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旅游规划的概念大全11篇

生态旅游规划的概念篇（1）

中图分类号：F590.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0-0176-02

引言

旅游品牌大规模的研究国外主要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之前较早的是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研究。Slattery（1991）指出品牌化在旅游接待业中已经成为一股强大势力。2005年12月在澳门召开的区域旅游发展的旅游地品牌和营销国际会议对促进旅游地品牌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首次明确推出旅游品牌是江苏省旅游局；学术方面，21世纪初中国学者才对旅游地品牌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并理论发展落后于实践方面运作。目前，中国大多数学者没有从总体上宏观把握旅游品牌或对旅游品牌的内涵分析不够。

鉴于上述问题，本文通过分析旅游品牌规划的概念与特征，提出生态旅游品牌的内涵，创建策略与管理模式，对提高生态旅游品位，增强旅游市场竞争力有积极的意义。

一、中国旅游规划存在的问题

1.旅游规划理论研究落后于产品建设。规划理论体系尚不成熟，旅游是一个涉及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和建筑等方方面面的复杂系统，再加上当前旅游规划大多被风景园林规划或城市规划代替，因而旅游规划还没有建立起全面的理论体系。

2.旅游规划不当环境破坏严重。由于规划开发不当造成生态系统破坏。景区的过度开发，极大地污染了环境，破坏了风景资源。许多生态旅游景区的美学质量、生态环境以及生物的多样性受到严重影响。

3.旅游规划缺乏系统性和地方性特色。由于受规划编制者本身见识多寡及视野宽窄的影响，部分旅游规划缺乏完整的体系，有些则没有解决规划的核心内容，没有突出地方特色；另外国内规划者盲目崇外，缺乏本土意识，忽略了旅游产品自身的独特之处。

二、旅游品牌规划概念及特征

1.旅游品牌规划的概念。旅游品牌规划，即旅游品牌规划主体按照旅游品牌的构成要素，从经营战略的高度，在旅游资源评价、客源市场调研和区位条件分析的基础上，为企业或旅游目的地构建一部品牌建设与管理的宪法，对旅游品牌定位、塑造、维护、实施追踪及反馈调节等环节所做的预先构想或决策。

2.旅游品牌规划的特征。（1）旅游品牌规划是旅游规划的延伸。随着旅游规划理论的不断深化，市场营销理论不断融合到其中，旅游品牌在竞争中愈凸显出其价值。旅游品牌规划更加注重产品的设计和旅游地的形象定位，提炼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使得旅游品牌规划更加科学，更具可操作性。（2）具有战略和设计相结合的特征。品牌本身就是一种战略，旅游品牌规划自然也是站在一定的战略高度。然而，开发出富有本地特色的旅游品牌，成功的引导旅游者进行消费，与他们产生共鸣，那就离不开设计的艺术。（3）整合性特征。从旅游品牌的设计，品牌的定位，到品牌的识别，品牌的传播，最后到品牌的延伸，是一个相互交融的工程。它不是一个按先后顺序叠加的过程，而是一个有次序，有结构层次的整合过程。

三、生态旅游中的品牌的内涵

生态旅游的品牌是以其生态旅游资源的品质、服务质量和企业信誉为核心内容，以一个名称、术语、标记、符号、图案或是这些因素的组合为表现形式，它具有形象化、个性化的特点，并且浓缩了文化的重要信息，易于被旅游者感知或识别并产生联想，它能给旅游者带来安全性感觉和附加价值，同时能满足旅游者某种情感或精神需要、或者某种利益。

四、生态旅游产品品牌创建策略

1.注重生态旅游产品质量的维护。一是提供真正的生态旅游产品。由于国内外对生态旅游的理解还未统一，加之国内市场也相对不成熟，真正符合内涵的产品较少，市场比较混乱。要创建生态旅游产品品牌，就必须提供真正的生态旅游产品。二是整体产品中各组成部分或单项产品质量要高。要确保能创造景观环境优美、服务规范、设施环保、居民态度友好、人与自然整体和谐的整体的高质量。

2.深挖生态旅游产品中的文化。生态文化作为生态旅游产品的精髓，也是品牌的灵魂与核心，要让生态旅游产品品牌具有厚重的生态文化底蕴，进行文化竞争。文化内涵要通过活动项目的内容或形式来体现，要注重文化表现形式创新，尤其要注重过程的文化性和细节的文化性等。

3.强化生态旅游产品的绿色营销。在生态旅游产品品牌创建中必须大力实施并强化产品的绿色营销。实施和强化绿色营销，应在绿色营销观念指导下，培育绿色企业文化，进行绿色产品设计，制定绿色计划，加强可持续管理，减少旅游产品开发及使用过程中的环境影响。

五、生态旅游品牌管理的模式构建

1.宏观层面： 生态旅游品牌系统动态管理。生态旅游系统管理关键点就是要对景区品牌做系统协调与控制。景区品牌系统管理的目标是实现品牌系统的最优化，因此，必须做好系统协调与控制。而且，系统内部不同品牌在管理过程中要善于从不同的品牌经验中学习、总结出系统管理方法，最终实现品牌系统最优化的目标。

2.控制层面一： 生态旅游景区品牌质量管理。生态旅游景区只有提供符合顾客质量要求的品牌，才能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实现品牌价值最大化目标。发达国家生态旅游景区品牌质量管理主要依靠的是标准化管理，通过实施环境质量认证体系国际标准ISO14000来实现。

3.控制层面二： 生态旅游景区品牌关系管理。生态旅游景区企业为了赢得顾客的长期青睐，提高顾客的满意度和忠诚度，增强品牌的亲和力，在实际的品牌建设与维护中必须加强品牌关系管理，包括品牌的员工关系管理、品牌的顾客关系管理、品牌的社会及社区公关等方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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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规划的概念篇（2）

1993年9月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与保护会议(北京)通过了“东亚保护区行动计划概要”，首次以文件形式提出“生态旅游”的定义；1994年成立了中国生态旅游协会（CETA）并于1995年1月在云南西双版纳发表了《发展我国生态旅游的倡议》，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生态旅游研究开发的关注；1996年6月召开武汉国际生态旅游学术研讨会，同年10月推出的《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1997年12月，与生态旅游密切相关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1998年10月在桂林市召开“亚太议员环发大会”第六届年会主题为“旅游与环境保护”；国家旅游局将1999年定为“生态环境旅游年”，首次承办了主题为“人与自然”的“中国昆明‘99世界园艺博览会”将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推向高潮，1999年前后是我国学术界发表有份量的生态旅游研究成果的高峰期。2001年国土资源部建立11个首批国家地质公园，2005年首批国家矿山公园挂牌,意味着我国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向理性发展。我国生态旅游业迅猛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同时由于不规范的过度开发和落后的管理体制所造成生态旅游区资源环境的破坏也是触目惊心的；旅游废物的处理并不比处理传统工业三废容易，旅游环境承载力的超负荷运行必将导致景观的消亡和旅游景区的毁灭的警告不是危言耸听的。

综上所述，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历史短，发展快，存在问题多。

一、我国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内涵界定方面存在误区：

1.生态旅游内涵界定生搬硬套国外学者研究成果多，创新少。许多研究者频频引用某某外国专家对生态旅游的定义以示正统或经典，缺乏创新,实际上外国学者对生态旅游的界定到“目前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2.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概念界定争议很多，沟通少。有代表性的有卢云亭（1996）从旅游开发和经营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金鉴明（2002），杨富泉（1995），郭锦超（1997）持类似的观点；张广瑞（1998）从旅游需求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旅游形式”，是一种“有目的的旅游活动”，李绪萌（1995），张延毅（1997），刘健生（1997），王兴国（1998），王尔康（1998），陈立军（1998），刘家明（1999）的观点与这相近似。李东和等（1999）认为从供给者（开发者，经营者）的角度看，生态旅游是一种将生态学思想贯穿于整个旅游系统并指导其有序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从需求者（旅游者）来看，生态旅游是一种旅游活动形式或旅游产品。笔者认为虽然存在上述争议，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对生态旅游概念内核的理解是一致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生态旅游是可持续旅游方式之一。

3.存在严重的生态旅游概念泛化倾向。生态旅游概念泛化是将生态旅游内涵外延的拓展而使其概念主体泛延，其具体所指模糊化的现象。例如有人认为生态旅游既是生态工程又是旅游活动，将与生态环境有关的旅游均称为生态旅游，认为中国生态旅游占全部旅游的70%。（冯天驷等,2000），然而，世界旅游组织（WTO,1997）在“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中指出生态旅游在全球旅游市场中仅占3%~7%，中国生态旅游真得那么旺吗？生态旅游概念泛化的结果是引起认知混乱，最终导致消费者对生态旅游失去兴趣引发生态旅游市场的崩溃。

(二)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足

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历史短，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够，目前尚未到形成一个大家普遍认可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上以描述性分析为特征的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只在旅游容量（环境承载力）等个别领域开展研究工作，如崔凤军[7]等（1999）在泰山名胜风景区案例研究基础上提出一套由生态承载量、资源空间承载量、心理承载量、经济承载量四部份组成的适用于山岳风景区不同功能类型区的量测模型。

我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比较零散，公认的基础是有关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其次是文明社会中人类所共同追求的具有生态哲学意义的“生态美理论”和建立在人与自然协调论和生态人文论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显然，我们在以生态旅游市场主体（生态旅游业从业人员和消费者）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如消费行为理论）研究不足；针对生态旅游市场客体（有形的，无形的生态旅游资源）的基础研究，如资源规划与管理、旅游地学等方面不够全面，尤其是自然、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方面几乎空白；生态旅游企业营销环境研究，尤其是社会人文生态旅游环境的研究更少。

二、对策

（一）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积极参与生态旅游的开发,在实践中实现创新

“生态旅游”是一个正处于发展的概念，它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有待于人们深入研究，但是理论源于实践，目前，我们的研究者应该采取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到实践中去领会生态旅游的真谛的态度，从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及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总结归纳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旅游内涵。

（二）中国传统文化应融入生态旅游理论中促进理论本土化

生态旅游理论源于欧美发达国家，尽管其概念界还无法统一，但是其概念内核是很清楚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这与我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天人合一源于“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指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通，相类和统一。历代诸子百家都力图以求天（大自然）人之协调，和谐与统一。西汉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和“无为为之之谓天”（《庄子·天道》）等诸子观点，建立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思想体系，首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类与大自然要和谐共处，只能有限地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绝不能盲目地破坏自然规律，使自然生态失衡，一旦失衡必将自食其果。丽江古城之所以能保存完好与东巴文化强调人与自然协调的传统不无关系。

