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产业发展大全11篇

经济产业发展篇（1）

优越的地理区位条件、广阔的海岸线与海域空间、相对丰富的海洋资源和深厚的海洋经济与科技基础是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的有利条件,是领先于其他沿海省市的相对优势。但同时,海洋资源衰退、近海环境恶化、海洋科技转化不足及传统的海洋管理体制都严重制约着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战略的顺利实施。因此,深入挖掘海洋资源与空间优势,突破传统的沿海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以蓝色经济区建设为起点,推动海陆一体化发展,加速沿海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提升,领跑国内蓝色经济区发展是山东所面临的重大战略任务。

半岛蓝色经济区定位与方向选择

一般而言,蓝色经济区是指以海洋资源为基础,海洋产业为特色,临海经济集聚发展为支撑的沿海经济功能区,但蓝色经济区又不同于一般的沿海经济区,其根本差异在于对“蓝色”的理解。关于蓝色经济区“蓝色”的理解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蓝色”是指采取开放政策,突破陆地向海洋发展,即依托海岸带空间,大力开发海洋资源,以海带陆,以陆促海,推动外向型临海经济区发展;二是从资源环境角度出发,实施“蓝海战略”,推动海陆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即以海洋资源承载力为基础,海洋生态环境维持为前提,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及绿色经济等环境友好型临海经济,打造“蓝色社区”。

结合山东发展现实,半岛蓝色经济区定位存在以下几种选择:一是从区域经济发展入手,把半岛蓝色经济区定位为国家海陆统筹试验区、国家海洋高技术产业化先行区、国家海洋经济高地及沿黄流域主要的区域增长极,带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结构优化提升及向内陆辐射,拉动中西部地区全面发展;二是从资源环境承载力入手,将半岛蓝色经济区定位为国家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国际宜居城市群和国家海岸带综合管理试验区,通过大力推动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和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建立持续协调的临海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三是综合考虑区域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应瞄准科技含量高、生态环境影响小、自然资源消耗低的临海高端产业发展,重点打造国家海洋科技产业化中心、临海高端产业集聚区和国际休闲旅游度假基地,实现以科技产业化、产业高端化和生态文明化为导向的临海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经济优化提升目标。

海洋优势产业选择与培育

科学合理地选择并重点培育海洋优势产业群是推动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的关键因素。海洋优势产业的选择要从长远着眼,既要考虑现有的产业发展基础和规模,又要分析其未来的发展潜力和产业带动力。未来海洋优势产业的发展不仅具有提升半岛蓝色经济区经济总量和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功能,还具有拉动临海产业集聚发展、完善产业链和优化提升产业结构的作用,是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的核心任务。

从山东现有的海洋产业类群来看,中短期内既有一定的产业发展规模,又具有产业带动力和未来发展潜力的海洋产业类群包括港口与海上交通运输业、船舶装备制造业和滨海旅游业三大产业类群,但其口与海上交通运输业发展不仅面临着釜山港、上海港、天津港及大连港等国内外大型港口群的强力竞争,也面临区域产业结构升级造成的海运货物构成变化的压力,长远发展形势严峻;船舶装备制造业受到国内外市场需求低迷及相关产业技术储备有限的双重打击,短期内发展前景不容乐观;而滨海旅游业经过近10年的高速发展,规模有余而水平不足,所产生的问题大于机遇,现实发展空间也有限,除非在海上旅游等新领域短期内有大的突破,否则产业难以实现质的突破。从长远来看,具有产业发展潜力和带动力的新兴海洋产业包括海洋科技服务业、海洋新能源、海水综合利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及深海矿产开发等,但上述产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现有科技水平的制约,其产业化发展进程严重依赖相关海洋科技的突破;而在一些相关科技转化已基本成熟的产业领域,也受到国内外市场和相关政策的高度制约,市场潜力难以得到充分发挥。可以说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多数具有较高发展潜力的海洋新兴产业市场化培育还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作为战略优势产业进行培育时需要格外谨慎,否则很难达到预期成效。

海洋资源支撑与环境承载

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离不开海洋资源与环境的支撑,山东半岛海洋资源与环境综合承载力水平决定了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发展规模与方向。从海洋资源基础来看,山东半岛沿海地区除了丰富的岸线与空间资源外,其他重要的资源种类,包括生物资源、淡水资源、矿产资源及能源等与国内沿海其他地区相比并不具备明显的比较优势。特别是随着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的深入发展,近海生物多样性下降、渔业资源枯竭、岸线与滩涂等空间利用冲突、淡水资源短缺等问题将进一步制约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而在环境承载方面,随着经济总量的提升,未来入海污染物排放总量进一步提高、近海海域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衰退、重点河口、港湾海域环境恶化的趋势将持续存在,特别是随着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的深入发展,围海造地、海岸工程建设力度进一步提升,近海滩涂湿地面积破坏与丧失,重点海域生态环境恶化、恢复力下降的趋势明显,半岛近海海域生态环境的维护和恢复将成为影响半岛蓝色经济区未来发展的根本因素。总的来看,在制定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相关发展规划及行动计划时,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半岛地区海洋资源与环境的不足,科学地评价及合理地利用半岛地区的海洋资源与环境承载水平是确保未来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因素。

管理体制与政策机制

除了资源与环境支撑外,管理体制与政策机制支撑是推动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顺利实施的又一关键因素。现有的海陆分离、条块分割的沿海行政管理体制并不适合未来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发展,蓝色经济区建设需要一个海陆统筹、产业协调、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新型管理体制,这就需要在蓝色经济区统一领导、区域规划、产业发展和城乡发展领域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形成与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相适应的海岸带综合管理体制和海陆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协调机制。

目前,受到现有管理体制和决策机制的影响,沿海各市在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中不同程度地存在发展定位类似、产业结构趋同、发展政策攀比等问题。海洋主导产业单一,传统产业竞争力不足,新兴产业发展缺乏后劲,环境资源恶化等普遍性问题使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在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中面临两难选择。多数沿海地市资源环境条件类似,除少数落后地区外,经济基础与产业条件也相差无几,再加上政策相同,可供选择的战略优势产业和重点支柱产业有限,因而形成目前各地产业结构雷同的竞争格局。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不仅导致了这种行业的无序竞争,而且由于行政干预的存在,使这种恶性竞争难以通过市场调节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来缓解,从而降低了区域经济整体竞争力,这是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主管部门决策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超越行政边界,实施跨地市的区域发展规划和流域环境管理,同时简政放权,充分运用各种政策引导措施,通过市场手段来协调产业竞争,实现产业的集聚化发展是实现区域产业良性竞争和经济结构优化提升的一种可行选择。

区域协作与经济一体化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应尽快打破行政藩篱,密切合作,有序竞争,扬长避短,发展具有各自地方特色的蓝色经济体系。实现半岛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将面临诸多挑战:

经济产业发展篇（2）

二、科学种植,提高品质

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产业化步伐的加快,经济林产品的供给在整体上已从长期短缺变为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买方市场已经形成,产品的优势正在由以前的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目前我国果品品质虽然已有大幅度提高,但仍存在由于提前采摘而造成的果品成熟度不足、果品颜色和光泽不正、形状不一致,大小不均匀、果实口感较差、风味不正等问题。并且,在果品的生长管理阶段仍存在着使用农药不当、滥用生长激素等问题,不可避免的造成果品品质低、农药残留超标,与国际产品标准相差甚远。据有关数据统计,我国水果的优质果率约在35%左右,果品产量中仅有5%能够参与国际竞争,还有近15%是属不合格产品,而发达国家的优质果率已达到70%,符合出口标准的高档果品占50%以上。因此要加快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使科学种植理念融入到经济林产业管理的各个阶段。引导农民对低产园改造和老品种进行改良,选用新优品种,建立新品种种植基地,优化品种布局。根据地域特点和资源优势,积极引进名特优经济林新品种,保证优良品种的供应,推广栽培新技术,及时开展技术培训,推广无公害栽培管理经营理念,多施有机肥,适期疏花疏果,多用系列促产增收增质技术,少用、不用植物生长激素,结合当地气候条件及市场需求适时采收、贮藏、运输,有利地提高经济林产品质量,保障了经济林产业较快发展。

三、产品深加工,品牌促发展

在我国,重生产轻加工、重造林轻管理等问题不同程度存在。我国是经济林产品生产第一大国,但创造经济效益方面多为原料直接出口,产品加工率较低,经济林产品加工是当前生产中薄弱环节。比如,水果深加工比例仅占水果总体产量的11%左右,而一些发达国家果品加工占果品产量的比例一般都在35%以上,有的品种甚至达到80%～90%以上。因此为使产品增值,提高经济效益,要加强深加工环节的力度。建设经济林产品加工企业要按工业投资建设程序进行,依托当地资源,以市场为导向,必须进行市场调研,可行性论证,切忌盲目性投资。开展深加工、精加工,把资源优势变成商品优势、经济优势。在深加工的项目建设过程中,要自有资金与引进资金相结合,科技支撑与当地实际情况相结合,结合当前形势与长远利益,注重发挥地域优势,发展区域化生产,扩大规模效益,形成基地经济新格局。

经济产业发展篇（3）

在对外开放条件下，由于比较利益原则的作用，必然会出现国际分工与专业化趋势。对此，将出现产业重组问题。参与国际竞争就要求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优势，但对任何一国来说，都不可能、也不需要在所有的产品上都占有优势。当一国某一产业不能维持其竞争力时，让资源流向效率更高的产业，这样对提高整个国家的生产率是有益的，这就是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资源优化配置。

问题在于，一国所放弃的产业与所力争占有世界市场更多份额的产业，在产业发展的阶梯上处于什么位置？哪一个产业的发展更能充分调动最积极的要素或最高位的资源？凡能正确确立主导产业，并及时培育高科技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国家，都有着强大的经济竞争力和经济发展后劲。由此，产业重组只有服从于国家产业升级的目标，才是从宏观上有利于产业发展。

产业升级包含以下内容：①，在按照要素密集型来划分的各产业中，高位资源占有更大比重的产业更快发展，使整个国民经济当中产业结构发生更能体现现代化的变动。比如，自然资源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相比，后者比重增大，就是产业升级；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密集型产业相比，后者比重增大，就是产业升级；资本密集型产业与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相比，后者比重增大，就是产业升级。②，现有产业的技术基础有根本性的提高，使产业发生转型（如由资本密集型产业转为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半转型的变化，也称为产业升级。③，某一产业中存在不同的技术层次，如果高技术层次部分显著增长、大量取代中低技术层次，也是产业升级。

为了产业升级，进行产业开放是不可回避的选择。①，产业开放通过与外国资本分享市场，吸引国际上的高位资源输入到本国，促进本国产业发展。②，产业开放扩大了国际分工，从而扩大了资源利用、选择的天地，在本国闲置或半闲置的资源，可以得到比较充分的利用；在一国条件下只能低效利用的资源，可以取得功能放大的效果，实现高效利用。③，产业开放使不同国家的经济资源以一产业为载体，进行优势互补、有机结合，产生新的优势。

二，产业开放与资源转换

对外开放是我国已确立的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针，扩大开放则是我们顺应经济全球化这一必然趋势的明智选择。这里，本文将从一般的开放中聚集眼光，考察“产业开放”这一角度，将扩大开放问题集中在产业扩大开放问题上。

产业开放的基本内容为：⑴，将该产业的各种产品市场对外开放，允许外国同类产品进入国内市场，在国内市场产生国际商品竞争。⑵，将该产业的各个企业产权市场对外开放，允许外国资本进入国内资本市场，在国内市场产生国际产权竞争。⑶，本国企业跨出国门到国外开展跨国经营，进而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吸收资金与各生产要素，投入国际市场当中的国际要素竞争。⑷，已经在产业中起作用的人才允许跨国流动，吸收外国同行业人才在中国任职。

产业扩大开放顺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对我国各产业会发生重大的发展效应。但同时，产业扩大开放意味着我国产业进入更激烈的国际竞争。

为什么产业开放会对该产业产生发展效应？其原因，用最简单的表述就是：产业开放便于一国的经济资源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资源进行转换。在各种资源转化当中，不断发生竞争、激励、对比、择优过程，对国家的宏观经济效益与企业的微观经济都有促进作用。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要注重吸取国际高位经济资源——科技、管理、人才。

（二）产业开放的冲击涉及产业安全

在产业开放中，不但可能获得产业发展的机会，也会遇上产业受冲击的风险，处理不好，就会危及产业安全。

一，导致产业萎缩的两种最基本的冲击

关于产业安全，这是一个含义复杂的概念，要专门加以讨论。这里暂且以最直观的“产业萎缩”来代替。

上一节谈到产业发展时，我们可以撇开产业的民族性问题，只从生产力角度来观察。只要在中国国土上建立的生产基地，向中国政府登记注册并取得中国法人资格的企业，都可算是国内产业。国内产业的发展，必定会利用中国的经济资源，使用中国的劳动力，向中国市场提品，向中国政府缴纳税收。为此，我们完全将国内产业的发展视为对外开放的成就。

