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论文大全11篇

经济发展论文篇（1）

中国经济的创新性不足，主要是依赖资源性投入，可以说是砸锅卖铁，经济发展没有可持续性，一旦资源消耗光，经济的发展就会停滞，就会陷入发展、资源和环境的恶性循环。产品附加值低，缺乏产业特色，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只会造成污染、经济效益低下、经济发展随着资源的开采呈现波动性的曲线。

2.政府公债增长太快

中国2011年底中央政府国债为6.75万亿元，加上地方政府债务10.7万亿，总计17.5万亿的政府公债，2011年度中国GDP为47.2万亿元，负债率为37.1%。［2］政府的公共债务最近几年增加比较快，中国的经济发展比较快，税收增加率较大，如果公共债务增加过快，今后经济发展处于平台期就缺乏相应的财政手段。中国60岁以上的居民已经超过10%，中国未富先老，所以公共债务应当控制合理的水平，为未来的经济调控留下一个空间。

3.能源和原材料风险

中国对石油的外部依存度已经超过50%，这对中国来说已经是一个严重的经济发展风险，因为政局不稳定和不可抗力的影响，会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除了石油，其他原材料的外部依存度也不可小视，例如：铜、铅、锌、铁矿石等，这些已经成立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道坎，不排除产生经济讹诈的可能。11.环境问题突出。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环境的恶化。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温室效应和热岛效应直接影响了气候，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也对生态平衡产生了巨大效益。中国的水质污染、土壤、大气等污染也相对比较严重，这些直接影响了公民的身体健康、生活质量和水平，也失去了经济发展的初衷。

二、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思路

1.推进产业升级

鉴于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产业升级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证。产业升级就是依靠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升，对产业素质进行更加有效的整合，实现劳动效率的提高，最终提升产品质量和产品产出。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再走粗放型经营模式，而是节约型发展道路。只有这个思路才能节约能源和资源，提高产品附加值，减少碳排放量，实现绿色发展，最终实现环境、经济发展和人的提升的和谐。

2.调整经济政策

经济政策的调整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系统，还没有可以借鉴的模板，是中国的自身创造，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所以经济政策的调整需要一个论证的过程。经济政策调整的第一个是中国的财政政策，我们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调整，可以采取稳健的财政政策，为中国的老龄化和经济成熟期早作打算。其次，我们要建立中国的创新政策机制，主要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希望政府在这方面的力度要足；现有的知识产权体系保护还不够，还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利用，利用政策机制鼓励人们利用最新的科研成果，为节能减排和降低成本做好政策基石。第三，强化改革，让民营资本进入服务型领域，除了特殊的行业外，让很多垄断性行业变成竞争性行业，不要政府的干涉，充分利用市场机制。

3.合理安排产业布局

中国的产业布局就是一头沉，即东重西轻，这是中国的地形决定的，但是经济发展的差距是如此之大，造成了中国物流成本、员工流动成本的居高不下，所以合理安排产业布局对降低中国企业的经营成本是非常重要的。优惠的政策是必须的，但是要与当地的具体情况相联系，不要大开发变成了大破坏、大毁灭，所以还是要树立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安排产业布局要和户籍的改革同步，因为户籍是中国特色的管理手段，它最直接的后果是牵制了人们迁移的流动性和随意性，但是合理安排产业布局要求我们也要合理安排人口的流动性，不适宜人居的地方就不要居住，这样既保护了环境，也使得人口分布和产业分布相一致。

4.建立生态经济

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没有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中国的生态环境本来就不好，沙漠、荒漠、青藏高原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江山，能够供人们生存居住的空间只有国土面积的50%左右。如果发展过程中毁坏了中国的环境，对中国来说是得不偿失。建立与环境友好的经济对中国是十分重要的。这就需要在产业结构和环境中有一个合理的平衡，发展绿色经济和生态能源，节约用水，降低污染。使得经济的发展与环境友好、协调。首先，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机制，就是前面所说的产业升级机制；其次，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上进行一个合理的调整，鼓励企业采用生态经济模式。最后，进行舆论宣传，让生态经济成为人们的愿望和思路，使得生态经济成为一种制度经济模式。

5.经济增长趋于合理

中国经济增长一直有着政府的指令性计划，一直有“保8”的习惯和传统，但是经济增长的成果，普通人能够享受的究竟有多少？而且经济增长的过度功利化造成了一系列后果：通货膨胀加剧、收入分配差异太大等社会矛盾，所以经济发展速度应当以理性的方式进行。中国经济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二，要高速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不现实，北京、上海和广州的人均GDP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所以我们对经济发展不要抱有太多的功利色彩，不要拔苗助长，要让公民在经济发展中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实惠，政府不要与民争利，要藏富于民。经济增长速度应该让人们的就业率得到提升，让社会更加和谐。

6.制定扩大居民消费战略

中国公民可能是世界上最喜欢储蓄的民族，但是在中国，经济严重依赖投资是不争的事实，消费的比重太小，所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必须提高GDP中消费的比重，让人们收入提高、消费提高、生活水平提高。中国人不愿消费有历史传统，但是也有现实国情，因为人们对生活有一种不安全感，所以要扩大居民消费，除了增加收入和减税之外，更重要的福利制度的健全，让人们没有后顾之忧，更加放心的消费。同时，我们要更加重视信用体系的建设，让人们在市场经济中有一种安全感，工作和收入有了相对的保证性，人们才可能放心消费。

7.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高低与否是一个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成熟经济体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都超过2/3，中国仅仅占到40%，这里面的差距比较大，一方面说明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够，需要努力，另一方面也是我们主观的原因，因为中国的服务业是垄断性质，例如：银行、电信等行业，唯一可以改变的是深化改革，让民营资本进入现代服务业，深化竞争，进而促进发展，为消费者带来福利和价值增值。首先要改革是金融行业，金融业是产业的基础，金融行业在中国是一个垄断性行业，只有100多家银行，而美国就有1万多家银行，因此美国的金融服务业服务质量较高，所以要深化金融领域的管制。其次要理顺交通、物流、通讯等行业，为服务业的发展打下一个良好的硬环境。第三，要建立健全管理体系和制度，让人们享受服务的时候有法可依。第四，要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服务外包的机会，开拓服务贸易，为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创造良机。

经济发展论文篇（2）

区域经济，是当前热门的问题。不论是学术界还是实践界，都日益关注谋求经济发展的区域行为。一个区域的经济如何实现发展，不同的学科都给出了有益的建议，主流方法很多都来自于区域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这里，我们将尝试从另一个角度，即领导者的角度，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进行分析，探索领导者对于区域经济的贡献。

1领导者的概念与理论

理解领导者(leader)，先要理解领导(leadership)。而在学术界，关于领导的定义一直没有得到完全的统一。孔茨认为，领导是影响人们心甘情愿的和满怀热情的为实现群体目标而努力的艺术或过程。特纳认为，领导似乎影响人们自动为实现团体目标而努力的一种行为。戴维斯认为，领导是一种说服他人热心于一定目标的能力。从这些定义我们可以到看，虽然定义表述并不统一，但领导的含义却是得到比较普遍认同的，即“指引和影响”、“组织成员”、“实现组织目标”。因此，领导者可以理解成为通过影响成员带领组织实现目标的个人或群体。

虽然主要基于组织行为学，但领导者的研究显然扩散到了众多管理学的相关领域。在具体的组织问题研究中，实际上领导者具有了另一重含义，即组织的管理者。虽然这两个概念被不少学者认为存在学术上的差异，但在很多实际情况下，以及很多实证主义学者的研究中，这两个概念往往是不太容易区分的(盂建平，霍国庆，2007)。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也表示，“各个领导集团即各种机构的管理人员也必须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必须深入思考他们所处社会的价值观、信念和承诺，必须在完成其机构的特殊而有限的使命以外，承担起领导的责任”，并“为了达到本机构必须做出的成果而组织资源”。因此，我们常将两者合一，从而得到领导者更加宽泛的概念，即“组织中或群体中的最高管理者，其担负着指引组织或群体的发展方向和路径、思考和制定目标、安排结构和资源等重要使命，对组织或群体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结合我们所研究的区域经济问题，按照领导者的概念进行扩展，我们会很容易得到区域经济领导者的概念——即区域政府。不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区域政府都担负着规划区域经济、制定竞争规则等重要使命，即“引导和影响”着区域内的企业个体。而且，在中国的经济模式当中，政府还掌握着大量的经济资源，起到不容忽视的资源分配者的角色。这些都决定了在区域经济问题中，区域政府——国家政府或地方政府，是我们所提及的领导者。这个领导者未必是具体的某个个体，而是代表决策权力和决策职能的区域政府的经济决策阶层。

2领导者促进区域经济的实证

从现实来看，领导者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能够引起区域内经济发展的质变。中外古今，大量的案例都印证了这个观点。早在2300多年前，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商鞅被秦孝公拜为国相，在秦国推行一系列的变法措施。在经济方面，商鞅通过“开阡陌”、“奖励耕织”、“统一度量衡”等措施，大力发展封建经济，极大的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商鞅变法之前经济还落后于关东各大国的秦国，凭借着优秀的领导者商鞅和秦孝公的作用，一跃成为实力强国，奠定了日后统一中国的坚实经济和物质基础。历史上经济高度发展的历史阶段，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清代的康乾盛世等，无不是贤明的国家领导者的主导，不论是发展政策的制定、重要人事的安排、还是资源的开发与分配。一时间，政通人和，人才辈出，国库充盈，百姓富足。放眼海外，彼得大帝之前的俄国，是落后当时西方几百年、还处于中世纪的蒙昧之国。但在彼得大帝的领导之下，工业和商业迅速发展，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原有的落后的农奴制，国家繁荣富强，俄罗斯也一跃成为欧洲的列强之一。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日本的明治维新时代，也都是优秀领导者和领导集体所作用的区域经济高速发展的案例。

进入现代经济世界，领导者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案例仍然是不胜枚举。不论是微观的村镇，还是中观的省市，还是宏观的国家与地区，其快速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领导者的作用。

我国河南省的，在改革开放前是一个人多地少的贫困村，也没有什么地下矿产资源。村长王宏斌上任后，积极思考，勇于开拓，确定了围绕农业办工业的发展思路。办工厂遇缺乏资金时，王宏斌及村委们主动带头筹集资金；产业实现盈利时，王宏斌又以身作则，树立了艰苦奋斗、公平道德的经营作风。在王宏斌的带领下，人以面粉厂、砖瓦厂等起家，时至今日已形成了农工贸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产业格局，兴建食品、农业生态旅游、医药、电器、钢铁五大工业园，年产值突破16亿元。

在发展中国家印度，班加罗尔地区如今已成为世界著名的计算机软件中心之一。从上世纪90年代起，当地政府就致力于基础设施的建设、人力资源的培养、投资和税收政策的制定，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和发展的环境。努力的结果，是班加罗尔地区计算机软件业的飞速发展，以IBM、英特尔、思科为首的国际著名IT企业都已经或将在班加罗尔地区设立实验室和软件研发中心。这些努力不仅促进了印度当地经济，更培养了全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英语化IT技术人员，其带动效用和扩散效应是无法计算的。

至于国家层面，中国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第二代领导者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进行了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改革开放，至今已经实现了连续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取得了令全世界震惊的经济发展成就。

有成功的领导者，就有失败的领导者。两相比较，不称职的领导者非但不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还会阻碍区域经济发展的步伐。我国台湾地区的前行政长官执政期间，用人唯亲、贪腐成风、施政无能，台湾地区经济一片凋敝。昔日“四小龙”中表现最为优异的宝岛，已是多项经济指标严重下滑，位列“四小龙”之末，不复往日风采。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创造了美国经济过去30年以来最好的成绩，但继任者小布什任内的短短数年，美国经济不仅没能保持快速增长，反而停滞不前，发生了规模空前的次贷危机，面临相当大的衰退风险。正如格林斯潘等经济学家所指出的，美国总统小布什难辞其咎。

3领导者促进区域经济的理论机理

领导者对于区域经济的决定性作用不仅具有现实上大量案例的印证，同时也得到了详尽的理论解释。具体的来看，领导者对于区域经济的重要作用是通过以下一些机制来实现的。

首先，领导者担负着资源发掘、筹集和配置的重要职能，制约着资源的拥有量、变化量和利用效率。一是利用区域内的自然资源和禀赋，如的王宏斌利用农业资源来办工业。二是吸引外来资源，如班加罗尔地区的吸引IT技术和资金投资。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如何开发和培养区域内的人力资源。人力资源，才是现代知识经济中最为重要的资源。

其次，领导者的观念，是区域发展体制的重要形成渊源。组织行为学的理论已经揭示，领导者作为组织价值观的倡导者和榜样，其观念会影响组织其他成员，进而影响组织文化。区域领导者面向未来、勇于开拓，则区域发展观念和体制将会生机勃勃，与时俱进；若是区域领导者思想陈旧、固步自封，则区域发展观念和体制就会趋向于保守和封闭，错失发展良机。

还有，领导者作为引导前进方向的领路人，其发展观将直接影响区域的发展方式。现代社会的发展，已经越来越提倡科学的发展观，绿色型发展，持续性发展，是当前区域发展的常见主题。但这种发展方式能否实现，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区域领导者。如果领导

而且，领导者同时还是组织最高决策者，负责组织战略的制定。因此区域发展战略也是领导者所最终决策拍板的。与决策相关的理论与学科都广为接受的一点，就是决策不是完全客观的产物，而是受到人主观判断和倾向性影响的。也就是说，区域的发展战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为制定的结果。这个战略的优秀与否，不仅受到领导者及其决策集团分析能力、决策信息与知识、以及主观倾向性的制约。

经济发展论文篇（3）

一、观点：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约束论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迅猛传播所带来的不仅是分析方法上的大量借鉴，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学者对于经济学研究任务、对象与范式的传统看法。当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解释事实作为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后，大量的熟视无睹的现象被纳入了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不仅国家的起源、家庭的规模、法制的建立和腐败的盛行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而且、伦理道德、婚姻爱情、流行疾病也成为解释的对象。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而言，最有条件和最应解释的现象无疑是中国发展路径的选择与变迁。事实上，近年来已经有大量的论著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停滞、转型与复兴作出解释。

在工业革命前的一千多年里，中国古代社会依靠传统农业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取得了世界上最为丰硕的经济成就。根据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Madison)的研究，“在目前这个千年期的开始阶段，中国的经济就人均收入而言是领先于世界的，这种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它在科技水平方面、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方面以及管理一个庞大疆域帝国的能力方面都比欧洲出色。”“早自周朝起，中国文明就已经高度文字化了，到了唐朝，中国堪称全世界拥有文字典籍最多最丰富的国家了。”但是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却显然停滞了。按麦迪森的估计，17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23.1%，欧洲占23.3%。1820年中国占32.4%，欧洲占26.6%。而到了1890年，中国所占的比例降至13.2%，欧洲则升至40.3%，美国为13.8%。而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早在1700年就已经落后于欧洲，到1820年只比欧洲的1/2稍多一些；与美国相比，则不及后者的1/2（见表1.1）。尽管在这近300年的停滞时期中国发生了多次改良、革命与政权更替，但人们所盼望的“经济起飞”奇迹并未出现，甚至也错过了二战后崛起的机遇。直到20世纪末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才真正开始了复兴，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曾经的辉煌、漫长的停滞与惊人的复兴共同促使古老中华文明的历程和命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独特样本。

表1.1中国人口（1500—1990）与人均GDP（1750-1990）变化情况

时间（年）150016001650170017501800185018751900192519501960197019801990

人口（百万）1101601401602253294334134725275826688209831136

人均GDP（美元）6306306306306306305005686979731325

说明：资料来源于小罗伯特·E·卢卡斯，2003：《经济发展讲座》（中译本）第180-181页，不含台湾与香港数据。人均GDP为1985年美元价格。

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过程与西欧的工业革命无论在初始状态或是关键环节上都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尽管中国的近代史上出现了与西欧工业革命中同样的大规模社会动乱、战争、革命景象，但一个根本的不同是：中国的现代化是由外来武力和文明的侵略冲击之下发生的，是一个文明古国所进行的剧烈转型与痛苦的革新，而非一个“自生自发”的过程。从此意义上说，许多对西方文明进行解释的理论并不能够很合理地用于说明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上的方向选择与路径形成。

为了解答“中国发展之谜”，中西方的学者先后强调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等变量，但是在现有的这些理论中，我们无法找到解释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特殊性的恰当工具，这不仅是因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也不仅是由于政治斗争与制度变迁的纠缠并行，而是因为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相伴随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持续变迁。尽管文化变迁对个人行为和国家发展具有重大制约作用的事实受到了古典经济学家的重视，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被彻底忽略了，而后的新制度经济学虽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也没能发展出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来（高波、张志鹏，2004a）。

