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开发论文大全11篇

农业开发论文篇（1）

金沙江发源于青海省,全长2308km,在云南省境内河长1560km,流域面积10.91万km攩2攪，人口1300万人，占全省人口的34％，现有耕地88.3万ha，占全省耕地31％，可开垦荒地8.03万ha。金沙江河谷丰富的光、热、土地资源，众多的矿产和优势的水能资源，被誉为“大西南的聚宝盆”。金沙江流域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丰富的资源优势，已成为国家和云南省经济开发的重要区域，从1994年起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已经拉开序幕，尤其是自丽江县塔城至永善县黄华乡，河长1305km，4465km攩2攪内的干热河谷区（即海拔小于1500m地区）的16个县市是开发的重点。现就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中有关水土保持问题，提出一些看法，进行讨论。

一、自然概况

1、区位与地貌

金沙江流域位于云南省北部，其地理座标为99°00′－105°8′E，24°28′－29°15′N。行政区域有迪庆、丽江、大理、楚雄、昆明、东川、曲靖和昭通八地、州、市的47个县、区。流域西北部为横断山脉，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最高峰海拔为丽江县境内的玉龙雪山，海拔5596m，最低点为东南的金沙江河谷，海拔1016m，境内高峰林立，以山地为主；流域东北部为云贵高原的北缘，地势南高北低，以中山山原为主，最高山峰是东川市境内的拱王山，海拔4247m，最低点是水富县金沙江水面，海拔267m，地势起伏大,“V”型谷多。流域内坡度大于25°的土地面积占总面积的38.9％,地处横断山脉的迪庆州、丽江地区坡度大于25°的土地面积高达62.1％和45.2％；东北部的东川市、昭通地区也分别达到62.5％和43.8％；处于流域中部的昆明市、楚雄州、大理州、曲靖地区坡度大于25°的土地面积占21.3─33.6％攩[1]攪，可见本区地形地貌之陡峻。

2、地质构造与岩性

本区地质构造复杂，岩性多变，起主要控制作用的有滇藏“歹”字型构造，宾川－殜程海断裂、元谋－－绿汁江断裂、普渡河断裂、小江断裂和巧家一莲峰断裂等，境内断裂广泛分布活动强烈，地震频繁而且烈度大，对山体稳定有较大影响攩[2]攪。本区地层古老，古生代、中生代地层均有出露，岩性多为砂岩、页岩、玄武岩、石灰岩和第四系松散堆积物。砂岩呈紫红色泥质胶结，极易风化；页岩具有明显的薄层理，多为粘土质页岩和砂质页岩，透水性小，易风化呈碎片；玄武岩具有气孔状结构，裂隙发育，表层易风化；石灰岩具有可溶性；花岗岩具有原生裂隙，易风化；第四系堆积物易被流水侵蚀冲刷，构成泥石流丰富的固体物质来源。在地层和岩性组合上，往往又是软硬相间，抗侵蚀能力弱，在陡峭的地形条件下和森林植被破坏后极易造成水土流失并恶化为滑坡和泥石流。

3、干湿季节分明，降水集中

本区雨季一般为5─10月，雨季降水量占全年降水时85％以上，降水量有随海拔增高而增多的趋势，山区降水量要比坝区、河谷区多。由于全区地势高差悬殊，局部地区容易形成控制面积小，历时短促，降水强度大的单点性暴雨，从而激发滑坡泥石流暴发。

二、水土保持是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的基础

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主要是土地资源、生物资源、水资源和矿产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问题。这些资源的开发将对这一区域的生态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然而，开发资源、发展经济是人类长期执着的要求，通过资源开发，使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对于流域区内贫困人民群众尽快脱贫致富，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富裕是十分重要的大事。但是，任何资源的开发，必须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需要构成危害。这是人类经历了长期成功与失败的教训，从漫长的痛苦中得出的划时代抉择攩[3]攪。鉴于金沙江流域特定的地理环境和特殊的地质地貌因素，在进行农业综合开发时，一定要把搞好水土保持放在首要地位，这是农业综合开发的基础，原因有三条：

1、流域内土壤侵蚀严重

主要表现在侵蚀面积大和潜在危害大这两方面。据1987年遥感资料表明，本区土壤侵蚀面积达46922.62Km攩2攪,占流域面积42.7％，见表1。尤其是海拔1500以下的河谷区及其支流，土壤侵蚀更为严重，据16个县(市)资料表明，土壤侵蚀面积大于土地面积45％以上的有12个县(市),占75％。元谋县高达74.4％，见表2。屏山水文站的泥沙有68.1％来自攀枝花市以下河段，河段含沙量呈上升趋势，见表3。

潜在危害大主要是金沙江流域尤其是目前重点开发的干热河谷区有效土层的厚度浅薄，土壤母质多为第四纪残坡积层，侵蚀模数大。加之山高谷深坡陡、降水量少，蒸发量强，年干燥度大于1.5，旱季干燥度4以上。焚风效应明显。森林植被以稀树灌木草丛和禾本科草丛为主，覆盖率低，农村燃料缺乏。斜坡物质稳定性差，一旦某要素被破坏，旱洪灾害频繁。据考察，全流域五十年代，五年一旱，到八十年代变为三年一旱；洪灾从8─9年1次，缩短到4─5年1次。地处东川市境内的小江，两岸泥石流由五十年代的38条，发展到八十年代的107条，1971─1978年共发生泥石流173次，而1979─1985年共发生泥石313次，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每到雨季,山体滑坡、岩体崩塌和沟岸泻溜等屡见不鲜,堵江断流现象时有出现。昆明市松花坝水库,六十年代进库泥沙平均为5.2万t/a，七十年代进库泥沙平均为7.3万t/a，八十年代进库泥沙平均为13.2万t/a，大大缩短了水库使用寿命。昭通地区的巧家县，1950年有山泉3020个，到1981年已干涸708个，县城大龙潭流量六十年代为0.14m攩3攪/s，八十年代已下降为0.097m攩3攪/s。

表1金沙江流域（云南境内）土壤侵蚀强度分级面积表

严重的土壤侵蚀，使土地耕作层变薄，肥力下降，地力衰退，农业生产水平低而不稳。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大灾大减产，小灾小减产，风调雨顺增点产”的局面。生态环境的恶化，制约着这一区域经济的发展，是这一区域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

2、地质构造复杂，山地灾害严重

本区有众多的断裂带，特别是深大断裂带及其派生的次一级断裂带，常常是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山地灾害的活动区。据方光迪、张信宝调查，金沙江流域（云南境内）分布有滑坡、泥石流灾害点999处，其中滑坡、崩塌447处，属大型滑坡、崩塌有114处，中型294处；发育泥石流沟552条，属大型中高频率泥石流沟66条，主要分布在主河道两岸及支流腊普河、金棉河、黑穗河、龙川江和小江流域，活动频繁，危害严重攩[4]攪。本区新构造运动强烈，地震频繁，地震降低了岩石强度和山坡稳定性，地震后往往伴随水土流失。又据云南省气象局1950─1980年30年资料统计，金沙江流域，发生较大的洪旱涝风等灾害1363次，其中水土流失严重的昭通地区和东川市，发生灾害的次数是其它地区的2.4倍，农田受灾面积日趋扩大攩[1]攪。

3、生态环境脆弱

本区是由青藏高原向云贵高原和云贵高原向四川盆地过渡地带，是地质环境脆弱带，也是生态环境脆弱带。山地垂直自然带幅窄，递变急剧，微域差异显著，使每一个垂直自然的环境容量小，经不住外界冲击。加之地势高亢，坡度陡峭，地质结构松散，在这种地质地貌条件下所形成的环境和农业生产对外界干扰的敏感性强，自我调节、自恢复能力差。本区矿产资源的大量开采，将对地表、沉积圈和一些自然地质作用的影响日益增强；矿产资源的采掘、挖空和爆破，使地表静压负荷、动压负荷的产生和变化，导致或诱发构造应力状态的变化和重新分配攩[5]攪，地质环境受到破坏。

三、水土保持是金沙江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

如前所述，由于金沙江流域土壤侵蚀严重，地质构造复杂，山地灾害频繁和生态环境脆弱，因此，在开发的同时必须十分注重环境保护和治理，融开发与保护治理为一体，4_

纳入综合开发的具体内容。地处金沙江中游的迪庆州和丽江地区生态恶化，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金沙江沿岸几乎全是荒山，雨季频繁出现的山体滑坡造成大面积泥石流，挟带泥沙冲入金沙江；著名的泸沽湖已受到旅游业带来了污染和沿湖植被破坏导致的大面积水土流失的危害，程海沿湖养殖场污水不加处理直排入内，加速了水体富营养化攩[7]攪。土地资源开发、矿产资源开发和公路、铁路建设等都一定要有水土保持方案并坚决付诸实施，同步进行。提倡开发与治理相结合，以开发促治理，以治理保开发，在治理中求发展。追求经济效益必须有利于防止水土流失，搞好水土保持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核心。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认真对待，协调好各方面的因素，将各项开发项目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形成系统的最佳整体。否则，就会顾此失彼或相互制约或被抵消，起不到综合开发之目的，寓环境保护于资源开发之中，以良好的生态环境支撑经济发展，又以经济发展带动环境建设，使两者达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用持续发展的观点看，促进社会进步和文明，是人类追求的长远目标，发展经济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而生态环境效益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保障，是基础。不能只追求眼前的经济效益，急功近利，而损害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只有搞好了水土保持，这一区域的经济增长才能持久；不注意水土保持不仅危及本区域人民利益，而且对长江中下游带来危害。只有搞好了水土保持，才能使金沙江流域的环境质量得到提高，最终实现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

水土保持主要包括坡地改梯地、兴修农田水利、植树造林、改良土壤等。金沙江流域坡耕地多，土层瘠薄，保水保肥能力差，粮食产量低而不稳。以坡地改为梯地为重点，集中成片地进行坡地改梯地和坡面水系建设，使耕地土层增厚，蓄水能力增强，沟、凼、池配套，形成有效的防护体系，既减少地表径流使土壤不受冲刷，又拦蓄了水源，减轻了水土流失。兴修农田水利，可以促进环境的改善，保障农业稳产高产，又提供了较好的生产生活环境，改善了人们的生存条件和脆弱的生态环境。植树造林是确保农业开发持续开发的绿色屏障，是金沙江环境建设的主体。改良土壤主要是实施有机肥耕作法，横坡聚垅免耕法，充分发挥用地养地的作用，这是山区防止土壤侵蚀和污染的重要方法。在某种意义上讲，水土保持就是金沙江流域环境保护和建设的主要内容，搞好了水土保持才能较好地处理好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才能做到生态环境好转，山地灾害减少，土地生产力提高，环境容量扩大，整体效益显著。

四、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是金沙江农业综合开发的道路

农业综合开发的目的不仅要使流域内广大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而且要使这一区域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持续发展和不断好转，以及不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为宗旨。因此，必须探索资源开发利用更为合理，生态环境更稳定安全的持续发展的方法。最近兴起的“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攩[6]攪，可供我们借鉴。

农业开发论文篇（2）

地方特色农业文献与地方文献不同，地方文献是记录某一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史地等人文自然状况，如：“省情”“市情”“县情”等资料，是研究地方建设发展的主要记录根据，有较强的历史资料性。

地方特色农业文献，是基于一个地方的生物资源有较强的地域性和一定的独特价值而形成的文献。它们在地方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日益增强，越来越受到重视，各地特色农业文献数据库相继建成。如：甘肃农业大学图书馆的“牦牛文献数据库”，新疆农业科学院图书馆“长绒棉数据库”，青海农牧学院图书馆“高原生物数据库”，这些数据库的建成，为当地经济建设提供了文献保障，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好评。

2  地方特色农业文献的开发

2．1做好地方特色农业文献开发的前期工作

（1）转变农业文献工作观念，充分认识信息时代图书馆完成组织文献到组织知识的转变，将以传统的文献载体为对象的一般描述性揭示，逐步深化到对文献所包含的各种专题信息单元的开发利用。

（2）将开发特色农业文献信息纳人日常工作计划。做好社会调研，找准经济服务的切人点，明确信息开发工作的定位，活化静态文献，力求信息产品适销对路，发挥更大效益。

（3）建设地方特色农业文献数据库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文献传递网络化和资源共享，只有建立相应的通用性、标准化的数据库才能达到这一目的。所以，数据库的标准化。规范化非常重要，一般采用国内现有的标准书目数据库套录。

3开发地方特色农业文献应注意的问题

（1）加强地方特色农业文献的收集，采集渠道以现刊、内刊并重；载体形式以录像带、光盘等各种载体齐收；特别注意收集与地方特色农业相关的学科、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为主的图书文献，经过努力要初步建成比较齐全、系统的地方特色农业文献信息体系，这是开发利用特色农业文献信息的成功所在。

（2）收集内容要新颖，要有开发价值，尤其是注意收集本学科国内外研究的最新科技动态。

（3）满足读者各种检索要求，是开发特色农业文献的宗旨。为了方便读者，我们的做法是：在主题下。先把当前国内外研究的热门话题，以文摘形式著录其后，供读者参阅，其次是研究本专题的原始文献文摘。

1995年我们为宁夏广夏集团大面积种植麻黄提供了信息服务，从1995年至今，宁夏广夏集团。民族化工集团、上海实业集团投资几千万元，大面积种植枸杞、麻黄，并建枸杞、麻黄加工基地，形成种植力工产品一条龙的产业基地，正是他们看到了枸杞、麻黄的开发前景和国际市场。

社会的需要是图书馆工作的根本，开发利用地方特色农业文献，是图书馆工作者参于市场竞争的需要。农业图书馆工作者要根据本身工作性质和学科特点，始终坚持在区域经济建设的大环境中，从本地实际需要和经济建设的特点出发，选择本地经济建设急待解决的问题开展服务工作，这是农业图书馆工作者的职责。

参考文献

农业开发论文篇（3）

Abstracts:Ecologytourofagricultureemergedinthe60’sof20century,whichhasthecharacterofvacation,entertainment,demonstration,knowledgeandeducationfunction.Formulateanecology,cultureandtourindustry,Undercertainsocialeconomicscondition,itwillbethenewmodelofagriculturalexploration,whichexploitagriculturallandscape,ecologicallandscapeandfarmlandlandscapedeeplyandoverlappingwithtourindustry.Inthispaper,theconnotationofecologytourofagricultureisadvanced,andempiricalanalysisofZhuhaieco-agricultureS&Tzoneisconducted.AftersummaryofitssuccesseXPerienceandoperationmodel,webelieveitisthedevelopmentmodelthatChinawillbeadoptedrecentlyandfuture,anditseffectiverealizationwayis.tosetupEcologyTourofAgriculture.