然而，产业安全问题却必定与民族产业相联系。只要我们肯定民族产业这个概念，就会看到对外开放会造成对民族产业的各种冲击。

有两种最基本的冲击：一是在商品市场上，外国输入的商品占领本国市场，会导致一些竞争力不够强的中资企业破产倒闭。二是在资本市场上，外商投资企业不仅可以挤占中资企业的市场，还可以从企业资产产权市场上并购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对前一个冲击，超过一定限度将危及产业安全，这一点大家都承认，因为大批企业纷纷破产与产业的萎缩是一致的。对后一个冲击，认识就不一样了。大批中资企业被收购并不等于在国内该产业会萎缩，可能还会更加繁荣兴旺。

这就是说，如果我们仅仅站在“国内产业”的立场上，只考虑其领土属性，不考虑其民族属性，那么，后一种冲击就不值得关注，就可以视为对产业安全不起很大作用。对国内产业而言，产业安全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照我们分析，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只要比较利益在发挥作用，只要国内投资环境改善，只要国家的经济正常发展从而形成越来越大的市场，总会有资本输入，萎缩意义上的产业安全就没什么问题。于是，我们对于对外开放的观念意识也将成为一个程度很高的乐观主义者，观察问题的客观性也就减少了。

显然，我们不能这样看问题。应当站在民族产业立场上关注后一种冲击，承认这种冲击超过一定限度必定危及产业安全。换句话说，本文的主要问题的立足点在于民族产业。

二，民族产业概念

要谈论产业安全问题，前提之一是民族产业概念本身是否成立。这个问题分为三点：

1，是否有必要保留“民族产业”概念？

以对外经贸大学薛荣久教授为代表的观点认为，民族产业已经是过时的概念，应当以“境内产业”概念取而代之。在加入世界多边贸易体系后，我们不要再提什么“保护”，而是要注重权利与义务的一致。即使要保护，也只是“境内产业”而不是“民族产业”。清华大学的魏杰认为境内产业就是民族产业，在本土生产、进入本国进出口贸易体系的产品及其所联系的生产场地和技术，都算民族产业。如日本的松下公司在中国生产的产品，进入中国的贸易进出口体系，就是中国的。按国际惯例，民族产业标准在于标识生产场地国的国别。这一观点与薛荣久的观点没有实质上的差别，实际上都是民族产业概念取消论。

本文认为民族产业概念不能取消。理由有两点：

⑴，在实践上，当前国家实行的对外经济政策和行为大部分都是建立在民族产业概念基础上的，如果取消了民族产业概念，这些经济政策和行为岂不都成了无意义的事？打击走私，难道首要目标不是保护民族产业吗？难道是仅仅为了关税收入，或是为了保护“境内产业”？境内产业当中，不属于民族产业的外商所属企业不需要我国政府来作市场保护。就外国公司而言，它对东道国既可资本输入，也可商品输入，它可以根据进入目标国是否实行保护来选择。我国政府为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之所以艰难，就是在保护民族产业问题上要跟人家讨价还价。让谈判对手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进入我国市场，关系到民族产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生存发展。要是连民族产业概念都取消了，这些谈判也都不必要了。

⑵，在理论上，民族产业概念在一段历史时期内仍有重要意义。所谓境内产业，大体上可分为中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尽管这两类企业的边缘越来越难以区分，中间状态越来越宽，但还远未到这两个概念消失的时候。从总体上来说中资企业与境内的外资企业对国家产业发展目标的利益关系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与国家产业发展目标的实现其利益是一致的，而后者就不同了。部分外资企业在外商控股条件下，只服从母公司的全球经营战略，它的战略意图未必与东道国的国家产业发展目标相一致。相当多的跨国公司只想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加工场所，成为他们的专利、专有技术、商标等无形资产的应用场所，这些知识资产的所有、培育、发展都掌握在母国手中，而外资企业贯彻着这个意图，必然与国家产业发展目标格格不入。这就告诉我们，并非境内企业、或中国法人，都是实现国家产业发展目标的可靠力量。

2，民族产业概念能否界定？

主张取消民族产业概念的一个理由，就是民族产业概念已无法界定。我们承认，当前界定这个概念是有难度。它已经含有双重含义，一是指一个部门或行业，凡是本国境内未被外国资本控制、垄断的部门、行业，算是民族产业。二是指一个企业的归属，用于表明本国境内的企业是否属于民族产业。两重含义是相通的，当一个部门、行业的骨干大企业主要是归属于中资企业时，它无疑是民族产业。后一个含义具有基础意义，如果企业的归属清楚了，部门、行业的归属也就不难判定了。因此，理论界基本上是从后一种含义来提出对民族产业进行界定的意见的。

本文先从不同学者的定义见解介绍开始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金碚研究员对“民族工业”定义为：“由中国个人、法人或政府所有或控股的企业，以中国技术人员可以掌握的设备和技术所生产的、生产和销售零部件达到一定的国产化率、通常标有中国品牌商标的产品的企业，在严格意义上属于民族企业。”（注①）

对外经贸大学的夏有富教授对该定义这样质疑：①，以股权为标志，市场经济条件下，股权交易是企业间的正常交易行为，可变性太大；股权控制仅是对企业控制的一个方面，中方控股但实际被外商控制的企业是否也是民族企业？有时中方为了长远利益（如引进技术），有意让外方占51％的股份，但中方对该企业有实际控制权，这是外国企业吗？如何看待股权平等企业？②，技术控制权的归属与技术的掌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国利用外资的重要目的是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在实践中，许多外方以技术和设备投入，但中方控股，中方技术人员掌握了设备和技术，而技术控制权归属于外方，这是外国企业吗？③，以国产化率衡量更易引起争议，一是国产零部件的质量问题，二是进口零部件与外方控制没有必然联系，三是国产化要求与国际规则相违背。④，品牌问题，有的是新创品牌，共用双方品牌。

上述质疑要说明的是：在当今开放经济条件下“民族产业”的定义是无法下的，不管怎样下定义都不合适。因此主张淘汰保护民族工业概念，代之以保护主导产业和幼稚产业概念。（注②）

本文认为，对金碚定义的质疑是对的，但所导致的结论不对。民族工业这个概念是客观存在的，只要有民族国家，有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差别和矛盾，就会有这个概念。但是，夏友富的质疑也说明，民族工业概念的界定是复杂的。

王林生教授（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副会长）认为，判断企业或行业是否民族产业的标准是：①，与国民经济的联系和依存度，如企业产值中的国内净增加值比重要大于在国外净增加值；②，股权比例，外方控股的不能算；③，品牌的文化内涵；④，从法律角度，是否在本国注册。国家科委金履忠、贾蔚文还加一条：中方必须掌握关键技术，掌握技术自。

本书不赞成这种多元化的界定标准，因为这样一来事情就搞复杂了，无法操作。上述观点可以理解，它实际上是从企业的属性与其对民族经济的作用相统一的角度提出来的。其实，应该把企业的属性与它对民族经济的作用分开，这是两回事。也就是说，属于民族产业的企业未必都能对我国国民经济起到好作用，而有的境内的外资企业反而会起好作用。

界定民族产业的标准是不能由我们任意选择的，只能按照商品市场经济的通常基础，企业的经济成份属性是取决于所有权归属的。因此，只能用所有权及其派生物——股权掌握在谁的手中作为划分民族产业与非民族产业的界限。

民族工业概念必须是一元标志，就是用所有权为标志，为此，从企业的角度就可以定义为“由中国个人、法人或政府所有或控股的企业”。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按此标准来划分，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难以划分。产权交易的频繁发生使企业股权归属的可变性很大。尽管这样，我们也要清楚，经济全球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现在就谈取消民族产业这个概念，还为时过早。

由于开放经济的复杂性，民族企业与实际经济控制权，与它对本国经济发展的作用，都发生了不对称的情况，也出现了质疑中所提到的种种情况。对于国家的产业发展，一个中资企业尽管有属于民族产业的属性，却并未保证它一定会对民族经济起好的作用。有的国有企业长期亏损，有的中资控股企业在技术上受制于人，有的本国企业产品只用外国商品品牌。提出后两种情况，并不是不分青红皂白都予以否定，一些企业在其具体情况下使用外国技术或品牌是有好处的，但毕竟不是根本性的好处。这些企业对民族经济的作用，就是不如人意的。相反，有的外资企业搞技术当地化、人才当地化，对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都大有好处。这就说明，应当把属性与作用分开。

所以，关于技术控制权、品牌问题，都只能看作是对民族工业概念地位、作用所产生的冲击，而不是对概念本身的否定（例如，有的民族企业对中国经济的作用还不如外资控股企业更大），因此，民族工业概念已不能是国家产业政策的全部出发点，而只能是一个重要参考。但必须是一个重要参考，如果取消了这个概念，也就无所谓参考了。

3，民族产业保护的含义应当如何理解

提出民族产业的意义与保护民族产业是不可分的。实际上这是一个产业安全的问题。

不同意民族产业概念的观点理由之一，就是无法对保护进行操作。是的，在经济开放的环境中，不可能对国土上的企业来个“查户口”、界定归属后对民族工业企业发放“良民证”，赋予受保护的特权，这样既不可能又不必要。因此，所谓保护民族工业，只能是国家制定涉外经济政策中的一个战略性考虑，而不是针对具体企业进行区别对待的行政行为。可以说，只要采取保证措施以避免出现危及国家产业安全问题，就是对民族产业的保护。

为此，对民族产业保护的新界定要确立三个要点：

⑴，保护的宗旨是国家产业发展目标的实现。凡不利于这个总目标的各种具体的开放措施或者保护措施都不该实施。

⑵，如何在产业开放中让市场，是保护的题中之义。有的市场可以敞开开放，有的可以较多地让出，可以少许让出，有的不让出，有的现在多让出将来拿回……，等等具体考虑，相对于一律无条件开放，这就是本文所说的“保护”。当然，现在各国的保护，只能在世界多边贸易体系的规则之内，中这一点上说，国家的自由选择余地是大大缩小了。

⑶，保护的对象主要有两个，一是商品市场，这是从保护本国幼稚产业的角度出发；二是资本市场，其角度比较复杂，但至少是不要让国家经济命脉受外国资本控制。由此可见，无论我国将如何开放，外国的商品与资本总不会没有任何限制进来。这也许是国际上的常识了。但这与国家鼓励外商来华投资是不矛盾的，国家一方面创造条件让更多的外资流入，另一方面在欢迎外资进入的同时设定适当的限制条件，例如有的领域只能让中资控股等。要是外商盘算起来，只要进入中国市场，不对企业控股也是有利的，他就还会来投资。

这样的保护，不是开放的对立，而是开放的补充，是达到开放目标的必要条件。

三，产业安全概念

上述论证解决了产业安全的前提问题，现在要对产业安全本身进行探讨。

产业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一种。按照传统的理解，产业不安全就是产业的萎缩或者发展停滞，造成这些状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一国由于外债负担沉重，不得不强行抑制进口，对国外生产资料严重依赖的产业受到重大打击，因而处于萎缩状态；又如，民族产业受外国商品的严重冲击，大量厂家倒闭，税收锐减，失业增多，也是处于萎缩状态。产业发展的停滞状态，在现象上表现为多年得不到规模的扩大与质量的改进；在条件上，则是支撑条件的丧失：①，支撑产业发展的供给条件丧失，即产业发展所需要的经济资源积累不起来，一时地、长期地或永久地丧失；②，支撑产业发展的需求条件丧失，即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市场被一时地、长期地或永久地挤占。

但是，产业安全问题还不仅是一个现实经济的问题，它还是一个发展战略的问题。一个以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生产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国家，安安稳稳地倚靠这个出口发展战略，就没有什么产业安全问题。但如果该国在此基础上努力推进工业化，就产生了产业安全问题。假定该国的民族经济完全被掌握于原宗主国手中，工业化进程困难重重，难以推进，该国的民族工业就处于不安全状态。再假定一国的产业与国际经济联系十分密切，一旦遭受发达国家联合制裁，强行将其与国际经济的联系斩断，该国的产业必定陷于不安全状态。

实施对外开放，我们的初衷是促进国家的产业发展。如果开放的战略与策略失误，对外开放引出了一系列消极效应，这些消极效应危及我国产业发展目标的实现，妨碍我国产业升级，这是最重要的产业不安全问题。