因为中国的发展路径中所表现出来的几次大转折并非仅仅表现为制度变迁，其背后的文化变迁是深刻而重大的。“对制度形成剧烈变化做出解释时，把文化和观念因素排除在解释变量之外。这种做法可能会妨碍我们理解制度变迁”（斯坦利·L·恩格曼，2003）。然而，“除了少数几个重要的像哈耶克那样的经济学家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忽视了决策中思想观念和信仰的作用（诺思，2004）。”

随着对制度的深入研究，学者们认识到“如果不考虑中国、日本和韩国文化与英美等西方文化的差异，一个经济学就能比较得了和解释得清楚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市场经济制序与英美和欧洲诸国市场经济制序的差异。”“但无论从直观上来判断，还是从社会历史事实上来观察，文化在社会制序的生发、型构、驻存和演进中，无疑起着某种“原发性的”或者说“内生性的”作用（韦森，2003，第154-155页）。”从文化价值观的视角解释中国独特的发展路径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而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承认。也正因为经济学对文化价值观的排斥，历史学家特别是经济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成为从这一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的先行者。

在对近代中国经济停滞的解释上，英国的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李约瑟博士的认为中国是“官僚体制”，这一制度的存在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而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一制度非常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便诞生了。历史学家黄仁宇批驳了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他认为“本来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出奇的体制，应特殊需要而产生。”“资本主义虽为一种经济制度，在社会里造成一种系统，促成政治外交法律科技多方面的改革。”对于“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因为她志不在此。她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无意于产生。”具体来说，“中国是大陆型的国家，重农抑商已久，是传统政策，重生产而不重分配。不仅整个领域自给自足，而且各府县也要遍种桑稻。加以中央集权，长期实行科举取士，使中国这个国家与社会表现出它独特的性格，所有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也要根据这高层机构之需要而调整。”（黄仁宇，1997，第25-26页。）总之，在黄仁宇看来，近代中国既缺乏一个主动变革的上层组织，在社会低层组织内进行公平自由交换的技术条件也不具备，从而无法实现“数目字管理”。经济史学家戴维·S·兰德斯（2001，第474页）在分析到中国近代经济的停滞时指出：“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加上狭隘的自上而下的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图改进、怠于学习的国家。改进，就会对人们已经感到自在的正统观念提出挑战，必然引起不服从。引进知识和思想同样也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兰德斯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的文化完整性”导致了了对西方科技的排斥，而一旦发现西方的强权到来时，“中国人的思想很容易地发展成了排外症。”尽管这些论述准确地刻画了事实，但仍然缺乏系统深入的阐释。

社会学的鼻祖马克斯·韦伯（1995，第295页）通过对儒教与道教研究，他惊异地发现“中国尽管有形形的异端裁判，但是较之不宽容，起码较之加尔文清教的不宽容，有远为博大的宗教宽容，此外，还有广泛的物资交换自由、和平、迁徙自由、职业选择自由、生产方式自由以及丝毫没有对商人习气的厌恶：所有这些都未能让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正是这个典型的营利之国反倒可以研究：营利欲、高度甚至极端推崇财富以及功利主义的“理性主义”本身，都同近代资本主义了无缘份。”韦伯将其原因归结为中国“理性主义”与清教徒“理性主义”的本质不同，他（1995，第299页）认为“儒教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性的适应世界；清教理性主义则意味着理性地把握世界。”正因为如此，中国“单纯的冷静和节俭同“营利欲”和重财结合起来，还远不是典型的近代经济职业人阶层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也不能产生这种精神。”从这一认识出发，韦伯预言说，“从一切迹象看，中国人有能力，甚至比日本人更有能力吸收在技术和经济方面都在近代文化领域中获得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1995，第300页）”。

现代化理论重点关注了中国传统的变革。S．艾森斯塔德（2002，第1101页）认为，“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同一性以及文人所独有的特征，都有助于维护一种停滞的新传统主义的统治，而这种新传统主义不断强化着中国文化的非改造取向。在现代化的第一次冲击发生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面对着从下列事实中产生的种种问题，这种事实就是他们的基本文化象征是深藏在现存的政治结构中的。任何政治革命或改革都必然会引起对文化秩序的抛弃和文化秩序的瓦解。同样，在意识形态上过分强调对社会—政治现状的支持，也很难将新的象征定型化，以使相对独立于以前秩序的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合法性。”依田熹家（2002，第1110-1145页）对日中两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形态进行了比较，认为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并存型（兼容型）的，而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是非并存型（排他型）的；在对外来文化摄取形态上，日本是全面摄取型的，而中国是部分摄取型的；在社会的协作关系上，日本是非亲族协作型（忠、义理的社会），而中国是亲族协作型（孝的社会）；在教育形态上，日本是普及—能力提高型，而中国是选拔—目的达成型。在对比的基础上，依田熹家深刻地总结道，“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独自的文化体系。相反，日本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原始文化体系，但具有经常吸收先进国家文化以提高自己文化的传统。”正因为如此，日本才能在大量引进、消化和发展外国文化上取得了成功，而中国则不能。

上述的解释无疑都具有一定的依据。其缺陷在于既没有一个统一的范畴和理论体系，也难以与现代主流的理性选择理论相结合，不具备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能。但不能否认的是，从文化价值观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须面对的难题。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发展而言，促进以文化价值观为对象的经济学研究则具有特殊的意义。实际上，只有借助于文化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才有可能去理解“西学东渐”后中西文化冲突对于制度变革的意义；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为什么“解放思想”是“解放生产力”的前提；才有可能解释中国渐进式改革为何能够取得成功，而那些照搬西方法律制度的转型国家却陷入困境。上述这些问题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而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出发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却有可能在直面历史时构建起包含文化价值观变量的经济学分析范式来。这恰好是中国本土经济学的长处，也是中国经济学能够为现代经济学作出独特贡献的地方。

二、方法：文化成本分析范式

对文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导致了新旧文化经济学的分野，旧文化经济学是以文艺和文化产业、文化政策为研究对象，而新文化经济学则仅从文化是特定的价值观体系这一界定出发而加以经济学分析的。深入来看，新旧文化经济学本质上的差异则在于具有不同的理论范式。

旧文化经济学的起源通常被追溯到1871年RuskinJ.的论著，他认为文化是生活的自我实现，并主张将文化与艺术价值放在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内，试图将金钱主义与文化艺术统一起来。RuskinJ.的观点在20世纪进一步从文艺价值论发展为文化产业论与文化政策论。前者的代表人物是BaumolW.J.&BowenW.,他们研究了文化产业的一般特征，认为文化艺术的消费者具有高所得、高学历的特性，文化艺术具有正的外部性等特性。后者由凯恩斯开始，他认为政府是文化政策的志愿者，要求政府虽然经济支持文化活动及文化产业，但应保持一定距离。此外，FreyB.S.与PommerehneW.W.从制度角度研究了文化政策，提出要同时重视文化艺术的供给者和消费者。PeacockA.奠定了“现代文化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他的实证分析表明，通过学习和教育，消费者的偏好会变化，文化消费具有不减少效用的特征（金相郁，2004）。之所以将上述研究统称为旧文化经济学，是因为其研究对象是文化实体，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则主要是应用经济学特别是产业经济学。而所谓的新文化经济学则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更重要的是在理论范式、分析方法上具有本质的不同。

首先，新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集中于价值观体系这一文化的最本质最核心含义上。价值观（values）代表着一系列基本的信念：从个人或社会的角度来看，某种具体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比与之相反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更可取。每一个价值观都是由人们对某一方面的“价值判断”或“意义”思考所构成。从心理学来看，价值观则是一种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看法，它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价值观体系通过人们赋予自由、快乐、自尊、诚实、服从、公平等观念的相对重要性程度而形成层级（斯蒂芬·P·罗宾斯，1997，第175页）。例如，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CESS，2004，第5页）在调查企业家价值取向时就设置了一般价值观（包括品格、工作成就、法治、个人与社会关系、金钱与权力等）、职业目标和生活目标价值观、企业经营发展的价值观等多方面内容。如果将任一方面的价值观用集合Ai表示，特定的多方面价值观组成的文化价值观拓扑集合则可表示为A={A1,A2,…,Ai,…,An}。将文化具体化为价值观体系进行经济学分析，一方面是因为任何一个文化都是由多个价值观组成的，正是价值观将某个特定文化与其他文化区别开来，也由于价值观的差异，各种文化制约和引导了人们的不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价值观更具有可操作性，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可能。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所依据的基本原理是选择理论。要将文化价值观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至少需要存在三个前提：（1）文化价值观是可以选择的；（2）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对人们的影响符合“连续性假设”；（3）文化价值观的选择与偏好稳定的基本假设相容。对于这三个前提的否定回答使绝大多数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关闭在“经济分析”的大门之外。现在是需要认真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了。经济学是以推断人的行为来解释现象的科学。要使推断成为可能，经济学的第一个基础假设是：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经过选择的。这一假设是研究的出发点，究竟在事实上人的行为是选择的结果还是盲目的结果，那并不重要。从这一假设出发，你只要承认习得和遵从文化价值观是人的行为，那就不能拒绝说这些行为不是选择的结果，从而也不能将其排除于经济学解释的对象。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上采取的是个人理假设。准确地说，在人们所具有的信息和理解程度的限度内，在实际存在的选择范围中，人们试图对文化价值观作出理性选择。或者说，正是个人通过对价值观的权衡选择才形成了特定的文化。一个现存的价值观体系能提供给人们有关如何取得回报和避免代价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对现实的观念简化或模型化，它不仅指导人们的行动，而且能够节约人们决策的成本，这正是文化的功能和价值所在。在此，我们把文化理解为理性的行为者选择“消费”的一种“商品”，就像他们消费有形商品时权衡代价和收益一样。坚持主流经济学的理假设方法论是因为，人们对特定文化价值观的确立、坚持和放弃一般是建立在代价/收益计算的基础上的，因此是理性的行为，这与人的其他行为是理性的完全一样。从这一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出发，我们不把某种文化的存在归结为无知、迷信、谬见、或者是“洗脑”的结果。这一方法论也决定了对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分析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之后理性假设的又一个新拓展，也使新文化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能够在统一的框架内相容。

文化成本分析范式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既然个人选择特定的价值观或者价值观体系（即文化）是基于对回报与代价之间的权衡，那么他们对特定价值观的评价就准确反映在他们所愿意付出的代价上。他们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或者说他们出的价格是多少呢？这一代价体现为人们接受某一文化价值观体系所要付出的物质的、社会的特别是心理上的代价。测量一个人对特定文化价值观体系付出代价的昂贵与否的一个简易方式，是观察要求其遵循者所要做的和不要做的事情的多少。例如社会关系受到限制与外人强加的歧视等。

上述的代价无疑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文化成本，它是指人们信奉或遵从某种习得的文化信念（或价值观体系）时所放弃的最高的心理与货币代价。由于人们普遍地遵从特定文化观念，因此，文化成本也是同样广泛存在的。具体来说，文化成本一般包括认知成本、心理成本、认同成本、信仰成本等内容。从文化成本这一核心概念出发，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可实证的命题来解释大量与文化观念有关的社会现象，同时也可以深入分析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揭示出制约个别企业、地区及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文化成本理论的提出似乎并不困难，然而，人们认识到达这一点时却经历了长期的努力。阻碍这一认识的形成有两个思想成见，一是拒绝承认文化现象可以进行经济分析；二是认为文化观念不是可以选择的，而是人们“社会化”或模仿教育的结果。因此，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了文化对人们行为影响的重要性，但这些思想小溪并未能够汇入经济学的主流。但是这些思想渊源却成为文化经济学新范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的营养来源。

文化成本范式是解释个体与群体存在复杂价值观选择的有力分析工具。文化成本范式的研究方法是以一些有一般性的行为假设、公理或定律——如人的自利假设来约束行为；另一方面，又要指出一些限制行为的局限条件或情况，这样就可以推断在怎样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必然会怎样；而情况若有所改变，行为也就一定随之而变。当然，我们所关注的局限条件是当要素成本与交易成本不变时的文化成本。尽管文化成本在现实中是难以衡量的，但总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方法按照其大小给予排序，从而提出实证性的命题。事实上，一些研究成果已经显示了文化成本范式的可行性，尽管在这些研究中文化成本被具体化为“道德成本”、“信仰成本”、“心理成本”，然而其研究思路是相似的。

三、理论体系：从文化选择到文化变迁

依据研究重点的不同，新文化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即文化选择理论、文化区位理论、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文化变迁理论。其中，文化选择理论是学科的基础理论，而后三个理论为应用和实证内容。四个理论既有内在的层进关系，也有各自的侧重点，具体架构如下图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文化选择理论是整个新文化经济学的基础，它主要是将价格理论的一般原理扩展于文化价值观领域，并对引入文化因素后的理假设作出阐述。文化选择理论直接推导出的两个重要概念是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这两者尽管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却代表了不同的研究路径。与一般的成本和资本相比，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更加注重主观的心理方面的内容，而不是物质的或货币的内容。

从文化选择理论出发，进一步的工作是解释人们对不同区位文化选择和替代的原因。按照通常的认识，文化区位上分布上、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与科学假说等多种价值观集合。文化区位理论既将各种文化现象统一在一个框架内研究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又有利于深入任何一个子集合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

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是文化选择理论的静态应用，它一般从文化成本范式出发，研究文化观念与各个经济发展主体、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一部分的内容既丰富又贴近现实需要，当前已完成的研究成果大多体现在这一领域。依据分析的视角，可以大致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各类经济发展主体如何通过特定文化价值观来形成竞争优势。具体如企业家价值观研究、企业文化经济分析、区域文化经济分析、转型与文化、国别文化经济分析及文化全球化等。第二类则从特定的文化着眼，研究它们的形成与转变，包括消费文化研究、投资文化研究、创新文化研究、诚信文化研究、欺诈文化研究等。

文化变迁理论则引进了时间维度，它是文化选择理论的动态应用，既包括了对文化变迁的方式、过程与机制的研究，也强调文化变迁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的关系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有望更好地理解路径依赖现象和制度变迁的实质。在引入经济史和文化史的资料时，文化变迁理论还有助于理解历史上存在的大量经济增长与停滞、收敛与扩散的现象，扩展人们对于经济效率的理解。

本文对新文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描述都只能是一幅“草图”而非“指南”，是一种整合而非独创。事实上，如果文化经济学的新范式能够成立的话，那也一定是在广泛接受批评与建议之后。无论理论体系如何安排，对文化现象及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解释则肯定是会取得进展的。

四、展望：意义与可能

新文化经济学多种范式在中国的兴起不仅提供了解释中国经济停滞与复兴的可能，也为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增添了新的能量。借助于新文化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可以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重新解读中华文明鼎盛和衰落的秘密。事实上，缺少了这样的分析范式，经济学只能放弃对中国历史变迁的解释，这也就造成了我们难以真正理解远至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汉唐时期的佛儒之争，近至鸦片战争前后的西学东渐，同样我们也无法解说“”的全面倒退和围绕着改革开放的激烈思想交锋。这些文化冲突、交流、濡化、融合与毁灭的事实正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潜在的主导力量，学者总是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观念的保守，但却很少有人尝试去探索人们在进行观念选择时的约束。

新文化经济学并不仅在解释长期的历史事件中具有优势，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和企业发展状况同样可以作出有力的解释。例如，温州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绝不能单纯归结为制度变革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特定地区的文化底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并不能趋同。对于个别国有企业业绩斐然和许多民营企业昙花一现的反差，只有从企业家个人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的角度才能深入解释竞争优势的源泉。

为解释中国发展而兴起的新文化经济学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它也将对经济理论产生重大的影响。首先新文化经济学会继续突破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传统经济学的视野里，个人的价值观、理想、个性全部被抽象掉，这必然忽略了人的行为的一些主要方面。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无论是“有限理性”的提出，还是行为经济学关于“认知偏差”的结论，都是对经济学基本假设的修正。当新文化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因素加入人的行为变量时，这必然导致理呈现出复杂表现，拓宽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更重要的是，文化价值观因素的引入，必然迫使经济学家去思考和面对偏好稳定的假设是否合理。既然我们承认文化变迁的存在和个人价值观的变化，就必须去处理经济学所忽视的偏好理论。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将深化人们对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理解。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满于将制度变迁单纯归结为“路径依赖”，因为人们对于路径依赖本身仍然是理解不多的。对于历史上大量的“发展陷阱”和“制度停滞”现象，经济学仍然缺乏深刻的认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文化价值观因素至少是其中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制约因素。理解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过程，要求新文化经济学提供一些启示。而对于大量转型国家路径选择的差异和结果的不同，也需要从文化传统的约束上来思考。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对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能够作出独特的贡献。在经济增长的收敛问题上，地点的文化差异将提供一些深刻的答案。而从发展首先是精神发展的角度来看，忽略了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和变迁，我们既无法评价发展的成果，也难以提出一般性的发展途径。而一个国家真正谋求发展和增长，也必须切实考虑到传统的文化价值观的制约作用，因为不同的价值观实际上规定了何者是真正的发展。