生态旅游规划的概念篇（3）

1 规划概况

2010年11月，高淳以桠溪镇“生态之旅”被世界慢城组织正式授予国内首个“国际慢城”的称号。“慢城”这一称号为生态之旅总体规划拓展了发展新思路，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国际慢城―桠溪生态之旅旅游总体规划正是在上述战略指导下进行的区域规划。

高淳县国际慢城―桠溪生态之旅位于高淳县东部，桠溪镇西北部，是一处以丘陵地形为特色的狭长型风光带，观光道路全长48公里，规划面积约为25.2平方公里。目前人口约2万人。

2 规划目标

规划主要解决国际慢城―桠溪生态之旅旅游区发展方向定位、旅游项目布局、旅游产品设计、旅游形象确立、旅游市场开拓、经营管理模式等一系列问题。旅游资源评价、旅游功能定位、核心项目策划、特色景观营造、全新形象塑造等为规划的重点。

通过旅游规划和旅游目的地管理手段的有机结合，统筹生态之旅旅游发展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效益，将其建设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山地生态休闲旅游度假区，创建“国际慢城”特色旅游示范点。

3 旅游发展指导思想

国际慢城―桠溪生态之旅旅游发展规划以高淳县桠溪镇生态之旅的区位、生态、文化、农业资源优势为基础，以打造“国际慢城”新概念旅游形象为核心，以凸显鲜明的丘陵地形地貌特色为亮点，以彰显生态自然、和谐宜人的世外田园景观为宗旨，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坚持观念创新、体制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构筑良好的产业平台和服务平台，追求最佳经济、社会、生态综合效益和可持续发展。将国际慢城―桠溪生态之旅建设成风光独特、功能健全、效益显著、设施齐全、环境良好、技术领先、管理科学的“国际慢城”旅游区和生态田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同时，辐射、推动桠溪产业结构和旅游发展的整体优化调整。进而，实现从旅游部门抓规划、旅游系统办旅游到全社会共同促进旅游产业发展的转变，实现从计划经济的事业型旅游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业型旅游的转变，实现从粗放性旅游到集约型“慢”旅游的转变，提高旅游业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水平。

4 规划原则

4.1 生态导向

国际慢城―桠溪生态之旅旅游业的发展应该遵循旅游经济的内在发展规律，培育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绿色旅游体系。按照国家旅游局和环境保护部编制的《全国生态旅游发展纲要（2008－2015）》要求，本规划在产品和项目设计方面强调生态理念，重视保护良好的湖、山、林生态环境，在景区经营管理方面，力图通过水循环技术、绿色能源技术等手段确保国际慢城―桠溪生态之旅优质的生态环境得到彰显和提升。

4.2 “国际慢城“导向

“国际慢城”是一种放慢生活节奏的城市形态，是指人口在5万以下的城镇、村庄或社区，反污染，反噪音，支持都市绿化，支持绿色能源，支持传统手工方法作业，没有快餐区和大型超市。根据“慢城”运动联盟的规定，成为其中成员必须在城市人口、环境政策、城市发展规划、基础设施、食品生产甚至青少年教育等方面满足54项的具体规定。

在慢城导向的基础上，规划提供一种全新的旅游方式――慢城旅游，简称“慢游”，包括以下规划要素：

4.2.1 采用步行、自行车、电瓶车等多种绿色交通方式，构建“慢游”道路系统。

4.2.2 策划多样化“慢”节奏旅游产品，开发多层次“慢”节奏休闲项目。

4.2.3 保护自然原生态环境，合理开发与自然环境相和谐的人工景观。

4.2.4 保护具有地区象征性意义的产品，包括地方特产物质资源和民俗文化。

4.2.5 严格制定生态环保处理系统，防止声污染、光污染、视觉污染、水污染、空气污染等多种环境污染。规划区域内杜绝工业生产。

与以往的快节奏观光旅游不同，“慢游”强调缓慢的游览节奏、深度的体验和灵活个性的消费选择，同时倡导一种全新的生活模式。此外，在产品设计和设施配套等方面满足慢游游客的需求，吸引游客采用环境友好型的方式旅游，让游客在旅游过程中探寻旅游的本真，努力打造绿色环保、低碳生态、休闲养生的“国际慢城”旅游区。

4.3 市场导向

本规划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客源市场，采取不同的营销方式，推出不同的旅游产品，以特色开拓市场，尽快提高国际慢城―桠溪生态之旅的市场知名度，将其建设为具有极强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

4.4 休闲导向

休闲旅游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旅游业发展的大趋势。本规划在旅游产品设计、旅游功能建设、旅游形象口号塑造等方面准确把握休闲旅游发展要求，充分利用已有的休闲旅游资源调查、评价和休闲旅游产品设计等研究成果，突出深入自然、体验自然、享受自然的特色，实现国际慢城―桠溪生态之旅旅游由传统观光旅游向休闲度假旅游的转变。

4.5 特色导向

鲜明的特色是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所在。本规划坚持高立意、高起点、高标准，力求寻找、彰显国际慢城―桠溪生态之旅旅游资源、旅游产品和旅游形象的独特性，将国际慢城―桠溪生态之旅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旅游目的地。

5 规划定位

5.1 功能定位

规划形成以自然山水风光、历史古迹和乡村景观为基调；以特色民俗文化展示和体验、生态农业发展和观光为核心；以休闲度假、艺术创作、运动养生、会议接待为辅助的特色旅游旅游区，重点展现“国际慢城”的特色旅游，提供“慢游”新概念旅游模式。

根据生态之旅资源现状及开发潜力，将旅游区功能定位为：

5.1.1 观光与发现：特色地形，田园风光，特色文化观光（纪念、宗教、村镇）

5.1.2 体验与劳作：高效生态农业观光园，采摘体验，风俗体验

5.1.3 交流与拓展：自然教室，员工训练，产业互动，会议接待

5.1.4 休闲与游憩：“慢生活”之旅，运动之旅，风情度假，节事庆典

5.1.5 美食与养生：赏花品茗，瓜果飘香，绿色食品，健康之旅

5.2 产品定位

以地方民俗文化旅游产品为拉动，休闲度假旅游产品为平台，主题旅游（“国际慢城”旅游、生态观光游、乡村农业体验游、民俗文化风情游、养生休闲度假游、商务社交游、户外拓展运动游等）为支撑的多元化复合型产品体系。

5.2.1 独树一帜的“慢城”旅游：如“国际慢城”金花节广场、国际慢城主题广场、自行车慢骑赛、亲子科普教育活动等等。

5.2.1 特色鲜明的自然风光：如国际慢城、大官溪谷、七彩桥李、荆山竹海等等。

5.2.2 科学优质的生态农业：以农林产业园为重点，发展农业文化交流，农产品交流展示、农家乐体验、农耕田园观光等。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合理配置资源，合理发展加工产业，科学处理农业、景观、旅游以及经济发展的关系。花果飘香，山转水美。

5.2.3 浓郁丰富的民俗文化：如“春油菜、夏荷花、冬民俗”旅游节庆活动等。

5.2.4 利用山水美景和特色农产品等优势，发展休闲度假、养生美食和野外拓展等项目。

5.3 市场定位

国内市场定位目标为以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为主的核心市场；以上海、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河南等为主的基础市场；以珠三角、环渤海为主的机会市场。

国际市场定位目标为以港澳台、日韩为主的核心市场；以东南亚、欧美为主的基础市场以及其他地区的机会市场。

5.4 形象定位

“国际慢城，美丽乡村。”

6 规划总体构思

6.1 规划概念主题

“慢城为核，美丽为心；

旅带为轴，生态为核；

丘陵为型，植被为画；

民俗为神，文化为魂。”

规划概念主题以打造“国际慢城”旅游模式为主核，以彰显特色美丽乡村为中心，以生态之旅的地形地貌和植被特色为基础，以一条串联整个旅游区的带状中心景观道为轴线，以展现生态乡村田园风光为核心目标，重点突出蜿蜒辗转、连绵起伏的丘陵景观特色，描绘一幅幅五彩斑斓、自然秀丽、明快流畅的风光画卷。同时，以地方民俗风情渲染旅游区的景致神韵，塑造赋有内涵和灵魂的历史人文景观。

6.2 规划构思理念

6.2.1 整合资源，突出主题形象

在空间上最大程度地整合同类相关旅游资源，形成主题形象鲜明的旅游区，为游客提供全新的“慢城”旅游新体验。

主题形象是旅游区的灵魂，是增强资源吸引力和游客关注度的催化剂。在空间分区布局规划中必须通过各种产品与服务来突出旅游区主题形象的独特之处，通过自然景观、建筑风貌、体验参与项目等来塑造和强化旅游区的形象，给游客形成一目了然的视觉形象。

6.2.2 合理布局，集中功能单元

对不同类型的设施如观光、休闲、康体、住宿、餐饮等功能单元采取相对集中布局，力求使各类旅游服务综合体在空间上形成规模集聚效应。一方面，集中布局带来的景观类型多样性可以吸引游客滞留更长时间以增加旅游区的经济收入；另一方面，它还有利于环境保护，对污染物进行集中处理和连续控制，使敏感区域得到有效的保护。

6.2.3 有机联动，构筑服务体系

本规划倡导“结构优化”，强调“整体联动”，构筑功能完整、特点突出、优势互补的旅游服务体系，开创旅游区旅游发展的新空间格局。

6.2.4 生态保护，预留发展空间

旅游区以山地生态环境作为旅游开发的环境本底和资源依托，重视生态保护是旅游区旅游开发的前提。一方面，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旅游区旅游活动及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生态屏障；另一方面，生态涵养和生态保护也为旅游区预留了发展空间，宝贵的生态空间资源必将使旅游区在不远的将来显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6.2.5 丰富项目，强化参与性

增强采摘类、游乐类、文化类的参与体验性旅游项目，提升旅游区的吸引力，实现“百米能停。千米能游、万米能留”的完善功能体系。

6.3 旅游规划总体格局

规划格局反映着区域内各组成要素的分区、结构、地域等形态规律和特点，也影响着旅游区的有序发展及环境关系。依据旅游资源特征、旅游开发方向和生态之旅空间整体形态以及与周边环境的相互关系，在“保护为前提、开发为要点、服务为关键”核心理念的统领下，旅游区构筑“一轴、四区、四景”的旅游开发格局，其内容包含一条中心发展轴，四大功能分区，以及四个核心景区。

