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意识论文大全11篇

政治意识论文篇（1）

关键词：宪政制度  宪政意识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到今天，其最根本的成果就是以宪政制度为核心的民主政治制度，或者说宪政制度是当代政治文明的根本标志。宪政制度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在于社会全体成员对它的接受和信仰，也即宪政意识的支持。可以说，如果脱离了宪政意识在全社会成员中的植根、认同和普及，政治文明的建设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因此，认识和把握宪政意识与政治文明的这种内在关系，就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不可或缺的思想认识前提和理论基础。

    一、政治文明的核心在于宪政制度

    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表现在政治活动、政治过程、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上的逐步开化和前进的程度。近代以来政治文明的发展主要是和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形成相联系。在同封建专制集权长期斗争的过程中，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发展出了以民主政治为核心的诸多政治文明理念，如人民主权、权力制约、法治、人权、责任政府等，这些政治文明理念被载入宪法，形成以宪法为根本的一整套政治法律制度，即宪政制度，并以此为基础进而建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制共和国。这不仅是近代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和标志，更重要的是它还推动了政治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

    近代政治文明发展的目标途径在于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存在和运行则通过宪政制度得到保障。因此，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集中体现为宪政制度。首先，作为同封建专制集权斗争的产物和结果，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国家政治文明的诸多理念是通过以宪法为基础的一整套政治法律制度得以确认、落实和贯彻的。也即宪政制度是对近代政治文明以法律制度形式做出的确认，是近代政治文明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宪政制度的诞生为人类的政治活动从腥风血雨的野蛮和暴力下解放出来，进而走向文明、有序的政治提供了最好的制度保障，并成为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追求和选择。其次，宪政制度又是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并规定了民主国家政治文明的基本走向和基本原则。政治文明的诸多理念集中体现在民主政治中，它们要求民主政治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实现政治权力运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政治权力的分配、政治制度的设计、政治权力的实现。宪政制度就是在现代民主国家中以其特有的制度功能最大限度的满足民主政治的要求，同时对可能的针对民主政治的破坏进行预防和限制，引导和保证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再次，宪政制度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一个成熟的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政治文明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政治只是少数奴隶主和封建贵族享有的特权，他们通过对国家权力的专制垄断实现对其他社会成员的人身占有和对全社会的财富占有。即使在古希腊奴隶制的民主制度下，享有民主权利的成年公民也不过仅占人口的百分之十。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以后，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的民主化逐步成为政治文明发展的主要方向。民主、自由、人权的基本理念，代议制度、政党政治等政治体制逐步成为政治文明发展的主要内容。这些发展成果最终通过以宪法为基础的一系列政治法律制度得以确认和加强。可以说，宪政制度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到今天的最高表现。

    二、宪政意识是宪政制度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宪政制度的产生、实施、贯彻不仅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场影响深远的制度革命，要求和实现宪政首先更是一场深刻的政治观念的革命。追溯政治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每个时代的政治活动总是内含着特定的政治观念。这种政治观念为一定的政治体制的建立、存在和发展提供着强大的道义和精神支持资源。一方面它使生活在该政治体制内的不同的种族、民族、宗教和其它社会群体保持了政治认同目标的一致性，并排斥任何可能导致背离该政治观念的政治行为。另一方面，这种高度的政治认同使得政治体制从中获得共同的价值观，并在此基础上使政治体制具有权威性和合法性，政治体制的过程和目标才能得以畅通无阻和贯彻实施。作为现代政治体制根本的宪政制度的存在及其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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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也离不开一定的宪政意识的支持。

    宪政意识是现代社会成员对建立在宪法和以宪法为核心的政治法律制度基础上的现代国家的政治活动的本质、特点、规律的认识和反映。与古代封建专制政治制度下的政治活动相比，现代社会民主政治最根本的特点在于政治权力的民主化，即政治权力产生、构成、更迭来必须自于公民的选举，必须得到人民真实的授予;政治权力的运做过程和决策目的必须保障和实现公民的依照宪法享有的权利和自由。这意味着现代社会的政治活动首先必须建立在社会成员的认同基础之上，必须体现出社会成员普遍追求的价值观。这种普遍的认同和价值观反映在现代法律政治制度上就是宪政制度。宪政意识对宪政制度的意义概括地讲主要体现在:

      首先，宪政制度是宪政意识作用于政治活动的结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告诉我们，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即有意识的活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正是通过这种有意识的活动得以实现。正如列宁所说的:“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m[};人们改造自然的活动是如此，人们的社会政治活动亦不能例外。世纪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的政治制度时指出，美国取得成功的因素有三个:“第一是上帝赐予美国人的特殊和偶然的状况。第二是他们的法律。第三是他们的习惯和习俗。”在这三个要素中，“最具有生命力的是第三个要素—人民的精神、感情、信念，开宪政意识的产生，宪政意识则是宪政制度建立的精神之母。

    其次，宪政制度的完善依赖于宪政意识的不断培育和提高。如前所述，宪政制度是宪政意识活动的产物和结果，因此宪政制度必然地要体现出宪政意识的要求和价值取向，并以此作为制度设计的目的及其功能实现的基础。这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宪政意识，就必然有什么样的宪政制度，宪政制度不能脱离宪政意识而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宪政制度不仅是以宪政意识作为自己的起点，以制度的形式满足宪政意识的要求和价值取向，同时宪政制度又是以不断成熟和完善的宪政意识作为自己强大的精神动力，维持和保障着现代政治文明。

  再次，宪政意识的普及是宪政制度得以贯彻实施的保障。宪政制度的作用在于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和实现公民依照宪法所享有的权利和自由。但宪政制度本身只不过是一种制度选择，是一种工具，其作用的贯彻和实施从根本上必须依靠具有宪政意识的社会民众的参与。如果只有制度的建立，而缺乏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共识与毫无异议地接受，它也不会真正得以实现并持续长久的。这正如哈耶克在《走向现代化》中指出的那样:“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因此，宪政制度的实现除了需要建立以宪法为核心的相应完备的政治法律体系外，还需要在广度和深度上大力培育社会成员的宪政意识，以此来保证宪政制度真正的得以贯彻和实施。

      三、宪政意识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政治意识论文篇（2）

一、大众政治意识的崛起

大众政治意识的崛起与发展，代表了当今现代化民主国家的一个方向，也是未来现代化民主法制社会的价值趋向。从政治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它追求的是公平的、大众化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决策，它看重的是公民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广泛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与监督的积极作用。因此，相对于大众化的政治意识的勃兴，所谓的精英主流政治意识则只能属于过去了。所谓大众政治意识，就是一种以大众为主体对象，以公平政治参与为主要功能，并辅之以现代化传媒手段、经营和生产方式的现代文化意识。在过去传统计划体制下，普及性的大众政治意识并未与现代化的经营管理和生产方式结合起来。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政治意识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在我国主要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渐渐兴起的。

我国目前在强调法治立国后，法的权威逐渐上升，中国权威政治结构自改革开放以来，也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其集中体现就是要使法的权威上升到第一位。只有这样，中国的权威政治结构才能与现代民主制政体的权威结构相一致。可以说，我国正处在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中，而大众化政治意识或公民政治社会的兴盛正是这一过程的必然环节。

二、大众化政治意识凸显的正负效应分析

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市场化进程的推动，我国的意识形态本身的内涵和状况却已经发生了不可阻挡的种种变化或调整，这种变化和调整又不能不影响到政治结构本身。随着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利益追求已经成为社会上人们行为的主要动力。这就使得过去那种泛化政治意识形态逐渐退出了对人们生活的控制，并渐渐地被民主化的大众政治意识所取代，从而也使社会开始产生了个人生活的空间并不断向不同的领域扩展。同时个人稳私和人的主体性开始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而原先意义上组织、单位和集体对个人控制的范围和程度也慢慢减弱。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和学术研究中的思想自由度不断拓展。它同样也使得泛化政治意识对社会公共领域的控制大为减弱，尤其是经济的决策和经济的运行现在已很少受到泛化政治意识的干扰。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大众化政治意识的兴起和过去泛化政治意识的淡化又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负面效应，那就是今天我们随处可见的社会道德领域的混乱、无序以及社会生活规范的无政府状态。这是因为，在原来泛化政治意识高强控制下，社会道德和社会规范都是依赖强化政治意识的渗透来维系，从而保证了社会上的多数人能够克己循规。但是随着这种泛化政治意识的淡化，意识形态对社会道德和社会规范方面的控制与约束也随之弱化，从而产生了这种负面效应。

三、大众化政治意识的内涵

大众化政治意识作为政治领域的精神现象，是社会政治现象中的一个特殊方面。它构成政治系统的基础和环境，同时在人类历史和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政治意识是政治学的基本范畴，由于“各个国家多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环境以及思维方式作为依据来把握政治意识的含义，赋予其特殊的内容，因此政治意识的含义具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

一是政治心理意识。作为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治心理意识是“政治主体在政治活动过程中的一种非系统的自我反映形式，是政治主体在政治活动中产生的一种心理反映倾向。”

二是政治信息意识。被誉为宇宙三大要素之一的信息，在当今人类社会，它与物质和能源一起构成了社会的三大支柱，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政治资源。大众政治信息是“政治决策的基础，是沟通政治部门的纽带和政治协调、监督与控制的依据”。

三是政治舆论意识。大众政治舆论是舆论的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它是制约人的行为的无形工具。当代中国的大众政治舆论是政治民主化的动力和先导。

四是政治道德意识。大众政治道德是“社会政治领域中的道德，是社会化的公众道德观在政治生活中的推广和应用。当社会公众用自己的道德观来分析评价一定的政治现象，并依据大众政治道德的原则与规范来调整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时，就实现了政治与道德的结合，就出现了政治道德”。