作为新生的文化经济学，能否真正实现与主流经济学的对接和融合，最主要的是实证研究的支持，只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才能为这一理论提供基础。然而，对于文化价值观变量的考察和比较是困难的，必须借助于新的方法，例如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和其他学科的方法，最主要的是进行大量的实际调查，从现实中去发现重要的局限条件及其变化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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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论文篇（4）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无锡除了日资企业，中国台湾、韩国、欧美国家的企业也纷至沓来，2002年末为止，无锡市政府批准通过的外资企业就达到了7，000家，协议总投资额有220亿美元，那些来自世界各国的投资额超过1亿美元的知名企业也不在少数。经过短短的3年时间，到2005年，来无锡投资的外企就达到了12，000家，协议总投资额有350亿美元，有多家来自世界各国的知名企业投资额超过2亿美元。由于这些外企的加盟，凭借它们的在无锡生产制造，提供的大量就业机会，同时带来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无锡外企的很大一部分产品的市场就是外资企业的母国市场，便利的营销渠道，高效的运转机制对无锡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也充分证明了输出基础理论的有效性，而自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带来的巨大伤害，直接影响到了无锡的出口贸易，这其实也是从反面论证了输出基础理论的正确性。

弗朗索瓦•佩鲁的增长极理论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弗朗索瓦•佩鲁把在地理或抽象的空间上具有创新能力的增长公司或厂商构成推进型企业发展的核心，这些推进型企业通过扩大规模来增加销售和与其联系的其他企业的购买，由此导致一整群企业销售规模的增长。后来的增长极理论研究者布代维尔则把“增长极”的概念由弗朗索瓦•佩鲁的推进型企业扩展为推进型产业，这个产业能够在一个城市，在其影响范围内引导经济活动进一步发展，这些推进型产业的发展对区域增长极乃至整个经济的增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无锡的纤维纺织、电子、冶金、化工和机械行业都曾经作为不同时期的主导性产业，在无锡市的经济活动中占据统治或支配地位，无锡的以法尔胜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和以尚德为代表的科技创业企业则是现在无锡主导性产业中的企业典型。增长极理论对于无锡经济的振兴和发展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它要求无锡经济必须找到区域增长极，从而形成一批构成无锡经济增长极核心的规模大、增长快、关联性强、技术创新能力强的推进型企业和产业，以它们为龙头带动无锡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缪尔达尔的累积因果理论认为市场的力量通常倾向于增加而不是减少区际不平等。集聚经济的存在导致繁荣地区会因市场的作用而持续地、累积性地加速增长，同时产生“扩散效应（Spread　Effect）”和“回流效应（BackwashEffect）”。“扩散效应”有利于落后地区的发展，“回流效应”不利于落后地区的发展，常常是“扩散效应”的作用小于“回流效应”的作用，在这种互动作用下，繁荣的地区更加繁荣，落后地区日趋落后。卡尔多在缪尔达尔的累积因果理论的基础上，强调了集聚经济、报酬递增和要素迁入等因素对循环累积效应的影响，将上述因素整合在“相对效率工资”的概念中，他提出的“相对效率工资”是指货币工资与生产率指标之比，该比值又是决定一个区域在全国市场份额的重要因素。相对效率工资值越低，区域产出增长率就越高。集聚经济的存在使得繁荣地区产生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导致产出和生产率增长率的提高，从而使相对效率工资下降。相对效率工资下降又导致区域产出增长率的再提高，促使原本高速增长的区域实现更快的增长。卡尔多对缪尔达尔的累积因果理论的再发展为无锡经济的继续健康、稳步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打破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上不去了，只能在原地打转的“宿命论”观念准备了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上述所提及的三种区域经济学的理论构成了战后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其它的诸如中心—模式和新古典区域增长模型等都是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即使后来的空间经济学也是区域经济学的拓展和延伸，它研究的是资源在空间的配置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问题，将一直没有被纳入经济学的主流研究视野中去的空间因素考虑进去了。诺斯提出的输出基础理论、弗朗索瓦•佩鲁的增长极理论、缪尔达尔的累积因果理论已成为现代产业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发展无锡区域经济的主要理论依据。

无锡就其地理位置而言，处于江苏省东南部，位于中国东部最富饶的长三角中心节点，下辖江阴和宜兴两个县级市和包括新区在内的锡山、惠山、滨湖、崇安等七个市辖区，面积达4，788平方公里，市区常住人口为619．57万，就其人口而言，已与以色列以及西欧、北欧的一些小国的国家人口相当。

发展无锡区域经济就是指无锡这一区域经济主体为了谋求经济社会效益，而促使生产要素在区域之间流动和重新配置、组合，从而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活动过程。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开拓国内外市场，利用“苏南城市”的优势拉动苏北经济增长，同时无锡又是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发挥区域比较优势，通过向外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等，以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与市场的需要，并可进一步加快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空间布局的战略调整，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区域经济集聚力和辐射力，从而促进无锡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

经历了“九五”（1996－2000）和“十五”（2001－2005）时期的发展，无锡在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中取得了长足进步，在吸引外资，加快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积极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发展战略，通过全方位、多层面地开展合作与协作，为拓展新的经济增长空间打下了基础。在“十一五（2006－2010）”时期，无锡区域经济的发展始终突出转型发展主线，按照建设“五中心”和打造“五名城”的目标定位，全面实施“科教兴市、人才强市、质量和知识产权立市”主战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无锡在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朝着率先实现基本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迈进。2006年，无锡市GDP达3300亿元，人均GDP已达到7200美元，已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社会。2010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750亿元，在2005年基础上实现翻番，年均增长13．5％左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按常住人口计算）达到13780美元。财政总收入达到1579．9亿元，年均增长30．2％；其中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达到511．9亿元，年均增长23％。全市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始终位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

无锡区域经济主体，是一个在国家计划经济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型发展基础之上，依据区际之间协作和更广域的国内外市场需求背景下而建立起来的、较为完善的地方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九五”和“十五”时期，在吸引外资，加快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积极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发展战略，在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中进一步提升了无锡经济的整体实力、辐射力和经济发展后劲，使无锡经济进一步融入到了国内外经济发展体系之中，并形成了具有自身发展特色的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它东邻苏州、向东128公里就到上海，西邻常州、向西183公里就到省会南京。无锡的北部边境是位于长江南岸的沿江城市江阴，它隔江与靖江相对，由江阴长江大桥连通南北。无锡的南部边界是太湖北岸，作为一种区域的整合，把无锡、靖江、张家港联合起来，成为“三江市”与“三沙市”南北遥相呼应不失为一种可能的选择。

经济发展论文篇（5）

【内容摘要】发展经济学是诠释发展中国家如何由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发达的经济学，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主题，发展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对我国后发展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更是具有普适性。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一、发展经济学的产生

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谈到一个国家如何由穷变富的问题，实质上已涉及到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主题。亚当斯密关于经济发展的构想是: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是国民财富和社会财富的集聚与增长。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和劳动力人数的多少决定了国民财富的增长。这是发展经济学的雏形。但是，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则产生于二战后。当时一些国家为摆脱殖民压迫，纷纷独立，迫切需要发展经济。当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遇到的问题主要是:在实践上，一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二是当时战败国的经济复苏问题;要么对原有理论加以改造，这比较容易，要么建立新的理论，这相对困难。一些学者深入研究各发展中国家之后发现，其环境与发达国家最初完全不一样，传统理论无法复制和拷贝到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理论由于条件不同、问题很多、相去甚远，也无法照搬到发展中国家。所以当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迫切需要一门新理论，由此发展经济学诞生了。早在1939年，克拉克(Clark，C.G.，1939)就出版了《经济进步的状况》一书，对后来经济发展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落后地区的工业化》和《东欧与东南欧工业化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在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中具有引领性和开创性的历史地位，是发展经济学的标志性文献。

二、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发展经济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根据其政策演化和发展思路的差异性，发展经济学家将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结构主义发展阶段;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义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阶段。

(一)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一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结构主义发展阶段，其结构主义思想，是这一时期的主导思想，后来也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二战结束后，很多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经济发展成为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诸多阻碍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如:经济发展水平低、发展滞后、经济变量弹性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表现为明显的刚性结构。因此，结构主义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实完全不同，市场不完善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价格刚性，有时还会出现市场机制的失灵，经济在没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下难以达到均衡状态。因此，结构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是静态资源的重组和优化配置，而应建立在动态调整可投资资源和保证供给增长的前提下，使社会经济结构作出相应的调整。

(二)第二阶段。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义发展阶段。结构主义发展思路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社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是，结构主义还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和实用上的局限性，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新古典主义复活而成为发展经济的新的主流思想。概括起来，新古典主义的主要观点是:一是社会的发展应是综合的发展，满足人的基本需要是经济发展的目标;二是重视人力资本，纠正唯物质资本的缺陷;三是强调对外贸易在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发展的显著拉动作用;四是新古典主义突出了市场机制、资源优化配置、微观经济基础等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三)第三阶段。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阶段。同样，由于新古典主义在实践中和理论上也存在诸多缺陷，于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盛行，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思想表现在如下:一是可持续经济发展观念的产生;二是新增长理论的快速发展;三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

三、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存在着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即都存在着发达地区和和相对落后的后发展地区。发展经济学主要讨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发展中大国又具有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小国的特征。现有的研究已经表明发展中的大国发展经济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发展中大国人口数量众多，消费需求旺盛，市场容量的绝对数相比较发展中小国要大。第二，发展中大国人口基数大，幅员辽阔，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和实现产业的集聚、调整、优化，必须建设与之相适应的庞大的基础设施，同时满足不断增长的庞大的国内需求，需要资金数量大，依靠外援或外资几乎不可能解决问题。第三，由于发展中大国在工业化起步阶段缺乏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动因，实现的是内向型发展的政策，工业化起步阶段建立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也就是必然选择。第四，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资源丰腴是发展中大国良好的资源禀赋，国内市场规模大，但是，发展中大国在经济发展中也存在如下难题:一是遗产和文明传统的重大影响;二是沉重的人口压力、严峻的就业问题和低下的经济效率;三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四是落后农业与工农业协调发展问题;五是内部发展与对外开放的适度选择。发展中大国与发展中小国相比较，其工业化过程亦不同:一是资本积累。发展中小国既可以自身积累，也可以依靠国际资本。而发展中大国则不行，尽管利用外资绝对量不少，但所占比例有限。二是产业结构。发展中大国的产业结构要求门类相对齐全，这是由发展中大国的资源状态和国内需求状况共同决定的。三是国内市场与国际贸易。发展中小国幅员小，国内统一市场较易形成;发展中大国幅员辽阔，建立交通和通讯网络需要巨额投资，且耗用时间长。所以，发展中大国不同于发展中小国，发展中大国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更为严重，更为棘手。比如中国，存在三大经济地带，经济发展水平东部、中部、西部依次递减，处于末端的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大。发展中大国的发展存在不平衡性、层级性。

四、发展经济学适用于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与其他国家的后发地区相比较，我国西部地区在自然环境、经济发展、历史条件等方面都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第一，我国西部地区自然环境相对恶劣，自然资源丰富。第二，区域经济基础薄弱，二元结构典型。第三，教育科技落后，基础设施差，社会发育度低，资本形成能力弱。第四，西部民族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集中分布的地区。发展经济学致力于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产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如今，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内部，亦存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进地区和落后地区，即存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和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后发展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学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问题探索了良好的范例，提供了成功的借鉴，那么用它来解决一国内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也是可行的。这是因为一国内部后发展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条件和现实情况与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类似，所以，发展经济学完全可以用来解决中国后发展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的后发展地区具有普适性。

五、发展经济学视角下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经济，就必然要走工业化道路。但是，对工业化的理解不同，就会导致不同的结果。结构主义和激进主义所采取的工业化，既忽视农业的发展，又只采取单向的工业品导向，虽然使工业获得较大的发展，但也导致了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不但农业发展严重滞后，而且工业发展亦后劲乏力。张培刚教授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曾指出，完整的工业化是包括农业发展在内的工业化。后来发展经济学之所以陷入危机，是因为发展经济学没有完成使命，广大农村依然贫困，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如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重视农业的发展和农业与工业的协调。我国后发展的民族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差距，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类似，作为一个整体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而民族地区又更为落后，暂时还不具有全面进行工业化的现实条件，发展中国家在由传统的农业化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转化时，应具备较强的物质资源的储备，包括:数量庞大的、可使用的资本储备，劳动技能较高的、符合现代工业发展需要的劳动力资源储备;先进的科技发展水平、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良好的基础设施等。显然，西部民族地区在整体上还不具备这些条件。从资本资源来说，西部民族地区资本形成能力弱，资本使用效率差;从适合现代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来说，西部民族地区科技教育水平低下，具有一定人力资本存量的劳动力资源稀缺、素质差;就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与先进的现代管理制度的适应性来看，就连东部沿海地区目前都还不够成熟，何况西部民族地区;从基础设施建设来看，西部民族地区由于地势地貌和气候和水资源等特征，其基础设施相当落后，其基础设施建设也相当困难。因此，西部民族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应该是这样的路径选择:一是继续做好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工作。因为一个民族、一个区域如果还没解决温饱问题，怎么奢谈现代化。二是在国家扶持下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关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是现代化工业建立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三是调整产业结构，形成一批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西部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不能搞重复建设，要从自身特点和优势出发，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有潜力的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四是发展科学技术，注重人才培养。实现西部民族地区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化，毫无疑问应是后发展的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主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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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对发展经济学的反思[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7

发展经济学论文范文二：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

摘要：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经济发展问题不仅对我国，而且对世界各国来说都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研究主题。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只会研究的愈来愈深。

关键词：新时期;发展经济学

一、新时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新突破

(一)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发展经济学研究的观念发生变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国经济水平都有了明显的增长，从全球来看，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也越来越频繁，国家与国家间的各项贸易数量和金额相比之前都有了大幅的增加。因此，顺应时代的发展需要，发展经济学理论也开始从全球的角度考虑各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尤其是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有关机构等国际性组织作用的逐渐凸显，发展中国家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也日益增强。经济发展的问题成为全球而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斯特里顿((Streeten,P)就曾经说过，我们应该及早地从全球的视角去考虑各国之间政策的相互影响力，从而分析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害同盟关系。从他的主张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当今时代，从全球范围去考虑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所必需的新视角。

(二)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出现新发展

随着科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在借鉴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开始从过去同类型的研究转向不同类型的对比研究。从哲学的角度上来分析，这就意味着发展经济学家放弃了对普遍理论的研究而关注个别理论研究，具体来说，就是开始对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际情况进行分组分析或个别分析，从而改进了研究的范围和力度，加深了研究的深度。一般来说，对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分类研究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以地区的差异来分类，主要是依据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第二类是以地区的发展业绩来分类，参考因素主要包括人均收入水平、经济增长点等;最后一类是以地区的发展条件，这一种分类主要是考虑了地区居民的整体素质、当地外部资源等。根据这种分组研究，不但对研究的范围有了明确的规定，而且在同一组内，也方便对各个国家进行对比分析，促进了发展经济理论研究方法的更新。

二、结语

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经济发展问题不仅对我国，而且对世界各国来说都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研究主题。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只会研究的愈来愈深。因此，通过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危机及新发展趋势的分析，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理论的进一步深化都有重要的意义。而又是通过这些分析，尤其是未来发展趋势的分析，能更好地为发展经济理论的丰富发展奠定一定的方向依据。

经济发展论文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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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论中国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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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论文篇（7）

城市经济学于上世纪中期成为西方工业国家社会研究的重点学科，城市功特殊功能区的划分使城市经济学开始对城市郊区化、都市化、城市发展的结构以及城市的区域特征进行研究；城市区域的不断扩大使得城市更新、城市土地利用、交通规划、对城市公共设施和城市环境建设进行研究也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到了20世纪晚期，我国开始对城市经济学研究加以重视，除了以上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之外，全球城市经济学研究呈现出三个共同的特征：首先，由于城市的不断增长，由于社会生产生活造成的污染成为人类生活中的巨大问题，研究城市化和自然生态的协调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其次，城市发展使人口流动加剧，进而引起城市就业、消费和人力资源利用等问题，这也是现代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最后，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城市文化的交流，使国际都市的发展对比和竞争力研究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热点内容。

