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管理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3-22 17:37:42
理论管理论文篇（1）
内容 论文摘要：无因管理是指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遭受损失，为他人管理事务的行为。无因管理 法律 制度源于古罗马法，近代各国民法建立相应的无因管理法律制度。无因管理法律制度倡杨 社会 互助的道德追求，确认无因管理的合法性，以阻却管理行为的违法性，体现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在性质上，无因管理是一种事实行为。无因管理有真正无因管理和不真正无因管理两种类型，真正无因管理包含适法无因管理和不适法无因管理，不真正无因管理包含误信管理、不法管理和幻想管理，不同类型的无因管理，其构成要件不同，产生的法律效果亦不同。 论文关键词：无因管理 适法无因管理 不适法无因管理 不真正无因管理 引言 我国古有“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之遗训，今有“见义勇为”之义举。罗马法有“干涉他人之事为违法”，英美法系亦倡导“私法自治”的原则。然而人类之存在，彼此互相联系，如何规范人类之行为，一方面维护禁止干涉他人之事务的法律原则，一方面又要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干预他人事务为合法，趋利避害，维护社会和谐 发展 。罗马法创设了无因管理法律制度，近 现代 大多数国家亦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因管理制度。我国民法通则第93条也对无因管理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颇难操作，笔者拟用比较的 分析 方法 ，对无因管理的概念、缘起、特征及其意义以及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无因管理的类型及其法律效果进行探讨。 一、无因管理的概念及缘起 1、无因管理的概念。 无因管理是指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遭受损失，自愿管理他人或为他人提供服务的行为。管理他人事务或为他人提供服务的人称管理人；受管理人管理事务或提供服务的人为本人，又称受益人。 2、无因管理的缘起 从法的 历史 发展看，无因管理作为一项一般性制度，其制度理念源自于古代法中对遗失物拾得这一具体事实的法律规定。无因管理制度起源于古罗马法，属于准契约之一，赋与两种诉权：一种是无因管理正面诉权，也称无因管理直接诉讼，即本人对管理人之诉权。另一种是无因管理反面诉权，也称为无因管理反对诉讼，即管理人对于本人的诉权。 近现代各国民法对罗马法中具体、个别的无因管理诉权予以不同程度的抽象，而建构起一般性的无因管理制度。 （1）法国民法 《法国民法典》于第三卷取得财产的各种方式之第四编非经约定而发生的债中设有两章规定：一为准契约，一为侵权行为与准侵权行为。准契约包括无因管理及非债清偿两部分。 《法国民法典》对无因管理设有四条，即第1372-1375条。第1375条规定， “其事务受善良管理之本人，对于事务管理人以其名义所为之约束，应予履行；对于管理人为管理事务所负担的全部个人债务，应予赔偿；对其支付之一切必要或有益费用，均须偿还。” （2）德国民法 《德法民法典》于第二编债的关系法的第七章（各个债的关系）的第十一节设有无因管理的规定，紧接在委任一节之后，称为无委任的事务管理。共计11条，即第677-687条，其规定了管理人的义务和权利。并创设了准无因管理，包括误信的管理和不法的管理。如第677条规定，“ 未受他人之委任，并对他人无权利，而为他人处理事务，负有依本人之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以适合于本人利益之方法而为管理之义务。”第678规定，“条 无因管理之承担，违反本人之真意或可得推知之意思，且为管理人所明知者，虽有不可归责之事由，管理人对于本人亦应赔偿因其管理所生之损害。” (3)、瑞士法 《瑞士债务法》在第二编（各种契约关系）的第十四章设有无因管理之规定，共计6条，即第419-424条。该法第419条规定，“ 未受委任而为他人管理事务者，负有适于他人之利益及得推知之目的，而管理其事务之义务。”第422条第一项规定，“ 管理事务如认为保护本人之利益所必要者，本人应偿还管理人支出必要或有益而且适应其情事之费用及利息，并依同一情形为免除管理人所负担之义务，至其他之损害，有依法院之裁量，负赔
理论管理论文篇（2）
2工程管理核心理论
任何一个完善的理论体系都应该具有其独特的核心理论，而工程伦理学、技术经济学、组织行为学等便是新型工程管理理论体系的最根本内容，它们所涉及的不仅仅是旧的理论知识，二是在历代工程管理人员的经验总结，是真正的精华所在，是工程管理理论体系完善的指导性文件。
(1)工程伦理学。工程伦理学是工程管理理论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之一，作为工程管理的指导性文件之一，它是一门主要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在建设工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学科，是核心理论或基本理论，是研究工程中人的地位和作用、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相关学科。通过总结工程伦理学所有组成部分，我们可以将工程伦理学分为多个方面的内容。
(2)技术经济学。大众意义上的技术经济学是指在建设工程项目投资之前，运用先进的生产定额，考虑经济发展、资金的时间价值、通货膨胀等问题，对项目的不确定性和投资风险进行分析，采用科学的技术手段对工程项目进行经济分析和国民经济评价，以寻求最佳的投资组合。
(3)组织行为学。组织行为学是一门研究人的学科，任何一个组织都应该有其独特的规范、层次和沟通体系。任何一个组织的人集合体，组织是一群拥有着相同的目标，相互关联的人的集合体，如何能够使组织健康稳定的发展，就要有一定的规章制度，严格的分配原则，给组织的每个人公平的表现平台。
3工程管理应用理论
(1)工程规划技术。常常用于工程的战略性发展规划，采用的方法主要有抽样分析法、评估法和估算法。
(2)工程决策技术。常常用作对建设工程项目的技术经济分析，可行性研究和国民经济评价。
(3)组织协调技术。我们所采用的定额等方法进行项目价值或者成本估算时，都必须要有合理的生产组织和合理的施工条件。而这里的协调，则主要是协调各个工人小组之间协调统一的施工，材料按规定的额度进行使用。可以采用协调法和权责分配协调法、按劳分配法等。
(4)风险分析。这里的风险，首先在技术经济分析阶段，我们就需要找出造成不确定因素的原因，即所谓的风险。然后采取相应的组织措施降低风险，或者在风险造成损害时能够及时的处理。可以采用相关数据分析法、风险转移技术和风险利用技术等。
(5)信息化技术。信息管理是建立工程管理理论体系的重要部分，能够接受并妥善的分类处理各类信息，整合各类信息所反映的内容，才能达到工程管理的严谨性要求。可以采用数据库技术和全球定位体系技术等。
理论管理论文篇（3）
一、我国财务管理的理论结构
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研究起步较晚，大约是从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的。财务管理理论是根据财务管理假设所进行的科学推理或对财务管理实践的科学总结而建立的概念体系,其目的是用以解释、评价、指导、完善和开拓财务管理实践。
财务管理的理论结构，又可称为理论构成、理论框架、理论体系，是已经研究成熟的理论观点的合乎逻辑的构思，是财务管理理论的系统性概括。财务管理的理论结构是指财务管理理论各组成部分(或要素)以及这些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根据王化成教授（2000）的观点，我国财务管理的理论结构可以这样设置：以财务管理环境为起点,财务管理假设为前提,财务管理目标为导向，是由财务管理的基本理论、财务管理的应用理论构成的理论结构。以下简要分析几个要素：
1、财务管理理论的逻辑起点
关于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起点，主要观点有：财务本质起点论、假设起点论、本金起点论、目标起点论、环境起点论等，尚无共识。笔者认为王化成教授提出的环境起点论是合理的，因为从财务管理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理财环境对财务管理目标、财务管理方法、财务管理内容等其他要素具有决定作用,有什么样的理财环境,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理财模式，财务管理总是依赖于其生存发展的环境。
2、财务管理的目标分析
多年来学者们提出的财务管理的目标有利润最大化目标、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和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目标。还有人认为财务管理目标应当是多元的和具体的。近年来在我国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理财目标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和支持。汪平教授（2002）认为：企业价值最大化是截止到目前财务理论中最为合理(正确)的理财目标函数。通过这一目标函数,可以将理财行为与企业的持续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企业价值是一个前瞻性质的概念,它反映的不是企业现有资产的历史价值或帐面价值,不是企业现有的财务结构,而是企业未来获取现金流量的能力及其风险的大小。
3、财务管理的假设
财务管理假设是财务管理实践主体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对未确切认识或无法正面论述的财务现象，根据客观的正常情况或趋势做出的合理推断，是进行财务管理活动的前提。现有财务管理假设主要有：财务主体假设、持续经营假设、理性理财假设、资金市场假设等。
共同的认识是财务管理的假设并非一个而是一组，但对其组成持有不同看法。
二、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主要内容
理财学界普遍认为，1958年美国米勒教授和莫格迪莱尼教授关于资本结构无关论的研究论文的发表，标志着现财学的诞生。从那以后，现代西方财务管理理论大体包括这样一些内容：
1、有效市场理论
说明的是金融市场上信息的有效性，即证券价格能否有效地反映全部的相关信息。有效市场理论给财务管理活动带来了很多启示，如既然价格的过去变动对价格将来的变动趋势没有影响，就不应该根据股票价格的历史变化决定投资或融资；既然市场价格是准确和可靠的，对企业状况的人为粉饰也就不会长久地抬高企业的价值等。
2、证券投资组合理论
这一理论给出了关于证券投资组合收益和风险的衡量办法，即：在一定的条件下，证券投资组合的收益可由构成该组合的各项资产的期望收益的加权平均数衡量，而风险则可由各项资产期望收益的加权平均方差和协方差衡量。
3、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该理论用于对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价值的评估。按照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某项风险资产，比如某股票的必要报酬率，等于无风险报酬率加上风险报酬率。
4、套利定价理论
该理论提出了一种比资产定价模型理论更为通用的定价学说和方法，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扩展。这种理论认为，风险资产的报酬不只是同单一的共同因素之间具有线性关系，而是同多个共同因素具有线性关系，从而将资产的定价从单一因素模型发展成为多因素模型，这样就更好地适合了现实中的复杂情况。
5、资本结构理论
最初的理论认为，对于企业价值来讲，资本结构是无关的。在放宽了一些假设条件，进一步考虑个人所得税之后，得出的结论是：负债企业的价值等于无负债企业的价值加上负债所带来的节税利益，而节税利益的多少依所得税的高低而定，于是企业的资本结构仍与其价值无关。这些理论引起了很多讨论，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诸如“权衡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等等。
6、期权定价理论
期权定价研究的是期权签出方补偿价格的确定问题。很多现资和融资活动都带有期权的性质，因此期权定价在投资、融资管理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7、股利理论
股利理论是关于企业采取怎样的股利发放政策的理论，分为股利无关论和股利相关论两类论点。
上述理论支撑着西方财务管理的体系，但也在不断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理论认识有了新的进展。一类是针对以上理论的假设条件，其中一种被称为行为财务的新理论，将认知心理学引入财务研究，对于以上财务理论赖以生存的基本假设之一——理性预期假设，认为在经济社会中至少有部分市场参与者在某些时间不能完全理性行事，因为人们总会存在认知偏差。当这些认知偏差广泛存在并具有系统性时，就会影响证券价格。另一类是针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不完全，β系数不能完全解释资本资产的定价，最典型的是股票的账面价值与市场价值比可以很好地说明股票报酬率的变化，其解释力远高于β系数。
三、中、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比较
中、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关于研究对象和内容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对象是财务活动本身，着重研究资金筹集、投资行为（主要在市场上）和股利分配，研究工作偏重于财务管理实务。研究的内容是这些财务活动如何开展，具有哪些规律，如何去做会更好。而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财务活动中的财务关系和财务概念，研究工作偏重于财务管理的上层建筑。研究的内容主要为：财务关系应当是怎样的；财务管理应当建立哪些概念，这些概念应当如何表述，相互关系如何等等。
2、关于研究方法
西方财务理论研究较多地采用实证的方法，上文提及的各种理论大都是以实证研究结果为依据建立起来的。我国财务理论研究以前则较多采用规范研究的方法，直到近几年才开始广泛应用实证研究方法。
尽管近年来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也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对支撑财务管理理论的内外环境差异重视不足，缺乏对中国特有的财务管理环境的系统研究；研究内容仍主要局限于传统领域，缺少对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等新问题的分析与探讨；对集团化公司中存在的控制权问题和内部资本市场问题重视不够；基于投资者及管理层心理特征的行为财务研究还未展开等等。
因此，认清我国社会发展的趋势，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有选择地吸收西方财务理论的精髓，在研究理念、研究体系、研究内容上积极创新，是我国财务理论研究面临的道路。
【参考文献】
[1]王化成、佟岩、卢闯、刘亭立、黎来芳：2006：《关于开展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若干建议》，《会计研究》第8期。
[2]王化成：2000，《论财务管理的理论结构》，《财会月刊》第4期。
[3]王庆成：2004，《关于财务管理理论结构的思考》，《财会通讯》第8期。
理论管理论文篇（4）
20世纪70年代以来,是战略管理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阶段。在这一历史时期,战略管理界出现了三个学派,即竞争位势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和动力能力理论。它们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企业的性质、企业竞争位势的取得、利润的来源及企业成长的原因等有关企业发展的重大问题,为现代西方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加入WTO后,我国企业的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更加激热的国内、国际竞争,如何在挑战中谋求发展,在竞争中争取主动,在深入理解先进的企业战略管理理论之后,相信会得出满意的答案。
一、理论发展回顾
1.竞争位势理论的主要观点及局限
1980年,以迈克尔·波特为代表的哈佛学派提出了竞争战略理论,并逐渐成为当时企业战略管理的主流。其理论核心是以企业竞争者、购买方、供应方、替代产品、潜在竞争者五种产业结构力量形成的竞争力量模型。波特认为,企业制定战略与其所处的市场环境是高度相关的,并且最关键的因素是企业所在的产业。五种竞争力量的综合作用随着产业的不同而不同,其结果是使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利润水平,进而影响着公司战略的制定。也就是说,产业的吸引力和企业在市场中获取的位势是企业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为了保持这种优势,企业必须不断地进行战略性投入以构筑行业壁垒保持优势位势。
竞争位势理论为解释企业如何制定战略和获取持续超额利润提供了较为可靠的经济分析依据,然而该理论却挣不脱新古典企业理论的束缚。首先,竞争位势理论认为产业内企业是同质的,企业战略的选择取决于企业与市场的外部位势,未来企业自身发展并不是企业制定战略所考虑的问题;其次,竞争位势理论是以“市场—企业—绩效”的单向因果关系制定企业战略的。企业在进入一个新产业时,首先是根据产业的结构吸引力选择一个产业,然后在竞争者理性假设的前提下,对其战略作一个合理的判断后制定一个进入战略,最后进行战略性投资,参与竞争。因此,该理念指导企业很容易导致企业进入一些看起来利润高、但缺乏经验或自身竞争优势毫不相关的产业,进行无关联的多元化战略。而现实中却有很多事实与这种理论推导相悖。
2.资源基础理论的主要观点与局限
波特的“五种力量模型”忽略了对企业内部的挖潜。因此,以巴莱(Barney)、鲁梅尔特(Rumelt)为代表的资源理论学派对此进行了猛烈的回应。资源理论学派形成了一个分析企业内部资源分配和使用的框架,即以“资源—战略—效益”的逻辑关系制定企业的战略。该框架表达的中心思想是:企业竞争力的差异是由战略的差异,或者更进一步说是由企业资源差异来解释的,是一个从资源到战略再到竞争力的因果关系。而且巴莱认为,对企业的竞争力而言,只有战略性资源是有用的。而战略性资源必备的特征是:有价值、稀缺、不完全模仿、不完全替代。即从性质上讲战略性资源只能是异质的、不完全流动的。
然而,像竞争位势理论一样,资源基础理论同样存在着必然的缺陷。首先,过分强调企业内部而对企业外部重视不够,因而由此产生的企业战略不能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其次,对企业不完全模仿和不完全模仿资源的确定过于模糊,操作起来非常困难,而且这种战略资源也极容易被其它企业所模仿。
3.动力能力理论的提出
1997年,提斯(Teece)为弥补资源基础理论的不足,提出了核心能力理论,即动力能力理论。这套战略管理理论把企业的资源分为四个层次:(1)公共资源。它是企业购买的生产要素和获得的知识;(2)专有资源。如商业秘密、专利技术这些无形资产,它们属于战略性资源;(3)组织与管理能力。它是指能让企业的生产要素与专有资源有机地结合起来的组织与管理能力,这是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过程中积累形成的一种无形资源。提斯认为,正是企业的这种能力大幅度地降低了交易费用,而科斯交易成本理论中企业代替市场降低的交易费用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且,这种资源是企业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4)创新能力。动力能力理论认为,针对当今高新科技产业的飞速发展和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企业必须具有创新能力,创新能力是企业发展最为关键的能力。
动力能力理论强调为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企业必须不断取得、整合、再确认内外部的行政组织技术、资源和功能性能力。动力能力可以使企业在给定的路径依赖和市场位势条件下,不断地获得新竞争优势。因此,战略分析的基本元素不再是笼统的“资源”,而是有利于形成和维持动力能力的组织过程、专有资源状况和获得这些资源的能力的路径。组织过程从静态讲是整合和协调,反映一个企业重复某种任务的能力;从动态讲是学习和新资源或能力的开发;从转换的角度讲是重组资源,即根据环境的变化重新在企业内分配和使用内部和外部资源。而企业的专有资源组成了企业能力的基础。
