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环境的特征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市场环境的特征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环境即对事业单位财务活动和相关管理起到影响作用的内外环境的总称，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环境对财政管理改革的影响越来越突出，所以为保证财务管理改革的顺利开展并达到预期效果，需要对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微观和宏观的环境准确的掌握。

一、基于市场特征下财政管理改革的视点透视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宏观环境

（一）政策环境

社会环境主要通过国家和党的性质，政府颁发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等方面体现，其中政府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等会随着国家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进行动态的调整，所以事业单位要对国家和政府在一段时间内允许、禁止、鼓励的财务事项准确的了解和掌握，进而保证其财务管理活动符合社会利益，取得国家和政府的支持需要对相关的法制系统内容和动态进行研究。通过相关政策法规可以发现我国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政策环境在不断完善，而且越来越具体，已经认识到建立内部控制系统的重要性，并强调控制环境对事业单位财务管理风险识别和控制的作用。

（二）经济环境

经济环境主要通过相关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国家、区域的经济政策体现，其中除相关经济政策对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产生影响外，如货币、收入分配、财政、产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国家或区域政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消费者的购买能力与意愿等方面也会对其产生较明显的影响。据资料显示2000年我国GDP总量为8.9万多亿元，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2005年，突破2万亿美元；2009年超过5万亿美元，2014年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由此可见我国国民经济呈现出平稳快速的增长态势，随着GDP总量的增长，市场规模和消费者需求都在不断增大，事业单位的经济发展空间不断扩展。另外，据相关资料显示2009年至2014年我国公共财政收入分别为68518、83102、103874、117954、129143、140350（亿元），可见我国财政收入呈现出稳定增长的态势，而随着国家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多，国家对高技能、高学历、高素质的人才数量需求和培养力度也将不断加大，这在无形中推动了事业单位的发展，但在此过程中不可忽视经济增长周期性对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风险，金融危机的发生，使我国通货膨胀的压力不断加大，经济的稳定性相对较差，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难度加大，可见现阶段宏观经济环境方面处于机遇和挑战并存的特殊时期。

（三）社会文化环境

社会文化环境主要通过区域内的民族特征、文化体系、价值观、教育水平、人文风俗等方面体现，其在渐进式的形成过程中，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和经营者的经营决策产生重要的影响，社会文化的隐性特征决定其在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过程中容易被忽略，使事业单位不能准确定位不同阶段其所具有的社会责任，例如现阶段社会文化对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提出的就业失业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等。

（四）科学技术环境

科学技术环境通过社会环境中的技术要素和与之相关的社会现象体现，如开发新产品、保护知识产权和专利、技术转移和换代等，科学技术的性能决定，理想的科学技术环境可以为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发展提供动力，所以事业单位在财务管理的过程中应有意识的对现今的科学技术进行开发、利用，尽可能消耗最少的时间将科学技术转化为其内部生产力，进而提升经济效益。现阶段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无线信息技术等都得到了深化和推广，为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提供了较理想的科技环境。

（五）教育环境

据资料显示，2010至2014年我国各类高校招生数量总和分别为1109、1166、1213、1698（万人）；在校学生总数量分别为3105、3167、3325、3742（万人），可见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正在持续深化。另外，据资料显示2008至2012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分别为2.7%、2.9%、3.1%、3.7%、4.0%，2012年以后，我国对教育投入保障机制进行了合理的规划，可见我国对教育事业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特别是我国进入“十一五”以后，逐渐认识到高校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性，经费的投入不在完全以规模为衡量标准，更加注重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地位的提升，是教育环境优化的表现。除此之外，为保证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改革的逐步推进，财政、审计等部门利用其财务监督的行政职能，加大针对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监督力度，使事业单位在财务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逐渐显现，有力的推动了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发展，特别是近年来信息化建设工作的逐步落实，为我国培养了大批掌握信息化技术的人才，这有力的推动了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信息技术水平的提升，可见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宏观教育环境方面，整体为其提供了可观的支持。

二、基于市场特征下财政管理改革的视点透视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微观环境

（一）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特点

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特点主要通过经济活动、筹资渠道、核算体系、财务管理、绩效预算等方面体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现阶段事业单位在经济活动方面增加咨询、生产经营、对外投资等经济型业务，使其经济活动逐渐向多样化的方向发展，而且在活动开展的过程中，对成本效益管理的重视程度逐渐提升。另外，我国事业单位除享受国家财政拨款外，已经形成“财费税产社基科贷息”九元筹资渠道，使其竞争性和经济性得到强化，这不仅有利于调动事业单位理财的积极性，而且有利于其服务能力的提升，但在此过程中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中的财务风险不容忽视，例如还贷资金链管理、债务规模、经费管理等，可见其筹资渠道方面是优势和劣势并存。事业单位在财务管理的过程中已经认识到精细化管理的重要性，在财政拨款和非财政拨款相分离，收入、结转余结非别核算等财务管理操作逐渐规范的作用下，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基础地位得到有效的强化。除此之外，现阶段事业单位在财务管理的过程中开始推行以结果为导向的预算管理方式-绩效预算，这对解决事业单位资源配置、财务监管、经费等方面问题具有积极作用。可见现阶段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已经结合经济环境作出了合理的调整。

（二）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内容

对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内容的研究主要通过其资金来源渠道和成本费用两方面展开研究，通过对事业单位各筹资渠道资金数量对比可以发现，政府财政拨款仍是事业单位资金来源的主要通道，如人员、公用、专项补助的经费拨款等，但现阶段由于事业单位实际人数明显多于在编人数，而且在经费分配的过程中难以保证公平、公正，使财政经费在虚增的同时，使用效率提升难度加大，事业单位现阶段虽有意识的增加事业、经营、其他等方面的收入，但收入比例改善效果并不理想。费用成本主要通过制造成本和直接支出两方面体现，事业单位由于其并不以追求最大经济效益为目标，所以在费用成本控制方面的主动意识较弱，即使近年来我国推行新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和新高校会计制度，但费用成本管理方面仍未取得理想的效果，事业单位成本费用控制水平相对现代企业仍存在较大的差距，所以事业单位在费用成本管理方面要积极借鉴现代企业的成功经验，不断强化落实。

（三）事业单位财务管理能力

财务管理能力主要通过事业单位对资金的筹集、调度和运用能力以及相关人员的素质方面体现，事业单位财务人员的素质主要通过三方面体现，一方面是领导素质，因为领导能否树立正确的理财观念，能否适应理财内外环境，能否准确掌握相关制度等都会随筹资、资金分配等理财行为构成影响；一方面是财务管理工作人员素质，如专业素质、管理手段、解决财务危机的能力等；一方面是员工理财素质，其要求事业单位所有员工都树立正确的理财观念，推动其财务管理的逐步开展。现阶段我国事业单位整体虽然对理财产生了一定的认识，但财务人员素质并不能完全满足要求，所以需要针对性的培训强化。

三、结束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现阶段人们已经认识到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环境对财政管理改革的重要影响，并尝试通过全面、准确掌握现阶段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宏观和微观环境，推动财政管理改革的开展和逐步落实，这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任务，需要结合环境的变化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李彦兴，陈步高.基于市场特征下财政管理改革的视点分析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环境[J].生产力研究，2014，09：48-51

篇（2）

(二)市场属性、结构因素与企业价值估计模型通过测度各地理市场企业的存续价值和进入价值，我们就可以通过构建计量模型估计市场环境异质性与结构因素对地理市场企业价值的影响。

二、样本选择和变量定义

(一)样本选择为测度各地理市场在位企业的存续价值和市场的进入价值，继而考察市场环境异质性和市场结构的溢价效应，本文的样本选择需符合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具有地理市场的属性，企业生产者不存在跨地区提品或服务，消费者也不存在跨市场的购买产品或服务，即市场间处于几乎隔离的状态;第二，在位企业持续经营投入的固定成本与市场进入者面临开办企业的进入成本应有较大的差异，以区分存续价值和进入价值的差异;第三，各地理市场的市场环境存在较大差异，包括市场需求规模、企业运营成本及市场整体环境等。鉴于以上的考虑，我们使用国家统计局普查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四位码行业汽车修理业(3782)各地级市场1999－2008年的微观面板数据，具体包括218个地级市场。尽管数据库包含了丰富的信息，但其中有些样本数据是错误的和缺失的，因此我们参照陈艳莹和鲍宗客(2012)的方法对观测值进行了删除［18］，最后的样本企业合计为10420个。

(二)变量定义1．地理市场平均利润水平(πmt)。我们使用各地理市场企业税后营业利润均值的对数，对税后营业利润使用工业出产品价值指数平减。2．企业数量(nmt)、新进企业比率(emt/nm，t－1)和退出企业比率(xmt/nm，t－1)。将t时期企业进入定义为在(t－1)时期不存在于市场而在t期新开办的企业，将t时期企业退出定义为在(t－1)时期存在于市场而在t期不存在的企业，由此我们可以计算每个地理市场的企业进入比率、退出比率和存续企业的数据。需要说明的是，样本基期的数据空缺。3．市场集中度(CRn，mt)。由于本文的研究样本的特征，每个地理市场规模以上汽车修理厂的数量较为有限。鉴于此，我们使用CR1，即每个地理市场中最大的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占整个市场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4．企业平均规模(sizemt)。我们使用地理市场中每个企业总资产的平均值来衡量企业的平均规模。5．地理市场环境变量集合(zmt)。为捕获不同地理市场间企业利润演变的差异，我们引入5个市场层面的环境变量:(1)每个地理市场的人均收入水平(incmt)，引入incmt是基于普通消费者对乘用车的需求考虑，我们控制其影响并使用历年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平减;(2)每个地理市场的人均工业总产值(iovmt)，引入iovmt主要是基于工业企业对商用车的需求，并使用历年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平减;(3)每个地理市场汽车的数量(popmt)，它是汽车修理厂产品或服务需求的直接来源，我们将其定义为民用汽车拥有量、载客汽车、载货汽车和其他汽车数量之和;(4)每个地理市场汽车修理厂平均工资(awgmt)，基于每个地理市场企业成本水平的异质性，我们引入每个地理市场汽车修理厂平均工资，其计算方法为企业应付职工工资总额与企业从业人数的比值，地理市场汽车修理厂平均工资为每个企业平均工资的均值，并使用历年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平减;(5)行政进入壁垒(barrier-mt)，借鉴樊纲等(2011)的市场化指数综合指标的倒数来衡量各个地方行政进入壁垒的水平［19］，具体的做法是对各地理市场所属的省份赋予其对应市场化指数的倒数。6．潜在进入率(pemt)。先前文献中较为常见的做法是将每个地理市场的潜在进入者都视为一个固定常数。不过，由于本文关注的市场层面的企业数量和需求存在非常大的差异，若将每个市场的潜在需求都视为一个常数，势必高估小市场或低估大市场的潜在进入数量。为克服市场层面需求差异较大的问题，Dunneetal．(2008)以市场中某一时期最大的企业数量与当期企业数量之差来衡量企业的潜在进入者。这种衡量方法较好地克服了市场层面需求的异质性。鉴于此，本文采用如下的衡量方法。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存续价值和进入价值的估计结果图1报告了1999－2008年中国各地理市场汽车修理企业的平均存续价值和进入价值。我们可以发现，1999－2008年中国汽车修理企业的价值都呈现较为平稳的上升趋势，无论是在位企业的存续价值还是新进企业的进入价值，1999年中国汽车修理企业的平均存续价值和进入价值分别为8.57和6.49，2008年中国汽车修理企业的平均存续价值和进入价值分别为11.75和10.91，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71%和6.81%。不过，这一增长率与可比期间汽车修理企业15.86%的市场规模的扩张速度相比还是显现出缓慢的迹象，强劲的市场需求背后并没有出现企业价值的同比例增长。其可能的原因是部分国有汽车修理企业附属于体制之中，未能进行真正的市场化转轨，加之对市场需求的反应及对利润的追求并不敏感，国有企业的企业价值对市场的企业平均价值会起到相当一部分的抵消作用。如图1右半部分所示，国有企业的价值在1999－2003年间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虽然在2004年之后这种趋势有所缓解，但也较大地抵消了私营企业价值增长的速度。

