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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社会学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3-20 16:17:47

传播社会学论文

传播社会学论文篇(1)

(一)社会处于改革时期,民众的主体价值观和信仰体系尚不统一,当下以金钱和权力作为中国社会民众主体价值评价的导向是不健康的,是谣言得以盛行的社会思想因素

网络谣言反映了民众的集体恐慌,这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与无序化紧密相关。大规模的集体恐慌一般发生在社会变革之时,民众还没有适应经济转型和社会结构变动所带来的变化,这种不适应给人造成一种无所归依的失控感。在这种背景之下,民众的心理是浮动的、焦虑的、不安的。这种焦躁不安的情绪往往成为谣言产生、传播的源动力。网络谣言的隐名性、无域性和迅捷性,更是提供了谣言传播的最佳平台。面对道德规范、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的不确定性和法律规定的缺位,人们缺乏统一的价值评判标准和法律衡量依据。如果没有主导价值信仰理念的指引,扩展开来看,这种道德恐慌及舆论表达将不断蔓延,甚至从线上到线下,从阶层心理问题转化为社会政治问题。当前中国社会处于改革时期,在发展和建设中,民众所追求的东西离精神愈来愈远,金钱和权力成为时下社会民众所追求的主题,这种肤浅的理想是没有持久力的。在这种追求目标的指导下,人们的精神所向是浮动的、不坚定的,而且是多变的、多元的。在主体价值观没有形成,没有信仰所指(或者信仰所指低俗化)的情况之下,民众内心就没有了什么敬畏,也就没有什么精神约束,没有了坚守,从而出现动摇和随波逐流的行为,为造谣、传谣和受谣提供了思想层面的支持。

(二)社会信任感的缺失是当下谣言得以传播的社会心理因素

信任是建立在对未来的预期基础之上的,信任的缺失就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存在,不能预测,不能控制。表现在对个体、组织或者团体、社会的不信任,信任在人类社会一般只与个体人品相连,但在当下中国社会,社会信任感的缺失特别严重。如对公务员、医生、教师等个体,对部门、机构和政府,对政策法律等制度,甚至是对历史文化的不信任,比如前一段时间网上对雷锋现象的质疑,认为雷锋所在的时代和雷锋自身的条件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照片留下,而且几乎每次做好事都有照片,这就是对雷锋文化的不信任。究其原因,在于政策及法律的执行不力,现实结果跟预期规定经常不一致,导致对于有约束力的规范和价值、有效的规则和生活的正常道路的普遍迷失。在线下和线上,一旦出现某种切合自己和当下社会现实基层思想的言论,无论真假,民众就会不加甄别的加以信任和传播。即使这种言论所反映的背后事实是真实的,传播者也可能会认为是假的而加以篡改和传言。人们仇富仇官,专家系统权威受到质疑和挑战,人际之间缺乏最基本的信任,当监管不力,官员腐败,司法没有独立性,企业和个体以逐利为本时,就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社会心理因素,谣言自会乘虚而入。

(三)民意沟通渠道不畅通,民众缺乏表达权利的渠道,政府信息的不及时、不完整甚至遮遮掩掩,降低了政府公信力,是当下谣言得以传播的社会制度因素

其一,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互联网给言论创造了一个新的、更方便的平台,人们可以在这里更自由地沟通交流。通过互联网的传播,大量传言被公开讨论,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传言被稀释掉,有的其意义则会被添加或被歪曲,大众的感觉就在于好像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达成一致的看法、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在当下中国,网络谣言之所以大行其道,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社会基层的诉求声音不被主流媒体所采纳和外放,失去了在主流媒体上表达的机会。普通公民的真实生活、情感诉求被主流媒体的叙事话语边缘化甚至是被遮蔽和掩盖。在媒体失职和失语,在社会真实和公正被遮掩和分裂的语境下,谣言成为公众的一种发泄方式,而网络为这种发泄提供了最佳的平台。其二,民众表达权利渠道的不真实和欠缺长期以来一直存在,这也可能是政治问题的死结,但是在当下中国更加突出。例如我国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在实施中的“虚拟性”表现。人口流动的频繁存在使选民往往连候选人是谁都不知道,这样选出的代表怎么去了解选民的利益诉求,又怎能代表民意去发声?其三,我国政府及主流媒体在大众关注的敏感社会上往往采用淡化的指导思想处理,经常这样,就会导致不信任和猜测的产生。群众利益不被代表和表达。他们自己一旦遇到合适的引爆,借助网络的隐名性,加之失去法律监管的缺位就难免会导致谣言的爆发。社会学家齐美尔认为,信任属于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如果没有人们相互享有的普遍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政府公信力是社会信任的前提和基础,网络谣言盛行的根源就在于政府公信力的降低。正如卡普费雷所说:“谣言是对当局的一份报告,它揭露秘密,提出假设,迫使当局开口说话。同时,谣言还对当局作为唯一权威性消息来源的地位提出异议。”

(四)网络的虚拟性打破了传统熟人社会秩序,为谣言传播者提供了社会隐身条件,是当下谣言得以传播的社会身份因素

我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个人总是生活在一个由先天和后天构筑的社会关系网中,一方面,个人不能脱离这个社会关系网,同时也要受这个社会关系网的制约,这种熟人社会给人带来一种无形的压力,形成一种人际关系的他律约束。网络的虚拟性打破了这个社会关系网,使个人可以脱离之而做以前无法想象得到的在脱离社会关系网的前提下可以从事的行为,所以说,网络的隐名性、虚拟性,打破了人在现实社会中的身份关系网,为谣言的捏造和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的假象。网络谣言的信息制造者同样具有隐身性,这种隐身性使得责任主体难以确定。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传播行为可以无限复制,每个人在其中的行为、身份等都能被隐匿或篡改,而且,在这种“裂变式”的传播中过程中,转发者的添油加醋也可能让谣言本身变得与最初的样子大相径庭。所以,网络谣言中的行为主体很难确定。此外,网络传播平台的便利性、多样性,为谣言传播提供了方便,加之,不同利益的诉求和驱使,也使谣言在网络上找到了最佳的存在空间。

二、网络谣言盛行突显中国当下社会问题管理的缺失

(一)我国社会管理长期形成的一种自上而下单向度思考角度的治理思路

自上而下单向度思考角度形成的治理思路在一定时期与特定背景下会产生比其他任何民主政治更大的作用力。但是,随着主体性的提倡,公民社会思想及部分条件的萌芽和显露,这时,社会治理思路的思考角度就应该更多的考虑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单向度思考角度的治理方式,会忽视民众真正的需求和诉求。什么才是民众利益和权力真正的表达渠道?目前中国民众的利益和权力需求和诉求的表达渠道,不仅没有完整得以实现,在渠道途径上更是没有真正的实现。如被选举的代表,是不是真正代表了选举人的利益,如正常的法制途径是不是完全独立公正而不受其他权力支配和行政干预,现实生活中的、的盛行便反证了这一原则所受到的挑战。网络谣言盛行表明社会理性的缺失,培育和建构社会理性,搞清网络谣言背后表达的真实的民意,重构社会政治治理思考向度及政策,是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环节。

(二)政府社会管理治理能力过于僵硬和粗暴,法制和技术手段操作性不强

首先,网络谣言虽然是民意的非理性表达,但在一定的程度上讲,它也是一种社会认知和社会评价活动,暗含了公众对当今某些社会问题的价值判断和评价。民众的这种非理性表达作为一种能够聚集人心的东西,政府不能反映滞后,不能不加分析妄下结论,不能无区别的遏制打击。在社会治理问题上,政府应加强灵活性、区别性和针对性,否则会适得其反。许多学者提到的网络谣言治理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政府在面对谣言时要进行合理疏导,就是这个道理。虚拟网络社会的管理,对于监管部门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如果对网络舆论、网络谣言不重视,不及时澄清、疏导和处理,还是以官话、套话、淡化、封堵、隐瞒和回避的话,轻则出现的负面言论误导舆论,重则损害政府的形象,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在群体危机事件处理中,政府应该转换舆论引导思路和方式,有效利用新媒体如辟谣等功能作用,引导民众树立正确的社会认知。其次,法制的缺位、网络技术不成熟和监管的粗糙性,是造成对网络谣言管理上存在漏洞的最直接因素。对于任何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管制,都离不开刑法的惩罚。我国目前对网络谣言的刑事打击在立法方面相对于国外来说还是比较落后的。在刑事立法方面有了最近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但是,由于是新规定的出台,对其理解和适用是需要法律人士做大量的宣传和解释工作。在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方面,还缺乏针对性和具体操作性,如查处和取证等。让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仍然有法律漏洞可钻。相关部门应积极考虑推动网络本法的制定。互联网已由单纯技术平台变得更具社会交往、传播等社会公共领域色彩,对网络进行必要的管理和规范化引导,是一种社会发展对其管理迫切的必然。

三、网络谣言中国化的规制

网络谣言往往以真实的社会事件作为引子,与现实社会中民众的心理和诉求紧密联系,造谣者和传谣者往往借助民众的这种不满情绪的共鸣心理,使其具有很强的煽动性、蛊惑性。如果谣言涉及到民族矛盾、种族冲突、、阶层怨恨等敏感问题,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转变成政治问题,从而改变受众的政治态度、观点和立场,左右民众的政治行为,甚至导致激烈的社会问题,给国家、社会的和谐、稳定、健康发展带来极大的危害。正如奥尔波特说的“从未有一场暴乱的发生不带有谣言的鼓动、伴随和对激烈程度的激化。”可见,在社会转型时期,维护社会稳定和人心稳定的任务十分艰巨。

(一)社会环境的培育:促成具有主体理性的公民社会的形成

“公民社会”最早出现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书中,指的是“城邦国家”或“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在一个合法界定的法律体系之下结成的伦理政治共同体”。政治理论家西塞罗将其转译为“不仅指单个国家,而且指业已发达到出现城市的文明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况”。在保留“政治社会”含义的同时,更多的带有“文明社会”的含义。此后17~18世纪的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从当时时代背景出发,认为人类最初是生活在无政府的自然状态之中的,但这种自然社会由于缺乏和平、安全、人身保障等等,需要通过权力让渡并订立社会契约的方式过渡到公民社会,于是,公民社会获得了与自然状态相对应的含义:指人们生活在政府下的一种法治、和平的政治秩序。这种社会背景中的民众,有共同的价值诉求,各自有坚定的精神价值观的认同感和信仰观念,内心有确信的理念和遵守的秩序意识。当下中国社会,中间阶层正在或者可以说业已基本形成,根据主流学者的观点,在中国,公民社会已然具备了条件,而网民主体皆为公民,促成具有主体理性的公民社会成熟,让公民形成共同的价值认同感和精神上的信仰理念。而基于公民意识形成的具有法治、平和、理性的价值信仰观念,对于网络谣言主体的价值、精神、思想、心理上就构筑了隔离带,增强了其辨识和内心的自我确信、追求和坚守的东西,从精神层面上实现“谣言不攻自破”。

(二)政府的善治:提升公信力,强化法律的实施

首先,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提高信息的时效性、透明度是根本途径。众所周知,谣言生存空间的大小取决于信息公开程度的高低。社会事件的信息公开,是网民了解公共生活的重要窗口。正是由于民众所关心的问题缺乏权威、真实的信息公开及应对,尤其是在与公权力相关的社会事件中,由于权力的行使对于普通民众的生活影响大,网民了解和掌握信息的意愿就非常强烈渴望,如若官方不能及时、主动、全面地公开此类信息,而谣言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民众的信息需要时,利用网络传播的迅捷便利性,谣言的受众和传播者就会呈几何数增长。很多突发事件都是由从谣言产生开始的。如在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中,如果有关部门当时能够及时而主动地公布失踪者名单,让民众在第一时间掌握关键信息,让谣言无产生的存在空间,就不会导致“死伤众多,达数百人”的猜测流传,也就不会使政府感到被动。用事实真相来引导舆论,坦然回应各种质疑和尽可能地信息公开,让谣言迅速消失在“阳光信息”下,应该是当下政府明智而又理智的做法。其次,扩大社会公共事件的公众参与度,是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权力愈来愈公开化的当下时代,民众的权力意识是不能够被忽视和敷衍的,民众的权力表达欲望是非常强烈的。完善民众参与和诉求的表达机制和沟通渠道,搭建阶层之间的利益化约机制,从制度层面上治理网络谣言。在具体处理社会公共事件时顺应民意,无论是对有效处理公共危机事件,还是对消解各种流言蜚语,让第三方机构和独立人士积极参与形成制度化规定,都至关重要。实际上,在现代社会管理理念下,公权力的运行需要高端化、专业性的评估与建议,因为掌握着专门技术的专家或者官员可能对事件的判断更为准确、更为理性,但这并不与传统意义上的以民主为基石的行政制度相悖,而且只有从制度上确保行政的民主化,才能尽可能的避免行政过程在“社会语境”下的合法性困境。

传播社会学论文篇(2)

