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消费论文大全11篇

医疗消费论文篇（1）

Abstract:ThispapermakesafieldsurveyofJiangsuprovincewheretheagingextentishighandanalysesthemedicalconsumptionoftheoldpeopleintheruralareaontheTwopartModel.Theresultshowsthatthephysiologicalfeaturesanddiseasemodesofoldpeoplemakethemfacewithmorehealthrisksandneedmoremedicalconsumption.Also,theindividualandfamilysituations,income,health,theseverityofillnessesandthequalityofmedicalservicehavedecisiveinfluencesupontheoldpeople’smedicalconsumptionintheruralarea.

Keywords:aging;medicalconsumption;decisiontoseeadoctor;medicalcareexpenditure

一、研究背景

目前，中国老龄化速度居世界首位，伴随着老年人口规模日益庞大和老龄化速度快速提高，社会在养老保障、老人福利设施和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方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江苏是全国较早进入老龄社会的省份之一，根据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2006年，全国老年人口抚养比①为12.72%，江苏省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4.95%，名列全国第4，其中，农村老年抚养比达到17.83%，高出城市6.16%。农村老龄化速度快于城镇的原因在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中，转移的主要对象是年轻人，农村和城市的年龄结构也因此发生了变化。20世纪7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健康老龄化”的概念，强调人在进入老年阶段后应继续保持健康的身体状况。因此，在老龄化的背景下探讨农村老龄人口这一特殊群体医疗服务的消费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文献对老年人健康状况和医疗服务利用的研究主要是对老年人生活质量、医疗消费和就医状况的分析，顾大男基于1998年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高龄老人患病能否得到及时医治的状况，结果表明农村高龄老人不能得到及时医治的比例略高于城镇［1］；任远初步探索了老龄消费市场的特征，提出老龄人口由于生理衰老形成了以“护理服务”、“护理商品”和“护理设施”消费为主的老衰老龄市场［2］。然而，现有相关文献大多仍主要集中于对城市老年人医疗需求和医疗服务利用的研究［3-5］，缺乏对江苏省这一老龄化水平较高的地区的分析，对江苏省老年人医疗与健康相关问题的研究仅见于黄润龙等，他们对江苏省高龄老人健康状况的进行了分析，探讨了高龄老人的婚姻、家庭、性格和精神需求、生活自理能力、饮食习惯、生活方式及健康状态等问题［6］。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实地调研数据，分析江苏省农村老年人医疗消费的特征，构建两部模型对农村老年人医疗消费行为进行实证分析，探讨老年人就诊决策与医疗支出的影响因素，为政府应对农村老龄化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决策提供依据。

二、农村老年人医疗消费的特征

本文数据来源于2007年11月对江苏省北部5市（每市各选择一县：新沂、东海、涟水、泗洪和响水）农村居民(包括年轻人样本和老年人样本)健康状况及医疗消费的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农村居民的个人和家庭特征、社会经济状况、健康状况、医疗消费情况、参加合作医疗的情况等。调查实行面对面询问填写调查表的形式，样本兼顾了各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农户收入水平和居民年龄结构等，最后获得985个农村居民有效样本，其中，18～59岁的年轻人样本为803个，60岁以上的老年人样本为182个。本文采用了老年人样本进行研究，总结了调查地区农村老年人医疗消费的特征：

1.老年人健康状况较年轻人更差，慢性病发病率较高

居民对医疗服务的消费来源于对自己健康状况的改善或保持，这是政府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而制定相关医疗卫生服务公共政策的出发点。调查结果显示（表1），农村老年人自我评价健康状况为一般的比例最多，约占总样本的38%，自我评价差和良好的比例相当，自我评价健康状况非常好的比例最少，仅占8.24%。老年人样本和年轻人样本相比，年轻人自评健康状况差的比例比老年人低18.4%，而自评健康状况为良好和非常好的比例均明显比老年人的高。从有无慢性病指标来看，老年人样本有慢性病的比例占40.11%，远远高于年轻人，而且，老人所患慢性病病种主要是慢性疼痛、心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和糖尿病4种。

2.老年人患病的概率高，但因经济困难应就诊未就诊的可能性也较高

调查结果显示，在过去一年里，有86.26%的老年人生过病，但在患病的样本中，只有87.90%的老年人前往诊所或医院就诊，有12.1%的样本应就诊未就诊；在就诊的样本中，看门诊的比例占到85.51%，住院的比例占14.49%。然而，年轻人患病的概率略低于老年人，进一步分析显示，老年人应就诊未就诊的原因大多是经济困难，占各种原因的57.14%。

3.老年人医疗支出较高，但收入水平较低，疾病经济负担更为严重

调查样本的老年人在过去一年的医疗支出均值为1361.66元，高出年轻人403.15元。然而，调查样本的老年人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819.4元，比年轻人家庭人均纯收入低603.63元。这说明，老年人的疾病经济负担更为严重，他们会将更多的钱用于看病就医。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老年人生理机能逐渐发生衰退，患病的概率较高，具有较高的医疗服务需要，但由于老年阶段收入较低，面临更为严重的疾病经济负担，因此，老年人群因为经济因素导致的应就诊未就诊的问题更为突出。

三、老年人口医疗消费的影响因素

根据老年人的生理和消费特征以及医疗产品自身的特征，本文将影响老年人医疗消费的因素分为以下几类：

1.个人和家庭特征

影响医疗服务需求的个人和家庭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和家庭人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男性的预期寿命均低于女性，这可能是生理因素决定，也可能是男性在年轻的时候对身体的折旧更大；生老病死的生理规律决定了个体随着年龄的增大将需要更多的医疗服务，年龄程度不同，对医疗服务的消费也可能会存在差异；受教育程度也可能对医疗消费有潜在的影响，越是受过较好教育的人越有预防和就诊的意识，他们生病带来的机会成本更高，同时，受过较好教育的人可能已经具备更好的自我护理能力而拥有良好的身体状态，因此相对减少了他们患病后的医疗服务支出；单身的老年人更容易产生孤独感，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健康状况从而影响到医疗消费；另外，文献研究表明，家庭人数也是医疗服务消费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人数多的家庭得到其他家庭成员的关怀和照顾更多，有利于老年人优良健康状态的保持，减少医疗消费。

2.健康状况与疾病特征

老年人医疗消费这一购买行为来源于对医疗产品或服务的需要，其功能在于延长寿命、恢复和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因此，健康状况与疾病特征是影响医疗消费的重要因素。老年人首先感知到的健康问题决定他是否进入医疗服务市场，本文采用自评健康状况、慢性病史和疾病严重程度3个变量反映老年人对自己是否需要消费医疗服务的感知。健康状况差或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平时可能会更关心自己的身体状况，更注重医疗服务方面的消费，慢性病患者会长期服用相关药物，疾病的严重程度反映了对医疗服务需求的强度，所患疾病不严重时，老年人可能觉得没有必要就诊，当感知到疾病越严重时，他们就诊的可能性越高。

3.经济因素

影响医疗消费的重要变量还包括经济因素，例如，收入、价格和是否参加合作医疗等。收入增加意味着支付能力提高，这将促进居民医疗服务消费。大量研究表明，医疗产品是一种正常商品，医疗品价格的下降会促进人们对医疗品的消费。医疗保险与医疗服务需求之间的联系主要依靠医疗服务价格的变化来实现，因此，要获得医疗保险对医疗服务需求的作用的相关信息，关键取决于医疗服务需求的价格弹性。老年医疗保险是一种疾病经济风险分摊的形式，这种第三方支付的特征间接地降低了老年人支付的医疗服务价格，当前在中国农村实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就具有这样的功能。

4.生活方式

2003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8项不良的生活方式，包括吸烟、饮酒、滥用药物、体育活动少、高热量和多盐、轻信巫医、社会适应不良和破坏生物节律。吸烟会导致癌症、冠心病、肺病等疾病，目前，烟草的使用是世界死亡增长最快的原因之一；过度饮酒对人体肝脏和脑神经的危害最大，导致肝病、心脑血管疾病。

5.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质量

老年人的身体活动能力远不如年轻人，因此，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方便程度也是影响他们是否就诊的一个重要因素。以医疗支出来测度的医疗消费，其内涵不仅包括数量，也暗含了质量，因此，考虑医疗支出的决定因素时应加入医疗服务质量因素。治疗效果或许是医疗服务质量的最直接的指标，但难以量化，较直观的测评方法是老年人对医疗机构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的评价。四、农村老年人口医疗消费行为的实证分析

1.模型选择

本文选取两部模型法，采用是否就诊和医疗支出两个指标考察老年人的医疗消费行为，其依据主要在于医疗支出有别于其他一些变量具有特殊的分布特征。第一，在一定时期内，有相当一部分居民没有进行医疗消费，即医疗支出为零，然而，这部分零医疗支出是实际支出而并非潜在支出，因此，不能选用类似工资方程的Heckman两阶段法；第二，非零医疗支出高度有偏，这反映了如果采用线性回归将导致模型残差也不服从正态分布，不满足线性回归的基本假设。本文的调查结果显示，老年人医疗支出的均值为1361.66元，标准差为4135.935，偏度系数为6.5332，峰度系数为49.6532，这说明调查样本的老年人医疗支出也呈非正态分布。由兰德实验室提供的两部模型法解决了以上问题，它将居民医疗消费行为分成两阶段，第一阶段为就诊概率模型，分析是否就诊的决策行为，公式(1)中Ii表示第i个人就诊的概率，当Ii＞0时，医疗支出为正，Xi为第i个个体的特征变量。第二个阶段为医疗支出模型，分析医疗支出水平的决定因素，公式(2)中MEDi为第i个人的医疗支出，第二阶段的方程只有在第i个人就诊的条件下才成立［7］。

Ⅰ：Ii=Xi+βlE1i,E1i～N(0，1)(1)

Ⅱ：1nMEDi=Xiβ2+ε2i,ε2i～N(0，σ2)(2)

模型的第二阶段将医疗支出取对数，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医疗支出的非正态分布。对本调查老年人医疗支出取对数后进行正态性检验，偏度系数为0.022，峰度系数为2.37，卡方值为3.93，相伴概率p值为0.1404，这说明取对数后的医疗支出已服从正态分布。

2.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两部模型和江苏省农村老年人的调查数据，构建了就诊概率模型和医疗支出模型，模型回归结果如表2。就诊概率模型为probit模型，因变量设定为是否前往医疗机构就诊（是=1，否=0）；医疗支出模型为对数线性模型，因变量为医疗支出的对数。

首先看就诊概率模型，模型通过了联合性检验，回归总体是显著的。变量“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人数”、“家庭人均纯收入”、“是否参加合作医疗”和“疾病的严重程度”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是影响江苏省农村老年人就诊决策的主要因素。女性就诊的概率高，这可能是因为老年人中女性患病的概率更高，也有可能是在女性和男性老年人都患病的情况下，女性更注意对疾病风险的规避而寻求医疗消费。变量“受教育年限”的系数符号为负，说明文化程度低的老年人就诊的概率较高，这可能是因为文化程度低的老年人本身身体状况更差，更容易生病就诊。家庭人数与就诊概率呈负相关，这说明家庭规模越大，可以降低老年人就诊的概率，这可能是因为家庭人数多的老年人身体更健康，生病后得到子女的照顾也充分，因而同等情况下比家庭人数少的老年人就诊的可能性更小。变量“家庭人均纯收入”的系数为正，说明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经济水平的提高可能会促进老年人医疗消费，通过计算弹性值，老年人就诊概率的收入弹性为0.033，说明当老年人家庭人均纯收入提高1%，就诊概率提高0.033%。“是否参加合作医疗”也是影响老年人就诊决策的主要因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医疗费用实行分段按比例报销，这相当于降低了老年人医疗消费的价格，因而能促进老年人就诊的概率。本文将全部样本疾病的严重程度分为4类：没生病、轻微、一般和严重，回归结果显示，疾病的严重程度是老年人就诊的主要影响因素，所患疾病越严重，老年人就诊的概率越高。另外，变量“年龄”、“单身”、“医疗服务价格”、“健康状况”、“慢性病”、“吸烟”、“饮酒”和“交通时间”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不是影响老年人就诊决策的主要因素。

