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语言论文大全11篇

社交语言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5-0187-006

一、商务社会语言学产生的背景

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来自语言、文化、社会学领域的学者从不同理论和方法出发，共同缔造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以语言为核心研究社会和文化生活。该领域跨文化、跨学科的视角在社会科学界引起了一场地震，尤其是在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和心理学领域。拓荒学者们开创了多条路径来研究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的语言：变异社会语言学、交际民族志、交际社会语言学、对话分析、象征交际学派、语言社会学，等等，为研究语言文化和社会奠定了概念和理论基础。[1]在此时期，“社会语言学”开始用作相关研究的总称。尽管早期各个研究路径理论和方法存在较大差异，彼此往往互相补充、协作。其中最大的两个发展取向是“社会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大量使用社会信息来阐述语言结构、变体和语言变化，人类语言学通过言语事件和交际实践来解释文化现象。Hymes（1964）提出用“语言人类学”来囊括人类学语境下的语言研究；10年后，他意识到这个提法已经逐渐被“人类语言学”所代替，经过审慎思考，Hymes（1974，pp.83-85）将该领域更名为“社会语言学”，认为它最能代表语言和人类学之间跨学科研究的新领域。

80年代中期，学科方法论分野日渐明显，社会语言学（狭义）主要使用量化分析方法，人类语言学主要使用民族志方法，话语分析则是两个领域共同的研究方法。尽管如此，语言学界和非语言学界，依然普遍使用“社会语言学”涵盖宏观的社会文化跨学科视野。至今，语言、社会、文化领域已经呈现清晰的学科融合趋势，社会语言学（广义）是该融合学科的总称。融合学科麾下，研究视野更加广阔，既关注主流国家、主流社会人群（所谓的精英），也关注非西方主流社会、边缘群体；不仅涉及宏观政治、经济、民族、文化范畴，也涉及地理、历史、教育等人类生活范畴，并深入到消费、管理、商务谈判、新闻、物理空间、艺术品象征意义等微观社会生活语言符号层面。统一的学科旗帜，为不同视野之间理论、概念、方法的互相借用和融合清除了门户壁垒，为社会语言学进一步发展创造了优厚的学术条件。

为社会语言学在21世纪的繁荣创造另外一方面条件——社会背景条件——的是史无前例的经济全球化。随着西方跨国公司的触角深入到世界各地，国家间、区域间交流合作日益增多，原材料、劳动力、技术、市场等各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调配、整合的趋势已经呈现。自20世纪60年代社会语言学产生之初，人们就已经认识到，语言和经济结构息息相关[2]，社会经济结构调整，势必产生新的语言和语言使用问题。全球化背景下，经济格局重写，国内、国际商务交往激增，无论就语言作为跨国、跨区域商务沟通媒介的物质资源，还是就其标识民族身份、政治经济地位的象征资源，语言当之无愧成为全球化商务人士无可回避的问题，官方语言选择、各种书面和口头商务交际语言使用、企业员工招聘条件和能力评价系统、外语教学，甚至国家语言规划政策等等问题纷纷浮出水面。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语言问题并非只是争相与“国际”接轨的亚、非发展中国家才需要考虑的问题，而是经济链条上任何国家、任何企业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语言也并非只是政治经济格局和变革的棋子，基于听众文化的语言符号可以为企业带来商机，语言能力和语言策略可以左右商务谈判结果，机构话语行为可以建构社会现实，也可以掩盖真相。实际上，全球化背景下商务领域的社会语言学问题所涉及的范围之广，影响之重大，问题亟待反省和解决之迫切，使得 “商务社会语言学”学科成为必然和必须，社会语言学科发展和商务活动现实共同呼吁“商务社会语言学”的建立，用以考察和研究商务领域林林总总的语言现象和语言问题，不仅有助于促进商务沟通，而且有助于人们清楚认识隐藏在商务交际背后的失衡权势关系，从而推动人际、国内、国际企业之间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与合作。

商务社会语言学并非独立于社会语言学之外的学科，恰恰相反，商务社会语言学正是运用宏观社会语言学框架下的理论、概念、方法，研究商务社会各个层面的语言现象和语言问题，因此，从学理上应属于社会语言学的分支。但本文并无意倡导（或反对）其他领域都应建立自己的社会语言学，例如政府机构社会语言学、医疗社会语言学、体育社会语言学等等，“商务社会语言学”的提法，是建立在语言的社会经济本质、商务语言活动对于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力基础之上的，是全球化经济现状和发展所呼唤、应运而生的必然产物。提议建立学科的目的不在于区别和排斥其他领域，更不在于限定研究路径，而在于总结前人学术成果和不足，为今后商务领域的语言研究提供概念、理论依据和方法论的指导，鼓励学仁向更多未知商务语言领域挑战，增加不同视角和研究路径之间的对话和协作。

二、商务社会语言学学科建构路径

回顾过去的二十年，商务领域语言问题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大致可以用社会语言学的主要研究路径概括：变异社会语言学、人类学、交际社会语言学（交际民族志）、跨文化交际、语篇分析/话语分析/对话分析、批评话语分析。同一个问题可以从不同研究路径入手，也可以综合运用多种研究路径和方法来研究一个问题。本文将前人相关研究放置在商务社会语言学学科视野下进行综述和总结，以此构架一个综合性的、独立的学科。

1.商务语言、语体变异研究

变异学说基于社会现实主义（Social realism），认为社会存在不同阶级，任何人类社会活动、交际行为（包括语言）、社会关系以及意识形态，都具有阶级属性。[3]旨在通过实证研究，找出作为因变量的语言变体和作为自变量的语言环境之间的相关关系。跨国商务交际或者多语环境下商务活动情景下，语码的选用标识社会文化身份，选用对方语言表示放弃自己的优势或与对方平等的地位（例如Cohen & Cooper （1986）旅游景区当地居民向外国游客语言调适研究），将对方置于优势地位（例如服务对象）。[4]有人基于促进国际交流和贸易往来的实用性，提出淡化国家象征意义[5]，认为英语已经成为公认的世界通用语[6]，不仅在英语母语国家与非英语母语国家商务交往会使用英语，即使在延展圈（extended circle）[7]，即非英语母语国家之间商务交流也大多以英语为通用语，使用英语不在乎语言是否准确地道，重点在于清楚传递信息和提高工作效率。但有些事实不容忽视：放弃母语的一方学习外语增加经济成本，商务谈判中因为语言劣势失去平等发言机会，以及强势语言的文化扩张，即文化中心主义，等等。

除了语言对于企业社会身份的标识作用，变异学者也关注语体变异。在日渐形成的“国际商务英语社区”，存在介于标准英语和当地语言之间的过度语，构成社会方言（sociolect），并形成上层、中层和下层的社会分层。[8]一方面语体标识说话人的社会身份地位，标识显性社会声望，或是反应商务交际场合的正式程度，另一方面，语体选择和语体切换可以体现说话人对商务交际对方的尊重或重视，希望得到对方的认可，拉近情感距离，因而进行语体调适行为。与此相关，来自母语非英语国家的商务社区成员努力学习英语以便增加自己晋升的机会。[9][10][11]

近年来社会语言学发展一个重要动向是将基于实践的研究方法纳入变异研究，更注重说话人主体作用[12]，关注主体通过语言和其他符号资源建构社会意义的方式。在新语境中使用现有语言资源，即“再语境化”（recontexturalization），是产生新的社会意义的转换过程。[13]例如在外企工作的中国员工使用北京当地语言资源和全球化语言资源来构建普通话的新兴世界性变体。[14]

2.商务人类学/民族志研究

社会语言学对于个体意义建构的思想来自于人类学。最早的变异研究将社会群体与语言形式一一对应的社会结构模式[15]过于简化了真实的语言和社会。现实生活中，两者之间的标识关系既不是普遍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联系二者的纽带——语言意识形态——是不统一、可变的。人类学不仅研究语言形式和结构，而且研究谁、怎样、为什么使用这样的语言形式和结构的问题，对于说者和听者产生怎样的影响，挖掘语言行为产生的‘象征’意义，甚或说者和听者未曾意识到的意义。个体的语言行为，出于个体对社会群体语体规范的感知和再现，体现个体对自我身份和社会规约的动态构建。[16]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商家纷纷以外语为自己的商号命名，通过新名称将公共空间私有化，通过语言的象征意义，在语言和社会层面上引入新的区别性和阶级概念，体现转变的社会意识形态，并重新定义社会空间、个人身份和权势关系。又如企业管理者通过幽默的语言风格让听者开心，显示自己与听者对幽默有共同理解，拉近彼此距离，创造正面个人形象（persona）。[17]拉近距离往往涉及权势，为了得以构建“受人尊敬的地位和团体内部的地位”。身份随交际产生，在话语和文化意识形态中建构。

新近语言人类学者关注本土化主体性 （localized subjectivities），通过民族志局内人视角（emic）观察、反省、解释，重点考察社团成员对于社团的主观认知和体验[18]，常用的民族志方法包括参与者观察法、访谈、个案跟踪、叙事等。目前，已经有不少学者从局内人视角进行商务研究，例如密切观察商务会议[19][20]，考察管理层和员工对于领导能力的认知，或者通过女经理自述了解职场成功女性的身份构建。[21]变异线性相关理论将社会结构和语言结构僵化对等，人成为结构的玩偶，忽视了人的主观选择空间。局内人视角能够有效避免研究学者强加给所研究社区的泛化范畴，强调说话人的感知是社会语言学证据的重要的来源。但是完全按照个体描述分类或划分社会范畴，也未必完全反映客观实际，容易过度强调自我定义。一种解决办法是语料库研究[22]，语料库研究的结果可能与直觉相反，对于研究者和局内人的社会语言范畴提出挑战，将民族志和语料库方法结合起来可以得到客观的结论。

3.商务交际社会语言学

Gumperz创立的交际社会语言学（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s）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分支，Hymes所创立的交际民族志（Ethnography of speaking）属于人类语言学的分支，两个学科都关注语言交际事件，互相影响借鉴，侧重点略有不同，后者注重言语事件中的文化背景与交际能力，前者注重会话策略和言语事件的语境化过程。本文强调两者研究言语交际事件的共性，因此将两者放在一起讨论，统称为交际社会语言学，放在商务社会语言学视阈下称为交际社会语言学。

根据对话推论理论，来自共同言语社区的对话双方通过使用语境化提示（contextualization cues）来标识自己的身份，即语境化过程。语境化理论被广泛应用到商务谈判研究[23]，双方通过语境化过程建构谈判秩序。谈判之前，谈判双方已经通过语境预设（contextual presuppositions）赋予语言符号（词汇、句法结构、语调、韵律、语体）以字面以外的意义，即谈判双方将自己的文化背景和语言象征意义带入谈判之中；谈判过程中，双方通过语境化提示进行情景推论（situated inferences），破译对方信息，推断当即对方要表达的社会意义，实现成功谈判。谈判成功的重要前提是双方对于相同的语境化提示（例如术语）具有同样的社会文化预设，但是实际生活中，谈判双方代表不同利益群体，来自不同社会文化和企业文化环境，谈判双方往往缺乏共同的预设，用自己的社会文化预设阐释对方的语境化提示，形成“社会语言迁移”[24]，造成误解和冲突。因此谈判双方需要根据当即情景的权势关系和彼此地位试探、协商、坚持或妥协，最终形成对于语境化提示的一致阐释，新的谈判秩序得以建构，谈判秩序能够使下面的谈判顺利进行，并规范双方谈判行为。因此谈判秩序的建构过程，也是社会结构、社会秩序的建构过程。

