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大全11篇

旅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篇（1）

一、旅游学术研究轨迹

一种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的出现，通常会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之加以研究，通过研究发现问题，探讨规律，提出假说，形成理论以至创建学科。旅游现象也不例外。旅游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自19世纪中期在欧洲出现以来，也引起了各科学者的广泛兴趣，他们从不同角度、不同范围、不同深度和广度研究旅游问题。既然科学研究是创建学科的开始，因此，我们似应首先追踪国内外旅游学术研究的轨迹，了解学者们的工作和成果。

1．国外旅游学术研究毫无疑问，国外旅游学术研究早于中国，因为作为真正意义上的旅游，本身就是舶来品。国外整个旅游研究进程大体上分为三个时期，即认知时期、确立时期和发展时期。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国内学者始终十分关注国外旅游研究动向，试图从国外研究中吸取有用的成分。例如，南开大学申葆嘉教授1996年在《旅游学刊》发表系列综述《国外旅游研究进展》。申葆嘉教授认为，国外旅游研究的重要问题包括旅游经济学研究、旅游社会学研究、旅游人类学研究、旅游的环境和生态学研究、发展中国家旅游研究以及旅游研究方法和方法论［1］。华东师范大学学者张立升以AnnalsofTourismResearch1995～2004年10年内的382篇文献作为样本，从研究热点、研究新视角和研究的薄弱环节三个方面综述了国外旅游研究动向［2］。文献资料表明，国外旅游学术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学者们从自身研究兴趣，从不同学科背景、不同角度进行旅游研究，并非出于一个统一的组织，为了特定的目的而进行，因此，其研究成果是一个自发形成过程。尽管从表面上看显得较为松散，但是如果用心去观察，依然能够对研究范围、研究热点、学术研究活动的规律有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

2．国内旅游学术研究国内旅游学术研究如果用如火如荼来形容，丝毫没有夸张之嫌。应当说，国内的旅游学术研究几乎和旅游事业同时起步。经过30年的努力耕耘，用成果卓著来形容也不过分。2010年，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旅游研究论文集》，包括“30年研究评论”和“旅游科学年会论文”两个部分，共收录了154篇论文，计106万字，第一部分分为旅游综合研究、旅游产业经济、区域旅游发展与规划、其他旅游研究等四个栏目，第二部分内容主要涉及旅游教育、旅游产业、旅游经济与管理、旅游资源规划与开发、地方旅游实践等五个领域。论文作者所代表的学科包括旅游经济学、旅游地理学、旅游管理学、旅游人类学、旅游社会学、旅游市场学、旅游公共管理学和城市旅游等［3］。从国内旅游研究总的情况看，旅游产业研究、旅游资源规划与开发、旅游教育、旅游基础理论和旅游经济管理等方面的论文所占比例较大，反映出国内学者研究领域的集聚程度。相对而言，应用性研究较多而基础理论性研究较少。但是，近些年来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这就是基础理论性研究的数量和研究质量都在提高。其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逐渐意识到，不能长期停留在就事论事的研究层次上，应用研究需要基础理论的指导，需要从理论研究中找到根据。此外，中国的旅游研究还有一个与国情相关的特点，这就是由于中国当下实施的是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因此，包括旅游研究内的各项旅游工作都是在政府的规划和管理机制下进行，遂使旅游研究中有相当部分是为政府的旅游发展政策服务的，而且政策导向和相关的激励措施十分明显，例如研究课题经费方面的支持、研究成果评奖以至研究人员的职称晋升等各个方面。毋庸讳言，会有一些功利主义现象存在和发展，会有一些研究工作及其成果事实上未必建立在科学理论和方法论基础上而成为政府旅游发展政策的注解。最典型的例证就是一些区域性旅游产业发展规划中，不顾实际情况，千方百计地论证旅游可以成为当地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

3．旅游学术研究与旅游学科的建立在旅游学术研究中，特别是在国内的旅游学术研究中，都在探讨旅游学科的建立问题。其关键性内容有:旅游究竟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框架结构如何?旅游学科在整个学科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关于这些问题，笔者首先注意到，国内外研究的关注点似乎有较大区别:国外学者更多地是出于自身研究兴趣，更多地关注其所研究问题本身，而国内学者则更多地关注旅游学科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的地位。这种现象可能与中国文化中更重视整体而非局部、更重视综合而非分析的倾向有关。已有多名学者在其论文或著作中提出了明确的观点。例如，石培华等在《旅游学科的自省与超越》一文中认为，“旅游学科在不断的反思中自我超越，逐渐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学科支撑的综合性旅游学科群，并逐渐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占据一席之地。”“成为一个不断成长、潜力无限的新兴学科”。“针对独特的研究领域，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并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研究模式和方法体系”［4］。胡善风等在《关于加强旅游学一级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一文中认为，“设立旅游学一级学科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中具有战略意义的一件大事”，并且将建立旅游学一级学科的客观根据总结为政府对旅游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作用的重视、旅游学科和专业建设取得的成就、旅游学研究的深入和研究水平的提高以及学术交流的增强等［5］。曹诗图在《试论旅游学科的构建》一文中认为，“旅游学科这一综合性的社会人文科学应是独立的一级学科，不应该从属于管理学科或经济学科”。“在旅游学科体系构建上可以分为基础层次、应用层次和哲理层次等三个层次”，并且认为，“旅游学科要想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和独立的学科，必须在组织机构、概念体系、学科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规范等几个方面都达到学科所要求的标准”［6］。杜江、张凌云等在《解构与重构:旅游学学科发展的新思维》一文中认为，“改变现有的将旅游学科设置在工商管理项目下的不合理格局，构建一个面向未来的、前瞻性的、跨学科、多维度、多层面的旅游学研究体系框架已日趋成熟”［7］。上述学者的研究及其结论有几个共同点:第一，对旅游学科的前景充满信心，这种信心行将成为鼓励学者继续从事旅游研究的较强动力;第二，看到了旅游现象运行固有的自身特点，并将其认同为旅游学科从逻辑上得以成立的重要基础;第三，清醒地认识到旅游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完善尚有许多工作待学者们继续努力。笔者以为，从旅游学术研究的开始到旅游学科的建立是一个受其内在规律性制约的、水到渠成的，并且很可能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往日经济学、社会学、史学和法学等学科上百年的建立和发展历程已经很能说明问题。对一门学科发展的信心能够促进但不能代替其发展过程。我们需要以科学的态度，以理性思维构建旅游学科。这就需要我们科学地确认其建立基础和客观地评价其发展现状，学科的理论框架更多的是遵循科研规律的形成过程，而不是刻意设计策划的过程。在百家争鸣和大浪淘沙的过程中，有一些具有事实根据和科学根据的学说和学派逐渐得到公认从而被确立，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修正和发展。殊途同归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不同国家的学者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研究条件下，会得出相同或十分类似的研究结论或研究成果，这是由于他们遵循了共同的旅游运行和旅游研究的客观规律。在学术研究上不能人为地、刻意地追求共识和统一，更不能借助行政手段将旅游理论统一到某一名或某几名学者的学说上，否则必然是树立学霸。方法论也是在研究过程中逐渐总结和提炼出来的，能够从本质上反映出该学科的自身规律。最后，学科建设者的科学素养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而这一科学素养的成就过程也只有在学术研究中才能实现。

二、旅游学科建立的三大基础

学术发展规律表明，一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需要具备三大基础，这就是文献基础、理论基础和人才基础。在这一点上，旅游学科和其他许多学科在本质上没有明显区别，这是各学科的共性。但是，某一学科之所以能够区别于其他学科而独立存在，一定有其个性，而且这一个性经常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由此看来，我们需要紧紧围绕旅游学科的个性，讨论其文献基础、理论基础和人才基础问题。需要注意的是，旅游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旅游现象及其运行的形态、结构和规律，因此，旅游现象运行的个性从根本上决定着旅游学科及其存在基础的个性。

1．文献基础作为旅游学科建立基础的文献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是学术研究文献。这是最重要的一类，因为建立学科主要依靠学术和理论方面研究。学术研究文献有两个突出特点。首先是文献的积累和积淀从数量和质量上看都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成长过程，这个过程是受旅游现象运行和发展进程及规律制约的，因此很难人为地扩张和拔高。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中国的旅游业是从1978年正式开始的。假设政府当年为了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要求科研机构研究理论问题，一年必须产生3000项研究成果。这种要求即使从形式上有可能做到，所谓研究成果的质量却是可想而知的。除了口号、空谈和脱离实际的“研究结论”之外，不会有任何有意义的东西。其次是文献之间有一个传承、继承和不断深化发展的关系。新的理论和研究成果总是在原有成果的基础之上，根据事实的发展变化提出，这里所称基础可以涉及数据、思路、假说、研究方法以至研究灵感各方面。新理论在原有理论基础上形成的过程，从哲学上看，经常是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过程。第二大类是旅游实业界的经营管理运作文献。这类文献之所以重要，主要是由于旅游学科并非是一个纯理论学科，它与旅游业务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而且，从事研究和建立学科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有效地促进旅游业务发展。实业界的文献涉及范围会很广，可包括统计数据、经营管理流程设计方案、业务运作情况记录、典型案例描述和分析等。这些业界的文献为旅游学术研究提出要解决的问题，提供素材，启发思路。第三大类是政府的相关法律政策文献。各国政府通常都会对通过法律和政策手段对旅游事业发展实施宏观调控。因此，这类文献对旅游事业本身和与此密切相关的旅游研究产生重要影响。尤其在中国这样实施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的国家，政策法律文献对旅游研究的重要影响更是不容忽视。

2．理论基础旅游学术研究和旅游学科的建立是以一定的科学理论为基础、科学学说为指导进行的。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旅游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现象，因此作为旅游研究和旅游学科建立的理论基础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多种学科的理论。至于旅游学科的理论基础具体会涉及多少学科，目前尚难以最后确定，随着旅游研究的不断深入总会有新的发现。但是笔者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认为，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其一是哲学基础。这不仅因为哲学是众多学科之母，不仅因为旅游研究需要哲学思维的总体指导，也由于在旅游研究和旅游学科建立的过程中的确有一系列属于哲学层面的问题，例如，旅游发展中各要素、各变量之间的逻辑和辩证关系、旅游发展规律。其二是社会学基础。鉴于旅游是一种综合性社会现象，对社会现象的研究和规律的发现，需要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作为基础和指导。根据笔者的理解，社会学中的社会交换理论、冲突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等对旅游现象的分析和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三是经济学基础。在旅游运行中会出现大量经济现象，而旅游产业问题本身就是经济学问题。因此，相关经济学理论应作为旅游经济问题研究的重要基础。例如，市场供需理论、产业经济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其四是人类学理论，特别是文化人类学、旅游人类学理论。这主要是由于旅游运行中会出现不同文化类型和作为其核心的不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接触、碰撞、冲突和交融。人类学理论正是研究和解决这类问题的主要理论。其五是环境科学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作用就是用以指导旅游发展中必然会出现的环境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最后是美学和艺术方面的理论。人们的旅游需求属于一种高层次的文化需求。随着人们旅游经验的不断积累，旅游质量的不断提高，必然会有一系列审美问题和艺术问题被提到日程，除了引起旅游学者新的兴趣之外，也会引起旅游学者的研究和探讨。笔者之所以将上述几个学科的理论作为旅游学研究和旅游学科建立的理论基础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根据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旅游的研究和认识水平推测，上述问题是旅游运行所涉及的几个关键性、实质性问题;二是从国内外旅游学术研究的现状看，也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对旅游现象展开研究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果。笔者以为有两种情况值得特别注意。其一，关于哪些学科是作为或应当作为旅游研究的理论基础问题，这里有一个不断深入的认识过程。例如，申葆嘉教授最初在旅游研究中主要以逻辑实证主义作为其理论基础，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发现，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逐渐进入所谓后现代主义时期，一些社会现象，尤其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单纯用逻辑实证主义很难得到有效的解释。因此，他注意研究和吸收西方社会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成果，例如结构功能主义、新实用主义、现象学、符号互动等方面的理论学说，用于其旅游学术研究，后来发现许多问题从这些成果中找到了理论依据和较为满意的答案［8］。其二，在旅游学科自身的理论建立之前，学者们主要是从其他有关或可能有关的学科出发，利用这些学科的理论研究旅游问题并作为旅游研究的理论基础，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作为旅游学研究和旅游学科建立的各学科理论之间会围绕着旅游现象的规律发生整合，形成能够更为有效地分析、解释和说明问题的新理论。走完从借用到直接应用的过程，类似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学等理论在生物研究中的形成过程。

