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技术论文大全11篇

地方技术论文篇（1）

草菇是一种腐生性真菌，主要食用其子实体，肉肥嫩，味鲜美，营养丰富。在商丘市比较集中，尤其在夏邑县车站镇，以车站镇为中心向周围乡镇辐射，种植面积达120hm2，产量达12~15kg/m2。

1气候特点

夏邑县属暖带大陆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为14.2℃，高于0℃气温的时间为305d，积温为5010℃；1月份（最冷月）平均气温为0.7℃，7月份（最热月）平均气温为27.8℃。全年无霜期平均为216d，最长为251d，最短为184d，在80%保证率的情况下，初霜日10月20日，终霜月4~5月，冻土层为25cm左右；年平均降雨量为662.2mm，最多年份为1040mm，最少年份为325mm；年日照时数2220h，年日照率为50%。全年平均辐射总量473.63KJ/cm2，光合有效辐射总量为230.12KJ/cm2。总的气候特点是：四季分明，春季干旱多风（风速较大），夏季炎热多雨，秋季晴和日照多，冬季干燥低温多风；日照时间长，辐射能量充足，水热同步，蒸发量大，适宜草菇的生长。

2栽培技术

2.1地块选择

选择地势较高、排灌方便的地块。

2.2大棚的建造

塑料大棚的四周及棚顶均用塑料膜制成，棚内面积100~500m2，并用草帘覆盖。

2.3覆盖遮荫

草菇在菌丝生长阶段不需要光线，尤其直射阳光，对草菇有害。所以对选中要种草菇的大棚，应进行覆盖遮挡阳光。方法是在大棚架上的塑料薄膜上再覆盖1层草帘，有条件时，在草帘上再盖上1层黑纱，并用压膜绳绷紧。草帘与黑纱要开盖方便。

2.4大棚土壤消毒

为了消灭大棚内害虫及杂菌，要将棚内土地精细翻耕，在播种前15d，施0.5kg/m2生石灰消毒杀菌。

2.5整地做畦

以畦面宽1m，人行道0.5m，畦长随意的要求，对整个大棚土地进行规划。以畦埂高10cm，宽20cm，整成一个个大小相等的畦，畦面要成微马鞍形。畦整好后，灌足水，水渗下后，均匀地撒施石灰50g/m2于畦面上，以消毒防虫。

2.6备培养料

选无发霉变质的麦秸，曝晒2～3d后压扁，切成4cm，用麦秸20kg/m2、牛粪5kg/m2、棉饼2kg/m2配料，拌匀后测含水量使其为70%左右，然后在水泥地上或铺有塑料薄膜的地上堆积；边堆边拍实，堆宽1.5m、高1.0～1.5m，长随料的多少而定。整个堆成上窄下宽的梯形，每隔1m左右，用粗10cm的木棒从上打1个到底的洞，再于堆中心插上2～3支温度表，而后盖严塑料薄膜。当料堆中心温度上升到60℃时，保持8h后进行翻堆，使培养料上下内外交换。然后再照样成堆覆盖塑料薄膜发酵。当料中心温度又上升到65℃时，保持8h后散堆降温。整个发酵时间约5d左右。发酵好的培养料，颜色金黄色，柔软，表面脱蜡，手握有弹性，无异味，手紧握有水珠滴下，pH值8～9。当料温降到38℃时，立即铺床播种。

2.7菌种选择

菌种质量的好坏，关系到栽培的成败及产量的高低。自制或外购的草菇栽培种，一定要选择优良而无杂菌的壮龄菌种（菌丝长满料后5～7d的菌种）。这种菌种生活力强，生长快，接种后菌丝能很快控制料面，可抑制其他杂菌的发生。用种量为第100kg干料20瓶（750mL的瓶）或更多些。

2.8铺床播种

将发酵好的培养料运进大棚，在整好的畦上，先铺1薄层培养料（中间厚些，四周薄些），压紧后边处约10cm厚，再沿四周撒1圈菌种。照第2层的铺料播种法，再铺第3层培养料，因为这是最上1层，压紧后要满面撒1层菌种，菌种上面再盖1cm左右厚的土（肥沃、湿润、细碎，拌有3%石灰和0.2%多菌灵，并喷上500倍的敌敌畏），最上面还要盖上塑料薄膜。这样铺料播种，出菇面积大，产量高。2.9精细管理

2.9.1温度。播种后，棚内温度32℃，料温在34～38℃之间为宜，高于38℃时，喷水或通风降温。当料温降至35℃左右时，菌丝开始扭结，原基随即形成。低于24℃，高于38℃，都不利于子实体生长。

2.9.2湿度。草菇生长期间对湿度要求较高，播种时培养料的含水量要适当大些，以手握料指缝中能有少许水珠滴下为宜。播种后要及时盖上塑料薄膜保温。菌丝生长期间要求棚内空气相对湿度80%左右，应将盖的塑料薄膜支起一些，以防水珠落在原基上影响其生长。子实体生长过程中，要经

常保持地面湿润，每天需洒水2～3次。如果需要往畦床上加水时，一定要用喷雾器喷细雾，切忌大水浇灌。

2.9.3通风。播种2d后，每天要掀动塑料薄膜1～2次，每次约15min，以便通风换气。出现原基后要延长通风时间，出菇阶段更应该注意通风。

2.9.4光照。草菇的孢子萌发及菌丝生长，一般都不需要光线，但子实体的形成，却需要一定的光照。适当的散射光照能促进子实体的形成，并使其健壮生长。

地方技术论文篇（2）

技术效率分析

地方技术论文篇（3）

一、光复以来至今的台湾职业技术教育

1945年台湾光复，依据当时大陆学制，将原有日本统治时期各类实业学校与实业补习学校改为“三三制”的初级和高级职业学校。初级职业学校招收国民学校毕业生，高级职业学校招收初中生及初职毕业生。同时，专校则分3年制与5年制两种。随着经济的变化，在1968年台湾实施9年国民教育之际，停办初级职业学校，并将所有初级职业学校改为高级职业学校，且鼓励高级中学开设职业课程，学制3年，并有“论换式产教合作班”、“阶梯式教学”及“延教班”等弹性学制。1976年公布《专科学校法》，规定专科学校分二年制、三年制、五年制3种学制。至1974年设立第一所技术学院，建立了由职业学校、专科学校、技术学院三阶段构成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将职业技术教育提升至与大学平行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层次，独立于普通教育体系之外，成为台湾三大教育体系（普通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之一。

台湾在经历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的经济复苏阶段后，60年代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以“出口扩张”为导向的劳力密集型加工的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快速发展。为配合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教育政策的制定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目标上，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加快技术人才的培养。台湾“行政院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专门成立了人力发展小组，负责人力资源的规划。第一期《人力发展计划》于1966年10月在“行政院”会议上讨论准予备案，之后每两年修正一次；并连续制定了三期《人力发展计划》，以配合第四、五期“经济建设计划”对技术人力的需求。1972年“经合会”改组为“经济建设发展委员会”，人力规划和研究工作划入“经建会”综合处，之后又相继推出一系列人力规划方案。由于出口加工业必须面对国际市场的竞争，需要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改善人力素质要求尤为紧迫。根据专家预测，台湾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初级、中级技术人才最为缺乏，因此人力规划工作把重点放在调整教育结构上，教育重心由普通教育向职技教育倾斜。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台湾职技教育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首先重新调整普通高中和高级职校，由原6∶4逐年调整到1981学年度的3∶7。继而大量扩充专科学校，到1972年专科学校猛增到76所，学生人数达13.8万多人。同时专科学校从普通高等教育体系中分离出来，成立了“专科职业教育司”，突出其培养实用性专门人才的教学宗旨。70年代中期台湾职技教育进入了调整期，由于前一阶段数量的过度扩展，导致教育量与质的失衡。同时，70年代连续两次经济危机的重击也迫使台湾重新调整经济发展策略，经济的紧缩，相应地要求教育作出调整。为限制数量的过速增长，颁布《职业学校法》、《专科学校法》等一系列规章法令加以整顿，逐步完善职教体系。随着1974年第一所工业技术学院成立，“专科职业教育司”改称为“技术及职业教育司”，专责职校、专科及技术学院事务。80年代，为配合“产业升级”，从1985年起重新开放私立专科以上学校，大专院校与研究所的数量也开始激增。1980年大专院校达104所34.3万人，其中专科学校77所18.3万人，大学院校27所15.3万人。到1994年大专院校增加为130所72万人，其中专科学校下降到72所，大学院校增加到58所36万余人。随后又不断扩充本科层次的职教招生规模，把办学较好的专科学校改制为技术学院乃至大学。1995年，技术学院只有7所，而截止到1998年8月，已有18所专科学校顺利改制为技术学院。到2000年，台湾技术学院的数字涨至52所，技术学院升级为大学。台湾“教育部”在1996年制定了《大学及分部设立标准》，规定独立学院具有12个以上学系，3个学术领域即3个学院的规模，办学成绩优良者即可申请改名为大学。到1998年底，已有6所技术学院改为大学，至2000年涨至11所。在普通教育体系方面，台湾1996年出台一项政策，让普通大学附设二级技术学院，以衔接专科学校的课程。到1998年底，附设二级技术学院的普通大学已有23所。这样，从高级职业学校、专科学校到技术学院、科技大学及普通大学附设二级技术学院，已构成一个相当完备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学生初中毕业面临分流时，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兴趣及专长等来选择是进入普教体系还是进入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就读。

二、台湾职业技术教育今后走向分析

台湾过去把职业技术教育定位在“养成教育”上，目的是让学生习得一技之长，毕业后直接就业。因此，他们继续升学的机会非常少，职业技术教育带有明显的终结性色彩。随着社会的变迁，这一教育体系已无法满足一般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而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也越来越需要高素质的实用型人才。在新世纪，台湾职业技术教育面临一个新的转折期。作为培养型技术人才，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联系的职业技术教育，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快速变迁与经济人才需求结构的变化，如何调整与适应未来发展呢？

围绕如何建立面向21世纪的职教体系，台湾有关方面作了多方面积极的探索。台湾职业技术教育的将来走向主要是：

1．职业技术教育的高移是必然趋势，今后的重点将放到发展大学以上层次的技术院校由于经济的快速变迁和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人力需求结构将渐呈灯笼型或钻石型，居中间大部分是拥有高级技术知识的专业和技术人员。据台湾“经建会”人力规划处预测，台湾专业技术人才和行政管理人才的需要将呈递增趋势，年增加率分别为4.5％和3.7％，未来高等职业技术院校仍有很大发展潜力。而台湾教育当局1995年的教育报告书则决定：重新调整高、中职学生的比例，通过增加高中、适量增班、规划综合高中及完全中学的方式，调整中、高职学生比例为5∶5。进一步畅通职校升学管道，研拟弹性学制，大学增设技术课程，专科增设技术学院课程，专科与大学合办二年制在职进修班，大幅增设技术学院，并实施技术学院设专科部的新学制。

2．独立的职业技术教育体制将转向普通高等教育体制下的大学多元化的发展模式实施了多年的高中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的分流政策有可能被取消。1996年上任的台湾“教育部”部长吴京，上任伊始就提出高中不分流，同时要求改变以往高二后文、理科分组，使学生在高中阶段能接受全面教育，具备通才能力，相应的大学入学也将打破多年来实行的分组考试模式，所有科目都要考，同时支持原台湾“教育部”推行的大学多元化管道入学模式。

3．职业技术教育将走与终身教育相结合之路随着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知识的老化更加突出，人们需要不断补充新知识，以应付职业的变动，跟上新技术的发展，因此终身教育日益重要。台湾职业技术教育力图摆脱终结教育的局限，教育目标兼顾升学与就业，与终身教育结合，使公民有随时返校进修的机会，职业技术教育向终身教育领域拓展。为此，台湾职业技术教育作了如下一些调整：重新规划，采取开放式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提高日夜间部、不同学制及校际选课、春秋两季均可入学，以及不限修业年限和休学限制，使学生能“随时进去”“零存整取”完成学业；职前教育采取“直达车”的设计，使学生毕业直接升学或就业；在职培训采取“区间车”的设计，为公民个人随时返校进修创造条件；在入学方案上做到多元化，除原有的四技二专联考外，学校推荐、申请入学、行业推荐甄试等入学方式都在积极试办，甚至教育当局可考虑免试入学，考试不及格再退学。