6.3.1 “一轴”――生态之旅中心发展轴

整体旅游区依地形地貌，沿一条7米宽的一级车行游线，呈带状空间蜿蜒伸展，这条一级游线将各分区及其内部的核心景区进行串联和沟通，是国际慢城―桠溪生态之旅得以展示的主心骨和战略轴线，演绎了整个国际慢城―桠溪生态之旅的生态景观特色、乡村田园风貌、民俗文化风情。

6.3.2 “四区”

“国际慢城”主题公园展示区、“美丽乡村” 生态观光度假区、“七彩桥李”农业娱乐体验区、“荆山竹海”文化休闲养生区。

四大功能分区的景观特色、旅游产品、产业功能各有侧重，作为旅游区差异定位、特色显著、功能互补的四个有机体，共同构筑丘陵为型、文化为魂、一轴延展、全面联动的国际慢城―桠溪生态之旅生态旅游区。

6.3.3 “四景”――

本规划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本底，集中优势资源和炫美景观，在四大功能分区中划分了若干特色景区。其中提炼出四个核心景区，在所有景区中处于最高等级，是生态之旅立足市场的亮点，是功能核心和开发重心。

生态旅游规划的概念篇（4）

中图分类号：F59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4）10030903

1引言

大邑县是四川省林业大县、四川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试点县和部级生态建设示范县，在全域成都规划中位于“龙门山龙泉山两带生态及旅游发展区”。县委在其第十二届四中全会上，立足区位优势和生态资源禀赋，提出了“生态立县、旅游兴县”发展战略，以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现代山水田园城镇示范区”为发展目标，为大邑县生态经济描绘了发展蓝图。

2生态旅游的概念和发展概况

2.1生态旅游的概念

“生态旅游”一词于20世纪80年代初由国际自然保护联盟首次提出，之后，世界上很多组织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界定[1]。我国于1995年为生态旅游做了以下定义：在生态学观点和理论指导下，享受、认识保护自然及文化遗产，拓展旅游区人们就业空间，兼有生态科普功能的一种专项旅游活动。生态旅游有4个基本特点。

（1）普及性。生态旅游是在传统旅游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一种旅游产品，只要以欣赏自然景观、了解生态旅游地的文化和自然历史知识为旅游目的，并能够自觉地保护和珍视生态旅游资源及生态环境，都属生态旅游范畴。

（2）专业性。生态旅游具有比较高的科学文化内涵，其旅游取向多集中于不同生态学性的自然景观资源上，这就要求旅游的项目、路线、设施、服务的设计和管理均要体现出很强的专业性。

（3）保护性。在进行生态旅游规划建设时，充分尊重自然，将生态旅游资源的保护培育措施纳入规划中。正确评估生态资源经济效益，将资源的生态景观效益按评估价值计入成本核算，维系环境资源的永续利用。

（4）原始性。生态旅游是以自然生态或自然生态和原生性地域特色文化为主要吸引物，基于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旅游活动，具有相当强的原生态特征。

2.2生态旅游发展概况

2.2.1世界生态旅游发展概况

目前，世界许多国家都将生态旅游作为强势产业优先发展，主要基于生态旅游除具有传统旅游产业综合性强、产业带动力大、资金回笼快等特点外，还具有投资小、风险低、可持续和窗口功能强等特点[2]。生态旅游的主要形式有：文化型生态旅游如西安古城游、科普型生态旅游如美国开发的地震游、生活型生态游如日本的务农旅游、自然保护型生态旅游如各国开展的森林公园游。而自然保护型生态旅游中的森林旅游是生态旅游的主要形式，主要原因是森林体量大、环境质量高，具有同都市生活截然不同的感受。

对现已开发的生态景观进行科学管理，促进生态资源开发与利用的良性循环，确保生态旅游景点地区环境和居民的切身利益。定期进行生态资源环境监测，通过科学监测和研究确定生态环境和旅游资源的承受力。既要加强生态旅游的管理人员的技术培训，提高现场管理人员的素质，还要动员和鼓励当地居民积极参与资源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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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规划的概念篇（5）

一、生态旅游的概念框架

在旅游业的各种概念中，生态旅游无疑是最多被提及和应用的一个，但在这众多的概念中，也存在着大量的误用和滥用。生态旅游已慢慢偏离其原本的目标，而只是成为一种招徕游客的“诱饵”。众所周知，旅游业的产生、发展是社会化大工业的产物。工业化的结果刺激了旅游业的需要，但同时也给旅游业带来了较多的负面影响。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旅游企业唯利是图、急功近利式的对旅游资源的过度开采和破坏，都无疑给旅游业的未来发展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久居城镇的人们更加渴望那种回归自然、天地人和的旅游状态和环境。“生态旅游”、“绿色旅游”、“替代旅游”应运而生。

首先提出生态旅游概念的是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谢贝洛斯?拉斯喀特。他在1983年赋予了生态旅游一个清晰而权威性的定义：具有保护自然环境和维护当地人民生活双重责任的旅游活动。生态旅游的内涵更强调的是对自然景观的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旅游。[1]

此外，还有一些国外学者也提出了自己对生态旅游的认识，生态旅游是环境敏感的旅游和设施，它所提供的宣传及环境教育使旅游者能够参观、理解、珍视和享受自然和文化，同时不对生态系统和当地社会产生无法接受的影响和损害。生态旅游是考虑环境承载能力将游客数量控制在适当范围内的旅游。生态旅游是以自然为基础的、可持续的、生态环境保护的和环境教育的旅游（Buckley 1994年）。

随着我国近年来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人们也越来越多地认识到生态环境对对旅游业的重要性，一些旅游学家也开始逐步探索我国的生态旅游的发展方向和思路。

王兴斌认为生态旅游是以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为主要旅游吸引物，以观赏和感受生态环境、普及生态影响和知识、维护生态平衡为目的的一种新型旅游产品。

吴兆录则认为生态旅游是旅游者走进优良生态环境的一种活动。

上述定义对生态旅游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各不相同，反映出理论界对生态旅游的认识尚存在较多的分歧，生态旅游的概念还需要进一步统一和规范。

二、我省生态旅游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黑龙江省是全国生态示范省之一，部级的自然保护区有9个，省级自然保护区有16个，以及37个部级森林公园。全省生态旅游资源丰富独特，以冰雪、森林、湿地等风光著称[2]。但是在长期的开发过程中，由于没有遵循良好的生态发展规律，大量的生态资源没有得到合理的保护，一些生态资源已经遭受到严重的破坏，甚至濒临绝迹。我省在生态旅游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生态环境破坏较为严重。我省部分生态旅游景区由于追求短期效益，不顾及生态环境的发展规律。为了片面追求经济经济效益，对景区的生态资源过度开采，造成当地生态环境的恶化。加之许多游客缺乏足够的生态保护意识和观念，旅游景区对环保设施的投入又不足。垃圾遍地、植被破坏、野生动物濒临绝迹，使原本就有限、脆弱的生态环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据最新统计，我省现有44%的自然保护区存在垃圾公害，12%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水质污染，13%存在噪音污染，7%有空气污染现象。

2、缺乏专业的生态旅游开发和管理人才。我省生态旅游开发时间尚短，又缺少生态旅游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推广，旅游从业人员素质也是参差不齐。缺少大量的即懂生态学又懂旅游学的复合型人才。目前，生态旅游的开发依托的资源分属不同部门，这些部门即是开发部门又是管理部门，这样无论从专业背景还是经营管理上均不能满足生态旅游对人才多样性的需求。

3、生态旅游的区域旅游品牌竞争力不高。区域旅游品牌是指将某一个区域当做一个旅游产品，它能给旅游者带来某种独特的精神享受。区域旅游品牌建立在该区域旅游资源相对优势的基础上，是由该区域的多项产品组合而成的精粹。而我省尚还没有在全国乃至全球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区域旅游品牌。

4、相应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近些年来，我省针对生态旅游和生态环境保护已经制订和实施了一些法律法规。但出于一些客观原因，对一些违法行为没有进行及时和严厉的惩处，许多破坏生态环境的现象还时有发生。在破坏生态环境的同时，也在破坏着法制环境。

三、建议

1、制定科学、可操作的生态旅游规划

以生态学、生态经济学原理及可持续发展理论为依据，制定科学的生态旅游规划，并在其中充分贯彻资源与环境保护的重要措施。首先要确定自然环境的保护范围，尽可能地减少生态旅游活动给自然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做到“天人合一”。其次，生态旅游景区应合理进行功能分区，区划为原生态核心区、缓冲区和旅游接触区、生活服务区。以景区特定的生态环境资源特色为基础，合理布局景区必要的基础设施，尽量做到规划设计的生态化，减轻对景区生态环境的压力。

2、加强对环境保护的宣传和教育

在旅游区，对旅游者的教育是生态旅游与一般自然旅游的不同特质之一，也是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通过相应的宣传让游客在旅游过程中获取生态知识。在享受自然风光的同时，把保护环境变为自觉的行为，尽量减少和避免对自然环境和地方文化造成负面影响。

3、生态旅游的法律法规亟待完善

生态旅游规划的概念篇（6）

Western Community Tourism: Concept, Misreading and Retrospects

ZHANG Xiaoming

(School for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summarized four types of misconception of the western community tourism in China: 1) Fuzzy scale of community which leads to metamorphosed participatory scopes; 2) Is community tourism a product or a concept? 3) Whether participation is only limited to economic profits? 4) Who should benefit more, community members or the local government?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Chinese researchers need to avoid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the above mentioned misinterpretations and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limitations of western community tourism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ation,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and evaluation indexes if they attempt to make greater contribution to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community tourism.

