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税管理论文大全11篇

资源税管理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F810.4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3-0018-03

一、资源税费制度的研究

中国资源税的不足实际上是一种制度缺陷,需要从根本上对制度进行改革。现实中资源税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最根本的原因出于对资源税性质的界定不清(殷鼓、苏迅,2006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目前中国学者对资源税费制度主要存在三种观点。

(一)取消资源税,征收矿产资源补偿费或者是权利金

关凤峻、苏迅(1999)认为,中国实行的是矿产资源的单一国有制,以社会管理者身份的国家向以资源所有者身份的国家开征调节税性质的资源税,是没有意义的。“资源税,名不正;矿产资源补偿费,实不符。”因此,应取消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开征权利金,由国家矿管部门征收(袁怀雨,李克庆,2000)。

吴鉴(2001)认为,“国家作为矿产资源的所有权人对采矿权人征收的各种有明确的经济内涵的费用――矿山地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资源税普遍征收、级差调节,对采矿权人征收,又与资源条件藕断丝连,归并到矿产资源补偿费中才是正途。”王金洲、杨尧忠(2002)认为,“资源补偿费是国家以资源所有者的身份向资源使用者(或承租人)所征收的费用,它的主要特征是具有经济补偿性,是财产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李显冬(2006)在《中国矿业立法研究》中,也明确提出取消资源税,完善资源补偿费的征收。张迎珍(2007) 、柳正(2006 )、陈文东(2007)、刘宁(2008)认为,现行资源税已不再含有级差调节的功能,其实质与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含义相似。中国现行的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在税理上是重复的,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都是资源租金的表现形式。刘劲松(2005)也提出政府凭借政治权利向自身征收资源税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而以具有无偿性的税收制度来体现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这本身就不合理。曹明德(2007)指出,资源税作为“税”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无偿从矿山企业征收的,它的立税原则应与资源财产效益无关,不存在国家与企业之间财产交换关系。中国现行资源税是国家财产收益的定义混淆了它与矿产资源补偿费的性质。蒲志仲(2008)、丁丁等(2008)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资源税的目的定位于“调节部分矿种矿山企业的级差收益,鼓励企业间平等竞争”,并实行普遍征收、级差调节,却与矿产资源补偿费所调节利益关系相混淆,与资源税的本质相违背,因此以调节级差收益作为资源税征收目的显然混淆了租税性质区别。流畅(2006)指出,被消耗的矿产资源价值只能作为矿产资源补偿费,是不能成为征税对象的,而矿产资源税制度实际上占据了矿产补偿费制度的扩展空间,应当废止资源税。此外,王广成(2002)、晁坤(2003)、刘羽羿(2003)、张文驹(2006)、吴颖(2007)、冯宗宪、李用来(2008)都建议取消资源税,建立统一的资源消耗补偿金制度,并重新确定合理的征收率,现行资源补偿费和石油行业的矿区使用费制度并入新制度,不再使用。

(二)取消矿产资源补偿费,以资源税的形式征收

与上述的观点相反,一些专家和学者主张取消资源补偿费,改为资源税的征收。郑爱华等(2000)、芮建伟等(2001),龚辉文、沈东辉、王健民(2002),王甲山(2004)主张将矿产资源补偿费合并到资源税中一并征收,并适当提高和调整资源税单位税额,统一由税务机关征收。

陶树人等(2003)建议合并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称为“优质资源税”,使之真正成为补偿资源所有权人的优质资源级差收益。叶建宇(2007)、侯晓靖(2007)认为,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在税理上是重复的,因此主张将资源补偿费并入资源税,既有利于降低行政管理成本,促进矿业发展,又避免政出多门、管理失控、滋生腐败等问题,可以实现政府和企业的双赢。肖兴志、李晶(2006)通过对征税与收费之间区别的研究,认为资源收费改为征税是大势所趋,应当采取将矿产资源补偿费、城市水资源费并入资源税。

(三)维持税费分征的格局

孙钢(2007)认为,税、费性质不同,作用领域不同,发挥功能不同。在中国目前经济社会环境下,一味追求税费合一,不一定是明智的选择。因此他主张在今后较长的时期内,税费并存应是中国资源税费制度改革的一个基本思路,各自发挥不同的调节作用。殷焱、苏迅(2006 )认为,对采矿权持有者征收绝对地租性质的矿产资源补偿费,可实现矿产资源的有偿开采;对资源条件优越者征收超额利润税(即:资源税)可使采矿者平等竞争,二者分开征收符合国际通行做法。陈文东(2006)认为,合理调整资源税费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在区分租、税性质的基础上,各归其位,各得其所。

高清莅、郝志军(2008),刘天增等(2008),安仲文(2008)认为,中国现行资源税调节资源开采企业因资源条件差异形成的级差收入,这种单一的政策目标极大地限制了资源税应有作用的发挥。政府无法通过征收资源税表达保护资源和限制资源开采的意图,当然也无法发挥保护资源的作用。王晓明(2009)指出矿产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性质不同、作用也不同。在今后较长的时期内,税费并存应是中国矿产资源税费制度改革的一个基本思路。

二、中国资源税存在的问题

现有文献对资源税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形成较为一致的观点,现行资源税制存在诸多不足,不利于提升资源开发利用效率(薛惠锋、周奕琛,2009)。中国资源税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张秀莲(2001)指出,现行资源课税的单位税额定得过低,只部分反映了劣等资源和优等资源的级差收益。谢美娥、谷树忠(2007)也认为,资源税还没有达到调节不同企业级差收入的目的。安体富、蒋震(2008)指出,税率的设计没有体现资源稀缺的程度和资源的不可再生性,税率的设计没有考虑资源开采回采率的差别。刘磁君(2008)指出,过轻的税负导致过低的成本,从而刺激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需求和开采。邓禾(2007)指出,资源税税率过低,税档之间的差距过小,无法体现资源本身的内在价值和不同资源在经济中的不同作用,不能将资源开采的社会成本内在化,不利于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李菲(2004)单独就煤炭资源税进行了探讨,认为,煤炭资源税缺乏对价格的反应机制。因此,杨志勇(2010)指出,资源税改革的实质是提高资源税负。

张丽新(2005)、曹鑫(2006)、赵景柱(2006)、邓禾(2007)、刘磁君(2008)认为,征收范围过窄,由于资源税的课税对象没有覆盖全部的自然资源,因此资源税的税负仅是部分被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的局部税负,而非对全部被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的整体税负,这有悖于公平税负的原则。

三、中国资源税的改革

中国学者尽管对现行资源税制度存在的问题有较为一致的认识,但在资源税改革的建议与对策上,存在多种方案。

(一)资源税课税范围

计金标(2001),安体富、蒋震(2008)、郭晓红(2007)、侯晓靖(2007)、孙钢(2007)认为,中国资源税征收范围原则上应包括所有不可再生资源和部分存量已处于临界水平、再进一步消耗会严重影响其存量或其再生能力已经受到明显损害的资源,从借鉴世界各国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出发,认为资源税的征收范围要逐步扩大。

(二)资源税的计税依据

现行资源税以销售数量和自用数量为计税依据受到广泛的批评,但对资源税应该采用什么样的计税依据,学者持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赞成以储量、回采率为资源税的计税依据。宋冬林、赵新宇(2006)认为,减少、消除资源开采中的生产外部性, 就要从资源税计征方法入手, 改变传统以销量为基础计征而以储量为基础计征。肖兴志、李晶(2006)主张将税款与资源回采率挂钩,将资源回采率和环境修复指标作为确定税额标准的重要参考指标。周等(2008)计税数量由销售或使用数量改为实际开采或生产数量,等到技术成熟时,还应改为按资源储量进行计征,使企业在开发之前就做好采矿规划,自觉提高回采率,使得资源获得最充分的利用。

另一种观点反对以储量、回采率作为资源税的计税依据。资源税与资源储量和资源回收率挂钩的思路与税制不协调(潘伟尔,2007)。孙钢(2007)指出以储量为税基不具有可操作性。目前暂不宜把资源的回采率列入计税依据。因为回采率的衡量专业性较强,税务机关很难掌握运用,操作不易。煤炭回采率专家许克忠(2005)认为,由于对企业缺乏监管,相关部门在此方面依法行政的能力十分有限。虚报的现象相当严重,将动用储量报少一点,回采率自然而然就会提高。王新华(2007)指出资源开采者为了降低成本,获取更多的利润,往往只会开采易于开采的资源,吃肥丢瘦现象严重,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因此,仅靠税收达不到提高资源回采率,减少浪费的目的,必须借助于其他方面的手段。

(三)资源税的税率

在所阅见的文献中,提出了许多制定资源税税率需要考虑的因素,主要分歧在于地租是否能成为资源税税率要考虑的因素。

资源税税率需要考虑征收地租和对环境的补偿。刘天增等(2008),高清莅、郝志军(2008),邓禾(2007)认为,在收取绝对地租和调节级差收益的基础上,根据资源的稀缺性、不可再生资源的替代品开发成本、可再生资源的再生成本、生态补偿的价值等因素,合理确定和调整资源税的税率。吕建锁、白泉旺(2007)建议对煤炭综合级差因素和补偿因素,增加赋存条件系数、区位系数、回采率系数和生态环境破坏系数,合理确定适用税额。饶立新、李建新(2005)提出税率的设计应逐步实施。

资源税税率只考虑对环境的补偿。丁丁等(2008)要依据各种资源开采时的环境损害、储量的勘探和未来各种资源使用的情况,原则上环境影响越大、储量越少、未来使用较多、耗竭得越快的资源应该设计以较高的税率。安仲文(2008)税率设计要考虑资源开发利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资源的可持续性价值,并在一定程度上考虑通货膨胀环境下物价指数的变化。

(四)资源税计税方式

在资源税计征方式的改革上,也存在不同的观点。

改从量计征为从价计征。孙飞(2007)、张捷(2007)建议征税方式将目前定额征收改为定率征收,即由从量征税改为从价征税。朱美莲、刘成杰(2005)主张实行有差别的比例税率,保证资源税收入随着资源品价格的上涨而相应增加。

从量定额征收与从价定率征收应该并存。孙钢(2007)认为,征收方法不宜“一刀切”,对于市场价格涨价趋势明显的资源产品可以按销售收入进行从价定率计征,而对于市场价格变化不大的资源产品可仍然沿用从量定额的计征办法。安体富、蒋震(2008)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对于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高级化的发展,需求量不断扩大、价格不断攀升的资源产品实行比例税率,对于需求量比较稳定、价格波动不大的资源产品依然施行定额税率。彭月兰、陈永奇(2008)认为,从价计征已达成共识,但从价计征是不能解决资源的真实消耗状况问题的,因此需同时辅之以从量计征。

从国内研究文献来看,虽然对资源税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局限于政策层面和对策层面上,关于矿产资源税收的基础理论问题研究较少,仍偏重于描述性、要领性实证研究,缺乏规范性理论研究,带有浓厚的对策思考色彩。由于对资源税的定位存在很大分歧,所以尽管对资源税所生产的问题认识一致,但在对策和建议上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资源税如何定位决定了其改革的方式,是在现有基础上的修补,还是重新定位下的构建,以至影响具体方案的制定。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资源税的理论构建和机制探讨远远滞后于实践需要。这种研究现状,势必导致中国资源税的改革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理论指导和有针对性的体制设计而无法科学及时地展开。只有通过深层次的理论思考,廓清中国资源税作用的空间,理清资源税作用的机理,才能科学地进行资源税的体制改革,建立起中国资源发展的长效机制,从而突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对策性思考的局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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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吕建锁,白泉旺.中国煤炭综合治理的财税政策探析[J].财政研究,2007,(2).