3．人才基础

以理性思维从事旅游研究和建立旅游学科还必须有坚实的人才基础，对人才基础有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旅游学术研究和旅游学科的建立需要有一支稳定的队伍。这不仅指从形式上有足够的人员，更重要的是这些人能够坚持不懈地从事旅游研究和学科建设工作。这些人应当有合理的分工，例如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分工、专职研究人员和兼职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人才质量问题当然更是实质性问题。旅游研究的多学科性、综合性、复杂性，对研究人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高尚的学术道德和为学术研究工作热诚奉献的职业精神。其中，学术道德是一个合格的学术研究工作者必须始终坚持的第一要务。第二是科学素养。旅游学术研究工作的性质和特点要求从业人员必须具有宽广的知识面，必须受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系统训练，具有坚实的社会科学理论基础和与此密切相关的研究方法论基础。能够始终如一地做到从事实本身出发研究问题和思考问题，尽量坚持价值中立，较少受个人主观臆断或个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坚持逻辑思维。第三是文化素养。此包括旅游科学研究工作者的个人文明素养和对旅游研究所涉及的文学、艺术等相关学科的兴趣、知识和能力。最后是悟性潜质。悟性潜质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知识面和理论功底的基础上，并经常与之呈正相关关系。此外，还包括对旅游中异文化事物和因素的好奇心、兴趣和分析理解能力，而这一能力对旅游研究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三、旅游学科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论

旅游学科要成为真正科学意义上的一门学科，不仅要有体现自身特点的理论，而且这些理论之间不应是各自独立，相互无关的学说单体，必须构成从某些共同规律和原则出发，相互之间有着内在逻辑关系的理论框架。目前，国内已有部分学者在尝试研究和提出旅游学科的理论框架。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但是笔者以为，旅游学科毕竟尚未正式形成，毕竟是一个发展中的新学科，因此，不宜过早地做出结论。较为妥当的做法是学者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一些观点和假说，经过一个百家争鸣，大浪淘沙的过程，最终使符合科学规律的结论自然形成并被公认和接受。根据笔者的理解，旅游学科的理论框架可以分为基础理论、专业理论和应用理论三个层次。

1．基础理论基础理论是旅游学科的核心性、根本性理论，其研究对象是整个旅游现象运行的结构、形态和基本规律，其适用范围为整个旅游学科。旅游学基础理论为本学科中各个分支性专业理论提供依据、原则和指导思想。首先是旅游学基本原理。需要说明的是，旅游学基本原理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目前在各旅游院校使用的教科书《旅游概论》，后者从总体上看只是对旅游或旅游业的一般性介绍，并未在学科意义上成为系统理论。迄今为止，国内严格的学科意义上的旅游学基础理论有三部著作:其一是谢彦君教授1999年所著《基础旅游学》，其二是申葆嘉教授1999年所著《旅游学原理》，其三是申葆嘉教授2010年的新作《旅游学原理》。两位学者在理论体系、方法论等方面有较为明显的不同，而申葆嘉教授1999年和2010年的两部《旅游学原理》尽管同属于旅游学基础理论范围内的著作，但2010年的新作与1999年的作品相比，有了很大的进展。它是作者十余年来对旅游现象及其运行规律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正如该书的副标题所称，是旅游现象运行及其规律的系统理论陈述。第二是旅游发展史。旅游发展史之所以列入旅游学基础理论范围，在于它并不是旅游发展过程的简单描述，而是运用经济史、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等方法论对旅游现象产生和发展演变过程进行纵向研究，并且从这一研究过程中探索旅游发展规律，预测旅游发展趋势，从而对各国和全球的旅游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指明方向，提供指导性理论。第三是旅游学说史。旅游学说史的作用在于对学者和学术界关于旅游问题的各种理论学说进行梳理。从这一梳理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学术界是如何对旅游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各种学说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在当时起到了什么作用，特别是如何有效地指导了当时的旅游发展实践;各种学说又是在什么背景下进行了修正、完善，或者是在什么背景下失去作用而被摈弃。在旅游学说史的研究中可以发现旅游学术活动自身的规律，指导学者科学地从事旅游学术研究和旅游学科的建立。

2.专业理论

旅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篇（2）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04-0033-10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4.009

2015年7月，国家信息中心旅游规划研究中心课题组采用旅游卫星账户法，以国家统计局、国家旅游局正式公布的各年度统计公报、相关年度旅游抽样调查、统计年鉴数据为基础，测算了我国旅游产业对GDP直接和综合贡献，测算结果显示：2013年、2014年两年旅游产业对GDP直接贡献均超过7%，旅游产业对GDP综合贡献都超过10%；旅游产业间接带动增加值超过15 000亿元，对GDP增长拉动点数在1%左右，对GDP增长率贡献超过10%[1]。这一测算结果无疑是振奋人心的，但随后便有学者对这一结果提出了质疑和批评，认为该结果不实。“旅游业具有推动经济发展作用”的言论众所周知，但旅游业发展究竟带来了多少经济增量，旅游业的经济影响涉及了哪些行业，如何测度旅游业的经济影响等问题在学界尚无定论。关于旅游业经济贡献方面的较多成果中，研究既有相似性也有差异性。相似之处如研究内容与研究视角均与经济挂钩，研究对象上学者们一般选取具体的国家、地区或省市。存在差异的是研究手段，具体表现在研究指标选取和研究方法选择这两个方面。在指标选取上，旅游收入、旅游消费、支柱产业的贡献标准等五花八门。而在研究方法选择中，不同学者运用的方法各有千秋，具体有投入产出分析（input-output analysis）、旅游卫星账户（tourism satellite account，TSA）、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等。文章对CNKI中1989―2014年国内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检索、筛选，就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从研究指标的选取和研究方法的运用两个方面进行了研究评述。

1 研究视角选择多元化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涉及旅游统计方面的研究，旅游产业效应的研究着重于经济效应评价。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学者对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的评估研究增多。这些研究围绕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其中，尤以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居多。

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经历了从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的过渡，历时相对较长，研究成果颇多。在研究中，定性研究所起的是引导作用，占主导地位的是定量研究。定性方面的研究主要依据碎片式数据，对旅游业的影响进行描述、概括，在旅游业经济影响的方向性、系统性方面进行了客观的评价，这些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理论，并为后续的学者开阔了研究思路。郑景胜、孙尚清等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不小的贡献。郑景胜[2]通过企业数量、就业人数、行业总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行业职工人数占社会劳动者的比重、行业出口额占外贸出口总额的比重这5个指标与烟草、石油加工等行业进行了横向对比，在结合旅游业投入产出分析的基础上，得到如下结论：旅游业具有突出的经济性，经济效益处在较高水平上，创汇能力强，发展具有持久性。孙尚清[3]则从旅游业的经济效益、创汇能力、关联带动作用等方面探讨了旅游业的积极作用，高度认可旅游业对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并认为旅游业具有良好的前景。孙尚清引导学者们关注到了旅游业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和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作用研究。这几项研究均未使用任何模型和定量评估方法，但其几乎成为旅游业对经济贡献研究的范式，后来学者在研究之中无论是测算旅游业的就业乘数、评价旅游业的创汇能力、与其他相关行业进行经济贡献对比或是评估旅游业对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作用等，基本都以这些研究为蓝本。

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一般基于旅游供给、旅游需求两个维度着手。从旅游供给视角着手的经济贡献研究一般由从事旅游供给的企业或旅游产业创造的社会财富增加值体现，即将旅游收入的贡献转化为旅游企业数量的增加、吸纳就业人数增多、赢利增长等方面的变化；而从旅游需求视角着手的经济贡献研究则采用旅游者的旅游消费表达。

1.1 基于旅游供给视角的旅游业经济增长贡献研究

基于旅游供给视角的旅游业经济增长贡献研究方面，学者们选取旅游收入作为主要研究指标，通过分析其与对应指标的比重大小得出结论。如在具体操作中进行旅游收入与第三产业产值、旅游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GDP）、旅游业创汇收入及入境旅游人数这3组指标的相关分析[4]等。与旅游收入指标相对应的，是旅游总收入指标。学界对于旅游收入、旅游总收入的区分界限模糊，很多学者在研究时甚至混淆了这两者。对比选择旅游收入衡量旅游业经济贡献，旅游总收入的选择频率相对更高[5-8]，这并不能说明旅游总收入的衡量就比旅游收入可靠，而与学者们的选择偏好有很大的关联性。

当然，也有学者质疑选用旅游收入这一指标衡量旅游业经济贡献的客观性，如吴忠才、粟娟、孙希瑞等学者认为国际旅游收入被细分为长途交通、游览、住宿、餐饮等9个具体项目，比起没有细分的国内旅游收入更准确可靠，故而选取了GDP作为基本指标，而选取国际旅游收入即旅游外汇收入为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衡量指标[9-11]。相较于旅游收入、旅游总收入和旅游外汇收入，旅游增加值这一指标无疑更为契合旅游业对经济的贡献研究。叶小青[12]、张文瑞[13]选取了旅游增加值占GDP比重来测算旅游业对经济的贡献。曾国军和蔡建东对此做出了解释：旅游总收入和GDP分属不同的统计口径，旅游统计中常见的旅游收入属于总产值的概念范畴，相较之下旅游增加值更为准确[14]。

1.2 基于旅游需求视角的旅游业经济增长贡献研究

基于旅游需求视角的旅游业经济增长贡献研究，学者们x取旅游消费作为主要研究指标。探讨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确旅游消费的涵盖范围是基本前提。在旅游消费的概念界定及范围划分方面的研究显得尤为薄弱，旅游消费是包含游客在旅行和游览过程中的各项支出[15]，还是旅游活动前、活动中和活动后这3个阶段的所有消费，不论是旅游活动之前收集讯息、准备行装，还是旅游活动结束之后冲洗照片、整理资信，都囊括在内[16]，目前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当然这与我国统计制度的缺位有密不可分的关联。由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消费调查、消费统计这两大难题，目前国内关于旅游消费的统计仅将旅游活动中的消费视为旅游消费，具体是长途交通、市内交通、邮电通讯、住宿、餐饮、门票、娱乐和购物8个方面，而忽略了旅游活动前和活动后两个阶段的旅游消费。此外，旅游活动中发生的诸如乘飞机、打电话、购物、用餐、娱乐等活动的经济价值，被统计在对应的独立存在的交通、通讯、商业、餐饮和其他社会服务业的增加值中。这些部门并不清楚其顾客是不是旅游者，不可能也不会按顾客类别，将提供给顾客消费的各种产品的增加值划分为本部门增加值和旅游增加值[17]。