Key words：community tourism; western; China; misreading

一、西方社区旅游概念及其核心

社区旅游，又称社区参与式旅游发展（community participatory tourism development, CPTD），其开创性工作主要由Murphy完成。Murphy系统地总结了欧美国家在地方社区条件下的旅游发展模式和管理方法[1]。这些成果已经逐渐影响到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旅游发展实践。1980年，作为对加拿大旅游发展和在全球蔓延的旅游体验概念的思考结果，Murphy将社区旅游定义为：“一种将社区作为资源加以利用的产业，它将社区作为产品销售，并从这一过程中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2]。这一表述清晰地将“社区”和“旅游”这两个词联系起来，因此甫一问世就得到了广泛的引用。最近主要在美国活动的生态旅游协会对社区旅游作了如下定义：“本地社区介入并从中获利的旅游”[3]。这一定义将本地人的介入和旅游对他们的影响放到核心位置，而没有仅仅把他们当作对旅游业经济成分的一种补充，或者更糟糕地，在事后才来考虑他们。总之，旅游业不应忘记旅游目的地的社区本质[4]。在经济增长带来收益的同时，要采用一种考虑到多数人需求和利益的、基于社区的旅游发展思路。

实际上，作为一种操作工具和一种实践过程[5]，社区旅游已经逐渐在中国的旅游规划和区域旅游发展中体现出它的价值。然而，在借用这一完全来自西方的概念时，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和旅游规划者并非都认真探讨过它的真实内涵及其外延。由于存在某些概念上的误解和误用，难免会影响一些国内研究成果与西方之间进行学术交流的有效性，这些交流需要对话双方在基本概念体系上有共同语言。因此，有必要对社区旅游概念在进入中国之后的各种误读进行梳理，以明晰中西方社区旅游研究的异同，避免让“社区旅游”成为“生态旅游”那样在国内旅游学界、业界和官方、民间都纠缠不清的一个外来概念，为有效的学术交流创造条件。

社区旅游这一概念的核心之一是“社区”。社区由生活在一定区域、相互间紧密联系、分享基础设施的人群组成，它具有一定范围的空间、一定数量的人口、一定类型的组织。联系社区人群的关键在于“共享”（communion），意为分享共有的任务：人们竭尽全力完成自己应有的工作，并最终得到应有的回报[6]。这是从功能角度为社区的存在提供了解释。社区旅游概念中的另一核心是“社区参与”（community participation）。社区参与是指个人面对履行公民权利的机遇和职责时的一种自愿行动。它通过调动自有资源、确定自身需要、做出自我决策的形式，鼓励了预期的受益人参与到有关自己利益的发展中[7]。有鉴于“社区”和“社区参与”在社区旅游概念中的重要性，本文的讨论就从这两个相关的概念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中的误读开始。

二、社区旅游概念在中国的误读

1．社区尺度的模糊导致：到底是谁参与

国内研究者在面对“社区参与”这一概念时，往往没有注意到它的关键在于“社区尺度”或“社区范围”。因此，不少国内学者将社区参与概念与其它概念混淆起来。这些概念包括：

(1)公众参与（public participation）。汉语中的“公众”是相当模糊但又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词，几乎指代国家领土范围内的所有人，包括外国人。

(2)公民参与（citizen participation）。汉语中的“公民”具有法律意味，确指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普通国民。

Tourism Science旅游科学西方社区旅游概念：误读与反思(3)大众参与（mass participation）。“大众”在汉语中是一个中性词，也许使用该词的人希望强调一种理想化的绝对平等，给任何人参与的机会，所以它也被很多学者所接受。2005年春夏之际有一场很值得回味的公众事件。北京圆明园遗址公园的管理机构启动了一项旨在防止园内水域渗漏的铺设湖底防渗膜工程。然而，国内很多著名的非政府环保组织并不认为这一工程能够改善圆明园地区的水生环境，相反，它可能严重改变该地区的生态结构并造成不可挽回的危害。这些环保组织呼吁“公众参与”，以迫使有关机构重新评价防渗膜工程的可行性。但是，在大众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公众参与”行为演变为“大众参与”运动。一个典型场景就是，在由国家环保局组织的严肃的可行性听证会上，一位来自北京某小学的12岁男孩，作为密切关注圆明园生态环境的“大众”的一员，义正词严地从多个方面批评了防渗膜工程的不科学。这里并不是要否定这个男孩的发言权，而是想提醒注意：不同的事务需要不同尺度的参与，而不是说参与的人越多越好。不受约束的行为自然会带来灾难，没有节制的参与也可能破坏效率。

(4)居民参与（resident participation）。只有被法律认定居住在特定区域的人才有资格参与，在中国这通常意味着参与者必须持有该区域的户口。

有国内学者根据参与规模和范围的不同，提出了一个社区参与的“近S形”发展曲线，根据曲线走势将社区参与分为个别参与、组织参与、大众参与、全面参与4个阶段[8]。实际上，后面两个阶段几乎已将整个社会纳入参与范围，背离了“社区”本质，这种划分的有效性值得怀疑。

图1 国内学术界使用过的参与概念及其尺度关系

从概念的来源看，“社区参与”来自于政治学、社会学，然而，国内几乎没有政治学者或社会学者尝试过辨析上述司空见惯的概念，而旅游研究者和规划者也常常不加区分地将上述参与尺度当作“社区参与”这一原始概念的多样化表达，倒是个别法律学者在研究城市建设环境影响的参与式评价时，注意到了不同的参与尺度问题[9]。这种对“社区参与”概念的模糊，实际上反映了“社区”概念的外延在中国研究者这里已经扩大到了限定区域之外且并无特殊联系的人群。这一概念的扩大或泛化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很多外部的（相对于西方“社区”的严格定义而言）兴趣群体，例如外来的规划人员、专家、大众媒体，在当地旅游发展的决策过程中具有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力；反之，内部的兴趣群体，例如地方政府、本地居民、中小企业主，却无法自由选择他们真正需要的政策和措施。

这一概念扩大的结果往往是，掌握话语权并对最终决策者产生舆论影响的外来者，在“参与”的名义下，自恃道德正义，仰仗个别权威的只言片语，越俎代庖地替本地社区决定了一切。倘若这些权威和其他外来者并未深入调查和分析地方实情，那么在他们的影响下，最终决策就很可能存在结构性的隐患。另一方面，当研究者和规划者潜在地扩大了“社区参与”概念时，他们实际上得到了“公众”、“大众”以及媒体的舆论支持，这些声音能够辅助他们在谋求政府支持时取得较为优先的话语权，从而以较为先进的理念和观点影响官员们的决策。由此看来，“社区参与”概念外延的扩大化是一把典型的“双刃剑”。

2．社区旅游：一种产品还是一种发展理念

目前国内“社区旅游”逐渐成为一个时兴的研究对象，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社区旅游”这个词组之中“社区”和“旅游”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词法联系。事实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对“社区旅游”的理解：开发社区的旅游资源，推出一种以社区为主要吸引物的旅游产品；通过社区的参与，将社区的各种资源（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整合为旅游发展的驱动力。Murphy的早期研究指出，如果管理工具适合社区需要的话，社区作为一种产品体系就能够自动获得可持续的发展[1]。他当时所认为的“社区旅游”，既是一种产品体系，又是一系列旅游发展所依赖的资源集合。然而，他最新的研究成果，强调了旅游发展中的“社区”对于管理的重要性[10]，他提出的“社区研究”框架很显然已经将社区看作是一种由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建立起来的合作体系，其目的在于辅助旅游发展和社会优化。

很遗憾，不少国内研究者和规划者还未考虑过此类区分。一般地，规划者更多考虑的是社区在旅游发展背景下的经济机遇和市场价值，即仅仅利用社区的旅游资源来整合开发出旅游产品并从中获益。事实上，利用社区旅游资源的过程，也需要社区参与，但并非每个旅游地都意识到或有能力这样做，而开发方通常也不会自愿给自己的项目“找麻烦”，他们期望的是尽快启动、推进、完成各项建设工作，然后开业并赢利。如果缺乏监督，开发方倾向于忽略社区参与、利益相关者分享收益等事宜，长此以往，旅游发展将不再得到社区的支持，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相反地，国内另有一些学者认为，社区旅游根本上是一种新型的旅游发展理念或开发模式，而不单单是一种旅游产品[11-13]。如保继刚和文彤认为，社区旅游的基本特征就是“旅游与社区的结合”[13]，因为无论是在空间位置、地域范围还是旅游资源、活动内容，社区与旅游区都存在着较高程度的一致。如果以调动社区的各种资源来发展旅游，必然牵涉到整个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本质上更为迫切地要求社区成员的参与，因为社区不仅提供着自然景致或人文风情，也具备和谐发展所必需的社会环境。只有将社区成员、旅游吸引物和合适的制度等要素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旅游发展的长久动力。保继刚和孙九霞以阳朔遇龙河风景旅游区为例，提出并分析了遇龙河旅游区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的主要策略[14]，如：给居民提供参与旅游规划、旅游发展决策的机会，对居民进行教育和培训等。其结论指出，社区居民是当地旅游发展的核心力量，社区居民的参与不仅仅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社区自身发展的需要。也许正是出于类似考虑，唐顺铁甚至将社区旅游的理念提升到超越“生态旅游”的一个层次上[11]。

可以用国内对“生态旅游”概念的滥用来预见对“社区旅游”概念的滥用及其会造成的不良影响。1996年，中国国家旅游局提出年度口号为“生态旅游年”。也就从这一年开始，“生态旅游”即如一种标签被频繁用于那些以自然景观为主的旅游地。更糟糕的是，在很多国内学者和规划者的论文和报告中，“生态旅游”也被严重泛化，等同于“以自然为基础的旅游（naturebased tourism）”。生态旅游和以自然为基础的旅游（或称自然旅游）在西方学术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将二者之间划等号，歪曲了生态旅游的内涵。很多与自然资源不相干的旅游地，也纷纷打出诸如“宗教生态旅游”、“文化生态旅游”、“古村落生态旅游”等似是而非的“新型旅游产品”。旅游研究者和开发者对“生态旅游”的滥用，经由各种媒介的宣传，已经导致普通大众对这一概念根深蒂固的误解。很多冒牌的所谓生态旅游实际上在损害“生态旅游”的名声，因为它们根本不能提供真正让人心旷神怡的生态环境，也不能让旅游者学会一种健康、环保的旅游方式。对此，国内的某些研究者和规划者应当承担责任。