模型二医疗支出模型也通过了联合性检验，回归总体是显著的。布罗施—帕甘(Breusch-Pagan)检验结果为卡方值0.10，相伴概率为0.7473，表明模型不存在异方差；方差膨胀系数（VIF）均值为1.99，最大值为4.72，表明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总的来说，“教育年限”、“健康状况”、“疾病严重程度”和“医疗服务质量”是老年人医疗支出的决定因素。老年人受教育年限与医疗支出呈正相关，说明文化程度越高的老年人在医疗产品或服务上的支出越多；老年人健康状况越差，医疗支出越高；所患疾病越严重，医疗支出越多；医疗服务质量越高，医疗支出也越高。其他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不是老年人医疗支出的决定因素。从符号上看，男性的医疗支出比女性更高；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大，医疗支出越高；单身的老年人医疗支出更高；家庭人数越多，家庭中老年人的医疗支出越低；家庭人均纯收入越高，家庭中老年人医疗支出越低，可能的解释是收入增加带来的健康效应使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更为优良，因而医疗支出更低，这在封进等的研究中已得到证明［8］，她将收入水平对医疗支出的影响分为两种效应：一是直接效应，即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得居民对健康的需求增加，因而医疗支出水平更高，二是间接效应（健康效应），即通常收入较低的人健康状况较差，出于对风险的规避，医疗支出较高。本文的结果证明了在本次调查中，收入水平对医疗支出的作用表现为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即收入水平的提高改善了居民的健康状况，使得医疗支出较低。医疗服务价格对老年人医疗支出的价格弹性为-0.2094，表明当医疗服务价格降低时，会促进老年人对医疗品的消费，医疗支出增加。老年人参加合作医疗会增加老年人的医疗支出，这是因为虽然合作医疗降低了医疗服务的价格，但促进了对医疗服务数量的消费而导致医疗支出较高。另外，吸烟的老年人医疗支出更低，饮酒的老年人医疗支出更高；老年人到服务态度较好的医疗机构就诊，其医疗支出也较高。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带来了一系列的老年人问题。江苏省是全国率先进入老年社会的地区之一，目前的老年人口规模庞大，老龄化水平也较高，因此，研究江苏省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医疗消费问题具有代表性，本文的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和政策含义：

第一，与其他年龄群体相比，老年人特有的生理特征和疾病模式决定了老年人群面临更大的健康风险，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更差，患慢性病的概率更高，更注重医疗和服务方面的消费。但由于老年人收入水平较低，因经济困难应诊而未诊的可能性也较年轻人更高，疾病经济负担更为严重。本文认为，对于社会来讲，老年人问题的本质不是人口老龄化本身，而是对社会养老保障、老年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老年人福利等制度的挑战。

第二，一般来说，受传统的思想观念影响，老年人更希望自己儿孙满堂、人丁兴旺，亲情对老年人良好健康状况（包括生理、心理和精神）的保持有积极作用。实证分析表明，家庭规模大有利于减少老年人对医疗的消费，医疗支出也较低。如果我们能为老人提供一个温暖的家庭氛围，为独居的老人提供家庭式集体生活的福利院，使老年人感受到家的温暖，是社会应对老龄化过程中减少老年人医疗消费的一个有效手段。目前，政府对老年人救助的供养方式一般分为家庭供养和集体供养，本文的结论为集体供养提供了一个科学依据。

第三，收入水平的提高会使老年人更倾向于规避疾病风险，导致就诊概率增加，但由于收入带来的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而导致经济状况好的老年人健康状况更好，具有更低的医疗支出。因此，相应的政策含义是通过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促进老年人对医疗服务的利用，这样可以降低医疗支出，节约社会医疗资源，有效地控制社会医疗卫生费用。

第四，控制医疗服务价格可以促进老年人对医疗服务的利用，使经济困难应就诊而不能就诊的老年人能进入医疗市场就医，使他们获得充分的治疗。目前实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就是通过降低医疗服务价格，给予居民补贴，促进了老年人医疗服务的利用。

第五，实证分析也表明，医疗服务质量也是影响医疗支出的重要因素之一，这验证了医疗支出本身已包含医疗服务质量这一要素，为我们以后研究医疗支出的决定因素时需要考虑医疗服务质量提供了依据。

参考文献：

［1］顾大男.中国高龄老人就医及时性状况研究［J］.人口学刊，2002(3):54-60.

［2］任远.老龄消费市场初探［J］.市场与人口分析,1995(3):46-49.

［3］孙明艳,刘纯艳.关于城市社区老年人日常医疗消费的调查与分析［J］.天津医科大学学报,2005(1):30-32.

［4］赵君兰,王小平,王静.社区老年人健康状况及就医方式调查报告［J］.河北医药,2003(7):531-532.

［5］陈卫民.城市高龄老人的照护资源与照护供给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4(S1):117-120.

医疗消费论文篇（2）

    医药消费既包括医疗服务的消费.又包括药品的消费.这两种消费项目下义分别包含若干小项目.在统计f:极为困难㈣。所幸,我们不需要计算这些单个项日的消费量再求和也可以获得医药消费量的数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年罄》,我们知道,医疗保健用品包括医疗器械、中药材及巾成药、西药、保健品、医疗保健服务等项目.这上E足本文所指的医药消费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年罄》我们町以获得“医疗保健支出”数据,该数据在扣除物价卜.涨因素后.完会町以代替医药产品消费量作为我【日居民医药消费水平的评价指标/71。表l显示的是经价格指数调整后的我同城镇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在近8年内的变化情况.即是医药消费量的变化情况。8年间(除了1999年)在扣除物价上涨闪素后,实际的人均医药消费量逐年增加.医药消费在居民全郎生活消费支出中的比晕也逐年提高。这一事实可由图l进一步得到证明,8年来.人均消费性支出随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以几近相同的速度增加。但医疗保健支出却以更高的速度增长,,根据已有的研究研,医药消费品属丁边际消费递增产品.它会随着收入的增长以更高的速度增长。那么.图I显爪的医药消费的高增长到底是ttt于医药消费品本身的经济属性决定的.还是这8年的医药改革确实改善了人们的医药福利水平呢?这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研究。

    2模型与数据

    2.1模型

    根据常识.个人医药消费量受人均可支配收人、卫生技术人员数、保险状况、个人消费爿惯,年龄等因素影响。有许多影响因素是难以控制的.把影响因变最的观测不到的因素分为两类:一类是恒常不变的;另一类则随时间而变。令i表爪横截面单元.t表示时期。可以得到下面的模型:Y.I=po+60I)+BlX。+4+Ud(1)i表示某省市.而t表示时期。变量D是t=l时等于0.而当t=2时等于l的虚拟变量。当t=l时,截距为B。,t=2时,截距为Bo+80。变量ai包括了影响Y.。的全部观测小到的、在时间卜恒定的因素。在本文中指那螳影响医药消费的.f日义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如消费习惯等;误差U。代表r冈时而变且影响着Y。。的那些观测不到的因素;X。表示可观察剑的影响医药消费量的因素,在本中指收入、卫生技术人员数。采用差分方法对模型进行改造。,由于消费习惯属于固定因素.因此在差分过程l}J被删除。经差分后,模型的形式转变为:AY=80+Ad+13AX+AU.(2)表爪变量从t=l剑t=2的变化。非观测效应ai不再出现在公式中,因为它已经被差分掉了,式中的截距8。,是在保证j￡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医药消费最从t=l到t=2的变化。d是虚拟变最,将1997—2005年期间.分为7个时间段,8有7个倩,考察这7个值的变化.就可以得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医疗体制改革带来的人均医药消费量的年际变化,.因为在1997--2005这8年中.我国进行了不问断的医疗卫牛体制改革.有的足针对医疗领域的.有的是针对药品生产与流通领域的。年际之间改革的内容、手段都有所小同.因此用年度虚拟变量来表爪改革措施实施的后医药消费氍的变化是恰当的,、本文关注的焦点在于年与年之间的医药消费琏是否存在娃着差异,也就足6值的符号及其显着性.以此判断改革的效果。

    2.2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同统计年鉴》,时间跨度为1997--2005年.选取除西藏自‘治区外的30个省为样本。.这样选取数据和样本是冈为:第?。我凼医疗体制改革。特别是药品流通体制改革从1997年正式肩动:第二.西藏自治区的数据在个别年份难以获得.考虑到30个样本L三属于大样奉。囚此占掉该区数据小会影响分析结果,具体来讲.本文涉及以卜.项日数据:医疗保健支出,此数据为医药消费龟的变量:每万人卫生技术人员数(卫生机构技术人员数与当年的人口数相除{珥乘以10叩0得到).此项数据用以代表医疗供给对医药消费量的影响:消费者价格指数:医疗保健价格指数:可支配收入(千元)。

    2.3模型设计与解释

    本文选取入均医疗保健支出(Y)作为关注对象,这样做的原因足:一方面人均医疗保健支出水平等价于医药产品消费碴.直接关系到人民健康.是衡量一国或地区人民生活水甲.的重要标志.对该指标的年度比较可以很直观地显示出医疗体制改革的成果另一方面.在《中华人民共和图统计年鉴》中。医疗保健支出作为一个独立的项日加以统计.有利于获取数据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用每年医疗保健的价格指数去除每年的实际医疗保健支出会额。得到以基期医疗保健支出额为标准的数据,该数据n,看做实际医约消费量。本文认为.个人医药消费赶受人均可支配收入、卫牛技术人员数、个人消费习惯等冈素影响,,其中个人消费习惯属于同定因素,在差分过程巾被删除。本文中.医疗保健支出数据(Y)经过以1997年为基期的医疗保健产品价格指数的调整;个人可支配收入(ine{,me)经过以1997年为基期的消费者价格指数调整;卫牛技术人员数(health)根据历年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得到。具体模型如F:Yl=00十0Id2+e2d1+03d4+04d5+05d6+06d7+07ds4-13}Aincomei+132Ahealth。+Au。(3)为了增加模璎的显着性.在实际回归过程中先对各变量取自然对数值然后再差分。得:AInYI=00+Old2+02d,+0,d4+04d5+05d6+06d7+07d84-8lAlnincome。+132Alnhealth。+Au。(4)常数项0。表爪1998年与1997年的医疗保健支出差额。d:到d。是虚拟变量,如果数据来自于1999年与1998年的差额,则d:等于l,否则等于0;如果数据来自于2000年与1999年的差额.则d,等于l,否则等于O:余者类推。