Keywords:ecologytourofagriculture,eXPlorationmodel,empiricalanalysis

一、引言

生态旅游农业是一种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具有旅游、休闲、示范、求知、教育功能的生态文化旅游产业。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收入不断增加，消费需求也在不断更新换代，加上政府积极宏观引导，及时推出了“黄金周”节假日，为城乡居民休闲消费提供时间保障，许多工商企业纷纷响应，加大投资力度，抓紧开发生态旅游资源，增加城乡居民选择的旅游天地。据统计，我国东部沿海省份抓住机遇，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农业，已见成效。如浙江金华石门农场的花木公园，富阳县的农业公园，福建漳州的花卉、水果大观园，厦门华夏神农大观园，上海浦东孙桥现代化开发区等。广东省已发展80多个观光果园，每年接待游客400多万，收入达10多亿，有力地带动了周边农民致富。

二、生态旅游农业的内涵

1、生态旅游农业的概念

生态旅游农业是以农业生产为依托，使农业与自然、人文景观以及现代旅游业相结合的一种高效产业。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仅指用来满足旅游者观光需求的农业;广义的生态旅游涵盖较为广泛，主要包括“观光农业旅游”、“休闲旅游”、“乡村旅游”、“农村生态旅游”等不同概念，具体讲是指在充分利用现有农村空间、农业自然资源和农村人文资源的基础上，通过以旅游内涵为主题的规划、设计与施工，把农业建设、科学管理、农艺展示、农业产品加工与旅游者的广泛参与融为一体，是旅游者充分体验现代农业与生态农业相结合的新型旅游产业。

发展生态旅游农业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第一，要有具备开发农业生态旅游的资源基础。生态旅游农业是一种以农业和农村为载体的新型旅游观光农业，必须建立在具有可供旅游观光开发的农业资源基础上，从而把农业资源转化成旅游观光资源，扩大农业资源的功能。第二，要突破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对传统农业进行加工和包装，把农业生产、科技应用、艺术加工和旅客参与农事活动融为一体，成为一种新型的农业生产经营形态，突破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第三，要以生态旅游为导向。农业生态旅游是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拓广了生态旅游观光功能，巧妙利用城乡各种差异来规划、设计、组合而引起旅游者消费欲望。使旅游者亲身感受和参与现代农业技术与生态农业等大自然情趣，把现代农业及自然资源景观与旅游资源融为一体，最终达到生产、生活、生态的有机结合，既发展了农业，又保护了环境。第四，观光农业旅游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伴随着近年来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新趋势，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人们关注的新兴课题，而旅游业以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在此种情况下，经营者迎合当今社会人们追求“个性化”、“生态化”，回归自然，返朴归真的需求心理，把两个领域有机结合起来而成为一个新的项目，是农业和旅游业的进一步延伸，也是农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

2、生态旅游农业的特征

与传统农业和旅游业相比较而言，生态旅游农业具有如下特征：

(1)功能齐全、双重效益。生态旅游农业为旅游者提供了一定的乡村空间，旅游者在景区内观光、休闲、参与娱乐、品尝美食。甚至亲自劳作，既增长知识，亲近自然，又陶冶情操。园区内还可举办节日庆典活动，加强游客之间感情交流，传播信息，增进友谊，缩小差距。企业和农民则通过销售产品，提供食宿服务和劳务以增加收入。

(2)保护环境、持续发展。观光农业的建设严格按照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的要求进行生产，只允许在残留有害物质规定标准范围内适量的使用化肥、农药，其产品为无公害的、安全、营养的绿色保健食品，大量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生态环境优美，生物多样性在这里得以充分体现，植被覆盖率也大大高于一般农区。这种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利用相结合，适当注重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的做法，遵循了农业发展的规律，符合农民的利益，使农业走向一条健康的持续发展道路。

(3)回归自然、身心享受。工业化的飞速发展导致城市污染的加剧，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使人们的精神日趋紧张，人们渴望亲近自然，回归自然，使自己的身心得到真正的放松和享受。生态旅游农业满足了城乡居民的这一要求，它用生态学、美学和经济学理论来指导农业生产，通过合理规划布局，自然调节和人工调节相协调，使农业生态系统进入良性循环，具有生产、加工、销售、疗养、旅游娱乐等综合功能。农业与旅游业的结合不是简单的转换，而是把农业中(种植业、养殖业、林业、牧业、渔业等)具有旅游资源部分的功能进行整合发掘和利用，使它充分满足人们回归自然。返朴归真的个性化需求。

(4)科技特色、高效农业。生态旅游农业具有高科技特色，它是“三高”农业的具体体现，尤其在一些大型观光农业科技园区，大片土地通过平整与规划，用先进农业技术进行开发，由掌握先进技术的人来管理，造成具有相当规模、各具特色的农业整体，成为具有较高的先进农业技术支持和科学管理手段的新型农业。这种农业不论在优质品种、栽培管理技术还是在农业生产工艺、景观外形外貌等方面都是棋高一筹，是一般大田农业区无法比拟的，游客在这样的环境中游览，不仅赏心悦目，还能学到科技知识，产生深刻印象。

3、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布局原则

(1)因地制宜。农业生产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合季节性，发展生态旅游农业必须根据各地区的农业资源、农业生产条件合季节特点，充分考虑其区位条件合交通条件，因地、因时制宜，突出区域特色。

(2)尽可能与旅游业相结合。充分利用原有的旅游景区和景点，扩大和增加观光农业项目，通过相互带动作用，发展农业与旅游业合一的新型产业。

(3)充分考虑客源市场。发展生态旅游农业首先安排在大城市郊区和经济发达的地区，这里的人们对观光农业的要求强烈，经济条件可能，交通比较便利，发展生态旅游农业的条件比较优越。

(4)必须搞好基础设施建设。首先搞好交通、水电、饮食、住宿等基础设施，设计专门的旅店、餐厅、农宿以及娱乐场所和度假村，开发具有特色的农副产品及旅游产品，以供游客观光、游览、品尝、购物、参与农作、休闲、度假等多项活动。

(5)与农村建设规划相结合。要搞好农村居民点和道路规划，合理开发和整治土地，改善农村环境，在保留历史民俗农舍的同时，兴建体现观光特色的农村新民舍，以供游客观光旅游。

三、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开发实证分析

珠海市生态农业科技园是一个集农业高新技术引进、开发与生产、加工、出口以及观光旅游为一体的外向型农业科技园。该中心是在原珠海农科所基础上仅凭5000元流动资金起家，园区现已发展集科研、生产、商贸、旅游、教育等多项功能为一体的集团化科研经济实体，2001年该中心的科技创收就达5000多万元，旅游收入1000多万元，出口创汇达860多万美元，成为目前我国最具实力的外向型农业科技园区之一。

1、区位与市场分析

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的建设，区位优势比较明显。珠海地处富饶美丽的珠江三角洲，陆地与澳门相连，有二个口岸可直接与澳门通关。水路与香港相通，行船只需1小时。离广州、深圳不到2小时的车程。京珠高速、珠海机场、珠海港、九洲港构成了陆、海、空的立体交通。

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地处珠海的城乡结合部，环境优美，面积广阔、交通便利，基础条件十分好，从交通上来说，从园区到市区只有10分钟车程，并且已开通了公共汽车和观光巴士，市政府于2002年底修通4车道的旅游景观路直达园区的门口，交通非常便捷。从地域上来说，园区的核心区2000亩，已成为永久性的农业科研用地并办妥了征地手续，领取了土地证。市政府还给园区预留了1500亩的土地，可以作为第二期的开发用地。

2、设计景观的理念分析

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在策划理念上注入了旅游、示范、教学、培训、商贸的概念，即达到“一区多园、一园多用”的目的。园区策划者认为，旅游的概念很广泛，只有差异才是最好的旅游资源。人们出国考察或旅游就是看他们从未看过的东西，正如外国人看长城，我们去埃及看金字塔，都常有一种非常想看的冲动。农业科技园区发展旅游业，就在于它可以通过现代农业的新品种、新栽培模式与传统农业不同来显示出差异，加之把其艺术化处理，就成为非常好的旅游产品。所以，制造差异就可能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市场，并且这种旅游还具有可持续发展的优势。

正是源于这种理念，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在建设初始阶段。就把旅游的理念融了进去，每建设一个温室或安排一个项目，他们都考虑到了生态、环保、休闲观光、教育培训、商贸销售等因素。并且做到了园区一边建设、景点一边可以开放，2002年该园区就接待了来自我国外的宾客30多万人，旅游创收超过了1000万元，占园区总收入的1/4。入园的游客多了，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个市场，人流带动了物流。园区内生产出来的花卉、种子、种苗、果蔬，就地成了商品。并且这些商品的销售价格都高于外边的市场。比如，该园区在温室里栽培的小番茄，一般来说，农贸市场销价为5元/斤，而在园区内则可销售到15元/斤，客人不嫌其贵，就在于它是一个特殊的旅游产品。游客一般都有花钱的心理准备，但一定要花得开心，所以只要产品的质量好，加上销售的方式奇特，他们是可以接受的。因此，该园区栽培的番茄不是摘下来卖，而是长在温室内，挂在藤上卖。如果一家三口来旅游，小孩子都乐意到大棚去摘番茄了，一边摘一边吃，一直到摘了满满的一袋才罢手。而父母看到小孩如此投入，心里也乐开了花，再高的价格也会买，这正是体验经济的所在。可见旅游开发，必然会带动商贸的发展，真是一举三得。

3、开发生态旅游农业资源的策略和措施

(1)更新策划理念，走企业化、市场化发展之路。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根据自己的地域优势和产业优势以及园区所拥有的有利条件，在主导产业上选择了花卉、蔬菜和水果的设施生产，在策划的理念上注入了旅游、休闲、示范、教学、培训、商贸的概念。把差异作为最好的旅游资源加以开发，通过现代农业的新品种、新栽培模式与传统农业的不同显示出其差异，达到开拓市场的目的。

(2)产学研紧密结合，多层次、多元化发展。一方面，园区自身就是一个农业科技研发、产业化拓展的孵化器，通过其示范、推广和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地区千家万户的农民进入了产业圈。另一方面，园区也积极的与大中专院校、科研院所合作，联合开发高新技术。

(3)以科技为本，优化资源配置。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经过多年的摸索，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发展优势，确定了独具特色的科研发展方向、主导产品和技术定位。在技术定位上实施自有技术与引进技术相结合的战略，注重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在主导产品上发展本土品种与引进西洋品种相结合，既不断培养具有地方特色的本土品种，也不断从国外引进新品种，为园区设计独特的生态旅游景观提供了技术支撑。

(4)建立配套完善的旅游设施。利用设施农业和先进的生产模式，种植瓜果、蔬菜、花卉等近1000个品种，创造出新、奇、特的观光效果，并配套建立了相应的旅游设施“农科之窗”、“荷塘观赏”、“八卦田园”、“野菜园”、“水车阵”、“垂钓走廊”、“珍禽园”、“沙漠植物园”、“心灵茶庄”等一大批集科研、环保、生产、旅游于一体的生态园林景观，吸引了大量的境内外游客。

四、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开发的经验与启示

1、理念创新。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从筹建就树立了“差距产生效益”的新理念，并认真思考如何寻找和利用差异来改造传统农业。他们通过寻找自然资源、农业产业、区位优势等方面差异点来营造新的生态旅游景观，打造园区独特的品牌。例如园区于2000年元旦至春节在园区成功举办珠海首届南瓜文化艺术节，展示了全世界数百个珍、奇、特、新的南瓜品种，大的如大鼓，重达100多公斤，小的如鸡蛋，轻才20克，黄、白、红、绿、青、蓝、紫七彩缤纷。进入南瓜园仿佛进入了南瓜大千世界、南瓜的艺术殿堂。南瓜节开幕一个月，创下门票收入130万的记录，由此也带出了一个新的产业——观赏玩具南瓜规模化生产。这样通过理念创新，运用农业高新技术开发新品种，利用生态学和景观学原理精心设计各种差异化的景观和景点，打造出一个融“自然美景、现代科技、人文情怀”的生态旅游区，丰富和发展了农业和旅游的内容和新领域，找出一条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道路。

2、制度创新。一是科研管理体制创新。首先，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打破传统立项方式：不搞纯理论的基础研究。其次，科研立项与市场供求密切结合，由市场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第三，完善对科技人员和项目承担单位的激励制度，对于课题成果的产业化效益，实行“技术折股，按比例提成”的激励机制。第四，建立起课题组成员课题研发的风险金制度，以提高科研经费的使用率。二是用工、分配体制创新。该科技园区作为事业单位，存在多种形式的用工制度(如编内人员由财政负担工资，编外人员由企业自收自支)。通过大力提倡绩效工资，形成报酬级差，混淆用工身份，建立岗位津贴和奖励制度，对承包部门实行“定职能、定岗位、定编制、定工资总额”的“四定”改革，将津贴和奖励与个人的工作岗位和业绩挂钩，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拉开档次，园区内岗位竞争意识、危机意识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使该园区逐步向现代企业用工制度方向迈进。

3、组织创新。珠海农业科技园内实施的是一种将科研、生产、示范推广、科普教育、观光旅游及贸易紧密结合的战略。因此在园区的组织结构上也具有其特殊性。具体组织架构如下：

一是园区运作的管理机构。珠海农业科技园建立了园区办公室，负责统一协调园区的各项工作，包括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对外联络、招商引资、项目监督、后勤服务等管理工作。