内容提要:该文提出了公共管理的简明概念;并把公共管理划分为国家公共管理。 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公共管理;在此基础上,阐释了社会性是三大公共管理学科共 同内涵。另外,简要阐述了社会性与政治性的相互关系,提出了有关公共管理学科 建设的建议。 关键词:共管理;管理学;社会管理论 内涵是关于事物的本质属性。揭示事物的内涵是认识事物和处理问题的基础和前提。 然而,我国关于公共管理问题的讨论与争鸣虽早已开锣,但对其内涵却未有很深入的研究, 已有的看法意见不一。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将管见和盘托出,就教于行家、学者。 一、公共管理的概念与类型辨析 (-)关于公共管理概念 公共管理研究与教育正在华夏大地兴起,专家学者推出的教材、著作、论文颇为可观。 但是在什么是公共管理问题上,可谓见仁见智。不说中国,就是“先行者”的西方一些国家也 有类似情形,以致于有些学者认为“公共管理”概念象“瞎子摸象”,难以确定。在此,本人拟 作一次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尝试,把公共管理的概念界定为: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活 动。具体说来,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对公共事 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 作为管理,公共管理和其他管理(如工商管理)的基本原理、方法和运作等方面,有许多 共同之处。但作为“公共”管理,它在研究对象及其特点上,又与其他管理有明显区别。以公 共管理与工商管理为例,公共管理的研究对象是国家、政府与社会公共组织的公共事务及其 管理过程,而工商管理的研究对象是工商企业及其经营过程。两者的具体差异在于:一是管 理目的不同,公共管理的目的是谋求社会公共利益,工商管理的目的是谋求组织利润;二是 管理性质不同,传统的公共管理具有垄断性,工商管理则具有竞争性;三是管理手段不同,传 统公共管理以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经济手段;工商管理以经济手段为主,辅之 以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我们既要把握二者的联结点,更要着力找出二者的差异处,以求对 公共管理有全面的认识。 (二)关于公共管理类型 为了加深对公共管理概念的认识,我们须进一步对其作外延分析。概念的外延是指该 概念囊括的所有事物。公共管理的外延即指它所管理的一切公共事务。为了对“一切”有概 括性认识,我们又要对它们作“类型”求解。笔者认为,就宏观而论,世上所有的公共事务可 分为三类:一是国家公共事务二是政府公共事务,三是社会公共事务。 1.国家公共事务。据英国《大众百科全书》对国家作出如下定义:“由政治单位在其管 辖的范围内制定规则和进行资源分配的机构。政府的功能:①立法;②司法;③执行、行政管 理。”这是广义的政府(国家)观。应当指出,这里所指的国家是特指狭义的国家,即广义国 家中最重要的部分①立法以及②司法。这种国家公共事务主要包括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 土完整,制定法律、法规,维护社会秩序等,侧重于与国体、政体方面有关的,关乎整体职能把 握的宏观控制和影响类型的公共事务。 2.政府公共事务。《美国百科全书》指出:“政府一词适应于管理团体和国家的机构及 其活动。通常它指的是诸如英国或日本这些民族国家或其分支如省、市地方政府的组织机 构及法定程序,就这一方面而言,政府对已经确认为某一民族国家中成员的事务进行管理。 由此可见,政府就是一

传播社会学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G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6)01-201-02

社交网络作为近年来蓬勃发展的公众新媒体信息沟通平台,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距离、加速了信息传播,科学论文作为信息传播中的分支,通过科研工作者及大众的应用、传播实现了科学论文在社交网络中影响力的不断扩大。现在学术期刊的发展受到了新媒体与网络技术的影响出现危机,既有科学交流体系不断变化,开放存取模式的应用使得越来越多的科学论文为大众所用,这对于变革现有科学论文交流模式与传播体系有重要意义。下面对社交网络中科学论文的传播机制进行探究。

一、社交网络中科学论文的传播现状分析

(一)社交网络对学术传播的影响

社交网络的出现极大的改善了现代人的交际活动与形式,科学论文作为有别于一般的信息资料,在社交网络出现后进入了“零壁垒”传播时代,社交网络诸多功能的开发与应用为信息的传播、应用等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同时也使得现代科研工作者进入了全新的交流时代,促进了学术的大范围与高质量传播。

社交网络使得学术传播不再局限于纸质杂志,突破了原有的科研小圈子,极大的拓展了学术交流的时空界限、组织界限与知识边界,移动社交网络的存在使得现代学术领域与其他领域的沟通变得更加频繁且多元化,使得更多公众参与了学术论文的理解、参与了科学的发展与实践过程。社交网络中,人们对于优质知识的渴望与汲取让学术传播变得火热,多样化的知识传播途径与形式让科学与普通人之间的距离不再遥远,开放网络环境下,公众对个人价值的认可更多的由知识贡献程度决定,这使得在交互性、即时性网络平台中,科研工作者更愿意谈论自己的工作,在不影响科研工作进展或保密性的前提下,将有价值的知识传播给更多公众人群,也方便作者与读者在开放的交流互动中不断进步。科学论文在网络上的传播,本身就代表了学者将自身认知结构、知识背景展现给更多人的渴望,是对自身知识体系的一种完善与架构,社交网络工具的应用也让更多第三方参与了知识的传播与建构,为进一步提升学术信息的价值与含金量奠定良好基础,为学术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应用提供支持。

(二)开放存取对论文传播的影响

仓储网站对论文的传播有较大影响,以典型的开放存取运动为例,其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主要是根据期刊文献类型提供各种下载服务,有收费、免费之分,也有网络电子期刊、纸质试刊等之分,有专门学术机构创造的专门学术资源数据库,也有专门网站创造的期刊资源数据库,提供不同权限、不同类型的下载服务。就目前来看,免费下载无疑会极大的提升学术资源的下载量,促进论文在更大范围内的传播,这对于更多用户享受到优质学术资源服务有重要意义。就目前论文传播数量而言,国内的知网、万方、维普等一系列平台都提供了大量的论文下载,包括出版商、杂志期刊等在内的支持者在进一步加强网站资源建设、提升优质的硬软件服务、提供增值服务、升级服务质量、探索个性化服务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探索。

(三)社交网络中开放存取论文传播情况

社交网络开放环境下,开放存取的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扩大,学术论文的门槛被降低,越来越多的公众可直接接触到论文而无需通过专门网站,随着学术潮流的掀起,科研工作者也更愿意参与大范围的学术互动,使得论文资料的传播更为快速。以开放存取较为典型的存储网站为例,从传播速度和实效性来看,仓储网站无疑不及社交网站,虽然在论文出版与收录上有一定优势,但是网站的专业性与知识性决定了它始终只能为小部分人服务,在社交平台上,可供应用的群体潜在可能性被不断扩大,因而论文传播的范围、影响了也得到了进一步扩展,这缩短了学术论文融入信息交流所用的时间、降低了传播成本。

结合当前国内最为典型的新浪、腾讯微博两大社交网络平台中论文传播情况来看,无论是论文数量、转载次数、下载次数都有着显而易见的逐年提升,话题讨论数量与热门程度远非之前可比,提示了社交网络环境下科学论文传播的新局面、新气象,这对于促进科研论文的进一步创作、传播与应用都有积极效果。论文传播在社交网络的火热并不单纯有利于促进有价值知识的大范围传播,对于提升知识的利用速率、加快知识向技术与实践转化都有重要价值。

二、社交网络中科学论文的传播机制分析

(一)传播客体分析

社交网络中的科学论文传播,科学论文本身是重要客体,受社交网络本身开放性影响,客体被面向全体公众开放。由于科学论文本身的特殊性,在知识域下科学传播以高价值的知识信息为主,在事件域下以社交平台信息向公众传播,这个公众包含一切科学研究者及普通层面上的社会公众。正是由于科学论文作为传播客体的这一特性,它在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互动才凸显出极具特色的表现,使论文传播展现出不同层次。

知识域下作为专业知识载体的论文本身就承担着专业领域范围内的知识传播重任,社交网络环境下这一传播责任以更快、更广、更为鲜明的方式存在,更多学者可以依靠社交平台的开放性与功能性参与到论文的讨论中来,原本借由仓储平台与网站发挥的文献引用功能逐渐被弱化,科学传播变得更加专业且高效。尤其是社交网络中即时评论、在线互动等功能的开发和社交网络技术的成熟,更为专业且高深的专业领域的讨论将会逐步形成规范,在出版前后形成一定专业话题热潮,有助于专业领域内研究更进一步,为更多科研工作者提供新想法、新思路、新灵感,有助于促进专业进步与创新。

事件域下的公众传播,科学论文更多的是作为事件进行传播,根据论文的题目与内容引起相关人群的兴趣,在讨论过程中不断增强话题的兴趣度与影响力,从而进入诸多新闻媒体或媒体工作者的严重,使得论文的影响力得到扩大与发酵,从而使论文传播作为事件的特质越发明显。这种传播模式有助于在更大范围内增强公众对于专业知识的兴趣、好奇心,有利于知识的科普与应用,在社会范围内向掀起更广泛的影响力。

(二)传播过程分析

社交网络与开放存取的结合极大的改进了科学论文的传播模式与途径,使得学术信息的传播以全新的姿态展现在人前。在传播过程上,论文文档或通过电子出版平台或借由信息平台进入公众视野,在社交网络平台运作下,新闻媒体、公众、学科同行都积极参与到扩散中来,如果有高知名度与话题度的名人进行推送,这种影响力将会在短时间内上升一个台阶。论文在传播的过程中,将会被无数读者进行评价、转发或者再加工,在这期间,论文的含金量、话题度或者公众的感兴趣程度都会进一步变化,有可能自媒体、新闻媒体、专业知识平台都会参与到其中,这将会对论文的传播形式、传播途径、传播内容造成进一步的影响,方便更多公众接触到论文资料,并为传播影响力的提升贡献力量。

(三)传播机理分析

社交网络中科学论文的快速传播主要受成本机制、宣传机制与动力机制共同作用。成本机制上,社交网络信息传递成本较低,主要由网络工具成本、网络费用成本为主,在传播渠道上成本可忽略不计,社交网络凭条本身的低门槛极大的降低了获取论文资料的成本,通过各类直接或间接链接让学术资料在短时间内快速、大范围传播。宣传机制上,社交网络中最典型的宣传机制是名人效应与社交平台或软件自身的推荐精选,前者主要以公众知名人物为代表,诸如明星艺人、知名作家、科研工作者、小说家、意见领袖等等,这些人有着大量关注人群,这类人的推送将会形成传播的中心节点,以此为中心连接着网络的各个角落与人群,也是目前社交网络中影响力最大的一个群体。推荐精选作为社交平台或软件等推出的相应功能,主要是针对个人关注取向、知识点与兴趣点等进行推送,并就一些优秀精选资料等进行强力推荐,扩大影响力。内容机制上,论文内容本身或者经过后期加工的内容实体直接构成传播优势,公众对标题、对内容感兴趣的程度都会直接影响传播影响力,或者公众对论文的评价与推选也会直接影响传播路径与传播速率。以上三种机制共同作用,构成了社交网络中科学论文的传播机制,对现代开放网络环境下学术资料的新传播产生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网络环境下,随着新媒体、自媒体等与学科同行、专业知识平台愈加密切的联系,论文的传播更被推波助澜,在知识域与事件域之间的游走,无论是话题度、公众认知度都会大幅度提升,虽然这种影响力有好有坏,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社交网络中科学论文的传播都将迎来全新的形态与局面。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社交网络中科学论文的传播比以往更快、更高效,科学论文传播影响力的扩大使得现代学术交流、传播质量逐步提升,有利于构建全新知识传播平台,对于社交网络环境下了提升信息传播含金量、促进知识普及与应用有重要意义。要立足于现代社交网络环境下科学论文传播机制,进一步挖掘学术传播与社交网络的融合潜力与价值,为科研工作的进步与创新提供支持。

参考文献:

[1]王乐,王勇,王东安,等.社交网络中信息传播预测的研究综述[J].信息网络安全,2015(5):47-55.

[2]胡海洋,李忠金,胡华,等.面向移动社交网络的协作式内容分发机制[J].计算机学报,2013(3):613-625.

[3]卢长宝,李娜.社交媒体负面口碑的传播机制及理论模型研究[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46-53.

