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技术论文大全11篇

传播技术论文篇（1）

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创建到现在，不过是几十年的历史，然而传播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现象则是和人类社会的产生是同步的。并且，媒介和传者与受者两者一样，是作为最基本的传播要素而出现的，它是信息传递和接受的手段、载体。在最初的传播历史中，媒介表现为语音、语言和一些简单的符号等形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媒介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随着现代印刷机的发明，传播第一次有了现代性的意义，开始跨越以前人类想象力的极限，摆脱了时间性与地域性的制约，使地球上每一个个体都身陷于现代传媒的巨大旋涡之中。伴随着工业革命的继续发展，电台、电视等媒介也竞相跃上传播的舞台，并且，每一个媒介的产生，都在很大意义上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境况，甚至同人类社会的变迁与文明的发展有着莫大的关系。特别是电视的发明与成熟，其作用更是巨大，这也使得媒介技术分析的现实意义迅速而明晰地凸显出来。在媒介分析理论界中至今享有盛誉的理论大师：雷蒙·威廉斯、麦克卢汉、梅罗维兹都有着自己对独特的理论思辩。

20世纪的最后十余年的时间里，更是科技日新月异、信息技术更新提速的年头，数码技术、光纤卫星通讯技术、电脑网络技术大放异彩。在所有这些技术逐渐走向融合和协调的基础上，世界性的因特网迅速崛起，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媒介，它不但打破了地域限制和国家疆界，还打破了文字、声音、图象等各种符号形式的隔膜，更使得个人的单向传播（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各个层次类型和规模的传播走向统一。其影响的触角也正伸向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对于传媒界而言，这些变化中包含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对于传播学研究界而言，这些令人激动的变化构成推动媒介分析研究的动力：一方面，要对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新环境、新实践作出深刻的分析和解释，离不开传播学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传播领域层出不穷的新变化，将一系列有关信息传播高新技术同社会发展的关系新传播研究课题摆在了学术界面前。将传播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从前人的成果中获取启示，而又追求联系实际充实传播学理论，这是时代赋予传播学界的双重任务。媒介分析作为以媒介技术为焦点、以媒介分析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的关系为核心的研究部类，正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切入口。

一提到媒介分析理论，很多人第一个想起的名字便是麦克卢汉，殊不知，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英尼斯的影响，他自己也把英尼斯称为“良师”。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英尼斯就在他的专著《帝国与传播》、《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中广泛分析了人类转播的各种形式、各种技术手段，提出了一种把传播技术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考察的媒介理论。比起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英尼斯的媒介理论要早问世十多年。

英尼斯从20世纪40年代初起，在他生命的最后10来个年头里，他把传播置于人类历史运转的核心位置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媒介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一切文明都有赖于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与之相关的是传播媒介的时空倾向性，因而文明的兴起与衰落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息息相关。英尼斯认为任何传播媒介都具有时间偏向或空间偏向，也就是说，传播媒介或具有长久保存但却难于运输的倾向性，或具有易于运输却难以保存的倾向性，前者便于对时间跨度的控制；如羊皮纸、石头等，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时间的媒介”；后者便于对空间的控制，如轻便的纸张，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空间的媒介”。根据英尼斯的观点，就这两种媒介同权利结构的关系而言，“偏向时间的媒介”有助于树立权威，从而利于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偏向空间的媒介”则有助于远距离管理和广阔地域的贸易，有助于帝国领土扩展，从而有利于形成中央集权但等级制度不强的社会体制。英氏还探讨了媒介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两者之间的平衡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他的媒介理论认为，建立在强调时间偏向的传播手段或强调空间偏向的传播手段基础上的两种不同的权威和知识垄断——宗教的或国家政府的，道德的或科技的，是帝国兴衰的主要动力、文明兴衰的主要动力。这种理论还把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视为辨证的统一体，认为一味地向时间倾斜和向空间倾斜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一个稳定的社会离不开维护时间倾向和空间倾向间平衡地机制。

英尼斯的媒介理论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作者对科技理性的怀疑态度，尽管英氏很看重媒介技术发展史在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但他并未从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中看到解决现代文明中如下重要问题的希望：如何发展道德的力量去和物质科学所释放出来的力量向抗衡，以维持一种社会的平衡。例如，他在《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一书中，英尼斯对知识的机械化中所隐伏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评论：“机械化强调了复杂性和混乱，它造成了知识领域的垄断。对于任何文明而言，如果它不屈服于这种知识的垄断的影响，对此进行一些批判性的调查和提出批判性的报告已成为极其重要的事项。思想自由正处于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及伴随他们的西方文明摧毁的危险之中。”也许尽管英尼斯在对待科技的态度方面的悲观论调和怀旧情绪并不可取。但是他对现代西方文明过于强调物质科技的力量，忽视道德力量的批判性思考确是每一个习惯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所必须尊重的。

假如说英尼斯是将媒介技术与人类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先驱，那么麦克卢汉则是继续开拓这一领域、并在传播学领域研究中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研究传统的关键人物。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理论以其一系列大胆新颖的论点，迅速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重视，非但如此，他还在美国媒体与大众之间掀起了一阵麦氏风暴。

麦克卢汉最为重要的一个论点应该是“媒介即讯息”，这即是麦克卢汉与另一学者合著的一本重要著作的书名，也是其媒介理论的发人深思的主题。麦氏从功能和效果两个方面阐述了“媒介即讯息”的论点。首先，麦氏从媒介技术的功能作用的角度理解“内容”，提出任何媒介的“内容”总是另一媒介。“言语是文字的内容，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一样。而印刷则是电报的内容。如果有人要问，‘那么言语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就有必要回答说，‘它是思想的实际过程，这本身就是非言语的’”。此外，麦克卢汉还从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效果的角度赖理解“内容”，认为一种新的媒介一旦出现，无论它传递的是什么样的讯息内容，这种媒介本身就会引发社会的某种变化，这就是它的内容，也就是它带给人类社会的讯息。

麦克卢汉另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其“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理论。他把媒介技术比作人体或人类感官的延伸，并提出了“感官的平衡”的概念。他指出，使用不同的传播技术会影响人类感觉的组织。例如，文字与印刷媒介是视觉器官——眼睛的延伸，广播是听觉器官——耳朵的延伸，而电视则是全身感觉器官的延伸。麦氏根据人类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方式手段的演变，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口头传播时期、文字传播时期以及电子传播时期。在每个时期，人类感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思维的方式都有其自己的特点。与此相应的是部落文化、脱离部落文化和重归部落文化。他认为人的感觉需要平衡，任何一种感觉一旦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另外的感觉的作用被人们所疏远，这样的个体不会是健全的。而新兴的电子传播时期，将会使人重新走向和谐，使人的各种感觉重新达到平衡状态。另外，麦还有关于“冷媒介、热媒介”的理论。

二人把媒介技术置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大背景进行考察，强调媒介技术本身的作用，在传播学研究中开创了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新的研究传统。这是此二人学说的重要历史地位。但是，他们的理论也存在着重要的缺陷：陷入了唯技术决定论的悖论。他们的媒介理论都失之于过分强调媒介技术的作用，把媒介描绘称导致社会变动的最大动力。从而被学界批评为陷入唯技术决定论的极端。这是我们在阅读他们的著作，吸取其精华思想时所必须警醒的。除此之外，两人在写作中，常常对一些基础的定义未作明确的界定，而为了追求一种夸张的风格造成了思维逻辑上的混乱。这一点也同样需要读者加以注意。

与此二人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英国著名学者，西方批判学派中的社会文化学派的理论先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威廉斯毕生致力于文化研究，于他而言，大众传媒研究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文化研究就是研究整个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首先，他认为，对媒介文化研究要运用一种整体的、历史的、动态的观点。其认为，文化现象（包括媒介文化）是和所有社会现象紧密联系的一部分，它们的变化牵涉到所有社会现象包括内在结构的变化，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运动过程，“在任何时候，它都即包括对现代的反应，也包括对历史的延续。”其次，他把文化研究同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试图探询文化制品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可以从他以下观点看出来：第一，强调社会传播过程就是意义和定义在社会上建立并且历史地演变的过程，强调传播和社会制度机构、习俗之间关系密切。第二，指出大众传播的商业形式并非象某些人吹嘘的那样是自由的大众传播模式，而是一种实际上由商业系统控制社会的模式。第三，指出文化现象的复杂性以及传媒文化中的种种问题的社会性。他反对非此即彼的简单两分法去看待社会文化问题，大众文化中存在着内容低劣等问题，但并不是孤立的，他主张把他们看作社会问题，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这其中包括：对过去真正的通俗文化传统的蔑视；作为人类文化伟大成就的伟大文化传统又被搞成少数人的独占；投机商们的乘虚而入。

对于传媒科技发展与社会关系这一问题，威廉斯批评了传播界占有显赫地位的两位大师的理论，一是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二是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威廉斯对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颇为不满，他认为这一模式遗漏了对真正社会与文化过程至关重要的“意向”问题，如果忽略了为什么目的而传播，那么就等于忽略了所有真正的社会与文化过程。这涉及到传播过程所指向的意向和利益等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西方传媒的真正意向常常与有关当局公开宣言的意向有很大的区别，并与那些假象的一般的社会过程中的情形有很大区别。只有对意向的正确分析，才能更深的理解西方传媒的内在制度。

威廉斯也在以下几个方面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提出了自己的批评，首先，他认为在麦氏的媒介理论中，实际上见不到社会的踪影，它丝毫不能解释不同的媒介特征与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及意向之间的相互关联。麦氏的理论虽然关注到不同媒介不特殊性，但只是把它们臆断地指派给媒介的心理功能。其次，麦氏的理论不但认可西方社会与文化的现状，而且尤其认可这种社会文化状况的内在倾向。也就是说，它缺乏对西方社会与文化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理性批判，最后，麦的理论中还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混乱的缺陷。

在提出对这两者进行批评的同时，威廉斯也谈到了自己对媒介文化意向与社会科技发展关系的看法：第一，所有技术的创造与发展都是为了有助于已知的人类实践，这是基本的意向因素，但却不是唯一的。第二，在许多情况下，技术往往产生原先并未预料到的使用情况与效果，他们也是对初使意向的真正的修正。第三，真正的决定是一个过程，一个牵涉到整个现实的社会过程，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总之，媒介技术是媒介发展的一个重要层面，它往往能引起巨大的传播方式的变革，从而导致社会本身巨变。所以媒介技术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定义，其蕴涵的社会含义值得更多有识之士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传播技术论文篇（2）

在传播学领域,媒介分析作为一个大的研究部分,主要包括:媒介产生发展的历史,各种媒介的特点,媒介同人类社会变迁和文明发展史的关系,媒介文化等等。开媒介分析先河的英尼斯和麦克卢汉提出了如“媒介即讯息”等着名的观点,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媒介技术及其发展的巨大作用。然而,在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传播技术与媒介作为信息传递和接受的手段、载体,并非总是研究的重点。人们的注意力主要倾注在媒介所传递的信息内容和其产生的效果上。但近些年来,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席卷全球的浪潮使我们看到技术在传播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只有掌握了先进的传播手段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

一、传播技术的产生和发展

人类诞生之初,由于生存的需要,必须实现个体之间的交流。在漫长的时期

内,人类只能依靠原始而古老的传播方式如表情、动作等来相互了解。随着劳动和生活中传播活动的需要,人类发明了使自己彻底完成从猿到人的转变的传播工具——语言,然后又发明了使信息可以保存下来并使文化有效积累成为可能的传播工具——文字。最初的文字刻在甲骨、金器上,后来又有了绢、帛,东汉的毕昇借鉴前人的经验发明了纸。雕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传播手段先进,传播内容丰富了起来。但是,这些还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迅速的社会传播,还需要有技术上的更大突破。这种突破,于15世纪中叶拉开了序幕,其标志是金属活字印刷术和金属活字印刷机的问世。

德国人古登堡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手摇金属活字印刷机,开始了活字版印刷书籍,这说明人类在信息传递技术上的进步。到了19世纪初伦敦《泰晤士报》首先于公元1814年开始以蒸汽为动力的机器印报,使得知识与资讯得以普及,这是一项相当重要的进展。1833年,第一张廉价报纸纽约《太阳报》的诞生标志着真正的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它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滚筒印刷机,每小时印报4000份,为大量发行提供了技术保证。

在19世纪,美国人莫尔斯发明通讯电码,开始了有线电报时代。1870年出现电话,1895年意大利人马可尼发明无线电,使人类的通讯技术大幅改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此技术为基础发明了民用无线电。在此同时,电影工业在欧美亦成为另一种有力的大众传媒。电视是在1924年首次问世,而英国定期播放电视则始于公元1936年。电视时至今日,仍是一般人主要吸收资讯、常识,作为休闲娱乐,或作为消磨时间打发孤寂的工具。

20世纪40年代计算机的出现为大众传播带来了一次新的机遇。数字化技术的运用,通过与通讯的巧妙结合,在加工处理信息方面改变了以往直接参与的方式,是信息处理第一次超越了人类自身而实现,真正达到了信息的传递、存储和加工处理的一体化和自动化,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最先进的传播革命,大众传播进入了数字化与网络传播的崭新时代。

电脑促进办公室自动化、产业自动化及家庭自动化;镭射科技,如磁碟机、碟片、影像传真机及文件处理系统普及;有线电视与通讯卫星结合,使电视的功能发挥更佳;资讯社会应用许多新的传播媒体,如电视、电话、电子邮件、电子报讯、电视传讯、电话影视、电子会议等等,正缔造全面电子化的环境。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整合了多种技术,它不但能统一处理文字、声音、图形、影像等各种符号形式,而且打破了地域界限和国家界限。信息技术的应用范围已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正悄然改变着人们习以为常的传媒环境。

二、传播技术在我国媒介中的应用

近年来,我国的传播事业迅速发展。为顺应世界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潮流,

缩小与发达国家传媒业的差距,我国传媒业积极采用新技术,对媒介内部从业人员进行培训,改革旧有的观念,使之跟上国际步伐,成为我国传媒业的一个新趋势。

以《文汇报》为例,对我国媒介使用新技术的情况可窥见一斑。《文汇报》于1998年1月26日开始推出网络版,迅速引起了公众的兴趣,当时的数据表明,每天平均有近千人上网访问浏览。与该报印刷版相比,网络版提供了优秀的检索服务,读者只要键入自己想找的指令,很快就能得到许多相关资料。此外,对于外省市不能及时看到印刷版《文汇报》的地方,网络版更能显示出它的优势。网络的应用还能使读者的反馈瞬间传回报社,读者和报社的距离大大拉近,从而使报社更清楚的知道读者的要求,把报纸办得更有贴近性。

此外,除了报纸媒体使用新技术外,电台、电视台也在大量使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使用电脑工作室,实现了采访、制作、编排、播出的电脑化运作。在“数字化储存、数字化传输、电子化交换”原则的指引下,该电台在其传输系统中运用光纤技术,采用一种自愈式光纤环网,将广播节目从控制中心传输到发射台,该光纤环网还可同时传送数字化节目和模拟节目。我国电视媒体正在迈进一个数字化的时代,各电视台都在加快数字化进程。中央电视台采用多种电脑技术,尤其是多媒体技术,包括非线性编辑技术、虚拟技术、三维技术和动画技术,采用机械手自动装带播出系统等,在节目的制作和播出上更加自动化和智能化。

总之,我国传媒机构使用电子技术的用途大致有以下几点:①文字处理(写稿、改稿、编辑、排版、电脑字幕等);②电脑激光照排;③扫描;④管理-信息存储与资料管理;⑤建立内部网络,进行稿件和图片的传输等;⑥三维动画;⑦非线性编辑,特技剪辑;⑧联网查询;⑨播出等。

三、新形势下我国传媒业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首先,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要加快数字化进程,实现信息处理的全面数字化。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媒体的界限,为从事跨媒体经营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在互联网上看报纸,听广播,看电视已经实现,现在需要加快发展的是广播的数字音频技术和数字电视。

其次,还须加快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进程,使信息传播数字化。媒体要抓住机遇,谋求新的发展。我国政府近年来十分强调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人们因而十分敏感的关注科技创新事物对其他领域发展的推动作用。所以,我们要对能够采纳最新信息传播技术持乐观态度,抓住这个难得的发展契机。

总而言之,传播技术在媒介的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我们决不能忽视它。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技术在媒介的发展中并不是惟一起作用的力量,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等都会对媒介产生影响。我们在努力创新传播技术并应用它的时候,也要注意与其他方面的协调,使先进技术发挥出最大的能量,促使媒介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传播技术论文篇（3）