(二)市场环境异质性、结构特征与企业价值基准估计结果表1的第(1)－(5)列报告了方程(8)中存续价值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第(1)列为市场环境属性的固定效应估计结果，第(2)－(5)分别为结构特征变量的固定效应估计结果。如第(1)所示，无论是反映普通消费者对乘用车需求的因素incmt和反映工业企业对商用车的需求因素iovmt，还是反映汽车修理厂直接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因素popmt，它们的估计弹性系数均为正(0.213、0.363和0.426)，且估计系数在统计上均至少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地方需求因素能促进企业价值的增加。在成本因素中，平均工资的估计系数为－0.064，且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地方修理厂的工资成本水平与企业价值呈负相关。在制度环境因素中，行政进入壁垒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表明在地理市场中的企业价值随着进入难度的增加出现正向的变动。然后，为捕获市场环境异质性、结构特征与企业价值的传导机制，我们在模型中引入结构特征变量。第(2)列为引入市场集中度CR1变量的估计结果，其估计系数为3.13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结构越趋于垄断的市场，其企业的存续价值越大，也即汽车修理业地理市场中存在垄断结构溢价。不过，市场属性变量的估计系数和显著性较第(1)列未发生较大变动，表明市场属性溢价与垄断结构溢价相对独立，市场属性并非通过垄断的市场结构作用于企业的存续价值。第(3)列为引入企业数量变量的估计结果，我们发现引入企业数量时，市场属性需求变量的估计系数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从初始状态的估计系数0.213、0.363和0.426下降为0.144、0.301和0.267，而汽车数量变量估计系数的下降幅度最大。这表明其中隐含一个重要的中介传导机制，地理市场中企业数量是市场环境属性溢价的中介变量，市场需求环境的变动影响地理市场企业的进入、退出比率，而这种进入、退出企业数量的结构变动能造成市场中盈利预期的变化，企业的存续价值也就随之波动。地理市场环境的需求规模的扩张会调高潜在进入企业对产业的盈利预期以及增强其进入动机，导致企业出现大规模的进入。随着市场中企业数量的增加，市场中垄断溢价的效应也逐渐消失，市场中企业的存续价值也会下降。在这里，企业数量对市场环境属性中介传导的比率为25.17%。但在这样的一个传导机制中，市场的集中度几乎不发生变化，这符合本文前述统计事实的一个推断，即行业中在位企业尤其是规模企业对市场需求膨胀的信号反应同样迅速，其有强烈的规模扩张的动机。第(4)、(5)列分别为企业规模和潜在进入数量的估计结果，二者的估计系数都表明其与地理市场的存续价值紧密相关，但反映中介传导机制的环境属性变量却没有发生明显的波动，也即企业规模与潜在进入数量并非都是市场环境属性与存续价值的传导因素。表1的第(6)－(9)列报告了方程(8)中进入价值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进入价值的估计结果在以下几点与存续价值的估计结果是一致的:第一，存在市场环境属性的溢价，市场环境因素的改善(包括成本因素和需求因素)能促进地理市场企业进入价值的提升;第二，存在市场结构的溢价，包括垄断溢价和规模溢价;第三，企业的进入和退出是市场环境属性对企业进入价值传导机制的中介变量。与存续价值估计不同的是，变量PE的估计系数为－0.06，虽然在统计上不显著，但市场环境变量中人均工业总产值iovmt、人均收入水平incmt和行政进入壁垒barriermt的估计系数均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这同样表明一个重要的传导机制，即市场的潜在进入数量是市场环境属性与企业进入价值的中介变量。当市场的行政进入壁垒较高时，需求增加带来的好处会更多地被在位的大企业分享，新企业很难进入，市场中规模企业的价值也就较高;当市场的行政进入壁垒降低时，需求增加引起的企业数量增长幅度通常较大，如果这种增长发生在很短的时间内，在位的大企业很可能无暇扩张产量，使得地理市场企业的存续价值下降。

篇（3）

二、柔性化管理的特点

柔性化管理是针对刚性管理的概念而提出的，是指为了是企业灵活应对市场环境的变化，而采用的一种管理方式。从目前来看，在行业内部并没有对柔性化管理进行统一的定义，相关研究人员普遍认为，企业的柔性化管理，应该包括平衡能力、包容能力以及反应能力等，是多种能力的综合。从某种意义上讲，柔性可以说是一种适应性，要求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具备一定的弹性和应变能力，帮助企业对各种风险进行规避，使得企业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适应新的发展环境。在柔性管理中，平衡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主要是指通过企业管理，保持企业发展的平衡，当企业面临突发事件时，利用柔性管理中的处理能力、反应能力和预知能力，对各种利益关系进行判定和平衡，确保企业的发展处于动态平衡状态。

三、动态市场环境的结构特征

日趋激励的市场竞争，以及供需关系的快速变化，使得市场环境始终处于动态的发展变化中，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面临的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保持与动态市场环境相适应的竞争优势。对此，需要对动态市场环境的结构特征进行分析和明确。

（一）技术市场环境

技术市场环境出现动态变化的原因，主要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导致各种技术的不断涌现，技术的更新速度不断加快，一个新的技术能够存在多长时间，无法准确预测，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无法有效掌握技术市场的发展形势，不同的行业在新产品的开发和更新时间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部分开发时间较预期时间短，有效产品的开发时间则较预期时间长，导致新技术的应用难以达到理想的状态，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二）竞争市场环境

竞争对手的动态性是竞争市场环境出现动态变化的主要原因，竞争对手所报出的产品市场价格、质量以及服务态度、营销模式等的变化，都会造成竞争环境的不确定性。不仅如此，在市场竞争中，一些潜在的竞争对手由于刚刚加入行业竞争中，不熟悉相应的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竞争市场的发展变化。

（三）需求市场环境

需求市场环境的动态性，主要是受经济发展、市场政策以及营销传播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消费者对于产品的需求出现了不可预期的变化，企业难以及时把握消费者的实际需求，无法进行准确的市场预测，增大了产品市场前景预测的不确定性，使得市场环境的动态变化更加突出。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影响了市场竞争，而产品的市场竞争促进了技术的进步，技术的进步推动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增强，企业凭借自身的技术优势，在市场中占据优势地位，获得良好的发展。因此，在动态市场环境下，技术动态性、竞争动态性以及需求动态性是相互融合、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的，需要企业的充分重视。

四、动态市场环境下营销管理柔性化的分析和评价

在动态市场环境下，企业要想获得良好的发展，就需要转变传统刚性的管理模式，应用柔性化营销管理策略，以客户为导向，以过程和结果为基础，消除传统营销管理中部门之间的界限，在企业内部树立全员营销思想，建立无边界的组织和项目小组，赋予足够的权限，消除组织结构与人员的阻碍，实现对市场环境变化的高度敏感和自我动态均衡，逐步确立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一）营销管理柔性化的分析内容

在动态市场环境下，企业营销管理柔性化的分析内容主要包括企业基本信息、所处市场环境以及对于柔性化营销管理的态度。在构建柔性化营销管理的过程中，竞争市场环境的重要性最高，需求市场环境的重要性最低，其对于柔性营销管理的影响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需要明确分析的关键和重点，重视竞争市场的动态性。

（二）营销管理柔性化的评价指标

企业柔性营销管理的评价指标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比较重要的四个指标依重要性排列，依次为行业技术变化、新技术开发频率、消费者个性化需求以及竞争对手市场策略的变化。同时，相对次要的四个指标包括来自竞争对手的压力、竞争产品的不确定性、消费者尝试新产品的风险以及产品从设计到应用的速度。以上八个指标基本上都分布在技术市场环境和竞争市场环境中，表明技术水平以及竞争对手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柔性化营销管理。

（三）柔性类别划分

柔性类别分为三类，柔性过渡、柔性适当和柔性较低，对于企业而言，营销管理只有实现柔性适当，才能推动企业的健康发展。企业可以根据隶属度测评，判断自身的柔性类别。若营销管理柔性差，则需要对企业营销资源进行整合，采取动态营销方案，强化营销的柔性化管理。

篇（4）

一 特点

相关专家根据刚性管理的理论，提出了柔性化管理的概念。它的作用主要在于让企业尽快的适应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市场变化。不过从现状的角度分析，很多企业还没有对这个概念形成统一的认识。研究柔性化管理的专家认为，平衡以及包容是企业实行柔性化管理的最主要的两方面能力。可以说，柔性也能叫做适应性，规定企业在进行管理期间，必须要有足够的包容能力以及弹性，以便可以让企业尽量避免任何风险，以此让企业可以尽快的去顺应市场节奏。同时，在企业实行柔性化管理期间，加强柔性化管理的平衡能力至关重要。平衡能力的作用在于利用有效的管理方式，让企业能够实现平衡发展，而企业在发生意外情况的时候，柔性管理的平衡能力可以将出现的所有复杂关系进行判定，从而可以保证企业处于稳定平衡的发展态状态。

二 动态市场环境的结构特征

市场环境由于供应关系的改变而发生了变化。面对这样的局面，企业作为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维持住自己的市场环境中的竞争力度。因此，企业的相关专业人员就必须要对市场环境的结构进行系统的分析，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的讨论一下。

2.1 技术市场环境

科技水平的提高是技术市场环境发生动态变化的主因。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更新速度也日益提高，因此让新技术的存活率可以达到较长的时间。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企业就很难把握好技术市场的脉络，各种企业在更新产品的时间上会有比较大的差别，有的企业会在较短的时间里开发出新产品，有的企业则会耗费较长的时间，因此难以对新技术的使用状态做好全面的预估。