动力能力理论对企业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它兼顾企业的内部和外部来考察企业战略问题,同时将一些新的资产———制度资产、市场资产也纳入到研究的范围,企业不但可以利用动力能力理论准确地制定发展战略、发挥与维持企业的竞争优势,更重要的是该理论指出,企业可以通过学习获取和使用外部能力(市场中及其它企业的公共资源和部分战略资源),从而更好地保持企业竞争优势对市场环境的敏感性。
二、三种理论的比较分析
为了全面理解三种战略管理理论的实质,我们从企业的性质、利润的来源和企业成长的动因三个方面对这三种理论进行比较分析。
1.企业的性质
这三种理论对企业性质的看法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竞争位势认为企业是同质的,而后两种理论则认为企业是异质的。竞争位势理论将企业视为一部资源和产品的投入产出机器,只研究企业是怎样选择自己的投入,怎样决定自己的产出,即将企业看作“黑箱”,并是同质的。至于企业为什么会存在,它的内部运行机制与市场运行机制有什么不同,则不加以研究。而资源基础理论引入了芝加哥的产业组织理论。芝加哥思想强调资源的分配与使用,因此,这一学派的解释更多地是从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效率入手。它否定了竞争位势理论中企业同质的观点,认为在具有行政管理框架结构的企业中,外部购入的同质资源进入企业参与经营活动的过程中,由于附上了企业的专有资源,变得异质了。因此,生产过程的投入品从来不可能仅仅是外部资源本身,投入品只可能是外部购入资源和专有资源的结合体———生产性活动。
动力能力理论更加注重整合企业专有资源的组织惯例与管理过程。除此之外,动力能力学派还认为经济是不断进化的,所以企业能力的创新更加重要,而这种能力的创新来自不断地学习。因此在动力能力理论中,企业被定义为多边形式下的产物,是有且只有一个指挥动作中心的具有广泛分权组织模式的,并充满了各种各样行为和学习模式的集合体。
2.利润的来源
对于企业利润的来源,三种理论也是各持己见。竞争位势理论认为只能通过战略性投资,如投入新产品开发(产品差异化战略)、扩大生产规模(低成本战略),以此提高行业壁垒和打击竞争者,从而获得垄断利润。而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专有资源具有特定的租金性质,是专有资源为企业带来价值。由于资源“异质化”的不同,使得各企业的获利程度不同,拥有优势资源的企业能够获取超出平均水平的收益,因此产生这种租金的表现结果是效益差异。能力理论则更上升了一步,认为实质的市场竞争不是价格的竞争而是创新特别是能力创新是企业利润的真正源泉。
3.成长的动因
企业如何成长问题也是三种理论争论的焦点。竞争位势理论认为对租金的不断追求是企业成长的动力。它强调企业必须不断地增加战略性投资来维护其垄断地位,同时在垄断利润逐渐趋向零的现实下,企业又不得不选择新的发展领域,实行多元经营。在资源基础理论中,企业成长的动因被认为是企业本能的一种反映。在企业行政管理框架下,生成性资源在使用过程中与企业专有资源结合产生生产性活动,而生产性活动发挥作用的过程则推动企业经营知识的积累,为企业造就更多的专有资源打下基础,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企业有了内在成长动力。动力能力理论摆脱了“资源”分析的定势,认为企业的成长动因是企业类似于“人”的主观能动反映。动力能力理论同样赞成资源基础理论的企业内生动力观,但因为经济不断进化,本能的反映是远远不够的,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迫使企业必须不断地进行能力创新。因此,环境的压力和企业的能动学习,使企业不断获得创新租金,这成为企业成长的动力。
三、三种战略管理理论对我国企业发展的启示
通过对三种理论的回顾与比较分析,对于我国企业的发展而言,可以得出几点启示:
1.企业发展应兼顾战略性与经济性
战略管理理论的发展过程实质上是企业管理的战略性与经济性相互争论的过程,竞争位势理论强调战略性,而能力理论强调经济性。对于企业而言,市场竞争其实有两类:一类是自然竞争;一类是战略竞争。自然竞争是缓慢、渐进的过程,按照“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规律进行着。因此企业只有满足经济性要求,才能在自然竞争中获得永久发展;而战略竞争是指企业主动地集中优势资源、抢占先机、压缩自然竞争时间,迅速改变力量对比,因此战略性比重大一些。但自然竞争是一切竞争的基础,也就是说只有“优等企业”才能长久生存下去,战略竞争应建立在自然竞争的基础之上。因此,战略管理的战略性和经济性都是企业战略的两个重要内容,但经济性应该更是基础。对于我国企业,过分地强调市场占有和竞争位势,各大企业竞相挑起价格战,以图以短期的损失获得长远垄断优势的做法,虽然可以按照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淘汰掉劣势企业,但优势企业也会被拖垮。我国彩电行业过去的状况就是一个十分恰当的例子。因此,企业战略应兼顾战略性与经济性,以经济性为本。
2.企业要增强制度与技术创新能力
资源基础理论告诉我们企业的竞争位势是在专有资源与共公资源的结合后,由企业“异质化”的不同产生的。而专有资源的不易模仿和高效在这一过程中具有关键的作用。同时,动力能力理论阐明了企业成长的动因是类似于人的主观能动反映。因为经济是不断发展的,市场环境随着经济的发展时刻发生着变化,企业必须主动地不断学习以满足市场的需要。只有这样,企业才能不断地获得创新佣金。对于我国企业来说,加入WTO后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在新的形式下,为了获得持久竞争优势,就必须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主观能动性的表现,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企业才可获得更多的战略性资源,才能更加充分地保持竞争力对市场环境的敏感性,这也正是企业长久发展的主要动力。
3.注重树立优良的企业文化
通过对战略管理理论的比较分析,我们知道企业市场竞争力在机制上主要表现为对资源的整合,对要素的协调与组织。对于我国企业来讲,一方面要侧重于组织协调、整合的技术与方法;另一方面要侧重于调适、权衡、整合人们的价值追求和责、权、利关系,即要注重企业文化的建设。企业的很多资源之所以能够整合起来,一方面固然有组织规划、战略安排,但很重要的一条是拥有优良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企业战略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优良的企业文化可以培育和增强员工的忠诚度。成功的企业都理解一个规则:企业的发展战略要同员工的人生价值追求结合起来。如果不能把企业追求的目标同员工的目标整合起来,就很难实现员工的忠诚度。反之,如果员工与企业二者的追求目标越一致,企业在竞争中获胜的机会就越高。
参考文献
[1]TeeceD·J,PisanoG,ShuenA:DynamicCapabilitiesandStrategyManagement,StrategyManagementJournal,1997,18,(7).
理论管理论文篇（5）
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伍德罗·威尔逊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和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威尔逊提出政治、行政二分法的目的主要是解决当时政党分肥制和日益扩大的行政机构运作效率低下问题。而此时企业组织由于运用科学管理，重视技术而得到迅速发展壮大，自然成为行政组织模仿和学习的对象。作为他所提倡的新型公共行政研究的一部分，威尔逊提出，应该用行政管理的稳定原则——企业式原则——来指导公共机构的运作。威尔逊认为，为了提高政府运作的效率，应该以私有经济企业的行政管理为榜样。而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也是对工业革命前期社会的反映，韦伯认为官僚组织好像是一架精心设计的机器，旨在执行某些功能，而机器上的每一个部件都为机器发挥最大的功能起着它们各自的作用。
2.新公共行政理论阐释
新公共行政理论来源于针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存在问题的探讨。1968年在塞拉丘斯大学米诺布鲁克会议中心召开会议，其目的是让公共行政领域中最有前途的年轻学者走到一起来讨论他们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并因此隐含了一种意味，即讨论他们的研究会与该领域成名学者的方法有何不同，后来他们提交的论文和评论被结集出版，命名为《走向新公共行政》。它高举社会公平的大旗，关注意义和价值，着重建立规范理论，以期促使未来的人类社会放射出一线曙光。新公共行政认为，公共行政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满足受益者的需求和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公共行政要关注公共利益的实现，更要关注少数族群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公共行政要关注和致力于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3.新公共管理理论阐释
新公共管理是一种国际性思潮，它于20世纪后期发端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迅速扩展到其他发达国家乃至全世界。新公共管理有各种不同的称谓，如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学、管理主义、企业化政府、重塑政府等。20世纪后期全球化、信息化与国际竞争加剧的挑战和政府面临的财政、管理与信任危机是新公共管理产生的社会动因。在90年代末期才形成一致的名称——新公共管理。
4.新公共服务理论阐释
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建立在民主社会的公民权理论、社区和市民社会模型、组织人本主义理论和组织对话理论的基础上，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批判和超越。新公共服务剖析了新公共管理所依据的理论基础，从市场模型的应用、对顾客而不是公民的强调和对企业家式管理的赞颂三个方面对新公共管理的局限性进行了批判，明确指出，建立在个人利益最大化基础上的新公共管理所隐藏的是对公共精神的损害和对公民权利的否定。
二、西方行政管理理论对我国的启示
西方行政管理思想是西方社会特定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发展条件下的产物，体现了西方公共行政发展的趋势和方向。而以市场化为导向的西方国家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显然可以为我国的公共行政管理改革提供一定的经验，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1.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强化管理的高效率
我国某些政府机构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效率低下的问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造成权力过分集中，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也管不了的事；由于组织机构不合理，机构重叠，从而使得职责不清，互相掣肘、扯皮；由于行政法规不健全，任意增加编制，从而造成机构庞大、臃肿，人浮于事。综观西方行政管理理论的发展，我们发现注重政府的管理水平和办事效率是它们共同关注的焦点。这一思想是值得借鉴的。为了提高效率，政府管理人员首先应树立效率意识，增强活力，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更多的公共产品，提供更好的服务。
2.政府公共服务领域引入竞争机制
新公共管理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公共服务领域，打破了政府独家提供公共服务的垄断地位。这一方面，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另一方面，也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压力。为了提高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基础设施行业的管理效率和水平，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的做法，在加强对提供公共服务的宏观管制的同时，将竞争机制引入公共服务领域，开放一些公共服务的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和鼓励私营部门进入提供公共服务的领域。例如，在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电信、电力、铁路运输、自来水和燃气供应等基础设施产业中便可以进行某些方面的改革，从而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的瓶颈现象。这有利于形成公共服务供给的竞争机制，提高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从而产生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完善和健全政府组织
鉴于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制度、公共行政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异，完全照搬新公共管理以企业式为取向的政府组织改革是不可取的。但是这种改革模式的适应变化了经济社会形态，努力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质量的追求目标可以为我国的行政组织改革所借鉴，迄今为止，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仍然没有脱离集权性的韦伯式的官僚体制的基本准则，这是符合我国具体国情的。但同时，我们也应以前瞻性的目光来勾勒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不仅要立足于转变政府职能，力求运转协调、行为规范(这是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目前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要兼顾提高效率、质量。也就是说在从等级行政向网络行政，从精英行政向大众行政，从官僚式行政向企业式行政发展方面，我们应做出一些勇敢的试探。这不仅会提升政府机构改革的质量，而且也是一种与国际接轨。
参考文献：
理论管理论文篇（6）
【关键词】当代新闻理论；现实基础；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近现代新闻理论；新闻实践
这里所说的“当代”，并不是史学上通常约定的“新中国建立以后”，而主要是指“改革开放以来”直至“当下”这样一个下限不断延伸的时段。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将上述时段区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本文中的“当代”，更多地是指“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
中国当代新闻理论，与当代中国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以及生生不息的新闻实践相联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联系，有着自己的诸多特点：一是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性。既然是中国当代新闻理论，那么它就必然摄入只有当代中国才有的新闻理论内容。必须思考和回答中国当代新闻事业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重大的、现实的问题。这就决定了中国当代新闻理论具有很强的现实感，它绝不会远离当今社会现实、远离生动活泼的新闻实践。当然，历史上的新闻理论无疑也会呈现出与它所处的时代相对应的当代性，但是，中国当代新闻理论在体现当代意识方面，其自觉程度无疑强于以往。二是内容上表现出丰富性。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改革开放的深入，“地球村”时代的到来，我国加入WTO，这些重要事件或重要因素都促使我国当代社会生活变得更为丰富、更为复杂。与此相联系的是，新闻实践也体现出纷繁复杂的景观。中国当代新闻理论感应着时代脉搏的跳动，它是对当前新的新闻实践的科学概括和理性升华，因此必然呈现为较以前更为丰富复杂的形态。三是吸纳新知的节奏加快。以2001年为例，在新闻传播理论领域，一些刚刚出现的新闻现象、新闻实践，很快就进入了理论研究者的视野，并且每每成为热点。曾经有论者对2001年的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热点进行过如下描述：新闻理论研究向纵向发展，传播学理论本土化研究得到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掀起研究热潮，传媒经营管理研究持续升温，资本市场研究成为时髦话题，加入WTO对我国新闻传播业影响的研究受到广泛重视，传媒集团研究开始转向，紧密联系实践的传媒市场定量研究得到关注，全球化背景下媒体霸权研究引人注目，媒介批评进入“预热”阶段。①这说明，以往长期存在的新闻理论滞后于新闻实践的现象正在改变。四是呈现出海纳百川的开放性。中国当代新闻理论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从纵向来说，它继承了以往新闻理论中的精华，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新闻理论，党的三代领导人的新闻思想(这是中国当代新闻理论中的核心内容)，中国历史上的新闻理论中至今依然有价值的部分。从横向来说，中国当代新闻理论广泛借鉴世界范围内新闻理论研究的许多优秀的理论成果和先进的研究方法，从中汲取营养；不仅如此，还放开眼光，从传播学、舆论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诸多相关学科中广为吸收学理的养料，借此拓宽研究视野，提高本领域的研究水准。五是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频度加快，由于新闻实践的不断出新，因此，中国当代新闻理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前提下(党的三代领导人在马克思主义及其新闻观中，注入了许多新鲜的时代内容)，适应时展需要，直面新矛盾，研究新问题，体现出与时俱进的品格。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新闻实践面前更具有说服力和指导性。这就再次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存在决定意识。作为观念形态的新闻理论，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它必须与经济、社会以及新闻实践的发展同步前进。这是整个理论当然也包括新闻理论衍变、发展的一条客观规律。
中国当代新闻理论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矗其现实基础包括如下内容：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党的三代领导人的新闻思想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新闻思想，对于中国当代新闻理论来说，既是带根本性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是其学理内容的重要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体系，是其新闻思想的理论基矗马克思、恩格斯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新闻、新闻工作进行过一系列准确而深刻的论述，形成了自己完整的新闻思想。他们从唯物史观出发对新闻的本质进行了深入考察，阐明了自由出版物和现实世界的反映与被反映关系，揭示了新闻活动的某些重要规律；他们科学地阐明了舆论的力量，并进行了发挥新闻舆论力量的成功探索，取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他们关于党报性质的论述，也依然适用于中国今天的党报、电台和电视台。他们还为分析各种复杂社会关系中的报刊现象提供了许多范例。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同时又将它继续往前推进。他在《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一文中提出了党性原则这一重要命题，并对此进行了系统论述，党性原则后来成为我国新闻事业历来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他对于新闻真实性的鞭辟入里的精到见解，既有理论的深度，又极具可操作性；他要求报刊广泛而经常地向全国介绍范例和典型，注意发挥“卓越的范例”和“榜样的力量”的引导作用——这一切，对于今天的新闻事业和新闻实践仍然有着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也许可以这样说，中国当代新闻理论的许多基本观点，就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新闻思想；也有些观点，是由此派生出来的。