在传播学领域，媒介分析作为一个大的研究部分，主要包括：媒介产生发展的历史，各种媒介的特点，媒介同人类社会变迁和文明发展史的关系，媒介文化等等。开媒介分析先河的英尼斯和麦克卢汉提出了如“媒介即讯息”等著名的观点，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媒介技术及其发展的巨大作用。然而，在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传播技术与媒介作为信息传递和接受的手段、载体，并非总是研究的重点。人们的注意力主要倾注在媒介所传递的信息内容和其产生的效果上。但近些年来，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席卷全球的浪潮使我们看到技术在传播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只有掌握了先进的传播手段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

一、传播技术的产生和发展

人类诞生之初，由于生存的需要，必须实现个体之间的交流。在漫长的时期

内，人类只能依靠原始而古老的传播方式如表情、动作等来相互了解。随着劳动和生活中传播活动的需要，人类发明了使自己彻底完成从猿到人的转变的传播工具——语言，然后又发明了使信息可以保存下来并使文化有效积累成为可能的传播工具——文字。最初的文字刻在甲骨、金器上，后来又有了绢、帛，东汉的毕昇借鉴前人的经验发明了纸。雕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传播手段先进，传播内容丰富了起来。但是，这些还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迅速的社会传播，还需要有技术上的更大突破。这种突破，于15世纪中叶拉开了序幕，其标志是金属活字印刷术和金属活字印刷机的问世。

德国人古登堡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手摇金属活字印刷机，开始了活字版印刷书籍，这说明人类在信息传递技术上的进步。到了19世纪初伦敦《泰晤士报》首先于公元1814年开始以蒸汽为动力的机器印报，使得知识与资讯得以普及，这是一项相当重要的进展。1833年,第一张廉价报纸纽约《太阳报》的诞生标志着真正的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它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滚筒印刷机，每小时印报4000份，为大量发行提供了技术保证。

在19世纪，美国人莫尔斯发明通讯电码，开始了有线电报时代。1870年出现电话，1895年意大利人马可尼发明无线电，使人类的通讯技术大幅改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此技术为基础发明了民用无线电。在此同时，电影工业在欧美亦成为另一种有力的大众传媒。电视是在1924年首次问世，而英国定期播放电视则始于公元1936年。电视时至今日，仍是一般人主要吸收资讯、常识，作为休闲娱乐，或作为消磨时间打发孤寂的工具。

20世纪40年代计算机的出现为大众传播带来了一次新的机遇。数字化技术的运用，通过与通讯的巧妙结合，在加工处理信息方面改变了以往直接参与的方式，是信息处理第一次超越了人类自身而实现，真正达到了信息的传递、存储和加工处理的一体化和自动化，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最先进的传播革命，大众传播进入了数字化与网络传播的崭新时代。

电脑促进办公室自动化、产业自动化及家庭自动化；镭射科技，如磁碟机、碟片、影像传真机及文件处理系统普及；有线电视与通讯卫星结合，使电视的功能发挥更佳；资讯社会应用许多新的传播媒体，如电视、电话、电子邮件、电子报讯、电视传讯、电话影视、电子会议等等，正缔造全面电子化的环境。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整合了多种技术，它不但能统一处理文字、声音、图形、影像等各种符号形式，而且打破了地域界限和国家界限。信息技术的应用范围已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正悄然改变着人们习以为常的传媒环境。

二、传播技术在我国媒介中的应用

近年来，我国的传播事业迅速发展。为顺应世界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潮流，

缩小与发达国家传媒业的差距，我国传媒业积极采用新技术，对媒介内部从业人员进行培训，改革旧有的观念，使之跟上国际步伐，成为我国传媒业的一个新趋势。

以《文汇报》为例，对我国媒介使用新技术的情况可窥见一斑。《文汇报》于1998年1月26日开始推出网络版，迅速引起了公众的兴趣，当时的数据表明，每天平均有近千人上网访问浏览。与该报印刷版相比，网络版提供了优秀的检索服务，读者只要键入自己想找的指令，很快就能得到许多相关资料。此外，对于外省市不能及时看到印刷版《文汇报》的地方，网络版更能显示出它的优势。网络的应用还能使读者的反馈瞬间传回报社，读者和报社的距离大大拉近，从而使报社更清楚的知道读者的要求，把报纸办得更有贴近性。

此外，除了报纸媒体使用新技术外，电台、电视台也在大量使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使用电脑工作室，实现了采访、制作、编排、播出的电脑化运作。在“数字化储存、数字化传输、电子化交换”原则的指引下，该电台在其传输系统中运用光纤技术，采用一种自愈式光纤环网，将广播节目从控制中心传输到发射台，该光纤环网还可同时传送数字化节目和模拟节目。我国电视媒体正在迈进一个数字化的时代，各电视台都在加快数字化进程。中央电视台采用多种电脑技术，尤其是多媒体技术，包括非线性编辑技术、虚拟技术、三维技术和动画技术，采用机械手自动装带播出系统等，在节目的制作和播出上更加自动化和智能化。

总之，我国传媒机构使用电子技术的用途大致有以下几点：①文字处理（写稿、改稿、编辑、排版、电脑字幕等）；②电脑激光照排；③扫描；④管理－信息存储与资料管理；⑤建立内部网络，进行稿件和图片的传输等；⑥三维动画；⑦非线性编辑，特技剪辑；⑧联网查询；⑨播出等。

三、新形势下我国传媒业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首先，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要加快数字化进程，实现信息处理的全面数字化。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媒体的界限，为从事跨媒体经营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在互联网上看报纸，听广播，看电视已经实现，现在需要加快发展的是广播的数字音频技术和数字电视。

其次，还须加快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进程，使信息传播数字化。媒体要抓住机遇，谋求新的发展。我国政府近年来十分强调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人们因而十分敏感的关注科技创新事物对其他领域发展的推动作用。所以，我们要对能够采纳最新信息传播技术持乐观态度，抓住这个难得的发展契机。

总而言之，传播技术在媒介的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我们决不能忽视它。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技术在媒介的发展中并不是惟一起作用的力量，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等都会对媒介产生影响。我们在努力创新传播技术并应用它的时候，也要注意与其他方面的协调，使先进技术发挥出最大的能量，促使媒介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传播技术论文篇（4）

“漫游”指的是随意遨游。元结有诗云:“漫游无远近,漫乐无早晏。”①在我国古代,所谓“游”至少有三种含义,即外游、内游与交游。因此,我们可以从三种不同的角度对漫游加以考察。人类早就有关于扎根和漫游的不同考虑。“根”是血缘的,也是地缘的。扎根的倾向在农业社会中占上风,真正有条件外出漫游的只是有闲、有钱、有权的少数人。为生活所迫而离乡背井者并非从事漫游,而只能说是外出谋生。真正有条件内游天下的也只是少数人,因为大多数人难以接触或者拥有大量文本。至于交游,人们各有各的圈子,这是受一定的身分限制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电信技术的普及使外游变得便利,报刊、广播、电视的普及使内游平民化了。以计算机网络为代表的当代信息科技循此再进一步,促进了交游的虚拟化。

1.通信技术与外游

刘勰指出:“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然屈平所以能洞监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②古代文论里的“游”,首先是指“外游”,即人相对于自然环境的运动。这种运动对于开阔文艺家的眼界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古人不乏相关论述,例如,陆游说:“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③;杨万里也说:“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④尽管如此,由于交通不发达等缘故,古人虽有外游之愿,但亦颇觉外游之难,所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就是因地理障碍而产生的感慨。远游所面临的困难是多种多样的,脱离熟悉的环境、进入陌生的环境就是其中的一种。要想在外游的条件下继续同自己的亲朋好友保持联系,在古代主要靠书信,在现代还有电话、电报等手段。就便利性而言,电报胜于书信,电话又胜于电报。不过,传统意义上的电话属于固定通信范畴,并不能保证当事人随时随地同他人联系。不论是登岳阳楼或大雁塔,还是游西子湖或九曲溪,文人墨客兴之所至,要想同不在现场的亲友沟通,移动电话无疑胜于固定电话。不仅如此,以移动通信为保障,人们还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来自出发前所在环境的信息,并从原先的社会关系中寻得支持,产生一种归属感。

2.通信技术与内游

“内游”作为一种提法出现得比较晚。元代郝经着有《内游说》,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对内游的观点,只是道学气重了一些。如果说外游是人相对于自然环境的运动的话,内游则是相对于媒体环境的运动。“内游”有助于文艺家形成丰富的知识储备。元代戴表元曾说:“余少时喜学诗,每见山林江湖中有能者,则以问之。其法人人不同。有一老生云:‘子欲学诗乎?则先学游,游成,诗当自异于时。方在父兄旁,游何可得,但时时取陆放翁《入蜀记》、范致能《吴船录》之类,张诸坐间,想像上下,计其往来,何止日行数千万里之为快。”⑤老生之言,为戴表元所服膺,看来绝非偶然。和外游相比,内游的文艺价值在于:其一,接触到现实生活可能不存在(或已经消亡)的描写对象,如通过《史记》了解曾经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的事迹等。其二,领略到前人作为师法对象所树立的文艺风范,通过揣摩继承与借鉴作为文化遗产的文艺经验。其三,意识到自己的作品的奉献对象的存在,为满足他们的需要而进行创作。但是,内游的可能性受制于媒体。如果没有相关的媒体作为依托,内游就很难实现。

网上冲浪在精神上与古代“内游”相通,特点是将媒体当成现实世界的替代品或信息源。所不同的是:古代“内游”所凭借的是书本,在游历中强调接受道德规范、实现自我完善;而现代意义上的网上冲浪则是人的一种自我开拓。书面媒体主要以线性文本的形式组织信息资源,因此,内游的可能性是相当有限的。网络媒体则以超文本的形式组织信息资源,提供了远非书面媒体所能比拟的“内游”条件。超文本一旦和多媒体技术相结合,则成为超媒体,在内游空间的开拓上更胜一筹。书面媒体是一种等级性媒体,“话语权力”就与此有关。由于出版的可能性有限,能着书立说的人在整个社会中相对占少数,其地位比较优越,因此,阅读本身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意味着接受支配。考虑到“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⑥的古训,阅读时拘谨的心态就不言而喻了。相比之下,网络作为媒体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实现传播的平等性,摆脱心理上的束缚。换言之,网络是一种非等级性媒体,因此,网民在漫游的过程中享有更大的自由。

3.通信技术与交游

“交游”,在古代兼指交结人的行为(动词)和所交结之人(名词)。管子有言:“观其交游,则其贤不肖可察也。”⑦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交游之道,为古人所重;交游之难,亦为古人所叹,难就难在寻找志同道合之友,因此,刘勰说:“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⑧交游之难,原因之一是社交机遇的有限。在相对固定的环境中,通过常规途径所能接触到的人毕竟不多。借助网络寻找知音,远比常规途径容易。复旦大学的严峰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指出:“互联网是一个狂喜之地。集邮、热带鱼的饲养、非洲面具的收集、MIDI音乐的制作……不管你喜欢玩什么,哪怕它再冷僻古怪,你也一定能在网上找到自己的同好与知音。”⑨此言诚是。当然,这里所说的知音,并不见得就是古人所歆羡的诤友。“管鲍之交”毕竟已成为历史,古人所推崇的终身不渝的纯洁友情早就因为商品化等缘故受到强烈冲击。在网络日益发达的今天,交游的广度正在迅速扩大,而深度却与之不成正比。

以上对于外游、内游和交游的分析,事实上可以结合成整体。对于三者的相互关系,宋代苏辙曾有一段明确的论述:“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汨没,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过秦、汉

之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禀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⑩从与“邻里乡党之人”游,到与欧阳修及其门人贤士大夫游,是交游的扩大;从“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到颇识“天下奇闻壮观”,是外游的扩大;从读“百氏之书”到知“天下之文章”之所聚,是内游的扩大。从今天的观点看,对于漫游的文艺价值可从三方面加以认识:其一,遍历名山大川,吸纳天地之灵气,了解人情世故,有助于积累创作素材;其二,拜访名人,有助于激发志气、学习技巧;其三,广结友情,有助于寻找自己的知音,学会“有为而发”、“有的放矢”。网络对于漫游的价值相应表现为:提供了通信保障,减少了后顾之忧,从而推动人们更为放心大胆地从事“外游”;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信息资源,方便人们采撷,从而促使人们更为积极主动地从事“内游”;提供了平等交往的环境、自由结交的机遇,从而帮助人们开创交游的新局面。 二、超文本与通信技术的关系

超文本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具有多样化的形态。不论是哪种形态的超文本,都和通信技术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表现之一,是百科全书之类书面超文本的发行对邮递的依赖性。时至今日,邮递仍是单行的电子超文本出版物流通的途径之一。不过,当今最值得重视的是电子超文本网络与通信技术的关系。为了理解这一点,必须弄清电子超文本网络的工作原理。我们以万维网为例来加以说明。万维网是利用HTML语言构建的。在HTML文件中,链接所指向的目的地用“统一资源定位符”(Uniform Resource Locators。缩写为URL)来加以标识。用户通过浏览器调用HTML文件、单击其中的链接,相当于对Web服务器(远程)提出一个请求。这一请求由用户所使用的联网电脑(客户机)发送。当Web服务器接受到这一请求时,就将所要求的文件回传给客户机。发送或接受都是通过一定的通信线路实现的。因此,电子超文本网络的运行有赖于通信技术的支持,以之为依托进行的漫游也是如此。

1.超文本与移动通信技术 外游意义上的“漫游”,重点为人们相对于现实环境自由自在的运动,登录电子超文本网络只是保持现实联系的途径。它的实现有赖于移动通信技术。

所谓移动通信,是相对于固定通信而言的,指的是用户在移动状态下的通信。人们把模拟式移动电话叫做第一代移动通信,把现在的数字式移动电话叫做第二代移动通信,而把未来的高速宽带多媒体移动通信称为第三代(3G)移动通信。第三代移动通信的由来可以追溯到80年代。1985年国际电信联盟(ITU)提出发展“未来公众陆上移动通信系统”(FPLMTS),1992年世界无线电大会(WRC)决定在2GHz频段中分配230MHz给它使用。1996年ITU决定将FPLMS改为IMP—2000(即国际移动通信—2000),意即工作在2000MHz频段,并在2000年左右投入商用。它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全球化、综合化和个人化。具体要求是:统一频段,统一技术标准,提供全球无缝覆盖与全球漫游的移动业务;提供话音和非话音业务,特别是多媒体业务;提供最高达2Mbps(兆比特/秒)的数据传输速率(相当于现有移动通信系统的200多倍)⑾;便于由第二代移动通信系统过渡与演进;所要求的移动终端设备的价格较低廉。它能够支持包括Internet高速接入、多媒体电子邮件、可视电话、视频会议、视频点播、高质量图像传送等先进的多媒体移动通信业务⑿。第三代移动通信尚未完全实现,学术界就已经有人在探讨第四代移动通信(4G)了,其目标为更充分地实现个人通信,即任何人在任何时空都能运用自己拥有的任何通信工具、与自己所选择的任何对象、用自己所喜好的任何方式、就任何内容发送与接受信息。有人甚至设想让移动终端成为人们身体的一部分,用于监测体温、心跳、血压等。这样,人类便实现了“与网络共生”。果真如此,人们就可能成为电子超文本网络的节点,超文本链接不仅将各个文本单位连接在一起,而且使用户真正“息息相通”。

目前,蜂窝通信、无线局域网等移动通信系统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并对文艺活动产生了影响。例如,“芬兰的移动电话用户可以得到银行结余、气象预报、交通信息,甚至有线新闻网的摘要。这一切都通过短消息服务。孩子们可以花40美分听到最新的芬兰笑话或者一首歌曲。芬兰人甚至用自己的声音作为打入电话的呼叫信号。Nokia的一位经理把他小孩的歌声作为铃声。……近一段时间,年轻的芬兰人偏爱很少安装有线电话的公寓(躲避打扰)。有的企业甚至完全放弃了有线电话。”⒀随着IP电话、电子商务等业务的迅速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Internet的无线接入。这种接入由利用模拟蜂窝电话起步(1981),发展为数字移动无线通信(1991),目前正向无线多媒体业务推进。无线网络与Internet的结合,可使人们在任何时候、从任何地方接入Internet,读取电子邮件,查询所需要的数据,或者下载想要的资料。要想将Internet“装入口袋”、实现移动计算,目前仍存在一些困难。例如,需要在终端计算机上改变操作系统的设置,并将计算机终端和服务器之间的连接暂时挂起,以便进行通信媒体间的转换。这意味着移动通信尚无法与现有的Internet完全兼容。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专家们提出了两类建议:一是开发虚拟局域网(virtualLAN)技术,二是利用移动IP、VIP(Virtual Internet Protocol)等协议。有预测说:利用Internet来进行相关的移动IP业务已经为时不远了。⒁