2.2 竞争市场环境

市场环境之所以会出现动态变化，除了技术市场环境的原因之外，所面对的竞争对手也是主要原因之一。由于有些企业没有掌握好竞争对手的产品价格、服务质量、营销策略等相关工作的变化情况，因此让竞争环境始终具有不稳定性。除此之外，一些新的竞争对手的加入，由于他们对竞争规则还有市场环境并不是很熟悉，因此无形间让市场竞争的难度增大。

2.3 需求市场环境

经济发展、营销传播等是造成需求市场出现动态变化的主要原因。而且需求是产在出现动态变化以后，企业很难把掌握好消费者对产品的心理需求，因此让企业在进行市场预测工作的时候很难做到有效的分析，从而让市场的动态变化变的越发明显。

市场竞争的力度在于消费者的心理诉求，而生产技术能够得到提高，主要在于产品是否具备一定的市场竞争力，而企业之间的竞争主要依靠的就是技术上先进程度。因此企业若想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占据一席之地，并能够得到长远的发展，那么加强自己的生产技术能力是最为重要的工作内容。所以，技术、竞争以及需求方面的动态性一定要完美的结合到一起，并要进行互相的配合，这是企业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上一定要引起重视的环节。

三 动态市场环境下营销管理柔性化的分析和评价

改变过去的刚性管理方式是企业在动态市场环境中能够迅速成长的关键一环。而相关专家在经过研究后发现，能够完全取代刚性管理方式的是柔性化的管理措施。柔性化管理主要以消费者为中心，并通过管理的过程和结果，来解决以往各营销部门所存在的分歧，并且还可以让企业人员形成全员营销的想法，并在此基础上创建出无边界组织，从而可以让企业人员获得更多的管理权力。

3.1 分析内容

企业信息、所面对的市场竞争力等都是柔性化管理要去分析的内容。在创建柔性化管理期间，如果论重要程度，那么排在最高位的就要数竞争市场环境，而最低的则是需求市场环境，而在对柔性管理所产生的影响上，两者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必须要对柔性管理做出系统的分析，找出分析过程中的主要内容和关键点，并且还要及时的关注竞争市场的最新动态，这样企业才能够更好在管理过程中充分的体现出柔性化管理的价值，从而让企业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

3.2 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是行业技术变化、消费者的心理诉求、研发新产品的时间长短、竞争对手的实力是评价指标中最为重要的几个方面。此外，竞争企业所生产的产品质量、消费者使用产品的安全性、以及竞争对手给自己企业所造成的竞争压力也都是相对重要的评价指标，不过却不如之前提到过的行业技术变化、消费者的心理诉求、研发新产品的时间长短、竞争对手的实力等这些方面的重要程度高。而上面所提到的那些评价指标，主要存在于技术市场环境中。而这正好能够充分的说明企业的技术水平能够对企业的柔性化管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3.3 柔性类别划分

篇（5）

一、财政政策调控以优化民族经济为基础

各民族共同繁荣是我国的基本民族政策，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高民族地区经济水平一直是民族地区的重要问题。虽然民族地区人口较少，但是民族地区的区域面积占到国土面积的一半还多，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不仅是本区域经济的增长，更关系着国家经济总量的提升。另外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关系着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和平和稳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民族地区经济已经形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根据民族所处区域不同，不同民族区域的经济发展或狩猎经济、游牧经济，或农业经济，第一产业比重较大是大多数民族地区经济结构的共同特征。根据市场发展规律，第一产业在区域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大，区域经济发展就越落后，工业和服务业的比重增加将有效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的速度。民族地区单单依靠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或者初级加工工业的模式已经远远不能实现市场环境下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必须依靠财政政策等财政杠杆撬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附加值低、经济发展活力不足等问题都是大部分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普遍问题。结合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依据财政政策来推动民族区域经济发展，可以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支持和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产业升级等几个方面来着手。首先是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新产业，拉动经济发展，动力不足是民族地区普遍问题，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必须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新产业，在此基础上财政政策调控就要向新产业增加支付，为新产业发展进行资金倾斜，从财政方面解决新产业发展中的资金不足问题。其次，推进产业升级，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民族地区已经在当地资源基础上形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系统，农业、工业、服务业各有发展，但是由于技术水平和需求制约，民族地区的农业、工业、服务业等方面明显存在着技术因素不足等问题，农业依靠经验，工业主要是初级加工，而服务业方面更多地局限于区域的生产生活服务，技术服务等服务业的发展不足，要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就必须推进产业升级。产业升级主要在于成本、技术等因素限制，因此借助财政政策推动产业升级，就需要结合产业升级需求，根据相关问题，通过税收、补贴、转移支付等手段来推进产业升级，最终推进产业附加值提升。最后，产业结构方面，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第一产业比重过大是民族地区经济的基本特征，财政是导向，财政政策导向下的资本流动可以使更多的资金进入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最终推动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的转移，优化产业结构。

二、财政政策调控以合理利用民族资源为方向

计划和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广泛利用资源是市场的基本特性。在利润导向下，因供给和需求的复杂作用，资源会流向更加符合其经济利益最大化特性的领域，优化资源配置是市场的基本功能。市场对资源的自发调节在经济利益层面来看是合理的，但是从社会层面来看，市场对资源的自发调节功能很容易使区域之间的资源分配失衡。由于多种因素制约，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基础、管理体制、基础设施等方面都缺乏聚拢资源的优势，因此市场环境下民族地区的资源很容易流出民族地区，而外部的资源也因为民族地区缺乏市场吸引力不愿意进入民族地区。国家经济的发展，不是某个或某些地区的单独发展，而是多个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虽然部分区域由于条件不足发展较晚，但是在目标上，所有区域、所有人群的共同发展是国家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市场环境下的资源分配不平衡使得经济发展本来就缓慢的民族地区更缺乏资源支持，因此借助国家政府的力量，调整市场环境下的资源流向不平衡，有助于民族地区缩短与其他区域的发展差距。配置资源、公平分配和稳定经济是财政的基本功能，财政政策是财政功能发挥的主要表现形式，民族地区在市场环境下的资源流失问题可以通过财政政策的资源配置等功能来化解。市场环境下民族地区的资源流动包括自然资源流动和人力资源流动。以自然资源来看，民族地区地域广阔，资源丰富是大部分民族地区的共同特征，在资源优势条件下，不少地区以资源开发为方向，形成了资源开发输出的基本经济模式。因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需求不足，在这种环境下，民族地区的资源在当地的加工利用较少，更多的初级资源因其他地区的市场经济发展需求而从民族地区流出，而对民族地区而言，自然资源以低廉的价格流出使资源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有限，同时也使得该区域在之后的经济发展中资源缺失。从人力资源来看，近年来，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较快，接受高等教育的民族学生越来越多，民族人才素质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是，由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足，市场上的人才需求不足，市场经济下自主就业政策使得民族学生走出来的多，但民族地区可以选择的岗位并不多，由此更多的民族学生流出民族地区。另外由于经济水平有限，市场环境下民族地区对人才所能提供的薪资待遇等方面和其他地区相比并不具备优势，因此进入民族地区的人才也较少，一方面是本地人才的流出；另一方面是外地人才的不愿进入，人才资源匮乏成为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对于因市场经济而带来的民族地区的资源流失，需要财政政策在调控方面对相关问题予以平衡。首先是资源方面，可以财政补贴的方式推进民族地区自然资源深加工，尽量使民族地区资源在本地提高附加值再进入流通领域，增加资源在民族地区的效益。其次是人力资源方面，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方面的倾斜，鼓励外地高素质人才进入，同时也为吸引本地高素质人才的回归提供财政方面的便利，如创业补贴等，增加民族地区对人才的吸引力。

三、财政政策调控以保护民族生态环境为前提

篇（6）

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期权博弈的股票波动性价值研究”（2011SJB790002）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可交易价值是指股票在其价格形成过程中经历股份化过程，获取流动性和波动性而创造的价值，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涉及可交易价值的相关因素对股票的短期收益行为具有不同的表现能力。本文以我国沪深A股市场2006-2008年间的急涨急跌行情为背景，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对比了当大势处于上升和下降的不同市场环境中时，可交易价值对股票日收益率的解释能力。实证结果显示，相对于传统的系统风险因子，可交易价值因子对我国股市的短期收益行为反应更加敏感，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显示出不同的特征：流动性因子在急跌背景中的影响力更强，股价因子和波动性因子在不同市场大势下显示出不同的影响方向或程度。上升背景下，投资者更加偏好高流动、高波动、低价格的股票组合。这些特征既能反映投资者偏好，也能供市场监管和预测参考。

关键词：市场环境 可交易价值 短期收益 面板数据

引言

股票投资收益永远是证券市场上最受瞩目的话题，相关的研究不计其数。一般而言，这些研究或者从资产定价的角度讨论股票收益行为的可能影响因素，或者从微观结构的角度分析这些可能因素的具体作用机制，但归根结底，其研究思路及对目标因素的选择均来自于对证券市场和股票收益行为的长期观察。目前，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对规模因素、上市公司的投资收益率（E/P值）、财务杠杆、净资产市值比、动能及反转、流动性以及投资者心理等方面，并已经取得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诚然，这种根据现象找本质的思路值得借鉴，但如果能够从股票价格形成的过程中探索其可能的影响因素，从根源上寻求股票收益的可能解释，显然更具有目标性和说服力。

基于对股票价格形成过程的探索，吴冲锋、王柱、冯芸（2008）曾从资产链的角度剖析了经济生活中资产价值的不断转移、变化和创造过程，即“实物资产公司资产资本资产衍生资产”的过程，认为其中包涵了由各种金融创新带来的资产形态及价值的演变。股票的上市过程即为资产链中由公司资产到资本资产变化过程的具体表现。较公司资产而言，资本资产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其“可交易性”。可交易使公司资产实现了股份化、为资本资产带来了流动性和波动性，并且，这些特征伴随着资本资产交易的始终，随时影响着资本资产的收益，是资本资产未来价格变化的基本条件和源泉。

资产定价领域里的研究多以月度数据为对象，代表着股票的中长期收益特征，由于样本期一般长达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其中通常并不反映市场环境对收益的影响；而市场微观结构领域内的研究则热衷于高频交易数据，代表着股票交易过程中最具体的成分和瞬间收益，因而也难以考虑市场环境的影响。然而实践中，市场环境对股票投资收益的影响则是显而易见、不容忽视的，研究不同市场环境下股票的收益行为显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因此，本文将从股票价格的形成过程及股票可交易价值的角度入手，以我国沪深股市为研究对象，选择介于中长期收益和瞬间收益之间的，以日收益率为代表的短期收益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讨论不同市场环境下股票可交易价值对其投资收益的影响。