2.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科学研究需要有严谨的研究方法作为指导，才能够在研究过程中保证研究手段和研究结果的客观性，才能够使科学研究为真实生活提供指导和建议，城市经济学也是如此。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总结为两大类，一类是使用区位分析的方法，即对城市中的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例如对城市内部商业区的建设、居民住宅区的规划、城市设施建设等进行研究，此类研究常用问卷调查、访谈、个案分析、对比分析等手段进行研究；另一类是从宏观层面探讨城市经济问题，忽略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特点而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例如对城市人口发展的研究、生态问题的研究、资源利用的研究等，此类研究多应用各种元分析方法对研究目的进行探讨。无论采用何种路径和研究方法，城市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原则始终是：客观、严谨、适用。

3.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论

我国城市经济学研究发展至今，在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上都得出了十分符合我国国情的结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在宏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道路与城市圈进化问题，认为城市圈和城市发展以道路的形成主要原因，这使得我国的道路建设一度成为城市发展中的重点内容；研究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发现我国经济结构发展的不均衡是导致城市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得出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性是建设现代化城市之根本”的结论；探讨城市化水平的测量问题，发现城市常住人口量是城市化测量的重要指标；在微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中，解释城市经营管理中的问题，所得的结论包括不同城市区域的土地使用和经营管理权力划分对城市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城市规划应遵循艺术性和科学性的原则、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进行城市生态重构、发展“城中村”等行为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城市建设规模失控、土地资源枯竭、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和加重企业负担会影响城市的健康发展等。

4.城市经济学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很多社会学领域都存在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脱节的问题，这也是城市经济学发展中出现的最主要问题。首先，城市经济学理论研究始终是薄弱的，很多研究结论是基于当前城市发展状况的，因此，当城市行政管理人员将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搬用到城市管理上的时候，研究结果对城市发展并不能起到十足的促进作用，对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的否定和忽视就此产生，这在城市经营当中尤为明显。不恰当的城市经营观也是城市经济学应用中的弊端：有人将城市视为超企业的经济实体，进行城市产业发展和建设发展的经营比比皆是；还有观点认为城市经营就是经营城市者通过创造、提供有价值的城市产品以满足城市消费者的需要和欲望，这成为城市经济发展和文明发展的主线，这实际上是不符合城市经济学研究结论的，“畸形”的城市也因此产生。

二、关于城市经济学的未来展望

1.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将进一步细化

追求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前瞻性，使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具有“预测”功能，能够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起到指导作用，规避城市发展的风险，是目前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的，这就意味着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将进一步细化。除了继续在目前的宏观城市和微观城市的研究路径中继续发展之外，探索文化发展与城市发展的内在机制，解释城市发展、文化发展、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以后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内容。社会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不同城市的文化风格不同，经济发展状态不一，城市发展历程必然有区别，城市发展趋势也不相同。无论是在宏观城市经济研究还是在围观城市研究领域，将城市经济研究细化到探讨文化元素方面，将对预测城市发展以及为城市发展提供预测性建议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创新

采用问卷调查、实际访谈等方法进行微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采用对比研究、文献分析等方法进行宏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仅能满足目前的城市经济学研究要求，在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十分必要的。为了使城市经济学的研究结果具有前瞻性的作用，进行跟踪调查、进行不同年代的城市发展总相比对研究、探求城市发展的共性，进行空间上的横向对比研究，是模拟化的“实验研究”方法，这能够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预测性的研究结果。另外，在城市内部的不同区域进行对比性的实验研究也成为可能、进行试点性的城市发展行为研究成为以后研究的主要方法，这些创新性的研究方法的使用，都能够为城市经济学研究提供动力。

3.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作用范围更广

现代城市发展受到全球信息化和知识经济发展的影响，便捷而快速的信息交流不仅使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手段更加先进、研究更加高效，也使得研究结果的作用范围更加广泛。在信息化的支持下，针对一个城市的发展研究结果会很快被其他国家和城市经营者接收到，比对当下城市发展的状态，并采用其他国家和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继续完善城市发展和建设的手段，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的作用方式之一；另外，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当前大多数城市的经济发展动力之一，这使得城市经济学的研究结果从单纯的“对政府经营城市提供帮助”逐渐发展为“为相关经济体的发展提供帮助”，跨国公司和连锁企业的发展也需要借助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这也是城市经济学研究作用范围扩大的表现。

4.城市经济学研究受到政府大力支持

城市经济学发展对城市发展、社会文化发展、经济发展乃至自然生态发展的重要影响，使世界各国和各级政府更加重视对城市经济学研究本身的建设。我国确定城市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地位，允许全国各高等院校设立城市经济、城市管理等本科专业、大力发展城市经济学研究生教育，在条件具备的大学和城市,设立城市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将城市经济学的学科重点基地建设纳入教育部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设规划中就是政府大力支持城市经济学研究的表现，随着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不断发展，政府对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投入将不断增多，城市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将逐渐由边缘学科向学术研究的中心靠近。

经济发展论文篇（8）

经济一词，在西方源于希腊文，原意是家计管理。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的著作《经济论》中论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奴隶制经济的管理，这和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是适应的。

在中国古汉语中，“经济”一词是“经邦”和“济民”、“经国”和“济世”，以及“经世济民”等词的综合和简化，含有“治国平天下”的意思。内容不仅包括国家如何理财、如何管理其他各种经济活动，而且包括国家如何处理政治、法律、教育、军事等方面的问题。

包括在“经世济民”内的“经济”一词，很早就从中国传到日本。西方经济学在19世纪传入中、日两国。日本的神田孝平最先把economics译为“经济学”，中国的严复则译为“生计学”。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已逐渐成为各门类经济学科的总称，具有经济科学的含义。

现代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大量运用现代数学方法和现代计算机技术，进行经济数量关系的分析，这是由于现代经济发展日益错综复杂，在此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运用这些新的方法进行精确的描述和解释。经济学各门学科依据本身的特点，适当运用现代数学和计算机技术的新方法和新成果，对于增强经济科学的精确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济学发展简史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前，对当时的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形成了某种经济思想，但是并没有形成系统。

在以历史和文明悠久著称的民族和国家中，以中国、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保存的历史文献最为丰富。它们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在经济思想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

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的经济思想

古希腊在经济思想方面的主要贡献中，有色诺芬的《经济论》，柏拉图的社会分工论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商品交换与货币的学说。

色诺芬的《经济论》论述了奴隶主如何管理家庭农庄，如何使具有实用价值的财富得以增加。色诺芬十分重视农业，认为农业是希腊自由民的最好职业，这对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和以后法国中重农学派都有影响。

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从人性论、国家组织原理以及使用价值的生产三个方面，考察社会分工的必要性，认为分工是出于人性和经济生活所必需的一种自然现象。这种分析与中国古代管仲的“四民分业”论和孟子的农耕与百业、劳心与劳力的“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的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与《伦理学》两书中指出，每种物品都有两种用途：一是供直接使用，一是供与其他物品相交换，而且说明了商品交换的历史发展和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指出货币对一切商品起着一种等同关系的作用，从而成为最早分析商品价值形态和货币性质的学者。

古罗马的经济思想部分见于几位著名思想家如大加图、瓦罗等人的著作中。古罗马对经济思想的贡献，主要是罗马法中关于财产、契约和自然法则的思想。

古罗马早期有十二铜表法，以后在帝国时期有适用于罗马公民的民事法律—市民法，和适用于帝国境内的各族人的万民法。在这些法律中，对于财产权、契约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买卖、借贷、债务等关系都有明确的解释。万民法所依据的普遍性原则和自然合理性，以后逐渐形成自然法则思想，成为资本主义初期的自然法、自然秩序思想的重要来源。

西欧中世纪虽然经历了千年之久，但封建制度是在十一世纪才真正建立起来。中世纪的学术思想为教会所垄断，形成所谓经院学派

经院学派主要用哲学形式为宗教的神学作论证，但也包含某些经济思想，用来论证某些经济关系或行为是否合法或是否公平。后来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教会不得不回答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贷款利息的正当性问题，一是交换价格的公正性问题。

贷款取息与教义抵触，教会曾一再明令禁止。但后来迫于大量流行的贷款取息的现实，经院学派不得不采取调和态度。

在中世纪神学家中较早论述公平价格的是大阿尔伯特，他认为公平价格是和成本相等的价格，市场价格不能长期低于成本。对这两个问题，在中世纪并未形成有说服力的观点，但为以后的经济学家提出了研究的课题。

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着自己的特点。与西方古代的经济思想比较，除在重视农业生产、社会分工思想等方面有些共同之处外，也有它自己的特点。这方面主要有“道法自然”的思想、义利思想、富国思想、赋税思想、平价思想、奢俭思想等。

道法自然是道家的经济思想。道家从自然哲学出发，主张经济活动应顺从自然法则运行，主张清静无为和“小国寡民”，反对当时儒家所提倡的礼制和法家所主张的刑政。道家这种经济思想后来传到西欧，对17～18世纪在西欧盛行的自然法和自然秩序思想有一定影响。

义利思想是关于人们求利活动与道德规范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利”主要指物质利益，“义”是指人们行动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儒家贵义贱利，成为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僵化教条，妨碍了人们对求利、求富问题的探讨和论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使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富强，提出了各种见解或政策。孔子的学生有若就提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这是儒家早期的富国思想。以后商鞅在秦国变法，提出了富国强兵和“重本抑末”政策。商鞅和以后的韩非，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战士之源，发展农业生产是国家富强的唯一途径。同时，他们认为工商业是末业，易于牟利，如不加限制，就会使人人避农，危害农业生产，因而主张“禁末”。富国思想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史上具有独特地位，这与中国长期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这一特点有着密切关系。

对土地课征赋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产品的主要分配形式，是中国思想家经常论述的问题之一。自西周的“公田”制消亡后，对农业生产改为按所有田亩课征赋税。因此，中国古代的经书、史籍如《尚书》、《周礼》、《国语》等，常有关于田地分级和贡赋分等的论述。

平价思想，即关于稳定物价的思想。战国时代，李悝、范蠡鉴于谷价大起大落对农民和工商业者都不利，提出国家在丰年购进粮食，在歉年出售粮食的“平籴”、“平粜”政策，使粮价只在一定范围内涨落。这一平价思想也被用于国家储备粮食的常平仓制度，和救济贫民的义仓制度中。

古代王公贵族生活的奢侈或节俭，关系到财用的匮乏或富足，税敛的苛繁和薄简，因此，对待消费应提倡“俭”还是“奢”，这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经常论述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黜奢崇俭是中国封建时期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思想。

但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也出现过一些相反的观点。如《管子》一书的《侈靡》篇，就论述过富有者衣食、宫室、墓葬等方面的侈靡性开支，可以使女工、太工、瓦工、农夫有工作可做。即有利于贫民得到就业和生活的门路，也可使商业活跃起来。这在当时确是一个颇不寻常的观点，它从经济活动各方面的相互联系来考察消费问题，提出了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的卓越见解。

除上述几种主要经济思想外，中国古代思想家还有其他的经济观点，如欲求思想、功利思想、理财思想、田制思想、富民思想、人口思想，以及地尽其利、民尽其力的思想等等。一般来说，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大都是为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但也有些思想是为扩大商品生产与交换、发展社会生产力开辟道路而提出来的。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和演变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在西欧各国逐渐形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

重商主义16～17世纪是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这一时期商业资本的兴起和发展，促使封建自然经济瓦解，国内市场统一，并通过对殖民地的掠夺和对外贸易的扩张积累了大量资金，推动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产生了代表商业资本利益和要求的重商主义思想。

重商主义原指国家为获取货币财富而采取的政策。16世纪末以后，在英、法两国出现了不少宣扬重商主义思想的著作。重商主义重视金银货币的积累，把金银看作是财富的唯一形式，认为对外贸易是财富的真正源泉，只有通过出超才能获取更多的金银财富。因此，主张在国家的支持下发展对外贸易。

古典经济学17世纪中叶以后，首先在英国，然后在法国，工场手工业逐渐发展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重商主义已经不适应日益壮大的产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资产阶级面临的任务是对封建势力作斗争，这种斗争要求从理论上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怎样使财富迅速增长，探讨财富生产和分配的规律，论证资本主义生产的优越性。由此，产生了由流通过程进入生产过程研究的古典经济学。

古典经济学的先驱是英国的配第和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尔。配第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初步考察了工资、地租、利息等范畴。布阿吉尔贝尔认为流通过程不创造财富，只有农业和畜牧业才是财富的源泉。

出现于18世纪50～70年代初的以魁奈和杜尔戈为主要代表的法国重农学派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理解。他们提出自然秩序的概念，用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农业来概括资本主义，用的生产经营活动来分析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

斯密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他所著《国富论》一书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他批判了重商主义只把对外贸易作为财富源泉的错误观点，并把经济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

他克服了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才创造财富的片面观点，指出一切物质生产部门都创造财富。他分析了国民财富增长的条件以及促进或阻碍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分析了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把它看作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社会经济活动，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提出自由放任原则。

李嘉图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他在1817年提出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论为中心的严谨的理论体系。他强调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阐明财富在社会各阶级间分配的规律，认为全部价值都是由劳动生产的，工资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利润是工资以上的余额，地租是工资和利润以上的余额。由此，他阐明了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对立。此外，李嘉图还论述了货币流通量的规律、对外贸易的比较成本学说等等。古典经济学到李嘉图时达到了顶峰，对后来的经济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古典经济学产生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上升发展的时期，在这种条件下，古典经济学还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和矛盾进行较为客观的探索，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成份。古典经济学员主要的贡献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从而成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一个重要来源，但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他们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包含一些庸俗因素。

历史学派19世纪上半叶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远远落后于英法。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以国家主义为先驱的德国历史学派。

历史学派分为旧历史学派和新历史学派两个阶段。以罗雪尔为创始人的旧历史学派活动于19世纪40～70年代。他们反对19世纪中叶以前的英法传统经济学，以历史归纳法反对抽象演绎法；以历史反对理论，否认经济规律的客观存在；以国家主义反对世界主义；以生产力的培植反对交换价值的追求；以国家干预经济反对自由放任。

随着19世纪7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出现了以施穆勒、瓦格纳、布伦塔诺等为主要代表的新历史学派，他们在上述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改良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因而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者”。

边际效用学派这是19世纪70年代初出现在西欧几个国家的一个庸俗学派，以倡导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为共同特点，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两大支派：一是以心理分析为基础的心理学派，其主要代表为奥地利的门格尔、维塞尔和帕姆·巴维克等；一是以数学为分析工具的数理学派或称洛桑学派，其主要代表有英国的杰文斯、法国的瓦尔拉斯和帕雷托。

边际效用学派在美国的主要代表是克拉克，他在边际效用论的基础上提出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当代经济学家把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出现称为“边际主义革命”，即对古典经济学的革命。这个学派运用的边际分析方法，后来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基础。

新古典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他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继承19世纪以来英国庸俗经济学的传统，兼收并蓄，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这是继密尔之后庸俗经济学观点的第二次大调和、大综合。

马歇尔用均衡价格论代替价值论，并在这个核心的基础上建立各生产要素均衡价格决定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分配论。他颂扬自由竞争，主张自由放任，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新古典经济学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

制度学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出现的历史学派变种。它的主要代表有范勃伦、康蒙斯、米切尔等。他们把历史学派的方法具体化为制度演进的研究，否认经济理论的意义，以批判资本主义的姿态出现，提倡改良主义政策。

此外，在北欧出现了以维克塞尔为代表的瑞典学派，提出与马歇尔不同的理论体系，强调投资与储蓄的均衡，提出自己的利息理论，在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中，占有特殊地位。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学

这里主要指经过所谓“凯恩斯革命”迄至今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与后凯恩斯主义1929年爆发空前规模的世界经济危机后，资本主义经济陷入长期萧条状态，失业问题严重。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借助市场自动调节机制，达到充分就业的传统说教彻底破产，垄断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套“医治”失业和危机，以加强垄断资本统治的新理论和政策措施。正是适应这个需要，凯恩斯于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

《通论》的出现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震动，把它说成是经济学经历了一场“凯恩斯革命”。凯恩斯抨击“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萨伊定律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观点，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总量分析，提出了有效需求决定就业量的理论。

有效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它主要由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消费倾向、收益预期、流动偏好和货币供应量决定的。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存在失业和萧条，就是由于这些因素交相作用而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据此，他提出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采取财政金融政策，增加公共开支，降低利率刺激投资和消费，以提高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凯恩斯这一理论为根据而形成的凯恩斯主义，不仅成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一个流派，而且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具有重大的影响。

