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教育法规大全11篇

地方教育法规篇（1）

二、我国继续教育立法现状

为了尽量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继续教育立法的现状，本文采取实证研究的方法，对1985年以来我国继续教育相关法规政策文本进行了收集，共获得相关法规政策文本350多项，通过统计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我国现有的继续教育相关法规政策主要包括相关国家法律、地方性法规、国务院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和地方部门规章等5类。相关国家法律是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颁布的、与继续教育相关的法律文件，比如我国《教育法》第四十条规定“从业人员有依法接受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应当为本单位职工的学习和培训提供条件和便利”、《高等教育法》第二十三条规定“高等学校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应当根据社会需要和自身办学条件，承担实施继续教育的工作”，以及《职业教育法》和《劳动法》中对我国公民或职工进行职业培训的规定等。地方性法规是指由拥有立法权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或地方人大常委会通过并颁布的继续教育相关法规。目前，这一类法规主要是以地方（省、自治区或较大市）继续教育条例的形式呈现。比如，1989年我国第一部由地方人大通过的继续教育专项法规——《天津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2001年12月废止并颁布了新的《天津市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继续教育条例》），以及《江苏省苏州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例》等。目前我国除台湾、香港、澳门以外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只有天津（1989制定，2001修订重颁）、北京（1995）、福建（1995）、陕西（1997）、河南（1998）、云南（1999）、宁夏（2001）、重庆（2003）、江苏（2005）、山东（2005）、甘肃（2007）、山西等12个省级行政区制定了继续教育地方性法规。此外，也有少数具有立法权的较大市制定了继续教育地方性法规，如《深圳经济特区成人教育管理条例》（1994）等。国务院部门规章指国务院下属部门部务会议或委员会会议决定并由部门首长签署公布的继续教育相关规章，比如人事部《全国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1995）、铁道部《铁路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1997）、财政部《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1998）。地方政府规章指由地方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决定，并由省长或者自治区主席或者市长签署命令予以公布的继续教育相关规章。比如，河北、辽宁、安徽、湖北、新疆、浙江、贵州等省的《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或暂行规定）》，以及较大市如杭州、青岛、成都等城市的《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或暂行规定）》等。地方部门规章是指由地方政府部门制定的继续教育相关规章，比如《北京市建设行业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湖南省物价局关于湖南地区房地产估价师继续教育培训班收费的批复》、《贵州省档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管理办法（试行）》、《浙江省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实施办法》等。从法律效力上看，国家法律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地方部门规章法律效力最低。上述五类继续教育法规政策基本构成了我国继续教育的法制体系雏形。

2．目前，我国还没有国家层面的、专门针对继续教育的法律或国务院行政法规。除台湾、香港、澳门以外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12个行政区已经制定了继续教育地方性法规，16个行政区制定了继续教育地方政府规章，内蒙古自治区的继续教育规章是自治区人事厅的《内蒙古自治区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实施办法》(内人发字[1996]第56号)，一定程度上属于地方部门规章，而湖南、海南两省虽然制定了很多继续教育部门规章，但是指导全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法规或规章仍在制定过程当中。总的来看，尽管我国继续教育相关法规政策已有很多，但是大部分属于政府规章或部门规章，法律效力不高，有可能产生有法不依的现象，对我国继续教育工作产生负面影响。

3．从各种继续教育法规或规章的内容来看，现有的继续教育地方性法规或国务院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的主要内容一般包括继续教育的目的、受教育者的权利和义务、继续教育形式、时间要求、领导管理、经费投入、奖惩制度等方面，内容比较全面，而且都是一些原则性规定。地方部门规章中，有的是关于本部门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规定，有的是关于继续教育收费问题的规定，还有的是关于继续教育学分制管理或证书制度等的规定，内容比较多样，规定的事项比较具体。

4．从现有继续教育法规或规章的制定和单位看，对于某地某一种具体的继续教育管理来讲，由于省市两级政府或国务院相关部门纵向系统内的法规或规章都可能对其制定了强制性规范，这就会形成继续教育管理的“多头”管理或“多头”立法现象，对该地区的继续教育管理统筹管理带来某种程度的负面影响。

5．从二十多年来我国继续教育立法推进过程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继续教育相关法规政策比较少，但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2005年国家开始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653工程）以来，各地出台的继续教育政策文件明显增多。

三、对我国继续教育立法相关问题的思考

地方教育法规篇（2）

摘 要：少数民族教育立法是我国教育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维护少数民族平等的受教育权益，不断提升少数民族教育的品质，保障和促进我国民族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进而推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而深刻的意义。然而，我国目前的少数民族教育却存在着诸多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树立立法先行的理念，用法制的手段推进和完善少数民族的现代教育。

关键词：民族教育； 教育立法；立法原则；立法内容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百年之计，莫如树人。教育则是树人的基础，在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多民族关系，使民族关系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民族教育尤为重要。民族教育牵扯着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从教育立法入手，完善民族教育立法是一条可行途径。

一、少数民族教育的相关概念

目前，学术界对于界定“民族教育”取得了较为一致的看法，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民族教育是指对作为有着共同文化的民族或共同文化群体的民族集团进行的文化传承和培养该民族或民族集团的成员，一方面适应现代主流社会，以求得个人更好的生存与发展，一方面继承和发展本民族或本民族集团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社会活动。”[1]狭义的民族教育是少数民族教育的简称，是指“对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人口居于少数的民族的成员实施的复合民族教育，即多元文化教育”，其主要目的是：“一方面帮助少数民族成员提高适应现代主流社会的能力，以求得个人的最大限度的发展；另一方面，继承和发扬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丰富人类文化宝库,为人类作出应有的贡献。”[2]广义的民族教育概念涵盖面广“无论是原始民族的教育、古代民族的教育，还是现代民族的教育；无论是单一民族教育，还是复合民族教育；无论是主体民族教育，还是少数民族教育”这些都包括在内。本文所称的“少数民族教育”采用狭义上的“民族教育”概念，单指对除了汉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所实施的，以继承其优秀文化遗产、加强族际间文化交流为目的的教育，目的是为了实现各民族间的相互理解与尊重、平等友好与和睦相处。

二、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立法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建国六十年来，我国民族教育法规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保障和促进了民族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然而，纵观民族教育几十年的发展历程，民族教育法规建设总是落后于民族教育自身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法制建设的加强，民族教育立法己远远不能满足民族教育发展的需要，这种不相适应的矛盾己日显突出。主要表现在：

第一，民族教育法规层级过低。从现行的民族教育法规来看，大量的为民族教育行政规章及规章性文件，法规很少，至今没有居于《宪法》和《教育法》之下的统领民族教育法规规章的民族教育基本法。由于民族教育法规层级过低，必然导致刚性不足，从而影响其效力的发挥，很难起到应有的对民族教育的保障和促进作用。当前，为适应我国依法治国、依法治教的需要，以及民族教育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迫切要求加快民族教育立法步伐，抓紧进行民族教育法规的起草、修订工作，特别是，起草制定我国民族教育的基本法一—《少数民族教育法》，以此促进民族教育法规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使我国民族教育事业尽快走上法制化轨道。

第二，民族教育法规内容不完善。我国民族教育立法比较注重对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特别是进入主流社会的受教育权的保护，而忽视对民族教育在传承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中作用、角色的规范。我国现行民族教育法规很少有关于维护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容，这是我国民族教育立法内容的重大缺失，也是我国民族教育立法指导思想的偏颇。这一点，可从我国双语教学政策的演变，略见一斑。建国初期我国非常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和运用，而现阶段更多地是关注少数民族学生对汉语的学习和掌握。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民族语言文字的失传，将导致民族文化的消失。因此，必须重视民族教育立法在保障和促进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从维护少数民族平等的受教育权出发，我国民族教育立法比较注重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升学优待与照顾，而忽视了对其升学后有关学习辅导与帮助的规范，这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少数民族学生的低学业成就，从而其教育平等权也不可能得到真正落实。

第三，地方民族教育立法严重滞后。我国154个民族自治地方中，仅有十几个地方制定了民族教育法规，绝大多数地方还没有制定民族教育法规，[3]这既与中央教育立法的发展不相适应，也与民族教育快速发展的要求及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极不协调。

第四，民族教育法规针对性差、特色不鲜明。现行的民族教育法规无论是中央制定的，还是地方制定的，都是参照《宪法》、《教育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法规中有关民族教育的规定，本着与这些法律法规基本精神相一致的原则制定出来的。一个几乎共同的特点是:立法技术落后、脱离实际、照搬普通立法、没有很好地体现民族教育法规所应有的特殊性。所以，在指导民族教育实践过程中针对性不强。特别是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民族教育自治法规，没有用好用足法律所赋予的民族教育自治权，因而与民族教育的地方性法规比，特色不鲜明，有的甚至无任何特色可言。

第五，民族教育法规还不规范。现行民族教育法规规章，法律形式极不规范，立法名称庞杂混乱，大多用“意见”、“通知”、“指示”、“报告”、“批复”等名称，难以判断其效力、等级、适用范围，而且多属于政策性质，法律语言不规范，直接搬用政策语言，灵活性大，变动性快，可操作性差，从而影响了立法地位，削弱了立法效力，影响了立法的稳定性、严肃性、权威性。

第六，民族教育法规的执法监督机制远未形成。当前，整个社会尚未完全建立起一整套的严格的执法监督机制，法律监督处于软弱无力的状态。现在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监督还没有形成制度，也缺乏力度和实际操作，这就大大削弱了执法的监督效果，因而，“地方保护”、“部门保护”、“官官相护”以及执法者执法犯法的现象屡禁不止，严重影响了教育执法的监督效果。同时，司法部门管理体制未能形成相对独立的机制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另外，各种民间教育组织如教育学会、教育工会、各种研究会和协会等，在教育执法中的监督作用没有很好地发挥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与国家总的情况相比，我厂国民族教育法规的执法监督机制显得更为薄弱。为加强民族教育法规建设，国家应建立民族教育法制工作机构，建立健全民族教育执法的监督检查系统。 第七，民族教育立法理论研究尚待加强。立法工作是一项理论性与实践性非常强的工作，立法实践的顺利进行离不开理论强有力的指导。但是，从民族教育法的基础理论建设上看，在系统性、趋前性、指导性、深入度等方面仍十分薄弱，没有引起各方面足够的重视。虽有一些省(区)及一些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研究的重要性，加强了对民族教育立法理论的研究探索，但全国范围内的研究工作仍没有很好地展开，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非常缺乏。立法巫需理论指导，是当前面临的十分突出的矛盾。

三、少数民族教育立法的理论基础

每项法律的形xx有其自身的立法基础，少数民族教育立法也不例外，主要有以下理论基础。

第一、法律是规范和调整社会事务的有效途径。我国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均以政策这一制度工具来规范和处理民族事务。随着我国法律法规的不断制定和完善，民族关系也逐步由政策调整转向政策与法律调整相结合。法律调整优先于政策调整的原因在于法律具有制定程序公正、内容权威、责任明确、处罚得当等特点。因此，在既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加快民族教育专门立法步伐，制定少数民族教育法是尤为重要的。

第二、立法机制是实现少数民族教育平等权的有力保障。少数民族教育权的实质是民族平等权，也是人权平等的范畴。从社会整体利益而言，只有民族平等，才能有各民族的和谐与合作，才能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各民族自身的发展。民族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中的一个子系统。少数民族成员是否享有与其他社会成员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这是衡量教育公平的一个重要标准，也是民族教育立法所要体现和保障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三、少数民族教育立法的目标符合依法治国的基本理念。通过民族教育专门立法，对民族教育的具体问题由法律做出详细规定，有利于迅速改变民族教育落后的状况，促使教育主管部门、民族地区教育机构及广大人民群众在发展民族教育时能统一思想、有法可依。少数民族教育立法的必要性是由少数民族教育的特殊性和落后状况所决定的，仅仅依靠普通教育立法，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少数民族教育存在的问题。只有重视民族教育立法，才能把少数民族教育工作纳入法治轨道，从而克服长期以来政策统揽全局的弊端，以“法治”逐步代替“人治”，以“法制”促进和加快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步伐。

四、少数民族教育立法的立法依据

（一）少数民族教育立法的客观依据

1、少数民族教育的重要性。从根本上讲，少数民族教育的重要性，直接决定着少数民族教育立法的重要性。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重要性，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发展少数民族教育，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第二，发展少数民族教育，是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需要。第三，发展少数民族教育，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需要。第四，发展少数民族教育，是增强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的需要。

2、少数民族教育的特殊性。我国少数民族教育是国家整个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我国国民教育的共同性，同时又有自身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在教育目的上，少数民族教育既要遵循国民教育的一般目的，又有其特殊目的。在教育对象上，少数民族教育的对象主要为少数民族成员，少数民族教育必须充分考虑教育对象的这些特点。在教育内容上，少数民族教育既要遵照国家课程标准传授国家规定的基本教学内容，同时又要注重传授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教学内容。在教学方式上，实行双语教学，是少数民族教育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双语教学，是少数民族教育不

可缺少的重要教育形式。在与宗教的关系上，我国一些民族地区，宗教的地位和影响非常大，宗教影响到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些地区，宗教对少数民族教育的影响十分深远。

3、少数民族教育的滞后性。改变民族教育的落后状况，实现民族教育的跨越式发展，是民族教育立法的出发点和根本归宿。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特别是经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发展，民族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为提高我国少数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不容忽视，由于历史、社会、自然条件，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少数民族教育从总体上还落后于全国教育的平均发展水平，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相比，民族教育发展的差距更大，且这种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二）少数民族教育立法的法律依据

1、《宪法》、《立法法》和《教育法》是民族教育立法的法律依据。《宪法》不仅规定了国家发展教育事业的方针政策，规定了教育的基本制度，还规定了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等。民族教育法律的制定一定要为实现《宪法》所规定的有关教育的内容和目标服务。《立法法》规定的是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制定的权限和程序，因此，民族教育立法也必须依据《立法法》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进行。《教育法》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在教育法律体系中处于“母法”的地位，其他各项教育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制定必须以它为依据，不得与它确定的原则相违背。

2、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是国家在一定时期内为实现一定的目标而规定的行为准则，既是制定法律的依据，也是法律的直接内容，而法律则是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具体化和规范化。党和国家有关教育的方针政策是民族教育立法的重要依据，也是民族教育立法的主要内容。

3、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水平。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下，教育立法的依据是国家意志、人民的意志。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

它决定着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决定着一定社会教育的发展，决定着一定社会的公民素质，自然也就决定着这个社会成员的法律观念和这个社会的法制水平。因此我们制定民族教育法要以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为依据。

4、教育活动的客观规律和基本原理。人们只有充分认识了教育活动的客观规律，才可能制定出符合教育活动规律的民族教育法规，使教育立法科学化。因此，我们必须把教育活动的客观规律作为制定教育法规的重要依据。同时，教育基本原理是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它不仅揭示了教育与政治、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而且也反映了教育活动的规律，因此它也是制定民族教育法规的重要依据。

五、少数民族教育立法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少数民族教育立法的主要基本原则

1、社会主义方向性原则。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我们制定的民族教育法规就必须体现人民的意志，遵循社会主义方向性原则，这是由教育与社会之间的本质联系决定的。教育立法首先要考虑社会对教育的要求，满足社会发展对教育培养人才的需要。其次要处理好社会经济发展与教育发展的关系，为教育发展提供有力的社会物质保障。再次要正确发挥教育发展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充分发挥教育自身的潜能，发挥教育自身的自主性、积极性，努力培养出更多的有益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创新人才。

2、法制统一原则。宪法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立法法》第4条规定：“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

和程序，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法制统一原则包括立法、司法、守法等方面。从立法上讲，法制统一原则表现为国家的立法权由国家权力机关行使，不允许各立其法、法出多门的现象存在，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民族教育立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原则，以宪法和教育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为依据，在我国教育立法总体规划指导下，根据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实际，科学地制订立法计划，做好法律法规的起草、审查、修订和废止工作。这样既维护了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原则，又有利于和谐、科学的民族教育法规体系的形成。

3、民主性原则。《立法法》第5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这是民族教育立法民主性原则的法律依据。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体制，人民应该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教育立法必须充分反映人民的意志和要求。因此，在教育立法过程中要广泛听取人民的意见和要求，通过各种途径、程序和方式，将人民分散的、零碎的愿望和要求转变为集中的、系统的意愿，拟订法律初稿，形成法律草案，然后再到人民中去广泛征求意见，进行修改后再提交立法机关审议通过，使人民的意愿上升为法律规范。

4、实际出发原则。必须从教育工作的实际情况出发，从现实国情出发，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已有的经济基础出发，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还必须从本国的文化背景、民族心理和公民的普遍素质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生搬硬套。因此，教育立法要注重调查研究，深入了解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差异对教育事业发展的影响，只有这样, 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教育法规。

5、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原则。这是共产党执政的目的和遵循的原则，也是民族教育立法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为了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立法工作中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落后地区、农村地区公民受教育权利的实现在教育立法时必须予以充分考虑，稍有不慎，将会导致严重后果。

6、稳定连贯性原则。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一样，其过程是连续性的，并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和内部