4.跨文化商务交际研究

二战后北美职工多元文化构成产生并大大刺激了60年代跨文化交际学科的发展。但此期间鲜见商务领域跨文化研究，多为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对比研究。80年代，欧洲跨文化交际日益频繁，学者也开始关注各种用途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商务语境中的语言行为也开始受到关注。由于欧洲是话语研究的故乡，促动了跨文化商务研究的话语转向。[25]21世纪全球劳动力构成国际化、跨国公司激增，对于跨文化商务交际研究产生空前需求。

英语在全球商务活动中不可替代的优势地位，成为跨文化交际首要的焦点。为了满足商务发展需求，英语教育已经成为一项全球规模的产业，培养学员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是跨文化交际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大量的基础性研究是关于文化特征的描述，尤其是商务文化和商务规范的研究[26]，提醒商务人士提高跨文化交际意识。

有学者提出应警惕语言与文化一一对应的“本质主义”，因为本质主义的背后往往隐匿着欧美英语国家优势的“民族中心主义”，以英语和英语的各种社会附加值为标准，衡量交际能力和交际行为是否符合规范。实际上，很多跨文化研究直指母语英语国家与母语非英语国家之间商务交际中体现在话语行为中的权势失衡。[27]

在英语“霸权论”呼声渐高的同时，近来有人提出英语“异质论”[28]，认为英语出现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趋势，现代商务英语不仅包括英美人讲的英语，而且包括世界各地的英语，马来西亚英语、泰国英语、日本英语等等。一方面，有人认为异质英语的概念意在混淆视听，掩盖政治不平等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全球英语作为跨文化交际现象和产物已经呈现在语言学和跨文化交际学者面前，成为跨文化商务交际的重要议题之一。

近年跨文化交际出现两个趋势：第一，研究内容由书面研究向口语转变，由虚拟数据转而研究真实数据；第二，研究方法由交际模式研究向民族志方法转变，更多实用录音、访谈，取得真实语料，并获取局内人视角。

5.商务话语分析/批评商务话语分析

话语分析既是社会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广泛使用的研究方法，又有其语言学分支的学科独立性，具有跨学科性质。Schiffrin（1994）总结六种话语分析路径：言语行为、交际社会语言学、交际民族志、语用学、对话分析、变异分析，足见话语分析学科应用的广泛程度。话语分析着手于话语结构，着眼于不平等的社会秩序。话语分析领域有几个里程碑式的研究贡献，决定了它的发展趋势。Foucault （1984）对于话语秩序、真理、权势的解构，成为话语分析尤其是批评话语分析的哲学基础；Bakhtin（1981）发现语言对话化本质（dialogism），让人们认识到任何话语都具有历史性和互文性，承载着社会生命和意义；Bourdieu（1991）语言市场理论揭示语言的物质和象征价值；Bauman & Briggs （1990）拓展对话化理论，提出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 and recontextualization），进一步解析新的本土化社会意义产生的过程；Agha（2003）追踪话语的语域化（enregisterment）过程，解析话语是怎样具有和巩固标识社会地位的社会价值的。[28]这些奠基性研究为话语分析提供了广阔应用空间。

Bargiela-Chiappini主编的The Handbook of Business Discourse （2009）提出10种商务话语研究的路径和方法：组织话语分析、民族方法、语料库语言学、谈判研究、多模态分析、修辞分析、批评研究、媒介交际、礼貌研究，以及作为通用语的商务英语，涉及学科视角亦是包罗万象：语言人类学、跨国管理、跨文化交际、话语分析、社会学、叙事和话语、语用学、组织管理研究等等[29]，为商务话语研究做了较为全面的总结。本文按照宏观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路径，从商务语言变异、商务人类学/民族志、商务交际社会语言研究、跨文化商务交际和商务话语分析几个方面架构商务社会语言学研究路径，为该学科奠定理论基石并勾勒出主体理论实践研究框架，为后续研究方法的探索铺平道路。

三、结 语

商务社会语言学是社会语言学的分支，该学科的建立是语言的经济本质、社会语言学密切关注人类政治经济活动学科本质属性的必然产物，尤其21世纪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本土化时代背景之中，商务语言选用的纠结、语言培训的成本与困境、商务交际中各种语言文化的障碍，使得商务语言成为时代舞台的前景，成为商务人士、语言学者、社会学家甚至政治领域共同关注的焦点，可见商务社会语言学产生的学理必然性和时代必然性。

此前关于商务领域的语言研究散见于社会语言学的各个分支或相关学科，每个学科视野有其独到优长也有视阈限制，学科之间偶有互相借鉴，例如变异社会语言学对主体的关注，人类语言学主观感受与语料库方法的结合，跨文化商务研究的话语转向等，进一步证明打破视阈界限、建立综合学科的必要性。将如上综述的各类研究置于“商务社会语言学”的广阔视野之下，有利于各分支学科互相借鉴融合，研究方法更趋于科学缜密。视阈和方法的整合有利于深掘该领域研究的哲学根基、拓宽研究视野、丰富研究理论、优化研究方法。商务社会语言学应时代呼唤而产生，并具有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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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语言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z.2015.03.016

On the Speech Act Theory and Cultivation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of the Higher Vocational Medical Students

ZHU Liping， HOU Xiaojing

（Basic Department of Taizhou Polytechnic College， Taizhou， Jiangsu 225300）

Abstract Speech act theory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field in pragmatics， and has a positive significance in cross culture communica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eech act theory and the training of medical students' ability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discuss how to improv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cultivat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awareness， medical professional students' pragmatic competence and the application of speech act theory.

Key words speech act theory; cross-culture communication; medical students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及医学事业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的医学跨文化交际活动日益频繁，医患之间的跨文化沟通也日渐增多。良好的医学环境下的跨文化交际活动有利于建立我国医学卫生事业的良好国际形象。言语行为理论是跨文化言语交际的重要哲学基础，对跨文化交际活动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本文将简单论述言语行为理论的产生及发展轨迹，研究言语行为理论及跨文化交际之间的重大影响，并从培养医护专业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语用能力及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应用三方面讨论言语行为理论对高职医护专业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启发。

1 言语行为理论综述

言语行为是语用学的重要课题，它为语言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哲学理论基础。当人们在使用语言进行交际时，交际双方能正确理解说话者言语行为的深层含义对确保交际活动的顺利进行具有关键意义，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交际双方的文化差异，更能正确地掌握言语行为尤为重要。

言语行为理论的形成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先后经历了从1923年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Malinowsk）提出“言语行为”（verbal behavior），到1957年英国哲学家奥斯丁（J.L.Austin）明确提出言语行为理论，认为人们在“以言行事”，后来又提出“言语行为三分说”，即言内行为（the locutionary act）、言外行为（the illocutionary act）和言后行为（the perlocutionary act）。在这三个行为中，言外行为一直是学者们长期以来研究的重点，在这个研究焦点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言外之力”。奥斯丁认为，在特定的语境中，人们的交际话语具有一定的言外之力，如承诺、命令等。后又把言外行为分为判定、裁定、承诺、阐述、行为这五类。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奥斯丁的门生美国哲学家塞尔批判继承又发展了言语行为理论，也认为实施言语行为的同时就是做出陈述，发出命令，提出问题，做出承诺等，后又进一步提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可以理解为“通过施行了一个言外行为间接地施行了另一个言外行为”。此理论研究的是听话者如何从说话者的言语“字面意思”推断出其间接表达的“言外之力”。

2 言语行为理论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

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交际行为受制于不同的社会规范，语言使用规则亦不同。同样的一句话对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推测出不同的言外之力，因此难免会导致许多语用失误现象。所以我们在进行跨文化交际中，应在言语行为理论的指导下，结合对方文化背景下语言规约来理解对方语言的正确意图。最典型的例子比如“你吃饭了吗？”（Haven you eaten yet？）在中国人理解为寒暄语，功能正如英语中的“Hello”，可西方人却很有可能理解为“你想请我吃饭吗？”再如中国人说的“去哪儿呀？”亦是熟人之间打招呼，而西方人则认为是你在打探他的隐私。这样的话，交际就会陷入尴尬境地。

将言语行为理论运用于跨文化交际有利于促进交际双方对言外之力的理解和把握，从而掌握对方交际意图，实现交际目的，也可以通过了解言语行为理论去选择恰当的符合语用规则的言语形式，从而避免上例中“你去哪儿？”这样的交际僵局。

言语行为理论可以说是贯穿于跨文化言语交际的全过程，不仅具有言语本体意义，还具有交际意义，可以在交际双方之间建立起特定的人际关系。所以，正确认识言语行为理论和跨文化交际之间的紧密关联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3 言语行为理论对高职医护专业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启发

言语行为理论指导我们言语交际的语境同时受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的制约。在教学过程中，要将培养学生理解和表达话语的真实意义作为教学的重点，培养学生把握在不同情境下的说话人的言外之意。要切实做到这一点，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3.1 培养高职医护专业学生的跨文化意识

交际的发生离不开特定的语境。医护交际的特定语境就是医学环境，交际双方可以是医护人员之间，也可以是医患之间，它包括了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医学伦理背景、交际双方身份背景、语言发生的情景背景等多方面因素。在跨文化交际中，只有交际双方对对方的文化背景有一定的了解，交际双方才能够正确地把握言语的言内之意和言外之意，交际活动才能顺利进行。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因利用课内课外多种教学方式，多种教学途径来向学生灌输交际双方不同的医学伦理知识，社会文化知识，引导学生重视语言交际的背景和情境。

3.2 培养高职医护学生的语用能力

由于受我国外语多年的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将外语作为一种知识来学，课堂教学偏重词汇和语法，学生只是机械化操练，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学生虽然学习外语多年，但耳不能听，口不能说，交际频频失误，常受母语的负迁移影响。这主要是因为除了学生欠缺跨文化意识外，学生不熟悉外语的语用功能，在平时学习中也缺乏在真实语境中的听说训练。因此，在对医护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进行培养的过程中应尽可能提供给学生真实或仿真的跨文化医学交际语境，让学生在这样的语境中多听多说，教师不断对学生予以指导纠正，从而提高学生的交际能力。同时，教师还应该重视语音语调教学，注意不同的语音语调表达出的不同感情、情绪、态度和言外之意。

3.3 言语行为理论的应用

在学生对外语的听、说、读、写、译各能力的培养训练中，教师应渗透言语行为理论对其的影响。比如在对学生进行表达能力训练时，教师可设计一个交际任务，如用言语行为达到让患者脱去外套做体检的目的时，学生可能会给出各种说法， 如“Take off your coat！”“Take off your coat， please！”“Would you like to take off your coat？”等句式。教师应对“请求”的言语行为进行对比分析，指出影响说话人对请求策略进行选择时，受社会权力（social power）、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和行为的难易程度（rank of imposition）的影响。