“在移动Internet环境下,散步和漫游是指MT(移动终端)可以在网络覆盖范围内移动并保持与Internet的连接,即当把网络中某处的MT移动至另一处时,用户无须进行任何操作仍能像在原处一样保持与网络的连接。”⒂人类历史上第一台通用型电子计算机ENIAC重达30吨,由19000只真空管、6000多个继电器和其他元器件组成。很难想象人们能携带这样的庞然大物去漫游。漫游上网需要轻巧的终端,如掌上电脑等。早在1992年,日本索尼公司就顺着“随身听”的思路搞出了“随身读”(Bookman)。如果随身读是联网的话,那么,自然有可能当成移动终端使用。目前,诺基亚、摩托罗拉、爱立信等大

公司都致力开发移动Internet的潜力。 2.超文本与固定通信技术

内游意义上的“漫游”,重点为媒体世界中逍遥自在的游历,对电子超文本网络来说,所“游”的是虚拟环境。利用超文本技术构建的网页相互链接,用户便循着这些链接从一个页面漫游到另一个页面。这并非用户的身体定位有何显着运动,而是网络将用户的请求由一个服务器传到另一个服务器,在找到所需要的HTML文件的URL地址之后,将其数据回传给用户。上述任务目前主要是在固定通信技术的支持下完成的。

固定通信技术正在经历巨大的变革:其一,业务数据化。由于数据业务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电话业务,固定通信的用途将很快由电话为主向数据为主转变。与此相应,其技术基础将由传统的电路交换技术向以IP为代表的分组化技术转变。这意味着电子超文本网络与固定通信技术的关系日益密切。其二,信道宽带化。不论是核心网或接入网,固定通信技术都将在21世纪实现宽带化。在这一过程中,电子超文本网络将成为货真价实的电子超媒体网络,音频、视频、动态图像等对带宽要求较高的成分将在网上信息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其三,三网一体化,即电信网、Internet、有线电视网在技术上趋于一致、实现互联互通。与此相应,电子超文本网络所建立的链接,将延伸到手机、电视机、信息家电等各种终端。

漫游有漫游的快乐。当我们从一个站点跳到另一个站点,任凭自己的思路随着网页上的各种提示延伸时,想到现实时空根本不可能有这样大的步伐,不无惊讶地发现原来事物之间存在自己始料未及的各种联系,这自然有其乐趣。当然,漫游也有漫游的遗憾,那就是很可能终无所得、终无所归。正因为如此,才有导航技术的出现。导航系统由信息库和信息加载、信息管理、信息查询三个子系统组成。信息库既存储了信息项的基本特征,又存储了媒体资源的特征。信息库中的信息项,是由信息加载子系统收集而来的。收集当然可以由人工来完成,但这样做速度太慢,因此,通常是通过一个名为“机器人”(Robot)的程序来完成。信息管理子系统负责对信息库加以更新、维护。信息查询子系统面向用户,负责接受用户所提出的查询要求,显示查询的结果。导航技术的实质,是将游历的任务交给专门程序,从而在网络上划分航道,或者开凿港湾。网络导航系统通常以两种方式来引导网民,一种是提供目录服务,即按内容、时间和空间对网上信息资源进行层次分类,形成树状结构,用户可以根据这一结构查找自己所想要的信息;另一种是提供关键词查询服务,即根据用户输入的关键词搜索信息库,并将搜索所得按一定规则进行排序。前一种做法相当于划分航道,后一种方法相当于开凿港湾。目前,导航技术呈现出如下发展趋势:其一,只搜索符合预先设定的专业方向的网站和网页,而不是“广域遍历”式的搜索,可以更好地为行业和专业人员服务;其二,检索机制从字面的匹配走向基于语义的匹配;其三,查询界面自然语言化,即检索不再是按固定的格式填写查询命令,而是走向填充模式加自然语言的形成。⒃

3.超文本与卫星通信技术

移动通信、固定通信与卫星通信技术相结合,是世纪之交又一值得注意的趋势。人类在1960年发射了第一颗通信卫星。早期运载火箭尚不足以将卫星送到距地球36000公里的同步轨道,因此,当时的卫星都是中轨或低轨的,存在单星覆盖面小、跟踪技术复杂等问题。1964年以后,地球同步轨道卫星伴随新型运载火箭研制成功而陆续升空,扩大了单星的覆盖面。这类卫星非常适合于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单向通信,远距离的文艺转播经常就是通过它们进行的。妨碍同步卫星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是时延大(可达数百毫秒)、对地面天线的体积和功率要求高。相比之下,中、低轨道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具有传播损耗小、时延小、频率复用有效、可多星互为备用等优点。低轨卫星移动通信系统运行于距地500—2000公里的高度,中轨卫星移动通信系统运行于大约10000公里的高度,目前在技术上都比较成熟。若能扫除高费用的障碍,其应用将更为广泛。

在谈到Internet时,有人将漫游(roaming)的定义区分为广、狭两种。狭义的漫游是指通过电话拨号进入Internet的用户,当他不在其所属ISP的本地服务范围内时,不需要拨打长途电话,即可实现上网。广义的漫游是指在已达成协议的ISP和ICP(内容提供商)共享彼此的用户,各自的用户可以分享它们所提供的一切服务。⒄这不禁使我们想起现实世界中的情形:要想全球漫游,免不了碰上国界限制;要想饱览群书,免不了碰上借书证在不同图书馆之间无法通用的难题。如果说国家间互免签证、馆际借书不受限制看起来还比较遥远的话,网络商之间打通服务则是比较现实的事情。在社会学意义上,卫星通信技术的价值在于对全球化进程的促进。卫星通信的覆盖范围是跨国界的,卫星所传送的信息的影响则是跨文化的。

三、通信技术与漫游的扩展

由于移动通信、固定通信与卫星通信等技术的支持,人类正在实现漫游化的追求中阔步迈进。这种漫游将超越物理时空、心理时空和社会时空的限制,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

1.物理时空中的漫游

人类一方面慨叹地球之小、地球村之拥挤,另一方面惊叹宇宙之大、星距之遥远。这种心理早晚将驱使人类致力于向太空移民。20世纪各种航天器的发射,正是太空移民的必要准备。当人类的篝火已经在诸多异星升起时,新开拓的居住地之间该是什么样的关系?与金字塔式的森严结构、传统文本式的线性联系相比,超文本式的链接也许更为相宜。我们的后代可能会将有人居住的星球都当成电子超文本网络的节点,试图解读星际电子超文本网络中传送的信息。不仅如此,各个星球的居民之间或许会按照与超文本相类似的原则建立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联系,从而使人类形成环宇分布式发展的新格局,并提供星际旅行的必要条件。正如我们现在进行环球旅行要考虑时间差一样,星际旅行不仅需要穿越空间,而且需要跨越时区,须有包括移动通信在内的多种技术保障。最初的星际旅行无疑是风险巨大、费用高昂的,普通人难以问津。要使它变得像我们周末到城郊度假那么方便,无疑并非易事。然而,这种意义上的漫游仍为一代代人所向往。20世纪美国作家雷·布雷德伯里在所着的科幻小说《百万年郊游》中设想:主人公一家度假,居然是到遥远的异星,单在路上就得走一百万年!尽管这在现在看来这只是异想天开,但是,人类毕竟不会放弃超越物理时空限制的努力。

2.社会时空中的漫游

人类虽然意识到资源共享的重要性,却又为这种共享设下了重要社会障碍。“墙”,便是这种障碍的具体化。从木桩、土坯、砖石到钢筋混凝土,围墙分割了内外,阻断了交通。数码化的防火墙本质上不是为了对付服务器因高温而产生的意外,而是为了区分内部网与外部网。版权规范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堵“墙”,“禁止非授权使用作品”与铁门上常见的“非请勿入”字样正属异曲同工。保密规定更是一堵墙,以对付觊觎者见长。凡是有墙之处,人们的游历便不可能是充分自由的。当然,建墙有建墙的理由。没有墙挡不了风雨,防不住窃贼,对付不了黑客。翻墙也有翻墙的办法。据介绍,“一个出于某种安全原因不能与Internet联通的局域网,可以通过采集和转播来实现对Internet上信息的有选择的访问。采集服务器通过全息镜像的方式,把多个被选中的目标站点的所有可以访问的信息,以一种充分保持原有结构的方式采集到局域网中来,通过一种不经过IP路由的专用通道,在设立在局域网中的另一台‘转播服务器’上统一组织并提供统一的检索服务,对内部网的用户造成这些站点虚拟在线的景象”,具有安全、省钱、方便等优点。⒅不过,如果“大同”是人类社会可以实现的未来远景的话,那么,社会意义上的“墙”都有可能被削平。各种组织、团体、机构虽然仍存在,但不再作为受

传播技术论文篇（5）

文明是人类区分动物的唯一标志，没有文明就没有人类，没有文明时代的人类就是动物。马克思私有权和私费发明的马克思主义，就是私人对文明的贡献，人类社会有了马克思主义，比过去要文明一些，体现在西方世界，有更大的文明价值！对于中国人民，马克思主义革命的进步是有限的进步，无产阶级对于西方是一个急待觉悟的阶级，马克思为西方设计无产阶级觉悟学说，这一特点明确！西方文明因马克思主义而更加精彩。

但是中国是一个工业化严重不足的落后国家，马克思主义不是解决中国工业化的最好方法！这是真理！

亲爱的人民，揭示这个真理却是经历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曲折发展之后，今天中国就是民主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我2001年写信给德国大使，谈到中共中央自减怪圈，不是适合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国际需要。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系列丛书的信息作用，在于分析马克思主义系列图书对中国工业化信息化社会发展有多少实际作用？

图书是一民族进步的标志和里程碑，关键是中国人创作了什么？我创作了两本专著，2014年9月前出版了两本专著，书中有很重要的指导中华民族建立民主政治和实现中共的开放原理，中华民族应当及时购买我的专著，学习先进理论，迈向先进时代！

图书的信息传播受中共一党马克思主义系列丛书的影响很大，中共在资本主义海洋里一讲还是马克思主义，而一个根本判断：马克思主义为解决西方工人阶级觉悟设计，适合西方国家阶级斗争的总特征，这个真理认识，为什么中共中央至今还不能回答我？论伟大执政观的历史条件和机遇？文章最正确的结论呢？

关键还是党政利用执政权限制党员和人民读马克思主义系列丛书以外的书，眼里把马克思私有权和私费的马克思主义当成公共的所有权，错误地认识马克思主义造成的文盲中国共产党群体！

中国人绝大多数人不知道马克思私有权和私费出版马克思全集，把马克思主义当成集体图书成就，这样讲出来的中共公有制和集体主义就是不准确的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不是正常传播，马克思主义被中共一党夸大和被中共一党借税政的财力去夸大马列主义图书作用于中国人民，其实质是小中华民族而夸大中共马列主义！

可惜！西方国家打中共和苏共一耳光，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的进步只有民主大选政府和政策，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得多少选票执行马克思主义政治？都出乎马克思本人的预料！2010年，我就已经指出问题的严重性。大部分中国共产党员希望借助马克思主义永远特权下去，永远只读点马克思主义著作。看看，即使马克思主义实现，也是西方文化的一个子系统，不是中华民族的胜利，只是西方国家子系统马克思主义的胜利！

？？学习图书文化过偏，就像人偏食习惯一样，不能健康发展文明和身体，就会积恶成疾！

中国图书信息要有健康的发展战略和规划，有健康的社会实践，党政公费马列主义系列丛书是压迫中华民族创造力的政治高压，不行！我向和主席都说明了这件大事，希望和主席任期内能解决这一历史重大问题！党政公费偏面发展马列主义丛书，中华民族自费发展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法律科学等文化，这是竞争的严重不公平和岐视！特别提出中共中央应取缔党政公费马列主义研究和出版事业，都改革为马克思一样的私费研究和出版，党政干部没有超中华民族人民的研究和出版特权！

长期以来，中共中央政治畸形发展，没有正确的图书信息政策，21世纪，中共中央还出纪宝成蔡荣生等大批马列主义特权作者，中共中央不觉得自己头脑不健全吗？这些分子本来又兼马列主义理论教授，出版大批伪马克思主义著作，向社会传播大批伪马克思主义作品！都不向西方国家专家客观认识马列主义！对于图书信息政治政策，中共中央长期有误，如何纠正，还得看主席是否重视？我2015年1月在南宁开会，请十中共中央委员叶小文为我的？国家优势现阶段表现为资本优势和民主优势？文章签名留恋，叶小文高兴的签了。贺铿（前国家统计局副部长）也为我签名留恋！这是个好开端，尊重中华民族自己人才的理论和创造，这是主席上台后，部级干部的新觉悟！

中华民族政治不仅可以讲写而且可以大胆发展理论和出版物，探索中共的开放和中华民族政治走向胜利的理论和实践，这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社会的主要大事！

文化产业和图书出版产业发展是有伟大民族独立与价值，中央人民政府必须办好这一大事，中华民族的文化和觉悟才能顺利提高到现代化水平，才会有自信自尊自立的文化氛围，实现世界有中国？中国有世界的伟大理想！

传播技术论文篇（6）

2.微波传输系统

通信微波的波长在0.1毫米至1米范围内。通信微波的传输与接收之间无障碍时便可使用，成为现在网络通信的主要工具。微波的发展与无线通信是密不可分的，成为远距离通信的主要媒介，广泛应用于军事通信领域。微波站的设备主要由多路复用设备、天线、收发信机、电源设备、调制器和自动控制设备等组成。微波通信系统特点在于系统使用周期短和线路建设时间短。微波传输系统适合在山区、海峡、水面和不易铺设光纤网的地区使用。其抗干扰性比较强，更容易适合复杂的自然环境，如水灾、风灾以及地震等。微波传输频带宽、容量大，可用于包括数据、电话、传真和电报等多种业务的传送。但微波的缺点在于衍射能力弱，直线型的传播方式，对物体的穿透能力比较弱，因此微波系统的搭建必须要在无线电管理部门的管理中实施，线路设备的铺设必须与市政建设相结合，制定科学的规划，以便避免微波通信效果受到影响。

3.卫星传输系统

卫星传输系统由星载转发器、上行发射站、地球接收站和测控站。星载转发器接受地面上传送的微波信号，并对信号进行变频和放大处理，再发射到地面服务区内，星载转发器作为空间的中继站，它应以最低附加噪声和失真传送电视广播信号。上行发射站是把节目制作中心输送的信号进行处理，通过调试，上变频和高功率放大，通过定向天线向卫星发射上行C、Ku波段信号，同时接收由卫星下行转发的微弱的微波信号，监测卫星转播节目的质量。地面接收站对来自卫星的信号进行低噪声放大，下变频为中频信号、中频信号经过调频、解调后得到基带信号，通过伴音解调电路和视频恢复电路的途径，建立起正常的视频信号和伴音信号，在电视机里实现音频和视频。在广播电视传输系统中卫星传输系统得到了广泛使用，一颗通信卫星的通信范围广，可以对几百套电视节目进行传输，在卫星信息覆盖的空间弄均可实现信息通信，由于卫星的信息传播功能强大，传播速度快，信息传播效能好。电路和话务量可灵活调整；同一通信可用于不同方向和不同区域，但卫星传输受雨衰、日凌、风向等天气影响较大。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改进和成熟，卫星系统的传输性能的稳定性和抗干扰性不断提高，增强了卫星传输信号的质量。

4.SDH传输技术

SDH传输是一种线路传输、功能交换、融合复接和统一管理的网络操作信息传送系统。SDH的功能比较强大，可实现动态网络管理与网络维护功能，能够提高网络资源的使用率，满足现行广播电视传输网的信息传输与交换要求。SDH传输技术是未来广播电视信号传输发展的趋势，SDH在广播电视传输网中被广泛应用，已成为广播电视领域传输技术方面的发展和应用热点。SDH同步传输模式（STM-N）承载信息业务，根据ITU-TG.707规范的SDH速率，STM-1对应的线路速率为155.520Mbps、2.048Mbps的速率等级接口。SDH网能够与PDH网兼容，具有统一的光接口和复用标准，它采用同步复用映射结构和先进的指针调整技术，使来自不同业务提供者的信息能够在不同的环境下同步复用，同时可承受一定的基准丢失；SDH具有健全的网络管理功能，可以进行统一的网络管理，并可以对网络单元进行分布式的管理、具有业务的性能监视、网络的动态维护、不同供应商设备间的互通等功能。

传播技术论文篇（7）

1建设农业市场信息主体

市场信息的匮乏或失真,往往会给生产者带来决策的盲目性。在中国,也只有依靠政府发挥职能,才可能建立权威性的农产品市场信息统计、分析与报告制度,为农民提供及时、全面、精确的市场信息和参考资料,成为农业市场信息最主要的传播主体。但是,这些手段和相关的专业人员往往被分割在各个不同的部门,不能形成合力,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整合和充分的利用,这就对体制改革提出要求,改变职能与行为。

在农业信息化起动阶段初期,政府必须加大农业信息化的基础投入,特别是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性投入方面,给予应有的扶持和帮助。加入WTO后,已经不能依靠农产品的价格补贴来保护中国农业的发展了,而增加农业信息体系建设等基础设施投资,应在WTO的规则范围内。国家加大对农业信息体系建设的直接投资,可以实现对农产品的间接补贴,以增强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2农业传播媒介实现多样化