文献回顾与评述

（一）关于股票可交易价值

可交易价值的概念源于资产链的思想。吴冲锋、王柱、冯芸（2008）认为，资产链是描述资产形态及价值变化的基本框架，“实物资产公司资产资本资产衍生资产”的变化过程包涵了资产衍变中的各种金融创新。吴冲锋、穆启国（2008）以及张普、吴冲锋（2009）分析了股票的上市过程，即资产链中由公司资产到资本资产变化过程的具体表现，认为其中包涵了公司资产股份化、股票可流通和可波动三个金融创新环节，且这三个环节共同构成了股票最重要的特征—可交易性。因此，可交易价值是指股票在其价格形成过程中由于经历股份化过程，进而获取流动性和波动性而创造的价值，它根源于股票的价格形成过程，伴随着股票交易的始终，是其未来价格及收益变化的基本条件和源泉，且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涉及可交易价值的相关因素对股票的短期收益行为可能具有不同的表现能力。

1.公司资产股份化及股票价格效应。股份化是股票可交易的基础和必备条件，只有当庞大的公司资产具备了单位价值低、便于投资者买卖的形态之后，公司股份的“可交易”才成为可能。根据供求关系理论，市场面对股份化之前和股份化完成之后的单位资产价格必然会具有完全不同的需求函数。以此类推，投资者在高价股和低价股面前，也往往会有不同的需求和心理，进而也就会影响到相关股票的价格和收益。这从有关股份分割的文献中也可以得到间接的论证，如Copeland（1979）认为股份分割的目的是使股票价格回复到一个较低的“最优交易范围”里；Baker and Gallagher（1980）在对公司经理人进行调查之后发现，经理们通过股份分割使股票价格保持在合适的交易范围之内，使公司股票具有“最广泛的可流通性”；Anshuman and Kalay（2002）则建立模型描述最大化的股份分割价值，他们的研究同样表明股份分割能使股价趋于最优交易范围，改善流动性；Angel（1997）、Dennis（2003）及Mohanty and Moon（2007）等的研究认为股份分割的目的是使股票价格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这个范围相对于制度规定的最小绝对报价单位来说应该是最优的，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2.股票可流通及流动性效应。可流通过程是可交易过程中最核心的环节，在有些文献中，流动性是与可交易基本等同的一个概念。如Longstaff（1995a）在其著名的 “流动性期权理论”中就曾运用无套利思想和期权定价理论构造模型，从流动性价值的角度计算了证券“可交易（Marketability）”的价值，具体地，将证券由于不可交易带来的折价视为一个回望期权，认为流动性缺失是导致不可交易或交易受限股票产生折价的主要原因，并基于“投资者完美择时能力”假设得到了流动性折价的最大值，指出流动性是影响股票可交易价值的主要因素。此外，资产定价领域中关于流动性价值的研究虽然并不涉及“可交易价值”的概念，但也明确指出流动性水平和预期收益间存在相关关系，如Datar（1998）对1962-1991年间纽约股票交易所收益非金融类上市公式的实证研究表明，换手率越高，股票的预期收益越低；Wang and Chin（2004）分析了我国股市个股月换手率和收益数据，发现在控制其它因素后换手率和中期收益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Acharya and Pedersen（2005）建立了一个包含流动性风险因素的均衡资产定价模型，指出证券的收益依赖于它预期的流动性，以及它自身收益和流动性与市场收益和流动性的协方差。

同时， Amihud、Mendelson and Pedersen（2005）、陈雨露、汪昌云（2006）等认为流动性风险也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应该考虑的因素，证券的收益依赖于它预期的流动性，以及它自身收益和流动性与市场收益和流动性的协方差等。因此，无论是从理论研究的角度，还是根据实践中的经验，流动性因子都应是可交易价值分析中必须考虑的因素。

3.股票价格可波动及波动性效应。可波动过程是一个通常不为人们所认识的过程。但事实上，股票“可交易”带来的不仅是流动性飞跃，还使股票价格的频繁波动成为可能，真正能给投资者带来收益的，也不仅是“能买卖”，而是“能以不同的价格买卖”。正如Longstaff（1995b）的流动性期权理论所示：虽然流动性缺失是导致不可交易或交易受限股票产生折价的主要原因，但“收益波动率是决定折价程度的主要因素”，其实证结论也表明，不可交易股票现实的折价程度往往接近甚至高于理论模型得出的最大值，这就必须考虑可交易价值中除流动性价值之外，还可能包含波动性价值。或者说，波动并非如人们认为的那样仅仅是流动性价值的一个影响因素，它也可能对股票价格和收益产生独立的影响。

近年来，关于波动性价值的研究已经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在市场层面上，Ang etc.（2006）证明市场波动因子在资产定价的横截面检验中是显著的，且模型实证误差小于CAPM模型；Adrian and Rosenberg（2008）则将市场波动分解为长期部分和短期部分并构造资产定价模型，证明了两个波动部分都对证券价格具有解释能力；在个股层面上，张普、吴冲锋（2009）基于期权定价理论的模型证实波动性在股票的可交易过程中具有正的价值，且这种波动性价值受预期波动率、预期波动率的波动率、波动率过程与价格过程的相关程度及预期波动率的均值回复速度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其中，预期波动率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与波动性价值呈正相关关系，即投资者对未来波动的预期将直接决定股票波动性价值的水平，波动率的波动是波动性价值的次要影响因素，主要反映投资者对波动性价值可能存在的风险的认识，同时，波动性价值还与波动率的均值回复速度、波动率过程和价格过程的相关程度正相关，当波动率过程与价格过程相互独立时达到最小值；张普、吴冲锋（2010）基于期权博弈的波动性价值模型则显示，对可交易的股票而言，波动性既可能表现为风险，也可能表现为价值，且波动性价值的大小及方向取决于投资者的异质波动偏好、股票现金红利水平和波动率的共同作用。

（二）关于市场环境

现有研究中鲜有对市场环境与股票收益之间关系的直接讨论，而是仅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分析市场环境对投资者行为的影响。如Grinblatt and Keloharju（2001）指出股票的历史收益情况和市场环境对投资者交易决策具有显著的影响；陈磊、曾勇（2005）考查股市下跌背景下我国投资者的风险态度，认为除股价外，大盘走势也会影响投资者的行为，且相对于股市上涨，股市下跌时投资者的行为更加理性。由于投资者行为对股票价格和收益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研究不同市场环境下股票收益行为的特征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模型的建立

以经典的CAPM模型为基础，考虑股票可交易价值相关因素建立模型：

R=β1（rm-rf）+ β2PRI+β3LIQ+β4VLA+rf （1）

其中，R为个股或组合的收益率，rf为无风险收益率，rm为市场收益率，PRI、LIQ和VLA分别为价格因子、流动性因子和波动性因子，β1、β2、β3和β4则分别为系统风险因子、价格因子、流动性因子和波动性因子对股票风险收益率的影响系数。

实证过程及结果

（一）样本选择

2006-2008年间，我国股市出现了一轮前所未有的急涨急跌行情，市场环境在短期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可交易价值相关因子均呈现出显著的震荡，包含了大量的市场交易信息。因此，本文分别选择急涨阶段和急跌阶段的两段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及对比，在分析可交易价值相关因子对股票短期收益行为的解释能力的同时，考察其在不同市场环境下的反应。具体将2006年10月9日至2007年9月28日作为上涨阶段（U段）的样本区间；将2007年11月1日至2008年10月31日作为下跌阶段（D段）的样本区间。

本文分别采集上述两时段内我国沪深A股主板市场所有个股的日交易数据，并对样本进行筛选：剔除净资产小于零的个股；剔除个股在样本期间内被特别处理或被其他处理时相关交易日的数据，且同时剔除该股恢复正常交易后前5个交易日的数据；剔除新上市个股前20个交易日的交易数据；样本期间内如遇个股停盘，则停盘日相关数据记为空值，不参加后续计算。最终，有效样本共涉及1251支个股，累计483个交易日，其中，U段241个，D段242个。令Ri，j、Prii，j、ExRi，j、Vlai，j以及rm，i，j（i=1，2…1251；j=1，2…483）分别为个股i在其第j个交易日的算术收益率、收盘价、换手率、Garch（1，1）波动率以及流通市值加权平均市场日收益率，其中，j=1，2…241为U段数据，j=242，245…483为D段数据，并记rf，j为第j个交易日的日无风险收益率。所有数据来源于锐思（RESSET）数据库。

（二）数据分组及描述

在每个交易日j（j=2，3…241， 243，246…483），首先将所有有交易的个股按其前一个有效交易日的股价Prii，j-1从低到高排序，并以约3∶4∶3的比例分成三组，分别记为LP、MP、HP组，LP组为股价最低的30%，MP组为股价居中的40%，HP组则为股价最高的30%；然后再以同样的方法，将所有有交易的个股分别按换手率和波动率分成LE、ME、HE组和LV、MV、HV组；最后，将上述三种分组结果交叉，可得27个组合。

对每个组合，在每个交易日求其中所有个股前一个有效交易日的平均股价、平均换手率和平均波动率，分别记为M_Prik，j，M_ExRk，j和M_Vlak，j（k=1，2…27；j= 2，3…241， 243，246…483）。同时求各组合每个交易日的算术平均收益率和算术平均市场收益率，分别记为P_Rk，j和P_rm，k，j（k=1，2…27；j= 2，3…241， 243，246…483）。

（三）面板数据模型检验

为了全面描述样本期间内27个股票组合中可交易价值各因子对组合日收益的影响，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将（1）式改写为：

P_Rkj-rf，j=αk，j+βkCAPM（P_rm，k，j-rf，j）+βkPriM_Prik，j+βkExRM_ExRk，j+βkVlaM_Vlak，j+εk，j （2）

其中，αk，j的性质依面板数据模型形式的不同而不同：混合模型中表示截距项；固定效应模型中是随机变量，且其变化与模型中各因子的变化有关；随机效应模型中也是随机变量，但其分布与模型中各因子的变化无关。εk，j为误差项（标量）。

为了避免伪回归问题，在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前，必须对相关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验证数据序列的平稳性。面板单位根检验的方法有很多种，但通常只需采用两种方法，分别进行相同根和不同根的检验。本文选择Levin-Lin-Chu（LLC）和Fisher-ADF对样本数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在两种检验中，两段样本数据均能够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因此可以认为样本序列是平稳的。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

为确定面板模型的具体形式，须对样本数据分别进行F检验和Husman检验。由于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可交易价值对不同股票组合短期收益的影响，因而本文主要考察混合模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个体随机效应模型的适用性。具体地，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中进行F检验以确定混合模型和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的取舍，在个体随机效应模型中进行Husman检验以确定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个体随机效应模型的取舍。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显然，两段样本的检验结果均显示，应选择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面板数据回归。

（四）结果分析与讨论

运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分别对两段样本数据进行面板数据回归，部分结果如表3所示。

总体上说，模型的解释能力良好，上涨和下跌阶段的贡献率分别达到79.67%和88.37%，F统计量在0.0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模型的正确性毋庸置疑；除下跌阶段的波动性因子外，系统风险因子和其它可交易价值因子的回归系数均显著，表明这些因子都对我国沪深股市的短期收益具有解释能力。