综上所述，从更为符合实践需要的角度，社区旅游应被看作一种促进社区获得可持续旅游发展条件的管理工具体系，简言之，一种旅游发展的模式，而非一类旅游产品。

3．社区参与的目的：一体化发展还是只为经济利益

Bourke和Luloff认为，缺乏社区资金投入的旅游发展是最失败的，尤其是那些忽略社区发展的项目[15]。考虑到看似孤立的发展过程可能造成的多方面影响，他们建议旅游项目由本地人发起，得到本地社区居民的参与。他们的批评和建议体现了西方学者对社区参与和旅游发展项目的典型看法。在经济利益之外，西方学者还关注环境保护、社会进步、文化传承等事宜。然而，在当代中国，经济利益还将在很长时期内作为很多社区和个人在推动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第一考虑。实现社区参与目标的多元化，启动一体化的旅游发展模式，还有待时日。例如，在我国的一些乡村旅游地，本地旅游经营者总是不遗余力地设法增加收入，提高家庭经济地位，他们很少去关心什么乡村传统或“乡村氛围”。他们也许比同一社区中的其它很多家庭都富有，但是跟许多城市和已经工业化的农村地区的居民比起来，这些人依然属于低收入群体。在较低的收入中除了维持生计外，还要向政府缴税、上交集体公积金、购买生产资料、医治疾患、供子女上学等等，又怎能苛求他们在为提高收入日夜操劳的同时，还要努力顺从某些官员和学者的意愿，分出心神去考虑所谓旅游可持续发展？

4．谁受益：社区成员还是地方政府

Addison对加拿大Baffin地区的一个小型社区的生态旅游开发进行了研究，发现那些通常在大型社区有效的参与模式并不能帮助这个小型社区去掌握旅游发展的主动权，其原因在于：政府是旅游发展的启动者，它总是要追求自身利益[16]。不过应该看到，在Addison提供的案例中，政府还没有完全垄断所有的日常经营活动，例如市场促销、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监督等等，它只是对最后如何分配旅游经营的收入有实质性的决定权。然而在我国的一些地方，政府已经习惯于直接插手经营管理的具体事务，决定着提供何种旅游产品、使用哪一笔钱来搞促销、按什么方案来分配旅游收入。一方面，通过直接控制社区旅游，政府领导利用手中的行政资源和强制力缩短了旅游项目的建设周期，有时的确加速了旅游发展，从而可以作为个人的政绩。这反过来加强了他们的社区影响力，也能够得到上一级政府更多的信任甚至放权。另一方面，政府领导可以通过控制社区旅游发展而获得经济利益，有时这种更为直接的诱惑使得他们不惮踏入法令的。

三、结论与讨论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一般是在西方的基础上做出反应性的分析，囿于西方的理论分析框架和思路，缺乏真正从中国社会文化特点出发的理论和实践探索[17]。

然而，就更长远的发展来看，现在就对中西社区旅游的优劣加以评判尚为时过早。中国的社区参与式旅游发展的确借鉴了不少西方理念，正处在逐步调整适应的过程中。然而，它是否会保持西方社区旅游的形式和内容，还是更多地体现中国特色?它能否切实体现社区参与在旅游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实践工作经验和理论分析来做出回答。西方的社区旅游概念也许并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的情况。更客观地看，西方的社区旅游理论及其实践并非完美无缺，至少有三方面局限性值得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

1．实施过程的局限性

社区旅游的理念要在实践中得到体现并发挥它最大的功效，并不容易。Tosun认为导致社区旅游难以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的主要原因有两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财务上的匮乏；对决策者而言从理论上接受社区旅游观念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对社区旅游在实践应用中的困难并无充分准备[18]。当很多规划者在他们的工作中盲目引入了各种群体的时候，并没有全面考察过在规划的其它方面的参与技术过程，也极少有人评价过目前这些林林总总的社区参与模式是否真的有效[19]。这一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特别常见。积极热情的社区参与的支持者们常常督促一些规划人员采用更为广泛的参与框，以满足他们预想中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群体的需要，而不顾这些规划者是否真的已经掌握或者有能力启动一套行之有效的参与途径。在规划领域，已有的公众参与经验也对社区参与的可行性加以怀疑[20]，甚至认为多数情况下的参与过程都被制度化，或者更加保守，有时难免出现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损害[21]。

2．适用范围的局限性

应该意识到，没有任何一种社区旅游模式是普遍适用的。例如，从西方经验看，有些旅游开发形式更利于城市化的发展，而田园风情是保持乡村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因此，需要更加注重旅游对乡村氛围的实际影响的研究[15]。然而实际上，对中国很多发展乡村旅游的社区来说，田园风情是否保留并不那么重要，他们更为关心的是经济利益和生活水平。又如，有西方学者强调[18]，西方的国际投资机构、非政府组织（NGOs）、国际旅游运营商和跨国集团通常总是愿意与政治开明、经济开放的发展中国家合作，其潜台词即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该首先实现政治结构的转型，尽可能多地引入民主要素（直到那些国际组织或跨国公司满意为止），然后才能指望获得国际机构或非政府组织在投资、技术、管理、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支援。坦白地说，对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而言，这些要求难以满足，因为它们总让人联想起像“新殖民主义”一类的敏感字眼。

3．评价指标的局限性

社区旅游成功与否的评价指标，其实在国外学者间并未取得一致。Roehl等的研究涉及了不同社区规模的评价指标问题[22]。社区的人口规模对社区旅游的影响可能是比较复杂的。代表大型社区的机构可能会有更多的选择。大型社区以及为这些社区促销的机构，可以选择他们所从事的“业务”，并将社区本身建成一个有吸引力的目的地。小型社区面临的情况可能比较困难，他们在经济发展方面能够选择的手段较少，资源有限。因此，如果社区规模较小、区位封闭，而开发成本和转变现有生活方式的社会成本都比较高昂，那么使用那些看似前景不错的多样化的旅游基础设施也许不够理性。简言之，对规模不同的社区而言，评价指标应该有所差异。当然，国外学者还是倾向于将社区旅游的评价指标从单纯的经济利益扩展开去。例如，Dogan就研究过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评价社区旅游成败的问题[23]。类似这样的争鸣也出现在国内学者的研究中，例如黎洁和赵西萍就对刘纬华推崇社区旅游的综合性积极影响提出了质疑[24，25]。她们认为，虽然社区参与能够通过社区居民对决策过程的影响而使政府考虑居民利益，并使决策的结果对当地居民有利，但“这一过程和结果也不一定与效率原则相一致，也无法判断是否实现了公平分配目标”。实际上，她们提出的是从何种角度来评判社区旅游的成效的问题：是经济学指标，还是社会学指标，抑或是其它更为有意义的指标？

总之，中西方社区旅游概念及其应用都还存在着有待发展完善的空间。中国学者如果要在社区旅游的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既要排除以上种种误读的负面影响，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西方社区旅游本身在实施过程、适用范围、评价指标等方面存在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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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规划的概念篇（7）

一、游憩的概念 “游憩”这个概念产生的时间比较早，广义上看，其泛指人们在闲暇的时间里从事的各种活动，目的在于调节人的精力和体力，包含极为广泛的范围，外出度假属于游憩，甚至连坐在家里看电视也属于游憩的范畴。狭义上看，游憩活动是异地旅游活动和当地人的游玩活动之和。虽然游憩很难进行准确的定义，但是各项研究结果表明游憩的概念中基本上都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因素：（1）闲暇时间；（2）休闲活动；（3）满足身心放松的需求。由这个基本因子共同构成了游憩的基本要素，我们可以看出游憩与休闲、旅游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相关研究将三者之间的关系用下图来形象的表示。 二、景观生态学理论 1、旅游规划的目的 旅游规划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旅游资源可持续开发和利用，提高旅游地的健康、稳健的发展，应充分地对旅游地进行调研与评价，并以此为基础找寻的有利于旅游地长期发展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等等各领域开发的最优化途径，通过旅游规划达到多个目标的平衡。 2、景观生态学形成的必然性 环顾当下的旅游，存在着较大的发展负效应压力，我们规划者必须从切实有效的环境规划着手思考，在旅游地的景观特色的基础上，和保证景观质量的前提下进行进一步的规划，同时规划应具有长远性，有利于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正因为如此，景观生态学在生态学和地理学结合下应运而生了。 3、景观生态学的特点 从理论上来说，景观生态学包含了生态学的思想、原则和时空上的特色，是进行旅游规划的重要理论基础性原则，借助于景观生态学，景观的空间结构通常可以抽象为：斑块、廊道和基质三个基本的单元。从景观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形成过程来看，其基本原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凭借对生物运动的观察和研究得到的，不过却具有着饱含运动和流动等等景观之间格局布置关系的意义，实践经验表明，其非常适用于各类景观的布设。旅游规划涉及的景观生态基本原理在具体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对景观元素空间属性的设计；（2）景观元素所构成的空间格局的设计。 三、基于景观生态学游憩的旅游规划原则环城游憩带在开发中应根据景观生态学原理，在具体的旅游规划中应遵循如下几个原则： 1、整体优化原则 所谓整体优化就是将景观看作为一个具有整体性的系统，从整体的角度进行思考与管理，尽可能地在规划中整体资源的利用上实现最优化。实践经验表明，旅游规划的过程是将旅游地的生态系统及其多个组成成分、要素进行规划的过程，在具体的规划设计中，整体性主要体现在密切地协调好宏观和微观之间的相互关系，从整体性的高度，注重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和谐性。 2、多样性原则 多样性是进行景观规划设计的重要原则，同时它又是进行景观科学管理的必然结果。从多样性的作用来看，其有助于保证景观的稳定性，能够有效地缓冲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干扰，提高旅游景点、项目的观赏性。著名的生态学家奥德姆曾经指出，作为人类既富裕又安全和愉快的环境，应该是各种生态年龄群落的混合体。而环顾我们的城市，除了水泥和钢筋构成的高楼外，似乎没有什么值得欣赏的地方，单调的城市景观，促使人们内心对“返朴归真”的渴望，和想要贴近自然的追求。所以，对于旅游地游憩景观规划的重点必须确保景观的多样性和旅游空间多样化。 3、个性与特殊保护原则 游憩景观有着与其它的景观不同的个体特征，因此，我们在进行景观规划设计时，应从旅游地的实际情况和景观资源出发，切忌简单地套用和沿袭其他地区或是陈旧的模式，否则游憩景观个性的魅力将散失殆尽。笔者结合实践经验认为游憩景观的规划在旅游地内应重点保护以下几个目标：（1）保持好最为基本的生态过程和生命维持系统；（2）保持好物种和基因多样性；（3）努力维持生态系统和物种的持续利用率。 4、综合效益原则 所谓的综合效益原则，指的是对景观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进行综合的考虑，思考规划对景观的改变将带来的正面的和可能带来的负作用。了解景观组成要素之间的能量和物质流的联系，注重生态平衡，结合自然，协调人地关系，体现自然的生趣美、生态和谐美及艺术与环境融合美，这在旅游地的人文景观规划设计中尤为重要。再把旅游服务设施和景观生产价值的有效利用融 _ 丁山水之中，使旅游地的最观美不被减弱又能产生经济效益。如将观赏、游乐与林业、养殖等生产结合，集约管理，减少废物压力，取得综合效益。