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本身是处于发展之中的。马克思、恩格斯自身的思想也有一个深化、发展的过程。列宁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某些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例如他所提出的出版物的党性原则毫无疑问就是一种创造，而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人，也顺应时代要求，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既有所继承又有所发展。
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长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新闻思想。他所提出的报纸是一种“重要的工作方式”的命题，“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和“要政治家办报”的著名主张，关于在新闻宣传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的思想以及对“实事求是”所作的经典解释，关于党报风格的重要论述，关于大力倡导新闻宣传的优良文风、反对党八股的精辟见解，都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宝库。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重要成员刘少奇，同样为丰富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宝库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新闻工作有着精深的思考。他提出了“桥梁”说，要求新闻传媒成为联系群众的桥梁；他提出了“竞争”说，主张在党所领导的新闻传媒之间展开平等的竞争；他提出了“客观”说，要求新闻报道做到“客观”、“真实”、“公正”、“全面”；他还提出了“代言人”说，要求记者甘当人民的代言人。
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邓小平从大局着眼，从阐明四项基本原则、安定团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错误思想倾向等等重大问题入手，对包括新闻工作在内的整个思想战线高瞻远瞩地提出要求，为新闻工作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矗邓小平为新华社《经济参考报》所作的“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的题词，以战略家的眼光，对处于信息时代的新闻传媒提出了新的要求，因而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总书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这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喉舌”论加以发展，提出：“我们国家的报纸、广播、电视等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③这一论述同时强调了新闻传媒两个方面的喉舌(党和政府的喉舌，人民的喉舌)作用。二是提出了“舆论引导”这一极为重要的命题，并围绕这一命题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三是对新闻队伍建设、人才培养提出了科学的构想和严格的要求。
此外，、陈云、、陆定一、胡乔木、李瑞环等领导人，也就新闻和新闻工作提出过很有价值的见解，都为新闻思想宝库提供过十分珍贵的财富。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基本精神是我们须臾不可偏离的准则；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也在不断地增添着新鲜的内容。这些，都是中国当代新闻理论坚实的学理基矗
二、中国新闻理论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精华
中国新闻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有许多精华，有许多历久而不失其价值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成果。在中国近现代新闻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两条线索。
循着第一条线索，我们看到，洪仁玕、王韬、梁启超、徐宝璜等人关于新闻的见解是颇为引人注目的。1859年，洪仁玕的《资政新篇》问世。他在该书的“新闻篇”中提出，报纸的功能主要是：政治传播功能(“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舆论监督功能(“民心公议”、“”以泄奸谋”)，信息传递功能(报道“各省物价低昂，事势常变”，“商农览之得以通有无”)，人伦教化功能(“上览之得以资治术，士览之得以识变通”，“昭法律、别善恶、励廉耻、表忠孝”)。王韬的《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中提出，新报之益有三；一曰知地方机宜也，二曰知讼狱之曲直也，三曰辅教化之不及也，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激进的报纸的功能。康有为新闻思想的创新之处：一是关于政党报刊的论述，二是关于新闻控制的论述。梁启超提出的本报(《时报》)论说“以公为主”、“以要为主”、“以周为主”、“以适为主”，本报纪事“以博为主”、“以速为主”、“以确为主”、“以直为主”、“以正为主”的观点，触及了新闻活动的某些内在规律，可说是别有意味。与梁氏同时代的还有谭嗣同和严复。前者的“报纸，即民史也”的见解，揭示了新闻与历史之间的内在联系；“盖方今急务在兴民权，欲兴民权在开民智”的主张，赋予新闻传媒以“开民智”的神圣使命，无疑透出一种灼见。严复《国闻报缘起》中的“一曰通上下之情，二曰通中外之故”，在界定报纸功能时表现出一种世界性的眼光，堪称至理名言。孙中山新闻思想中最有自己特色的部分是他的“舆论归一”的主张，这一主张是他的政治理想的体现。章太炎认为，新闻作品须以事实为本，新闻评论要有独立见解，如此方足以匡国政而为史官取材。在他看来，“以事实为本”，是新闻发挥“匡国政”功能的前提条件。这一概括表现出深邃的历史眼光。徐宝璜的《新闻学》，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说：“对于新闻学之重要问题，则皆有系统之说明，而讨论新闻报纸之性质与其职能，及新闻定义与其价值，自信所言，颇有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在对西方新闻理论有所借鉴的基础上，更多地体现出创新的精神和理论研究的系统性。
以上所列对中国近现代新闻理论建设作出过贡献的人士，呈现出诸多共同特点。首先，他们的新闻学理研究(包括出于政治的需要对新闻所作的论述)或者新闻实务操作，大抵都受到过西方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影响；其次，他们结合自己的实践，进行学理思考，在新闻理论的某些方面进行了颇有真知灼见的论述；最后，他们的一部分见解，在今天我们从事当代新闻理论研究的过程中仍然有着不可低估的借鉴意义。
中国近现代新闻理论研究中的另一条线索所涉及的人物，既有邵飘萍、邹韬奋、范长江这样的著名新闻学者或记者，又有、瞿秋白、、刘少奇等革命家。他们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及其新闻思想的影响，因而在论及新闻问题的时候，体现出很强的洞穿力。邵飘萍著有《实际应用新闻学》。他认为，新闻学是一门“处世穷理之学，不独新闻记者所应具，即多数国民最好亦能使之相当了解”。④认为，“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现在的新闻纸，就是将来的历史，历史不应是专给一姓一家作起居注，或专访一方面的事情，应当是注重社会上多方面的记载，新闻纸更应当如此。”从这一段论述可以看出，实际上就是要求传媒扩大报道面，而不是只把眼睛盯着少数几个人。1931年10月23日，瞿秋白领导的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在上海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研究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学术团体。成立大会宣言指出：“新闻之发生，是依据于社会生活的需要；社会生活的整体，是基于被压迫的广大的万万千千的社会群众。所以我们除了致力新闻学之科学的技术的研究外，我们更将以全力致力于社会主义为根据的科学的新闻学之理论的阐扬。”这一宣言公开亮出了以社会主义为根据的“科学的新闻学理论”的旗号。邹韬奋在筹办《生活日报》时提出了一系列设想：(1)广博的言论；(2)统一性；(3)广泛性；(4)研究化；(5)文字大众化。与邹韬奋同时代的范长江在新闻价值问题上有独特的看法：“第一条，新闻必须是事实”；“第二条，新闻必须是新的事物”；“第三条，新闻的代表性”；“第四条，有利于人民”。⑤将是否“有利于人民”作为衡量新闻事实新闻价值的重要标准，这是一种颇有创见的思考。、刘少奇、陆定一不仅是新闻理论家更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的新闻理论观点已成为中国新闻学的重要内容。
由此可见，中国当代新闻理论的学理基础是相当厚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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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当今生生不息、丰富多彩的新闻实践
新闻实践有力地支撑着新闻理论研究。这是因为，新闻实践是新闻理论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对新闻实践有着指导价值的新闻理论，源于丰富的新闻实践，是对新闻实践的正确概括和科学总结。离开了新闻实践，就不可能有任何科学的新闻理论。
中国当代新闻实践的内容非常丰富，归结起来主要是如下几个方面：
(一)新闻业务的实践
一般认为，新闻业务主要包括采访、写作、编辑、制播等等。新闻业务的各个环节，都具有相应的规律，在从事业务工作的时候，必须遵循这些规律。新闻理论固然并不涉及新闻业务的操作层面，但新闻理论却必须对新闻业务的新探索作出理性思考和概括。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广大受众对新闻传媒和新闻事业的要求有了明显提高，而受众的这种要求往往又难以得到完全满足。这样一种矛盾迫使新闻传媒和新闻事业，除了从体制的层面进行某种改革以外，在新闻业务的改革方面明显地加大了力度。正因为如此，新闻工作者在业务方面进行新探索的频度大大加快。
在新闻采访方面，体验式采访在一些场合常常被采用。采访者除了进行一般意义上的新闻采访以外，还以特定的角色身份出现，注重于捕捉被采访者特定的心理体验。在这样一番采访的基础上形成的新闻作品，并不完全恪守客观报道的原则，而注重于突出采访中的心理体验。在中国大陆，为了获取社会特定群体的真实的生存状态。记者隐瞒自己的身份打入此类群体，进行卧底采访，这已经不是绝无仅有的事情了。这些，都需要从理论上加以阐述。
在新闻写作方面，文体的概念常常被突破。报纸新闻在传统的消息、通讯、新闻评论3种文体之外，又涌现出了一些新的难以命名的文体。1997年7月间，《新华日报》推出了一组7篇系列报道，总题为：“苏锡常：关于结构调整的对话”。这组报道的每一个单篇，都由“调查实例”、“记者观察”、“领导观点”、“学者点评”4个部件构成。每篇文章已经没有任何起承转合的文字，而只是4个部件的这样那样的组合。这一组报道，既不像消息，也不像通讯，当然也不属于新闻评论，可谓“四不像”。只要我们稍稍留意一下，就不难从报纸媒介上发现这一类“非驴非马”的新的新闻文体。
考察原有的新闻文体，我们也会有新的发现：由于新闻工作者存在着突破固有文体、进行文体创新的意图，并在这一方面作出了切实的努力，因此对某种新闻文体进行细分，难度已明显加大。
(二)新闻传媒经营的实践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新闻传媒逐步走向市常到目前为止，国内传媒市场已经形成。②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传媒的经营不断得到增强。
传媒的经营包括：
一是新闻产品和其他信息产品的市场销售。这一点报纸媒介表现得特别突出。在一定限度内扩大报纸的发行量是完全必要的。因为报纸的影响力是以一定的发行量为基础的。现在需要从理论上深入加以研究的是：报纸的发行量与影响力、与经济效益之间的最佳结合点。
二是广告的经营。对于传媒来说，广告和新闻是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广告经营现在已经成为传媒经营的重要内容，广告收入已经成为传媒生存和发展的最主要的经济支柱。在传媒内部，广告部门的地位有所提升，广告经营队伍有所加强，广告的研究开发逐渐得到重视。传媒研究应当将传媒的广告经营作为自己重要的研究内容。
三是其他产业的经营。其他产业的开发，有些是充分利用新闻传媒现有的设备，承揽印刷加工业务，信息处理加工业务；有些则是进行房地产开发，或者经营旅游、宾馆、餐饮等业务。总之，新闻传媒除经营传媒产品以外，经营其他产业，目的是为了增强传媒的经济实力，获得传媒发展所必需的巨额资金。
四是资本的运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缺乏资本的媒体难以为继。吸纳资本，事关媒体生存和发展的大计。曾经有人将传媒的融资方式形象地概括为如下两种：一是“传媒办公司”，再将公司所获得的资本反哺传媒；二是“公司办传媒”，公司出资进入传媒资本运作的层面。通过上述两种渠道，传媒都可以获得资本，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相同的；然而，传媒的自情况却不大一样。通过第一种方法，传媒获得了资本也保留了自；而通过第二种方法，传媒获得了资本却失去了自。1999年初，四川电器公司以93%的股份收购了《成都商报》的发行投递公司，与《成都商报》共同经营该公司。四川电器公司取得了《成都商报》10年的独家发行权，而《成都商报》则凭借该公司的经济实力“借壳上市”，从而获得了更多的资金。这类尝试，既为传媒的发展赢得了丰厚的资本，同时又将对于资本的回报严格地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应当说是可取的。
在传媒融资的问题上，在当前情况下，主管部门作出了相应的新规定。据新华社2002年1月15日报道，、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对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作了进一步部署。有关部门负责人就大家关心的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融资政策作了介绍。我国的新闻媒体由国家经营，不吸收外资和私人资本。根据事业发展的需要，报业集团、出版集团、广电集团的新闻宣传部门经批准可在新闻出版广播影视部门融资，其经营部门经批准可以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由集团控股，吸收国有大型企事业单位的资金，投资方不参与宣传业务和经营管理。发行集团经批准可吸收国有资本，非国有资本和境外资本，由本集团控股。由此看来，我国新闻媒体由国家经营，不吸收外资和私人资本，在这一点上是毫不动摇的。新的变动：一是报业集团、出版集团、广电集团的新闻宣传部门可在规定的部门融资，这些有关部门的资金能量将得以释放；二是明确规定报业集团、出版集团、广电集团的经营部门可以吸收业外资本，但仅限于国有大型企事业单位的资金；三是对发行集团在融资政策上更是有所放宽，准予吸收境内国有资本、非国有资本和境外资本。
过去的新闻理论研究，在新闻传媒的经营问题上投入的力量明显不足。这种状况亟待改变。
(三)新闻管理工作的实践
有管理者就有被管理者。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是一对矛盾。新闻事业由于事关舆论导向，事关社会稳定大局，因此总是理所当然地受到党和政府以及有关管理部门的严格管理。这样一种情况，即使是未来也不会有很大的改变。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包括经济体制的变化，政治民主化的推进，各方面改革的深化，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高科技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广泛运用，等等)，新闻管理理念和新闻管理方式必然有所调整。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一套管理方法来管理今天的新闻工作，是不可能收到好的效果的。新闻主管部门在实际工作中，已经积累了对走向市场以后的新闻传媒进行有效管理的某些经验。正在探索加入WTO以后对新闻传媒进行管理的应对策略，对网络时代新闻事业的管理工作的探索也已经全面展开。新闻管理工作者所进行的管理实践和理性思考，虽然不一定成熟，但无疑应当进入新闻理论研究的视野。对于新闻主管部门来说，如何遵循意识形态规律、新闻内在规律和传媒市场规律对新闻事业进行管理，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这是今后很长时间内要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新闻事业管理，也还存在于新闻传媒的内部。通过对内部各个层次和各个部门的管理，将人力、资金、信息等各种资源进行合理整合，调整到最佳状态，传媒方能增强自身的竞争实力，提高受众的满意度，扩大市场占有的份额。湖南广电对频道和栏目资源配置、节目和影视剧生产销售、财务预决算、产业经营开发等进行统一管理；同时，实现“频道竞争，精品上星，末位淘汰，整体提升”，把7个频道的精品节目捆绑上星，创造湖南广播电视大品牌。⑥这可说是新闻事业内部管理的有益尝试。
中国当今新闻实践是如此丰富，令人目不暇接。新闻实践总是向新闻理论研究提出一系列新的课题，也总是能够引发新闻理论工作者的深入的理性思考。也许可以说，这是当代新闻理论能够在较高的层面上不断发展的肥沃土壤，它有着直接现实性的品格。但是，新闻实践总是相对芜杂的，在对它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需要做加工整理、去粗取精的工作，以从中揭示其固有的客观规律。这正是新闻理论研究工作价值之所在。
注释：
①刘鹏：《在实践发展中寻求理论创新——2001年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热点综述》，《新闻记者》2002年第1期。
②请参见丁柏铨：《论传媒市撤，《新闻记者》2002年第4期。
③1989年11月28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举办的新闻工作研讨班上的讲话》，见《求是》1990年第3期。
理论管理论文篇（7）
［Abstract］Thisarticalintroducesthebasicalcontentaboutthemodeofself-care.Itisframedonthemodeofself-caretomakeresearchesintotheabilityofself-protectionoftheagedandtheself-careofchronicdiseases，rehabilitation，relievingthediscomfort，reducingcomplication，alsointohealtheducationaboutself-carethroughtheclinicalpractice.Itprovidesaguidanceforpracticalnursing.