评估旅游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选用哪一个或哪几个指标作为研究变量，这其中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边缘到核心的动态变化过程。从将人均旅游花费、交通花费、门票花费、旅游购物、娱乐花费纳入研究中[18]，到选取GDP增长率、城乡居民旅游消费支出收入增长率等指标建立探究城乡居民旅游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模型[19]；从选取人均国内旅游消费、人均GDP验证我国国内旅游消费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20]，到通过居民休闲消费的变化对我国第三产业GDP和GDP总值的影响考察我国休闲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21]；再到引入旅游消费倾向率、旅游消费结构指数和弹性3个指标，分析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拉动效应[22]，都凝结了学者们的心血，反映了研究指标的选取越来越成熟。旅游消费的经济贡献还体现在对社会消费的拉动作用上。例如孙根年和侯芳芳采用消费弹性、旅游消费倾向率和结构指数研究浙江省旅游消费结构的变化及其对社会消费的贡献[23]，2012年他们增加了旅游消费地位指数来测量福建省旅游消费结构变化及旅游业对拉动国民消费的贡献[24]。两个研究的结论一致：旅游消费呈现增长趋势，且其弹性增长率高于国民消费，是拉动国民消费的重要力量。而“旅游消费地位指数”这一新指标的引入，使得旅游业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更具体、直观。

1.3 基于其他视角的旅游业经济增长贡献研究

基于其他视角的旅游业经济增长贡献研究，主要是研究者除了从旅游供给、旅游需求两方面选择研究指标外，还使用支柱产业的经济贡献标准――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需求收入弹性、就业容量和行业关联度4个因子构建指标体系评估旅游业的经济贡献[25-27]。如将拉动系数、生产率的上升率纳入范围，根据经济贡献率、增长弹性、拉动系数、产业结构、旅游就业5个指标以及旅游产业对GDP的贡献率、生产率的上升率、旅游需求收入弹性、旅游就业弹性、旅游产业关联度5个方面分析旅游产业对经济的贡献[28]；或者是选取旅游产业经济贡献率、增长弹性系数、旅游产业结构升级系数、旅游联动系数等指标[29]。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指标的数量并不能为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提供保障，则在指标选取的时候简化操作，如邱志扬就选取区域生产总值增加值、旅游业总收入增长率、旅游业总收入依存度3个指标构建旅游业对区域经济贡献率的评价指标体系[30]。不论是选择扩充或是简化，学者们呈现的共同之处就是学术的继承，都是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消化吸收再创新。

学者们在进行指标选择时较少阐述选择理由或进行论证，即使有阐述理由和论证的，也仅限于一句或进行几句简单的文字表述，尚未发现论证某一个或某几个指标比其他指标更适合进行旅游业的经济贡献评估的理由在研究中出现。如此一来，学者们选择研究指标的科学性便有待商榷，其研究成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值得怀疑。此外，尽管既有的旅游统计制度理论上包含居民或游客旅游活动前和活动后的旅游消费，实际研究却甚少将这两部分统计数据重视起来，往往仅限于使用旅游活动中的旅游消费评估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客观上低估了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但若将旅游统计中旅游活动前和活动后的统计数据落实到研究之中，数据筛选和剥离等相关工作需要后续研究者探索。

2 研究方法选择聚焦化

旅游业的经济带动功能很大程度上是旅游业备受青睐的原因，但是，旅游业的经济影响有多大、影响了哪些行业、受旅游业影响到底是利还是弊等一系列测度旅游业经济影响的问题是学界尚无定论的热点。为探其究竟，一些学者、科研部门、组织机构等均投入旅游产业地位分析、旅游经济效益评估、旅游统计工具研究等热潮中。在这20余年的旅游业经济影响研究中，研究的方法、模型数量众多，研究均以实证分析形式进行。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使用的方法包括投入产出分析、旅游卫星账户（TSA）、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CGE）、计量经济模型和统计模型（econometric and statistical models，ESM）等。这些方法之间多具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但其功能和侧重点各有不同。

2.1 基于3种主流方法的旅游业经济贡献研究

2.1.1 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的旅游业产业关联影响研究

投入产出分析是一种研究经济体系中各个部门之间投入与产出相互关系的数量分析方法，最早是在1936年由美国经济学家Wassily Leontief提出。该方法基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全部均衡论和产业关联理论，通过同质性和比例性这两种假定将一般均衡方程组进行简化，构造出一个多部门的经济体系，独自编制或利用已有的投入产出表，再根据投入产出表中的数据计算乘数，建立投入产出模型，进而评估经济影响中的间接影响和诱导效应[31]。投入产出分析是在我国研究与应用最早的经济数量分析方法，经过50多年发展已比较成熟。学者们在运用投入产出分析的过程中一般与产业关联理论相结合，主要用其测度旅游业的关联带动能力、乘数效应和波及效应。如李江帆等学者依据投入产出理论对旅游业的关联带动能力和波及效应进行了探讨[32]；左冰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测度了我国旅游产出乘数以及就业乘数[33]。研究者在这一方法的使用上的继承趋势明显。

不同学者在应用投入产出分析评估旅游业对其他行业的带动及贡献时，涉及旅游消费、旅游投资等多个不同的方面。测算旅游消费经济贡献方面的研究较多，如乔玮[34]在测算上海旅游消费引起产出增长的乘数效应时发现，乘数效应由高到低排列的具体情况是：企业服务业、化学工业、商业、饮食业、旅客运输业；周文丽[35]测度了1997―2007年10间我国城乡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对国民经济及各部门产出增长的贡献率及其变化，研究发现，旅游业、住宿和餐饮业、交通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保险业、其他服务业、房地产业和批发零售业在城乡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对各产业产出增长贡献呈现从大到小的递减趋势。测算旅游投资贡献的研究尚不多见，目前的研究中发现王如东和诸大建[36]测算旅游投Y对苏州经济的综合贡献时，投资系数位居前6位的旅游特定产业分别是航空旅客运输业、旅行社业、铁路旅客运输业、水上运输业、住宿业、文化艺术和广播电视业。在旅游业的产业关联研究中，张华初和李永杰[37]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我国旅游业对交通运输、住宿业和餐饮业的直接拉动作用最大。上述研究的测算结果存在显著差异，对于旅游消费、旅游投资、旅游业3个不同主体的研究存在差异属于正常现象，而在旅游消费的测算结果上，乔玮[34]与周文丽[35]都是采用投入产出模型计算旅游消费的经济影响，由于变量选取、测算工具等导致的结果差异可以排除，但乔玮[34]选择上海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中仅使用2002年的数据进行了静态分析，而周文丽[35]对比的是中国城乡居民国内旅游消费从1997―2007年10年间的动态影响，其中，研究对象、数据选取、分析过程等都有可能是造成结果存在差异的 原因。

投入产出分析无疑可以被称作为综合性最强、因素最全面的乘数分析工具，之所以能够有效地测评旅游业带来的经济影响，是建立在其细分、评价游客在旅游活动过程中所产生的消费具体构成的基础之上，其分析优势尤其体现在测算旅游消费的继发效应之上。投入产出分析的使用频率相对高，研究的相关成果相对较多，它在使用过程中可与其他方法相结合，尽管学者们也不断地设法对其进行改进和弥补，其缺陷仍旧存在。如张吉林[38]早在1999年就明确指出：传统的投入产出法自身存在的缺陷使其难以准确衡量旅游产业对社会经济的贡献。在使用过程中，部分学者对投入产出表的理解不透彻，将其中的旅行社业等同于旅游业进行评估，导致旅游业的贡献被低估，造成研究结果的不可信甚至错误。考虑到该方法对资料要求过高，而且资料经过4～5年的老化后才能形成投入产出表等缺陷，学者们进而探索运用旅游卫星账户（TSA）进行研究。

2.1.2 基于TSA的旅游业直接贡献研究

旅游卫星账户（TSA）是通过建立旅游业的10个经济账户反映旅游业发展的实际状况和经济贡献的一种测量方式或者说手段。早在20世纪80年代，法国统计学家就率先提出了“卫星账户”的概念。Lapierre和Hayes在加拿大政府的充分重视和大力支持、推动下，最终于1994年创建了世界首例实用性的旅游卫星账户，这将传统行业中旅游产品的零散部分整合成了一个综合的旅游产业。

国内学者一方面在旅游统计研究这一主题上做积极探索，另一方面则开始借鉴、参考和学习国外的研究成果，此举措的直接体现是20世纪90年代末引入了TSA这一研究内容。任佳燕和刘赵平[39]对TSA的基础知识做了介绍；李志青[40]引入TSA对上海市旅游业的产出贡献和乘数效应进行了实证性分析；李明耀等[41]对TSA的理论意义和特点进行了归纳；李红艳[42]等学者则在初步探索TSA的创建上贡献了不可小觑的力量。刘迎辉和郝索[43]对比了TSA和投入产出分析两种研究方法的评价机理、理论视角、假设基础等多方面内容，尝试将两种方法进行融合，进而同时运用于实践中，试图做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当然，TSA的研究和开发过程中也离不开一些地方政府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厦门、广西、江苏、浙江等地的旅游相关部门在早期对其进行了探索性实践，旨在利用TSA核算旅游产业的产出贡献，这为我国的旅游卫星账户构建起到了辅助作用。

TSA目前已有30余年历程，自加拿大建立世界首例实用性TSA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西班牙等多个发达国家均先后对该方法进行了实践探索，这也是一种推动旅游经济影响研究的极大助力。尽管TSA的出现及发展为旅游业经济影响的研究提供了强大的推力，但其本身的缺陷仍不可忽视：TSA对旅游消费类型的划分及种类数量的要求极高，建立TSA成本高昂，收集旅游供求的详细数据任务艰巨等。在建立TSA过程中，向来只单纯考虑旅游者消费的产出变化和就业增加，而对于由旅游需求所引起的间接效应、诱导效应则未考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旅游卫星账户的分析和使用范围。再有，TSA是在事后对旅游业引起的经济影响进行评估的方法，时间上存在滞后，不能使用TSA进行预测。

为了方便研究、节约在研究过程中人力、物力、财力的损耗，追求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客观性，对旅游发展引起的经济效应进行预测，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了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手段。

2.1.3 基于CGE模型的旅游业要素与现象平衡关系研究

CGE模型脱胎于Walras的一般均衡理论。1960年Johansen构建的挪威多部门增长模型（multi-sectoral， growth， MSG）被认为是第一个实用的CGE模型。CGE模型不仅关注产业部门及部门间的关联，还可包括生产者、居民、政府等主体，模型结果更微观[31]。CGE模型广泛应用于经济研究之中，但其应用于旅游研究的时间短，目前在旅游研究的运用中出现的频率极低，运用CGE模型的旅游研究成果稀少。

仅有的研究中除郑玉歆和樊明太[44]指出CGE具有模型理论基础严格、模型框架灵活、能够对现实经济进行综合描述的优点外，其他学者的研究多聚焦于旅游经济要素与现象之间的平衡关系。如黎洁和韩飞[45]构建了静态CGE模型来分析入境旅游需求变化对江苏省地区经济产生的影响；左冰和保继刚[46]利用现有CGE模型技术分析国债旅游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效应；袁宇杰[47]在分析国内外投入产出分析、CGE模型的建设和研究基础上，对我国旅游研究中CGE模型的应用进行了评价，指出了我国旅游研究中CGE模型运用方面存在的不足，并探讨了旅游CGE系统的开发及应用；廉月娟和饶品样[48]构建了金融危机下的旅游CGE模型，通过CGE模型分析金融危机对入境旅游产生的影响，进而研究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CGE模型拥有扎实的微观经济基础，这一点上远远地超过了诸如投入产出分析和TSA等其他的模型和测算方式，此外，CGE模型还能够做到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但其对数据的需求量极大，这一方面也远远超出其他的方式，而对数据的这一需求给使用者增加了难度，极大地限制了研究者的使用频率。我国研究者对CGE模型的运用尚处于起步阶段，对CGE模型的很多应用方面不能够妥善把握。再加上还有在把握动态变化方面，CGE模型同样还存在一些缺陷，CGE模型的动态分析理论方面仍需要进一步完善。

