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利弊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3-21 17:08:35
化学利弊论文篇（1）
考试是高等院校的一个重要教学环节，是检测教师教学效果、督促学生学习、发现教学偏差并制定纠偏措施的主要手段。然而，学生考试作弊已成为教育中一个普遍存在的顽疾，严重影响了考试应有的严肃性、公正性和科学性，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如何有效杜绝和减少大学生考试作弊行为，不仅仅要从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提高与完善入手，还应考虑考虑作弊主体的内在动因：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从博弈论的角度看，学生考试行为的选择是一个与监考教师在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对策以及这种对策的均衡问题，即博弈过程。
一、师生之间的纳什均衡
在学习博弈论课程之前，简单地认为学生作弊行为仅仅与个人道德有关，道德要求我们拒绝作弊，因为作弊是一种欺骗，不道德的行为。但是，从理性人假设的角度分析，假设参与博弈的人都是理性的，每个人的思维和判断都符合正常人的逻辑，并能够通过成本―收益的分析或按照趋利避害原则进行决策，权衡利弊得失，优化决策选择。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经济活动主体总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也正是学生考试作弊的内在动因。因为考试成绩是衡量学生表现的关键指标，它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奖学金、评优、入党、提干、推研、就业和心理满足。在个体理性作用下，学生选择是否作弊时常从两方面考虑，一是将作弊带来的超常收益与作弊被发现而受惩罚的损失进行对比，若作弊的超常收益低于受惩罚的损失，将不会试图作弊，否则，作弊有利可图，就会发生作弊现象；二是估计作弊被监考教师发现的可能性，如果这一可能性很大，作弊概率就小，否则作弊概率就大。作为博弈的另一方，监考教师同样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下，选择认真监考或监考不力。理性的监考教师将考虑如下两点来选择自己的行为：一是将认真监考带来的收益增加和损失减少与支出成本进行比较，若有利则认真监督；二是估计学生作弊的可能性，若这一可能性大，则认真监考的概率就大，反之概率就小。基本假设如下：（1）学生和监考教师都是理性的，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2）博弈规则是既定的、公开的、透明的，师生双方的策略及其在不同策略下的成本是一种公共知识，即双方行为选择是一个完全信息静态博弈；（3）只要监考教师认真监考学生作弊就能被发现，若学生作弊未被监考教师发现，结果就会非成严重；（4）存在制度约束，学生作弊被发现后既受到惩罚又有信用损失；监考教师监督不力被学校考试督导组发现后，给予相应惩罚。从博弈的结果来看，当监考老师严格监考时，学生就会相对的选择不去作弊，因为被发现的概率增大；当监考老师不严格监考时，学生就会选择作弊，从而使得双方之间任何一次博弈战略组合都不是确定的均衡结果，也使得考生作弊行为在双方博弈中呈现出复杂的关系。博弈双方是考生考试中的监考老师和考生，监考老师的任务是监督考生不作弊，按自己的实际水平完成考试。因此这样就需要加重老师对考生的监考力度，力度的加大会影响考生的考试成绩，这样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不利的。因此，守信是双方博弈的纳什均衡，考试不作弊才是真正理性的选择。
二、同学之间的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至今仍然是博弈研究的重要课题。囚徒困境反映了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矛盾。个体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而不愿意改变决策，导致整体利益最小。纳什均衡是局中人理智选择的结果。对于学生作弊这个行为，我们同样可以用博弈论来作出分析，我们假设考生是理性的经济人，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主体。面对选拔性考试，只有成绩相对好的被录取，成绩相对差的被无情地淘汰，这种与考生名利关系最密切、竞争最激烈的考试，考生无不想考出好成绩，而且还想尽量超过其他考生。但由于考生在考场上不可能知道别的考生的有关信息，加剧了考生的不自信，所以考试成绩很好的考生，仍然会认为自己可能落选。下面根据分析列出学生作弊的支付矩阵，其中，+1表示考生作弊时获得的超额收益，其中包括学生成绩的提高、选拨的优势、评奖学金时的增加竞争力等；-1表示学生不作弊的负效益，即无法与其他同学一样具备优势，竞争力减弱等。
由于考生都是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主体，所以在双方博弈过程中，都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策略。从表中，在A考生作弊时，B考生作弊可以获得1个单位收益，不作弊可获得-1个单位收益，所以B考生会选择作弊；当A考生不作弊时，B考生作弊可以获得1单位收益，而不作弊获得-1个单位收益。所以，B考生会选择作弊，也就是说不管A考生怎么选择，B考生都会选择作弊。同样，对A考生也是如此，不管B考生怎么选择，作弊是A考生的最佳选择。经过双方重复博弈，作弊是双方的最优选择，作弊成了双方的纳什均衡。因此，从考生之间博弈情形来看，考生之间极易形成相互作弊成风，考生选择作弊是考生进行风险收益或利弊得失权衡后自我理性选择的结果。
三、结语
博弈论又称对策论，是使用严谨的数学模型研究现实世界中冲突对抗条件下最优决策问题的理论。无论是作弊还是不作弊，一旦被考生认为是一种理性的选择，那么这种行为被实施的可能性就增加了。考试作弊行为的治理，应当从影响考生作弊决策选择的因素入手，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严管重罚，减少考生作弊的心理预期净收益，使考生经过成本―收益分析或依照趋利避害原则，得出作弊无利可图甚至得不偿失的结论，从而主动放弃作弊念头。
参考文献：
[1]谢识予：《经济博弈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2]漆勇政：《大学生考试舞弊成因分析与对策探讨》高等农业教育，2003。
化学利弊论文篇（2）
1.引言
考试是检测学生成绩，检查教师教学效果的重要指标，能同时调动教与学两个方面的积极性。近年来，高校的学生考试作弊行为越来越严重，考试作弊不仅影响对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进行有效的评价和测评，而且还会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各高校都出台了有关作弊的处罚方法，例如开除或取消学位。尽管学校采取了很多惩罚措施，但还是有同学冒着风险去作弊，而且作弊手段越来越多样化。如何有效减少学生考试作弊行为成为近年来高等教育的一项重要工作。本文主要通过博弈论来研究考生的作弊现象，并且提出几点对策。
2.模型的构建
2.1考生与考生之间的博弈
博弈论研究的对象是理性的行动者如何选择策略。所谓理性的人是指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人。首先来看学生A与其他学生之间的博弈。学生A跟其他学生的选择策略有作弊（背叛）和诚实（合作）两种策略。作为理性的博弈局中人，考生的决策目标是利益最大化。那会出现4种情况，如表1所示：在“囚徒困境”博弈中，学生都选择背叛，即占优策略均衡是（背叛，背叛），两个人的收益都是2。这说明在考试中无论成绩好坏都会有作弊行为。
为了杜绝考生的作弊行为，学校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制止，比如学生必须告发作弊的学生，如果有人不告发作弊学生的作弊行为，也要受到惩罚。假设做出决策的人为学生A和学生B，会出现4种情况，如表2所示：
由表2知，学生B的决策随学生A的决策的变化而变化，此时有两个均衡，即：（背叛，告发），（诚实，不告发），这两个是纳什均衡。
2.2学生与监考老师之间的博弈
学生在考试时作弊除了自身的因素外，还跟监考环境有关系，当监考老师监考不严时，作弊的现象更严重。下面分析学生与老师之间的博弈：（博弈结果如下所示）
支付收益：（学生，老师）
由上可得，当学生选择作弊，无论老师监考认真还是监考不力，所得收益都是-5；当学生诚实考试，老师无论监考认真还是监考不力所得收益都是0，对监考老师没什么影响。因此，监考老师抓作弊学生的积极性不高，会让学生的作弊行为越来越严重。
3.控制学生作弊的行为和改善老师监考不力的对策
通过博弈论分析高校学生是否选择作弊时双重因素决定的，即内因和外因。内因方面，为使自己利益最大化，选择对自己最好的策略。外因方面，权衡监督、惩戒力度大小、作弊风险后，选择是否作弊。因此，怎么从外因角度采取对策杜绝学生的作弊行为也很重要。综上分析，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提出几点对策。
第一，改变考试形式。某些课程采取开卷形式，主要以主观题为主，可以控制学生的作弊行为。
第二，降级处分。现在很多高校针对学生作弊行为给出的处罚一般是开除或取消学位。这种处罚会使某些监考教师产生恻隐知心，不忍抓学生作弊，导致作弊更加肆无忌惮。如果学生作弊被抓，给出降级处罚，并在学校网站上公布该学生的作弊告示。
第三，增加监控装置。在教室里增加监控装置，使整个考试过程多方位多角度获得监督，并把考场多角度受监控的信息传达给学生，减少学生作弊动机。同时也可以监督监考老师，提高监考老师的积极性。
4.结论
我们希望杜绝学生考试作弊现象。首先要对学生进行宣传教育；其次强烈要求老师在监考过程中应当严格监考；最后，为了降低学生作弊的概率和老严格监考的概率，应该适当加重对监考不力的老师的惩罚，适当减轻对作弊学生的惩罚。通过各种机制的完善，从而使学生从背叛走向合作，让学生认识到合作才是最佳策略；让监考老师也明白必须认真监考，把对学生的严治学和关爱结合起来，创造“诚信”的校园学习环境。（作者单位：东华大学）
参考文献
化学利弊论文篇（3）
一、一则新闻及联想
近日一则新闻（2013-03-27）报道了印度比哈尔邦3月的全邦高中升级考试中发生大规模作弊、乱象丛生的事件。
报道指出印度的现代教育制度承袭英国的教育体制，初中5年级之后，每年一度举办全国高中升级统一考试，很多学生是满身小抄，女生们把小抄写在每天戴着的围巾上，男生们则直接把笔记本放在裤子里。由于使用不正当手段考试，比哈尔邦学校考试委员会决定取消1600多名考生的考试资格，不但抓住了50多名替考者，还有100多位家长也因协助作弊被警方拘捕。这一报道令人震惊，这一现象令我深思。因为考试作弊的现象在我们的周围也时常出现。其实，早在2003年12月，教育部办公厅就下发了《关于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刹住高等学校考试作弊歪风的紧急通知》，可见当时高等学校学生作弊的严重性。经过近十年各学校的高度重视，建立考试规范、完善监考机制、出台严厉的处罚作弊规则等，对考试作弊之风的迅速蔓延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
二、作弊行为与廉耻之心
学生考试作弊的行为不仅败坏学校的学风，制约教育质量的提高，更令人揪心的是若让这些感染了不洁行为，又无反思的学生走上社会，不但可能损害我们的教育形象，如若任其发展，其作弊行为的“意识病毒”将会与人类的各种“意欲”交叉变异、衍生出各种损害社会的新病毒，最终动摇社会的稳定，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环顾我们的周围，现在不但学生考试作弊行为屡禁不止；不但某些领导干部在职学历资格认证过程中的各种考试、考核，甚至学位论文撰写中也有作弊行为；甚至这种病毒已侵蚀到各种教师任职资格的考场中，一些参加考试的老师们也在作弊，且花样百出。这必须引起我们的警惕。
多数考试的背后一定与某些既得利益或者未来的某些利益相关。无论什么理由，考试作弊的目的就是或想蒙混过关巧取利益，或想不劳而获豪取利益。考试作弊的行为就是不诚实，就是不诚信。虽然作弊行为有大有小、作弊祸害有轻有重，作弊现象可以不断翻新，但作弊者都有着共同的社会属性，那就是缺乏廉耻之心。缺乏廉耻之心者，一定是不诚实、不讲诚信之人。作为学校、作为教师如若对此现象不能及时纠正，对作弊者不能及时教育，使作弊者从道德高度有所认识并感到羞耻，而是简单处罚甚至让作弊者有侥幸过关的得意甚至有成就感，那么未来这些“意识病毒”将会危及到你、我、他共同生活的社会，危及大家共同的利益。翻阅近年来媒体披露出的各种不良的社会现象：个人为了升迁，可以造假学历；学校为了创收，可以贩卖文凭；运动员为了金牌，可以服用兴奋剂；裁判为了金钱，可以吹出黑哨笛；法官为了迎合权力或者资本的需要，可以违背法律精神，做出枉法裁决；警官为了获取私利，可以背弃职业操守，做出非法行为；不良社会团体为了获取金钱，大搞各种虚假评奖颁奖活动，最终损害民众利益；不正官员为了创造政绩，可以不顾老百姓的基本利益，欺上瞒下；一些企业为了利润最大化，可以听任污染泛滥，可以生产出各种危害人体健康的问题食品等等，这些新闻事件令人惊震和愤怒。仔细想一想以上列举的诸多不良的、令人发指的行为其实与考试作弊的行为在思想意识上一样，这些行为主体没有诚实之心，没有诚信之心，没有廉耻之心。俗话说：小洞不补，大洞吃苦。虽然学生考试作弊似乎危害有限，但若任其泛滥，不做教育，作弊者得不到应有的惩罚，遵守规则的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这些“意识病毒”就会迅速蔓延，蔓延至社会，一旦社会人“作弊”必将危害一方。因此我以为：我们教育工作者有责任与考试作弊的现象较真，有义务为刹住这股污染校园健康的“歪风”做有益的工作，教育我们的学生应该诚实守信，知道廉耻。
三、大学中作弊行为的处罚与教育
化学利弊论文篇（4）
一般来说，财务舞弊现象的原因有内部和外部之分，内部的主要有内部股权的不平衡，监事会没有尽到责任等等；外部主要有信息披露法规的不健全，监管部门的监管力度不够、执法不严等等。
目前，国内外对财务舞弊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识别和治理两个方面。国外已相当成熟的理论有：德劳伦斯・B・索耶的“舞弊因子学说”、艾伯伦奇特（W.Steve Albrecht）的“三角理论”、G.Jack Bologua， Robert J.Lindquist和Jiseoph T.Wells 的“GONE”舞弊理论和伯洛格那的“风险因子说”。国内学者以中国证监会对财务舞弊处罚案例为样本，也提出了非常实用有意义的研究。但国内外学者主要是通过实证研究和构建计量模型等方法来研究的，采用博弈论对财务舞弊进行研究的不多。