传播社会学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07-2-0023-03

“从何处汲取源泉,以获得一个全新的传播研究视野,基本上,最切实可行的传统还是来自杜威的同事及后人的芝加哥学派关于传播的社会思想:从米德、库利到罗伯特・帕克,直至欧文・戈尔曼。”凯瑞毫不掩饰杜威等人对他的思想的影响,并在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他对“传播”一词的理解:所谓“传播”,就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production)、维系(maintained)、修正(repaired)和转变(transformed)的符号过程。”可见,芝加哥学派对詹姆斯・凯瑞对于传播学研究的分野观点影响极大,虽然其理论观点吸收了格尔兹、英尼斯、詹姆斯等其他学者以及相关学科的理论成果,但芝加哥学派的思想在其理论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一、仪式观与传递观的分野

在詹姆斯・凯瑞提出仪式观与传递观的分野之时,正是传播学美国功能主义和行为主义大行其道之时,美国的传播研究将效果研究作为传播学研究的重点及其核心内容,重视受众在大众传播的信息传递过程中所受到的影响。拉扎斯菲尔德作为量化研究的代表,开创了美国效果研究的经典范式并在美国传播学界传习。詹姆斯・凯瑞表达了对这种研究范式以及传播观念的不满,因而提出了仪式观与传递观两种传播学研究分野的观点,认为美国人对于“仪式观”的观念相对“淡薄”,有必要重新开启对传播的分析。

传播学研究的“传递观”视野在美国传播学学界中占主导地位,通常与“发送”“传送”或“把信息传给别人”等联系在一起,将传播作为出于控制目的的社会行为,能够使信号或信息从一端传送至另一端。而“传播的‘仪式观’并不是信息在空间维度中的扩散,而是指信息在时间维度上对整个社会的维系;不是单单指代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整个社会及参与社会过程的人们共享信仰的表征”。在此意义上,传播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符号过程。不但可以用来描述社会行为,而且创造出一个社会或民族独特的文化构成。仪式观的提出,不仅开阔了传播学界的研究视野,并对人文主义理念的重新建构有着重要意义。

二、仪式观的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溯源

在仪式观提出之际,詹姆斯・凯瑞毫不掩饰自己对芝加哥学派的好感,坦言自己对传播学的探究始于杜威对传播的定义和解读,称自己的传播学研究“始于杜威”。芝加哥学派的思想及理论深刻地影响着凯瑞关于传播学研究视野的论述。芝加哥学派作为20世纪初到30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派系,在传播学系统成型之前对传播学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范式有着一定程度的奠基意义,在美国后来的传播学研究中,许多理论都可以追溯到芝加哥学派的思想源头。同样,詹姆斯・凯瑞所提出的仪式观的思想也可以从芝加哥学派学者的论述中找到其根源。

(一)杜威的传播思想

首先,詹姆斯・凯瑞从杜威开始,解析了杜威对于传播的定义,并将其关于传播建构社会共同体的思想直接运用于对传递观的解读:“对于社会的维系”作用。杜威作为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其传播思想主要在两方面影响凯瑞:一是关于传播的定义;二是由定义所衍生的关于传播对于社会的“建构”以及“维系”的作用。

从定义上看,詹姆斯・凯瑞将杜威关于传播的两种意义完全转化为自己关于传播学研究两种分野的直接起点,从杜威对传播与社会的关系见解来看,“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与传播而得以继续存在,而且还可以说是在传递与传播中存在着。在‘公共的’‘共同体’‘传播’这几个词之间具有超出字面上的联系。”杜威认为三者共同的词根展示了其天生的联系性,共同含有“人们因为有共同的东西而生产在一个共同体内”的本质。另外,杜威将传播的定义分为地理上,运输上的意义,以及共享和沟通。杜威的划分方式直接为凯瑞提供了传播学两种研究视角的划分依据。

而在第二个方面,杜威关于传播对社会的建构和作用则被凯瑞用来阐述自己关于仪式观的内涵。杜威认为:“社会不仅因传递和传播而存在,更确切的说,它就存在在于传递和传播之中。”而詹姆斯・凯瑞则认为,传播具有建构社会的作用,传播为受众参与社会建构提供渠道和契机,在这个过程中,受众创造、理解和使用符号系统,并通过符号系统等传播行为建立自身与他人及社会的联系。凯瑞认为“如果我们追随杜威,便会发现,传播与社会问题息息相关,与围绕着我们创造并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性质有关。”也就是仪式观所认为的共享信仰的表征。在杜威这里,凯瑞找到了自己关于传播研究文化取向的起点和理论来源。

(二)库利与米德的传播思想

对于传播所建构的社会,以及人们的互动行为与符号互动过程的问题,芝加哥学派学者库利和米德,为詹姆斯・凯瑞的传播观点提供了支持。传播在社会中的作用,以及人类行为层面,芝加哥学派的米德和库利成为凯瑞传播思想的源流。凯瑞认为,人类的传播行为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文本,而传播学的重要使命就是发掘文本中的意义并对其进行解读。

库利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脉络予以寻根的:“我们做的任何事情或者已形成的任何状态都是从遥远的过去发展至今。”构成这条历史长河主要是两条干道。一条是遗传或者动物传递,另一条是交流或者社会传递。库利将传播的过程看作是构成历史的一个部分,是形成已有社会的必不可少的过程,库利所说的社会传递并不等同于传递观所说的信息在空间上的扩散,而是詹姆斯・凯瑞在仪式观所提出的,传播是“时间”上的建构和延续。库利关于人类历史的论述及其对于交流行为和信息传递在时间维度上的论述,支撑了詹姆斯・凯瑞以时间维度考察传播行为的观点。

米德所倡导的符号互动理论,注重社会中的人及其行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强调人在与他人的交流中建构自己的角色,并在不同的社会情景与不同的交流状态下“角色扮演”。米德所提出的主我,客观的互动产生自我的观点强调,产生自我的过程必须是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之中,通过与他人和社会的交流完成,并完成自我的建构。这一观点,实质上也就是詹姆斯・凯瑞所说的信息“分享”的过程,传播在构建自我以及社会中承担的作用就是凯瑞关于仪式观的看法。

三、詹姆斯・凯瑞为什么回到芝加哥学派

凯瑞提出其仪式观的思想之际,正是美国功能主义及行为主义大行其道之时,效果研究在美国传播学界占有主要地位,凯瑞出于对现状的不满而提出其观点。凯瑞认为,只有回到芝加哥学派,才能找到一个“全新的研究视野。”詹佳如在《凯瑞为什么回到芝加哥学派》一文中认为,“凯瑞之所以要提倡回到芝加哥学派与凯瑞和芝加哥学派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有关”。这一共同问题即美国对于“现代自由资本主义批判”的缺失。

笔者认为,詹姆斯・凯瑞除了认同芝加哥学派的逻辑起点以及面临共同问题之外,其对芝加哥学派的好感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人文主义倾向。詹姆斯・凯瑞在论述仪式观之际,人类学家格尔兹对于文化的看法对其影响颇深,在《大众传播与文化研究》一章中,大量论述了格尔兹关于人类文化的解读,并写到:“对从人类学角度来看传播学的人来说,传播是仪式和神话,对从文学批评和历史角度来说,传播就是艺术和文学”。人,以及人的传播所衍生的象征体系在格尔兹所认为的文化中居于主要地位,詹姆斯・凯瑞对格尔兹的认同,主要来源于其人本主义倾向的关于文化的阐释。凯瑞认为,文化就存在于人的行为及其意义之中。

而芝加哥学派,从杜威关于民主的论述中,强调政治不应该将民众独立于外,强调人在传播过程中对于构建社会的重要意义。芝加哥学派认为公众本身就存在于政治过程之内,受众作为有人格、有理性的个体,能够发挥自己在社会传播中的作用,并对受众参与政治过程中所能展示出的潜力持肯定态度。库利的“镜中我”理论,强调是自我控制和自我交流。米德所倡导的“符号互动论”,则是将交流作为人在参与社会、与他人互动中的重要环节予以强调。人,以及人的行为所构建的意义,是芝加哥学派在社会与传播的研究中始终关注的问题。芝加哥学派在社会学研究中,总是从人的角度出发去考虑社会的构成以及运行,如库利对于首属群体等的论述,米德关于社会、心灵,以及自我等的论述等。芝加哥学派同样反对功利主义对于社会的消解,其研究论述都流露出对人本主义的关切。因而,凯瑞回到芝加哥学派,除了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与芝加哥学派共同的逻辑起点,以及共同面临的问题以外,芝加哥学派人本主义的特点,也是吸引凯瑞所在,二者共同的人文情怀,让詹姆斯・凯瑞在开启传播学大门之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芝加哥学派。

四、结语

詹姆斯・凯瑞在讨论传播学,提出传播学研究的两个分野、论述其传播的仪式观之时,毫无疑问是从芝加哥学派开始的。芝加哥学派作为美国20世纪初期最具影响力的学派,其核心关注虽然不是传播学领域,但其在研究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对于传播学后来的研究在很多领域都有着启蒙和奠基的作用。詹姆斯・凯瑞提出的仪式观,吸收了芝加哥学派众多学者的理论及论述,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其对于传播的观点和认知。其在进入传播学领域之时由芝加哥学派开始,不仅仅因为两者在面临问题和逻辑起点上的共同之处,也因二者共同关注人本主义及其人文情怀。詹姆斯・凯瑞从芝加哥学派汲取所需思想,并在该学派及其他学者的影响之下形成了自己对于传播学研究分野的观点和论点。

参考文献:

[1]郭淑娟.试论传播学视野中的美国芝加哥学派[J].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2).

[2]黄旦.美国早期的传播思想及其流变――从芝加哥学派到大众传播研究的确立[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01).

[3]周鸿雁,孙健.隐藏的维度――评詹姆斯・W・凯瑞的新闻观[J].东岳论丛,2010(12).

[4]方师师,於红梅.詹姆斯・W・凯瑞版本的芝加哥学派及其建构[J].国际新闻界,2010(12).

[5]徐平.芝加哥学派的兴衰[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8).

[6]詹佳如.凯瑞为什么回到芝加哥学派?[J].新闻爱好者,2013(02).

[7]胡翼青.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神话的背后[J].国际新闻界,2007(04).

传播社会学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KO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6-0218-02

罗杰斯在《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以下简称《传播学史》)这部书里,从传播学的欧洲起源――达尔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著作开始讲起,到20世纪60年代它作为美国大学最重要的新的研究领域的出现,讲述了构成人类传播学的整整一个世纪的事件。

这部书与以往的传播学理论书籍最大的区别在于其对传播学的发展过程概括得更加全面,传播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及学派、理论基本都涉及到了,并且还花了近一半的篇幅来阐述传播学在欧洲的起源以及美国的芝加哥学派。它的贡献就是让人们重新注意到那些以往被传播学理论界所忽视的,但却曾经为传播学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几位学者,比如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杜威、米德、库利、帕克等,并且让我们重新审视施拉姆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的说法。有学者认为,施拉姆所总结的传播学理论框架,夸大了四位奠基人,造成窄化和压缩传播学为个人主义和短期效果为主的研究。而杜威、米德、库利、帕克的传播学研究是把传播放在社会结构组成部分的高度加以研究的,视野开阔,他们也是传播学技术主义的先驱。通过对《传播学史》这本书前半部分的反复阅读和思考,以及与之前阅读过的传播学理论相比较,可以发现中国绝大多数学者都沿袭了施拉姆的四大奠基人的观点,忽视了芝加哥学派在传播学史上的地位。但其实,无论是拉斯韦尔,卢因,还是拉扎斯菲尔德或者霍夫兰,他们对传播问题的研究都侧重于某些对他们本学科有用的方面,“他们的终极目标,仍是在解答他们本学科的问题,而不是在建立传播理论。”另一方面,也由于施拉姆的过分强调,以及他本人在传播学界的巨大影响力,将后来的传播学研究工作限制在了这四人的理论框架之下,这大概就是前面学者所提及的传播学窄化。而与上述四位学者不同,芝加哥学派的研究者把传播问题放在了社会解释的中心位置,认为传播构成了人的社会化过程,社会学的中心问题是人与人的传播。这些传播问题也占据了米德和库利思想的中心,他们的全部理论都与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密切相关,或者可以这样说,他们的哲学、社会学理论就建立在他们对人类社会消息传播思考的基础之上,由他们最初阐发,后经米德的学生赫伯特・布鲁默总结的“符号互动论”至今仍是传播学研究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他们的许多思想对后世的传播研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有一种观点认为,传播学研究有五种取向:(1)心理学取向,认为传播是劝服,关键词是态度和行为;(2)社会学取向,认为传播是沟通,关键词是稳定和发展;(3)马克思主义取向,认为传播是斗争,关键词是意识形态;(4)美学取向,认为传播是游戏,关键词是;(5)人类学取向,认为传播是互动,关键词是意义。而符号学贯穿五个取向(而不是自成一个取向),所以是传播研究的基础理论。这五种取向的观点乍一看来泾渭分明,容易理解,但是读过《传播学史》的欧洲起源部分之后,应当对这种观点进行重新思考。

首先,查尔斯・达尔文和进化论对传播学的影响主要在四个方面:(1)进化论系统阐述辩证唯物主义直接影响了卡尔・马克思,马克思采纳了一种严格的革命观点,一种进化的机制推动着马克思主义。(2)由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所表达的“变异”将库利和帕克那样的美国早期社会学家引向社会学领域,尽管他们后来都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特别是帕克,他是大众传播的第一个理论家,他关于城市生态学的著作直接受到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影响。(3)达尔文有助于非语言传播的研究的开展,这是传播学的一个专业,他仍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4)进化论的许多重要概念和机制现在都被研究群体生态学的学者们所使用。这其中也包括传播学学者。