2.2 基于其他方法的旅游业经济贡献研究

其他研究方法方面，以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最具代表性。学者们在采用计量经济模型时一般结合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一系列方法来探讨旅游消费、旅游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多是选取某一地区作为案例，进而探索旅游收入、旅游发展或旅游消费与当地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实证分析[20， 49-54]。赵磊和全华[20]将国内旅游消费与经济增长结合，构建了VAR计量模型，并结合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分析，得到国内旅游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结论。武春友和谢风媛[49]利用门限面板模型剖析我国经济增长与入境旅游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后发现：入境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门限效应，即当入境旅游收入占GDP比重高于2.36%时，入境旅游业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反之则不显著。赵磊[50]在测算了省际经济效率的基础上运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GMM）实证分析了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省际经济增长效率基本上处于低效率水平，但表现出逐渐改善的态势。而当期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效率呈现显著负影响时，滞后一期的旅游发展则表现出对经济增长效率的显著正向影响。刘佳等[51]运用空间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沿海城市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作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2002―2010年我国沿海53个城市的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的研究结论。刘春济和冯学钢[52]通过时间序列分析实证分析后发现：国内研究先前得出的“经济增长推动入境旅游发展”的相关研究结论值得怀疑。赵磊[53]采用多种计量经济方法，结合1999―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平衡数据，得到中国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效应的结论。赵磊和王佳[54]基于中国30个省份1999―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了多变量计量经济模型，研究发现中国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并且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显著积极影响。

计量经济模型用随机性的数学方程加以描述经济活动中各个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是主要依托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的数理统计方法研究经验数据的模型。计量经济模型在模型设定、估计方法等方面要求严格，测算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有一定保障；但其变量设置、数据处理、模型运算等方面的复杂程度也会相应增加。

3 研究评述

探索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已历经20多年的发展，郑景胜[2]、孙尚清[3]的开创性研究为后续学者奠定了研究指标选取、研究方式等方面的基础，在他们之后，学者们从研究指标选取、研究方法探寻等方面开展了针对性的研究探索，并借鉴了国外的先进方法和经验，推进了我国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方面的研究。

研究指标选取主要集中在旅游收入、旅游消费、支柱产业的贡献标准等方面，但是研究指标选取的原因解释仅用几句话简单说明，未能采用科学、严谨的方式进行论证，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及准确性有待商榷。无论是投入产出分析、旅游卫星账户还是CGE模型，都是基于内在假设的前提下进行模型构建，即便假设再完美，相对于复杂的现实而言总是存在局限的，而在假设前提下构建的模型，也是对现实问题的简化，故而研究中出现与现实偏差的结果在所难免。这也是每一个理论都必然存在的局限[55]。在具体操作过程中，3种测算方法对数据的要求极高，而数据统计难度大、统计制度无法满足要求，存在数据缺漏的现象时有发生亦属正常。此外，我国编制社会核算矩阵所需要的投入产出表数据获取的周期L，并不是每年都有投入产出表或延长表更新，时间上的滞后以及现实产业结构、经济状况、社会发展的变化等都会导致投入产出表和社会核算矩阵的误差。当然，在进行数据分析时数据处理软件的限制也是造成结果偏差的一个重要因素。

研究方法主要聚焦于投入产出分析、旅游卫星账户和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投入产出分析的主要功能是统筹安排部门生产比例；进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分析投资效果、劳动就业、人口增长、对外贸易、价格形成等各方面情况；改进地区和企业经济管理和工作机会等，其优点表现为综合性强、分析全面、反映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相互制约和互为条件的复杂的连锁反应关系。而其缺陷也同样明显：使用投入产出法的一些基本假设不能兼顾考虑现实经济条件的变化，反映的产业关联特征有时滞性；未能反映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收入与支出关系，如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情况；线性假设强烈，不够符合社会经济实际情况。旅游卫星账户的主要功能是掌握旅游部门的情况，为政策制定者呈现旅游业发展的“鸟瞰图”，以便与其他经济部门比较；分析旅游对GDP、就业、资本投资、税收等的贡献，以及旅游业在国家收支平衡中的重要作用。旅游卫星账户核算旅游业的直接影响，形成了独立的框架体系；将旅游业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其结果更易被政府部门采纳。但其建设成本高昂，对旅游消费类型的划分及种类数量以及对旅游供求的详细数据等方面的极高要求限制了其建设和运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在分析政策变化对国内经济生产、出口、福利、产业结构、劳动市场、收入分配等的影响方面展现了其强大的功能。其微观经济理论基础扎实，宏微观有机结合，适用性好；能模拟市场机制和非市场机制；更贴近实际的复杂经济体系状况，清晰模拟不同市场间的联系等优点也是其备受国外学者推崇的优势。但其数据需求量大、动态分析理论等缺陷有待完善。

当然，要在短时间内解决面临的所有问题是不切实际的。后续研究过程中，这几大问题仍需引起广大学者的高度重视：一是在旅游基础理论、相关概念界定研究方面始终需要保持充足的投入。缺乏理论支撑或基本概念界定不清晰等问题始终是困扰学者们的一大难题。二是数据统计方面的完善必不可少。当前，国家旅游局已认识到这方面问题的严峻，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提出要“两条腿走路”，会同国家统计局做好常规旅游统计工作，开展旅游业增加值核算，全面反映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同时，会同国家旅游局信息中心开展“中国旅游业综合调查测算与运行监测评价”，建立旅游经济运行动态监测机制。新公布的《国家旅游及相关产业统计分类（2015）》1预示着旅游统计从理论到现实的跨越，有望从数据统计的源头开启实质性的变革，对未来的研究将是一种革命性改变。三是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对指标选择的论证需要引起重视。这直接关系到研究结构的严谨性及研究结果的可靠性，详细阐述指标选择的过程和可操作性，如在建模过程中对比选择不同指标的操作结果等。四是建模方式需要不断改进。建模以更契合现实为目标，而非注重研究结果的理想化。五是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的选择上也需慎重。在未来的旅游业经济贡献研究中，研究指标、研究方法的选择将会更多，新颖的方法和工具其效果并不一定就更好，遵循适合的匹配原则才是最佳选择。投入产出分析因其历时长的优势，发展相对成熟，是较为稳妥的分析工具；而旅游卫星账户的建设正在持续进行中，其发展前景也值得期待；我国在CGE模型静态分析的研究运用中尚处于薄弱地位，需要更多的研究支持，而动态CGE模型的研究将进一步带动我国研究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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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further explore the role of tourism and its economic impact， this paper selects and investigates CNKI publications from 1989 to 2014， and undertakes a study and a review on the contribution of tourism to economic growth regarding two aspects， i.e.， the selection of research indicator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ourism income， tourism consumption and the contribution standard of pillar industries are generally accepted in the selection of research indicators， and are frequently used； and in terms of research methods， most of the quantitative studies adopt those of input-output analysis or tourism satellite account， and meanwhile， in recent years， the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has also emerged.

Undoubtedly， China has made substantial progress in exploring the contribution of tourism to economic growth in recent years， but many issues still remain. For example， in the selection of indicators， few scholars explain or demonstrate the reason underlying their selection. It has not been found in the research that the choice of any indicator （s） is more appropriate than that of any other in assessing the economic contribution of tourism. Consequently，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the research indicators selected by scholars is questionable， and thus the accuracy and reliability of their research results are unconvincing to some extent. In addition， although the existing tourism statistical system theoretically includes the tourism consumption of residents or tourists before and after touristic activities， the actual research rarely values the statistical data of these two parts. It often only uses tourism consumption in tourism activities to assess its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growth， which objectively underestimates the role of tourism consumption in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Furthermore， input-output analysis， tourism satellite account， or the CGE model all build models under the premise of internal assumptions， which simplify real problems and display limitations. In the specific operation process， these three methods of measurement have extremely high data requirements， but the existing statistical system still cannot meet these requirements.

旅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篇（3）

二、旅游经济学课程教研特点及面临问题

2．1应用型本科院校旅游经济学教研特点分析

旅游经济学学科归属于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以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为基础，运用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手段、工具来研究旅游经济活动产业中经济关系、经济现象、经济规律及其关系的应用型基础性学科。因此，旅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及其他经济学又具有不同的特点。在旅游管理专业中教学本课程，培养学生尝试以旅游产品的供给和需求的经济关系，以这个出发点来辨识旅游经济产业活动的基本经济现象与经济规律及与其他经济活动的内联系与区别，可以在专业的学习中培养经济思维、经济学分析方法，也可以在他们的社会实践与工作中，结合旅游者消费行为和消费结构，在宏观与微观上把握旅游经济政策以及旅游业在国民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特点、地位与发展趋势。

2．1．1工具性

旅游经济学学科的工具性特征体现在研究主体上所分析的专门研究旅游经济产业活动中的各种共性和个性的经济性现象及矛盾，从而从理论上揭示出旅游经济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各种规律特点，及其作用发挥的基本要素、结构、功能、范畴和表征形式，为旅游经济产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政策建议。因此，旅游经济学在学理研究上与教研工作中体现出了较强的应用性与工具性，属于具有产业特质的应用经济学的范畴，该学科的特点与我们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教学要求相一致，是我们应用性本科旅游管理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之一，重要性不言而喻。基于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建设目标、培养定位的需要，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活动需要侧重于培养学生理论模型运用能力、范式构建能力与实践能力，在教学过程中，特别是教师的课堂教学环节须针对工具性特征来精心设计教学内容与教学手段，譬如:通过布置旅游经济专题思考来让学生进行实践的调查研究，培养学生运用理论模式的能力、并且在调查分析中学会思考旅游经济活动中的实际问题;通过专题性调查研究，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和集体协作，让他们运用理论知识分析具体案例，提高他们运用理论、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素质，提高学科学习兴趣。

2．1．2综合性

现代旅游经济学是由诸如经济学、旅游学、地理学、管理学、生态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基础知识上综合、复合而成的一门边缘叉学科［3］。旅游经济学的交叉性与复合性特点体现出了其综合性的特征。教学与研究过程中，应用型本科的教学中要求对相关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地理学等相关学科基础性理论有较好的掌握，并且能融会贯通，才能对培养对象的知识结构、知识背景有一个完整的把握，才能突出重点。旅游经济学作为一门完整的学科，有其自身的知识结构体系，在突出综合的同时，更要注重其与关联学科相区别的特质的把握，重点通过综合性的知识结构考察旅游产业活动在国民经济领域中的功能与作用，避免知识重叠与落入俗套，否则会造成知识重复，重点不突出，构架不清楚，边界很模糊等问题。

2．1．3理论性

旅游经济学是一门泛应用于旅游管理专业、酒店管理专业及其他相关专业的专业基础性学科，有很强的经济学理论性基础，但又不同于经济学、旅游学、管理学等的纯理论性学科，而是应用性、基础性、工具性、技能性与理论性的结合。旅游经济学运用经济学供需关系理论解释旅游经济活动;旅游经济学运用旅游学的旅游活动基本规律阐述产业的经济性;旅游经济学为旅游管理学提供了经济与社会活动的规律、效益，给予旅游管理以基本范畴和管理的内涵，因此，旅游经济学对旅游活动、旅游产业在经济领域中所发生的矛盾运动进行了科学认识。所以，旅游经济学的理论性在于要求教师在学用型本科院校教学过程中需熟练掌握旅游学、旅游管理学相关知识，并运用于旅游经济学的教学当中，让学生领略到旅游经济学知识的精髓，构建起旅游经济学的理论架座。