陈国辉、张金松运（2008）用博弈论分析了产生财务舞弊的原因且提出治理财务舞弊的有效途径，即加大对舞弊公司和合谋注册会计师的惩处力度，并加大政府监管的概率。方圆等（2009）以博弈理论通过构建上市公司和政府监管部门以及它们与注册会计师之间的两个博弈模型，得到均衡策略组合。采用数量分析的方法发现政府部门通过提高对舞弊公司和合谋注册会计师的处罚力度，减少监管成本加大监管概率等方法能有效提高治理效率。于君静等（2010）运用博弈论来研究以逃税财务舞弊，提出了惩罚力度大则逃税的概率低。
本文通过博弈论研究上市公司的财务舞弊问题，分析了上市公司违规获利的诱惑动机和公司信誉损失的强制，以及公众投资者路径学习对其财务舞弊的影响。希望能从理论上得到有效治理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方法，对政府部门的合理监管提供参考。
二、财务舞弊的诱惑动机与公司信誉损失的强制
企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在上市公司中，我们假设公司的目标是实现公司价值的最大化，即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根据美国“股东价值之父”阿尔弗洛德.拉帕波特（Alfred Rappaport，1986）提出的分析框架，公司价值有七个基本动因――一个是宏观因素，它因行业而不同并影响企业价值；五个是操作因素，分别是销售增长率、现金利润、现金税、固定资产支出和营运资本支出；一个是基于风险和资本结构的投资所要求的回报率。而财务舞弊则能改变公司价值的大小从而影响股价。
分析前提：（1）博弈双方在博弈中对其对手的特征、战略空间、支付函数等不具有准确的知识，即不完全信息。（2）博弈分析的对象是理性人的理及其均衡。（3）决策时序：在每一时期开始时，公众投资者根据自己拥有的知识和信息形成该时期的股票价格p，并据此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然后，公司视股价为给定的，选择能够最优化目标函数的财务信息。（4）上市公司对财务信息具有完全的控制能力。（5）设c（α）为上市公司进行财务舞弊的总成本，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未被查处时消耗的成本与舞弊程度α正相关，比例系数为?滋（?滋>0）；二是被查处时的损失，假定其与α2正相关，比例系数为?姿（?姿>0，代表惩罚力度）。则财务舞弊的总成本为：c（α）=?滋α+?准?姿α2。?准为财务舞弊被发现的概率，由监管部门所决定。（6）假定α表示财务舞弊程度的大小。因为公司的真实产出为y，但公司为了操纵股价而对外宣称公司的产出为y+α。假定市场上投资者预期公司财务舞弊程度为αe，则股价可以表示为p=y+?籽（α-αe）。其中，?籽代表了资本市场的有效程度，?籽越大，资本市场的有效性越弱。（7）假定投资者为风险厌恶，其效用分为：U（p）=lnp。公司追求公司价值最大化的行为：?仔=Np-c（α）。式中：?仔为公司价值，N为发行在外的股票数。公众投资者的效用最大化为：U（p）=lnp。根据决策的时序，运用逆向归纳法，求解公司价值最大化的条件为：
其一，公司财务舞弊程度的影响分析。当N?籽-?滋0时，公司会进行财务舞弊。从式（1）中我们可以看出财务舞弊与资本市场的有效性负相关，资本市场的有效性越弱，公司进行财务舞弊的机会也就越大；财务舞弊与监管部门的监管力度负相关，监管力度越强，公司进行财务舞弊的程度就越小；财务舞弊与未被查处时的操作成本系数负相关，操作成本越大，公司进行财务舞弊的程度越小。
其二，公司财务舞弊的诱惑动机分析。假定公众投资者在开始时形成的财务舞弊程度的预期αe=0，公司视这种预期为给定的，为最大化公司的价值?仔1，则?仔1（α*）>?仔（0）。因此当公众相信公司的信息或监管者的力度而预期财务舞弊的程度为零时，公司如果实施财务舞弊则可能获得短期的某些利益。一般来说，可以将其视为公司违背规则进行欺骗的诱惑。
诱惑=?仔1（α*）-?仔（0）=N?籽α*-c（α*）
这种诱惑可能带来的恶果使一些规则（比如财务舞弊）在没有法律或制度强制实施时仍是可以维持的，这就要依靠监管和法律规则的强制力。
其三，公司信誉损失的强制。可信任的规则通常具有某种至少能平衡欺骗诱惑力的强制力。在此我们只考虑来自公司的信誉或财务政策可信性的潜在损失的强制力。现实中的博弈是公司和投资者的重复博弈，因而，如果公司在t时期实施财务舞弊，通过学习，公众会在t+1期提高其对未来财务舞弊的预期，所以，今天欺骗的成本包括提高未来的公众预期对成本的影响。
假定以下理性预期形成机制：
αet=0，如果αt-1=αet-1
αet=α*，如果αt-1≠αet-1
即如果前期的财务舞弊αt-1等于公众预期的财务舞弊αet-1，公众认为公司是守信誉的，因而相信公司的财务信息，故αet=0。但是，如果前期的财务舞弊αt-1偏离公众预期的财务舞弊αet-1，公众认为公司是不守信誉的，因而相信公司会进行财务舞弊，故αet=α*
考虑公司在t时期具有可信性，所以αet=0。如果公司在t时期违约，他们的最优财务舞弊为α*，公司从诱惑=N?籽α*-c（α*）中获利。这种违约成本在t+1期是公司不进行财务舞弊时的公司价值减去公众预期财务舞弊程度αet+1=α*时的公司价值等于c（α*）。则公司进行财务舞弊所带来的信誉损失的现值为?茁c（α*），?茁为贴现系数。
所以在给定公众理性预期形成机制下，只有当诱惑所带来的利益小于或等于信誉损失所带来的强制力时，即N?籽α*-c（α*）?燮?茁c（α*），公司才不会进行财务舞弊。
三、公众投资者路径学习的影响
考虑公众投资者和公司的博弈如表1所示，假设公司进行财务舞弊的概率为p，p∈（0，1），投资者投资的概率为q，q∈（0，1），支付函数为u1>u2>u3>u4
给定p，投资者选择投资（q=1）和不投资（q=0）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E（1，p）=u4p+u2（1-p）
E（0，p）=u3p+u3（1-p）
若一开始双方的选择为（不舞弊，投资），则按以上规则，当t∞时，双方有唯一的策略（舞弊，不投资）
由此可见，（不舞弊，投资）是公司和投资者最初的选择，该状态有利于市场的正常运转。但由于不真实披露会计信息，进行财务舞弊，在短期内可使企业获取额外收益。因此，公司经营者会趋向选择财务舞弊，这将直接影响到投资者的利益，投资者只有选择不投资的决策。最后，双方博弈趋向企业财务舞弊，投资者不投资。此时，该博弈处于稳定状态，达到了纳什均衡，并将长期持续下去，在此种环境下公司将很难筹集到资金，同时投资者的资金也将得不到有效、充分地利用，最终将会导致整个资本市场走向崩溃。
通过对投资者的路径学习模型的讨论，我们得出公司进行财务舞弊的破坏是非常巨大的，因此需要政府部门的证监会的努力监督，制定规章对财务舞弊的公司进行有力的处罚，加大公司进行财务舞弊的成本。
四、结论与建议
从以上博弈模型的简单分析来看，财务舞弊现象与资本市场的有效性、监管部门的监管力度和未查处时的成本有关系。并且公司内部由于有面对舞弊的诱惑利益，因此公司进行舞弊的机会非常大。从公众投资者路径学习模型中可以看出一旦投资者通过学习知道公司进行财务舞弊，则公众投资者就会选择不投资，就会对资本市场造成很大的功能破坏。所以为了防止公司进行财务舞弊，政府需要制定一定的规则，使任何人若想暂时获得收益而违反规则，必然会从别的方面受到更大的惩罚。
我国的各种会计契约、会计制度和监管措施仍处于初级阶段，离“纳什均衡”还有些距离，其原因有：一是各项制度的制定未能充分体现共赢的思想；二是社会的监管制约乏力，注册会计师和证监会等监管部门，其作用未能得以真正地发挥；三是激励与惩罚机制不健全，对制假造假行为惩处不利，从而阻碍了博弈的有效进行。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环境的变迁，新的经济情况、经济业务的不断涌现，需要更新、更完善的会计制度。理想的会计制度应能充分兼顾各方利益，成为博弈各方自觉自律的行为。加强和完善我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信息披露的制度建设，这对上市公司的会计监督，防止财务舞弊的现象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针对当前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现状，在以后具体工作中应关注以下几点：
首先，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性、违规责任和相应的惩罚措施，以及上市公司临时公告和重大事项公告信息的内容和界定条件作进一步详细的规定。建立完善的内控监督，要强化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和监事会机制，重新确立内部审计的地位。
其次，加强会计法、会计准则的执法力度，严肃会计责任，强化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强调信息披露的违规责任，加大违规处罚力度，提高处罚的透明度，强化对上市公司的法律约束机制，会计舞弊行为被发现后，要依法严肃处理。
第三，完善独立审计环境，提高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监督作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和财务信息离不开中介机构的监督作用，特别是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定期的专业监督作用。在会计师的聘用过程中，不仅要注重专业技能，更应该注重职业道德，强化对注册会计师遵守职业道德情况的检查。
第四，加强市场监管，杜绝财务舞弊的产生和传播。财务舞弊不仅为某些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或转嫁风险提供了条件，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客观上还扰乱了资本市场的交易秩序，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杨大楷：《基于公司治理的财务报告舞弊研究》，《财贸经济》2009年第5期。
［3］方圆、吴懿欣、梁树富：《公司财务舞弊治理的博弈分析》，《时代金融》2009年第7期。
［4］李欣：《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国内近期相关研究综述与评论》，《财会》2010年第1期。
化学利弊论文篇（5）
一、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背景分析
财务舞弊又称为财务欺诈，是指为获得非法利益采用不法手段所实施的故意行为。在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中一般表现为有目的的欺骗或故意谎报重大财务事实的不诚实行为。根据舞弊层次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非管理舞弊（Employee fraud）和管理舞弊（Management fraud）。非管理舞弊是公司内部的雇员以欺骗性的手段不正当地获取组织的钱财或其他财产的行为。管理舞弊是管理当局蓄谋的舞弊行为，主要目的是虚增资产、收入和利润，虚减负债、费用，通过公布的误导性或严重扭曲的财务报告来欺骗投资者和债权人。上市公司财务舞弊主要是以管理舞弊为主。
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1991年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至今有二十年的时间了，虽然具备了一定的市场规模，积累了一些证券市场交易的经验，但是相比西方发达国家二三百年的证券市场发展历史，中国证券市场还非常年轻。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其市场体系和相关的证券交易法律法规制度还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之中，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现象比较突出，已经成为中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比较典型的有银广夏。银广夏公司为了谋取经济利益，进行财务舞弊，通过伪造购销合同、伪造出口报关单、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伪造免税文件和伪造金融票据等手段，虚构主营业务收入，虚构巨额利润7.45亿元。其中，1999年为1.78亿元，2000年为5.67亿元；隐瞒下属公司的设立、关停情况，虚假披露配股资金使用情况及对外投资情况等违规事实。通过对各种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综合分析，引发我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舞弊行为的因素很多，主要有环境因素、内在机制和外在因素等。
二、博弈论分析的基本原理
博弈论是二人在平等的对局中各自利用对方的策略变换自己的对抗策略，以达到取胜的意义。博弈论思想自古有之，如我国古代的《孙子兵法》可以成为最早的一部博弈论专著。1928年冯・诺依曼证明博弈论基本原理，宣告博弈论的正式诞生。1944年，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共著的划时代巨著《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将博弈论方法应用于经济领域。1950年，纳什提出纳什均衡概念及存在定理，加上塞尔顿、哈桑尼对博弈论进行的完善和补充，今天，博弈论已发展成一门较完善的学科。
一般认为，博弈主要可以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它们的区别在于相互发生作用的当事人之间有没有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如果有，就是合作博弈，如果没有，就是非合作博弈。由于合作博弈论比非合作博弈论复杂，在理论上的成熟度远远不如非合作博弈论，所以非合作博弈应用比较广泛，经济学家们所指的博弈论一般是非合作博弈。非合作博弈又分为：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四种，其分别存在相对应的均衡概念为：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subgame perfect Nash equilibrium），贝叶斯纳什均衡（Bayesian Nash equilibrium），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perfect Bayesian Nash equilibrium）。