其次,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理论对传播学的影响。精神分析理论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存在于个体之中,特别是存在于无意识之中。今天所使用的许多重要的传播学理论都在个体当中寻求推动行为变化的力量,尽管这些理论不是精神分析理论。例如,F海德的平衡理论,L费斯廷格的认识不和谐理论以及佩蒂和卡西奥普的态度变化的详尽可能性模式。这些理论都假定,个体失衡的、不一致或不和谐的状态,由于对于个体来说乃是不舒适的事,所以导致了这个个体的行为和变化。人格研究的学术传统由C.工霍夫兰所开创,这个传统是从C.赫尔的学习理论发展而来的,赫尔的学习理论反过来又受到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弗洛伊德的理论也对H.D.拉斯韦尔有关政治领袖的精神分析研究产生了影响,尽管它没有同样直接地影响拉斯韦尔的传播研究。另外,施拉姆还用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之对比的理论解释这样的问题:个体为什么将大众媒体用于娱乐而不是新闻?另外,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今天的批判的传播理论。批判学派对于偏见的颇有影响的研究在阿多诺等人的《权威人格》中有记载,它代表了一种以量化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格问题的精神分析理论。

最后,卡尔・马克思和批判学派对传播学的贡献。马克思主义及其近代的批判学派的理论团体可被看做是经验学者的思想和概念的一个来源。批判学派注重大众媒体的所有权和控制问题,这些课题没引起像P.F.拉扎斯菲尔德那样的经验主义研究者的学术兴趣,后者沿着探讨传播效果的方向对待传播领域。批判学派对于社会的贫困、劣势和微弱部分的强调对于非批判学者能够产生提高意识的影响。美国的批判的传播学学者和经验主义的传播学学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提出了一个富有成果的理智挑战;不过,这一冲突使得批判学者为传播研究提供的有趣线索未能得到从经验主义学派的研究方法和策略人手的探讨。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三大思想来源对于传播学的影响也并不是一条直线。三者本身也是相互吸收、相互渗透、彼此影响。因此他们对传播学的影响也是交叉的。传播学研究发展过程中,根据对大众传播在社会中的作用的看法的不同,形成了两个差异比较大的学派: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批判学者认为,大众传播被现存的制度用来控制社会,而经验主义学者认为媒体能够帮助改进社会中的社会问题,并能够引导渐进的社会变化。批判学派的思想来源是马克思主义的“冲突和斗争一而不是和平的生长和增量的变化――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引擎”。但马克思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非常大。他的有关变革的社会冲突理论是奠定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即奠定在被剥削者和剥削者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冲突的基础上,后者又以个体对于生产资料(一种稀有资源)的不同占有为基石。与其说马克思是共产主义体系――他认为,这

些体系将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建设性的设计者,远不如说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优秀的批判者和分析者。同时,以法兰克福学派和社会研究所著称的批判学派是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理论的一种理智结合。批判理论是霍克海默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而弗洛姆、马尔库塞、罗文塔尔对精神分析的实践经验和兴趣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弗洛伊德思想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结合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今天的批判的传播理论。批判学派对于偏见的颇有影响的研究在阿多诺等人的《权威人格》中有记载,它代表了一种以量化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格问题的精神分析理论。同时,前面还提到过,经验学者的思想和概念的一个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及其近代的批判学派的理论团体。批判学派对于社会的贫困、劣势和微弱部分的强调对于非批判学者能够产生提高意识的影响。所以,三大思想渊源彼此之间本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传播学的发展影响也不是孤立的。如果仅仅简单把他们按照心理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美学、人类学取向这样来划分,是不是有一点过于条块分割?因此,我比较同意把传播学的研究划分成五个有差异的研究传统,分别是:美洲的芝加哥学派、主流学派、多伦多学派,欧洲的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美洲的学派和欧洲的学派在对待社会的态度上有重大差异。美洲发展的传播学者对社会持改良态度,基本上认可其所处的社会体系,同时也承认社会中存在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对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态度是改良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对现有的社会制度只需要进行具体制度上的调整,采用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来完善就可以了。比如,芝加哥学派的发展本身受到社会学研究影响很大,是在移民问题突出的背景下产生。因而强调社会的整合。而欧洲的传播学者对待社会的态度是革命的。他们受马克思思想影响比较多,认为社会问题应当从社会整体来改变,应当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来改变。比较典型的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社会研究所著称的批判学派,认为暴力革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参考文献:

[1][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传播社会学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7)01-0003-04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普及,社交网络愈加发达。这一方面使得人们获取信息越来越便利和快捷,但另一方面也使网络谣言与信息泄露等问题也随之频繁出现。这些新生的社会现象既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的稳定秩序,同时也给对学术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由于传统的传播学缺乏对现代网络问题的研究,同时,传播学的旧有理论无法对这些现象进行理解与解释,因此学界不断增加对传播社会学的关注,以期通过这门社会学与传播学的交叉学科来解决社会中的传播问题。一个系统成熟的学科可以对现实情况进行良好引导,同时对社会现象的关注与研究也可促进学科的完善与发展。然而,作为一门社会学和传播学的交叉性边缘学科,“传播社会学”在西方的起步较晚,在当今中国的发展更不成熟。

1969年,英国学者丹尼斯・麦奎尔《走向大众传播社会学》的发表和1972年由其主编的《大众传播社会学》的问世,是“传播社会学”形成学科建制的标志[1],这距今不足50年。在中国,学科建构性的传播社会学研究则更加滞后。改革开放后,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最早提出研究新闻社会学。之后,人们对传播社会学的关注度和研究度增加,典型的表现是实证方法在传播社会学中的应用。1994年,国家教委在“关于填写中国高等学校新闻学专业办学水平评估方案的说明”中提到了“专业选修课,指新闻学的边缘学科(或科际学科)课程,如新闻心理学、新闻社会学(传播社会学)”。这一文件性表述,说明作为一门学科,新闻(传播)社会学正式进入我国新闻与传播专业高等教育的视野[2]。之后,许多高校也逐渐增设了“传播社会学”课程。

然而,“传播社会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仍然较缓慢,而且增设该课程的学校的增多并不意味着学科的成熟。纵观中国传播社会学学科发展的历程,的确不难看出其教学内容及方法所存在的诸多问题。

一、“传播社会学”教学现状

(一)教材内容陈旧,抽象理论杂乱

学科建构性的传播社会学研究在中国发展较晚,虽然在引入国外优秀教材和名著的基础上,我国学者也编著了一批本土的教材。但总体来看,目前的教材有以下两点问题:第一,学界对其研究不足,编著的教材数量少、时间早,缺乏创新性与时代性,因此其与当下学术和社会发展形势相脱离;第二,相关的文章等文献资料较少,可供学生参照利用的资源有限,无法提供一个可供学生参考的学习平台,不能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本课程所使用的是胡申生等人编著的《传播社会学导论》。该书系统地论述了传播社会学的主要理论学派、传播学的研究方法、传播与人的社会化、传播与人际关系、传播和生活方式等广泛内容,涵盖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是学习与研究传播社会学的优秀资料。然而,随着社会的变迁,书中的许多内容已与现实不符,甚至相脱节。例如,在关于广告的章节中,书中关于“广播、电视、杂志、报纸被称为现代广告的四大媒介”观点的阐述,便有待商榷。因为,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与互联网的发展,传统的主流媒介已逐渐被新兴科技所取代,杂志报纸的传播作用被大大削弱,报纸业甚至已经成为“夕阳产业”。此时,若不将互联网界定为现代广告的媒介之一,已很难具说服力。若按照教材讲解,便会使教学内容与现实相脱离,从而不免会使学生对传播社会学整个学科的意义产生怀疑。

再者,由于传播社会学是一门交叉性的边缘学科,涉及的理论有传播学、社会学等多个方向,理论错综复杂且较抽象。然而,目前的教材只是以介绍理论为主,这就使得学生在预习、阅读教材的时候产生厌烦心理。学生的反感与排斥不仅会影响到课堂教学的实施和开展,同时将会对整个学科的发展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例如,教师在讲鲍尔的媒介系统依赖论时,如果不配以典型的案例,学生就很难理解其中的“意义不明确”的程度、媒介依赖关系的双向性等观点。教师若完全依照教材内容进行讲解,必然会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二)教学方法古板

目前,“传播社会学”课程主要采取的是传统的讲授灌输式教学方法。课堂上一般以教师向学生单向地灌输知识为主,学生只是被动地吸收。存在这个现象,是现存制度、教师、学生等多方面影响的结果。第一,制度方面,目前教学评价体系中多种硬性量化指标与教学评价结果评职称等相挂钩,这就使得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得不”按照指标来安排教学,从而影响教师对教学方法进行创新的积极性。第二,教师方面,教师对教学方法创新的意义认识不清,创新方法的实施难度较大而使教师最终放弃等。同时,教学方法创新所带来的结果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教师需要对这一结果负有相应的责任,因此,在进行教学方法创新时,教师受到了较大的限制。第三,学生方面,由于受考试等因素的影响,学生在课堂上忙于被动地记笔记,缺乏与教师主动地交流互动。同时受教学条件,如教室、教学经费等因素的影响[3],教学方法创新阻碍重重。

对“传播社会学”而言,由于其在中国的发展不够成熟,大部分教师并非专业出身,他们对该学科缺乏深入的了解与研究。因此只能根据有限的教材进行教学,难免会产生照本宣科等问题。甚至有些教师参照课本做好PPT之后,在课堂上就只是播放解释课件,大量的文字、图片信息使学生应接不暇,导致学生只能忙于记笔记而缺乏思考。此外,传播社会学涉及理论广泛,如社会文化理论、“思想统治权”等。由于这些理论错综复杂,既难以理解及记忆,又难以与现实情况相结合,因此学生的学习兴趣较低,积极性差。甚至很多学生在课程结束后,不知道在“传播社会学”课堂上学习了什么,这对一门课程的教学来说,无疑是失败的。

(三)考核方式不合理

教学方法的古板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考核方法的单一。教师通常采用的考核方法有以下两种:第一,实行强制性管理。即通过签到点名等方式,保证学生的出勤率。这种机械的管理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听课学生的数量,但却无法保证听课效果。强制性的考勤方式难以使学生融入课堂,因而也无法使他们接受教师讲授的内容。第二,指定一个主题,让学生写论文。这在理论上可以考查学生日常的学习情况,但效果并没有预期的好。一方面学生重量而不重质,同时为了便于写作,从而出现贪多求大,东拼西凑的论文作业现象。另一方面,部分学生怀有应付心态,通过抄袭别人作品来充数。这种考核方式不仅没有促进学生对课程的兴趣,也没有让学生学到更多的知识,反而让学生以“作业多”为理由更加厌烦这门课程。另外,以试卷为主的考试方式易使学生学习目的由学习知识向应付考试转变,从而轻视学习过程。除此之外,由于国内开设该课程的高校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学生对其“普适性”产生怀疑,从而导致学生的学习成为获得学分的手段,而没有将教学内容内化于心。

二、传播社会学教学方法创新的策略

笔者结合两年内的教学改革和尝试,着手改进教学方法,争取让学生从“思想上”进入课堂,与教师形成良性互动和沟通。以便能“教”与“学”相长,推进此门课程的改革。

(一)实践参与式教学,注重多元互动方式

为了克服传统灌输式讲授教学方法的弊端,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笔者在教学过程中,运用参与式的教学方法,注重课堂多元互动。通过实现教师由“主导”到“引导”角色的转变,实现学生从“被动听讲与接受”向“主动参与及表达”发展。最终实现学生从消极的“听”与“记”到积极的“思”与“讲”的转变。具体方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简化教学PPT,引导学生课堂讨论。笔者在制作讲课所用的PPT时尽量将其简化,让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而非把它当作展示大容量信息的工具。这样有三个显著的效果:第一,避免学生只顾抄写笔记;第二,促进学生对教师所提问题的思考;第三,所提问的内容与教材及课外阅读量相关,可以促进学生养成课前预习与增加课外阅读量的习惯。比如,在讲传统学派的理论渊源时,笔者只是将“结构功能论、社会冲突论、符号互动论”列举出来,进而去引导学生表达他们对这几个学派的理解,并分析这些学派中与传播社会学的相关之处。此外,在这个过程中,笔者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学生的引导与鼓励,教师应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到学生的讨论与分析中。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首先肯定学生观点的合理之处;其次结合教材内容对学生的观点或问题做出相应分析,并给予详细的解释;最后,通过树立学习信心的方式提升学生的热情与学习效果。