新经济自由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20世纪50～60年代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促成了凯恩斯主义的盛行。但是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激化，国家干预经济不断引起一系列的新问题，特别是70年代以来出现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滞胀”局面，使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陷于困境，受到各式新经济自由主义流派的挑战。

各种色彩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具有各自的论点和论证方法，但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鼓吹恢复和加强自由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作用，是他们的共同立场。

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面临的问题愈来愈复杂，所研究的范围也愈来愈广泛。不同的流派出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及其有效运行的共同目的，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别性，既相互交叉地研究同一课题，又各有侧重地研究不同的经济领域。因而，不仅在理论上彼此有争论，而且出现了门类繁多的“经济学科”。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学说的主要内容，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马克思从分析商品开始，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地继承并发展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派奠立的劳动价值理论，指出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二重性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劳动的二重性决定的。

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马克思把社会总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并把每一部类产品的价值，分解为由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所构成。马克思还考察了资本的各种具体形式，以及相应的剩余价值的各种具体形式。

经济学学科分类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深化，人类经济活动的内容愈来愈复杂、丰富，专业化程度愈来愈细密；同时，各种经济活动之间、经济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联系，也愈来愈紧密。

为了适应这种情况，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也愈来愈扩展。一方面，从带有高度概括性的理论经济学中，不断分化出带有应用性和独立的部门经济学、专业经济学等分支学科；另一方面，也出现了经济学科内部各个分支相互交叉的学科，以及经济学科与其他社会科学，以至自然科学学科之间彼此联结的边缘学科。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对分析的精确性的要求愈来愈高，出现了研究经济数量的分析和计量方法的学科；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为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系统的历史依据，出现了各种经济史的学科。这样，就在社会科学中逐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门类分支繁多的经济学科体系。

关于现代经济学的学科分类，大体上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门类：

理论经济学论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各个经济学科提供基础理论。理论经济学通常称为一般经济理论，它分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两个分支。

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为视野，以经济活动总过程为对象，考察国民收入、物价水平等总量的决定和波动。其中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波动(经济周期)理论又是宏观经济学的两个独立分支。

微观经济学研究市场经济中单个经济单位即生产者(厂商)、消费者(居民)的经济行为，包括供求价格平衡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在不同市场类型下厂商成本分析与产量、价格决定理论、生产要素收入决定即分配理论等。

经济发展论文篇（9）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化解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就是有效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和抓手,务必引起各级各部门的高度重视,继续加大推进力度,力求收到实际效果。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突出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如果城乡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并带来诸多方面的矛盾和问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城乡差别突出。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不平衡规律的作用还可能更加凸现。逐步消除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对于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显得尤为重要而紧迫。当前,全国上下正在积极进行体制机制的探索、创新,特别是我们重庆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应该大胆探索、大胆创新,力争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为全国统筹城乡发展闯出一条新路子。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统筹城乡发展,理论的创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用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分析研究实践中的矛盾和问题,才有可能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城乡统筹才有可能按照正确的轨道前进,从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在一些地方还存在着只注重分析研究城乡二元结构的表象,操作上也习惯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工作措施和思路不得要领的现象,其结果仍然是穿新鞋走老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重视解决三农问题,切实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就需要加强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并切实运用理性思维解决城乡二元结构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发展经济学作为二战后新兴的一门综合性、应用性经济学科,具体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如何从不发达状态演进到发达状态。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实际上是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是工业化、城市化与三农的矛盾,是发展中的矛盾。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正确认识和运用发展经济学理论,对于结合国情、市情及县情、乡情,制定城乡统筹发展的政策措施,理清发展思路,明确工作目标,突出工作重点,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发展经济学来看,改变或者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兼顾,国际上主要有两种理论可资借鉴和研究。

一种是通过劳动力流动,以城市发展带动乡村发展。这种理论认为,起初,在乡村传统农业部门中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其边际生产力趋近于零。只要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的劳动收益存在差距,乡村农业部门的过剩劳动力自然会流向城市工业部门,形成劳动力的无限供给。雇用乡村农业部门过剩劳动力所形成的积累不断转为投资,生产日益扩大,从而吸引更多的农业过剩劳动力。随着农业部门的生产率逐步提高,收入不断增加,乡村过剩劳动力的逐步减少乃至消失,城乡二元结构才会转为现代化的一元经济结构。另一种是通过增加农业投入,确保城乡平衡发展。这种理论认为,乡村过剩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实现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收入相等,二元结构也不会自然消失,相反,随着城市人口不断膨胀,城市失业日益严重,并出现众多城市病。这种理论假设:城乡之间劳动力的转移是由城乡之间预期收入的差异引起的,只要城市的就业机会和预期收入大于留在乡村的预期收入,即使城市存在大量失业,乡村劳动力还是会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转移。如果城市就业机会的增长速度赶不上乡村劳动力的转移速度,不仅使城市发展产生严重经济社会问题,也会使农业生产萎缩,粮食等农产品供应缺乏,最终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为此,这种理论提出,政府要缩小城乡之间就业和收入差距,关键是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努力增加农民收入,改善乡村公共设施和医疗卫生、社会福利事业,就地就近解决农村过剩劳动力的转移就业等问题。以上两种理论,在我们现实工作中都有所体现和反映,并经实践放大,显示出各有其利弊。前一种理论在部分党政领导层面有较大市场,并付诸实践的比较多,因为发展城市经济见效快,在领导频繁调整的情况下,容易在短期内出政绩,其弊端在于不能从根本上建立解决三农问题、化解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的长效机制。后一种理论在理论界和党政领导的施政报告中有较多的体现,由于其投入大、工作周期长等现实问题,理论往往落后于实践,说的多落实的少,有的甚至根本不重视研究三农问题,其投入也是毛多肉少。

对上述两种理论,我们不能盲从,要结合我们的特殊国情、市情、区情、县情,借鉴、吸取发展经济学中的合理因素,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因为城市与农村有着天然的联系,城市与农村相互促进,其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从建立消除城乡二元结构长效机制、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笔者倾向于用后一种理论指导统筹城乡实践,同时兼顾前一种理论,实现城乡结合、城乡互动,不断增强农村发展能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在目前的改革发展中,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这就是盲目发展大城市,企图通过城市扩张和发展,吸引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定居,也就是通过所谓农民变市民的途径,一劳永逸地解决三农问题。实际上,这是一种带有理想色彩的思维方式,容易被一些干部急功近利化。况且,城市的就业压力本身就比较大,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将使就业问题的矛盾更加激化,使城市交通、医疗、教育等问题更加突出。同时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城市与农村、农业、农民职能的错位,导致资源的浪费,大量的城市居民因农民工的涌入,就业更加艰难,而农村大量的土地撂荒或者不能精耕细作,农产品产量下降、质量下滑,市场物价也会因粮油、生猪、蔬菜等农产品供给不足而大幅上涨,城乡的发展和人民生活都会受到严重影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在适度发展城市的同时,更加关注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切实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增强农业的造血功能。在制定政策和法律法规时,要胸怀大局,统筹考虑城乡规划,统筹推进城乡交通、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事业发展,使农民与城市居民享有同质的公共服务和同等的民主政治权利,不断增强农村经济发展能力,在发展中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有关发展经济学论文范文二：创新发展经济管理论文

一、企业经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1.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弱化。一些企业经济管理过程中对人力资源管理比较弱化。企业领导对于员工的管理主要依据个人经验，有的领导对员工缺乏人性化关怀，这种随意性的管理让员工无所适从，不适应企业长期发展对人力资源管理的科学要求，对员工缺乏岗位职业培训。有的企业对员工没有形成良好的激励机制，对员工的奖励还依靠领导对其评价，这样就造成了员工与业绩的偏离，员工薪酬与福利偏低，就不能有效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也使得企业失去了经营活力。因此，企业经济管理中对人力资源观念滞后，缺乏合理开发人力资源，这样在动态发展的市场环境中，人力资源管理就变得迟缓。

2.企业的网络技术应用水平还比较低。在互联网信息时代，企业的经济管理必须跟上时展的变化。然而，有的企业在经济管理模式上还是生产工艺或服务上，都没有结合互联网的特征进行改善。这样对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水平低，就脱离了社会发展的方向。互联网能够加快信息传递速度，也能提高企业经济管理水平，企业忽视了对信息技术的提升，就难以实现信息化的办公。还有的企业不能很好地利用网络进行宣传与公关，这样就失去了低投入和高产出的效果。还有的企业没有重视网络计算机人才的培养与招聘，就难以提升企业员工整体的网络技术应用水平，不能提高工作效率，企业的经济管理水平还比较低，这样就不能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

3.企业还没构建知识经济的经济管理模式。在知识经济的环境下，企业的经济管理模式要进行调整，构建健全的知识特征的管理体系，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但是，一些企业没有认识到社会这样的变化趋势，仍然坚持原有的管理模式，这样就不行满足复杂经济环境的管理新要求。对于缺乏知识特征的企业组织来说，就不能进行动态与开放式的经济活动，缺乏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企业经济管理模式的发展方向不能依据规模效益来获得竞争优势，而是要考虑到消费需求的变化，要以个性化的产品与服务赢得消费者的青睐，这样就要使企业重视生产工艺流程，精准把握终端市场的消费者的消费动向。但是，缺乏对知识经济环境的分析的企业，其生产决策与终端市场的消费者消费诉求相分离的格局。此外，知识经济也要求企业员工具有较强的创新力，要求企业技术与员工知识不断更新，但是，一些企业做不到这样的主动变革，就被市场所淘汰。

二、提高企业经济管理有效性的措施

1.提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能力。企业的发展需要人力资源作为支撑，因此，企业就必须建立和完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采取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构建良好的劳资关系。企业要为员工进行职业规划和职业培训，构建学习型的组织，企业要保障员工的各项福利和权益。企业要发挥激励机制作用，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企业还应建立奖惩制度，这样才能在企业内部创造公平公正和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更好地发挥员工的潜在能力，也促使企业更好地发展。企业应该构建良好的企业文化，通过这样无形的文化来规范员工的行为，实现以人为本和柔性管理，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2.增强网络环境下的企业经济管理能力。在信息时代，企业应加强经济管理信息化水平，增强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与管理能力，为企业的发展中创建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各部门的网络信息管理。企业应培养和引进具有较强信息技术的人才，提升企业的网络信息技术应用水平。通过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提高企业管理组织执行力，优化企业的组织管理结构。网络信息化还能为企业开拓新的市场业务，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经济发展论文篇（10）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事实从根本上重塑了亚洲的政治经济结构和国际关系格局。有学者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对全球治理的挑战，认为中国崛起的未来前景取决于中国与西方社会在利益上的同一性或差异性。有人则认为中国崛起造就了一个“全球亚洲时代”（Global-AsianEra)，作为这一时代的推手，中国“既是危险、也是机会”。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国日日益"咄咄逼人”（assertiveness)的外交举措成为部分学者和大众传媒关注和担忧的问题。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崛起导致东亚地区形成了经济中心与安全中心相互分离的二元格局，其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崛起、美国的“接触加遏制”的对华政策以及众多东亚国家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的政策的相互作用。《>其次，作为对中国崛起和经济发展周期变化的回应，东亚国家纷纷采取多种措施来重组包括制造业、贸易和银行等部门在内的国内经济体系。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新估计，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每放慢一个百分点，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就会出现0.5个百分点的下滑，因此，后者调整其国内经济结构势在必行。③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包括东南亚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或称为“北京共识”)作为“华盛顿共识”（一种系统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强调财政纪律、贸易自由化、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的替代选择变得具有吸引力，这似乎昭示着中国的软实力正在地区范围内得到较大的提升。⑤最后，过去的十年也是全球化的速度和广度急速增长的十年。受益于交通与技术的飞速进步，资本、人口和理念的跨国流动大大加强。2010年，国际移民人数为2.14亿，其中来自亚洲的移民为2750万（有43%是在亚洲区域内流动），占世界移民总数的13%。以上变化促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亚洲经济奇迹的理论分析框架。在以往有关“亚洲奇迹”的讨论中，中国只是一个相对较为边缘的因素，尽管其发展模式深受发展型国家的影响，但也有自身的特征。进人21世纪之后的十多年中，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和新自由主义对市场力量的重新重视，发展型国家理论及“文化论”都面临新的挑战。我们需要回答，过去十多年来东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主要模式是什么？这些发展对东亚区域内部的关系有什么影响？历史、社会和文化因素如何影响亚洲社会内部的互动与未来？应该用哪些新的理论和分析架构来理解当代东亚的发展及其走向？

本文并不试图全面回答上述所有问题，而将围绕以下两点展开论述，从而有助于思考上述问题。第一，占据支配性地位的民族国家框架在分析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问题时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但它已不足以解释与快速发展相伴随的人口、实践、理念和资本的跨界流动所引发的深刻转变。作为一个可供替代的选择，笔者提出地理与文化意义上的‘‘跨界亚洲”概念，试图填充民族国家导向的主流研究所忽视的空白。第二，通过超越传统的国家与社会二分法以及国家主义和制度主义之间严格的理论分野，本文尝试将跨国网络和治理作为沟通这些分野的桥梁，并将之作为破解东亚政治经济发展新动力的分析工具。在与跨国网络的广泛和多层互动中，发展型国家开始同网络化国家模式共存，后者通过各种协商机制影响着民族国家的内外事务。本文以英文、中文和印尼文资料作为文献基础，涵盖以下三部分：第一部分将检验跨界亚洲建构过程中的文化、历史和制度基础，中国已经成为该进程中日益重要的角色，尽管这一位置并不牢固，而且会经受各种挑战；第二部分重点探讨东亚政治经济发展的变迁路径，并把网络和治理植入分析框架的核心；第三部分以中国和新加坡两国的国家与跨国网络互动模式为案例，论述跨国治理的解释力。结论部分将通过总结全文的理论架构和经验案例以深人理解东亚政治经济的新发展，并简要说明网络化国家的重要性。

二、跨界亚洲及其历史和当代属性

过去十年，东亚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显著变化与地区内不断加快和增强的跨界多层互动相得益彰，笔者提出的“跨界亚洲”（transnationalAsia)概念正是在这一时空背景下得以形成和强化。这一概念可以从相互关联的三个视角来理解：首先，从空间意义上看，跨界亚洲具有地理和文化意义上的灵活性，涵盖了东亚和东南亚这一似乎明确但又存有诸多问题的地区。人为地把亚洲划分为不同的次区域忽视了长期以来就存在的多元社会文化和地缘政治背景下的文化、社会与经济联系。为了更好地理解现代亚洲发展的动力，应该超越这一教条式的划分，既要看到亚洲次区域各自的特点，也要看到它们的内在联系。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跨界亚洲”是一个发展中的动态进程和存在。通过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彼此之间及其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动态联系，它反过来又（再）塑造了各国的国内议程和发展战略。在该进程中，跨国组织和理念（包括社会经济增长模式）的流动对东亚发展道路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并导致了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亚洲现代性的生成。最后，“跨界亚洲”是针对人口、理念、商品、实践和资本的跨国与跨地区流动的分析工具和研究方法。跨界亚洲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根基，在过去的20多年里，它在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贸易和移民的快速增长趋势的推动下得到了显著增强。通过这种历史和经济互动的演化和多层进程，近年来跨界亚洲的制度化不断增强，并逐渐影响着该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

(一)历史遗产与文化流动性

显而易见，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以事物的流动性为根本特征的世界，可以说这是一个“流动的世界"。②事实上，东亚地区内部通过贸易、文化交流和移民建立起来的广泛联系可以追溯到东南亚尚未被西方殖民者涉足之前的几个世纪、以及19世纪末日本作为一个地区强权兴起之前。这些联系在20世纪初得以重新建立。当“亚洲”首次被作为一个地区概念创造出来，民族主义便以“想象的共同体”的形式出现并通过“印刷资本主义”的途径向全亚洲扩散。如阿纳森（Arnason)所说，‘‘长远来看，该地区（东南亚）最突出的特点是不得不应对文明间的碰撞以及它们繁杂的地方分支……东南亚的传统与支配性的外部模式存在着积极互动，这是一个极具特色的、由外来输人和本地模式组成的非常灵活的组合，而不只是坚守土著的基础结构”。海夫纳（Hefner)则认为，文化流动性、跨文化的输入以及横跨马来群岛的复合性共同构成了有关海洋东南亚有效的解释框架，说明“社会的构成不是一成不变的，传统的实体与其邻居之间不能被隔离”。②亚洲现代性已经被跨国和地区内部较大规模和强度的理念与人口流动建构起来。20世纪早期，中华文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来自西方入侵的挑战，该危机酿成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和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派之间的冲突。彼时的东南亚，同样充斥着肆虐的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这些民族运动的发展战略被整合进非国家中心（non-statecentric)的话语体系，从而推动了作为“激进的政治文化地区概念”——亚洲——形成。<3)诸如亚洲主义等概念的提出和实践，把日本、东南亚和中国等地的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者紧密联系起来，导致了跨越地理和国家疆界的政治与文化网络的形成。华人知识分子以日本为渠道来获取关于西方的知识，使日本成为20世纪早期西学东渐最为重要的中转站。⑤以上对区域内部和跨国联系的简单论述将关于亚洲政治的历史传统植入到相应的问题中，促使我们反思亚洲研究的主体架构。传统上，该框架受到.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methodologicalnationalism)的主导，“该方法论假定民族/国家/社会是现代世界所具有的天然的社会和政治形式”，这一理念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例如，中国的历史学研究长期以来就受到反帝思想和民族国家框架下国家中心论的束缚。然而，民族国家研究框架的局限性已日渐显现，亚洲的跨国视角在认知本地区的历史和现实中应该被给予更多的重视。正如通差（ThongchaiWinichakul)所言，“旧的民族国家理论所服务的对象就是要建立民族国家，因为它有其发展的过程”，而现在是时候推动其他非民族国家性理论或者跨国理论的产生和繁荣了。②简言之，关于亚洲近现代史的这一修正主义解读成为重构东亚政治经济，以及过去30年中国参与其中的这一变动进程的理论基础。