[28]饶立新,李建新.建议确立资源环境税为中国税制的第三主体税种[J].税务研究,2005,(9).

资源税管理论文篇（2）

摘　要：在我国能源中，煤炭资源首当其冲受到关注，煤炭企业的发展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分析煤炭企业税负水平，改进税负中不合理因素，对煤炭企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利用26家煤炭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分析了煤炭企业税负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公司规模、盈利水平、投资报酬率和固定资产比率与公司所得税税收负担显著相关，与资产负债率和管理水平不具有显著相关性。结合影响煤炭企业税收负担因素的分析结果，利用行业间的相关性，针对刚上市的陕西煤业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 ：煤炭企业；税收负担；税负影响

中图分类号：F8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4）10-0150-04

一、引言

煤炭行业是我国的支柱行业，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煤炭企业的发展关乎到能源的“命运”。作为我国重要的基础产业，煤炭企业的稳健发展关系着能源的安全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在未来若干年内，煤炭仍是保障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基础能源。现阶段，煤炭作为能源消耗之最，在经济增长的拉动下对煤炭的需求也不断增加。然而，煤炭企业税收负担过重的问题也日见端倪。由于煤炭企业的特殊性、复杂性，分析煤炭企业企业所得税税负影响因素，帮助企业在税法允许范围内合理进行税收筹划，扩大煤炭企业产业链，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有一定意义。

二、研究综述

国外对能源税负的研究开始较早，Hotelling首先研究了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指出政府可以通过控制资源的开采和使用速度以达到调节资源税费的目的[1]。Maarten Allers通过分析新西兰执政党对地方税负的影响，得出不同党派对税负会产生影响的结论[2]，同年David M.S也证明政府税收体制会对企业税收负担产生影响[3]。由于国外煤炭资源不及我国丰富，因此专门针对煤炭行业税负的研究不多。我国对煤炭企业税收负担研究较为全面，席玮，王一涵测算了2010年中国不同行业实际有效税负，结果表明，煤炭行业存在较高的资本税负问题[4]。王延明利用参数及非参数方法验证了规模、地区及行业对上市公司所得税负担的影响[5]。李国平，张海莹调查了某县煤炭开采企业实缴税费负担水平，结果表明，企业实缴税费负担水平高于应缴税费负担水平[6]。娄权基于1994-2004年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上市公司税负以及影响因素。发现上市公司总体税负与负债水平和投资收益显著负相关[7] 。周国栋以2006-2010年我国A股上市的能源企业为样本，研究得出了流转税、企业资产规模、盈利能力均对企业总体税负有关键的影响的结论[8]。

税收负担问题一直是国内外税收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国外学者的研究多集中于政府对税收的影响，国内对煤炭企业的税负研究主要是集中在指出煤炭企业税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如何确定合理的税收负担水平以及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上，多为宏观层面的研究，而对煤炭企业税负影响因素的专门研究很少。鉴于此，本文将运用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经验数据，定量分析煤炭企业所得税税负影响因素。

三、实证分析

图1列出了2008-2012年26家煤炭上市公司的企业总体税负。企业所得税税负虽呈波动状态，但总体有上升的趋势。不同规模的企业，其税收负担不同。

吴祖光在研究评述中从政治成本、政治影响、产业政策、政治关联以及企业特征角度对企业有效税率的差异进行了解释。本文只是站在企业角度进行研究，因此以企业特征作为研究对象。企业特征是企业的本质，是各类型的企业共同的质的规定性。企业特征因素包括公司规模、财务杠杆、资本密集度、盈利能力和企业的成长能力[9]。规模是公司最基本的特征，公司规模与企业税收负担的关系备受关注但一直没有取得一致结论，学术界对此有两类观点：第一类是政治影响假说，发展中国家的大公司可能利用他们的经济影响力影响税收立法，降低自身税收负担；第二类观点是政治成本假说，认为大公司受到公众关注程度高，实际税收负担也越高。企业税收负担与规模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其他环境或者企业特征因素的调节，从而表现出复杂性。由于负债利息可以税前扣除，而股利是从税后利润支付，理论上财务杠杆高的公司，其有效税率越低。但有些新企业主要利用短期债务融资，较少使用长期债务融资，从而表现出税收负担与财务杠杆之间的非显著关系。税法规定折旧和摊销可以税前扣除，所以资本密集度会对有效税率有一定作用。企业投资规模和获利能力是导致同一行业、不同年度税收负担存在显著差异的重要原因。大量的经验研究并没有就公司特征如何影响税收负担取得一致结论。本文借鉴企业特征因素，从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盈利能力、管理水平、投资报酬率和资产密集度六个方面提出假设，分析影响煤炭企业税负的因素。

（一）研究假设

企业规模较大，营业收入也会高，从而带来各项税收负担就越高，煤炭企业的各项税负也高，因此提出假设1：

H1：企业规模越大，煤炭企业税负也越大。

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利息具有抵税作用。资本结构理论中的净收益理论、MM理论均说明负债有税盾作用。所以公司的税负与财务杠杆相关，负债越高，抵税效果越明显，因此提出假设2：

H2：资产负债率水平越高，煤炭企业税负越低。

宏观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国民收入越高，其必要的消费占收入总量的比重越小，剩余财富越多，国家可集中的收入越高。从宏观的国家税负延伸到微观的个体企业上，结论也应成立。从微观角度来看，企业的盈利水平越高，企业所承担的税负也越重。故提出假设3：

H3：盈利水平越高，煤炭企业税负越高。

煤炭是一种资源性产品，其企业投资大，风险高，受环境制约较大，“十二五”规划中提出我国煤炭行业未来不能单纯以扩大产量为目标，而是要提高生产效率，减少环境负担。由此可见，管理水平高的企业一方面有利于可持续发展，与国家政策相一致，减少违法违规行为，可支付较少的费用；另一方面，管理水平高，设备养护及时得当，利于充分发挥设备的最优生产效率。故提出假设4：

H4：管理水平越高，煤炭企业税负越低。

煤炭企业建设周期长，前期需要投入大额资金进行筹建，又受到资源条件的约束，因此投资报酬率对煤炭企业来说是衡量经营好坏的指标之一。投资报酬率高，说明相同投资水平下企业收入多，因此提出假设5：

H5：投资报酬率越高，企业税负越高。

煤炭行业前期投入多，用于采掘、开发煤炭资源及后期加工的设备较多，且价值较高。固定资产较多的企业，每年的折旧费用相对较多。税法上规定折旧具有抵税作用，折旧可以减少应纳税所得额，因此提出假设6：

H6：固定资产越多，税负越低。

（二）样本选择

本文以2012年26家煤炭上市公司的财务年报为基础，经整理计算得出所得税税负、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盈利能力、管理水平、投资报酬率和资产密集度七个指标。数据来自巨潮资讯网。

（三）实证检验

1、建立模型及定义变量

线性回归分析主要研究经济变量之间的线性因果关系，每个自变量的单位变动对因变量均有影响。所得税负担是所得税与利润的比值，利润、盈利能力、投资报酬率、资本密集度和管理费用的变动都会直接影响所得税税负分子或分母的变化。因此为更好验证假设因素对总体税负的影响，建立多元线性样本回归模型，进行OLS回归：

tax burden= β0+β1size+β2lev+β3roa+β4management+β5investprofit+β6capital+μi

其中β0为截距项，μi是随机误差项，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2、模型的多重共线性诊断

为了检验各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严重的重叠部分，下面进行模型的多重共线性诊断，结果如表2所示

利用特征值检验多重共线性，从表2中可知，自变量不存在特别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3、假设检验及结果分析

利用spss17.0软件进行处理，得出以下结果。

从表3可以看出，F统计量为14.067，对应的显著性水平Sig.=0.009<0.05，方程总体回归效果显著。表明模型中所有变量对因变量的“总体影响”是显著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解释变量的单独影响都是显著的。表3所显示模型的拟合优度系数R 方为0.566，这6个变量的共同作用可以解释因变量56.6%左右的变动，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效果一般。为了验证每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是否显著，进行参数的显著性检验。

表4显示，煤炭上市公司总体税负与公司规模、盈利能力和投资报酬率正相关，与资产负债率、管理水平和固定资产比率负相关。具体分析如下：

煤炭企业总体税负与资产负债率的回归系数为-0.008，即，资产负债率高的煤炭企业税收负担越轻。但由于Sig.=

0.633，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负债具有抵税作用，负债越大，抵税作用越明显，税收越少。但资产负债率并不是影响煤炭企业总体税负的主要因素。

煤炭企业总体税负与盈利能力的回归系数为0.042，盈利能力变动一单位，税负变化4.2%，说明盈利能力高即营业收入中净利润所占比重大的企业税负较高，从而证明假设3成立。盈利能力对煤炭企业所得税税负的影响有显著作用。

煤炭企业总体税负与管理水平的回归系数为-0.006，即管理能力差的煤炭企业其税收负担越重。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管理水平高的煤炭企业的确有利于减少企业税收负担，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原因可能是存在一些与环境保护、资源有效利用、工人工作效率相关的其他税费支出，这些支出与管理水平不存在直接的关系。

煤炭企业投资报酬率与税收负担的回归系数是0.159，投资报酬率增加一个单位，税负增加15.9%，说明投资报酬率高的企业税收负担重。本文定义的投资报酬率是利润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值，在企业资产一定的前提下，利润总额的增加会加大企业所纳的企业所得税额，进而提高企业税负。

煤炭企业的公司规模与税收负担的回归系数是0.001，即公司规模越大的煤炭企业税收负担越重，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而验证了假设1。

煤炭企业的固定资产比率与企业税收负担的回归系数是-0.002，即资本密集度越高的煤炭企业税收负担越低，从而验证假设6。固定资产的折旧具有的抵税作用可以减少煤炭企业的税负。

四、结论及建议

通过对2012年我国26家上市煤炭公司的财务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可以看出，公司规模越大、盈利水平越高、投资报酬率越高的煤炭企业，税收负担越重；资本密集度越高的煤炭企业，税收负担越轻。由于显著相关的因素是影响税负的主要因素，因此结合有显著影响的因素针对陕西煤业提出建设性建议。

作为陕西省的煤炭大企业，陕西煤业在成功上市后，紧随中国神华和中煤能源，成为中国煤炭产量第三大上市公司。作为陕西唯一集产、运、销为一体的省属特大型煤炭企业，公司拥有完整的煤炭生产、销售和运输体系，自成立以来连续实现高速增长。陕西煤业与其他公司一样，煤炭需求的增长与经济发展高度挂钩，煤炭资源的整合是以国家对煤炭行业的高度控制力为前提。国家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对煤炭企业税收多次监管。陕西煤业刚上市，面临更多的财务披露，所得税便是其中之一。因此陕西煤业借鉴其他煤炭上市公司的经验来控制税收负担有一定意义。

首先，投资报酬率是衡量一个企业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盈利能力的提升会适度增加企业的税收负担，但盈利的增长额大于税收费用的增加值。作为大型煤炭企业，需要进行作业分析，重构作业连，消除无增值作业，提高增值作业的效率；同时重构价值链，减少资金的占用。不能一味追求高速发展，要科学规划、有序发展，促进煤炭行业绿色生态以及与环境和谐发展，提高生产效率，加强资源综合利用和循环经济发展，降低环境负担，减少生产事故的发生。

其次，企业规模的增加会加大税收负担，陕煤可以转变煤炭经济的增长方式。企业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扩张规模，这时企业可以通过扩大产业链，分割产业的方式来减少税收负担。把产业更加细化，增加企业下游产品品种，采用分劈技术降低企业税负。同时，促进煤炭企业资源结构调整，规范壮大煤炭产业，培植大型煤炭集团，稳步推进产业化发展，有利于扩大煤炭企业公司规模，适应市场需求变化。

第三，企业需要提升管理水平，有利于降低税负。减少一次能源大规模长距离输送压力，提高煤炭就地加工转化水平，合理规划、建设煤炭设施。随着国家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抑制高耗能产业的发展，煤炭需求增幅将有所趋缓，作为煤炭企业，及时更新和养护大型设备，不断提高采掘机械化程度。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结合国家的环境保护原则，最大限度的有效利用企业设备，为企业添置固定资产的同时合理降低税负。

本文只是从企业财务数据宏观方面进行税负因素的分析，没有验证资源税对企业税负的影响，由于有的企业数据缺失较多，不能得到准确的相关性分析。针对以上不足，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有更深入的研究和发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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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llers ，M.D.&.C.，Partisaninfluence on the local tax burden in theNetherlands[J].2001（106）：351-363

[3] David M.S.Frictions as a constraint on tax planning[Z].workingpaper，Columbia Universityschool of law，NewYok，2001，（2）.26-45.

