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论文大全11篇

传播论文篇（1）

关键词：盐文化；传播主体；传播途径；传播策略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64（2012）01―0060―06

盐文化传播是指盐文化的传递。也就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通过有意义的符号信息传递盐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一类具有社会性、共同性的人类行为和活动的总称，它涉及盐文化的物质载体、精神内容等信息的传递、交流、交换与扩散。盐文化的产生起源于盐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活动，而盐文化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活动又催生了盐的精神文化内容。对盐文化传播的研究有多种多样的视角，国内学者大多从历时性的角度对盐文化传播活动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演化进行了初步的考察，本文拟从共时性的角度对盐文化的主要环节和要素进行梳理和分析。曾凡英先生在《盐文化的内涵与特征》中对盐文化的传播内容进行了详细而系统的阐述，将盐文化的传播内容确定为盐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①。本文则主要从传播学的角度，考察盐文化的传播主体、传播途径、受众与传播方式等要素。

一、盐文化传播主体的多样化

盐文化传播主体是盐文化传播信息内容的发出者、传递者，是对盐文化传播过程产生直接影响的集合。盐文化传播主体具有多样性。

首先是众多来自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盐务管理机构的致力于盐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们。他们运用历史学、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民俗学等人文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人类社会发展演变中，围绕盐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历史现象，揭示盐背后的文化内涵、文化现象和文化事象，即盐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②。他们的研究主要从史学的角度来剖析与盐相关的文化现象与文化符号，对盐业技术发展史、盐业经济发展史等基础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一些学者还将盐文化的研究领域扩展到与人类文化生活密切相关的盐业与城市发展、盐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盐文化对饮食文化的影响、盐产品的应用开发研究等应用层面，将盐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学术整体去建设、完善和发展。他们通过学术刊物、学术著作① 和学术论坛、学术会议等方式将有关盐文化的研究成果出来。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更重要的是，学者们对于盐文化的探讨与论证。他们对于盐文化的发掘、恢复、传承、弘扬，客观上起到了传播盐文化精髓的作用，但这种盐文化传播的传播范围仅限于研究盐文化的精英群体，传播内容呈现出学术化、专业化的特点。

其次是封建盐业家族的后裔。他们通过家谱（族谱）等真实记录和回忆录、小说等文学形式，不仅向大众展示了封建盐业家族鲜活的生活和兴衰历史，也生动地向我们再现了与盐相关的民俗文化、语言文化与建筑文化、饮食文化。例如，因盐兴市的自贡市珍藏有盐业发展史上著名的四大盐业世家的家族家谱（族谱）。出生于盐业世家――“王三畏堂”的左联作家王余杞，以自传体的形式写就的长篇小说《自流井》。作者以亲身生活经历, 以纪实性的笔触描绘了自己家族的兴衰，并从产盐区域、产盐种类、盐井种类、灶户种类、采卤方法、制盐方法、运销岸别、运输方法、盐商组织、工人种类、工人生活等方面还原了古老而鲜为人知的盐业文化历史，多角度、多侧面地向我们描绘了盐业技术发展史、盐业经营史和盐商生活史，并展现了独特的盐场生活场景和祭祀、宗祠月会等乡土民俗和方言土语，丰富了盐文化的内涵。

再次是在世的老盐工。他们在劳动实践中创造出了井盐生产技术和艺术，发明创造了许多井盐生产的工具。他们通过口述历史或制作制盐工具模型的方式，传播古老而悠久的盐文化，成为盐业历史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二、盐文化传播途径的多样化

盐文化传播借助的途径有许多种类。不同的传播途径具有不同的特点，它们对盐文化传播方式、方法、广度和深度的影响有所不同，但它们都在盐文化的传播中，特别在盐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大众传媒是盐文化传播的首要途径

一是专业期刊和专业书籍作为盐文化传播的一个主要载体，在盐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之间传递专业化的盐文化理论和盐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二是一些大众文学作品中也蕴含着丰富的盐文化信息。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向人们展现了不同时代的盐业生产与生活场景，描绘了盐文化与当时的政治、经济、风俗、人情方面的种种交互关系。大众文学作品采用浅白、通俗的话语，形象、生动的描述，向其目标受众即普通百姓传递盐文化，这种传播方式适应了各个层面受众的文化素养水平和文化接受习惯。对于普通受众来说，通过这种大众化的盐文化传播途径和方式，比专业期刊和学术书籍起到了更好的传播效果。三是随着“读图时代”的到来，人们开始通过影像来了解盐业的历史。近代中国，在“大力发展井盐生产的同时，要大大宣传井盐”① 的指导理念下，我国著名科普电影创始人、中国电影教育先驱孙明经先生已经萌发了通过影像资料来传播盐文化的科普知识的主动意识：1938年4月，他在对自贡盐井的科学考察过程中，拍摄了127幅照片和电影科考纪录片《自贡井盐》，比较完整地记录了当时自贡的地质地貌、井盐生产、盐业管理以及盐业运输的情况，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有关盐文化的视觉历史资料，为我们普通百姓了解盐商、盐工生活的历史和制盐技术提供了直观的途径。2007年8月，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推出了由中国盐业总公司、文物出版社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咸说历史》。该片在“娱乐化”理念的指导下，采用故事化的叙事方式和“情景再现”的表现手法，真实展现了中国不同盐种分布地区的波澜壮阔的盐史，讲述了盐与社会、经济、文化、对外交往，传递着丰富的盐文化。以盐作为其文化背景与题材资源的电视剧，不仅传播盐文化，也不断建构、丰富、发展着盐文化，向更多的受众传递盐文化和盐业发展的历史。四是网络已经成为盐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随着计算机应用的普及和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社会已进入了网络时代，由于网络具有传播信息的多样性、传播范围的广泛性和传播对象的互动性等特征，不论是专业的盐文化研究的文字内容，还是与盐文化相关的纪录片、戏剧、电视剧等影像资料，都能够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它已经成为盐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

（二）现今遗存的盐业会馆、宗祠、盐商大宅等盐业建筑和生产设施、遗迹是盐文化传播的另一途径

作为盐文化积淀符号的盐业会馆等建筑和遗迹，受到盐文化的深刻影响，记录着盐文化基因，微缩了各个时代社会形态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它不仅凝聚了智慧与技术，更向人们传播了盐文化的形成历史与分布区域等知识，让我们了解盐文化传播与地域气候、自然资源的相互影响，为我们还原了不同历史阶段的盐业技术和制盐工艺、器具，展现了盐商、盐工鲜活的生活场景和生产场景，向人们传播盐文化中蕴含的特有的、古老的民俗文化。在盐文化影响下的盐商大宅楼台亭阁、水榭云廊，体现了博大精深的建筑理念，建筑式样强调长幼、尊卑，更重要的是它向人们传递了近代盐业盛况。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和“世界石油钻井之父”，世界钻探深井的始祖和活化石，世界上唯一现存的历史文化遗产，“活着的恐龙”――遂宁大英卓筒井，只要人们一听到卓筒井或者看到卓筒井就能感受到井盐深钻汲制技艺。

（三）通过与盐业相关的饮食来传播盐文化

与盐业相关的饮食的典型代表是“盐帮菜”，有代表井盐的自贡“盐帮菜”；代表海盐的扬州“盐帮菜”和盐城“盐帮菜”。它们都来自于盐场，来自于盐业生产、经营群体等特定的人群，与盐官、盐商、盐工以及盐业运输、盐业后勤保障等生产、经营人员直接或者间接相关。这些“盐帮菜”丰富了盐文化的内涵，承载了盐文化精髓，见证了盐文化的发展并传承着盐文化。一是“盐帮菜”店名及装修与装饰、雅间的命名，丰富并发展了盐文化。在自贡“盐帮菜”比较有代表意义的店名有“蜀江春”、“阿细”、“盐商菜”、“私家菜”、“南国宴”等，基本上每一个店名都有一个盐的传奇与故事。自贡的盐帮菜馆，装修上使用仿古的门、窗、桌、凳，广泛收集与盐有关的器具、古字画、老照片用于店堂装饰,雅间也用自贡开凿的井名来命名①。在全国各地，以“盐帮菜”名义开设的连锁店如雨后春笋般，推广并传递盐文化。二是菜品的命名、烹调的技法、品质、口感、风味等方面，都包含了丰厚的盐文化内涵，通过菜品的推出与人们的品尝传递着盐文化。如自贡“盐帮菜”最具特色的食品是牛肉。过去，自贡盐场以牛为动力推车汲卤，据《四川风物志》记载，清光绪时常年维持在2万头左右，随着有病的与退役牛的宰杀，在自贡盐场，牛肉也就越来越多。“水煮牛肉”过去是盐工们的“大众菜”。由于便宜，盐工们往往将牛肉切成薄片，放在锅中一煮，然后蘸麻辣碟子吃，既经济又可口②。“水煮牛肉”传递着过去自贡产盐盛景与盐工们的生活；“猪血泡”③ 的怪吃即代表过去盐商生活的奢华。三是盐帮菜的名厨和烹饪大师在高层传播着盐文化。名厨董俊康在日内瓦国际会议上做的一道香酥鸭，倾倒了电影大师卓别林；陈建民大师上世纪中叶把盐帮菜传到了日本上流社会；刘锡禄豆花更在日本成为雅俗共赏的美味④。

三、盐文化传播的发展策略

如何让盐文化真正深入民众的生活？如何拓展盐文化的传播空间？笔者认为，可从盐文化的传播对象、传播媒介以及盐文化资源的保护和挖掘等方面，来进一步提升盐文化传播的品质，促进盐文化产业的发展。

（一）拓展盐文化传播对象，从“小众”走向“大众”

当今盐文化传播的内容，过于精英化、学术化；盐文化传播的范围，还局限于对盐文化开展研究的专家学者以及政府部门。就普通大众来讲，他们对于盐文化的理解还是片面的、孤立的、零碎的。大众，是盐文化意义的接受者、传承者；同时，他们也应当成为盐文化传播活动的主动实施者，成为盐文化传播的重要驱动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要实现盐文化的传承与强势传播，必须将盐文化传播的对象从精英分子扩展到社会大众，将精英化的“盐文化传播”大众化。为了让盐文化成为普通大众能够共享的文化，在盐文化传播过程中应注意以下两点：

一是传播内容的平民性、接近性，传播方式的通俗化、娱乐化。从传播学角度来讲，传播者的传播必须满足受传者的需求和兴趣，才能够获得较好的传播效果。盐文化的传播内容可大致分为十一个类别：盐文化的历史探秘（与盐文化有关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等）、盐业科技、盐政、盐业经济、盐文化与社会生活（涉及健康生活、吃穿住行等）、盐业与地方文化（城市、建筑、民俗等）、盐业遗迹考察、盐业人物、盐文化文学经典（与盐文化相关的文学作品、作者作家、思想观点等）、盐文化艺术、盐文化的开发利用等。不同领域的盐文化研究专家可以将不同领域的盐文化精髓通过再加工后传达给大众。在选择传播题材时应充分考虑普通大众的理解力、倾向性，注重心理和地理的接近性，拉近受众与传播内容的距离；在传播方式上，可采用故事化、评书化、悬念化等通俗化、娱乐化的叙述方式；在传播过程中，注重情节的铺垫、悬念和矛盾冲突的设置，注重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的浅显性和生动性，注重画面、音乐的辅助与铺垫作用，以满足大众的审美情趣和心理体验，充分调动受众的参与热情。通过传播内容与传播方式的改变，将过去精英知识分子之中传播的“雅盐文化”转变为普通大众传播和分享的“俗盐文化”。

二是根据受众“分层化”趋势，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采取差异化的传播策略。随着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受众分化为精英小众、文化大众和普通大众三个层次。在文化消费方面，不同层次受众群体的需要和趣味会呈现出多元化的面貌。为了适应这种分化，盐文化的传播也应该改变过去的精英化传播路线，在“大众传播”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层次受众群体的文化素养水平和文化需求而采取不同的传播策略。

盐文化传播策略的拟定，需要我们针对不同层次的受众群体进行受众调查，了解他们的接受动机、态度和行为，了解盐文化传播中受众的状态反应，了解受众对于盐文化传播的观点、意见和建议；同时，我们要展开盐文化传播效果的相关研究，了解受众对盐文化传播内容的兴趣、认知度，通过效果研究和传播实践不断修正和改进盐文化传播策略。在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在受众调查、传播效果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再提出分层化、多元化、科学性的盐文化传播战略，以适应不同层次受众群体的审美情趣和心理体验。

（二）开发盐文化传播的媒介资源，优化传播文本，进一步提升盐文化传播的活力

理论上，盐文化传播可资利用的大众传媒资源和传播文本是无限的，但实际上，盐文化传播对于传媒资源的利用还极其有限。为了实现盐文化的大规模传播，就需要改进盐文化传播的媒介生态，大力开发盐文化传播的媒介资源，优化传播文本。

一是继续深入挖掘传统平面媒体和电子媒体的传播价值。平面媒体上的盐文化传播，受众需要通过对文字和图表的阅读和欣赏来达到认知的目的。因此，盐文化传播的传播内容应注意“民间化”、“生活化”，与盐文化有关的传说、典故、人物、史实、民俗、风尚都可以纳入其中；传播文字应浅显易懂，表意清晰；画面应色彩丰富、形象逼真。利用电视媒体进行盐文化传播，需要策划制作更多大众喜闻乐见的电视栏目（节目），形成观众的约会意识，起到普及盐文化知识的作用。现在的盐文化传播电视节目主要以电视新闻报道和专题片、纪录片、电视剧的形式出现。除了以上几种形式，可利用电视讲坛、电视谈话节目、电视宣传短片等丰富的节目形式来进行盐文化的传播。电视讲坛可借鉴央视《百家讲坛》栏目的成功做法，邀请盐文化研究的特定领域有造诣的权威专家，选择大众感兴趣的题材和内容进行故事化、戏剧化的讲解，将盐文化知识去“精英化”。电视谈话节目则邀请与盐文化相关的人物或研究者作为嘉宾，让他们与现场观众就盐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进行探讨，解答观众感兴趣的问题，加强互动性。通过主持人、嘉宾、观众的共同参与和直接对话和直观、立体、形象的视频片断，在生动活泼的氛围中实现盐文化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有机结合。电视宣传短片应从生态、环境、人文、历史各角度，全面而精炼地展示盐文化厚重的底蕴，并起到盐文化旅游的宣传作用。