一致性。当前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特别是加入wto 以后，经济关系、教育关系变化加快，亟需法律进行规范和调整。然而在制定新法规时，对原有利益关系的调整一定要慎重，要保持法律规范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因此，民族教育立法必须遵循稳定连贯性原则。

7、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原则性是指教育法所特有的确定性、规范性、可操作性和国家强制性等，不能体现原则性即丧失了法的意义和作用。但是在制定教育法时也要体现一定的灵活性，灵活性是实现原则性的具体措施和手段。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经济、文化和自然条件很不平衡。因此，民族教育立法不能“一刀切”，而应该在贯彻原则性的同时考虑其实施的具体步骤、要求、方法等。

（二）少数民族教育立法的主要内容

法律是国家意志的表现，有其特定的内容。就其本质而言，法律是由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以各种法律规范表明的阶级意志。在这里，法律规范构成了法律的主要内容。民族教育法律规抢雳涉及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它包括民族教育领域的各个方面。民族教育立法的基本任务是规范民族教育领域中的各种关系和问题，以形成一个合理的、符合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民族教育体系，保证民族教育事业与民族地区社会经济为基础协调发展。从我国民族教育及民族教育立法实践看，我国民族教育立法的内容应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

1、明确民族教育的地位、任务、方针以及发展民族教育的基本原则。规定民族教育是我国整个教育事业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发展、民族和睦、边疆稳定的基础;民族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培养人才，维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和社会进步；民族教育的基本方针是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和党的民族政策的结合，坚持教育的一般原理和民族教育特有规律的结合，优先发展，重点扶持，因民族、因地区制宜;民族教育发展的基本原则包括坚持根据民族地区实际和少数民族特点发展民族教育的原则，坚持民族自治地方在国家教育方

针指导下自主发展民族教育

的原则，坚持对少数民族学生实行升学优待与加强学习辅导相结合的原则，坚持

国家帮助与少数民族自力更生相结合发展民族教育的原则，坚持民族教育与宗教

相分离的原则等。

2、明确民族教育行政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责、任务、工作程序和工作原则等；明确民族教育行政机构工作人员的组成及其职责要求。

地方教育法规篇（3）

摘 要：少数民族教育立法是我国教育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维护少数民族平等的受教育权益，不断提升少数民族教育的品质，保障和促进我国民族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进而推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而深刻的意义。然而，我国目前的少数民族教育却存在着诸多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树立立法先行的理念，用法制的手段推进和完善少数民族的现代教育。

关键词：民族教育； 教育立法；立法原则；立法内容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百年之计，莫如树人。教育则是树人的基础，在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多民族关系，使民族关系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民族教育尤为重要。民族教育牵扯着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从教育立法入手，完善民族教育立法是一条可行途径。

一、少数民族教育的相关概念

目前，学术界对于界定“民族教育”取得了较为一致的看法，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民族教育是指对作为有着共同文化的民族或共同文化群体的民族集团进行的文化传承和培养该民族或民族集团的成员，一方面适应现代主流社会，以求得个人更好的生存与发展，一方面继承和发展本民族或本民族集团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社会活动。”[1]狭义的民族教育是少数民族教育的简称，是指“对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人口居于少数的民族的成员实施的复合民族教育，即多元文化教育”，其主要目的是：“一方面帮助少数民族成员提高适应现代主流社会的能力，以求得个人的最大限度的发展；另一方面，继承和发扬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丰富人类文化宝库,为人类作出应有的贡献。”[2]广义的民族教育概念涵盖面广“无论是原始民族的教育、古代民族的教育，还是现代民族的教育；无论是单一民族教育，还是复合民族教育；无论是主体民族教育，还是少数民族教育”这些都包括在内。本文所称的“少数民族教育”采用狭义上的“民族教育”概念，单指对除了汉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所实施的，以继承其优秀文化遗产、加强族际间文化交流为目的的教育，目的是为了实现各民族间的相互理解与尊重、平等友好与和睦相处。

二、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立法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建国六十年来，我国民族教育法规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保障和促进了民族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然而，纵观民族教育几十年的发展历程，民族教育法规建设总是落后于民族教育自身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法制建设的加强，民族教育立法己远远不能满足民族教育发展的需要，这种不相适应的矛盾己日显突出。主要表现在：

第一，民族教育法规层级过低。从现行的民族教育法规来看，大量的为民族教育行政规章及规章性文件，法规很少，至今没有居于《宪法》和《教育法》之下的统领民族教育法规规章的民族教育基本法。由于民族教育法规层级过低，必然导致刚性不足，从而影响其效力的发挥，很难起到应有的对民族教育的保障和促进作用。当前，为适应我国依法治国、依法治教的需要，以及民族教育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迫切要求加快民族教育立法步伐，抓紧进行民族教育法规的起草、修订工作，特别是，起草制定我国民族教育的基本法一—《少数民族教育法》，以此促进民族教育法规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使我国民族教育事业尽快走上法制化轨道。

第二，民族教育法规内容不完善。我国民族教育立法比较注重对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特别是进入主流社会的受教育权的保护，而忽视对民族教育在传承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中作用、角色的规范。我国现行民族教育法规很少有关于维护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容，这是我国民族教育立法内容的重大缺失，也是我国民族教育立法指导思想的偏颇。这一点，可从我国双语教学政策的演变，略见一斑。建国初期我国非常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和运用，而现阶段更多地是关注少数民族学生对汉语的学习和掌握。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民族语言文字的失传，将导致民族文化的消失。因此，必须重视民族教育立法在保障和促进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从维护少数民族平等的受教育权出发，我国民族教育立法比较注重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升学优待与照顾，而忽视了对其升学后有关学习辅导与帮助的规范，这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少数民族学生的低学业成就，从而其教育平等权也不可能得到真正落实。

第三，地方民族教育立法严重滞后。我国154个民族自治地方中，仅有十几个地方制定了民族教育法规，绝大多数地方还没有制定民族教育法规，[3]这既与中央教育立法的发展不相适应，也与民族教育快速发展的要求及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极不协调。

第四，民族教育法规针对性差、特色不鲜明。现行的民族教育法规无论是中央制定的，还是地方制定的，都是参照《宪法》、《教育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法规中有关民族教育的规定，本着与这些法律法规基本精神相一致的原则制定出来的。一个几乎共同的特点是:立法技术落后、脱离实际、照搬普通立法、没有很好地体现民族教育法规所应有的特殊性。所以，在指导民族教育实践过程中针对性不强。特别是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民族教育自治法规，没有用好用足法律所赋予的民族教育自治权，因而与民族教育的地方性法规比，特色不鲜明，有的甚至无任何特色可言。

第五，民族教育法规还不规范。现行民族教育法规规章，法律形式极不规范，立法名称庞杂混乱，大多用“意见”、“通知”、“指示”、“报告”、“批复”等名称，难以判断其效力、等级、适用范围，而且多属于政策性质，法律语言不规范，直接搬用政策语言，灵活性大，变动性快，可操作性差，从而影响了立法地位，削弱了立法效力，影响了立法的稳定性、严肃性、权威性。

第六，民族教育法规的执法监督机制远未形成。当前，整个社会尚未完全建立起一整套的严格的执法监督机制，法律监督处于软弱无力的状态。现在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监督还没有形成制度，也缺乏力度和实际操作，这就大大削弱了执法的监督效果，因而，“地方保护”、“部门保护”、“官官相护”以及执法者执法犯法的现象屡禁不止，严重影响了教育执法的监督效果。同时，司法部门管理体制未能形成相对独立的机制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另外，各种民间教育组织如教育学会、教育工会、各种研究会和协会等，在教育执法中的监督作用没有很好地发挥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与国家总的情况相比，我厂国民族教育法规的执法监督机制显得更为薄弱。为加强民族教育法规建设，国家应建立民族教育法制工作机构，建立健全民族教育执法的监督检查系统。

第七，民族教育立法理论研究尚待加强。立法工作是一项理论性与实践性非常强的工作，立法实践的顺利进行离不开理论强有力的指导。但是，从民族教育法的基础理论建设上看，在系统性、趋前性、指导性、深入度等方面仍十分薄弱，没有引起各方面足够的重视。虽有一些省(区)及一些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研究的重要性，加强了对民族教育立法理论的研究探索，但全国范围内的研究工作仍没有很好地展开，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非常缺乏。立法巫需理论指导，是当前面临的十分突出的矛盾。

三、少数民族教育立法的理论基础

每项法律的形xx有其自身的立法基础，少数民族教育立法也不例外，主要有以下理论基础。

第一、法律是规范和调整社会事务的有效途径。我国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均以政策这一制度工具来规范和处理民族事务。随着我国法律法规的不断制定和完善，民族关系也逐步由政策调整转向政策与法律调整相结合。法律调整优先于政策调整的原因在于法律具有制定程序公正、内容权威、责任明确、处罚得当等特点。因此，在既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加快民族教育专门立法步伐，制定少数民族教育法是尤为重要的。

第二、立法机制是实现少数民族教育平等权的有力保障。少数民族教育权的实质是民族平等权，也是人权平等的范畴。从社会整体利益而言，只有民族平等，才能有各民族的和谐与合作，才能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各民族自身的发展。民族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中的一个子系统。少数民族成员是否享有与其他社会成员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这是衡量教育公平的一个重要标准，也是民族教育立法所要体现和保障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三、少数民族教育立法的目标符合依法治国的基本理念。通过民族教育专门立法，对民族教育的具体问题由法律做出详细规定，有利于迅速改变民族教育落后的状况，促使教育主管部门、民族地区教育机构及广大人民群众在发展民族教育时能统一思想、有法可依。少数民族教育立法的必要性是由少数民族教育的特殊性和落后状况所决定的，仅仅依靠普通教育立法，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少数民族教育存在的问题。只有重视民族教育立法，才能把少数民族教育工作纳入法治轨道，从而克服长期以来政策统揽全局的弊端，以“法治”逐步代替“人治”，以“法制”促进和加快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步伐。

四、少数民族教育立法的立法依据

（一）少数民族教育立法的客观依据

1、少数民族教育的重要性。从根本上讲，少数民族教育的重要性，直接决定着少数民族教育立法的重要性。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重要性，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发展少数民族教育，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第二，发展少数民族教育，是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需要。第三，发展少数民族教育，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需要。第四，发展少数民族教育，是增强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的需要。

2、少数民族教育的特殊性。我国少数民族教育是国家整个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我国国民教育的共同性，同时又有自身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在教育目的上，少数民族教育既要遵循国民教育的一般目的，又有其特殊目的。在教育对象上，少数民族教育的对象主要为少数民族成员，少数民族教育必须充分考虑教育对象的这些特点。在教育内容上，少数民族教育既要遵照国家课程标准传授国家规定的基本教学内容，同时又要注重传授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教学内容。在教学方式上，实行双语教学，是少数民族教育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双语教学，是少数民族教育不

可缺少的重要教育形式。在与宗教的关系上，我国一些民族地区，宗教的地位和影响非常大，宗教影响到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些地区，宗教对少数民族教育的影响十分深远。

3、少数民族教育的滞后性。改变民族教育的落后状况，实现民族教育的跨越式发展，是民族教育立法的出发点和根本归宿。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特别是经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发展，民族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为提高我国少数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不容忽视，由于历史、社会、自然条件，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少数民族教育从总体上还落后于全国教育的平均发展水平，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相比，民族教育发展的差距更大，且这种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二）少数民族教育立法的法律依据

1、《宪法》、《立法法》和《教育法》是民族教育立法的法律依据。《宪法》不仅规定了国家发展教育事业的方针政策，规定了教育的基本制度，还规定了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等。民族教育法律的制定一定要为实现《宪法》所规定的有关教育的内容和目标服务。《立法法》规定的是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制定的权限和程序，因此，民族教育立法也必须依据《立法法》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进行。《教育法》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在教育法律体系中处于“母法”的地位，其他各项教育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制定必须以它为依据，不得与它确定的原则相违背。

2、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是国家在一定时期内为实现一定的目标而规定的行为准则，既是制定法律的依据，也是法律的直接内容，而法律则是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具体化和规范化。党和国家有关教育的方针政策是民族教育立法的重要依据，也是民族教育立法的主要内容。

3、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水平。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下，教育立法的依据是国家意志、人民的意志。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

它决定着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决定着一定社会教育的发展，决定着一定社会的公民素质，自然也就决定着这个社会成员的法律观念和这个社会的法制水平。因此我们制定民族教育法要以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为依据。

4、教育活动的客观规律和基本原理。人们只有充分认识了教育活动的客观规律，才可能制定出符合教育活动规律的民族教育法规，使教育立法科学化。因此，我们必须把教育活动的客观规律作为制定教育法规的重要依据。同时，教育基本原理是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它不仅揭示了教育与政治、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而且也反映了教育活动的规律，因此它也是制定民族教育法规的重要依据。

五、少数民族教育立法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少数民族教育立法的主要基本原则

1、社会主义方向性原则。我国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我们制定的民族教育法规就必须体现人民的意志，遵循社会主义方向性原则，这是由教育与社会之间的本质联系决定的。教育立法首先要考虑社会对教育的要求，满足社会发展对教育培养人才的需要。其次要处理好社会经济发展与教育发展的关系，为教育发展提供有力的社会物质保障。再次要正确发挥教育发展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充分发挥教育自身的潜能，发挥教育自身的自主性、积极性，努力培养出更多的有益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创新人才。

2、法制统一原则。宪法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立法法》第4条规定：“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

和程序，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法制统一原则包括立法、司法、守法等方面。从立法上讲，法制统一原则表现为国家的立法权由国家权力机关行使，不允许各立其法、法出多门的现象存在，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民族教育立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原则，以宪法和教育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为依据，在我国教育立法总体规划指导下，根据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实际，科学地制订立法计划，做好法律法规的起草、审查、修订和废止工作。这样既维护了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原则，又有利于和谐、科学的民族教育法规体系的形成。

3、民主性原则。《立法法》第5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这是民族教育立法民主性原则的法律依据。我国是人民民主的政治体制，人民应该享有充分的民利，教育立法必须充分反映人民的意志和要求。因此，在教育立法过程中要广泛听取人民的意见和要求，通过各种途径、程序和方式，将人民分散的、零碎的愿望和要求转变为集中的、系统的意愿，拟订法律初稿，形成法律草案，然后再到人民中去广泛征求意见，进行修改后再提交立法机关审议通过，使人民的意愿上升为法律规范。

4、实际出发原则。必须从教育工作的实际情况出发，从现实国情出发，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已有的经济基础出发，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还必须从本国的文化背景、民族心理和公民的普遍素质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生搬硬套。因此，教育立法要注重调查研究，深入了解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差异对教育事业发展的影响，只有这样, 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教育法规。

5、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原则。这是共产党执政的目的和遵循的原则，也是民族教育立法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为了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立法工作中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落后地区、农村地区公民受教育权利的实现在教育立法时必须予以充分考虑，稍有不慎，将会导致严重后果。

6、稳定连贯性原则。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一样，其过程是连续性的，并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和内部

一致性。当前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特别是加入wto 以后，经济关系、教育关系变化加快，亟需法律进行规范和调整。然而在制定新法规时，对原有利益关系的调整一定要慎重，要保持法律规范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因此，民族教育立法必须遵循稳定连贯性原则。

7、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原则性是指教育法所特有的确定性、规范性、可操作性和国家强制性等，不能体现原则性即丧失了法的意义和作用。但是在制定教育法时也要体现一定的灵活性，灵活性是实现原则性的具体措施和手段。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经济、文化和自然条件很不平衡。因此，民族教育立法不能“一刀切”，而应该在贯彻原则性的同时考虑其实施的具体步骤、要求、方法等。

（二）少数民族教育立法的主要内容

法律是国家意志的表现，有其特定的内容。就其本质而言，法律是由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以各种法律规范表明的阶级意志。在这里，法律规范构成了法律的主要内容。民族教育法律规抢雳涉及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它包括民族教育领域的各个方面。民族教育立法的基本任务是规范民族教育领域中的各种关系和问题，以形成一个合理的、符合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民族教育体系，保证民族教育事业与民族地区社会经济为基础协调发展。从我国民族教育及民族教育立法实践看，我国民族教育立法的内容应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

1、明确民族教育的地位、任务、方针以及发展民族教育的基本原则。规定民族教育是我国整个教育事业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发展、民族和睦、边疆稳定的基础;民族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培养人才，维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和社会进步；民族教育的基本方针是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和党的民族政策的结合，坚持教育的一般原理和民族教育特有规律的结合，优先发展，重点扶持，因民族、因地区制宜;民族教育发展的基本原则包括坚持根据民族地区实际和少数民族特点发展民族教育的原则，坚持民族自治地方在国家教育方

针指导下自主发展民族教育

的原则，坚持对少数民族学生实行升学优待与加强学习辅导相结合的原则，坚持

国家帮助与少数民族自力更生相结合发展民族教育的原则，坚持民族教育与宗教

相分离的原则等。

2、明确民族教育行政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责、任务、工作程序和工作原则等；明确民族教育行政机构工作人员的组成及其职责要求。