(二）当代议题的反思："亚洲问题的亚洲视角”

在冷战的大背景下，随着众多新独立国家开始自身的民族国家建构，东亚跨界历史和文化的共同遗产变得更为突出。如，印尼与中国之间持续的互动很好地彰显了地区建构的新特性，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唤醒了后殖民时代东南亚的双重形象。从1949年到80年代中期这30多年间，中国被某些东南亚国家视为威胁。东南亚国家政府借助这一观念来增强其国内的威权政治体制和对本国华人强制同化政策的合法性。较少被认同的观点认为中国是现代性的代表，把中国视为（真实的或想象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的典范，这一看法存在于东南亚的非共产主义国家中，比如苏加诺时期的印尼。西方模式的民主为何会在印尼失败？这一问题曾经是后殖民时代印尼政治研究中的难题，于是，“西方”成为研究文献中仅有的“他者”和唯一的参照标准。这种研究方法将“东方和西方学者中存在一个基本的和不可约的区隔”作为既定和不可改变的事实。艾森达（Eisenstadt)明确指出，“现代性和西方化不能划等号，尽管它们有历史优势并且将会继续作为其他模式的基准点，但是西方模式的现代性并不是唯一‘真正’的现代性”。他认为，对“多样现代性”理念的重视就是对一元性现代化理论的否定，“均质化和对现代性西方模型的强势假定”都是不切实际的。在苏加诺时代（19491965)，印尼很多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都从他国发展模式中寻找灵感，中国就是他们的特别选择。他们塑造和传播了关于新中国的三个主要意象：目标明确的和谐社会；经济发展成功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民粹/民族主义社会；文化和知识复兴的新社会。在印尼看来，中国的魅力并不在于其所倡导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是因为其在较短的时间里取得了巨大成功的发展模式，这让苏加诺总统确信，中国就是“解决亚洲问题的亚洲视角”的榜样。20世纪早期文化和观念交流的历史记忆被唤醒，并用以验证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认知。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模式的系统性结合深深地影响了苏加诺时代末期的印尼历史进程。②尽管中国和印尼的友好合作关系在苏哈托时代（19671998)被中断，但是两国关系在苏哈托下台以后很快就回暖。在1999年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瓦希德总统向中国领导人表示，两国间的关系应该像“兄弟”，印尼人民为拥有一个“孔教兄弟”而感到高兴。他明确表示，新时期的印尼将与亚洲邻国尤其是中国建立起友好而紧密的关系。③2001年11月中国总理朱镕基访问印尼期间受到热烈欢迎，当地有影响力的报纸《指南针报》(Kompas)以“直接聆听中国发展的成功故事”为题发表社论，高度赞扬中国所取得的进步是“巨大而令人向往的”，并宣称，“我们现在就可以聆听过去20多年来中国发展的成功故事”。

爪哇邮报集团（JawaPosGroup)执行总裁伊达兰（IskanDahlan)在其所著的《中国的经验》(PelajarandariTiongkok)一书中强调，印尼应该学习中国的发展模式。⑤在越南，翻译自中国作家的小说作品几乎占到越南外国文学作品的一半，新生代的决策者已经接纳了这种强调平稳的经济开放以及保持适度的政治控制的“中国模式”。在老挝，“中国更是被视为现代性的代表”。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尔曾指出，“北京共识的成功意味着非西方民主模式的政府依然可以给予人民美好的生活”，他进一步表示，中国“对北京共识的合理运用已经让这个有着13亿人口的‘贫穷’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②跨界亚洲不仅逐渐浮现在日益增强的文化和理念的流动过程中，更为重要的是，20年来其对于经济联系和人口流动快速增长的推动已经得到证明，中国在其中扮演了领导性的角色。杉原薰（Sugihara)认为，中国融人国际经济格局的模式逐渐在“亚洲内部贸易、移民、资本流动和汇款（侨汇）的增长中被塑造起来，就如同与西方的直接接触所导致的那样”。③亚洲内部贸易已经占到东亚整体贸易额的一半以上，与70年代末期的20%相比，有了大幅增长。20世纪初，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年均增长率已经超过30%。2008年，中国已成为东盟第三大贸易伙伴，当年东盟的整体贸易量中有11.3%来自中国，其贸易额在全球贸易额中占到13.3%，在亚洲总体贸易额中占到半壁江山。2010年1月中国一东盟自贸区的建成让一个有着6.6万亿美元〇0、19亿人口和贸易总额超过4.3万亿美元的庞大经济区浮出水面。⑤2013年初，中国已经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则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在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发展进程中，以“清迈倡议”为代表的货币地区主义的发展和地区内自贸区的扩散，使得经济地区主义正在成为该地区日益重要的合作形式。为了鼓励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之间达成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根据2000年确立的“清迈倡议”的原则，中国人民银行和大韩银行在2008年12月共同宣布了一项总额为1800亿元人民币（270亿美元、38万亿韩元）的双边货币互换协定。这项为期三年的计划旨在为两国的金融和财政系统提供流动资金，以更好地维护两国的货币稳定。①中日韩三国领导人第一届三边峰会同月在日本福冈举行，加强彼此的金融合作成为峰会最重要的议题。印尼央行在与中国和韩国各自签署了30亿美元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之后，2009年2月又通过与日本的积极合作来寻求拓展其60亿美元货币互换计划，以保证本国外汇储备的安全。②对此，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院长川相昌弘（MasahiroKawai)指出，“亚洲各国之间的经济纽带正变得越来越强。美元的地位正在衰退，欧元也未必有能力接手。目前非常有必要在亚洲推动稳定的货币区建设”。③在制度层面，中国和东盟之间已经建立起多元化、多层次的互动和密切联系。截至2006年，中国和东盟已经在不同的层级建立起46个对话机制，其中包括12个部长级的高层渠道。④中国新移民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据估计，涌人东南亚的中国新移民约有250万人。这一趋势充分说明了中国与该区域的密切互动与相互依存。⑤在东北亚地区，中国在2004年成为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2005年，中日两国之间的双向贸易额增长了12.4%，达到24.9万亿日元，超过了美日之间21.8万亿日元的双边贸易额和6%的增幅。截至2008年8月，日本对中国的出口首次超过了其对美国的出口，中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到2007年底，在日本的华人社群已经达到60万人，成为日本国内最大的外国人群体。在日华侨华人同时也是中国大陆最为积极的华裔投资者和企业家；每1万名日本华侨华人中就有28人在中国投资或创业。在教育领域，从1978年开始至今的约30多年间，赴日留学的中国人为15万，其中归国人员有3万，毕业后留在日本的人数约占全体留学人数的14%。对于这个群体，研究者有个“百千万的大致估计”：即大学校长、政府的司局长等级别的人才数以百计，大学教授、副教授及获博士学位者数以千计，归国者总数以万计。这样的一个群体是能够有效地促进中国社会发展，增进中日关系的理解与交流，沟通中国与世界的重要社会资源。在中国，有1000万人为日本公司工作，据估计，在2005年有10万日本人生活在上海，中国也成为日本在亚洲最大的投资目的地。

随着中韩双边关系的日益密切，相似的趋势也出现在中韩两国的各个领域。2003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韩国产品最大的出口市场，而美国自1965年开始巳经占据这一位置长达近40年之久，中国从而成为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同时，韩国的汉语语言学校在数量上也取得了快速发展，2003年至2005年间增长了44%,2003年，有3.5万名韩国人在中国的大学学习，占所有在华外国留学生的46%，有超过18万的韩国人拥有中国的长期居留许可。所有这些都凸显了亚洲（尤其是东亚）范围内日益扩大和深化的联系与交流；它们不仅是跨界亚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东亚政治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需要指出的是，跨界亚洲的概念主要限定于通常所称的东亚/东南亚区域，南亚在其间只发挥着较小作用。尽管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增长很快，并且印度巳经成为中国的第十大贸易伙伴，但是快速增长的贸易额在相当程度上也放大了两国在经济和政治利益上所存在的歧见，以及（更为重要的是）在管理危机和冲突方面双边和/或多边制度化机制的缺乏。

总之，世纪之交的发展实践证明，跨界亚洲的形成得益于吸收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于东亚与东南亚各国和民众的跨界互动中的宝贵历史资源和文化资本，人口、资本、商品和理念的流动已经在制度化和多边机制的推动下得到了显著增强。结构性和制度化的跨界亚洲模式在过去的十年里已经成型，并随着诸如“10+3”这样的政府间合作机制以及博鳌亚洲论坛这样的非政府合作形式的建立而逐渐强化。作为经济增长引擎、人口流动的源泉和跨国制度化框架（如“10+1”和中国一东盟自贸区）中的核心行为体，中国在新一轮的地区建构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然而，中国在跨界亚洲的形成进程中日益增长的中心地位也遭到了来自美国（包括其主导的组织）的较大阻力。中国和亚洲邻国之间的领土、领海争端也对形成中的地区秩序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跨界亚洲是与不稳定的、具有潜在冲突的区域结构并存的。对于东亚的政治经济新发展来说，新的跨国结构既是结果也是动力，它们对地区变局的复合影响和深刻意义应该被给予足够的审视。

三、跨国语境中的网络和治理

近年来，随着东亚地区化进程的发展，资本、理念和人口的跨国流动日益频繁和机制化，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将可能继续发生转变，因此，需要有新的概念和方法对其本质和特性加以解读。下文将继续论证网络和治理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以及对国家与社会分析范式的替代性选择。

(一)全球治理的兴起

如前所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定模式通常被认为是东亚经济增长背后的关键驱动力。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和国家主义（statism)两大学派都曾尝试对东亚和东南亚在20世纪7090年代的经济快速增长进行解释。对前者而言，新古典主义理论将非国家变量作为关注点，认为东亚各国政府通过追求比较优势和竞争来强调出口导向和以市场驱动的工业化，它们“并不尝试去限制市场，相反，在必要之时给予政策协调以确保足够的灵活性”。制度主义学派“（1)涵盖了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制度安排，（2)注重这些安排的合作基础，（3)为本地公司提供综合性政治支持并通过对其施压以使其符合市场规律”。发展型国家既是宏大的制度体系的组成部分也是参与者，它们为解决发展中国家所共有的问题提供集体行动的解决方案，金原益（WonikKim)通过突出殖民主义遗产的作用来探寻发展型国家的起源，认为国家独立时继承或者建立起来的相应制度化框架，以及后来的社会经济转型都可以被视为东亚当展型国家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历史事件。另一方面，随着学者对现代社会国家角色研究兴趣的再兴，国家主义的方法重新受到重视，主要表现为注重国家作用的学术著作的出版以及关于国家自主性的争论等。自80年代以来，作为对发展和现代化在其结构与文化路径中出现的“无法解决的冲突”的回应，国家成为相关研究中的“焦点"。②国家自主性是国家主义者争论的主要变量之一，他们从社会阶级和特定的私人经济利益中找寻相关的自主性，使国家可以通过一种可操作的路径来推动社会发展。作为有组织的实体，自主型国家可以制定和执行政策，而不是简单的反映特定社会集团的需求和利益。同时，也有观点认为，“国家主义作为研究范式的独特性取决于对作为自主和发展型实体的国家的界定”。在国家主义者的设计中，自主型国家领导人的决定性作用体现为“允许技术官僚不受约束地以市场理性为导向来制定政策，以提升国家的发展潜力”。当国家面临危机时，不同势力围绕国家的作用展开激烈论战，从而对国家自主性形成挑战。③冷战的结束以及剧变表明了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中社会力量的复活。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裙带资本主义的存在，给国家主义发展路径提出了更多的难题。

最终，国家面临着两大挑战：“自上而下是来自全球性经济力量发展的挑战，自下而上则是民族或者族群意识复兴所造成的挑战。”同时，国家主义者和制度主义者的研究方法倾向于在民族国家的政治疆界内拓展分析，缺少对日益密切及多元化的资本和人口跨国流动的充分关注，但是跨国网络却在国家疆界内外越来越多地建构起政治发展的轨迹，就如同欧洲地区合作语境中所充分展示出来的那样。因此，我们有必要超越传统的国家一社会范式，运用更加贴切的概念和框架来解读21世纪东亚的政治经济变迁。笔者认为，网络和治理的概念与实践能够满足这一需要。在西方的政治理论中，“政府”指的是“正式的国家制度以及对合法的强制性权力的垄断”，“治理”则是指“通过政府执政实践的发展，让存在于公共和私人部门之间或者内部的边界与区隔逐渐淡化”。根据斯托克（GerryStoker)的观点，治理的本质就是在不依赖政府的权威和制裁能力的前提下集中建立有效的执政机制。“治理概念指出，结构或者秩序的产生并不能被额外地强加，而是通过执政实践的多样性互动来实现，并在各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概念化不同，治理可以超越严格的民族国家的边界限制，全球治理已日益成为协调地区和全球层面政治经济发展进程的重要形式。正如罗西瑙（Rosenau)所说，全球治理机制的连续性在21世纪前夕凸显出来，并通过宏观的和微观的、非正式的和制度化的、国家中心的和多元中心的、合作性的和冲突性的等形式体现出来。换言之，关于治理的表述，不论是地方性的、区域性的还是全球性的，都肯定了“权力正在多.个方向被重置”这一包容性趋势。如下文将要论及的，这一变化对于东亚政治经济发展的动力和进程有着深远的意义。

(二）网络作为新分析框架的理论支点

“网络”也是理解东亚政治经济发展新趋势的重要概念。对于网络和治理在跨界亚洲中的角色，应该从两个方面给予审视——被全球化所塑造的国际环境，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既有概念体系所面临的理论挑战。目前，关于网络在商业和社会领域中的重要性的研究已经获得蓬勃发展，但是有关东亚政治经济发展的文献却忽视了网络的重要性。（跨国）网络不像国家与社会关系那样被垂直而有层次地建构起来，以便于政治、经济和象征性权力的集中和分配，它首先是横向水平式建构的结构，最终与纵向的层级体系实现纵横交叉。本文重点强调网络的三个不同层面——作为关系性的存在、互联互通的节点和立体的空间结构，以此代表网络与国家、社会和市场互动模式的多样性。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网络由行为体（包括个人和组织）之间的一组关系或者联系组成。行为体之间的联系既有内容（关系的类型）也有形式(关系的强度)”。有学者指出，“网络是一种组织逻辑，是经济行为体间的一种治理形式”。