政治意识论文篇（3）

二、精心处理教材

科学设计教法，推崇“情境教学”要从繁杂的政治知识中脱身，增强民主意识教育必须精心处理教材、大胆取舍。首先，运用生动形象的政治理论知识和多媒体教学手段，以实现民主素养的教育功能，在政治课堂教学中，充分挖掘体现学生民主的情境材料，以生动形象的教学手段寓教于形。其次，联系现实讲授政治理论观点，使知识活化为学生认识现实和预测未来的手段。联系现实讲授政治观点，要抓住与学生思想“热点”和现实问题“热点”密切相关、有内在联系的知识实行重点突破。只有联系现实讲授政治观点，才能了解和把握民主思想的基础，才能真正提高学生的民主意识。如在讲“依法参与民主决策”内容时，为了让学生更好地体验如何间接参与民主决策，我创设了这样一个贴近学生生活实际并能激发学生自主探究的情境：目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你对“全国文明城市”的创建和未来的发展有何更好的建议和计策？学生在这一自主探究的情境下，积极思考，大胆探索，提出很多富有创新精神的建议，每当学生听到好的建议都会不约而同地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同时，在这个课堂学习过程中，他们拥有间接参与民主决策的体验，丰富学习体验和经历。

三、营造政治大课堂，强化民主意识教育

（一）参加文化遗迹、遗址和人物

让学生自觉地接受民主思想。有条件的，政治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把学生带到现场进行教学，通过自己观看和听众介绍进一步接受民主意识教育。

（二）开展政治研究性学习，培养学生的民主意识

在研究性学习中，教师应营造和谐、民主的氛围，力戒专制，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提出不同观点和看法，充分认识到他们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在研究性学习的选择上，指导学生选取能够体现民主思想的内容，使学生更全面地认识和了解民主思想，从而培养学生的民主意识。

（三）组织“辩论赛”、让学生在辩论中接受民主意识教育

在政治课堂教学及课外活动中，经常组织一些辩论赛，可以以民主思想为辩题，通过正反两方面的辩论，增强学生的民主意识。如：在讲到如何树立正确的金钱观这一内容时，可开展“在现在的经济社会中钱是否是万能的”的辩论会，让学生分别从正反两个方面辩论，从而在辩论中树立正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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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治信仰受到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意识的强烈冲击，党内和军队内的一些人产生了迷茫、模糊、动摇、失落、淡漠的不良情绪，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悄然滋长。一是单纯军事观点。突出军事领导功能和任务，将政治领导作为军事领导的衍生物，不认可政治领导作用，产生“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司令部对外”等错误思想。二是极端民主化意识和非组织观点。有些人被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思想所蒙蔽，要求推行“由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背离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如果少数人的提议被否决，便认为不民主，不愿意真心实意地执行党的决议。在党内组织生活中同志间的批评演变为个人攻击，导致各级党组织软弱涣散、内耗严重，无力统一红军内部思想，并带领部队组织战斗。三是诉求绝对平均与主观主义盲动。不从实际工作斗争的需要出发，而是片面要求全员一律平均、绝对一致，只要存在一点差异，就认为是不平等。部分党员不能准确分析政治形势，进行工作指导，主观主义突出，导致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和党内无原则纠纷时有发生。四是个人主义观念与流寇思想。有些党员不能正确对待党内士兵的批评，伺机到党外报复，在下次会上找茬。平时仅看得到小团体，忽视了红军和党的整体利益，不能正确摆正自己革命主体的位置，认为受雇于党、上级，不安心在艰苦的红色区域工作生活，总盼望队伍开到条件优越的大城市去，不愿做扎根乡村、建立根据地的艰苦工作，“流动游击”“走州过府”的思想突出，不顾主、客观条件地蛮干，给红军造成巨大损失。

(二)政治信任下滑

党是马列主义主导意识形态的确立者和实践者，在一定意义上，党的行为被看成是意识形态的具体化行为，党和军队关系问题的争论直接影响着党的公信力和官兵对党主导的意识形态的认同。1928年5月至古田会议召开前，红四军党内对一些原则问题存在认识的分歧，同志分析如下:一是前委、军委出现分权现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要承担责任。二是根本分歧在前委、军委。三是反对党管一切(党管太多了，权太集于前委了)，反对一切归党支部(只是教育同志的机关)，反对党员个人自由受限制，要求党员有相当自由等。一部分人习惯于旧军队的领导方式，对党对军队的领导不赞成，有怀疑。提出的关于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克服红军中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正确主张未被大多数人接受，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军内占了上风，严重影响了党在官兵中的公信力，在一定范围内造成官兵思想的混乱。

(三)政治情感疏离

新民主主义时期各种思想的相互激荡容易造成官兵对我党主流意识形态的疏离。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在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激烈斗争中，面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扑，官兵容易失去对马列主义权威的忠诚，一些人的价值追求世俗化、功利化，缺乏远大理想，缺乏阶级责任感、使命感，不思进取，享乐主义盛行，在感情上逐步疏远了马列主义。另一方面，相当数量的俘虏加入红军，缺乏系统教育，他们将一些旧式军队的作风带到了我们队伍中来。由于在红军中大量存在脱离群众的军阀主义、流寇主义思想，导致广大指战员的政治信仰动摇。

二、古田会议在意识形态教育方面的功能

面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进攻，我党积极开展思想攻势，坚持正面教育为主，贯彻全面渗透、整体覆盖的原则，通过反复深入的教育，清除了各种错误思想，在红军中重新确立了马列主义的主导地位，为坚持和发展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一)批判与引导相结合，论证我党无产阶级思想的合法性

在古田会议前后，等党的领导人，就如何克服党内军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了调查研究，并系统阐述了红四军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表现，分析了其根源，提出了纠正的方法。既提出了无产阶级思想观点，又论证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合法性。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造就了三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一是反映当时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官僚资产阶级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并为其服务的意识形态;二是反映正在被消灭的封建主义的旧意识形态;三是反映在旧中国孕育成长着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要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开展积极的意识形态斗争，论证无产阶级及其军队存在的合理性，批判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思想领域的渗透，保持红军的思想稳定。如单纯军事观点源于我军政治水平不高，无法认识军队政治领导的作用以及雇佣军队的思想根源。党在反对单纯军事观点的同时，必须认识其实质是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输出的产物，要从思想上摆脱关于军队等问题的思维定势。因此，必须针对不同思想问题，通过引导、控制和调节等积极有效的纠正方法，为红四军及广大指战员指出前进的目标和方向，使之拥有共同的信仰和追求。

(二)组织建设与宣传工作相结合，激发红军的信心与热情

组织建设和宣传工作能够激发红军指战员的战斗精神和工作热情。同时，进一步增强马列主义的吸引力、说服力，坚定共产主义信念，获得广大指战员的认同，有利于红军的集中统一，激发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红军中党员质量和组织松懈成为影响红军有效领导和决策的重要因素。加强党组织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发挥政治民主，调动指战员参与支部建设和决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党员加入太随便”，就丧失了党的先进性;党在教育训练中的薄弱环节，影响了官兵政治权利的实现;党的工作作风松散、上下级关系不密切，在官兵中形成了上行下效的不良风气。这些问题直接抑制了红军指战员行使政治权利的热情，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红军战斗力。红军宣传工作直接以“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为指向，它直接以广大群众为工作对象，通过特殊的工作手段，如宣传队、传单、布告、宣言、壁报、革命歌谣、画报宣传等形式，形成强大的舆论攻势，从而激发广大红军战士革命必胜的信心和为革命勇于献身的精神，以增强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三)政治训练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规范官兵思想行为

我党以政治训练为具体方式加强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灌输。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价值体系，能为红军指战员提供是与非、优与劣的判断标准，因而能够规范红军及其成员的行为，减少错误现象的出现。士兵政治训练集中于“目前政治分析及红军之任务与计划”“土地革命”“武装组织及其战术”、“纪律建设的理由”“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红军白军比较”“共产党比较”等内容，旨在红军中建立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减少红军与外界接触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矛盾和思想偏差，形成我军内部团结协作的氛围。这种意识形态属于一种非正式制度、非正式规则，其规范作用往往是隐性的，非强制性的，是一种“软约束”，必须用特殊的方法加以构建。因此，我党明确规定了“上政治课”“早晚点名说话”“集合讲话”“个别谈话”“游戏”“改良待遇”“怎样做新兵及俘虏兵的特别教育”等具体政治训练方法，以发挥马列主义更为强大和持久的规范作用。同时，针对青年士兵的特殊需要，规定了“特种教育”帮助士兵学习文化知识，实现普遍与特殊相结合，有利于马列主义在军队内部的普及和传播。

(四)围绕官兵切身利益，凝聚军心

围绕红军中如何废止肉刑和优待伤兵，我党分析了其思想来源、危害，提出了解决办法，是我党在实践中肃清封建主义和军阀主义腐朽思想的具体体现，有利于保障士兵的合法权利，增强红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马列主义对广大红军指战员具有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作用。由于红军中未肃清封建制度的影响，其成员主要又是从封建军队中转变过来，官兵中均有封建制度的思想和习惯，如军官打骂士兵以及对伤病兵待遇不良等问题。这些存在的问题，一方面造成了官兵间的隔裂，降低了红军的士气;另一方面，官兵害怕受伤，导致士兵对红军不满意，逃兵增多，影响了工农群众参加红军的积极性。我党通过思想斗争和针对性的纠正方法，在官兵中形成了关于官兵关系和伤兵待遇的统一认识，保证了官兵的合法权益，密切了官兵关系。

(五)以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为导向，整合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

