻无穷，原始的自然辩证法是东方的哲学基础。西方的天文星相学主要研究的是天上日月星辰的方向、位置对应于地上的经纬、方位，以辨别方位更利于水上航行，更直接应用于生产，由于需要对天上星星的仔细观察，发明了望远镜、放大镜，而望远镜的发明首先应该感谢玻璃的制造，而玻璃制造工艺技术的完善才会有望远镜的出现，西方的自然科学更注重实际生产生活。西方哲学是在辩论中产生，将辨证推理、逻辑上升为理论。东方哲学思想注重的是不可解释的“玄学”，及人性道德，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东西方文化各有长短，今日世界，世界是个大家庭，正是相互融合、取长补短的好机会，也是最终必然要走的道路。

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私有制下个人能力得到发挥，人人都有机会发展致富。社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结合体，人与人之间能力的差别、智力的差别、胆略的差别使人之间产生巨大的差距，对不同时期、不同机遇的把握也是千差万别的，所以社会是个大舞台，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大舞台，富人、商人对利润的追求，对资产的追求，很多人是无止尽的。一个人的金钱到底多少为好，多少为了，拿现在的金钱数量来衡量是一千万还是一个亿，十亿、百亿、千亿，钱是越多越好，社会不正确引导就会出问题，迟早会出大问题，西方、美国就是私人资产膨胀，投机泛滥的结果。我们认为合理的社会一定要对其加以控制、限制，控制社会不能使其产生以个人经济实力掌控社会命运的隐患，对社会构成威胁。个人资产超过100亿者，都应该加以监管，超过几百亿、上千亿，是否妥当有待大家探讨。第二，凡个人的资产的积累都是建立在“剥削”他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她）是管理者，风险承担者，他应该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但同时也应该公平、公道对待员工、对待其它人，要回报社会，为富一方，而绝不能为害一方。第三，资产继承是合理合法的，但历史的反面教训也是很多的，分家产发生纠纷，子女不孝吃喝嫖赌败了家业，守不住财产被夺被抢的，这些都是财产创业者死后不想看到的，给后代留下的不是福而是祸。这些现象并不少见，所以钱多是福有时也是害，根据专家计算一个人一生的财富按现在的标准，有一千万就完全可以了，有一亿全家及亲戚朋友都可满足了，十个亿就大有不可控之势，百亿财富的人如不干好事，就会对国家社会造成相当大的危害，所以国家社会应该将其个人私有财产控制在百亿以内，有100亿个人资产者其资产已可占到总值万分一，3000亿公产管理者可占到300分之一。国家社会在不同时期有不同标准，使整个社会要平衡发展，永远维护一个公道、和谐使大家人人满意的好社会。

共产主义，顾名思义，共产的根本是共有财产、公共财产，具体到个人是没有财产、是无产，所有财富的物质的东西都是公共的、大家的、社会的。这可能吗？关于这一点不但过去不能，现在不可能，将来也永远的不可能，是完全不符合逻辑的一种空想臆断。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及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于资本主义走向强盛的时期。从十五世纪西方资本主义萌芽到十八、十九世纪资本主义成熟发达，（二十世纪进入其鼎盛期）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剥削制度是对穷人的摧残，引发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要用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阶级斗争理论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统治，夺取国家政权，建立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公有制，其思想是进步的。但其结果却使人类社会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从私有制一下子过渡到公有制、全民所有制，、集体农庄等等从根本上否定了人性的本质，脱离了客观实际，丧失了是非标准，没有把人性道德放在首要位置，而是把人类简单地分成了穷富两种阶级，一切穷人都是无产阶级革命者、是革命的先锋，只有打倒一切富裕的资产阶级，就能建立无产阶级的“永不变色”的政权。在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仍然需要不断地进行阶级斗争，而且是要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对资产阶级分子、走资派、地、富、反、坏、右、知识分子，就是要专他们的政，要从精神上、甚至从肉体上将他们消灭干净，争做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无限上纲，在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

中华文化的价值篇（11）

高校要以专业教育为核心，但更要以人文精神的塑造为目的，这样才能培养出适应时展的优秀大学生。

1、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因理论性强、政治色彩浓、教学模式僵化等原因，导致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普遍不高，教育效果大打折扣。传统文化具有渗透力强、形象生动等特点，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融入优秀传统文化更容易打动人心。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课中，可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逻辑哲学、古代中国的“大同”思想以及传统的知行观等内容，帮助大学生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社会实践观；也可以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行统一、经世致用等思想去处理相关的困难和问题，不断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方法。

2、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大学生人文课程培养计划

目前，高校开设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结构单一，且由于学时数少和大课堂教学的原因，使得教学效果并不理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之魂，作为高校，对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有着社会义务。高校应该依据自身情况，结合各学科专业的学习内容，有选择性地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修、 选修课，将传统文化必修课或选修课纳入教学计划，主要讲授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历史等课程。教师在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上也需要改革和创新，教师在对学生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过程中，要逐渐由灌输式教学向讨论式、互动式教学转变，寻找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社会问题的相通之处，激发学生主动讨论的热情，让学生全面地系统地了解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二、高校应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形成良好的校风

高品质的校园文化对大学生的培养能够起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良好效果。校园文化活动内容丰富、形式活泼，广受欢迎，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大学生思维活跃，接受能力强，富于创新精神，在校园文化活动中善于将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将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相结合，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对大学生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从校园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入手。一是校园的基础设施和建筑风格都可加入优秀的传统文化元素，让大学生们无论走到校园的哪个角落，都沐浴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二是丰富校园行为文化，以多种活动为载体，积极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开展中国传统节日系列活动。中国传统节日内涵深厚，凝结了民族精神和情感，包含了中华民族的思想精华。高校发掘传统节日内涵，举办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将对大学生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开创思想政治教育新载体。三是发挥校园媒体正面舆论作用，可以通过校报、校园网、校园广播、微信平台等多种渠道进行广泛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学生达到“耳濡目染，不学以能”的效果。

三、高校应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师资队伍建设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是高校教师，因此，高校应着重打造优秀的师资队伍。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曾说：“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这就需要教师既要具备扎实的文化知识，又要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要自觉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并不断更新思想，能够游刃有余地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解决当今社会的热点问题，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信服力。另一方面，教师的人格魅力、言行举止、道德品质、价值观念等都会对大学生的思想产生影响。因此，高校教师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具备崇高的职业道德，给大学生以人格示范引领。高校应采取措施加强对从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方面的教师进行培训。通过培训，不但能够开阔教师的视野，而且能够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同时，高校要挑选出一批教师精英，要求他们从学术的角度分析、解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教学改革的角度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人文课程和专业课程进行有机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