在产业扩大开放的条件下，由于国际资本会注重区位的比较利益优势，注重各地的投资环境，注重占领各国市场，称之为国内产业的安全问题越来越少了，而称之为民族产业的安全问题将越来越严峻。

从民族产业的角度，对产业安全概念就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从产业的发展支配权出发，认为产业安全是指“本国资本对影响国计民生的国内重要经济部门掌握控制权，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发展主要依赖本国的资金、技术和品牌，支柱产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反过来说，“极端的产业不安全表现为：本国资本对影响国计民生的国内重要经济部门丧失控制，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发展主要依赖外国的资金、技术和品牌，支柱产业缺乏国际竞争力。”（注③）

另一种观点从本国产业能否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比较优势产业出发，认为只有遵循国际分工和专业化原则与比较利益规律，才能避免低效率和资源浪费。如果主要依靠本国力量来发展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盲目追求在所有的产业部门和行业形成国际竞争能力，搞大而全的产业体系，必然使得我国不能形成真正有国际竞争能力的比较优势产业，这才真正影响产业安全。（注④）

本文认为，第二个观点谈的是不对外开放情况下的产业不发展的问题。在当前对外开放已经成为我国的国策，中国已经大步走向国际分工的现实当中，这不是我们着重要探讨的问题了。而第一个观点，完全适用于“影响国计民生的国内重要经济部门”。

在探讨产业安全概念时，我们要关注这两个概念：

⑴，“三提业”，即能提品供给、提供税收、提供就业机会。在对外开放条件下，只要注重改善投资环境，发展这样的产业是有可能性的，

⑵，产业安全的相对性。在只有外国商品冲击、没有外国资本输入的国民经济中，产业安全是一个绝对性概念。在商品与资本均能流动的大开放的国民经济中，产业安全就是一个相对经济发展概念，没有绝对化的含义。即使不作任何防范，还是有可能避免绝对恶化的产业不安全状态。只要具备这些条件：合格的劳动力与相应人才市场，合格的投资环境，这就会有对外资的吸引力，被“摧毁的产业”仍然是一个可以三提供的产业。

但是，从发展战略的角度看，“三提业”不一定能获得产业发展的主导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的支配权。这样的产业，只是“局部生产力”、外来知识产权的应用基地，大国可不能接受。如果有个国际资本角逐的市场争夺，破产与兼并此起彼伏，就会有相当痛苦的过程。

本文认为，在开放经济当中，由于国际分工的发展，由于不能依靠本国力量来发展国民经济所有部门，总会有部分产业在产权上、技术上要由外国资本来控制。我们不能一看到出现某个产业被控制就视为全局的产业不安全。所需把握的是这两类：一是国家规划中必须要发展、并正在大力发展的战略性、支柱性产业发展受挫，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产业升级。二是国家并非大力发展，虽不具有战略意义，但仍然关联着社会相当大的市场量与就业量，不应退缩过快的产业，在外来竞争的巨大冲击下急剧丧失市场。产业安全问题就出在这两类产业上。

由此，作为一个“相对经济发展”的产业安全概念，我们势必要进入产业发展风险的论题。

（三）产业开放产生的四大问题的关系

一，产业维护

面对产业的国际竞争，各国政府就需要有产业维护。产业维护既要保证战略性、支柱性产业的发展符合国家产业发展规划，又要保持当前对社会经济有重大牵动的产业足以维持一定的供给与就业水平。

1，保证战略性、支柱性产业的发展，是从国家的动态比较利益出发的。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不能甘居落后，必须在经济技术上有重点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那些对奠定工业化起骨干作用的产业，那些体现国际产业技术发展前沿的产业，尽管我国当前没有比较优势，但我们要培育这个优势、转化这个优势。对这些产业的战略性投资或扶持，要有国民经济计划予以保证。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现有经济资源难以靠单纯的市场机制组合成世界先进产业特征的结构。国家的产业发展战略就是弥补这个不足的。

在对外开放条件下，战略性、支柱性产业的发展，不仅要成为吸收国际性资源的重点，还要注意保护依靠我们自己的资源发展起来的产业不受严重冲击。在这里，我们应充分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但是，计划性的国家产业发展目标要高于市场机制。

2，保持重要产业维持一定的供给与就业水平，是我国经济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国家得以集中精力和财力发展战略性、主导性产业的基础。

但在开放经济中，着眼于维护供给与就业水平往往是违反国家的静态比较利益的。因为静态比较利益学说本身就有这一缺陷，就是它假定一国的经济资源是能够充分利用的，开展国际分工后，放弃那些比较劣势的产业所余留的资源，可以完全转移到扩大比较优势产业的领域中。实际上这个假定是不成立的，历来的贸易保护主义，都是看重国家供给与就业的需要，不那么听命于比较利益原则。我们国家更要看到产业开放可能造成的对供给与就业的冲击，将这一冲击控制在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所能承受的限度内，这是任何一个现实主义的治国领袖都不能不考虑的。而维持一定供给与就业水平的载体，就是那些与国内市场密切相关、综合就业容量大的重要产业。在一定时期保持某些重要产业的生命力——不管它的比较优势处于什么状态，也是国家产业发展规划的内容之一。

3，由于产业开放进入外国资本，从其本性来说，只愿意服从市场机制，不会自动服从东道国产业发展战略。如果东道国经济基础发达，凭市场机制可以使外资自动追求产业结构升级，那就不会有妨碍东道国产业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问题。但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基础却没那么发达。这样，外国公司一旦对东道国的国民经济起举足轻重的影响，就可能成为东道国产业发展战略实施的异己力量。所以，对这种情况的防范是与扩大开放相伴随的。对外开放不是一个单向的进程，而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的进程。产业维护与产业开放在矛盾中相互制约。

二，产业对外开放四大问题的相互关系

由产业对外开放产生的产业重组、产业维护、产业升级、产业安全四大问题，大体上是这么一种关系：产业重组是“放弃一些产业、培育一些产业”，产业升级是“在符合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条件下的产业重组”，产业维护是在产业重组中维护产业升级的进程顺利进行与国民经济的基本稳定。

没有产业重组的产业维护，将会走向封闭和停滞。当年搞完全内向型的进口替代，国内所建产业，都没有外来的任何冲击，也就没有国际市场上的任何生命力。这样的产业维护，只能短期奏效。所以，有一定的对外开放冲击，从产业发展的经济规律出发，适当放弃一些产业，集中力量新建或扩展另一些产业，是明智的。

不体现产业升级的产业重组，只能得到静态比较利益。缺少战略性的产业发展目标，缺乏赶超国际先进技术水平的理想，只顺应市场经济规律的自发趋势，我们所能发挥的只是静态比较优势，即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不要看到有的微型国家（地区）能够依靠这种比较优势致富，比如自然资源丰裕的小国，具有区位和自然地理方面的运输优势条件的地方。一个大国要是不顺应产业经济发展的世界潮流，不断进行产业结构升级，是发展不起来的。

没有产业维护的产业重组，就可能丧失产业安全。这是因为对外开放既引进了发展因素，也引进了风险因素。在国际竞争当中把握不好，战略性产业被放弃，能保证国民经济所需的供给与就业水平被冲垮，就没有产业安全可言。不管国际上贸易投资自由化如何发展，从国家自身的产业安全出发，有一套产业维护办法，这是现实主义的方针。

将四者恰当地结合起来，放在最佳位置上，这是产业发展的理想状态。

参考文献与注释：

经济产业发展篇（4）

一、信息产业概述

过去的一年，是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不平凡的一年。在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面对新的形势，全国信息产业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和部署，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努力克服前进中的困难，加大发展、改革、创新和监管力度，全行业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可以把信息产业定义为以现代新兴的信息技术为基础，专门从事信息资源搜集和信息技术的研究，开发、利用、生产、贮存、传递和营销信息商品，可为经济发展提供有效信息服务的综合性生产活动的产业集合体，是国民经济结构的基本组成部分。

二、我国信息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我国信息产业发展面临许多新的挑战

全球生产能力过剩使得全球化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发达国家信息产业制造能力向外转移的流向出现了新的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吸引外资将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贸易磨擦和知识产权纠纷的压力逐步增大，全球通信业的逐渐复苏，我国电信市场按照加入WTO以后的承诺逐步扩大开放，特别是取消增值业务的地域限制，多种经济成份进入我国电信市场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我国电信企业发展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2.我国信息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信息产业发展无论是电子信息产业还是通讯业，在速度与效益、规模与结构、东部与东西部、城市与农村等方面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不够协调的矛盾。有些还特别突出，技术创新体系和创新机制尚不健全，科技投入不足，科技成果产业化程度较低。关键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还受制于人，产业空心化严重，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软件、新兴软器件等技术方面的自主化仍薄弱。企业综合能力不强，缺少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制造产业产业结构雷同，运用企业经营管理、服务水平等方面存在巨大差距。网络资源利用率不高，业务创新能力不强。我们的运营企业有时候在用户的总数上规模最大，但是合起来的利润和服务的水平以及技术水平，与各发达国家先进的公司相比有很大的差距。信息技术应用还不够广泛，信息化程度还很低，信息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有待进一步挖掘。信息和网络安全有待进一步加强。人才资源结构性矛盾突出，人才为本的环境和机制还不够完善。

3.单纯依靠优惠政策吸引投资的做法，不利于产业升级与技术创新。

调查表明，政策和制度、市场秩序等软环境在各地还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政策优惠、土地优惠仍然是各地争夺投资的基本手段。大部分企业都将土地、税收优惠和劳动力资源列为选择投资地点的主要决定因素。这一方面表明我国目前电子信息企业的竞争仍然以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为支柱，还没有实现从资源型企业向技术型企业的转变；另一方面也说明，地方政府重视引资政策的“价格竞争”、忽视“质量竞争”的做法，很难对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起有效的推动作用，反而会强化单纯以低成本为追求的产业转移行为，造成“血拼式”竞争。

三、利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建议

1.加强信息产业与相关产业的整合

国家应从战略角度出发，理清信息产业的整体发展思路，制定相关促进政策。如实施大企业优先发展战略、自有品牌战略、重点突破与系统创新战略等，而不是局部地考虑一个产业的发展问题。除了信息产业的内部整合外，还必须理顺其与其它产业间的竞争和互动关系，一方面有赖于自身的积累和成长，更重要的是通过为传统产业服务，改造传统产业而获得越来越高层次，越来越大范围的市场需求，从而使信息产业结构合理化、高度化。

2.大力发展信息产业，提高社会的信息化水平

信息产业具有带动性和关联性的特点，它的发展直接带动和促进其它相关产业的发展，对产业结构的升级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所以必须大力发展信息产业，使其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成为促进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强大“引擎”，为了加速信息产业的发展，首先，政府应加以政策扶持，为生产信息产品的企业提供一些优惠政策。如资金扶持、提供优惠贷款、税收优惠，让企业有足够的资金来扩大生产规模，研究和开发新产品，降低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其次，加大信息技术及其产业发展的科研投入，以及设立必要的研究和开发专项基金。最后，引进和借鉴外国先进的技术设备。并且在引进外国设备的同时要注重对产品的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在此基础上开发出更为先进、科技含量更高的信息产品。

3.运用高新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三次产业中的科技含量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2004年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50.1%，而其总产值仅占全部GDP的17.5%。这说明我国农村的生产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这对于我们工业化的进程是不利的，也严重阻碍了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为此必须加大信息产业在农业中的广泛运用，通过信息化，使我国农业由原来的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化经营;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利用电脑和互联网来实现农产品的经营和营销。对于第二产业，我国在工业化过程中，虽然长期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但是我们必需清楚地看到，我们的传统工业生产设备落后、技术含量低。所以这种高产出是以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为代价的。为了保持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我们必需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渗透性和扩展性，把信息技术尽可能应用于原有设备的更新换代和产品的创造中来，设备的改造、技术的进步对我国第二产业的发展的作用是无庸置疑的。最后，在信息技术的带动下发展服务业，以计算机技术为支撑，大力推进现代物流管理，优化供应链，降低流通成本，增加产品的附加价值。

参考文献：

经济产业发展篇（5）

3、企业缺乏技术创新能力。目前各产业集群内的大部分企业规模小，实力有限，管理人员素质低下，技术条件薄弱，有的企业甚至生产方式落后，普遍缺乏技术创新和开发能力，经营业务比较单一，产品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不高，利润不足，进一步制约了其技术提高能力。而且，企业与学校、科研机构的联系不紧密，获取和吸收新技术的能力弱，得不到有力的技术支持，仅仅是维持简单的生产操作。

4、社会服务体系不健全。由于产业集群发展的时间较短，很多产业集群缺乏相应的中介服务组织，社会化服务网络不健全，从而阻碍了产业集群的发展。中介组织是保证市场经济顺利运转的剂，也是中小企业集群正常运作的支持系统。目前河北省产业集群中中介组织缺失或发展不完备，不能有效地为产业集群内生产、经营业务的开展提供服务支持。