地方教育法规篇（4）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6-0239-03

教育法规是以宪法为基础的一个基本的法律部门，是调整教育领域社会关系的各种规范性文件的总和。它的广义内涵包括教育法律、教育行政法规、地方性教育法规和教育行政规章等内容。教育法规制定之后，只有付诸实施，才能发挥它的作用。所谓教育法规的实施，是通过一定的方式，使教育法规所确定的行为规范在教育领域各项活动中得以运用和实现。它是运用固定的行为准则，实施其使命的有意识的积极活动，教育法规的实施，是法规作用于教育社会关系的特殊形式，它不同于其他社会意识和社会道德规范以及一般社会行为规范的作用，其特点在于国家通过确定教育活动行为规范来使教育社会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得以实现。如《义务教育法》规定，适龄儿童、少年除因疾病或特殊情况，经当地人民政府批准的以外，都必须按时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这是国家确认的，地方政府、社会、学校和家庭必须予以保证的行为，任何人必须遵照执行，不得违反，这和实施义务教育之前所进行的普及教育是不同的，它具有强制性的特点，教育法规的实施正是体现这种特殊性。

制定教育法规的目的，是为了以此来规范教育法律关系主体的行为，调整教育管理活动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维护社会主义教育管理秩序。但是既定的教育法律关系不会自动实现，必须通过教育法律关系主体的行为才能得以变成现实。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教育法律关系的主体实施教育法规的活动，教育法规中所确定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才能转化成为现实生活中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实施教育法规的活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教育法律关系主体依照教育法规确定的职权范围和程序，将法律规范应用于具体的人和事；二是教育法律关系主体自觉地遵守法律规范。概括地说，教育法规的实施包括两种形式，即教育法规的适用和教育法规的遵守，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执法与守法。

一、教育法规的适用

教育法规的适用是教育法规实施的一种重要形式，它是指专门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将教育法规所确定的行为规范适用于具体人或组织的专门活动，即依照法规来解决具体问题，行使权力活动，亦称执法，主要适用于以下几种情况：

1.教育法律关系主体在行使法定的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过程中，需要取得专门的国家机关支持时。如教育行政机关为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按照中国《义务教育法》第12条规定，有权利要求政府增长财政拨款比例，保证教育事业费的来源和基本建设的投资。

2.重要的教育行为和教育事实的产生及存在，必须由主管机关监督、确认和检验其合法性时。

如政府部门设立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并确定其主要行政负责人与管理体制，必须按照中国《教育法》第30条第2款规定，让符合法定条件的公民担任主要行政负责人并确定该条款所规定的管理体制。

3.教育法律关系主体在相互关系中发生争执时。如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侵犯教师合法权益的，或者教师对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作出的处理不服的，可按照中国《教师法》第39条的规定，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诉的三十日内，作出处理。

4.教育法律关系主体的行为违反了教育法规时。如教育工作者不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对未成年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应当按照中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8条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对于在教育活动中做出重大贡献的组织或个人给予奖励时。如班主任在工作中成绩优秀、贡献卓著的，可按照原国家教委关于《中学班主任工作暂行规定》第12条的规定，对优秀班主任给予表彰和奖励。

二、教育法规的遵守

教育法规的遵守是指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自觉地按照教育法规确定的行为规范进行活动，严格地依法办事，亦称守法。如人们以积极的行为去履行规范中的义务，并抑制规范中禁止的行为，这时虽未产生具体的法律关系，但规范已经得到实现，这种方式是法律规范的遵守和执行，不需要通过专门的国家机关来实施。按照教育法规的调整方式，教育法规的遵守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

（一） 行使教育法规所规定的权利

如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正常教育教学活动受到非法干涉时，可按照中国《教育法》第28条第八项权利的规定，对任何组织或个人的非法干涉予以坚决的拒绝。有些地方少数组织或个人，甚至一些行政领导人，他们的法制观念淡薄，有时竟要求学校用停课的方式让学生参与一些社会活动。如某地乡政府为了完成秋粮征购任务，要求本乡所有学校凭学生家长完成售粮任务的证明接纳学生上课，否则要求学校不让学生上课。再如某地一老人去世，家人为了摆阔壮威，竟到附近学校联系，愿出高价要求租用两个班学生参与送葬。这些行为都是严重地干涉公民正常接受教育的权利，学校应该根据法律赋予的权利，理直气壮地予以坚决的拒绝。因为公民正常接受教育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受法律保护的，任何组织或个人均无权干涉。

（二） 履行教育法规所规定的义务

如社会上有一些组织或个人，由于不懂法。不守法，时常做出一些侵犯未成年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出现一些有害于学生健康成长的现象。对此，广大教育工作者应该履行中国《教师法》第8条第五项义务，坚决制止这些行为，批评和抵制这些现象。目前的青少年学生、尤其是中小学生，他们绝大多数是未成年人，由于他们的肌体发育和心理状况还处于幼嫩阶段，没有完全成熟，所以他们辨别是非能力和抵御侵害的能力受到很大限制，不能完全用自身的行为来保护自己，其合法权益往往被一些组织或个人侵犯。如正常接受教育的权利被侵犯，被体罚或变相体罚，来往信件被任意拆阅等。当学生的权益受到侵犯或发生一些有害于学生健康成长的现象时，教师必须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进行坚决的制止和抵制。

（三） 遵守教育法规规定的禁令

教育法规的若干规范中，规定了一些义务人必须抑制的行为，即要求义务人不作出某种行为。义务人按照教育法规的要求，不作出禁止的行为，这也是遵守教育法规的表现。如近年来社会上一些组织或个人，尤其是一些私营企业，他们为了使自己获得更大的利润，往往置法律规范于不顾，用很低的工资报酬雇用未成年人为其干活，这是严重地违反教育法规的行为。任何组织或个人，在进行营业性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必须遵守中国《义务教育法》第11条第3款的规定，坚决不招用应接受义务教育的儿童、少年进行营业性劳动，为了遵守教育法规的禁令，不作出招用童工这一禁止，首先要求义务人学法、守法，用法，不能用招收廉价劳动力的方法使自己获取更大利润而违反教育法规所规定的禁令。

教育法规在一个国家实施的效果如何，不仅体现这个国家教育水平，同时也体现这个国家的法制化程度。中国目前教育法规实施的效果离预期的目的尚有一段距离，其原因则是公民的教育法规意识比较淡薄，同时国家实施教育法规的监督机制不够完善。因此，必须采取措施，保证教育法规的实施效果。

1.强化全体公民的教育法规意识。依法治教的首要问题，不仅是制定完善的教育法规，而更重要的是在教育法规实施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人们的教育法规意识问题。教育法规主体的扩大，教育法律规范适用的广泛性，教育法律规范遵守的自觉性，决定了教育法规意识应是全体公民的意识，在教育法规实施的过程中，人们对教育法规的遵守与执行，以及对违反教育法规的行为进行处罚等，都离不开教育法规意识的支配。因此，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为了保证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保证全民重教和全社会大办教育，促进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协调发展，必须首先努力强化全体公民的教育法规意识，这对提高教育法规的实施效果和教育法规制度的健全，具有重要和特殊的现实意义。

教育法规意识是人们关于教育法规的思想、观点和态度的总和，是教育法规现象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它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多种表现形式。有关教育法规的学说、理论观点、情感、意志和行为等，都是教育法规意识的表现。我们在树立和强化公民教育法规意识的过程中，第一，应该向全体公民普及教育法规知识，其中包括公民对教育法规本质和作用的认识，对教育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的看法，以及对教育法律规范条文的理解等；第二，通过教育法规知识的普及，使公民树立对教育法规的正确态度，其中包括公民对教育法规的赞成和支持与否，自觉遵守和执行与否，以及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是否符合教育法规的评价、有无依法治教的强烈要求等；第三，通过教育法规知识的普及和树立对教育法规的正确态度，要求公民养成自觉遵守法规的行为品质，其中包括公民自觉按教育法规办事的内在要求和自觉遵守教育法规的思想观念等。

2.强化对教育法规实施的监督。对教育法规实施的监督，是指对教育法规的遵守和执行情况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检查，看教育法律关系主体的行为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法制原则，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的要求，是否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对此实施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广泛监督，找出存在问题，提出解决办法。要动员全部国家机构、各种社会力量和广大人民群众，组成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的教育法规监督体系，以切实保障教育法规的顺利实施，保证一切教育活动的正常进行，从而不断提高教育管理水平和教育质量。

对教育法规实施的监督，主要应采取以下几种方法：

一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经常地、定期或不定期地对所属职权范围内的教育法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可直接对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即各级人民政府实施检查和监督，以及对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即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实施检查和监督，如组织人民代表视察教育，检查“普九”的实施情况，教育经费的筹措和教育投入情况，改善办学条件情况，招生及毕业生就业情况等。

二是党组织的监督。教育法规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重要工具，党组织的监督是教育法规实施的根本保证。各级党组织要通过调查研究，对国家行政机关和广大党员执行教育法规的情况进行经常性的了解，充分发挥教育行政机关和学校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保证并监督学校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使党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法规得到正确的实施。

三是行政监督。行政监督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对教育法规实施情况进行的监督。行政监督可分为本部门监督和外部门监督。本部门监督是指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对下级教育行政部门进行监督，以及教育行政部门对所属学校进行监督，也包括教育部门内部上下之间的相互监督。如教育行政部门可对所属范围内的学校内部管理情况、收费情况、制止流生情况和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情况等进行监督。外部门监督是指其他的政府职能部门对教育法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如财政部门可对学校经费使用情况、卫生部门可对学生的身体健康情况、体育部门可对学生的体育达标情况等进行监督。

四是司法监督。司法监督是指公检法机关对教育法规的实施情况所进行的监督。在中国，人民检察院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构，担负着国家法律监督的任务。公检法机关在处理与教育部门有关的各种案件时，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从各自的侧面保证教育法规的有效实施。此外，司法机关还可通过与教育有关的案件分析和对教育部门执法情况的调查，帮助教育部门总结实施教育法规的经验教训，监督教育部门更加有效地实施教育法规。

五是教职工监督。教职工是监督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实施教育法规的极为重要的力量，随着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教职工参与学校民主管理意识不断增强，他们对实施教育法规的监督作用将越来越大。作为教育活动的主体，他们在活动的全过程始终参与管理工作，因此，他们也始终有监督实施教育法规的权利和义务，其主要形式是通过教代会检查学校贯彻实施教育法规和其他各方面的情况，并可提出建议和意见，或作出相应的决议，督促学校和有关部门严格依法办事，搞好学校的各项工作。

六是群众和社会监督。人民群众对教育法规实施的监督，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力的反映，是群众参与管理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保障教育法规正确实施的重要形式。各派、工会、共青团、妇联和新闻媒介等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也可对教育法规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在中国，群众和社会监督是非常广泛的，是中国实施教育法规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可以通过口头、书面、报刊或广播等多种形式，对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实施教育法规的情况提出建议或意见，对违反教育法规的行为和现象进行批评、检举、控告或申诉。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应该高度重视群众和社会的监督，广泛听取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意见，纠正不正之风，不断改进工作，提高教育法规的实施效果。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全面贯彻实施教育法规，是依法治教、加快中国教育法制化进程的中心环节，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提高学校管理水平和教育质量的根本保证。为此，我们必须动员全社会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教育法规的实施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作为教育领域的头等大事，切切实实地认真贯彻实施。只有这样，教育工作才能真正走上科学化、法制化的轨道，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才能真正成为现实。

参考文献：

地方教育法规篇（5）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2）01-0053-05

以法律① 形式确定、规范教育领域内的各种关系，是建立完善教育体制、推动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目前，我国教育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初步确立，教育法律法规的数量也颇具规模，但从纵向结构看，还没有形成教育法律、教育行政法规、地方教育法规、部门教育规章和地方教育规章的完整体系，地方教育立法尤为薄弱。我国实行国家与地方立法的两级立法体制决定了地方立法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地方教育立法作为国家教育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享有立法权的地方权力机关和政府，制订、修改和废止效力及于本行政区域范围的教育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活动[1]。地方教育立法具有地域性、从属性、自主性、多样性等特点，往往能发挥填补空白的作用，职业教育地方立法也概莫能外。因此，研究地方职业教育立法对加快地方立法步伐、丰富立法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广东省职业教育地方立法的现状

广东省地方教育立法起步于1986年9月，逐步实现了地方法规与国家教育法律体系的相互衔接，保证了国家教育法律法规在广东省的贯彻实施，有些立法还开创了全国的先河。截至2006年，广东省人大颁布的地方法规和省政府颁布的有效政府规章23件，涉及义务教育、高等教育、教师、学生伤害事故、教育督导、自学考试及成人教育、民办教育、教育收费等多个方面，初步形成了反映广东省实际、具有地方特色的教育法规和规章体系雏形，为广东省教育改革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和法律保障[2]。但职业教育领域立法却非常滞后，严重制约和影响了职业教育的健康快速发展，其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职业教育配套政策较多，配套法规缺失

1.配套政策充足

1997年11月13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颁布。作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简称《职业教育法》，下同）的专门文件，其对职业教育的基本目标、《职业教育法》的执法责任、职业教育经费筹措、师资队伍建设等作了具体规定。2006年，广东省颁布了《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对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等进行了原则性规定，对广东职业教育的蓬勃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2007年，广东省教育厅下发《关于进一步提高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意见》，省政府制订了《广东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实施纲要（2006~2020年）》。

2.配套法规稀缺

广东教育立法虽然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实践中仍存在不少问题，如立法滞后导致不适应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自1979年12月至2004年3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通过和批准的地方性法规有425项，但教育类仅占3％，通过的地方性教育法规数量在全国31个省市中排名第25位[3]。自《职业教育法》颁布至2011年3月，全国已有2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相继出台了配套法规，但广东省却迟迟未见出台，这与其地处改革开放前沿和作为职业教育大省的地位极不相符。

（二）单行职业教育立法非常匮乏

由于不同地区教育改革发展的现实情况不尽一致，在国家的相关法律尚未成熟之前或者不适宜的时候，地方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先行制订地方法规和规章，这些地方法规就是单行性法规。地方单行性立法可为国家立法提供经验积累。如1994年颁布的《广东省教育收费管理规定》、2002年颁布的《广东省教育督导规定》、2010年颁布的《广东省高等学校学生实习与毕业生见习条例》是在国家相应法律缺乏而地方教育实践需要的情况下出台的。目前，广东省单行性地方教育法规、政府规章数量不多，涉及职业教育的更是稀缺，仅在2001年颁布了《广东省社会力量举办中等职业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管理办法（试行）》，但涉及职业教育经费、校企合作、师资队伍等方面的法规还是空白，难以体现广东省立法体系的地方特色。

二、广东省职业教育立法的必要性

一般来说，立法必要性涉及三个层面，一是该项立法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二是专门立法的社会呼声；三是现行职业教育法律的缺陷与不足。鉴于广东省职业教育立法的缺失，法律界、教育界纷纷呼吁要加快职业教育立法。因此，加快广东职业教育立法的步伐，不但是加快发展广东职业教育的客观需要，而且是职业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一）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通过立法手段加快职业教育发展

近年来，广东省技能工人短缺现象非常突出。广东技能人才的总量、结构和素质难以满足经济发展需要，尤其是高技能人才的明显不足，与广东经济发展极不适应。如不能尽快改善，将成为制约广东经济持续发展和阻碍产业优化升级的“瓶颈”。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广东省职业教育无论是规模还是质量都得到蓬勃发展，仅高等职业院校2009年就已达76所，全日制在校生达61万人。但是，广东省职业教育立法却明显滞后，至今没把相关政策上升至地方立法的高度。广东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需要大批技能型人才。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解决广东省技能型人才短缺的重要途径。而制定相应的职业教育地方法规，是规范和确保广东省职业教育健康、快速发展，推动广东省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

（二）贯彻职业教育法迫切需要制定地方性职业教育法规

地方立法，特别是通过各地制定的法律实施细则或变通办法，一方面，可以使国家法律的实施得以具体化，使这些法律更加切合各地实际并得以有效推行；另一方面，地方立法还可以对有些法律的某些欠缺或不便操作之处，通过制定实施细则或办法加以补充或使其便于操作，从而有效保证国家法律的贯彻实施。作为上位法的职业教育法是上世纪90年代实施的。然而上位法主要是宏观方面的条条框框和原则性规定，缺乏相应的实施细则，因此在执行时往往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款依据，导致各个职业教育主体之间分工不明，责权不清。因此，广东省非常有必要制订地方职业教育法规使职业教育发展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三）其他省市地方立法的勃兴迫切需要广东省加快职业教育立法步伐

自1985年河北省人大颁布我国第一部由省级人大颁行的地方职业教育法规《河北省发展职业教育暂行条例》以来，截至2011年，全国已有2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制定了有关职业教育的地方性法规，有些地方还进行了第二次修订。在这一背景下，迫切需要作为职业教育大省的广东省在立法上做出回应，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三、广东省职业教育立法的可行性

制订一项法规，首先要看政府对于该项法规的迫切程度和支持力度；其次要看是否有现行政策和法律法规作为该项法规的立法基础；三是要看现实管理中针对该项法规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否具有比较成熟的管理经验；四是要看该项法规出台是否能够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和支持。鉴于广东省政府和社会对职业教育所做的努力和所持的态度，现阶段制订广东省职业教育条例已经具备了充分的可行条件。