二是科学决策的专家机构。农业园区的运作还必须建立各类专家决策机构，以对园区的重大项目进行咨询、决策。珠海农业园区采取紧密型的专家依托机构与松散型的专家群体相结合的方式。如与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建立了较为紧密的业务关系，把广东省农科院、华南农业大学、中山大学、珠海大学园区作为技术依托单位。在重大项目的申报、规划、实施之前，均要征求这些院校专家的意见。而对于一些阶段性或临时发生的问题、项目，则采取专家会议或专项邀请专家具体解决实际问题的做法。

三是项目创新的研发机构。珠海农业科技园区是以名优花卉、特色蔬菜、南亚热带水果及观光农业为主导产业的园区，因此设立了与项目相关的研发机构，如分子生物学研究室、组织培养研究室、育种中心、蔬菜研究室、观赏植物研究室等，负责园区内各种技术攻关、产品开发，并完成国家、省、市各种科技攻关项目。

四是项目实施的企业管理机构。珠海农业科技园区设立了生产部、设计部、绿化工程部、餐饮部、旅游部销售部等机构，专门负责产品的开发、项目的承接、实施和运作，是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部门。主导产品的技术支撑来源于研发机构，实施部门视为生产性机构。

五是成果推广的网格系统。园区设立了技术推广部，主要任务是推广、普及农业高新技术，配合当地农业部门抓好各项农业技术服务工作，同时组织科技人员深入项目区进行现场技术指导，及时解决生产中存在的问题，保证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同时还在当地的农业产业区建立示范基地，从产前提供种苗、产中指导、产后回收产品，实行一条龙服务，解决了农民的技术、资金和市场问题。

六是科普教育的培训机构。园区建立了培训机构，一方面采取各种形式对农民和农业技术干部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确保各项高新技术措施在生产中得到落实，也负责对来园区学习、参观学生的农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同时还与珠海市电视大学、珠海市职业中学联合开办了园艺花卉大、中专班，为当地城市美化培养中初级技术人才。园区现在不仅是科研、示范的基地，同时也是“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广东省德育教育基地”、“珠海市农业科技干部再培训基地”、“珠海市中小学生的农科教实践基地”等。

七是市场接轨的营销网络。园区在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成立了永源公司、金波公司、生力公司及销售中心，专门负责国外市场的开拓，各个产品均形成了销售的网络，为中心的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2002年园区的出口创汇达860万美元，年旅游收入达1200万元，生产性收入达4000万元。

4、科技创新。科技是园区发展和壮大的动力源泉，园区非常重视科技创新工作。

一是确立主导产业，发展与之相关的技术和产品。通过对珠海区位优势、气候优势、资源优势及市场需求的认真分析，珠海农业科技园区确立了以名优花卉、特色蔬菜、优质种苗和观光农业为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并以此为目标建立相关的农业技术体系。由于主导产业和相关技术体系的建立，促使珠海农业园区的发展目标明确，各个主导产品均按既定目标实施。如：名贵蝴蝶兰在园区的年生产量已达120万盆，组培苗达300万株，成为国内最大的蝴蝶兰生产基地之一，成为园区强大的经济支柱。

二是实施自有技术与引进技术相结合的战略。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认识到国际市场竞争的严峻性，不仅注重开发具有自有知识产权的技术，如甘茶蔓高产种植技术、保健植物加工技术、名优花卉的优质高产技术等，同时还不断引进和发展国外先进的技术和手段，如无土栽培技术、设施农业技术、基因工程技术、细胞工程技术，形成了在国内外均具有竞争力的技术资源体系，为技术创新奠定了基础。

三是发展本土品种与引进西洋品种相结合。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近几年一方面不断培养具有地方特色的本土品种，如本地南瓜、猪笼草、树仔菜、荔枝、龙眼等，也不断从国外引进新品种，并进行试验、筛选、鉴定，确定了一系列蔬菜、花卉、水果名优品种，为加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实现产业化提供了丰富的品种资源，也为园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提供了广泛的资源。在1999年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上，珠海高科技农业园区送展的产品一举夺得广东省瓜果类金、银、铜三个大奖，在第四届中国(广州)国际园林花卉博览会上，珠海园区设计建设的“奇异瓜果园”获得“室内艺术园景设计大奖”，种植数个特优品种获得园林精品的单项金奖、银奖和铜奖等殊荣，说明园区在品种的研究上处在国内同行的先进水平。

四是短期性项目与长远性项目相结合。如近两年珠海农业高科技园区根据市场的需求，在春节、国庆节、元旦等重大节日时，引进种植了郁金香、百合等花卉产品，获得了时效性的经济效益。同时，园区也十分注重与园区科技的长远发展规划和目标紧密相关的项目，它们或许短期内见不到效益，如：组织培养、育种、基因工程等是一些投入大、收效慢的项目，但它却是园区发展最具生命力和创造性的部分，因此，珠海高科技农业园区每年投入近百万元用于该类应用基础项目的研发，现在各类名贵花卉的无性繁殖系统和各种样品的分析测试手段已经建立，为园区科技发展储备了充足的项目。

五是完善科研设施，努力创造项目实施的设施条件。要加快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农业技术和品种，就必须拥有与人才、项目相适应的先进仪器设备，以确保项目的高质量、高水平和高效益。近年来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投入了300多万元，购置了国际一流的仪器设备，建立了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组织培养室、分析测试室，形成了在珠三角乃至全国农业园区具有竞争优势的实验设施，为吸引人才、实施项目、创立品牌奠定了设施基础。

六是建立科研+公司十基地十农户的科技推广体系。为了实现园区这一目标，珠海农业科技园经过几年实践，摸索了一条科研+公司十基地十农户的模式，即将基地建立在珠海斗门农民的土地上，实施产前提供种苗、肥料、农药，产中指导农民技术，产后回收产品的一条龙服务，将科研成果、技术、种苗与农业生产和市场紧密结合，形成规模化的农业产业链，用科技和市场带动农民致富。目前该基地已经将绿色蔬菜出口到澳门及珠海市的各大机关、超级市场，创造了良好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七是重视信息系统的建立，随时掌握科技的发展趋势。珠海农业科技园在信息系统的建立上，不仅注重国内科技期刊和资料的收集，建立了园内图书资料室、科技档案室，还为各个职能部门、主要科技人员均配备了计算机，充份利用国际互联网系统搜集国内外科技信息，同时还建立了园区自己的农业科技网站，这些均为科技资源的搜索、电子商务的运作、项目的国际化奠定了信息资源的基础。

5、模式创新。通过几年的实践，珠海农业高科技园区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摸索出了一套混合型的管理模式，即在园区的管理上，有民营企业的做法;有外资企业的管理;还有领导的个人魅力和格化的管理。为此，称之为“混合型”的管理模式。

一是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管理模式。珠海农业高科技园区在宏观管理上，注重分析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及时调整经营战略;在重大科研项目上对人财物进行宏观调控，集中有限的资金，进行投入、集中的打歼灭战。在微观上按照市场规则进行运转，采取目标管理，放权让利，各自经营实体实施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政策，充分调动了园区企业和员工的积极性。

二是充分发挥机制灵活的优势。园区借鉴民营经济机动灵活，果断决策，管理到位的管理优势，为我所用，提高效率。这一管理模式对领导层、决策者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园区领导们敢于负责，善于拍板，不错过任何机会，给投资者十足的信心和优质服务，有利地吸引了众多的投资者。如该园区领导们在与台湾商人谈判合作规模化开发蝴蝶兰花项目的过程中，无论对方提出什么问题，马上作答。虽然投资额在1000多万以上，但只用了2小时便签订投资协议，一个星期后开始兴建，三个月开始产出，速度之快，连台商都感意外。

三是注重吸收国有企业规范化、科学化的管理优势。在吸取民营企业管理先进经验的同时，同时注重吸收国有企业好的管理模式。国有企业组织健全，规范经营，依靠群众，充分发挥党团、工青、妇卫等组织的作用，强化各部门的功能，特别是把人的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来抓，这些都是农业科技园在管理上要借鉴和吸收的。

四是注意是借鉴台资企业的管理模式。台资企业具有很强的管理优势，他们在管理理念上比较先进，完全是按照现代企业的要求，制订出既先进、又科学的管理制度。台资企业注重市场调查预测、控制成本核算、保证产品质量、做好售后服务、重视人的作用。这种经营策划的理念值得学习。如园区在与台湾商人合作生产兰花的项目运作过程中，确实学习到了台商的精明能干，信息灵通，善于控制成本，精于开拓市场、敢于大胆投入，市场占有率高等先进的管理方法。

五是充分发挥领导集体或个人的人格魅力。要管理好一个园区，还应强调领导或领导集体的个人魅力和人格化的管理，树立领导威信很重要，企业员工对他的主管有点崇拜也并没有害处，但不应搞个人崇拜。当然，领导的威信或他人对你的崇拜都应建立在领导的个人魅力、人格化的基础上，即领导政治上的成熟、业务上的精通、懂得领导艺术、率先垂范、关心同事、以人为本，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整体，什么样的困难都可以克服。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创出了品牌，创出了效益，走出了一条特色的路子，这无疑与领导层的威信有着很大的关系。

五、结论

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根据自己的地域优势和科技优势以及园区所拥有的有利条件，在策划理念上注入了旅游、示范、教学、培训、商贸的概念，把差异作为最好的旅游资源加以开发，通过现代农业的新品种、新栽培模式与传统农业的不同显示出其差异，选择了花卉、蔬菜和水果的设施生产作为主导产业，走出一条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新路子，并通过其示范、推广和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地区千家万户的农民致富。这一案例的实证分析表明：一通过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可以产生独有的农业要素差异，可以发展为新型的特色主导产业;二适应消费层次的深化和生态保护的需要，农业的性质发生巨大变化，它已经成为具有多功能性的产业，农业将成为体验经济的主导产业;三有效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业科技园区作为现代农业和旅游业交叉的载体，是一种新型的经济组织创新，它将成为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主流。四是人力资本由于其在思想理念、信息资源、现代管理、风险投资等方面的优势，将在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参考文献

1.郭焕成等：观光农业发展研究，经济地理，2000(2)。

2.卢云亭等：观光农业，北京出版社，1995年10月。

农业开发论文篇（4）

一、开发地下水灌溉，可降低和控制地下水位，从而减少灌区潜水蒸发量，防止渍涝和土壤盐渍化；可增加降雨和地表径流的入渗量，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减轻水土流失。

二、提取地下水灌溉，可使一切渗漏水得到重复利用;特别是对灌溉渗漏水的重复利用，使灌溉水利用系数进一步提高，发挥地面防渗工程未能起到的作用。

三、河流冲积平原，地下松散含水层深厚，地下水储量巨大；干旱年和连续旱年发生时，可多开采地下水灌溉，抵御旱灾；丰水年利用丰富的降雨和地表水，人工补给地下水，使之恢复平衡。这种利用地下水进行资源多年调节的功能，是许多地方利用湖泊、水库和塘坝等蓄水工程难以做到的。因为特大干旱年和连续干旱年发生时，降雨和地表径流均少，地表蓄水工程蓄不上水，自然不可能为人畜饮水和农田灌溉提供水源了。2011年上半年长江中下游遭遇特大干旱，鄱阳湖和洞庭湖水面大幅缩小，湖底干裂，杂草丛生，鱼蚌死亡，种苗都难以保存。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的丹江口水库，水位降低到历年最低点。这些情况证明，全国最主要的江河湖库，特大干旱年发生时，抵御灾害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因此，应将利用地下水的巨大储存能力进行水资源多年调节，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措施进行研究和部署。四、农业生产打井就地取水灌溉，方便及时，有利防灾增产。许多井灌区多为当地稳产高产区、群众生活相对富裕就是证明。农业节水灌溉的技术内容是多学科科技知识的交集。为提高农业节水灌溉的科技水平，实现跨越式发展，需加强几方面的科学研究。

一要加强农作物科学灌溉研究。农作物科学灌溉取得生产成果，应具备农作物产量(或产值)高、耗水量低以及水分生产率高三个特点。农作物充分灌溉和非充分灌溉的研究若其生产成果不能同时满足三项要求，都不能称为科学灌溉。科学灌溉是农业节水灌溉的基础。此类研究应跟踪农业先进工作者的田间生产进行，研究与示范结合，成果有利推广。

农业开发论文篇（5）

就农业信息化网络建设来说，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国建立了“农业综合管理和服务信息系统”。“金农工程“的实施和开展，为我国农业电子商务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目前，全国所有的省级、97%的地市级、近80%的县级农业部门设置了农业信息管理和服务机构，47%的乡镇成立了信息服务站，各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均建立了局域网和农业信息网站，81％的地级和38％的县级农业部门建立了局域网，83％的地级和45％的县级农业部门建立了农业信息服务网站。

近年来，我国农业电子商务虽然有一定发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现阶段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上网的农户少。虽然我国网民总数达到1.11亿，但其中绝大部分是城市网民，达到9168.6万。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42%，却占有网民总数的82.6%，普及率达16.9%。农村网民的总规模1931.4万，占全国58%的人口中却只有17.4%的网民，普及率仅为2.6%。

从行业分布看，农、林、牧、副、渔业仅占2.3%，从职业分布看，农、林、牧、副、渔业仅占1.21%。由于农户整体素质偏低，上网农民少使得广大农民不能从信息时代的主干渠道获得信息，还停留在传统的电视、广播方式上。除此以外，现阶段我国农业电子商务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一）基础设施落后虽然我国在农业商务中建立了一些大型数据库，但真正投入运行的不多，硬件设施投入不足。软件方面，由于农村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的限制，使得一些相关人员不愿意去农村去，因此导致农村电子商务人才短缺，影响其发展。

（二）农产品的属性、标准化、品牌化障碍农产品具有易腐烂、易变质的自然属性，鲜活农产品在标准化方面没有统一标准和要求，导致在农产品交易中掺假、鱼目混珠的现象屡见不鲜。

（三）信息开放程度低且有实用价值的少尽管在农业电子商务网站建设上面取得一定成绩，但大部分网站内容和形式雷同，缺少特色，能够给农户提供决策、指导生产的信息就更少。

（四）商务立法滞后电子商务的特性，使其的运行涉及到海关、税收、知识产权及个人隐私等诸多法律问题。但我国的电子商务标准、法规尚不健全，使农业电子商务的发展缺少法律保障。