[4] 席玮，王一涵.中国行业要素收入有效税负测算—基于税源视角的分析[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2（11）：10-14.

[5] 王延明.上市公司所得税负担研究—来自规模、地区和行业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03（1）：115-122.

[6] 李国平，张海莹.煤炭资源开采企业税费负担水平研究—以某县煤炭资源开采企业为例[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0（9）：93-97.

[7] 娄权.上市公司税负及其影响因素—来自沪深股市的经验证据[J].特区经济，2007（1）：99-101.

资源税管理论文篇（3）

一、两种税收管辖权的冲突与协调

目前，在所得税收管辖权方面，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实行了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并兼行了居民（或公民）税收管辖权。两种税收管辖权并存的格局，有其国际税法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根源。理论上是源于国家主权，源于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实践中则是因为国际经济的发展，国家间经济交往的日益频繁，跨国纳税人的剧增，各国立法本土性的需要。从一定意义上讲，两种税收管辖权都是国家主权的重要体现，都符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故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随着各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家之间经贸往来关系的加深，这一两种税收管辖权并存的体制终将被改革。

事实上，一些国家或地区为了更有效地解决国际双重征税问题，促进国际经济的发展，都已率先实行了单一（Unitary）的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制度。如美国国家经济发展与税制改革委员会于1996年建议国会尽早考虑美国实行单一的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原则，主张只就收入来源地的所得征税，放弃境外所得的征税权。[1]

众所周知，从国际税法的实践看，目前大多数国家同时行使的居民税收管辖权和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在一定意义上，加剧了国际双重征税问题，诱发了国际避税和国际逃税行为的发生。现行两种税收管辖权并存的最大弊端即在于它阻碍了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阻碍了经济国际化的发展，导致跨国投资者和国内投资者的不公平竞争。在国际双重征税情形下，由于跨国投资者要比国内投资者多负担税款，因而往往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同时，还诱发纳税人进行国际逃税或国际避税。无疑，现行税收管辖权制度不仅导致国际双重征税，给跨国纳税人带来沉重的税收负担，也是国际逃税和国际避税的重要动因。只要国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税收管辖权，国际双重征税问题就不可避免，国际逃税及国际避税问题也会大量存在。故20世纪初以来，诸多国家都已逐渐认识到了国际双重征税的危害性，并在实践中直接或间接地采取一些法律措施，对居民税收管辖权加以适当限制。然而，时下避免国际双重征税协定等法律措施都只是区域性和临时性的，国际社会应该寻求一条更彻底的避免国际双重征税的法律途径。我们认为，最佳途径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倡导单一的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即一国政府只对来自或被认为是来自本国境内的所得和财产拥有征税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一国政府对税收管辖权的行使，不是以收入者的居住地或纳税人的身份，而是以其收入的来源地为依据，即对于跨国纳税人来源于本国境内的收入和境内的财产或在本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不区分本国人或外国人，一概行使税收管辖权，依照本国法律课税。

二、实行单一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法理依据

我们认为，实行单一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法理依据，就是国际税法的效率原则、公平原则以及税收本质理论。

从国际税法的效率原则出发，要使纳税人拥有的资本不受税法的影响，能够正常地在国家之间自由流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必然首先改革现行两种税收管辖权并行的体制，在全球范围内统一税收管辖权原则，实行单一的税收管辖权。而两种税收管辖权冲突的局面使跨国纳税人始终处于国际双重征税的困境之中，资本的国际流动必然受阻。那么，在国际税法实践上，究竟哪一种税收管辖权更符合效率原则呢？首先，从两种税收管辖权行使的关键问题看，税法上的居民在各国的规定不一，认定起来容易产生冲突，而收入来源地的认定则比较容易达成一致的标准，因而认定方便。其次，从税收征管制度看，一国居民在他国投资的收入只有在来源地国纳税后才能从他国移入本国，这样，采用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就容易对应纳税收入进行源泉控制，避免国际避税和防止国际逃税，并且征收程序简便、易行。如果采用居民税收管辖权，就要涉及到对本国居民在外国收入的数额进行查证核实等技术问题。可见，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比起居民税收管辖权更方便、更有效。各国应当缔结《国际税收公约》，统一实行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然后再逐步统一各国所得税法，包括依法统一收入来源地的确定标准、税基的计算方法以及税率等。

公平原则不仅要求跨国纳税人与国内纳税人之间的税收负担要公平，而且要求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税收权益分配也要公平。纳税人之间的税负公平包括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那么，在国际税法上，究竟哪一种税收管辖权原则更符合纳税人之间的税负公平呢？首先从收入来源地所在国看，来自不同国家的跨国纳税人，其收入多少不一，在收入来源地国实行“从源课税”，能够最终达到“相同的纳税人缴纳相同的税款”和“不相同的纳税人缴纳不相同的税款”的目标。从居民所在国看，由于纳税能力是各种来源收入的综合，理应包括境内外收入。收入来源地所在国政府仅对非居民境内收入征税，而对其境外收入不具有征税权，不能综合纳税人的全部收入征税。故居民所在国要真正实现税收的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必须由居住国政府采取境内外所得全面征税的居民税收管辖权。可见，收入来源地所在国与居民所在国在此问题上的分歧较大。

应该看到，在充分体现国际税法“纵向公平”方面，实行单一的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原则的确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这一原则要求掌握的对纳税人所具有的“纳税能力”以及税收的“社会总效用”等问题是收入来源地国难以掌握的。对此，许多税法专家提出了“累进免税”的补救方案。居民所在国对境外收入免税，但对境内收入适用的累进税率则要按境内外的收入总额来确定。OECD范本和UN范本的第23条均有此规定，对境外所得免税，但对境内所得征税确定适用税率时，可将免税的所得予以考虑。我国对外缔结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也采取了这一做法。显然，适用单一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可以满足对跨国纳税人之间的税负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的要求。但两种税收管辖权并存与冲突所引发的国际双重征税必然会破坏这种公平。

从国家之间税收权益分配看，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甚大，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具有明显的优势，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则为“形式上的公平，实质上的不公平”。居民税收管辖权和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并行的情况，又正好加深了这种不公平的程度。众所周知，在国际投资市场上，发达国家是世界资本多数的拥有者，资本、技术、物资、信息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流动，基本上是单向的。发达国家大量对外投资，而发展中国家则主要吸引外资。两种税收管辖权并行使发达国家行使对境内外收入的征税权，而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只行使对境内收入的征税权。显然，这种税收权益的国际分配在向发达国家倾斜，造成国际竞争中实质上不公平的现象。要改变这种不公平的状况，惟有在全球范围内统一实行单一的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

从税收公平的机会原则看，税收负担也应按纳税人取得收入的机会大小来分摊。发达国家的居民到发展中国家投资，并获取利润。尽管作为居民所在地的发达国为其提供了一定“机会”，但对获取利润起决定性作用的“机会”却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如果使用居民税收管辖权，发展中国家所做出的努力和牺牲将一无所获，这显然不公平。而行使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在国际投资或国际竞争中，就能够在跨国纳税人和国内纳税人之间实现真正的公平。[2]

此外，从税收本质的角度分析，实行单一收入来源地管辖权也是有其依据的。在税收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关于税收本质的学说有公需说、利益说、保险费说、义务说、新利益说等。所谓公需说，可以理解为国家有增进公共福利的职能，在执行这种职能时，为满足必要的公共需要，就必须征税。但这一学说并没有解决国家为什么有权“必须征税”的问题。保险费说认为，国家象保险公司，而国民象被保险者，国民由国家为其保障生命、财产，税收是国民缴纳给国家的相应对价，相当于保险费。义务说是以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等的国家有机体论作为基础的学说。他们认为，为了维持国家生存而支付税收，是每个国民的当然义务。该说也称为牺牲说，之所以称为牺牲说，是由于它不是对接受国家利益的一种返还，而完全是无偿的，也就是牺牲性的给付。[3] 早期比较重要的学说是由英国哲学家霍布斯首次提出，英国著名思想家洛克予以发展的利益说，也叫交换说。霍布斯从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出发，率先探究了国家建立及其人民应当向政府缴纳税收的原因。他吸收了古希腊先哲伊壁鸠鲁关于社会契约的思想，将政治契约与普通契约相类比，使契约成为一种法律事件：人们转让自己的权利如同售出商品一样，应当获得相应的等价补偿-国家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他认为，人民为公共事业缴纳税款，无非是为了换取和平而付出的代价。[4] 他提到：“主权者向人民征收的税不过是公家给予保卫平民各安生业的带甲者的薪饷。”[5] 洛克根据发展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的要求，考察了国家课税权与国民财产权的关系。他分析这一问题的前提是，政府是由人民建立的，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保护人民的私有财产。他的结论是：政府只能站在议会赞助权的立场上，按照法律规定的赋税条例行使课税权。洛克的学说为近代西方国家立宪依法征税提供了理论依据。[6] 他认为：“诚然，政府没有巨大的经费就不能维持，凡享受保护的人都应该从他的产业中支出他的一份来维持政府。但是这仍须得到他的同意，即由他们自己或他们所选出的代表所表示的大多数的同意。因为如果任何人凭着自己的权势，主张有权向人民征课税赋而无需取得人民的那种同意，他就侵犯了有关财产权的基本规定，破坏了政府的目的。”“未经人民自己或其代表同意，决不应该对人民的财产课税。”孟德斯鸠、密尔等思想家也持类似的观点。利益说把税收的本质看作是政府和纳税人之间的利益交换，从而将商品交换的法则引入了财政税收理论，奠定了近现代财政税收理论的基础，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今天。[7]