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反映了党对军队领导的合法性，在党的领导下，广大指战员明确了革命方向，协同各级组织、各类人员共同行动，实现了红军内部的统一调控。我党规定了“在高级地方政权没有建设以前，红军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在前委指导下，平行地执行工作”，这就纠正了把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的错误倾向。同时，明确了红军与群众的关系以及一系列规定。如红军内部用人行政规定、礼节及军风纪之执行的规定，给养、卫生、行军、作战、宿营等的规定，筹款指挥及政工费用决定与支出相关规定，命令签署的规定;规范了军事和政治机关工作任务，形成内部协调一致的关系。这些规定有利于消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始终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政治意识论文篇（5）

1936年年初，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政治经济学大纲和教科书的决定。其中谈到教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前，人们在“苏维埃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这门课在1933年取代了“苏维埃经济理论”，然而在理论和方法方面两者并无太大差别）的框架内研究了苏维埃经济。这纯粹是描述性的教程。它们给学生提供未经加工的说明国民经济某些部门发展的实际材料，经济政策的主要措施。实际上其中并没有理论，如果除去诸如“计划（苏维埃经济理论）或者无产阶级（经济政策）乃是苏维埃经济运动的规律”之类的议论。经过对上述联共（布）中央决定的讨论达成共识：经济政策教程“乃是经济措施史教程，而不是政治经济学教程。那种经常建立在部门观之上的经济政策教程，不能深入说明整个苏维埃经济制度发展的基本特点和规律性”③。

然而，承认对苏联经济做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性本身，远不足以赋予这种研究以真正的理论性质。对苏联经济发展动力的唯意志论的观念仍然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基石，也是执政党积极灌输的观念，是解决这一问题难以克服的障碍。这种观念也从苏维埃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教程原封不动地转移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去。身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初创阶段的波里林（Б.Борилин）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规律性是社会主义工农国家自己创造的。”④在这种方法论基础上当然根本无法建立真正的科学。不是偶然的，常常有人抱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缺乏理论，这种怨言一直延续到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此时经济理论的方法论问题被推到次要的地位。1937年4月《布尔什维克》杂志的社论指出：“……我们的经济学杂志，例如《经济问题》，很少或者几乎不提理论问题。这些杂志不研究也不反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⑤这种状况当然不是偶然的。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在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义下创造了阶级斗争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增长而尖锐化的理论。

斯大林这样做依据的是列宁以及斯大林本人的各种发明，尤其是上述理论。在建成社会主义基础之后正式承认阶级斗争必然尖锐化，是为了扩大大规模镇压，在这以后已经几乎没有人来创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了——到30年代末有学识的经济学理论家已被消灭殆尽；至于青年学者，他们无法获得必要的理论修养，被党教育坏了，不能把理论同意识形态区分开来。由执政党的政策造成的战前苏联经济科学的尖锐危机明显表现在以下事实上，1937年经济研究所没有发表一项学术成果，甚至一本小册子，虽然其计划中有137项，1937年3月，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认为研究所的工作不及格；1938年经济研究所总共出版了两本小册子；1940年年底《经济问题》杂志指出，“最近几年”经济学家的著作“几乎没有提出一个国民经济的大问题”①。

直到1943年斯大林才明白，露骨的唯意志论是同真正的科学不相容的，并且这正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注定失败的原因之一。1943年第7～8期《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社论反映了斯大林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任务的新理解，其中写道：“没有规律，没有合乎规律发展的地方，也就没有科学的地位”，“一个社会，不论其形式如何，都是按照立足于客观必然性的基础之上的一定的规律发展的”。由此得出结论，存在客观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不过立即做了重要的补充：这些规律是通过“人们的意识和意志”表现出来的，因此这是“被认识到的规律，被苏维埃国家自觉地运用和利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的规律”。列举的这种规律的例子就是“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政治意识论文篇（6）

近现代报刊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在中国出现于晚清。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在亚洲的殖民扩张，大量西方传教士以考察文化、传播宗教为名介入中国文化和思想领域。1815年8月5日，英国传教士米怜在东南亚马六甲创办的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以下简称《察世俗》)，开启了中国的大众媒介时代，同时也开始以媒介的形式培养民众的现代意识，这一过程始终与宗教、政治密切关联。

 

近代大众报刊的早期出版并不一帆风顺。在中国既往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进程中，封建统治阶级建立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政治思想体系与西方民主自由为核心的体系不同，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经济体系也与西方发达的商业体系有别，由此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存在较大差异。清政府因过分自信，在19世纪面对西方现代文明与文化的传人时表现出可笑的无知和可悲的无畏。报刊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从艰难开拓到官方认可、社会认同的过程，与中国从独立主权国家沦为半殖民地的命运变化历程相伴随。从中国近代报刊的起源，到本土化、大众化，报刊展示了它的宗教性、商业性和政治性，见证、参与了中国由封建走向现代的社会变革与转型。这正是作为近代大众媒介的报刊起源的真正意义。

 

一、宗教性：近代报刊的源初特性

 

公元1世纪上半叶，基督教起源于巴勒斯坦和小亚细亚地区，其后在欧洲、美洲和大洋洲广泛传播。约公元5～6世纪，基督教经叙利亚人从波斯传人中国新疆，并于7世纪逐渐传人中国其他地区。在其后一千多年中，因封建中国严密的思想文化控制，外来宗教传播始终呈缓慢的局域性传播。直至19世纪初，随着西方殖民侵略的深入，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形势才发生根本转变。报刊作为宗教传播的近代媒介形态，宗教性成为其首要特性，这也是中国近代报刊与西方报刊的根本差异。西方报刊的出现，主要是在西方自由、民主、科学精神的召唤下应运而生的，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新闻性。中国第一份近代报刊的出现则是因宗教传播的需要而创办的，因此中西方报刊的起源从源初特性上就存在着较大差异。

 

1815年，米怜作为第一个来华基督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的助手，创办了《察世俗》，以便更快更有效地传播宗教。因为晚清政府严格的禁令，刊物创办于马六甲，这决定了中国近代报刊起源的非政治性，并进而形成了宗教与政治的尖锐冲突。为了解决这一冲突，米怜在刊物内容上主动认同中国传统文化，试图打破中国的政治禁令和思想防线。他采取了独特的发行办法：免费发放。“凡属呷地各方之唐人，愿读《察世俗》之书者，请每月初·二三等日，打发人来到弟之寓所受之。若在葫芦、槟榔、安南、暹罗、咖留吧、廖里龙牙、丁几宜、单丹、万丹等处各地之唐人，有愿看此书者，请于船到呷地之时，或寄信与弟知道，或请船上的朋友来弟寓所自取，弟即均为奉收也。”伦敦传道会的资金支持成为免费发行的基本保障。尽管清政府禁令森严，报纸还是流入广州。梁发1816年在马六甲受洗，成为中国第一个基督教传教士，他在此后的传教工作中充分表现出一个宗教信仰者的虔诚和悟性。据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记载：“每逢粤省县府乡试，以梁氏携往考棚，与宗教书一同分送”。在梁发的带动下，《察世俗》在中国广州及其周边省份均有散布。虽然影响范围有限，但实现了对大清子民的初步宗教传播。信息开始在很小的范围内流动，但却不断在封闭的空间中发酵、聚集能量。

 

继《察世俗》之后，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主持创办的中文月刊《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于1823年7月在爪哇巴达维亚创刊。该刊继续以宗教为主旨，对华人施加宗教和文化影响，因内容多涉及印尼的历史风俗民情，受到当地人的欢迎，报刊逐渐开始以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想、科学技术影响和改变这个封建落后的民族。

 

《察世俗》与《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是中国现代报刊的早期代表，均系在海外创办出版的宗教性刊物。宗教性既体现为创办人的传教士身份，又体现为刊物的宗教内容，其真正目的则在于通过宗教传播进行文化影响与渗透。这种特性是由时代决定的，此时晚清处于大国中心主义思想的束缚之中，天朝上国的思想根深蒂固，森严的禁令使得传教士们无法在大清领土范围内利用报纸这种现代媒介进行思想传播。为了打破缺口，传教士们将报纸的创办地设在东南亚地区，而英属殖民地的东印度公司在东南亚的强大势力恰好为报刊的创办发行提供了可能。

二、商业性：近代报刊发展中的本质特性

 

经过前期不断努力，加之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到19世纪30年代，中国报刊出版发行环境已稍宽松。1833年8月1日创刊于广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以下简称《东西洋考》)被认为是中国境内出版的最早的现代中文报刊。创办人郭实腊申明刊物得以在广州创办的主要原因是“它将不谈政治，避免就任何主题以尖锐言词触怒他们，用较妙的方法表达，我们确实不是‘蛮夷’。”白瑞华在《中国报刊》(TheChinese Periodical Press，1800-1912)一书中指出“较妙的方法”是不谈“有争议的政治和宗教”。1837年，《东西洋考》因清政府的干涉迁往新加坡后，即增加了宗教文章。此外，以东印度公司为依托的英国人已经开始酝酿侵华战争，故对通过文化进一步了解中国人和掌握中国的军事情报有着强烈的需求，这种需求使得传教事业进一步得到政治上的支持，传播语境已悄然发生变化。

 

从形式上看，《东西洋考》仍然是宗教性的，但开始增加商业贸易、科学技术等内容，最为明显的特征是该报开始体现商业性，如船货到港日期及行情、商品宣传广告。商业性使报刊实用价值大大增强，并迅速调动起市场活力，报刊发行突破了知识限制，向更加广阔的空间延伸，由此确立了报刊的社会地位。西方人历尽艰辛终于将大清帝国紧闭的大门撬开了一条缝隙，信自像一股暗流在民众的思想中、狭小的社会空间中悄然流动，并在下一个历史时期形成了不可逆转的显流，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最后推动社会形成开放空间。