发展新农村电子商务的对策

（一）发挥政府在新农村电子商务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在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要带动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电子商务要发展，关键是思想观念的转变和管理理念的更新。只有使农民及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管理者的观念转变了，才能推进农业电子商务的进一步发展。

农业开发论文篇（6）

种源产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是上海现代农业建设的发展重点。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上海农业生物品种选育工作不断加强，培育了“沪油”系列双低油菜、“申优”系列杂交粳稻、“沪旱”系列节水旱稻、“银冠”花菜以及部分设施专用种子等一批优质特色品种；形成了一批成长较快的种子企业；种业基地建设有序推进；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政策扶持力度逐步加大，为该市种业长远发展创造了良好基础。良种培育和推广，对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定粮食生产和确保地产蔬菜有效供应发挥了重要作用。

1.上海选育的优质特色品种。粮食作物水稻、油菜和大麦中培育了寒优湘晴、秋优金丰、“申优”系列杂交粳稻、“沪优”系列节水旱稻、“沪油杂系列”双低油菜、“花30”系列啤酒大麦；蔬菜中的矮抗青、新夏青、“长征”系列上海青菜品种享誉全国，设施专用品种浦粉系列番茄、碧玉系列黄瓜、特旺达茄子等具备与进口品种竞争的能力；水果中的“大团蜜露桃”、“锦”字系列黄桃、“沪油”系列油桃、“沪培”系列葡萄成为地方特色品种；上海荷斯坦奶牛冻精产品在全国奶牛育种业中排名第一；新杨褐壳蛋鸡和新浦东鸡是国内仅有的几个肉蛋鸡品种之一；“浦江1号”团头鲂、罗非鱼、康乐蚌、“申福1号”坛紫菜等水产养殖品种全国闻名。“申香”系列香菇是我国香菇生产的主栽品种。大量种养殖作物品种不仅在上海广泛应用，还推广至全国市场。

2.种子企业。近年来，上海重点培育了上海种业公司、上海农工商集团、光明种业有限公司、上海奶牛育种中心有限公司等种业集团，各集团种业发展侧重点不同，上海种业集团主要从事穴盘种苗、新优花卉的生产；上海农工商集团主要从事种公牛、种肉牛、种猪、蔬菜种苗、优质稻种、花卉种球、种鸟、水产种苗等8大种苗的生产；光明种业有限公司力图在国内粮食产业链上的育种环节有所突破；上海奶牛育种中心的核心是荷斯坦冻精产品，并已连续3年列全国市场份额第1。

3.种业基地。“十一五”以来，以实施“种子工程”为契机，上海加快了种子基础设施建设，良种繁育基地体系已基本形成，建成了上海农作物南繁基地与南繁工作站。2009年，建设稻麦良种基地18个，生产基地面积近1333hm2，配备种子烘干、精选、包装、加工流水线10套，改善了种子仓储、晒场等设施条件，良种供应能力大大增强，基本能满足本市主要农作物统一供种的需要。蔬菜“种子工程”确定了14种蔬菜作物作为良种化主攻目标，落实了一批良繁基地，在外省市建立了一批繁种基地，实行提纯复壮和良种繁殖。目前全市蔬菜有原种圃53hm2，良种繁育面积666hm2，并形成了浦东孙桥、金山银龙、闵行马桥等现代化种苗繁育基地。光明乳业公司建立了6000头现代种奶牛场，成为全国奶牛种源基地。水产养殖方面，上海建设了标准化水产养殖场、标准化渔船等渔业设施，以及嘉定区望新水产良种场等4大良种场，并在市外建设了苗种基地，如上海水产研究所江苏启东科研基地等，提升了上海市水产良种的繁育能力和水产优质苗种的供给能力。

4.种业发展的政策。种子管理体系已逐步完善。通过加快种子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政企分开，加强种子管理、执法机构和队伍建设，种子管理、执法体系日趋完善，目前上海市拥有持证种子执法人员100余名、质量检验员44名，承担种子管理、执法、检验工作，为规范种子市场秩序，确保全市农作物种子质量，促进农业持续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5.种源农业产值。上海种源农业产值一直实现稳步增长。2009年，上海种源农产品生产实现产值12.96亿元，比上年增长4.8%，占全市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上年的4.4%提高到4.6%。种源农业产值构成中，种植业占16.9%，林业占8%，畜牧业占55.9%，渔业占19.2%。种源生产区域集中度较高，郊区各区（县）依托各自主导优势产业带动种源农业发展，光明食品（集团）公司、青浦区、松江区和崇明县集中了种植业种源的73.8％；松江区、金山区和崇明县集中了林业种源的57.2％；光明食品（集团）公司、金山区和浦东新区的原南汇区部分集中了畜牧业种源的71％，其中金山区以优质生猪养殖带动畜牧业种源生产发展，集中了上海郊区近40％的苗猪种源，浦东新区的原南汇区部分大力发展优质禽蛋生产，集中了全部种蛋种源的44％；青浦区、奉贤区和崇明县依靠水利资源和特色渔业，发展渔业种源生产，这3个区（县）渔业种源生产占上海郊区的80％以上。

上海也积极开拓种源农产品外省市场和国外市场。2009年，上海销往外省市的种源农产品实现产值2.75亿元，比上年增长19.4%，其中蔬菜种子和花卉种苗以销往外省市为主，销往外省市的产值分别占其销售产值的61.7%和80.1%；光明食品（集团）公司的荷斯坦种公牛冻精销售形势喜人，在全国市场的占有率居前列；种植业、渔业的鳗苗比上年也有较大增长。在开拓国外市场上，2009年，光明食品（集团）公司生产的花卉种苗，实现出口1373万元，比上年增长2.7%，其中上海鲜花港出口的蝴蝶兰品种好、价格高，销往日本、韩国、法国、美国等多个国家，嘉定区蔬菜种籽也实现了出口突破。

上海种源农业技术发展现状

1.技术研发机构及平台。与种源农业产业发展相关的技术研发机构与平台有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农业科学院、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上海海洋大学等研发机构，以及国家植物基因研究中心（上海）、国家转基因生物分子特征验证测试中心、农业部转基因植物环境安全检测中心（上海）、国家食用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农业部冷库及制冷设备检验测试中心等研发平台。上海是我国最早开展生物技术研究的城市之一，在种源农业生物技术领域与我国其他省市相比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2.转基因生物育种技术。先后承担了国家水稻结构基因组和功能基因组研究计划，分离了水稻品质改良、抗逆、育性、抗虫、新型疫苗等功能明确的功能基因；转基因技术及其在品种改良上的应用曾在全国率先建立了花粉管通道法转化植物，建立了水稻、土豆、油菜、甘蓝、棉花植物等转基因系统，在棉花棉纤维改良、品质改良水稻、抗病虫水稻、耐盐碱水稻、脂肪酸改良油菜等植物基因工程方面获得了明显成绩；转基因生物安全性检测和评价制定了多项国家转基因生物分子特征检测的技术标准。

3.种质资源保存技术及保存库。种质资源是遗传育种和品种改良的物质基础。2002年建成的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包括低温低湿和液氮两套保存系统，可实现30万份种质资源的长、中、短期保存，建有现代化的种质资源研究与利用实验室，可实现优异种质的综合评价与鉴定，有利基因的发掘、分离与转移以及主要农作物功能基因组研究和种质资源的创新与利用。拥有现代化的农作物种质库、微生物库、植物离休材料库、动物生殖细胞库和遗传工程材料库，可采用-196℃液氮、-80℃超低温冰箱和液状石蜡及冻干管等多种保藏技术保存微生物、动物资源和植物离体材料。

上海发展种源农业产业SWOT分析

1.优势（Strength）。

（1）基础优势。种源和设施农业均有较好的技术和产品基础，种子、种苗、水产品、果蔬花卉等产业经过多年发展，具备了一定的产业布局和规模，有些在国内具有较大市场和影响力，如光明乳业集团的荷斯坦奶牛冻精产品占到全国26.71%的市场份额（2006年数据），在全国奶牛育种业中排名第一；上海青菜种子占到同类产品市场10%。

（2）市场优势。上海农产品消耗量大，农产品本地品种的市场认同度高，产业的发展有很好的市场基础。

（3）技术和人才优势。上海已成为我国最大的农产品消费中心和中转中心之一，国内外高新技术与产品汇集在上海或通过上海进行销售，如国外大型种子公司纷纷将总部设在上海，区域与市场的优势使其在引领产业发展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方面有良好的环境。

2.劣势（Weakness）。

（1）农业基础薄弱。种源和设施农业技术与产品的市场相对而言较小，农业相对于工业和服务业的低效性，效益不高，吸引力不足。

（2）现有种业企业规模偏小。尚未形成具有一定市场竞争力的规模型企业或集团，企业科技投入不足，技术人员层次低，良繁技术比较粗放等，导致种子产业科技含量不高，市场竞争能力不强。

（3）优势品种仍然缺乏。主要农作物水稻品种仍以浙江品种为主，小麦作物品种以江苏品种为主。种子企业缺少强优势品种，企业发展后劲不足。蔬菜、西甜瓜、水果也缺少突破性品种，与日本、韩国等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4）相关技术人才缺乏。以设施农业为例，有了现代的装备，没有相应的人才去使用管理，农业装备与设施的效益也难以发挥，近年来，农业种养殖一线的技术人员更是呈现减少的趋势。

（5）产业发展的机制体制不够完善。如良种选育、扩繁推广、经营的脱节，尚未形成“科研服务生产，生产促进经营，经营回报科研”的良性循环机制，严重影响种子经营规模的扩大，难以实现真正的良种产业化。

（6）种子加工手段相对落后。种子加工设施、加工技术、种子包装落后，种子外观、商品性较差，与国外种子产品相比尚有一定差距。

3.机会（Opportunity）。

（1）现实需求。上海有基本农田面积21万hm2，粮食、各种蔬菜、生猪、家禽、鲜蛋、鲜奶和淡水养殖等需要大量的良种供应，同时上海也为周边甚至全国供应种源，如上海是中华绒螯蟹、优质奶牛的主要供种地；“十二五”期间，上海设施农业覆盖率将由2010年的61.4%增加到2015年的80%，同时，大量塑料大棚和小拱棚的装备升级改造。另外，上海是一个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国际性大都市，有一个硕大的农产品消费市场，同时上海也是农产品进出口的重要集散地之一，这些为设施农业技术的提高创造了发展机遇。

（2）政策支持。2011年4月，国家了《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上海随后了《上海市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的实施意见》（沪府发〔2011〕47号）文件，国家专门就设施农业发展制定了《全国设施农业发展“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以及《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规划（2011-2015年）》。最新的《上海市现代农业“十二五”规划》也将现代种业列为“十二五”上海产业发展的重点，将设施农业建设列为“十二五”发展的主要任务，表明了国家和上海对种源和设施农业发展高度重视。

4.威胁（Threats）。

（1）国内外优势产品和技术对区域内相关产业的发展冲击。如种源产业，一些跨国农业生物技术公司纷纷抢占中国市场，通过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发展经销商等逐步渗透中国的农业种源种子行业，对我国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发展构成了巨大挑战。又如设施农业，其技术涉及面广、学科类型多样，我国设施农业在设施结构设计安装水平上与国外差异不大，但在环境控制技术和设备、设施种养殖品种及管理水平上与国外还有很大差距，短期内整体突破困难较大。

（2）地方保护主义的限制。大多数种源农产品生产、推广地域特征明显，推广应用范围十分有限，目前种源农业生产主要目的依然是满足自身农业生产的良种需要，通过市场销售的种源农产品比重仅为l/3，种源农产品市场化推广应用水平与产业化发展要求差距较大。

上海种源农业发展技术研发和产业发展建议

1.技术研发建议。

（1）完善建立种源、设施农业研发重点实验室或中心，建立专项性、持续性研发资助机制。在已有国家植物基因研究中心（上海）、国家转基因生物分子特征验证测试中心、农业部转基因植物环境安全检测中心（上海）的基础上，借助其基础研究优势，组建专业性、产业应用性更强的农作物品种鉴定中心，开展农业生物种养殖品种的特异性、抗病性和抗逆性等的鉴定和鉴定技术方法研究等工作。建立专项性、持续性研发资助机制，选择产业发展重点、核心技术方向，通过制定长期性的和阶段性的研发目标、内容和方法，持续支持，保障技术研发的连贯性。

（2）成熟技术完善并集成应用。对于技术相对较为成熟，需要完善或普及应用的技术项，应优先支持，推广普及，及早在产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如建立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及其信息化平台，推广普及种子生产、加工、检测技术，发展完善农产品安全优质生产监管技术和采后低碳绿色保鲜技术。

（3）核心技术重点支持快速发展。对于对产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目前尚处于研发阶段或需要长期不断实施和完善的技术项，应重点关注，长期支持，如种质资源创制和分子改良育种技术、新品种的选育与推广、设施环境信息获取技术及设施环境控制算法、设施绿色安全农产品种养殖及采后绿色供应链技术体系。

（4）前沿技术大力关注。那些对产业发展有重要提升作用但目前区域研发基础较弱的技术项，可以大力关注，通过引进吸收或其他方式进行支持，实施技术逐步储备，如特殊需求设施装备设计制造、农产品加工、保鲜、物流等技术设备、基于生物模型的环境精准控制技术、温室节能新型技术等。