4 结语

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交际双方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交际对方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交际中所使用语言的社会文化规约是否了解是正确理解言语行为的关键。交际双方只有具备充足的语境知识，才可以对言语背后所隐藏的“言外之力”进行正确的推理。所以本文首先在理论上简单陈述了言语行为理论从提出到发展成熟的过程，进而进一步分析言语行为理论和跨文化交际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言语行为理论对跨文化交际的指导意义，最后结合高职医护专业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特点，总结出对医护专业学生跨文化交际教学的启示，希望广大师生能重视言语行为理论对医护学生跨文化交际学习的重大影响，并在课堂上结合理论学习和实践，从而提高学生的语用能力。

江苏省教育厅2013年度 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指导项目《社会语言学视域下的医患会话及医类学生职业语言能力的培养》，项目编号：2013SDJ740033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2014年度职业教育课题《高职高专院校医护专业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阶段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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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社交语言论文篇（3）

在19世纪，语言是学习文学的工具，因此语言教学侧重的是语言形式，尤其是书写形式；即使是在19世纪末，语言的口头形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语言的教学方法。语言学和心理学也只是在脱离于社会和文化语境的情况下为语言教学提供一个相对独立的技术方法的科学支撑。学习语言也是为了了解一个国家与它的人民，而不是语言本身的学习。直到二战时期，语言教学理论家才开始意识到人类学与社会学能够为文化和社会的教学提供一个理论框架，他们深受Sapir和Whorf思想的影响，认为语言和文化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依赖于语境的语言教学所面临的问题是缺乏系统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并且缺乏不同语言社团的材料，解决了这个问题，语言教学就会得到前进。

社交语言论文篇（4）

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appropriateness, pragmatic distance

liu helin

(changsha university，changsha 410003, china)

language has the functions of conveying meanings as well as regulating social relationships. the use of language will make a great influence (positively or negatively) o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adaptation, the use of language is a dynamic adaptive process; i.e., language adapts context and vice verse; or they adapt each other. this paper, based on this theory, mainly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pragmatic appropriate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ppropriateness in utterance and pragmatic distance. accordingly, pragmatic strategies are offered.

key words：theory of adaptation; appropriateness;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s; pragmatic distance

1 前言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人际交往中语言正确而语用不得体现象屡见不鲜。这无疑影响到交际的有效进行（thomas 1983，leech 1983，yule 1996，王希杰 1996，钱冠连1997/2005，王得杏 1998，何兆熊 2000，林大津谢朝群 2005）。造成这类现象的原因是有多方面，误读语用距离就是其中之一。所谓语用距离，就是指“交际双方在特定交际环境中所感知和确认的彼此之间的关系密切程度，可用语用亲密度描述”（王建华 2001：25-31）。它对人际交往具有规约作用：要求对不同文化、身份、地位等特征的交际对象实施不同的言语行为或采取不同的语用策略，以便达到预期的交际目的。相对于其他语用理论，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顺应论引起的“关注都相对不足”（何自然 2007：65-80）。于是，本文力图以顺应论为基础，以语用距离为切入点，探讨交际、话语和语用距离间相互顺应的重要性，提出相应语用策略，促进人类社会和谐交往。

2 顺应论的理论框架

j. verschueren创立的顺应论认为，人类之所以能够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作出种种恰当的选择，是因为语言具备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语言变异性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商讨性指“语言选择不是机械地做出的，而是基于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进行的”，而顺应性则指“能够让其使用者从可供选择的项目中作灵活变通，从而满足交际需要”（verschueren 2000：59-63）。这三个特点是人类自然语言的基本属性，它们使人类得以动态地使用语言。其中，变异性和协商性是语言运用的条件和基础，顺应性是根本特征和目的。

verschueren从功能综观论出发，认为语言交际是一个顺应过程。顺应论为语言现象的语用描述和语用解释提供了4个研究角度：语境关系顺应、语言结构顺应、动态顺应和顺应过程中的意识突显度。人们使用语言的过程是一个基于语言内部和外部原因，在不同意识程度下不断选择语言的过程。语言顺应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或多维的，即语言顺应语境、语境顺应语言，甚至两者同时顺应，还可以是交际主体的彼此顺应。无论何种顺应，其过程都是动态的。语言使用过程中的核心问题是“意义的动态生成”（verschueren 2000：147-172）。所以，时间、空间、语境、结构客体、言语活动以及交际策略等都是动态的。

总之，顺应论是把语言、社会、文化和认知等因素结合在一起来考虑的语用学理论。顺应论属于动态语用学（dynamic pragmatics）范畴。动态语用学关注内在动机，即人们在相互交往的动态过程中为什么选择某些语言形式而不选择另一些语言形式，以此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或者说，人们以言行事，有其内在原因。（thomas 1991) 语言由静止描写到动态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这既是语言发展又是人类认识的一次飞跃。

3 话语得体与顺应

verschueren最新理论认为，语用学可以对公共领域的生态建设作出贡献（verschueren 2008）。此公共领域指社会中所有（或大多数）成员（潜在）共享的空间。这一空间主要由话语组成，而话语并非发生在事先确定的语境或外部现实，话语能够创造自己的语境。公共领域（本文所讨论的人际交往领域就是其中之一）非常复杂，就是一个话语世界。然而，在日常交往尤其是跨文化交际中，话语不得体现象仍十分突出，这严重影响交际效果。因此，研究话语得体性（appropriateness）显得越来越重要，以至于国内语用学界有人认为应将得体性视为语用的最高原则。

语言在社会交往中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研究话语得体性也就成为言语交际学、语用学和修辞学研究的核心课题。为此，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得体性”进行了一系的研究。如海姆斯（hymes）提出的交际能力由4个方面组成，得体性就是其中之一（王得杏 1998：105）；campel & wales 提出，最重要的语言能力就是能够说出并能理解那些完全合乎语法，但尤其重要的是，在它所出现的语境中得体的话语(campel & wales 1970：247)。王希杰系统、深入地研究了得体性原则，宣称“修辞的最高原则只有一条——那就是得体性原则” （王希杰 1996：343）。钱冠连也强调，“语言得体是一个全局性的策略”，得体的交际就是“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场合、对适当的人说了适当的话”（钱冠连 2002：164）。就语言交际来说，“得体”即指说话内容表达准确、清楚，语言表达流畅、优美，表达效果恰到好处地适应对象和场合（李瑞华 1996：550-554）。 　作为言语交际的一条总原则，得体原则本质上是社会对具体话语或语篇的认可度。社会是一个宽泛语境，要做到交际得体，必须考虑言语内容、言语形式、交际效果和社会语境等众多因素。显然，社会认可度所认可的不仅是话语的信息义, 还有语体意义和风格意义等内容，因此对特定话语得体与否的评定仅凭信息义是不够的，还要考虑交际的语言风格等因素，否则就会出现交际失误或语用的不得体性问题。下面是一个交际失误的例子：一名黑人研究生被派出，采访家住内城的黑人家庭主妇。事前，有关负责人已经用电话与被采访人联系好了。男主人开门接待，微笑着面对来访者说话：

①husband: so y’re gonna check out ma ol lady, hah?

interviewer: ah, no, i only came to get some information. they called from the office.（甘柏兹 2001：173）

顺应论认为，使用语言的过程就是选择语言的过程。选择以高度灵活的语用原则和语用策略为基础。人们之所以能够选择语言，是因为它具有变异性特征。变异性加到一定阶段，人们认识的有限性就产生选择时的不确定性或者语用失误。此例交际不成功的原因在于忽略男主人言语风格的意义。那句开场白是黑人英语中常用的套话，用它来检验陌生人，看他们能否做出类似的程序化的回答。但研究生使用的是训练时学来的正规采访语言，因此导致交际的失败。要顺应他们之间交际距离的需要，他应该用典型的黑人英语回答：yea, i’m agit some info. 以此证明他熟悉本地的人情世故，这样才能达到交际目的。goffman称这种顺应语境的话语为“回答反应”（replies and responses），即当发话人说出类似的固定性话语时，回答者将采取何种形式回答以及怎样回答才算圆满，发话人已有预设（goffman 1981）。上例交际失误也正是因为忽视了男主人的会话预设。这种程序化表达法是一种间接性的交际策略，用来建立有利于交谈和理解的条件，以方便进一步的交际和发展人际关系。

4 交往、话语与语用距离间的顺应

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人则居住在其深处。（海德格尔语）“后－分析的语言哲学”关注如何将语言问题和现实的外部世界、人的行为、社会交际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起来。（钱冠连 2009：8，王寅 2008：6）在人类生活的世界里，社会关系、文化传统、道德标准、行为规范、物质环境与自然力量组成一个恢恢的人文网络。网络里的各种体系、各种制度和各种关系（如人际关系）时刻都在限制我们的话语。人生活在言语编织的社会人文网络中。如何得体地处理人际关系、话语与语用距离3者间的关系。笔者认为，人际关系要顺应语用距离，语用距离也要顺应人际关系，或者它们相互顺应；语言在使用过程中须顺应语境，进行动态选择。

4.1 人际关系顺应语用距离

人际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指人们通过交际活动产生的结果或心理接触，即心理距离。体现人际关系的是“人际间心理距离的疏密程度”（贾玉新1997: 156），通常包括家庭人际关系、社会人际关系和商务人际关系。也有学者将其分为工作关系、朋友关系、家庭关系和情爱关系（wilmot 1987: 5）。研究表明，在特定交际行为中，人际关系一般是确定不变的，而语用距离在交际过程中不断变化。人际关系通常由社会确定，而语用距离是交际双方在交际过程中确立的。对此，scollon进行过如下研究（scollon2000）。

② 即使在小企业内部，人事部门的主管与他/她的下属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人际关系。（如上文提到的工作/同事关系，作者注）由于他们每天在一起工作，很有可能发展成一种亲密语用距离；而同一企业那些比方说质量检测部门的员工与人事部门的员工和主管间就存在着相对较大的语用距离——因为他们相互间的沟通要少得多。 (scollon2000: 43)

显然，上例反映出的是，在人际关系（工作或同事关系）一致的前提下，语用距离或语用亲密度不完全一样。因此，他们之间的人际交往就必须顺应个人或部门间存在着的语用距离。质检部与人事部员工间的关系是同事关系，但无论是两部门间还是部门内部成员间都存在着语用距离：部门间人际距离、同事间人际距离、上下级间人际距离等。如果疏忽彼此间的语用距离，将会产生超越权利、规程等语用失误，从而将影响交际效果。与企业内部那些来自不同文化（如高语境文化或低语境文化）或不同言语社团的人员交往更要高度重视。