二是利用网络媒介优势拓展盐文化传播的空间，实现盐文化传播和盐文化产业发展的相互促进。加速盐文化传播的大众化与普及化进程。网络上关于盐文化传播的内容散见于极少的盐文化传播的专业研究网站和文化旅游网站，传播内容呈现出零散化、碎片化的特点。就盐文化传播而言，我们对于网络媒体的利用远远不够。由于网络媒体的多媒体性、海量性、时效性、全球性、互动性等特点，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种新媒体，对现有的盐文化资源进行筛选、整合，建立大众可共享的“盐文化传播数据库”和“盐文化网上博物馆”，扩大盐文化的知名度和覆盖面。此外，开发盐文化数字产业，以创意为动力，将各种与盐相关的文化资源与最新数字技术结合，开发与盐文化相关的影视动漫、旅游纪念品等相关产品，将盐文化传播和盐文化产业发展结合起来，实现盐文化产业的数字化升级。

传播论文篇（2）

党的十报告强调，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无穷尽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但当下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错误解读甚至种种文化庸俗化现象令人担忧。我们应努力学习和保护传统文化，深入思考并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把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一、传统文化特点及其现状

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文化传承。传统文化是我们祖先劳动和智慧的结晶，体现在历史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如诸子百家、琴棋书画、民间工艺等，无不昭示着华夏民族曾经的文明和强盛。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延续性强、民族特色鲜明、内涵博大精深等特点。这就决定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解读不能随意娱乐化、肤浅化。在物质文明发达的今天，传统文化却渐渐淹没在快餐文化疯狂的包围下。

面对本该引以为豪的五千年文明史，本该深入每个国民灵魂的传统文化，我们却没有更加深入的了解，这正是因为对文化的普及工作不到位。一句传统，多少距离，请不要将历史沉淀的那些优秀传统文化装在那个叫做历史的匣子里。

二、以《百家讲坛》为例思考传统文化传播

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播不力、普及不广的现实，政府、主流媒体也担负起了复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2001年中央科教频道开播的《百家讲坛》是一档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栏目，易中天《品三国》和于丹《说论语》等节目的热播也掀起了“国学热”和“论语热”。《百家讲坛》的出现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在当代的一个缩影，在传统文化传播的阵地上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百家讲坛》刚开播时收视率异常惨淡，甚至为零。其后清宫戏的热播使得阎崇年《清十二帝疑案》一炮走红。从刘心武揭秘《红楼梦》、易中天品三国、马瑞芳讲《聊斋》，再到于丹的《心得》，《百家讲坛》涌现了很多知识渊博，专业功底深厚的学者。他们以严谨的态度来对待学术，将正史、野史、古今中外经典言论以及自己独到的见解讲授给观众。

其成功处首先在于《百家讲坛》抓住了大众文化需求不断提高的时机。21世纪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人民在物质层面的需求基本得到满足，转而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消费，《百家讲坛》应运而生。

其次，以电视媒体传播的方式很成功。信息化时代的文化传播必须采用现代化方式，如网络、电视等大众媒介。通过一对多的方式突破传统课堂模式，一个讲师面对成万上亿的观众，庞大的受众数量能高效快速的将一种文化观点传播到千家万户，并由此将传统文化植入大众思维，潜移默化地提高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度。

再者前期内容充实、质量很高，专家学者深谙电视媒体之道，既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又能正确把握专业知识与大众文化修养之间的差距。从曲高和寡的学术讲坛到接地气的内容形式，《百家讲坛》涌现出大批专家学者将传统文化推入大众视野。讲师们深入浅出地进行学术讲解，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转化成大众能接受的内容。

随着节目的发展，《百家讲坛》也开始呈现出一些弊端。任何电视栏目的开展都以收视率为支撑点，《百家讲坛》也不例外。它的节目选题渐渐狭窄，最后因收视率下降提出放弃“百科全书”，重点强化人文类节目专题，使《百家讲坛》的题材局限于文史一家。同时《百家讲坛》后期在选人和节目制作方面没有严格把关，所选讲师水平参差不齐。有的专业知识底蕴不够深厚，有的甚至曲解历史、主观臆造，内容琐碎肤浅，与《百家讲坛》学术色彩浓厚的定位相悖。再者，其后期制作模式缺乏创新，发展后劲不足。传统文化的持续发展要有可以扎根的土壤，必须激发大众的兴趣并引导其探索研究。可自易中天《品三国》以来，许多后来者便纷纷套用其讲史模式，长期以来形成了“八股文”式的套路，以致节目质量日趋下滑，使得人们审美疲劳，观众流失量大。

三、让知识可感，让思想可触

历史是一个民族延续与发展的灵魂，优秀的传统文化更是灵魂的精髓。过去，现在与未来一脉相承，历史是我们的根。我们不要鲜活的病态，也不要僵尸的历史，而是要实在的、有意义的、可知可感的传统文化，也就是要赋予传统文化新的生命。那么，传统文化究竟应该如何传播呢？

首先，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契合点，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文明之中。让优秀的传统文化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与时俱进，赋予传统文化新生。我们要拥有历史的眼光，兼具国际视野，并结合中国国情加以阐释。如易中天《品三国》用通俗的语言解读历史，为受众的理解认识提供一个更加开阔的视野。

其次，加强传统文化的研究深度与普及广度。凡一国文明，本国定会有许多专业或非专业人士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有深刻的理解与认识。普及广度即增加文化的认可度，只有让文化具有生命力，才能让每一个国人充满民族自豪感并将其发扬光大。通过网络、电视等大众媒介或手机报等形式，让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与文化消费者普遍联系，更好地向大众普及传统文化。还应从小学教育开始开设国学课程，营造一种诵读经典的氛围。

最后，政府的决策是社会发展的导向，政府将文化建设尤其是对传统文化发展的重视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并将发扬传统文化落实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国人的共识。教育是立国之本，传统文化传播也要“从娃娃抓起”。在文化建设中加大科研投入，让中国拥有更大的专业学术的人才力量。同时，社会主流媒体对公众和历史负责并进行正确引导，弘扬正确先进的价值观与文化观。此外，社会成员也要自觉担负起弘扬传统文化的责任，无论是学校、家庭还是大众传媒，都应加强对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弘扬。

四、小结

《百家讲坛》的发展过程告诉我们：传统意味着历史，要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审视、定位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体系，应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传统文化的传播是一个长期而且艰巨的任务，绝非一朝一夕所能达成。我们要在现有的基础上，用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更专业的精神对待，不断继承发展。同时又不能离开社会群体孤立创造，孤芳自赏。只有让更多人关注传统文化，以负责任的态度对待历史，保护好中华的灵魂，才能让子孙后代为中华几千年的历史积淀感到光荣并不断的传承发展。

项目来源：西华大学“西华杯”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项目

参考文献

[1] 陈啸.《百家讲坛》步入衰退期的表现及产生原因[J].科海故事博览.科技创新.2012年7期

传播论文篇（3）

截止到2012年10月8日，两个被众多研究认为具有“科学传播公共领域”性质的网络传播主体（媒介）———“果壳网”和“科学松鼠会”（以下简称“松鼠会”，由于网络传播的特殊性质，“果壳网”和“松鼠会”既指创作团体，又指特定的信息和讨论媒介，因此，这里说是网络传播主体（媒介））新浪微博分别拥有粉丝数53万和70万，其中，活跃粉丝分别达到30%和40%。这看起来是很庞大的数字，但从数量上看，这两个主体拥有的粉丝数远远不及其他类别（娱乐、生活）受关注的微博粉丝数量。另外，即使与科技类微博本身相比，粉丝数居前的仍旧是各涉及科技领域的名人。以当日为例，科技名人排行榜第10位的乔健（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拥有的250余万粉丝量仍然是这两个网站微博的几倍之多。

从另一个角度看，果壳网和松鼠会微博的活跃粉丝比率非常高，高于以上提及其他所有的著名微博，因此相应的PR值和互动率也较高。但是，关注率、评论数和转发率上却远逊于其他类别的著名微博。这说明，一方面这两个网站微博的活跃粉丝更加具有独创性，因而具有所谓“民主批判”的能力。另一方面，这两个网站微博的粉丝具有某种特定的局限性，活跃和互动只在这一范围内展开。BMW2011年的一个整合营销项目这样描述果壳网的用户：“果壳网的受众覆盖具备良好教育背景、科学常识和职业分布的都市青年人群，活跃用户中包括部分科技企业中高层管理者；在传媒、活跃博客圈内有良好的知名度和品牌声誉，能够影响意见领袖群体。果壳网的站外粉丝（如官方微博粉丝）主要是对科技向往，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年轻人，并对科技创想和生活乐趣有浓厚兴趣和独特见解；对果壳组织的线上线下活动有积极的参与热情和传播力”。这种描述表明果壳网的关注者符合某些类别化特征，如学历层次较高、并且在某些领域中拥有较高的话语权等。科学松鼠会一直与果壳网并提，在用户群体上，也具有类似的特征。这说明，虽然用户数量众多并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用户总体呈现出严重的同质化倾向。这些用户已经具备了相互交流、有共同目标和归属感的特点，逐渐形成一个固定的群体。

根据CNNIC的第30次互联网使用报告，松鼠会和果壳网用户这样的“有良好教育背景”的人群（大专及以上）在全体网民中仅占21.6%，且有增长缓慢和比例逐渐减少的趋势。这说明，即使在网络传播环境中，松鼠会和果壳网的用户群也缺乏公共性，仍然局限于某个群体内部的交流，对更多数和更普通的大众来说，它们缺乏必要的吸引力，也缺乏足够的接触行为。松鼠会倡导的“将科学的坚果剥开，把美味的果肉献给大众”没有实现，只是吸引了一群看热闹的松鼠。既然具备了前面提及的理论上的接触可能，也具有一定的趣味性，为什么大众对于科学传播仍然缺乏必要的和自愿的接触呢？

接触行为原因分析

前面提及，接触行为的实现，依赖于两个方面的要素：接触欲望和接触可能。虽然很多研究从技术上论证了普遍的接触可能，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可能性还应该具备相关的社会因素。

（一）标签化界定与群体压力

网络传播在经历了最初以信息公布和交流为主的阶段之后，开始向社交媒介的趋势发展。微博和SNS社区已逐渐成为网络的代表媒介。在网络传播的社交属性日益鲜明之后，网络传播体现出明确的群体化和标签化特征。“标签”是一种简单的描述方式，通过语言符号对用户个性进行归类，也是社交媒体实现用户群体化的简便形式。被标签了的用户会按自己的标签分类寻找从属群体，并实现线上交流。“标签”包括QQ、人人网、新浪微博、豆瓣等各种类型的社交媒介的普遍使用。为自己贴标签几乎成为进入和使用这些媒介的必要条件。“贴标签”实际上体现为用户“找组织”的行为，使得群体的建立更加容易，群体内交流也更有机和密切。但同时，这种内部联系密切的群体意味着群体边界的严格和强烈的排他性，巴斯曾经指出：“一个群体通过强调特定的文化特征来限定我群的‘边界’以排斥他人”，本身就建立于信息交流而没有现实联系的虚拟群体更是如此。因此，在由主要标签界定了群体的主要特征之后，群体会自然产生一种排他性———即对非本群体特征的人的隐性限制。因此，一旦果壳网和松鼠会的粉丝群体具备了如BMW的营销项目描述的群体特征，那么，不具备这些特征的———学历较低、信息影响力和传播力较差或是年龄偏大的用户都自然被排除在粉丝群体之外。也就是说，基于标签化选择形成的群体在实际上阻碍了不符合这种特征的其他用户实现技术理论上存在的接触可能。

（二）媒介使用与满足

专注于受众媒介接触行为的使用与满足研究指出，受众对媒介的惯性接触主要来源于对特定媒介的媒介印象，这种媒介印象来自受众信息需求的满足与否。因此，在科学传播中，以果壳网和科学松鼠会为代表的理论面向大众的科学传播媒介能否满足更普通大众的信息需求，是大众会否持续选择接触这些媒介的关键。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普通大众是指不具备以上所称“果壳网粉丝群”特征的，在中国网民中占绝对多数的，在学历和影响力方面都处于较低层次的网络用户。

2012年6月19日，豆瓣科学松鼠会读者花园小组有用户发帖“有没有反感科学松鼠会的人？”由于本主题帖是可查证舆论中第一个对科学松鼠会提出根本性的批评意见，同时来源于其读者群体，可以看做是群体内部的一种“自反”式传播，应给予足够的认识，否则将造成群体信息流通不畅等更为严重的问题。因此，本文将对主题帖及讨论中的代表性意见做文本分析，讨论被公认可以体现“有反思的”科学传播模式的果壳网和松鼠会提供了何种性质的信息，以及这种信息能否满足普通大众对于科学信息的需求。

用户表帅@c语言提到：“去果壳网看了一下，总觉得有种选择性失明的辟谣。有问题的新闻一抓一大把，但是总是选择一些不会得罪某些部门的新闻去进行科普。”这种论调遭到了lEucInE的反驳，认为果壳网是商业化的网站……“选择性失明”是由现存环境决定的，像果壳网这样具有科普性质的网站不需要承担如同社会性媒体那样的社会责任。此观点立刻被荒野地铁说成是“的儒生逻辑。……这样果壳网和松鼠会就没资格来校训公众什么是科学真知”。虽然意见不一，但可见其用户群体对其传播内容的认知基本一致，即这些民间的面对公众的科学传播机构主要就社会热点事件用“现有知识”进行科学原理方面的解读，不进行社会科学层面上的深入剖析，也没有发展地看待科学本身。本帖很多用户提出了松鼠会（果壳网）反对中医的观点，实际上，松鼠会从来没有正面提出“反对中医”或态度明确的相关言论。但从其文章立场来分析，相关作者经常从西医体系或现代生物学角度进行问题说明，经验和传统往往被忽略。如影响较大讨论女性例假期间是否应该洗头和采取冷食禁忌的文章，就挑战了中医妇科的经验和传统。虽然文章评论提供了开放的讨论，也有网友参与反驳。但相同立场的文章一多，还是会造成如Dr.希鲁鲁克本帖中所说的：“有的甚至连西医都不是，懂了一点统计学原理就开始来说这说那，好像很懂似的。其实科学也是在慢慢发展，还远远没有到一览众山小的水平。我也爱好科学，但我很反对用现有的知识去解释一切，太狭隘了”的总体印象。

与其他文化相比，中华文化是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文化，中国哲学具有根本上的实用主义价值观。而就目前来看，中国普通人群的媒介素养并不高，不具有对于信息的独立辨别力。以前面讨论的问题为例，普通大众例来遵行的经验传统受到了挑战，但由于松鼠会看似“开放”的讨论氛围让大众没有清晰的认知观点，同时，松鼠会的各传播主体所具有的知识结构和科学态度基本一致，争论只处于用户群体的讨论中，使得他们的科学传播失去了主体上的“反思性”和“公共批评”。因此，在对此类网站的媒介接触中，普通大众无法获得对社会根本问题的深刻看法，也不能获得具体和实用的生活经验，他们的信息需求便无法得到满足。可见，无论从何种层面上讲，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对这些具有科学传播性质的网站进行持续性的接触行为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也就进一步将其用户群体固定为BMW营销报告所描述的范围。