（一）单行立法的时机已经成熟

目前，我国正在加紧修订《职业教育法》，职业教育发展的新动向、新成果、新经验必将在此次修订中有所体现。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不断探索，广东省职业教育积累了一系列丰富的办学经验、成功的管理办法及可行的政策措施，现在把这些经验、办法、政策总结成体系，上升为法律的时机已经成熟。

（二）具备教育立法的成功经验

广东省教育立法自1986年9月以来，经历了一个从逐步开展到立法领域不断拓展，立法数量不断递增，立法质量不断提高的过程。广东省注重立法的实效性，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密切结合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抓住教育的重点和难点，及时制定了一批涉及教育领域的地方性教育法规和教育规章，如1993年11月在全国率先制定颁布了《广东省高等教育管理条例》，在高等教育的发展规范管理方面作了积极探索，为国家制定高等教育法提供借鉴。2010年1月在全国率先制定颁布了《广东省高等学校学生实习与毕业生见习条例》。这些成功先例为广东职业教育立法提供了坚实的立法基础和土壤。

（三）具有可供借鉴的省外经验

我国《职业教育法》颁布以来，北京、山西、河北、湖南、上海、安徽、重庆等20个省市区相继出台了职业教育实施条例或职业教育条例，而且安徽、江苏等省市已进行了2次修订；宁波、南昌等地级市也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了职业教育条例，宁波市还在全国开创先河制定了校企合作条例，通过立法有效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健康快速发展[4]。外省市职业教育立法的成功经验为广东省职业教育立法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蓝本和借鉴资源。

四、广东省职业教育地方立法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国家立法与地方立法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一方面，国家立法通过地方立法得以具体落实，地方依据国家现行立法，根据具体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定配套法规，使国家立法具体化并有效实施；另一方面，在国家相关法律没有出台，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地方可开创立法领域先河，为国家立法积累经验，进而推动国家立法。因此，广东省职业教育立法要在两方面取得突破，一是要制订职业教育法的配套法规；二是开创性立法，如制订校企合作条例等。广东省职业教育立法要着重解决立法模式、职业教育体系、经费投入、实训基地、师资队伍等关键问题。

（一）立法模式问题

当前，地方职业教育立法模式有两种，一种是综合性立法，囊括职业教育的方方面面，例如上海、湖南等省市的职业教育条例，其优点是提高立法效率、促进法律秩序的完整、避免立法者的疏忽，缺点是立法时间较长、立法成本较高。另一种是单项立法，针对职业教育的某一具体方面进行规定，例如宁波市出台的《宁波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其优点是内容单一、焦点集中，条款较易写得具体实在，可操作性和可遵循性强，立法成本相对较低、用时较短，便于灵活运用；缺点是法律增多，容易造成法律之间的交叉重复、冲突或漏洞。对照全国其他省份，对于广东省来说，以制定综合性的职业教育条例为妥，即立即着手制订《广东省职业教育条例》，才能与广东省作为职业教育大省及改革开放前沿省相称。

（二）职业教育体系问题

《职业教育法》第二章、第三章对职业教育体系进行了明确表述。《职业教育法》施行15年以来，国家经济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热点和重点问题。广东省作为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试点地区，要在探索建立职业教育人才成长“立交桥”，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上有所创新。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要解决两大难题：一是中高职衔接问题。要构建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高等职业教育纵向衔接、职业学历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横向贯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进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完善从初级到高端的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序列；二是中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定位问题。要明确各层次职业教育定位，整体设计各层次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规格、模式和专业课程教材体系，建立完善的人才选拔和培养机制。

（三）经费保障问题

1.政府财政拨款

建议明确以下五点：一是建立财政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职业教育经费的机制，明确提出省和市、县人民政府应当确保职业教育的财政性经费投入，并逐年增长。二是设立校企合作发展专项资金，对专项资金的用途、逐年增加以及资金使用绩效评价等作出明确规定；设立职业教育专项经费，对中职、高职院校的优势特色专业建设、实习实训基地资助补贴和在职职工岗位培训的资助补贴。三是制订职业院校生均综合定额拨款标准、校舍建设和维修以及设备配置标准。四是大力加强职业院校基础能力建设，改善办学条件。五是明确参与校企合作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支付的实习学生报酬、津贴等视同员工工资，对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和用于职业教育事业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可以按照国家规定在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规定企业委托职业院校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可以按照国家规定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5]。

2.企业承担职业教育经费

把《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第21项“一般企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1.5%提取职工培训经费；职工技术素质要求高、培训任务重、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可以按照2.5%提取”在职业教育条例中进行明确。

3.适当收取学费

一是要明确规定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以及学校要从事业收入中足额提取一定比例的经费，用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学费减免、校内奖学金、助学金和特殊困难补助等方面的开支。独立学院和民办高校提取比例为4%，其他学校均为5%。二是对城镇低保人员子女、农村贫困家庭子女等特殊人群，减免其中等职业教育学费，并补助生活费和住宿费等。

（四）校企合作问题

建立校企合作长效机制。在加强政府统筹引导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行业组织在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中的独特作用，引导和鼓励本行业企业开展校企合作，强化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明确职业院校在校企合作中的权利与义务；鼓励和强化企业应履行的社会责任；明确政府各部门在校企合作中的职责；建立预防和妥善处理实习学生发生意外伤害机制；设立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发展专项资金。借鉴浙江省宁波市的成功经验，在职业教育条例出台后，还可单独出台校企合作促进条例。

（五）师资队伍问题

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资格准入，二是培训提升。要规定职业院校的“双师型”教师队伍比例，例如高技能“双师型”教师占专业课教师的比例必须达到50%以上。扩大职业院校招聘专业师资的自，对高技能人才可根据专业技能等级，相应地放宽学历要求，规范兼职教师的考核与待遇；职业院校专业教师要定期下企业实践锻炼和参加技能培训，提高实践能力；改革职业教育专业教师的职称评定标准和方式，明确工程技术系列职称与教师系列职称互通机制。

（六）实训中心（基地）建设问题

要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加强职业教育公共实训基地建设，支持职业学校举办实训、实习基地的义务，同时鼓励企、事业单位为职业学校提供实习基地或场所，接纳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积极探索政府牵头、校企共建职业教育实训中心的体制机制，建立一批校企共享型学校实训中心、区域性公共实训中心和企业实训中心；鼓励行业或大中型企业集团建设企业实训基地。

（七）质量监控与保障问题

按照分类指导、分类评估原则，逐步建立与国际接轨、有广东特色的职业教育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加强对职业院校教育教学质量的督导检查与评估；改进教育评估工作，充分发挥专业评估机构作用，加大社会参与评估力度，提高教育评估的科学性、权威性和社会公信力。

（八）招生考试改革问题

完善全省统一的中等职业教育招生平台，建立跨地区中等职业学校联合招生制度，实行中等职业学校注册入学制度；深化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建立科学、合理、多样化的高职院校招生录取制度；积极探索高等职业学校面向中职学校毕业生的多种形式招生制度，鼓励中职学校毕业生报读高等职业学校。

（九）国际合作问题

大力提高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的层次和水平，积极参与双边、多边和区域性、全球性职业教育交流合作，建立高层次教育国际交流合作平台；鼓励有条件的高职院校开展境外办学；鼓励支持职业院校专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出国进修访问；积极实施高职学生海外学习实习计划；借鉴国际先进教育理念和办学经验，引进优质办学模式、课程体系和教材，提高职业教育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加强教育质量评估认证方面的国际交流合作，逐步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技能型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和评估认证体系。

（十）法律责任问题

应设置行政处罚方面的内容，保证地方职业教育法规得以贯彻落实：一是要明确规定有关行政部门不按规定拨付财政性职业教育经费、违反规定向职业学校或职业培训机构收取费用、行政部门工作人员、营私舞弊、、收受贿赂的行政责任；二是对擅自设立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的法律责任和处罚措施；三是对违规招生、出卖毕业证、职业资格证等行为进行处罚，保证广东省职业教育的健康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1][2]余芳.广东省地方教育立法现状、比较与建议[J].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30-33.

[3]梨赐锦，朱源星.广东教育立法研究报告[M]//广东教育现代化蓝皮书.北京：中国出版集团现代教育出版社，2008.

[4]翟焰魂.我国地方职业教育立法比较[D].新乡：河南师范大学，2010.

[5]沈剑光，严新乔.健全校企合作法律保障 促进职业教育健康发展——《宁波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浅析[J].中等职业教育，2009（20）：14-16.

Reflection on the Regional Legisl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Suggestions in Guangdong Province

OUYANG En-jian

地方教育法规篇（6）

由于中国各地经济发展和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在职业教育领域内各级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大都根据自己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在保障国家的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前提下，制定了适合本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地方法规和政府规章，成为具有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各地实际职业教育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现以“上海，浙江，江苏，黑龙江，江西省”这五个代表东部、东北部、中部省份为例，分别介绍其立法和实施情况。

（一）我国部分省市职教法规的立法情况概述与分析

1.情况概述：

上海、浙江、江苏、黑龙江、江西在职业教育发展中根据本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的地方法规和规章，为推动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

地方职教法规包括：《上海市职业教育条例》；《浙江省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条例》，《宁波市职业教育校企促进合作条例》；《江K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办法》，《江苏省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条例》；《南昌市职业教育条例》；《黑龙江省职业教育条例》。

地方政府职教规章包括：《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意见》；《南京市政府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南京市政府关于加快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江西省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的实施意见》。

2.特点分析：

①立法名称比较：就目前现行的地方职业教育法规、规章中，地方人大制定的法规较多，名称有“条例”和“实施办法”两种，如《上海市职业教育条例》和《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办法》。

②立法结构比较：《上海市职业教育条例》、《浙江省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条例》、《江苏省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条例》中设置了章，其他的条例和规章中没有设置。从地方立法技术上而言，对此没有特殊的要求，设章的主要原因是条文繁多，否则没有分章的必要。

③立法内容比较：从总则上看，一般包括立法目的，适用范围，该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原则，政府及教育、劳动保障等部门在促进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义务，行业组织和企业、事业单位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义务。由于职业教育立法目的属于国家立法规范的范畴，在职业教育法中基本都有明确的表述，不是地方职业教育立法调整的重点内容。有地方特色的是，上海在教育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职责划分上有明确的条款，如“市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市职业学校教育和以文化为主的职业培训工作。……市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市以技能为主的职业培训工作。……”。明确的划分了教育和劳动部门在职业教育不同方面的职责，避免了职业教育管理中的冲突和缺失。

④从办学主体上看：职业教育体系是全国范围内通行，属于国家立法来规范的范畴，地方立法机关无权对职业教育体系进行调整，因此五省市的职业教育法规也都沿用了国家的表述。

⑤从教育经费的保障上看：五省市的实施办法、条例基本沿用了国家立法的关于职业教育经费保障的表述，但都没有更明确的细则和条款，操作性不强，导致政府对职业教育的财政拨款缺乏有效的刚性和稳定性。只有上海市明确提出了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确保职业教育的财政性经费投入，并“逐年增长”（见第八条）。“逐年增长”与“逐步增长”虽然为一字之差，但更有可操作性。

⑥从教育与教学上看：关于职业学校的各项实验、实习基地建设，上海在职业教育地方性法规中虽然明确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加强职业教育公共实训基地建设，支持职业学校举办实训、实习基地的义务，同时鼓励企业、事业单位为职业学校提供实习基地或者场所，接纳职业学校的学生实习，但是所明确的政府义务只体现在了原则性的说法，如“支持”、“鼓励”等用语，缺乏具体可操作性强的措施；关于职业教育教师培训，上海明确了县级以上政府及有关部门对职业教育教师的培养、培训纳入教师队伍建设规划的义务。上海要求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的教师必须具备教师资格，但同时又规定可以聘请其他可能无教师资格的人员任教，这使法律条款中出现了前后矛盾的状况，是需要调整的地方。

⑦从职业教育质量上看：职业质量标准、考核标准和评估办法在《职业教育法》中没有明确表述，但《上海市职业教育条例》中有职业教育质量评估的条款，要求由省级人民政府负责制定评估办法。

⑧从职业学校与高等教育的衔接上看：《上海市职业教育条例》中有“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可以通过考试或择优推荐，进入普通高等学校专科或本科学校”的规定。

⑨从产教结合上看：对于校企合作，唯有宁波市进行了立法-《宁波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它是全国第一部专门针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法规，是有关职业教育在实施细则上的立法创新。该条例有四大亮点：一是明确了企业、职业院校在校企合作中的权利与义务。对职业院校与企业开展合作的内容和形式、职业院校建立学生和教师到企业实习实践作了规定，明确了企业在接纳职业院校学生实习和教师实践中的相关义务。二是明确了政府促进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工作职责。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持续健康发展，关键在于政府的积极引导、鼓励和采取必要的扶持措施。为了进一步明确有关部门在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工作中的服务性职责，《条例》还对教育、劳动、人事、发展和改革、经济、贸易、农业、科技等相关部门为校企合作提供公共服务的内容作了规定。三是设立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发展专项资金。政府设立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发展专项资金，是对促进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切实保障，并对专项资金的用途、逐步增长以及资金使用的绩效评价等作了规定。四是关于预防学生在实习期间发生的意外伤害的规定。该条例的出台，为促进校企合作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从职业教育的法律责任来看：《上海市职业教育条例》规定了有关行政部门不按规定拨付财政性职业教育经费、违反规定向职业学校或职业培训机构收取费用、行政部门工作人员、营私舞弊、、收受贿赂的行政责任。同时也都规定了擅自设立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的法律责任和处罚措施。

除此之外，五省市职业教育法规和职业教育规章存在一致性问题：关于职业学校教育的规定多，职业培训的规定少；中等职业教育的规定多，高等职业教育的规定少，高等职业教育立法明显不足；纲要性规定多，单行具体条例和实施细则少。

总体上而言，这五省市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都是以《职业教育法》为依据，结合本地实际制定的，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地方特色和亮点，对于推动地方职业教育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五地职业教育地方性法规制定（修订）的时间前后不统一，导致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也都一定程度局限于当时当地社会经济和职业教育发展的现状上。随着《职业教育法》的修订，各地也会修订地方法职业教育法规，不断推进职业教育法制建设。

（二）我国部分省市职教法规的实施情况分析

我国上海，浙江，江苏，黑龙江等省市为了更好贯彻实施以上各地方的职教法规，相继制定了具有衔接性的制度和政策来指导本地区的职业教育发展。以上海为例，为落实上海市职业教育条例，上海市进一步制订了《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实施细则》；浙江省制订了《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开展职业院校学生实习责任保险试行工作的通知》；江苏省制订了《江苏省教育厅关于加强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管理工作的通知》，《江苏省关于加强职教中心建设的意见》；黑龙江省制订了《黑龙江省职业教育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修订）》等制度。这些省市地方的法规的制定于颁布，进一步了保障职教法规的实施。其具体实施情况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总结：

1. 地方职教法规的实施，有利地促进了地方职业教育的发展。

第一，在地方职业教育法规的引导下，“大职业教育”的格局正在形成。中等职业学校经布局调整后规模均明显提高，专业建设也在不断优化，基本适应了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以上海为例，当前高等职业院校已经成为上海大众化高等教育的主要载体，高职毕业生就业率在全国名列前茅，民办高职教育发展尤其迅速，14所民办学院的年招生人数已占高职招生总数的四分之一；管理体制逐步理顺，教育“立交桥”已经基本建立，高校招收中职毕业生的比例逐渐扩大，职前与职后沟通、学历教育与非学历培训并举，职业院校成为在岗、转岗、重新上岗培训的重要基地。特别是根据《条例》中“市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市职业学校教育和以文化为主的职业培训工作”的要求，将技工学校由劳动保障部门划归教育部门统一管理，即在原主办单位、经费渠道和教师编制等保持不变的前提下，由教育部门统一负责技工学校的招生、教育教学、学生学籍等管理工作，从而实现了全市中等职业教育资源的进一步整合，这在全国具有一定先导意义。

第二，政府投入力度加大。以上海为例，随着《条例》的贯彻执行，上海将职业教育的财政经费投入纳人全市教育经费投入考核体系，市、区（县）两级政府逐年加大投入力度。仅从对中等职业教育的投入来看，2004年财政预算内拨款12.77亿元，教育费附加3.77亿元，生均事业费支出9502.70元，其中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5022.74元；而当年全国中职的生均事业性经费支出为4499.88元，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为2299.04元，上海的支出水平要高出一倍以上。同时，上海还在积极探索制订中、高职学校的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准，妥善安排城市教育附加和专项经费。另外按国家助学贷款新政策，市教育和财政部门、银行、银监局等共同研究协商，按高职贫困生情况及在校生人数的一定比例，2004年对高职院校共下达国家助学贷款计划10700人，贷款计划金额为6420万元，并且全部落实财政贴息与）X-I，险补偿金，在全国第一个实现了大学生助学贷款的全覆盖。