5、政府职能定位不准确、行为不合理。有些地方政府对于本地的产业采取地方保护主义，限制本地产业集群与外地产业的竞争，扭曲了地方生产系统的合理运行机制，不利于产业集群竞争能力的提高，也增加了企业的交易成本；过于重视本地大型企业的发展，忽视中小型企业所构成的产业集群的发展活力，缺乏对其的必要支持。有些地方政府在构思产业集群的产业结构、建构中介服务体系、建立劳动力教育培训机构等方面缺乏周全的规划和有效的行动。忽视产业集群形成的内在规律，不善于从专业化分工和市场细分中发现机遇，引导和培育本地经济特色，导致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缺乏横向整合，使资源无效配置和浪费。

加快发展县域经济，使之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相适应，需要从各方面采取有效措施。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整合、配置当地优势资源，推动中小企业本地化的分工和协作，促进企业集聚，培育特色产业，形成有竞争能力的地方产业集群。这要求我们从多方面做好工作，推动产业集群的不断发展。

一是培养产业集群内企业的创新能力。（1）企业应当注重人力资本投资。对员工进行培训，提高员工个人的技能，并努力提高整个企业的创新能力，积极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促进企业R＆D活动的开展，提高产品的附加值。（2）注重企业家群体的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对于企业乃至整个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的提高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产业集群的发展中应当促进集群内企业家的相互联系、共同学习，给予企业家获得培训的机会，不断提高其个人素质和经营管理的能力，为企业的发展创新起到带头人的作用。（3）加强产业集群内各企业同学校、科研院所等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完善技术成果转化机制，积极探索市场需求，适应市场的变化，不断应用新的技术开发新的产品，切实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推进整个产业集群的优化升级。

二是加强产业集群内的产业分工，推动企业间的协作。（1）加快产业集群内重点企业的上下游及侧向产业链的配套建设，形成能有效提高竞争力的产业配套体系。集群内各企业要加强在业务上的合作，大企业可以将一部分业务转包给其他小型企业，以突出自己的专业性优势，并带动集群内其他企业的共同发展。（2）着力于催生小企业、开发新岗位，拓展产业链条，促进专业化分工协作，支持在产业集群中建立创业辅导中心，向企业初创者提供政策咨询和服务，解决初创阶段的突出困难，提高创业成功率，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壮大。（3）加强自助机构的建设，通过自助机构提供研究与开发、市场营销、游说、劳资谈判、产业论坛等服务，促进企业共同发展。自助机构在必要时提供了单个企业无力提供或不愿承担的、具有外部性的服务，在日常经营中可降低交易成本。

经济产业发展篇（6）

所谓体育的经济效益是指人们在体育投资这一经济活动中，劳动的占有和消耗与所取得有用成果的比较，即投入与产出的比率。它的实质是指在体育劳务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以尽可能少的劳动消耗和占有，获取尽可能多的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在这一点上，与一般产品的经济效益没有什么差别。因此，它的上位概念大致属于经济学研究的范畴。

所谓体育的社会效益，是指体育产品大都是精神产品，其产品的主要功能是增强人民体质振奋民族精神，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其实质是体育产品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因此，它的上位概念大致属于社会文化娱乐范畴。

由于它们所属的范畴不同，做为相区别的一面，二者是没有主次之分的，其地位应是平等的。可长期以来，人们受传统观念的束缚，把追求经济效益同“小人喻于利”，同“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联系在一起，把追求社会效益同“君子喻于义”，同“社会主义优越性”联系在一起，本能地给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涂上了色彩，分出了等级。受其影响，体育被看成是纯粹的公益性、福利性事业，体育经费完全靠国家拨款，只讲投入不讲产出，形成了“居民低收入——政府投资——福利分配——投资萎缩”的经济流程。由于没有经济效益做基础，势必影响体育社会效益的实现。直到今天，在体育场馆实行多种经营，提高经济效益的问题上，“有27.5％的人认为体委部分领导对场馆实行多种经营，创收盈利心存顾虑。”〔1〕因此，要正确处理体育产业发展中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必须从思想认识上摆脱极“左”思想的束缚，还经济效益以本来面目。

二、体育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作为相互联系的一面，其关系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研究的领域不同而有不同的涵义

1.就微观而言，在体育产业的经营开发中，应该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兼顾体育的社会效益。

在这里，体育的经济效益就是微观经济效益，即体育单个经营单位的经济效益。同企业一样，应该把经济效益当作自己经营的出发点和归宿，把利润视为企业的生命。这不是由个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运作的必然结果。

体育作为产业进行开发，走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企业化道路，这说明推向市场的体育产品是商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必须遵循社会经济运行规律，即以利益为杠杆，通过公平竞争，等价交换，优胜劣汰，最终实现对体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保证体育产业的高速运作。因此，各体育经营单位必然想方设法，在尽可能降低劳动占有和劳动消耗的条件下，争取尽可能多的利润。与之相适应；经营者还必须兼顾体育的社会效益，要服务对路，增添花色，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档次，满足人们丰富多彩的体育需要，唯有这样，才能获得更多、更长远的经济效益。

目前，在我国最具代表性的是那些由中外合资、外商独资及其他国内大公司，个人投资兴办的一些商业性俱乐部、网球馆、高尔夫球场、体育健身娱乐中心等体育产业。这些投资主体的共同特征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经营主体，他们经营体育的目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占领市场，一些有远见的投资者似乎并不急功近利而是在提高体育的社会效益方面下功夫，像高薪聘请外藉球员、本国优秀运动员，以及培养二、三线梯队等，目的当然是服务于经济效益。

有人认为，体育劳务产品和其他产品不一样，是精神产品，具有公益性，即使是进入市场的部分也是坚持社会利益与经济利益相结合，以社会效益为主。不错，体育劳务产品是精神产品，具有公益性，但体育产品之所以能走向市场，成为商品，从某种角度而言，恰恰是因为它的公益性。广泛的社会性、权利性、公正性，才使得体育劳务产品具备了交换的价值。

综观当今体坛，高水平的运动竞赛已成为一种金光闪闪的商品。一些大商家、公司、企业纷涌而上，竞相为之大洒金钱。他们的目的和动机当然不是为了实现体育的公益性，而是把体育的公益性、社会性当做可利用的手段，通过现代传播媒介，让体育充当出色的广告载体，获取超额利润。像每年为体育投入3000万马克的奔驰公司的信条就是：对体育界投入的钱越多，获取的利润越多。

可以说，正因为有了体育劳条创造精神产品的这种广泛的社会性、公益性，才有了商家争先恐后的投入，带动了广阔的市场需求，才有了体育市场的开辟和繁荣，也使得体育商品的价格扶摇直上。就拿奥运会的电视转播权而言，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售价2.78亿美元，1988年汉城奥运会为4亿美元，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是7亿美元，身价之高令人咋舌。

再拿发行体育来说，当今许多国家都把发行体育作为扶持体育事业发展的支柱产业。它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筹集大量的资金，靠的就是体育竞赛商品的价值，其使用价值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公益性，因而深受人们的喜爱，并给体育带来滚滚财源。我国“自1994年3月起，截止到1996年底，已顺利发行了22亿元的体育，除百分之五十直接用于返奖外，共筹集资金6.6亿元。”〔2〕主要用于落实奥运争光和全民健身计划，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由此可见，就微观而言，在体育产业的经营开放中，坚持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兼顾社会效益，这是一种客观存在，是市场经济规律运行的必然结果。就目前而言，我们只有承认这个事实，才能充分显示“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体育改革精神，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关心体育，投资体育，促进体育商业化的发展，为最终实现体育的社会效益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2.从宏观而言，发展体育产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体育为人民服务，为国民经济服务的宗旨，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经济效益服从服务于社会效益。

从宏观而言，体育产品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不能作为商品推向市场，诸如学校体育、职工体育，其基本任务是解决人口素质问题，福利性、义务性突出。像人们健身必备的基础设施投资大、周期长、收益慢，若按市场经济规律自由支配，其生产建设将无法进行。这就需要国家无偿投入，并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渐增加投入的比重。这一点我国体育法第41条已做了明文规定，即“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体育事业经费、体育基本建设资金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和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并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增加对体育事业的投入。”这里充分显示了人民政府把体育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无疑是英明正确的举措。但笔者认为这属于国家宏观调控的范畴。与微观领域的产业经营开发，坚持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并不冲突。我们鼓励微观搞活，追求经济效益、赚取更多的利润，这并非坏事。国家可以通过宏观调控的办法从经营者手中提取丰厚的利润，再把它投资到体育的福利性方面去，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样既可以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又可以加速体育商业化进程，使体育走上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

三、体育社会效益能否实现，体育产业能否健康发展，并不取决于经济活动本身，而取决于法制的健全和完备，取决于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

在有些人看来，如果在体育产业发展中，坚持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势必会产生唯利是图、斤斤计较、金钱至上、腐朽堕落等不良风气，就会牺牲体育的社会效益，也不利于体育产业的健康发展。而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上述问题似乎就可以避免。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众所周知，西方许多国家把追求利润当作体育产业发展的前提和归宿。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顾体育的社会效益。比如，在全民健身方面，我们推出《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美国推出《健康公民2000年》，加拿大推出《积极人生》，英国推出《90年代体育——迎接新的地平线》……他们颁布的时间似乎比我们更早。在计划的操作实施方面，我们有实施的步骤，他们更有完整的目标体系。以美国的《健康公民2000年》为例，该计划700多页，通篇都是对实施目标的陈述，其中包括3个总目标，22个子目标，47个次子目标和300个再次一级的目标。这些规定似乎并不亚于我们。

至于体育产业能否健康发展，也不取决于经济活动本身。我们国家坚持把体育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样产生了为名利服用兴奋剂，为了金钱而弄虚作假、招摇撞骗等问题，同样不可避免地滋生了拜金主义思潮。这都有力地说明了，在物欲横流的市场经济大潮面前，体育产业能否健康发展，追求经济效益是否就必然牺牲社会效益，并不取决于经济活动本身是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还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而是取决于法制的健全完备。市场经济是利益的经济，同时又是法制的经济。在微观经营中，谁都可以为追逐利润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前提必须光明正大、遵纪守法。这就要求在微观搞活的同时，国家必须加强宏观调控的力度，即通过制定实施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政策去引导、规范人们的利益行为，再配之以有效的监督，就能妥善地处理宏观与微观领域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联系。

总之，在看待和处理体育产业发展中，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时，一定要注意，从思想观念上摆脱“左”倾思想的束缚，从理论研究上分清宏观与微观不同的领域。

经济产业发展篇（7）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当时的管理水平也与之相适应。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管理思想有了很大发展,如埃及的金字塔、古巴比伦国王汉穆拉比颁布的第一部法典、古罗马建立的层次分明的中央集权帝国以及古中国的《孙子兵法》都闪现出了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的火花。18世纪中叶开始的产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管理思想也发生了一次深刻的革命,计划、组织、控制等职能相继产生。在这一期间,亚当·斯密发表了他的代表作《国富论》,对管理思想的发展有着重大贡献,他的分工理论为管理学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根基。进入前工业社会,社会分工、分层及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日趋复杂,资本主义国家中劳资双方矛盾日趋突出,生产力水平也日趋提高,急需一套系统的管理理论和科学的管理方法与之适应。尽管早期的管理思想有其科学的一面,但毕竟非常零散,没有系统化,工厂主不可能完全认识到怎样进行管理才能既解决劳资关系问题,又不减少所获取的剩余价值。因此,如何改进工厂和车间的管理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时,泰罗抱着解决劳资双方矛盾的初衷,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人类的基本需要这一经济人假设,重点研究了企业内部具体工作的作业效率,建立了一套企业管理理论———“科学管理———泰罗制”。与此同时,法约尔把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系统地提出了十四条原则、五种管理职能,创立了组织管理理论。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与法约尔的组织管理理论,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理论性,使管理学体系初具雏形。泰罗的科学管理论和方法在20世纪初对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起了很大作用,但要彻底解决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是不可能的。因此,一个专门研究人的因素、以达到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学派———人际关系学派应运而生。它超越了泰罗的经济人假设,提出了社会人假设,为以后的行为科学学派奠定了基础,成为科学管理向现代管理过渡的跳板。在工业经济时代,生产力飞速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迅速提高,市场不断扩大,企业竞争日趋激烈,这就要求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以适应新的经营环境。因此,许多管理学者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积极从事管理研究,创立了许多新的管理理论,出现了管理学说丛林。如以西蒙为代表的决策理论学派以管理的关键在决策”的思路,对社会人假设进行了升华,提出决策人假设。综上所述,管理经历了传统管理、科学管理、现代管理三个阶段,每一阶段的思想理论都是前一阶段的扬弃、修正,最终形成了系统的管理学体系。二、管理学的发展趋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管理学的实质是探求外部环境、内部条件与管理目标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而人类社会总是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即管理主体的外部环境总是变化的。因此,为了寻求三者之间的平衡,管理学也必须动态地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进入21世纪的后工业社会,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必将推动管理学的进一步发展。从它的发展趋势看,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管理学对人性的假设由经济人、社会人、决策人假设向复杂人假设转变。早期管理思想中,把人当作会说话的工具,认为人总是好吃懒做,好逸恶劳,毫无责任心,麦格雷戈把这种传统的人性假设称作X理论。以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强调人追求经济利益的本性,使管理学与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趋于一致。之后,梅奥从霍桑实验”中认识到除了对经济利益的需求外,人们对社会和心理方面的需求也很重要,因而否定了经济人假设,提出了社会人假设。其他行为科学理论的代表人也从不同侧面强化了社会人假设,其中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把社会人假设发展为一个精典而又精致的需求模型。当代管理学派中对人性的假设也犹如丛林,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西蒙在他的决策理论中阐述的决策人假设。他认为管理就是决策,并且在组织中,不同层次的员工都在做决策,所以都是决策人。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可以看出,由于个人目的、个人偏好、个人利益的存在,人就会有多种需求。这些需求,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动机,因此引发出各种各样的行为来满足个人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的需要。在当今社会人们受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方面的陶冶和洗礼,人性变得非常复杂,如果管理者不及时审时度势,引入激励机制与员工真诚合作,以满足员工的需要,充分调动他们的潜能,组织效率就不可能真正提高。因此,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管理学对人性的假设必将超越经济人、社会人、决策人假设,升华为复杂人假设。