2．2应用型本科院校旅游经济学教研问题的认识

首先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教研活动中对旅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研究范畴认识上还存在着不到位的问题，因而导致教学上重点定位不准。一是关于旅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模糊不清。国内外旅游飞速发展同时带来了旅游经济运行中日益复杂的现象，旅游经济学的一些教材在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教学中还处于莫衷一是的粗浅层面，缺乏对日益复杂的旅游现象的密切关注。面对这些亟待研究和解决的矛盾，作为新兴专门学科，无法真实、典型和时效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理论尚且停留在管理者围绕旅游经济理论或者实际的旅游经济问题的现实旅游经济活动的问题描述和解释上过于繁杂，缺失理论上的总体梳理。在过去学者及教学工作者的大量研究中，对于旅游经济产业的活动现象研究比较关注、停留在感性认识的总结、提炼上，而对于相关性的旅游活动中的生态现象、文化现象、历史现象、民俗现象等非经济现象与旅游经济相关协同性上，由于受研究与教学者综合能力的限制、或认识上的不足，缺乏关注，或是上升到理论层面进行规律性探索上的不够完整、系统。从旅游经济学的学科性质与学科特点来看，旅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既包括旅游经济现象、同时包括非经济现象，本身具有多重性质，因为旅游活动本身是一门多学科交叉复合型边缘学科，诸多旅游经济受到非经济因素影响。表面上，一些非经济现象与经济没关系，但实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譬如:旅游活动中的生活配套问题、文化休闲问题、文化认同问题、安全环境问题等等，具有社会性质的同时具有经济性质，是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协同与博弈，社会性质的表面现象背后隐藏着的明显经济因素。其次是对旅游经济学学科研究对象主体问题的认识上，近年来关注的多是以旅游企业作为研究的主体来分析，缺失对研究主体的整体性认识，特别是对多主体的协同，还根本上无法从系统论的角度全面、整体把握，因此，对于研究主体的作用与功能如何发挥，并且各主体的协同与互补如何体现，研究结论非常模糊。旅游经济学作为旅游管理专业的核心专业基础课，掌握旅游经济学的相关原理与方法，对于旅游管理的人才培养中引导学生紧密联系国际旅游业发展演变动态、培养学生认知意义与他们将从事的实际工作有紧密联系。应用型本科旅游管理专业的旅游经济学教研工作一是通过定义旅游经济要素的概念，引申及实践案例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二是要对接国内外旅游经济理论研究的动态和国内外旅游业经济发展的实际，提出课程研究与改革的教学内容、教学模式与方法，为旅游产品的发展和设计奠定基础，从剖析相关理论与案例的角度来整体认识理解旅游产业［4］。但是，由于旅游经济学研究主体的偏颇，导致教学内容的应用性重点把握不准确，具体体现在理论研究基础薄弱、研究与现实脱节、灌输模式讲授忽视了学生的参与认知，忽视学生与教师的旅游经历或旅游感悟。参与式教学法的理论依据建构在弗洛姆心理期望理论基础上，释放接受对象的内在需求与外在需求的结合，打破了传统的旅游经济学教学以教师为主体，黑板、粉笔为道具的讲授方式。传统的教学方式强调知识传承与应试技巧，缺乏对象性求异与求新思维培养，缺乏接受主体的主动性思辨冲动和想象空间的引导与营造，向学生灌输教学内容，课堂教学气氛沉闷，教学方法陈旧和落后。外在性需要所瞄准外在激励，指向的目标或诱激物是当事者本身无法控制而被外界环境所激励，对于应用性强、工具性的旅游经济学更是致命伤，难以引起学生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内在激励是旅游经济学的重要学科特点，可以满足和激励其接受主体的动力本身［5］。

三、结论

分析得出，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知识大众化时代，应用型本科院校旅游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发展目新月异。因而，基于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视角对旅游经济学课程教改作出以下三方面结论并提出相应建议。

3．1准确把握教研理论范畴

对于课程理论定位上不能将旅游经济学定位为西方经济学、旅游学、旅游管理学、市场营销学等课程的简单相加［6］。在给合应用型本科培养目标、培养对象、教学主体的基础上，再结合地域性特点，构建学科理论体系特色课程研究内容。并且要结合旅游经济活动展示旅游经济的世界性动态、快速反馈旅游业发展的前沿信息、跟踪旅游产业经济发展热点。

3．2厘清教研主体定位

构建旅游经济学研究主体的多中心、多主体协作机制，将学者、专家、旅游参与者、旅游从业人员等多主体发挥各自作用、功能。构建教研过程式教师、培训对象、学习多主体参与式协作机制。为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旅游管理专业、酒店管理专业、区域规划专业建设谋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进一步提高专家、学者、教师、学生在理论上的探求的积极性，在学习上的主动性。

旅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篇（4）

二、旅游产业结构概念与内涵研究

旅游产业结构是指旅游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各经济成分及经济活动各个环节的构成与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一般而言，旅游产业结构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指的是旅游产业内部各产业部门间以及旅游产业与相关产业部门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后者是指以食、住、行、游、购、娱为核心的旅游产业内部各大行业间的经济技术联系与比例关系。旅游产业结构也反映了稀缺旅游资源的配置问题，表现为旅游劳务在不同旅游部门之间进行的与一定旅游需求包括潜在旅游需求和实际旅游需求相适应的分配，分配的直接结果形成旅游要素存量在不同部门间的组合，即旅游产业结构。它既包括旅游产业各要素在规模上的比例关系，也包括各要素之间投入产出的关联关系，分别用以反映旅游产业结构量的内容和质的特点。同时，旅游产业结构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旅游产业的不断发展使得旅游产业结构不断合理化和高级化。在现代旅游经济增长过程中，旅游产业结构反映一个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水平，制约着旅游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水平，因而旅游产业结构对于区域旅游增长影响重大。根据对旅游产业结构的要素分析，旅游产业具有较强的关联性，旅游产业不仅仅包括为旅游者提供旅游产品的旅游景区、饭店、旅行社等，还与交通、园林绿化、制造业等部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得旅游产业界限的确定成为一个难题。旅游产业边界的模糊广泛性，使旅游产业结构构成要素的确定也呈现出一种不明确性。马波认为在研究旅游产业地位及旅游产业内部结构时应采用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对旅游产业整体发展的思考必须从全球、全国或地区社会经济的背景出发。张涛将旅游产业流行的新旧三大支柱产业说和新旧四大支柱产业说进行比较，分析旅游业内部支柱性行业构成。杨振之、陈谨将旅游产业结构分为基础要素和提高要素。张立生依照旅游产业结构内在规律将旅游产业划分为基础层次产业、中间层次产业和核心层次产业三个层次，并分析它们彼此间的演进规律，提出旅游产业部门结构演进的三种结构模式理论。马波从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的角度分析旅游产业发展现状，点出当下资本要素、技术要素在旅游产业总要素中的比重逐步提升，导致旅游产业链条拉长，对旅游产业的结构产生影响。尽管众多学者对于旅游产业结构构成要素有不同的结论，但都认识到旅游产业结构要素的强关联性，旅游六要素（食、住、行、游、购、娱）是旅游产业结构的主体。

三、旅游产业结构测度方法与模型

旅游产业是整个国民经济产业中重要的一部分，适用于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研究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旅游产业结构的研究。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方法论及其实证方面的研究，国内学者多借鉴产业结构论、系统论、运筹学理论等中的方法，结合旅游产业的特性进行分析。在旅游产业结构测度研究中较常使用的方法有偏离-份额分析法、投入-产出分析法、灰色关联分析法、区位熵、集中度等。研究方向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旅游产业结构灰色关联模型

旅游经济系统是一个经济关联性很强的复杂动态系统，其发展不仅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相关联，且与旅游相关产业的发展紧密联系，这就使得界定旅游产业的全部关联因素及因素间的作用机制变得较为困难。为有效分析各类因素间的作用机制，研究者将旅游产业整体看作是一个灰色系统，运用灰色系统理论有效测度旅游产业结构的关联度。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探讨一定地域内的旅游产业结构是现在应用较为普遍的一种方法。在中国知网上检索带有“旅游产业”和“灰色关联分析”词语的旅游学科类文献，可查到有效文献约为1500篇，其中硕博士论文达700篇，可见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旅游产业结构进行研究是目前较为成熟的分析方法。王淼较早将灰色系统理论用于旅游产业结构分析中，其运用灰色系统理论定量分析江苏省大旅游产业结构状态及发展趋势，并对旅游产业结构调整提出一些思路；陈雪琼、任晓春运用灰色系统关联度分析法，对福建省旅游产业结构进行动态分析，提出优化建议；苏林宁、谢新丽等运用灰色绝对关联度、灰色相对度和灰色综合关联度分析判断影响区内旅游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指出旅游产业结构发展的一般趋势就是结构合理化和发展高级化；廉同辉通过对黄山、九华山景区旅游产业结构关联度的实证分析，比较二者的差异，提出完善旅游产业结构协调性等建议。

（二）旅游产业结构效益测度分析

目前旅游产业结构效益的研究较为常见的方法是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SSM）。 偏离-份额分析法是一种国内外区域经济和产业结构分析普遍使用的方法。该分析方法是将某一特定区域在一定时期内经济总量的变动分为区域增长量、产业结构分量和竞争分量这三个分量，以此评价区域经济结构的优劣和自身竞争力的强弱，说明区域经济发展和衰退的原因，找出区域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产业部门，进而确定区域未来经济发展的合理方向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则，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动态性。较早将偏离-份额分析方法应用于旅游研究领域的是潘景胜、王淼，评价上海国际旅游产业结构现状，根据计算结果给出提高上海国际旅游产业结构效益的建议对策；杨新军、马晓龙等运用SSM分析法分析陕西省旅游产业结构现状，并指出SSM法在旅游创汇部门产业结构分析中的应用效果；汪惠萍、章锦河运用该方法对黄山市旅游产业结构进行评价，并提出优化对策；康传德对青岛市旅游产业结构现状进行分析并给出诸如加强旅游资源开发及区域整合、塑造旅游精品工程等发展对策；葛军、刘家明综合运用静态、动态偏离-份额分析法对广东省国际旅游产业结构及竞争力进行分析，提出针对不同相关部门的发展状况，应采取不同的优化调整策略。张明磊、付岗、刘月皓、张晓明、郑平等分别运用SSM分析方法对云南、四川、山东、秦皇岛、西安、广西等地进行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结合各地状况，提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相应建议。除上述普遍从产业效益角度对旅游产业结构进行评价分析外，杨勇、李文静尝试从产业角度、结构红利角度结合偏离-份额法分析旅游产业内部产业结构变迁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和旅游产业潜力的关系。

（三）旅游产业关联及其波及效应

旅游产业不仅产业内各行业紧密联系，旅游产业与其相关的产业部门也具有较强的关联，可以说旅游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经济活动。研究旅游产业结构时，为有效分析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结构关系，得出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推动效应、经济贡献，常使用投入-产出分析法。投入-产出分析法又称“部门联系分析法”或者“产业关联法”，它主要以均衡理论为基础，通过建立投入产出表和投入产出模型，量化分析旅游产业结构，定量测度出旅游产业的产业关联和产业波及效应。闫敏通过比照分析《199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按照旅游研究的需要重新进行了行业划分，得出中国旅游业的直接投入结构和完全投入结构，并论证在发展中国家的特定阶段旅游业并非“投资少、见效快”的产业的观点。戴斌、束菊萍从产业供给和产业关联的视角，结合投入-产出表分析北京市旅游产业结构，指出该地区旅游业的前向关联度与环向关联度较弱，中间需求率偏低的现象。乔玮侧重于从经济效应的基点出发，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旅游产业与其他行业以及内部各行业的关联对上海经济的影响。王丽、石陪基通过对甘肃省旅游业投入结构、产出结构、感应度与感应度系数等指标的分析，探讨甘肃省旅游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关联程度。卢璐、宋保平等运用投入结构、产业结构、中间需求等指标测度中国旅游产业，定量分析中国旅游业与国民经济其他产业之间的前向关联关系和后向关联关系，指出在国民经济中旅游产业对其他产业的拉动作用大于推动作用。张吉林提出为准确衡量旅游产业与社会经济的贡献程度以及其产业关联度，投入-产出理论的应用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深化。马仪亮从经济学原理内核出发，提出强化各级旅游与统计部门的协调合作，扩大推广旅游卫星账号核算方法，在此基础上调整投入产出表的流量矩阵，使投入产出数据分析更加合理和客观。根据以往研究可知，将投入-产出分析法应用于旅游产业关联及波及方面的研究是较为广泛的，得到的相关结论也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然而该方法用于分析旅游产业关联这种复杂现象，有时会由于对投入-产出方法只是单纯在片面、静态理解的基础上的运用而致使出现一些错误，因而投入-产出法有待于进一步的理解和更加合理、科学地结合旅游产业结构特点进行分析和应用。