 

三、政治性：近代报刊的显著特性

 

从19世纪30年代后期起，因鸦片而起的争端导致英国对华战争局势变得紧张。1840年6月28日，英军发动了史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对华战争。战争持续了不到两个月便以清帝国的溃败而告终，随即签订了开始改变中国社会性质的《南京条约》。鸦片战争使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和贸易主权遭到严重破坏，政治上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国家主权，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殖民者们为宗教的自由传播扫除了障碍，传教士们再也不用在清政府严苛的禁令下战战兢兢传教，“法外治权使传教士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而传教士之在内地工作尽管仍然是不合法的，但也没有多大危险了”。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报业迅速发展，传教士们公开创办的中文报刊成为19世纪50年代文化史上的重要现象，政治性成为报刊最显著的特性，1853年9月3日由英国传教士麦华陀在香港创办的《遐迩贯珍》是这一时期报刊的代表。

 

《遐迩贯珍》是一份“富于特色的新型综合性期刊”。它淡化宗教色彩，内容以科学知识为主，涉及多学科领域的文化知识，尤其以政论、时事为主，长篇论说中也有一些时事政治评论，每期新闻报道及新闻评论所占的篇幅一般在三分之二以上。大量的新闻和评论使《遐迩贯珍》成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以时事政治为主的刊物。《剑桥中国晚清史》也记载了晚清官员的阅报史实：“赵烈文收集了西方传教士在香港出版的整套《遐迩贯珍》，并将它们借给了官方和知识界的朋友，包括翰林吴嘉善和道台邓随帆等人。”报刊政治性凸显表明中国政局的深刻变化及其在政治变革和社会变迁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外国传教士已获得在五口通商地创办报刊的自由权，更多发达国家的传教士纷纷来华投身其中。如果说《察世俗》时期西人还是站在清政府大门外远观的客人，此时的西人则是公然走进大门并开始打理庭院的主人，堂而皇之地传播宗教、谈论政治。作为传教士的办报人身份也随之变得尊贵，报刊虽仍以科学知识、商业信息广告为主要内容，但其新闻性、政治化已经非常强烈。报纸的发行对象由商业人士逐渐转向晚清开明士绅及先进知识分子，在政治思想界的影响日隆。最重要的是政治格局决定报业格局，此时以广州、上海、香港为中心的南方报刊业已经发展起来。至此，19世纪的中国完全从一种凝固的状态变成了流动状态，思想、政治、经济、文化在近代媒介载体的运行体系中多层面迅速流动起来，形成广泛的信息交换，理性思想的培养成为可能，晚清的社会格局发生了质的变化。

 

四、国族意识的培养：近代报刊体系的建立

 

19世纪60年代至世纪末，中国报业发展突飞猛进，洋务派、改良派、革命派先后创办多种报刊参与晚清社会变革。这些报刊建立了庞大的出版发行网络，不仅形成了广泛的舆论中心，而且对偏远地区的民众也产生了影响，部分已觉醒的知识分子开始自觉利用报刊培养国民的民族和国家意识。

 

1872年4月30日，英国茶商美查在上海创办《申报》，到1949年明27日停刊，共经营77年，历经晚清、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三个时代，出版27000余期，在中国新闻史和社会史研究中被称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据史家考证，《申报》1935年销量达15万，发行区域遍布全国，甚至远销日本、朝鲜、泰国、欧美等地，不愧为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最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报纸。因为订数不断增加，报社购置了电动单滚筒印刷机，每小时印刷高达千份;1882年1月18日报刊开始采用电报传递谕旨。《申报》的发展充分表明中国报刊业的新时代已经到来。

 

19世纪末影响最大的是《时务报》。主编梁启超说：“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阅后要求“源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门……俱行按期寄送一本，各局、各书院、各学堂分别多寡分送，共计288份”，报纸在轰轰烈烈的变革中成为时代的旗帜，梁启超更是借助报纸成为晚清思想变革的旗手。《时务报》时期的梁启超满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饱满的热情。他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形成具有强烈感染力的文风。虽然其思想尚不成熟、文笔还不够老辣，但他敢于肩负历史重任，为中国20世纪末的思想革命作了不可忽视的舆论准备，成为了迷惘中的知识青年的灯塔。

 

1898年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继续以报刊为舞台开展政治活动、制造舆论。他们先后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报刊。此时的梁启超，经历过戊戌变法，在日本充分吸收了新思想，以强烈的情感、严谨的逻辑、广博的知识、满腔的报国热情写出了诸多振聋发聩的政论文章，受到海外华侨、留学生、国内知识青年的热烈支持。在他的引领下，爱国知识青年的热情被激发，现代报刊也成为培养国民意识的重要武器。

 

从《申报》到《新民丛报》的40年，报刊迅速成为中国历史变革的武器、平台和载体。这一时期，随着近代邮政、印刷、交通运输业及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发展，报业发展迅速，发行范围已经从沿海发展到全国，尤其是形成了以北京、上海、香港为中心的南北报业大格局。这一格局的形成，标志着中国现代报刊业已经进入蓬勃发展阶段，同时标志着中国近现代报业用几十年的速度实现了与西方现代报业的并轨，成为世界现代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报业的发行渠道基本完善，带动了以报业为核心的多个衍生行业的兴起。至此，中国晚清新兴大众媒介——报刊——的发行网络真正建立起来，形成与世界先进文明相沟通的媒介体系，建立起新的文化交流平台，使中国由一个封闭、传统、自大的封建帝国走向开放、现代、自知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加拿大传播学家哈罗德·伊尼斯认为中国造纸术的发明和向西方的传播加快了世界文化传播的进程，“造纸术和印刷术在民族主义和国家对空间的垄断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麦克卢汉在其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印刷机和活字印刷媒介促进了国家主义和国家语言的发展。作为一种特殊的传播方式，纸媒一出现，就以其独特的方式改变着所有的社会场景：现代媒介的出现导致公共舆论产生，使原有的以个体为中心的日常生活模式逐渐消失，公共领域得以建构，加速人的社会化进程;现代媒介出现导致的社会现代化加速，为中国女性打开了新的世界从而迅速改变着她们的生活方式;报纸以自下而上的信息传递方式改变了中国传统自上而下的方式，信息环境的改变催生了中国民主意识和民主制度的产生;报纸改变了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和思维模式，从而在根本上改变着国人与西方、与世界的交往方式;晚清先觉的知识分子从阅读、分析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典籍的思维模式转换为以科学文明为核心的现代思维模式……尽管这些转变还没有成为显性的普遍状态，但随之而来的晚清文化新浪潮以及五四新文化浪潮就是受到它的直接影响。一些人在这样的历史变革中获得了新生，同时更多的人在新知识图式与心理图式的形成过程中失去了自我，陷入困顿和迷茫。

 

政治意识论文篇（7）

再论中学生政治课问题意识的培养

传统的课堂，经常是老师提出问题让学生回答，学生主动向老师提出问题却非常少见，这种现象与新课程改革的要求，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发展、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存在着很大差距。学生长期没有自己的问题可提，思维被别人牵着走，怎么称得上" 主动地发展"？学生长期没有疑问可质，对什么结论都深信不疑，其创新精神又从何而来？当然，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学生心理上讲是缺乏问题意识的表现。所以有关学生的问题意识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认识思考。

1 传统的教学方式束缚了学生的问题意识所谓问题意识，是指人们在认识活动中，经常意识到一些难以解决或疑惑的实际问题及理论问题，并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索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又驱使个体积极思维，不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思维的这种问题性心理品质，称为问题意识。学生问题意识薄弱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不能或不善于发现问题，二是不敢或不愿向教师提出问题。经过分析笔者认为，造成问题意识薄弱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造成前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长期受传统教学法的影响，学生形成只听不问的不良习惯，或者是由于基础较差，预习时根本读不懂教材的内容，不知问什么好而无从下手。而造成后种现象的原因则主要是：由于缺乏自信心，担心所提问题不好而被同学取笑，受到老师不好的评价；或者是个别学生可能曾经有过不快的经历而形成一定的问题心理障碍等等。其实这些都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问题的根本在于上述情况导致了学生的学习不是自主的，而是他主的.被动的。应该说，是传统的教学方式导致了学生被动他主的学习方式，被动的学习方式催眠了问题意识。

2 新的学习方式须唤醒学生的问题意识实现学习方式的实质性变化是本次课程改革的一个重点。新的课程标准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这种方式体现了新课程以学生发展为主，促进学生积极主动发展的理念。基于上述分析，政治课堂教学中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问题：第一，直叙性问题。这类问题的特征是直接取之于教材现成内容，学生通过阅读教材就很容易发现和处理，思维的难度要求也不高。同时，这类问题也是构成课堂教学完整性的若干重要支点，是教学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直观性问题是服务于教学过程要求原则的最直接的体现，第二，演绎分析应用性问题。这类问题与以上两类问题的最主要区别就在于它不是就一般理论意义上的探索，而是材料与理论的统一。例如；(我校高三月考题): 某市是我国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普遍经营困难。近年来，市政府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撤消原有管理企业的工业局，建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采取股份制、转让、出售等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在市政府的指导下，国有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通过招商引资、发展信息技术产业和环保产业，提高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两年多来，该市国有企业的盈亏面由2:8 变为8:2，进入了良性发展的快车道。试问：①该市政府在搞活国有企业问题上，是如何行使国家职能的？②用经济学知识，分析说明该市国有企业是怎样扭亏为盈的？③该市搞活国有企业的做法给我们哪些哲学启示？问题要求学生从对材料的分析中发现所学理论结论，或在对基本理论有所理解与把握的前提下运用所学理论分析具体问题。