（二）管理职能由计划、组织、人事、领导、控制向信息职能延伸。传统的和现代的管理职能,构成了一个管理循环体系,使管理工作周而复始地进行,每循环一次,管理水平就提高一级。但随着全球经济由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转变的进程加快,缺乏信息渗透的管理工作将显得苍白无力,要么管理节奏跟不上,要么管理质量得不到保证。因此,在管理工作中,强化信息职能,将是管理学发展的趋势之一。其表现有三,首先,信息职能能革新企业内部的生产力要素结构,使资源转换系统的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并同时以不断增加的柔性适应市场需求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快速变化。其次,信息职能能促成管理系统的优化,促进组织的创新,使组织的绩效不断上升。信息职能能提高计划与决策的科学性和及时性,成为信息时代企业生存、发展、竞争致胜的有力武器。信息职能的引入,与传统管理职能将构成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管理职能系统。信息职能为传统管理职能的发挥提供了全方位、全过程的信息,反过来,传统管理职能又促使信息职能去开发、收集、处理、传播、分配信息资源。

（三）管理学新的理论前提———“合工理论”向传统的分工理论提出了挑战。200年以前,亚当·斯密以制造针为例论述了劳动分工的作用。而且,他的这一分工理论成了近代产业革命的起点,也成了后来的管理学家创建管理学的理论前提。确实劳动分工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有利于专业化和职能化管理。但是,这种理论发展到今天,负面效应日益显露出来。现代社会,一方面追求产品个性化,生产复杂化,企业经营多元化,如果片面强调分工精细和专业化,则使得企业的整体协调作业过程和对过程的监控越来越高,结果致使企业整体效率低下;同时,把人分成上下级关系的官僚体制,使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得不到充分发挥,相反腐蚀着人的精神,摧残着人的身心健康,以至于走到了分工与协作原则初始动机的反面。另一方面,高科技的发展,特别是计算机的普及运用,使简化管理环节成为可能。同时,与市场变化和高科技发展相对应的是劳动力素质大大提高,员工不再满足于从事单调、简单的[1][2]复杂性工作,对分享决策权的要求日益强烈。与分工理论相比,合工理论显示出其强大的优势,即借助信息技术,以重整企业业务流程为突破口,将原先被分割得支离破碎的业务流程再合理地组装”回去,将几道工序合并,归一人完成,也可将分别负责不同工序的人员组合成工作小组或团队,以利于共享信息、简化交接手续、缩短时间。另外,减少管理层次,提高管理幅度,建立扁平化的组织结构,从而打破官僚体制,减少了审核与监督程序,降低了管理成本,减少了内部冲突,增加了组织的凝聚力,大大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促进了员工的个人发展。

经济产业发展篇（8）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竞争的日趋激烈，产业发展为了适应这种新形势，应对新的国际竞争压力，提出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产业集群。美国的硅谷、好莱坞，中国北京的中关村，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卓有成效的实例。

集群本意为相同或相似的事物在某地集中出现，早在20世纪70年代或更早的时间，就有国外学者将集群引入到经济学，提出了产业集群的概念。1990年美国波特教授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重新提出产业集群的概念，并用产业集群的方法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竞争优势。从此，产业集群的概念得到学者的普遍接受并风靡一时。

产业集群是由与某一产业领域相关的相互之间具有密切联系的企业及其他相应机构组成的有机整体，它至少应包括如下几个因素：

首先，与某一产业领域相关。一般来说，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和其它机构往往都与某一产业领域相关，这是产业集群形成基础。中国纺织集群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三角洲这三大经济圈最为集中，全国规模以上纺织工业中，76.38的纺织企业，60.97％的从业人员，86.04％的出货值都聚集在这里。西安高新区以大唐电信、海天天线、华为、中兴、西电捷通、宇龙等企业为代表，3G技术为支撑的通讯产业集群，20__年营业收入突破15亿元；以德国英飞凌、美国爱尔、美光、应用材料、西岳电子等40多家企业为代表的集成电路产业集群，20__年产值超过35亿元。

其次，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及其它机构之间具有密切联系。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及相关机构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整个联系网络中的一个个节点，这是产业集群形成的关键。

第三，产业集群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产业集群内部不仅包括企业，而且还包括还包括上下游、互补产品的生产商以及提供专业化基础结构和提供技术支持的其他机构，如大学、科研机构、金融机构、职业培训机构、技术标准机构、技术咨询机构等，很多产业集聚群还包括商会和涵盖产业群成员的其他集体组织，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这是产业集群的实体构成。

产业集群的重要作用：

第一，外部经济效应。集群区域内企业数量众多，单个企业并不大，但集群区内的企业彼此实行高度的分工协作，生产效率极高，产品向区域外的市场扩散，从而使整个产业集群获得一种外部规模经济，促进了集群同类企业之间实现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的共享，节约了资金成本。

第二，空间交易成本的节约。空间交易成本包括运输成本、信息成本、寻找成本以及和约的谈判成本与执行成本。产业集群区内企业地理位置邻近，容易建立信用机制和相互信赖关系，从而大大减少机会主义行为。集群区内企业之间保持着一种充满活力的非正式关系。在一个环境快速变化的动态环境里，这种垂直一体化安排和远距离的企业联盟安排，更加具有效率。

第三，学习与创新效应。产业集群是培育企业学习能力与创新能力的温床，企业彼此接近，激烈竞争的压力，不甘人后的自尊需要，当地高级顾客的需求，迫使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组织管理创新。一家企业的知识创新很容易外溢至区内的其他企业，这种创新的外部效应是产业集群获得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产业集群也刺激了企业家才能的培育和新企业的不断诞生。

但随着我国产业集群的发展，其中的一些问题也日益凸现出来：

第一，集群整体意识的淡薄。“聚而不群”现象普遍存在，在我国的产业集群内部，企业无论大小，基本都是“五脏俱全”，即各自独立完成产品开发、原料采购、产品加工和市场营销等各个环节。

第二，开发设计能力弱、技工和人才严重短缺、质量提高缓慢、创新能力弱、产品雷同与企业同质化现象突出、同业无序竞争和内耗严重、缺乏品牌意识、管理水平落后、融资环境差、支撑服务体系欠缺、环境污染加剧等等问题在目前多个产业集群试点中普遍存在。

如目前全国的摩托车产业普遍没有跳出仿制的窠臼。技术创新和自主开发仍然是整个产业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车型虽然不少，但同质化问题突出，仿制车型多，创新产品更少，总体上尚未完全形成自主开发的体系和能力。

第三，价值链整合度不够,产品结构单一，产业关联度低。企业集群是价值链整合的产物,但在形成企业集群过程中，有些同类企业不是自发集聚形成的，而是各地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市场主体、金融市场的投资行为，靠政府行政命令聚集在一起，但实际企业之间并不存在高度关联性，不是价值链自然衍生而成的企业集群，企业间难以形成依靠各自具有核心竞争能力的关键环节相链接起来的专业化分工协作体系，导致企业产品单一、缺乏协同效应。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化，要想提升产业竞争力，一定要改变产业集群的现状，提升产业集群的水平。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政府制定适当的产业指导规划,使现有或新建的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建立相辅相成的专业化分工协作关系。对已有中小企业集群要重视相关产业的网络体系建立，对新建中小企业集群内的产业布局要坚持以分工协作形成集群来安排项目，鼓励中小企业加入大企业的配套体系中，使之改变独立生产最终产品的生产方式,多生产中间产品，并在同大企业合作过程中享有技术外溢效应,提高其生产工艺及产品质量。

经济产业发展篇（9）

Abstract:Theeconomicintegrationhasbeenextendedtoaglobalbasisintermsofextent.Ithascollectedenterprises,consumersaswellasgovernmentsintermsofdepth.Itisdevelopingatanastonishingspeed.Theconceptofindustrializationiswidelyusedunderthiscircumstance.Thepaperdiscussesthedevelopmentofindustrialization,classifiesitstypes,andanalyzedtheirrelationanddevelopmenttrend.

Keywords:industrialization;causes;classification;trend

产业的概念原来是应用于国民经济的部门划分中，用于将各生产部门按一定层次和标准进行区分，最终利于国民经济的核算。为了实现各个层次、各个领域产业的发展，就有必要将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资金等生产要素紧密的结合起来，使产业协调、整体性地发展，于是就诞生了产业化的概念。由于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及其内含的丰富，使产业化这个概念在第三产业中得到了最广泛的运用，从而使产业化成为了各热点概念。例如教育产业化、文化产业化等等。产业化的内容也不断随着产业结构的发展、细化而相应地变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产业化的概念甚至具体到某种或某系列的产品，以一定的产品（包括服务在内的广义产品）为对象，用产业的思路和概念对其进行整合，形成形形的产业化理论及实践，包括战略、实施、政策、导向、资源配置等诸多方面。

一、产业化发展的类型

诸多经济条件的发展也促进了产业化细化的趋势，首先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的信息沟通传递效率的提高，使整合的努力有了更多的参考来源、更快捷的实施及调整、更高效的监督和控制；其次是竞争的加剧，包括地域方面的扩大乃至全球化趋势，时间方面的加强形成的一些控制权、占先策略，程度的加剧，包括资本对抗升级、运用的技术及竞争同谋的升级、竞争产品领域的升级等等。产业化的发展最集中将体现在竞争环节，竞争本来是以企业为主要参与者的，但随着区际联系的增强将形成企业集团以及区域之间的竞争，这也使产品的产业化成为企业竞争升级的必然。我们可以借鉴一些历史上的产业模式来分析产品产业化的原因和关键因素，从中得到产业化对区域、企业、策划管理等各方面的要求以及产业化的优势。