可能的后果和潜在的危险

由于网络科学传播媒介具有以上所述的用户群体特征，将可能导致创始者和之前研究未曾预计的潜在后果。这些后果可能包括：

（一）科学认知变为身份象征

前已论及，松鼠会和果壳网发展很快，用户人群和站外粉丝群的规模也日益扩大。但是，这种扩大并不代表用户范围的扩大和层次的深入。如前所述，用户被固定在某一特征的人群中。更重要的是，这种特征化群体的倾向可能进一步深入，变成某种身份的象征符号。《江淮晨报》曾有报道指出：“‘去参加松鼠会的活动’，已经成为京沪两地青年人的时尚”。

这句论述经常被引用作为科学真正开始流行，科学传播成为大众参与活动的证据。但实际上，这句话包含了更多的信息：首先，“参加松鼠会的活动”是时尚的标志；其次，“参加松鼠会的活动”是中国内地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时尚青年的选择；该报道同时指出，松鼠会的用户人群中，人文学科背景的人数甚至超过理工学科背景的人。仔细调查可以发现，很多人给自己的标签与“旅行”、“电影”、“音乐”甚至是“独立电影”、“独立音乐”等明显具有都市小资气质的特征相关。

这说明，对于松鼠会的线下或线上接触，主要目的是寻求一种身份认同，也就是说，“参加松鼠会”的活动或者“成为松鼠会的用户、站外粉丝或者活跃粉丝”成为一种象征性符号，象征对于时尚的领悟和接触能力，以及现代都市的生活态度。

（二）“知沟”的进一步扩大

1970年，美国传播学家蒂奇诺等人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论假说：“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因此，大众媒介传送的信息越多，这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这是一种关于大众传播与信息社会的阶层化理论。如前所述，松鼠会和果壳网这样的科学传播网站固定了其用户群和站外粉丝群，普通大众对其失去了接触欲望和接触可能，没有持续性的媒介接触行为。因此，其用户和粉丝群体掌握的科学信息相对于普通大众更多，他们关于科学信息的知识鸿沟也就越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的科学传播，只能使这种传播越来越局限于特定群体，成为“公众理解式”的科学传播模式。这种模式的关键要求是支持科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但就整个社会而言，不能形成对大众科学素养的提升，也无法通过大众的“知”与“疑”形成社会公共的科学精神和态度，由大众对科学的普遍关注实现科学最终为大众服务。

（三）科学信息的娱乐化

传播论文篇（4）

1.新闻事实的先发性

新闻是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首先，从认识论上看，新闻的本质还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是一种意识，一种观念。新闻事实的存在是新闻得以产生的物质前提和必要条件，没有新闻事实的存在就没有新闻。如果没有新闻事实存在而出现了新闻，那么，这样的新闻就是假新闻。而且新闻事实不能简单的等同于一般的生活事实，而是必须能够复制的原生态的事实，即已经或正在发生的事实，否则就不是新闻事实。这就要求新闻的时间必须是“过去时或现在时”。其次，新闻的真实性要求新闻事实在先，传播在后。新闻的真实性是新闻之所以为新闻的必要条件。新闻真实只能是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新闻事实的客观报道而不是对有可能发生的即使是必然发生的将来发生的新闻事实的报道。对于将来发生的新闻事实，我们也只能够预测其基本的趋势而不能具体描绘将来发生的新闻事实的具体细节，甚至将来的新闻事实在发生的过程中也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因此报道现在还未发生的新闻事实是违背新闻真实性原则的。最后，新闻的客观性也要求新闻事实在先新闻传播在后。“就内容而言，新闻传播的事实，必须是客观存在或客观上正在发生与发展的事实。这种事实是一种实在物，是经过变动后出现的相对稳定的产物，或是正在变动过程中的事物，以及变化的各种状态。”③而对于将来发生的事实，即使是必然发生的，在其还未发生以前，还不是新闻上的客观，而是理论上、推理上、逻辑上的客观，而不是新闻事实上的客观。④

2.预测性报道的事实先发性

预测彗星相撞、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什么时候会发生月食等等，这是不是新闻事实未发生而进行了新闻传播？这对于风险是不是也适合？这些现象实质上是以未发生的新闻事实的形式报道已经发生的新闻事实的一种报道手段。表面上看，是在报道未来的新闻事实而实质上则是在报道已经发生的新闻事实。最明显的莫过于天气报道，天气的报道实质上是报道已经出现的天气变化还在继续的趋势，也就是说新闻事实在本质上已经发生了，但是在时间上看，今天它只完成了其中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正在发生或延续，但对于“今天”和“明天”的时间段而言，已经发生的新闻事实跨越了这两个时间段。新闻传播只能在今天报道将要在明天“发生”的今天的新闻事实。作为新闻而言，已经发生的一系列事实已经存在，但是作为这些新闻事实的过程还不足以构成新闻，恰恰这些一般事实的集合才能成为一个新闻事实，作为新闻事实出现的“明天的报道”实质上是对今天已经发生的新闻事实的“新闻化”。由于风险发生的隐蔽性、不确定性，争议性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使得人们很少关注已经发生的风险因子或熟视无睹暂且还不能称之为新闻事实的事实。这样一来，风险几乎不在新闻传媒的视野之内。

3.新闻策划的事实先发性

对即将发生的新闻事实的新闻价值而言，今天发生的一般事实只是具有相关新闻价值或者说具诱导新闻价值。新闻策划是为已经注定是新闻的新闻事实（人为规定的新闻）而存在的准新闻事实。本质上讲，还是新闻事实发生在先新闻传播在后而不是相反。新闻策划实质上是为明天策划今天的新闻事实，而不是策划明天的新闻事实。例如中国举办奥运会之前，以中央电视台为主各大新闻传媒都在组织、安排、策划与此相关的新闻，报道在火炬即将走过的路线上相关国家人民为此作的准备和对此的各种不同心态等等。风险传播与一般的新闻事实相比还具有不同的特征，具有隐蔽性，表面的合理性，不确定性，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性等等，这就使得风险很难进入传媒的议程设置。因此，风险在绝大多数时候总是在其发生时才会被传媒注意，很少有风险策划和风险预测的传播先例。

风险传播与一般新闻事实传播在后果上有本质不同。一般新闻事实在被传播后可以使受众了解身边的环境变化、获得最新信息，为更好认识、改造世界提供现实基础。人们在看到、听到新闻后能够调整策略、挽回损失、趋利避害，但是对于风险传播而言，由于风险的毁灭性后果，风险属于“一次性机会”，风险一旦发生，传播就失去本质意义。2003年SARS发生以前，为什么没有一家传媒传播人们饮食习惯（吃各种动物，即使不能吃也不该吃）对人类生存、健康的危害性，而仅仅是把它作娱乐新闻？但是后来的科学研究表明，SARS的病因是因为人们长期特殊的“美食”嗜好造成病毒畸变而致。人们不禁反思，在人们患上“非典”以前，传媒为什么没有预警而是在风险转化为危机、灾难的时候开始“报警”。对风险而言，“报警”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我们今天要应付的是一种威胁的可能性，它有时表明了一种不仅仅是可能性的受惊吓的人性，不过是一个暂时被搁置的事实。危险的一次证实就将意味着无可挽回的自我毁灭，而这就是积极地将预期中的威胁转化为具体的威胁的理由。”⑤我们需要传媒将预期中的风险提前传播、转化为现实意识中的风险，而不是对风险进行事后传播，尽管这样的传播是新闻的规律，但是对受到风险威胁的人类而言，传媒的传播“迟到”了。

二、风险潜在性与新闻“显著性”的矛盾导致传媒传播风险的“质变”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不是说风险仅仅只存在“量变”，风险无时不刻都存在着局部的“质变”，而是说风险在发生“质变”的过程中，是以细微的、不易被常人觉察的方式发生的；由于传媒自身的特殊规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传媒只会关注正在由量变超过“度”进而转入“质变”的风险。风险引起传媒关注的唯一新闻价值就是风险的“显著性”。风险不仅仅是生态风险、健康风险，还有政治风险、娱乐风险、社会风险等等，因此风险“显著性”表现方式也是各有差异。陈冠西“艳照门”事件就是以娱乐形式演化而来的道德风险，传播这些事件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娱乐，而是想冲击、挑衅、对抗中国传统的主流道德、价值、伦理。2008年3月31日东航18架飞机集体罢飞事件就是对社会劳资关系风险预警的一个信号。不管风险的“显著性”以怎样的方式体现，传媒关注风险的惟一原因就是风险的“质变”。

1.潜在性：风险被忽略的根本原因

风险的本质就决定了风险除了“显著性”（对人类生活的破坏性）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新闻价值，风险不存在新鲜性、娱乐性、趣味性、接近性（接近性是指风险转化以后才会显现出来，未发生以前，风险本身是未知的，就无所谓接近性了）。

(1)“风险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⑥风险的始作俑者是人类自身，但是公众一开始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会给自身带来怎样的风险，风险一开始就带有体制的合法性、合理性，大众是认可的。风险是科技发展带来的副作用。当人们不约而同地以GDP作为社会发展唯一指标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经济腾飞会带来巨大的环境、资源、健康、生态等风险。人们关注的是科技发展带给人类的利益，而没有顾及到科技给人类带来的风险。即使考虑到了，但是经过权衡，认为风险还是比获得的利益小，没有考虑无数“可以承受”的小风险随着时间的积累会酿成大风险，甚至是毁灭性的灾难。

(2)风险是隐蔽的。这里有两层含义：认识风险需要专门的科学知识，有时即使是该领域的专家也无法明确判断，这是风险日趋明显的特征。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随之而来的风险更加无法预测，甚至风险的知识已经超出了现有科学技术本身。风险的发展速度和“裂变”方式不是建立在对传统技术、体制、理念的基础之上，而是对最发达科技的挑战，是建立在最发达的科技基础之上的“反科技”。即使是平常的风险，也已经超出了人体感官的感知域限，不是靠肉眼可以观察到的，需要一定的高科技手段，有时甚至还需要国际卫生组织的通力合作。

(3)风险是建构的，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有直接正相关。实质上，风险的建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与风险相关的政治权力体系和权力机制。尽管事实上某种危及人类生存的现象和征兆的确是一种巨大的风险，但是由于风险所处的国家、政治、阶级的权力体系不赞同或不认可，就无法获得“风险许可”，就无法纳入政府的“风险机制”。这种风险就有可能被暂时或者长期置之度外，无法获得风险身份认同和合法风险地位，也就谈不上什么规避和预警风险。

(4)风险是不确定的。风险是人感知、判断、应对生存环境的一种方式，它只是预示了一种危机、灾难的可能性。风险表现的方式千差万别，可以在这个时候出现，也可以在那个时候暴露，可能在这个地方发生，也可能在那个地方爆发，或者以这样的方式演变，或者以那样的状态转化，甚至有时候发生有时候不出现等等。正因为风险的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了相关部门和公众的忽视和松懈，风险也很难进入传媒的议程设置。风险的不确定性导致了风险常常是以“风险碎片”、“风险马赛克”方式呈现，很难呈现完整的风险。

2.“显著性”：传媒无视风险的天然屏障

(1)选择信息是新闻传播的普遍规律。⑦世界上每时每刻无不发生着不可胜数的变化，传媒的种类和数量再多，传媒科技如何发达，都无法穷尽世界上的事实。

因此传媒必然会依据一定的标准选择信息，而不是有闻必录；受众的时间、精力有限，兴趣和需求各异，也不会更不可能有闻必看，有闻必听，他们总是选择自己需要的、对自己有用的信息。

(2)新闻价值规律的作用。新闻价值规律是传媒选择新闻的普遍规律，指传媒选择新闻时要依据新闻事实的基本要素进行辨别和判断，即实效性，新鲜性、重要性、趣味性、显著性等等。⑧风险的每一个细小的变化，传媒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去全部传播，传媒只会关注风险“质变”的那一瞬间的事实状态，把这一瞬间的事实状态呈现给受众。但是对于风险而言，“质变”这一刻就是风险发生之时，风险就转化为危机或者灾难，此时传媒已经失去了预警的作用，充其量也只是报警而已。

其实，在理论上讲，传媒总是走在风险的后面，始终是“迟到”的哨兵。风险是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少到多量变的积聚过程，风险的产生是一个“蝴蝶效应”。

在风险产生的过程中，传媒并不会太关注。因为这个过程对传媒而言，没有达到显著的程度，至少在形态上，在量上不足以引起传媒的重视，因此就不能成为新闻。反之，风险一旦成为新闻的时候，报道风险对人类来说，就不具有多少实质意义和价值。在这个意义上，风险和传媒在关注点上是不重合的，始终有“时差”存在。风险形成的过程不会引起传媒的重视，反之，当风险受到传媒重视的时候，风险已经发生。

三、传媒的自身特性导致传媒对风险的传播失真与风险扩散

1.传媒对风险的传播并不专业

风险的特征决定了传媒进行风险传播时应具有很强的专业性。风险总是与现代化的高科技形影相随，现代技术的尖端化、知识性、专业性、复杂性等特征同时也决定了风险的专业性特征。发现、识别和规避风险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需要相关方面的专门性人才，甚至是该领域的专家，否则根本无法识别风险。传媒在传播风险时也存在着天然的缺陷。国外学者就曾指出，风险通过大众使传媒已经直接影响到受众的风险感知，这种被形塑的风险感知，必然引发造成一系列文化和经济后果的个人和集体反应。同时，传媒有时夸大较小的风险，而在另外的报道中传媒又忽视严重的风险。

2.传媒的大众化、时效性特征限制了传媒对风险的深入破译

传媒面对的受众是千差万别，参差不齐的，要想扩大发行量、收听（视）率、点击率，就需要尽可能把很多复杂、深刻的新闻事实形象化、简单化，做到深入浅出，否则受众就无法解码新闻信息，为了尽可能广泛的传播信息，就需要使复杂的新闻信息尽可能简单化，但是风险信息本身的复杂特征、新闻传播的时效性就必然使得本身对风险传播不专业的新闻记者在最短的时间内传播风险的信息失真，增加风险量级，扩散风险。很多传媒都没有风险传播的专业记者，即使有也没有受过风险传播的严格培训，一旦风险发生，基本上就是用新闻的常规操作模式处理风险信息。这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风险传播失真的必然性。2007年3月13日《信息时报》以《广州香蕉染“蕉癌”濒临灭绝》为题报道了香蕉致癌事件，一时使得海南香蕉大量积压、腐烂，大批蕉农背景离乡，给当地的经济造成重大损失，一时引起社会恐慌。这就是传媒对风险的非专业性解读制造风险的经典案例。传媒的这种无意识制造、扩散风险的行为在风险传播中相当普遍。