此外，人际关系受文化、社会、心理、自然和空间等众多因素影响，跨文化交际中必须考虑以上因素对交际活动的影响。研究表明，文化是冻结了的人际交际，而交际是流动着的文化。（贾玉新 1997：16）ellingsworth认为，一切交际都与文化变量有关，理解跨文化交际应从人际交往入手，文化因素应考虑在内。（胡超 2005：87）对比中西文化，我们发现，

可见，发话人在交际中出于社会、情感、美学等方面的考虑，可能会在话语的几个甚至全部层次上作出非常规选择，从而传达特定意义。可见，语言符号一旦进入交际，它与人的关系被更紧迫、更现实的人际关系所掩盖，就进入隐蔽状态，而人际关系凸显出来。此时的语用得体策略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做人得体，而并非真正为了语言本身得体。由此采取的语用策略也就是为了顺应人际关系的需要——维护人际间诸如面子、礼貌等因素的需要；或使用语言来建立、维护或威胁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后者是超越“礼貌原则”和“面子理论”的新的“关系管理理论”的主要研究内容（spenceroatey 2007：11-46）。对此，笔者将另文讨论。

4.3 语言使用顺应语境，进行动态选择

顺应论认为语境即语言交际所依赖的环境，指与话语相互顺应或影响话语处理的一切因素，包括交际环境和语言环境。（verschueren 2000：76）人们使用和理解语言都离不开语境因素，这是一个普遍认同的事实。语境关系的顺应指语言使用过程中语言选择必须与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相顺应，语言使用者在“特定场景”、“特定公共制度”与“特定社区”（verschueren 2000：92）中对话语作出恰当选择。维氏语境观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的动态生存性，是在“语言使用过程中生存的”（verschueren 2000：109），由不断被激活的语境因素和一些客观存在的事物动态生成、产生和构建于交际双方使用语言的过程中。verschuren和sperber & wilson都认为，语境不是交际发生之前就给定的，而是随着交际推进而不断发展、变化的(verschuren 2000，sperber&wilson 1995)。人际交往中，信息处理时语言语境的延伸或扩大可能影响听话人对最佳关联的寻找。交际中形成的各种假设称为认知语境假设，该假设随着语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也即产生语境顺应。例如：

社交语言论文篇（5）

第三代心理语言学并不是对服务于言语行为的心理结构的实现进行研究，而是探索在活动中使用语言（作为工具）的不同策略进行研究。当活动的目的是对他人产生影响的时候，活动即为交际性的；当活动的目的是对自身产生影响的时候，活动即为认知性的。两种活动是相辅相成、辩证性存在的，因此从一开始就有必要对二者进行管理。也就是说，自我导向的言语活动，来源于他人导向的言语活动，在本质上二者都是交际形式的一种。将交际活动优先于对抽象性语言规则加工过程的习得进行研究，使第三代心理语言学将言语（和书面语言）对人类具体的社会和思维活动的调节作为研究重点，认为言语活动是有动机性和目的性的。它体现了解决交际问题的过程，这些交际问题可能是社会的，也可能是认知的。从这一角度来看，教授一种外语并不是关于语言的规则和形式的研究，而是关于作为调节方式的交际的研究，这种交际是特殊形式的社会实践性学习活动。社会文化理论认为，正如我们的社会互动通过言语调节一样，我们的思维也要通过言语调节。具体来说，通过言语（或书面语言），我们能够对我们的思维、注意力、计划、理解、学习和发展进行控制，但是这种控制来源于我们参与的社会活动。因此我们把社会文化理论归结为第三代心理语言学研究，其核心观点是人类从根本上是交际性生物，这种观点不仅关系到社会关系而且也关系到高级思维功能。心理学认为人类思维活动的元认知有两种：与人类思维有意识的反思相关的元认知和与人类解决问题的自我调节机制相关的元认知。沃思认为，人类不一定会同时具备两种元认知能力。第二种元认知活动被称为策略性活动，是由个体独自或者与他人合作实施的。根据社会文化理论，自我调节过程的根源在于社会互动，人类通过互动将心理之间的功能转化成心理内部的功能，后者功能发生在最近发展区展水平之间的差异。社会文化理论的最近发展区（语言习得自然法的典型代表）和克拉申的“i＋1”（倾向于语言教学的模式）尽管从表面看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两者在概念上不同。虽然两者都是关于未来发展水平的，但是“i＋1”模式认为未来的发展水平是确定的、可以预测的，然而最近发展区模式则认为未来的发展水平是不确定的、开放的、被调节的。维果斯基认为唯一的“良性学习”是在超越当前发展水平上的学习，这一点与皮亚杰的观点相反，皮亚杰认为认知能力的成熟是语言发展的必要条件，即只有具备了相应的认知能力才能学会相应的语言内容。而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的二语习得研究通常是将研究对象置身于社会文化背景中，对其参与的与语言学习相关的整体社会活动进行观察，进而描述二语习得的过程，这一点与传统上脱离社会文化背景的二语习得研究范式完全相反。

二、社会文化理论框架下二语习得研究的新理念

社会文化理论的核心理论之一就是活动理论，活动理论认为人类的行为是由社会文化构建的调节形式与人类活动的融合。卢里亚认为思维不是人类生理上具备的大脑所进行的活动，而是通过文化产物形成的功能系统，文化产物中最重要的就是语言（符号工具）。维果斯基认为如果心理学想解读这些功能系统，必须理解活动的形成（例如活动的历史），而不是活动的结构。这一新的理念已经引起了学者们对二语习得研究的改变，尤其是在任务型教学中，如同样的第二语言学者的语言学习活动可能取决于不同的动机，如教师的教学动机是介绍目的语系统的语法功能，而学生的学习动机可能是考入大学，即一个教师和学生共同完成的活动，受不同的动机和目的影响。这种活动理论观点，尤其改变了教师对任务型教学法的看法。兰多夫认为活动存在动态变化的特征，它以一种形式开始，很可能在进行过程中变成了另一种活动。艾力斯认为同一个任务不同的学习者在施行过程中造成不同类型的活动，而同样的学习者在不同的时间施行任务时，也会根据自身不同的动机和目标构建活动。同样，多纳托也提出任务是无法概括的，因为活动根据参与者和环境的不同而产生变化；任务并不会操纵学习者以某种方式采取行动，因为学习者在任务实施过程中有不同的目标、采取不同的行动、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这都会使任务发生变化，因此教师应关注的不只是任务的结果，还要更多地关注学生实施任务过程中的动机和目标，才能真正理解任务实施过程中产生的互动。艾力斯认为任务并不是创建了学习的环境，而是构建了参与者实施任务的方式，这与社会文化理论将任务视为语言学习工具的观点一致。我们认为语言任务应该使学习者解除只关注语言形式的束缚，帮助他们在实行任务时与同伴更多的关注话语互动的机会。活动理论消除了心理学派划分的语言和思维之间的界限，使二者形成了协商的模式，即“个体与社会是相对独立的”二元化理念被“个体存在于社会之中”这一新的理念所替代。进一步探讨维果斯基的观点时，我们发现社会文化理论倾向于参与性学习。采用参与作为主要的学习范式正面反对了将认知与情感区分开的观点，将社会元素放置于首要地位。二语习得领域的学者们已经探索了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课堂语篇对二语习得发展的贡献。如，华尔斯从教师语言视角对学生在课堂上参与交际的积极性（或者消极性）进行了研究；希德豪斯通过分析大量课堂上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交际语篇，得出互动策略有助于二语习得；莫非对第二语言课堂中的会话跟踪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互动性会话跟踪产生的会话调整和协商对SLA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阿尔加弗雷和兰多夫则认为课堂上教师和学生之间的纠正性反馈互动体现了一种社会活动，包含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合作参与和有意义的协商。在社会文化理论看来，学习者的错误不再被视为失败的标志（与行为主义相反），而是赋予了学习者尝试使用语言的机会。因此语言学习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学习者设计更多的互动任务，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实践、使用语言，达到促进语言学习的目的。

社交语言论文篇（6）

语言与人类社会是不可分的，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在社会中赖以生存的交际手段。没有语言就没有人类社会；相反，没有人类社会也不可能产生语言。所以，语言研究必须联系人类社会、联系社会文化，即从社会的角度分析语言。社会语言学打破了语言学界只注重研究语言形式的传统，着重从语言和社会诸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研究语言及其运用的规律，对我国的英语教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社会语言学概述

社会语言学是20世纪60年代中后叶崛起的一门新兴的语言科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对定义为：“研究语言和社会多方面关系的学科，从不同的社会科学（诸如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心理学、地理学、历史学等）的角度去考察语言。”其最基本的出发点在于把语言看成一种社会现象，主张把语言放到其得以产生和运用的人类社会的广大背景中去研究和考虑。它不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人类社会的语言问题，而从语言的角度来探讨语言与社会的关系，考察语言的社会功能及语言结构在社会环境中的变化规律。自20世纪60年代，作为一门新的应用型边缘学科从英美等国家开始传播以来，社会语言学不断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借鉴和吸收理论和方法，从宏观的语言规划、语言态度、语言状况研究到微观的面对面交际的互动过程研究，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宏观社会语言学以社会为基本出发点，分析语言在社会中如何发挥作用，如何反映社会差异的问题。它重点研究一个国家、民族、地区、城市内不同社会结构与它们成员所使用的语言及其变体之间的关系。微观社会语言学则从语言出发，认为社会力量是影响语言的重要因素，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更好地认识语言的本质。它主要关注社会环境中具体的语言运用行为，考察社会成员之间在进行交际时语言如何发挥自己的功能与作用的问题。因此，可以说社会语言学是一门关系到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信息论等领域的多科叉边缘科学。

2.社会语言学与中国英语教学

英语作为一门语言，它的教学基础理论与语言学密不可分，而在语言学的众多分支中，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及语用学等理论对语言教学的影响较大。英语是公认的世界语言，它的社会性突出了社会语言学对其的影响。在我国，许国璋、桂诗春等很早就注意到了社会语言学研究与外语教学的关系。许国璋率先指出英语教学要对言语的得体性给予足够的重视；桂诗春等从英语教学大纲的制定、英语听说教学、语言学习者思维及行为方式的差异等方面进一步论述了言语得体性（即交际能力）的重要性。总之，社会语言学研究与外语教学之间有着长久而紧密的联系。如杨永林指出：“首先，从理论借鉴角度看，外语教学借鉴Hyms的交际教学法、拉波夫所首创的社会语言学变体理论等；其次，从研究扩展角度看，社会语言学已把观察范围从社会语境中语言的具体使用，扩展到外语习得环境中文化及社会因素所产生的影响，显然这与外语教学的研究范围是重叠的；再次，从学术出版角度看，Preston的《社会语言学与二语习得》、Wolfson的《多维视野：社会语言学与英语教学》等多部专著、论文集的出版充分证明了社会语言学与外语教学之间的合作日益紧密。”可见，社会语言学研究对英语教学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英语教学深受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影响。

3.社会语言学研究对英语教学的影响

社会语言学的出现对英语教学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人们对其了解的深入，外语教学研究人员在以下几个方面对英语教学进行了改革。