2.1报纸、杂志

优点:具有非强制性传播的特点,读者有较大的主动性和选择权,因而读者会愿意自觉了解所关心的信息,可信度高,特别是国内与党政机关有联系的报纸杂志种类,被读者奉为权威。

缺点:对读者文化、社会层次要求较高,时效性差。

应用情况:太原市植保植检站每年的“粮菜果重大病虫情报”均在《太原日报》和《太原市农业信息》上,向读者及时介绍当时病虫发生情况、发生原因、防治方法。但由于“粮菜果重大病虫情报”主要针对粮、菜、果农,实际《太原日报》在农区个体农户中的普及率不高,报纸由乡镇村级传递到农户手中,造成信息的时效性较差。

2.2书籍、小册子

指各农技部门印制的在乡镇农民中传播农业技术、种植、养殖信息的材料。

优点:成本低廉,具有明显的地域性、覆盖面相对较小,但面向广大农民,符合受众需要,传播的信息针对性强,适应性、可操作性强能进行深度介绍讲解,效果显著。相比其他媒体,此种的重复阅读率及传阅率最高,能反复传播。

缺点:时效性差。

应用情况:近年来,国家农技推广服务中心印制《农业技术推广信息利用手册》、《中国植保手册》系列(苹果、水稻、玉米病虫防治分册)、《全国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手册》等,山西省印制《植物保护实用指南》、《植物检疫技术手册》、《农药监督管理手册》、《山西蝗虫》、《无农药残毒放心菜生产技术手册》、《无农药残毒放心果生产技术手册》等实用农业技术书籍,供广大农民和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参考。山西省太原市植保站印制《农业行政许可法疑难问题解答》、《毒鼠强专项整治工作宣传材料》、《农药使用注意》、《购买农药技术》、《溴敌隆使用技术》、《无公害蔬菜生产技术》等宣传单,内容精炼、方便实用,印刷成本低,但发放效果快。

2.3广播

优点:是一种简便快捷的信息传播手段,能伴随生产活动同时进行的沟通方式,不影响人的正常工作,有较好的亲和力,其信息不易被人抵触。广播失效性强,内容分时段分栏目、机动灵活、有很强的针对性,并在传播过程中能与听众实时互动交流,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缺点:广播信息依时间线性传播、稍瞬即逝、保持性差、听众难以重复认知。

应用情况:现阶段,主要是农业生产资料产品(种子、化肥、农药、药械)在广播中的介绍以宣传为主。

2.4电视

优点:电视媒体能够对农业的新形式、新内容进行有深度、有内容、有说服力的报道、阐述,引导人们更深刻地理解现代都市农业的科学内涵和社会实质。

缺点:在中国农业电视节目传播过程中,电视的传播者与农村的收视群体,存在着巨大的不对等,而这种不对等的现状,则导致中国农业电视从业人员所制作的农业电视节目无法找到它的受众群体,同时,中国庞大的农民收视群体也无法在电视这个公共的媒体上,看到他们喜欢的节目和获得有价值的信息。

应用情况:太原市农作物病虫电视预报每日固定栏目、固定时间、固定模式、固定结构在山西省太原市电视台新闻频道试开播,节目针对当前全市农业生产和农作物病虫发生情况,每日播放5次,首播在当日18时54分,重播在当日22时47分,次日6时48分、7时59分、12时29分,每次播出时间30s。据统计,2007年7月23日至年底成功播放161天、46期、805次。内容包括:番茄病毒病、番茄早疫病、番茄晚疫病、高粱蚜、红蜘蛛、茄子黄萎病、小菜蛾、白粉病、大白菜病虫(趋势预报、白菜霜霉病、软腐病、黑腐病、病毒病、蚜虫、小菜蛾、菜青虫、甘蓝夜蛾)、小麦秋播病虫防治、秋季温室病虫(趋势预报、绿叶蔬菜根结线虫病、软腐病、芹菜斑枯病、叶菜类霜霉病、野蛞蝓),农作物病虫绿色防治技术(频振式杀虫灯诱杀农林害虫、捕虫板诱杀微小害虫、性诱剂诱杀害虫、防虫网阻止外界成虫进入温室大棚)等。此项工作的开展,标志着山西省太原市农作物病虫电视预报工作上升到一个新台阶,固定栏目信息传播快、覆盖广、容量大,其播出提升了太原市植保植检站的影响力,生动有效地向群众传播了植保信息。

2.5多媒体

优点:通过计算机把文字、图形、影像、声音、动画等合成处理并组成的交互系统,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种媒体的优势。其信息存储量大、读取简便、通俗易懂、形象生动。

缺点:要求播放硬件高,成为其传播的制约因素。

应用情况:在各类植保技术培训班授课时应用较多,能够全面生动的介绍培训内容。

2.6互联网

优点:互联网集中影像、声音、文本等媒体优势,传播速度快,复制容易。时效性强、速度快、具互动性,实现信息者与受众实时交互沟通。

缺点:硬件要求高。

应用情况:各级农业网站第一时间快速传播农业信息、农业专家系统实现专家与农民的面对面植保信息交流。

2.7人际传播

优点:农技员、亲友邻居和示范户经过亲自解说、示范传播所掌握的植保信息,但农户对此种传播手段较为信任。

缺点:传播速度慢、扩散效率较低。

应用情况:山西省太原市植保站晋源植物医院在当地有较高的声望,农民对其中的农技员极为信任。太原市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清徐大常村、小武村、晋源五府营村、小店示范区等)的示范作用非常突出,其带动周围村镇,植物技术应用辐射范围广。

2.8现场活动

主要包括新闻广场宣传与咨询以及各种农业节庆、农业成就展示等大型活动。

优点:具有现场活动独具的互动性、参与感和亲历感,具有较大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是进行重大题材宣传的好方法。

缺点:组织耗时,投入大。

应用情况:每年参加山西省太原市3·15南宫大型宣传活动,向广大市民介绍植保工程内容。2008年4月25日在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召开“山西省春季农区统一灭鼠(太原)现场会”。

2.9村喇叭

优点:村委会组织,负责播送各种农业政策信息、科技信息、市场信息、教育培训信息,弥补电视、报纸等信息传播不到位的不足,报纸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信息及时入户。

传播技术论文篇（8）

关键词：媒介分析、信息传播新技术

Abstract

Atpresent,aswavesofnewinformationtechnologiessurgeforwardthroughouttheword,mediaanalysisasanimportantcategoryofcommunicationresearchisdemonstratingitssignificance.Worldwide,usesandimpactofthenewinformationtechnologieshavebecomeahottopicfordiscussion,thuspushingforwardresearchinthewholeareaofmediaanalysis,attractingmuchacademicattentiontothearea.InthemainlandofChina,mediaanalysishasalsoreceivedalotofattention.Inrecentyears,scholarsinthemainlandofChinahaveexploredmanyissuesinthearea,resultinginmanypublications.Thispaperattemptstomakeasurveyoftheirresearchachievementsand,onthebasisofthat,analyzethefeaturesoftheseachievements.Owingtothelimitationoftimeandtolimitedmaterialsavailable,thewritercannotpossiblymakeathoroughlycomprehensivestudyofallthemediaanalysisachievements.Therefore,thewriterchoosestocarryoutthestudymainlythroughacontentanalysisofthearticlespublishedinfour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journalsinthecountryfrom1996to2000,asimilaranalysisofthepaperssubmittedtoseveral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conferencessince1995,andadiscussionoftworecentbooksonmediaanalysis.Asthewriter’sknowledgeofandreadingintheliteratureofthisareaofresearchareverylimited,andthematerialsavailablearealsoverylimited,thispaperisboundtohavesomelimitations.Omissionsmayalsobeunavoidable,butcertainlynotintentional.ThewriteroffersthispaperjustinthehopeofinvitingmorecomprehensivestudiesofthemediaanalysisachievementsinthemainlandofChina.

KeyWords:mediaanalysis;newinformationtechnology

（正文）

在传播学领域，媒介分析作为一个大的研究部类/范畴，主要指的是对如下内容的研究：媒介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各种媒介技术的特征及作用，媒介技术及其发展史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的关系，等。在传播学的发展史上，传播技术与媒介作为信息传递和接收的手段、载体，并非总是研究的重点。在西方传播学兴起的初期，传播学者们的注意力主要倾注在大众传播媒介所传递的讯息内容及其所产生的效果上。诚然，传播学发展史上曾出现一些对传播学界有深远影响的媒介分析成果和理论，如开媒介分析先河的英尼斯（HaroldInnis）的传媒的时空偏向理论，促使媒介分析在传播学研究中真正登堂入室的麦克卢汉（MarshallMacLuhan）的以“媒介即讯息”为中心论点的传媒理论，等等。但是，比起学者们反复挖掘、成果极为丰富的传媒效果研究或在许多重大而影响深远的传播学研究中都占据重要位置的传媒内容分析来，以媒介技术本身为焦点的媒介分析，在传播学发展史上原本算不上是一个显赫的研究范畴。然而，近年来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社会现实，却使媒介分析的现实意义，清晰地凸现。因而，世界范围内，信息传播新技术的作用和影响成为近年来传播学界的热门话题，由此带动了整个媒介分析领域，使之赢得了国际上学术界的很大关注。

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媒介分析同样受到了很多关注。虽然，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起步较晚，历史尚短，媒介分析领域中尚未出现象麦克卢汉理论式的独树一帜的、闻名遐迩的媒介理论。但是，我国传播学术界的成果发表、学术会议交流等学术活动表明，近年来，我国学术界进行了许多有关媒介研究/媒介分析的探索，发表了大量的有关论文。尤其是随着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热浪在全世界的高涨，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的特点，传播技术、媒介的发展与更新及其社会影响等媒介分析中的核心问题，已成为在我国举行的一些传播学研讨会的热门话题，也成为不少新闻传播学学术刊物涉及的重要内容。此外，专门涉及媒介分析领域的书籍也已出现。

本文试图对中国大陆学术界这方面的成果，进行一番梳理。限于资料、时间等方面的原因，本文的这种输理，难以在对所有学术成果的总体进行通览的基础上进行。因此，笔者作了一些选择，拟通过如下几步研究，透视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的概况及特点：

■通过对《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和《新闻记者》1996－2000年的内容分析，找出其中涉及媒介研究的文章篇数、在刊物内容中所占的比重与论题。在此需要说明的是，选择这四家刊物的原因，仅是出于对三种情况的综合考虑：地域分布（这四本刊物，两本在北京出版，两本在上海出版）、兼顾主要面向研究界与主要面向业界的刊物、可行性因素（主要是指刊物对笔者而言的易获得性）。笔者丝毫无不重视其它新闻传播学刊物之意。

■通过对自1995年召开的全国第四届传播学研讨会以来几次全国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内容作类似的分析，进行这种梳理。这里笔者只可能把范围限于自己所熟知的几次学术会议，不敢妄求全面包括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所有学术会议。

■通过对《传播科技纵横》（闵大洪著，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明安香主编，华夏出版社1999年出版）这两本集中论述信息传播技术与媒介发展进程的关系等的媒介分析专著的研究，探讨我国传播学术界关于媒介分析的研究在专著这一层面的成果。笔者坦承，由于自己所掌握的资料十分有限、所读所知也十分有限，而研究只能建立在对资料文献的掌握的基础上进行，局限性在所难免，遗漏大约也在所难免，但却绝非出于故意。抛砖引玉，唯期本文对我国大陆传播学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能引发对此的更全面的探讨。

一、概况透视

透过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近年来的学术刊物的内容、学术会议上的论文交流以及书籍的出版，我们可以领略学术界的研究动向。

I．1学术刊物

学术刊物往往是人们观察学术界最新动态的一道窗口，因此，笔者希望先以分析若干国内新闻传播学的学术刊物为切入口（按季刊、双月刊、月刊排列），进入对于近期我国学术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

《新闻与传播研究》（季刊）年份*总篇数⑴*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⑵

1996年502；4％

1997年467；15.22％

1998年498；16.33％

1999年508；16％

2000年5114；27.45％

总计：246共计：39；15.85％

《新闻大学》（季刊）年份*总篇数*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1045；4.81％

1997年1175；4.27％

1998年1174；3.42％

1999年1088；7.41％

2000年11913；10.92

总计：565共计：35；平均比例：5.88%

《国际新闻界》（双月刊；1998年度第5－6期合刊）年份*总篇数*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11419；16.67％

1997年1119；8.11％

1998年9913；13.13％

1999年10321；20.39%

2000年9726；26.80%

总计：524共计：88；平均比例：16.79%

《新闻记者》（月刊）年份*总篇数*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2986；2.01％

1997年3427；2.05％

1998年3397；2.06％

1999年37419；5.08%

2000年42731；7.26%

总计：1780共计：70；3.93%

以数据点折线表示，媒介分析文章在这些刊物中所占百分比近年来的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从以上图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如下几点：

1．这四种刊物在最近几年中无一例外地都经常刊登媒介分析文章。

2．在四种刊物中，《国际新闻界》发表媒介分析文章最多，不但按篇数计算数目最大，而且在总篇数中所占百分比也最大。

3．四种刊物中，《新闻记者》刊登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最小，但1999年起该刊发表的媒介分析文章篇数与往年相比明显增多。

4．1996年－1998年期间，《新闻与传播研究》发表的媒介分析文章逐年增多；2000年该刊发表的此类文章明显多于前几年。

以上几点中的第一点显示了媒介分析近年来已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专业刊物经常涉及的内容之一。

关于第二点，我们认为，它和《国际新闻界》的宗旨目标及特点有关。这一刊物以“透视环球传媒，追索今昔流变，拓展研究视域，提升学术品位”为其宗旨目标，具有重视国际传媒业最新动态、重视介绍国外情况的特点。自美国以其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率先提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目标以来，信息高新技术的层出不穷和迅速投入应用、因特网作为新一代的传播媒介迅速崛起、全世界范围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发展势头猛烈、传统的传媒业正面对一场新的社会传播事业结构调整──这一切已成为国际传媒业近年来的新动态。而美国和一些其它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领先地位，使介绍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成为介绍这些国家传媒业近况的一个重要论题。这些显然都促使《国际新闻界》较其它刊物更多地刊登以论述信息传播新技术与传媒发展、传媒运作的关系为主的文章及讨论有关理论的媒介分析文章。此外，自1997年以来，《国际新闻界》每年都有一期或若干期有关于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的栏目，集中刊登有关文章。1997年第四期中有“最新传播技术手段研究专辑”栏目，下有5篇文章，按我们本文中所下的定义都属于媒介分析文章；1998年第四期中有“新媒体研究专辑”栏目，收有6篇文章，均属媒介分析文章；1999年第三期中有“网络传播研究专辑”栏目，收有5篇关于最新传媒──网络的文章；第四、五、六期均设有“网络传播”栏目。2000年第一、五、六期均有“网络时代”栏目。设有这样集中刊登关于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的文章的专栏，显然也有利于该刊较多地刊登媒介分析文章。

关于上述第三点，《新闻记者》上的文章体裁不一、且以短文居多大约与此不无关系。作为一家面向业界的刊物，相对而言，它所刊登的理论性、学理性探索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中所占比重是有限的；它重视传媒业界同仁间的体会交流等，大量的文章涉及写作、编辑、摄影等业务方面的体会。当然，随着电脑、网络技术在新闻工作中的日益渗透，随着我国新闻传媒业技术手段更新的过程的进展，我国新闻工作者将会在其传播实践中对信息传播高新技术的运用及其影响等，体会日深。在被称为我国“传媒上网热之年”的1998年过后的1999、2000年，《新闻记者》上刊登的媒介分析文章明显增多，正可说明这一点。

在这四家刊物中，《新闻与传播研究》可说理论色彩最浓。1996年—1998年期间这家刊物所登载的媒介分析文章逐年增多，而2000年该刊发表的此类文章明显多于前几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探讨传播技术手段、传媒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的媒介分析研究，正越来越受到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界的关注。

I．2学术会议

学术会议也是观察学术界动态的一道窗户。根据笔者手头掌握的资料，1995年“全国第四次传播学研讨会”在四川成都召开以来，探讨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等的媒介分析文章，已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学术会议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第四次传播学研讨会”的论文集显示，“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研究”系当时对论文分门别类时的一个类别。但是，当时这一类别下的论文篇数尚不多，仅有两篇，题为：“信息传播手段的又一次革命”和“试论我国在‘信息高速公路’十字路口的选择”。（论文集总共收入论文59篇。）1996年，当暨南大学新闻系为庆祝成立50周年而举办“面向21世纪的新闻与传播”学术研讨会，邀请来自香港和内地30多所大学、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介的学者会聚羊城各抒己见时，会上发表的50多篇论文中可归为本文中称为“媒介分析文章”的，有5篇。这5篇论文绝大部分研究信息高速公路，研究正在迅速崛起的因特网（当时称“国际互联网”）。1997年，“全国第五次传播学研讨会”在杭州大学召开，60余名学者以“传播与经济发展”为主题，进行了为期两天论文宣讲与讨论。会议收到的46篇论文中有5篇论文属于讨论信息传播新技术的“媒介分析文章”。信息高速公路、电脑互联网络与大众传播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成了台上台下的热门话题，不但在会场上引发学者们的热烈发言，而且在会场外的个人交谈中也引发种种议论。会议结束后，有关论文很快被《新闻大学》、《新闻记者》、《新闻学争鸣与探索》等刊物登载。