4．落实职业证照制度，建立多元文凭价值体系就职业技术教育本身的价值来讲，它提供给学生的实务能力的养成是必须加以重视的。在台湾，加强实务能力培养的一项重要措施即是落实职业证照制度。职业证照分三级，即丙级、乙级、甲级，它是通过职业证照鉴定考试取得的。职业证照有利于学生的升学、就业或就业后的续薪、升迁，因此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学生在毕业的时候，不仅能取得毕业资格证书，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职业证照。从1992年至2000年，已有超过40万的职校学生取得丙级的技术士证照。在落实职业证照的基础上，为建立多元文凭价值体系，台湾当局修订了《各级各类学校同等学历的办法》，规定持有职业证照的人士，在有若干年的工作经验之后，也能取得相应的同等学历资格。如丙级证照加5年工作经验即相当于高级职业学校毕业或普通高中毕业，可以参加普通大学的入学考试或技术学院、科技大学及专科学校的入学考试；乙级证照加4年工作经验即相当于专科学校毕业，可以参加大学附设二技或技术学院、科技大学的入学考试；甲级证照加3年工作经验即相当于技术学院、科技大学毕业，可以参加研究所（硕士、博士）的入学考试。从而建立起职业证照和毕业文凭之间的等值互换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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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林腾蚁．技职的．郑州大学升达经贸管院学术报告集，2000．3

地方技术论文篇（4）

天津近代工业企业由于缺乏必要的前期准备，因而在生产技术上明显地落后于当时的外资企业，但作为西方工业产品的替代品进入市场后，不可避免的会与泊来品在价位、质量、性能等方面展开激烈竞争。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使企业进行技术进步迫在眉睫。技术进步也就成为近代工业企业增强市场竞争力的源泉所在。技术进步是某地区实现工业化的前提和基础，工业化的实现过程又为技术进步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障、继续前进的动力。在天津近代工业发展的过程中，近代工业的发展和壮大除了依靠大量的资本投入和充裕的廉价劳动力以外，更离不开技术的进步。

天津近代工业技术进步的特点

（一）模范企业的技术扩散

在近代工业技术进步过程中，模范企业的技术扩散起了重要作用。天津三条石是天津铸铁业和机器制造业集中的地区，其铸铁和机器手工业作坊逐步完成了向半机械化机械化生产过渡，其中真正影响三条石技术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秦记铁铺的出现，二是天津机器局的设立。秦记铁铺的秦玉清本是打行炉出身，能用干模、硬模铸件技术制作各种农具和生活用品，尤其是秦记的铁锅，远近闻名。后来，秦记铁铺衰落，但秦记铁铺培养的徒工大都在三条石自立门户，成了铸铁业的技术骨干。秦玉清的另外两个徒弟，后来在法租界马家口与人合伙开设了著名的义顺铸铁厂。

（二）技术进步过程中的技术依赖

在技术引进过程中，近代工业企业显现出了过度的技术依赖。20世纪之前，天津近代工业的技术设备几乎全部依赖进口。例如大沽船坞从1880年建坞，就让英国人掌握船体、轮机和财政大权。建成后，船坞的财政管理和生产大权都被英国人所控制。船坞生产的主要原料都是从外国买来的，而机床又是清政府用高价从英国进口的废旧设备。总之，从用人、购料、设备上看，大沽船坞完全依赖外国。天津机器局虽然没有被外国人控制，但机器设备甚至煤炭都要依赖进口。20世纪以后，虽然天津工业企业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仿制，但依然没有摆脱对国外技术的依赖。

（三）技术进步的多元性

天津近代工业企业的技术引进表现为生产关系多元化、资金来源多元化和工业结构多元化。第一，在生产关系方面，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官僚资本、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企业相继在天津出现，它们常互相转化、混合。如大沽船坞由官办资本转为官督商办资本，开平矿务局被英商骗走矿权后由官督商办资本转为外国资本。还有天津北洋时期的大量企业都有军阀官僚资本加入，成为一个以资本市场为纽带的混合体。还有很多中外合资企业，如开滦煤矿、耀华玻璃等。在资本形态频繁变化的同时，为扩大生产规模也不断进行着技术引进。第二，近代天津在技术引进的资金来源方面也表现出多元化。早期的技术引进多采用“息借商款”、“复拨官款”的官商合资或向外国银行贷款的方式，企业为此往往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

技术进步与工业发展的同步性

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是一个连续渐进的过程，但对一个地区特别是对于一个企业的局部而言，实现技术水平的升级，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走完别的企业在较长时间内走过的科技进步路程。对于天津近代工业来说，由于其自身所存在的资金、人才技术储备等方面的先天性缺陷，选择自主开发的原始性技术创新存在的难度颇大，而选择技术引进的技术创新模式，用先进企业的技术装备生产性能和质量更为优越的产品，无疑是一条切实有效的发展途径。特别是对于天津企业来说，通过技术的引进，不仅可以节约资金，降低风险，而且还可以由技术破译而积累技术学习的能力。

第一阶段，发端期（1860-1895年）。1860年以后，便有外资企业在天津设厂，使用现代机械设备修理船舶和农产品加工，官办与民办工业开始出现，主要以洋务运动期间的官办类企业为主，设立时均从国外进口机器设备，但数量与规模都不大，如1883年天津机器进口值仅5.6万关平两，1893年下降到2万关平两。进口机器的范围也很小，主要是原动机、锅炉和机械加工设备等。因为在20世纪以前，天津工业刚刚起步，对机器的需求较少，自然进口值不是太大，种类也不多，此时天津现代工业产业以出口加工业为主。

第二阶段，发展期（1895-1922年）。甲午战争以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天津内河轮船航运和铁路运输相继开通，成为现代工业成长的大动脉，有力的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大批外商企业和外国洋行到天津投资，为技术引进创造了一定的便利条件。天津机器总的进口情况从海关册的统计中可见一斑。天津进口的机械设备种类主要是电气机械及原动机、锅炉、纺织机器、汽车及零件等，进口的品种比前期更加广泛。因为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天津工业的黄金发展时期，天津近代工业获得长足的发展，民族工厂累计约有2304家，资本总额累计约8796.5万元，涉及66个工业门类，以纺织业、面粉业等为主的天津轻工业产业体系逐渐形成。

第三阶段，波动期（1922-1940年）。据统计，1933年天津机器进口值由1922年的418万元下降到136.5万元，之后开始逐年增加，到1939年达390.6万元，基本接近1922年的水平，之后又开始下降。进口机械设备的种类主要是电气机械及原动机、锅炉、纺织机器、汽车船舶及零件等，进口的品种与前期基本相同。从进口比重看，1934年机器设备进口值占进口总值的21.8%，1935年为22.3%。与此同时，在20世纪30年代左右，天津工业出现了波动发展，1928年后天津工业规模和数量开始下降，直到1936年才开始恢复，1941年达到最高，对应的机器进口自然也出现了波动发展。但在1936-1941年间，技术引进与工业发展的趋势并不一致。

第四阶段，衰退期（1940-1949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天津进口的机器设备逐年减少，到1946年，机器进口值仅占进口总值的5.27%，比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而这一时期，天津进口的消费品大量增加，1946年和1949年的进口值占进口总值的比重都在60%以上。因为这个时期，天津工业迅速衰退，很多工厂停业或倒闭，自然不会产生引进机器的动力。

结论

天津近代技术进步与工业化进程的历史经验表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增长特别是工业发展离不开技术进步。近代工业发展水平，特别是企业规模决定了当时技术水平的高低。近代天津工业中的绝大部分企业规模都很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资本注册的1153家企业中，仅有107家的资本在万元以上，占工厂总数的9.3%，而且主要集中在纺织工业、化学工业和食品工业。资本在万元以下的企业占工厂总数的91.2%，而且这些工厂机械化程度低，很多还处在手工生产水平。

参考文献：

1.孙德常，周祖常.天津近代经济史[M].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

2.罗澎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M].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33

3.宋美云，张环.近代天津工业与企业制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4.王培.晚清企业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地方技术论文篇（5）

寿阳一中气候适宜设计策略研究———规划篇

地方技术论文篇（6）

苹果双套袋技术主要是通过膜袋和纸袋的双层物理阻隔作用，减少山西省中南部常见的纸袋苹果果面失水纹裂现象，同时促进果面着色，提高商品果率，增加果品附加值。增产增效情况在山西省中南部，通过标准化双套袋技术实施，单位面积产值可提高20%～30%，每千克果实售价平均提高0.9～1.5元。技术要点膜袋的标准化使用根据山西省5月份气温上升较快的特点，膜袋的使用应在5月上旬之前完成，即在苹果坐果后10～20d内完成。膜袋使用越早，果面着色越鲜亮，同时果实接受农药等有害残留的机会越少，因此，膜袋应提早实施。套袋时，还要求带上棉质手套，不要用力触摸果面，幼果入袋时可手持果柄操作，防止人为造成“虎皮”果面。纸袋的标准化使用标准纸袋要求采用双层纸袋，其内袋为黑色或红色，外带为灰色木浆纸。同时要求在内袋及外袋的内侧涂有缓释以及无公害抑虫、抑菌药剂。套袋时，先撑开袋口，托起袋底，使2个底角的通气放水口张开，并令袋体膨起，果实在袋内悬空并近果台位置，以防止袋体摩擦果面。果实套纸袋一般在花后20～35d内完成。即膜袋完成后开始，5月下旬果园高温期开始之前完成。袋内滞留时间与脱袋时间根据山西省优质鲜食苹果品质发育特点，要求中晚熟苹果在纸袋内停留90～110d；晚熟红富士苹果在袋内停留120～130d，同时脱袋后接受日照25～30d，以提高果实含糖量，改善综合品质[3-6]。注意事项脱袋期果园昼夜温差大，为防止果实表面日灼伤，因此，应根据当地天气预报，选择在阴雨天或傍晚脱除外袋。该技术适宜山西省中南部苹果产区推广。

苹果园地面生草与管理技术

技术概述该技术依托单位为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现代农业研究中心和山西省农业厅果树工作总站。果园肥力下降是山西省苹果生产上普遍存在的问题，为了增加果园有机质含量，综合培养土壤肥力，近年来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有关单位系统开展了果园生草技术研究，通过人工生草和自然生草技术的完善，逐步提高了果园土壤有机质含量，改善了果园土壤理化性状，并减少了果园地面水土流失。增产增效情况果园生草技术并不产生直接的生产效益，但能够改善果园土壤理化性状，提高果园综合肥力，是稳定果园产量、提高果实品质的基础，具有持续的潜在效益。技术要点山西省果园生草技术主要采用人工生草和自然生草2种途径。人工生草在有灌溉条件、且越冬低温不低于-15℃的苹果产区，可进行人工生草，主要推荐白三叶草、红三叶草、意大利黑麦、扁茎黄芪等绿肥草种作地表植被，这些草种生长量平缓，为匍匐或半匍匐生长，每年割草1～2次即可控制株高在20cm左右，以克服地面植被与果树根系的水肥竞争。自然生草果园自然生草就是利用现有果园的自然草品种，通过人为去除深根杂草和有害草类，限制性利用一般性草种类，逐步改变果园地面植被结构的生草技术。通常在自然生草的第1年，地面以兔尾草为主，其后逐步演变为矮冠草种类。为了避免果园生草与果树根系的水肥竞争，草种在果园地面生长高度达20cm左右时进行刈割，保持植被5～20cm高度。如此反复进行，逐渐在草生植被下方积累有机质，形成养分与水分的富集层。果园自然生草技术对土壤改良的效应虽然不及人工绿肥，但基本符合黄土高原条件下土壤养分与水分特征，加之天然草生植被的抗逆性和适应性强，易于管理操作，因此，可在山西省中南部旱作果园应用。生草果园进入盛果期后，由于树冠郁闭，地面植被发育衰退，需要借助果园间伐技术提高地面透光率，进而提高果实品质[7]。注意事项在旱作果园，地面生草可能与苹果根系水分供应产生矛盾，因此，需要严格控制果园生草高度。该技术适宜在山西省中南部苹果产区推广。

旱作果园苹果节水施肥栽培技术

地方技术论文篇（7）

历经30余年的系统努力，技术哲学不断走向成熟。因缺乏公认的研究规范和系统的理论体系，尽管技术哲学堪称是“一个有着伟大未来的学科”，但仍处于一种如Flisabeth Stroke所言的“文集哲学”( anthology philosophy)状态，仍然是一个如Joseph C. Pitt，Friedrich Rapp等人所谓的“边缘区域”( fringe area )。如继续深究，我们就会发现无论人文主义的技术观、技术社会学抑或技术伦理学，其背后均是技术及其文化底蕴在支配，为此，对技术进行文化批判分析的视角显得格外重要。在本文中，我们拟从历史的向度审慎地对当代技术文化批判的动向予以分析和评估，通过对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技术世界及其秩序的批判性反思，促使研究更具批判性，前瞻性。