（四）旅游产业结构综合测度研究

除运用单一的分析方法对我国或者一定地域的旅游产业结构进行分析、提出优化建议之外，部分文献还基于产业经济等理论运用多种方法对旅游产业结构进行分析。吴铮争将旅游产业结构的优化与产业结构的动态研究规律联系起来，采用比较分析法、偏离-份额分析法、灰色关联分析法从内部结构、结构效益、结构关联性三个方面分析西安国际旅游产业结构的演化趋势和优化现状；黎美洋运用偏离-份额法、效益指数法、差异比较分析法及旅游产业协调发展指标等相关分析法，对四川省旅游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化进行了测算分析和验证；王松茂、何昭丽等在对新疆国际旅游产业结构分析时运用了偏离-份额、灰色系统关联度以及绝对集中度指标等方法；杨琴、王兆峰试图根据产业结构与技术创新的互动机理，分析技术创新对旅游产业结构的作用，探讨湖南省旅游产业结构升级的对策；崔振兴在产业组织结构和可持续发展等相关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运用区位熵、系统熵、偏离-份额等方法量化分析陕西省产业结构可持续发展的水平和效果；张佑印、顾静利用区位熵、产业集中度指数和产业结构变化指数以及产业结构变化方向四个理论模型，阐明我国不同区域旅游核心产业之间的变化及差异；廖涛运用发展经济学中分析生产力结构的定量分析法，从理论上提出旅游产业的构成比重、结构变动指数及结构生产力系数的计算方法；此外庄小丽、刘水良、张广海、甘永萍分别在对湖北、张家界、山东、广西的旅游产业结构分析时综合采用了灰色关联分析法、偏离-份额分析法、专业化指数等研究方法。综合运用计量、产业经济学等多种分析方法对旅游产业结构进行分析和测评，使所得结果更加客观和科学，更具现实指导意义。目前用于旅游产业结构定量测评分析的方法除常见的灰色关联分析法、偏离-份额分析法、投入-产出分析法这些基础产业结构分析方法之外，国内学者也试图将效益比较分析法、效益指数分析、区位熵、产业集中度指数、产业结构变化指数、生产力系数等计量方法运用到旅游产业结构的研究中，对国家、区域旅游产业结构的科学测算和评价进行了积极有 益的探讨。

四、旅游产业结构优化与应用研究

（一）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旅游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是实现旅游资源要素有效配置的重要途径，是促进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关键。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是在产业的动态发展过程中达到旅游产业之间的协调、产品供求结构的相对均衡，进而实现生产要素在部门之间的优化组合和对全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随着旅游经济规模扩展带来的资源要素在旅游产业各部门之间的配置和再配置，从而使得旅游产业部门结构出现合理化、高级化现象。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旅游产业内部保持符合产业发展规律和内在联系的比例，保证旅游产业持续、协调发展，同时促使旅游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加大，保证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协调发展。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指在旅游产业内部协调发展条件下，新兴旅游景点和服务设施迅速发展，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传统旅游产业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旅游产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目前我国旅游产业优化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未能合理化，主要表现在旅游业的六大要素未能协调发展；二是未能进一步高度化，主要表现在六大要素的每一要素内部未形成完善的体系。旅游产业与国民经济中的许多产业部门高度相关，在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存在空间上的差异性，使得旅游产业结构的调整较为困难。事实上，在旅游产业高级化的工程中，没有统一的发展模式和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配置”。

我国学者结合旅游经济发展和旅游产业结构调整等问题，对旅游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讨。陈仙波基于需求与供给理论的运用分析，阐述了发展中国家旅游产业结构的特征，指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性，探索其优化模型与优化措施。郭胜、高维忠分别探讨了我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途径、目标和措施。随着我国各省市纷纷提出旅游产业调整与优化升级的目标，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研究表现出由国家层面向区域层面转移的趋势。顾朝林等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量化分析江苏省旅游行为特征、旅游产业结构、旅游空间结构，指出江苏省处于产业结构明显转型期，强调产业优化的重要性；李刚对辽宁省的旅游产业结构特征进行了分析，指出其产业结构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期促进辽宁省旅游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宋静针对重庆市旅游产业结构具体情况，评述重庆旅游产业结构可持续发展的优化；任建华在分析河南省旅游产业结构现状的基础上提出相应优化建议；马勇、王迪云、吴冬霞、单珍等分别对福建、南岳旅游区、广西、浙江等地旅游产业结构现状及其优化政策进行了阐述。以上学者都是通过分析一定区域内旅游产业结构的现状、确定旅游产业结构评价指标，进而得出该地区旅游产业结构的优化对策及发展路径。

（二）旅游产业结构调整政策

我国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仍然表现出很强的政府推动型特征，产业政策仍然是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研究认为，除了区位条件、资源基础、开发环境等因素，产业集聚、产业融合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旅游产业区域结构优化的进程。王兆峰、杨卫书从微、中观层面，基于演化经济学的动态视角、系统学的耗散结构角度，构建了旅游企业与产业结构变迁过程的演化模型，提出旅游产业集群在推动旅游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升级方面的作用。麻学锋借鉴价值链和系统论的理论，分析旅游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机制与动态演化，建议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应遵循升级轨迹进行系统自适应的调整。王云龙提出旅游产业结构概念模型和运行模型，指出旅游产业结构变动的因素、产业结构演进的动因。李峰认识到旅游产业融合是旅游产业结构升级演化方面的重要动力来源，探讨了旅游产业融合对旅游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机制。生延超在构建多部门经济模型的基础上，测度出旅游产业结构变动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区域发展不均衡是我国旅游产业结构面临的现实问题，国家政策扶持和措施实施在显著改善旅游市场、投融资等产业发展环境的同时，地区间绝对差异的扩大仍不容忽视。以上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旅游产业结构升级动力机制、动态演进等空缺，对于今后相关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五、研究述评及展望

近年来旅游产业结构日益成为我国学术界和旅游产业管理与政府决策部门的关注焦点，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有关。随着我国旅游产业的地位提升与深入发展，旅游产业发展效率和质量亟待提升，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型已迫在眉睫，对旅游产业结构进行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不断凸显。通过梳理我国旅游产业结构的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第一，研究内容日益多样，部分领域相对不足。我国旅游产业结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呈现出理论分析、方法研究及应用对策研究等成果逐年增多的态势。同时，研究普遍认识到当前我国旅游产业结构存在不合理性，优化产业结构实现旅游产业的升级是旅游业持续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旅游产业结构的影响因素、作用机理等方面的研究相对滞后，与我国旅游产业发展有些不吻合。第二，研究范式较为成熟，研究视角需要拓展。纵观国内研究，绝大多数采用“分析发展现状—提出存在问题—给出优化建议”的研究范式。研究侧重旅游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政府机制作用、地区发展政策措施的制定，而从旅游产业市场机制自身调节和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探讨旅游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明显不足，较少结合旅游产业集聚、城市化发展等视角进行综合探讨。第三，研究热点相对集中，理论体系尚需完善。目前旅游产业结构研究的优化理论和方法测度主要集中在合理化和高度化两个方面，大多借鉴产业经济、区域经济等领域较为成熟的公式或基础理论，缺乏结合旅游产业特殊性对这些公式和方法进行的调整和改良，分析手段较单一，比较分析方法的使用较少，缺乏创新实证研究，旅游产业结构量化分析方法与理论体系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综合看来，尽管我国旅游产业结构研究在内容、方法和理论方面取得长足的进展，但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优化仍是今后的研究重点：首先，重视旅游产业结构理论体系的构建。深入探讨旅游产业结构的概念、构成要素 、划分等基础理论，在借鉴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旅游产业特性，完善旅游产业结构评价体系、评价模型与测度方法研究，还应加深对旅游产业结构水平提升的动力研究，注重将区域旅游产业结构与旅游产业集聚、产业融合、区域经济、城市化等相结合进行综合分析。其次，重视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机理的研究。在定量研究中，旅游产业结构研究往往关注结构要素之间的关联、产业影响和效益分析，旅游产业结构影响机制、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理方面的研究明显不足，对旅游产业发展的现实指导价值较小，因此，旅游产业结构调整机制、优化机理将会是今后关注的重要领域。再次，重视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政策的研究。旅游产业的发展不仅要重视经济效益，同时也需重视产业可持续发展、社会和环境效益，注重与其他产业的经济关联分析，注重旅游产业发展的规划研究等。对旅游产业发展进行科学规划和政府政策正确引导是避免产业结构失衡、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发展的重要前提和推动力量。区域政府应正确发挥其引导和服务职能，防止盲目干扰旅游产业发展，尽量为旅游产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促使旅游市场机制发挥出调节产业发展、优化产业结构的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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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篇（5）

二、国内外研究方法的实际应用

1.旅游乘数法

B.H.Archer首先给出了旅游业乘数理论的基本框架。随后，Johnson和Moone以岛屿旅游业为例，计算多米加、香港、夏威夷的旅游收入乘数系数分别为1.20、1.02、0.9-1.3。Neil Leiper分析了澳大利亚的旅游就业乘数，发现旅游业对就业具有促进作用。国内学者李天元定义旅游乘数是旅游业支出对旅游地经济的影响程度。左冰计算得出中国旅游收入乘数为2.15，即每1元的旅游收入可为国民经济带来2.15元的产值。王维国、徐勇发现旅游消费每增加1元，GDP就增加超过2元，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明显。

2.旅游卫星账户

20世纪90年代，世界旅游组织采用TSA研究旅游业对旅游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Lapierre和Hayes提出了第一个阶段实用性的旅游卫星账户，国内学者在90年代末也开始尝试引进TSA。李志青计算出1998年旅游业对上海GDP的贡献为7.17%，潘建民等核算了旅游业对广西经济的直接和间接贡献率分别为6.7%和8.9%。

3.投入产出法

Hamston以美国怀俄明州西南部地区为例，最早将投入产出法运用到旅游产业。West和Gamage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发现1993-1994年维多利亚地区的一日游对其生产总值的贡献最大。李江帆等通过计算旅游业与其他产业间的关联、感应度和波及系数，发现广东省旅游业与其他产业间存在较强的关联性。

4.计量方法

计量方法通过证明旅游业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反映旅游对国民经济的贡献。Zhou，Blake等人通过建立模型检验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庞丽等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证明东部地区入境旅游和经济增长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入境旅游对区域经济有显著影响。张丽峰发现中国入境旅游与经济增长间存在随时间不断变化的长期均衡关系（变参数协整关系）。

三、国内研究方法的创新

1.旅游增加值的测算

国内学者多用旅游增加值剥离法计算旅游产业增加值，李江帆等剥离出涉及旅游的部门增加值中属于旅游者消费的部分，计入旅游增加值，并测量广东省旅游业内各行业增加值。曾国军等对其进行了改进，在估算旅游产业增加值时，将住宿业独立出来，使其测算更为精确，但其研究存在一定缺陷：旅游增加值通常是近似值，且未考虑到出境旅游的漏损。