    2.4结果

    表2分别表示了两种情况下的回归结果.表巾第二列数据对应模型(3)的I口J归结果,模型整体通过检验,R2值为0.223。医疗消费量变化的22.3%得到了该模型的解释。收入对医药消费量产生了晕耍影响.通过了5%的显着性检验。常数项等于57.82,说明1998年相比1997年医药消费龟增加了57.82无的购买力;d:的系数一88.597。说明1999年比1998年医药消费馈减少r88.597元的购买力,类似的d4、d。、d,的系数都为负而且显着,说明2000到2001年、2002年到2004年的医药消费量接连下降:d,的系数为负,d,系数为止,d。的系数为负,但均不硅着.说明没有证据表明2000年与1999年、2002年与2001年、2005年与2004年的医药消费量存在显着差异:Income的系数31.257表明收入的增长幅度每增加l000元.医疗保健支出将增加31.257元,,health的系数虽然为止.但没自.通过检验,不能证明医疗供给与医疗消费馈之间存在显着关联。,表2中第三列数据对应模型(4).R_Z=0.87l,模型}l!!体显着性有J,很大提高。医疗消费量变化的87.1%得到r模型的织释。这对于差分模型来说L经是相当大r。由于AIny=lnv。一lny.。a(Yl-Y。)/Y。,表示变量比率的变化,因此Lj模型(3)的同归结果相比.部分系数的符号方向不同。另外.根据模型(4).医≯,供给的变化对医疗消费量比率变化有显着影响,每万人技术人员数增长l%.人均医药消费繁增加1.7l%。一般结论:无论足根据模型(3)还是模型(4)。在控制了其他闪素之后.我们发现:从消费绝对量来说,1997--2005年以来.医药消费量只有1998年增加.其他年度.要么逐年递减,要么与上一年持平。从变化比率来看。1998、2001、2003三个年度的,受化率有所增长.其余年度均下降,收入水平的提高对绝对医药消费琏和医药消费量变化率都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医疗供给的,跫化虽然对绝对医药消费髓未见显着影响,但对医药消费量的增长率却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2.5模型的不足之处和需要完善的地方

医疗消费论文篇（3）

1．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与消费

医疗保险制度是一种筹资机制，通过对医疗保障基金的筹集和给付来影响居民的消费。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逐步实行和推广医疗保险制度，作为一种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具有福利性和社会性，在政府、企业和社会帮助下，保险人是收益大于支出。作为一种社会保障制度，他能通过影响社会环境、经济状况来影响居民的消费心理，使得居民能够放心消费。中国由于社会制度的独特性，所以在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上缺乏可以借鉴的经验，1998起我国开始进行医疗制度的改革，大力推进医疗保险制度的进程，使得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增大。但是也由此引发出多种社会问题。我国城乡采用不同的医疗保险机制，表1是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表，表2是五等分我国居民的消费支出以及医疗保健类的支出。通过恩格尔系数理论可知，恩格尔系数表示食品消费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恩格尔系数越大说明食品消费支出比例越高(见表1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表)消费结构越低，这样在医疗保健类上的支出就会越少。反之，恩格尔系数月底，说明食品消费支出比例越低，消费结构越高，在医疗保健类上的支出越多。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高收入户的医疗保健支出远远高于低收入户，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中国医疗保障服务在城市和农村人口之间分配严重不公平，约占中国总人口15%的城市人口享用着2/3的医疗保障服务，而约占85%的农村人口却只享用不到1/3的医疗保障服务，我国的医疗保健类的消费国语昂贵，存在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医疗设备，医疗人员的劳务费过高，低收入人群无法承担这一昂贵的支出，这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医疗资源分配不合理，医疗制度不够完善。

我国的学者曾经所做的一项医疗保障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中，他们发现，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甚至商业健康保险对于居民消费都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两个差异，一是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消费的刺激作用大于新农合。可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保障水平和筹资机制等方面还有待完善。二是商业健康保险的促进作用某种程度上还要大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说明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的宏观经济促进作用具有极大的潜力。通过图3我们不难发现居民医疗保险人数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并且促进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是中庸的，很多人会将钱存入银行以备不时之需，这一部分钱叫做预防性储蓄，中国的总储蓄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29个百分点，这很到程度上抑制了消费动机和消费能力。医疗保险制度的完善使更多的人购买医疗保险，医疗保险制度的完善反映了社会生产、水平经济制度以及产业结构的提高从而能够改善消费结构，如此之外购买医疗保险能够影响消费者的心理降低其支出预期也能够提高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次那个人改善消费结构，生、老、病、死、残，是每一个家庭所面临的风险事故，其发生往往具有不可预见性或不可规避性。

对于家庭来说，这种人身伤害风险不仅可能减少当期收入，同时将挤占家庭本可用于其他生存或生活消费的支出，最终造成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下降比如，在我国存在严重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如果当事人购买了医疗保险，那么政府和社会将与他共同承担他的医疗费用，他因为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险而减轻对未来医疗费用的顾虑，从而减少预防性储蓄，增加当前消费。同时这样在同等的可收入下将有更多的资金能用于其它消费，当人们手中有除了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须消费资金以外还有可以支配的收入是，人们对于生活的标准就会提高将不再仅仅只是满足于吃饱穿暖，生活品质的提高必将带来消费结构的改变。所以医疗保险制度的完善是居民的消费结构提高。居民消费结构提高也就是说居民的食品上的消费比重下降，恩格尔系数(居民家庭中食品总支出占居民总消费的比例，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金额/总支出金额)变小，这能够反应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当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时消费水平也会随之而提高。西方经济学认为边际消费倾向是指增加的消费和增加的收入之间的比例也就是增加一单位的收入与用于增加的消费部分的比例用MPC表示边际消费倾向，用ΔC表示消费增加量，用ΔY表示收入增加量则MPC=ΔC/ΔY。而边际储蓄倾向是用来测度收入增加引起储蓄增加的程度的一个概念，即居民边际储蓄倾向指居民收入每变动一单位时的居民储蓄的变动额。若以MPS表示边际储蓄倾向，以ΔS表示储蓄增量，以ΔY表示收入增量，则MPS=ΔS/ΔY。边际储蓄倾向是储蓄函数的斜率。因为收入不是被用来消费，就是被用来储蓄，因此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储蓄倾向的和是1，即MPC+MPS=1。边际储蓄倾向一般为正数值，但小于1，即0＜MPS＜1，当我们购买了医疗保险，给予医疗保险的保障作用，使得预期支出减少，预防性储蓄减少，从而边际储蓄倾向递减，这就导致边际消费倾向递增。所以医疗保险对居民消费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完善的医疗保险制度将会降低居民支出预期，激活居民的消费需求，促进消费。

2．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对居民收入的影响从而影响居民消费

从理论上说，影响消费的因素就是影响需求的因素。经济学家认为需求是消费者在某一价格水平下愿意并且能够购买商品或者劳务的数量。需求必须是既有购买欲望又有购买能力的有效需求，需求有两个条件:一是购买欲望，二是购买能力。从社会宏观层面上看，一定时期的社会居民消费需求主要取决于人们收入水平和物价水平。因为人们的购买欲望和购买能力受物价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决定和制约。经济学家通过消费函数来表示消费与收入之间的依存关系，消费函数一般以收入为自变量，在其他条件不变得情况下，消费随收入的变动而同方向变动，即收入增加，消费增加。收入减少，消费减少。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收入水平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要综合考虑政府的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因素。人们的收入实际上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人们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成正比。在考虑居民收入时我们不仅仅要考虑居民的当期也要考虑居民的未来收入预期，居民的未来收入预期可以用居民的储蓄来反映，当人们对未来预期乐观时就会鼓励人们消费，但当人们的未来预期不好时就会增加储蓄减少消费。经济学传统理论认为，社会保障对消费的最终影响，取决于资产的替代效应、退休效应、流动性约束以及预防性储蓄、遗赠动机等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当社会保险制度出现后，能够强制人们在当前缴费，未来获得某种收益，相当于替代了一部分的自愿储蓄功能，同时由于社保资金的相对安全性和保障内容的广泛性，所以医疗保险金具有家庭普通金融资产的替代性，对消费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医疗保障与居民消费方面，医疗保障制度为消费者建立了医疗费用的分摊机制，有助于降低未来医疗费用开支造成的家庭灾难性支出，医疗保障制度可以减少消费者预防性储蓄，扩大当期消费。因此，建立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也是刺激消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方式。预防性储蓄假说意味着:医疗保险制度通过影响居民的消费心理从而影响居民的消费行为，保险制度的完善，参保人数的增加，这使得居民的安全感增加，我们假设参加了医疗保险可以报销医疗费用的百分之八十，两个家庭环境相同的患者看病预计所需支付的费用都是4万元，在这种情况下购买保险的患者实际应该支付的费用只有8千元。考虑到上诉情况没有购买医疗保险的人为了防止意外，以备不时之需就会增加预防性储蓄，这种情况下他的消费意愿就下降了。而另一位的预防性储蓄就会相对较低，这样他的消费就会增加。同样我们可以假设在不同报销率下的不同情况可以得知如果保险的保障水平比较高，那么它对消费的刺激效用也会更强。同时对于面临较高的大额医疗支出风险的家庭来说，保险效应也较强。在同时给定同样的大额医疗费用的情况下贫困家庭无法支付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在没有医疗保险的情况下，他们进行预防性储蓄的动机更强。也因此医疗保险对这部分人群消费的刺激作用更大。

3.结论

从理论的、历史的和中外的不同角度出发，通过对近十年来的医疗保险普及情况积极居民消费水平、居民消费结构和居民消费倾向加以比较，力求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形成一个较为系统的、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利用计量统计分析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力求以数据事实来说明结论:医疗保险与居民消费情况正相关，医疗保险能够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医疗保险的普及使得居民的消费心理发生变化，预防性存款降低，从而提高消费水平。消费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社会医疗保险支出对消费水平的增长有促进作用，在长期中，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的完善将有力促进消费需求的稳定增长。

参考文献:

［1］刘子兰，陈梦真．养老保险与居民消费关系研究进展［J］．经济学动态，2010，(1):102—105

［2］杨河清，陈汪茫．中国养老保险支出对消费的乘数效应研究:以城镇居民面板数据为例［J］．社会保障研究，2010，(3):

［3］肖严华．“后危机时期”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J］．学术月刊，2009，(11):82—87

［4］郑秉文．2009金融危机:“社保新政”与扩大内需［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0，(1):16—28

［5］魏彤．扩大内需应从建设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人手［J］．国土经济，2000，(1):35—36．

［6］关夏．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扩大内需之关键［J］．学术论坛，2001，(5):91—93．

医疗消费论文篇（4）

一、 引言

由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对抗个体健康风险的重要制度安排，因此理论上基本医疗保险的实施可以对扩大居民消费起到积极作用。中国自1998年实施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职保），2003年和2007年又分别实施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居保），从制度上实现了基本医疗保险的全覆盖。基本医疗保险作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的重要举措，而且政策制定者也希望基本医疗保险的推广和普及能成为打开国内居民消费的“金钥匙”。那么，中国基本医疗保险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是否对居民消费起到了积极作用？对此问题的研究，不仅能为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险制度提供指导，进而能为制定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提供重要参考。