3.传媒的生态环境限制了传媒深入地认识风险。

首先，传媒不是天生的超然中立派，总是归属于一定的政治、阶级和团体，在传播风险时，传媒会本能回避对自身不利因素。这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传媒制造社会危机感；二是传媒为了自身效益，掩盖、淡化风险。新闻信息的公开透明是任何国家政治生态必然的一部分，除了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确实需要依法保护的秘密信息以外，但很多国家、政府、部门，都存在着一种信息潜规则——尽量隐瞒、延缓风险信息或者虚假公布风险信息，避免本届政府或利益相关者的政治风险，反而加大了风险的传播速度和广度，提高了风险对社会的危害性和毁损程度，人为增加风险治理成本。固然，政府对有关风险信息的传播采取审核、把关、控制的措施有其合理性的一面——科学解读风险，减少风险的负传播，但是从部分人的政治利益出发，盲目管制和控制传媒对风险的传播，也会提高风险扩散的“加速度”，形成风险传播的反“马太效应”，增加风险治理成本，给社会造成更大的危机，导致了风险扩散。地方政府控制风险信息传播的另一做法就是让传媒“报喜不报忧”。即不及时传播风险的正面、客观信息，而是从侧面对风险的治理信息，认为受众抗击风险的心理承受能力脆弱，需要弱化、分解、过滤风险信息的方式“安慰公众”。这种做法不仅没有起到抑制风险的作用，相反还会使风险扩散，使不知情的受众心理更加恐慌。风险信息传播渠道的堵塞、不畅，或者风险信息的屏蔽，不仅不会遮盖、减缓、阻止风险的扩散，而且还会制造“连锁风险”——因风险信息的缺失而引起的次风险。

令人欣喜的是，在我国，传媒应对风险传播的生态环境正在不断改善和进步。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在随后发生的汶川大地震中，传媒既在第一时间报道党和政府如何抗震救灾的过程，也正面全方位报道了受灾范围、受灾程度、人员、财产损失、灾难发生原因等内容，让受众全面了解风险信息，较好地避免了因风险信息的缺失而引起的次风险，传媒及时、公开的报道赢得人民与世界的广泛赞誉。

注释

[德]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76页，第34页。

杨保军：《新闻真实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

童兵：《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传播论文篇（5）

——马歇尔．麦克卢汉

西方著名的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其于1964年出版的论著《人的延伸：理解媒介》中富有创见地提出了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地球村”概念。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以来，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使信息传播瞬息万里，借助飞速发展的大众传播媒介地球上的信息正在实现着同步化，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正在被大众传播活动消除，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正在变成一个弹丸之地。由于大众传播的同步化性质，整个人类社会已经结成了一个密切相互作用的、无法静居独处的、紧密联系的互动的小社区。简言之，大众传播的日益发展已经使地球进入到了一个“村落化”时代。

正是由于大众传播制造的这个互动的“地球村”以及大众传播带来的人的全面延伸，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内爆，而这种内爆又引发了社会结构、知识本质和文化形态的深刻调整——调整来自世界的每一处角落和每一个个体。我们可以看到大众传播在不断制造着人类社会的当下流行神话，在这些富于爆发力的流行神话耀眼的光影之下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另外一个主题——大众文化。

究竟大众传播是如何诱发了文化体系从结构到形态的种种嬗变呢？而人类又如何来评价和界定这些变化呢？我们的现在和我们的将来之间会存在什么样的文化路径呢？我们可以找到并通过最佳的设定路径以达到我们所希求的目标吗？

概念认定及论证准备

在展开对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的论证之前有必要对其中主要的概念进行一定的认定和说明。

〔大众〕大众传播，英语对译词为masscommunication，其中的限定词mass可以译为“大众”或者“大量”，这是一个特定语境下的语词，是伴随着大众社会理论的形成而出现的。大众社会理论认为，人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了大众社会，在这个时代到来以后，作为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大众传播发展的结果旧有的传统社会结构、等级秩序和统一稳定的价值体系被打破，社会成员丧失了选择和行动的统一的参照系，而成为了独立的、分散的、均质的、原子式的存在个体，即所谓的“大众”。这里“大众”（mass）是一种新的未组织化的社群，它的主要特点有：（1）规模的巨大性（2）分散性和异质性（3）匿名性（4）无组织性（5）流动性（6）同构型。简单地说，大众是大面积分散的、不定量多数的、具有不同社会归属但有着相同的行为倾向的易受外界刺激和动员的流动的特殊社群。大众是一个传播概念，不同于其它诸如“公众”、“群众”等的政治概念。

〔大众传播〕在大众传播发展的不同亚阶段对“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ao）有着不同的定义界定，这个概念有着很不稳定的认定过程。针对本文的论证范围和论证体制，援引如下定义——“大众传播，就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在外延上应该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活动以及电影、流行音乐、广告等。

〔大众文化〕基于以上对“大众”的界定，我试图把握“大众文化”（massculture）这个概念，但是很无奈。因为“文化”这个概念实在令人无从着手，从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到福柯、马尔库塞，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思想者都试图对“文化”进行一个结论性的定义，但是没有一种说法能够圆满地完成概念的认定。所以我只能在一个武断的人为设定的平台上加以一定的说明。雷蒙．威廉士曾经指出，“关于文化的（当代）用法，常见的大致上有三个”：（1）用来“描述知识、精神和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2）用于指涉“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体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3）用作象征“知识尤其是艺术活动的实践及其成品”。本文着重讨论的领域是基于第二、第三种关于“文化”的用法而设定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第三种用法中，文化在当代语境中应该扩充到流行文化（popularculture）和娱乐以及大众媒介。

大众传播工厂的神话

传播，无疑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着不可低估的力量，从传播史来看。我们会得出一个普遍认可的结论性认识：传播的发展不断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并且值得指出的是，它对文化复合体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广义的传播媒介包括了时间性媒介和空间性媒介。时间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担负信息处理和传播功能的媒介体系，如书籍、报纸、广播、电影、电视等；而空间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担负运输和交通功能的媒介体系，如车辆、舟船、飞行器等。在人类进入电子时代之前，尤其是在机械时代，空间性媒介在人类传播活动中是主导媒介，对人类传播和人类社会的影响力较时间性媒介更为显著（我并不否认时间性媒介在整个传播史上的主体意义和影响力）。在空间性媒介居于主导地位的机械时代，空间性媒介工具和技术的每一次革命都带来了人类社会以及附着在社会肌体上的文化形态的调整和变动。古代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为人类实现海上远航创造了条件，欧洲新兴资产阶级正是在指南针的指引下在曾经遥不可及的海外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殖民地和贸易市场，使世界成为一体，打破了人类千百年来不同大陆不同人群的相对隔绝状态。这在某种意义上扩大了人类的活动范围，提高了人类的活动能力，由此人类社会旧有的结构体系被打破，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构成也相应地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革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不断兴起、上升；并且，由于人类活动领域的扩大和延展，人类信息传播的要求相应提高，在此情况下刺激了人类信息传播从技术到结构形态的革命，而传播体系的革命也势必造成文化领域的震动和重组。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开始海外市场的占领之后，报纸成为了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而在此之前，报纸只是一种影响人群较窄、影响力较小的媒介。报纸的发展不仅促进了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在文化领域也开始不断酝酿和引发革命，对于这种革命我们可以在文学、艺术、教育等领域找到很充分的证据。

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人类活动能力的增强带来了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的削减，这在火车、轮船和飞机出现以后表现得异常明显，人类的同步化显著增强，于是就要求信息传播进一步强化。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无线电技术和各种电子媒介得以飞速发展。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人类的文化复合肌体在信息量不断增大、信息传播日益迅疾、传播内容不断扩展的情况下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调整和嬗变。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时间性媒介开始成为主导媒介，它开始表现出爆炸式的影响力，并且爆炸的当量不断增大，这时的人类传播已经进入到大众传播时展期。体现在文化领域，时间性媒介造成了人类社会的交织景象：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文化种群、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政治话语系统、不同的文化传承体系在信息需求和信息技术可能性的影响之下，频繁接触、沟通、交流，并互相影响、作用和激战。文化的斗争在传播领域进行得如火如荼，而在这种需求性的斗争中，各种文化类型发生着不可避免和难以预期的各种变化，并最终导致整个文化体系的不断颠覆和不断建构。

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人类进入到了一个癫狂的时代。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大众传播时代到来之前西方人从读书识字的技术中获取了采取行动而不必立即作出反应的能力，机械时代反应和行动是割裂的、延迟的；但是机械时代消退之后，大众传播时代中人类生活在一个日益一体化的世界里，人们用电子时代之前的陈旧的、支离破碎的时间和空间模式来思考问题显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这个新的技术的和文化的背景了。经过超过3000年的专业分工的爆炸之后，人在肢体的技术性延伸中经过3000年日益加重的专业化和异化之后，世界戏剧性地逆向变化并收缩变小。在某种意义上，电子使地球缩小成为了一个村落。人类已经并且还在以电的速度发生某种内爆，在这种内爆因素的作用之下人类的生活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来自于人的政治性，人的责任意识提高到了很高的程度，人们必须承担义务并参与行动，个人观点相对淡化，人变得不安起来。我们看到以电视为代表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使人类从个体到社群都发生着激荡的震动，不管有人认为这种影响表现为人的全面发展，还是有人认为它使人的异化程度深化、使人成为了流行噪音的癫狂化的工具，但都说明了大众传播对于人类文化体系的全面介入和全面改组，尤其表现在大众传播机器制造了人类文化史上最独特的类型——大众文化。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大多数的媒介文化批判理论中，人们总是狭隘地将目光集中在了雷蒙．威廉士对于当代“文化”用法的第三种形态的延伸部分（即流行文化和娱乐以及大众传播的一般行为），其实，大众传播对于知识领域的调整则更为隐蔽而意义深远。随着传播工具和传播技术的革命，人类社会在知识领域发生深刻的调整，这无疑是传播与文化关系史上的一次重要的变革。尤其是在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时代到来之后，这种调整更加显著。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所谓尖端科技都和语言有关（语言是传播体系中最为复杂而关键的问题），如音位学与语言学理论、交流问题与控制论、现代代数与信息学、计算机与计算机语言、语言翻译问题与机器语言兼容性研究、存储问题与数据库、通信学与“智能”终端的建立、悖论学等等。这些信息传播科技都对知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主要的影响来自与知识的一个主要功能——传递。由于各种传播工具和仪器的标准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识的获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都已经发生了变化。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曾经指出：“信息机器的增多正在影响并将继续影响知识的传播，就像早先人类交通方式（运输）的发展和后来音像流通方式（传媒）的发展曾经做的一样。”知识在大众传播时代以及已经到来的网络时代背景之下正在或者说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知识为了出售而被生产，为了在新的生产中增殖而被消费；它不再仅仅以自身为目的，它的“使用价值”正在淡化，交换成为主要的目的。知识的本质以及知识的外壳都在大众传播和信息时代的技术背景之下发生了改变，知识作为文化的关键元素，这种改变正反映了大众传播对当下的大众文化的介入是深刻的；同时，大众社会境域下的知识的重新整合是大众传播体制对大众文化极具本质意义的影响。

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文化在传播机制的巨大影响下已经发生了整体性的颠覆和建构。传播学的各个学派以及其它领域的学者都对这一课题进行了广泛而又卓有建树的研究，并提出了林林总总的理论。无论是为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热情讴歌，还是大声怒斥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这些理论都证明了大众传播对于大众文化的影响力是存在的，并且超乎一般人的想象。[page_break]大众文化的欢歌和悲曲

电视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无疑是20世纪人类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上个世纪6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W．林格斯就把电视与原子能、宇宙空间技术的发明并称为“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大事件”，并认为电视是震撼现代社会的三大力量之一。电视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标志着大众传播时代进入到一个更加深入的阶段，并且电视媒介使得大众传播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剧，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无以复加地被抛入了大众传播的旋涡之中。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开始思考大众传播尤其是电视媒介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影响，在这些学说中，既有对大众传播的赞歌，也有对大众传播的申诉，还有针对大众传播体制内部不同传播类型的对比批判。尤其在西方，媒介批判成为了传播学和文化学的重要领域，这其中不乏一些尖锐而偏激的理论学说，但是这些建构在西方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基础上的思维成果无疑都为我们思考现代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参照。

西方主流的传播学者（以经验学派为典型代表）认为大众传播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积极作用是以往任何时代背景下任何类型的传播活动所无法比拟的，在他们的学术理论体系中，极度宣扬大众传播媒介及其活动给社会文化带来的建构性影响。

德国人古登堡对于印刷技术的革新是传播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对于现代传播的意义十分重大。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中说，“从技术角度说，古登堡所做的以及自从他的时代以后的大众传播媒介所做的，就是把一架机器放进传播过程，复制信息，几乎无限地扩大一个人的分享信息的能力。”人类正是在这种能够大量复制信息的机器作用之下由传统的口述文化进入到了一个媒介文化的社会状态中，人类分享信息能力的极大增强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现在我们还能够在一个边远的山村看到一台收音机或者电视带给一个村庄的巨大影响力。首先人们通过一种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工具获取了异常丰富的信息，这些信息内容涉及与这个山村相隔几万甚至几十万公里的地方，这种信息的介入无疑给山村原有的生活处境带来了一种催化剂。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可以用于实现变革和突破的信息，而不再是故步自封和一成不变地维系旧有的生活体制。新的观念和想象在大众传播的渠道中萌动起来并借助传播的信道开始行动。我们认为，行动的先决条件就是选择，而大众传播的介入正是选择的必要条件，因为它为选择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的注意力发生了变化，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人的行为标准和价值体系也发生了变化，同时我们看到人的知识获取、娱乐方式、时间分配等文化的体制都在发生着变化，西方主流学者认为这种变化是大众传播带来的积极效果——大众传播为人们提供了充分的信息，来帮助人们在行动前获得足够的选择信息，这样人可以更加自由和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其中包括了选择自己的文化体制。基于突出人的存在和平权主义，西方主流学者提出种种学术性的叙述，主要的观点集中在大众传播造就和支持人的回归和人的独立，使人成为全面发展和自由选择的自我的人。确实，现代报纸的出现扩大了阅读的人群，从而改变了原有的精英文化体系，建构了一个平民化的文化体系；广播、电影、电视的出现，更使信息传播的受众要求降低，从而更加突出了社会参与的广度，社会成员更广泛地参与了社会的选择和文化的建构。在这种条件之下产生的大众文化无疑是一个众神欢歌的文化，它的广度是以往的文化类型难以企及的，因此大众文化常常以“人民的文化”自居。

但是就在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时代充满热情甚至开始癫狂起来的时候，开始有人站出来说话了，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出现和活跃为传播与文化又提出了更为深入的课题。这些学派有政治经济学派、文化研究学派、意识形态“霸权”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等。这些学派和理论相比主流的经验学派来说更加具有破坏力，同时也更为复杂。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理论都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之下建构起来的。在这些学派和理论中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向，一是关注传播的宏观影响，其批判话语指涉的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文化构成；二是关注传播过程中人的个体化行为和感受以及发展，话语指涉的是作为人的个体的存在与可能。