卡斯特（Castells)认为，“网络是一组相互连通的节点，形成于曲线的自我交叉”，他指出，网络是“开放的结构，可以无限制地扩展，并且可以整合新的节点，只要它们可以在网络内部沟通，可以共享相同的交流信息。基于网络的社会结构是一个极其动态和开放的系统，在不危及其结构平衡的时候它会积极推动创新”。②格力维尔（Grewal)从狭义的角度将网络视为“彼此联结的人群以一种能够使他们可以开展有益合作的方式所组成的互通结构，可以通过包括商品和理念交换在内的多种方式实现这一目标”，他同时强调“使网络成员可以彼此接近，便于相互合作的共享规范和惯例”，以及网络成员之间所达成的可操作标准的重要性。③尽管上述观点存在差异，但是对于网络所具有的连通性、灵活性、互惠性和跨国性等特点却存有共识。随着东亚政治经济的发展，网络已经成为该进程的核心议题。作为一种研究手段，“网络论”在当代亚洲研究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采用，这也与晚近国际学术界的最新理论趋势相一致。网络研究在近三十年来获得了日益广泛的重视。以国际社会学界两份最著名的刊物《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和《美国社会学杂志》（AwerioznJournalofSociology)为例，以“网络”作为关键词的论文从1.2%(1980年）逐渐增加到2.2%(1990年）、7.8%(2000年）和11.6%(2005)。经济学家马修杰克逊（MatthewJackson)指出，“由于其多学科特征，网络研究成为一个激动人心的领域。我们很难想象有哪些其他学科能吸引到这么多学者的关注，并能被应用到诸多领域之中”。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更多的学者也开始关注全球网络与国内政策之间的多重关联性。②有多种路径可以解释网络可作为分析跨界亚洲的核心概念的原因。首先，整个社会的控制机制越来越多样化，国家不再是监管社会的唯一机构。这一发展趋势巳经逐渐从国内蔓延到了全球语境中，跨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所扮演的日益重要的角色都是明证。公民社会通常被视为中介性的“第三系统”，即公民自发地组织起来，建构有别于政府或者逐利行为体的独立公共体系。跨国公民社会指的是"从事超越国家边界的自愿集体行动并追逐他们所认可的普遍的公共利益的自发利益群体”，它们通过有组织的利益表达方式，将相关的公共议题从国内转到国际。

在经济领域，相关研究和统计显示，跨越国家疆界的商业和社会网络可以协助克服多种形式的非正式贸易壁垒，诸如国际合同的脆弱执行力以及市场准入限制等从政治层面来看，政策网络和作为治理新模式的网络巳经日益突出，在西方世界尤其明显，以致于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巳经呈现出“政治秩序从组织/科层体系（以及市场/无政府）向网络”转变的趋势。⑥网络可以承担国家或者社会都不能单独承担的与市场进行有效互动的角色，并且已经逐渐成为跨界亚洲框架内超越国家边界、联结不同力量的重要机制。第一，与那些以“内部组织联系通常强于组织间联系”为特征的国家相比，有着水平而无差等结构的网络可以有效地渗透到社会的不同层面。第二，作为发展中的嵌入到国家和社会内部的实体存在，网络已经成为可以通过制度化和非正式的渠道与国家进行有效沟通的独立变量。另一方面，社会却经常被冲突的利益和多样的议程所分割，然而网络——它通常会与相应的互动规范来构建共同议程——却可以确立包含个体的社会力量和多样的国家行为体在内的有效伙伴关系。第三，国家和（国内）公民社会要受到民族国家疆界的限制，但是（跨国）网络则拥有影响全球和国内两个层面社会转型的能力。第四，虽然市场也是无国界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却被追逐利润的终极逻辑所驱使，以致容易蜕变为倾覆国家与社会关系平衡的不稳定因素，而网络却可以通过诸如行为规范和制度安排等正式或者非正式约束机制避免这一缺陷。<2>总之，网络和治理为东亚政治经济的既有范式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框架。这两个概念未必会完全替代既有范式，国家、发展主义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等因素在21世纪东亚的社会政治转型中依然非常重要。然而，作为替代选择，它们可以成为传统范式的有效补充或者对现有的框架提出挑战，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与认知那些不确定和未知的领域。

四、跨界亚洲框架下的国家与网络

前文论述了跨界亚洲的历史性、网络和治理的重要作用，下文我们将通过中国和新加坡的具体案例来检验它们在东亚政治经济发展中的影响。

(一)中国与跨界网络的双向互动

中国在过去的30年中经历了根本性的变革。在对内改革的同时，中国也积极融入并影响全球化。郑永年曾指出：“中国本身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但是与快速发展的融入进程相比，却出现了驱动乏力的情况。”—些西方学者将中国的发展模式视为与英美资本主义不同的“中国资本主义”(Sino-Capitalism)，其特征是自上而下的国家在经济中的主导力量（这是发展型国家的核心特征）与自下而上的私人企业扩展共存。这种二元结构已被深深嵌入国家、区域和全球的生产和知识体系之中，它同时也是一种“网络资本主义”。②其实，“中国资本主义”最初被用于描述海外华人企业家，他们也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从1979年到1997年，超过三分之二的流人中国的外资来自于海外华人。过去十多年来，60%的外国直接投资由华人引进，他们在华公司的数量占在华外国企业的70%。2008年一项有关侨资的调查显示，虽然2006年和2007年中国的外资分别减少了5.75%和8.69%,但华侨华人在中国大陆的投资却增加了3.8%和2.1%,侨资在总体外资中的比重也从52.3%(2005年）增加到63.5%(2008年）。

—些学者通过对外贸易领域的统计学分析，发现在东南亚华人人口较多的国家，华人网络对推动双边贸易贡献了60%的份额；海外华人也直接推动了居住国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联系。⑤进入21世纪后，华人华侨对中国地方社会（尤其是华南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仍然十分显著。例如，居福建百强镇榜首的陈埭镇仅有38.4平方公里的土地，但却容纳了三千多家鞋企和配套企业，诞生了像安踏、361度、乔丹、贵人鸟等鞋业品牌，2009年为全世界生产了6.5亿双鞋，被誉为“中国鞋都”。海外华人及其社会和商业网络是陈埭成功故事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这从一个微观的层面论证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跨国联系特征。邓小平早在1993年就指出：“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做出了很多贡献。”②下文将通过对中国城市中影响渐强的特定群体的考察，来解读国家与跨国网络之间的互动。这是一个被称作“海归”的群体，他们出生在中国，在海外接受良好的教育，有着高度的全球流动性，并与海外居住国有着密切的联系。据估计，在过去30年间，从中国大陆（不含港澳台等地区）移居到世界各地的新移民已经超过600万。近年来，跨国网络不仅体现在以集体经济和社会支持的方式来推动中国的全球化，而且还体现在海外华人民族主义的复兴上。中国政府目前在促进和推动这些跨国网络活动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④中国政府推动的新政策在两个领域同时展开：一方面在民族国家框架内积极吸引海外华人高端人才回国工作，另一方面将国家的政策和信息传达给海外华人社群。前者的首要出发点是推动中国国内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后者则通过在国际场域中嵌入政治和文化意涵来提升祖国的吸引力。由中国各级政府所推动的积极的海外招聘活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目前，中国与跨国华人网络相连的主要政策倡议已经由原来的“回国服务”调整为鼓励海外人才“为国服务”，这就使得实质上和永久性的回到中国不再是爱国的先决条件。华人新移民归国的数量巳经颇具规模，"海归”已经成为城市精英群体中的重要部分。据相关统计，2009年中国海归人数首次突破10万人，比2008年增加50%以上。2012年底，中国留学生回国人数新增27.29万人，同比增长46.5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巳经达到109.13万。归国潮的出现主要取决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刺激，二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西方经济。根据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数据，仅2008年，中国的归国人员数量就占到19792008年期间归国人员总和的1/6。②海归人员有着高度的国际流动性。在2004年末和2005年初，在一项针对三百多名在加拿大的华人新移民所进行的关于他们未来计划的调査中，41%的受访者选择“长期居留在加拿大”，14%选择"回到中国”，45%则表示“不确定”。而在2006年末对3000名在北京工作的归国人员所做的调查显示，692名受访者（23.1%)拥有外国公民权，445人(14.8%)拥有外国永久居留权。③在中国和西方之间穿梭对华人高技术移民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但是中国的国籍法不允许拥有双重国籍，这一规定也让很多（临时的）归国人员在回国以后遭遇到诸多挫折和不便，因为他们中有不少人拥有外国公民权。修订现有国籍法的呼吁已经通过那些出国访问的高层官员和国内的多种新媒体传递给不同层级的国家机构，如作为国家层面的立法和协商渠道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以及国务院侨办这样的决策和执行部门。

虽然这些努力并没有产生直接和最终的结果，但是关于双重国籍的法律认可的讨论却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网络和治理的作用。为了实现与华人高技术移民（以及他们的专业和个人网络）建立密切联系的目标，中国政府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明确了跨国治理的思路。同时，这些政策尝试展示中国的重大国家关切（吸引全球华人精英促进中国发展）以及表达对新移民中髙技能人才的渴求。2004年8月，中国政府正式推出绿卡系统，为那些高级归国人才、尤其是有着丰富海外经历和全球视野的优秀人才提供制度便利。新的政策在2006年12月由人事部公布，旨在创造“绿色通道”以吸引高级人才回国，并强调要注重人才的质量而非数量。为此，中国政府确立了归国人才或髙素质新移民的三个特定标准：可以协助中国的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以达到国际水平；可以协助加强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有丰富的海外经历和全球视野。相应地，全球性人才的招聘层次也越来越高。2008年12月，中组部推出“”新政策，提供高薪（100万元）以及其他有吸引力的项目资金和相关硬件支持，以吸引高端科学家以及华人高技术移民人才到祖国工作。该计划由时任中组部部长的李源潮推动，并将此作为中央实施“人才是科学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战略的首要措施来抓2013年9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将‘‘人才引进”规定为普通签证的申请事由。条例在普通签证类别中增加了字（人才）签证，发给国家需要的外国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专门人才。今后，凡是符合中国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确定的外国高层次人才，以及符合急需紧缺专门人才的引进条件和要求的外国人，均可以申请R字（人才）签证，并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入境出境便利。总之，中国新移民中归国的高技能人才已经呈上升趋势，他们与中国之间的密切联系构成了新兴的华人跨国主义的核心背景。然而，全球流动性逻辑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固有结构张力毕竟是难以解决的现实，新移民/海归认为，共享的利益和共同的文化/政治认同可以通过推动有条件的国籍法来实现，这一要求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中国舆论和决策者所接受，并强调要推动跨国理念和民族主义议程的有机结合。同样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在更广的范围内采取了积极措施，通过促进海外华人的全球流动性来更好地维护他们的利益，这是一个积极的姿态。跨国因素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和清晰，网络和治理受到了普遍认可和重视。过去十年里，留学归国人员在中国决策过程中的代表性也在日益上升。李成的研究显示，中国第五代领导人中共有82位（占15%)曾经在海外学习过，主要集中在美国和欧洲。其中有23位（占28%)在海外获得了学位，有52位（占63%)在海外学习或工作一年或者以上，有7位（9%)参加过为期几个月的海外短期培训。最近一项研究表明，由于海归人员对全球事务的观点更倾向国际化，他们由此可能会影响到中国的外交政策，并可能对中国国内不断增长的民族主义情绪形成一个潜在的约束。

(二）跨国网络对新加坡政治经济发展的含义

二战后，新加坡社会与经济的主要特征在于其跨国性，很多社会组织和商业活动在推动建立和巩固地区网络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在东南亚和东北亚。新加坡在亚洲地区网络中的角色由两个主要因素所塑造：从地理位置来看，新加坡在全球来说是东西方的十字路口，从跨界亚洲意义上来说是东亚、南亚和东南亚的十字路口；更重要的是，新加坡还是转口贸易的主要集散地，华商组织在这项贸易和本地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李光耀对新加坡有利的地理位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新加坡是“亚洲的车轴”。③过去20年来，跨国网络在新加坡社会（尤其是华人社会）的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并得到了国家的强力支持。首届世界华商大会于1991年在新加坡召开，如组委会主席所说，很大程度上这是基于“华人的共性”。其后的几届大会都将中华文化对海外华人商业成功的贡献作为重点。“华人性”（Chineseness)逐渐成为国际商业网络化的战略基点。时任副总理的王鼎昌曾指出：“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让大家在一起工作变得更加容易。”④1993年，第二届世界华商大会在中国香港举行，李光耀资政坦言，"如果我们不利用华人网络来更好地把握这些机会将是愚蠢的”。⑤新加坡政府尝试在巩固和拓展其经济增长的步伐时，借助跨国网络的力量将自身打造成“地区之翼”。自80年代的经济调整时期以来，新加坡政府通过积极培养和引进大量人才以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全方位重置权力的治理”成为一个重要的概念和实践形式。但是几十年来，新加坡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已经从1960年的5.76%下降到2012年的1.1%),给其发展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为了保证人口的平均增长率，新加坡每年平均需要有6万名新生婴儿，然而2009年实际只有39570名婴儿出生，大大低于最低替换率的水平。由于本国在人口和自然资源等领域先天性的匮乏，以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竞争日益激烈，新加坡政府不得不着手制定和执行多方面的政策以吸引外来移民前来工作和生活，在全球范围内积极网罗优秀人才为己所用。2006年黄根成副总理（同时也担任国家人口委员会主席）就这一问题阐释了政府的立场：“我们不得不通过移民来增加我们的人口和劳动力。我们要鼓励那些愿意为新加坡发展做出贡献的人定居于此。这是做大经济蛋糕的重要途径，只有这样，每个人才会得到更多。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可能就会在其他国家快速增长的竞争力面前出现劳工数量锐减、投资撤离的困境，那样就很难有足够的资源来保证发展，我们就会因此走向下坡路。”李显龙总理在2006年国庆群众大会演讲中也明确表达了政府的担忧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网罗优秀人才的意义，他说：“如果我们希望经济能够继续发展，如果我们希望变得更加国际化，那么我们就需要有持续增长的人口，而且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增长，我们还要保证在新加坡所需要的各个领域里都会有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他强调，“新加坡必须网罗各类人才，我们要寻找那些有着出色的能力和充沛的活力、有着多元化的创新精神和理念的优秀毕业生、专业人士、银行家以及律师等，要涵盖我们所需要的所有领域。”③新加坡的外国人才战略既强调要网罗来自全世界的高技能专业人才，在实践中又将华人优秀人才作为主要的引进对象。④这不仅因为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社会，而且主要是因为大中华区是那些希望到新加坡工作的专业人士的潜在的最大来源地。自1992年起，新加坡政府开始为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到本地的初级学院和大学读书。获得这项资助的主要附加条件之一就是他们必须在毕业后至少在新加坡工作六年。

一项针对受益于该计划的1195名学生的调查显示，他们中有74%成为了新加坡永久居民。当然，大量的来自中国的企业家也在新加坡的经济增长和地区商业网络构建中发挥着曰益重要的作用。2004年以后，新加坡政府进一步放宽了外国人申请公民权的标准，该措施的直接结果就是2005年外国人获得新加坡公民身份的数量达到1.2万人，比2004年的5300人增加明显。由于政府的“门户开放”政策，新加坡已经成为国际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非居民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已经高达28.1%(其中永久居民占全国总人口的10%)。相比而言，1990年永久居民仅占总人口的3.7%，而2000年这一比例已增至7.1%，达到了28.7万人。2012年，新加坡公民数量为328.5万，而永久居民的人数已经达到53.3万人。对外来人才的激励措施以及诸多（隐性的）优惠政策造成本地公众的强烈和公开的不满，这些不满尤其针对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在2011年大选中，上述议题成为激烈的竞选议题，反移民的呼声不仅充斥于网络等新媒体之中，在主流媒体中也时常被报道。这也成为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仅获得60%选票的原因（为新加坡独立后的最低记录）。为了应对这一潜在的分裂危险，新加坡政府开始着手在多方面寻求增进公众和社会的包容性。一方面，政府采取多种措施确保本地人的利益在多个领域受到保护（如在健康与教育补助金方面区分公民和永久居民的待遇等），同时又在根本上确保通过有选择地引进外国人才来提升经济总量。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已经在尽力控制（华人）新移民的跨国属性，并且通过塑造他们对新加坡的政治忠诚来提升其对新加坡的国家认同，推动国家建构进程。李显龙曾经在很多场合告诫新移民要积极融入新加坡社会，以尽快成为这个和谐大家庭的一员。为了更好地推动这项融合议程，总理公署特别成立了“公民与人口策划署”（CitizenshipandPopulationUnit)。随着国内反移民呼声的高涨和反对党的逐渐壮大，新加坡对永久居民和入籍的要求日益严苛。新加坡的个案凸显了发展型国家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困境：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人口流动是跨国性的，而民族国家的治理则受制于国内政治因素(选民的投票）。这两者的利益诉求并非完全一致，从全球治理的角度和区域网络的模式有助于解释这些新现象。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两个个案有一定的特殊性，它们的着眼点在于国家与跨界（华人）族群网络之间的共生、矛盾与协调，因此，在解释网络和治理的作用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其他学者的一些专题研究，如公共医疗领域、环境问题、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等都显示了全球治理架构下跨国网络与合作的重要性和有效性，尽管在亚洲区域这些协调的机制和理念还远未成熟，尚在磨合过程中。

五、结论

笔者希望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论证能够初步地解读网络和治理在跨界亚洲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中国在东亚所发挥的日益重要的作用）。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得出以下四个初步的结论：