目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对税收本质做出比较合理解释的是新利益说，这一学说也被称之为“税收价格论”。它将税收视为是人们享受国家（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而支付的价格费用。作为国家（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共产品，它由社会成员私人消费和享受，国家（政府）由此而付出的费用也就必须由社会成员通过纳税来补偿。私人为了自身消费而支付费用的现象，正是典型的市场等价交换行为在公共财政活动中的反映，从而税收也就具有了公共产品“价格”的性质。[8] 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等所得都是在所得来源地、即所得来源地国取得的，这些所得的取得必定耗用了所得来源地国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为了进行费用补偿，就必须对其予以征税。因此，实行单一的收入来源地管辖权是符合税收本质理论的逻辑的。

在全球范围内倡导各国实行单一的收入来源地管辖权，既有其法理依据，又在实践中十分必要。它有利于跨国投资者与国内投资者之间开展公平竞争。两种税收管辖权并行容易造成不公平的竞争，通常是跨国投资者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并造成国际双重征税、国际逃税或国际避税。实行单一的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则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国际逃税或国际避税行为的发生，不仅会促进国际经济的发展，也会给国际税收征管工作带来极大的便利。

「注释

[1]参见杨志清：《国际税收理论与实践》，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61页。

[2]参见杨志清：《国际税收理论与实践》，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62-367页。

[3]参见[日]井手文雄：《日本现代财政学》，陈秉良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262-263页。

[4]参见李九龙主编：《西方税收思想》，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5] [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69页。

[6]参见李九龙主编：《西方税收思想》，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资源税管理论文篇（4）

（一）征管资源配置不尽合理

内设机构职责交叉。目前县级税务机关内设机构是按照层级管理的理论设置的，要求的是对口设置，便于协调。这种机构设置存在着职责交叉，如政策法规科和征收管理科在税种管理和税基管理上职责交叉，计划统计科和政策法规科在税收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上职责交叉，而纳税服务职责每个部门都有。职责交叉造成管理的重复和管理的空白。

税收管理权过于分散。税收管理权分散在各个职能部门，职责范围难以划分清楚，工作分配环节多，造成信息传导不畅，信息衰减和失真；管理、征收、稽查之间协调配合能力弱，衔接不够顺畅。虽然建立了税收分析、纳税评估、税源监控、税务稽查“四位一体”的税源管理联动机制，但实际上不能有效整合征管资源，形成对征管流程进行全面的质量监控，应通过内部机构的优化配置来有效落实税源管理一体化的工作思路。

人力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县局机关科室继承了市局机关的职责，把政策解读和上传下达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把政策的执行交给分局。优秀的人才大多集中在县局机关，基层分局人少事多，有限征管资源一方面短缺不足，一方面配置效率低下。虽然很多地方尝试把优秀的人才组成团队，通过团队加强税收管理，但松散的团队管理结构，并不能有效整合现有的征管资源。

（二）税收管理员职责不清晰

专业化管理程度不高。县级税务机关的基层分局一般是按属地管理设置的，一个分局负责3-5个乡镇的税收管理。基层分局将管理对象按区域、类别划分为若干个责任区，实行税收管理员制度。管理员负责信息采集、纳税辅导、税收宣传、纳税评估和税收监控等职责，这就要求管理员必须具备一定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才能应对责任区内的税源管理工作。而实际上，基层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有差别的税收管理人员难以适应无差别的税收管理要求，存在“大户管不透、中户管不细、小户管不住”的现象。

税收管理员职责界定过于宽泛。责任区管理员岗责事项过多，以管户为主的税源管理部门职能过于宽泛，导致基层分局普遍存在“重管户、轻管事”和“管户”与“管事”未能有效结合的问题。一方面税收管理员日常工作复杂、精力分散、疲于应付，对发现的一些涉税问题产生“疏于管理”的现象；另一方面，由于税收管理员各自分片工作，对一些出现的重点事项、突出问题，难以形成合力，重点解决。

税收管理员主动管理意识不强。在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指导下，从总局到省、市、县局出台了一系列加强税收管理的措施，比如评估、实地核查、巡查、回访等要求，特别是近几年重大涉税案件不断发生，管理的措施在加强。基层税务干部产生了畏惧的情绪，怕纳税人出现问题被追究责任，不敢管理，不会管理，回避征管中问题和矛盾，有“宁愿不做事，也不要做错事”的现象。

（三）流程设置有待完善

流程设置不科学。流程基本是按照管理职能进行设计，信息化很大程度上仍模拟手工操作，这种以管理职能为导向的业务流程，使税收业务工作的流程分布于各职能部门之间，许多常规事务必须调查、报批审核。实际上，大多数核批环节并不掌握更多信息，只起到“信息经纪人”的作用，制约了税务行政效率的提高。

流程设计不合理。流程设置节点过多，覆盖面过宽，调查事项过于频繁，重点不突出。信息传输仍有相当比例是纸质传输，流程在运行中往往出现偏差，有文书流代替工作流，信息流附属纸质流的现象，也有信息流和纸质流同步，受理、调查、核批在同一天完成的现象，纳税人“多头跑、重复跑”依然存在。

流程应用效果不理想。按照咨询、受理、调查、核批等环节设置流程，有关岗位人员对纳税户数、纳税人基本情况、税源结构以及变化趋势情况不明，信息增值利用程度不高。基层税务人员和纳税人的直接接触大为减少，基本上处于被动受理、调查状态，流程处理占用时间过多，税源监控的效果不理想。

（四）税源监控措施不到位

风险管理意识不足。管理的重点放在对内监控上，而对纳税人没有建立一个长期防范税收风险策略，对税收风险缺乏系统地、定时地评估，缺少积极主动的风险管理机制。上级税务机关多以执法检查和目标考核作为税务内部的管理手段，基层税务机关在风险意识上多以规避执法责任作为税收风险管理的目标，没有将减少税收流失，提高纳税人遵从度作为税收风险管理的目标,以致重大涉税案件时有发生。

税源监控考核偏重于税基。总局提出的是要加强税源税基的管理，而征管质量的考核以“六率”为主，主要是考核登记、申报、征收、处罚等税收基础指标。征管“六率”还不能真实反映征管水平，科学的征管质量考核体系还没有建立，基层分局是围绕“六率”搞征管，围绕流程搞调查，表面工作做的多。

税源监控能力亟待提高。日常监控工作忙于应对上级税务机关的预警信息，纳税评估工作限于纳税人滞后申报、下脚料销售不入账等“低级错误”，税收分析缺少深度，大多数管理员的素质难以应对大企业税收筹划团队，税源监控管理的能力亟待提高。

上述问题的存在，影响着征管质量和效率的全面提高。而推行县级税务机关实体化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途径。推进县级税务局实体化，即把作为基层领导机关的县局和具体负责税收征管的分局进行层级压缩，有效整合、优化和合理配置税收管理资源，使县局成为直接负责税收征收管理和为纳税人服务的基层税务部门。

二、推进县级税务机关实体化的理论借鉴

上世纪80年代起，西方发达国家在税收管理中引入现代 管理理论，形成了税源管理一体化和信息化的管理模式，降低了税收成本，减少了税收风险，提高了工作绩效。国内外先进的税收管理理论和理念为推行县级税务机关实体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一）风险管理理论

风险管理是研究风险发生规律和风险控制技术的一门管理学科，是指围绕组织目标通过在组织内部各部门以及运行的过程中，通过执行风险管理流程，运用风险管理技术方法，培育风险管理文化，建立风险管理体系，优化资源配置等措施，来识别、衡量、化解风险，为实现组织目标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和方法。

税收风险管理是税务机关以纳税遵从最大化为目标，利用征管资源，以有效方式进行风险目标规划、识别排序、应对处理和绩效考评，根据风险等级高低合理配置征管资源，以不断降低纳税遵从风险、减少税收流失的过程。

按照税收风险管理要求，县局机关要充分发挥数据集中优势和人力资源优势，把专业化程度较高的业务从属地管理的税收管理职能中分离出来，上收县局，由机关业务科室承担，把审核、审批等事务性工作前移至办税服务厅。进一步精简考评考核等行政事务性工作，县局机关从行政管理职能为主的职能体制，向以直接承担税源税基监控管理等实体职能为主转变，实现县局机关实体化。

（二）客户关系理论

客户关系理论。由美国gartner集团率先提出。它源于“以客户为中心”的新型商业模式，通过对企业业务流程的重组来整合用户信息资源，以更有效的方法来管理客户关系，在企业内部实现信息和资源的共享，从而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为客户提供更经济、快捷、周到的产品和服务，是一种旨在改善企业与客户关系的新型管理机制。客户关系理论在税务系统的应用就是要建立以纳税人为中心的行政理念和文化,提高纳税遵从度。

传统的税务行政以强制管理为中心，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中占据主导地位，纳税人处于被动服从地位，纳税人的遵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税务机关的执法强度和惩处的严厉性。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加拿大、美国、荷兰等国家发起的第三次税制改革浪潮席卷全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改革内容是税务行政理念从强制到服务的重大变迁，税务机关对内进行组织机构的重组，对外致力于纳税服务的改善和帮助。建立友好、互信、协作的征纳关系成为现代税务机关的核心任务，服务行政已成为现代税务( ）行政的标志。

过去20年，各国税务行政领域的一个明显变化就是税务内部机构的重组，这种重组直接以为纳税人服务为根本导向，总的趋势是由过去按税种分设职能机构转变为按功能事项、或者纳税人类型、或者两者混合设置职能科室。按照客户关系理论重组县局税务机构就是要推进县局机关实体化，建立税源分级分类的税收管理模式，实行差别化管理、专业化管理和个性化服务。

（三）模块化理论

模块概念是由ibm公司提出的，模块化是指通过每个可以独立设计的、并且能够发挥整体作用的更小的子系统（模块）来构筑复杂的产品或业务过程，各模块之间借助工作流管理系统进行跟踪管理和协调，使各个模块的能力和责任形成相互补充的有机整体。

按照模块化理论推进县级税务机关实体化，可以取得以下三方面效果：一是组织结构扁平化，适应信息处理要求，减少了管理层级，提高了管理效率。二是组织边界模糊化，突破组织边界，将自身不擅长和非核心的职能模块，以“外包”的方式交由其他专业组织处理，优化征管资源。三是核心业务归集化，县级税务机关实体化后，局机关聚集了战略资源处理核心业务，提高了组织创新能力，对纳税人的需求反应更具灵活性和针对性。

三、推进县级税务机关实体化建设的构想

县级税务机关实体化总体构想是：适应新时期税源管理工作要求，改进业务流程，以风险管理为抓手，以纳税人需求为导向，设置机构和划分职能，实现组织机构的扁平化，建立以税源管理大流程为主体的一体化工作体系，提升税收管理的水平。

（一）县级税务机关实体化的机构设置

借鉴风险管理理论理顺征管职能。按照税收风险管理理论，实施税收风险管理首先要将风险管理的关键环节或关键步骤与税收征管业务流程相融合，使风险管理体现在税收管理的过程中（图1略）。税收风险管理流程主要环节包括：风险目标规划、风险分析识别、风险等级排序、风险应对处理、风险管理评估。

借鉴模块化理论整合县级税务机关内设机构。目前，一般情况下县级税务局设有7个内设科室，一个直属机构，5-7个派出机构，这些机构分别承担税收风险管理流程的主要环节。显然，税收风险管理涉及税务业务部门和环节过多（图2略），专业化分工要求过高，在税源管理联动框架下运转有难度，可以考虑对现有内设机构的设置进行优化整合，以工作流程为导向，减少业务层次，改变传统的职能导向型的机构设置方式，建立“扁平化”的税务机构。初步形成“纳税服务科（办税服务厅）、风险管理科、政策法规科、纳税评估科（股）、稽查局以管事为主，税源管理分局（科）以管户为主”的征管运行机制，提高管理效能。根据税源结构和税务人员数量情况，对于税源总量比较小，人员比较少的县级局，可以考虑在县局内设机构中设置专业化评估分局（图3略）；对于税源总量比较大，人员比较多的县级局，也可以考虑在管理分局内设置纳税评估股，进行专业化管理。