3.1英语教学目标

传统的英语教学把外语作为一种文化修养来教学，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出现了学非所用的情况。虽然英语教学界的前辈们很早就呼吁英语教学目标要具体化，但是英语教学的专门化问题也只是在近十几年才受到广泛重视。促进英语教学专门化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个是我国英语教学时间、教学投入、语言环境。市场需求与教学目标之间的冲突日益明显；另一个是随着语言学与英语教学理论研究的不断进步，尤其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英语教学的认识也不断深入。从社会语言学的观点来看，一门外语的培养目标取决于这门外语在本国（或语言集团）的交际活动中的作用和地位。社会语言学认为，即使是讲本族语的人，也只能掌握语言的基础（称为语言共核）。母语习得如此，外语教学更是如此。从社会语言学的使用范围来看，语言存在着专业和非专业的差别，由此而产生的是专门外语的概念。现在处于热烈讨论之中的“特殊用途英语”（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简称ESP）正是英语教学专门化发展态势的具体反映。高等院校各专业的公共英语和英语专业都已逐渐形成明确具体的培养目标，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选择并确定学生必须掌握的语言基本技能、语言题材及交流功能。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在完成英语基础学习后，要学习与自己专业相关的英语，而英语专业的学生在高年级时也要根据自己的就业方向，学习相关的专业英语。实际上，中国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建立综合的培养模式。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语言学研究对英语教学目标改革的重要贡献。

3.2英语教学大纲

社会语言学研究语言的使用和使用者的有关问题。正如一位著名的社会语言学家J.A.Fishman所说：“社会语言学是在考察‘谁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语言对谁说话’的问题。”社会语言学注重交际功能和交际任务的完成及其效应。美国社会语言学家Hyms认为语言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交际能力，其在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一书中指出：“语言必须有使用原则，否则语法规则就失去意义。”语言教学涉及两个方面：“教什么”和“如何教”的问题（Corder，1973：139）。课程设置和教学大纲主要解决教学内容问题，即“教什么”的问题，而教学法主要解决“如何教”的问题。两者共同的作用是提高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的保障。外语教学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学习者的交际能力。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外语教学只重视语言形式，而忽略了交际能力。传统的英语教学大纲是语法教学大纲。语法教学大纲只教语言符号系统，不教语言符号系统的使用，使学生不知道在什么场合正确地使用语言结构。后来出现的情境教学大纲按情境或专题，把相关的语法结构和单词编在一起。较之语法教学大纲，情境教学大纲较实用。一些在交际中常用的结构在许多情境中均可能出现；而有一些概念（如可能性、确切性、怀疑、信念）又不易找到典型的情境。自从1971年Hyms提出“交际能力”的概念以来，外语界把培养学生交际能力看做是语言教学的第一目标。在交际语言教学思想的指导下，外语界涌现出了许多交际语言教学的教学大纲，其中第一个就是威尔金斯的“意念大纲”。根据这种教学大纲，老师所教授的不再主要是词汇的发音、形式和意义，语法结构和形式等，而是这些结构和形式用于什么交际目的，在什么情境中有什么功能，可产生什么交际效应等问题。继威尔金斯的“意念大纲”之后，威多森提出“交流大纲”的概念，以语段为中心设计教学内容问题。也有的教学大纲以语法为基础，意念、功能和交际活动围绕语法进行。专用英语的兴起更使外语教师意识到了教学大纲改革的必要性。

3.3英语教学内容

随着指导大纲的改革，教学内容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较之以往只注重语言基础训练，新的教材着重从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方面入手，编入一些情景对话，让学生在实际语境中进行操练，培养学生在具体的场合中正确使用语言的能力。此外，专用英语概念的提出，更使得研究人员意识到要编写专用英语教材。

3.4英语教学方法

社会语言学家认为外语教学应有一个中心目的：训练学生懂得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什么时候说才对，怎样说才对。也就是说，要训练学生掌握“说话规则”，于是一种新的教学方法――交际教学法被提出。交际教学法的目的是交际。交际法重点不在于学生获得语音、语法知识的多少，而在于让学生参与到实际的交际中，在实际交际中提高外语交际能力。交际教学法重在给学生营造交际的范围，加强语言的刺激，培养学生的语言使用能力。尽管交际法也存在一些问题，但它使教学由传统的教用法转到教运用（Widdowson，1978：2-10），在培养学生运用语言能力方面有很大的进步。

根据社会语言学的观点，任何语言都是特定文化的一部分。社会语言学所关注的是语言的社会属性或称文化属性，即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情境中讲什么话。交际者之间不同的交际关系也促使交际者讲不同的语言。这样，在语言教学和学习中，教师不仅要教授什么词有什么意义、具有什么功能，而且要根据不同的交际对象讲不同的话，和根据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讲话。此外，在教授语言、词汇、语法等语言知识的同时，还应该向学生介绍文化背景，并为他们创造语言运用的文化氛围，从而提高学生使用语言的得体性和交际能力。

社会语言学理论把在一定语境中产生的某些意义连贯的话语称为语篇。语篇是一个语言使用单位，是一个语义单位，它是使用中的语言单位，是一种交际活动。黄国文认为，文化语境是语篇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中所能表达的所有意义，任何语篇不可脱离特定的文化语境而存在。这样，社会语言学同话语分析和语篇分析一起引发了语篇教学法。此外，外语教学培养学生社会交际能力的宗旨也决定了外语教学要在语篇层次上组织教学活动，即从整体到细节，到语言点的教学模式。教师在教学中首先要将注意力集中在引导学生抓住作者的主要思想，然后讲解和分析词汇。在结合上下文（微观语境）讲解语言点的时候，教师不但要讲解词语的用法，而且要讲解他们的使用，即在实际交际中的运用。另外，宏观语境因素决定了语篇所用的语言和语体（语言使用的正式程度），以及语言形式（口语或书面语）。运用社会语言学理论，教师使学生不但看到了语言的形式和意义，而且看到了语言外的社会因素对语言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语篇在社会交际中有什么交际功能，作者为什么写这篇文章，是针对谁写的，是在什么语境中说的等。这样学生不但得到了语言技巧的训练，而且能有效得体地使用语言。

4.结语

社会语言学是一门范围涵盖广阔的学问，它通过运用语言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不同角度研究语言的社会本质和差异，对我国英语教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只有将语言与社会语境紧密结合，才能最终达到语言教学的真正目的。在当今的外语教学中，应以语言在社会中的运用为根本出发点，开阔外语教学的视野，给外语教学以活力。这就要求广大的外语教师和外语教学设计者不仅要重视语言本身，而且要把语言与一些相关的社会因素，如语言的文化背景、语言的情境、民族特点、地域特点等相结合，从而更好地实现外语教学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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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语言论文篇（7）

一、前言

指示语是语言的普遍现象，是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语用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它直接涉及到语言结构和语言使用语境之间的关系。它是语言与语境之间关系在语言本身结构中得以反映的最明显的方式。指示语研究的是这样一种语言结构:即能够将言语活动参与者的社会身份、角色、以及言语活动参与者所涉及到的人和实体之间的社会关系进行编码的结构。(Levinson 2000:89 )由于人称指示语涉及交际双方的人称与社会因素、社会角色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它常常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本文就顺应理论和交际中的人称指示语用现象展开研究。首先，就顺应论内容及其产生的理论进行阐述；接下来对人称指示进行了顺应性研究。

二、顺应论回顾

1、顺应论理论介绍

维索尔伦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酝酿顺应理论，并于1999年出版了UnderstandingPragmatics一书，他以一种新的视角和途径来考察语言使用。这进一步发展了他在Pragmatics as a Theory ofLinguistic Adaptation中提出的顺应理论。他认为应该从多角度对不同的语言现象进行科学的研究，所以语用学是从认知、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对语言使用行为的综观。(Verschueren2000:7)这种综观是顺应理论的最根本指导思想。

维索尔伦先生在语用学综观下的顺应理论，给予了语用学研究一个新的方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首先，顺应理论是一种新的角度，一种语言综观,全面地照顾到了语言的各个层面、各种语言活动及语言现象.。其次，顺应理论的语用综观为研究其它语言方面的问题提供了依据。

维索尔伦的语言顺应理论以“综观”为主导，较为全面地阐释了人类使用语言的各种现象，深入探究了人类语言交际的心理机制及其过程以及社会、文化的作用，揭示出语言运用的实质。顺应理论的建立丰富了当代语用学的理论，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对语言交际的研究与实践探讨均具有很高的方法论价值和启发意义。

2、顺应论的理论基础

(1) 认知心理学

维索尔伦认为顺应不断创造新的可能。他认为顺应既可以是语言顺应环境，也可是环境顺应语言，或者两者同时顺应，还可以是交际主体的彼此顺应。无论何种顺应，其过程都是动态的。在语言使用的顺应过程中的核心问题是意义的动态生成。（Verschueren2000:267）所以，时间、空间、语境、结构客体、言语活动以及交际策略等都是动态的。人类的语言交流是时时刻刻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

(2) 社会语言学

以格莱斯为代表的社会语言学家们于20世纪70年代在考察人的言语运用变异时，根据社会心理学中的相似吸引原则、社会交换原则、归因原则和保持群体特色原则，提出了言语顺应理论。社会心理学中的相似吸引原则就说明了语言趋同对人类言语交际所带来的好处，当人们想要得到交际对方的信任和好感以便交际继续进行下去时，便会采用语言趋同以求在语言上和对方接近，减少双方言语上的差距。言语顺应理论的目的是要解释各种社交场合中人们言语风格变化的动机以及这些变化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因此维索尔伦的“选择－顺应”理论与格莱斯等人的言语顺应理论在理论目标和研究内容上有相似之处。

(3) 功能主义语言观

功能主义将语言看作是一种能在社会交际中提供不同功能的工具。维索尔认为语言可从它在人类活动中所服务的目标的角度去观察，语言是完成语言社团赋予其基本职能的工具。同时他又把语言看成是一种能起各种作用的社会工具，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方式，认为语言是语言和文化允许人选择的选择范围。（Verschueren2000:147) 这与顺应论研究将语言置于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动态研究的思想是完全相同的。

三、交际中人称指示的顺应

1．第一人称指示语的顺应

（1）用第一人称的复数形式代替单数形式

a)We have done this research for couple of years, but until now we still havesome different ideas.

这种用法常常出现在发话人获得好评与表扬的情况下。出于谦虚，表明成绩的取得还要靠其他人的帮助。此时用复数形式会使听话者产生一种同类感，承认发话者的权势和交际的主体地位。这顺应了听话人希望交流双方互相平等、不存在权力高低差别的思想。

（2）泛指用法

b) We know not what is good until wehave lost. (失去了才知可贵。)

复数第一人称代词用于泛指的情况是指将其用于指代包括发话人在内的所有人。这种情况常常出现在一些习惯用语如口语中或者成语中。论文参考网。此时用复数形式只为了表明这是个普遍的真理，而不是某个人的经验总结。它顺应了人们心理世界。

(3) 空指用法

c) We have 366 days in a leap year. (闰年有三百六十六天。)

英语中根据其语法规范的要求，主语不明确或者根本不需要主语时，往往必须增补主语。有时为了表达个人的情感，顺应自己的心理愿望。人们常常用复数第一人称代词来代替物质主语，但它并非指某个确定的人，也不是指某固定的群体。这种情况下的复数第一人称代词并无实在意义，仅仅是出于表达感情的需要，这就是空指。发话人想要得到听话人的认同，体现出交际双方的和谐。

2. 第二人称指示语的顺应

(1) 第二人称指示语泛指任何人

a) It is impossible for you to have thesame idea.