三、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博弈分析
（一）上市公司与证监会之间的博弈
1.基本假设
假设1：证监会的目标是对上市公司的财务舞弊进行监管；理性假设，假设证监会和上市公司都是理性人，上市公司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假设2：在上市公司财务行为博弈中，参与双方为证监会和上市公司，各有两种战略选择：监管与不监管，舞弊与不舞弊，两者之间存在着混合纳什均衡，上市公司对证监会的监管方式是可以预测的。
假设3：假定上市公司为风险中性者，监管的边际收入大于边际成本，证监会和上市公司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假设4：证监会和上市公司所采取的行为具有可测性，对所获得的收益是能估计的。
假设5：本模型只考虑现行制度下的公司监管情况，并排除了上市公司用舞弊收益贿赂政府人员等特殊情况。
2.博弈模型的建立
上市公司对于财务报告可以采取两种行为，即“财务舞弊”和“财务不舞弊”两种策略，证监会也有两种可选择的结果：“监管发现上市公司舞弊”和“不监管上市公司舞弊”。如果证监会的财务监管制度是完备的，则上市公司“财务舞弊”和“财务不舞弊”总能依法鉴别。但目前中国的证券市场还不成熟，证监会的监管制度并不完善，所以上市公司的“财务舞弊”也有未发现的时候。由于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使得一次博弈会出现以下四种结果：一是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证监会没有监管；二是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证监会监管发现舞弊行为；三是上市公司没有舞弊，证监会产生监管行为；四是上市公司没有舞弊、证监会没有监管。
假定上市公司以p概率进行财务舞弊，证监会以q的概率进行监管。上市公司的正常收入为R，上市公司进行财务舞弊所获得的额外收益为f，政府监管所产生的监管成本为C，上市公司舞弊被政府发现所处罚的成本为B，M为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所产生的道德成本,S为上市公司舞弊带来的社会损失。
可以建立混合策略纳什均衡模型如图1：
3.博弈模型的求解
对支付矩阵进行分析知，该博弈过程不存在纯策略的纳什均衡，现从定义出发求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假定上市公司以p概率进行财务舞弊，则不舞弊的概率为1-p。假定证监会以q的概率进行监管，则不监管的概率为1-q。
企业的期望盈利函数为：
U0=p〔q（R+f-B-M）+（1-q）（R+f-M）+（1-p）（qR+（1-q）R〕
=-qpB+pf-pM+R（1）
企业目标是实现期望盈利最大化，对（1）式求导：
5.博弈结论解析
对上市公司而言，对p进行分析可知，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概率与证监会的检查成本成正比，当证监会不容易进行检查（比如检查成本很高）时，上市公司多倾向于财务舞弊排污；上市公司的舞弊概率与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处罚成本、道德成本成反比，即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处罚加大、或者道德成本增加时，上市公司倾向于减少财务舞弊。
对证监会而言，对q进行分析可知，证监会监管概率与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收益成正比，即财务舞弊收益越高，上市公司倾向大于财务舞弊，则证监会更倾向于监管；证监会监管概率与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的处罚成本、道德成本成反比，即上市公司舞弊后所受处罚越重、道德成本越高，上市公司越不敢舞弊，证监会也就可以相应降低监管力度。
四、针对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政策建议
通过对上市公司与证监会之间的博弈理论分析，根据得到的结论以及分析的结果，为了更加有效的预防和减少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行为发生，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完善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
上市公司通过建立有效的制衡、约束和监督检查机制，如公司治理结构来完善所有权与经营权之间的关系；上市公司还可以通过完善监事会组织结构，增强监事会的独立性，同时建立科学规范的决策程序和事后检查程序，强化注册会计师独立性，减少财务舞弊的机会。
（二）提高证监会的业务水平，减少监管成本
根据模型的分析结论，上市公司可以知道证监会的监管成本高低，如果证监会的监管成本较高，则上市公司管理层可以理性判断，证监会将会减少财务监管的概率，将促使上市公司想方设法进行财务舞弊，获取经济利益。证监会只有通过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提高证监会的管理效率，降低成本，才能有效促使上市公司减少财务舞弊。
（三）提高财务舞弊的处罚成本
模型结论表明，随着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财务舞弊处罚金额的增加，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可能性将降低。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经验，上市公司一旦发现财务舞弊，则公司董事会、管理层、会计事务所等相关负责人员及机构将有可能被处以非常重的处罚，包括巨额罚款、刑事处罚等，我国证监会可以借鉴相关经验，在法律范围内进一步提高财务舞弊的处罚力度和成本，减少财务舞弊的发生。
（四）健全相关索赔机制，减少财务舞弊的收益
模型结论表明，财务舞弊收益越高，上市公司发生财务舞弊的可能性越大。证监会只有通过健全相关索赔机制，对发现财务舞弊的上市公司进行索赔，比如鼓励和支持广大股民或投资者获得合理赔偿，降低股民或投资者的索赔成本和难度，将公司通过财务舞弊获得的既得收益吐出来，减少财务舞弊的经济收益，以降低财务舞弊的可能性。
（五）提高财务舞弊的社会道德成本，同时加强职业道德建设
模型结论表明，随着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社会道德成本不断提高，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可能性也将降低。政府部门和相关行业协会等可以通过宣传、教育在企业界内部形成企业主和公司管理层诚信经营、诚信财务的良好社会风气，对财务舞弊的企业主、管理人员形成强大的社会道德压力，使其在业界难以立足，无法发展，以此促使企业主、管理人员减少财务舞弊的可能性。
企业主和管理层的道德因素在上市公司舞弊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健全职业道德体系，应在建立职业道德规范和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的基础上，强化对企业主、管理层、会计师遵守职业道德情况的检查，并根据检查结果进行相应的表彰或惩罚。可以将奖惩机制与会计师职业道德要求与个人利益结合起来，体现了义利统一的原则，使职业道德具有某种强制性，职业道德水平的提高必然导致财务舞弊事件的减少。
（六）强化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加强注册会计师的外部监督
相关政府部门如财政局、审计局等可以通过以下措施来强化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独立性：完善会计师事务所的聘用更换机制，建立由公司的非执行董事和监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负责聘用更换会计师事务所制度；优化执业环境，使注册会计师在实质上能够保持独立；加强各级注册会计师的监管力度，建立对监管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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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利弊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G424.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3）08—0061—03
高等学校考试是高校人才培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和评估大学生学习质量的重要手段，有利于对教师教学效果和对学生所学知识的评价。但是，随着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目前大学生学习倦怠情况的普遍性，在所经历的考试中发现：大学生考试舞弊行为越来越普遍，并表现出舞弊方式多样化、舞弊主体多元化、舞弊人员职业化与舞弊手段现代化等特点。舞弊行为直接败坏学风、校风建设，并影响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质量，是当前各类院校教学管理急需解决的难题之一。因此，为了保证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杜绝大学生考试舞弊现象，有必要对舞弊行为的形成过程进行深入研究。
一、研究假设的提出
计划行为理论是由多属性态度理论和理理论发展而来的，由于理理论假设行为的发生都能够由个人的意志控制，但是在实际情况下，存在着不完全受个人意志影响的行为，这将大大降低理理论对个人行为的解释力。因此，Ajzen便将理理论加以延伸，在原有影响行为意向的行为态度与主观规范两个方面外，考虑现实生活中的限制可能会阻碍意向的形成以及行为执行的基础上，另外加入了行为控制认知一项，提出了计划行为理论。该理论假定影响行为发生的所有其他因素都是通过态度、主观规范、行为控制认知及其相对权重间接影响行为的，其最大的价值在于增强了对行为研究的系统性以及为后续理论模型的假设验证提供了框架，最大的优势在于有效地考虑了多种因素。如果用回归的数学形式表现该理论模型，计划行为理论对行为的预测则表现为以下形式：
BI=W1A+W2SN+W3PBC （1.1）
B=W4BI+W5PBC（1.2）
其中，A代表态度，SN为主观规范，PBC为行为控制认知，BI为行为意向，B为行为，W1、W2、W3、W4、W5为回归系数。因此，在计划行为理论框架下提出如下假设：
H1：行为态度对行为意向有显著影响关系；
H2：主观规范对行为意向有显著影响关系；
H3：行为控制认知对行为意向有显著影响关系。
但是Plight&Vries、Bagozzi&Kimmel等学者的研究表明，过去行为对行为意向的影响应该作为独立变量加入到模型中，并且认为人的行为主要由行为意向形成，而行为意向与实际行为有非常强的关系，许多实证分析表明用计划行为理论对实际行为的衡量可以用行为意向来代替。由于舞弊行为是高校严令禁止的行为，在实际问卷调查中，为了防止出现信息失真的情况，从理论角度和实际可测量角度，选择舞弊行为意向替代舞弊行为作为最终测量变量是合理的和可行的。为此，提出以下假设：
H4：过去行为对行为意向有显著影响关系。
综合上述假设，构建基于修正计划行为理论的大学生考试舞弊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如图1.1所示。
模型的基本含义是：大学生考试舞弊的行为意向由行为态度、主观规范、行为控制认知和过去行为共同影响；大学生考试舞弊的行为意向代表了大学生考试舞弊行为。
二、量表编制及调查样本
在理论分析及假设的基础上，先应用计划行为理论常用的三个经典问题进行开放性问卷调查，即舞弊行为有哪些益处和害处、哪些个人或组织会影响舞弊行为发生、哪些因素会促进或阻碍舞弊行为发生，然后参考Ajzen的TPB量表编制封闭式问卷。
在进行正式问卷调查前先对问卷进行预测，随机选取某大学在校生60名学生进行小规模施测以判断问卷题项是否有效。预测采取两次进行并对所获取的数据先进行相关分析，相关分析发现各题项的相关系数均超过0.6，大于要求的0.5；再进行再测信度的检验，再测信度通过检验表示量表具有时间上的稳定性。为此，正式问卷通过网上填答方式进行数据收集，涵盖管理、理工等各专业的大一至大四的各年级的在校大学生，采取无记名方式，共305名学生填答问卷，有效问卷为298份，有效回收率为97.7%。
正式问卷中变量含义和测量题项说明如下：
1.行为态度（AT）
行为态度是大学生对于考试中所实施的舞弊行为所持有的积极或消极评价，该行为评价的好坏间接地体现了大学生是否具有道德观念，具体有“认为考试作弊的不道德性/道德性”、“作弊对考试成绩提高是愚蠢行为/明智行为”和“作弊对于学习效果体现是无益的/有益的”这三个问项。测量采用Likert5点计分，为：1（完全不同意）、2（基本不同意）、3（不能确定）、4（基本同意）和5（完全同意）。本次测量Cronbach α=.81，表明本问项达到了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水平。
2.主观规范（SN）
主观规范是大学生在考试中进行舞弊时根据经验判断该行为的实施会得到周围人的认可程度，认可程度越小，实施舞弊行为的可能性越小，认可程度越大，实施舞弊行为的可能性越大。影响大学生主观规范的周围人群体可以分为“教师”、“同学”和“家长”这三类，分别设计 “教师/同学/家长对待舞弊行为的认可程度，会影响我舞弊行为的实施”这三个问项，测量计分法同行为态度。本次测量Cronbach α=.84，表明本问项信度值很高。
3.行为控制认知（PBC）
行为控制认知是大学生在决定是否采取舞弊行为时，认为自己对于各种有利或阻碍舞弊行为因素的掌握能力，即对实施舞弊行为的难易程度的评价。Ajzen对行为控制认知的测量主张更多关注外部资源的限制，这与“便利条件”观念非常相似。影响舞弊行为的便利条件有：当场的考试氛围，体现在老师监考的松紧状态和同考场同学的考试行为；学校关于舞弊惩处程度；舞弊信息的传递工具；考题形式和内容，体现在开闭卷形式、考试内容的来源、主客观题的权重等等。为此，从这四个便利条件设计问项，测量计分法同行为态度。本次测量Cronbach α=.78，表明本问项达到了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水平。