［Keywords］self-care；clinicalnursing
由于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健康的追求越来越强烈。同时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和慢性患者增加、家庭结构小型化及我国医疗资源人均占有量相对不足等，使人们更加注重增加自我保健知识和提高自理能力，保持身心健康，提高生活质量。因此，随着整体护理的开展，自我护理模式在国内外得到广泛重视并在实践中被大量应用，推动了护理服务质量的提高，丰富了整体护理的内涵。现将其在临床护理中的应用研究综述如下。
1模式
简介自我护理是人类的个体为保证生存，维持和增进健康与安宁而创造和采取的行为，为健康状态下的自我护理和疾病状态下的自我护理［1］。1959年奥瑞姆在《职业护理教育课程设置指南》一书中，指出当人因健康问题无法自我照顾时，就需要他人的帮助，护理是为人提供自我照顾帮助的职业。由此，该观点就成为奥瑞姆自护理论的雏形。1962年奥瑞姆在护理教育杂志上发表了《护理的希望》一文，阐明了自护概念。1971年出版《护理：实践的概念》第一版专著，阐明个体的自护、自护需要与自护能力；在1980年第二版中，主要阐明家庭、社区和群体的自护、自护需要与自护能力；1985年第三版将自护模式进一步发展为自护理论、自护不足理论和护理系统理论［2］。后又经两次再版，并被广泛应用于临床护理、护理管理、护理教育和护理科研等领域，得到了不断的完善和进一步发展。
2自护
模式的基本内容该模式认为人都具有不断得到他人照顾和照顾他人的需要，以维持人的生存和人际交往，保持人与环境的互动平衡和整体功能，同时人的行为能力在自我照顾、照顾他人和满足需要中得到锻炼和提高［3］。其内容主要包括自护理论、自护不足理论和护理系统理论。
2.1自护理论每个人都有自护需要，且因不同的健康状况和生长发育阶段而不同。自护需要包括一般的自护需要、成长发展的自护需要和健康不佳时的自护需要。
2.2自护不足理论自护不足是指人在满足其自护需要方面，在质或量上出现不足，当自护需要小于或等于自护体的自护能力时，人就能进行自护活动；当自护体的自护能力小于自护需要时，就会出现自护不足［3］。它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个体的自护能力无法满足自己的自护需要；另一种是照顾者的自护能力无法满足被照顾者的自护需要。自护不足理论是奥瑞姆自护模式的核心，明确指出了护理的工作范围。
2.3护理系统理论护理系统是在人出现自护不足时护理活动的体现，是依据患者的自护需要和自护体的自护能力制定的。奥瑞姆自护模式将护理系统分为完全补偿系统、部分补偿系统和支持-教育系统。
3临床
实践与研究奥瑞姆的自护模式已被广泛地应用于护理科研，研究者根据此模式设计研究工具，如:Denyes的自护能力测量工具和自护实践测量工具、Maieutic的自护能力维度量表等。同时，以奥瑞姆的自护模式为理论框架对各类慢性病、康复期、手术后患者和老年人的自护能力、自护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3.1老年自护研究有研究表明［4］，绝大多数老年人（非卧床者）表示不需要护士提供更多的生活护理，充分反映了老年人自我护理的需要。通过自我护理，老年人以平等的地位主动参与到自己的医疗活动和决策中，不仅可满足其自尊、自信的需要，体现其自我价值，同时通过自护指导和自护行为，还得到了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了自身健康。MaryHobbsleenerts等［5］综合分析了美国、瑞典、芬兰等国的自护研究，并在对近20年有关社区老年人自护的理论与实践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与老年人的健康促进和完全安适状态有关的五个方面，即内部和外部环境、自护意愿、教育、自护行为和结果，这五个方面有机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了老年人健康促进自护模型。莫洁玲［6］对79例老年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实施自护，发现这些老年患者能积极配合治疗和护理工作，也能自我维护和促进自理能力，他们渴望更多地了解自己的病情，及时与医护人员沟通，患者的烟酒戒除率达100%，无压疮、咯血、窒息等并发症的发生，入院时原有的肺部感染也得到有效控制，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促进了老年患者的身心健康。还有学者报道，在老年脑血管病、糖尿病和股骨颈骨折患者护理中应用自护模式，可增强老年患者的自我管理和自护能力，提高生活质量。
3.2慢性病自护研究宋葆云［7］研究结果表明，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在心力衰竭稳定期适度地参与自我护理活动，对患者心功能的改善和增加运动耐量，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有重要的意义。王小花等［8］发现运用自护理论能增进新发糖尿病患者的自我管理，提高其治疗依从性，减轻了糖尿病患者的焦虑、抑郁症状。Lorig等对关节炎患者进行自护研究，显示这些患者就诊次数减少残疾发生率也减低，而且增加了运动及放松实践和相关知识。罗艳华［9］以Orem自护理论为指导，探讨糖尿病患者经健康教育后能否准确计算其进食饮食，结果发现患者认知行为较指导前显著提高，血糖显著下降，而不同文化程度、年龄患者对饮食指导理解能力差异有统计学意义。Stover［10］报道了腰背痛自我护理指南，包括药物治疗、锻炼、体力活动、处理技术和预防发作等。Benjamin［11］研究显示家庭成员、邻居、朋友和社区组织的支持对糖尿患者坚持自护行为起着重要作用，因此认为在制定糖尿病患者的自护计划时，应加强社会支持系统的作用。
3.3康复自护研究毛秋云等［12］将自护理论应用于脑出血术后恢复期患者，术后3个月自理能力较术后1个月显著提高，并明显高于综合文献报道的脑出血术后功能恢复情况，降低致残率，提高生存质量。王青等［13］将208例脑卒中康复期患者随机分成观察组与对照组，两组均给予整体护理和PT治疗，观察组同时运用自护模式，结果表明观察组护理并发症、护理意外及院内感染发生率较对照组均明显下降，而BarthelADL指数较对照组明显提高。朱建芳［14］应用Orem的自理理论指导脑卒中吞咽障碍的护理，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丁玉萍［15］运用Orem自护理论指导150例重度烧伤患者的康复护理，发现自护组干预后焦虑、抑郁状态有显著改善，再次整复率及致残率比对照组明显降低。
3.4减轻疾病不适、减少并发症研究贺葵等［16］研究102例肾移植术后患者，表明自护组患者的自理能力明显高于对照组，术后感染发生率低于对照组，且出院时的焦虑抑郁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李松梅［17］在Orem的自护理论指导胃肠引流患者自我口腔护理的可行性研究中发现，自护组患者口腔舒适度明显优于对照组，心理状态表现为放松，对康复充满信心，医疗费用及护理工作时间也明显低于对照组。吴清香等［18］对368例腹部手术患者进行对比研究，发现自护组术后下床活动时间、术后排气时间、平均住院日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故认为在腹部手术患者护理中应用自护模式可降低术后并发症，促进术后身体康复及缩短平均住院日。与某些学者把自护模式运用于子宫切除、异位妊娠和胃癌根治术患者护理中的研究结论一致。姚爱勤［19］对全喉手术患者护理进行研究，发现应用自护理论可促进术后身体康复及提高患者自护能力，缩短平均住院日。刘群英［20］提出，通过运用自护理论，转变了护士的工作思维模式，在预防牵引患者并发症的护理中充分调动了患者的主观能动性，使患者与护士共同处于护理主动地位，确保了各项措施全面有效地施行，有效地减少了牵引患者并发症的发生。
3.5自我护理的健康教育研究健康教育是自我护理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教育使患者掌握疾病知识，为自我防御、自我控制、自我康复提供必要手段。李俊锡［21］将Orem的自护理论与健康教育相结合，灵活有效地运用到产科护理工作中，一方面使孕产妇从护士那里获得了大量的医护知识；另一方面调动了孕产妇参与治疗和护理的积极性，提高了她们的自护能力，同时还有助于护士把精力投入到护理研究或更有价值的护理工作中。徐惠华［22］根据脑卒中患者不同病情及阶段，应用奥瑞姆自护理论不同护理系统、不同健康知识需求，制订健康教育计划措施，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王荷［23］在肝硬化患者出院指导中应用自护理论，帮助患者找出自己的不良习惯和生活方式，并通过正确的知识宣教和指导，使患者认识到不良习惯、不适宜的生活方式对身体健康的危害性，为患者的自我护理提供支持和援助，提高患者的自护能力。Murata［24］对影响2型非新发糖尿病患者掌握糖尿病知识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中发现，病情稳定、胰岛素治疗的非新发糖尿病患者最缺乏糖尿病知识，从而也影响到其自护的行为和能力，同时患者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治疗时间、认知功能和抑郁程度均影响对疾病知识的掌握。李文化等［25］以Orem自护理论为指导，探讨慢性肾病患者经卫生宣教后能否自己记录出入量及不同性别、不同文化程度患者记录的差异性，结果显示不同性别患者记录无差异性而不同文化程度患者记录有差异性，同时患者的自理能力及病情的自我观察能力得到了培养与提高。
4展望
此模式经过四十多年的实践，在分化组合中日益完善，并已被其他学科引用，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尤其在老年医学和慢性患者保健中，自我护理显示出无法估计的潜力和实用性。它不仅有利于帮助患者调整其生活行为向健康转变和疾病状态下的自我管理、提高生活质量，而且有利于扩大护士在治疗、预防和保健中的作用及提高护士的地位，同时对护理学科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现已成为护理教学、护理实践和护理科研的主要模式之一，对当前及未来的护理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正如WHO［26］指出:下个世纪，个体、家庭和社会在决定和满足其他健康需要方面，自我护理的应用将成为一个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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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刘群英.自护理论在预防牵引患者并发症中的运用.护士进修杂志，2005，20（9）:862-863.
21李俊锡.自护理论与健康教育相结合在产科护理中的运用.中华现代中西医杂志，2005，3（6）:566-567.
22徐惠华.自护理论在脑卒中患者健康教育中的应用.职业与健康，2OO6，22（l6）:1323-1324.
23王荷.自我护理理论在肝硬化患者出院指导中的应用.实用肝脏病杂志，2004，7（3）:180-181.
理论管理论文篇（8）
当时的政治制度主要是城邦制度，政治学即关于治理城邦的学问，国家的起源、政体、国家的组织和管理等从那时起就成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古代希腊的然哲学认定宇宙有自己的规律，所以政治也被看作是自然的过程，城邦的法则与自然法则相似，“整个希腊政治学说中的基本思想是：求得这种共同生活的和谐。”[3]但实际上人为因素使城邦的运行带有许多非自然的成份，“希腊政治哲学就起源于探索这样一个难题：城邦一方面是自然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工的创造。”[4]
希腊时代的的家政（即经济）也有管理的意味，城邦中家庭由奴隶、主人组成，家庭活动也需要管理。政治是城邦的管理，经济是家庭的管理。古代希腊在城邦层次基本上没有经济活动，生产和交换以家庭为单位。当时只有初步的政府通过管理促进经济的思想，比如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5]在其著作《雅典的收入》中从城邦国家的角度探讨了经济问题，认为城邦可在促进经济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他建议对侨居雅典的外邦人的利益给给予照顾，以吸引更多的人来雅典。这样不仅可以增进雅典城邦的收入，给城邦国家带来财富，还可以使外邦人更甘心情愿地处于雅典的统治之下。[6]他还在《经济论》（Oeconomicus）中主张完善商事法院制度，以促进外贸发展。色诺芬推崇农业轻视手工业，“农业是其他技艺的的母亲和保姆，因而农业繁荣的时候，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7]在西方最早把农业放在产业基础上的思想家，被认为是近代初期法国重农主义的来源。色诺芬的主张可以说是最早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尽管如此，《经济论》并不是他的主要著作。[8]
古希腊明确和集中地阐述了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的是柏拉图[9]。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勾画了理想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从财产所有制、家庭构成、人口繁衍、教育等社会经济政治各个方面都要由城邦管起来。柏拉图把私有制与理想国家对立起来，认为私人拥有财产会妨碍公共精神的形成，主张在统治者和保卫者两个阶层中不应有任何私有的东西，妻子、儿女、家庭等都应是共有的，“因为他们一切公有，一身之外别无长物，这使他们之间不会发生纠纷。因为人们之间的纠纷，都是由于财产、儿女与亲属的私有造成的。”[10]柏拉图看到所有制对个人行为的影响，提出用公有制来纠正私有制的缺陷，可以认为是近代政治经济学中制度理论的思想渊源之一。柏拉图还主张儿童的抚养和教育由国家负责，这可能是关于国家公共职能的最早探讨。
柏拉图学说的核心概念是“正义”。正义体现于秩序之中，个人按上天赋予自己的品质，遵照分工，各尽其职。“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11]从个人的角度，城邦的建立是因为个人单靠自己无力达到自足，需要分工合作，以满足个人多方面的需要。国家以社会分工体系为基础，他把居民分为三个等级：统治者、保卫者、生产者，强调一切经济和非经济的活动都受到分工等级的严格规定。“这套分工体系完全是从国家整体需要、国家的效率、国家的和谐与秩序来考虑构思的……人都是机械被动的国家的工具，象砖头和螺丝钉，被固着于国家整体结构之中。”[12]按照分工的观点，在柏拉图这里，国家不仅是统治的工具，而且是一种人们在其中可以互换劳务的机制，国家既有政治职能，也有经济职能。
柏拉图考察了希腊城邦政体的演变，提出政体循环的规律，并进而指出了政体变革的动力，认为“从寡头政治到民主，从民主发展到（一个人心所向的领袖的）僭主政治，这一切发展过程的根源是变动，是经济变动。”[13]因此柏拉图又是西方历史上最早发现经济对政治的决定作用的思想家。他在晚年所著的《法律篇》中，对理想国家的人口规模、产品分配、婚姻制度、财产制度、政府的组成和产生办法都作出了规定，提出了包括政治、经济、家庭等完整的城邦制度构想。[14]从现代的意义上，可以说是相当典型的政治经济学观点。
亚里士多德[15]的国家学说从论证个人不能离开城邦而生活入手。他主张人的本性是合作和群居，“人天生要过城邦生活。”他的一个著名论断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把个人与城邦比作四肢与全身，一旦全身被毁，手或足也无法独立地存在。因此国家高于个人，个人应服从城邦。接着用目的论来论证国家的全面功能，他认为自然不造无用之物，每一件事物都是有目的的。人的目的是过优良的生活，组织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某种善业，国家的目的是为了最高最广的善业，即使城邦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得到适量的财产、强健的体魄和高尚的道德。
亚里士多德谈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时，是从国家与家庭的关系入手的。他认为国家是家庭(oikia)的联合而成的，希腊文oikia是英文economics的词源，指的是一个由隶属关系组成的单位，包括从属于男人的女人和从属于主人的奴隶。[16]家庭是国家的最小单位，对国家的管理从对家庭的管理开始。管理城邦须首先研究管理家务，家务管理的对象是奴隶，国家管理的对象为自由人，“家务管理由一个君主式的家长掌握，各家家长以君臣形式统率其附从的家属；至于政治家所掌握的则为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所付托的权威。”[17]家财的运用是家庭内部的事，属于家务管理，但个人获取财产的途径和额度则需要城邦国家的监管，亚里士多德反对以经商的方式无限度地敛财。“在交易中损害他人的财富以牟取自己的利益，这不合自然而是应该受到指责的。”[18]管理国家与管理家务的道理是一样的，即注重善德，不以聚敛财富为唯一的目的。善德的核心是正义，正义的含义是“城邦整个利益以及全体公民的共同善业为依据。”[19]
亚里士多德是众多学科的奠基人，但他的学科分类中还没有经济学，有关经济（家政）的管理放在伦理学中，他认为伦理学是关于小善——个人的善的学科，政治学是关于大善——城邦的善的学科。管理活动兼有政治与经济的内容，管理国家与管理家庭的区别在于其所依据的“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20]除了平等的正义之外，亚里士多德还谈到了分配的正义，这也涉及经济问题。在探讨交换的正义时，提出了反垄断的观点，并试图寻求一种定价的公正原则。他从经济学的角度，认为政体是一种城邦公职的分配制度。亚里士多德没有独立的经济学著作，“他主要的工作以及他主要的兴趣，就社会现象而言，都在我们称之为经济社会学或者毋宁说是政治社会学的领域之内，而他将经济社会学与技术意义上的经济学都隶属于政治社会学之下。”[21]
二政治经济学在近代出现经济学在近代形成，从一开始就与政治学在国家问题上有重合，政治学和经济学各自从自己的学科角度研究国家，经历了从推崇国家到限制国家的观点演变。
1近代早期推崇“强国家”欧洲中世纪是神权的一统天下，对世俗国家的职能也有所涉及，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就曾探讨过国家在形成公平价格时的作用。近代资产阶级在西方崛起后，他们的任务是争取政治权力，以维护个人的权利。政治上推崇世俗权力和民族国家，抬高国家和法律的地位，制度上强调中央集权，“强国家”的主张流行。这个时期政治学高扬国家的地位，经济学则关注国家如何获得财富，以应付对内统治和对外征战的需要，强调国家对经济，特别是贸易的干预。
政治思想集中体现在国家学说中，从“人的眼光”（马克思语）出发是当时的主流思潮，思想家们以人为出发点，强调国家在保卫个人财产和权利方面的作用。这种观点最早的代表之一就是尼·马基雅维利[22]，面对诸侯割据的意大利，他力主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在国家的建立过程中需要借助君主的权力。马基雅维利主张强化国家权力，认为国家并不象古代先哲们所说的那样，以“善”为目的，而是以建立和维护统治权为核心。为了保持国家的权力，君主的行为不受道德的约束，为了实现统治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另一方面，财产是国家的基础，国家必须设法保障每个人的财产和安全。马基雅维利后一个观点又隐含了限制国家行为的意味。“马基雅维利力图揭示社会政治现象的规律性，发现一种国家形式代替另一种国家形式的原因，研究最好的管理形式问题、统治者的权力同人民的关系问题……”[23]这种思想后来发展成为天赋人权说和社会契约论，国家被认为是实现和保护人的天赋权利的力量。
西方的经济学在近代形成的时候是以政治经济学的面目出现的，史称古典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首次把经济整体的效果评价问题和国家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提出，认为经济的目标是增加财富，国家的任务是保证财富的增加。近代政治经济学与当时的政治学都关注国家问题，政治学从保护权利的角度研究国家，经济学从财富增长的角度看待国家。最初的政治经济学在16、17世纪的代表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是西欧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交替时期的经济政治理论。
重商主义没有把生产当作财富的源泉，而是把商业当作增加财富的途径。重商主义把促进贸易的发展看成是国家最重要的经济任务，认为国家必须设法增加自己的财富，财富的内容是由金银铸成的货币，货币的多寡是衡量财富的标准。货币一旦离开自己的手，就意味着财富的损失和国家的贫困。聚敛货币收入只能通过商品交易，不断地贱买贵卖。重商主义的一个特殊观点是增加国家财富只能通过对外贸易来增加，他们认为国内商业不能增加一个国家的货币量，不过是国内一部分人多得，另一部分人少得，国家的财富没有因此而增加。在外贸中增加的货币量要遵循多卖少买，多收入少支出的原则，使国家的出口大于进口，作为货币的金银才能流入本国。由于西欧国家的金银储量贫乏，积累金银主要得自对外贸易，依靠扩大对外出口。
重商主义强调国家在经济中的地位，主张国家的干预是国家致富的保证，重商主义把增加财富当作国家的主要功能，国家的经济政策的目的是获取金银。为此，重商主义在政治上主张强化中央集权，以扫除封建割据，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认为封建割据妨碍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是国家强大的障碍。实行重商主义的西欧国家利用中央集权政府，采取了统一国内关税的政策，这与当时强调集权，扩大国家权力的主流政治思想是一致的。重商主义的政策是实行国家保护主义，重商主义认为商业是国家活动的基础，国家应保护本国商人的利益。国家还应保护工业，扶持手工工场的发展，以增加生产，扩大出口。国家限制货币输出和商品进口，鼓励出口和货币输入。国家用行政手段来增加货币（金银）财富，西欧许多国家都颁布法令，禁止货币输出。以外贸中的顺差来保持货币（金银）输入本国。托马斯·孟[24]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1630）一书中把商人称为国家财产的管理者，商人肩负着与其他各国往来的商务。[25]重商主义还主张殖民扩张，壮大军队，以保证货币财富的不断流入着重于商业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法国重商主义者柯尔培尔（1619-1688）认为国家拥有的货币数量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国家并不是指大众国家，而是属于君主。尽管法国重商主义者孟克列钦[26]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学”的名称，但是是出现于《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1615）一书中。“在18世纪以前，很少有国王、政治家或政治哲学哲学家认为，国家应当为其人民的经济福利负起责任，两者是必然相联系的。国家的财富仅仅从属于君主——属于国王、王后，以及那些设计、资助、指导各种方案来积累外国财富，以便发动战争及增加其权力和威望的臣僚——而不是属于这个国家普通人的福利。”[27]从这点上看，重商主义与当时的政治学说在国家问题上的立场接近，也正是法国学者首次把“经济”一词的含义从家务管理扩展到公共行政和国家事务的管理，并加进了政治含义。[28]
法国的重农学派是近代后期放任主义的经济学鼻祖，对重商主义的批评首先也是来自他们。18世纪中叶法国的农业仍在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部分农村还处于封建经济阶段，柯尔培尔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对法国的农村经济造成很大破坏，国家的财源枯竭。以《经济表》（1758）一书闻名的法国经济学家魁奈[29]等人总结了重商主义政策把国家致富之路放在流通领域的的教训，重新提出以生产领域作为富国的根基。自然秩序是重农主义的哲学基础，重农学派的原文为Physiocrate,是由希腊文“自然”和“主宰”两个字组成，意指自然的统治。自然秩序支配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自然秩序是上帝赋予的，人们只能了解和遵循它。复苏经济的办法是使人为秩序符合自然秩序，实现与自然秩序一致的办法是自由放任，自然秩序的结果会导向以最少的支出获得最大的满足。重商主义相信“建立在私人财产和政府权威基础上的社会自然秩序最有利于保障人类幸福。”[30]重商主义在法国的失败原因在于违反了自然秩序，魁奈主张取消一切干预政策，对个人的和国家间的经济活动实行放任政策。
2近代后期流行“自由放任”随着资本主义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近代后期西方政治学说的主题由为了保护天赋人权而争取建立国家变成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利而尽量限制国家。突出个人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限制国家的权力成为主要话题。19世纪西方主要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差不多全都建立起来，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进入稳固资产阶级政权的阶段，这个时期不需要再强化国家对社会和经济的介入了，国家的介入被当作个人自由的一种阻碍。英国于19世纪中叶率先完成产业革命，其他欧洲大国也陆续开始产业革命。产业资产阶级崛起，逐渐战胜封建残余势力和金融资产阶级，成为西方国家中的主导阶级。产业资产阶级的功利动机更为明显，其根本的要求是取得“利润”，“快快发财”。产业资产阶级要求更多的个人自由，特别是经济活动方面的自由。他们认为国家是个“不得不要的祸害”，要求国家“远离”自己。