西方社会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高度集中和垄断的趋势不断加剧，这种独占现象反映了垄断资本主义控制下的文化生产和流通，而大众传播活动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经济利益、意识形态和统治权力。大众传播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规定社会关系、行使政治统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具有相对独立性。大众传播可以分为两部分：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在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媒介通过象征事物的选择和加工，将社会事物加以“符号化”和“赋予意义”；在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受众接触媒介讯息，进行符号解读。讯息符号是与一定的价值体系或意义体系结合在一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既有促进现存不平等关系的“支配性”的价值体系，又有推动人们接受不平等、安居较低社会地位的“从属性”价值体系，还有不满足于阶级支配现状、号召社会变革的“激进的”价值体系。大众传播的符号化活动，在本质上是按照支配阶级的价值体系为事物的“赋予意义”的。因此，我们看到的日益丰富的西方大众传播产品，实际上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系统中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的垄断资本的价值体系下的文化体制的产品，它自然担负着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任务，而并非像主流经验学派所强调的那样，大众传播是人民性的、平权化的大众文化的缔造者。同时，受众在符号的解读过程中，也不是完全被动的接受的，由于符号的多义性和受众背景的多样性，受众可以对文本讯息作出多种多样的理解。S．霍尔认为，受众对媒介讯息有三种解读形态，一是同向解读或“优先式解读”，即按照媒介赋予意义来理解讯息；二是妥协性解读，即部分基于媒介提示的意义、部分基于自己的社会背景来理解讯息；三是反向解读或“对抗式解读”，即对媒介提示的讯息意义作出完全相反的理解。霍尔认为，大众传媒的符号化和受众的符号解读过程，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和各种从属性文化之间支配、妥协和反抗的关系，体现了“意义空间中的阶级斗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播活动繁荣的景观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部权力机器，尽管它标榜自己是平民的、反体制的和自由的，但是实际上它仍旧是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的一个组件，它只是资本主义在文化领域的一种运作体系，是一个资本主义浮华文化的工厂。同时从受众角度看，受众也不是充满愉悦地接受着大众传播机器制造出来的大众文化肌体的亲近，其中的反抗、争斗正在日益激烈。

T．W．阿多诺则从微观上对大众传播造就的大众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大众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化、技术化和齐一化。他很犀利地将“大众文化”的提法，并代之以“文化工业”，为了“消除一种误会，即防止人们望文生义，认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特点是从人民大众出发，为人民大众服务”。文化工业实质上是在向消费者兜售商品化的信息，并且通过不断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不断地改变享乐的活动和装潢，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大众传播机器不停地运转，不停地制造出光怪陆离的文化产品，这些产品无论是一般信息还是娱乐活动，都如同宗教说教一般是某种意义的装腔作势的空谈，并以此来控制受众的感官、选择和行为。大众文化是一种商业形态的文化，同时是一种技术化的文化，它通过传播机器大量地被制造出来，因为传播机器的规格化、标准化和体制化，所以我们看到的大众文化产品都被贴上了标签，因而大众文化也被打上了某种规格色彩。借助阿多诺的分析，我们进一步透视大众文化，会发现大众文化的工业化、商品化、技术化和齐一化特点使得大众文化成为了一种数量上极大丰富的、感官刺激巨大的但实质上却是冷漠的、物化的、没有温度的文化工厂。在大众传播歇斯底里的叫卖声里，个体的分散性和无组织性而导致的脆弱使人们迷失了方向，对于在大众文化景色里生活的人，H．马尔库塞用悲天悯人的话语到处了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的罪恶。发达工业社会中，大众传播把艺术、政治、宗教、哲学同商业和谐地混合在一起，它们在文化领域具有了一个共同的特征——商品形式，“发自心灵的音乐可以是充当推销术的音乐。”马尔库塞指出现代大众文化中受到最严格保护的价值标准之一，就是生产率。技术社会的操作原则和标准使得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人性化内容不断地降低，在这个文化阴影下生活的人们正在成为这个文化的基础的权力结构造成的牺牲品。大众文化是一个肯定性文化、压抑性文化、单面性文化。大众传播的飞速发展，尤其是电视媒介的深刻介入，人类虽然在文化生活中可以享受丰富的信息服务，但是在这样的高速、大量、虚幻的大众传播语境中，人们的自主性不断降低，经验派所说的自由选择实际上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谎言，人们在发达工业化社会的大众传播背景下已经在逐渐丧失个体的独立性。更加突出的是，人类文化和精神世界的技术化，导致人类工业革命以后最剧烈的异化，艺术等文化形式的体制化前所未有地加深，人成为传播工具控制下的孤独的迷惘的存在，并且这种存在正在和艺术一同消亡，因为灵魂在异化过程中不断地迷失。

中国当下大众媒介与文化批判

作为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有着和西方发达工业化社会不同的特质。中国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发展，已经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表现出了很强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在传播领域，中国近20年来的发展也是前所未有的。正是在中国传播事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众文化开始成长起来。应该说，西方的大众传播实践和大众文化现象对于中国当下的传播和文化是有一定的借鉴和反思意义的。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信息以各种各样的形态铺天盖地而来，从清晨到日暮，街头叫卖报纸的喊声、不停播放的电视节目、不断出现的广告牌……人们生活在一个被信息包围的环境里，应该注意到的是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进入到了大众传播的癫狂状态，相比西方来得要快，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当下的传播发展和由此而来文化冲突要比西方更显著。所以思考当下中国的传播和文化问题是必要而紧迫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媒介批判领域的成果相对的偏狭，大都局限在媒介的社会责任上，而忽视了更为深入的相关文化研究和心理研究。

20年来，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是巨大的，当我们为社会信息体系的建立和由此带来的信息畅通以及人们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感到欣慰的时候，应该看到，由电视建立起来的媒介文化是一个强势的、干预性的媒介文化，人们在其中被迫处在一个弱势地位。人在电视文化中被动地选择着某种文化人性，电视的视听文化特点决定了人在这样的传播过程中变得庸懒和无聊，没有满足的视听欲望控制着人们，尤其是青少年。信息的商品化和电视的传播体系都造成了一个现实：电视造就了一种庸懒的被动的但很舒适的阅读方式和娱乐方式，思考成为了按动遥控器时的躁动和无助，电视很大程度上在扮演着一种勾引者的角色，被勾引的往往是青少年。我不是在鼓吹媒介的社会责任论，因为文化是一个社会镜像，传播并不是仅仅由媒介构成，所以这种文化困境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商品化的辐射作用，这种辐射的非理性状态伤害到了整个文化肌体，责任不应该仅仅由媒介来承担。如何有效地监控这种商品化的非理性辐射作用关系到文化整体的当下发展和未来走向，我们更应该致力于建立这样一个监控体系。同时，电子媒介的强势作用还表现为，当下中国人的角色错乱和自我缺失造成的价值标准的混乱。种类繁多品格各异的影视娱乐文化成为了人的物化生活情景之外的一个虚幻的生活情景，人在现实世界中的种种角色之外又开始有了种种虚幻的角色，并且这种新的不稳定的角色不断涌入现实生活，并干预着人的真实角色和行为。我们看到很多青少年模仿各类的媒介形象并产生了一些过激的体制外的行为。此外还有很多隐性的社会文化问题从大众传播活动的诱发之下产生。

可以说，如何建构一个良好的健康的文化体系对于中国的传播机制和其他功能部门都是一个很棘手但迫切的问题。[page_break]霸权话语的狂乱

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日益发展的今天，信息和文化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拥有自主选择自己的文化制度、道德和价值体系、生活方式的权利。文化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是维持一个国家或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冷战结束后，在经济日趋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下，在借助于最先进的信息技术的大众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在文化交往发展到空前规模的情况下，文化交汇和冲突都异常显现和突出出来，并且正在改变着整个世界的文化格局。在对于文化与传播的思考中，一种叫做“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

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imperialism）是在20世纪60年代反对“新帝国主义”的国际环境中诞生的。战后许多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手段相应进行了战略调整，由军事手段和直接的殖民统治为主转向了以经济手段和文化控制为主。新帝国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政策就表现为“文化帝国主义”。我们看到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相对完备的传播体系在世界范围内扮演说话者的角色，从好莱坞电影到迪斯尼的动画城，从香槟到美女，从哈佛到畅销小说，话语的权利被发达工业社会的大众传播体系把持，作为弱势文化的发展中国家只能更多地充当听者的角色。在疯狂的叫卖声中，强势文化主体尽情地扩张，并达到倾销商品的目的，以此实现着对世界的文化支配。在文化扩张中，大众传播媒介是其最有力的制度化的手段和工具。英国学者J．汤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对充当着文化帝国主义主体的媒介帝国主义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尽管他的学说带着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色彩，但是他对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利用强大的具有全球活动能力的传播体系推销美国式的大众文化这一事实也是承认的。走在中国某个省会城市的街头，你可以看到可口可乐、麦当劳、《美国大美人》、比尔．盖茨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着，就像60、70年代猫王、披头士风靡全球一样。在这样的话语霸权严重干预着发展中国家和弱势文化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的情况下，我们在思考，跨文化传播究竟给人类带来了什么？在强势的高度垄断的发达传播体制的掠夺性的扩张下，发展中国家防守的最后底线是什么，有什么防御措施可以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文化，维护自己信息和文化？垄断的“传媒寡头”正在地球的上空游荡，你抬头就能看见他的脸，怎么办？

这是一个很无奈的问题吗？也许，我们能做些什么的。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同时，也在为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充满人性的国际信息新秩序而努力。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间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传播体制，并通过各种形式来加强彼此的文化和传播合作，以此来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并逐步突破发达国家的信息和文化传播的强大包围圈。

结语

流行神话是大众传播一手制造的，我们还很难对它神秘的身体作出明确的可固定化的判断，因为它还在光影中不断变化。我们听见它的歌唱，看见它在起舞，也听见它在嚎叫，看见它在施暴。我们能做什么呢？观望当然是不够的。

参考文献：

1《人的延伸：理解媒介》〔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

2《社会水泥——论大众文化》陈学明、吴松、远东著

3《传播学概论》〔美〕威尔伯．施拉姆著

4《传播学教程》郭庆光著

5《文化帝国主义》〔英〕J．汤林森著

传播论文篇（6）

2．新闻传媒对构建和谐社会所能起到的作用

新闻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它应该成为和谐社会的推动者、建设者和见证者，而推动和谐制度建设、营造和谐社会舆论、倡导和谐社会关系、培育公众和谐心态则是媒介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新闻宣传是一种领导工作的方法，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党在长期的政治工作中得到了将新闻宣传当作一种领导工作方法的宝贵经验。1944年3月22日，在谈到报纸是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武器时，说过看报纸比吃饭更重要。他形象地说:“关于报纸，现在高级领导同志，甚至中级领导同志都有一种感觉，没有报纸便不好办事。饭来了，报来了，我们有些人是先看报、后吃饭的。”这种“没有报纸便不好办事”的感觉，已经说明了报纸是对指导工作和教育人的重要工具。邓小平在1950年5月16日召开的西南局新闻工作会议上提出，“拿笔杆子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新闻传媒作为一个领导方法，必须要有一个中心。革命报刊被马克思、恩格斯看作是召唤人们的一面旗帜或思想中心。新闻媒介是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社会信息的台。

信息传播是新闻媒体的基本功能。“1984年，邓小平为《经济参考报》题词：“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小平同志新闻传媒能者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所起的作用的高瞻远瞩。强化媒体的信息借给机制，将新闻宣传工作和和谐社会的具体实践相衔接，结合媒体本身的特点，加大信息传播的有用性、有效性与有机性，扫除发展过程中的信息障碍，保障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良性与快速运行，使新闻媒体成为和谐社会的信息窗，成为宣传建设方针与政策、传递社会变化动态的信息桥梁。新闻媒介作为社会信息的台，其应该具有选择有用信息过滤无用信息的能力。历史经验昭示，信息闭塞是造成国家和地区落后的重要原因。传媒是担当着“去塞求通”的重要社会责任的组织。要想搏击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洪流之中，不了解外界瞬息万变的信息和动态是无法想象的。在这方面，传媒应当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满足甚至超出当地决策层、建设者的需要。可以及时传达中央的政策规范，也可以配合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作介绍，更可以编发本地市场机遇和其它地区的市场动态。由于种种原因，目前的媒体上往往充斥不少“无效信息”，有人将当前媒体上“无效信息”的表现概括为“八多八少”，即会议新闻多，提供群众需求的有益信息少，领导活动多，记述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少；工作报道多，反映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少；关系稿多，采用基层通讯员的来稿少；软新闻多，给读者提供经验启发性的深度报道少：雷同重复稿件多，独家新闻、独家见解的稿件少；不健康或虚假的广告多，实用可信的广告信息少；猎奇、庸俗的稿件多，生活服务类的信息少。这些无效信息大大阻碍了有效信息的传播，使得受众关注度高、契合他们需求的信息难以顺畅传达。因此，传媒有可能也有必要成为无效信息的过滤器。一切有利于和谐社会构建的信息，一切有利于现代建设的信息，一切有利于大众现代性增长的信息，才是有用与有效的。

当然，有效性还意味着信息的时效性，否则，错过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错失了全面小康社会的良好机遇，即使再有用的信息也会变得无效。新闻传媒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舆论导向领航员，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助推器。在和谐社会的创建过程中，让媒体直接参与到各级政府部门的作中去。引导媒体大力倡导和谐理念，培养和谐精神，营造和谐的舆论氛围，引导人们用和谐的思想认识事物，用和谐的态度对待问题，用和潴的方式处理矛盾，使崇尚和谐、维护和谐自觉内化为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首先，发挥新闻传媒的作用，宣传党的政策方针。调动当地各个媒体都紧紧围绕当地各级政府的中心工作，做好政策解读，让党的政策深入人心。凡有新的政策、新的中心工作出台，都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赢得群众的理解支持新闻媒介是和谐进程中的监督岗，是违纪违法的曝光平台。

民主监督的一种重要形式就是舆论监督，舆论监督是反映人民心声的重要渠道。舆论监督是谐社会的构建构建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想要消除其中的“噪音”、“杂音”等一系列不和谐的声音，必须依靠舆论监督。在批评和揭露社会丑恶现象的同时，倡导一种良好的社会风尚，引导社会舆论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让人民群众看到党和政府惩治腐败、维护社会稳定的决心。各级政府应该善于通过舆论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发现和解决问题，推进和改进工作作。要不怕家丑外扬，积极鼓励支持媒体开展舆论监督。新闻传媒在对引领公众舆论、构建和谐社会有着主导作用。现代社会中充满这信息，它是一个信息的社会，而且也是一个公众的社会，在这个公众领域中舆论的表现，将会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基于此新闻传媒等媒体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信息时代中，媒体的一言一行都会对社会起到巨大的作用。新闻传媒在现代社会中被赋予了对政治力量以及其他相关权利的监督和制约的职责。当然，新闻传播及其监督活动必须获得民主制度赋予其的合法性。在民主制度中，保证民主制度的必要条是件对权力的制约。通常的对权力的制约有三种方式，一是用权利制约权力，二是用权力制约权力，三是用道德制约权力。但是因为权力的相互制约这种方法没有办法最终解决监督监督者的问题，所以出现了健全用权利制约权力的这种机制，让广大公民来承担起监督者的责任，合理地分配权力，用以限制、阻遏权力的滥用。在我国的这种制度下，这种功能主要的体现就为舆论监督。我国的新闻传媒有着舆论监督优良的传统，并在促进政府提高工作效率、揭露社会弊端、纯洁党的干部队伍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传播论文篇（7）