4.过去行为（PB）
过去行为是指大学生在已有考试中所实施的舞弊行为。过去行为参考Norman和Conner关于酗酒行为研究文献中所用量表修改而成，主要调查测试者的过去舞弊行为经验对其今后考试行为的影响，最终确定 “考试中会不自主地发生一些习惯性舞弊动作”和“以前舞弊行为对现在考试舞弊行为有帮助”这两个问项，测量计分法同行为态度。本次测量Cronbach α=.83，表明本问项信度值很高。
5.行为意向（BI）
行为意向是指大学生考试进行舞弊意图的强度，并用行为意向替代了大学生的舞弊行为。由于对大学生舞弊行为的追踪不太好实现，为此对行为意向的测量依据平时考试中大学生舞弊行为的频率来测量，为从未舞弊、偶尔舞弊、经常舞弊共3个频率。本次测量Cronbach α=.79，表明本问项信度值符合要求。
三、数据分析
为了深入分析大学生舞弊行为影响因素的影响强度，应用SPSS13.0软件，采用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1.相关分析
为了全面把握行为态度等变量与行为意向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为后续研究提供基础，有必要进行相关分析。表1结果显示，行为态度、主观规范、行为控制认知和过去行为均与行为意向显著相关，而且表明了理论模型中存在因果关系的各变量之间基本都有相关甚至显著相关。
2.回归分析
相关分析可以说明各因素之间是否存在关系以及关系的紧密程度与方向，回归分析则能明确变量间的数量变化关系。利用多元逐步回归分析，不仅对变量的前后因果关系进行验证，也能更深入了解不同层面对行为意向的解释能力。
根据理论模型，大学生舞弊行为意向主要是行为态度、主观规范、行为控制认知和过去行为四个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可以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通过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方法对模型进行验证，得到判定系数R2=0.749，说明回归方程可以解释总变异的74.9%；另外，回归模型已解释变差的统计量F=1 I4.981，其显著性概率Sig
从回归方程中得出，行为控制认知对舞弊行为意向的影响最大，过去行为次之，而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的影响偏小。研究结果表明考试舞弊的行为控制认知是构成考试舞弊行为的必要因素而不是决定因素，过去行为、主观规范、行为态度在大学生形成考试舞弊行为意向时发挥了主要作用。可见，教学管理部门不能够盲目乐观，考务管理的任何环节都不能降低标准、放松要求。
四、大学生考试舞弊行为防范措施
1.加强考试管理是关键。考试管理可以从学校和教师两个方面入手。学校要制定细致的舞弊惩罚制度，使舞弊行为惩治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并在入学前和每次考试前对学生强调这些规章制度，让学生深知舞弊行为的严重后果，同时对考场配备高质量的作弊信号屏蔽器等。而教师主要体现在监考教师、任课教师这两个主体，监考教师在监考中认真履行监考职责，并要配有经常巡视的考务管理人员，形成“走动式”监考；任课教师在出题时偏重案例分析等主观题型，降低名词解释、简答题等客观题的比重。
2.重点学生重点管理。过去有考试舞弊行为的学生如果从舞弊行为中获得“效益”，会引起他们不重视考试教育动员、缺乏诚信的考试风气，更构成了有利于考试舞弊行为意向形成的主观规范，而这些学生的考试舞弊行为会导致更多的学生效仿。为此，对过去有考试舞弊行为的大学生在考试过程中要重点关注。
3.树立良好的道德观念。舞弊行为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是由于道德观念淡薄引起的，不仅可以弱化舞弊的主观规范，也可以让学生对舞弊产生积极态度。为此，要从诚信意识、公平意识、公正意识等方面树立良好的道德观念，有效地防范和消除产生舞弊行为的诱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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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冯晓玲.大学生考试舞弊现象的归因与对策分析[J].考试研究，2009（02）.
化学利弊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G642.474？摇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12-0031-02
考试是学校考核学生学习成绩的基本手段，也是检查、评定教师教学效果的重要方式，在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合格人才的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考试成绩对学生评优、入党、就业等方面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在考试过程中，为了获得较好的成绩，有些学生就采用了作弊的手段。考试作弊不但有悖于考试的初衷，达不到考试的目的，造成部分学生对考试意义的曲解，同时违背了公正、公平的原则，对学校的考风、学生和校风都有不良影响。基于此，对高校考试作弊现象进行深入思考、全面分析、查找原因，并尝试提出预防措施，尽量减少此种现象，是整顿教学秩序、治理育人环境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
一、独立学院学生考试作弊的原因分析
学生为什么想作弊、能够作弊和敢于作弊，其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
（一）客观原因
1.社会环境影响。考试作弊不仅是一种校园现象，也是一种社会行为，它与社会上的种种不正之风有联系。假冒伪劣不仅涉及到物质产品，而且渗透到精神文化产品中。如各种盗版书籍、盗版光盘、论文造假及社会上组织的各类考试中的作弊行为，都给大学生带来了负面影响。大学阶段是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大学生对事情考虑简单、盲目跟从、极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这是学生考试作弊的社会基础。
2.教学模式陈旧。目前大部分独立学院还实行传统的学年制教学管理模式，统一的教学大纲、课程、教材、进度和标准，统一时间毕业离校。用同一种模式培养学生，忽视了因材施教和对学生个性的关注，使得部分学生因跟不上进度而失去了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导致其考试作弊。这与现行教育制度有关。
3.教学评价体系不科学。主要表现为考试更注重于考书本知识，不注重于考能力。考试命题缺乏科学性，考试形式单一，试卷覆盖面窄。闭卷、笔试等形式的客观题较多，而开卷、口试、答辩、论文、技能操作等形式的综合性的思考题、分析论证题及体现动手能力的考试形式较少。现行教学评价体系也是不科学的，尽管整个社会在呼吁素质教育，但是应试教育依然有着深厚的土壤。奖励层次少，主要鼓励学习冒尖的学生，其他有一技之长的学生较少得到表彰，较少为他们的成才提供良好的环境。因此，部分学生就产生了通过考试作弊获取高分的想法。
4.考试监督机制不完善。监考不严和巡查不利，给有考试作弊倾向的学生以可乘之机，从而助长学生作弊之风。这是学生考试敢于作弊的原因。以上因素为学生考试作弊创造了客观条件，特别是现行教学模式的陈旧和教学评价体系不科学、考试监督不利所造成的考试作弊问题，学校和社会是有责任的。
（二）主观原因
1.自我意识薄弱，缺乏正确的是非观与道德观。部分大学生是独生子女，自我意识薄弱，依赖性强，形成强烈的依赖心理，认为作弊是应对考试有效的可依赖的手段。他们对人生观、价值观缺乏思考，没有养成诚实守信的观念，对考试作弊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2.投机心理。少数学生平时怕吃苦，学习不努力，再加上学校对考试监督不利，使得部分学生到了期末考试就利用各种手段进行作弊，以达到坐享其成的目的。
3.盲从心理。有些学生看到别的同学通过考试作弊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自己学习努力，反而考试成绩不如作弊的同学，因此会感到考试成绩不公平，产生不平衡心理，进而也加入到考试作弊的队伍之中。
4.应付心理。有些学生由于学习态度不端正、学习基础较差，学习成绩不好，面对家庭和前途的压力，试图用考试作弊的方式来应付过关。
5.虚荣心理。有些学生考试作弊是为了得到更高的分数以便保持荣誉和评奖评优，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总之，产生考试作弊的原因有很多种，既有学生自身的原因也有教师教学方面的原因，还有学校教学管理等方面的原因。但是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负面教育现象，教育工作者有责任采用积极的方式方法尽量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
二、预防独立学院考试作弊的对策及思考
1.加强诚信教育和道德修养教育。高校除了向学生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外，更重要的是应着眼于对学生品德的培养和人格的塑造。学校要经常开展以诚信教育为主题的校园文化活动，如以诚信为主题的讲座等，营造有利于塑造大学生诚信新形象的文化氛围。教师要将教书和育人相结合，在传授学生知识的同时，更要重视对学生品质言行的教育。通过诚信教育和道德修养教育，提高学生对作弊性质及其危害的认识，使学生明白考试作弊并非一般的纪律问题，而是关乎一个人的品德和人格的问题，是一个人不诚实、不道德的具体反映，也是对其他参与同一考试者实际利益的侵害。要引导学生自尊、自爱、自重、自律，形成正确的集体舆论，培养学生勤勉求实的学风和诚实正直的品格。
2.深化教学改革，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习是学生大脑的认知活动，是学生自身知识的内化活动，是个体的一种自主行为，单方面使用任何强制性的方法都难以奏效。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应根据学科特点尽可能采用多种教学方法，以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例如，在教师的启发下，让学生在课堂上作发言，运用所学原理、方法解答实际问题；或者由教师组织学生在课堂上开展有准备的辩论或临时即兴的争论；或者要求学生当堂做一些探索性和创新型的作业练习等。要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成为教学过程的中心。同时，教师要注意运用新的教学技术和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多和学生接触，进行思想沟通，加强辅导，帮助他们解决学习中的难题，提高其学习信心。
3.增加评价手段。对一个学生的评价要综合、全面，把形成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相结合，强化形成性评价，淡化总结性评价，弱化学生对卷面成绩的关注度。形成性评价是对学生在校学习生活等全面表现的评价，强调的是过程性、全面性、综合性。例如，学生平时的学习积极性、课堂参与程度、参与系或院学生组织活动的主动性、参与学校或社会实践活动的情况、特长或优势的发挥如何等，都可以作为评价一个学生的参考因素。适度降低学科成绩在入党、评优中的作用，减轻学科成绩在评价学生中的权重，既弱化了诱发学生考试作弊的内部动机，同时也为学生主动全面地发展创造了外部条件。让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得到充分发挥，让学生的个性特长得到充分肯定和展示，这样才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才有利于考风得到根本好转。
4.深化考试改革。一是根据每门课程的特点采取不同形式的考试方法，灵活应用笔试、口试，闭卷、开卷、论文写作、实训实习等多种考试形式和考试方法。考试要以考核学生能力和素质为主，全面考查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以及把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的能力。二是根据专业和课程特点，在命题上尽量减少客观题、现成题，少考查死记硬背的内容；而应适当增加主观题、综合题，注重考查学生的理解能力、综合运动能力、创新能力等。如果考试的内容在书本和笔记上找不到，无形中就减少了学生作弊的机会。三是考试前严禁各种形式的针对考试的辅导、划重点、出复习题等。四是重视形成性考核。如：平时的课堂提问、书面作业、实验报告、教学实践活动等都可以作为考核成绩的参考。五是有条件的情况下尽可能实行教考分离，充分利用试题库，随机组卷，流水阅卷，以避免人为因素的影响。
5.强化考试管理。规范的考试管理对考纪考风建设起极大的推动作用。要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针对考试中的各个环节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一是考前召开动员会，进行考风考纪教育，从思想上否定考试作弊的“合理性”。二是加强监考教师的选用、培训和考核工作。选用综合素质高、责任心强、敢于坚持原则、工作认真负责的教师担任监考老师。建立考场责任制，明确树立监考是考场第一责任人的意识；采用不同科目的教师、不同院系教师交叉监考；将监考教师工作情况与考核相挂钩。三是严格考场纪律。考试期间监考教师要认真履行自己的监考职责，严格遵守监考制度，不准学生携带任何与考试相关物品进入考场；对有作弊倾向的学生要及时制止并予以警告，对无视考场纪律、已形成作弊事实者，监考教师要如实上报学校，根据相关规章制度对考试作弊者进行处理。四是加强对考场的巡视。院级和系级管理人员进行分别巡视，加大巡考的力度，不给考生作弊提供条件。
6.加大对作弊者的处罚力度。一是和学生家长共同实施教育。学校要把学生作弊的事实及对作弊者的处理意见及时告知学生家长，通过家庭教育减少学生作弊机会。二是区别对待因作弊补考者和其他补考者。作弊者不得参加正常补考，并取消当年入党、评优资格。三是建立诚信档案。在学生入学时就为每名学校建立诚信档案，并标明诚信基点。入学初学生诚信基点都一样，然后根据在校期间的诚信表现来增减诚信基点。学生诚信档案应计入学籍档案。
参考文献：
[1]张洪武.关于高校学生考试作弊问题的探讨[J].潍坊高等职业教育，2006，（9）.