西方意识形态相应地由争取个人的权利转为维护个人的自由，“19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突出强调个人自由，捍卫个人自由或个性的自由发展成为首先考虑的问题。……认为现代人所理解的自由并不是指公民平等的政治权利，而是个人自由，即自由经营、自由贸易、个性的自由发展，是自由竞争。国家应该是个人自由的保护者。”[31]个人开始“远离”国家，要求自由发展，经济按自己的规律运行，不需求政治权力的帮助了。国家是社会的“守夜人”角色、“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等观点代表了当时西方的主流国家观。
政治思想的基础也发生转变，功利主义原则取代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成为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基础。功利主义者注重认经验和感受，主张以事实为依据，反对从抽象的原则出发。功利主义以个人的物质利益和欲望的满足程度作为判断政治制度的依据，主张在个人事务中，个人最有发言权。在社会经济领域，国家不应干涉个人的活动。个人在有关自己的财产权问题上有最高的支配权，国家无权干预。国家的职能仅仅体现为保护个人的利益不受他人侵犯的范围内，仅在这个范围内，国家有权干预个人活动。因此国家是“必要的罪恶“。功利主义者边沁[32]为个人权利至上制定了一套哲学原则，认为“求乐避苦”是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主张“合理的利己主义”。边沁认为社会利益由个单个人的利益总和而成，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同时，社会的利益会自然地得到增进。他用功利原则来评价国家，只有能够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政府才是好的政府。这个时期的国家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33]
经济学中出现反对国家干预的主张早在18世纪末就已经出现，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34]被公推为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他的著作《国富论》（1776）被当作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经典。《国富论》的第4篇讲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在全部9章中有8章批重商主义，其主要倾向是反对国家干预主义。亚当·斯密以自己的人性论作为经济学的基础。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人皆有“交换倾向”，以利人之物来换取利己之物。满足人的“利己心”的途径是经济自由，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自由经营。如果每个人都想使自己的产品实现最大价值，“利己”行为的结果是资本的最大利润。
亚当·斯密在政治经济学上的特色还在于他提出了关于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可以自动协调的主张。他认为社会收入是全部个人收入的总和，个人利己行动的极大化会自动地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个体之间相互受益的分散化的交换活动会自动实现对资源的配置。只要每个人都努力扩大自己的个人收入，社会财富就会随之增加，“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35]在他们行事时，“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其结果却比任何机构或个人刻意追求公共利益时要好。在亚当·斯密看来，这个结果是在个人充分竞争的基础上，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来指导的，它使人们“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自由竞争越充分，价值规律越起作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越能一致。在关于“看不见的手”的比喻中，亚当·斯密“实际上在《国富论》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前提：追求自己利益的人们不违反正义律。”[36]这一条从此成为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
关于政府的职能，亚当·斯密假设面对的是一个有序的社会，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即那些对个人极为有益，却不能由任何个人或群体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使私人提供者无法从受益人处征收足够的费用，以抵销其成本，比如国防，所以私人不会自动提供。再比如法与秩序、社会公平等.政府的另一项任务是反对垄断，“独占是良好经营的大敌”，给予个人充分的经营自由才是符合“正义的法律”的。“斯密向他们提供了适合他们要求的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并为自由企业和政府的自由放任的方式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37]亚当·斯密提出的政府职能的观点也一直是经济自由主义和现代政治保守主义政府观的出发点，在他那里，政治与经济是不可避免地结合在一起的。这反映了当时的经济政治现实，“英国经济在十八世纪后期及十九世纪初明显地政治化，从斯密等古典学者的分析中，既产生了对经济过程的实证理解，也产生了对于特定制度的哲学观点。关于自由放任主义的规范观点，与对于在特定的约束结构（主要特点是最低限度的、保护性的或守夜人的政府）的相互作用的实证分析，这二者是（也许是不可避免地）混合在一起。”[38]
18世纪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39]等西方经济学的鼻祖正式以政治经济学为题目展开自己的学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四卷导言中提出“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亚当·斯密接受重农主义的“自由秩序”主张，反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涉主义，认为个人利己行动的极大化会自动地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一个明显目的，就是解释市场如何在没有详细的政治指导下运作……证明具有可接受的效率市场之功能与政治指导无关。”[40]亚当·斯密经历“从重商主义向流行的经济民主主义转变的同时，也伴随着从专制主义向民主制度的政治转变……由于民主思想和制度的传播，经济和政治的压倒一切的目标从扩大君主的权力转变成增进国家人民的福利。”[41]
斯密的后继者大卫·李嘉图的代表作题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通过对工资、利润和地租的研究，发现当时条件下地主与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他得出了政治结论：资本主义将导致地主、资本家和工人三大阶级的对立。李嘉图也反对政府干预私人经济，并把之运用到国际关系中，认为分工和自由贸易将有利于各国。尽管李嘉图把制度问题列入政治经济学，以消除制度的不公正，建立一种更人道的制度为目标，但他与亚当·斯密等人都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研究的是政治问题。
三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分离与复兴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是国家干预经济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以后的反映。在这以前，18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大体上是关于管理经济的学问，主要关心如何指导经济，增加国家的财富。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与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关系密切，但其首先关注的仍是管理问题，尽管方向与18世纪相反，不再强调国家的干预，因此其所关心的仍不是商业或个人经济学。20世纪的前一大半时间是政治学与经济学分道扬镖的时代，政治学集中于法制和政府机构上，经济学这着重在个人和企业行为。直到1960年代以后，政治学与经济学才又一次趋近，“政治经济的伟大传统似乎并没有在管理专业或政治学专业确立自己的地位，只是近来政治经济学流行起来。”[42]
1经济学离开政治领域经济学与政治学在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的分离与社会中国家“远离”市场密切相关。1848年约翰·穆勒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在维护斯密的自由市场原理的基础上，针对马克思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提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修改。此后，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阿·马歇尔[43]综合了各派的观点，在斯密基本主张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关于自由市场的经济学体系。马歇尔于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把注意力集中在微观经济分析上，把制度当作不变的常量，只考察既定制度下，稀缺资源的配置和效率问题，经济学研究“谁，为何，如何生产”的问题。从此，西方的经济学与政治问题脱开，“十八世纪原本名为‘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到了十九世纪末变成了‘经济学’，”[44]史称新古典经济学。
西方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个人自由的强调也是推动政治经济学向经济学转变的动力，“由于19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自由经济理论，因此到了19世纪下半叶，‘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终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学’一词。把形容词‘政治的’去掉以后，经济学家便可以论证说，经济行为反映的是一种个体主义心理学，而不是以社会的形式建构起来的各种制度；据此又可以进一步断定自由放任原则是符合自然的。”[45]经济学的独立倾向也与19世纪西方的政治发展密切相关，当时主要国家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确立已有一段时间，并经过不断地改革逐步完善起来，自由主义的总体政策倾向基本形成。这种政治环境使得经济学家可以专心地关注经济问题，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终于发生分裂，“政治经济学的衰落可以在为经济学和政治学建立分立的学科组织中略见一斑。”[46]
这个时期经济学的非政治化强化了政治学已有的独立发展，“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实现了一个更进一步的目标：它把经济学也合法化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那时，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研究主题已经遭到贬斥，因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国家和市场是按照而且也应该按照各自不同的逻辑来运行。”[47]政治学的一个现代转向是研究重心由国家转向政府，随着自由市场制度在西方世界的普及，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在这个时期也已经成型，稳定为三权分立、代议制、政党政治等结构，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也随之从制度转向政府，政府的运作过程、政党政治、官僚体制，以及个人和团体的政治行为等成为政治学主要关注的问题。学科的专业化在工业化专业分工的推动下进一步发展，政治学、经济学以及其他学科经历了强调独立发展的一段时间。但是“经济学和政治学并不是通过简单地割裂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而创立起来的。”[48]经济学是从政治经济学变为经济学，主要研究对象略有变化，不再关注国家问题，集中于微观领域。政治学仍以国家为主，但也发生了向政府、团体、个人等研究对象上的微观化转向。
2经济学重新关注国家问题政治经济在现代再次结合必要性是经济学家先认识到的。1930年代爆发了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阶段以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以新的方式出现，自由放任的原则已经无法解决。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关于市场可以自行调节，经常保持供求平衡的主流经济学“一夜之间变成了神话”，自由市场的经济学说无法解释西方的经济现实，也无力提出解决经济危机的药方。凯恩斯的经济学应运而生，凯恩斯把经济危机归咎于自由市场制度，主张通过国家纠正市场的缺陷，解决经济危机。凯恩斯用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来解释危机，认为生产过剩和失业的原因是在总收入和总消费之间存在差额，且无法依靠私人投资来弥补。因此必须由国家采取措施，比如扩大财政支出、减少税收等，来刺激需求，达到社会充分就业水平。“在30年代大萧条期间，人们曾经突出确认经济关系对于政治生活的重要性.”[49]凯恩斯的经济学里国家又一次成为重要问题，他主张“国家最重要的议事日程不是涉及那些由私人已经在完成的活动，而是那些落在个人活动范围之外，如果国家不出面不会有人去做出决定的事情。对政府来说，重要的不是去干那些正在由私人做的事情，或把这些事做得更好些或更坏些的问题，而是去做那些根本就没人去作的事。“[50]1940年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由于国家再次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政治学与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又一次融合，也可以说政治经济学开始回潮，引起经济学界关注社会整体、国家等政治问题，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学主张。
经济学切入政治领域的另一个角度是这个时期出现的福利经济学，福利经济学探讨如何在均衡条件下实现资源的最优分配，从整体角度评价经济，也是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一种动力。美国经济学家P·萨缪尔森[51]综合了凯恩斯和希克斯以及其他经济学家，包括福利经济学的思想，建立了一个以西方国家“混合经济”为蓝本的新经济学体系，他编写的教科书《经济学》自1948年问世以来，在西方广为流传，到1995年，已经出到第15版。萨缪尔森的观点被称为新古典综合派，其特点是把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分别论述个体经济行为和总体经济运行，认为个体经济领域通行自由放任，总量平衡则需要国家的干预。由于国家被正式纳入经济学体系，新古典综合派已经包含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除此之外，源自T·凡勃仑，经J·康芒斯、G·缪尔达尔[52]等人发展的制度经济学在1930年代也开始形成，对制度在经济的作用做了大量的研究。凯恩斯以后国家问题在经济学中已经无法回避了。
战后各国社会发展中政治与经济的融合也向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促使政治学发生变革，与其他学科之间出现交叉。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得以扩大，研究课题被更新，除了传统的政治制度、国家形式结构、民主、平等、自由等问题，对于政治系统、政治发展、政治变迁、政治心理、决策、利益集团、政党、政治文化、舆论、选举等纷纷进入政治学领域。政府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从而政治因素的经济后果也受到政治学家瞩目。这时的政治学走向实证，注重研究实际问题。1987年美国政治学家伊斯顿在回顾美国政治学发展历程时，提到50年代末美国经济从战后的繁荣消退，引起人们对30年代大萧条的回忆，学界马上作出反响，社会科学各学科再度兴起对经济的兴趣，“无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此时都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谙的新的政治经济学，它再次集中关注隐匿于经济政策背后的政治活动。关切经济关系对于政治权力的归属和运用之影响。”[53]社会矛盾的发展是促进政治学的这一方向性变化的动力，社会科学的新发展也为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提供了条件。
3新的政治经济学出现经济学和政治学共同把目光投向政府发生在1970年代，并以出现带有两种学科的明显交叉为标志学说。到那个时期，西方经济战后发展的黄金时期结束，各国纷纷陷入滞胀的困境，长期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使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通货膨胀高居不下，同时生产停滞，失业率又降不下来。凯恩斯主义失灵，新古典综合派也遭到沉重打击，各种其他经济学纷纷借机登场，其中既有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有激进主义主张。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自由主义倾向的观点居于主导地位，代表人物有哈耶克(F.A.Hayek)、弗里德曼(M.F.Friedman)、卢卡斯(R.E.Lucas)等人。他们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学说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造成滞胀的原因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及其错误政策，价格机制原本能自发地调节供求。他们讨论的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以J·布坎南（J.Buchanan）为代表的弗吉尼亚学派，专注于政府行为研究，认为滞胀源自“政府缺陷”，被称为公共选择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专门研究政府失败的原因，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政府和政治。另有一批经济学家专门分析制度因素对经济的作用，被称为新制度主义。这些西方经济学家重新关心政治问题，相对于近代的政治经济学，他们以及其他重新涉及政治问题的经济学说，就构成了新的政治经济学。
公共选择学派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和塔洛克1960年代在美国共同创立，公共选择理论用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分析政治学的传统问题，“简单地说，是将经济学应用于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主题就是政治科学的主题，即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党派政治学、官方政治等等。”[54]着重于指出政府行为缺陷的原因，因而也是现代政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公共选择学派对政治学所批漏的重要问题重新进行研究，因而有广阔的研究领域，个体和团体的政治行为、政府的行为、选举、投票、集体决策的规则等政治学问题都进入其研究视野，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投下精力。主要代表人物有詹姆斯·M·布坎南、戈·塔洛克、安·唐斯、威·尼斯坎南、肯·阿罗、科尔曼(J.S.Coleman)等。[55]
曼瑟尔·奥尔森[56]的学术成就跨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学科，一生著作颇多，其中影响最大的两部为《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和《国家的兴衰》（1982），均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这两部书中，奥尔森以公共选择理论为出发点，专注于经济、社会和政治中的团体行为，对集团进行经济学分析和博弈分析，抓住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改变了传统上对团体行为的看法，并把政治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引向深入。
新制度经济学(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又称为新制度主义，集中了比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和产权经济学等流派，他们的特点是以制度为研究对象，改变了制度研究为政治学专有的狭隘学科现象，制度的概念由此向经济和其他领域扩展。经济学家从经济的角度对制度进行研究不仅为经济学开拓了新的视野，而且使人们对制度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角度。新制度经济学是一个兴盛的学派，不断有经济学家加盟，当代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经济学家D·诺斯、R·科斯、H·德姆塞茨、T·舒尔茨（T.W.Schultz），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我国经济学家林毅夫等[57]。其中的诺斯既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又是新经济史学的创始人之一；科斯既是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又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人物。
其他的政治经济学家中有一批被称为“政治的经济学”[58]，主要由一批欧美经济学家组成，包括美国经济学家D·希布斯、威廉·诺德豪斯、詹姆斯·阿尔特[59]、阿莱克·克莱斯勒等人。“政治的经济学”是真正意义上新的政治经济学，他们开始全面探讨政治与经济，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关系，并对政治经济学给出学科交叉性定义。他们与公共选择理论明显不同，不是从经济的角度看待政治，试图用经济学统一政治学，而是真正把政治经济学当成一种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合成。