一、回溯:中西不同的“问题意识”

随着技术对现代社会的广泛渗透，其触角已延伸至社会各个领域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技术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本质现象，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元话语。可是问题恰恰也是因此而生，随技术日益复杂化，其按照精确逻辑构建的技术体系及其权力意志造成了技术的异化。而技术的异化正是技术批判的重要维度，30多年来，“对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的批判构成了当论思考的一个重要主题:无论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之思、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批判，还是后现代主义的反现代性，最终都归诸于对现代性文化的反省”。

(一)西方学界:伦理学转向

西方(这里主要指的是德国与美国)的技术批判对于当今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抨击了工业革命以来技术的霸权地位，更重要的是从哲学高度改变了人类传统的单向度思维模式。然而，不能不指出，由于其各自学理背景、审视维度等不同，使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且存在许多缺陷。此外，他们为使这种批判显得合理不得不构建自己的哲学基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改造，尤其是在技术哲学的基本概念范畴方面。于是，在理解上经常是顾此失彼，也导致批判力度因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受损。

1.德国的技术哲学研究经历了持续的、系统的增长，其中在技术批判方面最引人关注的成果主要包括:萨克塞的《技术人类学》，伦克的《论技术的社会哲学》，吕伯(Hermann Lue bbe)的《工业社会的生活意义》，罗波尔的《有缺点的技术》、《技术启蒙》，拉普的《现代时间的动力学》等等。其主要特点为:一，呈现出多元化，而非单一的和标准化的，有经验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人类学等不同的研究视角;二，与技术社会学、技术经济学和技术政治学等相关的研究联系密切;三，技术的伦理、生态和资源问题越发受到研究者关注，由过去的玄思转向现在的实践导向，有突出的现实主义转向。

2.美国技术哲学研究中技术批判研究占有突出的比重，这方面主要研究成果包括:米切姆的《技术的思考:工程和哲学之间的道路》，伊德( D. Ihde)的((技术与生活世界》，费雷(F. Ferre )的《存在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形而上学》和《认识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认识论》，伯格曼(A. Borgmann )的《技术与当代生活特征》、《坚持实在》，温纳(L. Winner)的《自治的技术》，杜尔宾(P. Durbin )的《科学、技术和医学中的社会责任》，费恩伯格(A.Feenberg)的《技术批判理论》、《可选择的技术》、《追问技术》、《改造技术》和《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历史的大灾难和大拯救》，比杰克(Bijiker， W. E)的《技术文化的脆弱性》等等。尽管如SPT前会长皮特指出，美国技术哲学研究负荷着意识形态框架，其核心是敌视技术。但是，已抛弃对技术的乌托邦和敌托邦的观点，从各不同的理论视阑看待技术，如从技术批判理论(费恩伯格)、政治学(凯尔纳)、现象学(伯格曼、伊德)等，认为技术可依据不同的文化、政治、现实社会条件等因素，重新加以设计。

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对技术理性也进行了不乏深刻的批判:他们探讨长期被遗忘的“边缘”现象，而射击的标靶却是西方文化的中心。福柯在《词与物》中以宣布“人的死亡”来表达现代思想的终结，抨击启蒙思想，并声称要消灭自笛卡尔以来的无所不能的主体。利奥塔在《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提出消解技术的霸权，对技术“不证自明”的合法性进行质疑。博德里亚发现逐渐泛滥于社会中的消费文化的深刻意义，指出人类社会从商品社会到景观社会再到如今的仿真(类像)社会(《类象与仿真》)，其深层是技术所构建的符号取代了意义本身。可见，后现代主义的技术论述中，主要关注现代技术异化。至于社会建构论者，如Latour ， Callon ， Law等人，则从人类学角度研究技术问题，对人性化的技术和非人的技术分类思想给予关注。西方学界关于技术文化思想的阐释是其批判工业化的重要武器，在理论上，系统地梳理其技术文化思想，不仅可弥补我国这方面研究的空白，也能促进我国技术文化问题的深人探索，更重要的是让工程师、技术决策者、技术管理者等，明白技术不仅是一个自然的问题，更是一个关涉人的文化的问题，在实践上使用人文道德价值观念主导和支配技术的决策，使技术得到最佳的发展和应用。

(二)国内学界:人文主义为主导向的技术反思

对技术批判开展系统持续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0 ，90年代。其中，徐崇温《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吴国盛《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乔瑞金《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陈凡、张明国《解析技术》、郭冲辰《技术异化论》、姜飞《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杨庆峰《技术现象学初探》等，为技术批判研究打开了视野。

但从国内研究现状来看，还很少有人系统地以技术的文化批判作为研究对象，尤其是缺乏全面审视当代技术批判的存在形式及其未来的基本走向。陈昌曙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对技术哲学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在此方面作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他的《技术哲学引论》、《陈昌曙技术哲学文集》等著作，为研究技术哲学做了奠基性的工作。叶闯的《当代“科技批判”研究》提出或重新考定了生存论批判、生态学批判、科学技术批判等概念，通过对一些代表性、典型性的思想流派分析，对当代科学技术批判思潮进行清理;刘仲蓓的《后殖民时代技术的分析与批判》置身于“后殖民”时代分析技术、文化、人之间的关系，围绕“后殖民”的实质、西方技术文化的擅变与技术的偕越、技术在西方传统文化的解构等，以人文主义视角考量，展开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技术、文化、人的反思与批判;曹克的《技术的社会批判》认为，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是技术的社会批判，它主要分为历史批判、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两部分，二者取向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被马克思历史地关联在一起，将对技术的思考纳人到了马克思不同时期方法论的视域中。

赵建军教授的《追问技术悲观主义》，以技术理性批判与技术悲观主义的相互关系为切人点，指出技术悲观主义的意义，它不仅在人类目的与行为之间自发起调节作用，而且其批判性甚至反叛性，体现了人们对认识的深化和对人类未来的洞察力，更为生态伦理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作了理论铺垫;乔瑞金教授在《马克思思想研究的新话语—技术与文化批判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中阐明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批判思想实质蕴涵，并指出其从技术决定论走向技术整体实践价值论(文化价值论的新纲领);张成岗的《现代技术问题研究》，从追思技术问题人手，对现代技术进行了病理学拷问，对技术问题进行了科学划界，对技术问题何以生成进行解释性研究，对技术问题之解决提出了初步构架;李丰茂的《重建技术化生存的人文主义向度》认为，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表现为“生存危机”，其直接原因在于西方工业文明以来形成的“自然主义技术化生存”，而这导致了“技术异化”进而导致了人的生存异化。必须以希腊对“技术”所做的“生存论”理解为根据，并通过当代的“文化批判”—“意义性拓展”、“时间性拓展”和“空间性拓展”，以恢复技术化生存的“人文主义向度”;朱春艳的《费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研究》认为，费恩伯格提出的“批判理论”( critical theories)，是一类具有某种伴随历史的变化来给出的技术判定，它既非由目的和理性来决定的工具系统，也不具有内在的和一劳永逸的价值独立性，而是蕴涵着非中性的社会属性的产物，实际上就是在目的和实体之外来寻求一种基于特定社会情境的对技术的定位。

近年来，更由技术价值论、社会批判理论和技术的形而上学等人文视角的探讨而引向深人，出现了研究旨趣的经验论转向和研究背景的后现代技术转向，研究视角亦日渐多元，其理路主要有解释学、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的技术哲学、技术批判、社会建构论、风险与反思现代性理论、后结构主义(如知识权力结构、仿真理论)、后人类主义(如赛博格和人类增强)等，思想资源涉及自北美(如伊德、芬伯格、温纳、哈拉维等)、法国(拉图尔、埃吕尔、鲍德里亚等)、德国(海德格尔、哈贝马斯、胡塞尔、尤纳斯等)和中国传统思想(庄子等)。相关研究聚焦于技术的本质、技术的价值、技术伦理、技术与风险等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内学界，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主要渗透于科技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相关领域，尤其是其社会批判论和技术批判理论中。不过，陈昌曙、远德玉等人于1980年代在技术哲学研究中涉及了技术伦理与文化相关的论述。90年代，刘文海(《技术的政治价值》)、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等，在有关技术的政治价值和人文价值的维度中，实际上已深人到文化学(伦理学)意义上审视技术问题。此后，陈凡的《解析技术:技术一社会一文化引论》、王前的《技术发展的文化制约研究》、张明国的《技术文化论》等，进一步阐述了技术与文化的内在关联。上述对当前热烈讨论技术文化问题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整体而言，进人21世纪后，我们尚匾乏对技术批判全面系统的研究，更无从把握其对当代技术文化(含伦理学)问题解决的价值和意义。

二、述评:技术文化批判的重审

“虽然人类在很久以前就生活在技术时代，但技术哲学的时代刚刚开始”总体上看，虽然技术文化问题已经成为人类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但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仍然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虽取得一定成果，但探讨尚未全面展开，对有些问题的认识仍嫌肤浅，如关于技术文化概念的具体来源及其在东西方语境中的差异;在中外众多学者视域中，技术(本质)的文化批判语境占有怎样的学术地位?技术文化及其风险是如何在这个时代成为哲学的关注对象的?以上诸多问题的系统研究，在国内外技术哲学界尚未充分展开，巫待加强。

(一)主题与方法的缺憾

其一，主题的离散性。在技术哲学领域有一种斯托克(stoker)所说的“连续性的开始的悖谬”( paradox of continual beginning)，对其作为一个哲学学科赖以成形的一整套中心问题(central is-sues)缺乏明晰性和一致性，使得技术哲学难以形成一些集中于中心问题的内聚性理论(cohensive theory )。往往强调道德性的问题而忽视认识论和本体论的问题，关注的是技术的使用而非技术的设计、制造等过程问题;技术和工程本身，即技术制品的设计、发展、生产和维修游离于其视野之外。哪一个问题是当今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仍存在较大分歧。张华夏和张志林等人认为，技术的认识论和逻辑结构问题是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他们呼吁“技术哲学要转向技术知识论和技术逻辑的研究”，陈昌曙和远德玉先生则认为，技术与科学相比，具有更直接、更鲜明、更强烈的价值性，鉴于此，应当将技术的价值论作为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美国，许多学者主张技术哲学主要是对技术进行伦理的、政治的分析;而皮特坚持认为，“技术哲学的首要问题是认识论”。他指出，只有从认识论着手研究，技术哲学才可能容身于主流哲学讨论之中。拉普认为，今日技术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关键是要明确在“技术决定论”中人们可能的作为了。

其二，方法的偏执性。往往强调规范性而忽视描述性，采取一种外部性的方法看待技术。在此，技术本身通常保留为一个黑箱，被当作一个不变的整体;针对此，费雷基于几十年的教学、研究和思考，形成了自己的四个信条:其一，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其二，应用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科学哲学、社会哲学等学科的范畴，能够阐明技术现象;其三，技术哲学在理解何为合法的哲学方法时应该采用多元化的策略;其四，一种全面的、批判的、多元的技术哲学研究方法对认识技术和制定有关的社会政策是有益的仁。

(二)人文主义批判为何如此脆弱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晚期，技术哲学受制于对技术的形而上学分析(受其影响)和对科学技术对个人与社会生活方式的批判性思辨”。技术超越论者(如容格、迈耶尔、埃吕尔、海德格尔等)，他们用对认识主体的重视来取代对认识对象的重视，用重视价值来反对重视事实，以对人的欲望和精神自由的强调来对抗语言逻辑的科技方法。虽发觉人与技术之间的冲突，省察到人类在技术重压下的呻吟，却忽略在技术发展中对人的力量的肯定和文化发展。理论上的片面性使之对现代技术持敌对立场，看不到有意义的未来。尽管对技术的批判是彻底的、尖锐的，但在他们的视野中，没有科学技术也没有历史发展，最后深陷虚无主义泥潭，只能是一种“贫困”伤感。

正因理性批判与现实相悖，人文主义者所推崇的人文导向在现实中显得如此脆弱。笔者以为，在学理上，人文主义技术批判的最大缺陷是他们把批判的理论向度定位在理性和技术理性上。在精神上达到控制技术，在人文主义学者看来就是重新唤起人们的价值理性和对维护人性尊严，人性解放的自觉意识。一句话，就是依靠主体精神(政治的、伦理的、宗教的)因素来克服技术理性的恶性扩张，同时抵制其向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渗透。这恰恰就是技术理性的批判在现实中难以产生真正广泛、持久影响的原因。