化学利弊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G642.4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6-0166-04
传统经济学过去主要是通过实际观察和理论推理来进行研究的，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的影响下，实验经济学慢慢加入了经济学的主流研究。实验经济学（Experiments with Economic Principles）是指选取一定的受试参与对象，设置一定的实验参数，用以检验已有理论的一种经济学研究方法。通过不断地改变实验参数，对所得的实验数据进行分析和整理，用以检验已有的经济理论及前提假设，从而发现一些新的理论[1]。在实验经济学的研究中，博弈论是一个经常作为案例的主要部分，本文就结合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原理，分析一下学生考试作弊的现象，并根据分析出的参数，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考试作弊行为选择的理论依据
（一）作弊人的经济人利益最大化心理
任何一个经济社会中，人既是经济人又是道德人。一方面人具有接受社会主流价值观道德教化的一面，一方面又有着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能。就考试作弊而言，一方面，每个考生都知道诚信是应该遵守的原则；另一方面，在具体行为上又受着利益的诱惑，在博弈中进行选择。博弈论（Game Theory） 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2]。严密的博弈对策，是运用数学方法来研究有利害冲突关系的双方在竞争性活动中的行为，找出自己制胜对方的最优策略。
（二）作弊行为选择的囚徒困境纳什均衡的单次博弈
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属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又称为非合作博弈均衡，指在一个博弈过程中，无论对方选择什么样的策略，当事人一方都会选择某一确定策略，该策略被称作支配性策略。如果博弈双方当事人的策略组合分别构成各自的支配性策略，那么这个组合就叫做纳什均衡。之所以当事人一方不管对方如何出招，都选择某一策略，是因为任何情况下这一策略对于自己都是最优策略[3]。我们可以用博弈论中最为典型的囚徒困境来说明纳什均衡。
关于囚徒困境和校园作弊现象，在考试这场博弈中，人人都认为不管别人是否作弊，自己作弊是利益最大化的最优选择，可以付出少的学习时间和辛苦，获得好成绩。简单分析的前提假设条件之一是不考虑作弊成本，即作弊被抓所受到的处罚。在缺乏有力的约束机制的情况下，每个人都试图通过作弊以少付出得高分。并且希望最好别人不要这样做，只有自己这样做，好在成绩上胜出。假设条件之二是假设博弈是单次博弈。这样，每一方就只考虑面对对方的行为（或理性推断出的对方的行为），自己做出的最优选择，不考虑对方是否会变本加厉作弊。如此恶性循环之下，考试必将虚假成风，这种考纪考风的学校的文凭含金量会很低，长期以往自己学不到知识，将来进入职场也缺乏竞争力。综上，最后学生之间关于考试的博弈结果就是人人都作弊。
二、考试作弊的博弈模型构建
（一）“囚徒困境”模型是博弈论的一个经典模型
这个模型讲了两个囚犯一起被警察抓了起来并分别被关在两个不能互通信息的牢房里审讯。这种情形下，两个囚犯都明白，如果他俩都保持沉默，就可能都会被释放。但警方分别告诉他们，认罪的一方会轻判甚至释放，而抵赖的一方会重判。该模型如表1所示。
表1 囚徒困境模型
很明显，最好结果是相互合作共同抵赖。但如果每一方都站在理性推断对方的情况下，分析如下：在给定乙坦白的情况下，甲的最优战略就是坦白；同样，给定甲坦白的情况下，乙的最优战略也是坦白，即博弈的纳什均衡为（坦白，坦白）。虽然双方抵赖判刑是1年，但是没有人会冒着自己抵赖别人坦白的风险，因此，选择坦白是每个人的明智之举，而不选择具有帕累托最优的各判刑1年的最终结果[4]。
囚徒困境假定每个参与者都是利己的，都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关心另一方的利益。另外，假如没有任何其他外在力量干预个人决策，参与者可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策略。对于大学生的考试作弊，也可以构建类似的博弈模型。在考试中，当作弊的预期收益大于作弊成本即可成为作弊的充分理由和追求。按照博弈论理论，“经济人”自然要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所以作弊就自然成为了囚徒困境的选择。
（二）考生之间作弊行为博弈
假设博弈方分为考场上的考生A和考生B两方，他们都面临作弊和诚信考试两种策略选择。作为理性的博弈人，考生的决策目标当然是利益最大化，每个博弈人都将努力去实施可能对自己最有利的行为。
表2 考生之间作弊行为的博弈
如表2所示，在A考生作弊时，B考生也作弊都可获得1个单位收益，诚信考试可获得-10个单位收益，因此B考生选择作弊是最优策略；当A考生诚信考试时，B考生作弊可以获得5单位收益，而诚信考试获得3单位收益，所以B考生认为作弊对自己有利。也就是说，不管A考生怎么选择，B考生的最优选择都是作弊。同样，对A考生来说也是如此，无论B考生怎么选择，作弊都是A考生的最佳选择。这样，作弊成了双方的纳什均衡。因此，从考生之间博弈情形来看，考生作弊的心理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也是考生进行风险收益权衡后理性选择的结果[5]。
（三）考生与监考老师之间的博弈
前面博弈选择的一个假设条件是在缺乏有力的约束机制的情况下，那么也就是说教师监督考试的力度和学校对作弊行为的处罚不同的情况下，直接影响了学生的作弊选择的博弈。通常教师监考较松、学校对作弊的惩罚力度较小时，考生作弊的成本小，成功几率大，收益大，更倾向于作弊，反之亦然。所以，考生与监考老师之间校方对作弊和监考渎职的处罚之间也可以做一博弈分析。
教师监考主要有认真监考和监考不力两种策略选择。首先假定教师选择认真监考还是监考不力由外在因素决定。监考不力不用付出更多的体力和注意力以及处理监考事件给自己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样监考老师可以得到一个净收益，教师会根据学校管理教师制度的宽松与严格及学生作弊的程度决定自己监考的力度。
设：此时教师监考不力的净收益为U，
教师因为监考不力渎职而受到的校方的惩罚V，净收益为-V，
考生作弊成功得净收益为R，
考生作弊被监考老师发现损失S，净收益为-S。
表3 学生作弊与教师监考博弈矩阵
从表3可以看出，如果教师认真监考，诚信考试的净收益是4，作弊的净收益是-5；如果教师选择监考不力，诚信考试的净收益是1，作弊的净收益是4。这时，学生从个人理性出发考虑，大多数会选择诚实应考。学生作弊尽管可以获得较大收益，但也要冒很大风险，万一遇到认真监考的教师则损失极大。由此可见，教师认真监考是十分必要的。但教师并不能总是做到认真监考，也不总是监考不力，通常会以某一概率选择是否认真监考。比如，目前教师选择认真监考的概率很低，假设只有20%，那么学生还是会选择作弊策略的。因为学生此时考试作弊的期望净收益=5×0.2+5×0.8=5，诚信考试的期望净收益=4×0.2+1×0.8=1.6，这种低认真监考概率下，考生博弈的理性选择是作弊。如果让学生选择诚信应考的策略，教师认真监考的概率r≥4/13，也就是30.7%，即 4×r+1×（1-r）>-5×r+5×（1-r），考生诚实应考的期望净收益大于作弊的期望净收益，才会选择诚实应考。就一般矩阵而言，可以表示为：
表4 学生作弊与教师监考博弈一般矩阵
满足学生诚实应考的条件，应满足：
a×r+b×（1-r）>-c×r+d×（1-r）
即r>（d-b）/（a-b+c+d）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该模型虽然不存在均衡性纯策略组合，但博弈双方教师和考生必然存在使各自期望净收益最大化的混合策略意义上的均衡，即学生以概率p选择考试作弊而教师以概率q选择监考偷懒时，正好学生作弊与诚实的期望净收益相等，教师认真监考与偷懒的期望净收益相等。各自期望效用的计算如下。
1.教师监考偷懒的最优概率的推算
当假定教师偷懒的概率为q时，考生选择作弊（p=1）和诚信应考的（p=0）的期望净收益分别为：
ES（1，q） = （-S）×（1-q）+R×q
ES（0，q） = 0×（1-q）+0×q
令ES（1，q） = ES（0，q），那么（-S）×（1-q）+R×q=0
即教师监考不力的最优概率为：q =S/（S+R）
2.考生考试偷懒的最优概率的推算
当假定考生考试作弊的概率为p时，教师选择监考不力（q=1）和认真监考（q =0）的期望净收益分别为：
ET（1，p） = U×（1-p）+（-V）×p
ET（0，p） = 0×（1-p）+0×p
令ET（1，p） = ET（0，p），那么U×（1-p）+（-V）×p = 0
即考生作弊的最优概率为：p =U/（U+V）
接下来通过求偏导数的方法继续推导
已知：U>0；S>0；R>0；V>0
p = U/（U+V）
q = S/（S+R）
由以上计算可知以下结论：
第一，考生作弊的概率p同教师监考不力的净收益U呈正比，教师监考偷懒的净收益越大，考生偷懒的概率也越大；
第二，考生作弊的概率p同学校对监考教师偷懒的惩罚V呈反比，学校对教师监考偷懒的惩罚越大，学生偷懒的概率就越小；
第三，教师偷懒的概率q与考生作弊的净收益R呈反比，考生作弊的净收益越多，教师监考偷懒的概率就越小；
第四，教师偷懒的概率q与学校对作弊考生的惩罚S呈正比，学校对考生作弊的惩罚越大，教师监考偷懒的概率也越大。
三、抑制考试作弊的对策分析
（一）倡导诚信理念，以制度作保障构建和谐社会
诚信，作为一种做人的原则，是社会健康文明发展的保证。目前，中国社会，从考试作弊到官员营私舞弊，都是缺乏切实有效的制度约束所致。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除了思想道德教育、价值观教育，必不可少的保证是基于博弈心理分析的制度建设。中国目前各地高官频频落马，是因为长期以来缺乏制度的硬约束，不诚信和寻租现象已成为一种惯例和社会风气，没有红绿灯和违规成本不高的惯性延续。从成长阶段的考试作弊到职场阶段的官场舞弊，短期博弈、急功近利和浮躁心理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这样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所以，必须从制度建设做起，营造整个社会的诚信与务实风气。
（二）基于考生视角的降低作弊净收益，增加成本的抑制作弊对策分析
考生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总是考虑如何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由于考试成绩和评定奖学金、选优秀毕业生推荐有密切的关系，加上考试作弊的惩罚不大，所以很多考生选择了考试作弊。在学生同其他同学的竞争方面，如果对作弊惩处力度不大，无论其他考生作弊与否，自己都会选择作弊，成了囚徒困境的博弈。要想使作弊的情况得到根本的好转，除了思想政治教育外，就是降低作弊净收益和加大作弊处罚力度。
1.降低考生作弊净收益的途径
降低考生作弊净收益的途径主要有三条：建立考生诚信档案；考试方式多元化；选拔人才更加注重综合素质和能力潜力。考生之所以会毫无例外地选择囚徒困境的博弈结果，是因为考试结束后，不管考场表现如何，一般来说留下对以后有影响的只有成绩而没有其他的东西，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有限博弈，所以考生会选择作弊。
建立考生诚信档案。如果学校给每个考生建立的档案中记录考生的违纪和作弊情况，并且这个记录将会成为考生以后学习工作被录用的重要选拔参照条件，那么这种关于诚信问题的一票否决制就会成为非常大的成本。因为国外有这样的制度，所以国外的学生把自己的诚信记录看的和自己的生命一样宝贵，比如，一次公交车逃票或信用卡的不良记录，就可能使自己以后的求职生涯处处碰壁。在西方的教育理念中，提倡创新杜绝剽窃，如果学生的论文是抄袭的，那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这是增大作弊成本，降低作弊净收益的方法之一。
考试方式多元化。考生之所以选择作弊的另一原因是，考试题目主要来自于书本甚至授课教师会给出一个更小的复习范围，使得考试作弊的准备比较容易，如果考试题目加大主观试题，注重考察学生掌握基础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作弊就不那么容易了，还应该把平时的作业、讨论和其他成绩也一并计入总成绩，这样考试作弊的价值就没有那么大了，直接降低了作弊净收益。
选拔人才更加注重综合素质和能力潜力。知识是能力的基础，如果选拔人才的标准更加注重建立在基础之上的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培养，考生作弊的净收益也会下降。每年申请进入美国学校的孩子，SAT成绩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因素，但也有一些SAT成绩并不是那么拔尖的孩子，由于某一方面特别突出的兴趣才能展现，或者非常强的实践活动能力的表现，而被名校录取。一个人的热情、兴趣、探索事物的能力和坚持力，往往比单纯的书面成绩更能代表学生的发展方向和潜力。