舆论在社会中的“生命历程”大约包括：酝酿，即生成阶段；经过传播在一定范围扩散开来，形成公意；产生影响，完成舆论目标。

舆论的形成基于对个体意见的加工和一定社会因素的影响。对舆论形成过程的认识在理论界一直存在分歧，主要表现在对人类评价的两种观点：理性模式和非理性模式。前者认为，人类是有理性的，有才智、会思考，有较强的分析理解能力。只有获得大量的、完整的、有说服力的信息，才能作出明智的判断，形成或改变态度。后者则认为，人类个体是非理性的，理解能力、分析能力都十分有限，极易受到周围人的影响，接受外来信息而形成态度。两种不同的模式决定了对舆论传播方式的不同推论。

基于对人类的理性评价，一些学者认为舆论的形成是以个人理性判断为基础，以公众的合理讨论为中介，最终形成公众一致的意见，可以用“个人的理性判断—合理讨论—意见一致”这一模式来显示。（1）

出于对人类的非理性评价，一些学者认为，在大众社会里，有关领域的专门知识是作出正确判断和解决问题的必要条件，而且，现代社会是高度组织化的时代，没有被组织起来的公论，很难形成强大声势和权威力量。因此，操纵比讨论更重要。“立体型的认知—组织领袖对符号的操纵—情绪统一”就是所谓的“舆论操纵模式”。（2）这并不是一个新的见解。早在传播学研究之初，一些学者目睹了传播媒介的宣传威力，便提出“枪弹论”，亦即机械的刺激—反应论。这个理论认为人们极易被大众传播的讯息所击中。讯息只要击中目标，就会产生预期效果。这一理论认为不需要对受众有太多了解，只要借助于信息的重复刺激或符号的联接就能达到目的。“舆论操纵模式”的提出，虽然与“枪弹论”貌似相同，却不应被视为“枪弹论”的余响。

舆论操纵模式的前提是对受众的立体型认知，即对受众深入、全面的了解。操纵者在分析、了解的基础上确定并瞄准某些受众作为舆论传播的特定公众，并确立明确的预期目标，然后制作相应的有吸引力和说服力的讯息，通过某些媒介传播出去，达到形成或改变公众态度的目的。这正是现代公共关系的一般沟通方式。美国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与罗伯特.K.默顿指出，社会的各种利益集团常常通过大众媒介实行社会控制。在西方社会中，那些在主要权力结构中占据着显要地位的社会组织，减少了对公众的直接宣传而转向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公共关系”的宣传。公共关系的实质不过是要控制社会组织内外各种意识、舆论和行为，以建立一个社会组织与其公众的新的关系或保持原有的关系状态，促进社会组织正常运行。很显然，各种利益集团在舆论形成过程中的中枢作用正在变得日益显著。不过，有人认为，现代大众社会已成为一个巨大的媒介市场，舆论不过是对大众媒介播出内容得单纯反射而已。这显然又过分强调了各种利益集团操纵大众媒介，进而操纵舆论的力量。

其实，关于人类的理性模式和非理性模式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各有偏颇。大多数人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一面。感情和理智都会影响人们的态度和行为。因此，以人类的理性为基础的“合理讨论模式”和以非理性为基础的“舆论操纵模式”这两种传播方式应该在在某种程度上结合起来。特定的人、环境，以及当时公众的动机等因素将决定采用何种传播方式更适当。当一个问题出现时，一个人想做什么或不想做什么能反映出这个人的倾向性。人们对事物进行感知、认识、理解的能力反映了这个人的认知力。加深对公众倾向性和认知力的了解，是选择适宜的传播方式形成舆论的关键。在通常情形下，诉诸理性与诉诸感情在舆论形成过程中是相互交融、难以分割的。

二、舆论的扩散过程

舆论的扩散过程是指舆论如何从个人态度转变为社会意识，在一定的社会范围内传播、伸张的过程。如果说舆论的生成阶段多局限于个人态度的形成或小范围群体意识的形成，这一阶段的舆论还是内隐的社会意识的“暗流”，那么，舆论的扩散过程则是外显的社会意识流的涌动过程。

由社会变动产生的某种社会信息从信源（某一个人或某一小群人）通过某种渠道（人际渠道或媒介渠道）获得一定范围的信息接受者，形成大多数人所公认的意见，并对社会事件产生影响，直至问题解决。这是舆论的完整流程。事实上，处于人类传播网络中的所有舆论信息并非都能完成这一流程，有许多只是过眼烟云，还没有被更多的公众所了解，还没有来得及传播就已经淹没在昨天的河流中了。何以有些舆论来不及传播就夭折了，而另一些舆论则能在相当广泛的社会范围内扩散开来，完成它的全过程？原因在于，舆论的传播要受到多重因素制约。产生舆论的社会事件所处的社会系统变量以及舆论传播过程中的参与者变量等因素，将关系到舆论能否顺利扩散以及如何传播。

社会系统变量主要是指造成舆论的社会环境，其中包括社会系统规范和价值观、社会对新观念的包容度、舆论传播的完整性及其物质条件，等等。

“社会学家把对人们在特定情况下应该怎样行动、思维和感受的期待叫做规范。”（3）人们从中可以知道怎样做是正当的，怎样做是不正当的。社会价值观的制约作用则常常体现在：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相背离的某些价值观，通常也逾越了社会系统规范，最终难以在社会系统中扩散并传播开来。社会对新观念的包容度是与一个社会的民主化程度成正比的。舆论传播的完整性主要是就舆论在社会系统中传播的过程而言。任何一个社会系统都是有机联系的整体，但在运行过程中，社会系统的某些环节却有可能发生故障，致使舆论传播不畅，或是舆论内容在传播过程中有所遗漏，造成舆论传播的残缺和谬误。舆论传播物质条件则是指传播媒介的技术发展水平。媒介是舆论传播的通道，它作为信息通道能够有多大的信息容量？抗干扰能力如何？复制信息的忠实程度怎样？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影响舆论传播的顺畅与否。

社会系统变量还包括诸如舆论传播所选择的时机、地点、特定受众范围是否恰当等因素。舆论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的所有因素都或强或弱地对舆论传播过程产生影响。

参与者变量是指舆论公众的个性特征、社会特征以及要求通过舆论传播实现变革的迫切性，等等。本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领导的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学研究所的研究者们，在研究人们的决策行为时发现，个人影响较之任何一种大众媒介都更为经常、更为有效。就信息的接受者而言，受众群体并非铁板一块，其中又有“舆论领袖”和一般受众之分，即领导者和追随者。舆论领袖不同于行政任命的领导人，他们与舆论所涉及的社会领域相联系。有人是公共事务方面的舆论领袖，有人是流行趋势方面的舆论领袖。在某一领域是舆论领袖的人，在另一个与此无关的领域中不一定还能成为舆论领袖。在群体中，谁领导，谁追随，关键在于涉及的问题是什么。舆论领袖一般具有如下特点：在他居于领袖地位的领域中被公认为见多识广，具有一定的能力；比一般受众更多地接触各种信息来源，更多地接触群体之外的社会环境中的有关部分；在某一领域内，扮演着作为群体其他成员的信息来源和领导者的角色。受众群体中一般成员与舆论领袖通常同属于一个群体，在许多属性方面是相同的。这正是舆论领袖进行舆论传播的重要基础。在传播学的扩散研究中，一些研究者称这种共同性为“同根相似”，就是说舆论领袖和一般受众在信仰、价值观、教育、社会地位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相似性。但由于一般受众受到生活范围、信息来源和知识经验的限制，对某些社会问题不如舆论领袖敏感，因而其个人态度往往是不明朗的，需要别人指点、引导。这正是舆论领袖得以产生、存在的根本原因。

舆论的参与者变量还包括舆论扩散过程中的传播者。舆论刚刚形成的时候，其公众范围很小，这部分受众就充当了传播者的角色。传播者自身的某些属性对扩散的有效程度产生影响。有较高信誉度的传播者在舆论扩散过程中更容易达到目标。

对舆论扩散过程的研究，最负盛名的当数保罗.拉扎斯菲尔德提出的“两级传播”理论与美国社会学家埃弗雷特.罗杰斯和休梅克提出的“创新—扩散”模式。

“两级传播”理论是研究者通过对政治竞选的调查得出的结论。1944年，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带领一个研究小组以1940年美国总统竞选为对象，就大众传媒对政治行为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大众传媒讯息并不是直接对选民产生影响的，而是先到达某个群体中的舆论领袖，然后再由他们，把自己读到、听到的讯息传递给群体的其他受众成员。这个过程就被称为“两级传播”。这一模式的提出，粉碎了早期传播研究者们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对受众的影响所向披靡的神话。尽管此后的研究又对两级传播理论提出了许多批评，但这一理论的核心思想仍能够较好地解释舆论的扩散过程。它说明，舆论扩散过程是社会信息垂直传播与水平传播并存的过程。大众媒介的影响力必须依赖于人际关系和社会传播网络的共同作用。所以，有效的传播，应该把注意力首先集中于社会公众群体、它的结构以及舆论领袖。

对“两级传播”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关于传播媒介的选择。有研究表明，大量信息仍然直接从传播媒介到达受众，而无须经过舆论领袖。只有对公众最重要和最不重要的信息才经过口头传播。其次，两级传播理论把多层次、多方位的人类传播活动过分简单化、机械化了。在舆论领袖和一般受众之间也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舆论领袖本身也是信息的接受者，他们并不是那些真正提出思想的人。在群体中，还存在着一些既不是舆论领袖，也不是追随者的“非参与者”，他们可能会对舆论的扩散造成障碍。第三，两级传播理论只适用于舆论扩散过程的某些阶段，并不适用于全过程。

因此，一些学者在两级传播的基础上，提出了较为系统、全面的“多级传播”模式。就是说，应该把传播看成一种多级流程，或全体制流程。在现代社会中，信息在整个社会川流不息，大众媒介总是要直接或间接地对社会舆论施加巨大影响，而所有的人，也总是在某个时间，某种关系中，在某个问题上对社会信息流程施加影响。有人影响大一些，有人则小一些。施拉姆对这种全体制流程阐述为：“信息连续不断地流过社会体制，它服从这个体制的约束和需要，也受到体制内部的作用和习俗的影响和推动。”（4）至此，多级传播模式为舆论的扩散过程作了一个宏观的描述。罗杰斯和休梅克提出的“创新—扩散”模式则从具体的、微观的角度描述了新观念的扩散过程。它与舆论扩散过程实质上是一致的。因为舆论一般正是作为社会系统中的新观念而出现的。罗杰斯将观念扩散过程分为四个步骤：知晓，受众个体知道了新观念的存在，并对其内容、功能有所了解；说服，在对信息内容充分了解的基础上，人们开始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权衡和评价这一信息，形成一种赞成或反对的态度；决策，在得到更多的有关信息以后，经过进一步思考，人们作出是否接受新观念的决定；确定，在最后阶段，人们还会继续寻求支持其决策的信息，如果新的观念被证明是可以接受的，人们就会实施某些相应的行为，否则，就可能改变原先的决定。罗杰斯和休梅克的“创新—扩散”过程是一个学习、改变态度、作出决定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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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形成之初，只有小范围的几个人或几十个人对某个社会问题形成明确的意见和态度。可是，“假如一项发明的头一个采用者和社会中的另两个人讨论这项发明，而这两个人每人又把这个观点传达给同样数量的另外的人，由此而产生的分布是二项展开式。”（5）这样，舆论辐射的范围就不断扩大，更多的社会公众对舆论内容有了初步了解。在此之前，这些社会成员只是某些问题、事件的“潜在公众”，他们面临着某个共同的问题，但他们自身还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存在。舆论扩散的第一步就是使更多的潜在公众转变为对舆论内容有更多了解的“知晓公众”。帮助完成这一步骤的可能是大众媒介的传播，也可能是人际传播。传播的速度相当快。不过，这时人们的意见往往是多元的，还没有形成共同的意见。舆论本身在扩散之初，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方面，也显示出相当的弹性和活力。

说服的过程在相当程度上是舆论领袖在发挥指导作用。一些研究者发现，舆论扩散的知晓阶段，人们更多地向大众媒介寻求信息。大众媒介的主要功能是告知。可是，由于公众在年龄、身份、文化层次、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性，人们对同一问题的看法总会产生分歧。同时，舆论公众虽由共同的问题连接在一起，他们却可能各自生活在互相隔离的小圈子里或不同的社会组织里。因此，舆论的传播常常被局限在较小的范围，并因对舆论的不同理解而产生歧见。在统一认识方面，舆论的扩散必须经过人际传播渠道，特别要借助于公众之中那些见多识广、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在某一问题上具有权威性的舆论领袖的影响力。正如传播学者们指出的那样，社会群体内部的人际关系不仅构成了一个传播网络，而且，作为一个来源，它形成使人顺从群体规范的社会压力，给个人的意见提供支持或反对。当然，舆论领袖之所以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更重要的因素是在于他与一般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特点。舆论领袖对某一个问题的看法远较一般人全面、深刻，但他又生活在人们中间，而不是高高在上。舆论领袖必须深入群体的一般公众中间，了解公众的普遍意志，取其精髓，去其偏颇，才有可能获得追随者，将群体其他成员统一于某种舆论之下。

在人类舆论传播的历史上，对社会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舆论扩散过程几乎都有舆论领袖在其中发挥特殊的作用。这些舆论领袖就是历史上的“伟人”。

另外，舆论扩散的说服阶段也是舆论本身经受考验的阶段。传播学的研究表明，人们在接受信息时会受到信息传播者的威望、信誉、表达能力、沟通方式等方面的影响，但这些都是次要的，影响大小的关键因素还在于信息本身的价值。公众对某种舆论持赞成或反对态度，关键要看这种舆论背后是否站着他们的利益。如果某种观念确实代表着公众的利益，则公众就有可能在舆论领袖的指导下改变片面的看法，接受舆论传播。反之，如果某种观念与公众的利益相违背，或只是少数人打着的幌子，公众就会坚持其反对立场，即便是有非凡能力的舆论领袖也无力回天。