借鉴客户关系理论推行税源专业化管理。可根据本地税源的构成和征管状况，合理确定税源分类标准，按纳税规模、所属行业（产业）类别、财务核算状况、信用等级高低、纳税人类型等标准，按照不同的纳税人设置相应的管理分局或者责任区，如大企业局、专业分局或行业责任区，配置相应的征管资源，实行专业化、精细化管理，突出重点，增强管理和服务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二）县级税务机关实体化的职能定位

县局机关主要职责。除承担行政管理职能外，在风险管理中直接承担本县范围内的税收风险等级排序、信息情报交换、风险分析识别；直接承担部分复杂事项的组织应对工作；直接组织实施中小企业的行业风险应对管理；按照风险类型直接实施专业化应对工作；直接组织实施大企业风险分析监控、风险应对管理；做好省市局上收管理的协助配合等。具体业务分解：风险目标规划、分析识别、等级排序由风险管理科负责；风险应对实行5级应对，由税源管理局、稽查局、纳税评估科和风险管理科分别负责；风险绩效评估由政策法规科负责（图4略）。

县局内设机构的主要职责。重新整合后的机构职责：

纳税服务科（办税服务厅）：纳税服务科和办税服务厅合署办公。具体负责全县税收服务的指导、管理工作；负责受理、咨询工作；负责审核、审批等事务性工作。做到“业务综合受理、资料内部流转、流程限时办结、文书窗口出单”的模式。

风险管理科：负责县局风险目标规划、风险分析识别、风险等级排序、风险管理评估等事项；负责税收分析、计划统计；负责征管数据质量管理；直接承担部分税收风险事项的组织应对工作。

纳税评估分局（股）：负责专业化评估的具体实施工作；负责风险等级较高纳税人的应对工作；负责纳税评估 分析指标体系或者纳税评估模型的建立；负责重要管理事项调查。参照稽查“四分离”的原则，内设岗位应建立制约机制。

政策法规科：负责政策解读；负责税种管理；负责发票管理；负责执法检查；负责税务重大案件的审理；负责纳税评估的指导。

税源管理分局（科）：承担制度性、事务性的管理职能。具体包括负责户籍管理、事项调查、催报催缴、税法宣传、纳税辅导、发票使用以及风险级别较低的纳税人日常税收风险监控等。

税收管理员的主要职责。深化税收管理员管事基础上的管户制，实现对纳税人以管户为责任、以管事为核心的规范化、精细化管理。所谓“管事”是指依法按照管理要求和流程及时准确地处理每一涉税事项；所谓“管户”是指依据职责分工对每一具体纳税人实施有效监控。合理分解税收管理员的管理事项，将制度性、事务性管理事项由税源管理分局管户的税收管理员承担；将重要复杂管理事项一部分由专业化管理机构（纳税评估）负责，一部分上收县局机关，由机关科室直接应对（图5略）。

（三）县级税务机关实体化人力资源配置

资源税管理论文篇（5）

一、两种税收管辖权的冲突与协调

目前，在所得税收管辖权方面，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实行了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并兼行了居民（或公民）税收管辖权。两种税收管辖权并存的格局，有其国际税法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根源。理论上是源于国家，源于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实践中则是因为国际经济的发展，国家间经济交往的日益频繁，跨国纳税人的剧增，各国立法本土性的需要。从一定意义上讲，两种税收管辖权都是国家的重要体现，都符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故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随着各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家之间经贸往来关系的加深，这一两种税收管辖权并存的体制终将被改革。

事实上，一些国家或地区为了更有效地解决国际双重征税问题，促进国际经济的发展，都已率先实行了单一（Unitary）的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制度。如美国国家经济发展与税制改革委员会于1996年建议国会尽早考虑美国实行单一的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原则，主张只就收入来源地的所得征税，放弃境外所得的征税权。[1]

众所周知，从国际税法的实践看，目前大多数国家同时行使的居民税收管辖权和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在一定意义上，加剧了国际双重征税问题，诱发了国际避税和国际逃税行为的发生。现行两种税收管辖权并存的最大弊端即在于它阻碍了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阻碍了经济国际化的发展，导致跨国投资者和国内投资者的不公平竞争。在国际双重征税情形下，由于跨国投资者要比国内投资者多负担税款，因而往往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同时，还诱发纳税人进行国际逃税或国际避税。无疑，现行税收管辖权制度不仅导致国际双重征税，给跨国纳税人带来沉重的税收负担，也是国际逃税和国际避税的重要动因。只要国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税收管辖权，国际双重征税问题就不可避免，国际逃税及国际避税问题也会大量存在。故20世纪初以来，诸多国家都已逐渐认识到了国际双重征税的危害性，并在实践中直接或间接地采取一些法律措施，对居民税收管辖权加以适当限制。然而，时下避免国际双重征税协定等法律措施都只是区域性和临时性的，国际社会应该寻求一条更彻底的避免国际双重征税的法律途径。我们认为，最佳途径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倡导单一的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即一国政府只对来自或被认为是来自本国境内的所得和财产拥有征税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一国政府对税收管辖权的行使，不是以收入者的居住地或纳税人的身份，而是以其收入的来源地为依据，即对于跨国纳税人来源于本国境内的收入和境内的财产或在本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不区分本国人或外国人，一概行使税收管辖权，依照本国法律课税。

二、实行单一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法理依据

我们认为，实行单一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法理依据，就是国际税法的效率原则、公平原则以及税收本质理论。

从国际税法的效率原则出发，要使纳税人拥有的资本不受税法的影响，能够正常地在国家之间自由流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必然首先改革现行两种税收管辖权并行的体制，在全球范围内统一税收管辖权原则，实行单一的税收管辖权。而两种税收管辖权冲突的局面使跨国纳税人始终处于国际双重征税的困境之中，资本的国际流动必然受阻。那么，在国际税法实践上，究竟哪一种税收管辖权更符合效率原则呢？首先，从两种税收管辖权行使的关键问题看，税法上的居民在各国的规定不一，认定起来容易产生冲突，而收入来源地的认定则比较容易达成一致的标准，因而认定方便。其次，从税收征管制度看，一国居民在他国投资的收入只有在来源地国纳税后才能从他国移入本国，这样，采用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就容易对应纳税收入进行源泉控制，避免国际避税和防止国际逃税，并且征收程序简便、易行。如果采用居民税收管辖权，就要涉及到对本国居民在外国收入的数额进行查证核实等技术问题。可见，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比起居民税收管辖权更方便、更有效。各国应当缔结《国际税收公约》，统一实行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然后再逐步统一各国所得税法，包括依法统一收入来源地的确定标准、税基的计算方法以及税率等。

公平原则不仅要求跨国纳税人与国内纳税人之间的税收负担要公平，而且要求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税收权益分配也要公平。纳税人之间的税负公平包括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那么，在国际税法上，究竟哪一种税收管辖权原则更符合纳税人之间的税负公平呢？首先从收入来源地所在国看，来自不同国家的跨国纳税人，其收入多少不一，在收入来源地国实行“从源课税”，能够最终达到“相同的纳税人缴纳相同的税款”和“不相同的纳税人缴纳不相同的税款”的目标。从居民所在国看，由于纳税能力是各种来源收入的综合，理应包括境内外收入。收入来源地所在国政府仅对非居民境内收入征税，而对其境外收入不具有征税权，不能综合纳税人的全部收入征税。故居民所在国要真正实现税收的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必须由居住国政府采取境内外所得全面征税的居民税收管辖权。可见，收入来源地所在国与居民所在国在此问题上的分歧较大。

应该看到，在充分体现国际税法“纵向公平”方面，实行单一的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原则的确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这一原则要求掌握的对纳税人所具有的“纳税能力”以及税收的“社会总效用”等问题是收入来源地国难以掌握的。对此，许多税法专家提出了“累进免税”的补救方案。居民所在国对境外收入免税，但对境内收入适用的累进税率则要按境内外的收入总额来确定。OECD范本和UN范本的第23条均有此规定，对境外所得免税，但对境内所得征税确定适用税率时，可将免税的所得予以考虑。我国对外缔结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也采取了这一做法。显然，适用单一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可以满足对跨国纳税人之间的税负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的要求。但两种税收管辖权并存与冲突所引发的国际双重征税必然会破坏这种公平。

从国家之间税收权益分配看，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甚大，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具有明显的优势，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则为“形式上的公平，实质上的不公平”。居民税收管辖权和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并行的情况，又正好加深了这种不公平的程度。众所周知，在国际投资市场上，发达国家是世界资本多数的拥有者，资本、技术、物资、信息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流动，基本上是单向的。发达国家大量对外投资，而发展中国家则主要吸引外资。两种税收管辖权并行使发达国家行使对境内外收入的征税权，而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只行使对境内收入的征税权。显然，这种税收权益的国际分配在向发达国家倾斜，造成国际竞争中实质上不公平的现象。要改变这种不公平的状况，惟有在全球范围内统一实行单一的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

从税收公平的机会原则看，税收负担也应按纳税人取得收入的机会大小来分摊。发达国家的居民到发展中国

家投资，并获取利润。尽管作为居民所在地的发达国为其提供了一定“机会”，但对获取利润起决定性作用的“机会”却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如果使用居民税收管辖权，发展中国家所做出的努力和牺牲将一无所获，这显然不公平。而行使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在国际投资或国际竞争中，就能够在跨国纳税人和国内纳税人之间实现真正的公平。[2]

此外，从税收本质的角度分析，实行单一收入来源地管辖权也是有其依据的。在税收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关于税收本质的学说有公需说、利益说、保险费说、义务说、新利益说等。所谓公需说，可以理解为国家有增进公共福利的职能，在执行这种职能时，为满足必要的公共需要，就必须征税。但这一学说并没有解决国家为什么有权“必须征税”的问题。保险费说认为，国家象保险公司，而国民象被保险者，国民由国家为其保障生命、财产，税收是国民缴纳给国家的相应对价，相当于保险费。义务说是以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等的国家有机体论作为基础的学说。他们认为，为了维持国家生存而支付税收，是每个国民的当然义务。该说也称为牺牲说，之所以称为牺牲说，是由于它不是对接受国家利益的一种返还，而完全是无偿的，也就是牺牲性的给付。[3]早期比较重要的学说是由英国哲学家霍布斯首次提出，英国著名思想家洛克予以发展的利益说，也叫交换说。霍布斯从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出发，率先探究了国家建立及其人民应当向政府缴纳税收的原因。他吸收了古希腊先哲伊壁鸠鲁关于社会契约的思想，将政治契约与普通契约相类比，使契约成为一种法律事件：人们转让自己的权利如同售出商品一样，应当获得相应的等价补偿-国家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他认为，人民为公共事业缴纳税款，无非是为了换取和平而付出的代价。[4]他提到：“者向人民征收的税不过是公家给予保卫平民各安生业的带甲者的薪饷。”[5]洛克根据发展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的要求，考察了国家课税权与国民财产权的关系。他分析这一问题的前提是，政府是由人民建立的，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保护人民的私有财产。他的结论是：政府只能站在议会赞助权的立场上，按照法律规定的赋税条例行使课税权。洛克的学说为近代西方国家立宪依法征税提供了理论依据。[6]他认为：“诚然，政府没有巨大的经费就不能维持，凡享受保护的人都应该从他的产业中支出他的一份来维持政府。但是这仍须得到他的同意，即由他们自己或他们所选出的代表所表示的大多数的同意。因为如果任何人凭着自己的权势，主张有权向人民征课税赋而无需取得人民的那种同意，他就侵犯了有关财产权的基本规定，破坏了政府的目的。”“未经人民自己或其代表同意，决不应该对人民的财产课税。”孟德斯鸠、密尔等思想家也持类似的观点。利益说把税收的本质看作是政府和纳税人之间的利益交换，从而将商品交换的法则引入了财政税收理论，奠定了近现代财政税收理论的基础，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今天。[7]