二、 文献综述

国外许多文献集中讨论了基本医疗保险的实施对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Chou（2003）使用1995年台湾国民健康保险（NHI）的自然实验数据，通过DID方法研究了社会医疗保险对家庭储蓄和消费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提供的社会医疗保险能显著降低储蓄、提高消费；与劳工保险相比，国民健康保险使家庭储蓄平均降低8.6%～13.7%，而家庭消费支出则平均上升2.9%～3.6%。Wagstaff（2005）通过对比1992年和1997年的越南家庭面板数据，发现越南健康保险项目（VHI）能使居民家庭非医疗消费增加，且非食品消费受到的影响比食品消费更大。

而目前关于中国医疗保险与居民消费（特别是非医疗消费）关系的实证研究则并不多见。相关研究较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基本医疗保险的实施时间不长，同时包含家庭消费和医疗保险信息的微观数据较难获得。在仅有的几篇文献中，马双等（2010）研究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家庭食物消费的影响，发现参保家庭比未参保家庭有更多的营养物质摄入量，参与新农合使农民食品消费支出增加约81元。臧文斌等（2012）使用中国城镇居民入户调查数据探讨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消费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发现城职保提高了参保家庭的非医疗消费支出，低收入群体和中等收入群体提高的幅度分别为20.2%和12.6%。马双和甘犁（2010）研究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居民食物消费的影响，发现城职保能增加11%的居民消费。

现有的研究受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或者仅仅关注居民食物消费，而未将居民家庭全部消费支出作为分析对象；或者只关注某一种社会医疗保险，而未将城居保和城职保两种基本医疗保险综合考虑，未从整体上考察城镇医疗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因此，目前国内对医疗保险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还很不充分。鉴于此，本文采用奥尔多2009年的调查数据，在收集到较为丰富的居民消费支出和医疗保险信息的基础上，拟对医疗保险与城镇家庭消费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三、 数据与模型

1. 关于数据。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奥尔多投资咨询中心 委托国家统计局开展的较大规模的入户调查，抽样和数据处理方法与国家统计局其他调查大致相同。该调查自2005年开始，每年1至2次，通过更新数据建立了《中国投资者行为调查问卷》数据库。调查问卷设置了受访者的个人特征、家庭财务情况和投资选择等方面的35个～50个具体问题，包含详细的家庭资产、负债、收入、消费以及其他家庭特征信息。李涛（2006）、陈彦斌等（2009）以及梁运文等（2010）利用该数据库进行了有关居民投资行为、居民财产分布等方面问题的研究，结果表明数据质量较为可靠。

虽然该数据库最初建立的目的是为了研究中国居民的投资行为，偏向于宏观研究，但由于调查数据中不仅包含丰富的家庭收入和消费等信息，而且有家庭是否参与医疗保险、是否有成员患有大病以及医疗支出等信息（自2009年开始有医疗保险相关信息），因此本文尝试利用该数据库进行医疗保险和居民消费关系的微观研究。

本文采用的是奥尔多2009年调查的A卷调查数据，在12个省的41个市（区、县）进行，调查地范围覆盖东部、中部和西部各省市。与目前实证研究使用较多的CHNS数据相比，奥尔多调查数据包含了更为丰富的家庭消费支出信息，因此在家庭总消费支出、非医疗消费支出等关键变量上有准确的数据，而不必如现有文献一样使用耐用消费品存量数据替代消费支出的流量数据。同时，奥尔多2009年调查收集到的样本量也比较大，经过数据整理，本文最终获取的有效样本为4 694个家庭。

2. 计量模型。研究医疗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必须解决两种由自我选择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一是，医疗保险和家庭消费都与家庭的风险厌恶程度相关。家庭的风险厌恶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选择参加医疗保险；同时，家庭的风险厌恶程度越高，预防性储蓄越高而当期消费越少。二是，医疗保险和家庭消费都受到家庭成员身体健康状况的影响。身体健康情况较差的家庭更可能参与医疗保险；同时，身体健康情况较差的家庭会有更多的医疗消费支出和相对较少的非医疗消费支出。

为了解决这两种自我选择问题，本文在计量模型中引入家庭风险厌恶程度和家庭成员健康状况作为控制变量。这样就可以在给定相同的家庭风险厌恶程度和家庭成员健康状况的条件下，研究家庭参与医疗保险对其消费支出的影响，从而很好地解决了上述自我选择问题。同时，本文在计量模型中引入家庭收入、家庭规模、平均年龄、平均受教育程度、女性比例等家庭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通过将各类控制变量逐步加入，本文得到三组计量模型来分别研究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总消费支出、医疗消费支出以及非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

其中EXP、MEDEXP和NONMEDEXP分别为家庭总消费支出、家庭医疗消费支出和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HI为家庭是否有基本医疗保险，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SAH为家庭成员平均健康状况，问卷中调查了每个家庭成员对自己身体健康状况的评价，数值从1到5分别对应“非常好”、“较好”、“一般”、“较差”和“非常差”，本文取每个家庭该项指标的平均值作为SAH。RAV为家庭平均风险厌恶程度，调查数据中包含每个家庭成员的风险厌恶程度信息，数值从1到5分别对应“很喜欢冒险”、“喜欢冒险”、“一般”、“不喜欢冒险”、“很不喜欢冒险”，与SAH一样，本文取每个家庭该项指标的平均值作为RAV。Xi为控制变量，包含一系列家庭特征变量，主要有：（1）INC，即家庭总收入，在回归中取对数。（2）SCA，即家庭规模（家庭人数）。（3）AGE，家庭成员平均年龄。（4）EDU，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程度。（5）FEM，家庭成员中女性占比。（6）PTY，家庭成员中是否有党员，是二值变量（1代表是，0代表否）。（7）MIN，家庭成员中是否有少数民族，是二值变量（1代表是，0代表否）。

四、 实证结果

1. 医疗保险对家庭总消费支出的影响。本文对回归结果进行了异方差检验，发现模型存在异方差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使用了异方差―稳健估计，以使回归结果更具有可靠性。

表1报告了家庭总消费支出的估计结果。第一列只估计了参与医疗保险对家庭总消费支出的影响，第二列和第三列分别加入了家庭成员健康状况、风险厌恶程度和其他家庭特征变量。三个回归模型都表明，参与基本医疗保险可以显著增加家庭总消费支出。具体来说，与没有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相比，参与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的总消费支出会高出6%，并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个结果与Gruber和Yelowitz（1999）对美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医疗保险制度的研究结果非常接近，他们发现放宽Medicaid 条件会使美国家庭消费上升5.2%。

2. 医疗保险对家庭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表2报告了家庭医疗消费支出的估计结果。虽然在前两个模型中，是否参与医保的系数显著为正，但加入其他家庭特征的控制变量之后，该项系数变得不再显著（即使在10%的水平上也没有统计显著性）。这表明，是否参与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医疗消费支出并无显著影响。虽然现有的研究曾认为医疗保险的普及会使家庭医疗消费支出增加，但是本文的回归结果却并不支持这一观点。事实上，苏春红等（2013）利用2009年CHNS微观调查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未对居民患病就诊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参与基本医疗保险并不能使城镇家庭的医疗消费支出呈现显著增加。

3. 医疗保险对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表3报告了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的估计结果。医疗保险对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是本文的关注重点。从表3中可以看出，参与基本医疗保险对提高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模型（3.1）到模型（3.4），是否参与医保的系数始终显著为正；在控制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家庭风险厌恶程度和其他家庭特征系列变量之后，参与基本医疗保险会使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增加6%，并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社会医疗保险的普及能够降低预防性储蓄，在一定程度上对居民消费起到保障作用。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首次采用奥尔多2009年的调查数据，在收集到较为丰富的居民消费支出和医疗保险信息的基础上，分析了医疗保险对城镇家庭消费支出、医疗支出和非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计量回归结果表明：基本医疗保险对中国城镇家庭医疗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对非医疗消费和总消费的促进作用却十分显著。社会医疗保险的推广降低了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有利于增加居民的即期消费。同时，基本医疗保险对中等收入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较为明显，但对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影响并不显著。

目前，中国政府医疗支出不足，基本医疗保险保障水平较低。就各地制度规定上看，不仅医疗费用报销有规定的支付范围，而且在支付范围内的报销额度还要受到报销起付线和最高支付额的限制。有学者研究了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高的广东省的医疗保障水平，结果发现职工医保的住院实际补偿比均值分别仅为62%和56.3%，居民医保的住院实际补偿比均值更是只有9.4%和30.8%（李亚青，2012）。因此，尽管参与了医疗保险，居民看病所需医疗的大部分还是要由自己承担。同时，不同参保群体所受到的保障水平也呈现巨大的差异。在现行的三大基本医疗保险中，全国职工医保的保障水平远高于居民医保和新农合，2010年其人均筹资额约为后两者的9倍和11倍。

因此，在已经实现较高覆盖率的情况下，政府应当着力提高基本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降低居民的医疗负担，才能更好地发挥基本医疗保险保障国民健康，特别是提振国内消费需求的作用。而为实现此目标，政府一方面应当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适当增加医疗卫生投入；另一方面要加强社会统筹，整合和对接各医疗保险制度，促进医疗服务的均等化。

参考文献：

1. 陈彦斌，霍震，陈军.灾难风险与中国城镇居民财产分布.经济研究，2009，（11）：144-158.

2. 李涛.社会互动与投资选择.经济研究，2006，（8）：45-57.

3. 李亚青.社会医疗保险的真实保障水平研究――兼论“保障水平幻觉”.人口与经济，2012，（5）：65-71.

4. 梁运文，霍震，刘凯.中国城乡居民财产分布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10，（10）：33-47.

5. 马双，甘犁.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与居民食物消费.工作论文，2010.

6. 马双，臧文斌，甘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影响分析.经济学（季刊），2010，（10）：249-270.

7. 苏春红，李齐云，王大海.基本医疗保险对医疗消费的影响――基于CHNS微观调查数据.经济与管理研究，2013，（10）：23-31.

医疗消费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08.061

1 引言

基本医疗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从2007年启动城居保试点工作以来，截至2011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已超过95%，在制度上已形成了覆盖城镇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体系。然而，不同地区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在保障水平、政府补贴、资金筹集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城镇基本医疗保险是否减轻居民医疗费用支出负担，哪些因素影响着居民医疗消费行为？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探讨，只有准确地估计医疗保险对居民医疗消费的影响，才能不断优化医疗保险制度体系，促进医疗保险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是否会对居民医疗消费产生影响，以及产生何种影响的问题。

国内外关于医疗保险对居民医疗消费的影响研究成果较多，但不同W者的观点不同。一种观点认为，医疗保险可以降低医疗消费。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委托兰德公司所进行的医疗保险试验（HIE）中指出，设置一定的成本分担措施对于降低医疗费用有显著作用，提高部分负担率可以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进而降低平均医疗费用支出。另一种观点认为，医疗保险并不能降低医疗消费。2012年Liu采用CHNS数据发现，医疗保险虽然提高了医疗服务的利用，但是在大病医疗支出上并未有所减少。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医疗保险可以增加居民医疗消费。刘国恩等（2011）采用CLHLS 22省调查数据，建立了老人医疗服务需求模型，实证分析得出医疗保险显著增加老年人的医疗总支出，且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公费医疗所发挥的作用明显{于其他保险形式。

关于医疗保险对医疗消费影响的相关研究中，国外研究大多数以国外居民为研究样本，然而医疗技术水平、社会保障制度等在各个国家之间，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由此得出的结论也不能直接引用到我国。由此可见，研究医疗保险对医疗消费的影响，其结论受到不同国家、地区、基本医疗保险类型、研究人群等多种因素影响。因此，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通过建立DID模型消除那些不会随时间变化的选择性偏差。