2.与各行业关联度测算

潘建民等利用直接相关系数法指出与旅游业完全相关的行业有124个，其中直接相关行业31个。直接相关系数法是观察直接与间接相关行业间的比例，灰色关联分析是通过计算关联度系数反映关联程度。杨昌渊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研究旅游业与三大产业的关联性，说明旅游发展对区域经济的拉动。

3.旅游业的贡献

分类测算法是按旅游者花费构成及相应行业的税率，计算各行业的旅游收入和税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罗明义研究旅游业的税收收入及其对财政收入的贡献。较于分类测算法，旅游增加值推算法应用更为广泛。魏颖通过旅游增加值在总量上反映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林刚等计算旅游产业增加值，分析旅游产业对GDP、财政收入、就业容量和行业关联度的贡献。

旅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篇（6）

中图分类号：F57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3）04027705

1引言

低碳旅游是近年旅游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继2003年英国政府首次提出“低碳经济”概念后，特别是在2009年世界经济论坛首次提出“低碳旅游”概念以后，低碳旅游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另外，随着气候变暖问题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学术界对低碳旅游的研究也不断深入。

2研究过程

以中国知网收录的文献为例，数据检索截止日期为2012年3月15日。从研究成果的整体看，关于能源、温室效应、碳汇、气候的参考文献总量大，但学术研究成果总量不足2/5，与旅游相关的研究成果少之甚少，不足1%。选取6个与主关键词“低碳旅游”密切相关或相似的关键词——“气候变化”、“气候变暖”、“能源消费”、“温室气体”、“碳汇”、“碳排放”，检索发现：中国知网总库含有6个关键词中一个或两个以上的文献数量累计94638篇，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文献数量则累计达37633篇，占总库数量的39.77%；6个关键词分别与“旅游”组合检索时，含有其中一个或两个以上关键词的文献数量累计仅有368篇，仅占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的0.98%，占总库数量的0.98%。

自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一直关注旅游与气候变化的研究；与低碳旅游相关的成果在2005年开始出现并逐年递增，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增势更加明显，文献总量截至2011年12月31日累计有360篇，2010年和2011年最多合计229篇，占总量的63.6%（图1），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金融危机以后人们探寻经济复苏的途径，而2009年5月世界经济论坛“迈向低碳的旅游业”报告指出，低碳旅游是低碳经济在旅游业的应用，则起到了明确的指向作用。

3 研究内容

3.1低碳旅游倡导及其概念剖析

低碳旅游出现的背景是低碳经济的发展。“低碳旅游”概念，最早见于2009年5月世界经济论坛“迈向低碳的旅游业”报告，虽然关于低碳旅游的各类研究论文、报告不断涌现，但学界对低碳旅游还没有明确的定义。低碳旅游在能源有限的经济发展时代得以提倡，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和低碳发展理念，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目标，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降低旅游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其控制在合理的水平，从而实现社会、生态、经济综合效益最大化。

蔡萌、汪宇明认为低碳旅游是一种新的旅游发展方式[1]，汪宇明倡导低碳旅游，推进旅游发展方式转型[2]；明庆忠等认为低碳旅游是旅游产业生态化的战略选择[3]；侯文亮、梁留科等认为低碳旅游是在保证旅游者旅游经历满意的前提下，以更少的温室气体排放为主要目的，通过多样化的方式和人性化的制度，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的新型旅游方式和管理理念[4]。朱青青认为，低碳旅游是一种降低碳排放量的旅游，在旅游活动中尽量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实践当中用行动弥补所释放的“碳”，采取有效的措施将排碳量控制在合理的水平，使旅游业真正成为一个环境友好型的绿色产业，是基于生态文明理念、对发展低碳经济的响应，核心理念是以较少的碳排放量来获得更大的旅游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5]。唐承财等从低碳旅游产生的背景与低碳经济的内涵分析认为，低碳旅游是指以可持续发展与低碳发展理念为指导，采用低碳技术，合理利用资源，实现旅游业的节能减排与社会、生态、经济综合效益最大化的可持续旅游发展形式[6]。

在发展低碳旅游的过程中，节能减排不只是对某个行为主体的要求，它需要政府、旅游企业及相关企业、旅游者、社区居民的共同参与。秦奕莹认为，低碳旅游是指旅游的主体、客体和载体在实现旅游的过程中，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准则所进行的旅游。该文章认为主体是指旅游者，客体指景区、景点等旅游目的地，载体指酒店、旅游交通等旅游基础设施；并且分别从旅游者、旅游企业、政府的角度对低碳旅游的概念进行阐述[7]。

从旅游产业看，低碳旅游涉及到低碳饮食、低碳住宿、低碳旅行、低碳游览、低碳娱乐、低碳购物六大块，贯穿于旅游业的各个环节，最关键的是旅游者的低碳意识和低碳行为。刘啸认为，所谓低碳旅游，就是借用低碳经济的理念，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绿色旅游，不仅对旅游资源的规划开发提出了新要求，而且对旅游者和旅游全过程提出了明确要求--通过食、住、行、游、购、娱的每一个环节来体现节约能源、降低污染，以行动来诠释和谐社会、节约社会和文明社会的建设[8]。文彦认为，所谓低碳旅游，就是旅游者在旅游活动过程中，树立低碳意识，将各种旅游消费行为的碳排放量控制在合理水平，尽量减少碳排放量的一种新型旅游消费模式。换句话讲，低碳旅游是一种倡导低碳饮食、低碳住宿、低碳旅行、低碳游览、低碳娱乐、低碳购物的旅游消费活动，而贯穿其中并居于核心地位的，是旅游者的低碳意识[9]。

李晓琴、银元参照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UNCSD） 提出的驱动力-状态-响应（ Driving-Status-Response，DSR） 模型，构建低碳旅游景区概念模型，并从景区发展阶段、资源环境、减排技术、消费经营和政策理念5 个层面，选取“低碳经济指标、低碳环境指标、低碳运营指标、低碳技术指标、低碳管理指标”构建经济-环境-运营-技术-管理五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低碳旅游景区的理论框架[10]。

3.2低碳旅游的发展机制模式研究

3.2.1动力机制方面

在动力机制方面，从政府、旅游企业、旅游者、旅游目的地角度看，“低碳旅游”模式主要有四轮驱动模型、三轮驱动模式、“三位一体”发展模式以及的市场主导型、政府主导型及社区主导型三种低碳旅游发展模式。郑琳琳，林喜庆、沈中印、郑岩分别构建了关于政府旅游管理部门、旅游者、旅游目的地、旅游企业的“低碳旅游”的四轮驱动模型、三轮驱动模式和“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11～13]。周连斌应用系统论的原理和方法，构建了低碳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系统，并对其发展的需求动力、吸引动力、支持动力以及管理动力的特点和内容进行分析和归纳，提出对优化低碳旅游发展的引导机制、推拉机制、激励机制和控制机制的建议[14]。

3.2.2旅游系统与体系方面

从系统与体系的角度看发展机制模式研究，浦云从营造低碳旅游景区、低碳餐饮酒店、绿色低碳的城乡一体化城市、绿色环保旅游企业和矫正游客和居民非低碳行为的视角构建低碳旅游体系，建议在建设连接主要旅游城市和部级景区的低碳通道体系、田野秸秆由地方政府统一高价收购等方面进行创新[15]。唐婧、陈国生在研究湖南低碳旅游生态系统循环构成因子中，提出湖南要从低碳旅游资源的配置、低碳旅游产业链的完善、低碳旅游生态系统的闭路循环3个层次入手，构建由生产因子、消费因子、还原因子组成的低碳旅游生态循环经济系统[16]。

3.2.3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方面

从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的角度看，马勇、刘军通过研究国内外低碳旅游发展模式，得出低碳旅游发展模式受多种因素影响的结论，其中主观因素包括政府、旅游者和投资者的意愿，客观因素则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相关，低碳旅游的发展模式主要有市场主导型、政府主导型及社区主导型3种发展模式的结论，推进我国低碳旅游的发展，促进旅游产业转型，应重点关注低碳城镇建设、低碳技术发展、低碳意识普及和政府角色准确定位4个方面[17]。杨效忠，王荣荣等，在分析低碳旅游和世界遗产保护目标的关系以及中国世界遗产保护和利用现状的基础上，将中国世界遗产地低碳旅游发展分为早期、成熟期两个不同阶段，并相应提出此两个阶段遗产开发与保护模式[18]。陈浩，郑嬗婷等在梳理了旅游循环经济的相关研究成果，分析了发展循环经济的乡村旅游效应后，提出乡村低碳旅游的发展模式[19]。郑琦从低碳旅游的市场拓展模式、产业开发模式、业态创新模式、技术推广模式等方面，探索了低碳城市转型的路径[20]。马勇、王宏坤等从低碳旅游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入手，总结出了经营增长、价值提升、政策支撑、概念体验、“碳交易”五大盈利模式，以帮助旅游企业在发展低碳旅游的过程中获得切实利益，促进我国低碳旅游的健康持久发展[21]。孔玉玲在研究武威市低碳旅游的发展路径中，提出旅游业走“低排放、高能效、高收益”的低碳发展之路[22]。

3.3低碳旅游的发展对策研究

3.3.1旅游利益相关者角度

利益相关者在发展低碳旅游过程中，彼此之间相互博弈、相互依赖，因而如何做出均衡各方的发展对策，显得尤为重要。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以及旅游业的综合性，学者们普遍从政府及监管部门、旅游企业（旅游景区、旅行社、旅游饭店）、行业组织、旅游者、旅游目的地、社会等多个主客体的利益角度，提出了关于低碳旅游的发展对策策略。郑岩，黄素华[23]、沈中印[12]、徐喆，汤蓓蓓[24]等，基于碳旅游核心利益相关主体的利益，从政府管理部门、旅游企业、旅游者、旅游目的地和社区居民等角度，提出了发展低碳旅游的对策，具体表现在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应该加大宣传力度，鼓励引导、监督指导；旅游企业应该科学规划、合理开发、节能减排；旅游者应该树立健康、绿色、环保、理性的消费方式。肖瑜，张祖明提出大连市发展低碳旅游的对策：政府制定低碳旅游方面的相关政策，通过建设示范型低碳旅游景区逐步推进低碳旅游景区；旅行社推出低碳旅游线路产品，饭店企业加强低碳制度建设，控制碳排放；交通部门要构建绿色交通体系；通过多种途径提高旅游业从业人员和旅游者的低碳旅游意识[25]。苏兴国，胡玥借鉴列昂惕夫模型建立旅游管理部门与景区投资及经营者之间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景区投资与经营者之间的不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模型，景区投资与经营者及旅游者之间的完全信息动态重复博弈模型，全面地分析在低碳旅游推广过程中各相关方的利益取向，并据此提出推广低碳旅游的一些合理化建议[26]。