3 如何唤醒和发展学生的问题意识既然学生的问题意识生而有之，是我们的教育催眠了它，同样，我们教育也应该能够唤醒它、培养它、发展它。那么，在具体教学实践中，有哪些教学策略可以发展学生问题意识。3.1 传授思维方法， 呈现问题情境教师应教给学生如何产生问题意识的思维方法，提高学生的提问能力和辩证思维能力。教师不仅要让学生掌握简单的直问直答式的低级认知提问技能，还要教给学生懂得分析提问、综合提问、辨疑提问的技能。例如，在探讨“ 运动与物质的相互关系”时，教材选用了《坛经》中记述的“ 仁者心动”的故事，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探讨慧能“ 仁者心动”的错误在于割裂物质与运动的关系，犯了唯心主义的错误，也可以深入一步，提出两个小和尚所说的“ 风动”和“ 幡动”在哲学上犯了什么错误，从而引起学生深入探究问题的兴趣。3.2 进行设问训练，创造问题情境。可以把提问作为教育的一个环节，进行有意识的训练。如在哲学教学中，讲到“ 矛盾是对立统一”这一知识点时，我引用了理发店门口的一则广告“： 蓬头垢面进来，容光焕发出去。”学生一下子被吸引住了，此时立即设问：此广告语怎样体现矛盾的对立统一?学生很快抓住了“ 进”与“ 出”“、蓬头垢面”与“ 容光焕发”的对立统一关系。接下来，我趁势再问学生：教室中还有哪些对立统一的关系?学生举出了“ 教师”与“ 学生”“、男”与“ 女”“、前”与“ 后”“、高”与“ 矮”“、轻”与“ 重”等关系，从而将辩证矛盾与逻辑矛盾区分开来，突破了教材的这一难点。训练提问其实是训练思维强化学生的对学习内容的思考，有学才有思，有思才有问。3.3.尝试换位思考，分享问题情境让学生来充当教师的角色有利于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教学中可让学生当教师在讲台上讲解某些问题，学生为了讲清某个问题会以一种研究的眼光去探求这个问题的方方面面。同时，学生在充当教师的过程中会有" 教然后知困" 的体会，那么，学生当老师之前的研究中和当老师后的" 困惑" 中，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各种疑问，从而大大激活其问题意识。教师也在这样的互动教学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政治意识论文篇（8）

英国着名教育学家托尼·比彻(Tony Becherl从认识论和社会学角度运用四个维度对所有学科进行了分类。托尼·比彻所讲的认识论视角包含硬,软(soft versus hard)和纯/应用(pure versus appli-ante)两个维度。硬/软维度是以学科领域的所有学者对某一特定的研究范式或理论体系的认同程度来描述学科理论属性的一个指标,认同度高,则学科硬度高、软度低;认同度低,则学科硬度低、软度高。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立是在大量借鉴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门相关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这不仅有基本理论的借鉴与融合,还有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的植入,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在理论属性上是一门研究范式多元的软学科,不像自然科学领域内的交叉学科有着认同度较高的研究范式。多范式的问题源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借鉴移植。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在上述学科的结合部、交叉处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学术概括和规律的理论探究。这一形成方式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一门多科融合的交叉边缘学科的理论属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教育与政治教育的融合。“思想教育”,顾名思义,就是关于思想观念的教育。“政治教育”是统治者向社会成员传播政治观点、培养政治情感、使社会成员形成一定的政治认知、政治信念、政治理想,并达到政治参与和政治认同目的的实践活动。两者的融合结果,就是思想教育有了政治特别是主导政治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政治教育可以通过思想教育的形式取得更好的效果。这样融合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受政治制约的思想教育。是侧重于思想理论方面的政治教育。政治性的要求与人们的思想现实的差距只能靠商谈、对话和理性说服以达成共识。这种共识的达成是因为“对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共享信念——他们对话行动中提出的有效性主张的主体间承认所产生、甚至所强化的那种共享的信念——蕴含了对涉及行动之若干义务的默认。就此而言,这样一种认可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事实”。也即是通过思想教育的形式达成政治教育的目的。为实现目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理论指导方面就涉及多门学科的相关理论。作为专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思想政治教育学自然有了融合性的多范式的理论特征。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融合。在研究者的视野中;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是有着明显的区分的。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人文学科的核心是文史哲,对象是人文世界,人文世界具有精神性、意义性和价值性的特征。“研究人的价值和精神表现”是人文学科区别于社会学科的重要特征。社会科学旨在探寻社会规律,获得关于社会事务及其运动变化的知识,社会科学所关心的是人类活动的功能与效果;人文学科的旨趣在于探寻人的生存意义,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为人的行为确立某种价值导向同。另外,国际上有四种比较权威的学科分类体系在社会学科(social sciences)与人文(humanities)上有着清楚的分界。那就是认为社会科学是介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有时也起到连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作用。从研究对象上看,社会学科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的行为;人文学科研究人的文化生命,即人的本质。从研究作用上看,人文学科能够提供价值体系,对人的精神起根本作用,因而对人和社会似乎不具有明显的实际运用;社会科学对社会的影响较为直接,如法学、管理学。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借鉴的相关学科中,哲学、伦理学属于人文学科的范畴,而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则属于社会学科的范畴,教育学一般也归于人文学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既有人文学科的属性,又有社会学科的属性。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人学范式走的就是人文学科的研究道路,社会哲学范式则是走的社会学科道路。思想政治教育学更多地关注的是社会政治关系和道德关系,更应该属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只不过它是带有人文学科特征的社会科学。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坚持了一条交叉发展的路径。交叉学科是现代科学发展的综合形式与重要趋势,也是科学深刻变革与日益丰富的表现,是不同学科相互渗透而形成的新兴学科,学科之间的融合是通过交叉来实现的,学科交叉是新兴学科产生的必然途径。进入20世纪之后,由两门学科交叉产生的学科不断出现,跨度也越来越大,也出现了三门以上学科交叉的新学科,如医学化学地理学、物理生物化学、教育社会心理学等。按照交叉程度可以将交叉学科分为六种类型,即比较学科、边缘学科、软学科、综合学科、横向学科、超学 科或元学科[91&80-82)。思想政治教育学最初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中科学化而形成的学科,逐渐与政治学、教育学和伦理学等交叉融合,又大量借鉴了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概念。从交叉程度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学属于边缘学科和软学科的层次,但尚不能达到软学科要求的以管理和决策为重心问题的层面。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具有软学科特征的交叉边缘学科。

二、从价值取向上看。思想政治教育指向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是服从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应用性学科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的理论教育和课程设置都是围绕主导意识形态的需要展开的。“在正式课程方面,意识形态试图回答这类问题——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对谁最有价值……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常常是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形成课程。”[10w172)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的实践回答。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必然在本质属性上反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科属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诞生的学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造、理论宣传、理论教育始终是结合在一起的。早在1847年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章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了“宣传工作”的概念。并要求大家要有“革命的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他们也规定了理论教育的基本任务、主要内容和具体形式,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立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也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参考。列宁提出了“政治教育工作”的概念和“灌输理论”,指出“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共产主义者”。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则成了学科建立的直接理论依据。提出:“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武装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完不成的。”“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生命线。”“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问题提上日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得以建立。这一阶段,我们党继承和发扬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开创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局面。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了从经验总结到理论建构的转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更是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提供了新时期的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设立,也是顺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需要的理论成果。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灵魂的学科。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直接的理论依据,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发展和实践创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根本理论依据。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成果也不断丰富和发展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架构,塑造着学科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具体来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肯定了思想意识和社会存在的依赖关系,证明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和地位;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理论说明了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则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任务的确定依据;社会意识形态理论告诉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说明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功能“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众多理论创新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学科建设中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以人为本理念,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宗旨的重要原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人学研究范式建构的重要理论依据。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论述构成了学科的直接理论依据。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我们党也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概括为认识和改造世界:邓小平指出是培养四有新人;另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灌输”的理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关于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论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要齐抓共管的思想等等,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重要来源。我们党近年来出台的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文件,更是继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也是我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理论研究的直接理论依据。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就是坚持全面发展观,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就是按照人应有的本质,“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学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深入研究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认识世界的能力;二是深入研究社会思想意识的变动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引导人们形成符合社会主流价值取向所要求的思想政治素质。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其理论出发点和价值追求都是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是“以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这种发展只能在共同体中才能实现。因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能力的手段……个人才能有个人自由”。这一思想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思想政治教育明确了目标。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更是鲜明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因此,从以上经典论述可以看出,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命题和价值追求,贯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思想政治教育学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作为学术诉求,是从实践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具象化,也是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科应有的学术价值取向。

三、从比较视角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是“中国向度”的意识形态教育类学科

国外也是有意识形态教育类相关学科的,如宗教学科、公民教育学科等等。而作为独立学科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特有。我们可以称之为是学科研究取向上的“中国向度”,意思是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学科存在的意义主要在于结合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实际,指导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并获得理论上的创新成果的意识形态教育类学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这里主要指“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学”,在理论属性上的“中国向度”主要源于以下两点:

(一)德治传统是学科“中国向度”的思想基础。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文化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思想为代表伦理型文化。道德理想的播化成为社会秩序建构与维护的关键性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环节。这种思路在治国主张上的体现,就是对“德治”的肯认与推崇。统治者的道德成为德治是否顺利实行的关键环节。圣王和君子作为儒家思想的理想人格,居于社会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的核心,这就创设了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相统一的社会文化环境,使得“内圣外王”成为儒家人 格修养的纲领性要求。由此推演出“三纲八目”的修养途径和慎独的修养要求,目的在于塑造道德上成“圣”而政治上“王”之的理想政治人才。因为没有法的约束,过分强调道德的自我调适能力,儒家的德治最终发展到了“人治”。同样,法律如果失去道德性,将不成其为法律,而是对人性的亵渎。法律的制定必须要求相应的道德基础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这也就是西方的法律都不与《圣经》道德相违背的原因。我们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自然也要符合我国的德治传统倡导的伦理道德价值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尽管在理论基础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它厚植于我国深厚的传统“德治”文化的土壤必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与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理论的契合,深受传统德治融“政治”于“道德”,以“育德”而“为政”思想的影响,形成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学这一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政治类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或许也可以看作儒家“内圣外王”学的现代性表达,“内圣”讲的是思想道德的塑造与修养,“外王”讲的是政治实践,“内圣外王”学的核心是道德教化和政治实践,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学科的理论支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集体智慧结晶,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政治和思想财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概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设与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大体上是同步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意识形态性的时代特征就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004年,党中央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并在随后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六个二级学科,将思想政治教育明确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其实质也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统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为形成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奠定学术基础。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产物,它直接的理论支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中国向度”主要指学科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建构。然而过分强调“中国向度”容易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一样。由于缺少自觉的比较和对话的维度,结果会把“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政治教育变成只有“中国特色”的“自说自话”的体系,最终走向封闭僵化的学科道路。因此,开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国际视野是学科建设的自觉追求和重要命题。

首先,从实践理性层面上,要确立全球化语境和国际视野中的中国问题视域。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各种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呈现出复杂联系和共性特征,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本土性问题同时也成为世界性问题,任何世界性问题都同时也表现为本土性问题。就我国现实来说,经济问题都会在社会思想政治领域有所反应,而价值问题、伦理问题、政治问题更是直接地影响着人们思想意识变化。西方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现代和后现代的问题,我们正在不同程度地体验或面临;我们在发展中所成功解决的实践问题和路径探索、理论创新都不是孤立层面的“中国特色”的问题,而是国际视野中的具有“普世意义”的中国问题,是与全球性问题相互交织的中国问题。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实践经验既是中国的财富。也应当成为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共享的精神财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应当从这样的高度和视野来审视中国问题,设计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对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政治问题进行总结和升华。

政治意识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3－0090－006

在当今政党政治国家，政党与国家的政治发展乃至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政党文明与国家文明、社会文明息息相关，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在不同的国家，政党—国家—社会关系不同，政党文明与国家文明、社会文明的关系也不尽相同。在西方国家，一般是先有国家、后有政党，政党属于国家和社会的一部分，必须在既定的体制下运行；任何政党（包括执政党）,只有顺应国家与社会文明的发展大道或社会主流意识，才能成为主流政党或执政党；否则，就会为社会主流意识所抛弃、为多数选民所抛弃，就会游离于国家政权之外，现代西方大党意识形态中间化正说明了这一点。而在发展中国家，一般是先有政党、后有国家政权，是政党在领导民族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了新的国家政权，执政党主导国家与社会发展、执政党文明主导国家文明与社会文明，也就成为必然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在我国，历史与现实、国情与党情等决定了以政党文明引领政治文明、以政党意识文明引领精神文明，是我国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然逻辑。因此，正确认识政党意识及其文明问题，对我国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政党意识的内涵、内在结构与认识视角

政党意识是政党政治研究的基本问题，因为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政党意识文明是政党文明的前提；在一定条件下，政党观念决定着政党行为、影响着政党的生存与发展。但一提到政党意识，人们很容易想到政党意识形态，而且容易将二者混同。实际上，二者之间既有一定的联系，也有一定的区别。正确认识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有助于加深对政党意识文明的认识。

简单说，政党意识即对政党的情感、观念与认识。从本源上看，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意识是与物质相对应的哲学范畴，它是人脑的机能、也是社会的产物；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主体对客体的主观影像，这种主观影像既有感觉、知觉、表象等感性表现形式，也具有概念、判断、推理等理性表现形式。从实践角度看，意识具有能动性，它不但能够反映事物的外部现象、内部本质和规律，还能反作用于客观事物、引导实践、促进实践发展。因此，政党意识并不是人们“主观臆想”的结果，而是一种客观的精神现象与政治现象，是对政党存在与发展、性质与地位、权利与义务、作用与功能、价值与目标等的主观映像；政党意识受政党的客观存在、政治生态、功能发挥等的影响与制约，也受到人们能力的制约与影响。

政治意识论文篇（10）

自2006年秋季开始，我国所有的高职院校与普通高校一道，将全面落实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新方案。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调整为“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两门课。这既是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举措，也是进一步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和教育效果的重要契机。我认为，要切实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效果，必须充分认识和发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人文教育内涵，把思想政治教育与人文教育统一起来。

发掘思想政治理论课人文教育内涵的重要性

人文教育是高等职业教育的内在要求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培养人。在一定意义上，教育是以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和人的价值的实现为目的和尺度的，是使人成为“人”的活动。人文教育是教育的本义。在我国，自上个世纪末以来，高等职业教育获得了蓬勃发展。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个部分，是职业教育的高层次，应当体现高等教育的属性，高职院校同样是高等学府，是学生成人、成才的殿堂。绝不能狭隘地将高职教育理解为就是职业能力培训，就是以培养“才”为唯一目标，而忽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忽视对“人”的培养。否则，高职教育就会变成能工巧匠式或“手艺匠”式的狭隘的功利主义教育，高职院校就会变成生产合格“产品”的“工厂”。因此，必须从职业教育和人文教育和谐发展的角度理解高职教育的内在属性，将人文教育渗透在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过程和各门课程的教学当中。思想政治理论课自然不能例外。

人文属性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在属性思想政治理论课首先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其教学目标首先在于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与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纪律、道德和法制教育，使其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的信念与正确的政治方向，自觉认同并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纲领和政策，自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推进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积极工作，贡献力量。这一点对于认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功能定位是至关紧要的。但也要看到人文属性同样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固有的内在属性，从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涉及的学科来看，不是只涉及单一的某个学科，而是涉及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轴心的人文社会学科群，包括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历史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几乎涵盖了人文社会学科的所有门类。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关注的是人生的价值、人民的福祉、国家的繁荣、社会的进步与世界的前途，只有从政治属性和人文属性的统一中，才能更加完整、准确地把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内涵。

人文教育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效果的必然选择经过多年的努力，高等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在课程建设、教学改革和教书育人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在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代大学生整体精神面貌积极向上，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功不可没。但是，在有些地方也存在着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受学生认同和欢迎的状况，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在于有些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只是单调的理论宣传和乏味的政治说教，远离火热的现实生活和学生的思想实际，不能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思想共鸣，从而严重地影响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和教育效果，甚至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大力发掘思想政治理论课本身的人文内涵，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成为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与人文教学的统一，通过倡导人文教学，拓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领域，密切联系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动实践，贴近青年学生的思想实际，展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人文意蕴，摆脱说教意味，改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方式，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和大学生的认同感，这是切实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功能的必然要求。

完整理解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人文教育内涵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际上是意识形态属性与人文属性兼备的课程，人文属性是与技术至上、功利至上、个人至上相反对的价值取向，具有开放性、超越性，集中表现为对真善美的追求。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上体现着深刻的人文教育内涵，概括言之，有以下四个方面：

人文自觉与价值理性思想政治理论课首先不是以“致用”为目标的课程，而是追求“无用之用”。这种定位在表面上看与以能力培养为中心、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教育指导思想相矛盾，但这不能成为忽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理由。专业课的用处是显性的应用之“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无用之用”则是隐性的，虽然不能立竿见影，但旨在唤起学生的人文自觉与价值理性，使学生不为专业所局限，不为技术所束缚，自觉按照全面发展的人的标准来思考自己的存在和发展，关注生命的意义和尊严；真正树立以人为本的意识，不把别人当工具，不把自己当奴隶；遇事能够思考是否应当，进行价值评估（价值理性），然后分析是否可行，提出行动方案（工具理性）。

历史意识与未来关怀人们都生活在现实之中，要更好地理解现实，就不能缺少历史意识；要更好地把握现实，就不能不关怀未来。思想政治理论课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教育内容。虽然高职教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没有包括“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但“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本身就是一门史论合一的课程，离开了中国革命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就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无法理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依据和实践基础，无法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思想政治理论课也充满着热切的未来关怀，教育学生要具有未来的眼光，关心社会和自己的未来，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理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是最美好、最崇高的社会理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现阶段的奋斗目标；个人理想要自觉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在一定意义上既是历史课，也是理想课。

社会责任与公民素质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将来是社会的中坚和栋梁，所以，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素质如何，直接决定着将来社会的面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与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对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社会责任课，要帮助大学生摆脱个人至上、自我中心的狭隘观念，从理论上说明人的价值是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统一，但主要在于对社会承担的责任和为社会进步做出的贡献；可以通过伟人和先进人物的具体介绍，展示其胸襟抱负、理想情怀、奉献精神和人格魅力，激发大学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要教育学生树立在艰苦中锻炼、在实践中成才的择业观和创业观。思想政治理论课还是现代公民课，要使学生摆脱数千年专制传统遗留下来的权力本位（亦即官本位）意识、特权思想、人治观念，教育学生树立现代社会公民必备的权利义务观念、公德意识、平等意识、民主意识、法制观念，了解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规范，养成相应的行为习惯。社会责任和公民素质应当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人文教育内涵的核心部分。

理论素质与创新思维在现代世界，大到国家、民族，小至个人，如果没有理论素质与创新思维，是难有大作为、大成就的。虽然高等职业教育在培养目标上以训练实践操作能力为主要方向，而不是以学生的理论水平为衡量标准，但是从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提高和青年学生的长远发展来看，必要的理论素质与创新思维能力应当成为高职大学生人文素质的重要方面。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培养学生的基本理论素质与创新思维方面有自己独到的优势，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根据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丰富经验，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各个方面坚持并独创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高职大学生学习“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既可以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原理，理解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也能够把握其中蕴涵的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矛盾分析、大局视角、求实态度等方法论原则，从中学到创造性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