新的政治经济学与旧的政治经济学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其联系在于都使用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两者的区别是主要的，复兴以后的政治经济学“的涵义已经与传统用法大不相同了。”[60]《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则用PoliticalEconomics(中译为“政治的经济学”)来区分PoliticalEconomy（中译为“政治经济学”），并着重指出了两者的区别。政治的经济学“这个术语包括一系列政治学和经济学共同关注的问题的分析，它不同于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政治的经济学的重点在于试图解释总体的经济政策中政治和经济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61]主要研究对象一是经济状态如何影响政府的维持或换届，二是政治因素在经济政策的形成中发挥作用。政治商业周期、政策的优化、选举、政党、政府的规模、公共支出等成为它的主要研究内容。基本方法是“使用现代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的技术来检验有关经济和政治组织相互作用的假设。鉴于它用数据来提供相互对立的假设，它几乎完全摆脱了同传统的术语——政治经济学相联系的意识形态色彩。”[62]政治的经济学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在内容的区别如此之大，以致于它已经“成为一种用经济学作为分析工具研究若干社会政治现象，政治学与经济学相交的新学科。”[63]
国家、制度等问题是西方政治学的传统主题，但政治学一直没有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问题纳入自己的领域，直到1970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DavidEaston）在为《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撰写“政治学”条目时仍没有提及政治经济学。与此同时，当代西方经济学家，特别是非主流的经济学家，比如极端保守的公共选择学派，还有象加尔布雷思（J.K.Galbraith）这样的新左派经济学家，关注经济的整体效果，关注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和布坎南的研究事业延伸进一般认为无关乎经济的领域，例如政治、官僚体制、种族主义、家庭、生育率等。如今许多大学的政治学系里都充斥这所谓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theory）学者，他们用本质上属于经济领域的方法，来解释政治现象。”[64]
经济学者向政治领域的挺进使得政治学界“当代对政治经济学兴趣的重新燃起，与其说是政治学家努力的结果，不如说是激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努力的结果。”[65]经济学家对政治问题的研究给政治学注入了新的血液，引起政治学从新的角度研究政府、国家、制度等政治问题，政治学的发展得以新的激发。现代政治学开始转向，走向具体，不仅研究组织、制度，而且研究政策和决策过程，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遂成为政治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政治学的这种变化也是社会现实发展的要求，19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普遍实行混合经济体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已经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干预，干预到何种程度的问题。政府在管理社会（包括经济）方面的功能大大强化，政府既是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也成为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问题。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社会的分化和专业化、现实的复杂化和多元化在1980年代以后又有进一步发展，促使各个学科的研究视野明显扩大，政治学的研究领域随之扩展，伊斯顿总结道，“这些变迁使我们在广泛的领域中对先存的实际状况之看法和态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些领域包括：种族和性别歧视，环境的污染，贫困和经济不平等的最低限度，政治经济权力的集中，核军备的重整，国际范围内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依存等等。”[66]奇尔科特在总结政治学在当代的新进展时认为，性别问题、环境问题、选择问题、民主问题、资本主义的作用等已成为80年代政治学的主题。[67]上述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是综合性的、多侧面的，以整体面目出现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单一学科的分别研究，不足以为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合适的方案，政治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共同研究重要的社会问题成为现实需要。
到1990年代，西方政治学者明确主张“政治学研究不能孤立于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之外。”[68]经济学也在发生变化，更关注宏观问题，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政府的职能等问题被普遍当作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的再次出现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肯定。当代西方出现政治理论与经济理论相结合的趋势，《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词典》中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处理政治和经济过程的相互关系的一门社会科学。”伊斯顿于1990年代意识到了总结1970年代以来的美国政治学发展时，注意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复兴，他被认为这是政治学在后行为主义时期走向应用，注重政策研究的总趋势的一种表现，也是现实中经济状态与政治事件之间联系日益密切的反映。[69]
4政治经济学复兴的意义政治经济学的复兴反映了当代学界多学科融合的趋势，“旧政治经济学及其近来的复兴，能够比范围较狭隘的经济学和政治科学更好地认识和研究存在于主要政治和经济制度（国家、公司、尤其是市场）中各种形式的复杂的相互依赖。它们还能较好地研究和理解对于政治和经济制度都非常重要的基本的社会进程。这些进程包括‘把稀缺手段分配用于相互竞争的目标’以及讨价还价和行使权力。”[70]由美国社会学家华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主持的“古本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TheGulbenkianCommissionontheRestructuringoftheSocialScience)，于1994年和1995年组织了来自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十位学者进行讨论，认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这三门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传统社会科学在当代日益相互重合。
首先是社会学，于1950年代提出了“政治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并把它们作为自己的两个分支。政治学家步其后尘，也将自己的研究范围扩大到正规的政府建制之外。象压力集团、抗议活动和社区组织等，只要是有政治意味的社会现象，都被纳入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华勒斯坦等人认为“政治经济学”的重新使用是社会学家的手笔，“当某些具有批判精神的社会学家重新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时，另外一些不那么具有批判精神的政治学家所作出的回应是力图赋予它以一种更加偏于古典的意蕴，即注重对普遍规律的研究。”[71]结果促使政治学家更加关注经济过程，经济学中的凯恩斯主义的流行重新唤起了对‘宏观经济学’的关注，“于是经济学于政治学之间的分界线变得不那么清晰了，因为分析的对象主要是政府的政策以及各类政府间机构。”再以后，一些非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主张用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分析模式去研究传统上归于社会学的各类主题，比如家庭、犯罪等。
新政治经济学的出现也是政治学吸纳经济学方法的结果。经济学对政治学的“边界入侵”受到政治学家的欢迎，“一些在政治学方面被看作较有独到见解的和比较有用的著作，是由经济学家所撰写的，他们把自己学科的工具箱中取出的合理的概念和模式应用到政治学上。”[72]这使得一些政治学家沿着与经济学家相似的路线来重建政治学，比如把政治学中的“权力”相当于经济学中的“财富”。因此经济学是作为一种模式和一种研究方法进入政治学的，“这时政治经济学的独到之处，是它对于方法论的杰出贡献。迄今为止，唯有经济学因此而著称于世。理性的行动者模式，一般是以演绎推论为基础的，但它时常也需要对于行为世界予以正确的参照。这种模式代表了技术从某个学科向其他学科——实际上是从经济学向一系列其他学科的转移，这种转移的速度之迅速、范围之广泛，在社会科学史上是鲜有先例的。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听到有关‘经济学大帝国主义’的议论，当然，其涵义即是指其他社会科学在进行理性建模时已发现了经济学的威力。”[73]在这方面，政治学不光吸收了经济学的方法，而且还吸收了心理学、社会学，甚至若干自然科学的方法。“‘入侵者’常常受到欢迎，并且被看作对政治研究作出了有用的贡献。”[74]对于政治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学科来讲，“最重要的情况是，近年来为建立新的政治经济学（即，为更紧密地、更系统地结合，无论是什么名称，也无论最终学科的重新安排是什么）提出了有力的论证，这一论证显得很有说服力。”[75]
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新政治经济学也是一个重提价值观问题的过程，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在某种意义上把政治经济学当作道德科学，他的《道德情操论》发表在《国富论》之前。新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古典时期以后经济学家不再研究的问题：产权、利益集团的冲突、国家、官僚制度、自由、正义、秩序等政治现象和政治哲学问题，“保守主义经济学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理论，同时也是一种规范的政治理论。”[76]这与西方政治学走向后行为主义，重提价值问题，向国家的回归等的学术趋势是一致的。伊斯顿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回归形成了政治研究新的方法：理性人和公共选择模式，这种方法先是被政治行为研究所采用，尔后又推广到道德问题等其他政治学领域。他举了罗尔斯(JohnRawls)对正义问题研究的进展为例，罗尔斯在《正义论》（1971）运用了理性人和博弈等模式，给出有说服力的、准确的正义标准。伊斯顿得出结论：“理性的模式使得新的政治哲学有可能要求与经济学本身无分伯仲的逻辑性和精确性。因而，各种价值标准亦以一种合意的方式，觅见了自己返还科学研究的途径。”[77]而在行为主义时期，规范性问题涉及价值观，一直被当作主观性的东西而排斥在政治科学之外。
当代西方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学科的融合与交叉，社会科学中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互融合，出现了一些边缘学科，如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其中一些经济学家关注政治问题，进入以往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批研究政治问题的经济学家。他们不仅对政治制度、国家、政府、选举、自由、平等、民主等传统的政治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得出自己独特的结论，而且还专门分析了投票规则、代议制民主与财政政策的关系等新的问题。经济学家“侵入”政治学，给政治学这一古老的学科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如何回应经济学的“入侵”，如何从政治学的角度评价经济学家的政治研究，是摆在政治学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注释:
[1]列奥·施特劳斯等主编：《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93年版，上册，绪论，第6页；country一词在政治学著作中一般汉译为“国度”。
[2]（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6年版，上册，第33页。
[3]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第33页。
[4]（美）肯·米诺格：《当代学术入门：政治学》，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5]（Xenophon，约公元前430-355），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有《居鲁士的教育》、《希腊史》、《远征记》等著作传世，还有一些记录苏格拉底思想的对话体著作，
[6]参见陈孟熙主编：《经济学说史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
[7]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收入》，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61年版，第18页。
[8]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家列奥·施特劳斯的名著《政治哲学史》中有“色诺芬”一章，但只在其中个别地方提到色诺芬的Oeconomicus(中译本译为《财源论》)，参见列奥·施特劳斯等主编：《政治哲学史》，第93-126页。
[9]Plato，公元前427-347，古希腊思想家。
[10]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6年版，第201页。
[11]柏拉图：《理想国》，第154页
[12]丛日云：《西方文化传统》，大连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
[13]（美）约·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1年版，第91页。
[14]参见（苏）涅尔谢相茨：《古希腊政治学说》，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1年版，第145-7页；马啸原：《西方政治思想史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3-4页。
[15]Aristotle，公元前384-322，古希腊思想家。
[16]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格尔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92年版，第3卷，第968页。
[17]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65年版，第19页。
[18]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31页。
[19]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53页。
[20]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48页。
[21]《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93页。
[22]Nicollo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
[23]（苏）莫基切夫主编：《政治学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79年版，（上），第135页。
[24]ThomasMun,1571-1641，英国经济学家。
[25]参见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59年版，第1页。
[26]AntoynedeMontchretien,1575-1621，法国经济学家。
[27]（美）罗.赖克：《国家的作用——21世纪的资本主义前景》，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译本，1998年版，第11页。
[28]《新帕格尔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第968页。
[29]FrancoisQuesnay，1694-1774，法国经济学家。
[30]亚当·库珀等编：《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译本，1989年版，第549页。
[31]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0页。
[32]JeremyBertham,1748-1832，英国哲学家。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253页。
[34]A.Smith,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
[35]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74年版，下卷，第27页。
[36]（美）保·海纳：《权利·自由·乡镇自治》，中译文见《自由与社群》，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6页。
[37]（美）保·萨缪尔森等：《经济学》（第12版），中国发展出版社中译本，1992年版，（下）第1275页。
[38]布坎南：《宪法经济学》，中译文载《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35-336页。
[39]DavidRicardo,1772-1822,英国经济学家。
[40]《宪法经济学》，中译文载《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第335页。
[41]（美）罗.赖克：《国家的作用——21世纪的资本主义前景》，第13页。
[42](美)罗·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译本，1998年版，第474页。
[43]AlfredMarshall，1842-1924,英国经济学家。
[44]（美）弗·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远方出版社中译本，1998年版，第26页。
[45]（美）伊·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三联书店和牛津大学出版社中译本，1997年版，第19页。
[46]（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6年版，上卷，第50页。
[47]（美）伊·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第21页。
[48]（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5页。
[49]（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中译本，1989年版，中译本序言，第3页。
[50]（英）凯恩斯：《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见《凯恩斯全集》，第4卷，第291页；中译文见《预言与劝说》，江苏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97年版，第317页。
[51]P.A.Samullson，1915-，美国经济学家。
[52]ThorsteirnVeblem，1857-1929,美国经济学家；mons，1862-1945,美国制度经济学家；GunnarMyrdal，1898-，瑞典经济学家。
[53]（美）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译本序言，第3页。
[54]丹·缪勒：《公共选择》，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2年版，第5页。
[55]JamesM.Buchanan，1919-，美国经济学家．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主要著作有《贸同的计算；民主的逻辑基础》(1962)（与戈登·塔洛克合著）;《民主财政论》(1966)；《公共选择理论；经济学在政治方面的应用》(1972)；《赤字下的民主》(1977)；《自由、市场和国家》(1966)等。G.Tullock,主要著作有《官僚制的政治》（1965）。AnthonyDowns，代表作为《民主的经济理论》（1957）。W.A.Niskanen，代表作为《官僚与代议制政府》（1971）。K.Arrow，代表作为《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1951），
[56]MancurOlson，1932-1998，美国经济学家，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院院士，曾任公共选择协会会长（1972-1974），美国经济协会会长（1986），以及其他若干学术头衔。
[57]D.North，主要著作有《西方世界的兴起》（1973，合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981）、《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1990）。R.Coase，主要论著有《企业的性质》、《社会成本问题》（1960）、《企业、市场与法律》。H.Demsetz，主要著作有《竞争的经济、法律和政治维度》（1982）等。
[58]这里的“政治的经济学”指的是PoliticalEconomy或PoliticalEconomy,，目的是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区分。
[59]D.A.Hibbs，与Fassbender,H.合编：ContemporaryPoliticalEconomy,(1981)美国经济学家，著有。W.D.Nordhaus，美国经济学家，著有《经济学》（与萨缪尔森合著），为再版了十几此的大学教材。JamesE.Alt，美国经济学家，著有ThePoliticsofEconomicDecline,(1971).K.AlecChrystal,美国经济学家，与JamesE.Alt合著：PoliticalEconomics,(1983).
[60]《新帕格尔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第968页。
[61]（英）戴维·米勒等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中译本，1992年版,第554页。
[62]《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第555页。
[63]刘德厚：“‘经济政治’范畴分析”，载《经济评论》，1994年第2期，第6页。
[64]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第26页。
[65]（美）罗·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第475页。
[66]（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译本序言，第2页。
[67]参见（美）罗·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第18页。
[68]《比较政治学理论》，第14页。
[69]DavidEaston&,DevelopmentofPoliticalScience:ComparativeStudies,Press,1991.chapter12..