1999年10月至11月，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接连举行了三次较大型的学术会议。10月下旬，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了“’99传播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的30多位中外学者在会上所宣读的论文中，探讨信息传播新技术与社会的互动的媒介分析论文有5篇，以研究因特网为主。10月底至11月初，在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了“第二届两岸传播媒体迈向21世纪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的40余篇论文中，可归为本文称为“媒介分析文章”的，有10多篇。紧接着，12月7日至9日在复旦大学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会上发表的50余篇论文中，有10来篇属本文所说的“媒介分析文章”。

2000年10月20日—2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了“世界新闻传播100年”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的近70篇论文中，可归类于“媒介分析”的文章达16篇，占总数的23.19%。2000年12月13—15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了“全国第四届科技传播研讨会”，会议的主题，即是网络传播。

从这几次会议的情况来看，网络传播的崛起使围绕信息传播新技术同传媒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及其有关理论的媒介分析研究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界而言魅力有增无减，在1999年以来的五次学术会议上，媒介分析文章尤其成了会议内容的一个重头。这一点，同笔者梳理有关学术刊物近年来的文章内容所发现的情况，是吻合的、一致的。

I．3书籍

1998年4月，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闵大洪先生撰写的《传播科技纵横》。此书分十五章，阐述了传播科技发展进程中各项重大进步及其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这十五章是：“古代信息载体与传播手段”，“近代印刷术的诞生与发展”，“摄影术、电影的诞生与发展”，“近代通信手段的重大发明与发展”，“广播电视的诞生与发展”，“当代印刷术和出版业”，“当代广播电视新技术”，“当代计算机业与通信业”，“计算机网络与信息交流”，“因特网与传统大众传媒”，“当代多种媒介的相互竞争与融合”，“传播技术在当代新闻传媒中的地位”，“传播技术的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对传播新技术的管理”和“信息高速公路展望”。书中追踪最新信息传播科技及其应用对传媒业的影响和宽广的社会影响的，占10章之多；这10章中，尤以探索计算机业及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计算机网络业及其正、否两方面的社会影响的部分占了重头：作者以整整八章的篇幅，对此进行了阐述。鉴于对建立在以往的传播科技的物质基础上以往的传播方式，学术界早已有过许多论述，达成许多一致的认识，作者将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用于对信息传播科技的最新进展、最新发明及其对于传媒业发展与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系列方面的影响上，这种选择显然使《传播科技纵横》得以涉及开拓空间较大的课题。书中不但尽量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对一系列最新传播科技手段作了描述，而且涉及了一系列围绕传播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影响大课题的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的问题，如：传播科技发展的利与弊，传播科技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因特网与传统的大众传媒，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市场，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管理，传播科技发展、信息传播的全球化趋势及国家的信息传播政策，等。

以传播科技的发展的利和弊为例，该书在对卫星直播电视的探讨中，既谈到卫星直播电视的利──对于扩大电视的覆盖面、扩大电视传播的范围、促进国际电视传播中的作用，又探讨了卫星直播电视的弊──对卫星的轨道资源的国际争夺和电波越境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冲突问题。作者指出，“正因为通信卫星具有打破以往电视传送所受到的时空限制的能力，因此不仅发达国家大力研制、发射电视直播卫星，而且不少发展中国家也纷纷购买或租用。在激烈的竞争中，商业利益与国际政治带来了国与国之间无可避免的冲突，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项争论。一项是技术问题，即卫星轨道问题，因为同步静止卫星的轨道资源是有限的，必须向国际电信联盟提出申请得到认可，而目前世界各国对卫星轨道位置争夺激烈；另一项是社会问题，即电波越境带来的影响。

电视直播卫星所带来的电波越境，从积极意义上说，可以促进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但使用不当或别有用心，也会造成国家间的不和甚至相互憎恨，破坏人类共同生存发展的氛围。……在DBS电波越境的争论中，西方发达国家持‘信息自由论’的立场，要求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承认信息自由流动的原则。而反对的国家则持‘信息论’的立场，要求在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的总格局内制订出具体的规则，并强调应事先取得他国的同意。……

80年代，美国国际电视进入西欧，为已经风靡西欧市场的美国影视片推波助澜时，欧洲传播界也纷纷指责美国为‘文化帝国主义’，要求采取措施保护民族文化，许多国家对电视台（尤其是对有线电视网）播放外国节目的比重作了限制。当国际电视的浪潮推进到亚洲地区以后，这种矛盾就更为尖锐。对于卫星电视来说，进行有效的国际管理确实困难重重，……”⑶

该书在有关因特网的章节中也讨论到了传播科技发展的利与弊。在简述因特网的特点和功能，各国对因特网的应用在促进经济、科技、教育方面的发展中的作用，在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方面的效能后，该书即谈及因特网带来的种种问题，如：网络安全及计算机犯罪、“黑客”猖狂入侵重要的网站网点，意识形态和文化渗透，虚假信息虚假新闻流传，色情内容泛滥于电脑空间，知识产权遭到侵犯，等。

再以因特网与传统的大众传媒、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市场为例。《传播科技纵横》谈到了因特网的出现和普及对传统的大众传媒构成冲击，但以更多的篇幅，探讨后者如何能“借着因特网之势另有一番风光。”⑷因为，因特网上信息流通的一些负面影响，使“人们在网上广泛浏览之后，更愿意访问每日能提供客观、真实信息来源的节点，而这一点，在人们心目中已建立权威地位的著名新闻媒体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也就是说，现有新闻传媒上网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同时也必须看到，现有新闻传媒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因特网并非可以完全包容和替代。如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印刷报刊由于自身所具有的特点，不可能完全被网上电子报刊所代替。”⑸尽管如此，该书作者强调指出，传播科技的新发展必然导致新老传媒间的激烈竞争，作为新一代媒体的因特网的崛起，必然意味着它与传统的大众传媒间在传媒市场上对受众的争夺。“各类媒介均有自己的特点，一种媒介完全取代另一种媒介是不可能的。但影响力的大小，此消彼长，则是不言而喻的。”⑹而与此同时，传播技术的发展还在改变以往各种传媒泾渭分明，截然分开的情况，竞争之中还出现了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趋势，“多种多样的媒介在推进社会多元化和多样性方面已成为一股强大的动力”。⑺

1999年2月，华夏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明安香先生主编的《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课题，该书不但对90年代初以来突飞猛进的信息传播高新技术、新媒介的现状和特点进行了归纳性的描述，还对学术界和社会上围绕它们的讨论中涉及到的许多问题，进行了严肃的讨论，按自己的框架，综合研究了众说纷纭的概念，论点，预测，通过系统的分析，将有关认识上升到理论的高度。⑻此外，该书又在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对策性建议。该书聚焦于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的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对传统的大众传播带来的影响，分十一章对有关问题进行阐述，即：“信息技术和信息社会”，“印刷媒介：告别铅与火走向光与电”，“当代多种传播媒介的互相竞争与融合”，“新兴电子传播媒介”，“‘第四大众传媒’的崛起：计算机国际互联网络”，“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政治、法律”，“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经济发展”，“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文化”，“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生活”，“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和“赢得进入信息社会的‘护照’”。按照该书主编、课题组负责人明安香研究员的归纳，该书是从五个方面，对研究重点展开探讨的，即：

■“从数字式、多媒体、网络化等最新信息传播技术发展的崭新高度和视野，重新回顾和探讨了人类信息传播”。

■“宏观地探讨和展望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在当代和未来社会中所处的空前重要地位及其发展方向。”

■“对书中重点探讨的‘信息传播新媒介、新技术’作出界定，并回顾和概括当前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发展的主要种类、特征及其现状”。

■“简要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以便以此为背景更好地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对大众传播的影响”。

■“探讨和预测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和核心的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将会给传播的大众传播在一系列方面带来的巨大影响和根本变革；并对于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大众传媒业、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及理论研究在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新形势下的发展，提出一些对策与建议”。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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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对媒介发展进程的总结、归纳式研究，对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和核心的传播高新技术同大众传播的关系的分析，对世纪之交我国在信息高新技术、信息产业领域的发展的对策性建议，都反映出课题组对有关问题的深思，并有助于启发人们探索思考。例如，第十章“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首先以历史的视角，概括性地分析了传媒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基本规律和法则，再分媒介形式，新闻采访、写作报道和编辑方式，新闻产品的发行和传送方式，受众地位及其与媒介的关系等几个方面，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的大众传播中的根本性转变。作者对于传媒发展过程中的新老传媒遵循的法则，表达了深具概括性的观点，即：旧媒介在同新兴媒介的激烈竞争中，纵然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也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会遵循生存第一法则，千方百计谋求生存下去，而为了生存下去，旧媒介又会遵循变革求存的法则，适当地改变自己的“媒介形式、运作方式和服务方式，以适应形势的发展”；新媒介要在原有的媒介世界中站稳脚跟，取得成功，就得遵循优胜法则，即在方便、兼容、简便、可靠、可见、价格适宜等一系列方面显示出其超越旧媒介的优胜性，并遵循经过一个（一代人时间的）过程的“一代人法则”；旧媒介和新媒介在激烈竞争中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共同遵循长期共存法则。⑽

书中对新闻与传播理论体系如何适应新的形势的探索，也颇具特色。该书建议“重新构建新闻与大众传播的理论体系”，并认为这就是要建立“网络传播学”这样一种脱胎于传统的理论体系而又根据崭新的网络化传播环境形成全新的特色的崭新的理论体系。书中探索性地提出，根据目前的情况，“网络传播学”至少应涵盖这样几类内容：网络传播环境学、网络传播生态学、网络传播采访学、网络传播媒介学、网络报道学、网络公众学、网络调查学、网络传播法规学和网络传播伦理学。⑾

与论文相比，书籍由于篇幅大得多，论述问题可以在全面、系统、深度等方面，有较大的发挥余地，内容覆盖面当然也可大大超过论文。如果说近年来我国学术刊物上的媒介分析论文各自探讨了有关信息传播新技术同大众传播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或有关理论的某个或某几个问题的话，那么《传播科技纵横》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则对以数字式、多媒体、网络化等为主要特征的最新的信息传播技术、新媒介概括性地进行探讨，并对传播科技发展与变化加以总体研究，还对围绕科技、传媒、社会发展的关系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探索。

目前，随着网络运用的逐步推广，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也已开始被推上网：1999年下半年，由新浪网、浙江在线和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创办的《中国新闻学评论》已在网上出现，这是一家没有印刷版的网络刊物，而且是专门有关中国新闻与传播研究的网络刊物。有关媒介新技术、新媒介的研究是该刊物的重要内容之一。该刊的栏目之一“个人频道”下的“大洪视点”，集中刊载了闵大洪先生有关网络等传播新技术、新媒体的一系列论文。2000年5月28日，上海14家主要新闻传媒机构联手创办的东方网正式开通，“网络媒体研究”成为这一网站上的专题栏目之一。由于《中国新闻学评论》在网上推出和“网络媒体研究”在东方网上出现时间还不长，目前笔者尚无法对此作更多的讨论，只能寄希望于未来。

上述讨论到的都属于我国学术界在媒介分析领域、尤其是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研究领域的成果发表。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这一领域的目前正在进行的重大项目。据有关论文介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对当前的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这一前沿研究领域极为重视，“1996年以来几乎每一年都有相关课题，如1996年设立项目《多媒体技术与新闻传播》、1998年设立项目《新闻传播手段的数字化：现状透析与发展预测》、1999年设立项目《网络传播新发展及其对策（研究报告）》、2000年设立项目《互联网对信息传播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影响研究》。”⑿有关成果发表和正在进行的有关项目，显示出我国传播学界围绕着与信息传播新技术同大众传播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有关的许多问题，已进行并在继续进行许多探索。

二、特点分析

本文第一部分的讨论说明，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在传播新技术及其特点、传播技术与媒介的发展与更新及其同社会发展的关系领域的研究，已产生了以论文为主兼有书籍的成果。这一部分试图在此基础上探讨这些成果的特点。

II．1介绍、描述性内容占重要位置

介绍、描述性内容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在我们此处称为“媒介分析”的领域的成果中占重要位置，这可说是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的特点之一。如果略加细分，不难发现，本文第一部分中谈到的学术刊物与学术会议上的媒介分析文章中，大量的文章主要是描述性或介绍性的，再加上对有关问题的分析。例如，《新闻与传播研究》刊登的“国内外电子出版物的发展现状与发展趋势”，“对亚太地区三家日报电子版的观察与思考”，“中文报通过因特网走向世界”，等，《新闻大学》刊登的“上海六家广电媒体因特网网页比较分析”，等，《国际新闻界》刊登的“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新闻战”，“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西方通讯社是如何在哥伦比亚工作的”，“数字时代的BBC”“美国记者如何利用E-mail”，等，《新闻记者》刊登的“一份跨国界的免费出版物──兼谈电子网络”，“网络上办影展光盘上存照片”，“新闻传媒网络化发展新趋势”，“记者要学会数字化生存”，“美国《时代周刊》见闻”，等，“全国第六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的“因特网在对外传播中的应用──效果及趋势”，“从新闻提供者到公共论坛：《人民日报网络版》个案分析”，等等，可说都属于此类文章。这类文章的特点是，一般以小见大，往往从某些具体实例入手对最新传播技术渗透到传媒业工作和人们社会生活的现状作描述、介绍，以此为基础探索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例如，《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三期刊登的“对亚太地区三家日报电子版的观察思考”（作者：闵大洪）一文，对亚太地区三家大型日报——日本的《朝日新闻》、台湾省的《中国时报》和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的概况进行了介绍，提供了诸如访问人次、电子版网页编排、内容、电子版上的广告等资料信息，由此切入到电子报纸的发展这一课题，探讨了电子报纸发展的技术基础──因特网，以及与电子报纸的特点有关的电子报纸发展的动因。

又如，《新闻大学》1998年冬刊登的“上海六家广电媒体因特网网页比较分析”（作者：陈思劼）一文，主要是对上海电视台、上海东方电视台、上海有线电视台、上海教育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东方广播电台的网页的一些基本情况及主要内容作介绍，并对这些网页进行比较，介绍的信息包括这些网页的主页网址、上网日期、网页数、容量及主要栏目与内容。在此基础上，文章对广电传媒与网络传播的关系问题略加探讨，但从全文来看，这一探讨部分所占篇幅颇小。又如，《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三期刊载的“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作者：杜跃进）一文，是透过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市的一家小报《圣何塞信使新闻报》创办的（与“美国在线”AmericaOnline联网的）电脑联机网络信息服务系统“信使中心”的实例，透过这一“信使中心”提供的电子报纸、通讯服务等网上服务的情况，来以小见大──观察“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并进而讨论美国新闻业对信息高速公路的积极采用对美国新闻业的传播方式的影响这一问题的，文中谈到了反映这种影响的四个方面：新闻媒体物质形式的演变，新闻内容的变化、对新闻从业人员的挑战、对受众的影响。但介绍性内容不但所占篇幅较大，而且还贯穿于讨论分析之中。《国际新闻界》1998年第二期登载的“数字化时代的BBC”（作者：彭兰）一文，描述了BBC近年来的沿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向前迈进的情况，即：进入90年代以来，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挑战和需要，英国广播公司BBC实施自己几次根据形势进行修改、补充的对近期、远期发展规划，采纳数字化技术，退出一系列新广播、电视频道和服务的发展状况。文中具体对BBC的一系列借助数字化技术的新服务、新频道作了介绍及特点分析，为读者描述了BBC数字化广播（DAB,DigitalAudioBroadcasting的缩写）服务的现状、特点与发展计划。

再如，《新闻记者》1999年第十期发表的“办出特色：传媒网站生存之道”，透过两家并非由传统传媒中著名的大型媒介机构创建的传媒网站——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太阳海滨媒介集团公司创办的Sunline网站和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的一家视频作品制作公司GardyMcGrathInternational创办的“网上电视”/“万维网电视”（TVontheWeb）网站──的成功实例，探讨办出特色在传媒网站获得成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文中对这两家传媒网站的网页设计、内容、办网站的方针、策略等，作了介绍分析，以“办出特色”为主题，将这些介绍性信息串在一起，作为讨论这两家传媒网站的成功的一大原因及其启示的基础。⒀