技术永远是一种人的合目的的行为的结果，也是符合科学理性的、合理的有效的行为，为此，人类能够运用技术不断有效地改造自然。同时，人的理性、目的、利益、价值选择也总是强烈影响和驱动着技术的发明和运用，我们是否就此断言技术的存在和发展取决于理性的因素?许多人文主义学者在对技术本质的追问后陷人悲观主义的事实确认了这一点。其实，技术也是人的社会性建构，是人的主体性的客体化，即技术既是人的异化存在物，又是人的解放的具体形式。因为人口会不断增长，人们的物质欲望和需求也只能是有增无减，阶级、集团、国家间的不同利益也会长时间地驱动着人们的价值选择，科学理性对于技术的推动，历史已经证明是加速度的。在这一切面前，所谓呼唤人性价值理性的回归，所谓人性自由发展的“理性王国”，几乎就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

(三)“技术的经验转向”难以真正解决题

现代技术哲学深受两种思潮的影响:其一是批判的技术哲学传统，代表人物是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的人本主义技术批判理论;其二是分析的技术哲学传统，思想实质是分析的科学哲学在技术哲学中的反应，近些年又出现“回到经验”的实证主义仁。

分析传统的技术哲学由来已久，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技术哲学的原始形态。它与其说是一种哲学，不如说是一种工程师的经验。自从海德格尔对技术的存在主义反思和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的社会批判以来，分析性的技术哲学曾一度陷人低谷。

20世纪90年代以来，哲学家们试图通过堆积式的经验研究，超越海德格尔式的技术批判，于是出现了所谓的“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一个最有意义的探索出现了，即技术哲学家的兴趣从技术的后果转向了技术本身。这种趋向最明显地体现在“Thinking through technology; the path be-tween engineering and philosophy"(米切姆)。它深刻地指出，技术哲学的适宜研究方式应该是“不能回避工程的话语方式”。换言之，技术哲学必须对技术的哲学分析与工程师对话，若达此目的则必须学习工程语言。但是，“技术的经验转向”便能解决问题吗?温纳(winner)指出:“一旦走进技术的黑箱，人们就一定能知道哲学和技术研究所要求的所有答案吗?……技术并不是一维的实体。首先，技术的概念本身就有许多意义:最基本的有技术作为器具、技术作为知识形式、技术作为行动的方式。但这些技术的每一种形式又都有复杂的意义。所以，技术黑箱还包含技术自身历史发展的形式，这是技术哲学家在理解现代技术本质和作用时所不可忽视的，否则，哲学家就有把技术过分简单化的危险。”

显然，如果没有一定的本体论框架，技术哲学将蜕变为技术经验，从而失去哲学本色。而失去哲学本色的技术理念上难以发现技术本质的。综合来看，这两种技术哲学，批判传统和分析传统的技术哲学，实际上是在技术的“形而上”和技术的“形而下”陷人了形而上学。前者有望文生义之嫌，后者则有得鱼忘签之憾。 三、前瞻:技术化时代合理性的扬弃

对技术的形而上追问已经完成，对技术和技术哲学研究中的二分法(工程的和人文的技术哲学)也已无力回答技术所带来的现实问题。从技术的文化环境看，随着冷战的结束，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的文化环境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藉此，我们对技术哲学研究包括技术批判也理应赋予新的视阂

(一)走向经验，走向跨学科的文化批判

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应对这种文化环境的变化，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而不能仅是继续研究与埃吕尔、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相同的主题[川。在《技术哲学导论》一书中，伊德指出，“环境危机”、“多文化”( pluriculture )、“战争与财富”、“技术发展”是未来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主题。并强调“文化形态的转换要求技术哲学家以平衡过去及现在的乌托邦和非理想化之间的诱惑的方式对上述两个主题进行反思，……这只是对今天技术渗透的世界的平衡、批判和反映的思想的呼吁”。从技术自身看，随着全球电子媒介基础设施及其文化的发展，米切姆认为，现代技术(与背景分离化)正在被一种新的“元技术”(Meta一Technology)取代。元技术是一种重构性技术，正以虚拟的形式重新使分离的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在此情况下，米切姆指出，“过去二十年，技术哲学努力思考我们做的技术，下一个二十年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了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角度，拉普建议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费雷提出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杜尔宾呼唤行动主义，他指出，虽然需要理论的进步，但更需要的是在解决技术社会的现实问题上取得进步;虽然理解技术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围绕它们的有关的社会问题做些什么。为此，他呼吁学院的技术哲学家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人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列中来。从根本的精神看，无论技术哲学研究将怎样发展，陈昌曙先生指出，技术哲学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他说，技术哲学“没有特色(学科特色)就没有地位，没有基础(基础研究)就没有水平，没有应用(现实价值)就没有前途”。从研究的建制看，陈凡教授提出“内核硬化、边缘软化”的转向。“内核硬化”是指技术哲学研究共同体的“内核”(指专业的技术哲学工作者)要上水平、上学科，以促进“狭义的技术哲学”的形成与发展，“边缘软化”是说技术哲学共同体应是对“各界”、“各学科”“开放”，以有利于“广义的技术哲学”的产生和发展。

总体上，囿于以往研究视野的片面化，使得技术批判研究大多是从直觉抽象的形而上学与狭隘经验的社会建构论的角度来阐述技术的内生及社会控制问题，这种研究范式是从宏观层次到中观层次的切人，在这个过程中，技术主体在技术社会控制中的作用往往被忽略了。鉴于此，笔者认为应该从微观的层面切人，加深对技术微观运行机制的了解，以弥补当前研究不足的弱点。目前在国内外的研究中还存在一个问题，即缺乏对技术一文化的结构研究，这也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笔者欲通过文化语境的结构化分析方法，系统研究技术一文化一人的控制问题。值得指出的是，如果缺乏一定的本体论框架，技术哲学将蜕变为技术经验，从而失去哲学本色，而失去哲学本色的技术理念难以发现技术本质。

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切实地综合包括哲学、科学史、技术史与科学学等学科成果，研究技术的发展与社会史及其文明的联系，更广泛地说是与地球进化过程的联系。人类正走向从根本上改变他们所创造的，也使他们受到危害的技术文明的道路。如果不考虑自然科学、道德、政治和其他直接的社会因素的影响，以及文化特征(如民族的文化特征)和各类哲学世界观的影响，就不能很好地阐释技术现状与发展。我们不但有技术问题，而且还有人的问题。在技术的哲学研究中，不仅是把人“作为”某种因素，而且要“通过人”来审视技术。技术问题就是人的问题，未来的技术哲学应当考虑:1.技术是意识的物质化，技术问题是人文科学问题，对它的理解需要揭示文化的深层基础;2.必须摆脱旧的“技术”形而上学概念并制定新的范畴模型，因为旧的范畴划分(主体一客体，科学一技术等)不能捕捉技术的实质;3.技术比科学更具有基础性质，不能由科学解释技术，也不可将技术归结为科学及其后果;4.整个技术哲学，由于它是人文化的，因此不能将它局限于最高的抽象水平、一般哲学范畴水平。有关它的论述只能建立在较具体的历史实际范畴研究的基础上。

对技术进行深刻的哲学反思仍是一项年轻的事业，目前国内外还没有形成一个得到普遍认同的研究范式，这使得技术在哲学水平上远远跟不上科学哲学发展的步伐，并成为制约技术创新的主要因素。究其根源，仍是技术文化观滞后所致。对中国而言，如何开展合理的文化批判，应对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文化精神、文化模式的冲突和裂变，顺利地实现传统文化模式的现代文化模式的转型，已成为紧迫的历史任务。

加之，如今从技术哲学到技术政治学等学科的出现，表明人们用经验去把握的空间越来越大。因为这里探讨的问题已脱离了哲学的语境，进人到政治学、社会学的话语系统中。技术现象原本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仅局限于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或仅仅局限于从思辨的、“纯粹形而上学的”角度研究技术都是不够的，可以认为，走向经验，走向跨学科的文化批判，正是技术批判理论的未来走向，而正是当学科的分化引起更大程度的综合，使人类有条件从多角度、多方位反思己身。如伦克和罗波尔所说:“跨越陈旧的系科和学术边界，尤其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技术科学之间的边界，进行富有成效的和现实主义的合作，在今天技术哲学研究中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二)反思“反思的”时代:“重建文化”、“拯救文化”

技术文化批判研究，尤其是关注技术文化脆弱性(the vulnerability of technological culture)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高速发展的当代社会。从技术文化角度更深人探析中国当代文化的特征、和谐发展理念、现代性意义与未来发展内在动力，不仅迫在眉睫，而且还富于挑战性和无可替代的实践意义。

技术不是中立性的，它不仅在本质上、而且在结构上是暖昧的。在与人和文化中的人的关系中，技术转化了经验和经验的变项。更进一步分析，“在文化诊释学的复杂层面上，技术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被嵌人;‘相同的’技术在另一种文化情境中可以成为完全‘不同的’技术”。生活于技术文化(technological culture)当中，我们已无可避免地活在一个极易脆弱的世界(a vulnerable world )。为了生活于一个更为开放的、锐意创新的文化当中，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技术文化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本身的价值所在。

话语既不是独立自主的，也不是“深层”的现实的直接反映，而是建立在更为辩证的关系的基础之上。在此情形下，探寻一种深远的批判性( critical)的精神变得更为必要。如果不探索技术及其现代化本质的无处不在的现实，我们将无法谈论公共话语。不难发现，以“发达”为内核的技术文化正在以资本的功能、工具性来定义现代人类主体。在某种意义上，发达的功能正在取代人类的价值。在现代性时期，技术、知识和权力的新的融合，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经济和政治控制，重新影响了我们的文化。在启蒙主义价值引导下，技术必要性提供了一种人类进步观，它与不断增强的自然控制和似乎无限的物质商品生产密切相联。但物质丰裕和人的自我实现之间的表面联系已被证明是虚构的。更为重要的是，工业“进步”和技术“进步”所造成的全球变化现在已全面威胁生态环境，技术力量是如此无所不在，以至于阶级结构、社会关系、文化甚至变革运动也以它的形象复制自己。

20世纪大规模工业发展和技术革新所带来的社会巨变，将一个深刻的含义传递给这一反智论的遗产之中。技术理性的世界里，“功能化的”(实证主义的)语言的仪式化概念取消了真正的颠覆能量，也同时取消了现实与可能之间、经验主义现实与进行选择的努力之间的辩证的张力。从文化的本质角度看，这也是文化空前发达的时代。可是，就在这个时代，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提出了“文化危机”的问题，不少有识之士发出了“重建文化”、“拯救文化”的呼吁。

显然，这里所说的“文化危机”既不是指物质技术的不足，也不是指制度、规章的弊端，指的正是狭义文化遭放逐的状况:科学技术危机，对人类前景构成威胁;大学和教育的危机，为适应市场而追求短期效果;文明失去价值追求;诗意和正义感丧失。这意味着—本来，在文化分化的过程中，狭义文化成为人类与自然相对立的本质力量的最高形式，成为人文价值观的最后领地。可是，现在连这一最高形式也在向低级形式坠落，最后领地也在逐渐丧失，狭义文化的危机成为人类的最后的危机。以“文化工业”为例，这是对文化的工业化制造、商业化流通处理，它以牺牲创造主体性为前提，以满足大众的感官刺激需要为生产标准，以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为生产目标。使人的自然需求被充分地调动起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文化形式灌输给每一个人，人的本质力量、人的独特价值失去文化载体。在这样一个表面上高度发达的文化环境中，人成了超级动物，每头动物都只知道最大限度地饮食男女，享受奢侈腐化，一切为了物欲这个上帝。无论对于生产者还是消费者，“文化”都只成为满足自然需求的手段，成为与房子、汽车、美女一样的物质材料。文化含义中人的因素消失了，只剩下自然的因素，“文化”一词终将失去意义。

如同路易·多洛在抨击“文化工业”时指出的，当代文化已经“从知识的甚至从精神的层次降下来，而只维持单纯的物质层次”。当文化工业已成为文化机制而存在时，倘若只以增加政府拨款的方式来拯救文化，实际上只是给文化工业注人新的资本，文化危机仍将漫延。人类已经到了反思文化定位的时刻。必须看到，“文化热”的思维特征是以文化为纲，无论什么问题，似乎不“上升”到文化层面即不可谓之深刻。事实上，离开对人与人的诸种关系的探讨，将特定社会结构变迁的问题化约转换为观念文化变迁的问题，只会导致对问题真实性的遮蔽，可能永远也找不到问题的症结。