2.地方职教法规的实施，明确了企业、职业院校在校企合作中的权利与义务，搭建了校企合作的平台。

以江苏省为例，在《江苏省教育厅关于实施职业教育创业行动计划的意见》《江苏省高水平示范性职业学校建设方案》等政策的指引下，该省推进了职教集团建设。行业职教集团方面，拥有九大领域的职教集团11个，融合了300余所职业院校与400余家企业，形成职业教育与行业企业联合办学的可喜局面。区域职教集团方面，张家港职教中心发起组织了江苏扬子江职教集团，盐城、宿迁、徐州、连云港以市职教中心或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为龙头，推进职教园区建设，也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在《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开展职业院校学生实习责任保险试行工作的通知》等文件政策的引导下，宁波市根据产业结构特点，搭建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所需的人才支撑平台，重点建设了十大专业人才培养培训基地和十大实习实训基地，发展了块状经济服务的簇群专业，推进了校企合作办学。

3.地方职教法规的实施，使职业教育的基础能力建设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果。

在地方职业教育法规的规范与推动下，地方职业教育的基础能力建设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果。以黑龙江省为例，随着《黑龙江省职业教育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修订）》等文件的出台，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全面启动，黑龙江省教育厅、省财政厅联合下发了《黑龙江省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规划》（黑教联[2007]16号）；争取中央财政职业教育专项经费1460万元，建设十个职业教育实训基地，职业教育的基础能力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为了加强中等职业学校基础能力建设，黑龙江省教育厅与黑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下发了《黑龙江省中等职业学校建设规划》（黑教联[2007]46号），2007年，组织杜尔伯特县职教中心学校等六所中等职业学校，向国家发改委申报部级重点建设项目，争取到1500万元建设资金，加强了学校基础能力建设。全省现已拥有20多所数量大、质量高、社会认同度高的重点职业学校。

（三）我地方职教法规及实施情况特点

1.地方职业教育立法和地方职业教育发展相互促进。

从以上几个省市职业教育立法比较来看，地方职业教育的发展促进了地方职业教育立法，地方职业教育立法又为地方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地方职业教育立法整体操作性强，地方职业教育发展就比较全面；地方职业教育立法哪个方面有前瞻性和地方特色，地方职业教育就能在哪个方面在全国范围内比较领先。表现在：①根据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不断完善地方职业教育立法。比如上海市的职业教育法规和有关政策中有关职业教育占教育费附加的比例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提高的；②将地方职业教育和成功经验和成果转化为地方职业教育法规的内容。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推动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改革传统的职业学校的学习制度，实行弹性学习制度，关注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建立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等问题一直是职业教育理论研究的课题。如：宁波专门针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颁布了地方法规，这些都是将职业教育研究的成果直接转化为了地方职业教育法规的内容，有力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发展。

2.尽管五省市的地方职教法规不断在完善，但是实施情况并不尽如人意。表现在：

①地方职教法规的宣传贯彻力度不够。在“君子不器”、“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当前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还比较低. 认为职业技术教育是“二流教育”、“终极教育”的观点还广泛存在。各级教育主管部门没有充分利用宣传地方职教法规的契机引导社会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调查表明，“地方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在统筹各类教育发展中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未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摆上同等的位置；不少学生和家长认为，接受职业教育是升学无望后的无奈选择.报考职业学校的积极性不高：个别学校热衷于对口升学率，偏离了职业教育学校的办学宗旨 ”这些落后观念的存

在，严重阻碍了职业教育的和谐发展。

②地方职教法规立法技术的缺陷制约了它的实施效果。从立法技术来看，地方职教法规存在着诸多缺陷。原则性条文过多。规范、操作性条文太少。有很多条文表述模糊，一些重要的概念笼统含糊，类似“鼓励”、“可以”、“应当”、“逐步增长”、“一定比例”、“适当”、“酌情”等词语频繁出现和不当使用，导致法律缺乏可操作性、规范性和约束力。法律规则要素不全。“在逻辑结构上，法律规则都是由假定、处理和法律后果三部分构成的。” 在地方职教法规中，只有假定和处理而无法律后果.导致一些法律关系主体虽不履行义务却不必承担法律责任：一些法律条文对适用主体或者违法惩处主体的规定也不明确，导致执法主体互相推诿、互不负责，最终使规定的法律条文成为一纸空文。

③地方法规执行不力的问题相当突出。比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江西省、黑龙江省在各自条例或者办法上都一再强调要逐步增长在职业教育经费上的投入，但从实施情况的调查来看是不升反降，尤其是成人教育和农村培训。政府部门对教育投入的重点在基础教育、普通中等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用于发展职业教育的有限资金常常被挤占、挪用。上海在《条例》别指出：“职业培训经费必须专款专用，主要用于一线职工职业培训的费用”，“企业应当向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工会报告职业培训经费的使用情况并定期公布，接受财务主管部门、企业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工会的检查监督。”但目前这一规定在不少企业中落实情况并不理想，主要是缺乏严格的监督检查，有的企业未按规定足额提取，有的则将提取的经费主要用在领导层的出国考察等方面，《条例》中要求向职代会和工会报告并定期公布的规定未得到实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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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南京宁人民政府（2006）189号.《南京市政府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Z].2006年9月1日

地方教育法规篇（7）

一、教育法规的适用

教育法规的适用是教育法规实施的一种重要形式，它是指专门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将教育法规所确定的行为规范适用于具体人或组织的专门活动，即依照法规来解决具体问题，行使权力活动，亦称执法，主要适用于以下几种情况：

1.教育法律关系主体在行使法定的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过程中，需要取得专门的国家机关支持时。如教育行政机关为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按照中国《义务教育法》第12条规定，有权利要求政府增长财政拨款比例，保证教育事业费的来源和基本建设的投资。

2.重要的教育行为和教育事实的产生及存在，必须由主管机关监督、确认和检验其合法性时。

如政府部门设立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并确定其主要行政负责人与管理体制，必须按照中国《教育法》第30条第2款规定，让符合法定条件的公民担任主要行政负责人并确定该条款所规定的管理体制。

3.教育法律关系主体在相互关系中发生争执时。如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侵犯教师合法权益的，或者教师对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作出的处理不服的，可按照中国《教师法》第39条的规定，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诉的三十日内，作出处理。

4.教育法律关系主体的行为违反了教育法规时。如教育工作者不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对未成年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应当按照中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8条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对于在教育活动中做出重大贡献的组织或个人给予奖励时。如班主任在工作中成绩优秀、贡献卓著的，可按照原国家教委关于《中学班主任工作暂行规定》第12条的规定，对优秀班主任给予表彰和奖励。

二、教育法规的遵守

教育法规的遵守是指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自觉地按照教育法规确定的行为规范进行活动，严格地依法办事，亦称守法。如人们以积极的行为去履行规范中的义务，并抑制规范中禁止的行为，这时虽未产生具体的法律关系，但规范已经得到实现，这种方式是法律规范的遵守和执行，不需要通过专门的国家机关来实施。按照教育法规的调整方式，教育法规的遵守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

（一）行使教育法规所规定的权利

如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正常教育教学活动受到非法干涉时，可按照中国《教育法》第28条第八项权利的规定，对任何组织或个人的非法干涉予以坚决的拒绝。有些地方少数组织或个人，甚至一些行政领导人，他们的法制观念淡薄，有时竟要求学校用停课的方式让学生参与一些社会活动。如某地乡政府为了完成秋粮征购任务，要求本乡所有学校凭学生家长完成售粮任务的证明接纳学生上课，否则要求学校不让学生上课。再如某地一老人去世，家人为了摆阔壮威，竟到附近学校联系，愿出高价要求租用两个班学生参与送葬。这些行为都是严重地干涉公民正常接受教育的权利，学校应该根据法律赋予的权利，理直气壮地予以坚决的拒绝。因为公民正常接受教育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受法律保护的，任何组织或个人均无权干涉。

（二）履行教育法规所规定的义务

如社会上有一些组织或个人，由于不懂法。不守法，时常做出一些侵犯未成年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出现一些有害于学生健康成长的现象。对此，广大教育工作者应该履行中国《教师法》第8条第五项义务，坚决制止这些行为，批评和抵制这些现象。目前的青少年学生、尤其是中小学生，他们绝大多数是未成年人，由于他们的肌体发育和心理状况还处于幼嫩阶段，没有完全成熟，所以他们辨别是非能力和抵御侵害的能力受到很大限制，不能完全用自身的行为来保护自己，其合法权益往往被一些组织或个人侵犯。如正常接受教育的权利被侵犯，被体罚或变相体罚，来往信件被任意拆阅等。当学生的权益受到侵犯或发生一些有害于学生健康成长的现象时，教师必须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进行坚决的制止和抵制。

（三）遵守教育法规规定的禁令

教育法规的若干规范中，规定了一些义务人必须抑制的行为，即要求义务人不作出某种行为。义务人按照教育法规的要求，不作出禁止的行为，这也是遵守教育法规的表现。如近年来社会上一些组织或个人，尤其是一些私营企业，他们为了使自己获得更大的利润，往往置法律规范于不顾，用很低的工资报酬雇用未成年人为其干活，这是严重地违反教育法规的行为。任何组织或个人，在进行营业性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必须遵守中国《义务教育法》第11条第3款的规定，坚决不招用应接受义务教育的儿童、少年进行营业性劳动，为了遵守教育法规的禁令，不作出招用童工这一禁止，首先要求义务人学法、守法，用法，不能用招收廉价劳动力的方法使自己获取更大利润而违反教育法规所规定的禁令。

教育法规在一个国家实施的效果如何，不仅体现这个国家教育水平，同时也体现这个国家的法制化程度。中国目前教育法规实施的效果离预期的目的尚有一段距离，其原因则是公民的教育法规意识比较淡薄，同时国家实施教育法规的监督机制不够完善。因此，必须采取措施，保证教育法规的实施效果。

1.强化全体公民的教育法规意识。依法治教的首要问题，不仅是制定完善的教育法规，而更重要的是在教育法规实施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人们的教育法规意识问题。教育法规主体的扩大，教育法律规范适用的广泛性，教育法律规范遵守的自觉性，决定了教育法规意识应是全体公民的意识，在教育法规实施的过程中，人们对教育法规的遵守与执行，以及对违反教育法规的行为进行处罚等，都离不开教育法规意识的支配。因此，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为了保证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保证全民重教和全社会大办教育，促进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协调发展，必须首先努力强化全体公民的教育法规意识，这对提高教育法规的实施效果和教育法规制度的健全，具有重要和特殊的现实意义。

教育法规意识是人们关于教育法规的思想、观点和态度的总和，是教育法规现象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它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多种表现形式。有关教育法规的学说、理论观点、情感、意志和行为等，都是教育法规意识的表现。我们在树立和强化公民教育法规意识的过程中，第一，应该向全体公民普及教育法规知识，其中包括公民对教育法规本质和作用的认识，对教育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的看法，以及对教育法律规范条文的理解等；第二，通过教育法规知识的普及，使公民树立对教育法规的正确态度，其中包括公民对教育法规的赞成和支持与否，自觉遵守和执行与否，以及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是否符合教育法规的评价、有无依法治教的强烈要求等；第三，通过教育法规知识的普及和树立对教育法规的正确态度，要求公民养成自觉遵守法规的行为品质，其中包括公民自觉按教育法规办事的内在要求和自觉遵守教育法规的思想观念等。

2.强化对教育法规实施的监督。对教育法规实施的监督，是指对教育法规的遵守和执行情况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检查，看教育法律关系主体的行为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法制原则，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的要求，是否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对此实施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广泛监督，找出存在问题，提出解决办法。要动员全部国家机构、各种社会力量和广大人民群众，组成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的教育法规监督体系，以切实保障教育法规的顺利实施，保证一切教育活动的正常进行，从而不断提高教育管理水平和教育质量。

对教育法规实施的监督，主要应采取以下几种方法：

一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经常地、定期或不定期地对所属职权范围内的教育法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可直接对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即各级人民政府实施检查和监督，以及对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即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实施检查和监督，如组织人民代表视察教育，检查“普九”的实施情况，教育经费的筹措和教育投入情况，改善办学条件情况，招生及毕业生就业情况等。

二是党组织的监督。教育法规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重要工具，党组织的监督是教育法规实施的根本保证。各级党组织要通过调查研究，对国家行政机关和广大党员执行教育法规的情况进行经常性的了解，充分发挥教育行政机关和学校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保证并监督学校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使党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法规得到正确的实施。

三是行政监督。行政监督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对教育法规实施情况进行的监督。行政监督可分为本部门监督和外部门监督。本部门监督是指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对下级教育行政部门进行监督，以及教育行政部门对所属学校进行监督，也包括教育部门内部上下之间的相互监督。如教育行政部门可对所属范围内的学校内部管理情况、收费情况、制止流生情况和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情况等进行监督。外部门监督是指其他的政府职能部门对教育法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如财政部门可对学校经费使用情况、卫生部门可对学生的身体健康情况、体育部门可对学生的体育达标情况等进行监督。

四是司法监督。司法监督是指公检法机关对教育法规的实施情况所进行的监督。在中国，人民检察院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构，担负着国家法律监督的任务。公检法机关在处理与教育部门有关的各种案件时，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从各自的侧面保证教育法规的有效实施。此外，司法机关还可通过与教育有关的案件分析和对教育部门执法情况的调查，帮助教育部门总结实施教育法规的经验教训，监督教育部门更加有效地实施教育法规。

地方教育法规篇（8）

【英文摘要】The thesis sums up the achievement and experience as wellas issues on Chinese education legal system construction since the Third Plenary Meeting of the CPCs Eleventh.The authoradvances,the education legal system construction must updateidea as precondition,must couplet tightly issue then and there,must combine summing-up the old sod experience and absorbingextemal experience,must bring into effect between law-makingand enforcement of law at the same time.

【关 键 词】教育/法制/回顾/反思words/education/legal system/review/introspection

【 正 文 】

一、我国教育法制建设取得的主要成就

（一）教育立法从无到有，基本结束了教育领域无法可依的局面

自1978年以来，党和国家非常重视我国教育法制建设。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先后制定和颁布了《学位条例》、《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教育法规。与此同时，国务院或批准了17项教育行政法规和法规性文件；地方各省市区人大也相继制定了138项地方性的教育法规；国家教育行政部门也颁布了覆盖教育各方面工作的有关教育规章200余项；地方各省、市、区人民政府也制定了符合当地教育发展需要的地方性教育规章。教育法律法规，从无到有，并初步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为核心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框架，基本结束了教育工作“无法可依”的局面。

（二）不断规范教育行政执法行为，依法行政观念逐步形成

1998年7月国务院下发了《教育部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对教育部的职权作了明确规定。地方各级政府根据《地方人大和政府组织法》，进一步规范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职权。行政职权法定化，对于教育行政机关依法行使权力，公正、公开开展教育行政执法行为具有重要作用。

为规范教育行政措施，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根据《行政处罚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公务员的一系列规定，逐步使行政执法行为不仅在实体上合法，而且在程序上合法。尤其是原国家教委于1998年3月的《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对于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有重要作用。为加强教育行政执法的规范性，全国部分省、市教育行政部门成立了教育政策法规处（室），专门负责调研、起草有关教育的 政策法规文件，受理教师申诉案件和教育行政复议案件，解决教育纠纷等事项。

（三）改革教育司法制度，受理涉教案件逐年增加

教育司法是司法机关查处教育违法案件和解决教育纠纷的专门活动。主要由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行使。从近些年司法机关受理的教育案件看，主要是学生在学校所发生的人身伤害事故和学校举办的校办产业与社会其他组织所发生的经济纠纷案件，这些案件一般能根据民法、民事诉讼法、经济法的规定得到妥善解决。也有一些社会不法分子扰乱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破坏、侵占学校财产，侮辱欧打学校师生的案件也可以根据社会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依法予以追究。对于一些教育部门的领导贪污受贿、徇私枉法的案件也能够依法予以查办。为了更公正、更有效地处理一些教育案件，各地人民法院也进行了一些探索，创造了一定经验。

1995年11月，上海市长宁区人民为了贯彻实施教育法律、法规，探索教育司法实践，率先在全市成立了“长宁区人民法院教育巡回法庭”。同年，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成立了“教育法规执行室”，1996年4月又进一步成立了“教育法律法规审判执行联络室”。此外，上海市教科院于1998年1月12日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专门的“教育法制研究与咨询中心”，该机构接受行政部门、学校、教师及家长等教育相关主体的委托，开展教育法律服务。

（四）不断完善教育法制监督制度

教育法制监督是各类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依法对有关教育的法律法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的活动。通过近20年的努力，我国教育法制监督已基本形成了权力机关监督、行政机关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和中国共产党监督的格局。近年来，尤其是人大教育法制监督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一是有重点地开展了教育执法检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组织了五次对下级政府的教育执法检查，同时地方各级人大教育执法检查也逐步向小型化、经常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二是组织人民代表评议行政、司法机关的教育行为。三是各级人大常委会会议听取和审议教育专项工作报告，为人大常委会集体行使教育监督职权和加强人大常委会对教育行政、教育司法工作的监督提供了一个经常性的途径。

在教育行政监督方面，国家建立了教育督导评估制度、教育监察制度和教育审计制度。1986年7月《义务教育法》开始实施，同年9月，原国家教委成立了教育督导司，之后改为国家教育督导团。截止1998年，全国30个省市区（除台湾省）都建立了省级教育督导机构，96.8%的地（市）和85.9%的县（市）也建立了本级政府的教育督导机构，全国已有专兼职督学1.7万人。全国性的统一督导、评估机制逐步形成。