生态旅游规划的概念篇（8）

1993年9月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与保护会议(北京)通过了“东亚保护区行动计划概要”，首次以文件形式提出“生态旅游”的定义；1994年成立了中国生态旅游协会（ceta）并于1995年1月在云南西双版纳发表了《发展我国生态旅游的倡议》，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生态旅游研究开发的关注；1996年6月召开武汉国际生态旅游学术研讨会，同年10月推出的《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1997年12月，与生态旅游密切相关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1998年10月在桂林市召开“亚太议员环发大会”第六届年会主题为“旅游与环境保护”；国家旅游局将1999年定为“生态环境旅游年”，首次承办了主题为“人与自然”的“中国昆明‘99世界园艺博览会”将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推向高潮，1999年前后是我国学术界发表有份量的生态旅游研究成果的高峰期。2001年国土资源部建立11个首批国家地质公园，2005年首批国家矿山公园挂牌,意味着我国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向理性发展。我国生态旅游业迅猛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同时由于不规范的过度开发和落后的管理体制所造成生态旅游区资源环境的破坏也是触目惊心的；旅游废物的处理并不比处理传统工业三废容易，旅游环境承载力的超负荷运行必将导致景观的消亡和旅游景区的毁灭的警告不是危言耸听的。

综上所述，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历史短，发展快，存在问题多。

一、我国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内涵界定方面存在误区：

1.生态旅游内涵界定生搬硬套国外学者研究成果多，创新少。许多研究者频频引用某某外国专家对生态旅游的定义以示正统或经典，缺乏创新,实际上外国学者对生态旅游的界定到“目前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2.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概念界定争议很多，沟通少。有代表性的有卢云亭（1996）从旅游开发和经营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金鉴明（2002），杨富泉（1995），郭锦超（1997）持类似的观点；张广瑞（1998）从旅游需求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旅游形式”，是一种“有目的的旅游活动”，李绪萌（1995），张延毅（1997），刘健生（1997），王兴国（1998），王尔康（1998），陈立军（1998），刘家明（1999）的观点与这相近似。李东和等（1999）认为从供给者（开发者，经营者）的角度看，生态旅游是一种将生态学思想贯穿于整个旅游系统并指导其有序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从需求者（旅游者）来看，生态旅游是一种旅游活动形式或旅游产品。笔者认为虽然存在上述争议，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对生态旅游概念内核的理解是一致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生态旅游是可持续旅游方式之一。

3.存在严重的生态旅游概念泛化倾向。生态旅游概念泛化是将生态旅游内涵外延的拓展而使其概念主体泛延，其具体所指模糊化的现象。例如有人认为生态旅游既是生态工程又是旅游活动，将与生态环境有关的旅游均称为生态旅游，认为中国生态旅游占全部旅游的70%。（冯天驷等,2000），然而，世界旅游组织（wto,1997）在“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中指出生态旅游在全球旅游市场中仅占3%~7%，中国生态旅游真得那么旺吗？生态旅游概念泛化的结果是引起认知混乱，最终导致消费者对生态旅游失去兴趣引发生态旅游市场的崩溃。

(二)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足

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历史短，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够，目前尚未到形成一个大家普遍认可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上以描述性分析为特征的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只在旅游容量（环境承载力）等个别领域开展研究工作，如崔凤军[7]等（1999）在泰山名胜风景区案例研究基础上提出一套由生态承载量、资源空间承载量、心理承载量、经济承载量四部份组成的适用于山岳风景区不同功能类型区的量测模型。

我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比较零散，公认的基础是有关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其次是文明社会中人类所共同追求的具有生态哲学意义的“生态美理论”和建立在人与自然协调论和生态人文论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显然，我们在以生态旅游市场主体（生态旅游业从业人员和消费者）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如消费行为理论）研究不足；针对生态旅游市场客体（有形的，无形的生态旅游资源）的基础研究，如资源规划与管理、旅游地学等方面不够全面，尤其是自然、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方面几乎空白；生态旅游企业营销环境研究，尤其是社会人文生态旅游环境的研究更少。

二、对策

（一）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积极参与生态旅游的开发,在实践中实现创新

“生态旅游”是一个正处于发展的概念，它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有待于人们深入研究，但是理论源于实践，目前，我们的研究者应该采取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到实践中去领会生态旅游的真谛的态度，从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及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总结归纳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旅游内涵。

（二）中国传统文化应融入生态旅游理论中促进理论本土化

生态旅游理论源于欧美发达国家，尽管其概念界还无法统一，但是其概念内核是很清楚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这与我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天人合一源于“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指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通，相类和统一。历代诸子百家都力图以求天（大自然）人之协调，和谐与统一。西汉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和“无为为之之谓天”（《庄子·天道》）等诸子观点，建立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思想体系，首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类与大自然要和谐共处，只能有限地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绝不能盲目地破坏自然规律，使自然生态失衡，一旦失衡必将自食其果。丽江古城之所以能保存完好与东巴文化强调人与自然协调的传统不无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的传统文化与生态旅游理论有许多相似的理念，我们应该将它融入到生态旅游理论研究中，这将有利于挖掘和弘扬传统民族文化，有利于生态旅游理论的本土化，将对研究中国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保护发挥重要作用。

（三） 拓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提高生态旅游科技含量和文化品位

面对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比较零散的现实，拓宽理论基础研究十分重要，旅游地学就是其中之一。旅游地学是运用地学的理论方法为旅游资源调查，规划开发及保护工作服务，从而促进旅游业发展的一门边缘学科。生态旅游资源中的地质旅游资源、地貌旅游资源、水文旅游资源等均涉及旅游地学问题。可见，旅游地学与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密切相关。目前已建立的国家地质公园世界地质公园国家矿山公园无一不是科技含量高、文化品位高的生态旅游热点。生态旅游和地质旅游的对象也常常是相同的，例如近年推出冰川探险游，沙漠景观探险旅游，焦作市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旅游开发及广西西部天坑群科考探险游和全国性的漂流旅游热等等。

（四）加强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整合研究

我们发现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分布是有某些规律的。一般情况下，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保存完整的地方都分布于相对封闭的地方（以滇西、湘西为代表的西部地区），也常常保存有较完整的民族文化原出状态，具有丰富的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加强两者的整合研究有助于提高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有利于保护和继承民族文化，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例如，东巴文化与滇西秀美的自然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有助于认识“香格里拉的魅力”，体会东巴文化“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协调美。

（五）完善旅游管理人才的知识结构, 引导生态旅游企业贯彻“社会市场营销”理念

传统旅游管理类人才培养偏重于酒店管理和旅行社管理，知识结构方面存在自然科学知识面不够宽的缺陷，生态旅游知识更是不足，从而造成我国生态旅游产品设计、开发和资源保障方面的人才不足的现状。在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开展消费者教育，并将之渗透到企业营销的各个环节，让消费者在享受生态旅游乐趣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生态旅游的内涵提高生态环保意识。让政府管理层和旅游业从主人员在实施生态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更加深刻体会生态旅游环境效益外部化和内部化的内涵，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环境保护对企业乃至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促使他们转变观念，主动地考虑社会长期利益即生态旅游环境保护，正确处理好消费者利益、企业利益及社会长远利益三者的关系，真正实现以社会市场营销理念为生态旅游企业经营理念，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自然保护区与生态旅游[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2] 卢云亭．生态旅游与可持续旅游发展[j]．经济地理.，1996，16（1）．

[3] 张广瑞.．生态旅游的理论与实践[j]． 财贸经济，1998，（8）．

[4] 陈忠晓，彭建．生态旅游内涵辨析[j]． 桂林旅游专科学校学报，2001，12（1）．

[5]李东和，张结魁．论生态旅游的兴起及其概念实质[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9，（2）．

[6]崔凤军，杨永慎． 泰山旅游环境承载力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利用强度研究[j].．地理研究，1997，16（4）．

生态旅游规划的概念篇（9）

1993年9月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与保护会议(北京)通过了“东亚保护区行动计划概要”，首次以文件形式提出“生态旅游”的定义;1994年成立了中国生态旅游协会(CETA)并于1995年1月在云南西双版纳发表了《发展我国生态旅游的倡议》，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生态旅游研究开发的关注;1996 年6月召开武汉国际生态旅游学术研讨会，同年10月推出的《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1997年12月，与生态旅游密切相关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1998年10月在桂林市召开“亚太议员环发大会”第六届年会主题为“旅游与环境保护”;国家旅游局将1999年定为“生态环境旅游年”，首次承办了主题为“人与自然”的“中国昆明‘99世界园艺博览会”将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推向高潮，1999年前后是我国学术界发表有份量的生态旅游研究成果的高峰期。2001年国土资源部建立11个首批国家地质公园，2005年首批国家矿山公园挂牌，意味着我国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向理性发展。我国生态旅游业迅猛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同时由于不规范的过度开发和落后的管理体制所造成生态旅游区资源环境的破坏也是触目惊心的;旅游废物的处理并不比处理传统工业三废容易，旅游环境承载力的超负荷运行必将导致景观的消亡和旅游景区的毁灭的警告不是危言耸听的。

综上所述，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历史短，发展快，存在问题多。

一、我国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内涵界定方面存在误区：

1.生态旅游内涵界定生搬硬套国外学者研究成果多，创新少。许多研究者频频引用某某外国专家对生态旅游的定义以示正统或经典，缺乏创新，实际上外国学者对生态旅游的界定到“目前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2.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概念界定争议很多，沟通少。有代表性的有卢云亭(1996)从旅游开发和经营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金鉴明(2002)，杨富泉(1995)，郭锦超(1997)持类似的观点;张广瑞(1998)从旅游需求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旅游形式”，是一种“有目的的旅游活动”，李绪萌(1995)，张延毅(1997)，刘健生(1997)，王兴国(1998)，王尔康(1998)，陈立军(1998)，刘家明(1999)的观点与这相近似。李东和等(1999)认为从供给者(开发者，经营者)的角度看，生态旅游是一种将生态学思想贯穿于整个旅游系统并指导其有序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从需求者(旅游者)来看，生态旅游是一种旅游活动形式或旅游产品。笔者认为虽然存在上述争议，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对生态旅游概念内核的理解是一致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生态旅游是可持续旅游方式之一。