思想政治理论课人文教育内涵的实现

要切实挖掘并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人文教育内涵，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统一，主要应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努力转变观念，确立人文教育意识高职院校大都是从中等职业教育或成人教育转制而来，建校时间相对较短，历史文化积淀不足，尚处于创业阶段，自身传统还在形成之中。所以，与人文学科齐全、文化积淀深厚的综合性大学相比较，人文教育容易成为高职院校的一个“盲点”。在高职院校的课程设置中，思想政治理论课由其特殊的人文属性所决定，必须在人文教育方面有所作为。任何教育教学活动都是与活生生的人的对话，在教育者的心中一定要时刻有“人”的存在。要从讲政治的高度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建设，充分认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政治特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在教学过程中牢牢把握政治原则，遵守政治纪律，切实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但是，也不能单纯地从政治教育的角度去认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属性和内涵，必须充分认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人文教育内涵，将思想政治教育融会到人文教育之中，在人文教育之中自然渗透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认识自己所承担的思想政治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双重责任，树立人文教育意识，这是开掘并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人文教育内涵的思想前提。

全面改革教学，贯穿人文教育理念高职大学生正处于社会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心理成长的关键时期，其内心充满了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与对人生、对社会的困惑，还有一点青春的迷茫甚至叛逆。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主动贴近他们的思想实际和内心世界，主动适应他们的心理发展水平、知识水平和思维水平。要想真正体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人文意蕴，必须全面改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把人文教育的理念贯穿在整个教学过程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核心在于充分尊重并发挥学生的学习主体作用，调动其学习、思考的积极性，使其成为整个教学活动的主动参与者。在教学内容上，要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既要严格贯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使其成为教学活动的依据和指导，又要不拘泥于教学大纲，要善于捕捉青年学生关注的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思想困惑和难点问题设计教学内容，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理论探讨和思想引导，证明理论的力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要引导学生既要认识了解马克思、恩格斯、、邓小平这样的伟人，也要认识了解张思德、雷锋、王顺友这样的普通人，认识他们的人生经历、思想世界和精神追求；可以尝试指导学生阅读一些文字浅显、篇幅适中的原著，在原汁原味的阅读中领略理论的魅力；在课堂教学的组织上，要改变“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可以采用案例分析法、讨论法、辩论法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活跃课堂气氛；要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教育技术，通过精心设计的多媒体教学课件、历史图片、专题纪录片、电影等手段，增强教学的直观性，使学生在轻松愉快之中受到教育，获得启示。在考核方式上，要把学生平时学习情况和课堂表现作为重要依据，考核的内容既要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大纲要求学生必须掌握和了解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也要适当增加需要学生自主学习和思考的内容，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尊重学生的个性思维，使考核具有开放性，切实体现人文素质教育的指导理念。

提高教师素质，树立人文教育榜样亲其师方能信其道。发掘并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人文教育内涵，教师是关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理论素养的同时，要努力提高自己的人文修养，自觉地以“人师”而非“经师”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砥砺德行，学习新知，言行一致，对自己的职业满怀自豪，对学生充满真挚的热爱，用满腔的热情、丰富的学识和高尚的师德增强自己的人格魅力，提升自己的人文内涵，使自己真正成为学生可亲、可敬、可学的良师益友和榜样。教学是一门艺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也要不断提高教学业务水平，钻研教学艺术，修炼表达能力和表达技巧，精心设计教学环节，摒弃说教，增强教学的吸引力、亲和力和感染力，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如春风化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自然地滋润学生的心灵世界，使其受到人文教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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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云伟.加强高职院校人文教育[J].机械职业教育，2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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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顾明远.推进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结合[N].南方日报，2005-02-02.

[5]邬大光.以校园文化为基础构建人文教育环境[N].南方日报，2005-02-02.

[6]朱小蔓.道德人和知识人的统一[N].南方日报，2005-02-02.

政治意识论文篇（11）

当前，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建设中，尚存在一些理论问题需要解决。其中难点之一 就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识形态属性问题。科学理解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识形态 属性，有助于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建设，构建符合学科教育和人的成长规 律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内容和体系。这是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长效性的关键。

一、 “德目主义”教育来源于对意识形态理论的误解

自从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颁发以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努力贯彻，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实际 教学中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但在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一定形式的“德目主义”的教 学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改革和深化，更重要的是影响了思 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效果。所谓“德目主义”教育，是华东师范大学陈桂生教授近年所 批评的一种教育教学模式，即在德育实施过程中，仅以简单原则和规范的形式，从德育所要 达到的目标出发，教条化或口号式地进行思想道德教育[1]。比如，我们要求学生 树立爱国 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价值观念，那么，我们往往仅以此一维度而直截了当地展开 思想品德课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活动。所以，在高校许多教育工作者（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学生）的印象里，思 想政治理论课目的在于通过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因而不同于一般人文与社会科学课程。它所要讲解的主要内容，只能是针对享乐 主义、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的观点和内容 。这样就自然形成了一种对意识形态狭隘的功利化理解的思维定势：一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是 专门讲解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问题和内容的课程；二是关于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问题，只有依靠思想政治理论课提纲挈领地来负责和实施 。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属性，因而就没有也不应该有与其他人文与社会 科学同等的学科地位。这种观点由来已久且影响至今，但是实际上并不符合《意见》的精神 以及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按照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理解，《意见》 明确指出：“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课程负有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职责。哲学社会科学中的 绝大部分学科都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对于帮助大学生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正确认识 和分析复杂的社会现象，提高思想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具有十分重要作用。”[2] 现实问题 是，如果按照上述观点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作狭隘和功利化的意识形态的理解，那么，在教育 教学过程中，就无法摆脱长期以来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束缚，我们所采用的教育教学方法 也只能是“灌输和说教”，在一定程度上有违学科内在发展的规律，脱离大学生理性培育的 特点，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就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德目主义”教育教学思想的根源正是在于这种对意识形态理论的误解。表面上看，这种观 点似乎很有道理。因为，作为党和国家主张开设的、并由高校所实施的对大学生广泛 开 展教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其意识形态的特征十分明显。而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 主义原则及其教育，始终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倡导和坚持的主旋律，也成为党、国家和 政府在制定方针、政策和具体法规时的指导性原则。

然而，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理解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识形态属性？

意识形态是20世纪以来最为混淆的一个政治哲学的范畴。按照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意识 形态的论述，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它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具有作 为维护统治阶级及其社会的经济基础，包括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合法性，是起着维护和推动作 用 的精神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虽然不乏对德意志意识形态遮蔽性的批判，但同时也揭示 了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客观和本质的属性：作为社会整体系统的生存和发展，总是包含着物 质和精神的不同层面，其中每个层面都是相互渗透和相互适应的，而意识形态就是指那种力 求维持社会正常运行的观念、原则和规范的价值理论的系统，其表现为“人类对世界、社会 、人的思想观念、情感态度、理性信仰的混合体，是包含一定价值判断的知识体系”[ 3]。

性其核心在于由特定社会制度所规定的并具有导向意义的价值观念系统，或者我们所坚持和倡 导的若干原则或主义或规范的总和。

第一，意识形态是一个与经济基础相辅相成的文化价值系统。意识形态从它生成开始就具有 一定的“受决定性”、“滞后性”和“保守性”。但是也应该看到，意识形态一经形成，又 具有作用于社会的“独立性”、“能动性”和“文化复杂性”。正如恩格斯在其晚年所指出 的那样：“在每一个科学部门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 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4] 。同时， 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及其理论系统的意识形态，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历史的和 发展变化的，在其内容、结构和体系上呈现出某种复杂性和多层次性。其中，有关于制度层 面的原则和原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解释；有关于社会运行机制的规则和原理的合理性和合法 性解释；有关于道德与法律规范的遵守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解释，等等。

第二，作为社会系统的精神层面，意识形态本身同样可分为不同的层面。因为不同的人类群 体，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系统。每个社会都有着属于自身的意识形态系统；同样，不同的人 类群体也应有不同于其它的意识形态特点。意识形态有着不同的社会制度性、阶级性和阶层 性。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和开放性社会，由于经济和文化多元化，意识形态也表现出各不相同 的多元化系统，并且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和相互整合。同时，在这些多元化系统中 ，因为系统与系统的开放性和关联性，所以，其意识形态有着共同的一面，即最为基本的层 面。我们经常所讨论的社会公德，就是一种这样具有共性的基本层面。无论是哪个国家，无 论哪个地区，无论什么民族，其社会公德的要求都是基本一致的。其中，救死 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就是大家共同遵守的道德原则。作为社会公德的道德原则，人道主义是 没有国界的，它们不分民族，没有党派，没有阶级之分。所以，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 有一些道德原则是社会主义所独有的东西，也有一些是国际社会所共有的东西。而这种共有 与独有，一般与特殊，是处理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识形态属性的关键。

第三，意识形态涵盖了绝大多数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正象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所指出的那 样，任何哲学社会科学都不能离开它生产和交往方式的基础，我们正是“从市民社会出发来 阐明不同的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 程”[5]，可见，意识形态包含几乎所有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它们都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 社会生活。例如，作为市场经济理论基石的《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紧密相关，反映了 市场经济中人与人的一般关系，同时蕴含着亚当斯密深刻的人文价值关怀[6]。 因此，我们 可以说，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内的大多数人文与社会科学，诸如文学、哲学、历史学、经 济学、法学、新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众多学科及其教育，没有多少学科或课程能够做到 价值中立，它们都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属性及其建设的功能。事实上，每一位人文和社会 科学工作者，一方面在于探索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规律，另一方面必然是在从事某种意识形态 的建设工作。因此，试图将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一般人文与社会科学区分开来，既不符合马克 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和观点，也不利于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建设和发展。而且 ，当前的思想政治理论学科建设，急需从其它许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甚至于自然科学之 中，汲取更新和更多的内容和方法，以增强学科建设中的针对性、科学性和实效性。