1.流动性因子的影响在不同市场环境下没有方向性的不同，但有程度上的差异。无论市场大势是上涨还是下跌，其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流动性因子对股票短期收益行为的影响方向与市场环境无关，投资者在任何情况下都对股票组合的流动性状况报以相同的态度，换手率越高，预期收益也就越大。该结论与目前主流文献中关于以月换手率为代表的流动性水平与股票中长期预期收益负相关的观点相悖，说明股票的短期收益可能具有与中长期收益不同的特征。相比较而言，中长期换手率高，变现能力强，可以被视为股票的基本特征，而短期交投活跃则可能表示股票因受到市场的青睐而导致其可交易特征发生了变化，因此，交易频繁的股票组合在短期内能获得更高的收益。

从影响程度上看，急跌背景下流动性因子的系数更大，几乎是急涨背景下的两倍，也就是说，在急跌背景下，流动性高更具有实际意义，流动性的价值也更高，这种现象可以用行为金融学中损失厌恶的观点解释，即同等条件下，投资者对于止损的需求要比兑现收益的需求更大。

2.股价因子的表现则依市场环境的不同而不同，急涨背景下系数为负而急跌背景下为正，但从系数的绝对值上看则差距不大。表明股价对股票组合短期收益的影响程度基本是不变的，但在急涨阶段，由于绝大多数股票总体上均处于上升通道中，相对于低价组合而言，高价组合的未来上升空间可能更少，因而投资风险也就较高，因此高价股的预期收益较低，反过来，在急跌行情中，高价股却可能是抗跌、业绩良好、市场信心足的代名词，甚至能够被视为下跌背景下资金的避风港，因而具有更高的预期收益，而不同市场环境下相同水平的系数绝对值，则表明价格因子影响的程度是基本不变的，这很可能与投资者的需求和偏好有关，短期内，当投资者构成基本不变时，市场的需求函数和偏好特征也就基本保持不变。

3.波动性因子的影响相对比较复杂。急涨背景下波动性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大涨行情下投资者总体上说是波动偏好的，这或许可以解释为当市场整体向好时，波动大的组合获取收益的可能性更大，收益水平也会更高，急涨环境下的波动更多的表现为获取收益的机会。

急跌背景下波动性因子的系数虽然也为正但不显著，从统计意义上说表示其对短期收益没有影响，但通过与急涨阶段结果的对比，可以认为在大跌的背景下，投资者对波动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总体上已经不再是波动偏好的了，联系实际情况，我国沪深股市的这轮行情是大涨之后紧接着就是大跌，而投资者对市场大势的预期从看涨到看跌的转换也许需要不短的时间，同样的，对波动的态度从偏好到厌恶的转化也需要一个过程，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急跌背景下波动性因子系数的不显著恰恰反映了投资者对市场预期和波动态度的广泛分化。由此可以预测，当市场持续疲软，投资者信心受挫，真正的熊市来临的时候，剧烈的波动将可能被视为股价进一步下跌的征兆，或者是其业绩出现不良状况的信号，因而更多的表现为风险。

此外，传统的系统风险因子在回归检验中也是显著的，说明其对股票收益的解释能力仍是可信的。但是，从不同市场环境的影响方向和程度上看，该因子在两段样本期间内的表现并没有明显的变化，说明它对不同的市场环境不具有敏感性，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以日收益率为代表的股票短期收益是与本文提出的可交易价值相关因子息息相关的。通过对不同市场环境下可交易价值各因子表现的对比，我们能够得到比现有研究更加深入和具体的结论，对理论和实践工作均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结论与展望

本文首先从股票价格的形成入手提出了可交易价值的概念，分析了可交易价值的可能影响因素，并建立了股票可交易价值模型，进而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利用我国沪深A股市场中两段处于完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的日交易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股票的可交易具有价值，可交易价值对股票短期收益具有重要的影响，其中涉及的股价因子、流动性因子和波动性因子均对我国沪深股市股票组合的日收益行为具有解释能力。现实中，股价、换手率和波动率都是市场上非常容易获取的指标，投资者能够方便地根据这些指标对股票短期收益的未来走势进行预期。同时，由于对可交易价值影响因子的设定来源于股票价格的形成过程，因而与股票价格和收益行为的联系更加密切。

其次，市场环境是股票短期收益的重要影响因素，股票可交易价值模型在不同市场环境下的表现截然不同：流动性因子在急跌背景中的影响力更强，股价因子和波动性因子在不同市场大势下显示出不同的影响方向或程度。上升背景下，投资者更加偏好高流动、高波动、低价格的股票组合。对这些市场指标的观察和监控，能够帮助我们对股票组合短期内的走势进行合理的判断，同时，这些指标大小或方向的显著变化，也可能是市场短期走势出现拐点的重要信号，更进一步，这些短期信号还可能为市场长期趋势的判断提供参考。

最后，相对于传统的系统风险因子，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面对股票组合的短期收益行为，涉及可交易价值的相关因子表现出更强的表现力和敏感性，因而也就更具说服力。可以说，在对市场短线的判断中，可交易价值模型可能比传统资产定价模型更具理论优势和实践价值。

基于不同的市场环境，考虑股票可交易价值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是从股票的可交易过程入手展开分析的，其主要着眼点是股票价格的形成机制对价格和收益行为的影响。相对于长期以来人们大多从对股票价格行为的观察中探索其可能影响因素的思路而言，这无疑是一种全新的尝试。综观现有研究，本文模型关于涉及股票短期收益行为的价格效应、流动性效应和波动性效应的结论与现有研究都有所不同，其中，尤以波动性在不同市场环境下有可能表现为正的价值的结论与现有多数研究不同。必须承认，波动性因子在股票收益行为中的作用比较复杂，对波动性因子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如波动性价值/风险与投资者行为或偏好的关系，波动性因子的具体作用形式和途径等，将是未来有意义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Adrian T.and Rosenberg J.Stock Returns and Volatility：Pricing the Short-run and Long-run Components of Market Risk[J].Journal of Finance，2008，63（6）

2.Amihud Y.，Mendelson H.and Pedersen L.H.Liquidity and Asset Prices[J].Foundations and Trends in Finance， 2005，1（4）

3.Ang A.，Robert H.，Xing Y.，etc.The Cross Section of Volatility and Expected Returns[J].Journal of Finance，2006，61（1）

4.Angel J.J.Tick Size，Share Prices， and Stock Splits[J].Journal of Finance，1997，52（2）

5.Copeland T.E.Liquidity Changes Following Stock Splits[J].Journal of Finance，1979，34（1）

6.Datar V.T.，Narayan Y.and Robert R.Liquidity and Stock Returns：An Alternative Test[J].Journal of Financial Markets，1998，1（1）

7.Dennis P.Stock Splits and Liquidity：the Case of the Nasdaq-100 Index Tracking Stock[J].Financial Review，2003，38（3）

8. Grinblatt M.and Keloharju M.What Makes Investors Trade？[J].Journal of Finance，2001，56（2）

9. Longstaff F.A.How Much Can Marketability affect Security Values？[J].Journal of Finance，1995a，50（5）

10. Longstaff F.A.Placing No arbitrage Bounds on the value of Nonmarketable and Thinly Traded Securitie[J].Advances in Futures and Options Research，1995b，8

11.Mohanty S.and Moon D.Disentangling the Signaling and Liquidity Effects of Stock Splits[J].Applied Financial Economics，2007，17（12）

12.Wang C.Y. and Chin S.Profitability of Return and Volume-Based Investment Strategies in China`s Stock Market [J].Pacific Basin Finance Journal，2004，12（2）

13.陈磊，曾勇.基于股市下跌背景下的处置效应研究[J].管理评论，2005（3）

14.陈雨露，汪昌云.金融学文献通论—微观金融卷[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5.吴冲锋，穆启国.资产定价研究[M].科学出版社，2008

篇（7）

评价企业技术进步经济环境一般分为直接评价和间接评价。不同之处在于直接评价是根据经济环境内容和表现直接给以评价，间接评价则是由企业技术进步状况和水平来间接反映经济环境的劣势。由于我国目前统计制度尚不健全，有些经济环境内容和企业技术进步状况具有一定的模糊性，难以采用传统数学方法进行量化，致使这两种方法仍大多停留在以专家咨询的定性分析为主上，评价结果受专家主观因素影响较大。本文从系统论出发，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专家评判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二层定量评价方法，并结合计算机运算，在样本足够情况下获得比以往更为客观的评价结果。

二、 企业技术进步经济环境结构分析

企业技术进步经济环境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从系统的可分析性，它的结构应包括市场环境，区位环境、政策法规环境、金融环境、科技体制环境和行业环境等6个子系统，这6个子系统相互交织、共同作用构成一个整体。

1、 市场环境子系统(S1)

市场环境是企业自主经营的天地，着重考核市场规模、市场秩序、市场机制、市场形态和市场体系这5个指标所处的状态，分别用e11、e12、e13、e14、e15表示。它们对企业技术进步动力机制和导向机制的运行发挥作用，是经济环境中一个重要的内容。

2、 区位环境子系统(S2)

区位环境指的是企业所在地区地理位置的自然因素、交通运输、水电气供应、通讯和其他经济协作等5个条件要素分别用e21、e22、e23、e24和e25表示。这5个条件要素优劣的状况是企业能否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促进企业技术进步的十分有利的条件。

3、 政策法规环境子系统(S3)

政策法规环境是经济环境的主要组成部分。企业技术进步迫切需要一系列政策法规保护，它们是推动技术进步强有力手段，在企业技术进步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该子系统主要包括财政税收政策、价格政策、劳动工资政策、技术改造政策、科技基本法、科技基金法、科技进步法等7个指标分别用e31、e32、e33、e34、e35、e36、e37表示。这些政策法规的完善和执行状况对稳步实现技术进步将发挥重要作用。

4、金融环境子系统(S4)

由于以企业技术进步为内容的技术引进、技术改造、技术开发需要大量投资，且投资具有滞后性和长远性，因此该子系统为企业技术进步奠定雄厚的财力基础。它包括企业积累、银行贷款、发行证券、引进外资、企业科技发展基金等5个硬指标，分别用e41、e42、e43、e44、e45表示。显然这5个硬指标属于“愈大愈优”型，即指标值越高，对推进企业技术进步越有利。

5、 科技体制环境子系统(S5)

企业科技体制环境是体制环境的核心，主要包括科技系统的组织结构、科技系统的运行机制、科技系统的管理结构、科技管理制度等4个指标，分别用e51、e52、e53、e54、e55表示。这些指标状态的优劣势必影响企业能否成为技术开发主体，真正实现科技与生产的结合，实现企业技术进步的良性循环。

6、行业环境子系统(S6)

行业环境子系统主要包括行业竞争与行业协作两方面，对企业技术进步产生影响。该子系统要着重考虑同行业竞争状况、行业产品供求状况，行业技术发展水平、生产专业化协作水平、产品配套协作能力等5个指标，分别用e61、e62、e63、e64、e65表示。