地方技术论文篇（8）

二、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西方技术哲学在我国传播的特征

这一时期，西方技术哲学也开始抵达久违的中国文化界，并呈现出这样三个特点：

第一，翻译介绍西方技术哲学的工作开始起步。总的来说，随着我国技术哲学的酝酿兴起，国内学者开始关注西方技术哲学的经典文献，不过还尚未开始系统的介绍，还停留着为数不多的简单翻译传播上。从知网的文献记录来看，这一阶段翻译介绍西方技术哲学的研究文献主要是《哲学译丛》、《国外社会科学》、《世界科学》、《哲学研究》、《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等杂志的一些译文、介绍性研究论文。可以说，这些翻译研究成果给国内技术哲学研究开启了一道思想启迪之门。

地方技术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 G40-057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李艺（1956―），男，山东临沂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技术哲学、教育游戏和信息技术教育研究。E-mail：。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技术在学科建设、指导实践、与其他学科对话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特别是进入21世纪，伴随着推动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需求，教育技术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逐渐被整个教育界所关注，在推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与此同时，回顾教育技术的发展，我们也看到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教育技术研究的学术品质落后于时展的需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教育技术的发展。形象地说，将教育技术比喻为一支队伍，在它初创时期，因安身立命的需要，要讲求实效，可以不拘形式，可以是一支游击队，可以打游击战。但当发展到一定规模，产生一定影响，承担“正面战场对敌”责任的时候，就必须是正规军了。这时候，教育技术必须在继承传统优秀品质的基础上，一扫游击队习气，将自己打造成一支在思想、技术及方法各方面都合格过硬的正规军。

历史责任落在了当前一代教育技术学人肩上，我们必须将教育技术带入一个由“游击队”向“正规军”转型的阶段之中并使其顺利地完成这个转变。而所谓“游击队”和“正规军”的差异，在教育技术研究上，表现在文化传承、思想溯源和科学精神的缺失与建构上。

一、教育技术研究文化传承的缺失

这些年我国教育技术的发展，无论是基本理论还是整个学科体系的建设，主要是依赖对国外理论的引进。类如叶澜教授指出，“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离‘根’离‘土’，长期未构筑起自己的‘家园’，长期保留着‘舶来品’这一从降生之日就带有的‘胎记’”。[1]在学科发展的初期，“引进”情结在所难免尚有情可原，但在后续的发展中，应避免习惯性地简单模仿和移植，应在借鉴参照的同时更强调根植于自身文化的健康发展。教育技术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在倾听、领会别人的文化精神时，更重要的是守护自己的文化家园，以本土问题为先导，借鉴先进国家学者的研究，建构本土的概念框架和理论路线。唯有如此，才能既更加有效指导本国实践，又在国际学术舞台上进行平等而有尊严的对话。

在教育技术研究中，缺乏文化传承的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

1． 思想引进“食洋不化”

任何教育理论都有其生长的社会土壤，都会散发着浓郁的文化气息，不同民族的教育理论也都体现着不同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西方的教育技术理论，特别是美国的教育技术理论，其形成有深厚的本国教育实践背景，即先有教育实践，积累经验，然后再形成理论，深深地带有美国式的实用主义文化的烙印。无论是AECT几次对教育技术定义的更替，还是遍布美国本土的其他形形的派别思想的形成，都有其深厚的实践基础。范寿康曾说道：“美人论学，往往轻系统，重实利，其弊流域肤浅驳杂。”[2]美国学者如同美国公众一样，在享受着“冠誉”全球的“美国式”声望之时，对其崇尚的实用主义更是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渗透到其骨髓里。他们更热衷于在实践中解决问题，而无暇去寻求更加深邃的答案。实用主义有利弊两个方面：好处是可以不受概念和理论体系的困扰，将焦点放在分析和解决具体问题上；缺点是由于缺乏扎实稳固的思想支撑，限制了其对具体问题的超越，从而影响到对问题的深刻认识，在启发思考和引领发展方面就必然有所不足。因此，无论是拿其二百年文化成绩和人类数千年文明相比较，还是拿美式思想和林立全球的众多学派相比较，亦步亦趋、盲目地迷信而唯其为是，照搬照抄囫囵吞枣乃至逐字把玩，实在是非常不可取。

对于理论的引进，必须考虑理论的适应性和适用性两个问题。在适应性方面，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引进的理论能否适应中国的教育实际。在教育技术领域，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的现象屡见不鲜，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文化理念的不相容，在理论上盲目模仿，而在实践中却忽视了实际问题的文化情境，必然会遭到文化理念排斥，起不到解决问题的作用，这就造成了由于文化土壤不同而产生的“南橘北枳”现象。在理论适用性方面，我们会追问这个理论本身对问题解决的可满足性如何。卓有成效的理论学说会引领我们对问题认识的深入。近年来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深入，国外的许多理论被引入国内，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内学术的发展，但有些理论的效用却被夸大了。如前所述AECT教育技术定义的引进和解读，就是典型的问题之一。同样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我国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后现代课程理论本是学术上的一家之言，却在我国上升为课程改革的国家意志，几乎没有深入考虑我国的文化背景、社会意识、管理体制及我国教育的发展诉求等诸多要害问题，不得不说是一个严重的失误。

2. 理论建设缺乏本土意识

理论具有鲜明的文化性。理论是对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实践问题的抽象、论述和反思。我国的教育技术发展二十多年，问题争论无数，却陷于肤浅琐碎，引进大量理论但鲜有本土特色的理论创见，理论创新缺乏本土意识。略举一例，据南国农先生介绍，“日本的‘教育工学’这个名称，是在读过《天工开物》这本中国名著后受到启发而提出来的。并说，日本教育工学界的许多学者都把《天工开物》、《梦溪笔谈》作为必读的经典文献。”[3]这不禁让我们教育技术界的学者们羞愧不已，这个“工”，不是工业的工，是一个饱蘸着传统技、艺乃至思想的“工”。可以想象，一个“工”字，若被妥当地置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上，会给我国教育技术领域带来什么不同？遗憾的是，实际上我们为了一个“针尖上的天使”式的定义争论不休，我们拿着“教育”、“技术”、“Education”、“Technology”甚至“Technique”排来排去，却把自己拥有的文化遗产遗忘在脑后。如有学者所言，“一旦我们取消本土的自我反思能力，以西方的需要为需要，以西方的反思为反思，长期压制本土的真实需要的表达，就会导致在文化、心理、思想、精神诸方面成为西方的附庸”。[4]实际上，何止是附庸，更是不伦不类。

在教育技术理论本土化的建设过程中，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我国教育技术所具备的文化性，增强我们的本土文化意识。首先，守望与传承文化血脉也将成为当前理论研究与创新的生命之源。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民族认同的前提。文化传统可以为理论研究提供“支援意识”，它为新理论的创生和推广提供文化支撑，离开了文化传统，任何理论研究都将失去其赖以生存的根基，成为空洞之物。另一方面，新的理论需要经受文化传统的选择，特别是对外来移植的理论，“文化的新项目，不论来自一个社会的内部或外部，必须能为原有文化的意义所接受。如果这些意义完全是另一回事或不协调，那么新项目，不论是一个观念、一件人工制品、一种另一方信念或一种方式，都将直截了当地被拒绝。新项目也常常被接受，但在接受过程中必须对之进行诠释和修正，以适应原有的文化。”[5]

考虑到教育技术较多关心教学设计问题，不妨再以其为例谈谈这个问题。教学设计是西方理性与教学需求相结合的产物，旨在促进教学活动的程序化和精确化，提高教学的效率。上世纪80年代，教学设计被引进到我国，并在教师教育和培训中得以推广。在教学实践中，教师能对教学设计及其条款如数家珍，但对教学设计的理解和运用却显得机械而肤浅，正是因为该教学设计的理念没有很好地和中国文化融合，没有将教学设计的精华融入到教师的文化灵魂之中。教学设计理论要真正根植于中国的教育土壤，需要一个本土化的过程，要经过“借鉴―协同―融合―创新”的过程，若要生搬硬套，就必然会形成理论和实践的脱节。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真正智慧的实施推动，看到的只是简单的抄搬和灌输。即便有少部分教师能对整个教学过程驾驭得得心应手，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个人经验，归功于在其内部偶然顺利地完成了文化融合，而未必是对教学设计及其相关理论进行形式化“推销”的结果。或者说，凡有老师对教学设计的诠释有精到之处，多为渗透着浓郁传统精神以及面对我国特定教学文化的独到解读。

二、教育技术研究理论溯源的缺失

教育技术作为一个新兴、复杂的研究和实践领域，需要吸收多方面的理论养分，综合各种教育经验。一方面，需要接受教育学、心理学、哲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知识的指导，另一方面，教育技术也在实践中丰富、发展这些学科知识。而目前教育技术研究和实践的理论基础相对薄弱，新概念、新模式、新策略层出不穷，却甚少审视本领域、本学科的理论基础。诚然，在理论积累不甚丰富，研究方法不甚完善时，理论研究不免会出现“摸着石头过河”的情景，但若要得到长足有效的发展，必须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教育技术研究理论基础的缺失表现以下两方面。

1. 基础理论研究的缺席与忽视

首先，技术哲学的缺席造成教育技术研究的理论缺失。桑新民教授指出，“教育技术学最深层次的基础理论应该是技术哲学和教育哲学，因为这决定了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的技术观和教育观，并由此决定了他们的教育技术观。”[6]长时间以来，人们对技术的理解仅局限在“工具和活动”上。这种认识虽然有其合理性，但也“遮蔽”了技术的本质，也对教育技术的认识和实践造成了不良影响。“技术不同于技术之本质”，马克思主义技术观认为技术不仅展现了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展现了他的生活生产的直接过程，因而也展现了人的社会生产关系以及由他们而产生的文化表现。[7]技术哲学作为教育技术研究的理论基础，将会更全面地理解教育与技术的关系，有力地拓展教育技术研究的视野，丰富教育技术的内涵。所幸的是国内部分高校的一批学者，不盲从国外，主动开展了这个方面的思考并形成了一定的积累。

其次是教育技术研究对自身理论体系架构的忽视。教育技术作为一个研究和实践领域，使人们更热衷于其工具价值的追求，实践倾向较为明显，理论建设与研究则显得较为平淡。所谓理论，大多是教育学、心理学的简单的抄搬式的“借用”，或者是相关技术应用层面的经验总结，这样教育技术研究就成了教育的技术研究，成了研究教育技术。当然，我们也不完全排斥这样的研究，甚者认可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的最终目标不是教育的技术研究、研究教育技术，而是教育技术研究，前者是达到后者的途径和手段，这也如同将各个学科知识的各行其是的“独奏曲”变成教育技术的“交响乐”。

如何完成“交响乐”乐章的谱写?有学者提出的教育理论发展“分层模式”可供参考：“我们将研究分为三大类，并依次分为三大层面，第一层是事实研究，第二层是价值研究，第三层是技术研究。”[8]相应地，事实性研究即本体论研究，即对“教育技术是什么的研究”，旨在运用哲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知识透过复杂的教育技术现象寻求本质。价值研究是对教育技术以“应该”的方式来追问的，是对人、技术与教育三者价值的追问，表现为教育与技术的价值关系、教育技术与人的发展的价值问题等，有助于树立良好的教育观、技术观和人的全面发展观。技术研究则应在实践领域展开，将先进的理论理念转化成实践的精神财富，也从实践中不断地丰富理论，促进理论与实践相互支持，教育技术研究的目的所在。

2. 理论引进的简单“拿来主义”

作为一个新领域，教育技术的创生和发展是各学科知识整合的结晶，是教育实践的需要，是时代精神孕育的结果。只有顺应时展和学科潮流，才能体现其独特的综合性和实践优势。20世纪初是科学大发展、思想大飞跃的时代，现代科技成果和思想逐步渗透到教育领域中，为教育技术的发展吹响了号角。随着学习心理学、传播学、系统科学以及其他理论的引进，教育技术逐渐走向成熟，这些独特的“基因”应该成为教育技术发展的优势所在，也成为教育技术研究的理论来源。而这些时代精神的变革及其所产生的教育技术理论内在的演化却未被我们所重视。

比如，大家比较认可教育传播学是教育技术学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这个基础理论的建设远未完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教育技术领域内曾掀起一股传播学向教育移植的热潮，譬如有人认为“传播理论是全面研究人类进行信息传送、交换、加工的科学。它建立起来的传播过程模式的理论，传者、受者与传播媒体的理论，对教育过程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用它解释教育过程产生了教育传播学，成为教育技术学的基本理论之一”，[9]其实多是对传播学的抄搬，并未就教育传播这样一个承担特定社会责任、有特定的组织形式、有特定的管理方法的特定“传播”的“特定性”进行深入思考，未能得到一个真正的“教育”的“教育传播学”。进入本世纪，教育传播学又颇受冷遇，恰好错过了教育信息化的高速发展期，面对网络等新传播媒体和网络教学等新教育传播模式的出现，教育传播学并没有与时俱进，紧随时展，严重滞后于教育实践的发展，从而对教育实践的解释和指导功能大为减弱。