2 数据来源于模型构建

2.1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库（CHNS），考虑到中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实施时间，本文选取CHNS 2006年和2009年的调查数据，通过变量选取、数据合并、剔除等操作，总共得到479个样本。

2.2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DID模型评价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医疗消费的影响，DID的基本模型如下：

Yit==a1+b1*T+b2*D+b3*DT+Xi+Zi+Ui

被解释变量Yit为个体i在t时期的医疗支出的对数值，医疗支出为居民实际自付的医疗支出。解释变量T为时间固定效应，D为分组变量，DT是时间和分组虚拟变量的交叉项，只有个体i在2009年且参加新农合时取1，否则取0；Xi为个体特征变量，包括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疾病严重程度；Zi为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人均收入、家庭人口数；Ui为随机误差项。各变量定义及赋值详见表1。交叉项DT的系数b3就是本文关注的城居保对居民医疗消费的影响，如果系数显著异于0则说明政策是显著有效的。为了消除个体选择性偏差，本文借鉴李晓嘉的方法，引入年份和初始自评健康状况的交叉项，从而控制不同健康状态在医疗消费上存在的不同时间趋势。另外，本文引入年份和家庭人均收入的交叉项，从而消除医疗消费随收入变化的影响。

3 实证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

本文参照臧文斌等人的方法，将研究对象分为参保居民和非参保居民。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详见表2，从表2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试验组和对照组在年龄、婚姻状况和家庭人口数上差异不大，但试验组居民的家庭人均收入、个人医疗消费及受教育程度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3.2 回归结果

实证结果详见表3，由表可知各个模型的交叉项DT的回归系数均为负，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城居保并没有降低居民医疗消费支出，这一结果在逐步增加其他控制变量后，仍然缺乏显著性。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没有显著降低参保人的经济负担这一结果，与臧文斌、刘国恩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根据相关研究，城居保促进了城镇居民患病时的医疗服务利用，因此，城居保在没有增加城镇居民经济负担的情况下，改善了城镇居民的医疗服务可及性，因此可能会提高城镇居民的健康以及福利水平。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对医疗支出则有着不显著的负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城镇居民医疗保险2007年才开始正式试点，我们调查年份在2009年，其制度不够完善，补偿水平不高，政策效果还没有显现出来。

在其他控制变量中，疾病严重程度、家庭人均收入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疾病越严重、家庭人均收入越高，个体的医疗消费越高。但受教育程度、婚姻及年龄对个体医疗消费的影响并不明显。家庭人口数显著为负，提示个体所在家庭的人口数越多，个体医疗消费支出越低。初始健康状态与年份的交叉项的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说明个体初始健康状况对于医疗消费的影响不明显，即不存在逆向选择问题。家庭人均收入与年份的交叉项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但控制不同家庭收入水平的增长率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这一政策对居民医疗消费的影响仍然不显著。

4 结论

本文利用CHNS数据，在借鉴前人研究结果的基础上，通过构建DID模型来评估城居保的政策实施效果。实证结果表明，城居保并没有明显降低居民医疗消费支出，这一结论在逐步控制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其他控制变量后，仍然成立。结果还显示，疾病越严重、家庭人均收入越高的居民具有更高的医疗消费水平，而家庭规模越大的居民医疗消费水平越低。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我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还有待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对于健康状况较差的居民，除了受到疾病侵扰外，还要承受较大的疾病经济负担，因此，健康状况较差的人口比一般人口更加脆弱。作为一种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应当更加注重对疾病群体的帮助与扶持，可通过完善大额医疗报销政策、加强医疗救助与基本医疗保险的衔接，从而保障疾病群体能够获得多方面的支持。除了需要改善医疗保险的报销结构、提高低收入人群的医疗保障水平之外，还可以从加强小病预防入手，及时控制低收入人群的疾病风险。此外，应当适当削弱社会医疗保险中经济作用的影响，弱化收入等经济因素对个人利用医疗保险的限制。

参考文献

[1]Manning Willard G，et al.Health Insurance and the Demand for Medical Care：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Experimen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7，77（3）：251-277.

[2]Liu H，Zhao Z.An Impact Evaluation of China's UH>an Resident Basic Medical Insurance on Health Care Utilization and Expenditure[Z]. IZA Discussion Papers， No. 6768，2012.

医疗消费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F22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24-0000-01

成本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善居民生活水平、强化社会公共医疗服务能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能显著推动居民消费，成为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源动力。在现阶段，随着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改革的不断深入，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这就要求相关人员要进一步明确医疗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为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分析经济发展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

一、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家庭消费的基本概述

1.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家庭消费的相关内容

目前，我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作为社会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强化社会公共服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般对基本医疗保险的定义为：在居民生病或者受到伤害之后，由国家或社会给予其一定的物质帮助。基本医疗保险的实质是一种社会保障制度，能显著降低疾病、意外伤害等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具有良好的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

城镇居民就是指具有城镇户口的居民，在城镇居住，并从事着非农业生产。所谓城镇居民家庭消费，就是指城镇居民的日常支出，涵盖了教育支出、衣食住行支出、医疗保健支出等诸多内容。其中，医疗保健支出是城镇居民日常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

2.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总体而言，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十分明显，体现在消费总水平、消费方向、消费行为等诸多方面。

在2009年，北京奥尔多投资咨询工资委托国家统计局，开展有关基本医疗保险与家庭消费的相关调查。此次调查共涉及到41个省市，获取有效样本超过4500个，在获取样本资料后，开展了一系列有关家庭支出的统计。统计结果显示，有医疗保险的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明显高于没有医疗保险的城镇的居民，两者之间的消费比值大于等于6.0%①。由此可见，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十分明显。

同时相关学者也通过研究发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也存在明显的地域化特征。例如，李晓嘉[1]通过研究我国20世纪90年代医疗的城镇居民消费变化问题，并选取北京、上海、广东三个城市为研究对象，研究的相关数据主要包括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教育支出、居住支出等方面。结果显示，三个城市居民在参加医疗保险后，整体生活水平变化无明显差异，考虑出现该现象的主要原因与三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关系；但是不同地区对参与医疗保险的积极性存在差异，对参加医保最积极的地区为北京，其次为上海、广东。由此可见，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医疗消费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域化特点。

综上所述，基本城镇医疗保险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十分明显，主要体现在家庭消费总支出与非医疗保险消费支出等方面。随着城镇医疗保险的不断推广，居民能够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社会消费中，减少了预防性储蓄数量。而从消费层次的比较来看，基本城镇医疗保险的推广对中等收入居民的消费最为明显，对高收入与低收入家庭的影响不明显。

二、基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消费影响的对策分析

1.转变城镇居民的消费观念

随着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这促使了城镇居民的消费观念发生改变，具体表现为：超前消费比例扩大、享受服务营业额逐步攀升等，这一现象有效的提高了我国经济活力，为经济快速发展奠定基础。社会医疗保险的推广显著降低了重大疾病与意外伤害对居民的经济压力，因此各地区需要借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推广的时机，及时转变居民消费观念，全面提高城镇经济发展速度。

具体措施为：（1）加大对城镇医疗保险的宣传力度。相关单位可以以社区为单位，通过社会公示板、社区广播为媒介，向居民讲述与医疗保险有关的内容，使全体居民充分认识到医疗保险的优越性，进而能放心的展开“消费”。但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让居民形成良好的社会保险意识，注意理性预期消费，避免因过渡消费而出现危机。（2）要完善诚信体系，通过合理的消费信贷服务，激发全体居民的当期消费需求。

2.完善城镇医疗保险体系

根据医疗号线的回归模型参数②可以发现，家庭是否具有基本医疗保险是影响不同地区消费水平的重要因素。同时，邹红等[2]通过调查不同地区的城镇居民消费水平资料发现，由于不同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存在差异，导致其在保险投入上也存在差异。例如，对于年龄偏大的居民，其更希望进行医疗保险与养老保险投资；而年龄偏低的居民，希望进行以往伤害保险投入。由此可见，需要将完善城镇医疗保险体系作为工作重点。

由于医疗保险的覆盖能刺激家庭消费情况，应该使参与城镇医疗保险的人员能够享受到城镇医疗保险，并通过相应的政策，保证医疗保险能全面覆盖城镇居民。有学者认为，需要在当前财政增长的基础上，划分一部分专用于社会保险的资金，显著提高城镇医疗保险资金投入。而在总体医疗保险资金投入不变的情况下，要坚持城镇医疗保险基金使用情况公开制度，定期通过相关媒介向公众公布最新情况，使公众能够对基金使用情况进行实时监督，并鼓励社会及时检举违法情况，保证相关资金使用的透明性。

三、结束语

主要分析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消费影响的相关问题，并对基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消费影响的对策进行讨论。总体而言，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十分明显，体现在消费方向、消费行为、消费总水平等诸多方面。因此为进一步鼓励居民消费，需要根据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相关要求进行研究，并提出针对性的处理措施，为全面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加快地区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注释：

①文洁.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分析[J].劳动保障世界，2013.

②唐含宇.徐剑.医疗保险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探析[J].现代管理科学，2014（08）.

参考文献：

医疗消费论文篇（7）

关键词： 慢性病；患者；就医行为

Key words: chronic diseases；patients；medical treatment choice

中图分类号：R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08-0191-02

0引言

人们就医行为主要是指人们在感到身体不适或出现某种疾病症状时而采取的寻求医疗帮助的行为，包括患者对就医时机的选择、就医机构的选择、医护人员的选择、药物的选择和就医目标的选择等。[1-2]对行为选择的理论研究有很多，本文主要针对患者的就医行为进行文献综述。

1就医行为的相关理论

1.1 动机理论动机研究是发现和了解消费者行为研究的一种重要内容。内在动因理论和外在诱因理论是动机理论中的两个重要理论。外在诱因理论侧重从外部刺激物对行为的影响能力来分析行为动机，内在动因理论则主要从个体的内部需要寻求对行为和动机的解释。外在诱因理论认为不仅内部动因引起行为，而且诱因的外部刺激也引起行为。[3]格罗斯曼用人力资本理论解释了对卫生保健和健康的需求。他指出健康可以被看做是一种消费品，也可以被看做是一种投资品，健康状况是医疗消费需求发生的决定因素。[4]对就医方式选择的内在动机来源于个体内在的需要。慢性病患者个体选择就医的内在动机以其生物性需要，即健康状况为基础。对就诊方式选择的外在动机来源于一定的社会环境。外在诱因存在于大量的医院信息。它来自医院的声誉、朋友熟人的介绍等。因此，一旦人们的内在动机产生的同时，又受到外界诱因的作用，对就诊方式选择的动机就形成。

1.2 计划行为理论该理论是由多属性态度理论与理理论所结合发展出来的，由于理理论假设行为的发生，皆能够由个人的意志所控制，可在实际的情况下，个人对行为意志控制往往受到许多其它的因素所干扰，而大大的降低了理理论中对个人行为的解释力。Ajzen的计划行为理论的五要素包括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行为意向和行为。[5-6]选择就医方式的态度就是患者对就医方式选择行为所持有的正面或者负面的感觉或者认知。就医倾向受到人口学因素，社会结构，以及健康信念的影响。主观规范是指患者对选择何种就医方式所感受到的社会、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压力，因此选择何种就医方式经常受到家人或其他人的影响。知觉行为控制是反映个人过去的经验和预期的阻碍，如个人获得医疗保障服务的能力。计划行为理论告诉我们，人们对慢性病了解的越多，对医院信息掌握得越全面，对医院的服务水平的评价就越准确，此外，患者参与医疗保险使得患者掌握的资源增加，则患者的知觉行为控制能力就越强，就医的行为意识也就越强。