三、 经济环境二层定量评价方法

二层定量评价方法是评价经济环境的一种方法，其方法步骤如下：

(1)构建经济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如前上述，企业技术进步经济环境是一个大系统(S)，包括市场环境子系统(S1)、区位环境子系统(S2)、政策法规环境子系统(S3)、金融环境子系统(S4)、科技体制环境子系统(S5)和行业环境子系统(S6)等6个子系统，每个子系统中含有若干个关键性指标，共计31个指标，其中除S4中5个硬指标外其余均为软指标，这样形成上下二层经济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2)下层指标的综合评价

考虑第1个市场环境子系统。在S1中含有5个定性分析软指标e11、e12、e13、e14、e15，先分析第i个被评企业5个指标所处的状况后进行评分。为实现所有指标数据的无量纲化和标准化，可对有利于企业技术进步贡献越大的指标，其评分值越接近1；反之，对有利于企业技术进步贡献越少的指标，其评分值越接近于0。例如对市场规模(e11)指标来说，当产品需要量、供应量、保有量与市场范围越多时，该指标值评分越接近于1。

然后由第i个被评企业5个指标评分值(je11、je12、je13、je14、je15)，(i=1、2…n)计算第1个子系统5个指标评价矩阵。

再计算A1的最大特征值λE1max及其对应的特征向量并单位化，计为：W1=(W11，W12，W13，W14，W15)

最后得到第1个子系统中第i个被评企业下层指标的综合评价值：

由于第2个、第3个、第5个、第6个子系统中均为定性分析软指标，类似上面方法可得到这4个子系统下第i个被评企业下层指标的综合评价值：

此外，对第4个子系统中5个硬指标的无量纲化和标准化，可先采用下式处理：

式中maxie4t和minie4t分别为n个被评企业在第t个硬指标下最大值和最小值，ie4t是第i个被评企业在第4个子系统第t个硬指标下的实际统计值。

于是，第i个被评企业5个硬指标评分值计为(ie＊41、ie＊42、ie＊43、ie＊44、ie＊45)，其他步骤不变，可得到第4个子系统下被评企业下层指标的综合评价值if4。

(3)上层各个子系统的综合评价

将(2)得到的iF1、iF2、iF3、iF4、iF5、iF6构成经济环境6个子系统综合评价矩阵：

计算FTF的最大特征值及其对应的特征向量化单位化后，得到6个子系统的权向量如下：

w=(w1、w2……w6) 业上层6个子系统下的综合评价值，

(i=1，2……n)

篇（8）

产融结合作为一种不断完善的企业发展模式，长久以来得到了国内外众多企业集团的认可。在对这一模式的认识上，国内外都有着比较统一的意见。

（1）产融结合的界定。对于产融结合概念的理解和定义，需要从三个方面出发：其一，就是产融结合的主体。所谓产指的是产业资本，即实体企业等非金融机构所持有的货币与实体资本。所谓融指的是金融资本，即由银行等金融机构所持有的货币与虚拟资本。其二，就是产融结合的方式。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产业资本将所属的资本转入金融机构下；另一种就是金融资本通过人事、参控股等方式来有意识地对产业进行管控。其三，是产融结合的目标。[1]产融结合最根本的要求和最终的目标，就是实现共同资本的增值。产业与金融的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最终实现二者的高效组合与优势互补。

（2）产融结合模式的主要类型。对于产融结合来说，不同的划分依据，就会形成不同的划分类型。依据产融结合所处的市场环境和产融结合的主要推动力量，可以将产融结合模式划分为以下三种基本类型：其一是市场主导型，欧美国家大多是以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为引导来推动整个产融结合的发展。其二是银行主导型，日德等国家的产融结合模式，大都是在大银行的主导和推动下形成的。其三是政府主导型，对于宏观经济调控能力特别强的国家来说，所采用的大多是借助法律或者政策来大力推动产业与资本的融合。

（3）日本商社产融结合的发展历程。日本商社的产融结合之路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着深刻历史轨迹的。在其发展历程中，经历了多个历史阶段，也产生了多次自我变革。1）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是日本产融的初期发展阶段。为了振兴经济和增强自身实力，许多大银行开始通过购买股票等形式，对产业企业进行控股，而产业企业为了自身发展也开始借助银行力量进行资本整合，这就是最初的产融结合模式。2）到了60年代，是日本产融结合发展的另一个起点。此时，大量外来资本涌入日本市场，为了抵御外来资本的侵袭，日本本土企业大量进行互相控股。日本每个企业集团内部开始形成了一种叫主银行的机构，它的出现，实现了对集团内部资金的管控，也形成了一种新的银企关系。3）90年代至今，日本商社产融结合发展几经变革，不断完善，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在此时，政府在整个产融结合模式的发展和改革之路上，起到了巨大作用。政府在这个时期，要求产融结合过程中，要降低银企之间、企业之间的相互控股比率，要对系列融资关系进行弱化，要设立专门的金融公司进行监督和风险管控等。这为整个日本产融结合模式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2]

二、日本商社产融结合模式的特征分析

日本商社的产融结合模式，有着普通产融结合所共有的特征，但也具有自身所特有的一些特征。

（1）市场环境的特征。从市场环境来说，对国内运行环境依赖高，对国际环境适应性差。因为整个日本的产融结合，都是在国内大型的金融机构和企业集团主导下形成，而且其中政府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这种历史基因就导致日本产融结合的本土化，严重依赖国内经济运行环境，无法在国际上形成强有力的竞争力和资本运作优势。

（2）运行主体的特征。就主体来说，商社产融结合过程中，一直起到推动作用的除了政府就是大银行。大银行为了实现资本的更高效利用和不断增值，它主导了整个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不断融合，是整个日本商社产融结合进程中，最基本的推动力量。

（3）运行方式的特征。从运行方式来说，间接融资为主，公司治理结构以银行为导向。在产融结合过程中，银行为主导，它们也就采用了大量手段去实现对产业企业的管控。[3]这些手段包括参股、控股、持股等资本运作方式，也包括了人事管理、信息管理等企业管理手段。这实现了银企的高度融合，实现了大银行对企业的监管，但也进一步加剧了日本企业对银行的高度依赖，影响了产业企业的自主经营。

（4）生产效益的特征。从产生效益来说，资本吸收转化率高，但无法重组存量资产。产融结合最基本和最原始的要求就是实现资本的增值。但并不是资本融合程度越高，银企联系越紧密所带来的效益就越高。日本的产融结合模式，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提升了资本的吸收和利用效率。但是，也增加了未融合资本的重组难度，影响了企业运行效率。

（5）风险控制的特征。从风险控制来说，微观经济风险小，宏观经济风险大。日本商社的产融结合模式，由于企业与银行之间的联系高度紧密，从微观上看，企业和银行会通过多种手段进行风险控制，实现彼此利益最大化。但是，从宏观上看，银企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会不断夸大资本的实际效益，增加整个大环境的经济风险。

三、产融模式对中国国企发展的借鉴

（1）完善企业的管理制度。日本产融结合模式，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企业对银行的依赖程度，影响了企业的自主经营。中国国有企业在过往发展过程中，获得了银行信贷的大力支持，促进了企业发展壮大，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应该避免对银行的过度依赖，利用资本市场开展直接融资，增强资本实力，完善自身的组织结构，提升自主经营能力，掌握经营和发展的主动权。

（2）因地因时制宜选择产融模式。对于企业产融结合来说，模式不只有一种，手段和方式也不是唯一的。每个企业的发展状况和所处环境也各不相同。因此，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不能照搬照抄别人的经验。目前，许多国有企业利用自身的资本实力，设立金融业务板块，并取得金融业务的大部分牌照。例如，中石油集团、华润集团、五矿集团、中航工业集团，从过往实践来看，产融结合的效果还不是太理想。中国国有企业应该结合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依托自身产业优势，取长补短，在发展中不断进取，探索出一条真正符合自身情况的发展之路。

（3）设计合理的风险控制机制。风险控制应该是产融结合过程中，始终应该被关注的问题。如果无法做好风险控制，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企业内部的诸多问题，还有可能影响整个经济的稳健发展。通过建立良好的风险控制机制和风险管理制度，在实业和金融业之间设立防火墙机制，是应对产融过程中各种风险的重要途径。

（4）建立良好市场环境。资本的高速运转需要相对自由的市场环境，严格高压的市场环境是不利于资本市场效率提升的。在产融结合过程中，建立相对宽松的市场环境，给予资本运作足够的市场活力和自主权利是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的。但在这个过程中，也不能放松对整个资本市场风险的管控。[4]

（5）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除了良好的市场环境，资本运作还必须依赖于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法律环境。在日本商社产融模式发展过程中，政府起到了巨大作用。我国政府应该借鉴这些有益经验，推动产融结合的进程。作为国有企业，也应该充分利用政策环境，为自身带来更长远的发展。

篇（9）

中图分类号：F241.22；F323.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6）04003008

一、引言

关于劳动力转移效应的经验结论一直存在较大的差异，尤其是在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效率（比如农业技术效率）会产生何种作用上，学者们的分歧更为明显。对这种差异和分歧的形成主要有两种解释：一是劳动力转移程度不同会导致其对农户技术效率的差异性影响。农户将家庭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中可以避免使用劳动力弥补技术不足的行为，从而提高农业技术效率（梁义成，2011；李勋来 等，2005）；但我国农村劳动力已经呈现过度转移状态，这可能引起农业劳动力短缺，农户会通过粗放经营来应对劳动力的不足，从而制约农业技术效率的改善（Scott et al，1999；李谷成，2008；Mochebelele et al，2000；Abdulai et al，2001）；同时，转移劳动力外出务工后给家里的汇款（以下简称务工汇款）可以解除农户的资金约束，农户使用先进要素可以部分抵消劳动力流失所产生的负效应（Scott et al，1999）。二是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往往会通过一些环境变量进行传导（钱文荣 等，2011），农户的资源禀赋以及地区的经济特征（如农户家庭生命周期、农户的资产存量、村庄的农业基础设施以及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都可能改变劳动力转移与农业生产间的关系。后一种观点更能准确解释劳动力转移效应在地区和农户间的差异，但这方面的实证研究相对欠缺。