目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对税收本质做出比较合理解释的是新利益说，这一学说也被称之为“税收价格论”。它将税收视为是人们享受国家（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而支付的价格费用。作为国家（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共产品，它由社会成员私人消费和享受，国家（政府）由此而付出的费用也就必须由社会成员通过纳税来补偿。私人为了自身消费而支付费用的现象，正是典型的市场等价交换行为在公共财政活动中的反映，从而税收也就具有了公共产品“价格”的性质。[8]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等所得都是在所得来源地、即所得来源地国取得的，这些所得的取得必定耗用了所得来源地国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为了进行费用补偿，就必须对其予以征税。因此，实行单一的收入来源地管辖权是符合税收本质理论的逻辑的。

在全球范围内倡导各国实行单一的收入来源地管辖权，既有其法理依据，又在实践中十分必要。它有利于跨国投资者与国内投资者之间开展公平竞争。两种税收管辖权并行容易造成不公平的竞争，通常是跨国投资者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并造成国际双重征税、国际逃税或国际避税。实行单一的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则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国际逃税或国际避税行为的发生，不仅会促进国际经济的发展，也会给国际税收征管工作带来极大的便利。

「注释

[1]参见杨志清：《国际税收理论与实践》，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61页。

[2]参见杨志清：《国际税收理论与实践》，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62-367页。

[3]参见[日]井手文雄：《日本现代财政学》，陈秉良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262-263页。

[4]参见李九龙主编：《西方税收思想》，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5][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69页。

资源税管理论文篇（6）

税收战略管理是为实现税收战略目标，合理配置和使用有限的税收资源，通过国内外税收竞争和以纳税人为本，使管理工作无限接近理想工作效能，将税收职能发挥到最佳的管理状态。从我国实际出发，我国的税收管理改革需要税收战略管理的实践应用。本文试将我国的税收管理改革历史分为四个阶段，运用税收战略管理的以税收资源为本、以税收竞争为本和以纳税人为本的三种思维模式，对改革深化阶段进行战略分析，从而为我国税收战略管理提供经验借鉴。

一、我国税收管理改革的四个阶段

1新

4.1994年是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也是税收管理改革深化的开始。这一年，税制与管理制度都进行了重大改革，我国现行的各项税收制度都是在此基础上 发展 而来的，从税制方面看，建立了以增值税为主体，消费税和营业税为补充的新的流转税制格局;统一内资 企业 所得税，进一步规范了国家与企业的利润分配关系;统一个人所得的课税制度，增强了个人所得税在调节个人收人分配方面的作用;开征和完善了土地增值税和资源税等税种等等。从税收征管模式上看，在“征管查”三分离的基础上，1994年底国家税务总局决定在全国推广“申报、、稽查”的税收征管模式。1995年又在全国推广“以纳税申报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 计算 机 网络 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税收征管模式。从税收 法律 法规来看，实体法不断得到完善，程序法也在2001年4月28日进行了修订。在税收管理体制方面，适应分税制的财政管理体制的要求，在初步划分中央与寺方政府的事权范围的基础上，将全部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以及中央地方共享税，并且将原来一套税务机构分设为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两套机构。在税收管理手段方面，各级税务机关相继配备了大量且档次较高的计算机设备，地区性的征管局域网也初具规模，金税工程也于2001年中期全成试运行。

二、对税收管理改革深化阶段的战略分析

与税收管理改革的起步阶段一样，税收改革深化时期的税收管理改革是比较成功的。但由于忽视了对某些税收矛盾的有效解决，以及解决矛盾的方式不甚妥当，使得改革后我国的税收管理领域仍然遗留了不少矛盾和问题，如征管改革的片面性、局部性等向题仍相当严重。因此，这一阶段可看作是税收战略管理思想的初始阶段，也是税收战略管理思想在下一步改革中全面运用的准备阶段。

资源税管理论文篇（7）

二、严格税政管理，深化税制改革，规范财税秩序。一是搞好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以及燃油税、车船使用税等税收法规出台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深入调查研究，摸清底数，搞好测算，保证国家新税收政策出台后的顺利实施，确保财政增收。二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现行税制。积极开展增值税由生产型到消费型的转型改革、消费税品目的扩大和调整、省对下实行营业税共享以及征收办法改革完善方面的调查研究。适应WTO要求，研究进出口商品税则税目调整相关政策，参与出口退税机制的完善，对出口生产企业全面实行“免、抵、退”办法。加强完善税制结构、调整税种布局以及改革税收管理体制的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城市建设和房地产业、社会保障、环境保护以及教育税费改革提出建议。继续做好上级财政部门部署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地方税税源资料的调查工作。努力开展关税业务，按照财政部《关于地方财政部门开展关税工作的指导意见》，积极学习相关政策和业务，认真组织好企业财会人员及有关人员的培训学习，并努力尽快开展本市工作。三是适应我国加入WTO的要求，进一步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及时清理与新形势不相适应的地方性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坚决纠正各类税收违规文件，杜绝越权减免税和变相减免税现象，维护税法的严肃性。按照国务院和上级财政部门的部署，整顿、规范招商引资行为，采取自查和抽查相结合的办法，纠正擅自制定先征后返、先征后补、先征后奖等税收优惠政策。四是继续做好特殊行业税收先征后返政策落实工作，严格执法、热情服务，切实把好退税关，确保财政收入的安全和完整。版权所有

资源税管理论文篇（8）

关键词 环保税制 税制要素 税收原则 对策分析

一、中国所谓的环保税制现状

现在实行的税制中没有环保税，但很多其他税种体现了环保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社会环境的功能。例如，增值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和企业所得税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环保因素，但效果并不显著。我国环境保护主要靠行政手段，行政部门根据国务院和地方政府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对环境问题进行规范，通过对各种污染环境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和经济收费和罚款。排污收费制度是环境保护的主要经济手段，按照“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它将排污者的切身经济利益与其应承担的防治污染的社会责任相挂钩，按其排污量收取费用。这些措施都是促使企业在创造经济利益的同时，兼顾了环保的社会责任，但从现实的情况来看，税收没有充分发挥环境保护的功能。

二、讨论中的环保税制雏形

针对以上介绍的我国的所谓的环保税制现状，很多学者纷纷提出了环保税制的框架和相关建议，建议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改革资源税

1．扩大征税范围

将非矿藏品，有生态环境价值的森林、草原、水、河流、湖泊、地热、草场、滩涂等资源纳入征税范围。

2．提高税负水平，体现差别税率

对于纳入资源税范围的应税税目，根据资源的稀缺性、不可再生性和不可替代性的特点以及企业自身的开采成本、行业利润等因素来计算课税税额，同时依照资源本身的优劣和地理位置差异，向从事资源开发的企业征收高低有别的税额。全面提高资源税单位计税税额提高税负水平，加大企业开采资源的成本。

3．改变课税依据，提高利用效率

资源被开采出来后，分为自用、销售和未被利用三部分。对自用和对外销售的部分征收资源税，而未被利用的部分则没有征税，正是这一部分不用交税，就有被浪费的可能性。据此，资源税的课税依据应当是开采企业或个人所开采资源的总量，而不应局限于自用和销售部分。

（二）开征新税种

1．特殊产品税

主要是对工业企业生产的有害环境产品征收的一种税．如一次性泡沫餐具、塑料包装袋、杀虫剂、农药、毒性化学品等。通过对企业生产有害环境的产品征税，提高其生产成本，进而提高个人消费成本，通过价格信号引导人们使用或消费绿色产品、无公害产品，从而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

2．排污税、噪音税、碳税

排污税主要是对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污染物(废水、废气、废渣)及其工业垃圾征收税；噪音税是对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生产经营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造成的噪音污染征税；碳税是以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为征收依据，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缓解温室效应。

（三）改革现行排污收费制度

理顺税费关系是指规范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的收费标准、计费依据、管理体制，划清排污费和环保税种管辖的范围，使两者不重复全范围的应对各种环保问题。 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对已经过时的与排污收费有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具体的改革措施是将排污收费改为排污收税后并人新开征的环境保护税排污收费项目并入相应的环境保护税税目。

三、解决问题方法和对策

（一）确定计税依据

特殊产品税应该从价征收，这些产品数量较多，单位价值量不大，从价计征方便可行。排污税，噪音税和碳税需要从量征收，这些税种的课税对象是排放的废弃物，废弃物本身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但它们的数量却是影响环境的重要因素。按照排放的废弃物的数量征收，有利于环境保护。

（二）选择合适的税率

特殊产品税，对相关产品课税，从价计征，选择比例税率简便易行。对排污税，噪音税和碳税应该采用累进税率，超过一定排放数量后，每一单位排放物收取更高的税额。这样激励企业采用更环保的方式进行生产，减少排放物。

（三）增补税收减免政策

税收减免应该体现在各税种，对环保企业予以鼓励，如税额式减免，税率式减免，税基式减免等，体现国家政策的环保导向。

（四）加强税收征管

环保税收的征管的征收对象是从企业开始的，因此必须了解企业的相关经营状况才能确保及时足额征收税款。我国的商品流转税的征收比较成熟，流转税征管税务部门已经掌握了企业的很多情况，因此在征收环境税的过程中，可以依托增值税等税种的信息优势。同时可以与政府的其他技术部门加强合作，比如说水质检测部门，获得征收环保税的技术支持。

四、结论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环境问题已越来越严重。如不及时采取措施，环境问题不仅会恶化我们生存的生态环境，也会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此，税收理论界提出了建设环保税制的构想，环保税制是适合我国现阶段以及将来国情的，它的施行是我国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不久的将来肯定会实施。但现在的环保税制还在理论讨论阶段，既不成型，也不成熟，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庞凤喜，薛刚，高亚军.税收原理与中国税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

[2]高晓露.我国环境税收制度设计探讨.财会月刊(理论版).2008.