[70]（美）卡·爱·索乌坦：“什么是新论？”，载（美）斯·L·埃尔金和卡·爱·索乌坦编：《新论》，三联书店中译本，1997年版，第13页。
[71]（美）伊·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第49页。
[72]（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5页。
[73]（美）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译本序言，第5页。
[74]（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6页。
理论管理论文篇（9）
自美国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HaroldKootz)1961年发表《管理理论丛林》一文，把管理理论称作丛林以来，管理理论的发展加速了自己的进程。此后，安索夫(Ansoff)《公司战略》(1965)一书的问世,“战略”开始引入管理界，迈克尔·波特(M.E.Porter)的《竞争战略》，在20世纪80年代把战略管理的理论推向了高峰。1993年迈克尔·海默(M.Hammer)博士与詹姆斯·昌佩(J.Champy)合著的《再造企业——管理革命的宣言书》,完成了企业再造理论的最终构架，在世界范围内吹响了所谓的“第二次管理革命”号角。同一时期,彼德·圣吉(P.M.Senge)出版了《第五项修炼》，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轰动，学习型组织成为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组织管理革命的重要标志。然而，在现代管理理论日新月异的今天，在我国管理学界，古典管理理论却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有研究者甚至提出古典管理理论回归的论断。呼唤古典管理理论回归，有的是来自对中小企业管理的考察，有的是来自对管理职业化的理性分析，也有的是来自对古典管理理论自身的评判。一种观点的形成绝不是空穴来风，必然有其深刻的原因和背景，分析这些原因，回望并深思作为现代管理理论繁荣基础的古典管理理论，对推进管理理论中国化，促进企业管理科学化，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1古典管理理论具有自身的科学性及较强的应用价值
古典管理理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科学方法探讨管理问题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古典管理理论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集管理理念、管理技术和管理方法于一体，对企业管理实践有着强大的指导意义。它犹如一只有形的手，科学有效地调动和配置企业的各种资源，在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同时，促进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一般认为，泰勒、法约尔和韦伯是古典管理理论的三位先驱，古典管理理论的科学性首先在于它的实践性，它是从企业管理实践中概括出来的理论。作为古典管理理论代表人物的泰勒和法约尔，有着丰富的企业工作经历。泰勒就是在生产一线发现并注意到“磨洋工”现象的，对这一现象的仔细观察，使他找到了工人“磨洋工”原因。他认为工人“磨洋工”有三个原因，即：工人们害怕不断增长的生产带来失业；失败的薪金制度不鼓励工人高效率的工作；工厂没有给工人提供科学的工作方法。这些观察和分析，成为科学管理理论构建的起点。虽然法约尔与泰勒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但他也一直处在企业管理的中、高层，漫长而成绩卓著的经营管理生涯使他对企业管理有更加宽阔的视野和更高层次的认识。
古典管理理论的科学性还在于管理理念的先进性。泰罗认为，科学的工作方法是管理中的“思想革命”，“思想革命”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需要雇佣双方把视线从分享利润这块蛋糕转移开，共同想办法把“蛋糕做大”。他说：“管理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使顾主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也联系着使每个雇员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并且认为，对雇主来说，“最大利益”不仅代表着短期内有较大的利润，也包括为达到公司的长期繁荣而全方位地发展。对雇员来说，最大利益则不仅代表着高工资，还有他们自身职业生涯的发展，使他们在能力范围内做到最高等级的工作。在他看来，管理的真正目的是使劳资双方都得到最大限度的富裕。这一思想直到今天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以至于王义昌先生在《一封辞职信——成就组织和个人发展的第六项修炼》后记中，还要遗憾：这么多年过去了，让雇主和雇员关系和谐共同发展，却至今依然是我们企业管理实践者和理论者的重大任务。作为一般管理理论的构建者，法约尔认为，管理是一种可应用于一切机构的独立的活动；一个人在某机构内地位愈高，管理活动愈加重要；管理是可以教授的。正是这种对一般管理的认识，使管理理论作为一种普适工具在广泛的社会领域得到了运用。由于韦伯是一个置身企业管理之外的“旁观者”，站在更加超脱的立场冷静分析企业管理的基本问题，他的管理理念更显深邃。他指出一套支配行为的特殊规则的存在，是组织概念的本质所在。没有它们，将无从判断组织。这些规则对行政人员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们自己的行为受其制约，另一方面他们有责任监督其它成员服从于这些规则。韦伯理论的主要创新之处导源于他对有关官僚制效率争论的忽略，而把目光投向其准确性、连续性、纪律性、严整性与可靠性。韦伯这种强调规则、强调能力、强调知识的行政组织理论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高效率、合乎理性的管理体制。直到今天，在组织中普遍采用的高、中、低三层次管理就是源于他的理论。
古典管理理论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泰勒所提出的科学管理的四个原理：即对工人操作的每一个动作进行科学研究，用以代替旧的、单凭经验的劳动操作；科学地挑选工人，并进行培训和教育，使之成长，以代替允许工人凭自己的爱好选择工作的作法；管理人员与工人之间亲密协作，以保证一切工作都按建立起来的规章制度去办；管理人员和工人在工作和职责上要分工，各自承担最适合的工作，以代替所有的工作和大部分责任都推卸给工人的办法。这些原理，对于夯实企业的管理基础是非常重要的。法约尔提出的14条管理原则，以及他对管理过程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五个要素进行的详细分析，则是企业管理过程科学化必不可少的。韦伯要求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所具有的八个特征，即实现明确的分工、实行等级原则、实行考核和训练制度、所有公职的担任者都是任命的而不是选出的、行政管理人员领取固定的薪金、行政管理人员不是他所管理的那个单位的所有者、组织是根据明文规定的法规规章组成的、组织中人员之间的关系完全以理性准则为指导，正是企业形成完整、有序和高效组织体系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2古典管理理论是现代管理理论的逻辑前提和应用基础
古典管理理论从创建到现在已经整整100年，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这些变化推动着管理理论向前不断发展，形成流派纷呈的格局。但是，站在21世纪回望古典管理理论，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它们的真理光辉，也清晰可见它们与现代管理理论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逻辑前提，古典管理理论不仅在理论上是现代管理理论创新的基础，而且本身也是现代管理理论的构成内容，同时还是现代管理理论在实践中应用的基础。
古典管理理论先驱们所试图解决的问题，是管理学面临的两个根本问题，即效率和组织问题。它们是任何管理理论都不可回避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管理理论都是在古典管理理论的启发下或指导下，在古典管理理论已经搭建的平台上的创新，而且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创新会一直持续下去。古典管理理论所研究的问题仍然是现代管理学所要研究的问题，比如对计划和策略的研究、对发展战略的研究、对组织形式的研究、对管理工作环境的研究，等等，都是对古典管理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就是在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里，通过系统思考、自我超越、心智模式、共同愿景、团队学习，所要解决的也是泰勒在百年前所关注的雇主和雇员关系和谐及共同发展问题古典管理理论不仅为现代管理理论搭建了创新的平台，经过发展和完善的古典管理理论已经成为现代管理理论的构成内容之一。在现代管理理论丛林的九大管理学派中，管理过程学派和经验主义学派就是古典管理理论的现代版本。管理过程学派也叫管理职能学派、经营管理学派，其开山鼻祖正是古典管理理论的创始人之——法约尔。这一学派因美国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等人的发扬光大，成为现代管理理论丛林中的主要学派，在现代管理理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经验主义学派也被称为经理主义学派，他们以向大企业的经理提供管理企业的成功经验和科学方法为目标。他们认为，有关企业管理的理论应该从企业管理的实际出发，特别是以大企业管理经验为主要研究对象，加以抽象和概括，然后传授给管理人员，向经理提出建议。经验主义学派中的许多代表人物深受古典管理理论影响，而且其中的多数人长期担任大公司的顾问或直接在大公司高层供职。经验主义学派走的是与泰勒、法约尔一样的研究道路，把实践放在第一位，以适用为主要目的。虽然，由于时代的变迁和实践对象的不同，经验主义学派所概括出来的理论并不是古典管理理论的翻版，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和思想方法是完全一致的。但是，由于现代管理理论抓住了管理中效率与人性这一被古典管理理论忽略的矛盾，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对于处理好管理中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人及组织与环境的关系，从而保持组织的平衡和谐状态，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用现代管理理论指导现代企业管理，是无庸置疑的。然而，当现代管理理论在实践中应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离不开古典管理理论所构建的组织体系的基础性支持。现代管理理论为企业管理提供了许多工具，比如管理方格、决策模型、激励手段，等等，都要放在按照古典管理理论构建起来的、能完整地履行计划、组织、指挥、控制、监督职能的组织体系中，才能发挥其作用。
3古典管理理论的应用是我国当前企业管理实践的现实需要
管理理论不是“屠龙术”，它必须见诸于实践，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一切不能为实践所用的理论都是灰色的。管理理论的实践价值并不在于管理理论本身，而在于它的指导对象，在于它与指导对象的吻合性。因此，管理理论应用是有边界约束条件的，在发达国家有用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未必有用；在大企业奏效的理论，在小企业未必奏效。我们不能说哪一种理论更好，更不能说时髦的理论就是最好的理论。
3.1现实经济社会条件为古典管理理论回归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古典管理理论诞生于20世纪初期的美国，是与美国当时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的。按照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经济成长五阶段论，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传统阶段、起飞前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和高消费阶段。古典管理理论形成的时代正是美国处于起飞阶段时期。在这一时期，社会出现持续的增长，在主要成长部门有可能通过革新创造或者通过利用新的资源，从而形成很高的成长率，并带动社会经济中的其他方面扩充能量。由于经济起飞时期，几乎整个经济都在快速地增长，从而使具有经济现代化观念的人战胜坚持传统社会观念的人，在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取得胜利。起飞阶段所迸发出来的强大刺激力量，既可以表现为政治革命的形式，也可能是技术革新的形式，还可能是管理方式改变的形式。当年，正是因应起飞阶段的经济发展需要，古典管理理论破土而出。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一般来讲,人均GDP400美元以下为经济增长的起步阶段，人均GDP400～2000美元为经济起飞阶段，人均GDP2000～10000美元为加速成长阶段，人均GDP10000美元以上为稳定增长阶段。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相当于1.4万多亿美元，人均1090美元。这是我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这表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处于起飞阶段的关键时期。我国当前经济社会状况，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与上个世纪初的美国有很强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表明，古典管理理论回归在我国有比较适宜的土壤。所以，有人认为，“考虑我国企业的发展阶段，反省我们走过的路程，我们提出‘回归古典管理’，补上科学管理这一课，并试图以此作为我国企业迈向职业化的理论指导。”
3.2市场经济初级阶段人们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是古典管理理论回归的重要人文环境
我国直到1994年才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今仅仅10年时间，从政府到民间对市场经济的认识都十分有限。我国从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到成熟阶段，还有比较长的路需要走。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企业，传统体制的惯性，制约着人们对市场经济认识水平的提高，因而，对在成熟市场经济中孕育出来的现代管理理论，多少有些消化不良。
企业管理说到底是人对人的管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是制约管理理论应用的重要约束条件。从企业管理者来看，由于我国缺乏优秀企业家诞生和正常发育的社会土壤和社会氛围，社会体制方面也存在压抑优秀企业家成长的弊病，现阶段堪称真正企业家的厂长、经理为数其实并不多，甚至一些功成名就的企业管理者，往往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娴熟的市场经济驾御技巧，而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改革浪潮中抓住了某一个机遇。在成功的或失败的企业管理者口中，我们都不难听到成串的、最时尚的管理学词汇，但是在他所管理的企业里却很难看到这些词汇所代表的管理理念、管理机制和管理制度。至于，在改革大潮中大量涌现出来的家族企业，管理者的状况更不容乐观。
3.3大量存在的中、小型企业为古典管理理论回归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根据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我国拥有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单位196222个，其中大型企业仅为1984个，占1%；中型企业为21647个，占11%；小型企业为172591个，占88%。在工业总产值上，三类企业各占1/3。大量存在的中、小型企业，管理水平普遍比较低下。
有人对浙江民营中小企业做过调查分析，在那里企业管理存在四个具有共性的问题，即制度不科学，缺乏连续性；忽视基础，管理方法运用不当；未发挥组织职能，团队效率低；脱离实际，曲解“企业文化”。调查者认为，民营中小企业的管理整体上还处于十分原始的阶段，甚至还远未达到以“科学管理”和“一般管理”为代表的“古典管理”阶段的水平。浙江省是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状况最好的省份，情况尚且如此，其他地区的情况可想而知。
解决我国中小企业的管理问题，更切实可行的办法是普及古典管理理论知识，帮助企业加强管理的基础，比如应用“科学管理”理论，提高计划水平，增强管理控制能力。通过贯彻和运用“工作定额”、“能力与工作相适应”、“标准化”、“差别计件付酬制”及“计划和执行相分离”等原则和方法，来提高企业的生产计划、组织与控制能力，从而实现管理效率的提高；应用“行政组织”理论，促进组织优化。在韦伯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的基础上，结合企业实际，建立起以制度为中心运转的、等级化、专业化的金字塔型的组织，为企业准确、迅速、有效地工作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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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2004
5宋瑞卿,樊而峻.古典理论与管理的职业化
理论管理论文篇（10）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交易方式多样化，市场体系不断延伸，银行业务品种增加，服务范围不断扩大，推动着学科的发展和深化。20世纪50年代以来《商业银行经营管》、《金融市场学》、《证券投资学》相继形成独立的领域。通讯技术和机的发展及其广泛，银行业务管理手段的现代化迅速提高，有力地推动着银行功能的发展和业务范围的扩大，《银行信贷管理》作为一门专业课程与金融专业的许多课程的边界越来越难于划分清楚，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织状态，即便是银行信贷管理的理论、和也变得复杂起来，“一张企业资产负债表起家”的知识结构不够用了，现代通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已经取代了“拿起算盘放下笔”的手工操作。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是不是能取代银行信贷管理，商业银行是不是21世纪的恐龙？直接融资能否代替间接融资？银行信贷管理要实行何种发展战略？怎样评价金融改革绩效？银行信贷管理需要如何、从何创新发展？等等，就成为银行信贷管理面对的并且需要作出回答的问题。
一、银行信贷管理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关系问题
商业银行是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和从事其他中间业务的盈利性金融企业。它的基本特征是：信用中介、创造存款货币、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是研究银行自身资产负债配置的“流动性、安全性、盈利性”目标为对象，以资产负债管理、计划和决策管理、市场营销管理、财务管理的理论、体制、机制和业务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学科。风险管理在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贯穿于“流动性、安全性、盈利性”目标的全过程。
信贷资金是商业银行以信用方式筹集和分配的资金。信贷资金来源主要是各种存款、金融债券发行、借入资金和自身积累资金。信贷资金运用主要是对各部门、各企业和个人发放的贷款、证券投资等。商业银行信贷管理是研究银行与企业部门、居民部门之间借贷关系的管理理论、体制、机制和业务技术的学问。虽然信贷业务作为商业银行的基本业务，信贷管理属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范畴，但是，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研究的对象是商业银行自身的经营，而银行信贷管理是研究银行与企业、居民的信贷关系，重在发现市场、研制产品、营销贷款、创造收益，切入点是企业、居民的资金循环、融资结构、财务收支，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对象和内容相比具有独立性，两者虽有相联系的一面，更有重要的区别，信贷管理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仍然是两个独立的领域。
银行信贷管理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关系图示如下：
信贷作为经济范畴，在经济理论上有三种互相联系而范围宽窄不同的定义，一是把信贷定义为信用，亦即借贷行为，属于宽范围；二是定义为银行信用，亦即银行存贷款等信用业务活动的总称，为中宽范围；三是定义为银行贷款，专指以银行为主体的货币资金贷放行为。三种定义的相互关系可以图示如下：
银行信贷管理在二级银行体制下，可以划分为宏观层次的信贷管理和微观层次的信贷管理。信贷宏观管理研究中央银行货币供应调控与商业银行信贷调节的关系，信贷微观管理研究商业银行与经济部门企业居民之间的融资关系，共同构成货币政策与信贷政策的传导过程。宏观信贷管理与微观信贷管理关系图示如下：
二、中介和市场的关系问题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金融工具和衍生工具的多样化，基金投资工具和市场的迅速增加与扩大，推动金融机构的发展和功能的改变，出现传统商业银行业务的萎缩和竞争力下降，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社会融资功能迅猛扩大。在这种背景下，以微观金融资源配置为研究对象，研究居民、企业利用金融工具，从事经营决策，寻找规避风险、收益最大化的方法和技术的金融功能观理论应运而生，博迪和默顿在《金融学》（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认为，由于证券设计的日益发展和完善，计算机信息技术的进步和广泛应用，21世纪金融将从不透明的机构向透明的市场发展，中介正在向市场过渡，标准化的金融市场最终将取代金融中介，商业银行作为信用中介的间接融资功能将衰退。极端观点甚至宣称商业银行将是21世纪的“恐龙”。基金将取代传统金融机构的存款，证券将取代传统金融机构的贷款，将取代机构。照此推断下去，作为商业银行基本金融工具的信贷，也将为市场的基金和证券所取替。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发展史说明，中介和市场，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并不存在替代关系，而是一种动态互补、互动的螺旋式向上发展过程。因为，“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在发达的经济中，市场和中介之间存在共生的关系。在市场中运作要求对人力资本的大量投资，中介有助于获得更广泛的参与，并使个人和企业享受市场的好处。这是中介可能造就市场途径的唯一例子，反过来，市场对金融机构也有价值，因为市场允许中介对在向社会公众提供服务过程中发生的风险进行套利。因此市场使中介更容易的生存”。金融中介通过创新金融产品、扩大交易量和创造标准化的市场推动市场的发展，中介是金融商品的供给者。市场在中介不断创新商品和扩大交易量的同时，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潜在收益并反作用于中介，为中介创新活动提供需求，中介和市场是相伴而生的。尽管20世纪90年代金融市场交易以几何级数递增，包括西方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的融资顺序仍然是贷款融资——债券融资——股票融资，而不是颠倒过来，是为实证。
从最极端的纯理论推理，基金取代银行存款，证券取代银行贷款，网络取代机构，至少需要具备：（1）基金能够取代货币发挥所有职能；（2）所有企业和居民都能够进入市场筹资和融资；（3）全社会的储蓄都是资本储蓄，不再存在货币储蓄；（4）一切基金都是开放式基金；（5）网络覆盖社会的任何一个经济主体，否则，市场取代中介是不可能的。这些条件即使在发达国家包括“金融功能理论”的产生地美国都不具备，更何况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就更是遥远的理想了！
“由于市场和中介两者都不像理论所说的精确方式那样运作，因此，在提出有关改革金融系统政策时，小心谨慎会做得更好”。由此可见，银行信贷管理仍然是金融理论和金融管理的重要课题。