新劳动力迁移理论（NELM）强调市场环境与劳动力转移效应的关系，认为发展中国家市场不完善会导致劳动力减少对农业生产消极影响，而务工汇款可以帮助农户采取资金替代劳动力策略，部分抵消劳动力不足的负向作用（Stark，1991）。该观点隐含了另外一层含义，即如果在市场较为完善的条件下，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可能会降低。这也就意味着市场化水平不同，劳动力转移对农户生产效率的影响也就存在差异。然而这种差异并未得到实证检验，市场完善程度提高是否能够降低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效率的消极影响是不明确的。由于渐进式改革的持续推进，我国市场化进程在不同地区存在明显差别，这为对这一观点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条件。本文试图对新劳动力迁移理论的上述观点进行实证检验，从而进一步厘清劳动力转移效应产生差异的原因，以利于正确理解要素变动影响农业生产的机理，并对我国劳动力转移现实背景下改善农户技术效率提供政策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处于小农经济转型期的农户行为是比较复杂的，农户的生产、消费和劳动力供给等决策和行为除受农户自身食物需求约束以及农户本身的资源限制（如劳动力和资本）外，还受社会经济环境和政府政策的影响（张林秀 等，1996）。目前，我国农村中满足自身需要、依据家庭要素禀赋进行农业生产的小农特点仍然存在，而传统农业改造过程中市场对小农生产的冲击也日趋显著。另一方面，农户对技术效率的改善还取决于其生产态度和管理水平的提升以及先进要素的投入（Mochebelele et al，2000）。农户的技术效率水平是农户家庭要素禀赋以及所处的市场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劳动力转移通过改变农户的资源禀赋和生产态度等对其技术效率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又受到市场环境的调节。

杨宇，高静：市场环境对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户技术效率具有调节效应吗？

借鉴新劳动力迁移理论中市场约束条件下农户资源禀赋变化对农户生产决策影响的机理分析，可以发现劳动力转移、市场环境和农户技术效率的内在关系。如图1所示，假设农户家庭拥有要素禀赋为T，可以进行低效率和高效率两种农业技术投资，两种投资的产出分别为Q0和Q1。F代表了一组农户家庭特征变量，它和农户家庭的要素禀赋一起决定着农户在各产品上的生产力。生产可能性前沿（PPF）用生产线PP表示，其产出函数为Q*=f0（T，F）。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机制运行不畅，农户在进行高效率技术投资时往往会受到一系列约束，如劳动力、资金或风险约束，而且在不同的市场约束条件下农户的生产函数存在不同。比如生产线PP’为市场约束较低时农户的生产前沿线，生产函数为Q*=f1（T，F）；在同等的资源条件下，市场约束越低，农户的生产效率越高，农户的生产线会逐渐与X轴平行。如果市场是完善的，即土地可以不受限制地出租或者租入，农户可以从资本市场上方便地获取资金，劳动要素可以自由地提供给市场，也很容易从市场上获得，同时产品价格能够按照市场供求规律变化。此时农户在生产中会以效率为导向进行资源配置和技术投资，在图中表现为其生产的点为最高点Q*，农户的生产线会完全平行于X轴，这种情况下农户不会受到自身资源禀赋的约束，而是将生产效率最大化以获得最大化利润，但这一理想状态在发展中国家几乎是不存在的。

假设农户原有的资源禀赋为T（0），此时不同市场约束条件下农户的生产点可能就有差异，在图中表现为a点和b点，生产效率分别为Ya=（Q1T（0）+Q0T（0））/T和Yb=（Q1T（0）+Q0′T（0））/T。劳动力转移改变了农户的劳动力、资金等要素禀赋，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的下降会降低农户对农业生产的管理能力，尤其是对各种要素的投入以及技术采用（掌握）的程度，从而降低农户的技术效率。但转移者的务工汇款可以帮助农户采取资金替代劳动力的策略，因而兼业户会倾向于高效率的技术投资。另外由于在主要的生产要素投向、家庭的经济实力、农业生产经营目标上存在不同，同时受制于农户劳动时间总量，两种类型的农户在农业生产的行为方式和决策上存在很大的差别。所以，最终生产经营目的的不同和自身资源条件的限制会使得兼业户和纯农户在农业生产方式上产生差异（陈超 等，2004），这些差异表现为兼业农户的生产点会发生移动。由于不清楚劳动力转移和务工汇款的影响大小，生产点可能会向上，也可能会向下移动。如果劳动力减少T1，资源禀赋向下移动到T（1），在市场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兼业户会在c点生产，其生产效率为Yc=（Q1T（1）+Q0T（1））/（T-T1）；如果市场约束降低，兼业户会在d点生产，其生产效率为Yd=（Q1T（1）+Q0′T（1））/（T-T1）。

也就意味着市场化水平提高会降低劳动力减少对农户技术效率的消极影响。同样道理也可以证明，市场化水平提高会减弱汇款对农户技术效率的积极作用。市场越完善，农户越能方便地获取各种技术服务，比如农机社会化服务的迅猛发展，种子、化肥、农药等农业物资投入以及信息咨询服务的改善，这些便利均可以弥补农户人力资本水平不足带来的技术效率下降。同时，由于农户很容易从市场获取资金，务工汇款放松资金约束的作用也可能会减弱。完善的市场通过弥补农户自身要素的不足从而放松要素禀赋对技术效率的约束，劳动力转移带来的消极作用可能下降，而务工汇款带来的积极影响也会由于市场环境的改善而被降低。市场化机制更多的是在农户依据自身禀赋进行决策时提供一种调节和补充。正因为如此，由于我国不同地区市场化进程不同，劳动力转移对农户的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会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待检验的研究假设：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农业劳动力减少会使得农户降低技术效率，而务工汇款的流入则有助于农户改善技术效率；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农业劳动力减少对农户技术效率的消极作用会逐渐消失，而务工汇款对农户技术效率的积极作用也会减小。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1.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测算

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来测算农户的技术效率。作为一种面向数据的非参数估计方法，DEA不需要确定投入产出间的函数关系，避免了函数形式的不准确而带来的估计偏差；同时，DEA注重测量个体而非观测量的平均值，因此在对个体的差异尤其是决策单元效率的考察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另外，DEA将投入产出指标的权重作为变量，无需事先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可以有效避免在权重分配时评价结果受到评价者主观意愿的影响（魏权龄，2004）。这些优势使得DEA方法得到了普遍的应用。

由于我国农户的市场环境并非完全竞争，其规模收益是可变的，因而选择基于投入角度的规模收益可变条件下的BCC模型更为恰当。模型中的产出指标是农户的水稻产量，投入指标包括土地（水稻种植面积）、劳动力、种子、化肥、农药以及农机服务费用和畜力费用，DEA的测算结果为既定产出条件下对投入利用的相对有效程度的纯技术效率。

2.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户技术效率的回归模型

考虑到农户技术效率具有删截性质，在因变量受限的情况下，OLS是有偏估计（伍德里奇，2007）。所以本文采用Tobit模型进行估计，该模型可以将不在这个区间段的因变量值截取掉，从而得到一致性和渐进正态性的数据模拟效果，最终保证估计结果的无偏性。

M为农户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月），该变量反映了劳动力转移引起的农业劳动力减少的数量。考虑到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很可能是内生变量，本文从迁移网络中寻找工具变量来解决变量的内生性问题（Zhao，2001），选取亲戚中外出务工人数和本村外出务工人数作为工具变量。采用务工汇款的滞后变量，即上一年外出务工者寄回家的汇款R（-1）来考察汇款对农户技术效率的影响。控制变量XT主要包括户主的特征（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以及农户的家庭特征（家庭劳动力人数、离集市的距离、除水稻以外其他作物经营面积和地势条件），以反映影响农户技术效率的其他因素。

3.市场环境对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户技术效率的调节效应分析

调节效应分析一般有两种方法：一是按照调节变量进行分组回归，比较分组回归系数的差异来判断调节效应的显著性；二是将调节变量与自变量的乘积项放入回归模型，通过乘积项系数来识别调节作用显著与否（温忠麟 等，2005）。本文中各地区的市场化水平是连续变量，因而适宜采用第二种方法，即将市场化水平的代表变量Z及其与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和务工汇款的乘积项放入回归模型（3）中形成模型（4）。乘积项系数的显著与否反映了市场化水平对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户技术效率的调节作用的显著性，如果存在明显的调节效应，那么市场化水平不同会导致劳动力转移对农户技术效率的影响也不同。

Z为市场化水平变量，本文选用樊纲等（2010）对基于中国各地市场化进程测算出的市场化指数来衡量。该指标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产品市场发育程度、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和中介组织发育与法律等5 方面来刻画各地区市场化水平，同时可以反映出市场在农户生产中的决定作用大小以及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要素的流动及其市场可获得性在不同地区的相对差异。从2009年测算的结果来看，我国各地区市场化水平差异较大，东部地区的市场化指数较高（江苏为11.54，浙江为11.8，广东为10.42），而西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较为缓慢（四川为7.56，重庆为8.14，贵州仅为5.56）。

4.样本与数据

本文实证分析所用样本数据来源于课题组于2014年2月组织的农户问卷调查。考虑到需要检验在市场化水平不同的地区劳动力转移对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影响的差异，此次调查对样本农户的分布区域进行了精心安排。首先，在市场化进程较快的东部地区选择了江苏、浙江、广东三个省份，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西部地区选择了重庆、四川和贵州三个省市。其次，在六个省市抽选水稻生产较为集中的区域，因而样本地区的地势条件均为平原和浅丘。最后，在抽中的区域中随机抽选调查村，并在调查村中按照等距抽样的方式抽选样本农户。课题组采用入户调查的方式采集数据，调查主要围绕农户的户主特征和家庭特征、农户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情况以及农户水稻生产的投入产出指标展开。此次调查总共访问了900户农户，剔除掉不完整以及数据有明显矛盾的问卷，最后确认了787份有效问卷（江、浙、粤308份，川、渝、黔479份），有效问

卷比例达到了87%。

调查数据表明，2013年样本农户中70%以上的家庭有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平均每户有外出劳动力1.98人，每个外出劳动力平均务工9.66个月，外出劳动力寄回（带回）家的汇款平均每户达到3.78万元（2012年）。样本地区农户的水稻种植规模偏小，2013年样本农户户均种植水稻2.94亩，平均亩产420.20公斤。表1展示了样本农户2013年水稻生产投入产出的情况。

四、实证分析结果

1.农户水稻生产的技术效率

表2列示了DEAP 2.1测算的六省市样本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农户的技术效率平均为0.69，其中纯农户的平均技术效率为0.68，效率较高（0.8以上）的农户只占了28.45%；兼业农户平均技术效率为0.69，效率较高的农户也仅有28.90%。从测算结果来看，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损失比较明显。

2.劳动力转移对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

为了判断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否恰当，首先将内生变量（外出务工时间）与工具变量（亲戚中外出务工人数和本村外出务工人数）和模型中的控制变量进行OLS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亲戚中外出务工人数对农户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影响非常显著，农户的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随着亲戚中外出务工人数的增加而显著增加，表明劳动力转移决策中迁移网络起着重要作用。然后将亲戚中外出务工人数与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进行相关性分析，没有发现二者有明显的相关关系。所以选用亲戚中外出务工人数作为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的工具变量是较为合适的。