这里的第二人称单数形式可以表示任何人称，实际是指发话人的第一人称单数或复数形式。有时发话人为了避免过于强调自己的感受，就将这种自己的想法扩大为大家的想法，将其表达为众多人的一种共识。这顺应了人们的心理愿望。在英语中“you”多用于口语交流中，在书面语中则多用“one”来代替。

(2) 第二人称指示语用作呼语

b) You，let the old lady have theseat.

呼语包括“你”、“你们” 姓名、官衔等等。这里的用法是为了使听话人了解到自己已经被包括在语言交流之中了，已经是本次交流的对象了。论文参考网。这为语言交流规定了语境、顺应了语境的需要。

3. 第三人称指示语的顺应

(1) 用于非面对面交谈时

a) Hello! This is Anthony Lee.或( Anthony Leeis speaking.)

此时，人名在交谈中则代替了第一人称“我”，一位在电话交谈中，交际的双方很难从声音来判断“我”这个人称代词的指示内容(或所指)，于是就需要将人名加入到对话的开始部分，即交际双方确认交际对象的过程中。并且有时还需要一些特定的限制，例如美林公司的某某。

(2) 专有名词和称谓词用做第三人称指示语代替发话人、听话人

b) Someone could not do the jobproperly.

在这种用法中，第三人称不直接参与会话而是局外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发话人、听话人和局外人的交流距离相对就远了些。语言就会表现出一种讽刺与幽默的效果，使指示变得模糊，将语句中的指示变得间接。这样语言中牵扯到的与个人有关的事件表面上似乎看起来就与个人无关。这为所指对方留下面子和余地，也顺应了别人的内心愿望。

(3) 第三人称指示语泛指任何人

c) One cannot do job in a right waywithout these principles.

在语言交际中甚至是一些正式场合，人们在交流的过程中总愿意使用一种第三人称指示。有时是为了淡化自己在语言中的决定作用，证明自己的观点不起决定作用，顺应自己不想过分暴露自己的态度和观点一种心理，而有时是为了使得自己所说的话更像真理而不是自己一时的信口开河。

四、结束语

本文对维索尔伦的顺应论进行了回顾。论文参考网。语言的使用是一种语言选择的过程，语言使用者在不同的心理意识下对语言的使用进行持续不断的选择，每一个语言使用者在语用语言的时候都是在遵循着一种动态的顺应。在顺应理论的框架下，人们交际中的人称指示要时时刻刻地动态顺应交际的语境和交际对象的心理认知程度。 并且，在使用过程中，人称指示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顺应时展的，是时时变化的。只有更好的了解人称指示语顺应理论，才能更加准确地运用语言使交际和谐地进行进而正确表达自己的愿望、交流思想和顺利地完成交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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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Leeeh, G. 1983. Principle of Pragmatics [M]. London:Longman.

5.毕继万, 汉英社交称谓的差异，语文建设，1997(1).

6.陈治安、彭宣维, 人称指示语研究，外国语，1998 (3) .

7.崔希亮, 人称代词及其称谓功能，语言教学与研究，2000 (1) .

社交语言论文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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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语言能力”这一概念最初是美国著名语言学家Chomskv提出的，指的是理想的语言使用者的语法知识。他认为语言能力与实际情况下语言的使用无关。这一观点已被指过于狭隘。美国人类学教授、社会语言学家Dell Hymes(1970)称这一观点为“伊甸园”理念，并提出了交际能力理论(Communicative Compe-tence)。Hymes的交际能力理论包括四个部分的内容：(1)知识的可能性，指有关的语法和词汇的知识；(2)可行性，指有关语言形式的知识，如知道如何开始和结束谈话，懂得在不同环境下与不同人交谈时应运用什么样的说话方式；(3)合适与否，指语言的运用是否恰当；(4)实际上是否完成，即指懂得如何使用和应对不同类型的语言行为，如请求、感谢、道歉和邀请。换而言之，交际能力是指能够使人们有效使用语言知识并将这些知识运用于实际交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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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能力理论的发展及其对外语教学的影响

Hymes提出交际能力理论以来，这一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社会语言学及其他领域并迅速成为一颇为时髦的观点，尤其是在外语教学上。

虽然Hymes原先的论文并未谈及外语教学，但是他在论文中提供了可以描述成功使用者的知识与能力的理论框架，因此他的交际能力理论模式对于外语教学及测试的方方面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包括全面方法(Widdowson，1978)，教学大纲的设计(Johnson，1982)，方法论(Johnson＆Morrow，1981)和测试(Spolsky，1989)。

2.1交际教学法

在上世纪七十年展起来的与交际能力理论相关的一种教学方法被称为交际教学法。交际教学法是外语教学的一种教学方法，强调交际能力是外语教学的目的。交际教学法作为与以语法结构为基础的教学法如听说法等不同的外语教学法，在英国应用语言学家手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众所周知，语法一翻译法已占据中国外语教学领域多年，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已走向全世界；而全球化的趋势也在不断推进，我们不得不在不同场景下用外语与来自各行各业的外国朋友交流。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希望与他人交谈时，我们必须注意当时的社会背景，我们与其他交谈者的关系以及在某一特定场合可以使用的语言类型。我们要做到能够在各种不同的场景下理解书面语或口语句子。所有这些语言交际能力都要求我们不但拥有可以正确使用语法规则以说出合乎语法规范的句子的能力，更要清楚应在何时何地向何人使用这些句子。由此可见交际能力理论对于外语教学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无法否认交际教学法是目前的中国外语教学所迫切需要的。

2.2交际法外语教学的教材

运用交际教学法的外语教材通常有以下特点：(1)教导学生如何去理解和表现不同语言形式的交际功能，如请求、描述好恶等；(2)教材根植于意念大纲或是别的以培养外语学习者交际能力为主旨的大纲；(3)教材强调外语交流的过程，如在不同场景中使用合适的语言，运用语言来执行各种任务，像解决难题、获得信息等或者是在社会交际中用语言与他人交谈。教材的真实性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要保证教材真实可信。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必不可少。

2.3交际能力理论对传统教学的影响

就交际能力理论而言，任何真正满足学习者需求的教学方法的尝试迫使外语教师考虑在中国传统的外语课堂教学中从未引起人们重视的许多问题。而交际教学法强调的正是把外语学习者始终放在外语教学的中心位置，因此，外语教师必须在满足他们学生对于外语学习实际需求的基础上不断调整其教学方法和教材。在交际法外语教学的全过程中，教师和学生的角色与传统教学模式下师生的角色迥然不同，有着较大的差异。

2.4交际教学法对于社会文化因素的关注

另外Hymes的交际能力理论也强调了语言的社会文化特色，即语言的使用会受到其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或干扰。这也许是Hymes对于外语教学及第二外语习得理论最大的贡献。为什么当人们相互交流时经常受到母语文化的干扰?Hymcs给出了他的解释：不同的语言社区有不同的说话方式、语言功能、语言含义及不同类型的语码转换等。这些风格各异的语言使用方式真实反映了在不同语言社区中人们在信仰、社会价值观、从属团体及行为准则等各方面的多样性。Hymes的分析也告诉外语教师外语教学不仅仅是教授语言知识，还应该教授与语言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知识，这样外语学习者才能更好地避免外语学习中母语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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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综上所述，Hymes的交际能力理论为外语的交际教学法提供了理论框架。今天他的理论已获得广大语言学家、应用语言学家和外语教育者的普遍认同。许多外语教学者正在努力丰富并推进Hymes的交际能力理论以使之更适用于实际的外语教学。毋庸置疑，交际能力理论对于外语教学意义深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参考文献

社交语言论文篇（9）

政治语言是政治和语言两个概念、两种社会行为的结合体。从哲学层面来说，语言的两个中心问题一是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二是语言或语词的意义问题。这是从两个角度看一个问题。要知道一句话的真假，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既要了解它和客观世界的关系；还要了解这句话的意思，了解语词的指称和意义问题。政治语言从根本上承袭了语言哲学的一般共性，但就其哲学基础，它的意义指向更具体、更有针对性。政治语言的性质决定了对政治语言意义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对政治语言的分析之上，这种分析包括对政治语言赖以产生的交往场合、政治活动和语境的分析。对政治语言的分析需要在语言哲学的观照下进行。下面从四个角度对政治语言分析的哲学基础加以讨论。

一、语言与行为的关系

奥斯汀(J.L.Austin)的语言现象学是围绕语言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展开的，因为语言现象学所研究的是“什么时候我们会说什么，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会用什么词。”政治语言主要运用在涉及政治权力关系的场合，比如，政治语言运用于立法、司法、行政等政治机构，活跃在政治演讲、政治宣传、公民参政议政、选举等场合，有时也运用于反映政治问题的文学作品或文艺活动中。为了有效传播政治信息，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政治主体在运用语言时，会以其特有的方式表达政治意义，服务于政治活动。从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到罗斯福的“炉边谈话”，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到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无一不显示政治语言的伟大力量。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从总体上研究话语的施行，侧重从行为做事的角度来看待语言，就是要弄清“总的言语情境中的整个言语行为”，把整体的言语行为分为三个层次：话语行为、话语施事行为、话语施效行为。话语行为(10cutionaryacts涂纪亮翻译为“以言表意”)就是要说出某个有意义(包括含义和所指)的语句；话语施事行为(illocutionaryacts“以言施事”，同上)是指以一种话语施事的力量说出某个语句，如做陈述、提疑问、下命令、发警告、做承诺等等；语施效行为(perloeutionaryacts“以言取效”，同上)是经由说些什么而达到某种效果的行为，如使相信、使惊奇、使误导、劝服、制止等。奥斯汀把对语言的研究变成对人的行为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研究。奥斯汀还在传统的评价话语的真假标准之外提出了“适当与否”的评价维度。人类在运用语言的时候会产生能预想和不能预想的各种语言效果，这些效果是社会性的，因此语言运用是改变客观社会的一种社会实践。政治语言从话语产生到作用于社会的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完整的政治实践。适当的政治语言会达到预期的政治目的，而不适当的政治语言在不同的场合依话语主体的不同而造成严重程度不同的结果。