2.增加考试作弊的成本
学生可以在博弈中选择囚徒困境的占有策略，那是因为制度设计将考试作为一场短期博弈或是单局博弈。但实际上关联到考试作弊的这种非诚信行为习惯对于人生的影响，它应该是一场无限重复博弈，非诚信习惯对未来产生的影响比一次好的卷面成绩对于整个人生重要得多。作弊，会影响考生的诚信档案，使以后的诸多选择机会都因为诚信度的不良记录而失去，一个人的不良诚信习惯也会影响到其今后的实际行为选择。考试作弊与诚信问题，它的影响面小到教学质量效果，大到诚信习惯的养成。一个没有诚信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和未来的社会。可见，诚信是一场无限重复博弈，是关乎个人前途和国家命运的博弈。
不诚信对于一个人的一生乃至国家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应该在学校阶段就让考生体会到作弊的代价以减少甚至杜绝作弊现象。比如，考前学校建立严格、具体、细致的考试管理制度，并做到令行禁止。一旦发现学生作弊，根据具体情节严重程度的不同，可以采取作废一门考试成绩或本学期所有考试科目的成绩、留级、校级处分、取消本年度评奖评优资格等处罚措施，同时计入考生的诚信档案。有了这样的作弊代价并且落到实处，还用担心作弊不止吗？新加坡何以能够做到官员廉政，就是因为有制度规范和高薪养廉作保证。
（三）基于监考教师视角的降低监考净收益，加强监考管理的抑制作弊对策分析
就教师监考而言，除了教师的监考职责要求必须履行责任认真监考之外，教师作为经济人也会存在监考成本与收益之间博弈选择的投机心理。
1.降低监考净收益
同样的一场监考，教师的注意力投入不同，所付出的成本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教师提前进入考场，组织学生按照准考证号的顺序就座，要求并监督学生将所有和考试有关的资料存放在讲台前面，认真核对检查考生的有效考试证件，要求学生不得携带考试要求之外的电子产品，手机一律调至关机状态，不许自带草稿纸等。这样的工作做与不做，做得认真与否，付出的精力体力都不一样。考试过程中，教师是否能够不做聊天、翻看手机、书刊杂志等和监考无关的事情，整场专心巡视，关注每一位考生的反应，所付出的精力体力也完全不一样。在认真监考与不认真监考付出的成本不一样的情况下，所得的监考费的报酬和评价是一样的，监考教师作为理性人就可能选择监考偷懒或部分偷懒。
通常情况下，可以通过改善教师的监考条件和加大教师监考偷懒的惩罚力度来减少监考的净收益。比如，可以采取屏蔽考区手机信号、为监考教师提供矿泉水等方式减低监考的辛苦程度。这样，偷懒的净收益就会减少，即由于不付出而享受的放松闲暇的满足感就会减少。教师监考的净收益越小导致偷懒的可能性也越小，学生作弊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2.加大教师监管力度
监考教师无论付出如何，所得报酬评价都一样，也是教师监考偷懒进而学生有条件作弊的原因之一。如果学校加强监考纪律的监管，增加考场巡查，一旦发现教师不按时监考和不按照监考要求履行职责、监考时做和监考工作无关的其他事、放纵学生的作弊行为，应按照制度要求给予通报批评、扣发奖金等方式予以处罚。对于教师监考管理，这种方式扣掉的不仅是钱，还影响了知识分子最看重的面子，绝大多数教师都会在制度的约束下严格监考，从而减少学生的作弊现象。
总之，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理论提醒我们，如果学校要有效防止考生的作弊行为，就必须使其选择（不作弊，不作弊）的博弈结果，要达到这种纳什均衡，就需要相关的考试制度和规则来保证。
参考文献：
[1] 王文举，王方军.博弈计量经济研究[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4，（3）.
[2] 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化学利弊论文篇（9）
合作学习是一把双刃剑，我们无法在高唱合作学习之赞歌的时候，忘却潜在的弊端和事实上的负面性，并且必须尝试趋利避害的探索，将合作学习的优点发挥到极致，而将合作学习的弊端努力降低到冰点。
一.辨清利弊
1.利。合作是基于个体学习受阻、期待他人力量而采取的一种必要的策略，我们可以称之为“大雁群飞迁徙理论”。不同学生由于多方面的差异，对文本的解读和处理的方式一定会有不同，并且产生问题。这个问题即是个体学习的难点；而要克服这个难点就必须依赖外界的力量，即借助合作团队来实现。个体只有善于借助外力，才有可能对冲、改变、重构思维体系和知识技能体系，升华自我。语文教学长期以来被视为鸡肋，低效，学生对语文课本的兴趣度偏低。其根本原因就是语文老师过分地把持课堂，没有留给学生足够的时间在合作中质疑、批判、发现和独创，没有给学生在合作中砥砺思想、陶冶情操，找到能力释放、被人发现、受人帮助、赢得尊重的兴奋点。苏教版必修一《师说》一文阐述了老师对于学生的影响，辨清了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倡导大家积极从师。笔者教授这一课时，让学生在小组中解决自己遇到的问题，小组内不能解决的再提交到全班，师生合作解决。我穿行在各组之间，引而不发，并没有讲解多少，只是悄无声息地将他们争论的问题适时地和教学目标联系起来，引导合作学习的方向，也把自己看做一位“学生”，进入师说之争之中。这样就把合作平台搭建得较为稳妥牢固，学生的阅读随着激烈的争论、求证、求同等一系列思维活动，竟然把文本的核心给挖掘出来了，甚至联系现实生活提出了不俗的见解。
概括起来，从学的角度看，合作学习有四大好处：一是解决疑难，他山之石可以攻鸟；二是开阔视野，化鱼跃入大海，做鸟归入山林；三是学会交流，呼朋引伴，高山流水；四是提升境界，大雁群飞，翱翔苍宇。从教的角度看，合作学习有三大好处：一是激发兴趣，帮助学生找到兴奋点；二是释放潜能，帮助学生找到发力点；三是自我解放，帮助自身找到坐标点。
2.弊。由于必然受合作者实际水平、持续时间的长短、外在的物质条件优劣、实践技能高低等方面的因素制约，真正的合作效果也必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考察语文合作学习，我们会发现它有四大弊端：一是在宝贵的课堂时间内，学生来不及将在合作中产生的新疑惑独立地再探究，部分问题必须重新借助自主学习、动用必要的资源才有可能得到解决，还有的问题悬而未决，莫衷一是；二是合作中的弱势个体存在一定程度的被边缘化，难于做到因材施教；三是学生合作学习的关注点往往是基于文本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方面，而没有把注意力投放到语文言语表达探究的价值方面；四是教师无法顾及指导到每一个小组，有可能错过极好的课堂生成。
3.利大于弊。综合权衡，合作成为必然选项，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合作学习中的弊端恰恰是在合作中发现的，而且客观审视这些弊端从某种程度上却是它的优点，是有着极高的附加值的。学生争论为师标准的话题，实际上直至教育本质；关注文本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其实就是阅读的终极价值，只是没有注意到语文言语能力习得罢了；两位争论者的你来我往对于当事人来说，是全面的历练；引发的新问题必然会引领他们去探知。
二.趋利避害
化学利弊论文篇（10）
据《中国青年研究》报道，近日。一份对892名大学生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有82.74％的大学生曾有过作弊行为(包括夹带纸条、给别人传答案、替考、高科技舞弊等)。成绩中等以上的舞弊者占80.66％。其中，目的是“帮助”同学的占8.86％。在各大高校三令五申，严肃考风考纪，加强考场监控之后，作弊事件仍然有增无减。
导致大学生作弊毒瘤蔓延的四大诱因
1.学生的畸形心态兴风作浪
一部分学生对目标过度渴望导致采取偏离的考试手段。有的学生不关注个人努力和学习过程，仅仅将焦点放在考试的结果上。有的学生并没有努力学习，或者努力了，但学习效果不好，为了得高分，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在对优秀的考试成绩的极度渴望和迫切要求下。作弊则堂而皇之地成了他们达到目的的最便捷、最有效的方式。 一部分学生存在“怕吃亏”、患得患失的畸形心理。在作弊已成为普遍性事件的今天，因为“别人都在作弊。我不作弊岂不是很吃亏”的错误心理作祟，很多人放弃了原有的正确的价值观．而在这种不平衡心理的驱动下，走上作弊这条路，从而用“别人作弊我也作弊，谁都不吃亏”这样一种结果来寻求心理上的平衡，这也是受社会世俗观念影响而导致心理扭曲的典型表现。
2.学校的考试模式画地为牢
一是考试形式利于作弊。虽然，现在的考试形式正在寻求多元化的发展，但因受限于统一的教材和考试大纲，考试形式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固有的笔试形式为作弊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
二是考试内容利于作弊。一方面，在考试中，特别是文科考试中，试题多数是书本内容的呈现，在这种强调记诵能力的考试模式中，小抄、夹带书本等无疑是得高分最便利的方式；另一方面，考试片面追求客观性，每道题的答案唯一，偷窥、抄袭等作弊方式可以帮助考生获得更高的分数，让考生从心理上加重了对作弊优势的认可。
3.社会的不良风气推波助澜
一是社会诚信缺失。“人无信而不立”这句箴言告诫了我们诚信的重要性。然而，当今社会尔虞我诈、欺骗、造假等不良风气的蔓延．也潜入了高校这方净土，让原本纯真的大学生染上了这一社会恶习．造成了大学生诚信的缺失。大学生还处在学习阶段，思想、品行尚未定型，然而身处于这个充斥着作弊文化的大环境中，他们很容易被错误的观念引导，从而难以严于律己，用诚信的价值标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二是对作弊和剽窃行为的社会认同度大幅增加。2005年2月3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做了一期关于考试作弊的调查，题目是：如果和您的利益无关，您是否介意身边的人考试作弊?这项调查在互联网上公布后的12个小时内。有8454名调查者参与。调查结果显示，对于作弊现象选择“介意”的比例为23％，明确选择“不介意”的占51％，而选择“说不清”的有26％。选择“不介意”和“说不清”的比例，加在一起达到了77％。这很大程度上预示了一种文化趋势：对考试作弊的熟视无睹，或者对考试作弊的社会承受度在增加。然而，一旦形成了这种认同作弊的文化，团体监督几乎陷于瘫痪，高密度的作弊就会发生。
4.科技的毒副作用助纣为虐
当今科技的高速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增长，也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两面性，高科技在给人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为作弊者创造了更优越的条件。其主要表现有：
一是网络的发展给作弊者提供了丰富的可利用资源。网络是一个连通全世界的信息交流平台，任何人都有权利享用其包罗万象的丰富资源，然而，网络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它的虚幻色彩模糊了人们对剽窃、作弊的认识。查尔斯・利普森(CharlesLipons)是《在大学中诚实为人行事》的作者，认为“互联网创造了一个没有明确所有权的空间(ownership)。产生了一种虚拟的一切免责的(virtualfree-for-a11)氛围，使得学生获取欺骗性的信息或论著”。很多人认为网络资源共享，不存在剽窃、作弊的问题，觉得从网络中获得的资料都可以为己所用，而不用标注。加上有关规范网络的法律不健全，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行为是不是作弊，缺少一种尺度的限制，就让作弊者更是有机可乘，导致学术作弊等案例大大增加。
二是先进的作弊工具让作弊文化更加猖獗。在高科技的推动下，手机、无线耳机、MP3、录音笔、数码相机等一些具备作弊潜质的高科技产物都在考场上站稳了脚跟。产品更新速度越来越快，技术越来越先进，让作弊行为在高度隐蔽的环境下更加安全，这就降低了作弊的风险性，增加了作弊的诱惑力。因此，在高校考试中，只要有人感到自己有作弊的需要，都会考虑使用这一手段，这就加速了作弊文化在高校的风行。
思考
化学利弊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F2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7）07-0081-07
一、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真实可靠、内容完整、披露及时的会计信息是资本市场发展和运作的前提。近年来，绿大地、胜景山河、东方电子、欣泰电气、万福生科和方正集团等上市公司不断被曝光，会计舞弊（Accounting Fraud）案件层出不穷，案件扑朔迷离，舞弊手段多样，会计舞弊再次受到广泛关注。自从2002年开始，美国注册舞弊审查师协会（Association of Certified Fraud Examiners ， ACFE）就一直跟踪调查会计舞弊数据，在ACFE统计的会计舞弊案例中，仅有16%的案例基本全额追讨回舞弊损失，49%的案例未能追讨回任何损失。仅2016年，中国证监会就对证券市场违规上市公司下达行政处罚公告次数达到139起。