为了检验外出务工时间的内生性，分别对（3）式进行Ivtobit回归和Tobit回归。Ivtobit回归是将外出务工时间与工具变量和控制变量的OLS回归拟合值（外出务工时间拟合值）与水稻生产技术效率进行的回归分析，Tobit回归是在不使用工具变量的情况下直接将实际的外出务工时间与水稻生产技术效率进行回归。将两次回归结果进行Hausman检验，其卡方统计值显著，说明两种估计结果存在明显差异，因而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应该是内生变量，意味着农户同时对劳动力外出务工和水稻生产进行决策，因此采用Ivtobit进行估计的结果才是无偏和一致的。

Ivtobit回归结果显示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农业劳动力减少对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产生了消极影响。这与新劳动力迁移理论的观点保持一致，即农业劳动力的流失的确导致了农业生产的粗放经营。务工汇款有助于提高水稻生产的技术效率，但作用不明显，这一结果并不支持新劳动力迁移理论的观点。户主的特征以及家庭离集市的距离对农户技术效率没有显著作用；家庭劳动力人数较少和其他作物经营面积较小的农户更愿意提高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地势条件的优越性在水稻生产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平原地区的技术效率显著高于丘陵地区的技术效率。

3.市场化水平对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调节效应

根据表5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市场化水平不同的地区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存在差异，市场化指数越高，农户的水稻生产技术效率损失越低。并且市场化指数对农户外出务工时间与农户技术效率的关系产生了正向调节，即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劳动力流失对农户技术效率的消极较小，但是市场化水平的变化并没有改变务工汇款对农户技术效率的作用。事实上，我国农户外出务工的汇款主要用于消费，与农业生产的关系比较微弱，市场化水平的差异并不能改变农户对务工汇款的用途。结合两方面的作用，可以认为研究假设基本得到验证，即不同的市场化水平下劳动力转移对农户技术效率的影响的确存在差异。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用我国东、西部六省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农户外出务工带来的农业劳动力减少会导致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损失，而务工汇款的流入并不能帮助农户改善技术效率；虽然市场化水平的变化对务工汇款流入与农户技术效率的关系没有产生影响，但是市场化水平提高会降低劳动力减少对技术效率带来的消极影响。因此，在不同的市场环境（市场化水平）下，劳动力转移对农户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

本文将劳动力转移和农业生产技术效率选择视为农户家庭的同时共同决策，考虑劳动力转移的内生性有利于正确解释劳动力转移带来的效应差异；同时，重点关注外在条件（市场化水平）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而不仅仅停留在对劳动力转移效应的简单分析上；更重要的是，基于市场环境角度解释劳动力转移效应的差异为要素变化条件下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供了新的思路。依据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了降低要素变动对农业生产技术效率带来损害，政府应该致力于改善市场环境，提高市场化水平，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对农业发展而言，应该减少政府的直接干预，放开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要素市场，让农民享受更充分的经营自，构建一个有利于农户依据经济利益来提高效率从而发展生产的市场环境；为农业生产创造更好的条件和服务，尤其需要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同时提供各种技术的社会化服务，将农业生产引向标准化的轨道，并逐渐向市场化发展。这才是劳动力转移背景下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有效路径。

参考文献：

陈超，沈荣海，展进涛.2014.农户兼业视角下的水稻生产行为及效率研究[J].江苏农业科学，42（5）：404407.

樊纲，王小鲁，朱恒鹏. 2010.中国市场化指数（ 2010） [M].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李勋来，李国平.2005.经济增长中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效应研究[J].经济科学（3）：3943.

李谷成.2008.家庭禀赋对农户家庭经营技术效率的影响冲击[J].统计研究（1）：542.

梁义成.2011.非农参与对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农户层面的新解释[J].软科学（5）：102107.

钱文荣，郑黎义.2011.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农业生产的影响――研究现状与展望[J].中国农村观察（1）：3138.

魏权龄.2004.数据包络分析[M].北京：科学出版社.

篇（10）

    2、营销理念构筑危机管理意识

    企业开展市场营销的危机管理,必须要立足于市场营销工作,通过构筑完善的营销机制,将危机意识渗透进营销工作中,才能从源头上避免营销危机的出现,从而达到对于危机的有效管理。具体来讲,企业管理及营销人员要加强对本企业营销工作的分析,通过组织全体员工尤其是营销人员,对营销工作中常见的危机及危机表现特征、诱发原理、预防机制等进行学习,引导全体工作人员树立营销的危机意识。同时,企业危机管理者还要立足于市场营销,对营销工作规范不断地进行优化完善,以引导营销人员按照标准要求来约束自身行为,并潜移默化的引导他们在营销工作中,积极地以危机意识来考察各项决策的合理性,最终才能推动危机管理的有效实现。

    3、市场营销流程优化管理效果

篇（11）

一、引言

市场环境对IPO抑价是有影响的。Ritter（1984）提出了“热发行市场”的概念，即大量的新股发行或首日平均抑价率较高的情况。Ibbotson（1994）认为IPO的发行周期伴随着市场的“温度”。在市场“过热”的情况下，发行人可以很容易的发行新股，而当市场“过冷”的时候，发行人很难在理想的价格发行新股。Kaneko与Pettway（2003）发现在市场“过热”的情况下采用询价发行方式的IPO首日抑价率明显高于采用拍卖发行方式下的IPO首日抑价率。我国的股票发行定价从2005年1月实行询价制度，股票发行价格不再经过证监会审批，此次改革标志着新股定价全面市场化的开始。本文以2005年1月至2010年12月间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采用询价发行方式的576只A股IPO为研究对象。并且本文首次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在不同IPO首日抑价率水平市场环境的影响。

二、样本数据构建

2004年12月7日中国证监会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试行询价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及配套文件《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18号――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询价对象条件和行为的监管要求》，规定自2005年1月1日起所有新股发行均采用询价机制。本文拟选取2005年1月至2010年12月间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采用询价发行方式的A股IPO为研究对象。Derrien与Womack（2003）认为拍卖发行方式能够从市场环境中得到更多反映价格的信息，因此，拍卖发行方式能够更好的降低首日抑价率。并且他们在研究中首次采用了发行前市场收益率与发行前市场波动率。在Derrien和Womack（2003）的研究中，市场收益率和市场波动率作为代表市场环境的核心解释变量。Derrien和Womack（2003）文章中采用的是发行前市场收益率与发行前市场波动率，而本文的研究中采用上市前的市场收益率和上市前的市场波动率。首先是因为采用的因变量是上市首日抑价率，而上市首日抑价率更有可能受上市前市场环境的影响。其次，一个完整的IPO过程是以上市结束而不是发行结束。再次，在中国新股发行后上市日期是可以根据市场环境重新确定的。

本文所用数据指标为IPO首日收益率、上市前市场收益率和上市前市场波动率：IPO首日收益率为未经市场调整的首日收益率；上市前市场收益率为IPO上市前三个月的每个月的月市场收益率的加权平均，上市前一个月（30天）的市场收益率的权数为3，上市前两个月（60天）的市场收益率的权数为2，上市前三个月（90天）的市场收益率的权数为1，权数之所以为3、2、1是基于市场参与者更关注于市场近期的表现的假设；上市前市场波动率为IPO前一天至前两个月（60天）的每日市场收益率的标准差。本文分别用上证综合指数和深证综合指数来计算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市场收益率和市场波动率。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完整性，最终确定的样本数为576只A股IPO。样本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表1为相关IPO样本数据的统计性描述。FR为IPO首日收益率，MR为上市前市场收益率，MV为上市前市场波动率。

三、实证分析

由表1知，全部样本的IPO上市前市场收益率和上市前市场波动率的均值均为0.02，而2005年至2010年的市场收益率是0.0005，明显低于上市前或是发行前的市场收益率的均值。这个明显的不同验证了Derrien and Womack（2003）关于法国IPO的研究，即上市公司选择上市日期或是发行日期一般是市场比较繁荣的时期。并且经过计算得知2005年至2010年市场波动率均值为0.022，明显高于上市前或是发行前的市场波动率的均值。因此，可以推测上市公司在有意规避IPO上市或是发行时的市场风险。即市场环境对IPO的发行是有影响的。为了研究不同IPO首日抑价率水平下市场环境的影响，本文建立如下线性计量模型：

FRi=a0+a1MRi+a2MVi+μi

其中FRi为第i只股票的首日收益率，MRi为第i只股票的上市前市场收益率，MVi为第i只股票的上市前市场波动率。

传统的最小二乘法（OLS）只能分析平均水平上的IPO首日收益率和市场环境的影响关系，无法去探求不同分位水平的IPO首日收益率与市场环境的关系，因此借助于分位数回归模型，考察不同IPO收益率水平与市场环境的相关程度是否相同显得格外重要。

对上述所建模型进行分位数回归，所用软件为Eviews6.0。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据表2的系数显示，IPO首日收益率从低分位点到高分位点不断变大的过程中，上市前市场收益率和市场波动率的系数也在不断的变大。可以看出，上市前市场收益率和上市前市场波动率对IPO首日收益率的影响强度随着分位点的上升不断加强。由表2还可以看出上市前市场收益率和上市前市场波动率在各分位点对IPO首日收益率的影响均是显著的，除了在0.1分位点下，上市前市场波动率对IPO首日收益率的影响的显著性水平为5%，其余显著性水平均为1%。

四、结论

Derrien与Womack（2003）关于法国IPO的研究显示，上市公司选择上市日期或是发行日期一般是市场比较繁荣的时期。本文对于中国询价发行方式下IPO的研究验证了Derrien与Womack（2003）的研究，即询价发行方式下，上市公司选择上市日期或是发行日期一般是市场比较繁荣的时期，并且可以推测上市公司在有意规避IPO上市或是发行时的市场风险。即市场环境对IPO的发行是有影响的。

本文借助于分位数回归模型，考察不同IPO收益率水平与市场环境的相关程度，克服了传统的最小二乘法（OLS）只能分析平均水平上的IPO首日收益率和市场环境的影响关系，无法去探求不同分位水平的IPO首日收益率与市场环境的关系的缺点。研究结果发现，IPO首日收益率从低分位点到高分位点不断变大的过程中，上市前市场收益率和市场波动率的系数也在不断的变大，即上市前市场收益率和上市前市场波动率对IPO首日收益率的影响强度随着分位点的上升不断加强。因此，说明IPO首日收益率越高，上市前的市场环境的影响越强，并且这种影响是非常显著的。

【参考文献】

［1］ 王新宇.分位数回归理论及其在金融风险测量中的应用［M］. 科学出版社，2010.

［2］ Jay.R.Ritter.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J］. Con-temporary Finance Digest，1998（2）：5-20.

［3］ Ljungqvist，A.P.，Nanda，V.，and Singh，R. Hot Markets，Investor Sentiment and IPO Pricing［J］. working paper，2003.

［4］ TIM Loughran，JAY R Ritter，KRISTIAN Rydqvist.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International insights［J］.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1995（3）：139-140.

［5］ Derrien，F.，Womack，K.L.. Auctions vs.bookbuilding and control of underpricing in hot IPO markets［J］.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03，16（1）：3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