这类文章当然并非遵照同一模式，虽说总体而言都带有这样的特征：以小见大，以介绍实例为主引出或融入对有关问题的讨论，但是，其中有的在介绍和讨论方面都较宽泛，有的则突出重点的色彩较浓。由于偏重情况介绍描述，此类研究往往在理论问题探讨方面就涉入有限，从而出现谈得较宽泛而缺乏细化深入的分析，几笔带过等情况。然而，介绍、描述性为主的研究自有其作用，对此我们不能忽视。这类研究提供了许多十分有用的新近资料，而新近资料的积累，正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其中的有些研究中，作者提供了或由其本人采用调查、观察、内容分析等方法而得的量化的第一手资料，或通过网上研究、图书资料研究等而获得的来自其他学者实证性研究结果的量化的第二手资料。以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传统上重思辨、重定性研究而对定量研究重视不够的情况而论，这种量化的资料的提供，可以为学术界进一步对有关问题进行思辨式的研究，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量化作为一种测量工具，作为一种手段，对事物（的质）进行精确量化，有利于对事物、对事物的质的系统研究和了解，也有利于使论点的展开、定性的阐述具有扎实的依据从而增添说服力。因此，上述提到的那些研究提供的量化数据的积累，对于我国的传播学研究而言，就可说另具一层意义了。

从信息传播技术发展的进程来看，20世纪90年代信息传播新技术大量涌现，发展之迅速，真是创历史之最。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媒介分析研究，客观上需要先从介绍、描述与最新传播新技术的应用有关的新情况入手。此外，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经济实力、科技优势等方面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工业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国走在前面，这些国家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新经验、它们在这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趋势，因其参考作用而值得介绍。这也必然使我国传媒研究成果中覆盖这方面的内容，从而增添了介绍、描述性的内容在我国学术界的有关研究成果中所占的比重。

虽然在我国学术界关于媒介分析的文章中似以描述性或介绍性为主再加上对有关问题的分析的文章居多，但也有一些文章是讨论分析性的，或以此为主的，如：探讨网络出版物与法律法规的“电子网络出版物的法律法规建设”（作者：张西明，《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一期。），分析互联网络的“互联网络：一个虚拟的社会”（作者：张锦，《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三、四期。），探讨网络时代媒介把关人角色的变化的“从‘Gatekeeper’到‘Heads-upDisplays’”，探讨网络传播中的受众的“网络传播中的受众诠注”（作者：石艳红，《国际传播界》，1999年第三期。），等。此类文章中还有对某一媒介分析理论进行探讨的，如：讨论著名的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论文——《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四期刊登的“麦克卢汉的传播思想”和作为“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之一的“新形势下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再认识”。作为探讨理论的文章，这些文章自然就较为突出分析讨论。

II．2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

从上面梳理到的我国传播学界的媒介分析研究成果来看，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也是一个特点。笔者在梳理过程中发现，就这一领域的研究而言，学者们在对问题的展开中往往铺开面甚广，以概括性、综合性地阐述为主。例如，“电子出版物的法律法规建设”一文将传统媒介的新闻出版法规面对网络出版物在实施中遇到的主要困难归为九点，对建立与网络信息有关的法律法规、规范网上出版中要解决的法律道德问题，分“名誉侵权问题”、“著作权问题”、“保密和泄密问题”、“黄色、凶杀、暴力一类图文音像信息引起的法律问题”四个方面予以展开，逐一讨论。“网络传播中的受众诠注”一文对于网络媒介为受众成员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所带来的变化之分析讨论，分“网络受众的定义及其图示”、“个体化和主动化的网络受众”、“网络受众在信息面前人人平等”、“网络受众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意义”和“网络受众：为自己把关”五个部分展开，铺开面较广，在论文的篇幅范围中来看，这种处理法带有综合性的色彩。

就书籍来说，上面讨论到的《传播科技纵横》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中，相比之下，后者对理论探讨更为偏重。因此，笔者此处拟集中考察后者在讨论分析问题中是否也具有重概括性、综合性的特色。笔者感到，此书对有关问题的讨论，同样具有概括性、综合性的特征。这首先表现在它综合讨论了诸多问题上。对此，我们在上一部分中已有所涉及，这里不再赘述。其次，这表现在此书对其所讨论分析的问题，在展开中似乎也偏重概括周全。试以该书的第十章“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为例。这一章概括了“媒介发展的基本法则”、“报纸、广播、电视将面目全非”、“新闻采访方式将发生的根本性变革”、“新闻报道和编辑方式将发生的根本性变革”、“新闻发行和传送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受众地位及其与媒介关系的根本变革”和“媒介角色的根本变化”七个方面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力求全面概括的展开方式。这七个方面构成了这一章的七个节，而每一节的展开，同样体现了这种偏重概括周全的特色。例如，第二节“报纸、广播、电视将面目全非”，分“报纸：由印刷报纸到电脑网络报纸、电子便携报纸”、“电视：数字式、高清晰度、互动式家庭影院”和“其他大众传播媒介的变革”三点展开，显然最后部分以“其他大众传播媒介的变革”为名，可以将除了这一节的标题中点到的报纸、广播、电视以外的其他的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包括进去，这看来同该书的讨论注重全面概括有关。在具体到这些小点（目）的阐述中，综合性、概括性的特点仍然可见。即以这一节的第一点“报纸：由印刷报纸到电脑网络报纸、电子便携报纸”为例，其内容涉及到：作者对印刷报纸因其特点不会“很快被高速飞驰的信息列车碾得粉碎”的看法及理由，报纸等印刷媒体的变形三部曲──即出现电子翻版、电子变版和多媒体版，以及反映报纸发展另一种趋势的便携式电子报纸及其特点，覆盖面相当广，由此也可见力求概括周全的特色在书中得到了层层体现。

我国媒介分析研究著述中出现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自有其原因。首先，它同选题有关。我国不少媒介分析文章的题目都较大，题目本身要求覆盖面较广，注重概括性、综合性也就自然而然。其次，我国在传播学研究领域起步较晚，目前尚处于学科建设的早期，围绕媒介的技术特点，传播技术、媒介的发展更新同大众传播业的发展及整个社会生活的关系等而展开的媒介分析研究，当然更是处于早期。对于早期的研究来说，重概括性、综合性正适应学科建设积累的需要。此外，对于书籍而言，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的不少书籍似乎往往兼具专著和教材的特色，而且事实上在使用中也扮演专著与教材的双重角色，对于问题的分析阐述力求概括周全，与教材要全面概括、传授基本知识的客观需要相吻合。对于我国的媒介分析领域而言，这些已有成果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当然，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学术界还需要在媒介分析领域向形成独特的、创新理论体系的方向努力。

II．3选题贴近传媒业发展现实、追踪发展动向

从选题来看，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界的媒介分析研究，具有贴近传媒业发展现实、追踪发展动向的特点。电子出版物的兴起与特点，因特网的特征及其对传统大众传媒的挑战，网络传播中的法律法规问题、伦理问题，传媒网站建设，卫星电视，网络时代传媒把关人角色的转变，网络时代受众角色的变化，新、老传媒的关系，计算机（电脑）辅助新闻学，等等，构成了近年来我国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研究一再关注的问题，这些选题，无疑是贴近我国传媒业新发展的现实的，也是追踪全世界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发展动向的。这一特色，大约同媒介分析这一研究领域本身的性质、特征有关。媒介分析本身，是一种考察传播技术的发展同社会变迁的关系的研究，对发展、变迁的研究，首重新发展、新变迁往往很自然。当年，媒介分析理论家麦克卢汉正是在电视在全世界蓬勃发展的60年代，提出其媒介理论，为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用媒介技术史作主线把文明发展史串起来的研究传统作出关键性贡献的。虽然他的著述涉及了媒介技术发展史上的各个阶段，但是当时的新兴传媒电视无疑是他的研究突出关注的。关注媒介新技术的特征及其发展动向，是媒介分析的需要使然。追踪发展动向除了可以指追踪实践方面的发展动向外，还可以指追踪理论方面──学术研究方面的发展动向。在后一种意义上，我国的传媒分析研究的选题，总体上来说也是可以说具有追踪发展动向的特色的。当笔者将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中经常关注的问题同国际上的一些新闻与传播学学术刊物——如《传播学杂志》（季刊；由美国国际传播学协会主办）、《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者》（季刊；由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主办）、《加拿大传播学杂志》等──中近年来发表的论文中的同类研究的关注点相比时，笔者发现，两者相当吻合。即使国际上的这些刊物上的同类研究不少在时间上领先了一步，但是我国的研究并非在时间上远远落在后面。事实上，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不少引征了国外学者一些最新研究成果，有的还参照了网上提供的最新资料，注释中出现有关网站的网址与上网日期，可以说明这一点。

当然，各国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进展不同，各国传媒采纳高新传播科技的发展情况也不同，各国媒介分析研究的起始时间、发展阶段也不同，因此，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国际学术界所经常关注的问题中也有一些尚未构成我国学术界的关注热点。例如，对于电子出版在学术性信息传播（scholarlycommunication）中的应用，对于网络空间中的虚拟社区等，国际上学术界常有论及，但在我国学术界现实的媒介分析研究中，似尚未引起多少注意。关于前一问题，迄今为止在我国新闻传播学术信息沟通中，最主要的手段仍然是印刷传媒，这大约是影响关于电子出版与学术性信息传播的关系成为关注热点的重要因素。关于后一问题，对于现阶段因特网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来说，离众多的人们感受虚拟社区的存在，还有很大的距离。这影响到网络空间中的虚拟社区研究在我国的现实意义，它尚未构成我国媒介分析研究的热门选题，也就很自然。

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不但那些围绕传播技术新发展、传媒新发展展开的研究显示出追踪国际上的发展动向的特点，而且那些探讨媒介分析理论的研究，也是如此。例如，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本已在达到其红极一时的顶峰后长期陷入较少引起注意的寂寞的低谷，但近年来，在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新形势下，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又再度受到国际上学术界的关注，重新引起学术界的探讨。90年代中期以来，在美国和加拿大，专门关于麦克卢汉及其媒介理论的书籍频频出现：1995年，加拿大McGill-Queens大学出版社出版了JudithStamps撰写的《改变对现代性的看法：英尼斯、麦克卢汉和法兰克福学派》；1996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推出了GlennWillmott所著的《麦克卢汉，或逆向的现代主义》；1997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PaulBenedetti和NancyDehart合编的《通过反视镜向前：有关麦克卢汉的看法和麦克卢汉提出的看法》，纽约BasicBooks出版社发表了W.TerrenceGordon撰写的《马歇尔·麦克卢汉：进入理解的出口》；1998年，加拿大BlackRoseBooks出版社出版了PaulGrosswiler所著的《方法即讯息：以批判理论重新思考麦克卢汉》……一些广泛阐述有关信息传播新技术与传播新动向、社会新变迁等的书籍，也纷纷论及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以迅速沟通学术新信息为己任的学术会议和学术性刊物，也及时反映了学术界对麦氏及其理论的新兴趣。围绕麦克卢汉媒介理论，1998年3月，在美国纽约Fordham大学举行了为期两天的题为“麦克卢汉的遗产”的研讨会。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欧洲一些国家的数十位学者，各抒己见，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的宝贵之处、对其理论的要点对传播学研究的启示，进行探讨，尤其是结合因特网的迅速发展，对麦氏理论中的“凉”、“热”媒介区分说、按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手段、媒介技术划分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阶段的观点等，进行了新的分析。⒁学术性刊物中，《加拿大传播学杂志》近年来一再刊登研究麦克卢汉媒介理论以及这一理论的重要源头──英尼斯的媒介理论──的论文。在该刊1998年第一期和第三期刊登的学术论文中，研究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和英尼斯的媒介理论的论文几乎占了半数。美国《传播学杂志》1998年也曾刊出题为“时下流行的对麦克卢汉的看法”的评论文章，对美国和加拿大近年来出版的专门关于麦克卢汉的书籍，进行了一番分析评论。国际上学术界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新关注，还在通过网络媒介进行的学术沟通中反映出来：因特网上曾出现有关麦克卢汉的网页，如：和。我国学术界在对媒介分析理论的研究中也注意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这一动向。在我国近年来的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上，提出应重新认识麦克卢汉学说、认识其作用的论文有之，专门讨论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论文也有之。

从我国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研究的现状来看，在理论方面，对我国的研究影响较大的恐要数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虽然，大多数媒介分析研究的成果中似乎并没有直接引征麦克卢汉的著述，但是，我们从如下事实中，可以看出，麦克卢汉的理论所提供的思路──即从媒介技术的影响的角度考察传播科技与人类文明变迁的关系的思路，却影响着这些研究。这一事实即：这些研究大多数都着重探讨传播新技术对大众传媒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而较少换个角度探讨社会的其它方面对传播新技术的应用的影响，如：社会决策对于决定传播新技术的命运的影响，经济因素对于传播新技术的采纳过程的制约等。

结论

中国大陆近年来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学术成果发表、学术讨论等活动表明，在媒介分析方面，中国大陆学术界远非一片空白。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已经起步，并且还将继续研究。我们已经开始讨论许多问题，只要我们坚持本着学术研究的严谨性、科学性和创新精神不断努力，日积月累，我们终将取得日渐成熟的学术成果。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理由过高估计我国媒介分析研究的现状。虽然，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大量研究以介绍、描述性内容为主也好，分析讨论偏重综合性、概括性也好，都自有其原因，我们对此可以用“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来概括；而且我们在上面的讨论中已经指出过，在现阶段而言，介绍、描述性为主的研究对发展我国媒介分析研究自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讨论分析中突出综合性、概括性对学科建设的积累，也有很大贡献。但是，一切存在的，又并非“都是合理的”：事出有因的状况，并不总是等于理想的状况；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的，学术研究也应不断发展。我们应该面向未来，追求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尤其是应追求在未来的研究中在扎扎实实的资料积累的同时不断提高理论探讨的深度，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注：

⑴*笔者在统计篇数中没有把报道式消息、文摘、书讯等包括进去。

⑵*在本文中，“媒介分析文章”指的是：总体来看以论述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的特点，传播新技术与传媒发展、传媒运作的关系及同社会的关系为主的文章及讨论有关理论的文章。

⑶闵大洪著《传播科技纵横》。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132页。

⑷出处同上，第194页。

⑸出处同上，第194－195页。

⑹出处同上，第230页。

⑺出处同上，第233页。

⑻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著作出版推荐意见书之二”。

⑼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⑽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224页。

⑾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87－290页。

传播技术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5）134-0011-05

The Scie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Historical Origin and Discipline Development

Zhai Jiequan ，Chen Shuangshu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he origi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STC） studies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STC studies grew up an important research field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it is currently being developed into a discipline.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there are three tasks need to be completed in the scie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 how to establish their own research framework and its theoretical basis and to develope a innovation paradigm of the STC studies.