1.占先模式

第一种模式多见于传统的一些制造业，而且多出现在首创地，因为是首创，从品牌、技术、市场等方面都获得了领先优势。瑞士钟表产业在这方面堪称历史悠久的典范。瑞士钟表业最早出现于16世纪中叶的日内瓦，制表业很快就风靡日内瓦，成为一门新兴的、独立的手艺。到16世纪末，日内瓦制表业就以其质量闻名。随着行业规模的扩大，日内瓦制表艺人决定组织并规范他们的行业，并于1601年创建了日内瓦制表协会，成为世界首家钟表行业协会。1690年第一只双行针的钟表面世，1770年，现代可自行上弦手表诞生。1776年，第一只有着三支指针的钟表面世，确定了现代手表的基本结构。18世纪的Abraham-LouisBreguet(1747-1823)被誉为最伟大的制表匠，他专门制造贵族化的珍贵稀有款式，供应皇室成员及贵族商贾。他有名的顾客包括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东瓦内特、拿破仑和约瑟芬，及美国的乔治华盛顿总统等。瑞士还发明了万年历(perpetualcalendar)装置，可以自动调节月份及年份，连闰月亦早已计算在内，此性能亦为现代手表所乐于采用。从当时的技术来看，上述发明都相当先进。19世纪，瑞士及美国的工厂已进行机械化大批量生产手表。美国的Waltham钟表公司是其中的代表者。他们成为采用先进而精密的机械制造钟表技术的先驱。美国钟表高水准的成就甚至引起瑞士同行业的妒忌。但瑞士以其更精密、更先进的机械及技术、富于经验的设计师及工人，终于击败了美国这个最大的竞争对手。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瑞士制表的技术提供了多样化的功能及设计款式。瑞士制表厂决心走向改革创新之路，提高产品档资，对技术精益求精。例如百达翡丽（PatekPhi1ippe）就以欧洲皇室名字来命名其钟表系列，推出了维多利亚女王型(QueenVictoria)、阿尔伯特王子型(PrinceAlbert)及其它名字响亮、型号独一的钟表，专供皇室、富商购买。到20世纪初，瑞士已经是世界钟表业的领头羊。这时腕表开始流行，并逐渐取代怀表的地位，1906年，卡地亚(Cartier)制造了一只腕表，使人们在驾驶车船途中亦可方便地看时间，此一创新十分成功。1978年，瑞士钟表业受到来自日本竞争的巨大压力。六个月后，瑞士微电子集团（SMH集团）的表芯部门生产出一款只有2毫米厚的表样原型，是当时世界上最薄的石英表。最后生产出来的型号，更是减去了51个零件，表芯藏置于一个防水的胶壳内，而且防震、耐用、低成本，最重要的是价钱低廉，他们称之为斯沃琪(Swatch)，斯沃琪表一经推出，便风靡全世界，成为老少皆宜的产品，自此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手表，直至今日。1998年，瑞士微电子集团干脆把集团的名字改为斯沃琪集团。为了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战胜竞争对手，瑞士制表业通过不断的技术革新，取长补短，先后推出一系列技术新品。1979年，Ebauches公司/ETA公司生产出世界上最薄的表，仅0.98毫米；1982年，浪琴公司生产出高精确度的模拟石英表；1988年，瑞士LePhareJeand’Eve公司生产出第一块不需要电池的自动石英表，通过手腕的运动提供动力；1988年，ETA公司生产出世界上最复杂的石英天文计时机芯；1991年，Ronda公司开发出可使用20年的锂碘电池石英机芯；1992年IWC公司生产出世界上最复杂的机械腕表，共有750个零件，21种功能。

2.先天优势型

很多国家和地区大力发展某项产业甚至某项产品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产业或产品具有独特的先天优势，其中主要的优势包括1）品质和种类优势，在产品的品质方面与其他同类产品有明显区别，甚至形成一个独特的品种，且不易被复制和模仿；2）数量优势，包括产量、储量方面的规模优势以及由此带来的成本优势足以吸引投资和配套基础设施的投入；3）形成条件优势，在产业、产品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比较顺利的阶段过渡，各方面的产业环境因素相互契合，形成先天优势，其他地区行业模仿时则缺少这些因素的有利综合；4）市场条件优势，某种产业或产品初步形成市场后，现实和潜在的市场随即都得到充分拓展，市场需求巨大，范围迅速扩开展，使产业或产品从地域型走向全国甚至国际。我们以巧克力为例来考察先天优势的综合形成。16世纪，西班牙人将可可豆带回西班牙后，想出了加入例如桂皮、肉桂、香草等香料和糖的方法去改进可可饮料，用以进贡西班牙的皇族。由于可可非常受欢迎，西班牙人甚至严格对这种产品保密，不轻易外传，但100多年后，可可还是流传出去了，很快，这种美味可口、有益健康的可可饮料风靡欧洲各国的皇家贵族，并成为当时最奢侈最时髦的食品。1657年，随着第一家巧克力专卖屋在英国的建立，巧克力的饮食文化开始溶入欧洲成千上万的咖啡店文化之中。1828年，荷兰化学家VANHOUTEN发明了“水压制造法”，开始生产固体巧克力并且实现了工业化生产，使其销售价格接民化。1847年“固体巧克力”和1867年“牛奶巧克力”的诞生，最终使得巧克力在二十世纪成为了真正全世界范围所有人都可享用的可口食品。巧克力独特的口味及功能，使它象咖啡一样成为西方国家流行的食品并且在生产规模、技术、价值贡献方面都得到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战期间，美国政府承认巧克力在营养和鼓舞盟军士气方面的作用，致使可可豆的输入竟占据了宝贵的运输空间。许多士兵对袋装巧克力充满了感激，因为巧克力给了他们熬到获得下次食物配给时的力量。今天美国陆军的口粮仍包括三块4盎司的巧克力。巧克力也作为美国宇航员食品的一部分被带入太空。

3.机遇型

某种产业或产品在一些地区并不是传统优势项目，但由于偶然因素改变了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或是由于偶然因素发现了产业或产品的价值及开发的优势条件，从而使该特定产业或产品成为地区的主导产业或产品。例如，某个航线或陆路通道的开辟使部分沿途地区成为要塞，从而使餐饮、住宿业迅速兴盛；某个地区原本没有价值的丰富的某种动植物资源因为偶然的科学发现确认了其殊的药用价值，从而催生了相关的培植、加工业，吸引了其他行业的资金和生产资源，甚至取代当地传统的主要经济项目。一九九六年大地震前，丽江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城，几乎与世隔绝。丽江人保留着传统的纳西族文化，过着恬淡、祥和、安逸的生活。这时的丽江没有公路，与外界的联系主要通过马帮。马帮行走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茶马古道上，把外界的讯息带进来，把丽江的货物带出去。1996年2月3日傍晚，突然袭来的大地震使古城三分之一的建筑倒塌，三百多人丧生。丽江地震后，中国第一次接受了国际赈灾援助，丽江一下子在世界范围内有了知名度，他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废墟上的丽江，他们透过废墟上的丽江看到了保存完好的木府水轩、世代相传的纳西文化、东巴象形文字，等等。当丽江从废墟上站立起来时，她的古朴风貌、她的灿烂文化、她的安逸祥和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为丽江最终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创造了契机。

4.资本主导型

有些产业或产品既没有先天优势，也没有发展的现成有利条件，但地方经济的发展又必须有一定的产业或产品做为引导、支撑。地方政府在综合考虑和部署后提出的发展战略中，往往会将一些产业或产品单列出来给予特别关注和设计，意图通过它们的发展促进或实现经济的整体发展。当然，政府并不是运用这种策略的唯一主体，大型的企业集团（尤其是财团）也可以凭借自己的资本优势采取这种策略。他们可以不借助某种产业或产品的既有优势，而是运用集团的实力自主开拓没有明显优势产业或产品，通过集团的综合性实力来实现利益目标并且对抗竞争者。集团采取这种策略的动机不是发挥具体的产业或产品优势，而是为资本投资寻找出路，原则不外乎是以既定投资谋取最大回报的基本思路，当然其中还有风险因素。例如，一些影视公司后面都有一家势力强大的金融或房地产商作后盾。有的投入几千万，有的开口就是有几亿元的投入。他们给策划、制作人员最高的工资，购买国际最先进的数字设备，整层的包租北京高档写字楼。然而这些后盾企业的领导者大部分都没有搞过电视，他们把大量资本运作中的资金投入到影视界，只有一个目的——赚钱。而他们经营方式也与电视圈中的运营方式不同，开篇就形成了一种系列：买卖国内外好看的电视剧及节目进行二次包装制作，聚焦日播搞笑或综艺版块，宽带发行全国各地电视台，建立影视发行系统，成立广告策划传播高级人才小组，上网开发“后影视”产品等等。他们把经营控股集团和大型企事业机构的产业化道路引到了传媒运营上，试图引导电视传媒走向他们希望的综合发展产业化道路。世界500强排名第333位的全球传媒巨头默多克前不久讲了这样一段话：“只要让我的电视信号在中国落地，价格随便开。”中国的一些大企业集团都成立影视公司，不仅金融业，房地产业、烟草业在关注电视传媒，就连大众汽车、海尔集团、娃哈哈等都在打入影视系统。

当然，资本投入关注的是回报率和风险两个基本因素，要按照正确的入市规则来考虑目标设定、资源配置及操作途径，合理管理投资风险。其次必须具备跨越行业门槛的资本低限，有足够安全的资金来源渠道保证高投资的高收益和财务的可持续性及稳定性。比如过这道资金门槛需要5000万元，只来个4000万元，能不能得到80％的回报?不可能，可能连8％的回报都得不到，而只有达到5000万元的足额，才有可能得到预期回报。

二、对当代产业化发展的分析

从上述的类型划分以及例子中可以看出，将行业甚至产品进行产业化运作是一种由来已久的行业和地方经济发展模式之一。但当代产业的发展，类型的细分，微观经济行为与宏观经济环境及调控的交互性增强，使产业化这一概念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丰富。产业化发展的类型可以从横向上归纳为并列的类别，从纵向上可以划分为不同时期的主导类型过渡，在每个类型中可能又有其它类型因素的影响，使当代产业化发展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综合性的特征，也使各地区产业化形成在理念上趋同，在实践上各异的特征。

1.产业化由自发经济行为向有计划、有意识的策略行为转化

行业或产品的产业化是由各个生产企业在市场的支配作用下通过彼此之间的竞争合作形成的。企业在各自的经营过程中逐渐加强横向联系乃至形成组织是企业自身利益驱动的结果，最终由微观的企业行为共同形成中观层次上的产业集群。宏观层次上的产业化的前提则首先是按产业类型划分若干部门，然后再层层细分，这种不考虑地方实际情况的细分并不能为地方提供发展的引导，所以早先的产业化中自发因素为主要诱因，随着区际间联系的加强，生产要素及市场信息充分流通，区域之间的竞争加强，甚至不同的行业或产品也出现资金方面的争夺，这就使得企业或地方利益集团在产业化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制定长远战略，实施阶段部署，应对意外竞争，保证产业或产品优势，使产业化进入集团的战略规划中，成为有意识的策略形成和实施过程。

2.产业化综合性增强

单纯利用某些外在或自然优势来发展某个行业或产品是很多地方的常规做法，这种做法在当代的行业和区际竞争中风险越来越大。以往的优势由于各地区之间不同，可以长时期保持，而且不存在竞争的风险。但当代市场的一体化趋势使竞争范围大幅度延伸，即使占据某种独特的地域或自然优势，也很可能在市场上受到来自远方竞争者的威胁。为了维持优势，产业或产品的拥有方必须针对竞争者的威胁加以防范，在劣势方面至少与竞争者达到抗衡。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各种产业化培育的手段都会采用，从而在原本单一的产业化发展类型基础上兼蓄了其它类型的特征。例如瑞士钟表上百年历史进程中一直处于不可动摇的地位，但最近几十年来却受到电子表、石英表等新发明的冲击，在竞争和对抗过程中，瑞士也吸纳了新发明的成果，以保证自已的占先优势，但此时的占先优势已融入了对机遇的利用，政府或企业的策划等其他类型的因素。

3.产业化的竞争和动态调整增强

从世界或国家范围纵览经济发展史时，每个地区几乎都有各自上百甚至上千年的特色产业或产品，然而这种稳定不变的格局正在被打破。一些新兴的产业或产品取代了历史悠久的传统产业或产品，而且新兴和取代的情形越来越快，甚至一项刚新兴不久的产业或产品很快又在新发明新技术的浪潮下淘汰，出现了朝阳产业、夕阳产业、产业梯队等概念。产业化的发展甚至已经不是针对某一个或某几个项目，而是长期规划下的一系列项目逐步实施，互相替代和升级。

4.产业化的企业、政府主导性显现

企业或地方利益集团的实力增强（一些企业的实力甚至大到影响政府决策）使得产业化依靠个别企业的引导或影响就可以形成，而不再受众多企业长时间的相互竞争和联系形成。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地方经济由某一个或某几个大型企业带动支撑的例子，从一定意义上说，企业就代表着行业，代表着产业。

政府是经济宏观调控的主体，经济竞争和合作在区际的宏观层面同样存在。由于产业化的竞争性、动态性、综合性增强，政府在引导产业化方面就有更大的施展空间和责任。在各个地域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环境下，政府对产业化的战略布局、引导及政策支持可以大大加速产业化的形成、发展和升级过程。当然，政府的基本职能是调控，在产业化的调控层次上应该有个度，在宏观和微观的界限上有相对一致的标准。

【参考文献】

[1]梅洪常,邓莉.绿色食品产业化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p13.