2.产业发展建议。

农业开发论文篇（7）

清代以前，蒙古地区向以畜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农业很不发达。清朝立国后，随着统治的稳定，开始注意口外蒙古地区的农业开垦问题。这是因为：第一，粮食问题曾是引发蒙古与明王朝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清政府由此认识到，要稳定蒙古就必须解决粮食问题。同时，蒙古王公也深感缺粮之苦，因此也主动要求发展农业。如康熙年间，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疏言：“思得膏腴之地，竭力春耕，以资朝夕”[1]；第二，康熙、雍正时期，准噶尔部屡次反叛，北疆战事频繁。但由于这一地区农业不发达，所以清军所用粮草不得不从内地长途输运，异常艰辛。清政府由此认识到，就地解决北疆的粮食问题，对于北部边防意义重大。如康熙言“边外积谷，甚属紧要”[2]；第三，则是为了减轻中原人口的压力。清朝统一全国后，人口迅速增长，人与土地的矛盾日益突出。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康熙指出：“今太平已久，生齿日繁，而由土未增，且士商僧道等不耕而食者甚多。或有言开垦者，不知内地实无闲处。”[3]雍正元年（1723年）四月上谕说：“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地土所出，仅可赡给，偶遇荒歉，民食维艰，将来户口日滋，何以为业？”[4]；第四，中原地区几次大的自然灾害造成了大批难民，为减少难民对社会稳定的冲击，清政府不得不开放蒙地，允许他们到此谋生。由于上述，促使蒙古地区的农业得到开发。

早在康熙初年，已有一部分蒙古牧民开始兼营农业生产，但十分粗放。康熙三十年（1691年）七月，玄烨巡行塞外漠南蒙古地区时，对此描述说：“农业非蒙古本业，今承平日久，所至多依山为田，即播种后则四出放牧，秋获乃归。”[5]清政府虽派遣内地官员前去教授耕种技艺，并配发种籽、农具等，如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派“原任内阁学士黄茂等，前往教养蒙古”[6]，但蒙地的开发仍未有大的进展。后清政府容许中原汉民来蒙地开垦，蒙古地区的农业才迅速发展起来。

一

蒙古地区的农业是在清政府容许中原汉民来蒙地开垦后才得以迅速发展起来的。这经历了清政府由严禁汉民出边，到放松边禁再到积极招募汉族农民开垦的政策调整过程。

清初，为巩固统治，清政府实行蒙汉隔离政策，以防止中原汉族的反清斗争传播到塞外，影响蒙古的稳定。顺治十二年（1655年），顺治帝下令，内地民人“不得往口外开垦牧地，王公属人，有私来内地者，一律发还”[7]。并沿长城北侧划定了一条东西长千里，南北宽50里的禁地，蒙汉不得逾越。禁地内，蒙民不得放牧，汉民不得耕种。

但随着人多地少矛盾的尖锐化，不断有无地或少地的内地农民突破禁令到此垦种谋生。清政府鉴于统治渐趋稳定，遂逐渐松弛封禁令，默许内地民人以“雁行”方式出边，春去秋归，在塞外种植。只是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做出限制性的规定：“凡内地民人出口，于蒙古地方贸易耕种，不得娶蒙古妇女为妻”[8]。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六月，陕西、山西、河南等省发生严重的旱涝，大批灾民欲往口外蒙古地区谋生。迫于汹涌的难民潮的压力，康熙帝晓谕各地官府“给予出口印票，令其前往”[9]，并令长城沿边关隘予以放行。康熙此令在事实上承认了汉民出边的合法性，表明清政府禁止汉民出边政策的转变。

雍正元年（1723年），“河南黄水溃决，泛滥于直隶地方，比年以来，两省近水居民耕种无资，衣食匮乏”[10]。迫于灾民就食的压力，清政府下令内地乏食民人，可往口外蒙古地区垦殖谋生。雍正要求各旗容留流入蒙古的灾民，“特许其吃租”，并指示户部：“惟开垦一事，于百姓最有裨益，……凡有可垦之处，听民相度地宜，自垦自报，地方官不得勒索，……不得阻挠。”[11]蒙古地区称此令为“借地养民”令，标志着清政府对汉民出边由默许进而鼓励的转变。此令一开，又有大批灾民流入蒙古，加速了塞外农业的发展。

乾隆时继续这一政策。乾隆八年（1743年），直隶地区闹旱灾，乾隆指示喜峰口、古北口、山海关等关隘的官弁，“如有贫民出口者，门上不必拦阻，即时放出”[12]。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直隶、河南等地大旱，朝廷干脆明确鼓动灾民去口外谋食，“今年关东盛京及土默特、喀喇沁、敖汉、巴沟、三座塔一带，均属丰收，尔等何不各赴丰稔地方佣工觅食”[13]。

清政府放宽边禁的政策使内地迁居蒙古地区开垦谋生的汉族移民数量大增。在康熙到乾隆的百余年间，从古北口、独石口外，昭乌达、卓索图盟南部地区各旗，至张家口、归化城土默特和河套鄂尔多斯七旗地区，村舍和农田星罗棋布，昔时的蒙人游牧之区，今则成为蒙汉杂居，耕牧兼营的半牧半农区。

清政府不仅只是准许内地难民到蒙地开垦，而且实施积极的招垦政策，以扩大蒙地的开辟。

康熙、雍正年间，清政府为平定准噶尔部的反叛，统一西北厄鲁特蒙古中部，在蒙古地区大量驻军。为解决军需粮秣的供应，康熙三十年（1691年），批准归化城蒙古都统关于招民开垦归化土默特地区的官牧场及庄田闲地的请求。接着，又批准了察哈尔都统招民开垦察哈尔东南部右翼四旗所辖官牧场的请求。雍正时，清政府拨出大量土地招民垦种，同时还规定以招垦成绩的大小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依据。雍正四年（1726年），清政府规定：“直隶张家口外地亩，分作十分招垦。如招种八分以上，题请议叙，不及五分，题请议处”[14]。雍正十三年（1735年），为解决八旗军驻防需要而建的绥远城建成后，即从山西等地招纳汉族农民前来开垦土地四万余顷[15]。

乾隆元年（1736年），在陕北与鄂尔多斯部相毗邻的河套地区的榆林、神木等处边口，招民垦种“蒙古余闲套地约三四千顷”[16]。乾隆十七年（1752年）议准：“科尔沁左翼后旗、札萨克郡王旗昌图额尔克地方，西自辽河起，东至苏巴尔汉河止，一百二十里，北自太平山起，南至柳条边止，五十二里，西至柳条边十六里，东至柳条边二十里，准其招民开垦。”[17]

除官府招垦外，蒙古的王公和土地所有者也争相招纳汉民，向他们出租土地，以获取地租收入，这对以前根本不懂可从土地上获得收益的蒙古王公和蒙民来说极具诱惑力。租种蒙地的汉族农民，除向蒙古族地主缴纳岁租外，不再负担其他劳役徭差，这与内地农村相比负担要轻许多，因此也极愿意向蒙地流动。于是，在陕西、山西、直隶等省毗邻内蒙古地区，尤其沿长城南北和黄河流域河套、土默川平原等地，逐渐形成“自张家口，至山西杀虎口沿边千里，窖民与土默特人，咸业耕种”的局面[18]。来自内地的汉族农民带来了先进的耕种技术，同时也改变了蒙古牧民“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经营的习惯，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

二

清前期，蒙古地区的农业开发主要分布在四个地区：即东部蒙古地区、察哈尔地区、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和河套地区。开垦区域已突破长城边外50里界限。东部蒙古包括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卓索图盟，其中卓索图盟喀喇沁地区农业发展较为迅速。该地区靠近长城，与内地连成一片，农耕历史较长。清初，流入蒙古的汉族农民率先在此耕种居住。至康熙末年，仅“山东民人往来口外垦地者，多至十万余”[19]。随后，内地民人继续北移，越过喀喇沁深入到克什克腾旗、敖汉旗、翁牛特旗等旗地。经过清前期一个世纪的开垦，至18世纪中叶，这些地区开始成为较稳定的半农半牧区。

察哈尔地区，在康熙中叶已开垦出大片农田。雍正二年（1724），察哈尔都统丈量察哈尔右翼四旗土地，仅私垦一项就有近3万顷[20]。

归化城土默特位于内蒙古中南部，自然条件适宜农业，元、明时期曾在此屯田。清统一漠南蒙古部后继续倡导发展农业。清政府在这里设置“军粮地”，“公主府”地，“户口地”等等，刺激内地农民到这里垦殖。雍正十三年（1735），清政府又开放土地4万顷，招山西等地农民开垦。至乾隆八年（1743），归化城都统奉旨普查土默特两旗土地，原有土地75048顷，牧地只占14268顷，其余土地已经开垦[21]。

河套地区位于内蒙古西部，具有依靠黄河水灌溉的条件。山陕北部的贫民多由土默特而西私向蒙人租种土地。到乾隆时，在靖边、榆林、神木等处边口，汉民种蒙古闲套地三、四千顷，岁得粮十万石[22]。但由于该地区长期干旱无雨，水利设施的兴建还未兴起，所以，清前期该地区与内蒙古东部地区相比，农业发展较迟。

蒙古地区的农业开发是伴随着汉族农民的移入而展开的，而塞外农垦的发展，又促使更多的移民涌入。很多人由当初的“雁行”户，而为“依蒙族，习蒙语，行蒙俗，入蒙籍，娶蒙妇”的定居户，从而形成了众多的移民村落。移民的增加又促进了农业开发的进程。

在“山西边外归化城”一带[23]。因为地域接邻的关系，很多贫苦的山西百姓都前往该处耕种，甚至“竟将全家搬出口外”。雍正初，仅大同等府百姓“散居土默特各村落”者，“已不下二千家”[24]。与山西、直隶两省北部接界的察哈尔地区，雍正初，仅在张家口至镶蓝旗西界的“各处山谷僻隅”，就查到“所居者万余”[25]。为加强管理，清政府特设张家口、多伦诺尔、独石口以及丰镇诸厅。乾隆初，仅张家口厅辖下，即有村寨514个，民户和铺户7522家[26]。

热河地区原本属蒙古牧场，康熙中在此建立避暑山庄后，即在其周围“聚民至万家”[27]，他们亦大多是“直隶、山东无业贫民”[28]，或“晋齐流寓客”[29]。随着迁居者的增多，雍正元年（1723年），清政府特别设置热河厅，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又升厅为府，并把周围设立的各厅改称州县，如改喀喇河屯厅为滦平县，四旗厅为丰宁县，乌兰哈达厅为赤峰县等等，隶属于承德府下。据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的统计，承德所属各州县共有户879，口41496[30]。至于其它蒙古地区，比如东边的喀喇沁诸旗，至乾隆初，留居该地的民户“多至数万”[31]。又如中部的伊克昭盟和乌兰察布盟，察哈尔北边的锡林郭勒盟以及西边的阿拉善特旗等，虽然内地移民在人数上较上述地区要少，但也不断有人进入。伊克昭盟所属七旗，沿黄河及长城一线，差不多都有山、陕等省民户开垦的印记。清政府在汉民聚居区实行类似保甲制度的牌甲制度，设立牌头、乡长等职，负责编审户口，造册上报，以利于农业区的管理。

口外蒙古在清代以前，虽在沿河套地区出现过农业，但面积很小，技术水平亦较低下。经清康、雍、乾三朝近一个世纪的开发，至18世纪中叶，该地区的耕地基本被开发出来。在东起科尔沁草地，向西沿长城、黄河河套，直到阿拉善旗的广大区域内，凡属内地移民聚居之区，都阡陌成行。乾隆时，直隶总督孙家淦说：“口外之山绵亘千里，名曰大坝，凡坝内之田，皆已招民耕种。”[32]随着大片土地不断被开垦，过去常需内地接济粮食的内蒙古地区，粮食已基本自给。不仅如此，随着生产的发展，口外的粮食还有出口。康熙对此描述说：“向日口外蒙古穷困，人不聊生，朕近日来任人经理，多方培植，今已家给人足，乐业安生”[33]；“今河南、山东、直隶之民往边外开垦者多，大都京城之米，自口外来者甚多，口外米价虽极贵之时，秫米一石，不过值银二钱，小米一石，不过值银三钱，京师亦常赖之。”[34]原来只以畜牧业为主的内蒙古地区，已成为农业牧业都有相当发展的地区。一些蒙古牧民因长期与汉民杂居，掌握了农耕技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乾隆写诗赞道：“蒙古昔种田，撒种委之法，谓曰靠天收，秋成为刈获”；“而今则不然，均习耕耨务，课雨与量晴，不殊三农绿”[35]。蒙古人从初期不懂农耕技术，粗放经营，“靠天收”的状态，到“均习耕耨务”，懂得了关心天气的晴雨，反映了蒙古牧民在农业生产上的进步。

蒙古地区的农业开发，改变了该地区单一粗放的游牧经济落后面貌，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这对稳定清王朝的北部边疆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该地区的农业开发又缓解了中原地区人口的压力，减轻了自然灾害对社会稳定造成的冲击，这对巩固清初的统治也起了重要作用。

三

蒙古地区的农业开发对蒙古地区的经济发展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这种开发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我们今天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蒙古地区的土质以黄土和古沙为主，当覆盖其上的植被完好时，土壤就受到保护，一旦植被遭到破坏，就会发生风蚀沙化现象和强烈的水土流失。乾隆以后，蒙古地区的耕垦活动一直未有停止。由于长期大量的垦殖加之战争的摧残，原有的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导致了上述现象的发生。如光绪《靖边县志》载：“陕北蒙地，远逊晋边，周围千里，大约明沙、扒拉、碱滩、柳勃居十之七八。有草之地仅十之二三。明沙者细沙飞流，往往横亘数千里；扒拉者，沙滩陡起，忽高忽陷，累万累千。……草场不旺，蒙民生计甚苦，若再开垦，蒙民实更穷迫”。又《横山县志》载：同治十三年六月，“响水堡东新开沟，沙碛起蛟，山水暴涨，冲决沟。”与该地区邻近的兴县（今山西兴县）“嘉靖以前，山林茂密，虽有澍雨积霖，犹多渗滞，而河不为青肆。今辟垦旷，诸峦麓俱童山不毛，没夏秋降水峻激，无少停蓄，故其势愈益怒涌汩急，致堤岸善崩。”[36]其实，蒙古地区的土地垦殖在清代之前已经进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已经显现。如毛乌素沙地在公元五世纪初还是一个水草肥美的地方，赫连勃勃所建的“夏”即建都城于此，名统万城（今陕西横山县西）。但由于400余年的垦殖，至唐长庆年间，丰茂的草原已变成戈壁荒漠，当年“临广泽而带清流”的统万城即淹没于沙海之中[37]。唐人许棠诗云：“茫茫沙漠广，渐远赫连城”[38]当是真实写照。但这种种由环境破坏带来的严重后果往往为人们所忽视，在短期利益的驱动下，垦殖活动仍不断进行。民国时期，土地开垦有增无减。如驻伊克昭盟守军陈长捷部在今伊金霍洛旗一带开荒1万顷，不仅把达尔罕壕、红海子滩等几处较好的草场开垦了，甚至连成吉斯汗陵的禁地也没放过[39]。新中国成立后，虽也提倡植树种草，但在发展粮食生产的思想指导下，垦殖活动仍在进行。据统计，从1953年至1990年，内蒙古垦地计5574.9万亩，而致沙化面积增大。如伊克昭盟1957年沙化面积为16446.5平方公里，1974年为35000平方公里，20年扩大了2倍。库布齐沙漠1957年面积为16200平方公里，1977年扩大到16756.8平方公里，20年扩展了500多平方公里[40]。浑善达克沙地南移，曾是水草丰美的多伦（元上都建于此）已被侵蚀。近年来频繁发生于京津地区的沙尘暴，其沙源盖出于内蒙古地区的沙地，这和历史上对植被的破坏有着直接的关系。