（五）教育法制宣传与教育法学研究进展顺利

搞好教育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体公民教育法律意识与法制观念，是教育法制建设的基础工程，也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从1985年开始，我国已实施了三个全民性的普法“五年计划”，在第二、三个“五年计划”中，《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已列入了普法重点学习宣传的内容。随着“普法”工作的推进，现在95%以上的中小学都开设了法制课或结合品德课进行法制教育，全部高等学校已开设法制课。尤其是近年来，师范院校的学生已陆续开设了教育法学课程和讲座，教育管理干部培训和教师继续教育也相继把教育法学作为必修课程。

随着教育法制建设的发展，教育法学研究逐步展开。学术界在对教育立法进行研究的同时，已有意识地将教育法学作为一门学科加以探讨。1986年，《教育研究》第11期率先刊载“国外教育法学发展概念”的文章，随后，学术界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教育法学学科建设的专题论文。进入90年代，人们更着眼于从总体上对教育法学已有的研究加以总结和反思，探讨建构我国教育法学学科体系框架。

二、我国教育法制建设的主要经验

（一）教育法制建设必须以观念更新为前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逐渐认识到发展教育事业必须加强教育法制建设。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要搞好教育立法”。标志着我国教育事业法制化建设的重大突破。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在减政放权的同时，必须加强教育立法工作”。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第25条提出“加快教育法制建设，建立和完善执法监督系统……，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教育法制建设进程。同时，教育界也不断解放思想，转变认识和更新观念，逐步树立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教育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教育法制观。如：教育管理观念从行政手法转向依法办事；从重人治、轻法治转向重法治；从迷信权力、权力至

上转向法律至上；从重教师义务、轻权利转向权利义务并重等等。

（二）教育法制建设与教育实践紧密相联

教育法是体现统治阶级在教育 方面意志，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以国家强制实施的保证教育活动的行为规则。它对解决教育面临的突出问题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同时也将推动教育法制建设。如1985年，中共中央根据当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教育的要求，在《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到本世纪末在全国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为了推行义务教育，1986年就颁布实施了《义务教育法》。90年代初期，教师的待遇普遍偏低，侵犯教师的权益屡有发生，尤其是一些地方拖欠教师工资的状况普遍存在，这不仅影响了教师队伍的稳定和教师事业的发展，而且也侵犯了教师获得劳动报酬的正当权利。为此，1993年颁布实施了《教师法》。党的十二、十三、十四大一再强调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并把这一举措视作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地区和部门未完全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出现教育投入不足、办学条件落后、教师工资和待遇差，教育内部也存在乱收费、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办学指导思想偏离教育方针、办学质量和效益不高等一系列问题。因此，1995年，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从而解决了当时教育面临的突出问题，也为教育问题的最后圆满公正解决提供了法律保障。

（三）总结本国教育法制建设经验与吸收、借鉴国外经验相结合

80年代中期，国务院以及原国家教委清理了建国以来的教育行政法规和教育规章，国务院于1987年1月对1949-1984年间的教育行政法规和法规性文件共100件明令废止或宣布自行失效，原国家教委也于1989年8月对1949-1988年间的教育规章及规章性文件共415件宣布废止和自行实效。经过全面、系统清理，认真总结了教育法制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明确了今后一段时期教育法治建设的方向。

由于我国教育法制建设起步慢，经验不足，为加速我国教育法治进程，抓住对外开放的机遇，应广泛研究和借鉴外国教育法制建设的经验。为此，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先后组织翻译出版了《外国教育基本法选编》、《外国教育师法选编》、《日本国教育及文化法规要览》等书籍，同时还多次组团考察国外教育法制建设情况，有效推动了我国教育法制建设。

（四）加强教育立法与注重教育法的实拖并举

“徒法不足以自行”，有法可依仅仅是为实现法治提供了基本的前提条件。“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们不能遵守，仍然不能实行法治”（亚里士多德语）。近些年，我国在加强教育立法的同时，也注重贯彻落实教育法，逐步树立“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观念和制度。如开展大规模的教育法规宣传普及，要求国家干部、学校领导、教师带头学法、守法、用法；规范教师行为，明确教育行政执法原则和程序；加强教育司法建设，不断解决日益增多的教育纠纷；严格教育法制监督，增强教育法制的实效性。表明教育立法和教育法的实施不可分割。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教育立法不完备

我国现行教育法规从数量上看已初具规模，但从内部结构上看分布不平衡，远没有形成上下有序、内容全面、形式完整统一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

一是教育法规的横向覆盖面尚不完整，一些在教育实践中急需的重要教育法律法规尚未出台，如《教育经费法》、《成人教育法》、《教育行政组织法》、《教师聘任办法》等。这势必导致在相关方面无法可依，从而影响整个教育领域依法治教的进程。

二是从教育法规的纵向结构看，还没有形成教育法律、教育行政法规、地方教育法规、部门教育规章和地方教育规章的体系。教育法规要能有效实施，不仅需要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制定有关的教育法律法规，而且还需要地方各级人大和政府制定出不同层次的具有同样法律效力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实施细则，从而形成一个教育法规网络，便于操作和检查。只有这样，教育法才能真正得到贯彻实施。早在1986年就颁布了《义务教育法》，1992年国务院也了《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10多年来，尽管地方各级人大和政府也制定了有关义务教育的法规和规章，但对实施义务教育过程中遇到的诸如各级政府的具体职责、经费投入、教师工资、校舍建设等重大问题，仍未能作出全面明确规定。这势必影响义务教育的全面实施，造成一些地方拖欠教师工资、危房得不到修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已出台的教育法律法规的效力。

三是从立法技术看，教育法律法规的用语比较空泛，原则性表述多，可操作性不强。教育法规是教育行为的规范，应该解决由谁作和怎么作的问题，因此可操作性应是教育法律法规用语的最重要的特点。一般而言，高层次的法律法规可以较为原则，而低层次的法规性文件则必须详细，最后达到能够解决法律执行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所有问题。我国教育法律法规在立法技术上的缺陷，必然影响法律法规应有的效力。同时，教育法规中还有相当一部分用了“暂行”、“试行”的名称，有的已用了十几年，长时期“试用”，既不进行修订也不作为正式法规发 布，必然降低教育法的效力和权威。

（二）教育行政执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时有发生

教育行政执法要求行政机关严格按照法定职权和程序，正确适用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然而，一些地方却大量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如《教育法》规定地方政府用于教育的财政拨款要做到“三个增长”，但不少省、县多年来一直没有依法执行，却没有受到任何制裁。又如《教师法》规定，对拖欠教师工资的，地方政府应当责令其限期改正，但《教师法》公布施行以来，有些地方政府仍在拖欠教师工资，就是限期后仍不改正者，也没有追究法律责任。究其原因，一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教育法律意识薄弱，权大于法的观念依然存在，依法治教的行为还不自觉。二是不少教育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的法律责任，没有明确的罚则。尤其是某些教育法律法规在具体执行中涉及多个部门时，因法律条文规定不明确具体，造成执法主体之间互相推诿，互不负责。

（三）教育司法制度十分薄弱

与我国司法制度的总体状况相比，目前我国教育司法制度还相当薄弱。表现在：一是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虽然实际上具有一定的处理教育违法行为的行政惩戒职能，但仍缺乏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的行政司法仲裁权。二是我国没有独立的行政司法制度，对包括教育行政在内的行政违法行为不设独立的行政仲裁机构。三是我国民事司法制度尚欠发达。由于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以及法院诉讼功能还不健全的实际情况，致使公民及单位回避诉讼的现象相当普遍。即在涉及同行政部门的争议时，公民往往惧怕使用司法手段，其结果是导致某些行政违法现象得以逍遥法外且屡禁不止。

（四）教育法制监督力度不够

当前，我国教育法制监督主要有各级人大监督、行政监督、执政党监督和社会监督。从目前情况来看，教育法制监督乏力。一是有关监督的法律规定，实体性规范较多，而程序性规范较少。二是法律对某些监督内容的规定过于抽象，如《教育法》、《义务教育法》、《学位条例》、《教师法》对于“监督”的法律规定，原则性较多，缺乏详细的实施细则，难以操作。三是人民参与监督的性质、地位、作用、基本原则和方法、途径缺乏系统的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人民监督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四是我国各级人大的教科文卫委员会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均无专设监督机构，监督工作显得零打碎敲，缺乏系统性和计划性。五是实践中产生的行之有效的监督形式尚未被法律确认并加以规范化。

（五）教育法制宣传不够深入

与依法治教的要求相比，我国教育法制宣传

力度不强，公民教育法律观念差，教育执法意识差。社会还未形成自觉遵守、维护、执行教育法律的大环境。如随意挪用和拖欠教育经费，对流失生控制不力，子女教养不当，教师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造成学生人身伤害，童工、童农、童商或舞厅“书包妹”增加，不符合安全标准的玩具大量涌现，色情暴力书刊录像充斥市场，学校师生无故遭打，学校土地财产被强占等。这些现象都说明我国公民的教育法律意识不强，需要更加深入地宣传学习教育法律法规，使每个公民能够自觉履行教育法义务、遵守教育法，正确行使教育法赋予的权利。

展望未来，教育法制建设任重道远，必须进一步完善教育法规体系，不断提高教育立法质量；增强依法行政的观念，严格依法行政；加大教育法制监督力度，强化监督功能；深入开展教育法制宣传，提高全民教育法律意识。

【参考文献】

[1]孙琬钟．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律法规全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地方教育法规篇（9）

【论文关键词】受教育权 受教育义务 教育管理权力 教育自由权 论文论文摘要：制订中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应符合宪法，因此对宪法文本中的教育关系规范进行分析厘清成了当务之急。通过明确宪法所勾勒出的教育关系图，可以发现宪法文本中不够确定的教育关系内容。 宪法是法律的制定基础和依据，在制订“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时，必须再次强调这一法治基础。我国宪法文本中直接明确教育关系的规范有八条，调整教育关系的其他规范有两条，它们是我国教育法律和教育政策的制定基础和依据。《教育大辞典》认为教育制度是指一个国家各种教育机构及其教育规范体系的总和，可分为三个层次：1．教育根本制度，主要指教育方针；2．教育基本制度，它是教育方针的主要体现，如教育体制、学制、各种教育政策法规等；3．教育具体制度，指各种具体的教育行为规范、办事程序和运作机制，如教学管理制度、考试制度、入学制度、教师制度、质量监督与评估制度等。 我国宪法中的教育关系规范从宏观上明确了控制、分配和保障国家教育权力运行规则，确认了公民的受教育权利和义务。但从山东“齐玉玲”案、湖南“罗彩霞”等教育事件中，却反映出我国各地处理教育事件依据的合法性和模糊性问题。 一、我国根本教育制度宪法规范分析 此类规范包括教育根本制度和教育基本制度，具体是教育目标、教育阶段制度、教育投资制度、教育对象、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等，分布在第19条、第23条和第24条。 (一)教育目标 第19条第1款和第23条明确了我国的教育目标——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将受教育者培养成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各种专业人才。教育目标分两个层次：实现教育朴素价值和实现教育功利价值，即帮助人的全面发展和培养人的专业工作能力。《教育法》、《义务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对此有进一步的表述，但侧重点不一。《义务教育法》侧重帮助人全面发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侧重培养人的专业工作能力。 第l9条第5款确立了具体教育目标——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二)教育阶段制度 第19条第2款明确我国的教育阶段制度——学前教育、初等义务教育、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教育法》第17条对此表述为国家实行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学校教育制度，《职业教育法》则明确了职业教育制度。 第l9条第3款中“鼓励自学成才”的表述是成人教育的宪法依据，《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等规范是对该宪法规范的具体化。 (三)教育投资制度 第19条第2款、第3款、第4款规范我国的教育投资制度，明确投资主体和投资领域。投资主体有两类，即国家与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其他社会力量。国家是指各级人民政府；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其他社会力量则是指非政府组织或人员，它表明了我国教育投资主体的开放性。投资领域同样具有开放性，只是各级人民政府作为投资主体时，突出了举办学校、建设和发展教育设施的投资领域；非政府组织或人员作为投资主体时，投资领域是各种教育事业，并将具体领域授权给法律法规明确。《教育法》第25条、《民办教育法》第9条对教育投资制度作了进一步规范。 这些条款还表明了各级人民政府对不同教育阶段承担的不同投资责任：举办各类学校组织；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发展中等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学前教育。其中对初等义务教育的投资责任为普及。 (四)教育对象、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 第l9条第3款和第24条，都明确了教育对象，所不同的是第19条第3款通过例举方式表明：应教育文盲、工人、农民、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劳动者；第24条则将教育对象抽象为群众和人民。从语言表述来看，我国宪法明确的教育对象实质是全体公民。 第24条第i款明确了具体教育方式之一，即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城市居民委员会法》第2条、第3条，《村民委员会法》第2条、第6条，对此作了进一步规范。在我国宪法第19条还隐含了学校教育方式、自学教育方式等。 第l9条第3款、第24条明确了教育内容，即：政治、文化、科学、技术、业务教育；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反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其他腐朽思 想的教育。我们可以从中抽象出三种教育内容，即人的社会素质、文化科学知识和意识形态。 二、我国公民的受教育权利和义务规范分析 我国宪法第46条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的受教育权作为公民基本权利之一，自1919年《魏玛宪法》始有，己被包括法国、日本、俄罗斯等大国在内的99个国家和国际人权公约或组织确认，但不同国家、不同学者对它的理解有所区别。 欧洲国家把受教育权理解为自由权，侧重于对受教育权的尊重和保护义务的履行。在国际人权法和其他区域人权法中，受教育权被视为一项社会权，要求国家积极作为，履行实现的义务。 郑贤君认为：受教育权作为一项宪法权利，在宪法性质上属于积极的社会权利，而不是消极的自由权，是宪法赋予国家的积极责任，也是实质平等价值的宪法形式体现。温辉认为：受教育权在宪法学意义上是教育上的受益权，是公民可以请求国家予以实现的基本利益，也是政府的教育责任；但教育也是公民的一项自由。 对公民的受教育义务，除我国宪法外，他国宪法没有直接规范，而是以“接受普通教育的义务”等来间接表述。郑贤君认为：受教育义务是指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规定强制公民接受初等教育，它兼具强制性和社会性。受教育义务在符合社会义务一般属性下还有特殊性，即：受教育义务以国家履行给付责任为成立前提，受教育权利义务具有共时性，受教育义务主体具有平等性，责任主体具有多元性，受教育义务法律责任具有不完全司法强制性。张震对受教育义务的论述与郑贤君的观点相似，但他进一步指出：受教育义务更多意义上是一种为了受教育权利实现的带有手段性质的义务，并不具有与受教育权同等程度的重要性。 综合上述观点和对教育实践的观察，本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宪法条款的分析认识有以下几点： (一)受教育权利和受教育义务都具有基本属性 公民受教育权利和受教育义务的确认都是为了实现教育目标，它们在法律效力上具有同等的地位。但受教育权利具有开放性，受教育义务却是封闭的，两者的关系是受教育义务是以受教育权利的实现为目标，同时受教育义务对受教育权利有约束，如在受教育义务内容中无放弃的自由、无选择的自由。但必须明确对受教育权利的约束仅是也只能是宪法所确立的受教育义务内容。 (二)受教育权利是受益权，也是自由权 宪法确认基本权利有两类价值，即保障性价值和防御性价值，受益权和自由权分别是对受教育权保障性价值和防御性价值的认定。从人的生存要求和国家的生存要求来说，公民必须获得受教育这种受益权，但从人的发展要求和国家发展要求来看，公民有必要获得受教育的自由权。这与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新纪元的本质认识是契合的，这一认识是《共产党宣言》里的一句话：“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如郑贤君所说，作为一种受益权的受教育权，依赖国家履行给付责任，它受到国家责任履行情况的限制，但作为一种自由权的受教育权，却可能因公民的自身努力而得到无限发展。 (三)受教育义务是对特定阶段教育的接受义务和对特定教育内容的接受义务 宪法第46条所指的公民是指受教育主体，而非泛指所有公民。宪法文本并没有明确受教育义务主体的具体范围，但在《义务教育法》第2条确认：适龄儿童、少年是该受教育义务主体，且该义务主体与义务教育内容是连带的。这类主体在国家实施这些教育内容时，应承受。应指出的是，从我国宪法第46条内容来看，受教育义务主体的确认具有开放性，不限于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 宪法第24条明确了特定的素质教育和意识形态是受教育义务的教育内容，第46条第2款则间接明确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的受教育义务。这些受教育义务主体对这类义务教育本身及其内容都没有自由选择权，必须接受并获得合格成绩。 (四)受教育权利和受教育义务的宪法规范是个人发展和国家发展的双重需要 以《魏玛宪法》为代表，各国政府开始关注人作为社会一员的需要和责任，受教育权利和受教育义务宪法规范的出现是这种关注的体现。对于受教育权利的确认，世界各国已有共识，无需多言。对于受教育义务之义务教育规范，公众也有广泛认同，但对意识形态的受教育义务内容或许有疑问。美国经济史学家诺斯认为：要协调社会利益集团间的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可以 采取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等多种方式，而意识形态的成本最低；因为意识形态是人们对自身行为的道德约束，是最佳的教育方法。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这种需要，也存在类似教育，只是是否上升到宪法义务有所不同而已。 三、我国教育权力宪法规范分析 我国宪法对教育管理权力规范有3条，即第89条第7项、第107条第1款、第119条，分别确立了国务院、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教育管理权力。 (一)文本分析 我国宪法第89条第7项明确了国务院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和管理”权力；第107条明确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教育行政工作”；第ll9条明确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管理本地方的教育事业”。同样是权力规范，但表述各不相同。 国务院的教育权力范围是全国，权力内容是领导和管理，权力对象是教育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教育权力范围是本行政区域，权力内容是管理，权力对象是教育行政工作，管理方式、管理内容依赖法律确认。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教育权力范围是本地方，权力内容是自主地管理，权力对象是教育事业，它的自治性特点使之与其他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教育权力有区别。 (二)问题分析 1．除上述宪法条款外，它们各自教育权力的依据、来源 国务院的教育权力依据是法律，来源于法律和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我国宪法第89条仅说国务院具有领导和管理权，没有提及依照什么权限，因此可以认为，国务院和它的所属机构有权对教育工作进行立法。比如国务院制定《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规范中外合作办学活动，教育部制定《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建立和规范高校辅导员队伍。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教育权力依据是法律，但此处的法律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从实践来看，此处的法律是指广义的法律，即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外，还包括国务院及其所属机构、地方人大等有立法权机关所制定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地方法规、政府规章、教育规范性文件等)。比如《江苏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对未成年人的教育进行了规范，并赋予了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一定的教育权力。在高家伟主编的《教育行政法》中对教育法渊源的表述也是指广义的法律。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教育权力依据是法律，所不同的是它所依据的法在某些方面可以突破与上位法的一致性规则。 2．它们各自的教育权力对象的区别 教育工作、教育行政工作和教育事业从字面来看是有区别的，教育事业外延最广，教育工作其次，教育行政工作最窄。这是对教育权力对象的限制。但在实践中如何具体化，还存在模糊性。 3．教育权力与公民的受教育权和受教育义务的关系 首先，教育权力要管理公民的受教育义务，执行宪法和法律对公民的强制性受教育义务；其次，教育权力要保障公民受教育权之受益权部分的实现；再次，教育权力要防止自己和其他力量对公民受教育权之自由权部分的侵犯；最后，教育权力一切内容都应服从于公民受教育权的实现，及宪法所确认教育目标的实现。 4．不允许教育权力约束的内容 受教育权的自由权部分不允许教育权力约束。但对非受教育权主体及其教育行为，也不允许教育权力约束吗?现实中对高等教育的约束是否具有合宪性? 上述问题的解决是我国新一轮教育改革推行的前提。因此，对我国教育权力的宪法规范应进一步分析。 四、调整教育关系的其他宪法规范分析 我国宪法第35条、第36条、第49条第3款也是调整教育关系的规范。 (一)我国宪法第35条明确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结社自由权，它包含了教师、学生在教育领域的言论自由权和结社自由权，并暗含了学术自由权 我国《教师法》第7条的第2项、第5项与之相呼应，确立教师在“从事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参加专业的学术团体，在学术活动中充分发表意见”，“对学校教育教育、管理工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它们是宪法言论自由权在教师这一特殊群体的具体化，应该是调整教育关系的重要法律渊源。 1．从教育关系的完整性看，有必要确立该条款的教育宪法渊源地位。宪法有对受教育者的权利义务规范、对教育管理者的权力规范，但没有对施教者——包括但不限于教师这一重要教育 关系主体——的规范。 2．从国外宪法规范和实践来看，认定我国宪法第35条的教育宪法渊源地位是合法的、科学的。日本国宪法第23条规定：保障学术自由；美国则通过1968年的PickeringV．Bd．ofEduc案明确：教师的言论自由在不影响教育质量下被保护。 3．从该条内容来看，它能满足教师在教育关系中的宪法权利需求。教师以言论教学、以言论参与教育管理，而且从教育的本质来说，教师应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如果将教师的施教行为僵化，将很难促进个人充分发展的教学目标的实现。 4．确立该宪法条款的教育宪法渊源地位有紧迫性。2008年萧瀚因“杨帆门”事件向中国政法大学辞职事件已能说明其紧迫性。 (二)我国宪法第36条明确了宗教自由，它隐含了教育内容对宗教的不干预政策 这是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通例，它明确几点：1．教育组织不干预受教育者和施教者的宗教信仰；2．教育内容中应排除引导宗教信仰；3．宗教仅限于合法宗教，不包括被国家或国际社会认定的非法宗教或恐怖组织意识。 (三)我国宪法第49条第3款明确了父母有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义务 父母是除国家以外唯一对未成年人承担教育义务的主体，此处的教育有两层含义：一是要求父母对未成年人施教，隐含了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教育事务上的选择自由权；二是明确父母要承担未成年子女获得受教育权的保障责任，包括父母要保障未成年子女完成受教育义务。在明确这两层含义后，我们可以解释父母为子女择校、择兴趣培养的教育行为，也可以理解上海教育部门对“孟母堂”进行取缔的行政行为。 我国宪法文本规范了我国教育制度的方方面面，分析后可以得出其所包含的制度内容，这些规范是解读教育事件、改革教育的法治基础