经济产业发展篇（10）

中国的轿车工业是从1958年生产红旗轿车开始的，当时的生产技术水平与世界的距离并不很大。由于二十多年来轿车生产没有受到任何市场竞争，这一工业行业必定落后。改革开放，本来可以通过面向国际市场，在此基础上改进技术，求得自主发展，可是另外选择了一条全面合资的道路。

从短期目标来看，合资确实是走了一条发展的捷径。从1981年到1998年，共引进技术近600项，40多种各类型整车，初步形成了汽车工业体系，企业熟悉了世界通行的市场规则，学到了现代经营管理技能和操作技能。

我国轿车基地全面合资，产生了如下负面影响：⑴，轿车工业重组难度加大。八个轿车基地，四大直属集团，外加各系统研究所，不乏精兵强将，可惜各为其主，形不成拳头。这就决定了难以联合起来自主开发中国的轿车。⑵，技术上受制于人，难以形成自主开发车型的技术能力。合资10年以上的上海大众，只靠外方提供车型，中方的技术力量只在零部件国产化上下功夫。从第一家合资轿车企业开始，几乎都是从CKD方式起步，买人家的散件生产整车，提供散件的合资外方一年赚的钱就超过投资。为此我们强调提高国产化率，促进国内零部件工业的发展，目标是在这里，而不是自主开发。

上海大众与德国搞合资，生产的是德国刚刚淘汰的车型，可以说投产时这项产品就陈旧了，合资企业竟然生产了近十年。十年一贯制后总算更新换代了，车型一换代就要花1亿美元买德国的帕萨特技术资料。既然合资企业可以从德国母公司买帕萨特技术，德方就不用在中国的合资厂费劲搞开发了，免得跟他竞争。

外国厂商在中国也建了研究开发中心，但不是真正搞新车型开发，更多的是做检测配套零部件质量的工作，为其在华生产的汽车进行质量把关，消化在华生产的产品图纸。

我国汽车工业除了一汽还有自己的独资轿车厂、有独立品牌之外，其余全部合资，生产洋品牌。这种格局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的走向。今后部分企业虽然可以自主开发本国的轿车新产品，但力量已经很有限。

3，民航工业的开放方式

我国早在1970年就开始了大型民航飞机运十的研制，1980年9月运十试飞成功，到1984年止，无论是飞行起落，飞行小时，所飞抵的国内主要城市，直至七次沿“死亡之线”飞抵拉萨的事实，都无可置疑地证明了运十完全研制成功。她使我国当时拥有了自己设计制造大型飞机的复杂技术，不仅填补了我国航空工业中制造大型飞机的空白，而且使我国一举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第五个研制出100吨级飞机的国家，意味着我国进入了“国际干线飞机俱乐部”（美、欧、苏、中）。

由于掌握飞机市场命运的中国民航看中的是发达国家的民航客机，明确表示不接受运十进入民航客运系统。为此，国家不再继续支持运十的改进与生产，财政部停止拨付3千万元资金。已经投入的5亿多资金付之东流。

自此，中国开始转而通过国际合作来发展民航飞机。1986年上海航空集团公司与美国麦道公司合作组装MD80飞机，1992年转为合作生产MD90飞机。为了给MD腾厂房，运十飞机生产线不仅被拆除，而且被当成废铜烂铁统统卖光。

这项合作是由美国出知识产权，中国出设备和人工，合作制造飞机。具体合作内容是：由中航总组织上航、西飞、沈飞、成飞四家企业共同承担，实施国际通行的主制造商——供应商生产模式。MD90机体国产化率要达到70％，中方生产的零件数达4万多项。美方提供图纸和原材料（包括锻、铸件毛坯），发动机、机载设备及部分系统相关件；中方负责从零件制造到总装试飞的工作，并在质量和适航保证方面承担主要责任。

1999年10月与2000年2月，两架MD90分别试飞成功，拿到美国联邦航空局颁发的适航证。试飞成功充分显示了我国在干线飞机的制造和总装技术方面获得的巨大进步，达到了90年代的国际水平。这个项目尤其显示了上航作为主制造商的系统管理能力和总装能力，这一能力真正能够体现一国航空工业的水平，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梦寐以求的。然而，试飞成功之日就是这一事业中断之时，也是中美十几年合作组装／生产干线飞机的终结之时。我国航空工业多年来拼搏所达到的水平和能力，再次处于被搁置的命运。

原因在于，该合作项目仍然没有本国的市场支持。成功的项目同时成了既赔钱，又无前景的包袱。由于合同规定美方的知识产权只能用于麦道飞机的生产，项目一停下，美国人就迫不及待地敦促中方当面销毁所有的管理文件和图纸资料，并宣布继续使用为非法。

2，造船工业的开放方式

在20世纪60至70年代，中国造船是“以军为主”，远洋航运“外购为主”。造船工业的实际发展是从改革开放后起步的。中国船舶总公司及时进行战略转移，实行两个转变：从以军为主的封闭体系，转向军民结合，科工贸一体化的开放体系：从单纯为国内服务，转向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自此，中国船舶工业走上一条“以我为主，博采众长，提高创新，扩大出口”的成长道路。

造船工业通过技术引进和技术开发来提高技术水平，发展本产业。从80年代起，通过许可证贸易，合作生产等方式，引进世界名牌船用设备制造技术和先进工艺共100余项。如中高速柴油机引进德，法，日等国技术，消化吸收，国产化率达到80%，配附件国产化率达90%以上。在此基础上，大力开发船舶设计，自主创新，形成国际知名品牌，实施“开发一代，改进一代，预研一带”的原则，加快船型，船用设备国产化。从一般货轮，油轮，化学品成品油轮，冷风集装箱船，到大舱口集装箱货轮，液化石油器船，全铝合金高速水翼船等，我国都能自行设计，生产。

在实行这样一种利用国外技术资源、自主进行产业发展的方式中，中国船舶工业创造了破除“四个迷信”的经验：①，破除了“民族工业取得国际竞争力高不可攀”的迷信。②，破除了“要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必须走合资道路”的迷信。③，破除了“自主开发（有国际竞争力产品）高不可攀”的迷信。④，破除了“国有企业机制不行，只有合资企业机制才行”的迷信。总的来说，就是要实事求是，不盲目地相信外国、相信跨国公司，而是相信自己的工人阶级（包括科技工作者）。

为了实现产业开放条件下的自主发展，中国造船者创造了如下具体经验。⑴，选择好了出口市场的突破口——香港，香港是国际贸易，航运中心，船队占世界的1/10，船东多为中国人或外籍华人，地理条件有利于我们做生意。⑵，走技术创新之路，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为目标，从新产品，新工艺设想的产生入手，经技术获取，工程化，商品化生产，到开拓市场，销售，服务等一系列活动都提高质量。⑶，只有在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前提下，提高国产化率才有意义。解决好技术与经济结合，自主开发的重点首先瞄准船型。⑷，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产品从低档入手，由低档向高档发展。最初设计制造的是技术含量较低的普通散货船，在此基础上一步步提高。

二，三大产业开放条件下的发展结果评价

1，造船工业发展初步成功

我国造船工业以它自己的对外开放方式，取得了初步的然而是显著的成功。时至今日，尽管船舶工业的质量还有诸多问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还十分虚弱，但毕竟成为有自主产品知识产权与企业产权，出口量占世界第三（仅次于日本与韩国），造船总量占世界份额排名第三位的民族工业。

不容讳言，中国船舶工业问题还很多。如集中程度低，企业规模小；产品结构层次较低；船用设备自给能力低；企业的生产效率低，低成本低优势逐步丧失，等等。造成上述弱势的原因，有的是技术水平问题，有的是企业管理水平问题，有的是工业体制问题。总的说来是改革开放都还不够到位。以开放来说，船舶工业“以我为主”是正确的，但适当吸收国外资本，加强资本扩张，在分支企业上允许外商经营以补足薄弱环节，以至进行跨国经营，都是必要的。在面临国际市场竞争日趋加剧，别国造船业进行经营方式和技术升级的态势面前，我国的船舶工业是需要加大努力的。

另一方面，我国船舶工业又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据统计，我国航运部门每年有80%的定单流到国外，而船舶工业每年又要拿出相当大的生产能力承建出口船舶。我国用户在日韩订购的大批量散装货船，集装箱船，其实都是我国技术上十分成熟的常规出口船型，有的还享誉国际市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内外购船贷款差异太大。外国政府贷款造船期限10年，宽限4年，贷款利率3，25—3，75%，日本仅为本%。我国贷款5—10年，税后还款，贷款利率8—15%，延期还款追加20%罚息。这实际上形成了负保护主义。

可见，中国船舶工业今后的发展，既要扩大开放，又要加强保护。

2，汽车工业发展之路很有争议

我国轿车工业全面合资形成的是多头合资、相互竞争的局面，看起来，没有那一家跨国汽车公司能垄断我国轿车工业，还逼使各合资厂注重本土技术开发，加快改型换代。看来“中国的”轿车工业是在“国际竞争”中发展。但实际上，国内轿车市场已在相当大程度上成为各跨国集团“商战”的战场。这种格局一旦形成，中国人想要发展成体系的、自主知识产权的轿车工业，道路就十分漫长了。

合资企业必然对自主开发失去兴趣，一讲扩大生产能力就热衷于全套引进外国设备。即使企业的中方愿意自主开发新产品，也可以具备相应的技术管理能力，但此时已没有条件。一者，从格局上看，各汽车企业分头花巨资引进车型，买外国的知识产权，有限的技术力量就分散去消化这些知识，忙于提高国产化率，还要零部件厂更新改造。刚一就绪，人家的新车型又来了。结果各厂家都是被动跟进。二者，不经外方同意，中方寸步难行。甚至合资企业本身的改进，其产品权也要属于外方。而且，跨国公司在掌握产品开发权的同时，也掌握了零部件的定点权，轿车零部件国产化也要受外方控制，关键零部件仍然依赖进口。

总之，整个产业多头合资的格局，造成引进——国产化——再引进，往复循环。各合资厂身不由己，只能走这样的发展路子。看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失去产业发展的主动权。

从汽车工业来说，人们把以开放促发展的两种结果概括为“日韩式”和“拉美式”两条道路。前者是在国家保护下对外引进消化，尽快形成自主开发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后者则鼓励多家跨国公司合资竞争，形成本土生产能力，在知识产权上就是跨国公司的附庸。至今，我国轿车工业恐怕离“拉美式”的发展前景更近。

象汽车工业这样一个在工业化较长时期都能对国民经济起重大带动作用的产业，如果不培养自己科技人才的优势，走自主开发的道路，我们的市场优势就是为汽车强国提供的。

3，航空工业的“开放”带来方便而中断了发展

从运十的夭折到MD项目的中断，这段时期正值我国民航市场猛烈扩张的十年，这种态势本来对民族航空工业发展是好事，结果民航从国外购进各型干线飞机达400多架，由短缺变为过剩，反过来演变成为置民族航空工业于死地的态势。我国的民航飞机市场慷慨地让给国际航机公司，却不给自己的民族工业任何一点生存发展空间。

一方面，大买外国客机（在国内产品已经试制成功的情况下）使中国民航客运服务顺利发展起来，另一方面，中国的民航飞机制造工业却一再受挫。

迄今，在民航工业的发展上，中国的飞机工厂成为发达国家飞机的转包生产基地。中国飞机制造厂家（如上海飞机厂）那些具备研制飞机的系统工程经验的群体，即对于主制造商——供应商系统运行已有宝贵实战经验、管理标准（达到与国际接轨、具体实施美航空工业的先进技术标准），以及相应的电子设计制造图技术的人才资源，是从此改行为一般的飞机零部件制造技术的人员，还是流失到国外，难以预料。

三，三大产业的发展风险分析

三大产业对外开放的过程，概括起来可以初步论断：造船工业是通过引进技术来取得产业自主发展，力争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轿车工业是通过全面合资成为外国知识产权的应用生产基地，在国内市场上形成“国际竞争”来更好地满足国内需求；民航飞机工业是面临开放自行搞垮本国飞机制造工业的自主发展能力，使飞机制造厂家成为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线上的加工装配车间。

从这三大产业的开放――发展历程来看，可以启发我们对产业发展风险有如下认识：

1，产业开放对于国家应有的产业发展目标会起到很不相同的作用，并非是只有促进作用。其中一个极其重大的负作用，就是对一个民族起到作用。如果对外开放诱使一个国家的对产业发展决策有影响的人，误认为可以顺其自然来参与国际分工，可以在所有重要领域甘居垂直分工的下端，可以放弃一些吃力的产业发展目标，那么总体产业发展面临的风险就大了。因为在市场自然的推力下一个产业可以放弃发展目标，另一个产业也可以这样，象多米诺骨牌那样，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最后整个中国就变成一个世界性的大加工厂，运用我们廉价的劳动力、土地、能源，从事局部性的产品生产，在国际化生产的价值链中占有简单劳动的环节。