生态破坏是一个渐进过程，正是包括清初在内的垦殖及以后持续不断的垦殖活动促使这一区域生态的恶化。如今“沙灾严重，强沙尘暴天气由20世纪50年代5次增加到20世纪90年代23次”[41]，沙化面积继续扩大，甚至推进到到北京的周边。因此，恢复内蒙古地区的良性生态已刻不容缓。当务之急应遵照中央的部署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应大力营造防护林，同时种植速生用材林和经济林，以便解决农民对木材的日常所需和退耕后的生计问题，以减少滥垦滥伐。在已沙化的土地上，应大力种植适宜沙地生长的柠条、沙柳、沙棘等植物，用以防风固沙。通过这些措施锁住沙龙，不使沙地扩展。在草场退化区，应改良牧草，减少载畜量，以使草场恢复，等等。总之，应保护好现有的自然植被、因地制宜发展各种人工植被，如此长期坚持就能使已经恶化了生态环境得到改善，有了良好的生态环境，经济才可获得持续发展的条件。

蒙古地区的农业开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借用学者对古楼兰地区因屯垦过度而致生态恶化的一段评述：“屯田的迅速发展缺乏与生态环境的协调过程，在古代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觉醒，在外来移民还没有对当地的自然条件有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就开展了大规模农业生产开发，其引入的农具、栽培技术、生产管理方式都缺乏与当地生态环境相协调的过程，造成了生态系统内部结构的破坏、功能下降。”[42]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

蒙古地区的农业开发，一方面在短期内促进了农业生产，解决了“燃眉之急”，而另一方面，就长期而言，则是破坏了生态环境，从而导致生态系统的全面恶化，其最终结果是阻滞经济发展，甚而使人类社会失去了生存条件。今天，我们搞西部大开发，切记保护环境，切不可对已然十分脆弱的生态再造成破坏，要使经济的发展与环境相协调，这是历史给予我们的警示。

AgricultureDevelopmentanditsproblemrelevantEnvironmentalProtectioninInnerMongolintheEarlyQingDynasty

Abstract:IntheearlyQingDynasty,thegovernmentsetaboutagriculturedevelopmentinInnerMongolinordertostabilizenorthborderareaandarrangeinlandrefugee.Forthisreasonthegovernmentreviseditspolicy:FormerthegovernmentforbadtheHanpeasantstogoInnerMongol,lateronthegovernmentencouragedthemtodevelopagriculturethere.AfterahundredyearsInnerMongolbecamesemi-agriculturalandsemi-pastoralarea.Butthedevelopmentofagriculturealsoledtothedestructionofenvironments.

Keywords:InnerMongol；Agriculturedevelopment；Destructionofenvironments

注释

[1]《清圣祖实录》卷187，康熙三十七年七月。

[2]《清圣祖实录》卷153，康熙三十年十二月。

[3]《清圣祖实录》卷260，康熙五十三年六月。

[4]《清世宗实录》卷6，雍正元年四月。

[5]和珅：《热河志》，卷75“荒田诗序”。

[6]《清圣祖实录》卷188，康熙三十七年十二月。

[7]《清世祖实录》卷6，顺治十二年十二月。

[8]《大清会典事例》卷976。

[9]《清圣祖实录》卷269，康熙五十五年六月。

[10]《清世宗实录》卷4，雍正元年二月。

[11]《清世宗实录》卷6，雍正元年四月。

[12]《清高宗实录》卷195，乾隆八年六月。

[13]《大清会典事例》卷158。

[14]《大清会典事例》卷166。

[15]《土默特旗志》卷五。

[16]《清高宗实录》卷14，乾隆元年二月。

[17]《清代边政通考》“耕牧”。

[18]方观承：《从军杂记》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二帙。

[19]《清圣祖实录》卷250，康熙五十一年五月。

[20]《清世宗实录》卷22，雍正二年四月。

[21]《清高宗实录》卷198，乾隆八年八月。

[22]《清高宗实录》卷15，乾隆元年三月。

[23]《大清会典事例》卷979，“理藩院”，“耕牧”。

[24]《宫中档雍正朝奏折》，1979年台湾出版，第17册，第837页。

[25]黄可润：（乾隆）《口北三厅志》，卷1，“地舆”。

[26]黄可润：《口北三厅志》，卷5，“风俗物产”。

[27]和珅：（乾隆）《热河志》，卷73“学校”。

[28]和珅：《热河志》，卷7“天章”七，《咏古二首》。

[29]和珅：《热河志》，卷3“天章”三，《山村即景》。

[30]海忠：（道光）《承德府志》卷23“田赋”，“户口”。

[31]《清高宗实录》卷348，乾隆十四年九月。

[32]《孙文定公奏疏》卷4，“口外驻兵疏”。

[33]《清圣祖实录》卷195，康熙三十八年九月。

[34]《清圣祖实录》卷240，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

[35]和珅：《热河志》，卷75“藩卫”。

[36]雍正《兴县志》。

[37]伊克昭盟地方志编篡委员会：《鄂尔多斯史志研究文稿》，第192页（内部资料）

[38]《夏州道中》，《全唐诗》卷496。

[39]任秉钧：《伊克昭盟三·二六事变》，《内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二册（内部资料）。

农业开发论文篇（8）

自古以来，东北都是农业大省，在六七千年以前就己出现原始农业；明清时期，东北农业有所发展；自清朝中期以后，随着汉族农民的流入而急速发展起来，“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农业迅速殖民地化，1945年后，东北地区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起步和发展。为此，学术界对东北农业十分重视，产生了相当多的论著。有鉴于此，笔者特将主要论著梳理如下，以期推动研究的深入开展。

一、研究概况

（一）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学界的关注

大批以农业为专门研究对象的专著、论文，就笔者目力所及，以下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衣保中的《中国东北农业史》[1]一书，为目前国内最大的一部区域农业史专著，对伪满时期殖民地农业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该书基本勾勒出东北农业发展的总体脉络，使读者了解东北农业在作物种类、生产结构、管理模式等诸多方面之所以与内地不同的缘由，同时，作者也着意于该区域人文地理状况对农业的影响，对我们研究东北农业史有重大参考价值。章有义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2]，该书运用较大的篇幅，较为全面的记载了东北农业的发展状况，是研究东北农业必须参考的。衣保中的《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3]一书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农业近代化问题的专注，该书揭示了东北农业近代化的发展历程，填补农业史研究的空白，对东北近代农业进行综合而系统的研究。刘祖荫的《满洲农业经济概论》[4]，孙心农等编的《东北农业概况调查》[5]一书将东北农业的实况，产量，农业经营等搜罗一齐，并提出兴农方案：合作社、农产公社等。李文治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6]详细论述了清末吉林、黑龙江、奉天的开禁放垦情况。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的《东北经济小丛书》[7]，于春英、衣保中的《近代东北农业历史的变迁》[8]，郭葆琳的《东三省农林垦务调查报告》[9]，黄希源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农业经济史》[10]，陈振先的《奉天全省农业调查书》[11]，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编的《北满农业》[12]等等。

在论文方面，出现了一大批专门研究成果，对东北农业进行多角度的研究和分析，如：魏芙蓉、张锐的《东北农业近代化的特点》[13]，衣保中、吴祖鲲的《论东北农业近代化》[14]，衣保中的《论近代东北地区的大农规模经济》[15]，吴祖鲲、富萍的《东北近代农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16]，谢学诗的《“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农业与农民》[17]，徐萍的《试论民国时期东北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硕士论文），衣保中的《东北地区农业发展的历史线索》[18]，衣保中的《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东北地区农业影响的研究》[19]，郭有义的《满洲农村现状及其农业对策》[20]，景爱的《历史时期东北农业的分布与变迁》[21]等都不同程度对东北近代以来的农业进行了研究，为我们深入了解近代以来东北农业提供巨大帮助。

（二）涌现了许多关于东北农业资源被侵略的文章

近年来，许多关于日本、俄国侵略我国东北的文章不断涌现，例如，李晓光的《1904～1911年日俄对我国东北农业发展的影响》[22]此文介绍了“日俄战争”给东北的农业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一方面使东北的耕地面积减少，造成粮食大量出口，农业生产单一化；另一方面也促使了东北农业的商品化、机械化生产，桑润生的《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农业的掠夺》[23]，李淑娟、王鹤的《日伪统治时期日本对东北棉花的统制与掠夺》[24]，朱艳、李闰华的《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的粮食掠夺》[25]，孙玉玲的《东北沦陷时期日伪的农业资源掠夺政策》[26]对日伪时期的农产品掠夺及给东北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进行了探讨，单魁贤的《日伪统治对东北农业发展的影响》（硕士论文），等都对近代以来东北的农业资源被侵略做了不同程度的论述，并取得不小的突破。

（三）关于东北地区农作物的发展变迁的文章丰富

近年来，随着对东北经济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东北农业经济特别是东北大豆经济的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大豆业是近代东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东北经济发展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近代东北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大豆业经济。其研究者层出不穷，文献主要有：叶晗的《1914年至1931年东北大豆贸易研究》（硕士论文），杨光震的《清末到1931年东北大豆生产发展的基本趋势》[27]，佟静的《近代东北大豆业概论》[28]，于亚莉《论近代东北大豆贸易》（硕士论文），韩玲红的《浅析伪满前期（1931―1935年）的东北大豆业发展》[29]一文，对“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大豆业发展状况、日本在东北地区对大豆产销采取的政策及影响做了详细介绍，较为全面介绍了伪满前期日本对以大豆为主的东北农产品的掠夺。牛伟的《伪满时期东北大豆业研究》（硕士论文），王影的《“九一八”事变前“满铁”在中国东北的经营及对大豆出口的控制》（硕士论文），李淑娟的《伪满时期东北大豆经济衰落对农民生活的影响》[30]一文深刻的揭露了伪满时期以大豆为主的东北经济的衰落，乃至给农民生活带来的深重灾难。郭文韬的《略论中国栽培大豆的起源》[31]，朴永兰的《论近代东北大豆出口贸易中外来因素的作用》（硕士论文），胡雪梅的《近代中国大豆出口贸易论述》（硕士论文），张左华的《东北大豆国际贸易的衰落》[32]。

关于水田的研究主要有：金颖的《近代水稻传入东北及其影响研究》[33]，金颖的《近代东北地区水田农业发展史研究》[34]，吉林省农科院主编的《东北水稻栽培》[35]，于春英的《伪满时期水稻发展研究》[36]，姜丰裕的《民国时期日本对东北水田投资研究――以朝鲜移民水田开发为中心》（博士论文），衣保中的《朝鲜移民与东北地区水田开发》[37]，衣保中的《民国时期吉林省的水田开发政策》[38]等等。关于东北地区棉花业的论著主要有：许�的《伪满时期东北棉花的统制研究》（硕士论文），董师嫡的《近代东北棉业经济初探》（硕士论文），季道藩主编的《中国农业百科全书》[39]，万连步的《棉花》[40]，胡华的《日伪在沦陷区的棉花增产与棉花统制》[41]，等等。

以上论著对东北近代以来的作物研究多集中在伪满时期，通过农作物的兴衰，来揭示东北农业经济急剧地衰退，并影射处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影响。诚然，笔者整理了仅几种农作物的主要研究状况，其他作物的研究也不胜枚举。

（四）国内、国外移民都给东北的农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一方面大量人口的入住给东北带来压力，另一方面也带动了东北的发展。近年来，研究东北移民问题的文章，成为农业研究不可缺少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王衫的《二十年代移民开发东北农业略论》[42]，吴希庸的《近代东北移民史略》[43]，何廉的《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44]，让慈的《中国移民满洲之过去及现在》[45]，范立君的《近代东北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1860～1931）》[46]，陈楠的《近代东北荒地垦殖述略》（硕士学位论文），满洲移民史研究会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移民》[47]，中央档案馆等编的《满洲农业移民概说》[48]，衣保中的《日本移民与伪满洲国的殖民地农业》[49]，刘大可的《山东移民垦殖与东北农业发展》[50]，高乐才的《论近代中国东北关内移民与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51]，桑润生的《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52]，范立君，许凤梅的《近代东北流民与农业开发》[53]，刘信君的《民国时期吉林省的移民浪潮与农业开发》[54]，于春英的《朝鲜移民与近代黑龙江地区水田开发》[55]等论著都分别对近代东北移民做了不同角度的分析，其价值巨大。移民虽然给东北地区带来压力，无可厚非的是，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北农业的发展。

（五）同时，外国主要为日本在侵略东北的同时，对东北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东北农业的文献也不断增多，对我们研究当时的农业情况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原始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农业开发论文篇（9）