地方教育法规篇（10）

【论文关键词】受教育权 受教育义务 教育管理权力 教育自由权 论文论文摘要：制订中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应符合宪法，因此对宪法文本中的教育关系规范进行分析厘清成了当务之急。通过明确宪法所勾勒出的教育关系图，可以发现宪法文本中不够确定的教育关系内容。 宪法是法律的制定基础和依据，在制订“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时，必须再次强调这一法治基础。我国宪法文本中直接明确教育关系的规范有八条，调整教育关系的其他规范有两条，它们是我国教育法律和教育政策的制定基础和依据。《教育大辞典》认为教育制度是指一个国家各种教育机构及其教育规范体系的总和，可分为三个层次：1．教育根本制度，主要指教育方针；2．教育基本制度，它是教育方针的主要体现，如教育体制、学制、各种教育政策法规等；3．教育具体制度，指各种具体的教育行为规范、办事程序和运作机制，如教学管理制度、考试制度、入学制度、教师制度、质量监督与评估制度等。 我国宪法中的教育关系规范从宏观上明确了控制、分配和保障国家教育权力运行规则，确认了公民的受教育权利和义务。但从山东“齐玉玲”案、湖南“罗彩霞”等教育事件中，却反映出我国各地处理教育事件依据的合法性和模糊性问题。 一、我国根本教育制度宪法规范分析 此类规范包括教育根本制度和教育基本制度，具体是教育目标、教育阶段制度、教育投资制度、教育对象、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等，分布在第19条、第23条和第24条。 (一)教育目标 第19条第1款和第23条明确了我国的教育目标——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将受教育者培养成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各种专业人才。教育目标分两个层次：实现教育朴素价值和实现教育功利价值，即帮助人的全面发展和培养人的专业工作能力。《教育法》、《义务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对此有进一步的表述，但侧重点不一。《义务教育法》侧重帮助人全面发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侧重培养人的专业工作能力。 第l9条第5款确立了具体教育目标——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二)教育阶段制度 第19条第2款明确我国的教育阶段制度——学前教育、初等义务教育、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教育法》第17条对此表述为国家实行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学校教育制度，《职业教育法》则明确了职业教育制度。 第l9条第3款中“鼓励自学成才”的表述是成人教育的宪法依据，《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等规范是对该宪法规范的具体化。 (三)教育投资制度 第19条第2款、第3款、第4款规范我国的教育投资制度，明确投资主体和投资领域。投资主体有两类，即国家与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其他社会力量。国家是指各级人民政府；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其他社会力量则是指非政府组织或人员，它表明了我国教育投资主体的开放性。投资领域同样具有开放性，只是各级人民政府作为投资主体时，突出了举办学校、建设和发展教育设施的投资领域；非政府组织或人员作为投资主体时，投资领域是各种教育事业，并将具体领域授权给法律法规明确。《教育法》第25条、《民办教育法》第9条对教育投资制度作了进一步规范。 这些条款还表明了各级人民政府对不同教育阶段承担的不同投资责任：举办各类学校组织；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发展中等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学前教育。其中对初等义务教育的投资责任为普及。 (四)教育对象、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 第l9条第3款和第24条，都明确了教育对象，所不同的是第19条第3款通过例举方式表明：应教育文盲、工人、农民、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劳动者；第24条则将教育对象抽象为群众和人民。从语言表述来看，我国宪法明确的教育对象实质是全体公民。 第24条第i款明确了具体教育方式之一，即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城市居民委员会法》第2条、第3条，《村民委员会法》第2条、第6条，对此作了进一步规范。在我国宪法第19条还隐含了学校教育方式、自学教育方式等。 第l9条第3款、第24条明确了教育内容，即：政治、文化、科学、技术、业务教育；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反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其他腐朽思 想的教育。我们可以从中抽象出三种教育内容，即人的社会素质、文化科学知识和意识形态。 二、我国公民的受教育权利和义务规范分析 我国宪法第46条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的受教育权作为公民基本权利之一，自1919年《魏玛宪法》始有，己被包括法国、日本、俄罗斯等大国在内的99个国家和国际人权公约或组织确认，但不同国家、不同学者对它的理解有所区别。 欧洲国家把受教育权理解为自由权，侧重于对受教育权的尊重和保护义务的履行。在国际人权法和其他区域人权法中，受教育权被视为一项社会权，要求国家积极作为，履行实现的义务。 郑贤君认为：受教育权作为一项宪法权利，在宪法性质上属于积极的社会权利，而不是消极的自由权，是宪法赋予国家的积极责任，也是实质平等价值的宪法形式体现。温辉认为：受教育权在宪法学意义上是教育上的受益权，是公民可以请求国家予以实现的基本利益，也是政府的教育责任；但教育也是公民的一项自由。 对公民的受教育义务，除我国宪法外，他国宪法没有直接规范，而是以“接受普通教育的义务”等来间接表述。郑贤君认为：受教育义务是指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规定强制公民接受初等教育，它兼具强制性和社会性。受教育义务在符合社会义务一般属性下还有特殊性，即：受教育义务以国家履行给付责任为成立前提，受教育权利义务具有共时性，受教育义务主体具有平等性，责任主体具有多元性，受教育义务法律责任具有不完全司法强制性。张震对受教育义务的论述与郑贤君的观点相似，但他进一步指出：受教育义务更多意义上是一种为了受教育权利实现的带有手段性质的义务，并不具有与受教育权同等程度的重要性。 综合上述观点和对教育实践的观察，本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宪法条款的分析认识有以下几点： (一)受教育权利和受教育义务都具有基本属性 公民受教育权利和受教育义务的确认都是为了实现教育目标，它们在法律效力上具有同等的地位。但受教育权利具有开放性，受教育义务却是封闭的，两者的关系是受教育义务是以受教育权利的实现为目标，同时受教育义务对受教育权利有约束，如在受教育义务内容中无放弃的自由、无选择的自由。但必须明确对受教育权利的约束仅是也只能是宪法所确立的受教育义务内容。 (二)受教育权利是受益权，也是自由权 宪法确认基本权利有两类价值，即保障性价值和防御性价值，受益权和自由权分别是对受教育权保障性价值和防御性价值的认定。从人的生存要求和国家的生存要求来说，公民必须获得受教育这种受益权，但从人的发展要求和国家发展要求来看，公民有必要获得受教育的自由权。这与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新纪元的本质认识是契合的，这一认识是《共产党宣言》里的一句话：“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如郑贤君所说，作为一种受益权的受教育权，依赖国家履行给付责任，它受到国家责任履行情况的限制，但作为一种自由权的受教育权，却可能因公民的自身努力而得到无限发展。 (三)受教育义务是对特定阶段教育的接受义务和对特定教育内容的接受义务 宪法第46条所指的公民是指受教育主体，而非泛指所有公民。宪法文本并没有明确受教育义务主体的具体范围，但在《义务教育法》第2条确认：适龄儿童、少年是该受教育义务主体，且该义务主体与义务教育内容是连带的。这类主体在国家实施这些教育内容时，应承受。应指出的是，从我国宪法第46条内容来看，受教育义务主体的确认具有开放性，不限于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 宪法第24条明确了特定的素质教育和意识形态是受教育义务的教育内容，第46条第2款则间接明确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的受教育义务。这些受教育义务主体对这类义务教育本身及其内容都没有自由选择权，必须接受并获得合格成绩。 (四)受教育权利和受教育义务的宪法规范是个人发展和国家发展的双重需要 以《魏玛宪法》为代表，各国政府开始关注人作为社会一员的需要和责任，受教育权利和受教育义务宪法规范的出现是这种关注的体现。对于受教育权利的确认，世界各国已有共识，无需多言。对于受教育义务之义务教育规范，公众也有广泛认同，但对意识形态的受教育义务内容或许有疑问。美国经济史学家诺斯认为：要协调社会利益集团间的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可以 采取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等多种方式，而意识形态的成本最低；因为意识形态是人们对自身行为的道德约束，是最佳的教育方法。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这种需要，也存在类似教育，只是是否上升到宪法义务有所不同而已。 三、我国教育权力宪法规范分析 我国宪法对教育管理权力规范有3条，即第89条第7项、第107条第1款、第119条，分别确立了国务院、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教育管理权力。 (一)文本分析 我国宪法第89条第7项明确了国务院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和管理”权力；第107条明确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教育行政工作”；第ll9条明确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管理本地方的教育事业”。同样是权力规范，但表述各不相同。 国务院的教育权力范围是全国，权力内容是领导和管理，权力对象是教育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教育权力范围是本行政区域，权力内容是管理，权力对象是教育行政工作，管理方式、管理内容依赖法律确认。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教育权力范围是本地方，权力内容是自主地管理，权力对象是教育事业，它的自治性特点使之与其他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教育权力有区别。 (二)问题分析 1．除上述宪法条款外，它们各自教育权力的依据、来源 国务院的教育权力依据是法律，来源于法律和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我国宪法第89条仅说国务院具有领导和管理权，没有提及依照什么权限，因此可以认为，国务院和它的所属机构有权对教育工作进行立法。比如国务院制定《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规范中外合作办学活动，教育部制定《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建立和规范高校辅导员队伍。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教育权力依据是法律，但此处的法律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从实践来看，此处的法律是指广义的法律，即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外，还包括国务院及其所属机构、地方人大等有立法权机关所制定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地方法规、政府规章、教育规范性文件等)。比如《江苏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对未成年人的教育进行了规范，并赋予了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一定的教育权力。在高家伟主编的《教育行政法》中对教育法渊源的表述也是指广义的法律。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教育权力依据是法律，所不同的是它所依据的法在某些方面可以突破与上位法的一致性规则。 2．它们各自的教育权力对象的区别 教育工作、教育行政工作和教育事业从字面来看是有区别的，教育事业外延最广，教育工作其次，教育行政工作最窄。这是对教育权力对象的限制。但在实践中如何具体化，还存在模糊性。 3．教育权力与公民的受教育权和受教育义务的关系 首先，教育权力要管理公民的受教育义务，执行宪法和法律对公民的强制性受教育义务；其次，教育权力要保障公民受教育权之受益权部分的实现；再次，教育权力要防止自己和其他力量对公民受教育权之自由权部分的侵犯；最后，教育权力一切内容都应服从于公民受教育权的实现，及宪法所确认教育目标的实现。 4．不允许教育权力约束的内容 受教育权的自由权部分不允许教育权力约束。但对非受教育权主体及其教育行为，也不允许教育权力约束吗?现实中对高等教育的约束是否具有合宪性? 上述问题的解决是我国新一轮教育改革推行的前提。因此，对我国教育权力的宪法规范应进一步分析。 四、调整教育关系的其他宪法规范分析 我国宪法第35条、第36条、第49条第3款也是调整教育关系的规范。 (一)我国宪法第35条明确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结社自由权，它包含了教师、学生在教育领域的言论自由权和结社自由权，并暗含了学术自由权 我国《教师法》第7条的第2项、第5项与之相呼应，确立教师在“从事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参加专业的学术团体，在学术活动中充分发表意见”，“对学校教育教育、管理工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它们是宪法言论自由权在教师这一特殊群体的具体化，应该是调整教育关系的重要法律渊源。 1．从教育关系的完整性看，有必要确立该条款的教育宪法渊源地位。宪法有对受教育者的权利义务规范、对教育管理者的权力规范，但没有对施教者——包括但不限于教师这一重要教育 关系主体——的规范。 2．从国外宪法规范和实践来看，认定我国宪法第35条的教育宪法渊源地位是合法的、科学的。日本国宪法第23条规定：保障学术自由；美国则通过1968年的PickeringV．Bd．ofEduc案明确：教师的言论自由在不影响教育质量下被保护。 3．从该条内容来看，它能满足教师在教育关系中的宪法权利需求。教师以言论教学、以言论参与教育管理，而且从教育的本质来说，教师应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如果将教师的施教行为僵化，将很难促进个人充分发展的教学目标的实现。 4．确立该宪法条款的教育宪法渊源地位有紧迫性。2008年萧瀚因“杨帆门”事件向中国政法大学辞职事件已能说明其紧迫性。 (二)我国宪法第36条明确了宗教自由，它隐含了教育内容对宗教的不干预政策 这是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通例，它明确几点：1．教育组织不干预受教育者和施教者的宗教信仰；2．教育内容中应排除引导宗教信仰；3．宗教仅限于合法宗教，不包括被国家或国际社会认定的非法宗教或恐怖组织意识。 (三)我国宪法第49条第3款明确了父母有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义务 父母是除国家以外唯一对未成年人承担教育义务的主体，此处的教育有两层含义：一是要求父母对未成年人施教，隐含了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教育事务上的选择自由权；二是明确父母要承担未成年子女获得受教育权的保障责任，包括父母要保障未成年子女完成受教育义务。在明确这两层含义后，我们可以解释父母为子女择校、择兴趣培养的教育行为，也可以理解上海教育部门对“孟母堂”进行取缔的行政行为。 我国宪法文本规范了我国教育制度的方方面面，分析后可以得出其所包含的制度内容，这些规范是解读教育事件、改革教育的法治基础