首先，东亚政治经济的既有分析范式依然受到民族国家框架的支配。随着该地区人口、资本、实践和理念的跨国流动的日渐增强，我们需要引入新的分析工具，以更好地解读变化中的地缘、社会和政治图景。作为一个区域发展进程和一种分析工具，跨界亚洲的概念从以往密切的地区互动中吸收了大量的历史和文化资本。无论是中国崛起的动力、发展模式还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的交叉互动，无论是跨国流动的非正式和正式机制的建立还是维持，跨界亚洲或许可以作为一种替代选择，以更好地解读过去二十多年东亚所发生的深层次转型。

第二，要深入理解跨界亚洲框架下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的复杂性和多维性，就必须超越传统的国家与社会二分法，引进新的分析方法。作为垂直建构起来的、自上而下的权威性国家机器，应该被置于横向的跨国网络的宽广轨道内，从而实现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纵横交错。在该进程中，通过执政实践的多样性互动来实现的治理将作为一个重要的概念框架和具体实践得以凸显。此外，网络和治理还将与变化的市场机制和监管制度并列。至于国内的政治经济结构如何回应这些新的、将国家、社会、市场和网络连接在一起的跨界模式，我们还需要进行更多的实证研究。

经济发展论文篇（11）

1问题的提出及文献回顾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中部与西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差距逐渐扩大的趋势日益明显。仅从人均GDP来看，1978年东、西部分别为457.4元、254元，西部为东部的55.53%。1994年，东部、西部人均GDP分别为5438元、2392元，西部为东部的43.99%。1997年，两地区人均GDP分别为8843元、3810元，西部为东部的43.09%，[1]差距是越来越大。2002年东部、西部人均GDP分别为14358元、5514.6元，西部为东部的38.4%。①这些数据印证了研究区域差距的学者们的观点：普遍认为区域差距比较大，且存在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西部各省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一直都比较慢，到目前为止，饥饿和贫穷仍然在困扰着一部分地区。因此，如何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已经现实地摆在了国人面前。

思考与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首先探寻出区域差距形成的原因或影响因素。在区域差距影响因素的已有研究文献中，存在较大争议。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利用不同的经验数据，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林毅夫和刘培林分析中国区域差距并指出:中国大陆各省区市之间发展水平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下形成的生产要素存量配置结构与许多省区市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符合程度不一致。[2]蔡昉和都阳考察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中，发现存在着俱乐部趋同以及条件趋同的现象，认为人力资本禀赋稀缺、市场扭曲和开放程度不足使得西部难以实现和东部趋同。[3]魏后凯认为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之间GDP增长率的差异，大约有90%是由外商投资引起的。[4]沈坤荣和耿强则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在区域间的不平衡分布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5]梁琦从产业集聚的视角对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区域非均衡发展加以解释：东中西区域发展差异表现在东部地区的制造业集聚、出口贸易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集聚及其相互促进、相互补充所形成的工业化差异。[6]（p198-213）有学者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差距进行了论述，认为差距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投入要素背后的制度根源。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市场化程度、所有制结构差异等方面解释区域差距的成因。陈秀山和徐瑛认为上述研究所作的各类因素分析，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并认为区域差距的形成过程在不同的时期，其主要影响因素也不同，总体上是受多个因素共同影响的，这些因素往往交织融合在一起，发挥类似于合力的影响作用。他们通过计算基尼系数、变异系数、塞尔指标描述了区域差距变动状况；根据指标所显示的区域差距发展阶段性，利用投入要素的量和质、要素配置效率、要素使用效率、空间格局变动四个因素的区域差距影响因素框架，分阶段研究了不同时期区域差距形成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影响因素。[7]

综上，区域经济差距的成因是历史的、自然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诸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古典与新古典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理论的观点来看，资本形成的大小无疑是其决定性因素和关键约束。②发展经济学强调加速资本形成是实现工业化和经济起飞的一个关键性前提条件。[8]（p180）本文就从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的资本要素投入在经济增长中贡献对区域经济发展与增长的差异的进行分析解释。

2基于资本形成理论的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

在发展经济学中，资本形成（CapitalFormation）是指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如何筹集足够的、实现经济起飞和现代化的初始资本。资本形成理论的早期开拓者纳克斯（Nurkse）定义资本形成为：社会不把他的全部现行生产活动，用之于满足当前消费的需要和愿望，而是把其中一部分用之于生产资本品：工具和仪器、机器和交通设施、工厂和设备——各种可用来大幅增加生产效能的真实资本（RealCapital）。他认为资本形成过程的实质，是将社会现有的部分资源抽调出来增加资本品存量，以便使将来可供消费的资本品的扩张成为可能。[8]（p180-181）按照美国的罗斯托提出经济“起飞”理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在成长中实现“起飞”，主要是其突破传统经济的不发达状态，在二、三十年的时间内通过工业化实现基础经济和生产方式的革命，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罗斯托认为资本在经济“起飞”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缺乏资本，储蓄率太低，经济发展就难以“起飞”，他把区域内的资本积累率（即储蓄率）达到10%以上作为经济“起飞”的第一个条件。刘易斯（Lewis）更直接地把一国由原来储蓄和投资占国民收入的4%或5%不到的社会本身变为一个自愿储蓄增加到国民收入12%到15%的经济发展过程，称之为“经济增长的中心问题”。[9]（p15）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快慢、与他国或地区的经济差距，取决于其储蓄能力的大小和储蓄率的高低。

新古典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强调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三要素通过在空间上的移动，来满足特定区域的生产要求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增长。当区域间收人出现不均衡时，其储蓄也会出现相似的不均衡倾向，低收人、低储蓄的区域将不可能有充足的资本进行生产投资。为了维持均衡，资本应从高收人区域向低收人区域流动，从而促使区域间差异缩小而呈均衡的态势。但问题是低收人、低储蓄的区域一般不可能提供良好的投资机会，在理性的纯经济行为下，经济主体在逐利动机下的行为，会导致社会资源在一定的空间范围集中，并且形成“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局面，致使区域差距存在并且越来越严重，因此，自发的资本流动是不可能促进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均衡，这就需要政府的干预和调控措施。在我国，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对区域资本形成差以及经济增长绩效存在深刻的影响。[10]

2.1我国东西部资本形成差异的现状

资本形成的主要根源于储蓄，③储蓄可分为国内储蓄和国外储蓄。国内储蓄可再细分为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和个人储蓄，相应地表现在资本形成上就是政府融资、企业自我融资以及金融市场融资；国外储蓄就是外部融资。所以，从外在表现来看，资本形成来源于自身积累、财政注资、金融市场融资和外资。但这只是资本形成的来源，此时只能称其为资金，而非现实资本，只有当储蓄转化成投资时，资本才真正形成。因此，有效率的资本形成机制不单单指资金的来源广泛，还要具备将资金迅速转化成现实资本的能力。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3》的数字，在2002年东部地区11个省市资本形成总额为29740.09亿元，占全国资本形成合计额50607.05亿元的58.77%；西部地区12个省市区资本形成总额为9303.21亿元，占全国资本形成合计额的18.38%，不足东部地区的1/3。④从资金来源的角度看，长期以来，西部地区无论自身资金积累还是外部资金的引入都严重不足。从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指标来看，西部地区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占全国的比例1998年、2000年和2002年分别占全国的16.35%、17.77%和17.37%，而同期东部地区这一比例为59.31%、58.50%和59.45%。在银行方面，代表地区自身积累水平的金融机构存款余额指标中，1998年西部地区占全国的16.74%、2000年为17.01%、2002年为16.23%，远低于同期东部地区的62.96%、63.02%、64.48%；在外部资金引入方面，西部地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1998年、2000年和2002年分别占全国的19.22%、18.26%和17.34%，而同期东部地区这一比例为55.04%、57.75%和60.95%。在企业上市权益融资方面，西部地区1995年融资14.04亿元，占当年权益融资额的18.09%，1998年融资130.89亿元，占比18.59%，2000年融资255.08亿元，占比19.09%，2002年融资急剧下降到66.29亿元，仅占当年的9.86%；而同期东部地区这一融资比例都在60%-70%。西部地区上市公司数量少，上市融资的规模小，再融资能力不强。再看外资方面，东部地区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吸引着80%以上的外商投资额，1995年—2002年东部利用外资额占全国利用外资总额的85.8%—87.91%，而西部利用外资额仅占全国利用外资总额的35%左右。[11]

2.2我国东西部资本形成机制差异的演变与比较

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处于“大一统”的管理体制下，实施的是各地区平衡发展战略，东西区域之间的资本形成机制是大同小异，中央政府在各地区资本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政府通过对个人采取低工资、对国营企业采取高利税上缴的方式，集中经济剩余，形成当时资本供给的主要来源，也成了国家支持国有经济部门资本形成高速增长的基础。因此，改革前我国独特的资本形成机制使资本形成主要依赖于政府财政投资，因而也就不存在区域间的资本形成差异。

改革前，东西部的资本形成差距不是很大，而改革后，差距逐渐加大。有效率的资本形成机制的建立与否是造成东西部地区资本形成差异，进而导致区域经济差距的关键因素。换句话讲，东部地区快速发展的关键就在于东部地区建立了有效率的资本形成机制，这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大大促进了资本的形成，从而满足了东部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这种机制正是落后的西部地区所缺乏的，因而也就加大了与东部地区的资本投入差距，进而造成了区域经济差距。[12]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与完善，工农“价格剪刀差”的缩小、劳动力价格体系的矫正以及多元产权主体竞争局面的形成，原来的国家通过对个人采取低工资、对国营企业采取高利税上缴的方式控制社会经济剩余的独特资本形成机制逐渐瓦解，政府依靠传统的财政资金进行资本投入的途径受阻，但这时设立了至今仍在运转的支撑经济发展的新渠道——金融支持体制。此时，中央政府依旧凭借强大的国家控制力，在财政能力下降的同时，通过国有银行体系和邮政储蓄系统集中社会储蓄，来支撑国有经济。[13]（p115-116）但这种单一的金融制度安排忽略了非国有经济的融资问题。在此金融制度条件下，东部地区抓住改革开放的大好机遇，大胆尝试，在国有金融体制外，建立了非国有经济的融资机制，进而形成了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资本形成模式，在进行国有经济改造的同时大大促进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而西部地区却没能突破全国统一的金融供给制度，也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西部的非国有经济因而遭到资金瓶颈的制约，在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所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

随着改革的深入，在国有经济普遍陷入困境的情况下，这种东西部地区资本形成机制的差异，使东西部的差距逐渐拉大。具体来讲，东部地区除国有金融制度安排的资本形成模式以外，还建立了以下几种非公有制经济的融资机制：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深圳模式、区域性金融机构及沪、深证券交易市场。[14]（p73-77）沪、深证券交易所的建立为东部地区企业的直接融资又提供了便利。可以看到，东部地区以非国有金融机构占主导，这种金融组织制度安排增强了东部地区吸纳资金的能力，促进了东部地区金融机构的竞争，提高了金融效率；另外，这种金融制度安排还决定了金融机构的投资选择主要是以市场为导向，承受的行政干预较小，经营体现效益原则。[15]上述资本形成模式促进了东部地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使东部地区的经济在体制内外均赢得了发展空间。对比而言，西部地区却没能形成有自己特色的资本形成机制，只能依靠国有金融机构的存贷款作为其资本形成的主渠道。国有金融机构主要是服务于国有经济的，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在投资选择上必然受到较多的行政干预，支持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是其主要任务，因而大量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被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自1998年国家强调金融风险的防范以来，再加上国有银行的商业化、股份制改革，国有金融机构逐利性逐渐增强，地方分支机构通过资金上存而成为落后地区资金流向发达地区的主渠道。这样，西部地区一方面现有金融体制使其有限的金融资源遭到扭曲配置流向了投资回报高的东部地区，从而产生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缪尔达尔（Myrdal）的“倒流效应”和赫尔希曼（Hirschman）的“极化效应”。另一方面，西部地区又缺乏向东部地区那样的体制外的金融制度供给。这种状况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极为不利，资本形成严重不足，经济发展受阻，与东部的差距愈拉愈大。

改革开放前，尽管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自我积累能力很低，但基于“三线”发展战略，国家通过行政性的计划导向和财政的转移支付，极大地提高西部的储蓄率，加速其资本形成，从而使东部与西部的经济差距趋于缩小。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导向逐步形成居于主导，1993年以来的中央与地方分权化改革，资本形成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核心行为目标。[16]中央与地方分权的结果也使政府在西部地区资本形成中的动员能力的不断降低。从一开始就非均衡发展的中国市场化改革，中央政府以设立特区等特殊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构筑了地区间的市场化落差，奠定了各地区间市场化差异的基调，使之成为地方政府间竞争的重要初始条件。在此条件下，市场化水平越高的地区（主要指东部），在政府间竞争中，资本形成格局的市场化程度也越高，资本形成水平也就越高；反之，资本形成市场化程度越低的地区（西部），则越不利于资本的形成和积累。东部地区则充分利用改革开放、战略调整的机遇，在除国有经济的资本形成之外，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资本形成模式，从而造成东西部经济的差距不断扩大。因此，基于资本形成理论来解释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是比较合理的。

3结论与建议

资本作为一种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巨大，资金在我国地区间的分布极不平衡，资本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均衡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瓶颈”。地区生产要素察赋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金要素的丰缺。资本投人的差异是区域发展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资本投入不足是落后地区经济滞后的主要原因，但同样的投入率在不同地区却有着不同的经济增长率，这是因为资本形成机制存在差异。资本投入的多寡并不表示经济增长的快慢，倘若缺乏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就不能将资金转变成现实的资本。不同的资本形成机制导致区域金融差异，反过来，金融差异又会造成资本形成能力的差异，从而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

由于区域经济“割据”、市场不统一，笔者依据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资本形成理论，从东西部两地区资本形成机制的差异可以较为合理的解释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东部地区之所以快速发展是因为东部地区通过非国有金融制度安排，建立了一套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极大地促进了满足该地区经济发展需要的资本形成；而落后的西部地区之所以发展缓慢就是因为缺乏这种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

只有建立了有效率的资本形成机制，培养出西部地区的资本形成能力，金融资源大量聚拢，投资规模不断扩张，从而有效地推动经济迅速发展，经济环境不断改善，进一步创造聚集更多金融资源的良好条件，该地区经济发展才能步入良性循环；反之，若不能建立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难以聚集足够的金融资源，进而投资不足，经济发展受阻，可供积累的储蓄不足，金融资源会更加缺乏，资本形成能力进一步弱化，从而落入缪尔达尔（Myrdal）的“循环积累因果原理”导致的积累性的循环发展趋势与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ViciousCircleofPoverty）理论”引起的区域非均衡发展状态。

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导致了引发资本在不同区域间流动转移的资本利润率差异，当资本流转的收益足以抵偿其流转的费用时，就会产生资本存量的空间转移。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的程度越高，投资边际收益率的差距就越大，资本转移的规模也就越大。加上资本流动带动的其它市场要素的流动，在乘数效应的作用下，就可很好地解释了1990年代中后期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

由此得出，东部地区坚实的经济基础、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和良好的发展环境以及较高的投资收益率吸引资本流向该地区，资本流动的增加进一步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由此形成良性循环。而西部地区内外部投资环境不理想，资本在该地区的投资回报相对低，外援资金难以吸引到域内；又缺乏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域内存量资本反梯度流向东部地区，造成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着资本短缺的困境。

因此，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必须依靠中央政府的力量，通过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等，引导资本从发达区域流向落后区域，以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几年前我国政府制定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十分英明的举措。此外，发达的东部与落后的西部地方政府之间围绕资本形成进行合作而非单纯的竞争，实现共同的市场化，将会最大化社会收益。

建立适合西部的资本融通机制，打造国有金融体系外的金融制度结构，是加速西部地区资本形成，缩小东西部差距的关键。根据林毅夫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需要潜在的获利机会的诱致，西部地区金融制度变迁的关键在于增加制度变迁的获利机会，降低变迁的交易成本；并培养一批对获利机会自发响应的微观经济主体。

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过程中，发挥金融的作用，不是单凭金融机构数量的扩张以及政府强制性的金融制度供给，因为仅凭一个强制性的制度框架是无法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而是应大力培育对获利机会自发响应的微观经济主体——企业和个人。⑤通过这些经济主体的行为诱致性的对现有金融制度进行变迁，创新形成像东部那样的非国有金融制度安排的资本形成模式与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消除造成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动力源，逐步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注释：

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3）》55页和62页的数据计算得出。

②诺斯认为仅考虑技术因素、不考虑制度因素的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存在狭隘性，而产权制度的变迁对经济增长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参见：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0。此后制度作为一个内生变量被引入经济增长模型，文章在下面的行文中也看中制度在解决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