再如，教育技术研究方法的探索也仍在迷茫之中。根据传统的学科范式要求，各学科有自己相对独特的研究方法。所谓独特的研究方法，一是根生于本学科的方法，二是从其他学科借鉴并作适应性改造的方法。当前教育技术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大多是从其他学科借鉴而来，教育技术研究者会无意识地、自发地借鉴与改造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借鉴与改造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育技术没有研究方法的问题，拓展了教育技术的研究视野与领域，但由于缺乏方法论的指导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存在研究方法的运用肤浅与研究视角散乱问题：由于不同学科的研发方法其衍生的知识背景不同，在相异的知识领域中会表现出不同的适用性或局限性，不考虑教育技术研究对象特征与情境的差别而机械套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势必会造成研究的肤浅；由于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造成的研究视角散乱，有人形象地把它称为“坑道视界”，研究者虽然同处一个教育技术学科和领域内，但由于存在不同的话语沟壑，彼此之间却难以展开对话，研究方向与方式也日趋分散。

三、教育技术研究学派精神的缺失

所谓的“学派”，是指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学术观点、倾向、风格有别而形成的派别。[10]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史就是学派史，正是因为学派的争鸣才促进了科学的发展。波普尔认为，理论源于问题，“应该把科学设想为从问题到问题的不断进步――从问题到愈来愈深刻的问题。”同时，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催生了不同的理论体系的诞生。“只有当理论的核心问题是重大的，独特的，并具有深刻的学理意义时，理论才可能成为范式，并形成一种主导话语。这种主导话语界定了理论研究的议程，而围绕这种主导话语也就形成了所谓的‘话语联盟（discourse coalitions）’或理论学派。”[11]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派的发展主导了科学的发展，足见学派及学派精神的重要性。而我国教育技术研究中的学派建设及学派精神是严重不足的，有下列表现。

1. 对“学派”朴素的误解

有论者指出教育技术存在若干学术流派，[12]诸如“电化教育学派”、“教育技术学派”、“计算机多媒体学派”与“教育应用技术学派”等。我们认为，当前我国的教育技术领域学派还未充分形成，因为学派除了具有师承性，还具有独立性、可持续性和对话性。

学派具有独立性。与学科强调制度性不同，学派更强调研究者的文化和精神认同。学派的立足点是追求真理，学派成员围绕自己的学术带头人，共同拥有相同或相近的理论核心，并具有鲜明的学术特色和风格，而且这些稳定的要素形成了学术上的内聚力和排他性。这种凝聚力一方面对学派内理论学说加以辩护，另一方面也能对其他研究者的观点加以排斥。古今中外的学术史上不乏学派的存在，学派的存在能积极地活跃学术气氛，有力地推动学科的发展。反思过去的教育技术研究缺乏丰富性和长久生命力，多以经验的表述为主，具有明显的随意性，学术话语中核心概念使用随意，核心概念之间亦未能形成有机的内在联系，没有形成内在的富有逻辑性的架构，如此种种，根本无法导致学派的诞生。

学派具有可持续性。学派的发展需要清晰的脉络。每种学派理论都具备一个理论硬核，起源于问题，并且永远不会完全脱离这一初始问题意识，在学派理论的演化过程中，也必然遵循“一以贯之”的主导话语体系和学术传统。在这一点上，我们在系统考察六十多年来美国教育技术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主要是“媒体派”和“学习派”两大学派的争鸣。“媒体派”更具学派特征，并形成了导师和博士生三代传承的查特斯（W. W. Charters）―戴尔（Edgar Dale）―芬恩（James Finn）―海涅克（Robert Heinich）谱系，美国印地安纳大学是此派的学术重镇。[13]

学派具有对话性。学派具有独立性，并不意味着学派就是封闭的，一方面，学派需要一个良好的学派生态系统，需要健康适宜的学术环境，对于教育技术学派来讲，这显得尤为重要。正确处理哲学、心理学、教育学和计算机等学科学派以及教育技术学派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学派之间“生态链”的平衡，这对促进教育技术学派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任何学派都有理论盲点，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因此，各个学派不是替代、倾轧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另一方面，学派间需要良好的对话，学派是在对话与磨砺中成长的。各学派间往往在对话中立足于本学派的基础上取长补短，吸取其他学派的理论学说或者受到其他学派的启发，不断充实、丰富、扩展自己的理论体系、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因此，这是“平等式”对话而不是简单机械的套用。有类似描述为：“真正的教育学学派必定是这样的：它虽然难以拒绝相关学科学派资源的诱惑，但并不把这种外来资源当做‘根基性资源’，它试图将其纳入到教育学的语境中加以转化、再生。”[14]

2. 学派精神及其缺失的表现

我国的教育技术，学派意识的淡漠与学派精神的缺失相伴随。可以认为，学派精神是学派组织、活动及其学术成果的精神积淀，学派精神主要体现在“求真”和“创新”两方面。“求真”是学派创生和发展的灵魂，在“求真”精神的鼓舞下，具有共同学术旨趣的研究者在对问题探索过程中形成相对稳定、独立的理论立场；“创新”精神是学派发展的立足点，“学派的核心思想必须是对传统理论的重大突破，或者是对一个全新领域的开拓。它给人们提供了一幅新的视野图景，使人们具有通过进一步工作而获得成功的巨大希望。”[15]创新也是学派发展的根本动力。

教育技术学派精神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教育技术研究问题零散，形不成理论硬核。如前所述，教育技术研究的游击习气不利于对理论体系的探索与完善，对问题的“浅尝辄止”式的描述又阻碍了对真理的发现。第二，教育技术研究没有形成统一的话语体系。学派精神的存在也是研究者聚集并开展研究的精神动力，也只有具有学派精神才能真正促使学术团队向学术流派的转化。目前在教育技术领域存在为数不少的研究团体，但仍然缺乏研究的合力，“散沙式”的研究难以形成统一的话语。第三，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原创性不足，缺乏创新性，教育技术研究的现状就是“引进多，原创少；成果多，精品少；问题多，思想少”。教育技术学派精神的缺失严重影响了其研究的理论品位的提升与学科的发展。

3. 从“逻辑起点”到“学派”

建设教育技术学派，对于我国的教育技术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既是教育技术学发展的内在驱动，也是理论研究的必然要求。众所周知，教育学对其“逻辑起点”的讨论众说纷纭的气氛也感染到了教育技术学领域，对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的讨论一时间风生水起。参与讨论的学者们虽未能最终就逻辑起点究竟是何达成共识，但都默认了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具有“唯一性”，并机械地套用了教育学的逻辑起点及其探讨的思路来探讨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然而，我们认为这种观点的合理性值得探讨。

我们先辨析“科学”与“学科”两个概念。蔡曙山指出“科学研究是以问题为基础，或者说是以问题为中心的……学科是科学研究发展成熟的产物。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领域最后都能发展成为新学科……学科以规范化为目标，英文的‘学科’一词，本身就含有‘规范’、‘纪律’这样的意思。从学科的这种特性可以看出，在时间上它相对于科学而言是滞后的，在空间上它相对于科学研究是不连续的，仅仅是若干科学研究领域的集合”，“在科学与学科的相互关系和矛盾运动中，科学是第一性的、决定的方面；学科则是第二性的、被决定的方面。这个关系不能颠倒”。[16]从上述两个概念的辨析看开来，我们更倾向所谓逻辑起点应该是针对教育技术“科学”的，而不是教育技术“学科”的。科学是以“问题”为中心，需要有形成专门的说理系统及专门的特定的“逻辑起点”，而学科是“容器”，其间可以容纳不同的学说或派系。逻辑起点针对科学理论流派而言是必然的，即它在某一理论流派具有唯一性，逻辑起点不仅因理论体系而异，更是该理论体系定的部分。具体到教育技术，作为我国的一个学科，首先应该有关于不同学说和流派的包容性，即使当前教育技术领域的学说和流派仍在迷雾之中未能清晰显形，也万勿轻率遑谈什么唯一的逻辑起点。可以看出，我国教育技术领域中关于逻辑起点的讨论，首先是学派和学派精神发展不够成熟而致的模糊认识，其次是对“科学”和“学科”两个概念区分不清所致。

我们也关注到教育学领域关于逻辑起点的讨论，也在默认教育学学科的逻辑起点唯一的基础上进行，如有参与该问题讨论的学者就含混了科学和学科的差异，称逻辑起点“是指一门科学或学科结构的起始范畴。是指理论体系的始自对象，是使整个逻辑体系由以开展和得以丰富完成的一个最初的规定。”[17]似这也是教育技术界学者们在关于自身逻辑起点讨论中默认其为“唯一”的重要原因之一。笔者考察，在我国建国后的教育发展历程中，一直坚持的是“党的教育方针”，尽管在不同时代党的教育方针也在发生细微调整，但其作为我国教育思想及教育实践的灵魂却一直是不变的。就是说，我国的当代教育，从同志倡导的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描述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与所谓教育是“使人成为人”的本质描述不同，是在倡导“使人成为人才”，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之需导致的，实际上可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教育”。在这种特立独行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教育有着延绵不绝的传统继承，有着锲而不舍的价值追求，它就是一个学派！所以，它的逻辑起点有唯一性！

再说到教育技术的逻辑起点问题上来。在我国的官方规定的体制中，教育技术学是教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从属于教育，但放眼全球实践，教育技术既是与教育高度相关又是一个似有着某种特立独行品质的领域。因此，要讨论我国教育技术的逻辑起点，首先要从这里开问，即在它是否是一个学派的基础上开问，而不是在默认“唯一性”的基础上盲目地自说自话。

中国教育技术问题必须由中国学者来解决，必须怀着一颗“中国心”深入生活，面对中国客观存在，关注研究解决中国教育技术的实际问题。历史赋教育技术以重任，然而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教育技术研究学术品质的建设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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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技术论文篇（10）

远德玉教授,1934年4月13日出生,辽宁省台安县人。1953年毕业于阜新煤矿学校,同年考入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采矿专修科学习。大学毕业后,留校做院刊的编辑。当时,陈昌曙教授写成的科学家故事经常在院刊刊登,“”中远德玉教授因此曾被指责为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树碑立传而受到批判。不过,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远德玉教授开始接触科技史,阅读了一些科技史的书籍,并进一步对科技史产生了兴趣。1970—1975年,远德玉教授在采矿系教改组工作,其间对工程技术的一般规律进行了探讨。

粉碎“”后,东北工学院成立了自然辩证法研究室,1978年春,远德玉教授来到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工作。1979年4月,远德玉教授参加了在华中工学院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技术史学术会议,并向会议提交了论文《科学技术史中几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同年,远德玉教授到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在查阅日文杂志时,发现了日本《技术与人间》杂志刊登的关于技术论方面的文章。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资料室同志的帮助下,他详细查阅了相关的日文书籍。回到学校后,远德玉教授向自然辩证法研究室的老师汇报了关于日本技术论的研究动向。接着,他又同懂俄文和略懂英文的同志去北京,查阅并复印英文、俄文、法文资料,专门组织有关老师翻译,后来结集出版,这便是1980年第5辑《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该辑研究资料对国外有关技术论、技术科学、技术史与技术管理方面的文章进行了介绍,成为全国最早发表技术论的译文集。后来,远德玉教授还同自然辩证法研究室的其他老师编译了1985年第2辑《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对国外技术哲学的发展概况、技术论的历史争论等进行了介绍。

1981年11月,远德玉教授参加在苏州举行的第二届全国技术史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技术是一个过程略论技术史与技术论研究》,首次提出了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的观点。1982年,远德玉教授在《技术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的文章中认为,应该把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需要从不同角度开展技术论的研究［1］。1983年,远德玉教授完成论文《关于技术本质属性的探讨》,该文从过程论的视角分析了技术的本质和属性［2］。1984年10月,第三届全国技术史会议在安徽黄山举行,远德玉教授向会议提交了题为《历史中的技术》的论文,分析了不同时代技术的各自存在方式和存在特点,明确提出技术概念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3］。