地方教育法规篇（11）

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新的类型，这已在教育界形成了共识。高等职业教育近几年的快速发展，使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迈入了大众化教育行列。高等职业教育在其规模迅速扩张的同时，相关理论基础、法律法规建设显得相对滞后，如何遵循高等职业教育的规律，完善高等职业教育的法律制度，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规范高等职业教育的法规建设综述

(一)确立高等职业教育的法律地位

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职业教育法》)规定：“职业学校教育分为初等、中等、高等职业学校教育。”“高等职业学校教育根据需要和条件由高等职业学校实施，或者由普通高等学校实施。“这是建国几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经验的结晶，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这是我国第一次把高等职业教育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下简称《高等教育法》)第68条规定：“本法所称高等学校是指大学、独立设置的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其中包括高等职业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这进一步确立了高等职业教育的法律地位。首先它是职业教育，不同于普通教育，不同于学术型、研究型、工程型教育类别。其次，它又属于高等教育范畴，区别于职高和中等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的高级阶段。

(二)确定办学类型定位

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技术院校”，“逐步建立起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高中毕业生一部分升人普通大学，一部分接受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该《决定》不仅首次提到“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并且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内涵进行了初步的阐述，将其定位为：“高中后实施、有别于普通教育、与行业配套的一种新型教育类型。”

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指出：“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种新类型。”这就真正确立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地位。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我国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教育部关于以就业为导向，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指出：“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明确人才培养定位

1999年国务院批转的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提出：“高等职业教育必须面向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适应就业市场的实际需要，培养生产、服务、管理第一线需要的实用人才，真正办出特色。主动适应农村工作和农业发展的新形势，培养农村现代化需要的各类人才。”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进一步指出：“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培养一大批具有必要的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实践能力，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和农村急需的专门人才。”

(四)规定高职办学条件

1997年，原国家教委颁布了《关于高等职业学校设置问题的几点意见》，2000年3月，教育部颁布《高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暂行)》，对高职学校院系两级领导的配备、专兼职教师队伍、土地和校舍面积、实习实训场所、教学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课程与专业设置、基本建设投资和正常教学等各项工作所需的经费等条件作了规定。文件还提出新建高等职业学校四年内在规模、师资、图书设备、教学管理等方面应达到的基本要求。

(五)提出办学质量要求

2006年11月16日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指明了高职培养目标、教育过程和环节设置、人才培养模式、课程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实训基地建设等关键问题，这是规范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的纲领性文件。

二、现行高等职业教育法制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法制的滞后性

1．我国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到现在已有三十年的历史了，1995年9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6年9月1日起施行《职业教育法》，1999年1月1日起施行《高等教育法》，到目前尚未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高等职业教育法》)，严重制约了高等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

2．《高等教育法》第十三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高等教育事业，管理主要为地方培养人才和国务院授权管理的高等学校。”但高等职业教育尚未真正纳入省政府统筹协调范围之内，地方高等职业院校很难依法获得第五十五条规定的教育经费，造成办学经费投入严重不足等诸多问题。第三十三条规定：“高等学校依法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省级教育主管部门严格控制，对高职学校来讲其实这根本就不可能。同时也缺乏“双师型”教师的条款，不利于激励人才流向高等职业教育岗位。

3．《职业教育法》第二条规定：“本法适用于各级各类职业学校教育和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但是，高职教育是在近几年才快速发展的，地方高等职业院校无法直接引用其中的相关条款，诸如资金投入、“订单式培养”、“顶岗实习”、招生及就业等问题，严重制约了高职教育的发展。

(二)法制的依附性

1．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严重依附于其他教育法。由于《高等职业教育法》没有出台，高等职业教育只得依附于《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和其他相关的法律制度。

2．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依附着政策性文件的主导和调控。从中共中央、国务院到省、地(市)、县(区)人民政府等部门颁发的《决定》、《意见》、《通知》、《计划》等等。

(三)法制的零碎性

从表面形式上看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法律法规已初具规模，但缺乏相对独立、完整的法律体系。

1．规范高等职业教育的法律散见于各类教育法规之中。《教育法》只提到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法}69个条文中仅有一处出现了“职业技术教育”字样，《职业教育法》主要规范初等和中等职业教育。

2．高等职业教育程序法缺失。法律分为实体法和程序法两类，实体法是规定人们权利义务的法律，而程序法是为保证实体法规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实现而制定的有关行政和司法程序的法律。《职业教育法》的规定过于原则，多是宏观方面的条条框框和原则性规定，缺乏具体的操作程序和实施步骤。尽管可用其他教育法来指导高等职业教育办学，但谁来办高等职业教育、怎么办好高等职业教育?具体行为执行的方式、形式如何?强制执行的条件、范围如何?行业配合与监督、审查程序等等程序却没有规定，高等职业教育缺乏协调高效、令行禁止的运行机制。

(四)法制的非权威性

1．《职业教育法》是职业教育的基本法，但对高等职业教育就显得缺乏针对性。各级政府部门制定的规章同样缺乏针对性，权威性难以体现。

2．有些本应用法律条文规定的内容，却以政策性条文加以规定，其权威性明显不足。政策性规定的内容，因地域差异、职能部门的重视程度和执行者的主观等因素，在具体行政行为上存在不一致性，在实施中存在不到位甚至不实施、不兑现的现象。

3．由于立法的角度不同、颁发的部门或地域不同，以及实施的时间不同，现行规范高等职业教育的一些法律法规等存在许多交叉和矛盾。

4．对于违反相关法律行为，无可依据的强制措施，更找不到制裁的办法。《高等教育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保护教师的合法权益，改善教师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教师的工资报酬、福利待遇，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教师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我国大多数高职学院是从中专学校升格的，以前工资享受的提高10％的待遇，升格后被取销了；现在国家公务员实行了生活补贴，大多数中小学教师也参照执行，唯有高职学院教师生活补贴没有纳入地方财政拨款。

(五)法制环境不良

1．观念性障碍。有些政府部门甚至是教育行政部门存在着忽视高等职业教育的倾向，直接导致了政府对高等职业教育政策支持的削弱，资金投入不足，这严重制约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社会歧视观念依然存在，认为高等职业教育是一种低水平、低层次的教育，报考高职院校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2．体制性障碍。一方面，法律体制没理顺，具体表现在：其一，上位法定位不规范。《职业教育法》第一条指出，“根据教育法和劳动法，制定本法。”在这一规定中，没有提到根本法——《宪法》，很容易使人们认为，“推进职业教育只是教育部门和劳动部门的事，是比较明确的行业行为。”其二，原则性条文过多，规范、操作性条文太少。有很多条文表述模糊，一些重要的概念笼统含糊，类似“鼓励”、“可以”、“应当”、“逐步增长”、“一定比例”、“适当”、“酌情”等词语频繁出现和不当使用，导致法律缺乏可操作性、规范性和约束力。其三，法律规则要素不全。“在逻辑结构上，法律规则都是由假定、处理和法律后果三部分构成的。”但在《职业教育法》中，不少法律条文只有假定和处理而无法律后果，导致一些法律关系主体虽不履行义务却不必承担法律责任；一些法律条文对适用主体或者违法惩处主体的规定也不明确，导致执法主体互相推诿、互不负责，最终使规定的法律条文成为一纸空文。

另一方面，管理体制不顺，首先是管理部门关系不顺，教育部门负责学历证的发放，劳动部门负责职业资格鉴定与证书发放，经过高等职业院校培养培训的学生，在获得学历证书后，仍然需要经过劳动部门的培训鉴定，才能获得职业资格证书，这造成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的脱节；其次是内部管理不顺，国家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对高等职业教育职成教育部门和高教部门都能管理，结果反而造成两个部门谁都没有管好的局面。

3．政策性障碍。一是缺乏具体可操作的配套法规和实施办法，高等职业教育在教育规划、经费投入、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及劳动就业等方面，缺乏有力的法律保障。二是高等职业教育不能享受与普通高等教育同等的政策待遇，缺乏政策的公平性。如《高等教育法》第32条至第38条规定了高等学校有7项办学自主权，但高职院校在招生、课程开发、教师聘任等方面仍缺乏根据学校发展需要自主选择的权力。《教育法》第十四条规定：“高等教育由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管理。”但高等职业教育却交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明显违反了《教育法》。

4．经费性障碍。根据发达国家的统计，职业教育的成本是普通教育的2．5倍，而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明显不足。有资料表明，职业教育经费在整个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中所占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目前，高等职业院校生均事业经费尚不足普通本科院校的一半。很多省市没有按要求制定生均经费标准，高等职业教育的专项经费也很少。举办高等职业院校的部门、行业，也没有按办学规模拨足办学经费。企业缺乏举办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也缺乏承担职业教育经费的法规约束。高等职业院校主要依靠收取学杂费来维持运转

5．互动性障碍。《职业教育法》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规定缺乏强制性和约束力，各项规定很难落到实处。高职教育与地方经济建设紧密相连，但不少高职专业、课程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严重脱节，企业缺少参与产教合作的热情，学生也很难得到去企业实习的机会，造成高职学院培养的学生不能完全胜任社会和企业工作的需要。

三、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法制完善的主要措施

教育部在2009年工作要点中明确指出：“加快修订《职业教育法》进程”。教育部副总督学、职成教司司长黄尧指出：“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的法制建设，尽快修订《职业教育法》，制定《终身学习法》，完善与两部法律相配套的条例、办法，地方也要建立健全职业教育相关规章制度，加强对职业教育工作的督导检查，从制度上保证职业教育持续健康发展。”因此，制定和完善我国职业教育法成了当务之急。要想使高等职业教育有全面、权威法规的保障，制定一部具有可操作性、制约性、客观性和科学性的《高等职业教育法》迫在眉睫。

(一)制定高等职业教育法

我国《职业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皆为一种跨类别、跨层次的教育法律，由于立法时高等职业教育尚处于初创阶段，涉及高职的内容不多，且多是目标性、原则性的，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性质、根本任务、管理体制、管理职责、运行机制、办学条件、人才培养模式、教学质量、评价标准、经费来源、师资、企业的职责等等均未做出明确的规定。没有根据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立法，因此在制定《高等职业教育法》时，必须明确以下内容。

1．明确高等职业教育地位。应明确高等职业教育是处于与普通高等教育并列的、同等重要的地位，以及建立在国务院领导下，分级管理、地方为主、政府统筹、社会参与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扩大高职院校的办学自主权，保障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招生规模、教师聘用及经费使用等方面享有充分的自主权。

2．完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首先，高等职业教育应该是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而非一个层次，既然属于高等教育范畴，就应该也有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层次。西方国家的职业教育目前已发展到博士教育阶段，我国台湾在20世纪5O年代开始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逐级上移，现在已形成了中等职业教育、技术专科、技术本科以及技术硕士和博士的多层次职业技术教育体系。需要通过立法来确定中、高等职业教育衔接，普教与职教沟通的立体化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其次，理顺高职教育管理体系，打破部门界限，成立专门的机构，实行对职业教育的统一领导。

3．保障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据发展中国家对教育成本的研究结果表明，高等职业教育的成本是普通高等教育成本的2．64倍，即发展高等职业教育需要有更大的投入。从国际看，法国大学60％的事业经费来自政府拨款；加拿大大学75％的事业经费由政府拨款，美国教育经费是联邦政府、州政府财政拨款最优先的。因此，我国政府应按照教育成本确定经费配置比例的原则，调整普通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公共教育经费的分配结构，提供公平的教育财政政策，改变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导致区域高职院校经费投入的不平衡现象，从而构建科学合理的高职院校成本投入体系。应使高职院校的生均拨款经费标准与普通本科院校的生均拨款经费标准大体持平，降低高等职业教育的收费标准，从而为高等职业教育的和谐发展创造公平的投入环境。并在法律上明确规定按财政收入的比例确定政府的职业教育投入，按企业收入和职工工资的比例确定企业的投入一同时在税收上制定辅助政策，鼓励企业投身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充足的经费保障。

4．建立产学研合作的机制。从国际职业教育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职业教育必须要企业参与和合作。我国职业教育的弊端是学生缺乏实践锻炼，只有加强校企联合，高职教育才能培育出企业急需的合格人才。因此，在立法时要明确规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义务和方式，硬性约束有条件的企业参与实施职业教育。企业是高职学生最好、最适宜的实习场所，开展合作教育不仅可以解决学校实习场所、设备、技术和经费开支等问题，企业也可利用学校的教育资源，大搞人员培训，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也可为毕业学生的就业提供机会，实现学校和企业成功的双赢合作。

5．规范职业资格证与培训。目前我国职业资格证存在“证出多门”、“乱办班”、“乱收费”和“乱发证”等现象。各行业及各级劳动人事部门都在抢占职业资格鉴定市场，各种培训、审批无序，使得学校和学生无所适从。因此必须尽快出台具有可操作性的立法规范职业资格证书，从而做到有法可依，依法推动行业和地方制定的各类人员任职资格标准或职业技能标准的执行，推动考核鉴定工作有计划地开展。

我国在80年代颁布了一系列职业教育行政法规和规章，基本上是对职业学校教育的规定，很少涉及职业培训方面的内容。职业培训作为职业教育的基本形式之一，其重要性丝毫不低于职业学校教育。职业培训不仅可以缓解就业压力，为广大劳动者接受终身教育提供机会，而且可以把我国巨大的人口负担变为丰富的人力资源。急需通过立法来规范我国的职业培训制度，解决职业培训中各种关系的协调、培训资金的缺乏、培训机构的管理等问题。

(二)完善相关配套的法规体系

借鉴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立法经验注重健全职业教育立法机制，明确划分立法权限，杜绝越权立法，尤其要警惕隐性越权。进一步强化权力机关在职业教育立法中的地位和作用，淡化职业教育立法中的行政部门色彩，确保立法程序的严格规范。

在颁布《高等职业教育法》后，需要完善程序法和与其相配套的下位法规体系的支撑。以《高等职业教育法》为总法，以职业教育投入法、职教师资法、职业资格证法、企业培训法、就业与职业培训法等若干行政法规为主体，辅以大量的职业教育行政规章、地方性职业教育法规、众多的与职业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等构成的上下有序、内容全面、形式完整、协调统一的职业教育法规体系。同时，国务院再颁布《实施细则》作为配套的程序法，规定违法责任的处罚措施，避免以往文件口号式的宣传式的弊端，真正按“依法治国”的精神，做到依法治教，为高职教育的发展奠定法律基础。

(三)健全执法机制与监督机制

法律规范如果没有了制裁措施，则不成其为法律规范。我国高职教育绝大部分也以规章、政策的方式予以规范，没有将其上升到法律法规的高度，即使有一些法律规章也往往只有规范要求，没有实施细则和相关责任条款，致使这些法规规章成了口号式、宣言式文件。西方各国设立了教育审议制度来加强对职业教育的监督，如法国的全国教育审议会，德国的联邦及各州教育计划委员会，美国的联邦职业教育审议会，英国的中央教育审议会等对职业教育的政策和措施及法规的实施效果，都进行全面、及时、有效的监督与调节。而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样的专门对职教法规进行审议和监督的机构。

现行《职业教育法》中关于违法处罚的问题轻描淡写，造成了职业教育行政执法的软弱。职业教育不仅要有法可依，而且要违法必究。必须加入违反《高等职业教育法》的处罚条款，以便更好地建立健全教育司法制度，打击职业教育方面的违法犯罪行为，为职业教育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而国家意志的实现更离不开法律的执行。因此，应该健全教育司法制度，完善教育行政执法工作。《高等职业教育法》的执行与政府有关部门、行业和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职业教育机构等密切相关。要明确各部门的执法责任和执法程序，强化执法队伍，提高依法行政水平。要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和机制，充分发挥出以下几项监督职能。

1．政府要加强依法办学、依法行政和执法检查与监督的力度，将高等职业教育纳入政府督导和人大执法检查范围，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2．国务院及时出台配套政策和实施细则，健全、完善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教育执法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