3.存在严重的生态旅游概念泛化倾向。生态旅游概念泛化是将生态旅游内涵外延的拓展而使其概念主体泛延，其具体所指模糊化的现象。例如有人认为生态旅游既是生态工程又是旅游活动，将与生态环境有关的旅游均称为生态旅游，认为中国生态旅游占全部旅游的70%。(冯天驷等，2000)，然而，世界旅游组织(WTO，1997)在“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中指出生态旅游在全球旅游市场中仅占3%~7%，中国生态旅游真得那么旺吗?生态旅游概念泛化的结果是引起认知混乱，最终导致消费者对生态旅游失去兴趣引发生态旅游市场的崩溃。

(二)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足

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历史短，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够，目前尚未到形成一个大家普遍认可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上以描述性分析为特征的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只在旅游容量(环境承载力)等个别领域开展研究工作，如崔凤军等(1999)在泰山名胜风景区案例研究基础上提出一套由生态承载量、资源空间承载量、心理承载量、经济承载量四部份组成的适用于山岳风景区不同功能类型区的量测模型。

我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比较零散，公认的基础是有关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其次是文明社会中人类所共同追求的具有生态哲学意义的 “生态美理论”和建立在人与自然协调论和生态人文论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显然，我们在以生态旅游市场主体(生态旅游业从业人员和消费者)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如消费行为理论)研究不足;针对生态旅游市场客体(有形的，无形的生态旅游资源)的基础研究，如资源规划与管理、旅游地学等方面不够全面，尤其是自然、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方面几乎空白;生态旅游企业营销环境研究，尤其是社会人文生态旅游环境的研究更少。

二、对策

(一)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积极参与生态旅游的开发，在实践中实现创新

“生态旅游”是一个正处于发展的概念，它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有待于人们深入研究，但是理论源于实践，目前，我们的研究者应该采取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到实践中去领会生态旅游的真谛的态度，从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及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总结归纳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旅游内涵。

(二)中国传统文化应融入生态旅游理论中促进理论本土化

生态旅游理论源于欧美发达国家，尽管其概念界还无法统一，但是其概念内核是很清楚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这与我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天人合一源于“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指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通，相类和统一。历代诸子百家都力图以求天(大自然)人之协调，和谐与统一。西汉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和“无为为之之谓天”(《庄子·天道》)等诸子观点，建立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思想体系，首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类与大自然要和谐共处，只能有限地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绝不能盲目地破坏自然规律，使自然生态失衡，一旦失衡必将自食其果。丽江古城之所以能保存完好与东巴文化强调人与自然协调的传统不无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的传统文化与生态旅游理论有许多相似的理念，我们应该将它融入到生态旅游理论研究中，这将有利于挖掘和弘扬传统民族文化，有利于生态旅游理论的本土化，将对研究中国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保护发挥重要作用。

(三) 拓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提高生态旅游科技含量和文化品位

面对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比较零散的现实，拓宽理论基础研究十分重要，旅游地学就是其中之一。旅游地学是运用地学的理论方法为旅游资源调查，规划开发及保护工作服务，从而

促进旅游业发展的一门边缘学科。生态旅游资源中的地质旅游资源、地貌旅游资源、水文旅游资源等均涉及旅游地学问题。可见，旅游地学与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密切相关。目前已建立的国家地质公园世界地质公园国家矿山公园无一不是科技含量高、文化品位高的生态旅游热点。生态旅游和地质旅游的对象也常常是相同的，例如近年推出冰川探险游，沙漠景观探险旅游，焦作市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旅游开发及广西西部天坑群科考探险游和全国性的漂流旅游热等等。

(四)加强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整合研究

我们发现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分布是有某些规律的。一般情况下，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保存完整的地方都分布于相对封闭的地方(以滇西、湘西为代表的西部地区)，也常常保存有较完整的民族文化原出状态，具有丰富的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加强两者的整合研究有助于提高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有利于保护和继承民族文化，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例如，东巴文化与滇西秀美的自然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有助于认识“香格里拉的魅力”，体会东巴文化“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协调美。

(五)完善旅游管理人才的知识结构， 引导生态旅游企业贯彻“社会市场营销”理念

传统旅游管理类人才培养偏重于酒店管理和旅行社管理，知识结构方面存在自然科学知识面不够宽的缺陷，生态旅游知识更是不足，从而造成我国生态旅游产品设计、开发和资源保障方面的人才不足的现状。在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开展消费者教育，并将之渗透到企业营销的各个环节，让消费者在享受生态旅游乐趣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生态旅游的内涵提高生态环保意识。让政府管理层和旅游业从主人员在实施生态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更加深刻体会生态旅游环境效益外部化和内部化的内涵，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环境保护对企业乃至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促使他们转变观念，主动地考虑社会长期利益即生态旅游环境保护，正确处理好消费者利益、企业利益及社会长远利益三者的关系，真正实现以社会市场营销理念为生态旅游企业经营理念，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自然保护区与生态旅游[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2] 卢云亭.生态旅游与可持续旅游发展[J].经济地理.，1996，16(1).

[3] 张广瑞..生态旅游的理论与实践[J]. 财贸经济，1998，(8).

陈忠晓，彭建.生态旅游内涵辨析[J]. 桂林旅游专科学校学报，2001，12(1).

李东和，张结魁.论生态旅游的兴起及其概念实质[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9，.

崔凤军，杨永慎. 泰山旅游环境承载力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利用强度研究[J]..地理研究，1997，16(4).

生态旅游规划的概念篇（10）

1993年9月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与保护会议(北京)通过了“东亚保护区行动计划概要”，首次以文件形式提出“生态旅游”的定义；1994年成立了中国生态旅游协会（CETA）并于1995年1月在云南西双版纳发表了《发展我国生态旅游的倡议》，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生态旅游研究开发的关注；1996年6月召开武汉国际生态旅游学术研讨会，同年10月推出的《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1997年12月，与生态旅游密切相关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1998年10月在桂林市召开“亚太议员环发大会”第六届年会主题为“旅游与环境保护”；国家旅游局将1999年定为“生态环境旅游年”，首次承办了主题为“人与自然”的“中国昆明‘99世界园艺博览会”将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推向高潮，1999年前后是我国学术界发表有份量的生态旅游研究成果的高峰期。2001年国土资源部建立11个首批国家地质公园，2005年首批国家矿山公园挂牌,意味着我国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向理性发展。我国生态旅游业迅猛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同时由于不规范的过度开发和落后的管理体制所造成生态旅游区资源环境的破坏也是触目惊心的；旅游废物的处理并不比处理传统工业三废容易，旅游环境承载力的超负荷运行必将导致景观的消亡和旅游景区的毁灭的警告不是危言耸听的。

综上所述，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历史短，发展快，存在问题多。

一、我国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内涵界定方面存在误区：

1.生态旅游内涵界定生搬硬套国外学者研究成果多，创新少。许多研究者频频引用某某外国专家对生态旅游的定义以示正统或经典，缺乏创新,实际上外国学者对生态旅游的界定到“目前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2.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概念界定争议很多，沟通少。有代表性的有卢云亭（1996）从旅游开发和经营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金鉴明（2002），杨富泉（1995），郭锦超（1997）持类似的观点；张广瑞（1998）从旅游需求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旅游形式”，是一种“有目的的旅游活动”，李绪萌（1995），张延毅（1997），刘健生（1997），王兴国（1998），王尔康（1998），陈立军（1998），刘家明（1999）的观点与这相近似。李东和等（1999）认为从供给者（开发者，经营者）的角度看，生态旅游是一种将生态学思想贯穿于整个旅游系统并指导其有序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从需求者（旅游者）来看，生态旅游是一种旅游活动形式或旅游产品。笔者认为虽然存在上述争议，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对生态旅游概念内核的理解是一致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生态旅游是可持续旅游方式之一。

3.存在严重的生态旅游概念泛化倾向。生态旅游概念泛化是将生态旅游内涵外延的拓展而使其概念主体泛延，其具体所指模糊化的现象。例如有人认为生态旅游既是生态工程又是旅游活动，将与生态环境有关的旅游均称为生态旅游，认为中国生态旅游占全部旅游的70%。（冯天驷等,2000），然而，世界旅游组织（WTO,1997）在“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中指出生态旅游在全球旅游市场中仅占3%~7%，中国生态旅游真得那么旺吗？生态旅游概念泛化的结果是引起认知混乱，最终导致消费者对生态旅游失去兴趣引发生态旅游市场的崩溃。

（二）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足

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历史短，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够，目前尚未到形成一个大家普遍认可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上以描述性分析为特征的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只在旅游容量（环境承载力）等个别领域开展研究工作，如崔凤军[7]等（1999）在泰山名胜风景区案例研究基础上提出一套由生态承载量、资源空间承载量、心理承载量、经济承载量四部份组成的适用于山岳风景区不同功能类型区的量测模型。

我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比较零散，公认的基础是有关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其次是文明社会中人类所共同追求的具有生态哲学意义的“生态美理论”和建立在人与自然协调论和生态人文论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显然，我们在以生态旅游市场主体（生态旅游业从业人员和消费者）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如消费行为理论）研究不足；针对生态旅游市场客体（有形的，无形的生态旅游资源）的基础研究，如资源规划与管理、旅游地学等方面不够全面，尤其是自然、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方面几乎空白；生态旅游企业营销环境研究，尤其是社会人文生态旅游环境的研究更少。

二、对策

（一）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积极参与生态旅游的开发,在实践中实现创新

“生态旅游”是一个正处于发展的概念，它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有待于人们深入研究，但是理论源于实践，目前，我们的研究者应该采取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到实践中去领会生态旅游的真谛的态度，从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及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总结归纳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旅游内涵。

（二）中国传统文化应融入生态旅游理论中促进理论本土化

生态旅游理论源于欧美发达国家，尽管其概念界还无法统一，但是其概念内核是很清楚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这与我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天人合一源于“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指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通，相类和统一。历代诸子百家都力图以求天（大自然）人之协调，和谐与统一。西汉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和“无为为之之谓天”（《庄子·天道》）等诸子观点，建立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思想体系，首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类与大自然要和谐共处，只能有限地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绝不能盲目地破坏自然规律，使自然生态失衡，一旦失衡必将自食其果。丽江古城之所以能保存完好与东巴文化强调人与自然协调的传统不无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的传统文化与生态旅游理论有许多相似的理念，我们应该将它融入到生态旅游理论研究中，这将有利于挖掘和弘扬传统民族文化，有利于生态旅游理论的本土化，将对研究中国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保护发挥重要作用。