1.3 社会认知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并不总是被动地面对世界中的种种事物，强调多数人的学习都发生在社会环境中，通过对他人的观察，人们获得知识、技能、策略、信念和态度。这一理论强调把自我调节的功能放在中心位置。人们并不是仅仅按照他的偏好去行动，人们的许多行为受到其自身内部的标准以及对自身行为评价的反作用的激发和调节。社会认知理论还认为，个体的行为、认知和环境三者共存于一个互为因果关系的三角形中。患者的就医行为，不仅受到患者自身对疾病的认知程度、态度及自身经济能力的主观判断和评价的影响，还会受到环境因素，如家人、医院环境、医院等级、医院声誉、医疗保险机制等等的影响。[3]

1.4 消费者行为理论效用理论是消费者选择行为的基础，从而也是需求理论的基础。消费者偏好是消费者根据自己的意愿对可能消费的商品组合进行的排列。效用是被用来描述偏好的，在经济学中被用来表示消费者在消费商品时所感受到的满足程度，也即反映了偏好程度大小。就就诊者而言，就诊者的就医选择行为是卫生服务需求状况的重要反映，就诊者的选择行为决定了以后的卫生服务消费的内容、数量，并影响到疾病的治疗康复情况。[7]对于一般的个人消费而言，政治因素相对稳定，对个人的消费可以不加考虑。但是国家政策却是影响医疗消费行为的直接而关键的重要因素。2009年推行的新医改政策对医疗消费行为的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立提高了医疗消费的可及性，医疗卫生服务费用的降低提高了医疗消费的可得性，新医改政策提高了医疗消费者的效率和效益。

1.5 行为决策理论行为决策理论从实证出发，从人自身的心理特质、行为特征出发，去揭示影响选择行为的非理性心理因素。行为决策理论由此诞生，其核心内容是在最大预期价值理论基础上建立的主观期望效用模型，强调从实证的角度研究人们的决策行为，重在描述和理解人们是如何决策的，或者说研究人们如何选择行为。[6]在行为决策理论发展过程中，产生过很多理论方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风险决策的前景理论。前景理论提出，个体在进行决策时依据的不是以某个既存的心理中立基点（即参照点）为基准，把决策结果理解为实际损益量与心理参照点的偏离方向和程度。参照点潜在决定了个体将某特定结果编码为收益或损失，进而影响其随后的决策过程。根据该理论，人们的就医参照点有多个，呈现多重参照点特征，并依照独立模式影响着人们的决策选择。医疗价格、健康水平、医保支付机制、心理账户等也对患者的就医选择产生重要影响。

2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

医疗消费论文篇（8）

关键词：收入结构；医疗保健消费；城镇居民

Key words： incomes structure；health care consumption；urban residents

中图分类号：R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7）14-0034-03

0 引言

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正转向更多地依赖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但当前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不少发展中国家。2012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为36%，这么低的消费率在国际上实属罕见。就是在历史上，周边几个文化传统相近，采取相似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国家也不曾出现过这么低的消费率，如日本最典型的1980年消费率为55%，韩国在1990的消费比例为52.3%，这些消费率都比如今的中国高了十几至二十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偏低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已经影响到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出口受阻期间。如图1所示，目前看来，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缓慢，在GDP中占比偏低且有所下降，并且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占其收入比例持续走低，相较于政府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城镇居民消费的持续低迷将影响经济发展的方式转变和质量的提升。

医疗保健消费在发达国家占到居民消费的很大比例，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促进发达国家国民经济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以美国为例，美国第一大产业就是健康产业，全部消费的15%都是医疗保健消费。而我国2012年城镇居民的医疗保健支出比重仅为6%，健康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较低。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Fogel（2003）对发达国家历史经验的研究，可预见中国健康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将继续增加，而且这种增长呈加速的趋势。收入是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研究居民收入对医疗保健消费的影响，不仅有利于健康产业的快速发展，对扩大内需、增加就业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而收入分配的结构也决定了消费的分布结构，居民收入是由若干不同来源的收入所构成的，不是单一的概念，分析收入结构的特点及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显得更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1 文献回顾

长久以来我国经济研究的重点领域都是收入分配和居民消费，这是因为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和持续低迷的消费现状一直未得到改善。当代西方消费理论中，凯恩斯（1936）的绝对收入假说认为，当期可支配收入是影响人们消费的最主要因素。杜森贝里（1949）的相对收入假说认为，消费不仅受到当期可支配收入的影响，还会受到“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的影响。生命周期假说的代表者莫迪利安尼（1950）则认为，消费行为取决于人们的当期收入、预期收入、资产和年龄，认为人们总想把自己毕生收入在各个时期消费中最优分配。弗里德曼（1957）的持久收入假说认为，收入分为暂时性收入和持久性收入，决定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是持久性收入而不是当期收入。

已有对收入结构的研究集中在对消费整体的影响，且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研究居多。刘纯彬等（2011）研究了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对八类消费支出的影响。李建军（2012）等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城乡居民不同收入来源的消费弹性及消费倾向不同，城乡居民所设置的收入账户也具有异质性。对医疗保健支出的研究集中在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上，且仅从居民收入水平的角度来分析其与医疗保健支出间的关系。顾卫兵等（2008）在分析国内城乡居民收入变化对医疗保健支出的影响情况后，提出提高医疗保健支出的相关政策建议。曹燕等（2010）将国内城镇居民按收入高低分组进行研究，得出随着收入水平的增长，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比重下降的结论。

2 模型设定与数说明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与检验，从《中国统计年鉴》上获取2007-2015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城镇居民人均全年收入和人均医疗保健消费的统计数据对全国城镇进行全样本实证分析及分东、中、西部区域进行实证分析。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来源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根据1986年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通过的“七五”计划中的区域划分及后来的相应调整，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1个；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西部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重庆、广西、内蒙古12个。

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居民分项收入的来源结构中，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约为67%，这构成我国城镇居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转移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约为24%，成为我国城镇居民第二大收入来源。经营净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约为7%，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约为2%，两者所占比重较小。

为消除价格指数波动影响，以2000年的物价指数为基期对收入及消费数据进行处理。由图2可以看出医疗保健消费增速与收入增速基本同步，但医疗保健消费的增长低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在收入增长放缓时，医疗保健消费增速急剧下降，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的情况。可能的原因是基本医疗需求实现以后，满足居民高层次健康需求的产品和服务特别是非医疗性健康服务不足；城镇居民对健康的认识还停留在疾病治疗和自我保健上，对于个性化的健康服务和产品认识度不高，从而制约了居民的健康消费，因此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消费还有很大空间。

为避免多重共线性，本文将居民收入从来源上分为主动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把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加总作为主动性收入，分析两类收入对东中西三个地区城镇居民医疗保健的影响。

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本文使用Stata/SE 12.0软件，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面板数据模型通常有三种形式：混合效应模型、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检验。为判断混合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中应选择哪个更合理，采用F检验；为判断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中应选择哪个更合理，采用Hausman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通过检验发现，全国、中部和西部样本数据适合做固定效应模型，东部数据样本适合做随机效应模型，并采用GLS（广义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有利于避免序列相关和异方差的影响。

从全国样本数据看，主动性收入对医疗保健消费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主动性收入增长1%，带动医疗保健消费平均增长0.566%。转移性收入对医疗保健消费存在较弱正相关关系，并且相关关系不显著。从东部样本数据看，主动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医疗保健消费存在正相关关系，主动性收入增长1%，带动医疗保健消费平均增长0.040%；转移性收入增长1%，带动医疗保健消费平均增长0.543%。从中部样本数据看，主动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医疗保健消费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主动性收入增长1%，带动医疗保健消费平均增长0.554%；转移性收入增长1%，带动医疗保健消费平均增长0.268%。从西部样本数据看，主动性收入对医疗保健消费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主动性收入增长1%，带动医疗保健消费平均增长0.715%；转移性收入对医疗保健消费相关关系不显著。

根据实证检验结果，从全国看，主动性收入对医疗保健消费的扩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转移性收入效果并不明显。从东、中、西部区域上看，主动性收入对医疗保健消费的促进作用显著，同时地域差异性比较明显，东部地区主动性收入的拉动效果并不强，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主动性收入对医疗保健消费刺激显著。另一方面，转移性收入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对医疗保健消费的促进效果明显，而西部地区并不明显。可以看到，东部地区的城镇居民更愿意花费转移性收入在医疗保健消费上，中部地区的城镇居民主动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都愿意花费在医疗保健消费上，西部地区的城镇居民更愿意使用主动性收入在医疗保健消费上。

根据统计局的定义，转移性收入指国家、单位、社会团体对居民家庭的各种转移支付和居民家庭间的收入转移，包括政府对个人收入转移的离退休金、失业救济金、赔偿等；单位对个人收入转移的辞退金、保险索赔、住房公积金、家庭间的赠送和赡养等。可以看出，转移性收入更多地面向弱势群体。东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生活条件较好，城镇居民收入水平高，基本的医疗需求已经得到实现，转移性收入的增加可以有效地刺激弱势群体的医疗性消费需求，但主动性收入的促进作用不明显说明普通城镇居民仅停留在满足基本医疗需求，还没有发展出非医疗性健康保健类消费。中部地区逐步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经济发展具有潜力，居民对自身健康状况重视程度不断加深，基本医疗正在逐步完善，因而增加主动性收入、转移性收入都可以达到促进作用，但因消费水平仍然不高，主动性收入的促进效果更好。西部地区发展相对落后，基本的医疗消费还未得到满足，普通城镇居民更倾向于使用稳定的、占大部分的主动性收入，增加西部居民的主动性收入能明显有效地增加医疗保健消费，而面向弱势群体的转移性收入可能更多用于衣食方面的基础消费，基本的医疗消费对于他们还极度欠缺。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中国2007-201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城镇居民收入结构对医疗保健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如下结论：城镇居民的医疗保健消费有所增长，但仍处于较低水平，增长速度低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其次，从城镇居民收入结构对医疗保健消费的促进效应来看，从东部地区到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主动性收入增长对医疗保健消费的影响呈递增，而转移性收入增长对医疗保健消费的影响呈递减，这说明在不同收入水平上，两种收入来源对医疗保健消费的影响是不同的。要促进医疗保健消费，高收入地区要重视城镇居民转移性收入的增长，低收入地区更要增加城镇居民的主动性收入。

综合上述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提高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尤其要注重东、中、西部收入水平的差异。影响医疗保健消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收入水平，同时收入水平较低也是我国医疗保健产业相对落后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影响居民医疗保健消费的因素还有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收入差距较大等。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扩大医疗保健消费，具体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建立健全职工工资增长机制；在再分配中增加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支付，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第二，对东中西部地区采取不同的医疗保健消费刺激措施。在中西部地区，完善基本医疗卫生服眨保证城镇居民能实现医疗性的消费。对其弱势群体需要加大扶持力度，保障弱势群体基本生活。在东部地区，城镇居民的健康消费需求不断增加，应增加健康服务和产品供给。过去人们的健康消费需求是简单、单一的治疗型，现在开始向疾病预防型、保健型和健康促进型转变。基于此，我们发现发展医疗性健康服务和非医疗性健康服务同样重要，通过开发高层次健康消费项目，可进一步引导中高收入群体提升健康消费层次。为促进健康服务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政府应出台相应的产业政策，加大对健康服务业的支持力度，促进健康服务业快速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曹燕，田耕.我国不同收入组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支出特点分析[J].医学与社会，2010（03）：21-23.