2.引入协作学习方式。协作能力是大学生进行科研地必备素质,笔者在教学中引入了协作学习的方式。作为一种不同于课堂提问的互动方式,协作学习不仅能更好地体现学生的主体性、发挥学生的能动性,而且还能够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促进学生研究能力的提高。在具体教学中,笔者选取了一本理论与案例恰当结合且与“传播社会学”紧密相关的书籍《传播与文化概论》让学生阅读。两人负责一个章节,学生在阅读后以PPT的形式在课堂上进行十分钟的展示。通过课堂展示,学生不仅能够从学生所习惯的表达方式介绍“大众社会理论”、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等理论性的知识,同时书中“电视会消失吗?”等案例也引起了学生们的兴趣,并且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种学习方式既不会脱离课堂内容,同时又能够鼓励学生自由发挥、自由想象,从而便于多种不同观点的碰撞与交流。不仅如此,学生以其特有方式的讲解能够在较短时间内使其他学生理解相关理论,同时便于学生进一步择取感兴趣的部分进行深入阅读。这样,学习成了一个主动的过程。在这种方式下,新的教学模式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变到“以学生为中心”,传统的课堂变成开放的课堂,教师成为了组织者、引导者甚至是伙伴,而不再是主导者。

3.分享读书心得。“传播社会学”课程本身就是一门交叉性的学科,涉及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知识。因此,笔者在鼓励学生阅读社会学经典著作的同时,也鼓励学生超越学科界限,广泛涉猎其他学科经典。这使得学生在扩大知识面的同时,也寻找到了兴趣点。

鼓励学生读书的举措不止于说教,笔者在课堂上留出一部分时间让愿意分享读书心得的学生分享其阅读过的书籍,并进行点评,同时提出相应问题供学生讨论。这样,既可以鼓励学生更加自主地阅读和思考,又能够促进学生之间的相互学习,让其他学生间接地了解该书的核心内容。例如,学生在分享伊尼斯所著的《帝国与传播》时,不仅介绍了书中的主要观点“伊尼斯关于文明分期的观点、传播的时间偏向与空间偏向问题”,论述了该书对研究媒介在历史文明和经济发展中起到的作用,还提出了值得思考的问题。之后学生主要就当下多种媒介共存、信息空间紧密联系的现状来讨论伊尼斯的理论是否能够对当前的情况进行解释。

(二)整合教学内容,力求教学材料的多样化

为了丰富教学内容,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笔者根据课程的内容融入了案例、中国古诗词等多元因素,力求教学材料的多元化。

1.理论结合现实,充分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在教学过程中,笔者通常会让学生理论联系实际,采用案例教学的方法,通过现实中的例子来理解传播社会学的理论。如让学生以“人肉搜索”为例,从信息通过网络的传播中,深入了解传播社会学,并形成了《传播学视域中的“人肉搜索”现象》一文。该文从传播社会学的视角出发,着重探讨“人肉搜索”的定义、发展历程、特点及成因,深入挖掘“人肉搜索”现象中蕴含的传播社会学理论,从而更全面、更透彻地对“人肉搜索”这一社会热点进行诠释。通过分析“人肉搜索”传播主体的匿名性,传播方式的融合性,传播形式的多样性,传播模式的双向性,传播内容的复杂性以及传播机制的交融性,学生能够对传播的各要素有更明确的了解。同时,通过“死亡博客”、“虐猫”等实例与传播社会学中的媒介系统依赖理论、“意见领袖”理论、形塑论及“守门人”理论等理论相互联系的分析,学生们能够从理论出发,通过理论联系实际,对社会实例进行深度的剖析,培养学生对各类社会现象的分析能力,为他们今后分析各类社会问题提供经验[4]。同时,学生在了解社会现实的基础上,能对传播社会学的理论有自己的思考,为以后的教学活动提供范例。

2.西方理论与中国历史相结合,培养社会学的想象力。在教学的过程中,笔者除了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外,还鼓励学生理论联系中国文化,即让学生将传播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的古诗词进行联系理解,并形成了《从古诗词看传播各要素》一文,以传播社会学的视角界定“社会传播”的概念,并将社会传播作为主体间性沟通行动,以中国古诗词这一丰富的文学经典为素材,生动地分析社会传播各要素及其鲜明的特征,并从其中感受温情的生活气息和厚重的人文关照。例如通过《诗经》中的名篇《豳风・七月》、唐宣宗时宫人韩氏的《题红叶》及“三人成虎”的典故来说明传播的主体和目的;通过“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典故来阐释社会传播一定要有坚实的生活基础和具象的实质内容,即共享的意义系统;通过“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等诗句来阐明了社会传播并非无依无凭,而是需要载体和途径的。同时,这些古诗词让学生在体会古代社会的传播方式的同时,理解当代社会变迁对现代传播技术和传播理念的影响。学生在讨论中认为相比现代社会传播的快速便捷,虽然古代社会传播范围较狭窄且媒介单一,但却充满了人文气息,便于古人思想与情感的沟通。而当代传播虽然快捷与便利,却导致了表达直观、缺乏人的浪漫与艺术气息。在此分析的基础上,学生得出“古代社会传播注重传播主体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并具有较强的烂漫气息;而现代则侧重于交流方式的便利与交流成本的控制,忽视精神沟通”的结论。

3.引入英语原著学习,掌握一手学习资料。由于国内的传播社会学起步较晚,国外许多优秀的传播社会学文章、书籍没有被翻译。笔者为了让学生的思想不局限于课堂及仅有的参考资料上,适当加入了英语学习内容,在讲理论的同时提示学生对应的英语含义,并引导学生去记忆。比如,在讲传播的类型时,相应的提出“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分别对应的英文词为“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mass communication”。这样的方式,不仅能够丰富课堂内容,而且有利于学生专业素养的培养。此外,笔者还推荐了Diffusion of innovation、Social change等英文书籍,并将英文文献带到班级供学生阅读。有一位同学勇敢地分享了自己阅读的题为Why Sociology Abandoned Communication的英文文献,该学生通过精致的英文PPT、流利的英文表达,让学生们有了进一步学习英语的决心和信心,为英文原著的学习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三)视频启发,寓教于乐

视频集图、文、声、像多重因素于一体,能够使学生的视觉、听觉等中枢都处于兴奋状态,加深相关知识的印象。所以,笔者在教学中充分利用视频教学,启发学生,寓教于乐。

1.推荐与课程相关的视频,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兴趣对学习效果有着直接影响。根据当下学生的兴趣爱好,同时结合传播社会学的学科特点,笔者在教学的过程中推荐了大量与传播社会学相关的经典影片或短视频,让学生在课下自己观看,在娱乐中加强对本课程的理解。并且根据课时的安排,选择恰当的时机在课堂上放映了相关影片,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吸引学生参与到课堂中。以影片《摇尾狗》为例:该影片讲述的是美国总统在大选前期突然爆出丑闻,为了不影响大选,平息丑闻,通过让好莱坞制片人利用现代科技和媒体制造一系列子虚乌有的事件,比如“战争”、“英雄”等,从而转移大众视线。通过这一影片,学生可以发现,现代科技的发展导致了时间和空间的分离,出现了虚空间,虚空间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人际交往关系及个人隐私。影片反映了技术进步与个人隐私之间的张力,凸显出现代科技传播当中一个非常有讨论价值的话题。同时,影片使得学生理解传播技术的变迁对人际交往的影响,在受影片冲击的同时加深对理论知识的思考。此外,笔者通过给学生留下思考题“政治与媒介之间,到底谁控制了谁”,促进学生对相关知识的进一步学习。

2.让学生寻找广告视频,探索广告变化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为了更大程度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发挥学生的能动性,笔者通常会让学生在课程学习的过程中寻找自身认为有意义的视频和广告,从中理解传播社会学的相关内容并探索广告的变化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在不同的广告中,学生都可以发现拉斯韦尔5W理论的踪迹,即“Who,Says what,In which channel,To whom, With which effects”,多数广告就是通过对这五个W的系统研究,来对传播内容与媒介进行合理搭配,并推向受众,从而达到所需要的传播效果。譬如耐克公司的广告,由于耐克公司的产品主要是侧重于体育运动,其受众也主要偏向于参与体育活动的人们,因此其广告通常表达的都会是青春、活力、冒险或是励志等内容。这种从理论出发看待社会问题,最终再回归理论的学习方式,使得学生能够以更加专业的视角来分析社会问题,同时有利于学生对理论进行反思、修正、补充与发展。

除此之外,笔者在课堂上也鼓励学生查找一些著名企业、某一产业或是某一政策的广告视频,从其初期发展的广告到后期发展的广告变化中,感受广告本身的变迁,以及其中蕴含的社会大背景的变化。比如,对比啤酒产业不同时期的广告。从最初20世纪50年代青岛啤酒的那种侧重于写实纪录,全面介绍其所含成分、原料及其选取、制作工艺和产品功效的广告,到如今类似于喜力啤酒借助于007的故事进行广告宣传的变化,可以发现,如今的广告已经显得比较艺术化,融入了一定的故事内容。又比如,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口号的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的“该流不流扒房牵牛”到90年代的“少生孩子多种树,少生孩子多养猪”再到21世纪的“少生快富奔小康,共建和谐新农村”等一系列的计划生育的宣传语中,我们更可以感受到执政者执政水平的提高与执政理念的转变,同时也反映出了经济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这样,通过让学生寻找一些实例,学生可以切实地理解传播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学生在参与课堂的过程中对传播社会学有更深层次的了解。

当然,上述这三个方面的教学改革创新还远远不够,因为在信息时代,伴随现代传媒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的全球化的扩散和蔓延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这些必然会对原来的传播方式及传播机制带来深刻影响。毋庸置疑,“传播社会学”课程将会逐渐变为显学,成为人们探讨的主旋律。因而,在传播社会学发展的同时,教学方法也应与时俱进,实行改革与创新。而最为重要的是要让学生自主参与其中,体会学习的乐趣,并能“学以致用”,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这样不仅能提高教学水平以及教学质量与效率,更能让学生学习到更多的知识,锻炼自学的技能,从而推动传播社会学学科的整体发展。

参考文献:

[1]胡申生,李远行,章友德.传播社会学导论[M].上海:上 海大学出版社,2002.

传播社会学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1)12-0130-02

一、罗杰斯生平及其简介

罗杰斯是美国20世纪著名的传播学者、社会学家、作家和教授,因为首创创新扩散理论而享誉全球,与勒纳、施拉姆被认为是传播学分支学科发展传播学的创始人,他有着非常广泛的研究领域以及研究贡献,范围涉及“解读以及整合基础概念,研究传播网络,议程设置研究、创新的扩散研究、娱乐与教育、跨文化研究,组织传播、新的传播技术、健康运动、发展传播学、特殊问题和环境的研究以及传播史研究”。他于1952年在爱荷华州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在朝鲜战争的空军服务两年,之后返回爱荷华州立大学,于1957年获得社会学和统计学的博士学位。罗杰斯曾经执教于多所大学其中包括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供职于农村社会学系、密歇根州立大学,罗杰斯开始了传播学者的身份,供职于传播学系,之后罗杰斯任职于密歇根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并且随后相继担任斯坦福大学国际传播的Janet M. Peck教授、南加利福尼亚州大学的Walter H. Annenberg教授、以及新墨西哥大学的杰出教授。罗杰斯也曾任教于六个在欧洲,远东和拉丁美洲的大学包括哥伦比亚国立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他从一个学术机构转向另一个学术机构的过程,为他在不同的领域扩散研究提供了途径。罗杰斯获得过多种名誉奖励,其中包括大众传播和新闻教育协会的杰出职务奖,技术改变社会协会的托马斯•杰弗逊奖,国际传播协会跨文化和发展分会的终身成就奖,罗杰斯是1980~1981年度国际传播学会的主席,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传播学者,曾经在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西、韩国、泰国、法国、和坦桑尼亚等地进行研究和教学,1977~1984年在拉丁美洲地区,他是10本传播学刊物中引用率排名第四的传播学者。