[3]靳蓉.对完善我国环境税收体系的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资源税管理论文篇（9）

1.绪论

新疆是一个资源大省，是中国能源资源的主要输出地，但是在能源价格不断上涨的当下，新疆并没有从能源开发中得到很好的回报。目前，新疆资源税的比重仅占税收收入的1.6%，这与新疆资源开采规模的迅猛增长很不适应。中央选择在新疆试点资源税改革，采用“从价”征收，可以遏制资源的过度开发，使资源产品的成本和价格能反映出稀缺性，实现跨越式发展新疆经济的战略性目标，使地方政府能够获得更多的财政支配能力，这与“稳疆兴疆，富民固边”的经济发展思路一致。

2.我国现行资源税的不足

2.1 征收范围太窄

目前世界各国都相继对土地、水、森林、草原、矿产等资源征税。而我国资源税的征收范围仅包括矿产品和盐类，具体包括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矿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盐等7个税目，且仅限于初级矿产品或者原矿，而加工后的资源产品不属于资源税的征税范围。相比之下我国资源税征收范围过窄，不仅难以遏制对自然资源的开采，而且还会刺激对非税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使用。

2.2 计税依据不合理，单位税额过低

纳税人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品销售或者自用的，以“销售数量”或“自用数量”为课税数量。原油按每吨最高30元，天然气每千立方米最高15元计征资源税。当应税资源价格上涨时，开采企业的资源税税额不增，资源价格下降，资源税税额不减，国家不能从价格上涨中取得更多级差收入，相应增加资源税收入。因此，级差调节功能很弱，损害国家资源使用者权益的同时，也造就了许多一夜暴富的开采者。

2.3 地方政府调控力度差

资源税属于地方财政收入，但其税收管理权集中于中央，税种的立法权、谁发的解释权等都高度集中在中央，地方只有负责征收及执行在有限的范围内制定补充规定的权利。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权限，不能通过调整资源税政策的方式调节地方经济，不能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及财化的需要对具有地方特色的资源税履行开征、停征或减免权，不能发挥地方资源优势。

3.新疆试点资源税改革的意义

3.1 增加新疆地方财政收入

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后，原油天然气的资源税税率为5%，资源税=销售收入×资源税税率。石油天然气是新疆最具优势的能源类资源，储量居全国第二位，石油产业已成为新疆的一大支柱产业。其中，克拉玛依油田已成为中国西部最大的石油石化基地，服务于“西气东输”工程。资源税改革在新疆试点，可以使新疆每年财政收入40到50个亿。从而可以缩小东西部财政收入差距，新疆地方财政改善的效果将非常明显。

3.2 有利于新疆的繁荣稳定

中央选择在新疆试点资源税，首要目标是实现跨越式发展新疆经济的战略性目标。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有利于提高财政收入，使新疆有更多的财力支持公共事业的发展、改善各族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促进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有助于促进企业合理利用资源，是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从而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当地社会的繁荣稳定。

3.3 有利于调节投资者的行为

资源税是调节经济的重要杠杆，国家可以通过对税率，税目和计征方式的变动来影响纳税人的经济行为，新疆拥有丰富资源，但如果开采低成本过低，必然会导致对资源的无所顾忌的开采，造成不可再生资源的浪费。新疆资源税试点改革，通过改变计征方式和税率来增加资源税税额负担的方式，可以达到了控制投资企业疯狂式开采的目的。从而使新疆的资源化产业能够得到良性健康的发展。

4.完善新疆资源税改革的几点建议

4.1 扩大征税范围

无论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还是与我国资源保护的要求相比，现行资源征税范围显得过窄。新疆应该将不可再生资源和稀缺资源纳入资源税征税范围。例如，新疆是一个水资源极其缺乏的地方，对于目前水资源严重污染和浪费的情况下，新疆应首先考虑对水资源征税，对用人单位和个人区别对待，征收水资源税。我国现阶段只对初级矿产品或者原矿征税，为了避免资源过度消耗，应将加工后的资源产品纳入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同时，对批发、零售已税矿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征收资源税。

4.2 开征资源累进利润税

中国资源税的级差由专家认定，认定成本高，灵活性差。国外一般根据盈利情况进行级差调节，相关的税费有资源租金税和累进利润税，他们对开采企业的利润征税，并设有一个栅栏利润率，当盈利超过这一标准才需要交税，盈利状况是级差的一个很好的测度标准，级差高的矿产资源，获利性一般较好，因此根据盈利情况进行级差调节不仅操作简单，而且克服了人为制定级差带来的问题，相比而言具有较多优点。

4.3 完善资源税税收的使用机制

新疆这次资源税改革财政收入会大大增加，如何利用这一增加的财政收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增加的财政收入用到刀刃上就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维护社会的稳定。可将增加的财政收入用来解决当前新疆最紧迫的、最现实的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

4.4 减少资源税优惠政策

此次新疆资源税改革中还规定了免征或者减征资源税的许多情形，这有助于新疆许多企业的发展，减轻企业的成本负担。但需要明确享受优惠减免的条件和优惠减免权，杜绝资源税中各种非法减免和越权减免的发生。同时，将税收优惠政策重点由鼓励资源开采转为鼓励资源节约，制定必要的鼓励资源回收利用、开发利用替代资源的税收优惠政策，提高资源循环再生的利用率，使资源税成为具有保护环境功能的税种。

参考文献：

[1]王广成.资源税费理论与实践[J].中国煤炭经济学院学报,2002.

[2]金磊.资源税改革浅议[J].时代经贸,2007.

[3]杨人卫.我国资源税费制度现状及其完善措施[J].环境经济杂志,2005.

[4]顾列铭.资源税改革:上调和扩大[J].生态经济,2005.

[5]关凤峻.资源税和补偿费理论辨析[J].中国地质矿产经济,2001.

[6]林芝.试析我国资源税费制度的不足[J].经济论坛,2009.

[7]陈伟.论我国的资源税制[D].中国优秀硕博士论文库,2005.

[8]孙刚.我国资源税费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思路[J].税务研究,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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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税管理论文篇（10）

资源的稀缺性决定其能否高效利用，这也是关系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而目前无论是从我国资源利用的现状，还是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资源税制度的改革都势在必行。

资源税改革的必要性

(一)资源利用现状的迫切要求

我国资源人均占有量严重不足，资源供应面临较大压力。但是我国资源消耗强度大，利用率低，浪费严重。从投入和产出看，目前我国GDP约占世界GDP总量的4％左右，却消耗了全球8％的石油、10％的电力、19％的铝、20％的铜和31％的煤。我国钢铁、有色金属、电力、化工等8个高耗能行业，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出40％以上。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比国外的先进水平低20％一35％，城市用水的回收率也仅有30％，矿产资源的总回收率只有30％，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

(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首先，可持续发展下的经济增长主要采取集约型增长方式，应改变传统的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做法，主要通过提高产业附加值来增加税收收入。其次，在可持续发展下，产业结构的优化会改变资源税税源结构，这就必然要求国家及时调整税收工作的重心，开征新的税种，不断完善和优化税制结构，减少税收流失。

(三)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基本要求

在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环境压力不断增大的背景下，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把建设资源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为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创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就应充分发挥资源税的调节作用，适时适当调整资源税税额及征税范围，促进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

(四)金融危机给资源税改革提供契机

纵观我国现在的资源勘查开发形势，可以发现，我国矿业多年投资所形成的产能集中在2007年、2008年释放，与国际金融危机的；中击相互作用，导致矿产品价格全面下滑，矿业公司利润大幅下降，矿产勘查预算趋向紧缩。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危机给资源税改革提供了一个契机。一方面随着通胀压力基本消除、CPI将继续走低，资源税上调不会造成物价上涨的压力；另一方面，资源税改革有利于消除价格扭曲现象，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放缓，需求减少，石油、煤炭价格大幅下降，中央政府应抓住有利契机，改革资源税法律制度，通过税收手段，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国现行资源税的特点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政务院于1950年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中，明确将盐税列为一个税种征收，从此建立起我国对资源征税的制度。1958年以前，盐税由盐务部门负责征收管理，1958年改由税务机关负责。1973年将盐税并入工商税，1984年又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税种。

1994年1月并入资源税。1984年9月18日，国务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条例(草案)》，并于1984年10月1日开始实施，1993年12月1日废止。我国现行的资源税制度，是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确定的。从1994年1月1日起实施至今。

我国现行资源税的特点存只针对特定资源征税，征税对象不是全部自然资源，也并非对所有具有商品属性的资源都征税，而主要是有选择地对矿产资源进行征税；具有级差收入税的特征，资源税实行差别税率，主要是针对自然资源在客观上存在着好坏、贫富、储存现状、开采条件、地理位置等多种差异；实行从量定额征收，这种采用定额税率的征收方法，税款的多少只与资源的开采量或销售量有关，却与开采者的生产成本及销售价格无关；属于共享税，资源税分别由国税和地税机关同时征收。

我国现行资源税制度存在的问题

征收范围窄，不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资源税设立的主要目的是调节矿产资源开发的级差收入，对自然条件形成的贫矿和富矿征收不同标准的税收，在达到公平竞争的同时，防止资源开采者采富弃贫，促进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同时，通过征收资源税增加财力，对矿产资源开采过程中造成的环境破坏进行综合治理。

税负低，不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尽管我国近几年调高了煤炭、石油等项目的税额，但相对于1994年的税负实际上还是有所下降。以煤炭资源为例，根据现行的资源税税收标准，煤炭资源税是按产量征税，应纳税额=课税数量×单位税额。因此，许多煤炭开采企业为了获得高额利润，不论煤层是几米还是几十米，都只是一次性开采，大量的煤炭资源就这样被白白浪费掉了。为了环境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资源税课税税额亟待进一步调整。

计征方法陈旧，不符合科学开采的要求。我国资源税的计征一直采用从量定额征收的方法，这种方法简便易行、便于征管，但也存在许多不足，主要体现为：开采者占有国家资源产品，在产品开采出来后才向国家纳税，在开采过程中，开采者不承担任何责任，损失部分全部由国家承担。这也是造成掠夺式开采的重要原因。

多种税费并存，征管较乱。多年来，我国对资源产品征收的税种除资源税外，还对土地资源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土地增值税。同样是对土地资源征税，却有不同的税名，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社会成员的不理解，造成征管的阻力。另外，地方政府还要收取名目繁多的费用，如土地补偿费、矿区使用费、矿产资源补偿费、安全生产费等，形成了规费收入远远大于税收收入的奇怪现象。

此外，分配体制不合理。现行资源税的收入分配格局是，海洋石油资源税归中央，其他资源税归地方，这种分配格局存在两方面的弊端：一是中央对地方的资源开发利用项目宏观调控的权利有限，使宏观调控的力度减弱，特别是对于节能降耗项目、新能源研制开发项目等。中央财力支持的力度就会减弱；二是刺激了地方的急功近利，部分地方政府为了眼前的利益就会乱上资源开发项目，特别是个别地方默许小煤窑、小油井的私采乱挖，导致资源的重大浪费。

我国资源税改革的具体思路

(一)从立法宗旨上树立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制定于1993年底，其制度设计理念更多的是强调资源税在调节不同资源企业的资源级差收入的功能，对资源税的资源环境保护以及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功能重视不够。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资源税法律制度在制定和完善过程中，都比较好地考虑到了环境问题。因为，资源税的立法目的一方面在于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保护和改善环境：另一方面在于保护人类健康和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而我国现有的资源税的立法目的，仅仅是为了调节资源的级差收入而设立的。这种狭隘的立法宗旨已经不能适应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为此，中国的资源税立法应当从立法宗旨上树立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二)合并税种并规范税名

我国现行资源税执行税目有七类，在此基础上取消我国现阶段对土地资源征收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和土地补偿费等“两税一费”，将土地列入资源税的范围，即在现行资源税征税范围中增列“土地”税目。实行这种改革的意义在于：税名符实、准确规范、便于征管。比以“两税一费”名义征收更有说服力，不仅有利于征收管理，而且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安定团结。有利于彰显国家保护土地资源的政策取向。将现行的对土地资源征收的“两税一费”统一合并后，既有利于完善税制，建立科学的税制体系，更能直观地表现出国家保护土地资源的立法宗旨，提高全社会节约使用土地、保护土地、合理利用土地的意识，减少土地资源的损失浪费。