Key words The scie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Historical origin； Discipline development

科学技术的传播与科学技术的创新、应用是科学技术领域的三大基本现象。科技传播和科学技术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内在地与科学技术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与科学技术相伴而生、一同成长，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产生而产生，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但相比而言，科技传播研究的孕育与产生却已经到了20世纪。大约在20世纪上半叶，在一些看起来并不相关的研究领域，先后出现了一些针对科技传播现象的相关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科技传播研究成长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并积累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进入21世纪，科技传播研究开始朝向建立一门真正的学科的发展阶段迈进。而科技传播学要成为独立的学科，需要建立自己的研究框架和理论体系、确立自己的理论基础和基础理论。

1 科技传播发展的三大关键节点

科技传播的旅程起始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最初内含在人类的知识与技能传承之中，后来则从属于人类知识教育的一部分，直到近代才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发展。在近代科学阶段，科学共同体内出现了专门服务科学家交流新知识的科学杂志（如1665年就在法国巴黎和英国伦敦同时诞生了两份世界上最早的科学杂志《学者杂志》和《哲学汇刊》），科学家们也基于推进科学的需要积极面向普通民众传播新科学。例如，作为实验科学创始人的伽利略就曾用意大利语（而不是当时学者们惯用的拉丁文）和“对话体”（以三人对话辩论的形式）撰写了两部著名的“对话”――《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和《关于两种新科学的对话》，其目的应该就是以让普通人都能够读懂的方式来传播新科学。伽利略可以被认为是近代有科普意识的第一人，可以被称为近代科普之父[1]。

近代阶段的这种科学传播仍然是从属于科学的，并没有真正成为独立的社会活动。科技传播真正受到社会的关注，并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社会活动，应该说已经到了19世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是在19世纪40年代前后出现了“科普”一词（最早是在1836年）和被称为“科普者”的一批人。科学在19世纪的时候已经走上了专业化的发展道路，科学论文里充满了“只有大学者们才看得懂”的专业术语，大多数领域的科学知识已经发展到超出一般大众所能理解的范围，于是出现于18世纪末期、表达“普及”涵义的英文单词“popularize”（意思是“使……通俗化”），在19世纪40年代前后开始被用于科学与技术。“一种新的职业正在开拓，那就是科学普及者（popularizer of science）和科学

作家”[2]。

19世纪的科学领域获得了快速发展，19世纪的技术领域也出现了许多新奇的发明。不断涌现的科学新发现和技术新发明极大地激发了公众对科学技术的兴趣，而公众的兴趣又激励了科学家向公众传播科学技术的热情，于是社会上出现了许多热衷于科普的科学家、工程师、发明家、职业演说家，他们撰写科学文章介绍科学新知识和技术新发明、周游全国发表科学演说、演示令人惊叹的科学实验，极大地促进了科普在当时的活跃，使科普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但科普在当时还未成为一个研究的对象。学者们真正把科学普及作为研究对象，已经到了20世纪之后了。英国著名科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贝尔纳应该说是最早关注并研究科技传播现象的学者。在1939年出版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他利用一章的篇幅专门讨论了科技传播（Scientific Communication）问题[3]。

伽利略时代科学家的科普工作、19世纪科普概念的提出、贝尔纳对科技传播的研究可以说是科技传播发展史上的三个重要的关键节点。伽利略时代的科学家们积极面向公众传播科学，并显示出了比较明确的科普意识，虽然这种传播主要还是基于让社会接受新科学的需要（即主要是源于科学本身的需要），但正是这样的目标和需要促进了科技传播最终走向独立。19世纪40年代“科普”一词的出现和一群热衷于科普的“科普者”的出现，意味着作为科技传播重要组成部分的科普已被认定为一类特殊的社会活动，因而可以认为是科技传播真正走向独立的重要标志。而贝尔纳在20世纪30年代对科技传播的关注和研究，意味着人们在这个时代已经认识到了科技传播的特殊价值，认识到了有必要将科技传播现象和问题作为专门研究的对象。

2 科技传播研究的三大主要源头

我们可以将贝尔纳对科技传播的研究看作是科技传播学的发端。在《科学的社会功能》这部科学社会学的奠基性著作中，贝尔纳分析了科技传播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科技传播的建议，认为“科学情报（Scientific Information）数量之多已使其传播成为巨大问题”，“需要极为认真地考虑解决科技传播的全盘问题，不仅包括科学家之间交流的问题，而且包括向公众传播的问题”。通过改善科学家之间的交流提高科学研究的效率、通过向民众普及科学让公众更好地理解科学所起的作用，是贝尔纳关注科技传播问题的基本原因。贝尔纳之后的科技传播研究在许多方面事实上都是沿着贝尔纳所指引的方向发展的。例如到目前为止学者们对科技传播的理解也基本上像贝尔纳一样把科技传播分为科学交流和科学普及两大基本方面，科技传播研究大体上也主要围绕科学交流与公众传播两大方向发展。对科学交流的研究分析了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交流，发展出了科技情报学这门重要的学科。贝尔纳所关注的科学与传媒、公众理解科学等等问题也成为后来科学传播研究关注的焦点问题[4]。贝尔纳所开创的是科学社会学传统的科技传播研究，是科技传播研究的第一个重要源头。

科技传播实际上包含一个广阔的领域[5]，不仅包括科学共同体内（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包括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也还包括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传播扩散。而最早关注并研究科学技术在社会中传播扩散问题的是社会学家和传播学家。例如，1940年代前后，美国学者瑞安（Bryce Ryan）和格罗斯（Neal Gross）就对衣阿华州杂交玉米推广进行了系统研究，不仅为农业技术推广研究提供了范例，而且带动了其后对技术推广问题的大规模研究。20世纪50年代之后，技术推广和技术扩散研究甚至成为相当热点的一个研究领域，当时的美国农业部、卫生部资助和支持了许多关于农业技术推广、环保和卫生知识传播的研究项目。研究中得到的许多关于技术接受率、影响因素、传播网络等重要成果在60年代被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曾担任过美国传播学会主席）概括成了“创新扩散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6]。传播学家也基于这些研究成果提出了“采用―扩散论”。创新扩散研究可以说是科技传播研究的第二个重要源头，研究的成果揭示了科学技术在社会中是如何传播扩散的。

科技传播研究的第三个源头是产生于欧美的“技术传播”（Technical Communication）研究。欧美国家的“技术传播”概念实际上与许多性质不同的职业活动相关联，成立于1971年的国际“技术传播学会”（The Society for Technical Communication，STC）就包括了科技作者、科技新闻、科技编辑、科技出版、科技培训、文档管理、技术写作甚至是翻译工作、广告工作等各种职业背景的会员。技术传播工作虽然可以服务于许多不同的职业活动，但需要的技能和要求却是相同的，这就是如何使科学技术知识和专业信息传播得更加准确有效。技术传播研究的基本内容就是探索准确有效传播专业信息的技术、技能、技巧和方法。技术传播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大学在20世纪初为教授学生如何利用写作描述技术产品信息而设立的“工程英语”课程，之后便逐渐形成了以这种专业性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为研究内容的“技术传播”研究领域。目前在发达国家，技术传播已经实现了高度的职业化，大学里开设有数百个相应的专业。

科技传播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实际上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促动，科学社会学基于提高科研效率、增进公众理解科学的问题，开始了对科技传播现象的研究；技术扩散研究基于对技术推广和扩散规律的关注，开始了对技术如何在社会中扩散的研究；技术传播研究则关注的是如何让专业技术信息传播得的更准确，对传播的技能与方法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分别从不同方面促进了对科技传播相关问题的研究，促进了科技传播研究的发展。因此，我们不能认为科技传播学只有某个单一的源头，尽管有些研究（例如创新扩散研究）目前并不被认为是科技传播研究的一部分，未来也未必需要将其转移到科技传播研究之中，但研究成果对我们理解科技传播现象、发展科技传播研究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科技传播研究需要充分借鉴和吸收这样的研究成果，发展并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科技传播研究本身带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并内在地包含与其他学科相交叉，从而形成不同研究方向的可能性，也自然可以形成不同的研究

范式[7]。

3 科技传播研究的三大基本阶段

在20世纪上半叶，随着科学技术进入新一轮快速发展和应用的高潮，科学技术传播现象也得以快速发展并变得引人注目，科学社会学家意识到科学技术信息的快速增长给科技情报服务提出了挑战，新闻学者注意到科技新闻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新闻品种，从事语言教学和写作研究的学者看到了科技文本表达和写作的特殊性，社会学家和传播学家则发现新技术推广中存在一些值得研究的现象和过程。换言之，在一些看起来并不相关的领域中，人们似乎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一些与我们现今称之为“科技传播”相关的现象和问题，于是关于科技传播的研究就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了科学社会学、传播学、技术扩散甚至是与语言写作相关的研究中。当然，最初的这些研究不仅分散于不同的领域，而且也是相当初步的，我们可以将这一阶段的科技传播研究称为“问题”研究阶段，不同领域的学者发现并意识到了存在这样一类需要研究的“问题”。

随着不同领域的学者们在各自领域内不断深入的研究，到20世纪下半叶的时候，将科技传播作为“问题”的研究阶段过渡到了“研究领域”形成的阶段。最早达到这一阶段的应该说是科技情报学。受到科技高速发展和文献量指数增长的促动，到50年代中期，关于科学交流和科技情报的各种研究就慢慢实现了整合，形成了科技情报学这门新的学科。稍后达到这一阶段的是技术扩散研究，在20世纪中期前后大量关于农业技术推广和工业技术扩散研究的基础上，60年代前后也实现了理论整合，1962年罗杰斯就出版了他那本著名的著作《创新的扩散》。而在“技术传播”领域，分散于科技新闻、科技写作等领域的研究到70年代的时候，也逐渐被整合到了“Technical Communication”名下，并形成了大致的研究框架。例如在美国，20世纪上半叶成立的科学作者协会、技术写作协会、科技出版协会等相关组织，在1971年的时候就合并成了“技术传播学会”。

在面向公众的科学技术传播（国内外学者通常称之为“科学传播”）方面，尽管像科学普及这类问题很早就受到了社会的关注，但真正将这方面的研究推进到研究领域的发展阶段，应该说已到了20世纪80年代。20世纪下半叶以后，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并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关于公民科学素质的问题在发达国家受到了关注，从70年代开始就开展了相关的调查和研究，而调查中也发现公众对待科学的态度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原来对科学充满崇敬的公众对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开始有了很多的担忧，这就引发了80年代起始于欧洲的“公众理解科学”运动，其基本目标是通过广泛开展科学普及和传播，提升公众的科学素质，增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1985年，美国科学促进协会提出了旨在提升全体美国人科学素质的“2061计划”；同一年，英国皇家学会了著名的《公众理解科学》报告。

20世纪下半叶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关系的变革、科学技术与公众关系领域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所引发的社会对科学素质的关注以及公众理解科学运动，是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研究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的基本原因。到90年代的时候，科学传播已经成为科学界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和《Science Communication》这两本专业期刊也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尽管到目前为止仍在科学普及和科学传播研究领域仍然还没有出现类似于科技情报学或创新扩散理论那样的整合性理论体系，但社会已经意识到了科学传播不仅是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大问题”，需要给予系统的研究。

经过三十年来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和积累，科学传播研究目前正在向形成一门学科的发展阶段过渡。2012年5月和2013年9年美国科学院举办了两次以“The Science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科学传播学）为题的学术论坛，邀请了世界科学传播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集中讨论了科学传播研究的现状、学科融合以及科学传播发展策略、有效传播等许多科学传播领域的基础问题。作为世界四大名刊之一的《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也出版了论坛的论文专辑。这两次会议不仅第一次（仅据笔者的了解）在国际高规格会议上正式使用了“The Science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这样的名称，而且从学者们在论坛上探讨的重要问题，大体上也可以看出构建“科学传播学”框架的初步尝试。因此，这两次论坛的举办可以视为科学传播研究由研究领域到学科过渡的标志性事件。

4 科技传播学的三大基础任务

考察近些年来国内外科技传播研究发展，我们可以认为，尽管学者们在科技传播的许多问题上还没有取得广泛的共识（例如科技传播包括的范围甚至是基础术语的使用等），科技传播研究还没有建立共识性的理论基础，但在许多问题的理解上也还是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研究深度和广度上也有了重要的突破，理论上广泛探讨了当代科技传播的背景、对象、内容以及传播的方法、策略等多方面问题，分析了科技传播与公众科学素质、公众理解科学等方面的基本关系，也在反思科技传播的传统理论与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新概念、新模型，特别是在技术扩散研究、技术传播研究、公众理解科学研究等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媒体中的科技传播、社会情景中的科学传播、科技传播政策与策略等等问题也已经成为科技传播研究的重要方向。因此，科技传播研究正处在重要突破的前夜。

特别是在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研究领域，受20世纪下半叶以来受“科学与公众”关系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如对科学的“信任危机”）的推动，科学传播已经成长为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实践领域和重要的政策议题，不仅政府机构、教育组织、大众媒体、工业部门、科学共同体、科普团体、科普设施等各类社会主体积极参与社会的科学传播活动[8]，使科学传播呈现出繁荣的发展局面，而且也极大地推动了科学传播研究的不断活跃。“国际科技公共传播网络”（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on 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通常简称为PCST）自80年代末就开始组织国际性的PCST会议，至今已连续举办了10余届，其目前的科学委员成员就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就在美国科学院举办科学传播学论坛的2012年，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也举办了“科学传播会议”（Science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至今已举办了三届（每年一次）。正是因为科学传播的繁荣发展和科学传播研究的日渐活跃，科学传播研究界提出了建立“科学传播学”的呼声。

我们可以将美国科学院举办“科学传播学”论坛作为科技传播学迈向学科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但科技传播学真正要作为一门学科，还面临着三大基础问题需要解决。第一，如何在理论整合和学科融合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的研究框架和理论体系。到目前为止，与科技传播相关的许多研究仍然分散于科学社会学、技术创新、技术传播等不同的学科或研究领域，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需要通过建立统一的研究框架和理论体系充分整合其中的研究成果。特别是需要突破对科技传播的狭义理解，推动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在科技传播研究中的交叉融合，概括和提炼技术扩散、技术传播、健康传播、环境传播、风险传播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服务于建立更具包容性的科技传播学研究框架和理论体系。

第二，如何实现理论研究的深化和理论水平的提升，确立科技传播学的理论基础和基础理论。拥有自己独有的理论体系和基础理论是一个学科立于学科之林的基础，科技传播学自然也不例外。作为一个学科的科技传播学需要在理论上实现突破，建立自己独有的理论基础和基础理论，并且能够用这样的理论指导科技传播实践，引领科技传播研究，指导科技传播政策。笔者近年来曾就科技传播研究的宏观微观分层、当代科技传播任务目标分层等问题做过一些讨论，也提出了科技传播的多重任务及整合模型等观点[9]，对科技传播学的理论整合和基础理论问题做了一些探讨。但在目前学者们对与科技传播相关的许多问题的理解上还不甚一致的情况下，科技传播学理论体系和基础理论的确立仍然任务艰巨。

第三，如何发展面向创新的科技传播研究，从而更恰当地确立创新时代的科技传播定位和价值。当代科技传播发展背景正在面临深刻变革，科学技术领域爆发的新革命引起科学、技术、社会之间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经济社会越来越走上“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科技传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提升，科技传播需求也在日益增长。但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也使科学与公众关系领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如何更好地服务当代科学与社会的互动进程（包括服务科学与社会的对话），已经成为当代科技传播面临的重大任务。科技传播需要新的理解和新的定位，科技传播研究需要新的范式和新的理念，发展“创新范式”的科技传播研究，在创新范式的框架下建立科技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可以让科技传播学更好地适应创新时代的发展要求。

5 理论整合需要注意的三个问题

传播学的发展历史上曾发生过两次重要的理论整合，两次理论整合都对传播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威尔伯・L・施拉姆将先前分散于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领域的传播研究成果进行过重要的整合，通过归纳、整理、总结这些研究成果并使之系统化、结构化，勾画出大众传播学的基本体系，从而创立了传播学这门新学科。施拉姆正是因为这种贡献而被尊为“传播学之父”。在20世纪60年代，埃弗雷特・罗杰斯将分散于农业社会学、公共卫生研究乃至人类学、教育学中关于创新扩散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理论整合，确立了创新扩散研究的理论框架，建立了创新扩散理论的基本体系，从而将创新扩散研究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由此，罗杰斯的名字在学术界几乎成了研究“创新扩散”的同义词。

尽管科技传播和科学技术拥有同样悠久的历史，但真正受到关注并得到研究却已经到了20世纪。在20世纪，与科技传播相关的科技情报、科技交流、科技写作、科技出版、科技新闻、科技教育、科技宣传、科技普及等工作得到迅猛发展，公众理解科学、科学传播、科学素质等问题受到社会重视，学者们针对这些工作以及这些问题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其中就包含有许多极有价值的科技传播研究成果。但到目前为止，与科技传播相关的研究成果不仅分散在上述这些不同的研究领域，在包括科学社会学、农业社会学、技术创新研究等不同领域，也蕴藏着关于科学传播、农业科技传播、技术扩散等与科技传播相关的丰富成果。当代科技传播研究所面临的情形与施拉姆、罗杰斯进行理论整合之前的情形十分的相似，需要通过理论整合形成统一的科技传播研究框架和理论体系。

首先，全面梳理分散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科技传播相关研究成果，特别是深入分析在科技情报、科技新闻、科技普及、科学传播、公众理解科学、科学素质建设以及在技术扩散、健康传播、环境传播研究等中得到有价值的思想、观点和成果，从中归纳、概括、提炼对确立科技传播研究框架和理论体系有价值的结论，同时引进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将这些成果和结论系统化、结构化，进而总结科技传播研究需要面对的问题结构，根据这种问题结构确立科技传播研究的理论框架，勾画科技传播学的基本体系，确立科技传播学的理论基础和基础理论。对科学传播学的未来发展而言，这种理论整合对实现其学科独立显然是极其重要的。

其次，持续深化和拓展对当代科技传播实践的认识。当代科技传播已经发展到利用多样化渠道、传播多样化内容、达成多样化目标的新阶段[10]，涉及多样化的形态和分层化的目标[11]。科技传播在实践领域上既有以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提升公众科学素质的科技传播类型，也有服务科学技术创新、推进科学与公众对话的科技传播类型[12]。科技传播研究领域因而也出现了诸如“普及范式”和“创新范式”等不同的范式和传统[13]。科技传播理论整合需要持有充分开放的态度和认识，不能自我窄化我们的研究视野，将科技传播理解为只有某种单一的形态和目标（甚至由此排斥其他形态的科技传播实践），否则理论的整合将无法实现，也无法建立开放的理论体系、回应当代实践的要求、推进科技传播事业的全面发展。