1986年,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远德玉教授与陈昌曙教授合著的《论技术》一书,该书进一步论证了技术是一个过程的观点。在该书的后记部分,作者这样写道:“它虽然由我们执笔完成,但应该说这是东北工学院自然辩证法研究室集体智慧的结晶。……日本技术论学者的著作给了我们很大启发。特别是日本帝京大学教授、东北工学院名誉教授星野芳郎先生的著作和思想给了我们很多教益”［4］323。在此,远德玉教授明确表述了他的技术论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也许是由于受到日本技术论影响较深的缘故,远德玉教授比较主张用“技术论”而不是用“技术哲学”来表示自己的研究成果［3］。

1986—1989年,陈昌曙教授、远德玉教授等同日本学者星野芳郎、林武等开展了“中日技术发展与辽宁技术改造战略思想研究”,这是他们与国外学者合作研究的第一个课题,《中日企业技术创新比较》是中方研究报告,由日本文化交流基金资助,东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星野芳郎则以“中日技术发展的政治经济背景”为题完成了研究报告并在日本出版,1995年,日本文化交流基金资助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版《技术发展的政治经济背景》。中日双方的比较技术研究,加快了中国学者对日本技术论的了解,同时也促进了远德玉教授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深入研究。此后,他陆续承担辽宁省和沈阳市关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实证和对策研究,并开展校企之间的合作研究。

1990年4月,陈昌曙教授与远德玉教授共同完成《技术选择论》一书,由辽宁人民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远德玉教授执笔完成“企业在技术选择中生存和发展”、“技术发展战略的选择”两章的内容,在该书中,他初步区分了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提出企业技术活动的中心环节,是如何把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并实现经济增长,即做到技术创新［5］。

1991年,陈昌曙教授主持申报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我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动力和能力研究”获得批准,远德玉教授是主要的完成人,1993年结题报告完成。但由此启动的技术创新研究却一直继续下来,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1994年,远德玉教授开始招收“技术论与企业技术创新”方向的博士生,在他的指导下,先后完成16篇“技术论与企业技术创新”方向的博士学位论文(到2007年9月,共有23名博士生毕业)。

2001年,远德玉教授承担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九五规划基金课题“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研究”,2004年8月结题。该课题对技术过程论思想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在技术过程论的基础上分析了技术与产业的关系,从而把技术、产业技术、技术创新与产业联系起来。2005年末,远德玉教授同丁云龙、马强共同完成国家“十五”出版重点选题《产业技术论》,对产业技术这一技术的最终状态进行了整体的深入研究。

二、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

关于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的观点,是远德玉教授在1981年参加第二届全国技术史学术讨论会时提交的论文《技术是一个过程略论技术史与技术论研究》中首次提出来的。1982年,远德玉教授在《技术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的文章中提出,把技术列为科学的一个层次是不妥当的,需要从技术的角度来研究技术与社会、生产、经济、哲学的关系,我国也应该像日本、苏联和美国技术界、哲学界对技术的整体研究一样,把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从不同角度大力开展技术自身规律的探讨,即开展技术论的研究,包括技术体系学的研究和技术社会学的研究两个方面［1］。

技术是一个过程的思想,是理解技术本质属性的关键。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这个命题提出后即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有的学者认为,说技术是一个过程不过是一种空泛的议论,难道一切事物不都是过程吗?说技术是一个过程又有什么确定的、特殊的意义呢?对此,远德玉教授在许多场合都进行了回答。1984年10月,第三届全国技术史会议在安徽黄山举行,远德玉教授向会议提交了题为《历史中的技术》的论文,分析了原始时代、工匠时代和近代技术的各自存在方式和存在特点,提出技术概念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它本身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对技术的不同理解,是由于技术形态的不同引起的;不同时期人们侧重于技术的某一形态,便产生了不同的技术理解。该文可以看做是对三年前提出的技术过程论的补充,也是对技术过程论批评者的回答。

远德玉教授提出,技术是一个过程是在对既已存在的有关技术的定义分析基础上作出的。既已存在的定义往往是从一个侧面对技术作的“静态分析”,通过对技术的静态分析,认识构成技术的要素,对于理解什么是技术是有益的,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可以着重从某一种要素来说明某种类型的技术活动。然而,这些说法只是指明了技术的某一个方面,而不是技术的全部,也不是技术的本质。技术乃是一个由诸多要素构成的、有内在联系的系统,而且是一个动态系统,是作为过程的技术［4］52－53。“技术作为一个系统,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是认识技术本质时的基本观点,而且也是符合现代系统论的思想的。”按照系统论的观点,任何一个系统都有输入和输出,输出是输入的结果。技术作为一个系统输入的是物质、能量和信息,在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的运动过程中,经过处理和控制,输出的是经过加工改造了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技术系统的基本功能就是在于实现从输入到输出的转变。而物质、能量、信息的变化和运动都需要时间的积累,都要有一个演化过程,因此,“技术必然是一个动态系统”。只有把技术如实地看做一个系统或过程,才能揭示技术的本质和特征,并且为技术论的研究打开新的局面［4］55。

在1992年全国科技成果产业化研讨会上,远德玉教授发表《技术创新的工艺性研究》一文,又对有关技术是一个过程的非议进行了公开回答。文章指出:“当科学技术成果商品化的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并广泛开展技术创新研究之后,技术过程论似乎是可以接受的了。技术本来就是表现为多种形态的,知识形态的,物化形态的,有形的和无形的,潜在的和现实的,从发明到一品技术再到多品技术。技术形态的转化就是它向生产力的转化过程,也是技术本身的不断完善化过程。……技术之所以需要和可能进行创新,就是因为技术本来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技术创新实质上就是在技术原理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技术形态的转化过程。”［6］因此,“对技术作静态的考察,只是关注技术的一种形态,或关注技术的一个要素,或关注技术的最后结果,因而是片面的。当然,这里绝没有否定静态考察的价值。在特定条件下技术便有特定形态,对特定形态的技术作静态考察是必须的,但它所考察的并不是技术的全部,技术的全部乃是多种技术形态的总和”［3］。

在《论技术》一书中,远德玉教授对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的含义进行了三方面概括。①技术是指发明、设计本身就是一个从无形技术向有形技术转化、从潜在技术向现实技术转化的过程。全面理解技术,必须看到无形技术与有形技术、潜在技术与现实技术在动态过程中的统一。无形技术与有形技术、潜在技术与现实技术只是技术过程的不同发展阶段,它们各有其自己的特点,如果只对技术作静态分析,就会引发关于技术本质的各种争论。②技术是指技术软件与技术硬件只有在动态过程中才能结合起来。技术软件是在同硬件的结合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也只有在同硬件结合的过程中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技术系统。因此,技术是软件与硬件在动态过程中的统一。③技术是知识、能力、物质手段不断更新的过程。在人和自然的相互作用中,人们有目的地使知识、能力、物质手段结合起来变革自然,创造出人工物;在人们创造人工物的过程中,又会总结前一阶段的经验,从而产生出新的知识,积累新的经验,获得新的能力。如此不断反复和反馈,技术就不断进步,由低级发展到高级［4］62－65。在《技术过程论的再思考》一文中,远德玉教授对技术是一个过程又增加了一条概括,即:技术是目的与手段在动态过程中的统一。技术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是人为所设定的目的寻求手段的过程,又是有了手段寻求新目的的过程。目的与手段的矛盾是技术实践活动中的基本矛盾,二者的统一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统一,由此才有技术形态的不断变化,并可以说明技术发展是一个无限的历史过程［3］。

基于以上的分析,远德玉教授在新近出版的《产业技术论》中进一步把技术的基本内涵概括为:技术存在于动态过程中,技术是一种过程性的存在。这样的概括有助于把技术是过程性存在同技术是实体性存在、知识性存在和活动性存在区别开来［7］7。远德玉教授曾经提出,关于技术的存在形态,人们往往只注意了技术的结果,并把技术的结果看成是技术本身。这样的后果是把技术看做一种静止的实体。正像人们只能从新陈代谢的过程中真正理解生命的本质一样,人们也只能在主体因素与客体因素相结合的过程中了解技术的本质。必须把技术看做是人类从主观到客观的一种实践活动,技术是一个人类实践的动态过程,技术在人类利用、控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才体现出自己的面目［2］。总之,技术不仅存在于发明活动和过程中,还存在于技术创新活动和过程之中,更存在于生产与产业活动过程之中。如何把发明与创新、技术与生产统一起来理解技术,则是当代技术哲学与技术社会学研究的重大课题［7］5。三、作为中日技术发展比较的引申与技术动态过程

的展开的技术创新关于技术创新的研究,是开展中日技术发展比较的结论,更是技术过程论的逻辑结果。

早在1983年7月,东北工学院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就特别邀请日本帝京大学教授、技术评论家星野芳郎来华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讲学,以便深入了解日本战后技术发展的历史经验。1986—1989年,陈昌曙教授、远德玉教授同日本学者星野芳郎、林武等开展了“中日技术发展与辽宁技术改造战略思想研究”,中日双方学者通过多次互访与多次到中日企业生产现场的考察,较为深入地了解了中日技术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在《中日企业技术创新比较》一书中,远德玉教授介绍了研究得出的几点基本结论:一是中国在技术、经济上与日本以及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二是中国与日本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在技术上的差距,主要地表现在批量生产技术的落后以及基础技术的落后;三是技术存在着不同的类型,只有企业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依靠改良提高型技术,才能有力地促进经济腾飞［8］3。根据日本学者森谷正规对技术水平和技术开发能力水平的界定［9］,远德玉教授把技术水平和技术开发能力水平的总和称做技术实力,提出技术实力可以用发明的潜力和水平、样品制造技术的潜力和水平、开发的潜力和水平、批量生产技术的潜力和水平来表征,据此得出结论:中日之间技术实力上的差距是由技术开发的潜力和水平的不同而开始出现的,日本在技术开发的潜力和水平方面大大高于中国,而且在生产技术尤其是批量生产技术方面的水平更是强于中国。中国生产技术的落后突出地表现在基础技术落后,而基础技术是支持整个生产技术的基础［8］17－23。远德玉教授还描述了中日技术实力方面的现实状况:中国在发明能力和水平方面略高于日本,样品制造水平方面不相上下,中国在技术开发能力和水平(即发明成果商品化)方面要低于日本一个数量级,在生产技术水平方面则要相差两个数量级［8］26。产品开发与样品制造是技术创新的前期阶段,其创新能力对后续创新的成功与否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差异性是中日在生产技术方面出现差距的直接原因。因此,从中日技术发展的比较研究,必然会引向对技术创新的研究。

更为重要的是,技术创新是技术过程论展开的必然结论。在技术过程论看来,技术的形态包括:技术构想、技术发明、设计、试制或试验、生产技术、产业技术等。由主观技术构想、创意而产生的技术发明是技术的初始形态,必须经过设计、试制和试验加以客观化、物质化,才能纳入到生产劳动过程中去,成为生产技术。然而,单一的生产技术仍不能实现技术的最终目的,因为它只能完成产品生产的一部分或一个环节,必须有许多与之相匹配的一系列生产技术才能形成产品和服务;只有多种生产技术的综合,即完成生产技术的体系化或形成产业技术,才能实现技术的最终目的［10］。也就是说,技术发明只是技术的初始状态,通过创新使其产业化变为产业技术,成为技术的最终状态,才能真正发挥技术的功能和作用［7］6。由此必然会合乎逻辑地过渡到技术创新的研究,因为技术创新实质上就是在技术原理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技术形态的转化过程。

从过程创新的角度,远德玉教授把技术创新的内容理解为包括技术本身的、经济的以及管理的创新的结合。技术创新首先是技术本身的过程创新,包括技术本身的不断完善化过程,又包括该项技术同相关的一系列技术结合实现体系化的过程;其次是经济的过程创新,包括一系列的经济决策与经济行为的创新;再次是管理的过程创新,它使得生产过程中技术的诸要素、生产力的诸要素得以完善地组织、协调、平衡和配置,实现生产经营系统在功能和结构上的整体优化。只有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实现技术成果的商品化,使技术变为直接生产力［6］。由于技术创新是一种呈现为某些阶段性的连续的渐进过程,因而研究不同阶段的创新特征、内容和方法,对于人们弄清技术创新的规律和规则,并按照这些规律和规则进行创新,从而缩短从发明到商业应用的时间,就是极为有益的。正因如此,远德玉教授积极倡导进行技术创新的工艺性研究,并提出了创新工艺研究的课题,包括如何对技术的、经济的、管理的三类过程创新的结合及其阶段性的研究,如何认识创新的内容随着创新阶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特点、规律,如何探求创新过程不同阶段所采用的创新方法和手段。