[2]顾卫兵，张东刚.城乡居民收入与医疗保健支出关系的实证分析[J].消费经济，2008（01）：43-46.

[3]葛斐，黄静，穆月英.中国东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对消费水平影响的对比分析――以江苏、新疆两省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09（32）.

[4]李建军.城镇居民收入、财政支出与农民收入――基于1978-2006年中国数据的协整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08（04）：34-40.

[5]刘纯彬，陈冲.影响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收入结构效应分析――基于我国1997～2009年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天府新论，2011（04）：43-48.

[6]马敬桂，黄普.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结构变动对消费支出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城乡比较分析[J].长江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02）29-33.

医疗消费论文篇（9）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和消费结构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了解城镇居民的消费有助于深入了解我国经济的运行状态。同时，近年来，由于经济危机导致我国的投资、净出口严重下滑，国内广大的消费市场便成为了我国经济维持继续发展的新的动力。[1]所以，作为消费一大重要组成部分的城镇居民消费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中，影响最大的当属被称为“三高”的住房、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化的支出。三者的总支出占居民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不断扩大，导致城镇居民的消费方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学者指出，近年来国家针对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力度加大，但是全国居住价格水平仍然处于上涨水平，甚至增速远远高于通货膨胀率；另外，家庭教育支出的增长速度也大大超出了收入增长速度。在医疗领域，越来越多的医疗事故和居高不下的医疗费用，也严重影响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2]

所以，为了了解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和消费结构，本文着重引用半参数回归分析方法，深入探讨了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性支出与医疗保健支出、教育文化支出和居住支出三者之间的关系。

二、数据搜集

本文搜集了1985年到2011年的数据。其中，con为1985-2006年城镇居民总平均消费支出，x1，x2，x3，分别为各年的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和居住的消费支出情况。

三、理论分析

首先，高速增长的教育消费。主要表现在居民教育支出猛增，教育占消费支出的比重迅速扩大；各种择校费、赞助费早已司空见惯；不合理收费屡禁不止，“高价教育”越来越高；教育费用与居民承受能力矛盾突出。

其次，高价住房。城镇居民在住房消费方面的支出也在不断增大，居住质量、居住条件改善在居民提高生活消费水平的目标中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预期房地产价格将会继续大幅上升，为了购房，绝大多数购房者纷纷削减了其他消费。因此，住房价格居高不下，已成为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主要部分。

再次，高价的医疗费用。这个主要表现在医疗乱收费问题屡禁不止；药价仍居高不下；医疗收费超过多数市民的承受能力；不少城镇居民无医疗保障。因而，高价医疗费用在城镇居民消费中的比重也越来越高。

四、模型建立

从上述理论分析，可知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和居住支出都是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对其有显著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半参数角度对数据进行建模，并对建模的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3]

（一）画散点图

利用R语言，画出解释变量x1、x2、x3与被解释变量con的散点图，如下图1。

从散点图1可粗略得知，三幅图的散点走向基本相同，就是说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与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和居住支出都呈正相关，且变化幅度和趋势相似。可以怀疑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和居住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具有相似的影响。

（二）半参数估计

首先，建立简单的参数模型，可知x1和x2不显著，t检验即使是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没有通过。但是，根据理论分析，认为医疗保健支出和教育文化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有显著影响。

然后，在简单的参数模型不成立的情况下，对t检验不通过的变量利用非参数估计。

（1）对x1用非参数方法估计（gam1）

当对x1用非参数估计，对x2和x3用参数估计时，x2和x3的系数t检验均通过，x1的非参数F检验也通过，说明医疗保健支出、教育文化支出和居住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都具有显著的影响。

（2）对x2用非参数方法估计（gam2）

同样地，当对x2用非参数估计，对x1和x3用参数估计时，x1和x3的系数t检验均通过（x3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不能通过），x2的非参数F检验也通过，说明医疗保健支出、教育文化支出居住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也都具有显著的影响。

（3）对x1和x2用非参数方法估计

当对x1和x2都用非参数估计，x3用参数估计时，无论是x3前系数的t检验，还是x1和x2的非参数F检验，其P值都接近于0。此结果表明医疗保健支出、教育文化支出和居住支出都显著地影响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

（三）半参数回归结果的选择

上述三种回归结果，都能体现x1、x2和x3对con影响的显著性，且与理论相符。通过GCV比较（如表1），可以得知模型gam3比较好，即x1和x2利用非参数的形式而x3利用参数形式进行估计较好，GCV的值最小。

对于上述三个模型的选择，还可以利用R语言中anova命令运用F检验来判断。通过对上述三个模型两两进行比较，可知gam3相对来说拟合的效果最好，与GCV比较的结果一致。

五、结论

分析结果表明，医疗保健支出、教育文化支出和居住支出与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都呈现显著性地正向相关关系。在最优的模型gam3中，居住支出前的系数为2.0358，即意味着在医疗保健支出和教育文化支出不变时，当居住支出增加1元时，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增加2.0358元。由此，可见居住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有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医疗消费论文篇（10）

    我国首次在立法上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第49条，该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费用的一倍。”理论界对医患纠纷能否适用《消法》第49条的规定一直争议不断，一种观点认为医方不是经营者，患者也不是消费者，所以不能适用《消法》；另一种观点认为医患双方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医疗机构有义务向患者提供约定的医疗服务，患者根据其提供的医疗服务支付医疗费用，医患关系是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医患之间建立的是医疗服务合同，所以可以适用《消法》。而司法实践中对医患纠纷的处理由于法官的“自由裁量”，也使得相似案件的裁判大相径庭，案件的审理结果不是难以维护患者权益，就是医方愤愤不平，国家司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过于绝对，医患纠纷由于医疗行业的特殊性，不能作简单的归结。能否适用《消法》第49条实质上取决于不同医患关系的法律性质，而对我国医患关系法律性质的分析应结合实际国情以及医疗行业的特殊性加以区别。本文拟就不同医患关系的法律性质、惩罚性赔偿制度依赖《消法》的独特立法价值角度出发，探讨医患纠纷中的惩罚性赔偿问题。

    一、医患纠纷的法律性质分析

    实践中，患者到医疗机构就诊存在两种情形，一种是患者由于疾病的突发性（如遇到交通事故）而被动的被送往最近或最方便的医院治疗，此种情况形成的医患关系可称为被动型的医患关系；另一种是患者按部就班，选择自己信任的医院挂号，医院收取挂号费后向患者交付挂号单，这样形成的医患关系可称为平等型的医患关系。目前理论界基本上都将这两种医患关系混淆在一起，但笔者认为这两种医患关系的法律性质不能一概而论。

    （一）对于被动型医患关系，笔者认为是不可能构成合同关系的。因为合同最基本的原则是意志自由，必须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而一方面，患者由于自身条件所限（如患者本身昏迷），无法选择医院；另一方面，医疗行为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当病人的生命健康权受到紧急侵害时，医生应履行救死扶伤的义务，尤其在患者不能表达自己的意志时，这是一种绝对的强制义务，即使当时患者没有支付费用，医院也只能无条件的接受患者并给予治疗，而不能将病人拒之门外。国家赋予的强制义务，限制了医院的意志自由，也使其权利义务不平等，加重了医方的风险程度。这种医患关系的建立是不可预见的、偶然的，无法事先精确安排，对此种医患关系当然不能适用《消法》。

    （二）对于平等型医患关系的法律性质，长久以来由于受到将医疗、教育等社会服务机构与服务对象间形成的社会关系纳入行政保障体制与计划模式的传统认识影响，有观点认为医患关系是医疗行政法律关系，具有社会公益性、对患者人身支配性及专业性。笔者认为此观点有失偏颇，平等型医患关系本质上应属医疗服务合同关系，而不是医疗行政法律关系。

    首先，从医患关系主体看，无论医院的经济实力与技术实力如何雄厚，无论患者的出身、职业、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如何，双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

    其次，从医患关系内容看，医疗机构有义务向患者提供约定的医疗服务，患者根据其提供的医疗服务支付相应的医疗费用，医疗机构的义务就是患者的权利，患者的义务则是医疗机构的权利，这种权利义务的一致性完全符合自愿公平、等价有偿的原则。

    再次，平等型医患关系的建立源于患者去医疗机构挂号，医疗机构发给患者挂号单的双向意思表示。实质上，患者前往医疗机构挂号是向特定的医疗机构发出明确需要接受医疗服务的内容，属于要约行为；医疗机构发给患者挂号单，表明其接受患者的意思表示，即同意为其提供医疗服务，属于承诺，医患之间的医疗服务合同由此成立。

    二、对平等型医患纠纷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必要性

    应当说，是平等型医患关系的不对称现状决定了医患纠纷中必须对患者的权益加以特别保护。平等型医患关系只表明患者和医方平等地位的应然性，即患者和医方形式上的公平性，而医患关系的实然性则体现出医强患弱的不对称性，也即患者和医方实质上的不平等性。这主要体现在：1、我国多年来一直强调医疗机构的事业性和公益性，形成了医方对患者“居高临下”的不平等关系。医方认为提供医疗服务是对患者的施善行为，患者只能被动的听其摆布而没有任何发言权；2、双方在医学信息占有上的不对称性。医学是专业性极强、技术含量很高的行业，患者对疾病的了解程度、对什么疾病应用什么药或什么手术治疗、治疗方案有无风险或副作用等等知之甚少，而医方对医学知识的掌握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容易发生医方为了经济利益而损害患者利益的事情。现实生活中，某些医院、医生对患者有意捏造、夸大病情，多开药、开贵药，使用不必要的医疗设备、医疗方案等等行为成为消费投诉的热点，就极有力的证明了目前医强患弱的现实状态。

    医患双方事实上实力悬殊，医患关系的不对称性现状，决定了法律应当对处于弱势的患者权益加以特别保护。笔者认为对患者权益加以特别保护的方法就是从法律上对医患纠纷的处理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法律从本质上是人类理性制度设计的一种，医患双方只是抽象上的人格平等，但要实现实质平等，只有依赖法律的制度设计。既然法律不能从经济社会等根本要素上有效改变事实上双方的实力对比，就只有在法律地位上对二者宽严有别，对弱者赋予更为充分的交易权利，提高交易地位，对强者加强义务约束，使强者在侵害弱者利益时承担比弱者所受损失更为高昂的赔偿，显著增加其违法侵害的成本，使其不敢贸然利用强弱差势故意侵害弱者的利益，从而达到法律的威慑和预防作用。从实证角度讲，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我们也不可能寄希望于“诚实信用”原则对医方的道德约束作用，只有从法律上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才能有利于医疗行业的健康发展，有利于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减少和杜绝医方利用强势地位损害患者生命身体健康权益的行为；另一方面，赋予患者额外的赔偿也能激励弱势方勇敢维护自身权益。因此，在医患纠纷中实行惩罚性赔偿制度是非常有必要的。