会计舞弊是一种经济犯罪行为，是指企业管理当局（管理层、治理层和个别关键员工）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背离商业伦理和会计职业道德，违背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完整性，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舞弊行为。如何预防会计舞弊案件发生，监管上市公司的会计舞弊行为就成为世界各国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关注的重要领域。
以往多数文献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来研究会计舞弊行为，假定行为主体都是遵循贝叶斯法则（Bayes Theorem），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决策者，行为主体决策都是完全理性（Perfect Rationality）的，这种假设忽视了“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假设中行为主体决策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美国决策专家Hastie[1]认为行为主体决策是根据自己的效用和信念选择行动的过程。行为经济学表明，行为主体具有的个体特质在不同的内、外部环境下会表现出不同的心理特征，由于受到认知能力局限性的影响，行为主体有时所产生的认知偏差（Cognitive Bias）会使得成本收益偏离完全理性下的结果。鉴于此，本文试图从行为主体的有限理性假设出发，运用行为经济学中的相关概念和相关理论，探究会计舞弊产生的原因、作用机理和形成机制，基于一定的经济环境下行为主体的认知偏差、框架效应和锚定心理等行为特质，分析行为主体的会计舞弊决策过程，为政府部T及相关机构制定决策提供参考。
二、会计舞弊成因的理论述评
通过梳理和总结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会计舞弊的动机主要有以下四种：精神病动机，为了舞弊而舞弊；利己性动机，为了追求地位和声望；思想性动机，为了报复他人；经济性动机，为了钱财资产。
Albrecht等[2]首次将舞弊三角理论（Fraud Triangle）中关于舞弊预防、舞弊检查和舞弊调查等方法引入到会计学领域。该理论认为，会计舞弊发生需要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被感知的经济社会压力（Pressure）；二是舞弊存在合适的机会（Opportunity）；三是舞弊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借口。他还指出舞弊有两种情形：偶然舞弊者和掠夺者。偶然舞弊者比较保守，只有当经济社会压力、存在合适的机会和合理化借口三个要素同时满足时，才会产生舞弊行为；掠夺者过于激进，一旦存在舞弊机会，就会实施舞弊行为。
Bologna等[3]提出GONE理论。该理论认为，舞弊由贪婪（Greed）、机会（Opportunity）、需要（Need）和暴露（Exposure）四个因子组成。根据组织行为学的观点，贪婪（Greed）对会计舞弊行为主体而言是一种心理特征因素，需要（Need）实际上构成了行为主体会计舞弊的动机，不良的行为动机在外界环境因素的刺激下会产生不正当的会计舞弊行为，上述四个因子实质上构成了滋生舞弊的四个条件。
Bologna和Lindquist [4]在GONE理论基础上提出了舞弊风险因子理论。该理论认为，舞弊风险因子由个别风险因子和一般风险因子两个方面组成：个别风险因子包括会计舞弊动机（压力）、情绪情感、道德品质；一般风险因子包括会计舞弊的机会、会计舞弊被发现的概率、会计舞弊发现后舞弊者被惩罚的性质和程度。
Bologna和Lindquist[5]提出了冰山理论。该理论认为，舞弊好比大海中的一座冰山，在这座冰山中，分表象特征和根本特征。表象特征指的是露在海平面上的冰山部分，包括组织目标、效率衡量、等级制度、技术状况和财务资源，是舞弊结构考虑的基本因素；根本特征指的是隐藏在海平面以下未露出水面的冰山部分，包括认知道德、情绪情感、文化价值、观点态度和思想素质，这是会计舞弊行为产生的根本原因。因此，从实质上看，会计舞弊行为的发生应由显性因素和隐性因素两方面因素组成。
舞弊三角理论、GONE理论、舞弊风险因子理论以及冰山理论等有关会计舞弊的动因理论虽各具特征，但多是“因素―结果”型的理论分析框架，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即以完全理性来分析会计舞弊行为主体发生舞弊的行为决策过程。然而，行为主体往往很难做到完全理性，有时会表现出有限理，会计舞弊行为的发生也是行为主体心理因素与外部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经济行为。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不断改变以及商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的日趋形成，行为主体认知能力也不断发生着深刻变化，以程式化特征为代表的会计舞弊成因理论在解释会计舞弊成因方面显现出一定的局限性。
三、会计舞弊的行为经济学分析及决策
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的创新之处是依据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综合经济学、行为分析理论、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的相关理论知识，通过进行广泛实地观察、社会调查及行为实验的方法，搜集一手研究数据，侧重于研究个体行为认知及其行为决策，据此分析和解释经济运行规律。贺京同和汪丁丁[6]认为，行为经济学是对传统经济学的历史顺承和逻辑体系演进，主要基于有限理性假设来思考问题。
近年来，一些国内外专家学者基于“有限理性”假设来研究会计舞弊问题，通过运用心理实验测试、调查问卷以及数量检验等方法，将行为经济学理论与会计舞弊问题结合起来，深究会计舞弊行为发生的本质。主流观点认为，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风险偏好（Risk Appetite）和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等心理因素是行为主体具体行为发生的内因，对行为主体的决策产生路径依赖和重要影响。Shiller [7]认为，行为主体的过度自信和过度乐观等行为特质会使得他们过于夸大自己的才华，高估自己的控制能力，产生控制幻觉。Foster等[8]也认为行为主体过度自信膨胀的自我概念使其往往倾向高估自己的能力，在权力欲和成就动机的强烈驱使下，其行为决策具有明显的风险寻求倾向。Dennis和Chen[9]提出文化、道德和人情关系等因素对于会计舞弊行为的发生具有影响，上市公司管理层或关键财务人员与会计师事务所同流合污客观上对会计舞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Donald和Phyllis[10]提出高层梯队理论（Upper Echelons Theory），指出企业是高层管理者团队特征的反映，公司的道德氛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管的行为。行为主体的认知风格和人格类型与发生会计舞弊有一定的关联性，行为主体认知偏差是行为偏差的根本内因。陈艳和田文静[11]运用前景理论和心理~户理论，从程序理性的角度，强调行为主体行为过程的存在，探究了行为主体会计舞弊的判断、识别和选择过程。孔晨和于洪鉴 [12]也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检验了行为主体时间偏好程度、过度自信程度和风险偏好程度与会计舞弊倾向的相关关系及影响程度。人们的行为往往是有限理性的，在决策时常常伴随着启发式问题导向，行为主体对信息掌握的不完全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带来一定的判断认知偏差，这是一种不确定性情况下的判断。另外，行为主体的选择行为也不是传统经济学所描述的那样理性：一种无差异曲线，而是一种不确定情况下的选择。事实上，人们的行为偏好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在跨期决策中面临多种选择时容易出现“短视”（Short-Sighted）认知偏差，行为主体往往追求眼前效用的最大化，忽视长期利益。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的会计舞弊行为分析，从行为主体的有限理性假设出发，基于完全理性和非完全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从行为主体自身个体特质和心理因素去探寻会计舞弊行为发生及其作用机理，通过开展情景模拟实验或调查问卷等方式，探讨了会计舞弊行为的形成机理及其行为个体决策过程，回归现实思考和理性决策，为会计舞弊行为问题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思维，丰富了会计舞弊的研究理论和方法。
四、会计舞弊的行为心理学分析及决策
行为心理学（Physical Psychology）主要研究行为主体的社会行为及其社会心理现象，通过分析行为主体的行为思想、情感怎样受社会他人影响的过程，揭示行为主体所表现出的社会行为的依存条件。会计舞弊的行为心理学分析，主要从社会心理学理论出发，将会计舞弊行为的产生与自我人格特征、心理特质以及独特文化背景、人口统计特征等因素结合起来，解释会计舞弊行为产生的动因。虽然会计舞弊行为可以用经济学理论与模型来支撑，但毕竟实施会计舞弊的主体是人，而研究人的会计舞弊行为离不开其所处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价值观念以及人的心理特质等方面。文化具有一种潜移默化的惰性力量，在特定条件下传统文化会影响会计舞弊的发生强度，有时会纵容、强化会计舞弊行为的动机及经济后果。Dennis和Chen[9]通过实施问卷调查，对美国、中国大陆及中国台湾等地区会计舞弊行为成因进行深刻剖析，提出了人际关系这个核心变量在会计舞弊过程中的影响，同时指出了不同国家地区的文化差异会影响到行为主体会计舞弊行为的产生。张玉明和陈前前[13]研究认为，良好的会计价值观、行为观和道德观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和企业绩效。行为主体心理活动会对会计舞弊产生影响，动机不良的心理行为活动会导致会计舞弊的发生。陈艳和田文静[11]从人性的复杂性出发，借助心理学的理论分析方法，分析了会计信息舞弊的动机和形成机理，认为能否获得物质层面或精神层面的满足是行为主体进行会计舞弊的直接动机。Beasley[14]也实证检验了消极的心理动机是诱发会计舞弊的直接因素，提出防范和治理会计舞弊行为应当从消除消极的心理动机入手。此外，对风险预期的不同心理反应，也会影响到会计舞弊发生的程度，行为主体的性格是喜欢冒险型，还是风险中立型、逃避风险型，导致产生会计舞弊的强度不同。高层梯队理论指出，行为主体的人口统计特征可以有效预测行为主体的心理因素，会影响到会计舞弊的合理化过程。Zahra等[15]发现上市公司CEO的年龄、学历学位、工作经验和处世风格等因素会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行为主体会计舞弊合理化过程的产生。Davis和Pesch[16]发现CEO任期、工作职务经历和阅历影响着会计舞弊行为，经历、阅历越丰富的CEO考虑问题会比较充分，合理化其会计舞弊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小。另外，羊群行为（Herd Behavior）也指出行为主体的会计舞弊行为往往受到群体一致的影响。从理论上讲，羊群行为可分为“真羊群行为”（Intentional Herding）和“伪羊群行为”（Spurious Herding），但由于行为主体的行为决策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使得在研究中往往难以真正区分。行为主体容易受到群体情绪情感的影响，往往放弃自己的信念与偏好，产生与群体相同或相近的行为。
行为心理学视角下的会计舞弊行为分析，结合了社会心理学理论、行为分析理论，将会计舞弊行为与之有机融合，促进了会计舞弊行为的研究，从另一个崭新视角来分析会计舞弊问题。
五、会计舞弊行为的管控策略
基于行为经济学分析，
行为主体在进行会计舞弊行为决策时，不仅会受到宏观环境因素、政策及市场因素、信息获取因素、会计舞弊成本和会计舞弊收益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受到心理决策权重的影响。在特定的环境下，行为主体具有的一些个人特征如过度自信、风险偏好、时间偏好、政策依赖、锚定心理和框架效应等因素会其使产生扭曲的认知偏差，从而影响到行为主体会计舞弊的行为决策。
（一）基于行为主体自身的管控策略