三、信贷资金运动与银行信贷管理战略问题
银行信贷管理是对信贷资金交易过程的制度安排，规范交易双方信贷行为，界定各自的权利、义务、责任，达到交易双方追求的各自利益目标。因此，银行信贷管理必须按照客观经济的要求选择信贷制度、管理体制和交易机制，这是提高信贷资金使用效益，发挥信贷优化资金配置杠杆作用的根本所在。
信贷资金是参与借贷交易的资金，从价值运动形态上表现为一种特殊的价值运动形态。信贷资金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信贷资金“在运动中保存自己，并在执行职能以后，流回到原来的支付者手中。”（《资本论》第三卷384页）“这个运动——以偿还为条件的付出——一般说是贷或借的运动，即货币或商品的只是有条件的让渡这种独特形式的运动。”（同上书390页）并指出信贷资金“不过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被转让：第一，它过一定时期流回到它的起点；第二，它作为已经实现的资本流回，流回时，已经实现它的能够生产剩余价值的那种使用价值。”（同上书384页）由此可见，信贷资金运动是一个二重支付和二重归流的价值特殊运动过程，贷款发放由银行支付给企业或居民，这是第一重支付，借款者使用贷款进行投资或消费（实业投资或证券投资），发挥资金的职能，这是第二重支付。信贷资金在完成投资或消费职能之后，投资者收回投资，消费者取得预期收入这是第一重归流，然后借款者按照借款合约归还银行贷款本金和利息，这是第二重归流。从第一重支付到第二重归流是信贷资金的循环，信贷资金循环的持续运动构成周转过程。所谓信贷资金的良性循环就是实现这种不间断的运动。信贷资金的价值特殊运动过程具有显著的特点和要求，一是，以偿还为条件，以收取利息为要求的价值运动；二是，以履行资金职能，实现价值增殖为基础的价值运动；三是，诚信为本的价值运动，信任、信誉、信实是资金交易秩序的基石。要求加强企业的信用建设，建立健全个人信用体系，健全各类中介机构的信用体系，强化政府信用的导向作用。
信贷资金运动在二重支付和二重归流中充满着信息不对称的风险，在第一重支付阶段客观上存在事前的信息不对称，极易发生逆向选择行为；在第二重归流阶段更存在事后信息不对称，产生道德风险。克服信贷管理中的信息不对称性，防范信贷资金使用方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构成银行信贷管理制度安排的重中之重。所以提高银行信贷的效率和效益，必须实行“两个轮子”并行的管理制度建设战略，一是建立以发展为中心，优化增量，获取规模效益和范围效益的“贷款营销制度”，二是建立以处理不良贷款为重点，盘活存量，化解存量风险，提高竞争力的“风险处置制度”。
四、银行信贷管理制度演进的评价问题
银行信贷管理制度是国家经济金融管理制度的组成部分，一定的经济金融制度决定着相适应的信贷管理制度，经济金融制度的变化必然引起信贷制度的重新安排，以适应经济金融发展的需求。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949年）到现在的半个多世纪，国家的经济管理制度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1949——1979年）——计划商品经济体制（1979—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1992——现在）的三个发展阶段，与之相适应，银行信贷管理也发生了从计划信贷的“资金供给制”模式向市场信贷的“资金交易制”模式的渐变过程
1949——1979三十年间，按照苏联银行制度模式建立起来的金融制度，是一种国家完全垄断、中央集权的计划金融制度。最本质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单一的国家银行。人民银行是全国的信贷中心、结算中心、现金出纳和货币发行中心；信用集中于银行，取消商业信用，银行是唯一的融资中介；银行信贷与货币发行合一于一身，银行发放贷款不受存款约束，具有无限扩张贷款的能力。这种金融制度是计划经济制度实行包产、商业包销、物资统配、财务统管体制的支柱，否则，计划经济制度就不可能建立起来顺利运转。在国家垄断信用的银行制度下，银行信贷管理实行按照国家计划的“实物贷款”办法，对工业企业按产值计划贷款，商业批发企业按进货计划贷款，商业零售企业按库存计划贷款，农副产品收购按实际需要发放贷款，物资供销企业按物资调拨计划贷款，银行信贷管理是典型的“资金供给制”。市场、交易、价格、利润等优化资源配置的机制成为异已力量，计划、分配机制代替市场、交易机制，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既不反映成本，也不能调节供求，更不能发挥引导资金流向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始了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目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与之相应，中国金融制度也以渐进方式实行了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经过20多年的艰苦曲折的努力，金融制度已经实现了银行体制的三次制度性分离和金融市场体系框架的建立，初步形成间接调控体系、商业银行运作机制和金融资产证券化的基本制度架构。1984年建立中央银行体制，从制度上实现了信贷和发行职能的分离，为建立商业银行“以存定贷”的内在经营约束机制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操作机制，奠定了制度基础。1994年组建政策性银行，实行商业金融与政策金融分离，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企业制度改革，建立市场金融的微观基础，奠定了组织制度基础。1999年组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实行优良金融资产与不良金融资产分离，构建信用证券化和风险防范机制，为提高银行经营效率、竞争力，迈出了重要步伐。1991年以来建立了包括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体系。
银行信贷管理在制度变革过程中，按照资金交易商品化、市场化的方向，进行了多方位的改革，信贷管理制度在十个方面实现了突破①，从制度上构建了按商业信贷原则管理信贷的初步框架。试列如下：
——信贷管理思想：从重贷轻存转向存款立行；从重物资保证忽视周转向注重资金周转转变；从重保证资金供应转向重视资金使用效益。
——信贷管理目标：从“守计划把口子”转向按市场供求决定，实现资金的流动性、安全性、效益性。
——信贷管理原则：从传统的计划性、物资保证性、偿还性传统“三性”原则，转向“区别对待，择优扶持”和流动性、安全性、盈利性的新“三性”管理原则。
——信贷资金管理体制：从“统存统贷”的指标管理转向“以存定贷”，再向“差额控制”，最终实行“实存实贷”的资金管理。
——信贷范围逐步扩大：从超定额流动资金的狭小范围，扩大到固定资产领域的技术改造；从生产流通领域扩大到消费领域；从公有制扩大到多种所有制经济。
——信贷对象：从单一的实物经济扩大到票据和证券经济。
——信贷种类：从按贷款标的物的资金性质划分贷款种类，转向按期限划分短期贷款、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
——信贷管理机制：从计划机制转向市场机制；从行政手段转向经济手段；更多利用利率杠杆作用。
——信贷方式：从单一的信用贷款走向包括抵押、质押、第三方担保在内的多种贷款方式；从行政管理走向依法管理；从分配贷款转向营销贷款。
——信贷风险控制标准：从“一逾两呆”转向国际接轨的“五级”分类标准。
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路径依赖”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在银行信贷管理上表现出明显的“双轨制”特征，一方面是传统“资金供给制”的运行机制在弱化，市场经济的“资金借贷制”运行机制在成长，另一方面新旧体制的矛盾和磨擦又无时不在碰撞，有时甚至还会出现戏剧性的体制回归，进两步退一步近似一种常态。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往往与运行机制转变滞后于体制变革，引起新体制和旧机制的矛盾相联系，这是重机构分合轻机制转变，形式先于的改革思维形成的不能不付出的成本。
五、经济后转轨时期的银行信贷管理创新
21世纪的头20年（2000—2020年），中国经济进入新的时期，根据建设全面小康的发展战略目标，经济体制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后转轨阶段。在后转轨阶段，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增强，集约效益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对外开放的步伐更加骄健。随着全方位深层次的市场开放，我国在WTO中的地位和作用将得到真实体现。在整个经济体制后转轨时期，变革与挑战共存，开放与发展共进。
金融是经济的血脉，金融体制改革和运行机制在经济体制后转轨时期具有极其关键的作用。当前，金融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要求与现行金融机制的矛盾，金融机构的经营理念滞后，服务意识缺乏，产品创新不足，体制机制约束的问题，在经济体制后转轨时期进一步显现。因此，中国银行业的产权改革，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经营机制创新，管理模式的转变，不良贷款的处理，风险防范体系的建设，成为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
在经济金融体制进入后转轨时期，银行信贷管理面对全新的经营环境，信贷市场是完全竞争性市场，竞争者既有国际的大银行，又有国内众多的大、中、小银行和证券、保险机构，监管者的国际化监管规则和全程风险监管。在新的市场环境下，银行信贷管理中的市场定位、贷款结构、产品创新、贷款营销、人本服务、技术安全、扁平化管理等等问题，既是银行信贷管理的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课题，也是银行信贷管理和必须解决的问题。
银行信贷制度，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支持技术，都是依一定的经济金融结构和发展水平做出的选择，两者必须相互适应，达到制度的供给与需求均衡。经济学常识告诉人们，经济金融结构和发展水平永远都处于变化状态，因此，银行信贷制度、体制、机制和支持技术的效率，总是随着条件和环境的变化而递减，这种现象在制度经济学称之为“制度的生命周期”，制度的有效性在于它的发展和调整的永恒性。所以，银行信贷管理的决策者，必须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从实际出发，根据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做出及时灵敏的反应，对不适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进行调整重新安排，使之在新的条件下达到制度供给与需求均衡，保持制度的有效性。因此，要力求从理论、观点和方法论上把握十条原则：
1.信贷管理的对象：信贷管理在于发现市场、研制产品、营销贷款、创造收益，为达到信贷资金的流动性、安全性、效益性经营管理目标，研究信贷管理制度和体制、运行机制和支持技术的理论、原则、方法与技术。
2.信贷管理涉及的对象：商业银行信贷管理涉及、居民部门的资金循环、融资结构、财务收支，构成银行与企业、居民的融资关系；同时，又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相联系，构成货币政策与信贷政策的传导体系。信贷管理研究的单一性与涉及对象的多元性，决定了银行信贷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
3.信贷资金交易费用（成本）与资金需求和供给：存款和贷款是商业银行向企业、居民部门提供的信贷服务，通过存贷款的利率差获得收益。因此，合理的资金交易费用（成本）对信贷的需求和供给产生重要，进而影响经济总产出和国民福利的提高。所以，银行信贷管理的有效性，必须建立市场化的信贷定价机制，确定合理的“价格”水平，资金盈余的企业和居民才会把钱存入银行，资金短缺的企业和居民才会向银行贷款，形成有效的信贷需求机制，促进信贷发展和经济增长，反之，必然引起信贷萎缩，经济发展受阻。
4.信贷营销与市场定位：在金融组织机构多元化的信贷市场上，有众多的供给者与需求者，形成复杂的供给和需求结构，企业规模的大、中、小差别，资金需求的性质和数量各异，个人财务收支水平不同，高端客户和一般客户的需求也千差万别，而且不同地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形成资金的需求结构又各不相同。信贷市场的层次结构和空间结构差别，要求商业银行的信贷营销必须进行准确的市场定位，根据需求对象的特点，设计产品，创新营销方式和手段，才能扩大市场占有份额，提高经营效益。
5.信贷服务与管理结构创新：随着银行信贷管理理念的转变，经营范围的扩大、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市场竞争不断加剧，银行信贷管理必将发生从单一业务平台管理向综合业务平台管理、网点经营向经营、同质向品牌、标准件服务向个性化服务、无偿服务向收费服务方向嬗变。研究银行信贷管理需要具有前瞻性的发展观念。只有慎时度势，顺势而变，才能不断提高制度、体制、机制的贡献率。
6.信贷管理与货币政策传导：中央银行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或减少是通过商业银行信用量的伸缩来实现的，商业银行信贷是信用货币创造的闸门。商业银行信贷经营机构的设置和经营权限的划分，直接影响信贷资金的流动方向和数量，信贷管理体制又成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载体。因此，建立合理的与经济金融运行需求相适应的信贷管理体制，不仅是银行信贷提高效率的题中之义，也是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必然要求。
7.贷款风险控制与创新和发展：由于信息不对称性和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的存在，贷款风险的控制和防范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信贷管理创新的功能，又在于发现市场潜在收益，规避风险，推动发展，创新又是贷款风险防范的内在动力。由于贷款风险的客观性，不能消灭只能防范和控制，消灭贷款风险等于放弃效益、效率和发展机会。因此，银行信贷风险控制必须建立在创新发展机制之上，才能提高信贷管理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
8.银行信贷管理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经济关系都表现为信用关系，银行信贷管理制度、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作用的发挥，离不开社会信用环境的净化，社会信用缺失是银行信贷风险滋生最深刻的社会原因。因此，银行信贷风险控制与防范，必须与企业信用建设，个人信用体系和各类中介机构信用体系建设协调配合，夯实银行信贷管理与风险防范的社会信用基础，创造实施银行信贷制度和管理体制的条件，提高银行信贷管理的效率和效益。
理论管理论文篇（11）
一、管理理论的发展进程回顾
自1769年世界上第一家现代企业诞生以来，企业已经历了200多年的发展历史，企业管理理论和实践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纵观企业管理的全部历史，企业管理大致经历了经验管理、科学管理、文化管理和组织管理四个阶段，实现了两次大的飞跃：
(一)从经验管理到科学管理—企业管理的第一次飞跃
传统的经验管理方式从1769年一直持续到1910年，这种管理的性质是非理性的，经营者完全依靠个人的经验和直觉作出经营决策，企业内部没有健全的规章制度可循，各职能部门没有明确的分工，属师傅领导直线型组织形式。大多数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生产力发展极其缓慢。
直到1911年，美国著名的“管理之父”泰罗就工厂管理中如何提高劳动效率进行了“动作与时间的研究”，其代表作《科学管理原理》标志着企业管理从经验管理阶段迈向了科学管理阶段。在这一阶段，企业家不再依靠个人经验和直觉进行管理，取而代之的是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极大地推动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如1914年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汽车装配流水线就给汽车工业带来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变革。
1916年，法国著名的管理学家法约尔在《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一书中提出了劳动分工、权利与责任等一般管理14条原则，其管理思想的一大重要内容是把管理活动分为计划、组织、指挥、协调与控制五大职能，并对这五大管理职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讨论，对管理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科学管理阶段的管理模式是理性的，其特点是以法治替代人治，组织形式由直线式转为职能式，管理性质属纯理性，主张人为经济人。强调“数字化”管理手段，实行任务管理方法，重视采用数量模型和逻辑程序进行方案决策。
(二)从科学管理到文化管理——企业管理的第二次飞跃
科学管理使企业管理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的轨道，极大地推动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但二战以来，随着自动化技术的推广和脑力劳动在管理中的地位的突出，科学管理在实践中暴露出其本质的弱点——对人的忽视，造成工人对工作的厌烦、劳资矛盾的激化等。
面对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管理学者们开始从微观上研究造成企业效率下降的“软件”影响因素。由梅奥主持进行的“霍桑实验”的结果表明：(1)职工是“社会人”而不是“经济人”；(2)企业中存在着“非正式组织”；(3)生产效率主要取决于职工工作态度及其与周围人的关系。这一结果奠定了行为科学理论的基础。在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还有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麦格雷戈的“X理论”和“Y理论”等。他们认为管理过程既是决策制定过程，又是创新和执行的过程，而这两个过程带有强烈的无法测度的个人感彩，很难单靠严密的组织计划和机械的数字化管制方法加以掌控。他们还强调企业要充分运用“软”性的管理因素，通过培育企业文化来提高企业员工的凝聚力。
20世纪80年代的企业文化理论提出了完整的与科学管理不同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框架，实现了企业管理的第二次飞跃——企业文化建设为主的企业管理模式。相对于科学管理来说，其特征变化主要表现在：(1)管理的人性假设前提不同，文化管理把人看作是自我实现人和观念人，以“性善论”为哲学基础，认为人有着巨大的潜能有待开发。(2)管理的中心不同，由科学管理的以物为中心转为以人为中心，旨在尊重人、培养人、理解人、关心人、激励人，最大限度开发人的潜能，实现企业与员工的共同愿景。(3)组织形式由职能型转为学习型。(4)激励方式由外激转向以内激为主、外激为辅。(5)管理性质由科学管理的纯理性转为理性与非理性结合。
之后，1990年彼得圣吉在其著作《第五项修炼》一书中提出了学习型组织，他认为企业唯一持久的竞争优势源于比竞争对手学得更快更好的能力，学习型组织正是人们从工作中获得生命意义、实现共同愿景和获取竞争优势的组织保证。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电脑和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出现了虚拟组织，该组织是通过计算机信息技术、网络技术以及通信技术达到全球企业合作目的，一旦合作意向达成，合作关系即可解除。虚拟组织非常灵活，能迅速获取全球资源，同时还可避免剧烈的环境变动给组织带来的冲击。
二、现代企业管理行为与传统企业管理行为的比较
现代企业管理行为与传统企业相比，在生产管理与经营等诸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
(一)人与物的管理上不同。传统企业管理重在管物，重在对物的分配、调度、安置、收入、支出；而现代企业管理重在管人，强调管理的核心是人的管理，重在调动员工的内在积极性。与此同时，现代企业管理还注重人与物的匹配，强调资源的综合利用和效能的发挥。
(二)管理的理念上不同。传统企业管理重视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其宗旨是以周密的制度约束确保企业管理目标的实现；而现代企业管理注重人的素质、人的协调、人的激励和人的自控，旨在通过较高的领导层素质和员工素质、合理的人力资源配置，使企业形成良好的组织氛围和自律自激机制，最终实现企业的管理目标。
(三)管理的内涵和目标上不同。传统企业管理行为总是针对某一管理要素实施，不管是在对问题的揭示上，还是在对问题的分析或处理措施的制定上，基本上是直观的线性思维、单维的平面式管理；而现代企业管理行为是针对多个管理因素实施，注重多维的立体式协调处理(如销售问题必须与生产技术开发、人员安排、制度分配、经营方向、市场定位等相联系)。多维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的一个突出特征。此外，传统的企业管理对产品的质量保障只着眼于生产过程中，而现代企业管理则着眼于产品生产全过程的各个环节，从而建立起全员参加、全过程展开的全面质量理体系。
(四)市场营销方式不同。传统企业管理在产品销售方向的选择上，一般着眼于区域内、部门内市场或既定的市场，这种市场营销的市场容量相对有限，因而称其为小市场营销；而现代企业管理则与之相反，产品销售方向选择的是大市场营销观念，强调市场营销要打破传统的部门和行政界限，跨区域甚至跨国境进行，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融为一体开展营销。而且，它强调市场的多变性和可引导性，企业可以引导消费，创造新的产品需求市场。企业的市场开发和创新是持久的行为，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市场时空是无限的三、现代企业管理的发展趋势
随着知识经济、经济一体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企业经营与管理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对企业管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企业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企业管理产生的影响是推动企业管理不断创新的源动力。主要呈现以下几种趋势：
(一)战略化管理
科学正确的战略构想关系到现代企业的兴衰存亡；而战略研究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对客观事实的实际了解、分析能力和预测技术的发展。因此。从实际出发注重对左右组织或企业成败的长期计划和战略进行研究，必将成为管理中突出的热门课题。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科技竞争的加剧。企业间竞争日趋激烈，企业外部环境庞大而纷呈多变。管理所涉及的因素日趋复杂。整合多方因素，现代企业的管理战略将发生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1)在投资战略上，大量投资主要向人才培训、激励创新、知识产品及服务等方面倾斜；(2)在竞争战略上，注重保护知识产权这一利器，把蕴涵在产品或服务中的知识含量作为竞争中取胜的关键；(3)在经营战略上，围绕发挥和塑造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来制定；(4)在成长战略上，则大力依靠无形资产的创造和增值来实现企业的壮大和发展；依靠智力扩张、知名度的提高、信誉的增强、形象的完善和最佳经济效益使企业经久不衰。日本松下公司靠大量生产的“自来水哲学”和仿制为主的“后发制人策略”，长期保持服务优质和价格低廉的竞争优势，成为世界家电行业的龙头老大。据统计，在发达国家，企业领导一年中要花大约40％的时间去研究战略。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韦尔奇说：我整天没有做几件事，但有一件做不完的工作，那就是规划未来。:
(二)信息化管理
企业管理者发挥各种职能作用，都要以掌握大量真实、准确、及时的信息为前提。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与发展，生产技术、社会需求以及市场竞争等日新月异、瞬息万变，伴随着电子商务、虚拟公司等新的营销方式和企业的兴起，企业管理正面临着信息化的挑战，信息管理正成为企业竞争致胜的重要法宝。传统的企业管理不能满足企业经营管理对信息的要求，也不能适应现代的信息处理要求。对现代企业处理信息的要求，首先必须及时掌握必要和准确丰富的信息，并正确地加工和处理、迅速地传递和分享；其次强调把信息融合到产品和生产服务过程及企业的整个经营与管理过程之中。这样才能保证企业作出迅速而正确的决策。
(三)人性化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