二、罗杰斯传播学研究概述

罗杰斯的学术研究开始于《创新的扩散》,第一次出版时他还是30岁左右的俄亥俄州州立大学农村社会学的助理教授,这本书使他具备了成为世界学术巨匠的能力,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创新扩散就成为罗杰斯的名片,2003年这本书的第五版已经面市,是社会科学领域被引用第二多的书。《创新的扩散》是罗杰斯博士毕业论文扩充的成果,他毕业论文研究的是两个爱荷华州农场上2-4-D除草喷雾剂的扩散情况,罗杰斯用一章节回顾了各种类型的创新扩散研究,包括农业创新、教育创新、医学创新和营销创新等,发现在这些研究中有许多相似点,例如创新的扩散都是趋向于S曲线的”,后来罗杰斯把文献回顾的一章通过扩展精炼出版了《创新的扩散》,这本书提供了创新如何在社会系统中扩散和传播的全面理论。罗杰斯的学术成就来自于他不断的否定自我,修正自我,他“是那种敢于质疑并反驳自己工作的少数学者之一,《创新的扩散》自1962年出版以后在1971,1983,1995,2003年进行再版时,都有一些变化和改进,虽然都是以创新扩散为书名,研究的主体是新的思想或实践是如何扩散的,但都有所补充改进,越来越强调社会网络的作用,关注网络在扩散和传播以及社会变革项目中的作用,因此书中增加整个章节是关于扩散网络的,并且关注了“临界大多数”的概念,第五版时更加注重新的传播技术的扩散,尤其是互联网上的扩散。70年代罗杰斯关注发展与传播的关系研究,他与勒纳、施拉姆被认为是发展传播学的创始人,在研究如何运用传播来促进社会发展的发展传播学中,罗杰斯认为传播具有重要的作用,是社会变革的基本因素。在美国传播学术史上,由E.M罗杰斯和F.休梅克70年代初期详细论述的“创新的扩散模式”被认为是传播与发展的一个“主导范式”、它涉及创新信息、创新思想之传播和被采纳的全部过程[1]。但是到1976年罗杰斯在编撰的《传播与发展:批判的观点》时,对于传播与发展的态度发生了转变,注意到外来因素对国家发展方向与速度的重大影响,也了解到动员群众参与发展计划的重要性。他认为发展传播学的主导范式已经消失了,但1989年,罗杰斯又对主导范式再次重新阐释,将发展定义为“一种指导下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给予每个人不断增强控制自然的能力”[2],他认为“有关发展的主导范式并没有过时,还以某种形式继续在理论和实践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2],他再次否定自我,他认为健康传播就是发展传播主导范式的“延续性变体”[2],罗杰斯将其创新的扩散理论应用到健康传播研究领域。80年代开始进行传播网络的研究,他是传播学网络模式的倡导者,1981年与Kincaid, D. L.合著的《传播网络:趋向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中,在朝鲜农村进行的计划生育创新以在25个村庄的扩散过程为研究基础,发现在同一个村庄人们倾向于采纳同一种避孕措施,观念领导者首先采纳某种避孕措施,然后将采纳过程中的感受和体验通过人际网络传达给同一村的村民,人际间的传播渠道比大众传播在更有效率。罗杰斯对于传播技术的兴趣是逐渐形成的,50年代他还是一个博士研究生的时候,甚至有一种反技术的思想在滋长,认为传播技术在传播研究中是不重要的因素,70年代对于传播技术的抵触才消失,到80年代对于新的传播技术的扩散和社会影响成为了他的研究兴趣。罗杰斯自认为是一个温和的技术决定论者,在《传播技术:社会中的新媒介》(1986)他把科技和其它因素一起看作是变化的原因,“科技是一个国家发生变革的重要原因”,“新媒介和其它因素一起,塑造了信息社会”。书中叙述了他对于传播技术从忽视到接受采纳和应用的过程,概述了传播技术的社会影响,并提出新技术三种重要的特征:互动性、个人化和分散化、不受时间限制的非同步化。在新的技术面前,罗杰斯提倡新的传播学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的探索,他认为对于新媒介的互动特性传统的线性传播模式已经不能作为充分的分析工具了,罗杰斯强调了新技术的普及过程。

罗杰斯也是“议程设置”理论的重要发展者,在某种程度上议程设置与创新的扩散有着近亲的关系,两者都是研究某种新的思想或信息如何在社会系统中扩散出去的,“议程设置”研究的是新闻事件的扩散,这是第一个由传播学者根据新闻理论提出的,由大众传播研究领域首创的学术课题,基本上背离了有限的和有选择的影响的研究范式,将研究的目光投向媒体对受众的长期影响上[3]。罗杰斯在许多文章和著作中对议程设置研究的历史、理论实践等进行总结和概括后,他和迪林以自己就公众对艾滋病的关注研究为代表研究单一问题在议程上的高度优先权,现在已经成为更普遍运用的研究方法,从而使议程设置模式适合于研究那些处理公共卫生等问题的职能机构[4]。罗杰斯对议程设置的前景保持乐观,建议在今后的研究中要更多的关注“现实世界”事件的指标,同时考虑更多的议题,并且在议程设置理论与其它理论之间建立更多的联系等[5]。罗杰斯另一研究领域是跨文化传播,他是美国学者中最先开始跨文化课程的传播学者之一,20世纪40年代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使得美国度过了经济难关,成为最大的经济国,马歇尔计划成功后,美国领导者开始向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和科学经验,因此就有一批美国学者奔赴世界各地进行其研究,罗杰斯就是其中之一,不同国家的工作经历生活经验,以及对于语言的掌握,使得罗杰斯获得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切身感受。1968年罗杰斯开始教授一堂名为跨文化传播的课程,罗杰斯的课程主要借鉴了发展传播学的跨文化案例的文献和自己的跨文化经验,他在创立主要的跨文化组织中相当活跃,是跨文化传播研究“无形学院”的早期成员,而且后来他领导建立了新墨西哥大学的跨文化传播博士项目,并且与人合作多本关于跨文化传播的书籍,与Thomas M Steinfatt合著的《跨文化传播》。20世纪90年代早期,罗杰斯开始对教育-娱乐研究有兴趣,他考察了坦桑尼亚一个为提高公共卫生的广播栏目“Twende na Wakati”(让我们顺应时代),并且与Arvind Singhal合著了《娱乐教育:为了社会变革的传播策略》,这本书获得国家传播学会的应用传播杰出学术书籍奖,并且被作为传播学和公共卫生课程的教科书,罗杰斯的扩散理论是影响教育-娱乐的传播学理论之一,娱乐-教育成为健康促进和防治疾病的主要方法之一,娱乐-教育就是以娱乐和教育的方式有目的的设计和发送信息,从而提高受众对于有教育意义的问题的知识,从而产生支持的态度,转变社会规范,在行为上发生改变,娱乐-教育并不是一种传播理论,只是一种传播策略从而带来行为和社会的变化,如HIV/AIDS的预防,计划生育,性别平等等,它以两种方式导致社会变化,首先它可以影响受众的个人意识、态度和行为变化,其次它可以在系统层次上影响受众的外部环境等.同时扩散研究为许多公共卫生运动提供了有用的研究方向,为了纪念罗杰斯在娱乐-教育方面的研究,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设立了罗杰斯奖,专门奖励那些在娱乐-教育方面取得成就的学者们。

对于传播史的研究,也是罗杰斯传播学研究的一大成就,早在1986年,罗杰斯在其《传播技术:社会中的新媒介》中,就对传播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行了总结,强调了十几位学者对于传播学学科发展的重要贡献,在某种程度上罗杰斯的经历及其学术研究使他成为著述传播学史最适合的人选,当他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传播学的研究工作开始,正是传播学重要的转折点发生不久,他的工作生涯与传播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多有重合,1957年罗杰斯获得农业学的博士学位的时候,施拉姆在伊利诺伊斯大学开设了第一个传播学博士课程,四位传播学创始人关于传播学的书影响了罗杰斯,拉扎斯菲尔德的《个人影响》在罗杰斯的研究生研讨会中进行了讨论,他也阅读过勒温的小组动力学,1994年正式出版的《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学的研究方法》是罗杰斯传播学研究的又一高峰,他对于美国传播学史进行了一次很好的梳理。

罗杰斯传播学研究领域的宽泛性以及其对传播学研究的贡献可以作为对美国20世纪传播学研究探讨的一个切入点,因而对于其学术研究的探析对我国传播学研究有重要借鉴作用。纵观罗杰斯一生的学术研究轨迹,可知以创新扩散理论为中心,罗杰斯将研究触角延伸至传播学多个领域,既丰富了创新扩散理论,也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多维的视角。

参考文献:

[1] 殷晓蓉.战后美国传播学的理论发展:经验主义和批判学派的视域及其比较[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2] (英)斯巴克斯著.刘舸,常怡如译.全球化、社会发展与大众媒体[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传播社会学论文篇(8)

施拉姆在1963年出版的《人类传播学》(The Science Of Human Communication)一书中指出:“传播学不是一个我们称谓物理学或经济学那样的学科。传播学更像是一门十字路口上的学科,有很多学科予以穿插,但没有停下来。”传播学科作为一门边缘性学科,它与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诸多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影响,互相渗透。这一点从传播学的四大先驱就可见一斑,哈罗德・拉斯韦尔是著名的政治学家,库尔特・卢因是著名的心理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卡尔・霍夫兰是著名的实验心理学家。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于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不像许多成熟的学科那样明晰,带着不同学术背景、抱有不同课题关心的学者从各自的角度探讨传播问题,形成了传播学的分科领域――大众传播学、文化传播学、广告传播学等等,景象异彩纷呈,十分繁荣。而作为各分科领域之基础的传播学基本理论研究却显得相对薄弱。但是,传播学毕竟已经从诸多的社会科学中脱胎出来,成了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其在社会发展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也就要求我们必须对传播作一个相对系统的理论界定,这就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即传播理论的理论框架问题。

国内传播学界,林之达先生在一次记者访谈中说道:“一门科学的生命力大小不仅取决于社会对这门科学的需要程度,而且还取决于这门科学的基础理论的扎实、深厚程度。”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之重要性可见一斑,这也就是要求我们在引进美国经验学派这样的应用理论的同时,要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掌握,只有把传播的基础理论打牢才可能更好地去研究和发展传播理论的外延。而在对于传播理论的理论框架和模式,在学界和业界已经有不少的思考和探讨,这些思考和探讨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即使传播学更加系统和相对健全,也为后人学习和研究传播学提供更好的理论参考和理论平台。在刘卫东教授首先提出的传播元理论的启发下,即在传播元理论的视野下初步提出了一个不尽完善的传播理论框架,如图所示:

此理论框架的具体解释如下:

首先,该理论框架的逻辑起点是人――媒介――社会,这也是问题讨论的起点和基础。

第二,传播学的本体理论分为核心理论和外延理论,其形成是一个系统的两个过程,而这两个过程都建构在哲学的大理论背景之下,传播理论,同时也包括其他的学科理论都是在哲学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研究和探讨的。当然,哲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这里主要是指广义的哲学。

第三,过程一即传播学本体理论的核心理论的形成过程。在很多学者最初进行传播现象研究时,传播理论是比较模糊的,“传播学”还是一门不够独立的学科,而这种学科与其他的已成或未成体系的、成熟或是不成熟的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统计学等融会贯通,根据本学科的特点,得出了传播学本体理论的核心理论,即我们所说的5W理论,即传播的5要素――传播者、信息、媒介、接收者、效果。这5个要素并不是一个单向的传播过程,而是循环的,另外加上两个外在的影响因素――环境、心理,这两个因素贯穿于传播的全过程,也就是说,环境和心理的因素不仅影响到传播者、接收者,对于传播的信息、媒介以及传播效果的评估同样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传播学本体理论的核心理论同时也可以称为基础理论。

第四,过程二是传播学的外延理论的形成过程。在形成了传播学本体理论的核心理论之后,核心理论反之广泛地应用或者说渗透到各种已成或未成体系的、成熟或不成熟的其他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行为科学等,形成了传播学自己的外延理论,如广告学、新闻学、公共关系学、组织传播学、跨文化传播学等等。传播学本体理论的外延理论同时可以称为应用理论。

第五,过程一与过程二,是有先后顺序的。首先形成了传播学本体理论的核心理论,而后才有了核心理论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与渗透,进而形成了传播学本体理论的外延理论。我个人认为,这两个过程的先后问题不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鸡蛋”这种问题难以确定。一种理论要形成其外延理论,必然有一个理论支柱为强大的后盾,这种理论支柱就是这一外延理论形成之基础――核心理论,并且也必须由这种核心的理论与其他学科相互渗透和交叉才能形成。就像是一幢楼如果没有地基,那么就不会有上面的N层楼层,即使有了楼层也只不过是空中楼阁,经不起任何风雨的考验,就终要倒塌,功亏一篑。同理,没有传播的核心理论形成在先,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外延理论,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外延理论,所以,传播学本体理论的核心理论是基础,先形成了核心理论而后形成外延理论,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

最后,在形成了传播核心理论和外延理论之后,两者并不是各行其是,而是不断地在应用实践中发现自己的不足,互相吸收养料,互相促进,互相弥补,彼此不断地丰富、发展自己。

对于传播理论的理论框架的讨论仍然是现在进行时,还远远没有结束,并且这需要更多的实践论证和探讨。有理由相信,传播理论也一定可以通过不断实践从外界吸收养料,枝繁叶茂,茁壮成长,从而确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成熟的理论体系,成为人文科学中的一门真正的独立“显学”。

参考资料

①【美】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陈德民、叶晓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② 【英丹尼斯・麦奎尔【丹麦】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武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传播社会学论文篇(9)