二、交往关系与理解认同

哈贝马斯(JurgenHabermas)着重研究了语言在社会交往中的“交互能力”，他认为：当人参与一个以理解为目的的交往活动时，就已经不可避免地承担下述有效性要求的义务：第一个有效性是，人要说出某种可理解的东西，以便被他人所理解。第二个有效性是，提供某种真实的陈述，以便他人能共享知识。第三个有效性是，必须认真地表达自己的意向，以便自己能为他人所理解和信任。第四个有效性是，说出本身是正确的话语，以便得到他人的认同。他还接着表示“达到理解的目标是导向某种认同。认同归于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两相符合和相互依存。认同是以对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正确性这些相应的有效性要求的认可为基础”。哈贝马斯强调了交往中的“主体间性”，并用“理想的交往共同体”取代了“公共领域”的概念，指出在交往中，主体进入了两个交往的层次：一是在主体间性的层次上，说话者和听者通过语言建立了交往关系；二是在对象层次上，说话者与听者就对象及其事态达成了共同的了解。哈贝马斯看到了语言在实现人类交往、产生相互理解、建构观念认同中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在后来的研究中，哈贝马斯也通过对语言行为为基础的沟通理性的分析，来揭示语言被理性化和工具化后造成的社会问题。

在政治信息传播和政治交流的过程中，话语主体间的相互理解是至关重要的。政治语言分析要在主体间性的层次和对象层次上进行。这是由政治语言的社会公共性所决定的。一部法律的颁布、某位国家重要领导人的讲话、政府的日常公文等等，都要在沟通过程中求得最大程度的理解和认同。对象不同，政治语言的内容、表现方式和作用手段也就有所不同，但唯一不变的就是始终要提供真实的、可供理解的政治信息，从而推动整个活动的有序进行。

三、语言运用与社会文化关联

人们运用语言来理解和谈论世界，语言的运用就是话语的实践，政治语言的运用也就是政治话语的实践。政治语言不仅是政治主体之间沟通的工具，还具有作为社会组织力量的功能，政治语言能够产生社会性的后果一制度、观念、理解、认同，这些后果反过来也约束和调整政治语言行为。

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是后现代主义的领军人物。话语在福柯看来是构成知识和社会实践的方式。福柯所说的话语不同于索绪尔所称的语言和言语，也不是简单的语言行为，而是具有建构作用的社会实践。“通过思想和语言的运用才有可能建构主体。”福柯关于话语的建构功能的阐述对于话语分析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他认为话语在不同的层面积极地建构了自我、规范、知识等的社会关系和观念框架。福柯认为：“必须将论述(话语)看做一系列的事件，看做政治事件：通过这些政治事件，它运载着政权并由政权反过来控制论述(话语)本身”。政治语言是一个过程，包含着形成、产生和扩散的历史过程，也包含着认知的过程和相关的社会关系。因此他认为，研究语言的运用以及同社会文化因素的实际关联一语言论述的结构及其操作技巧、策略问题是解构西方社会制度的最有效途径。

不同社会制度的政治语言体现了不同的社会文化，东西方国家的政治语言有着明显的意识形态差别。政治语言说到底是为了巩固现存的政治制度和统治方式，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也是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为出发点的。以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为例，政治语言的现实表现就各自从本国的国情和阶级层面有所体现。因此，政治语言分析必须考虑语言运用与社会文化的关联。这是在政治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层面来考虑的问题。

四、话语分析与社会建构

建构主义认识论把认知看成是主体以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为基础的主动建构。根据社会建构主义认识观，认知活动具有三维性质，认知是个体、社会共同体和认知对象三个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其中，社会共同体对个体认知活动起着重要的规范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认知的实际方向。以社会建构主义认识观为基础的话语分析认为，语篇不是被动地反映社会现实，而是主动地建构社会现实。话语并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而是通过它所嵌入的社会团体和复杂的社会结构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话语分析就是研究在特定的语境中构成特定话语的语篇是怎样获得意义的，通过对语篇仔细的解读，透彻地理解语篇的组织和结构是怎样通过表达意义而建构社会现实的。

人类的政治语言现象和政治语言活动，都是奠定在一定的政治实践基础之上的。政治语言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政治实践的反映，但又具有很强的主动性，主动的建构社会现实。人类历史上从野蛮走向文明，从专制发展进步到民主，从落后的政治制度到先进的政治制度，政治语言的塑造作用尤其突出。从我国历次的党代会报告中谈到的基层民主建设就能够窥见政治语言的功能：十二大报告中的“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的话题下论及“基层民主建设”，十三大报告是在“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的话题下论及“基层民主建设”，十四大报告是在“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的话题下论及“基层民主建设”，十五大报告是在“健全民主制度”的话题下论及“基层民主建设”，十六大报告是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话题下论及“基层民主建设”，十七大报告是在“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话题下论及“发展基层民主”。因此，政治语言对社会现实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导向和指引作用，潜在的规定着社会的发展方向。

在语言哲学的这四个角度中，语言与行为的关系既是围绕语言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展开的，也关涉到语言的意义表达与理解；交往关系与理解认同则在意义的理解上更深入一层，不仅考虑人的行为，而且是考虑交往行为、交往关系；语言运用与社会文化关联较之交往关系是在更广泛的社会实践层面上考虑语言行为的社会建构作用；与第三个角度不同，话语分析与社会建构是从话语行为对社会结构的反作用来考虑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考虑语言行为的社会建构作用，换句话说，话语在主动地建构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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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语言论文篇（10）

至于“军事语言学”中的“学”，那才是“语言学”的意思，也就是说，这里的“学”是“语言学”之略，“军事语言学”就是“军事语言语言学”（“生活语言学”、“汉语言学”当然也就是“生活语言语言学”、“汉语言语言学”）。能否把其中的“军事”理解为“军事语言”之略呢？不能。因为向心结构在语义上是以核心（“语言”）为体，体若不存，“毛”将焉附？

2. 军事语言和两个相关概念 要弄清什麽是“军事语言”，先得弄清“言语共同体”（speech/ language/ linguistic community）、“语言变体”（language variant/ variety）两个概念。从语言交际人的角度研究语言，可以发现交际人的社会特征对选择语言项目即语项（language item， 大至某个语言，小至某个语言成分）有影响。由居住地这一社会特征划出的人群通常叫社群，由性别、年龄、职业、阶层等社会特征划出的人群通常叫类群，这样，我们就可以具体地说，交际人的社群或类群社会特征对选择语言项目有影响。反过来说，共同选择某一套语言项目的人群或形成社群，或形成类群。如果再用一个语言学术语概括语言的社群和类群，那就是“言语共同体”（也有译为“言语[语言]集团[社团、社群]”的）。英国语言学家R.A.赫德森在《社会语言学》（丁信善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一书里罗列了约翰。莱昂斯，查尔斯。霍基特，伦纳德。布龙菲尔德，约翰。冈佩兹，威廉。拉波夫等语言学家对“言语共同体”所下的定义，尽管这些定义在陈述角度上不尽相同，但都是根据言语划出的人群，而不是根据人群划出的言语。约翰。冈佩兹的下面一段话十分明确得表达了这层意思：“大多数持久的集团，不论是小到面对面交往的伙伴，还是大到尚可为地区的现代国家，或是同业协会，地段团伙，只要表现出值得研究的语言特色，均可视为言语共同体。”对于什麽是“言语共同体”，有一种解释是这样说的：“军事语言是军事社群的言语社群”。按“言语共同体”的本来意义来理解这句话，于是就成了“军事语言是军事社群的言语社群”。如果不按言语共同体本来意义来理解“言语共同体”，就会造成术语在逻辑上的混乱。从术语内部结构上分析致乱原因，显然是把术语的偏正结构（言语的共同体）当作了同位结构（言语这个共同体）去理解了。

何种言语共同体选择何种语言项目就呈现出一定的社会分布，言语共同体实质上是由呈现出一定的社会分布的一套语言项目即语言变体来划分的。赫德森把语言变体定义为“社会分布相似的一套语项”，认为“英语、法语、伦敦英语、足球评论英语、亚马孙河西北部某大家庭的成员所使用的语言、某人使用的语言”都可以称为语言变体。这些语言变体的实例大都和交际人的社会特征有关，不是属于社群变体就是属于类群变体，只有足球评论英语是和交际人对语言的使用有关，是属于功能变体。军人是属于职业范畴，职业是属于类群范畴，因此，军事言语共同体主要是根据类群变体划分出来的。有人认为军事言语共同体“是民族共同语的变异”，即社群变体的变体，这意味着军事言语共同体主要是根据社群变体划分出来的。社群变体和类群变体可以相互从属，由于谁从属于谁涉及到以谁为主的问题，因此不能任意得把甲从属于乙说成乙从属于甲。我国军事语言的实际情形也表明，是社群变体从属于类群变体，而不是相反。对于社群变体，我国语言政策是推广标准变体，但不排斥地域变体和过渡变体。把我国军事语言说成民族共同语即标准变体的变异，会给人以错觉，似乎我国军事言语共同体里只有标准变体，没有地域变体和过渡变体。

弄清了什麽是“言语共同体”和“语言变体”，我们就可以给“军事语言”下如下的定义：军事语言是军事言语共同体所使用的语言类群变体。

3. 军事语言变体和语域 军事语言在使用中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而形成军事语言变体。讲语言变体不能不讲语域，讲军事语言变体当然也要讲语域。语域是“根据不同用途而区分的变体”，正好与方言相对照，后者是“根据不同使用者而区分的变体”。语域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多维性，即具有反映交际行为系统的多维矩阵形式。语言学家们提出了不只一种语域多维模型，被广泛使用的是英国语言学家M.A.K.韩礼德的三维模型。这个模型由场（交际的目的和话题）、式（交际的手段）、体（交际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也就是说，语域这种语言变体可以进行场、式、体三维立体分析。有人把语域看成是“军事词语变体的又一个重要的条件或因素”，意思是语域本身不是变体，而是变体的条件或因素，只与词语有关，和话语无关。这种认识会导致把语域只局限在生活文化背景、交往场合、交际方式几个方面，从而把交际双方、上下文等因素从语域中剔除了。这也可以算是一种语域多维模型，虽然话题（属于场）、角色（属于体）都被剔除了。分析实例时，根据需要，可以对语域进行一维平面分析。但是，在理论上如果出现语域只能进行一维平面分析的任何暗示，就会给读者造成错觉，似乎语域真的只能进行一维平面分析，其实，所有的语域实例都可以进行多维立体分析。

语域和语境是什麽关系，直接影响到对语域的理解。如果语域从属语境，语域就失去了语言变体的资格，因为语域不是语言变体，只是影响选择语言变体的条件或因素。如果语域不从属语境，语域就有资格成为语言变体。语境有广狭两义，狭义语境只指上下文（内部语境、小语境），广义语境还包括说话环境或背景（外部语境、大语境）。但在社会语言学里，语域和语境有明确分工：语境只指上下文。赫德森把语域视为一种变体，把语境视为对语言变项产生影响的一种因素，在他看来，语域和语境之间并无从属关系。

语域的一维是交际方式，交际方式主要指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两大方式，有一种分类法把体态“语言”也看成是口头语言、书面语言、体态语言三级独立交际方式的一级，其实，体态“语言”只是和有声语言并列，是不能和口头语言、书面语言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的。研究军事语言的口头语和书面语，既可以用传统语言学的表达理论，也可以用社会语言学的变体理论。用什麽理论去讲，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这两种理论都能讲出自己的特点，而且不能互相替代。同样讲语言使用，语言表达论是着眼于语言的内部特征，语言变体论是着眼于语言的社会分布，就像同样是讲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着眼于口头和书面，讲的就是交际方式，着眼于语言，讲的就是语言变体。