1.掌握行为主体自身的会计舞弊心理倾向
行为主体在判断信息时往往出现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和自恋（Narcissism）偏差，会高估自己所拥有知识的精确性而低估外在信息的精确性、低估相关的风险、高估自己掌握情况的能力，从而导致信息的不确定性。借鉴Pulford和Colman [17]的做法，我们可以测量行为主体过度自信的程度，即Overconfidence=S-R。其中，S表示主观正确率，R表示客观正确率。
行为主体的世界观、价值观会影响到会计舞弊行为的心理倾向，行为主体通过了解自身的会计舞弊心理倾向从而更加控制自己，避免做出不理智或放纵自我的行为。如果会计舞弊监管机制失衡，行为主体极易将会计舞弊动机转化为会计舞弊行为，获得的短期收益将会影响到内外部锁定（Fixation）功能，激发会计行为主体“短视”认知偏差心理，从而偏好采取会计舞弊行为。如果行为主体具有明显的风险偏好，那么他在实施会计舞弊行为决策时应当综合考虑预期收益与成本，权衡利弊得失，思考一下自己的会计舞弊心理倾向。如果行为主体具有冲动的会计舞弊心理倾向，在他自身无法控制的情况下，身边的人可以适时进行必要的、善意的提醒，尽可能地避免不正常行为的发生。
2.提高行为主体自身的认知能力
会计行为是多方博弈综合的结果，会计舞弊行为更是如此。因此，不应该把会计舞弊行为完全归因于行为主体本身，而是需要努力提高行为主体自身的认知能力，代表性偏误（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框架相依（Framing Dependence）和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等带来的影响，减少自身的主观认知偏差和短视心理行为。行为主体之所以会出现会计舞弊行为，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存在短期认知偏差。因此，需要不断矫正行为主体的认知偏差，让会计舞弊行为被非程序性力量阻止，从根源上弱化会计舞弊动机。
加强对有关人员的认知风格和人格类型心理测试，关注并监督有问题的特殊群体，正确地权衡会计舞弊行为的利弊得失，可以降低和抑制会计舞弊行为发生的概率。提高由于非理性的心理行为和人的本性所形成的认知能力，不仅对行为主体会计舞弊行为的预期效用产生影响，而且会降低由于锚定效应所带来的认知偏差，除了依靠自身经验的积累外，还可以通过后续学习、实践等方式来实现，如多关注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网站，从而引导个人做出更正确的行为决策。
3.消除行为主体自身存在的侥幸心理
侥幸心理是每个行为主体都具有的一种心态，往往是一种对事情良好发展的心理预期。在一定的内外部环境下，这种心理预期可能会给行为主体带来乐观态度。有学者认为，会计舞弊行为的发生主要由于行为主体心存侥幸心理。侥幸心理的存在降低了会计舞弊行为的预期成本以及被发现的概率，提高了会计舞弊行为的预期效用和会计舞弊行为发生的概率，减少了会计舞弊监管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行为主体应当极力消除自身存在的侥幸心理，增强风险意识，不要把个别现象当成是普遍真理，不能按照心理预期去进行会计舞弊的决策，不要存有偶尔一次的会计舞弊行为是不会被发现的错误心理，通过建立内部锁定措施来破解会计舞弊行为主体的侥幸心理，增强会计监管的有效性。
（二）基于企业的管控策略
1.营造优秀的组织文化，增强内部锁定的管控功能
文化是一种伦理约束，也是一种合约安排。Farber[18]提出文化差异会影响到会计行为偏好，要大力弘扬积极向上的会计文化，发挥文化在会计准则制定权、会计制度执行权以及计价值观塑造等方面的约束功能。组织文化与行为主体道德品质塑造密切相关，特别是企业高管的目标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影响到组织的文化形成。
据一项问卷调查显示，被调查者50%以上都对会计舞弊行为习以为常，每家企业都或多或少存在会计舞弊行为。改善组织文化，制定道德行为规范，重建企业道德形象，这对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遏制会计舞弊行为非常重要。因此，营造开放民主、风清气正的组织文化和会计文化有利于约束行为主体的会计行为，从而在企业内部建立起有效的内部锁定技术防线。Tirole[19]认为锁定技术包括外部锁定（政策法规、经济合约和组织纪律等）以及内部锁定（理想、信仰、目标、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等）两种。政策的锁定技术主要指政策法规中包含了许多让会计行为主体感到受到约束的规定，让其回归理性，就像被“捆绑”起来一样，无形地约束不良会计行为发生，鼓励员工参与到企业的会计监管中去，使其不敢舞弊、不想舞弊，这样会大大降低会计舞弊行为的发生概率。
2.提高员工商业伦理道德，积极消除负面的锚定效应
在实施行为决策的过程中，行为主体往往以初始的锚定值（Anchoring Value，信息数据）作为参考点（Reference Point，参考系数）来估计事件的发生，往往忽略新信息、新数据的影响，难以接受新事物，不能遵循贝叶斯法则及时修正自己的信念，过于保守，由此引发认知偏差。因此，会计舞弊行为主体在决策行为过程中难免受到认知偏差的影响，但是行为主体的认知偏差是非系统性的，应该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实践有效纠正和规避此种偏差。因此，应营造优秀的企业组织文化及氛围，提升员工的商业伦理道德，建立企业文化以及员工道德规范手册和职业道德教育，引导员工积极向上、作风端正，运用锚定效应避免消极心态、从众心理和短视行为的发生，转变保守主义和反应不足。同时，员工道德规范手册和职业道德教育起到良好的束缚和锚定效应，引导员工积极端正工作作风，减少不良行为的发生。
3.预测行为主体框架效应，制定奖惩、举报和激励制度
一般来讲，发现舞弊的手段主要有内外部举报、管理层审查和内外部审计。据一项调查显示，43.3%的会计舞弊案件都是公众举报发现的，因此，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群众举报制度，进行有效激羁梢蕴岣叻⑾稚鲜泄司发生会计舞弊的概率。所以，应在发挥专业机构、人员作用的同时，充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和完善群众举报制度，对于举报属实者应给予重奖，积极补偿其举报的风险损失，并给予完全保密。同时还应增强群众的举报意识和动力，增强群众监督的主动性，使会计舞弊者处于群众的监督之中，不敢轻举妄动。奖惩制度的合理与否影响到员工对工作任务的认识及积极心理，负面的奖惩制度则使员工产生消极心理，在制定奖惩制度时，充分考虑降低认知主体框架效应所产生的决策差异影响，更多地从积极的一面来表述一项奖惩制度，由于管理者比普通员工对奖惩制度更具有敏感性，对管理者的奖惩制度应当更注重表述的态度与方式。
4.构建商业伦理道德评价体系，提高组织自身的免疫力
对于企业来说，构建会计商业伦理道德评价指标体系是有效预防和控制会计舞弊行为发生的长效机制，应当建立会计诚信等级评价系统，并向全社会公开，供社会人员查询使用。加大对会计舞弊行为的曝光率，提高会计舞弊的成本和失信成本，增强会计舞弊行为的惩处力度，通过构建一套反会计舞弊免疫系统来提高会计舞弊行为的免疫力。同时，建立一套明确的管理规章制度和行之有效的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发挥企业内外部监督职能，确保会计信息真实可靠，会计信息披露透明、内容完整。另外，强化会计舞弊监管中的德治方面，建立和完善商业伦理职业道德标准，将商业伦理职业道德与行为主体价值观、个人行为观融合为一体。
（三）基于会计监管机构的管控策略
1.构建会计监管政策法规，降低会计舞弊需求值的锚定效应
我国资本市场的政策法规、监管制度以及投资者的风险偏好都会影响到会计行为主体的心理预期，在决策的过程中，由于认知偏差、锚定心理和框架效应的影响，行为主体的完全理性发生了扭曲，行为主体往往以目标收益为锚定值，将会计舞弊预期收益看做是自己拥有的价值，在“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作用下，会计舞弊产生的预期收益对于行为主体的心理效用大于其实际效用，这也导致行为主体对会计舞弊预期收益赋予较高的权重系数。多数会计舞弊行为主体在做出行为决策时往往过度自信、过度乐观和过度自恋，从而诱发会计舞弊动机。
由于会计舞弊监管最终以上市企业对外披露的会计信息数据为依据，因此，会计信息数据成为会计行为主体是否进行会计舞弊判断预期收益或损失的参考值。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有关上市企业暂停上市和退市的制度，政府及监管部门在制定政策法规时，应当考虑行为主体可能产生的锚定效应。因为人们可能仅仅为了满足指标的要求，而做出违背政策法规的行为，监管部门在对指标进行考察时，更多地关注企业实际的绩效考评，所以，需要降低政策法规的锚定效应，建立科学的绩效考评制度。
2.增强政策法规的外部锁定技术，实施有效“捆绑”
会计舞弊行为的成本与收益以及被发现的概率决定了会计舞弊行为的预期效用，因此，可以通过降低收益、提高成本和提高被发现的概率来降低会计舞弊行为预期效用。监管机构可以通过增强政策的外部锁定技术，改变行为主体的心理预期和判断，提高会计舞弊行为的潜在成本，加大力度提高会计舞弊行为被曝光的概率。
第一，提高会计舞弊行为的惩罚力度。主要是通过降低被认定为会计舞弊行为的惩罚界限，增大行为主体会计舞弊的预期成本和舞弊行为被曝光惩罚的概率。第二，增强上市企业人员（尤其是高管）的责任感。主要是通过道德宣誓的方式，使得会计舞弊成本前置，提高会计行为主体的会计舞弊成本。第三，设立签字制度。签字制度使得会计舞弊责任更容易追溯，强化了对行为主体的外部锁定，有效破除会计舞弊的侥幸心理。《萨班斯法案》（SOX法案）第3类措施要求企业高管人员实施签字宣誓制度。我国政府部门对会计舞弊行为的处罚力度相对偏轻，会计监管机构应当借鉴SOX法案中的相关规定，完善证券监管政策，完善对会计舞弊的民事、刑事处罚制度，制定和完善严格的企业上市和违规退市的政策，增加会计中介机构的独立性，加强政府管制，增强政策法规中的外部锁定效应。同时，加大对涉案注册会计师行为的监管，创新监管机构监管行政问责管理体制，建立全面的内外部行政问责生态系统，信息及时公开，填补政府会计机构职能空白。
3.强化反会计舞弊宣传教育，提高会计舞弊成本
舞弊三角理论考虑了行为主体实施会计舞弊行为的成本和收益，会计舞弊决策中认知偏差的主要影响体现在使行为主体低估会计舞弊的识别率，同时也低估了会计舞弊的惩罚后果和发生会计舞弊惩罚带来的声誉成本。因此，要对认知偏差进行合理的纠正或改善，应当从会计舞弊的识别与惩罚力度入手，提升内部审计部门的地位，减轻会计舞弊决策过程中认知偏差的影响，减轻行为主体决策过程中认知偏差和过度自信所做出的错误判断。
根据Kahneman 和Tversky[20]提出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和“成本―收益”模型（Cost-Benefit Model），在认知偏差的作用下，会计行为主体选择是否实施会计舞弊存在以下函数关系：假设会计行为主体选择实施会计舞弊后获得的期望收益值xi的概率为αi，同时带来的预期成本yi的概率为βi，会计行为主体实施会计舞弊的条件是会计舞弊获得的期望收益值减去会计舞弊所发生的预期成本大于零，即：∑∏（αi）∨（Δxi）-∑∏（βi）∨（Δyi）>0（其中，Δxi=xi-x0，表示期望收益值xi相对于参考值x0的变化差值；Δyi=yi-y0，表示预期成本yi相对于参考值y0的变化差值），则行为主体将会做出实施会计舞弊的行为决策。
监管机构可通过推进反舞弊宣传教育的方式改变舞弊行为预期效用，反舞弊宣传教育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一是提高会计舞弊信息公开的透明度，通过网络、现场培训等途径加强反舞弊教育，强化社会舆论的正面效应。二是持续推进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抑制问题的不良影响，强调“软控制”，进一步实施会计舞弊行为的惩罚措施，提高其违规的预期成本。
除此之外，企业咨询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作用也不可或缺。签字的注册会计师是遏制会计舞弊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但其自身也容易受到认知偏差的消极影响。因此，降低注册会计师的认知偏差也非常重要。应积极发挥会计师事务所“经济警察”的独特功能和外部锁定技术效应，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实现多维度、立体化的会计舞弊监管机制。另外，会计信息是否透明可靠是市场参与者和监管者共同关注的焦点，应加大制定对会计舞弊行为的信息披露机制，使行为主体因提供不真实、不可靠的会计信息而受到的惩罚超过其会计舞弊成本和舞弊收益。同时，加快我国法务会计领域的研究和发展，制定和完善有关会计舞弊监管的专门法律，为确定会计舞弊以及会计舞弊监管的法律责任提供充分的依据和证据，建立健全会计舞弊监管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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