学术大众化是学术界长盛不衰的话题,多年来既被认可和支持,也有争议和疑虑。在近些年我国大众媒介快速发展的有利条件下,许多学者透过大众媒介将通俗化的学科知识广为传播,得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一些通俗化的学术书籍也时常出现在畅销书的榜单中,这其中以人文社会科学类为主。但是对于学术大众的疑虑也普遍存在,以下例举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在大众媒介引导的“娱乐时代”,透过大众媒介进行的学术大众化将导致学术娱乐化。所谓学术娱乐化是指为了在大众传播中努力迎合大众,而抱着“讨好大众”的心态,让学术在通俗的过程中失去了严肃性和准确性,纯粹变成文化工业的娱乐产物。这样的疑虑的产生是合理的,而这样的预测也很有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发生:在大众媒介发达的今天,任何一种可以吸引受众的传播内容都有可能被肆意扩大和模仿。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学术大众化的驱动力是学术界,学者作为一个群体,是具有群体意识和群体理想的。学术大众化作为学界的一种群体理想,不会因个别现象而转变其根本目标的。“如果说,一个学者,在从事艰深的学术研究时,应该心怀一种神圣感,应该有着对学术的敬畏,那他在从事将学术通俗化的工作时,这种神圣感,这份敬畏之心,仍然是非常必要的。”①如果因为有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而放弃要达成的学术大众化,可以说是因噎废食。

另一种说法认为学术大众化会带来学术“荒漠化”。这种说法更多的倾向于对文化工业造成的艺术品质匮乏和艺术市场混乱的评判。但是单从艺术的层面来考量整个学术大众化的意义,是片面的。艺术的隐喻性在文化工业无限复制下的丧失不能说明学术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学术理论正是要用大量的传播信息和多样的传播手段去融入社会、解决社会中形而下的问题。

一、传播学研究目的与大众化意义

学者金开诚在谈到学术大众化的作用时,提到两点:“一是扩大学术研究的社会基础,促进学术的繁荣发展和社会的文明建设。”“二是促进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②整体来看,这两条体现的就是社会支持学术,学术服务社会的良性互动过程。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这两条作用,首先就是为传播学的发展提供基础。信息传播作为人类精神交流,构建社会文明的重要手段,如果其本身存在的状态和形态不能被人们所认知和接受,传播学的研究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温床。其次,传播学大众化就是要提高大众的媒介素养,特别是在大众传播中倾向于在大多数情况下“扮演”受众的绝大部分社会大众。倘若从社会现实要求的角度考虑,传播活动的双方都为平等的人,那么传播效果从大体上也应当分为两个部分,划分的依据应当是传播过程中的两大主体——传者的效果和受者的效果。总体上说,传播学的根本研究目的应当是传、受双方在信息传播中都达到最优效果。而从这里,就能看到传播学大众化的意义:在大众传播占主导的社会中,提高大众媒介的传播能力和社会大众的媒介素养,都是进行更好的大众传播的有力途径。倘若传播学的学术理论能够很好的指导大众媒介的传播活动,那么通俗化的传播学知识被大众所接受,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大众的媒介素养。也就是说,传播学的大众化属于传播学理论指导传播实践的重要环节。

拥有强大的大众传播系统并不能代表社会信息传播的日趋完美,拥有相应能力的使用者才能使整个系统的各个积极方面完全调动起来。大众传媒的从业人员和传播学的研究者只是这个系统中的服务者,而社会大众是传播系统的使用者。如果在传播学的普及中只注重传媒服务者能力的提高,而忽视了社会大众,岂不是喧宾夺主。

二、传播学发展和其本土化的阻力

传播学在中国引进、发展三十余年,始终面临两个大的阻力,一是传播学自身并没有在学术界取得较强的地位,“不仅迄今未能取代传统新闻学在学界的正统地位, 而且一直以非我族类的疏离感游离于主流之外”。③二是传播学界始终向往的传播学本土化似乎成了纸上谈兵,在实际学术研究中进展有限。

传媒的迅猛发展必然使其背后理论指导性的学科获得充足的发展动力。对应每一种媒介形式而产生的研究活动,无不是在这种媒介得到成熟发展和广泛使用的前提下进行的。可以说,传播学在美国的产生和发展,是必然性的。传播理论在美国的发展是从“创新”到“扩散”的渐进式过程。反观我国,并不是我们没有丰富的传播实践和传播形式。而是当我们将一整套建立在另一个社会文明上的理论套用在我们的社会实践中时,免不了会有排斥反应。

传播学的本土化也已经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进入中国大陆以来,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对其本土化的争论。诸多学者对于传播学本土化的讨论,主要可以分为两种态度。一种是所谓“自觉的而非盲目的、深刻的而非肤浅的、清醒的而非狂热的民族主义”④,要创造中国自己的传播学,并且最终使中国的传播学为世界传播学研究做出贡献。另一种是从较为实用主义的角度,疑虑西方的传播学思想理论是否具有普适性,是否能指导不同语境、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结构的我国社会的传播实践。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传播学本土化的趋势是必然的,这种认定中却看出过于理想化的态度和走捷径的心理,“语境的转换已使真洋鬼子变为假洋鬼子,所欲本土化的东西似已来路不正”⑤。传播学的中国化变得欲速则不达。

三、传者的传播学

从媒介效果研究的历史来看,不论是强效果理论、有限效果理论和温和效果理论,所谓效果两字的立足点,都是站在大众传播的控制者——也就是广义上传者的角度来看待传播效果。这种传播学研究上的偏颇是普遍的,也是必然的。因为在当代社会大众传播中,不能否认传播的控制者比普通受众有更多的利益考量。如果说传播学研究者对于当代社会大众传播不平衡状态的不满,不能改变完全与市场经济挂钩的大众传播所要走的发展之路,那么传播学的大众化也许是在强大的大众传媒和相对弱势的社会大众之间寻找平衡的有效办法。也就是说,在大众传媒产业不断用传播学理论强化自身传播能力的同时,受众也能够在传播学大众化的影响下提升自己对传播的认知水平,提高掌控信息的能力,总而言之就是受众媒介素养的提高。

参考文献

①王彬彬,《学术通俗化不是学术娱乐化》,《南方周末》,2008

②陶铠、金开诚、杨义,《小众学术,大众阅读》,《中国图书评论》,2002(3)

传播社会学论文篇(10)

“传播生态”是美国传播学者大卫•阿什德(DavidL.Altheide)提出的一个概念。“传播生态是指情景中的传播过程”,“所有远距离的传播都包含某种媒介或某种形式的技术,他们给讯息以形式”〔1〕。也就是说只要有传播活动,必定有媒介或者说技术的参与。传播生态是指社会传播行为发生的整体系统环境,它包括人自身的因素、信息技术媒介的特性、传播的开放性和易接近、易获取性、易交流性等,在这个互动传播过程中就会形成“传播生态环境”,并对现实环境产生影响。传播生态有时也被称为媒介生态。

民俗艺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的形态,它以其固有的模式得以传承,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得到延续,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就在每个人的身边。特别是在与外来艺术文化的交流、对话与碰撞中,民俗艺术就会更加凸显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出民俗艺术自身的力量及其影响力,以及交流与传播的重要性。民俗艺术由于其自身特质之所在,在其保护愈来愈得到关注和重视的情况下,其传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民俗艺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需要保护,更需要传播,只有在传播中才能永葆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生命力不仅在于保护层面,更应让其广为流传。

民俗艺术作为“传承性的民间艺术,往往作为文化传统的艺术符号,在岁时节令、人生礼俗、民间信仰、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应用”〔2〕。“‘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使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3〕作为艺术学的分支学科,民俗艺术学“愈来愈受到学界和社会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在我国艺术学学科的迅速发展中和全国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实践中,民俗艺术学理论的构建已成为十分急迫的任务”〔4〕。以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俗艺术的研究,可拓展民俗艺术理论研究的视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把传播生态首先看作是一种视角,对媒介、信息及传播活动过程与关系进行可持续的生命关照;其次,民俗艺术中的传播生态也是一个领域,它可将传播学、生态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综合研究,拓展交叉研究领域。

对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要立足于对民俗艺术生存状态与发展变迁的思考,将传播生态理论运用到民俗艺术的题材、主题、特征、性质、价值、功能、传承、变迁等方面的分析中去,研究传播与民俗艺术间的共生、互动关系,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认识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的生态特色与魅力;通过传播生态这个研究视域,考察民俗艺术传播中媒介表述、干预和构筑民俗艺术及生活之关系,进而探询审美、气象、文化、科技、受众诸生态因子对民俗艺术发展产生的影响。因此,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有其价值所在:其一,传播生态关注民俗艺术传播过程和互动中的各种关系;其二,传播生态研究为民俗艺术传播中的话题提供一个空间和关系的基础,使它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相互联系;其三,民俗艺术的传播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变动的,当今民俗生活和民俗艺术均处于“媒介环境”中,传媒日益成为民俗艺术变迁过程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传播生态研究考察民俗艺术生长的环境及对人们的影响,揭示传播与民俗艺术变迁不可分割之密切关系。

二、相关研究成果及研究现状

民俗艺术研究自我国上世纪40年代便已开始,最早是从对民俗学的研究开始的,后逐渐从中剥离出来并自成体系。解放前关于民俗艺术的研究主要是“从艺术史研究出发,较集中在民俗艺术文物的调查与研究方面,而较少涉及民俗艺术的基本理论问题”〔5〕。建国后,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民俗艺术研究取得了突出进展,相关著作也陆续出版发表。其中与民俗、艺术、传播和生态等关键词相关的研究著作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的研究向度。

一是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如包鹏程、孔正毅的《艺术传播概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主要研究艺术的起源、发展与传播之关系;江帆的《生态民俗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论述了民俗生成的生态性本原、剖析了生产民俗、经济民俗的生态特征以及对生活民俗、社会民俗的生态蕴涵阐发;唐家路的《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依据文化学、民俗学、艺术学,尤其是文化生态等相关理论与方法,对民间艺术及其文化生态进行综合、整体、系统的研究;仲富兰的《民俗传播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构建了民俗传播学研究体系,从对象、语言、结构等方面深入阐发,并探讨了新媒体时代的民俗传播特点以及民俗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理论阐发深入且观照视野全面;曾耀农主编的《艺术与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陈鸣的《艺术传播原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书主要从艺术与传播关系的历史考察入手,分析了艺术传播的信息、形态、受众、方法、效果和管理等;陈立生、潘继海、韩亚辉编著的《艺术与传播》(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其中一章节从艺术传播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系统之关系方面略谈到艺术传播生态问题,但较为笼统;另外略有相关的著作有谭华孚的《文艺传播论——当代传媒技术革命中的艺术生态》(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郝朴宁等的《民族文化传播理论描述》(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上述研究成果出现时间较新,基本为近十年内的著述。这些著作对民俗与传播、与生态,艺术与传播等方面都做了深入系统理论的论述,体现了其研究的时代性特点。虽然并未有专门针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方面的研究著述,但这些著作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引导、拓宽了研究视野、启发了研究路径,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启发。

二是专题性研究。此类研究中论及民俗艺术与传播和生态及与此相关内容的著作较为有限,有:熊术新、苗民、孙燕的《中国云南两个少数民族村落影像民俗志:民俗文化在传播中的意义蜕变》(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路善全的《在盛衰的背后:明代建阳书坊传播生态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张泽洪的《文化传播与仪式象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与道教祭祀仪式比较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朱慧珍的《诗意的生存:侗族生态文化审美论纲》(民族出版社,2005年)等。这些研究对民俗艺术的某些类型或品种进行深入的具体研究,以实证为基础,或从传播意义角度、或从生态文化角度着重于对其艺术特色的个案分析。这可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提供鲜活的个案资料,并启发本研究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的思路,以个案材料的分析探究支撑研究的宏观理论观点。期刊资料与民俗艺术传播或生态有关的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约有几十余篇,在这些论文中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传承的基础理论研究,如王汝澜《试论民俗的传承、传播与新民俗》(《民间文学论坛》,1983第3期),周福岩《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民俗研究》,1998第3期),黄静华《民俗艺术传承人的界说》(《民俗研究》,2010第1期);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文化生态的专题研究,如冯光钰《鼓吹乐的传播与文化生态环境》(《人民音乐》,1996第1期),孙信茹《甘庄的民俗生活及民俗艺术:传媒视野下的个案分析》(《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刘祯《论民间小戏的形态价值与生态意义》(《文化遗产》,2008第4期),艾亚玮、刘爱华、张成玉《文化生态的迁变与瓷板画艺术发展路径探究:以南昌瓷板画为例》(《装饰》,2010第6期)。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传播生态理论,以此为理论启发点,从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俗艺术的综合研究,相关的传播生态理论著述主要有:徐国源、谷鹏的《当代传媒生态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支庭荣的《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苏炜的《大众传播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邵培仁等著《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美]大卫•阿什德著、邵志择译《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华夏出版社,2003年)等。

纵观上述文献,基础理论性研究的相关著述多集中于民俗学研究视野,或集中在大艺术传播研究;专题性研究的著述多集中于民俗艺术的文化传播形式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上。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对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专门的、深入地研究的专著、论文,但是相关书籍、论文资料是本研究开展的前提和基础,将对本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个案启发,启迪本研究以整体性的融合的眼光、以深入的理论阐发与规律概括、以加深理论整合度与纵深感为宗旨展开。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将以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问题为研究对象,首先梳理和确认传播生态研究的学术基础,进而对民俗艺术传播的主客体关系、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维度、传播内涵与生态形式等各方面进行探索,力求对民俗艺术的现代传播生态进行深透地阐释,致力于以整体而科学的艺术学视角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作不同层面与视角的意义呈现。