在《技术创新的特质与功能》一文中,远德玉教授提出,技术创新是一种创造自有知识产权包括创造出专有技术、专利技术、商标、商誉等等的技术经济活动,能否创造出自有知识产权是技术创新与单纯的技术改造、技术引进相区别的根本标志;技术创新过程是多种知识的组合,诸如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产品商标、企业商誉以及专有技术等,只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服务,才能获得垄断利润,并从自有知识产权的转让中获得收益,也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11］。

技术创新是发明成果在商业上的应用过程,是发明成果发生转化的过程,是技术发明变为生产技术和产业技术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技术的目的性在变化,技术的各种要素在变化,该技术与其他技术之间的关系在变化,而不是固定不变的发明成果在商业上的简单应用。当产业技术生成变为产业中的技术,并成为产业的一个要素之后,技术的生成与转化过程便结束了,作为技术的创造活动结束了,但又开始了产业的创造过程［7］25。产业技术的系统化不仅要考虑技术本身的结构和功能系统,还要考虑生产要素的供给系统,更要考虑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喜好和习惯等多种要素［7］27。对此,远德玉教授在《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田字型模式与动力机制》一文中,通过田字型转化模型说明,科学原理转化为生产技术需要经历:①横向的三个阶段的转化过程,即科学原理向技术原理的转化,技术原理向技术发明的转化,技术发明向生产技术的转化;②纵向的三种形态的转化过程,即科学形态从科学原理技术原理技术发明的转化过程,技术形态从技术原理技术发明生产技术的转化过程,人的目的性从抽象到具体的转化过程。因此,从技术发明转化为生产技术是技术的体系化和社会化的过程［12］。

在《产业技术论》一书中,远德玉教授进一步讨论了田字型转化模型中的横向转化过程,认为该过程大致包括如下三个阶段:自然因果性向技术原理的转化,技术原理向技术发明的转化,技术发明向产业技术的转化。在这个过程中,只有达到功效性要求的发明,才有了转化为产业技术的可能性;而产业技术才是技术的完善化形态,也是技术体系化的标志［7］16－18。

远德玉教授认为,产业技术是生产技术的体系化,是多种生产技术组成的系统。产业技术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①产业技术是体系化了的技术;②产业技术是社会化了的技术;③产?业技术具有直接生产力功能;④与生产技术相比,产业技术是具有独特性的技术。他提出,以为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技术就是产业化了,从而中止了创新过程,将使创新半途而废;以为有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生产技术,只要引进过来不经过生产条件的重新组合就可以完全应用,就不是真正理解技术创新［10］。因此,正确理解产业技术是完整准确地理解技术创新过程的关键。承认技术过程论,必须承认技术形态论。技术本来就有多种形态,产业技术是技术完善化的形态。只有产业技术,才能制造出产品和服务,并形成现实生产力,真正显示出技术的社会功能。以技术作为整体来研究的技术论(包括技术哲学与技术社会学)如果不研究产业技术,便难以揭示技术的本质、属性和功能价值［7］1。

总之,技术创新不仅是技术产业化的过程,而且是技术商业化和社会化的过程,是这三个过程的统一。技术创新既是按照合目的的自然规律性技术原理进行产业化的过程,又是按社会经济规律的社会建构过程。把技术创新看做是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社会化过程、产业化过程和商品化过程,是技术创新研究视角改变和研究新范式得以确立的方法论基础,也是技术创新的哲学研究同经济学的和管理学的技术创新研究区别开来的标志。

四、启示

以上简略地回顾了远德玉教授从事技术论研究30年的历程,并对其技术过程论思想进行了简要的评析,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启示。

启示一:坚持研究路径的一贯性才能少走弯路并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远德玉教授在谈到《产业技术论》一书的撰写经过时说,一个研究者不能既在东山养鸟,又想去西沟钓鱼,总要有一个比较确定的研究方向,并形成自己的研究路径。研究路径的惯性使得研究既有阶段性,又有连续性［7］1。远德玉教授在30年的技术论研究历程中正是这样走过的。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技术是一个过程”的观点,到把技术看做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并探讨技术的本质属性、技术的社会价值与技术观,再到探究技术论的研究领域与性质;从战后中日技术发展战略思想的比较研究,到中日企业技术创新比较研究,再到产业技术论的研究;可以说,无论是对技术的宏观思考,还是对技术的微观分析,他都坚持了这一基本的研究路径。

启示二:努力追踪国外学术研究前沿才能在一个高起点上展开研究。陈昌曙教授指出,如果不十分重视了解欧美技术哲学发展的动态,不尽力追踪学科前沿,就不可能在前人和他人成就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有新意的见解,乃至几乎不能从事这门学科的研究［13］。远德玉教授的技术过程论思想是在借鉴和吸收日本技术论思想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由于所学外语为日语,因此他能够直接阅读的外文文献便是日语资料。早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就有了“技术论”的名称,40年代前后,围绕技术的本质,日本开展了技术论的论战,因而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技术论资料。通过与星野芳郎、林武等日本技术论学者开展中日技术的比较研究以及阅读日语文献,远德玉教授较好地把握了日本技术论发展的前沿,从而为自己的技术过程论思想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启示三:不断夯实技术史的基础才能拓宽技术论研究的视野。远德玉教授对于技术论的研究是在技术史的基础上展开的,“技术是一个过程”的观点就是在全国第二届技术史学术讨论会上最先提出,并在全国第三届技术史学术讨论会上加以拓展和深化的。他在向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1983年10月)提交的《技术史与技术论》一文中提出,技术论既可以说是技术史的现代化部分,又有时论的特性。技术史和技术论是相互促进的两个独立学科,技术论要以技术史特别是近代技术史作为基础,技术史的研究必将促进技术论的研究。同时,技术论的研究成果,也为明确技术史的研究对象,解决技术史的分期,探讨技术发展的规律性,提供新的思想［14］。在《关于技术创新史研究的断想》(未公开发表)一文中,他更提出不仅要研究发明应用的社会史,还要研究创新过程的社会史,即研究发明成果的产品化史、商品化史、产业化史。因此,只有扎根于技术史和技术创新史的沃土,认真研究历史中的技术和历史上的技术创新,理性地概括我国技术发展实践和我国技术创新实际,才能找到适合于中国的技术发展理论和创新模式,也才能找到适合中国历史发展的技术创新理论。

摘要:在阅读科技史文献和日语技术论文献的基础上,远德玉教授在国内率先提出“技术是一个过程”的观点。这个观点在他的许多著作中得到了全面的阐述。在同日本学者进行中日技术比较的基础上,远德玉教授从技术过程论转入技术创新的研究,把技术创新看做技术产业化、商业化和社会化的过程。上述研究成果初步奠定了我国技术论和技术创新哲学的理论基础。从技术过程论的研究脉络出发,对远德玉教授的技术过程论和技术创新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顾和评述,并得出了三个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远德玉;技术过程论;技术创新;过程创新

参考文献:

［1］远德玉,吴明泰.技术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N］.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通信,1982－02－10(3).

［2］远德玉.关于技术本质属性的探讨［J］.方法,1983(试刊):69－75.

［3］远德玉.技术过程论的再思考［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6):391－393.

［4］远德玉,陈昌曙.论技术［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5］陈昌曙,远德玉.技术选择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107－108.

［6］远德玉.技术创新的工艺性研究［J］.自然信息,1992(增刊):3－6.

［7］远德玉,丁云龙,马强.产业技术论［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5.

［8］远德玉,陈昌曙,王海山.中日企业技术创新比较［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1994.

［9］森谷正规.日美欧技术开发之战国际技术比较研究论［M］.吴永顺,陶建明,译.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4:2.

［10］远德玉.产业技术界说［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1):22－25.

［11］远德玉.技术创新的特质与功能［J］.求是,2002(6):50－52.

地方技术论文篇（11）

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的学术规范是指从事学士学位毕业论文工作包括学术研究和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表等中的规则。其重要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的社会性。毕业论文中的研究，有重要价值的发明和发现(包括科学中新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的提出)，除了极个别的情况之外，几乎都是在他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发展、创造而来的；几乎都是与他人合作的结果。绝大多数也都要使用公共资源。即使是完全由个人辛勤探索获得的成果。要成为被他人承认的知识，也需要一个由人们进行独立判断并决定是否接受的过程。这种社会本性决定了毕业论文研究的基础在于公认的学术规范平台上。

2．学术规范可以减少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的易错性。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的研究之所以容易犯错误，一是因为客观世界本身极为复杂，且又不断发展变化，任何研究都不可能穷尽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二是因为个体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都受着自身条件的制约，如思维方式、知识背景、个人情感等等的局限，这就使得个人对研究课题的认识和把握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偏差和错误，因此需要相应的规范，需要学术共同体来共同努力以尽可能减少这些偏差和错误。

3．学术规范可以消除个人机会主义倾向。如果没有必要和严格的学术规范，不少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可能想方设法地去走捷径、去投机取巧地多进行毕业论文的设计与写作，甚至会出现种种越轨的行为，如伪造、作假、抄袭、剽窃等等，必将严重地损害个人、单位以至整个研究领域的声誉。

二、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的学术规范建设的思考

1．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毕业论文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的规范要求。本科生毕业论文的研究，虽然不同的学科、不同的研究视角、不同的研究目的，导致研究过程差别很大，但对于本科生毕业论文的毕业设计还是有一套通行的研究方法，通行的毕业论文研究步骤主要包括：(1)发现或确定研究对象；文献研读分析，提出研究问题；围绕文献进行综述，论证研究现状和本研究的起点；(2)研究设计，包括研究模型构建，研究变量的定义和测量，研究数据的收集方案；(3)数据采集过程；数据分析，解答各研究问题；(4)研究结果的讨论和分析等。由此可见，对于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学位论文，必须应该将毕业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规范、研究过程的方法介绍等，以流程图的方式表示出来，我国每年有大量的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通过，但在国际、国内引用的却很少，原因就在于所用得研究方法不明确，所得的研究结果是否合理正确就很难判断，只有清晰合理的研究过程才是证明其研究结果有效性的主要尺度。

2．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的规范建设。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规范至少应包括：(1)选题规范。从某种意义上说，选题对于论文的质量和价值具有决定意义，着眼于选题的质量，主要是看选题是否有新意。(2)观点规范。观点是否鲜明、正确，有独到见解，有创新性。(3)论据规范。论据是否充分、翔实，论据要具有新颖性、典型性、代表性、正确性，要能有力地阐述观点。(4)论证规范。论证是否严密，富有逻辑性。全篇论文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言之有序。天衣无缝。做到概念判断准确，有层次、有条理地阐明毕业论文的研究过程。(5)结构规范。结构是否完整，层次是否清楚，绪论、本论、结论各部分的主次详略要得当，段落划分要合适，全文要构成一个完整的严密的整体。(6)语言规范。语言是否符合论文的语体风格，是否准确、简明、平易、通畅。(7)格式规范。格式是否规范、项目构成是否完整。毕业论文应由以下项目构成：封面、标题、摘要、关键词、目录、正文、致谢、注释、参考文献、附录等，每一项目都应符合规范的格式和写作要求。

3．加强指导，实施指导教师责任制。职业技术教育指导教师责任制是指负责对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工作的全过程、全方位指导，包括：(1)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选题，确定研究方向，介绍该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及存在问题；(2)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查阅相关文献，介绍查阅方法，搜集该选题前沿资料及相关信息；(3)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确定毕业论文题目，并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汇总、分类、分析等；(4)负责设计调查(实验)大纲、实施方案，分析是否切实可行；(5)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进行调查问卷(实验研究方案)的撰写，及时提出问题和改进意见。帮助本科生立论和分析调查(实验)结果；(6)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按规定格式进行毕业论文写作，如毕业论文结构规范，中外文摘准确，参考文献引录正确等；(7)本科生撰写完成毕业论文后，指导教师应认真审阅，对毕业论文的理论价值、实践意义、论点论据、结构布局、语言文字等方面的问题，写出有针对性的鉴定意见；(8)负责指导职业技术教育专业论文答辩，针对毕业论文答辩中提出的问题，指导本科生进行修改；(9)通过答辩后，负责对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按考核标准和答辩情况评定最后成绩。

4．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评阅过程制度的规范建设。在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学位论文评审中，由评阅人和专家共同构成学位论文评阅组，评阅组人员的组成中通常至少应有一名同一领域内的学术带头人，从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学位论文送审到提交评阅意见应保证评阅人有充分的时间仔细评阅论文。有条件的高校还应当聘请同行专家和校友作评阅人，增强了论文的认同度，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本科生学位授予的客观性和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