4. 军事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 陈原教授介绍说，社会语言学不当至今“没有一致公认的界说”，而且其“研究对象或范围至今还没有一个一致公认的界说”，因而社会语言学大有“发展活动的余地”。用这些话来说明“军事语言学”的现状，也恰如其分。有人认为军事语言学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而且尝试在论著中从基本构架直到基本观点、基本术语都向社会语言学靠拢。如果有一本论著能首尾一贯地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去研究军事语言，那不但是对军事语言研究的一大贡献，而且也是对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大贡献。可惜目前做不到，因为编著一本纯粹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加以研究的军事语言学论著似乎条件还不成熟：大量的、活生生的军事语言现象还没有用结构描写的研究方法去整理和分析。如果把结构描写的研究看成是前期工作，把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看成是后期工作，那么，前期工作没有做好，后期工作就很难有所作为。当务之急还是做好军事语言现象的结构描写，这也就是本书研究工作的定位，虽然本书也不排斥用结构描写方法以外的方法研究军事语言现象。

社交语言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5）04-0059-02

一、 语言社会学产生的理论背景及研究现状

（一）理论背景：现代性批判背景下的社会化语言研究

现代性批判，modernity，作为当代人文社科研究的一门显学，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哲学、社会学以及语言学立足于各自的学科，或反思现代性进程中所出现的各种自反式现象，或者反思现代性理论在研究方法上的疏漏，或者批判现代性理论在其“实体论”研究范式上的缺陷。

马克斯・韦伯、斯宾格勒、哈贝马斯、德里达等人把现代性危机的实质是其自身的异化发展。社会的现代化以科技的告诉发展为根本特征，但原本探索自然奥秘的科学却将自身的界限拓展到了人文社科领域，以科学形而上学体系解释社会现象和人文精神。在这样的情形下，社会学、哲学、语言学纷纷使用了科学研究的逻辑方法，导致人文学科的发展自然科学化，而丧失了自身的学科特征。正是这样的双重后果引发了思想家们的争论，成为当代社会学和语言学共同的理论旨归。

社会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以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等社会事实为研究对象，而现代社会学则更加关注社会结构具体而微的层面，包括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日常生活中的“叙事”以及社会情境中个体间的交往。哈贝马斯、利奥塔、布迪厄等社会学家认为，现代社会的重重危机主要是由于话语交际的失败，即生活世界中自由交流的话语受到宏观系统的入侵无法顺利进行，导致了“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实现受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新异化为“主体―客体”模式。因此社会学研究应该转向作为交往中的语言，恰如维特根斯坦（1953）所言，与其将语言看作描述或表征世界的工具，毋宁说它是人之存在的一种行为方式。语言研究成为当代社会学重建的主题所在。

（二）语言社会学研究现状

国外学界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研究。第一，将语言社会学等同于社会语言学的宏观部分，坚持一种狭义的语言社会学概念。这种观点强调语言社会学是社会语言学的宏观部分，把“语言规划、语言接触、语言演化、语言政策、双语和多语交际、双语和多语教育语言规范化和非规范化”[1]等问题看做语言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内容，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将宏观意义上的社会语言学和语言社会学这二者看成一种同意反复，代表人物为费什曼（1972）。第二，大多学者主张社会语言学和语言社会学应该被划分为语言学理论的两个流派，就社会语言学来了说，它代表了语言学研究的微观部分，研究的主要问题集中在，语言系统自身如何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社会历史状况的变化而演进，包括语言使用者的社会地位、年龄、性别、受教育的水平等等。对于语言社会学而言，它呈现出来的则是语言的宏观方面，研究的问题主要包括语言形成的现实基础、语言政策的制定、语言的价值与规范、二语问题研究以及语言中反映出来的社会现象等等。[2]代表人物为郝德森（1980）。第三，将语言研究置于社会学的理论框架之内，对其进行学术层面的阐释。持此类观点的学者坚持语言社会学是和文化社会学、教育社会学等比肩而立的当代社会学流派，标志着社会学的当代转向。代表人物为哈贝马斯、布迪厄和福柯。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语言社会学”概念开始出现在一些期刊中，国内学界对于“语言社会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通过概念分析，将“语言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研究中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并强调其独特的问题域。根据笔者所掌握的文献，目前来看最早提出此观点的是张宗超（1991），《语言社会学初探》一文立足于国外对于“语言社会学”的研究历程，概括出了关于语言社会学的四种观点：1.语言社会学不仅仅是一个流派，也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有着自己的独立研究对象，即“语言社会学”。2.语言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是语言和社会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3.语言社会学从社会整体出发，将语言的性质当作社会问题来对待，是社会学中的一个分支。4.联系语言来研究社会的学科。[3]由此，这种观点立足于广义的“语言社会学”概念，强调当代社会学研究中正在发生语言学转向，社会学的语言学转向与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交相呼应，哈贝马斯、布迪厄和福柯都可以看成这种转向的推动者，他们分别从普遍语用学、语言符号理论和知识考古学的不同视角来推动这一趋势的发展。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刘少杰（1999）、吴义平（2006）等学者。第二，运用比较分析法，强调“语言社会学”和“社会语言学”之间具有明显差异，从而凸显语言社会学的基本内容和研究对象。刘援朝在《同异之争：语言社会学与社会语言学的》一文中，从发展历史，流派划分，研究对象等方面区分了语言社会学与社会语言学之间的差异。第三，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语言社会学”下定义。例如，马戎（2004）认为语言社会学就是“通过各类语言现象的系统、综合性的调查和横向、纵向比较研究，来分析社会的文化形态和种族关系，各国和各地区文化交流变迁的一个领域”。[4]第四，立足于费什曼的语言社会学概念，强调语言社会学和社会语言学均推动了从社会结构和社会情境入手去研究语境的社会内涵，持此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为祝畹瑾（2013）。

从国内外近些年的研究状况来看，“语言社会学”的研究正引起学界的关注。社会学领域出现的这种语言学转向，主要基于两个原因：第一，语言哲学研究的繁荣发展，启发社会科学研究者将语言问题作为本学科的研究对象。第二，语言学研究转向应用领域，从对语音、音位、语义、语法等语言形式的层面转向语用的研究，关注生活世界和人的需要。最重要的是语言社会学作为一种社会学流派，并没有沿着实证主义社会学的道路，将鼓励的社会现象或社会存在等实体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而是深入生活世界的各个微观领域，探索社会中各种基于语言沟通的“关系”。

二、社会化语言的表现形式

当代语言学界也受到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哲学的影响，关注人们生存世界中的语言现象，但并没有全然接受哲学现象学的方法，而是把目光也投入到了“社会化语言”的研究之中。恰如语言学家Alvesson所强调，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交往理论以及文化人类学等和系统理论密切相关的学科中，学者们立足于文本和语言学的视角重新思考了各自的学科。对于语言社会学而言，与其说它的研究对象是语言系统，毋宁说是“社会化语言”这个概念。Agnes（2011）认为，语言社会化是当代语言学领域的正在发生的现象，这样一个过程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

“第一，初学者（包括儿童、二语学习者、已有共同体或职场的新成员等）如何在语言实践的过程中被社会化为主流文化中的成员，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语言对初学者们进行“身份”的建构;第二，初学者在社会化过程中如何使用语言，即语言应用和文化语境之间处于怎样的关系;第三，也是至为重要的一点，在语言和文化的交融之处，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成长才得以清晰的呈现出来。”[5]

具体来说，福柯的“话语实践”、伯恩斯坦的“公共话语”以及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都可以看成是社会化语言的社会学诠释。

（一）福柯的“话语实践”

米歇尔・福柯的“话语实践”（discourse practice）概念是对“社会化语言”的一种诠释。在福柯看来，话语实践并不是文本的内容，“首先要将其理解为一种经验性的历史事件”，[6]杨善华指出，这样一种话语实践是不断变化的社会结构中的历史事件，具有一定的实证性。同为结构主义者，福柯并没有沿着索绪尔的路线，热衷于共时态的语言结构，而是从历时态的视角去思考各个时代的话语叙事，强调“真理”实际上不是一种预设，而是各个时代话语实践的产物。

（二）巴塞尔・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的“公共话语”

伯恩斯坦则把这种“社会化的语言”定义为“公共话语”（public discourse），具体来说，公共话语包括以下十个方面的特征：

・简单的语法;

・连接词（如所以、那么、并且、因为）的重复使用;

・祈使句和疑问句的频繁使用;

・较少使用非人称代词（如某个、它）;

・陈述（主体）通常以暗示性问题谋求支持性回应;

・一个关于事实的陈述常常既是原因，又是结论，或更准确来讲，人们得出一个确定的说法的时候，其原因和结论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明确;

・习语的频繁使用;

・极少使用象征的手法;

・个体特征在句子结构中体现的并不明显，公共语言具有隐含的意义，这一点决定了语言的形式。[7]

（三）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

杨善华认为，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的提出与他对于二十世纪西方社会学所盛行的“科技理性”的批判密切相关。然而哈贝马斯对于科技理性即其现代性后果的批判范式并不同于他的法兰克福学派前辈，哈氏并未沉醉于“启蒙在何种意义上回退为神话？”这一永恒问题的纠结，而是将目光转向了生活世界的研究之中。生活世界和系统，是哈贝马斯对社会整体的一个二重划分，这是两个并行不悖的领域。生活世界又个体性的微观话语构成，个体话语实践的异质性构成了生活世界的多样性;系统则是由社会政治经济活动所构成的宏观框架，强调一种同质性的社会存在。哈贝马斯认为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主要在于生活世界中的异质性总是受到“系统”的影响，导致话语实践个体性的丧失。话语实践与生活世界，在哈氏看来处于一种辩证关系之中，一方面话语实践作为主体间的沟通，建构着生活世界，而生活世界又构成话语实践顺利进行的背景。鉴于此，哈氏提出建立一种理想的交往语境，恢复生活世界中的话语实践。为了建构理想语境，哈贝马斯提出了三个“有效性宣称”，作为一切交往情境中普遍有效的语用原则：

第一，“真理宣称”，即话语在认识论层面必须是外在客观事实和社会现象的真实反映;

第二，“正当宣称”，即主体之间的交往不仅仅追求对客观事实的真实反映，更应该遵循社会规范;

第三，“真诚宣称”，主体的表达在形式上必须让其交往对象感觉到主体的真诚性。[6]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哈贝马斯所建构的普遍语用学原则不仅仅追求对客观事实的真实认识，更追求一种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有效性”影响，哈贝马斯的努力对于当代语用学研究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参考文献：

[1]冯志伟.现代语言学流派[M].商务印书馆，2013.

[2]刘援朝.同异之争：语言社会学和社会语言学[J].语 文建设，1999，（3）.

[3]张宗超.语言社会学初探[J].社会科学研究，1991，（6）.

[4]马戎.试论语言社会学在社会变迁和族群关系研究 中的应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