第四，意识形态并非是贬意的而且具有维护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动力。实际上，意识形态属 性并非是简单保守而贬意的，对于社会存在和发展，仍具有某种积极的保护和稳定的作用。 社会发生革命或改革过程中，意识形态有可能陷入某种真空和发生紊乱，但需要尽快地整 合和统一，否则该社会就缺乏必要的和谐及凝聚力。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强调和重视意识 形态建设的导向功能，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唯独所有的问题。可以说，任何国家和社 会，为了维护其稳定和不断发展，都有一个意识形态建设及其教育问题，只是所选择和坚持 的原则以及贯彻的方式方法不同而已。同时，意识形态建设是一项持续不断的系统工程，其 中的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解决。由此可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识形态属性有其维持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公益性特点，我们也不能期待它会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二、 意识形态灵魂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和体系的关系

科学理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识形态属性，是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建设的前 提。而正确处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识形态特点和学科建设的关系，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取 得实效的难点和关键所在。因此，相比一般专业课程的学科建设，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建 设的难度以及对教师的教育思想和教学艺术的要求会更高和更强。

面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困惑，当前在一些教育工作者中仍有一 种“去意识形态化”、走向“价值中立”的倾向和要求，以为这样就可以改变长期以来思想 政治理论课的教条和被动局面。然而，这种要求是相当幼稚和不可能的。综上所述，包括诸 多人文社会科学，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可能摆脱其意识形态的属性和职能。事实上，“去意识 形态化”虽然可能摆脱某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却会履行另一种意识形态的职能。马克思主 义已经证明，不存在一种超越经济和政治的纯粹意识形态。当然，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组系 列课程，每门课程可能分属于或接近于不同学科，其中意识形态属性的表现仍有强弱之分， 具有各自不同的学科性质和特点。同时，意识形态既然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随着社会的发 展和变革，就需要不断创新、整合和发展。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需要建设和谐文 化，其中包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目标的意识形态建设。众所周知，随着市场经济体 制的逐步建立，新的价值观念树立，传统价值观念的动摇，社会价值体系一度处于巨变、甚 至是无序和紊乱状态，越来越凸显意识形态建设的必要性。因此，胡锦涛总书记在2006年“ 两会”期间，带头倡导在全社会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他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 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 ，都必须旗帜鲜明。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倡导社会主 义基本道德规范，扶正祛邪，扬善惩恶，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7] 一再表现 了意识形态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因此，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渠道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问题在于，我们今天所提倡和建设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突出表现为一系列基本原则和规 范，怎样使之转化为行之有效的教育教学内容和体系？怎样依循教育教学规律与符合人的成 长和发展规律？怎样创造与高等教育相适应的教育教学艺术？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于教育 教学规律的遵循，不能仅靠教育行政手段来推行和完成，只有通过教师本身的教育智慧和道 德责任感才有可能实现，而教育行政部门为此需要提供更多的支持和服务。从根本的或更长 远的观点来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效果，取决于自身不断努力的学科和学术建 设。为何必须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按照学科规律来建设？这是因为，当我们将思想政治理论课 作为学科建设时，即构建为一种具自身特点的知识内容和方法体系，才能奠定知、情、意相 互 结合的“三观”和“四信”的理性基础。因为理智与理性是一体二面的，“知的一面曰理智 ，情的一面曰理性，二者本来密切相连不离。譬如计算数目，计算之心是理智，而求正确 之心便是理性。数目算错了，不容自昧，就是一极有力的感情，这一感情是无私的，不是为 了什么生活问题”[8]。

因此，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和学术建设，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学术研究活动，是对大学 生进行深入而有效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前提。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和学术建设 ，使其学术水平和学科地位以及教师的教学素质得以提高，因此将使得大学生乐于追求“真 、善、美”并自觉服膺之，以保证我们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教育能像春雨一样起到润物无 声的作用和效果。原初大学生可能只是盲从而紊乱的价值观念，将从无序走向有序，从“三 观”教育达到“四信”教育的目标。同时，还需要解决当前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科建 设中的学术张力、学术宽容和学术自律问题，这是高校学科和学术性的本质特征，也是思想 政治理论课学科建设的思想保证。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首先是科学，是被社会实践反复证 明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才转化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纵观改 革开放以来，党的意识形态不断创新和完善，不仅没有对社会带来不利的影响，而且还为改 革开放提供了精神推动力。早在1978年上半年，由南京大学一位普通学者撰写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经据典批驳了当时盛行全国的“两个凡是”的错误 思想，成为推动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经典案例。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社会进步，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与时俱进。如今，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党的十六届六中全 会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正处于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新阶段。而高等教育反 映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肩负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和学 术建设理应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原动力。所以，在意识形态的保守性与学术开展的 创新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在学术理论层面上鼓励学术探索、学术批评和宽容不同意见， 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科和学术建设取得优秀成果的前提。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建立在 学科和学术基础上，从更加广泛的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吸收新的内容、观点和方法，以保证 它源源不断的学术滋养和活力。当然，提倡学术宽容仍然是双向的，一方面是在学术探讨的 层面，我们应该“尊重差异和包容多样”，允许不同观点的争鸣，行政领导不宜过分涉及具 体学术问题；但同时还要强调教师的学术自律，鼓励学术反思和批评，即要求教师在开展教 学活动的同时，尤其是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相关领域，肩负起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神圣职责。 在 课堂教学中，对于尚不成熟的思想观点和方法，每一个认真和负责任的学者，必须保持谨慎 的态度，经过反思和批评再操作之。因为包括教学题材的选取和处理，教学方式和方法的 选择，甚至于自身的言行举止，每种因素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青少年。据调查，目前我国大 学生虽然大多在生理上接近成年，但是在思想意识方面还很幼稚和不成熟，受应试教育和社 会负面因素的影响，其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状况不容乐观，而且很容易受到舆论、环境和 不良思潮的影响。所以，大学时期仍然是思想道德教育的关键时期，更需要对其进行积极而 正面的教育和引导。在学生学习过程中，教师应发挥主导地位和作用，不能因为教师的草 率和盲从为学生带来误解或误导。

总之，在教育教学实践中，由于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作狭隘和功利化的意识形态的理解，使得 思想政治理论课陷入简单化或片面性，限制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进和深化，背离了学科和 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结果欲速而不达，难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首先，如果将意识形态 理论及其教育作狭隘、抽象和片面的理解，必然导致教育工作者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建 设中裹足不前和敷衍塞责。实际上，在一些高校教学管理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 在这种状况。例如，有些教育工作者主张思想政治理论课讲座化，坚持认为：只要开设一些 时效性和针对性较强的学术讲座，就可以代替目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其次，上述观点容易 无形中将意识形态的导向功能与人文和社会科学教育割裂开来，致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孤立 无援，人文和社会科学似乎是价值中立的困境和倾向。第三，目前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内容中 仍然存在的反复重叠现象，其症结仍然出于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识形态狭隘化的理解，唯 恐淡化了意识形态要求的目标和功效。比如，关于集体主义教育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习惯将 其作为道德原则和规范，置于思想道德修养等相关章节之中，使得原本活生生的历史唯物主 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变为失去了“集体”原始内涵，因而是简单化和庸俗化的个人服从 组织、群众服从领导的道德说教，其教育教学效果可想而知[9]。

为了避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由于狭隘和功利化所面临的困境，在此我们不妨借鉴美国高校 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方面的有益方法。经我国有关学者考察证实：美国的许多高校同样重视 思想政治教育，它们往往也开设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系列课程，只是科目和课名各异，没有统 一的要求。而且，“美国大学的政治课与专业课、人文课不严格区分，把思想政治教育课与 专 业课、德育课与人文素质教育课统一起来进行教学，并且注重其实效性。除了开设专门的思 想政治教育课程之外，美国大学还特别强调把德育目标渗透到文理各科教学之中，尤其重视 通过美国的历史和地理教育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信念，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通过道德渗透把传授科学知识与培养道德素养结合起来”[10]。

所以，笔者认为，作为高等教育领域中的交叉学科，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具体实施 过程中， 其内容和体系的构建，以及教学程序和方法的制定，不可能局限于仅有的几条原则和规范以 及对这种原则和规范的注释。意识形态的灵魂作用，表现在具体的学科内容和体系之中。在 其教育教学过程中，既要强调意识形态的性质，以免导致无立场的价值中立或无价值主义； 同时，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建设，也不能重蹈过去狭隘和功利化的意识形态的覆辙。在学 科建设中，必须遵循学科自身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此时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 是一致的。而一种科学和规范的学科体系应该是：具备相对稳定的，具有既定问题和背景作 为引导的，由一系列概念、范畴和原理作为支撑的，包括核心原则和规范在内的，并按照一 定的科学思想和逻辑方法建构起来的知识系统。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则作为 其中的纲领和骨干，循序渐进得以展开，出神入化镶嵌于其中，使其成为更为符合教育教学 规律的隐性课程。只有如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才能顺利摆脱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 困境，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陈桂生.“德目主义”评议［J］.当代教育科学，2003，(8)：12-13.

［2］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EB/OL ］．people.com.cn.

［3］季广茂.意识形态［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9.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95.

［5］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83 .

［6］梁小民.拯救亚当斯密［J］.读书，2004，(7)：90-96.

［7］胡锦涛.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j］.北京:新华文摘，2006（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