三、研究方法与视点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文献研究法、分析归纳法、交叉研究法、历史比较法等方法展开。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几种方法可互相渗透、互为参考,以此打开民俗艺术传播生态论的方法论路径。文献研究法是根据研究目的,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了解民俗艺术传播生态问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有助于在此基础上发掘本论题现存在的研究空白点、以进一步探讨并深挖其研究意义。

分析归纳法是通过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专题性个案研究。本研究需要从个性到共性,发现一些共同的艺术传播规律或传播生态特征,做到个案剖析和理论总结相结合、田野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使论文达到理论研究高度,这要有赖于归纳法的采用。交叉研究法是运用艺术学、传播学、生态学、社会学、美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本论题进行综合研究,这些学科在高度分化中又高度综合,之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在语言、方法和某些概念方面,有日益统一化的趋势。以艺术学学科理论为先导,交叉研究法可拓展本论文研究视野、开拓思路。

历史比较法是本论题的研究需从总体上寻找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形式观念与人的精神需要之间的关系,当民俗艺术被放在时间坐标中审视时,需要把握时间的生命精神与民俗艺术传播变化、生态观念之间的关系,通过历史纵向比较时间坐标中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变迁,可挖掘其表象中蕴藏的规律。研究视点首先是,采用多维视角。本研究系民俗艺术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以艺术学观照为主,结合采用传播学、民俗学、生态学等学科理论和资料来作分析整合研究,力求以新颖全面多方位视角呈现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的整体特色。

第二,把民俗艺术的研究和传播生态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崭新的视点。以往相关的一些研究主要是针对民俗学学科体系内的民俗传播与生态民俗研究、艺术学学科体系内的艺术与传播关系研究、以及生态文化角度的民俗艺术专题性研究,而把传播生态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纳入民俗艺术学研究视野的专门性理论研究尚属艺术学学科中有待涉及的新的研究尝试。

第三,重视规律概括与综合性表述。本研究虽为基础理论研究,但研究中也必须借助诸多鲜活且各具特色的个案资料,从具体的个案分析层面出发,进行民俗艺术与传播生态的相关性研究,从中探析抽取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特征与规律,并对其进行综合性表述与概括,使之上升到理论高度层面。

四、可行性分析

把传播生态理论纳入民俗艺术研究视野,具有可行性。其可行性分析主要抽绎了民俗艺术与传播生态二者之间的共性特征,并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它的内外部规律,试图从崭新的视角考察“民俗”与“传播生态”的交叉与共融。

传播社会学论文篇(11)

“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课题。尽管历史学、社会学甚至文学研究者对于文化传播的相关现象早已有所关注,但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西方传播学被引内地以来,大陆学者才开始尝试以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固有文化传播的历程,历经三十年已取得一定成果,为这一课题开辟了新的天地。

作为传播学研究的分支,文化传播研究有自己的边界。所谓“文化”,指的是以观念形态为核心形成的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文明体系,即钱穆所谓:“文化”是关乎人类群体生活的精神层面,由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的东西川。“传播”则是传播学最基本的概念,按照施拉姆的定义,指的是信息经过社会信息系统运行而实现的交流及其影响。传播学视域下的“文化传播”研究把社会信息的传递视为文化保存、传承、蜕变、增殖的过程,关注文化通过社会信息系统得以传承的问题。事实上,“文化”与“传播”关系密切,有文化则必有传播,传播是文化得以存在的首要条件,有传播则必有文化要素的交流互动,人类正是通过文化的代代相传,构建自己赖以生存的精神和物质世界,文化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类型。

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完整的传播活动需要五个基本要素:传播者、受传者、媒介、传播内容和反馈,其中传播者(主动进行信息传递的人)和受传者(接受信息并作出反映的人)是传播活动的主体,传播媒介是承载信息的载体和渠道,传播内容指的是传播活动具体传递了什么性质的社会信息,它们涵盖了传播活动的基本方面,传播学者在文化传播史领域的研究也可以这三个维度来概括。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对新时期以来大陆学者的研究情况作一总结,并例举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一)传播主体研究方面,大陆学者关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较具特色的文化传播活动,特别是活动者的身份、在何种传播思想的指导下如何进行,造成何种社会影响,试图以此另辟蹊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特点重新评估。

其中,文化传播活动主体的社会身份及其方式研究可谓关注者众,成果也较多,不乏有意义的创见。1988年出版的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一一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一书堪称内地最早从传播学角度进行这一课题研究的尝试之一。该书在运用西方传播学理论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上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例如作者指出不同于西方,作为古老的农业文明,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特有的社会组织如家族、乡社、职业社团、信仰团体等等通过家教、社祭、乡帮行会的活动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传播和维系着传统文化。李彬的《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成书时间亦较早,作者将目标聚焦于唐代,指出其时的社会信息传播分为官方、民间和士人三个层面,与它们密切相关的官方主导文化、大众民间文化和士人经典文化由此形成。毛峰的《文明传播的秩序—中国人的智慧》05年出版,对中华文化独有的精神内核与传播方式进行了深人辨析,例如作者总结传统中国的特色之一即在制度设纳言之官主管审查政令,三礼之官总掌祭祀,典乐之官主管全国教育学术文化,司徒之官负责敦风化俗协调人际关系,“四官”不但负责实际事务,同时都担负着传播文化,在精神上引领民众的作用。九十年代以后大陆出版了数部中国传播史,如李敬一的《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及《中国传播史论》、周月亮的《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王醒的《中国古代传播史》、赫朴宁与陈路等合著的《中国传播史论》,尽管在侧重点上与前几部专著不尽相同,但大多史论结合,不但向读者介绍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现象,还对它们进行了一定的总结。其中在关于传播者的身份研究方面,多能对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现象加以特别关注,例如李敬一特别指出,中国社会向来重史,史官制度完备,史官记事对于纪录和传承文化具有特别的意义;王醒亦提醒读者,中国的邮骤官员及其系统自夏商周时代即已有之,作为官方所建立的社会信息系统一直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传播者如何进行文化传播活动由其传播思想决定。就文化传播而言,先秦阶段的中国文化轴心时代辉煌灿烂,儒、道、法等诸家不但创立了诸多原创性的思想学派,亦注重强调以不同的方式把它们传播出去,或游说或著书或官方化或转向民间,于无形中开创了中国传播思想之源因而探讨这一方面的文章数量较多,较早的如陈力丹的《子的传播思想—读吴予敏<无形的网络一一从传播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既是对前一时期吴予敏专著内容的回应,还指出孔子思想本身即是为己存在的社会毛序赋予了合理的灵魂,使强硬的权力关系转化成自上而下合伦理顺从,即伦理权力化,中国传统社会以政治权力为核亡的结构由此而起。其它对诸子传播观的专门研究也比较多例如余晓莉认为不能简单地把道家思想理解为“愚民”,道家之“无为”是针对需索无度的统治者提出的,事实上道易提倡“爱民治国”,也从未放弃以言载道的努力,只是他们弘调语言的暖昧和模糊性,提出“行不言之教”,提醒人们非言传播的重要性,谢清果则集中探讨道家语言传播的才真意向和求美旨趣。张翅、刘亚玲仁川关于法家传播思范的评估亦有一定交集,只不过角度有所不同,张翅总结更多地关注法家自身的特点,指出法家重视“法”的大力传播和普及,而对其它文化传播活动主张实行极端的控制政策,刘亚玲则认为儒家和法家看似水火不容,但在传播思想上却有札似之处,比如都有明确的传播目的及高明的传播技巧。200年金冠军和戴元光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推思想史》古代和近代传播思想共三卷(现当代部分为一卷)体大虑周,以时代为背景勾画出中国古代传播思想发展的轮廓。

(二)传播媒介研究方面,学界查考中国文化传播活动中不同的媒介所起的作用,怎样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媒介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其对传统社会的影响。

据此,相关研究内容可以分为三个方面:1.关注承载文化信息的各种传统符号形式:例如1990年沙莲香主编的《传播学一一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谜》即以相当篇幅论及中国传统的文字符号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如认为西方的字母文字纯粹是声音符号,而汉字取象为主、声形相拼,乃是音义结合的符号,因此具有超强的保存与整合文化信息的能力,几千年来汉字一脉相承从未中绝,不论任何地域而文字一直保持了同一性,造就了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大但文化始终完整统一的局面。2.区分传承传统文化的各种物质载体: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孙旭培、王怡红、阂大洪等在学者合作的《华夏传播论》,中全面总结了从声音到服饰、建筑等多种作为主要的传统文化载体的物质形式,例如王怡红指出中国古代的官式建筑以作为专制权力象征为己任,扮演着传播皇权至上意识形态观念的角色,古代民居的布局、朝向等特征则可以视为伦理秩序观念的具体表现。毕跃辉《论文献载体对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影响》以古代文献为研究对象,指出文献是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以文献的物质载体论中国古代常见的种类有甲骨、金石、简犊、嫌帛和纸,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不同情况,甲骨和金石在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后一直是最主要的文献载体,简犊的使用时间介于前者至公元5世纪,缴帛则为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5世纪,而纸张自公元1世纪至今仍是文献保存和传播的最佳介质。事实上作为最早使用纸质文献的古老文明之一,纸质文献对于中国社会意义重大,而中国古代的纸质文献种类与作用亦各不相同。于翠玲的《传统媒介与典籍文化》以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特征和它存在的意义,并深人社会背景,考察不同时代和种类的典籍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所造成的影响,亦有学者探讨时事传播的纸质载体一一邸报,较早的文章包括尹韵公的系列论文《南宋都城临安的“卖朝报”与“消息子”及其他》和《明代邸报与明代历史》,徐枫的《宋代对出版传播的管理和控制》等。3.总结文化信息传递所依赖的媒介技术: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李敬一在《中国传播史论》辟专章探讨活字印刷、蔡侯纸的发明在传播技术史上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基于传播技术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纸和活字印刷技术的出现在世界传播史上都是无可置疑的重大事件。王醒亦详列从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的历史,特别是活字印刷在中国古代于毕异外尚有木活字、泥活字等技术出现,指出活字印刷的意义在于信息的批量生产而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已经部分做到,但由于社会条件所限中国古代的印刷事业一直停滞不前。

(三)内容研究以中国传统文化不同领域传播活动的内容为主,尤其是那些中国传统社会中发展充分、独具特色的领域,总体说来,内地学界对政治传播、文学传播等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较为充分的领域着力较多。

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的研究自上个世纪即已经开始,直是传播学界关注的热点。吴子敏指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领 域的传播事关君主专制政体如何运作,其中内容不外乎君临之术和臣奉之道,他和周月亮均认为封建社会高度集权的制度结构具有对于政治信息和社会舆论超强的控制能力。后来的研究者更进一步细化了对此课题的研究,例如黄鸣奋的《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专门考察中国古代社会君臣之间的讽谏传播,从讽谏传播的主体、传播手段、方式和内容进行了专门考证;陈谦的《传播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政治—“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传播观为例》则认为在历代王朝的政治实践中,由于向来是政权兴衰系于君主一人、君尊臣卑和严格控制信息传播使得“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传播观的基本表述。李晓瑞的《政治谣谚:中国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则发掘了历来多被视为民间文学的谣谚,指出政治谣谚具有严肃的政治内容,是民间心态和意愿的非正式表现,是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

在文学传播的研究方面,虽然过去对某一种文学题材的流变史研究在古代文学的学科范围内早已有之,但是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相当一批具有文学学科背景的学者开始尝试使用传播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加人了传播研究的领域,甚至有人提出建立。文学传播学”王兆鹏06年发表的《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的思考》《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即已实践了这种设想。目前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研究者主要集中分析于文本之外的促使文学作品流行的要素,例如白贵的(略论诗话传诗中的“意见领袖”现象》提出在中国古代社会传媒不发达的条件下,诗歌作品的流传范围有限,诗话作者作为评介者对于诗歌的品评往往就左右了人们对相关问题的看法;陈大康的《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指出人们过去往往忽略了在古代通俗小说的流传中,书商所起到的主导作用;宋莉华的《插图与明清小说的阅读及传播》明清小说评点的广告意识及其传播功能》认为古代小说特殊的包装形式—插图、评点,对于增加读者兴趣宣传通俗小说有着很好的效果;郭浩帆《清末民初小说与报刊业之关系探略》、刘永文(晚清报刊小说的传播与发展》等则指出晚清大众传媒的出现才引发了近代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转型。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现当代文学中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接受研究也渐渐多了起来,这种研究集中于传统文化对于今人的影响,例如樊星的《在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之间探索》即试图寻找当代中国作家身上的传统文化之根。

总体而言,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在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化传播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绩,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得到了共识,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自己的传播模式和特点,并深深地影响了自古及今的中国社会。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领域的研究毕竟刚刚起步,总体而言还存在着相当的不足。仅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考量,中国文化传播研究的基本框架尚未完善,在以下三个方面尤有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