再次，继续深化和拓宽对当代科技传播概念的理解。当代科技传播实践丰富而多样的发展，要求我们拓展对科技传播当代实践的认识，也要求我们拓宽对科技传播概念的理解。近些年来，国际科学传播文献也都通常对“科学”概念采取广义的理解，包括科学、技术、工程、医学等[14]。如果我们也给予科技传播概念以广义的理解，使科技传播不仅包括科学共同体内科学家之间的科学交流、面向公众的科学技术传播（即目前国际所说的“Science Communication”或“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也包括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扩散和传播，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好地拓展和丰富对当代科技传播实践的认识，并在统一框架内对各种科技传播现象进行研究，从而使科技传播研究能够更好地回应当代创新提出的各种要求。

在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的推动之下，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社会进入到经济繁荣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新阶段，经济社会迈进创新驱动发展的轨道，人类社会生活也发展到全面科技化的状态。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之间关系的日益紧密，提升了科学技术创新、传播、应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促进了科学技术创造、传播、应用规模和速度不断提高，也给科技传播事业的发展和科技传播实践提出了许多新挑战。这意味着无论是在当前还是在未来，科技传播实践和研究都已经成为我们值得为之奋斗的事业，需要我们在全面认识时展要求的基础上，持续深化科技传播实践与理论问题的研究，推动科技传播事业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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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翟杰全. 当代科技传播的任务分层[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2：139

传播技术论文篇（10）

1总体发展不稳定

目前，我国教育传播学的研究虽总体上处于上升势态，但十年来教育传播的研究发展很不稳定。据统计显示，1998年发展呈上升趋势，但随后又趋于平缓；2002年发表的文章是2003年开始上升，后面几年又有回落；同时研究的人员少，直到2006年到2007年间才出现了一个研究的高潮。这期间，我国的电教工作者发表了大量教育传播学方面的学术论文和一些重要的教育传播学教材。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因为这一时期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热点是围绕着教育技术的定义和定位问题展开的，人们热衷于对教育技术定义的讨论和研究，而无暇顾及教育传播学，教育传播学的研究便没有大的进展。

由于美国AECT94教育技术定义的引入和我国学者对建构主义研究的关注，以及以计算机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本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猛速发展，使得我国教育技术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领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无暇去研究作为教育技术理论基础的教育传播学的研究，从而导致我国的教育传播学出现了研究的缺失。

2对教育传播学理论研究相对重视，缺乏系统性、深入性的研究

纵观整个教育传播学研究的现状，学科理论体系建构严重滞后，理论研究的持续性不强是主要问题之一。我国理论研究的持续性不足，理论指导教与学的研究就显得薄弱，这说明理论体系建构相对滞后，因此不能形成学科强有力的基础。与传播学和教育技术学的学科理论编著的繁荣景象对比，我国教育传播学的理论编著基本上属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从教育传播学的理论编著来看，目前拥有的教材指导书还是上世纪90年代的作品，如宣伟伯、余也鲁著的《传媒·教育·现代化--教育传播的理论与实践》，高蕴琦、林克诚等编著的《教育传播学》，魏奇、钟志贤著的《教育传播学》，邵培仁编著的《教育传播学》以及南国农、李运林编著的《教育传播学》等。这些著作中即便近年来有的进行了修订，但内容更新仍然比较少，新的理论著作就更少。

2003年金振坤主编的《远程教育传播学基础》一书，从某种层度上讲也只是教育传播学的一个子系列研究———远程教育传播研究，但已经是新世纪以来少有的与教育传播学相关的论著了。

还有，教育传播学理论指导教与学的深度、广度也明显不足。这些都必然导致学科研究的推广度不够大，从而无法使教育传播学作为教育工作者有效应用的工具与方法。

3研究作者所属机构集中在高等学校

由于基础教育一线的教师未对教育传播的研究足够重视，研究作者所属机构几乎集中在高等学校。资料显示，教育传播学研究论文的作者85％来自高等院校，小学教师却只有5％。这说明在我国高等院校的研究者对教育传播学的理论及实践应用相对重视，其他部分则相对疏忽。教育本身就是一种传播，教育传播理论的研究，迫切需要在实践中去验证，并且鲜活的教学实践也孕育着新的传播模式和理论。不仅高校的研究者需要走向教学实践，一线教师也需要通过研究教育传播的理论以改进自己的教学。

4教育学界专门就教育传播学的研究较少，研究水平有待提高

作为教育学、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的教育传播学，在有些论文中只是做很少的描述。此外，专门供教育传播研究的文献也较少。而教育技术专业作为教育传播学研究的重要领域，长期以来受研究领域界定的困扰，尤其是AECT94定义的出现，使得教育传播学这一基础理论的研究时兴时弱，还曾出现过研究断层现象。

从发表的文献类型看，我国理论探讨类文章较多，占45％，因而教学实践类较少；从发表的刊物级别看，一般刊物居占54％，国家核心刊物仅占45％，说明论文总体发表层次较低，总体质量有待提高；从期刊论文分布情况来看，教育界的一些研究较为关注大众传播领域，有跟着市场打转之嫌，对教育传播学的研究偏少。就算是教育技术界，目前专门研究教育传播学的学者也很少。

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教育技术界主要的任务是开发技术，再加上网络技术的挑战，教育技术界顾及不到教育传播学的研究，这也造成对教育传播学的忽视。而目前，研究也大都专注于技术、认知、技术哲学等领域，水平有待提高。

5传播学和教育技术学两个学科的互动和合作偏少

从上面提到的专著编著者的学科背景来看，国内学者中以传播学作为学科背景的较少，大多属于教育技术学的学科背景。纵观传播学的刊物，传播学界对教育传播的研究处于相对缺失的状态，而且传播学和教育技术学两个学科的学者的合作很少。

在期刊论文方面，教育传播理论的研究者中，大多数研究者来自于教育技术学，传播学领域的学者介入的较少，即便有也多是一时的关注，缺乏持续性，成果偏少。另外，从的期刊分布来看，教育传播学方面的论文大多发表在电化教育、信息技术与远程教育、科技教育类期刊以及高等院校的学报上，在传播类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较少。

6过多专注于学科的界定划分，对教育传播学的地位不够重视

就目前我国教育传播学研究现状来看，很多学者过多专注学科界定划分。基于某种教学媒体的单一教育传播现象研究有所重视，而理论层面研究太少。而且缺乏研究的持久性、深人性和系统性，未能形成良好的氛围，致使我国的教育传播学研究多停留在表面，没有体现其作为教育技术基础理论的地位。在广大从事教育传播活动的一线人员中，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较少，地位凸显不够。再加上基础理论研究以及教育传播史学研究的缺失，使得教育传播学的研究大而空，显得枝叶不全、纵深度小，指导教育传播活动的效力不足。

传播技术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1）12-0130-02

一、罗杰斯生平及其简介

罗杰斯是美国20世纪著名的传播学者、社会学家、作家和教授，因为首创创新扩散理论而享誉全球，与勒纳、施拉姆被认为是传播学分支学科发展传播学的创始人，他有着非常广泛的研究领域以及研究贡献，范围涉及“解读以及整合基础概念，研究传播网络，议程设置研究、创新的扩散研究、娱乐与教育、跨文化研究，组织传播、新的传播技术、健康运动、发展传播学、特殊问题和环境的研究以及传播史研究”。他于1952年在爱荷华州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在朝鲜战争的空军服务两年，之后返回爱荷华州立大学，于1957年获得社会学和统计学的博士学位。罗杰斯曾经执教于多所大学其中包括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供职于农村社会学系、密歇根州立大学，罗杰斯开始了传播学者的身份，供职于传播学系，之后罗杰斯任职于密歇根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并且随后相继担任斯坦福大学国际传播的Janet M. Peck教授、南加利福尼亚州大学的Walter H. Annenberg教授、以及新墨西哥大学的杰出教授。罗杰斯也曾任教于六个在欧洲，远东和拉丁美洲的大学包括哥伦比亚国立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他从一个学术机构转向另一个学术机构的过程，为他在不同的领域扩散研究提供了途径。罗杰斯获得过多种名誉奖励，其中包括大众传播和新闻教育协会的杰出职务奖，技术改变社会协会的托马斯•杰弗逊奖，国际传播协会跨文化和发展分会的终身成就奖，罗杰斯是1980～1981年度国际传播学会的主席，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传播学者，曾经在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西、韩国、泰国、法国、和坦桑尼亚等地进行研究和教学，1977～1984年在拉丁美洲地区，他是10本传播学刊物中引用率排名第四的传播学者。

二、罗杰斯传播学研究概述

罗杰斯的学术研究开始于《创新的扩散》，第一次出版时他还是30岁左右的俄亥俄州州立大学农村社会学的助理教授，这本书使他具备了成为世界学术巨匠的能力，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创新扩散就成为罗杰斯的名片，2003年这本书的第五版已经面市，是社会科学领域被引用第二多的书。《创新的扩散》是罗杰斯博士毕业论文扩充的成果，他毕业论文研究的是两个爱荷华州农场上2-4-D除草喷雾剂的扩散情况，罗杰斯用一章节回顾了各种类型的创新扩散研究，包括农业创新、教育创新、医学创新和营销创新等，发现在这些研究中有许多相似点，例如创新的扩散都是趋向于S曲线的”，后来罗杰斯把文献回顾的一章通过扩展精炼出版了《创新的扩散》，这本书提供了创新如何在社会系统中扩散和传播的全面理论。罗杰斯的学术成就来自于他不断的否定自我，修正自我，他“是那种敢于质疑并反驳自己工作的少数学者之一，《创新的扩散》自1962年出版以后在1971，1983，1995，2003年进行再版时，都有一些变化和改进，虽然都是以创新扩散为书名，研究的主体是新的思想或实践是如何扩散的，但都有所补充改进，越来越强调社会网络的作用，关注网络在扩散和传播以及社会变革项目中的作用，因此书中增加整个章节是关于扩散网络的，并且关注了“临界大多数”的概念，第五版时更加注重新的传播技术的扩散，尤其是互联网上的扩散。70年代罗杰斯关注发展与传播的关系研究，他与勒纳、施拉姆被认为是发展传播学的创始人，在研究如何运用传播来促进社会发展的发展传播学中，罗杰斯认为传播具有重要的作用，是社会变革的基本因素。在美国传播学术史上，由E.M罗杰斯和F.休梅克70年代初期详细论述的“创新的扩散模式”被认为是传播与发展的一个“主导范式”、它涉及创新信息、创新思想之传播和被采纳的全部过程[1]。但是到1976年罗杰斯在编撰的《传播与发展：批判的观点》时，对于传播与发展的态度发生了转变，注意到外来因素对国家发展方向与速度的重大影响，也了解到动员群众参与发展计划的重要性。他认为发展传播学的主导范式已经消失了，但1989年，罗杰斯又对主导范式再次重新阐释，将发展定义为“一种指导下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给予每个人不断增强控制自然的能力”[2]，他认为“有关发展的主导范式并没有过时，还以某种形式继续在理论和实践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2]，他再次否定自我，他认为健康传播就是发展传播主导范式的“延续性变体”[2]，罗杰斯将其创新的扩散理论应用到健康传播研究领域。80年代开始进行传播网络的研究，他是传播学网络模式的倡导者，1981年与Kincaid, D. L.合著的《传播网络：趋向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中，在朝鲜农村进行的计划生育创新以在25个村庄的扩散过程为研究基础，发现在同一个村庄人们倾向于采纳同一种避孕措施，观念领导者首先采纳某种避孕措施，然后将采纳过程中的感受和体验通过人际网络传达给同一村的村民，人际间的传播渠道比大众传播在更有效率。罗杰斯对于传播技术的兴趣是逐渐形成的，50年代他还是一个博士研究生的时候，甚至有一种反技术的思想在滋长，认为传播技术在传播研究中是不重要的因素，70年代对于传播技术的抵触才消失，到80年代对于新的传播技术的扩散和社会影响成为了他的研究兴趣。罗杰斯自认为是一个温和的技术决定论者，在《传播技术：社会中的新媒介》（1986）他把科技和其它因素一起看作是变化的原因，“科技是一个国家发生变革的重要原因”，“新媒介和其它因素一起，塑造了信息社会”。书中叙述了他对于传播技术从忽视到接受采纳和应用的过程，概述了传播技术的社会影响，并提出新技术三种重要的特征：互动性、个人化和分散化、不受时间限制的非同步化。在新的技术面前，罗杰斯提倡新的传播学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的探索，他认为对于新媒介的互动特性传统的线性传播模式已经不能作为充分的分析工具了，罗杰斯强调了新技术的普及过程。

罗杰斯也是“议程设置”理论的重要发展者，在某种程度上议程设置与创新的扩散有着近亲的关系，两者都是研究某种新的思想或信息如何在社会系统中扩散出去的，“议程设置”研究的是新闻事件的扩散，这是第一个由传播学者根据新闻理论提出的，由大众传播研究领域首创的学术课题，基本上背离了有限的和有选择的影响的研究范式，将研究的目光投向媒体对受众的长期影响上[3]。罗杰斯在许多文章和著作中对议程设置研究的历史、理论实践等进行总结和概括后，他和迪林以自己就公众对艾滋病的关注研究为代表研究单一问题在议程上的高度优先权，现在已经成为更普遍运用的研究方法，从而使议程设置模式适合于研究那些处理公共卫生等问题的职能机构[4]。罗杰斯对议程设置的前景保持乐观，建议在今后的研究中要更多的关注“现实世界”事件的指标，同时考虑更多的议题，并且在议程设置理论与其它理论之间建立更多的联系等[5]。罗杰斯另一研究领域是跨文化传播，他是美国学者中最先开始跨文化课程的传播学者之一，20世纪40年代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使得美国度过了经济难关，成为最大的经济国，马歇尔计划成功后，美国领导者开始向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和科学经验，因此就有一批美国学者奔赴世界各地进行其研究，罗杰斯就是其中之一，不同国家的工作经历生活经验，以及对于语言的掌握，使得罗杰斯获得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切身感受。1968年罗杰斯开始教授一堂名为跨文化传播的课程，罗杰斯的课程主要借鉴了发展传播学的跨文化案例的文献和自己的跨文化经验，他在创立主要的跨文化组织中相当活跃，是跨文化传播研究“无形学院”的早期成员，而且后来他领导建立了新墨西哥大学的跨文化传播博士项目，并且与人合作多本关于跨文化传播的书籍，与Thomas M Steinfatt合著的《跨文化传播》。20世纪90年代早期，罗杰斯开始对教育-娱乐研究有兴趣，他考察了坦桑尼亚一个为提高公共卫生的广播栏目“Twende na Wakati”（让我们顺应时代），并且与Arvind Singhal合著了《娱乐教育：为了社会变革的传播策略》，这本书获得国家传播学会的应用传播杰出学术书籍奖，并且被作为传播学和公共卫生课程的教科书，罗杰斯的扩散理论是影响教育-娱乐的传播学理论之一，娱乐-教育成为健康促进和防治疾病的主要方法之一，娱乐-教育就是以娱乐和教育的方式有目的的设计和发送信息，从而提高受众对于有教育意义的问题的知识，从而产生支持的态度，转变社会规范，在行为上发生改变，娱乐-教育并不是一种传播理论，只是一种传播策略从而带来行为和社会的变化，如HIV/AIDS的预防，计划生育，性别平等等，它以两种方式导致社会变化，首先它可以影响受众的个人意识、态度和行为变化，其次它可以在系统层次上影响受众的外部环境等.同时扩散研究为许多公共卫生运动提供了有用的研究方向，为了纪念罗杰斯在娱乐-教育方面的研究，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设立了罗杰斯奖，专门奖励那些在娱乐-教育方面取得成就的学者们。

对于传播史的研究，也是罗杰斯传播学研究的一大成就，早在1986年，罗杰斯在其《传播技术：社会中的新媒介》中，就对传播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行了总结，强调了十几位学者对于传播学学科发展的重要贡献，在某种程度上罗杰斯的经历及其学术研究使他成为著述传播学史最适合的人选，当他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传播学的研究工作开始，正是传播学重要的转折点发生不久，他的工作生涯与传播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多有重合，1957年罗杰斯获得农业学的博士学位的时候，施拉姆在伊利诺伊斯大学开设了第一个传播学博士课程，四位传播学创始人关于传播学的书影响了罗杰斯，拉扎斯菲尔德的《个人影响》在罗杰斯的研究生研讨会中进行了讨论，他也阅读过勒温的小组动力学，1994年正式出版的《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学的研究方法》是罗杰斯传播学研究的又一高峰，他对于美国传播学史进行了一次很好的梳理。

罗杰斯传播学研究领域的宽泛性以及其对传播学研究的贡献可以作为对美国20世纪传播学研究探讨的一个切入点，因而对于其学术研究的探析对我国传播学研究有重要借鉴作用。纵观罗杰斯一生的学术研究轨迹，可知以创新扩散理论为中心，罗杰斯将研究触角延伸至传播学多个领域，既丰富了创新扩散理论，也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多维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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