决策阶段是舆论公众对是否汇入舆论公众的洪流并实施相应的舆论行为的抉择过程。此时，舆论公众审慎地作出决定。因为，公众的抉择意味着内在的态度、意见将要转化为外在的社会行为，行为的结果可能是获得较大的利益，也可能是付出较大的代价。有人可能从实际的利益出发，趋利避害；有人则会为追求真理，完全不计较利害得失。以什么作为参照，与人的世界观、政治立场、个性特征以及诸多的社会心理因素都有关系。

确定阶段是决策的延伸。为了进一步证实已作出的决定的正确性，人们倾向于寻求更多的舆论支持。如果接触到相反的意见，仍有可能已作出的决策。一个人在工作单位就某个问题作出的决定，可能由于家庭成员的反对而取消，也可能由于他所尊敬的权威人士的反对而取消。作为舆论扩散的主体，传播者必须注意巩固舆论，造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声势，以便完成舆论的扩散过程。

知晓、说服、决策、确定四个步骤在整个舆论扩散过程中其实并没有截然的划分。它们综合地发挥作用。同时，社会传播网络的诸多通道也是共同促成舆论的扩散，并没有截然的阶段划分。整体考察舆论扩散过程，还将发现，正如任何新事物的传播一样，舆论扩散过程通常呈S形曲线发展。舆论在刚开始扩散时是比较慢的，容易遇到障碍；但当舆论获得相当公众之后，扩散速度则很快，扩散过程显得十分顺利；而当舆论接近于某个“饱和点”时，扩散速度又会减慢。这是我们认识舆论传播的又一角度。

成功的舆论扩散过程中，公众个人经历了知晓、说服、决策、确定诸环节之后，接受舆论，支持舆论，直至形成舆论行为的庞大主体，进而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

三、舆论传播的调控

至此，对舆论形成和扩散过程的描述似乎给人这样的印象，舆论传播是一个单向过程：意见从社会中的一部分成员流向另一部分成员，从个人或少数人意见演变成某一社会范围内多数人的共同意见。仅此而已。事实上，舆论传播过程充满了反馈。在舆论形成以前，意见的交流、互动，就是由反馈作为连接环节才能不断进行下去，才能使许多不同意见经由求同排异、取长补短最终融合为一个多数人赞同的意见，舆论才得以形成。没有反馈，就无从互动，舆论的形成就是不可想象的。合理讨论模式固然如此，即使是舆论的操纵模式也未尝不是如此。因为，舆论的操纵者决不可能一锤定音，不从公众的反馈中吸取有益的合理的意见，没有公众的积极参与，想要形成公众一致拥护的舆论是不可能的。

在合理讨论模式中，作为舆论主体的公众，必然十分关心舆论形成后对社会实际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也即舆论功能实现的状况。对这类信息的收集和传递，是又一个层次的反馈。如果指向的问题如期解决，那么，舆论便会自然消失，不再存在；否则，舆论还会进一步强化，导致新一轮的舆论传播，并在传播中提出进一步的批评和诉求，直到问题解决为止。在操纵模式中，舆论扩散以后，操纵者也十分关心其所导致的公众舆论行为及其后果，并竭力使这方面的信息迅速传递回来，以调整下一轮的信息传播，从而控制舆论的方向和强度。

还应该看到，舆论的操纵模式与讨论模式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有时，舆论双方，一方站在事件背后，一方正对着事件，犹如独木桥上迎面而来的两个人，各不相让，都希望对方退回去好让自己阔步前进。由于双方完全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单方面地传递信息，不可避免地产生隔阂、引起冲突。在另一种情况下，舆论中站在事件背后的操纵者和面对着事件的公众进行双向传播，即把舆论的操纵模式和讨论模式在某一点上结合起来。舆论的操纵者既是舆论信息的传播者，也是反馈信息的接受者；而公众既是舆论信息的接受者，同时又成了公众舆论的传播者。整个舆论传播过程中双向的反馈也就自然产生。

不过，事件公众的意见与事件主体的意见一般会存在重大分歧，而且，两种意见在完全平等的条件下互动仍然是理想中的状态，多数情况下，这种互动是在倾斜的天平上进行的。由于双方的力量对比不同，意见本身存在相对的优越性，传播者的策略有高下之别，总有一方意见在传播过程中占据优势，并对问题的最终结果产生影响。反馈机制在这一双向传播过程中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舆论传播通过反馈使公众与公众、公众与事件主体、舆论传播系统与社会传播系统在各个点上相互联结，形成社会传播网络，同时，又通过反馈反映出各种意识、舆论的消长，形成社会整体意识。因此，反馈是控制舆论的一种手段，也是通过控制舆论而控制社会运行的自然机制。

但是，反馈只是一种手段，它无法保证某一舆论的传播一定能够促进社会进步。就每一个舆论子系统而言，反馈不关心舆论本身的性质和内容，即舆论是什么，而只关心传播过程怎么样，信息本身正确与否是反馈难以解决的。实际上，在公众舆论中，真理和谬误常常混杂在一起。由于利益需要的不同，以及对信息资源掌握有限等原因，人们对某一具体事物的看法在一时一地常表现得千差万别。人们的舆论指向和舆论传播并不象一枚硬币的两面，不是正面就是反面，总有一面是社会系统所需要的。有些公众舆论是完全脱离社会运行正常轨道的。这些舆论的传播成为社会传播系统中的“噪音”。所以，既不能把所有的公众舆论都视为正确的东西，也不能仅仅依靠信息的自然反馈，必须在特定的社会结构的框架内对舆论传播实施有效的控制。

首先，要对公众舆论作出准确的价值判断。衡量舆论的标准不能仅仅根据表面的现象，也不能机械地把“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这样原本正确的命题当作教条，而必须根据社会系统的整体目标。例如，现代社会无不崇尚科学，但由于教育还未跟上科学的步伐，相当部分的公众还不能正确区分科学和伪科学，同时，狭隘的眼界还会滋生出某种非理性的情感和情绪。这些显然是与社会系统的目标相违背的。因此，必须正本清源，及时引导。此外，人们常常忽略这样的事实，即公众舆论也有被滥用的可能，公众舆论还有可能因信息渠道的不畅而被曲解。凡此种种都表明廓清各种舆论是非常必要的。

就舆论的社会功能而言，舆论是实施社会控制的杠杆。在社会层面上，传播系统把社会中发生的重要事件、重要的社会变化的信息传递给社会成员，同时也把公众就此形成的舆论传递给社会决策阶层。舆论不仅能反映危机，也能预示危机。社会成员可以从社会舆论中获得超越自身直接经验的有关环境信息和周围世界的运行状态，以及所属的社会群体对社会的认知、态度，进而在脑海中形成一幅现实世界的图景，并据此采取行动，对社会施加影响。社会成员广泛参与社会管理，主要就是通过参与舆论传播实现的。从社会的决策阶层来说，他们可以通过舆论的反馈获知社会危机所在，了解危机程度，为决策提供准确的依据。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决策不可能是少数人智慧的产物，而必须是在准确把握社会整体意识的基础上制订出的政策、法规。决策者必须倾听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意见，洞悉人心所向。无视社会成员意愿的决策本身就是对社会系统的破坏。为达到社会控制的目标，决策者们可以反馈的基础上对社会系统的各要素、各层次进行协调，同时又导引社会舆论的方向。关于某些重大问题的社会舆论经过决策者的解释和规定，还有可能形成稳定的制度，直接发挥社会控制的作用。

在组织层面上，舆论服务于社会集团或组织的总目标。组织舆论分为内部舆论和外部舆论。内部舆论不仅为组织的决策者提供信息，而且为组织成员的角色行为取向提供信息。内部舆论是提高或降低组织效率的重要相关变量。组织的外部舆论，是指组织的外部公众对组织运行状态的意见和态度。社会组织总是以其他社会组织和整个社会作为其生存环境的。外部舆论可以帮助组织协调自身与环境的关系。组织的决策行为仅仅依据内部舆论是不够的。外部公众的舆论指向也是组织决策必不可少的参照系。如果组织决策与外部公众的舆论相冲突，舆论环境就会成为组织运行的障碍，反之，组织决策在社会上赢得良好声誉，这种舆论环境则能促进组织的正常运行和发展。现代公共关系以“内求团结，外求发展”为宗旨，正是对组织内外两种舆论环境深刻认识的体现。

在个人层面上，舆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个人所属社会群体的群体规范，并作为“雷达”提供环境信息以引导个人的行为取向。舆论的表达还能提高社会成员的归属感，表现个人的自我价值。人们通过对公众舆论的认识和接受表明了自己在社会系统中的位置和作用，如党派立场、宗教观点、社会地位、教育程度，等等。社会成员总是在通过舆论的表达和传播告知社会自己是社会的一分子，并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影响着社会。通过对舆论的认知和接受，个人也在表明他与所属群体其他成员的人际关系状态在正常地维持和发展。一个人生活在许多不同的群体之中，其中，对其有着至关重要意义的群体的舆论通常容易被个体所接受。群体内的人际关系就是一种压力。如果个体与群体产生离心倾向，群体舆论就会发挥“雷达”的预警功能，对个体发出警告。

因此，针对舆论发挥其社会控制功能的不同层面，社会舆论的引导和调控也必须采用不同的方式。在宏观上，首先要求建立一种制度，充分发扬民主。其次，要确保社会传播渠道的畅通，确保下情上达，上情下达。第三，要根据社会总体目标引导社会舆论，对正确舆论进行强化，对错误舆论加以抑制。在中观层次上，通过社会组织协调意见。当一种舆论需要在社会中扩散时，社会决策层通过社会组织开展讨论或传达，比较容易把握舆论传播的走向和状态。在微观层次上，可以通过控制舆论领袖具体地控制舆论传播。社会决策者通过控制舆论领袖进而把握一般社会成员的舆论取向的过程，是决策者、舆论领袖、普通社会成员之间的相对启蒙过程。舆论的调控手段多种多样，总的原则是在引导过程中保持足够的弹性，因时因事制宜。

注释：

（1）参见[日]竹内郁郎编《大众传播社会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4页。

（2）同上。

传播论文篇（8）

现代广告特征之一就是广告讯息通过一定的媒体，送达给特定的目标市场，以影响其购买行为。人际传播在扩展广告效果方面拥有巨大的作用。美国的研究人员在仔细研究过大量广告调查后总结说:“如果广告完成过程中有许多人际传播活动成分，那么，它可能会比没有多少或根本没有人际传播的广告活动更容易产生持续效果。”

一、人际传播的内涵

美国消费心理学家莱维奇(Lavidge)和斯坦纳(Steiner)指出，广告对消费行为的影响经历了三个过程:认知、情绪和意志过程。消费者是在逐步积累对广告产品的印象基础上发生态度变化，然后才接受直到最后的购买行动。因此，仅仅通过大众媒介来实现这个转变过程是很困难。李彬教授认为，大众传播的落脚点在于人际传播，人际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的核心。一切其他类型的传播活动包括大众传播，实际上都是围绕着人际传播，服务于人际传播，都是人际传播的延伸形式或扩展形式。

人际传播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借助语言和非语言符号互通信息、交流思想感情的一种活动。因此，人际传播的目的是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为了从他人处获取回报”，而关系双方的传递符号的选择，“也是由于人们期望他们能起到某种作用”。那么，人际传播方式就具备了一定的可信度，从而促进了双方交换的顺利进行。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相比较，人际传播具有交流更直接、反馈更及时的优势。

二、人际传播特点和优势

人际传播是一种特殊的传播方式，同大众传播相比较，它具有自己的特点:

1、人际传播的渠道多而灵活。传播者可以使用语言、表情、眼神、动作等多种渠道传达信息;同样，受传者也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来接收信息。

2、人际传播的信息更为丰富和复杂。在面对面的情况下，多种渠道和多种手段的配合，会形成特殊的传播语境，这种特殊的语境会产生新的意义。不同的环境下，就造成了即使相同的信息，传播的效果也有很大不同。

3、人际传播的互动性高，双向性强，反馈及时。双方的信息授受以一来一往的形式进行，传播者与受传者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相互交换着角色，每一方都可以随时根据对方的反应把握自己的传播角色和效果，并相应地修改、补充传播内容或使用其他的传播方法。

4、人际传播属于一种非制度化的传播。它主要是建立在自愿和合意基础上进行沟通，是一种相对自由和平等的传播活动。

5、人际传播中，传受双方的目的性、主动性强。在2007年，由上海新生代市场研究公司与i-merge联合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消费者表示，如果希望进一步了解某品牌信息，他们会选择询问用过该品牌的朋友。而其中“亲友推荐”是影响购买决策的最重要因素。如图

三、利用人际传播来增加广告效果

1、员工效应

人际传播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直接交流。基于这点，企业可以将员工看作是广告传播的主体，将企业的产品情况和广告计划及时告知员工，教育他们有责任有义务推销企业的产品和形象，树立企业良好的形象、维系品牌与消费者之间良好的关系。例如一个企业拥有500名员工，假设一名员工有5名亲戚朋友，如果每一名员工对其周围的亲戚朋友都进行了有效的劝服，那么企业无形中就拥有了2500名潜在消费者。一旦他们产生了相关需求，就极有可能认购这一企业的产品。

2、事件营谁肖

重大的活动和事件具有极其巨大新闻价值和广泛的社会影响。企业可以抓住这些社会热点，策划和运作相关的广告活动，从而引起消费者对企业高度关注，这就有可能形成二次人际传播。比如，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点火仪式，举世注目。李宁利用这一重大事件，在第一时间里引起了广泛关注，迅速提高了知名度，使得品牌价值有了很大提升。当然，策划和运作事件营销要十分注意把握适当的度，注意寻找事件和广告的联结点，否则适得其反。

3、意见领袖

著名的传播学者拉扎斯费尔德认为，来自大众传媒的信息，首先是传播给了意见领袖(opinionleader)，然后由他们转达给相对被动的大众。模式如下:大众传媒、意见领袖叶意见跟随者。意见领袖与被影响者一般处于平等的关系，他们不一定非要是大人物或领导。他们可能是我们生活中所熟悉的很多普通人，如亲戚、朋友、邻居、同事等等。意见领袖在群体中具有一定的权威和说服力影响，企业可以利用这一点，在广告的传播活动中，找出目标消费者中的意见领袖，并通过他们对其他消费者施加影响，这样就能利用人际传播的扩散效应，加强广告效果的到达。

4、群体影响

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群体之中，群体对个人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影响包括价值、信息、规范，规范即社会认同。群体影响受众接触的事物，也能影响受众的对事物的价值判断。在广告传播过程中，群体主要包括家庭、朋友和正式社会群体。

在消费调查中，有62%的消费者表示，如果使用了某品牌的产品非常满意，他们肯定会向亲友推荐该品牌;而如果使用了某品牌的产品非常不满意，有56%的消费者表示他们一定会向亲友抱怨该品牌。总的来看，消费者在有使用经历的情况下谈论品牌的可能性远大于他们仅仅是因为市场口碑而去谈论品牌的情况。