从民航工业的发展来看，研制运十客机是从70年代初开始的，当时是有一个发展民族产业的目标，这个目标已经取得了初步成功。在没有对外开放的条件下，确立这个目标是否合理呢？是否按照中国国情，不应该发展自己的民航工业呢？回答这个问题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该产业的市场潜力与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如何？很明显，民航工业的市场潜力与带动作用都是很大的，象中国这样的大国完全应当发展。二是我国能否将该产业发展起来。事实已经作了初步回答。如果没有运十飞机的初步成功，人们还可以怀疑我国制造大型民航飞机的能力。有了这个初步成功，就没有任何理由再来怀疑第二、第三步的成功。然而，正是在有了来之不易的初步成功之后，由于开放的市场造成了对产业发展作用，民航工业原有的发展目标放弃了，由发展自主型产业变为加工型产业。

2，产业开放对于一国调动其产业发展潜能也会起到很不相同的作用。就上述三大产业来看，在50年代我国就已经开始通过自力更生迈进了产业发展的第一步，有了自己制造的船、轿车、飞机。60至70年代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基本不开放的环境中，一方面国家利于集中力量来发展战略产业，一方面完全不能利用国际的资源与市场，没有任何竞争机制的促进。此外，还受到“”遗留后果与“”的冲击等多方面干扰。进入改革开放，三大产业都面临着新的发展起步，由于开放促发展的方式不同，调动潜能就大不一样。造船工业调动发展潜能最得力，轿车工业次之，民航工业调动潜能不可谓不费九牛二虎之力，由于这种努力得不到肯定，属于半途而废，两次功亏一篑，调动潜能效果等同于零。

能否认为我国对于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骨干性产业是无能为力的，这要全面分析。历史已经证明，中国有能力发展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族工业。比如航天工业，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体系地发展起来，自有知识产权一点不含糊。就算整体技术比美国差，其中总有自己的强项。90年代航天部主动请缨，上百家单位合作，花钱不多，不到十年，模拟载人飞船上天。说明新时期自力更生、密切合作的精神照样是振兴民族科技和民族产业的法宝。实际上这就是一个调动发展潜能的问题。没有开放条件，调动发展潜能是被迫的，但有一个反激作用。有了开放条件，既有更好调动发展潜能的作用（如造船工业引进技术），也会有误导的作用。后者对于产业发展是一个相当厉害的风险。

3，产业开放对于一国摆正比较利益原则也会产生风险。本来，对于一国赶超世界经济技术水平的大国来说，动态比较利益是放在第一位的，静态比较利益是放在第二位的。也就是说，培育自己潜在的比较优势是首位的，发挥现有的比较优势，作为一个资源优化配置的原则，要服从于国家产业发展目标，为实施发展目标所运用，而不是凌驾于发展目标之上。但是在产业开放的环境下，为着眼前的利益，会很自然地追求静态比较利益而放弃动态比较利益，尤其对于追逐短期“发展成就”的决策者来说更加可能这样。

经济学者金碚在《中国必须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族产业》［注①］中，深刻指出，发展市场经济和实行对外开放，只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一个缺乏国际竞争意识和国际竞争力的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在发展市场经济和实行对外开放的基础上，能否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成功地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族产业。这一论断对我们具有深刻的启示。

经济产业发展篇（11）

一、经济全球化与产业生态化

根据世界银行研究局一份报告(2003年)，在现代经济史上，全球化浪潮出现过三次。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始于1980年，这次浪潮完全不同于以前两次：多数发展中国家进入全球化市场，另一些发展中国家却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脱离世界经济逐步边缘化，导致收入下降和贫困增加；国际移民和资本转移在前两次全球化浪潮中微不足道，如今变得非常突出。货物运输、旅游和通讯速度明显加快；一些亚洲国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世界经济由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其突出特点为：

(1)经济活动的中心由物质生产转向知识生产，知识本身成为生产中的首要因素，知识、能力等无形资产的投入对经济活动日益起着决定性作用。(2)发展中国家日益成为全球经济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明显的变化是：20世纪60年代早期，全球贸易大多数来自发达国家；如今在142个WTO成员国中，70%是发展中国家，商品贸易占全球贸易的三分之一以上。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其中，全球化进程较快的国家有巴西、中国、墨西哥、菲律宾、泰国和印度等。(3)贸易、资本、金融和人员流动越来越突出，呈现全球一体化的趋势。贸易自由化使全球经济逐步融合，以跨国公司为主要载体推动了产业结构全球化调整，人员跨国流动和国际旅游的蓬勃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全球化服务市场。(4)新的国际规则日益发挥出重要的作用。WTO自1995年成立以来，对引导国际贸易发挥着重要和深远的影响；此外，还有其它一些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则，若干国际标准系列(如国际标准化组织，即ISO)，以及地区性或双边性贸易协议等，对促进经济全球化也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值得指出的是，在工业革命中，制造业是经济持续发展的驱动力，而以全球一体化经营的跨国企业，引领着全球化的进程。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利用先发优势，将传统产业和非核心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使国际产业发展呈现出如下特征：

(1)信息化、网络化：新技术改变了企业与其它社会实体之间的关系，影响着产业的结构和组织，影响着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根据各个生产环节的不同功能和阶段，整个工业活动正在世界各国分散开来；同时，为保证整个生产过程的有效性，各生产环节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2)产业集聚化：工业企业在地理分布上的集聚越来越重要，甚至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国际上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成为当代产业发展的重要特征。但是，在新的竞争环境压力下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严重挑战，需要进行以下转变：从追求大规模的静态外部经济效益，转移到培养基于新技术、新技能和新网络的动态创新能力上来。

(3)产业生态化：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包括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和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现状)为实现工业化和GDP增长，以大量资源消耗、大量废物排放和低利用效率，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形成人类活动与自然系统的对立与冲突(AudraJ.PottsCart，1998；LloydConnellyetal，2001)。这种线形物质能量流动的经济系统已经导致资源消耗和超出自然消化吸收入类垃圾的能力(J.Korhonenetal；2003)。通过改变新的组织形式、调整政策来恢复和保持各种形式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的调节能力，将人类活动、土地利用、自然循环和功能协调整合为一体的生态系统，日益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

二、产业生态——国际产业转型与世界发展潮流

1990年代以来，德国、日本、美国等国家正在把发展产业生态型经济、建立生态型社会看作是深化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德国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国家，早在1972年德国就制定了废弃物处理法。在英国，1999年专门成立区域发展局，研究经济发展与改造，负责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和环境的整体协调和长期的全面规划(ChrisShearlocketal，2000)；芬兰是世界上已经进入产业生态良好循环的国家之一。芬兰2／3的土地为森林覆盖，但森林年砍伐低于年生长量(2001年增长724万m3，年砍伐只有448万m3)；芬兰林业70%的燃料来源于废料如纸浆和锯渣废料的黑酒精(J.Korhonenet81，2003)。

产业生态(1ndustrialEcology，又称循环经济)依据自然生态有机循环机理，在自然系统承载能力内，对特定地域空间内产业系统、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进行耦合优化，达到充分利用资源，消除环境破坏，协调自然、社会与经济的持续发展。作为1990年代刚刚兴起的一门综合性、跨学科的应用科学，产业生态学是研究各种产业活动及其产品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跨学科研究(Al-lenbvandRichards，1994；AudraJPottsCart，1998；Allenby，1999a，xi；MichaelHHuesemann，2001；T·P.Seageretal，2002；Raftlsenmann，2003)o国际电力与电子工程研究所(1EEE)在“持续发展与产业生态学白皮书”报告中指出：产业生态学是一门探讨产业系统与经济系统以及它们同自然系统相互关系的跨学科研究，是研究可持续能力的科学。

产业生态是一种新形态经济或生态型循环经济，这就需要改变现有土地利用的思维模式，改变产业流程减少废物排放，使产业适应环境而不是改变环境来适应产业(AudraJ·PottsCart，1998)。目前不可持续发展主要原因在于人类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以不同的系统发展原理运作而导致的结果(J·Korhonenetal，2003)。因此必须把人类活动、土地利用、自然循环和功能协调为统一的生态系统，通过改变新的组织形式、调整政策来恢复和保持各种形式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的调节能力。未来可持续能力决定于调节社会、经济与生态系统功能延续性及其相互关系的资源管理系统(DavidJ·Brunckhorst，2002)。产业生态将不可持续变为可持续发展，是通过经济与社会的转型进化到一个新系统的状态而不是依赖效率提高的发展模式来保留现有系统结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自然生态原理应用到经济系统，不能直接将生态原理照搬到经济系统上。因为自然演化毕竟不同于经济系统演变，自然系统没有人类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文化，自然也不能象人类经济系统那样有意识地进行规划；信息流动和反馈也不尽相同。因此，采用新陈代谢方法并不意味着自然生态系统原理搬到经济系统就可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三、中国产业生态经济发展现状与问题

目前，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工业革命。二十多年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中最有影响和最不可预知的力量之一，成为全球最大的生产制造中心，对各种原材料—从花生到生铁的巨大需求，使世界初级产品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1)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导致资源供给严重不足，对外依存度严重，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2003年中国消耗了世界钢铁总量的40%，消耗了水泥世界总量的50%，石油进口8000万吨，对外依存度达35%，粮食缺口1100亿斤，大量进口造成国际粮食价格上涨；而巨大的资源消耗所创造的GDP仅占世界总量的4%。种种迹象表明，要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发展势头，必须转变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改变资源消耗过快、资源利用率过低、资源再生使用率过低的粗放经济。

(2)生态环境严重透支。随着经济以每年8%、9%、甚至10%的速度发展，中国的生态环境正面临着迅速退化的灾难：270万平方公里耕地被沙漠吞噬、70%以上水系被污染、400座城市缺水等等。大量数据显示，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最大问题不是电力、钢材供求紧张，以及投资增长过快等可能引起的传统性产业结构失衡和金融风险，而是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忽视生态所出现的生态环境危机。目前，中国发生的环境危机与世界其它地区的环境问题有着本质的区别，其它大多数地方退化只是程度大小而已，而在中国则是无可挽回的：中国北部几十条大大小小的河流已经干涸，中华文明的母亲河黄河，每年大多数时间河水也开始断流。华北许多城市地下裂开了巨大的地洞。沙漠覆盖了中国18%的土地面积，并以每年几十万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张。全国30%以上的地方遭受酸雨侵害。除非中国对目前的发展方式做出彻底改变，不然的话，大片区域的生态崩溃似乎是确定无疑的。有关专家断言：如果中国不迅速转变生产方式，人类历史上突发性环境危机对经济、社会体系的最大摧毁将出现在中国。

(3)社会文化出现了毁灭性破坏。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占用大量耕地，粮食产量大幅下降；而过去一味建造高楼大厦和基础设施的种种弊端，已经在很多地方显现出来：美丽的风景、庙宇楼台、圣水神山、精雕细刻的传统手工艺和城市景观被清一色的混凝土建筑、沥青马路所取代，古老的运河、城墙被铁轨、环城公路截断，庞大的城市吞噬了大片农田，许多城市无可挽回的被开发成清一色的灰色城镇，失去了往日的魅力。那些最具民族文化和传统特色、外国游客一心想看的东西被胡乱建造的新式楼房无休止的吞噬，居住环境日益恶化。

四、产业生态与绿色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无数事实证明，传统的分散型产业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产生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并影响可持续发展的投资环境和人文居住环境。我国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府决策者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时认识到这一点。国家环保局副局长潘岳在《中国需要绿色革命》中指出：中国的工业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容量已到支撑的极限，西方的“资源饥渴”发展模式并不适合中国。可持续发展与新能源使用成为我们唯一的可行之路。2004年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贯穿到区域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和产品生产中，使资源得到最有效利用。

在我国，产业生态与循环经济方兴未艾。值得关注的是，在珠江流域，分布着两个非常典型的产业生态模式，为中国未来新型工业化发展模式提供了启示。

(1)中国农业生态模式的典范——桑基鱼塘

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是闻名中外的典型农业生态模式，具有四百多年的历史，是经过长期历史演变发展而来的科学的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也是我国农业生态的典范。联合国人与生物圈计划把基塘系统列为研究项目之一，并在全球推广应用于低洼地改良，开创了改造低洼积水地的新途经。

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成功实现了物质的循环利用，把种桑、养蚕、养猪和养鱼有机结合起来，是按一定面积比例建成的基面与鱼塘相结合的人工生态系统。基面种桑、桑叶养蚕、蚕沙养鱼、塘泥肥桑，充分显示出水陆相互交换、植物和动物相互交换的高效能量转化过程，具有较高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率，氮磷钾三要素的循环效率分别为0.43、0.46、0.96，循环效益综合指数达1.85。并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和较高的稳定性，充分发挥了自然资源的生产潜力，达到系统的最大产出，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发展。

(2)产业生态工业模式的典范——贵港生态工业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