(三)扩大征收范围以发挥资源税的调节作用

无论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还是与我国资源保护的要求相比，现行资源征税范围都显得过窄，新的资源税征收范围应尽可能包括所有应该给予保护的资源。例如，为了保护水资源，我国应当在资源税税目中增设水资源税目，分设地表水、地下水、地下热水、矿泉水4个子目，按照照顾生活用水、节约控制生产用水、严格控制污染水的原则，实行差别税额。结合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态势和资源的利用现状，应先将森林资源、草原资源、水资源纳入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待时机成熟，再将其他资源，如河流资源、湖泊资源等资源纳入资源税的税收范围。

(四)完善现有矿产品资源税征收管理制度

改从量计征为从价计征。从价计征方式受价格变动的影响明显，与征税对象的数量也有紧密联系，其与差别比例税率配合，可以调节产品利润和产品结构，影响价格水平，最终调节产业结构。如果从价计征能将税收与资源市场价格直接挂钩，既有助于通过税收调节资源利用，也有助于政府税收的增加。

调整资源税税额。对于纳入资源税税收范围的应税税目，应根据其稀缺程度、人类的依存程度、其替代品的开采成本、自身的开采成本及该行业利润等因素来计算课税税额，同时依照资源本身的优劣和地理位置差异向从事资源开发的企业征收高低有别的税额。对于那些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稀缺资源课以重税，通过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和上调税额来引导企业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同时，考虑以不同的资源回收率制定不同的资源税税率。回收率高的税率低，反之则高；或者以60％的资源回收率为分界线，制定不同的资源征税起点，达到规定回收率者，以12％的销售利润率为征收起点；达不到规定回收率者，以6％销售利润率为征收起点。

按照资源储量、回采率计征。这种改革在学界和业界呼声较高，受探测技术、税收征管手段和方法等因素的制约，暂时难以实施，但可作为今后一定时期内资源税改革的方向，应积极创造条件，待条件成熟后便可以付诸实施，目前也可有选择地在具有较好前景的地区进行试点，创新资源税计征手段。

资源税管理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DF4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5-0091-02

一、经济学两大定律与小税目的重要性

1.二八定律的基本原理。经济学中有两个很著名的定律――二八定律、长尾定律,其中二八定律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巴莱多发明的,它要求管理者在工作中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而是要抓关键人员、关键环节、关键用户、关键项目、关键岗位。

2.长尾定律的基本原理。长尾定律由美国人克里斯・安德森提出,该理论认为,由于成本和效率的因素,过去人们只能关注重要的人或重要的事,如果用正态分布曲线来描绘人或事,人们只能关注曲线的“头部”,而将处于曲线“尾部”、需要更多的精力和成本才能关注到的大多数人或事忽略。

3.定律揭示的问题。这两个理论已在管理学、营销学等经济学分支中得到了充分验证,笔者认为在税收学这个经济学分支中,它们也有可鉴之处。中国的税种中,间接税占了大部分,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是三大主要税种,其次是一些直接税。资源税虽然是一个小税种,但也能够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就像一条长尾,“小身材也有大味道”。基于盐税这一子目非常有代表性,以下就它的历史以及发展做一个阐述。

二、盐法的历史

(一)对盐法发展过程的梳理

众所周知,食盐由于它不具有选择替代效应,被排斥在商品市场自由供销的关系之外,形成了食盐专卖。但是,食盐不是一直采取专卖政策的,追溯历史长河,食盐的课税方式主要有垄断型和自营型两种,其中以垄断型为代表的朝代主要有:春秋、汉朝、北宋等;以自营型为代表的有唐朝、明朝、清朝等[1],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盐法改革则发生在汉代、清代以及近代。

(二)对汉代、清代、近代盐法政策的进一步解析

1.汉代主要的盐课思想。西汉前期采取的是“盐铁自由经营”,到西汉中期,由于政治、军事及财政上的需要,才实行专卖制度[5]。到了东汉时期,煮盐这类手工艺允许民间私营。但是,不管政府采取何种形式,其都要对盐民进行管理,汉代就有强化盐铁立法、设立各级盐铁管理机构以充国库。专卖制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增加财政收入,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封侄刘濞为吴王,刘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铸钱,煮海水为盐”,这两项收入使“国用富饶”(见《史记・吴王濞列传》),盐铁专卖更是汉武帝文治武功的经济基础,战乱时为其雪中送炭。

2.清代主要的盐课思想。清代的盐政改革有自己的特点,出于对盐税征收的担心及管理上的方便,实行了严格的盐区管理体制,统治者可以在不同的区域实施不同的政策,特别是地区性价格垄断,可以最大限度的攫取盐利[3]。因为需求弹性很小,提高价格以便从中取得收入的方法不会引起消费量的大幅下降,这就导致清代的官盐价格普遍高于其本身的价值,利益的诱导致使走私问题不可避免。

3.近代主要的盐课思想。民国以后,盐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并呈现出逐渐超过天赋收入的发展趋势,导致对盐政改革十分重视。当时主要的争论点在于盐的专卖制度,而张謇认为应该实行一种民制、官收、商运、民卖的不完全专卖制[4],其改革的目标是:减轻和划一盐价,改良盐制,按质论价,去除私盐,增加税收。

三、盐课与民生――盐场的沉重税负

首先,以国民政府时期各地的盐税负担来说,1928年1月,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以各种名目和手段直接或间接提高盐税,使盐税平均占各年税收总额的31%左右。盐税虽不直接向食用者征收,但寓税于价,政府的盐税收人都间接来自于广大民众,因此加税的结果必然增加民众负担。以1928年为例,每担盐的全国平均税率已增至7.62元,盐税总数平均占盐的零售价格总额的3/4,有些地区,如扬子岸人民所负担的盐税税额比例更高达90%左右[6]。征收如此重的盐税,加之各种名目的附加费用,使得当时的贫困人群成为了沉重的负税人。其次,以我的家乡“海盐”来说,其因靠海,古时候有许多盐场而得名,其中最著名的当数“鲍郎盐场”。历代盐民要缴纳的盐课十分沉重,据明代《海盐县图经》记载,1 007名盐丁,每年要缴纳3 653引食盐,一引为400斤,折合今制共146万多斤,即平均每个盐丁交纳1 400多斤[7]。因此,平常年景盐民都无法温饱,碰到连绵风雨或海堤崩溃等灾害,盐民就无法生存。元朝时马可・波罗曾写下“第一为盐课,收入甚巨,每年收入总数合金八十秃满(‘秃满’意为‘万’)”,可见盐课的重要性。到了民国时期,官盐价格与成本价十分的接近,盐民利益微薄,民国12年时,两者价格相等,都是1.5元/担,加之当时私盐泛滥、豪强盐警勾结,盐民暴乱不断,财政收入很不稳定。

四、从资源税改革看盐税的发展前景

(一)资源税改革概述

1.资源税发展过程以及存在的问题。资源税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1984年开征的第一代资源税是对石油、天然气、煤炭等三种矿产品超过12%“栅栏收益率”的部分征税,体现对资源的级差调节;1994年第二代资源税,实行普遍征收、级差调节的原则,对所列举的七种资源品不论盈利与否都征税,一矿一率。现行的资源税制度暴露不少问题:征税范围小,实际税负低;资源税收入少,对资源环境的保护作用不大;资源税税额明显偏低,地方规费明显偏高;资源税的收入分配体制不合理,所以急需进行改革。

2.改革的总体方向。资源税总体的改革思路是提高税负,增强资源税的调控力度,使资源开采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将资源开采与生态补偿、环境保护有机结合,促进资源开采的合理有序,建立健全资源开发补偿机制,维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

(二)资源税改革过程中对盐税的改革

1.1994年,国家对税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将盐税改为统一征收增值税和资源税,价外税改为价内税,由盐场(厂)缴纳,这样盐的总体税负水平大幅上升,制盐行业整体税负水平明显偏高。

2.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又联合下发《关于调整工业盐和食用盐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07]101号),自2007年9月1日起,盐(指主体化学成分为氯化钠的工业盐和食用盐,包括海盐、井矿盐和湖盐)适用增值税税率由现行的17%统一调整为13%。

3.2007年2月1日起调整盐业资源税适用税额标准。其中,北方海盐资源税暂减按每吨15元征收;南方海盐、湖盐、井矿盐资源税暂减按每吨10元征收;液体盐资源税暂减按每吨2元征收;通过提取地下天然卤水晒制的海盐和生产的井矿盐,其资源税仍分别按每吨20元和12元征收。目前固体盐、液体盐等都是资源税的征税范畴,有适当的税率,从量征收,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税负,但是运转不畅的盐业体制和现行税赋不协调的现状,让企业很难从盐税新政获得财力支持。

4.2008年12月19日,根据国务院的决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出《关于金属矿、非金属矿采选产品增值税税率的通知》。通知规定,自2009年1月1日起,金属矿采选产品、非金属矿采选产品的增值税税率从13%恢复到17%,食用盐仍然适用13%的税率。

(三)治理办法

1.中国政府对盐的征税采取的是过度干预方式,即本该选择市场交易方式,却选择了行政管制方式,将食盐这一私人产品纳入公共产品范畴,致使市场交易方式与政府交易方式错位,从而引发食盐专营制度中的政企不分、寻租泛滥、效益失衡、行政垄断、整合艰难等诸多弊端。食盐的专营决定了其价格高企,导致食盐利润的空间很大,许多人为暴利铤而走险。盐业公司内部执法犯法倒卖“私盐”现象屡禁不止,私盐贩子与盐业系统内部人员勾结贩私盐的事件也屡见不鲜。所以,将私人产品交还市场,取消食盐专营制度或许会成为政府的一个备选答案。

2.如果继续采取政府专管专营方式,那么可以通过政策优惠扶持制盐企业,使它从高产微利发展为产利平衡:如加大税收优惠政策的支持,出台适用于制盐企业的减免税政策;增加制盐企业可抵扣的进项税额;通过退税政策,促进国内外企业的公平竞争;对于企业自身,应该要搞好合理规划,综合利用资源,实现规模效应,同时也要保护环境。

五、盐税征收的启示

不管是专卖还是私营,一方面,盐课的征收会增加财政收入,因为盐是我们的生活必需品,需求弹性非常小,所以可以采取提高价格的方式进行销售,而成本则可以根据政策尽量压低,虽然这种方法引起了许多社会问题,但还是为财政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另一方面,虽然财政收入有新的增长,但是并不会达到国家所期望的那样,因为政府监管能力不足、官民商皆以盐为利、缺少体制上的根本性变革。目前盐业尚属于困难行业,国家还应在产业结构调整中解决长期以来盐业税赋过重的问题,对原盐生产企业遭遇自然灾害造成的重大损失或是歉收严重的年份给予减免部分或是全部的盐业专款,以扶持企业走出困境。同时,企业要积极优化产业结构,大力推进技术创新,特别要突出社会和谐发展主题,通过调增职工工资标准及福利待遇等渠道来增加生产成本、减少利润、降低企业所得税负担,实现盐税下调带来的最大实惠,逐步缓解收入分配不公,从而促进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编写组.中国古代税收思想史[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

[2]何中军.资源税征管的思考[J].松州,2008,(3).

[3]倪玉平.清代两淮盐政改革[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4]夏国祥.近代中国税制改革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