5、顾客体验

在营销终端，销售人员的服务态度、专业知识和业务素质都会直接影响舞者对产品的认知，进而影响到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许多产品纷纷设立品牌专卖店，除了有统一的CI标识之外，还对员工的着装、语言、行为进行统一规范，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标准化的人际传播，建立与消费者之间的相互信任，从而塑造良好的品牌形象。专营店销售人员与消费者之间良好的人际沟通就是能否使得交易成功的关键。同时，这种面对面的人际接触也加深了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是消费者比较立体地、全面地了解品牌的重要触点。

6、口碑营梢

美国西北大学舒尔兹教授提出的整合营销传播理论中指出，在营销可控因素中，产品、订货、通路等是可以被竞争者仿效甚至超越的，唯独产品的品牌价值难以替代。而产品的品牌价值与消费者的认可程度有关，即消费者是如何看待企业产品的品牌。在现实中，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更多地受到口碑信息影响。美国动机研究事务所在研究消费者购买商品的动机后发现，许多消费者认为，促成其购买特定商品的主要原因是商品的质量，而消费者购前对该商品质量的了解主要源于亲朋好友的口碑信息。因此，现有的整合营销传播方式应更多地建立在口碑传播的基础之上，才能激发受者的主动性。消费者一旦感知到决策风险就会产生获取口碑信息的欲望并产生主动搜寻口碑信息的行为。

7、人肉搜索

网络传播的力量无比强大。论坛、博客、播客、闪客等等这些之中都充满着老百姓对事物的看法及互动交流。引导网络形成对产品、品牌正面的效果十分重要，也需要万分谨慎。你是否还记得“雅阁女”颐指气使的叫嚣，"iPhoneGirl”青春甜美的微笑，加多宝在贩灾晚会上的亿元捐款。这些事件都曾经占据过我们的眼球。那么。你看得出这些看似互不相关的事情背后的共同点吗?是的，他们都曾经被广大网民热心的“人肉搜索”过。也都曾被证明其实是一场网络营销的炒作。

传播论文篇（9）

1．2从静态文字走向动态传播互联网技术改变了人类信息存储和接受方式，在获取信息的时候希求全面交互，而“富媒体”的使用使得文化宣传从静态文字走向动态传播。如“龙虎山道教”网首页网络视频既有正一道教的斋醮仪式展示，也有龙虎山道庭的风景叙述，又有学员的介绍，同时通过宗教音乐“快乐学道人”的鸣唱，将“学道天师府”的主体凸显出自然和谐，得以更为全面和深入地展示龙虎山道教文化。

1．3更多元化的传播方式博客、QQ、微信、微博等新兴技术手段正在发挥积极作用。这些新兴技术的使用，使得江西道教文化的传播更为广泛和主动。以龙虎山天师府为例，既有专门的“龙虎山道教”网站进行全面和专业的介绍，又辟有“道教祖庭龙虎山嗣汉天师府”新浪博客和“道教祖庭天师府”的新浪微博。截至2014年7月，新浪博客共有博文73篇，访问人数51123人次。主要内容有道协动态、通知公告、大道论微、正一经典、学习园地、无为杂谈、特别专栏、天师传奇8个栏目。新浪微博也拥有3402个粉丝。这些数据表明，深受青年喜爱并使用的新兴手段正在江西道教文化传播过程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2江西道教文化网络传播遇到的困境

互联网给了江西道教文化传播新的机遇，也带来了更多的挑战。我们看到网络给传播带来的益处，但也无法回避在网络传播江西道教文化时遭遇的困境。

2．1精品网站建设的缺失江苏句容“茅山道院文化网”网页栏目设置清晰，主题明确，涵盖道教文化的各个方面，辅以画面、音乐，从视觉、听觉满足网络时代受众的需求。江西道教文化的传播则过多地散落于网页信息当中，这在海量信息的网络时代极容易被忽略，往往达不到合力的作用。现行的较为专业的网站相对静态文字传播是有一定的优势，但整体建设尚缺乏新意，个性不突出。同样以“龙虎山道教”为例，网站栏目名称的设置太过于中规中矩，内容庞杂，首页的布置主题不凸显，中心不突出，可利用的有深度的道教文化资源比较分散。另一个较为专业的网站“龙虎论道”网站，虽具有浓郁的文化气息，但过多执着于文字的表述，道教文化影像、图片几乎没有，使得网站的吸引力大大降低，同时该网站页面打开的速度也急需提高。

2．2网络信息数量不够百度搜索江西道教文化链接数是263万条，但输入武当山道教文化则为654万条，崂山道教文化为296万条。网络信息数量的低少和江西道教在中国道教的历史地位是不相匹配的。同时，传播过程的关注度、集中度也亟待加强。龙虎山道教文化艺术节每两年一届，迄今已有12届，网络信息可查的远至2005年。对于这样既有历史传统又有地方特色的道教文化艺术节，时至今日，尚未设立专门的网站或构筑网页进行传播。以道教文化为纽带，密切海峡两岸同宗同祖、同根同源的血缘联系，促进海峡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努力打造中华传统文化交流、融合的平台为目标的海峡两岸道教文化论坛也已举行了六届，政治、文化影响深远，也一直没有专题进行追踪。可以看到，零散的网页信息不但没有从广度上拓宽江西道教文化的传播途径，相反还削平了江西道教文化的深度。

2．3网络传播形式的不足上文提到过，江西道教文化是兼具建筑、音乐、服饰、叙述、仪式多种美感的文化组成，但在网络传播过程当中，能具体表现美感的音乐、绘画、影视等方面的作品不多。同时也缺乏有代表性、影响力的作品，作品的推介力度也不足。

2．4江西道教文化网络传播研究不够首先，对于江西道教文化的研究近年来就不多。课题组以江西道教为关键词从中国知网仅获得24篇研究论文，而其中重视江西道教文化与网络传播的，寥寥数篇。江西道教协会秘书长陈雅岚曾在“江西道教文化建设战略与思路”中提到，在借助传统媒体的基础上，要利用新兴媒体向全世界传播中国道教文化［1］。在此之外，就很少有涉及江西道教文化网络传播的研究。

3江西道教文化网络传播建设策略

我们要看到，大陆佛教网络传播兴起与迅猛发展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上海复旦大学王雷泉教授提出了因特网可以成为佛教因陀罗网的譬喻，赵朴初先生对佛教网络化也作出了高度评价:“千灯互照、光光交彻”［2］。由此可见，政府、企业、协会、研究机构，都应当高度重视网络传播对江西道教文化的重要意义，深入研究网络传播的特性，发展创新江西道教文化，推动江西道教文化数字化、网络化的进程。

3．1明确江西道教文化的传播体系要对江西道教文化进行清晰的定义非一日之功，但在网络传播过程当中又不能各自为政。政府部门应当跳出行政命名因素，确立以龙虎山、阁皂山、庐山为龙头，南昌、上饶、宜春三地为支柱，抚州、赣州等地为翅翼的江西道教文化传播体系，积极引导网民进一步了解江西道教文化。同时，要重视江西道教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挖掘对外交流中文化辐射和影响。

3．2建设高品质传播网站网络传播已经是江西道教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要利用好这块阵地，提炼和挖掘江西道教文化的特色并使之转化成为数字产品。因此，要合理配置网站栏目，精心构造主题，加强数字媒体的使用。课题组在调查中发现，很多受众，对于宗教和宗教文化的接受往往来源于影视作品，好比1982年的《少林寺》掀起了民众对少林和佛教的崇拜与向往。因此，在网络传播过程当中，可以借助视频加大传播力度。一方面推出人物访谈或者宫观、道义介绍，另一方面，可以借助微电影构造江西道教文化新的文学艺术形象。同时，合理策划好音频与图片在网站中的使用。属于江西道教文化一支的赣南道教歌舞，是赣南客家人传统的、原始的、民间的原生态舞蹈文化，是客家先民的民间生态文化，也是赣南客家民间舞蹈文化的活化石［3］。借助音频和视频将赣南道教歌舞表达出来，形成较好的作品，将有助于江西道教文化传播范围的扩大。另外，注重时尚传播。网络读图年代，影像资料占据主要地位，对于年轻人而言，动漫也是促使他们接受和了解文化的一种途径。因此，江西道教文化传播可以和产业联系起来，走一条物态化、规模化、大众化、效益化的道路［4］。这样，既可以促使江西道教文化得到更深度的传播，也能从经济上加以保障。此外，以龙虎山道教文化艺术节和海峡两岸道教文化论坛为网络传播重点栏目，挂靠设立的精品网站或者单独的网页，持续跟踪，构筑既有特色又能持续发展的宣传渠道，形成品牌栏目。

传播论文篇（10）

二、建立学用一体化的立体式文化传播类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文化传播人才培养担负着文化传承、文化创新、文化传播、文化辐射、文化产业发展的社会责任。文化传播类专业学生在对各种媒体传播信息时，他们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制作能力以及思辨性回应能力，受到课程体系、校园媒介资源和实践平台的不够完善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缺少一种较深层次的综合知识。高职院校要站在大文化大传播教育的高度，整合专业资源、打破固有樊篱、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将相近专业进行整合融通，科学合理地设置一些能够积淀底蕴、掌握现代传播技术的通识类课程，完善专业的教学课程体系，克服学用脱节现象，培养该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在一定理论基础上建立学用一体化的立体式人才培养体系。高职院校文化传播类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需要从人才培养计划着手，对学生不同学年的实训教学进行合理规划，设置科学的课程体系，构建校企“双向融合”的实践教学体系，通过对校、院两级人才培养模式的精细组织和科学管理，保障文化传播类专业健康稳步发展。

(一)建立新的文化传播类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注重文化艺术技术融合，围绕创意技术教育为主线，设计实施四层次教育课程，通过第一、第二课堂的融合互补，不断推进文化专业与数字媒体技术类专业的互动融合，致力于培养社会文化建设和文化创意产业急需的文化技术一体化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重点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就业能力。不同教学阶段，人才培养的侧重点也不同。在大一大二时，主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基本专业能力，在大二下学期和大三，要打破专业界限，突出团队形式的协同实践，集成学生的综合能力，重视创意创业团队的蕴育，充分发挥课堂外的互补功能。具体的做法是学校实现双导师制模式，与企业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专业课程结合职业学院学生的性格特点和兴趣爱好，制定周密详尽的教学计划，可以通过“1+1”的形式进行，培养学生基本技能和基本素质时，开设摄影摄像基础、新闻写作、播音与主持、影视鉴赏、计算机基础、数字视频技术、舞蹈、钢琴等课程。这期间，根据专业性质，选取相关单位，组织学生进行参观学习，增强学生对文化传播类职业特点和相关能力要求的感性认识，并对未来职业的规划、岗位的要求和能力的培养有一个宏观的把握。

(二)人才培养方案的学制学分安排

在培养文化传播类学生时，在大一期间应按文化传播大类，面向全体学生开设基础性通识类课程，并定期进行检查和评估，确保整个过程规范有序。到大二可二次选择专业，在课程设计上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和专业特点，在大传播理念下的宽口径、厚基础的人才培养模式下，在第二学期至第五学期，学校可通过对用人单位的调研，通过对采编人员、活动策划人员、客户服务人员等人才的需求特点，开设相关可供选择的理论课程，保证学生可以根据将来自己对就业岗位的预期，选择合适的课程群来获取相应学分，这期间学生的培养方法采用灵活有弹性的学分制，课程学分主要来源于三个模块：理论课程、实践课程和课外创新。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合适的课程，修满学分即可。立足于提高学生的沟通能力、采访能力、执行能力和编辑能力等实践能力，在大学三年中，文化传播类专业连续开设实践课程，开展跨专业综合性系列实践活动，打破专业界限，按职场岗位需求匹配各专业学生的实践课程，拉近学生与职场的距离，培养学生融合专业的创意创新综合能力和就业能力。课程内容强调跨学科专业融合、互动碰撞、协同实践，包括活动、晚会的策划与设计、影视广告、数字影视作品拍摄实践、多媒体交互教学系统设计与制作、影视作品配乐、音像制作与传播、MTV制作、手机铃声等。通过实践课程增强学生与职场衔接的综合能力，激发创新意识，蕴育创业团队，提升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比如影视作品制作时，可由艺术设计、数字媒体技术、音乐专业、写作专业学生共同完成剧本创作、分镜头台本设计、三维动态捕捉、录音、配音、后期制作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实践教学项目。学生应按岗位需要匹配跨专业综合实践，扩展学生的知识领域，提高艺术创作能力，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协作能力和综合应用能力。在大一大二阶段，主要培养学生文化传播的创意创业基本专业能力及创新创业意识，在大三毕业设计时学生可以选择“活动策划＋毕业论文＋作品设计”等多元化的毕业考核方式，毕业设计选题尽量采用应用性强的选题，实习单位和专业老师参与学生的选题设计和毕业考核。

传播论文篇（11）

在《来自星星的你》中，受众一方面可以感受韩国历史的风土人情；另一方面也可以体会到传统文化的传承。剧中人与人日常生活中的寒暄以及主要角色表现出来的亲友、友情和爱情，“洋溢着完全东方式的谅解、宽容精神以及唯美精致的情调，宣扬展示了东方式的伦理价值观念”。这种传统价值观念在现实生活中的纠葛，在给受众强烈的现实感的同时，体现出真挚的情感滋润和人文关怀，得到受众的青睐。文化元素的铺陈同样满足了受众的猎奇心理。《来自星星的你》中所折射出的城市面貌、居住环境和生活习惯，呈现出一种现代而又简单的生活方式，迎合了受众对未来生活的期盼，增强了该剧的吸引力。

但韩剧中传递的文化内涵不是封闭孤立的，而是开放的不断发展变化的。一方面在多元文化融合背景下，文化认同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受众面临纷繁多样的文化选择，传统的单一的文化价值观念难以取得受众认同的最大化，而文化本身在相互交流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异文化的影响而产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另一方面，文化的开放与自觉也是韩剧发展的必要。“从民族性到东亚性，再到世界性，是韩剧发展的几个阶段。”韩剧既要借助文化的差别性吸引受众，又需要把民族文化置于东方文化背景中以规避其弱势，既要通过文化的共性维持受众，也需要融合世界文化体现现代性的理解和世界性的观照。《来自星星的你》将韩剧中爱情演绎的清新唯美与西方美学中的对抗性叙事结合起来，将精致的画面、唯美的色彩、颇具感染力的音乐与激烈壮美的剧情冲突充分结合，体现出韩文化中静的民族性格和现代文明中动的艺术张力，动静相长，契合了当下受众的生活和情感诉求，激发人内心深处最原始和朴素的情感，营造出独具特色的意蕴。

二、开辟多元传播，强化受众认知累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