（一）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学界的关注

大批以农业为专门研究对象的专著、论文，就笔者目力所及，以下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衣保中的《中国东北农业史》[1]一书，为目前国内最大的一部区域农业史专著，对伪满时期殖民地农业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该书基本勾勒出东北农业发展的总体脉络，使读者了解东北农业在作物种类、生产结构、管理模式等诸多方面之所以与内地不同的缘由，同时，作者也着意于该区域人文地理状况对农业的影响，对我们研究东北农业史有重大参考价值。章有义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2]，该书运用较大的篇幅，较为全面的记载了东北农业的发展状况，是研究东北农业必须参考的。衣保中的《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3]一书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农业近代化问题的专注，该书揭示了东北农业近代化的发展历程，填补农业史研究的空白，对东北近代农业进行综合而系统的研究。刘祖荫的《满洲农业经济概论》[4]，孙心农等编的《东北农业概况调查》[5]一书将东北农业的实况，产量，农业经营等搜罗一齐，并提出兴农方案：合作社、农产公社等。李文治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6]详细论述了清末吉林、黑龙江、奉天的开禁放垦情况。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的《东北经济小丛书》[7]，于春英、衣保中的《近代东北农业历史的变迁》[8]，郭葆琳的《东三省农林垦务调查报告》[9]，黄希源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农业经济史》[10]，陈振先的《奉天全省农业调查书》[11]，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编的《北满农业》[12]等等。

在论文方面，出现了一大批专门研究成果，对东北农业进行多角度的研究和分析，如：魏芙蓉、张锐的《东北农业近代化的特点》[13]，衣保中、吴祖鲲的《论东北农业近代化》[14]，衣保中的《论近代东北地区的大农规模经济》[15]，吴祖鲲、富萍的《东北近代农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16]，谢学诗的《“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农业与农民》[17]，徐萍的《试论民国时期东北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硕士论文），衣保中的《东北地区农业发展的历史线索》[18]，衣保中的《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东北地区农业影响的研究》[19]，郭有义的《满洲农村现状及其农业对策》[20]，景爱的《历史时期东北农业的分布与变迁》[21]等都不同程度对东北近代以来的农业进行了研究，为我们深入了解近代以来东北农业提供巨大帮助。

（二）涌现了许多关于东北农业资源被侵略的文章

近年来，许多关于日本、俄国侵略我国东北的文章不断涌现，例如，李晓光的《1904～1911年日俄对我国东北农业发展的影响》[22]此文介绍了“日俄战争”给东北的农业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一方面使东北的耕地面积减少，造成粮食大量出口，农业生产单一化；另一方面也促使了东北农业的商品化、机械化生产，桑润生的《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农业的掠夺》[23]，李淑娟、王鹤的《日伪统治时期日本对东北棉花的统制与掠夺》[24]，朱艳、李闰华的《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的粮食掠夺》[25]，孙玉玲的《东北沦陷时期日伪的农业资源掠夺政策》[26]对日伪时期的农产品掠夺及给东北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进行了探讨，单魁贤的《日伪统治对东北农业发展的影响》（硕士论文），等都对近代以来东北的农业资源被侵略做了不同程度的论述，并取得不小的突破。

（三）关于东北地区农作物的发展变迁的文章丰富

近年来，随着对东北经济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东北农业经济特别是东北大豆经济的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大豆业是近代东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东北经济发展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近代东北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大豆业经济。其研究者层出不穷，文献主要有：叶晗的《1914年至1931年东北大豆贸易研究》（硕士论文），杨光震的《清末到1931年东北大豆生产发展的基本趋势》[27]，佟静的《近代东北大豆业概论》[28]，于亚莉《论近代东北大豆贸易》（硕士论文），韩玲红的《浅析伪满前期（1931―1935年）的东北大豆业发展》[29]一文，对“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大豆业发展状况、日本在东北地区对大豆产销采取的政策及影响做了详细介绍，较为全面介绍了伪满前期日本对以大豆为主的东北农产品的掠夺。牛伟的《伪满时期东北大豆业研究》（硕士论文），王影的《“九一八”事变前“满铁”在中国东北的经营及对大豆出口的控制》（硕士论文），李淑娟的《伪满时期东北大豆经济衰落对农民生活的影响》[30]一文深刻的揭露了伪满时期以大豆为主的东北经济的衰落，乃至给农民生活带来的深重灾难。郭文韬的《略论中国栽培大豆的起源》[31]，朴永兰的《论近代东北大豆出口贸易中外来因素的作用》（硕士论文），胡雪梅的《近代中国大豆出口贸易论述》（硕士论文），张左华的《东北大豆国际贸易的衰落》[32]。

关于水田的研究主要有：金颖的《近代水稻传入东北及其影响研究》[33]，金颖的《近代东北地区水田农业发展史研究》[34]，吉林省农科院主编的《东北水稻栽培》[35]，于春英的《伪满时期水稻发展研究》[36]，姜丰裕的《民国时期日本对东北水田投资研究――以朝鲜移民水田开发为中心》（博士论文），衣保中的《朝鲜移民与东北地区水田开发》[37]，衣保中的《民国时期吉林省的水田开发政策》[38]等等。

关于东北地区棉花业的论著主要有：许?的《伪满时期东北棉花的统制研究》（硕士论文），董师嫡的《近代东北棉业经济初探》（硕士论文），季道藩主编的《中国农业百科全书》[39]，万连步的《棉花》[40]，胡华的《日伪在沦陷区的棉花增产与棉花统制》[41]，等等。

以上论著对东北近代以来的作物研究多集中在伪满时期，通过农作物的兴衰，来揭示东北农业经济急剧地衰退，并影射处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影响。诚然，笔者整理了仅几种农作物的主要研究状况，其他作物的研究也不胜枚举。

（四）国内、国外移民都给东北的农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一方面大量人口的入住给东北带来压力，另一方面也带动了东北的发展。近年来，研究东北移民问题的文章，成为农业研究不可缺少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王衫的《二十年代移民开发东北农业略论》[42]，吴希庸的《近代东北移民史略》[43]，何廉的《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44]，让慈的《中国移民满洲之过去及现在》[45]，范立君的《近代东北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1860～1931）》[46]，陈楠的《近代东北荒地垦殖述略》（硕士学位论文），满洲移民史研究会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移民》[47]，中央档案馆等编的《满洲农业移民概说》[48]，衣保中的《日本移民与伪满洲国的殖民地农业》[49]，刘大可的《山东移民垦殖与东北农业发展》[50]，高乐才的《论近代中国东北关内移民与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51]，桑润生的《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52]，范立君，许凤梅的《近代东北流民与农业开发》[53]，刘信君的《民国时期吉林省的移民浪潮与农业开发》[54]，于春英的《朝鲜移民与近代黑龙江地区水田开发》[55]等论著都分别对近代东北移民做了不同角度的分析，其价值巨大。移民虽然给东北地区带来压力，无可厚非的是，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北农业的发展。

（五）同时，外国主要为日本在侵略东北的同时，对东北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东北农业的文献也不断增多，对我们研究当时的农业情况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原始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农业开发论文篇（10）

1．云南农业科技文献的独特性

云南是一个农业省，85％的人口在农村，75%的国民收入、70％的财政收入和80％的轻工业原料都直接或间接来自农业。农业在云南国民经济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云南地处云贵高原，又是多民族地区，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都十分复杂。山区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90％以上。高原独特的立体垂直气候明显，素有“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之说。云南农业生产的地域性特征尤为突出。由于农业生产与自然条件密切相关，种植技术和养殖方法必须因地制宜。因此研究好云南，对于全国各种不同地区农业都会产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作用。这也正是云南农业文献的独特之处。

云南农业科技文献是记录农业科技与生产实践的载体。在内容上具有地方特点的天文、水利、自然灾害、气候、土壤、物产等资料，是反映云南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有价值的记载。一个学科的发展很大程度体现在其发表的文献中。地方农业是进行地方农业科研的情报保障。科研课题的实用性只能建立在充分可靠的情报基础上。云南地方农业科技文献反映了云南农业科技生产的历史、现状、动态和水平，记载了大量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留存了无数理论方法、实验数据和科学构思，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通过利用这一丰富的情报源，不但可以了解本地区农业科技发展的动态和趋势，而且有助于研究全国其它地区农业发展的普遍情况，进一步促进教学、科研和推广应用水平的提高。因此充分发挥地方农业文献的优势，有力地开发这一智力资源，对深化文献情报工作，直接为农村经济建设服务具有重大意义。

2．云南农业科技文献书目控制的针对性

云南农业大学是一所多学科的高等农业院校，担负着为全省培养农业科技高级专门人才，开展推广农业科研、科技扶贫等重任，广大农民迫切需要大量的农业情报信息。农业高校图书馆不仅是学校的文献情报中心，而且也是全省的农业情报中心。云南农业大学图书馆馆藏文献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云南省各地农业生产技术状况以及种植业、养殖业的研究成果、实用技术和先进经验。揭示出云南农业的地区特征与地方特色。针对我省特殊的省情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依靠我馆54万册藏书，6388种期刊，4000多份内部资料的优势，把分散在不同类型出版物中，不同藏书范围内的云南地方农业文献予以集中，加以报导。第一步就是对云南地方农业科技文献进行专题书目编制工作，有针对性地全面揭示馆藏，充分反映馆藏特色，这样不仅可以弥补现有检索工具的不足，还可以提高文献的利用率与查准率，具有较强的情报检索功能。

云南农业科技文献目录的编制主要针对我校所开设的主干课和科研课题，包括粮作、经作、植保、园艺、畜牧兽医等。为了方便检索，目录的编制体例依照《中图法》农业科学分类表序列，目录后附汉语拼音为序的著者索引。著录格式完全依照国家标准检索期刊条目著录规则中析出文献格式著录，为建立云南农业文献专题数据库打下坚实的基础，随着信息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云南农大的图书情报工作也将采用微机处理系统，加大信息容量，加快传递速度，增强图书情报职能，提高服务能力，发展成以数据库为核心，以数据通迅网络为目标，兼有较强信息贮存和处理功能的信息检索咨询服务体系，目前主要是以数据库使用为核心。

3．开发期刊文献的重要性

期刊是重要的情报源，具有内容新、传递快、周期短、信息量大的特点。从已收集的云南农业科技文献看，期刊论文占绝对数量，达90％。地方性农业期刊形式灵活、面广量大、综合性、时效性、地区性较强，它是本地区农业信息和科技成果的重要载体。从云南农大图书馆收集的3767篇云南农业科技文献看，农学、植保、园艺三部分论文分布在79种期刊中，省农科院主办的《云南农业科技》载文量最高，占30％；《云南农业大学学报》、《云南甘蔗科技》、《云南烟草》、《云南茶叶》、《云南热作》……载文量依排序递减。省内各地州发行的期刊如：《昆明科技》、《红河科技》、《曲靖科技》、

以及省外期刊《西南农业学报》、《中国农业科学》《中国烟草》、《中国水稻科学》等也刊登云南农业科技文献。从期刊文献的内容分析，我省的烤烟、甘蔗、茶叶、水稻种植资源，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的论文多，研究范围广。文献发表的数量随时间的增长而递增。由此可以看出开发利用期刊文献，引导读者利用，对深化本省农业技术改革，科技兴农都具有重要作用。4．利用本校文献的实用性

云南农大的著者既是科技文献的创造者，又是利用者。他们所生产的文献主要特征是以提高教学质量、充实教材内容、完成科研项目为基点。所研究的课题与教学活动紧密结合、与指导学生课程试验、毕业实习紧密结合。本校作者著述的论文反映了我校教学、科研水平，充分开发利用之，对于促进本省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科技扶贫、科技推广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本校著者所发表文献的内容上看，侧重于农作物、经济作物、果蔬花卉的高产、优质、高效栽培技术、遗传育种、病虫害防治等方面。发表文献最多的是水稻病害研究、蚕豆病害研究、花卉病害研究等。这和省属重点植物病理学实验室建在我校有关。近年来云南农大著者发表的《云南农业生态》、《滇型杂交水稻》、《植物病原菌》、《云南甘蔗》、《云南兰谱》等专著，以及多种自编教材都是教学、科研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为了运用现代技术和科学方法开发本校教学、科研人员的论著及科研成果，云南农大图书馆正在自建《云南农业大学科技论文专著、专利、科技成果数据库》预计收录3000多条信息。我们认为要想持续性地补充数据库内容，必须有可行的地方农业文献呈缴制度作保障。 云南农大图书馆围绕学校重点学科以及对硕士学位授予点的专业，开展定题、跟踪服务，对所收集的文献进一步深加工，撰写了《略述荞麦生产的现状和开发利用》、《云南农业抗病育种研究近况》、《优质米生产现状和开发利用概述》等三篇综述性文章。以最实用的情报形式提供给用户，均被国家科委西南信息中心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收录。其中《云南农业抗病育种研究近况》还被云南省农学会评为优秀论文。农大图书馆还开展了跟踪本校重点科研课题，如：滇型杂交水稻及两系利用，云南烟草品种资源的收集和综合研究，云南水稻、烟草、马铃薯病毒鉴定，国际科技合作项目云南省及其英国中部土壤侵蚀率和土壤保持方法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云南高原苹果园昆虫群落及害虫防治研究等专题情报服务。将所收集的农业文献以文摘或题录的形式提供给用户。此外还很注重情报服务投入、产出的效益分析，不断总结经验。

农大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和少、边、穷地区。农村缺乏科技知识已成为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针对这种情况，云南农大图书馆在收集地方农业文献的基础上编印了《农业科技信息》，主要报道我校、我省农业科研、教学所取得的成果和科技动态，其稿件覆盖面达60%以上。从本省实际出发，重点刊载具有云南特色的农业新技术、新方法，体现专业性、针对性以及结合农事季节的实用性的特点，到目前为止刊出60期，赠送省内外各科研单位、教学单位、农村基层单位，收到了大量的反馈信息，深得基层农技人员的好评。大学生利用节假期带回家乡，青年教师下乡锻炼、扶贫带到农村，为广大农民提供时效好、针对性强、信息量大、参考价值高的实用信息，为科技兴农和科技扶贫服务。由此可见图书馆能够通过对地方农业文献的深加工，缩短与读者需求的距离。