（三）拓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提高生态旅游科技含量和文化品位

面对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比较零散的现实，拓宽理论基础研究十分重要，旅游地学就是其中之一。旅游地学是运用地学的理论方法为旅游资源调查，规划开发及保护工作服务，从而促进旅游业发展的一门边缘学科。生态旅游资源中的地质旅游资源、地貌旅游资源、水文旅游资源等均涉及旅游地学问题。可见，旅游地学与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密切相关。目前已建立的国家地质公园世界地质公园国家矿山公园无一不是科技含量高、文化品位高的生态旅游热点。生态旅游和地质旅游的对象也常常是相同的，例如近年推出冰川探险游，沙漠景观探险旅游，焦作市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旅游开发及广西西部天坑群科考探险游和全国性的漂流旅游热等等。

（四）加强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整合研究

我们发现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分布是有某些规律的。一般情况下，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保存完整的地方都分布于相对封闭的地方（以滇西、湘西为代表的西部地区），也常常保存有较完整的民族文化原出状态，具有丰富的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加强两者的整合研究有助于提高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有利于保护和继承民族文化，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例如，东巴文化与滇西秀美的自然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有助于认识“香格里拉的魅力”，体会东巴文化“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协调美。

（五）完善旅游管理人才的知识结构,引导生态旅游企业贯彻“社会市场营销”理念

传统旅游管理类人才培养偏重于酒店管理和旅行社管理，知识结构方面存在自然科学知识面不够宽的缺陷，生态旅游知识更是不足，从而造成我国生态旅游产品设计、开发和资源保障方面的人才不足的现状。在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开展消费者教育，并将之渗透到企业营销的各个环节，让消费者在享受生态旅游乐趣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生态旅游的内涵提高生态环保意识。让政府管理层和旅游业从主人员在实施生态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更加深刻体会生态旅游环境效益外部化和内部化的内涵，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环境保护对企业乃至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促使他们转变观念，主动地考虑社会长期利益即生态旅游环境保护，正确处理好消费者利益、企业利益及社会长远利益三者的关系，真正实现以社会市场营销理念为生态旅游企业经营理念，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自然保护区与生态旅游[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2]卢云亭．生态旅游与可持续旅游发展[J]．经济地理.，1996，16（1）．

[3]张广瑞.．生态旅游的理论与实践[J]．财贸经济，1998，（8）．

[4]晓，彭建．生态旅游内涵辨析[J]．桂林旅游专科学校学报，2001，12（1）．

[5]李东和，张结魁．论生态旅游的兴起及其概念实质[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9，（2）．

[6]崔凤军，杨永慎．泰山旅游环境承载力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利用强度研究[J].．地理研究，1997，16（4）．

生态旅游规划的概念篇（11）

1993年9月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与保护会议(北京)通过了“东亚保护区行动计划概要”，首次以文件形式提出“生态旅游”的定义；1994年成立了中国生态旅游协会（CETA）并于1995年1月在云南西双版纳发表了《发展我国生态旅游的倡议》，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生态旅游研究开发的关注；1996年6月召开武汉国际生态旅游学术研讨会，同年10月推出的《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1997年12月，与生态旅游密切相关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1998年10月在桂林市召开“亚太议员环发大会”第六届年会主题为“旅游与环境保护”；国家旅游局将1999年定为“生态环境旅游年”，首次承办了主题为“人与自然”的“中国昆明‘99世界园艺博览会”将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推向高潮，1999年前后是我国学术界发表有份量的生态旅游研究成果的高峰期。2001年国土资源部建立11个首批国家地质公园，2005年首批国家矿山公园挂牌,意味着我国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向理性发展。我国生态旅游业迅猛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同时由于不规范的过度开发和落后的管理体制所造成生态旅游区资源环境的破坏也是触目惊心的；旅游废物的处理并不比处理传统工业三废容易，旅游环境承载力的超负荷运行必将导致景观的消亡和旅游景区的毁灭的警告不是危言耸听的。

综上所述，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历史短，发展快，存在问题多。

一、我国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内涵界定方面存在误区：

1.生态旅游内涵界定生搬硬套国外学者研究成果多，创新少。许多研究者频频引用某某外国专家对生态旅游的定义以示正统或经典，缺乏创新,实际上外国学者对生态旅游的界定到“目前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2.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概念界定争议很多，沟通少。有代表性的有卢云亭（1996）从旅游开发和经营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金鉴明（2002），杨富泉（1995），郭锦超（1997）持类似的观点；张广瑞（1998）从旅游需求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旅游形式”，是一种“有目的的旅游活动”，李绪萌（1995），张延毅（1997），刘健生（1997），王兴国（1998），王尔康（1998），陈立军（1998），刘家明（1999）的观点与这相近似。李东和等（1999）认为从供给者（开发者，经营者）的角度看，生态旅游是一种将生态学思想贯穿于整个旅游系统并指导其有序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从需求者（旅游者）来看，生态旅游是一种旅游活动形式或旅游产品。笔者认为虽然存在上述争议，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对生态旅游概念内核的理解是一致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生态旅游是可持续旅游方式之一。

3.存在严重的生态旅游概念泛化倾向。生态旅游概念泛化是将生态旅游内涵外延的拓展而使其概念主体泛延，其具体所指模糊化的现象。例如有人认为生态旅游既是生态工程又是旅游活动，将与生态环境有关的旅游均称为生态旅游，认为中国生态旅游占全部旅游的70%。（冯天驷等,2000），然而，世界旅游组织（WTO,1997）在“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中指出生态旅游在全球旅游市场中仅占3%~7%，中国生态旅游真得那么旺吗？生态旅游概念泛化的结果是引起认知混乱，最终导致消费者对生态旅游失去兴趣引发生态旅游市场的崩溃。

(二)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足

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历史短，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够，目前尚未到形成一个大家普遍认可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上以描述性分析为特征的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只在旅游容量（环境承载力）等个别领域开展研究工作，如崔凤军[7]等（1999）在泰山名胜风景区案例研究基础上提出一套由生态承载量、资源空间承载量、心理承载量、经济承载量四部份组成的适用于山岳风景区不同功能类型区的量测模型。

我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比较零散，公认的基础是有关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其次是文明社会中人类所共同追求的具有生态哲学意义的“生态美理论”和建立在人与自然协调论和生态人文论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显然，我们在以生态旅游市场主体（生态旅游业从业人员和消费者）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如消费行为理论）研究不足；针对生态旅游市场客体（有形的，无形的生态旅游资源）的基础研究，如资源规划与管理、旅游地学等方面不够全面，尤其是自然、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方面几乎空白；生态旅游企业营销环境研究，尤其是社会人文生态旅游环境的研究更少。

二、对策

（一）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积极参与生态旅游的开发,在实践中实现创新

“生态旅游”是一个正处于发展的概念，它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有待于人们深入研究，但是理论源于实践，目前，我们的研究者应该采取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到实践中去领会生态旅游的真谛的态度，从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及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总结归纳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旅游内涵。

（二）中国传统文化应融入生态旅游理论中促进理论本土化

生态旅游理论源于欧美发达国家，尽管其概念界还无法统一，但是其概念内核是很清楚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这与我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天人合一源于“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指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通，相类和统一。历代诸子百家都力图以求天（大自然）人之协调，和谐与统一。西汉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和“无为为之之谓天”（《庄子·天道》）等诸子观点，建立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思想体系，首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类与大自然要和谐共处，只能有限地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绝不能盲目地破坏自然规律，使自然生态失衡，一旦失衡必将自食其果。丽江古城之所以能保存完好与东巴文化强调人与自然协调的传统不无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的传统文化与生态旅游理论有许多相似的理念，我们应该将它融入到生态旅游理论研究中，这将有利于挖掘和弘扬传统民族文化，有利于生态旅游理论的本土化，将对研究中国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保护发挥重要作用。

（三）拓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提高生态旅游科技含量和文化品位

面对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比较零散的现实，拓宽理论基础研究十分重要，旅游地学就是其中之一。旅游地学是运用地学的理论方法为旅游资源调查，规划开发及保护工作服务，从而促进旅游业发展的一门边缘学科。生态旅游资源中的地质旅游资源、地貌旅游资源、水文旅游资源等均涉及旅游地学问题。可见，旅游地学与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密切相关。目前已建立的国家地质公园世界地质公园国家矿山公园无一不是科技含量高、文化品位高的生态旅游热点。生态旅游和地质旅游的对象也常常是相同的，例如近年推出冰川探险游，沙漠景观探险旅游，焦作市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旅游开发及广西西部天坑群科考探险游和全国性的漂流旅游热等等。

（四）加强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整合研究

我们发现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分布是有某些规律的。一般情况下，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保存完整的地方都分布于相对封闭的地方（以滇西、湘西为代表的西部地区），也常常保存有较完整的民族文化原出状态，具有丰富的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加强两者的整合研究有助于提高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有利于保护和继承民族文化，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例如，东巴文化与滇西秀美的自然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有助于认识“香格里拉的魅力”，体会东巴文化“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协调美。

（五）完善旅游管理人才的知识结构,引导生态旅游企业贯彻“社会市场营销”理念

传统旅游管理类人才培养偏重于酒店管理和旅行社管理，知识结构方面存在自然科学知识面不够宽的缺陷，生态旅游知识更是不足，从而造成我国生态旅游产品设计、开发和资源保障方面的人才不足的现状。在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开展消费者教育，并将之渗透到企业营销的各个环节，让消费者在享受生态旅游乐趣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生态旅游的内涵提高生态环保意识。让政府管理层和旅游业从主人员在实施生态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更加深刻体会生态旅游环境效益外部化和内部化的内涵，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环境保护对企业乃至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促使他们转变观念，主动地考虑社会长期利益即生态旅游环境保护，正确处理好消费者利益、企业利益及社会长远利益三者的关系，真正实现以社会市场营销理念为生态旅游企业经营理念，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自然保护区与生态旅游[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2]卢云亭．生态旅游与可持续旅游发展[J]．经济地理.，1996，16（1）．

[3]张广瑞.．生态旅游的理论与实践[J]．财贸经济，1998，（8）．

[4]晓，彭建．生态旅游内涵辨析[J]．桂林旅游专科学校学报，2001，12（1）．

[5]李东和，张结魁．论生态旅游的兴起及其概念实质[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9，（2）．

[6]崔凤军，杨永慎．泰山旅游环境承载力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利用强度研究[J].．地理研究，1997，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