    三、医患纠纷实行惩罚性赔偿制度必须依赖《消法》

    我国现行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唯一法律依据是《消法》第49条。也就是说，医患纠纷的处理实行惩罚性赔偿制度只能以《消法》为法律依据。虽然平等型医患关系是医疗服务合同关系，但能否适用《消法》理论上争议很大。笔者认为，患者是否是《消法》规定的消费者，医方是否属于《消法》规定的经营者，这是平等型医患纠纷能否适用《消法》的前提。

    《消法》是维护消费者利益的法律，该法对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内涵作了规定，但未直接规定消费者和经营者的概念。而对消费者、经营者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是造成学界观点分歧和司法机关处理混乱的原因。根据《消法》第二条和第三条的规定，该法中的经营者是指为消费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商品或者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消费者是指为满足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个人和单位。因此可以看出，《消法》中的消费专指生活消费，是人们为了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消耗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过程，生活消费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消法》中的消费对象是商品和服务；《消法》中的消费方式包括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消法》中的消费主体包括公民和单位。笔者认为，患者为了达到恢复身体健康的目的而购买、使用药品或者接受医疗服务的行为是一种生活消费行为，即为了满足自己的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药品或者接受医疗服务的生活消费行为，因此，平等型医患关系中的患者属于《消法》中规定的消费者。

    对于医方是否属于《消法》规定的经营者的问题，传统观点认为医方不以盈利为目的，因而医方不是经营机构。笔者认为，此观点随着医疗体制的改革进程已越来越不可取。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目标就是将医院推向市场，尽管目前官方消息称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基本上是失败的，但已无法改变中国医患关系市场化走向的事实。医疗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已使患者治病就医的福利性和医疗机构的公益性发生了很大变化。医疗机构投资主体呈多元化的趋势，原国有医疗机构被个人或有关单位买断，从原来的重社会效益向重经济效益转变。为了增加经济效益，医疗机构开始有了竞争意识。一方面，医疗机构采用先进的医疗技术和设施吸引患者，加强医风医德教育，改善服务态度，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不断扩充医疗服务内容，整形美容、隆胸、抽脂减肥等也纳入医疗服务范畴；另一方面，广告—这个现代社会最有影响力的促销手段也被医疗机构大量采用。依照我国《广告法》的规定，广告是指商品经营者或服务提供者承担费用，通过一定的媒介和形式直接或间接地介绍自己所经营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的商业广告。因此，广告这种商业行业，已使医疗机构公益福利性的角色发生了位移，盈利性成为医方生存的必要条件已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实践中相当多的医疗机构打着社会公益性的招牌，行盈利之实。基于以上分析，在平等型医患关系中，为患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药品或者提供医疗服务的医方当然属于《消法》中规定的经营者。

    既然平等型医患关系中患者属于《消法》中规定的消费者，医方属于《消法》中规定的经营者，则平等型医患纠纷当然可以适用《消法》，医患纠纷中实质公平的实现则必须依赖《消法》第49条的规定。

    《消法》的立法宗旨是保护作为弱者的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消费者作为势单力薄的个体，无法也无力与实力强大的生产经营者进行抗衡。《消法》通过赋予弱者更充分的权利，加强强者的义务约束来实现弱者和强者实质上的公平。承认与关注消费者与经营者实力的悬殊，对消费者加以倾斜性保护，赋予其知情权、公平交易权、求偿权、请求双倍赔偿等法定权利，旨在防治强势方侵害弱势消费者。《消法》属于经济法范畴，与属民法范畴的《合同法》等对抽象人格平等的赋权相比，前者显然对存在实力差距的法律关系中的弱者赋予特别保护。

    《消法》第49条的规定开创了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先河，并由此成为《消法》乃至一切旨在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公平、扶正强弱差别、体现司法预防功能的特殊法律制度的精髓。因此，无论是从保持《消法》适用的统一性还是切实维护患者合法权益、督促医方树立外在监督之下的严谨医疗信用，淡化当前日益加剧的医患矛盾，纠正频发医疗损害事件的不利趋势，在平等型医疗纠纷中适用《消法》第49条的规定都是非常必要而且可行的。

    四、《消法》第49条对平等型医患纠纷的适用条件

    实践中，平等型医患纠纷大量存在，但不是每个纠纷都能适用《消法》第49条。笔者认为，要适用该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须符合以下条件：

    1、医方的医疗行为存在欺诈。欺诈一般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要达到欺诈目的，不仅要借助欺诈方的捏造与隐瞒，还要借助于受欺诈方违背了真实意思表示的回应行为。具体到医疗纠纷中，医方一般具有如实告知患者所患何种病情以及病情轻重程度等义务，但只有在医方侵犯患者知情权的行为关系到患者是否接受医疗服务时，才能构成医疗欺诈。如无行医资格或超出资质范围而故意隐瞒、故意夸大甚至捏造患者病情、使用不必要的药品和医疗方案等等。但理论上认为医疗欺诈有排除适用的情形，如果医方医疗行为中的“欺诈”符合医事伦理，则该“欺诈”不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比如在特定情况下向病人隐瞒真实病情，防止其丧失生存希望。

    2、医方的欺诈行为给患者造成了损失。有损失才能有赔偿问题。医疗纠纷中的损失一般包括：本无必要而因受欺诈后多花的医疗费用、误工费用；因医疗服务导致病情恶化或造成了病情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费用、医疗费用、误工费用；因受欺诈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费用等等。

    3、患者须提出要求惩罚性赔偿的主张。患者在受欺诈造成损失后，既可提出要求惩罚性赔偿，也可不提出。《消法》第49条中规定“……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因此， 如果患者不提出惩罚性赔偿的主张，就不能适用此规定。

    五、适用《消法》第49条解决医患纠纷的局限性

    综上分析，在平等型医患纠纷中适用《消法》第49条对于缓和日益激烈的医患矛盾、扶正倾斜的医患关系是非常必要而且可行的。但是《消法》本身将惩罚性赔偿制度局限于以消费关系为基础的欺诈行为中，导致了在医疗关系中医方不以欺诈方式实施的其他严重侵害患者利益的行为无法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这些行为带来的恶果有可能比欺诈侵害的后果更严重却反而没有更严厉的措施加以惩罚。笔者认为要解决此问题，只有扩大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使医疗纠纷中的侵害行为无论是否是欺诈造成的都能适用，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平衡医患双方的利益，妥善解决医疗纠纷。

    主要参考文献

    1、金多才：《关于医患纠纷的法律思考》，载《人民司法》2000年第8期。

    2、张力：《试论医疗纠纷中的惩罚性赔偿问题》，载《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9期。

    3、姜军松：《关于医疗纠纷案件审理中法律适用的几个问题》，载《湘潭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4、夏民、刘同君：《医患关系的法理学思考》，载《医学与社会》2000年第13卷第5期。

医疗消费论文篇（11）

 

有效遏制医疗费过快增长，杜绝和减少医保基金流失，提高基金使用效率和社会公平性，既是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医保管理部门的重要职责。论文参考网。因此，建立医院、患者和医保经办机构三方约束机制，构建和谐医患保关系，把控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才能事半功倍。

1.关于定点医疗机构的规范化服务

定点医疗机构的规范化服务，主要内容应包括：一是以患者病情实际需要并兼顾医保政策规定和医保基金支付能力的诊断检验措施，符合医保用药范围的用药治疗方案，排除来自外界因素的干扰，为患者提供经济适度、保障基本医疗的医疗服务，尤其是不得诱导参保人员“超值”消费或过度消费。二是为患者提供促进身心康复的“软环境”服务，包括适度优雅的医疗环境、温馨热情地护理服务以及耐心细致和诚实守信的医疗咨询服务等等。论文参考网。三是合理收取医疗费用，包括依据物价部门批准的收费项目和标准合理取费，不随意增加收费项目或变相提高收费标准；制定切合实际的经济适度的诊断治疗方案，在保证基本医疗的前提下，拟定个人自负费用占总医疗费用的控制比例，减少大型检查费用和“新特药”的使用；控制药品供应环节，降低药品附加费用；提高医院管理水平，努力降低管理费用等。

2.关于参保人员医疗消费心理预期的调整

患者是医疗消费的客体，而在主观上如对医疗保险政策的理解程度、心理素质状况等都直接或间接地牵动着医疗消费。一是要正确理解基本医疗保险的深刻内涵。医疗保险是对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具有三个特定含义：（1）医疗保险的立足点是保障参保人员的基本医疗，基本医疗是指基本用药、基本技术、基本服务和基本费用支出。基本医疗保险只能提供基本医疗保障，缴纳的医疗保险费也只能维持基本医疗费用支出，享受基本医疗服务以外的各种医疗服务，只能是自己负担或通过商业医疗保险来解决。（2）享受医疗保险的服务对象只能是投保单位的参保人员本人，谁交费谁受益，不交费不能受益。（3）医疗保险是对参保人员因病所造成经济损失的一种补偿行为，医疗费用由医保机构和参保人员个人按不同比例合理负担。二是自觉接受医疗咨询，有梯度地选择就医医院。参保人员随机发生的医疗需求，在程度上大致可划分为轻重缓急。对于头疼感冒等常见病、多发病，可根据自己掌握的基本医学知识，到社区卫生所或定点药店取药医治；对于一般性疾病，能在门诊处理的就不能住院治疗，能在社区卫生所或一二级医院治疗就不要到三级医院治疗，杜绝小病大治，实行合理的梯度消费。三是自我约束消费行为，倡导理性消费。虽然病情相对比较重，也要认真接受医生的指导，确定经济合理的诊断治疗方案，对症治疗，合理用药，减少大型检查和贵重药品的使用，尤其是尽量减少医保规定范围以外的医疗服务，杜绝过度消费和超值消费，并认真遵守医院出入院管理规定。论文参考网。

3.关于医保部门的责任

3.1完善医疗保险稽查制度，对定点医院实行动态、适时和制度化监督管理

一是建立定期稽查制度，实地稽查与住院费结算资料核查相结合，实现医疗稽查常态化。二是突出稽查重点，重点核查检查治疗方案的经济合理性、与患者病情的符合程度、有无滥检查乱拿药现象、医保用药范围、服务项目以及收费标准执行情况、甲乙类药品分类结算情况等等，保证稽查效果。三是创造条件实现医保机构与定点医院住院管理系统的联网，应用计算机管理系统辅助完成“同步”和“随时”监控，由事后“算帐”转向事前、事中控制，增强稽查工作的主动性和目的性。四是注意方式方法，取得院方的理解和支持，营造一个相互理解、相互支持、配套联动的工作环境。五是注重发挥社会监督作用，扩大稽查效果。医疗稽查工作涉及面广，工作量大，违规隐蔽性和稽查难度会越来越大，仅靠医保部门稽查，工作力度是不够的，还应该设立举报监督电话或信箱，广泛发动社会力量来共同参与监督。

3.2实行定点医疗合同管理，明确责任权利，约束医保机构和定点医院的服务行为

医疗合同除明确规定医疗质量、服务水平、医疗费结算方式、医疗保险用药范围和特殊检查治疗项目审批制度外，更应进一步地明确收费标准、医疗服务工作量、年度医疗费用控制总额和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规定，尤其是要明确对责任医务人员在职称聘任、职务晋升以及经济处罚等方面的规定。严格奖惩兑现，是保证医疗合同履行的关键，也是其履行情况的鉴证。完善优胜劣汰的准入与退出机制，促进医疗单位合理有序竞争。

3.3建立医疗服务综合评价体系，有效降低不必要住院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