5．强化用户情报意识的必要性

农业开发论文篇（11）

（一） 农史研究新阶段出现的原因及其主要特点

1、 新形势出现的主客观原因

客观上，文革结束后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实现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需要从农史研究中获取借鉴，这给农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量。主观上，建国后十七年以资料整理为中心的工作已经为农史研究打下很好的基础，循此继进，开展全面的史的研究是学科自身发展的趋势。这种发展在文革中被人为地中断了。文革结束后，人们被压抑的研究农史的热情迅即迸发出来。这在1977年安徽合肥召开的中国生物学史（包括农、医史）学术讨论会上已有所表现。1978年，农业部和农科院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编写《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的任务。1979年，在郑州召开的第一次编写会议，被农史界学者喻为"农史研究春天"的到来。继之，80年代初又有《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的上马，该书特设《农业历史卷》，在草拟框架时，确定其内容包括农业起源与原始农业、农业生产史、农业经济史、农业思想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世界农业史等学科分支或项目，实际上是大致明确了农史学科的"四至"。从1995年开始，在郑重会长的倡导下，中国农史学会组织编写全面反映中国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历史发展《中国农业通史》，全书分原始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近代卷和边疆民族卷，另有附录一卷，共10卷，规模宏大，目前仍在编写之中。这些动员整个农史界力量编写的大工程的启动，对农史学科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在不同学科加速交叉融合的形势下，友邻学科理论方法以至资料的引入，也为农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这些既促进了农史研究新阶段的到来，也成为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下面简单介绍这一新阶段的一些主要表现和特点。

2、 研究队伍空前壮大

3、 农史刊物的创办

1981年，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当时还是筹委会）和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联合创办的《中国农史》季刊和中国农业考古中心主办（后与中国农业博物馆合办）的《农业考古》半年刊几乎同时创刊。前者是我国农史学科第一份专业性学术期刊，内容包括农业史、农业经济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外国农业史和古农书研究等，大大超越原来该室集刊的范围。后者把考古文物与农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注意反映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少数民族农业史、中外比较农业史、农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融学术性、资料性、知识性为一体。从1991年起，每年增加两期茶文化的专号。在此稍前，华南农学院农业历史研究室受农业出版社的委托主编了不定期《农史研究》丛刊，从1980年到1990年共出了10辑；该刊一度计划改为季刊，但只出版了1983年第1期。1987年，中国农业博物馆创办了《古今农业》半年刊，1991年改为季刊；刊登有关农业历史、农业考古、农业资源、农业经济、农业博物馆的建设等方面的论文和调查报告。1994年，农业部当代农业史室也编辑出版了《中国当代农业史研究》。作为一种专史拥有几种学术刊物，这在中国史学界是罕见的。这些刊物不但为农史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园地，而且促进了专业农史研究圈与圈外各种信息和成果的交流，促进农史研究与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从而大有利于农史学科的发展。

4、 研究领域的拓宽，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这是新时期农史研究发展的重要特点。在这个题目下实际上包括了三方面的问题，但它们又是相互联系，难以分割的，所以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叙述。上面谈到，建国后十七年的的农史研究是以整理农书为中心的，本时期，这一工作仍在继续，但重点已经转到史的研究。大体说来，在九十年代后期以前，研究是以农业科学技术史为中心展开的；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以《中国农业通史》的编纂为契机，转入更全面的农业史研究的阶段。与研究领域拓宽紧密相联系的，一是新资料来源的开辟，二是与友邻学科的交叉融合。文革前农史研究收集和运用的主要是农书的材料、历史文献的材料，方志的材料；文革后，除继续发掘和利用这些材料以外，又加入了新的材料，最突出的是考古学的材料、民族学的材料和以"满铁"调查资料为中心的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1] 。农史学科的资料基础更加雄厚和广阔。这一时期农史研究的方法，除继承前一阶段的传统外，还引入不少学科的理论方法，又有其他学科的学者加盟农史研究，于是出现了农史研究与友邻学科交叉融合的态势，以至形成农史研究的新领域或新的生长点。上面说到的考古学、民族学材料加入农史研究，同时就是农史学与考古学和民族学的交叉融合。它如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学、文化学、民俗学、" 生态学、气候史、比较农史法、自然辩证法等的引入或加盟，都给农史研究增添新活力，使之出现多样化的绚丽局面。

这一时期农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浮燥的风气的漫延，在有关论著大量涌现的同时出现了忽视质量的倾向，对材料和论据缺乏严谨的考据和论证、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文章已不是个别的现象，急功近利的求多、求快、求大的行为有相当大的普遍性；而又缺乏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在20世纪末，商品经济的大潮对农史研究的队伍的冲击越来越大，农史研究面临新的困难。

（二）重要领域及重要成果举隅

1、农书和农业文献的整理、校释和研究

这方面的工作在文革前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成绩最显著的是中国农业遺遗产研究室的缪启愉，缪氏在50、60年代已积极参与万国鼎领导的农书整理校注工作，万氏1963年去世后，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农书整理工作遂由繆氏牵头。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文革后期即已开始在辛树帜的领导下整理出版石声汉的遗著；此外马宗申也独立做了不少工作。现按时代的先后对综合性农书的整理作一简单介绍：

先秦：夏纬瑛五十年代在西北农学院工作时已致力于先秦农书和农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60年代调至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后改为研究所），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继《管子地员篇校释》和《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后，完成了《周礼中有关农业条文的解释》、《诗经中有关农事章句的解释》和《夏小正经文校释》，分别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农业出版社出版。他的工作为先秦农业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王毓瑚的《先秦农家言四篇别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是在研读夏著《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的基础上写成的，对夏著作了不少有益的补充和校勘。

隋唐宋元：这方面的成果有缪启愉的《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石声汉的《农桑辑要校注》（农业出版社1983），缪启愉的《元刻农桑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8年）,马宗申的《元刻大字本农桑辑要译注》也将要出版；王毓瑚校点的《王桢农书》（农业出版社，1981年），缪启愉的《东鲁王氏农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其中，缪氏的校释后出转精，并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

专业性农书的整理研究也有不少成果。作物、植物专书有傅树勤、欧阳勋的《陆羽茶经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伊钦恒的《群芳谱铨释》（农业出版社，1985年）等。两汉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不少记录岭南植物的"志录"类著作，最著名的是《南方草木状》，旧题西晋稽含著，对该书作者和撰期历来有争议，1983年华南农学院召开关于《南方草木状》的国际讨论会，将该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会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杨竞生撰写了《南方草木状考补》，堪称有关研究成果的总汇。缪启愉、邱泽奇的《汉魏六朝岭南植物"志录"辑释》（农业出版社，1990年），则开创了整理古代农业典籍的新体例。畜牧兽医书和水利书的整理也很有成绩。前者如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的《元亨疗马集选释》、杨学聪点校的《新刻马书》（均为农业出版社1984年出版）、许长乐校正的《新刻注释马牛羊驼经大全集》（农业出版社，1988年），后者如马宗申的《营田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4年）、汪家伦的《筑圩图说及筑圩法》（农业出版社，1980年）和《浙西水利书校注》（农业出版社，1984年）。

对农书各别研究或综合研究（包括中外农书比较研究）的论文相当多，《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各编的有关部分，综合了有关研究成果，对历代农书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2、农业科技史和农业生产史

农业科技和农业生产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中心，对农业生产各个部门、各个项目的研究，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各种因素和领域的研究，均已展开。

以生产史为中心的农业史综合研究，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是比较重要的成果。该书把"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作为中国古代农业的主要特点和发展主线，突破以前研究中只讲农区和汉族农业的局限，把农业区域、农业结构、农业类型和不同民族农业联系起来作动态的考察，是建立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相适应的农史新体系的尝试。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屯垦史，是比较活跃的研究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学者集体编撰的《中国屯垦史》[8] 、彭雨新的《清代土地开垦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赵俪生主编的《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赵予征的《丝绸之路屯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是该领域的重要成果。

3、农业考古与农业起源研究

利用考古发现研究农业史上的事物，可以上溯到30年代徐中舒的《耒耜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的第二本第一分）和胡厚宣的《卜辞所见之农业》（载《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5年）。不过在很长时期内这种工作是零散的、主要是史学界的学者在做。70年代，裴李岗、磁山、河姆渡等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农具、作物、牲畜等农业遗存，震撼了考古界，也震撼了农史界，促进了关于农业起源的研究和把考古文物运用到农史研究中。游修龄的《对河姆渡遗址第四层文化出土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1976年）、《从河姆渡出土稻谷试论我国栽培稻的起源分化和传播》（1978年）就是影响很大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当时有些学者自觉地把考古文物、民族学资料引入农史研究。例如宋兆麟，他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本人参加了许多民族地区的调查，他对河姆渡骨耜、钱山漾"石犂"、汉代牛耕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特点。从70年代后期开始，李根蟠、黄崇岳、卢勋合作进行原始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的系列研究，用的就是考古学材料、民族学材料、神话传说材料和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法。有关研究成果后来结集为《中国原始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对推动这股潮流做出了最大贡献的是陈文华。在陈文华的直接操持下，江西省博物馆1978年冬举办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1980年该展览修改后应邀赴京展出。这是首次利用考古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全面系统反映我国古代农业科技的辉煌成就。1981年，在原农业部长何康的支持下，江西省博物馆成立了"中国农业考古中心"，出版了《农业考古》。这样就树起了一面旗帜，开辟了一个阵地。把原来被忽视的农业考古资料、民族学资料汇集起来，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农史界，又促进了不同学科的学者和成果在"农业考古"旗帜下交流融汇，为农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生长点，对农史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还有中国农业博物馆。她是"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赴京展出后开始筹建的。她设立了常年的大型农史展览，编辑出版了《古今农业》和一批资料和论著，并支持了《农业考古》出版，是《农业考古》合编单位之一。闵宗殿和曹幸穗先后任博物馆研究所的主任。农业考古的资料和研究成果，除在刊物发表的外，还有的编成专著问世。如：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中国古代耕织图》（王潮生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汉代农业画像砖石》（夏亨廉、林正同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陈文华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谱》（农业出版社，1991年）、《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彭邦炯的《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等。

农业起源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焦点之一。以此为主题，已举行了三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稻作起源地是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本时期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如距今一万年前后长" 江中游的彭头山、玉蟾岩、仙人洞遗址，淮河流域的贾湖遗址稻谷遗存，江苏吴县草鞋山、湖南澧县城头山古稻田遗址的发现，不断刷新人们的认识。对水稻的起源地有各种不同见解，立足于考古发现的中国长江中下游起源说逐步取得优势。这一时期，人们还广泛介绍国外关于农业起源的理论，并对中国农业起源的途径进行探索，取得了一些共识。对于这个问题讨论，古为农在《中国农业考古的沿革与农业起源问题的主要收获》（《农业考古》2001年第1期）中已有所总结。

4、农史研究中民族学资料之利用与民族农业史

民族学和民族史与农史学的交叉融合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农业考古》设"少数民族农业研究"专栏，其他农史刊物注意刊发这方面的文章，有利于这种趋势的发展。这种交叉融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二是研究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农业的发展，它与中原汉族农业的交流与融汇，它对中国农业总体发展所作的贡献等等。李根蟠较早注意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史中少数民族的伟大贡献》[9] 一文，并在这个基础上与卢勋合作撰写《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民族出版社，1991年）。有关少数民族农业史的论文已有相当数量，涉及的方面也相当广。对北方草原民族牧业生产研究逐渐为研究者所关注，最近，王建革利用满铁资料研究北方民族的游牧生产方式，别开生面[10] 。对南方民族农业史的研究也比较活跃，专著有覃乃昌的《壮族稻作农业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年）等。

5、 地区农业史

6、 农业文化史与农业思想史

与农业文化史关系密切的有农业思想史。在农史界，农业思想史研究的倡导者是王毓瑚。从发表的有关论著看，有从农学思想的角度研究的，有从经济思想的角度研究的，均有论著问世。在农学思想的研究中，对"三才"理论的论述最多；它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农学理论的核心。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继起研究的有范楚玉、李根蟠等[14] ，该问题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中有较详细的论述。

7、 农业史与环境史、灾害史

8、 关于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讨论

9、 世界农业史、比较农业史及其他

我国学界对世界农业史的介绍始于30年代，1949年以前出版过几本有关世界及欧美农业史的译著。但开展世界农业史的研究和把中国农业史放到世界农业史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是文革以后的事。王毓瑚是这种研究的倡导者，并已着手译介外国农学史和比较（包括经济与技术方面）农业史的有关资料。1980王氏逝世后，这一工作主要由董恺忱继续进行，他给大学本科学生、研究生和教师讲习班讲授这方面的课程和开设讲座，译介和撰写有关文章，并主编了《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的"世界农业史"部分。近年来这方面的论著逐渐增多。1996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了邹德秀的《世界农业科学技术史》。

注释

[1] "满铁"是1907年日本在大连成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日本政府当年为了侵华的目的通过满铁对中国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社会调查，调查所积累的丰富资料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社会提供了珍贵的材料。曹幸穗的《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是中国学者首次系统利用满铁材料研究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尝试。曹氏目前正在主持对满铁资料的大规模的整理研究工作。由于本文舍弃了农业经济史的内容，关于满铁资等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的整理和利用的介绍也只好从略。[3] 农业出版社，1983年。

[4] 《<农说>的整理和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

[5] 该书和作者的另一部著作《中国农史稿》，虽然都是80年代中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实际上却是作者文革前完成的。[7] 《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

[8] 该书分上、中、下三册，主编分别是杨向奎、张泽咸、王毓铨；农业出版社，1990-1991年出版。[10] 《游牧圏与游牧社会》，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1] 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国农史》1989年第1期。

[12]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13]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116-118页。[15]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情况，可参阅韩茂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环境研究与思考》，载《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出版。

[16] 李并成著有《河西走廊历史地理》，此书计划出3卷，.第一卷已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18] 如《人口、生态与地租制度》，《中国农史》1998年第3期；《游牧圏与游牧社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9] 《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21] 文焕然，文熔生著《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的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集。

[22] 参见王守华、戚印平著《环境与东亚文明》，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

[23] 彭世奖：《我国环境保护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农史研究》第8辑；《从中国的农业史看未来的农业与环境》，《中国农史》2000年第3期。李根蟠：《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理论及其基础》，载《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现代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