3.3.2旅游六要素角度

当前，旅游由食、住、行、游、购、娱六要素组成，因而，很多专家学者，纷纷从该角度研究发展低碳旅游的对策，普遍认为，实现低碳旅游，需要从旅游交通、餐饮、住宿、购物、游览等旅游生态足迹角度，创建低碳旅游吸引物、完善低碳旅游设施、营造旅游体验环境和引导低碳旅游行为，调整旅游产业内部结构，开发有特色的旅游商品，提高旅游购物消费，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王辉，宋丽等将国内外近年低碳旅游的相关理论和案例做了总结和剖析，在此基础上，以大连市大长山岛为例，提出海岛地区实现低碳旅游的途径，即创建海岛低碳旅游吸引物、完善低碳旅游设施、营造旅游体验环境和引导低碳旅游行为，实现海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27]。王敏，梁留科等通过对轿顶山原生态休闲度假区内部的交通现状进行分析，从交通工具的选择、线路的规划、运营方式的选择及车辆的调度管理等方面做出合理规划来解决问题，在交通层面实现低碳旅游；从根源上解决度假区的交通问题，实现度假区的持续发展[28]。张利华认为，当今世界各国把发展低碳旅游看作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和实现方式。他提出，乡村生态旅游开发是在低碳旅游和循环经济理论的指导下，提高乡村旅游资源利用效率，最大限度地减少废弃物排放，保护乡村旅游环境，实现游客回归自然、亲近自然的愿望，最终实现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共赢和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29]。陈玲玲，严伟等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结合旅游者的生态消费及结构特征，将旅游生态足迹引入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估，根据旅游交通、餐饮、住宿、购物、游览等旅游生态足迹子模型，详细计算与分析了南京市2010年的旅游生态足迹后，提出南京必须立即着手调整旅游产业内部结构，大力推动低碳旅游发展，开发有特色的旅游商品，提高旅游购物消费，在保证生态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同时保持旅游经济快速发展[30]。

3.3.3管理、技术、教育和产业发展角度

管理、技术、教育和产业发展方面，李胜男，段理慧对三亚旅游业的发展现状及发展低碳旅游面临的障碍进行了问卷调查，分析数据得出三亚旅游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及发展低碳旅游现阶段所暴露出的关键问题，从管理、技术、教育和产业发展4个方面提出相应的可行性建议[31]。许虹分析了旅游行业的碳消费、资源能源浪费、对碳汇地的破坏、人们低碳旅游意识欠缺等问题，参考了国内外相关实践经验后，提出制度规范、宣传引导、优势展示、做好规划、更新技术等解决对策[32]。柳敏，张文政在分析了长岛发展低碳旅游的必要性后，提出营造低碳氛围、配套低碳旅游设施、推行低碳生活方式、开发低碳旅游产品和项目以及适当进行碳补偿，以其将长岛建设成为低碳旅游示范区[33]。朱媛媛，王士君认为，作为对低碳经济模式的积极响应，发展低碳旅游既有必要性也是可行的。他们提出，利用县域所具有丰厚的自然资源和区位优势，通过倡导践行低碳旅游模式、开发高品质的低碳旅游资源、配置齐全的低碳旅游设施和培养高素质的管理者，大力发展低碳旅游，必将为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支撑[34]。付景保认为，旅游业作为全球经济中发展势头最强劲和规模最大的产业之一，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应以低碳经济理念为指导，发展低碳旅游。旅游业的低碳发展不仅仅使其行业的发展趋向于绿色和可持续，也对其上下游产业的低碳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他总结我国现有公民意识对低碳旅游发展的利弊影响后，指出低碳旅游发展的关键是公民低碳意识的提高[35]。周娟，范星宏等基于旅游系统论的视角，认为安徽低碳旅游发展应选择走低碳旅游系统化管理的战略思路，着重围绕旅游六要素，在加强政府政策引导的基础上，提出培育低碳理念、倡导绿色交通、实施低碳管理、加强低碳科技支撑等具体实施策略[36]。

4研究方法

从时间上看，关于低碳旅游的研究方法，开始只是用案例分析法、问卷调查法、比较分析法等，对一些低碳旅游的问题进行研究，这些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只是一般性的定性分析结论，主要回答概念性和特征问题，以及对已有理论在低碳旅游研究方面的进一步应用发展。唐婧以湖南为例，通过对旅湘游客的问卷调查、游客碳足迹及旅行社旅游线路安排的分析，提出构架湖南低碳旅游生态循环经济系统，以期实现湖南旅游产业的创新和旅游循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37]。史云运用比较分析法对绿色旅游和低碳旅游的概念、特征进行剖析，有助于辨明两者关系和深入了解低碳旅游的内涵；同时对目前低碳旅游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充实并完善可持续发展理论，实现旅游、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38]。

进入2011年后，低碳旅游的研究，广泛使用调查分析法、“三分法”、测量法、案例分析法、旅游生态足迹模型、综合评价法、层次模型、层次分析法与灰色关联法相结合的方法等多种方法进行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张明，刘曦等基于低碳经济的“三分法”， 重新界定低碳旅游的概念，分析了低碳旅游、生态旅游和可持续旅游的内在联系[39]。董婷婷，张建平对宁德世界地质公园太姥山园区的旅游环境容量测算以及游客量预测比较，研究园区低碳旅游发展前景，并提出可持续发展建议[40]。周常春，袁茜等在分析低碳旅游内涵的基础上找出研究的切入点，导出旅游碳足迹的概念及其在旅游的食、住、行、游、购、娱六要素中的测算方法；通过案例分析，测算出旅游者行为活动过程中的具体碳消耗量，强调降碳的重要性；并最终提出了实现低碳旅游的具体建议[41]。汪清蓉，李飞采用问卷调查和现场访谈方法，对公众的低碳旅游认知度、旅游后是否计算“碳排放”并补偿“碳排放”的态度及其原因、低碳行为进行研究，并提出促进低碳旅游的推广与实践的对策[42]。戴卫东，马帅对低碳旅游项目投资风险的综合评价进行探讨，建立评价低碳旅游项目投资风险的层次模型，并运用层次分析法与灰色关联法相结合的方法，对低碳旅游项目投资风险进行综合评价，确定各种投资方案风险的大小，降低投资商的盲目性，提高投资决策的科学性[43]。陈玲玲，严伟等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结合旅游者的生态消费及结构特征，将旅游生态足迹引入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估，根据旅游交通、餐饮、住宿、购物、游览等旅游生态足迹子模型，详细计算与分析了南京市2010年的旅游生态足迹[44]。韦飞对上思县森林生态旅游资源单体进行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详细分析了上思县地文景观资源和森林生态资源类型的特点，总结出上思县森林生态旅游资源特色，认为其森林生态资源区位绝佳，发展潜力较好，具有较高开发价值[45]。这些方法在低碳旅游研究中出现，主要归因于低碳旅游研究前，学者们对旅游研究方法的娴熟应用，才得以在短时间内，使低碳旅游的研究方法不断增多，并走向高级化和定量化。

5问题与展望

5.1存在的问题

我国低碳旅游的研究，对概念性、理论性的研究偏多，具体表现在：低碳旅游的概念界定、发展模式、发展对策。低碳旅游概念研究主要从可持续发展理论、（社会、生态、经济）综合效益最大化、“三低”（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目标、主要利益相关者、旅游产业链和旅游六要素、旅游者的消费模式和消费意识等方面进行。低碳旅游的机制模式研究，主要从动力机制模式、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模式、低碳旅游生态循环系统、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的角度进行。低碳旅游对策的研究，主要从旅游利益相关者、旅游六要素、管理、理念、技术、教育和产业发展等方面进行。

在对低碳旅游的界定上，学者对概念的提出角度众多，没有统一的定义。在研究方法上，多采用定性的案例研究方法，缺乏定量研究成果，实证研究法、“自上而下”研究法与“自下而上”研究法与国外有一定的差距。总体来说，我国关于低碳旅游的研究偏重定性化描述，概念、发展模式、对策研究偏多，缺乏定量化研究成果，现有文献研究成果有待进一步拓展研究思路。

5.2展望与建议

在全球气候变暖以及能源紧缺的时代背景下，发展低碳旅游也将会成为旅游业发展的一种趋势。谢园方，赵媛在总结国内外低碳旅游的基础上提出我国低碳旅游应重视旅游碳排放测度的研究、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研究方法并注重研究深度、拓展研究思路以及加强低碳旅游的实践研究[46]。

5.2.1界定低碳旅游的基本内涵

在低碳旅游的定义方面，笔者认为，低碳旅游的前提条件是保障旅游者的旅游体验和满意度，确定发展低碳旅游的参与者--政府、旅游企业及相关企业、旅游者、社区居民等利益相关者，应界定于旅游产业内部，包括住宿、餐饮、交通、游览、娱乐、购物等方面，具体条件是低碳技术措施，目标是最大限度地降低碳排放量，以实现社会、生态、经济综合效益最大化。定义最核心的是旅游者的低碳意识和低碳行为的选择。

5.2.2注重个案研究与定量研究

低碳旅游是近几年旅游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笔者认为，低碳旅游的研究，有一定的旅游理论基础，但是，作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应从个案研究开始，并结合定量研究，以某个景区或者旅游地作为案例重点研究，而不是地区性的定性模糊研究。

5.2.3注重能源消耗与碳排放的研究

能源紧缺是当前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全球气候变暖更是人类面临的难题。笔者认为，关于低碳旅游的研究，应该以旅游行业为整体，研究整个行业的能源消耗及其二氧化碳的排放状况，进而可以针对旅游业各个环节进行重点的研究，从而达到研究整个行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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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篇（7）

1、国内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研究内容

1.1 民族村寨旅游基础理论研究

基础理论研究包括民族村寨旅游概念、资源特点、产品类型、政策选择、利益保障机制、困境与对策、背景与动力等。罗永常认为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主要存在民族文化认同感失落等四个问题，提出四项对策：确立社会性的旅游发展观；确立参与式发展理念；摒弃媚俗观；做好规划，加强市场论证和产品促销，提高管理水平[1]；总结民族村寨旅游主要特点：吸引物和活动空间的乡村性、民族性、地方性和民间性、文化交融性、参与性、层次性、环保性[2]。总体而言，民族村寨旅游理论的探讨当前还处于初步的、零散的阶段，民族村寨理论研究进展比较缓慢，研究量不够充分、质不够高，理论建构不够系统。

1.2社区参与研究

社区参与是最近几年民族村寨旅游研究中的一个非常热的话题。孙九霞提出了中国社区参与旅游的理想模式：政府主导社区主体企业经营第三方力量介入法制规范[3]；罗永常提出了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的策略：参与旅游活动，参与地方名特产品和手工艺产品开发，参与传统产品深度开发[4][5][6]。

1.3 民族村寨旅游业影响和感知研究

民族村寨旅游业影响和感知研究逐渐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钟洁等认为我国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效应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实证研究成果相对丰富[7]；吴忠军等提出基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方式[8]；唐雪琼等研究了哈尼族长街宴在旅游情景下的文化适应与重构[9].

2、民族村寨旅游研究评述

总体而言，国内关于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比较成熟。相比之下，国外学者关于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不是很深入，在已有的研究中主要是有关民族旅游方面的。与此联系密切的是有关乡村旅游的研究，国外民族村寨旅游研究文献主要是关于乡村旅游发展问题、乡村旅游中的居民感知和态度问题以及乡村文化旅游研究。特别是关于乡村文化旅游的研究，对于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的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国内外关于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由于概念界定的差异及其他一些原因，研究内容有所差别。但国外学者和国内学者都比较关注民族村寨旅游的发展道路和民族村寨旅游对当地居民带来的影响，并倡导社区参与民族村寨旅游。这些观点及论断为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总体看来，现有对民族旅游村寨问题的有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特别是2003年以后的研究成果尤多，文献资料丰富，研究切入点和视角也各不相同。大多数研究是从管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单学科理论角度出发，尤其从社会、文化、经济等多角度入手，并普遍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我国民族旅游村寨的旅游开发政策选择、资源开发利用、旅游产品设计及规划、旅游经济的影响分析、旅游开发模式、旅游营销模式、旅游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旅游业发展带来的文化变迁及旅游效应研究等方面进行分析，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我国民族旅游村寨发展的现状以及面临的社会、文化、经济等问题。

3、对今后我国民族旅游村寨研究重点和方向的建议

第一，我们应该运用经济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村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户的生计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研究，将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可持续生计理论，并改变了以往多从社会学学科角度出发对民族旅游村寨农户可持续生计展开研究的状况，因而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会是一种创新。

第二，从研究对象方面来看，我们应该将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少数民族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方向。并对其家庭的生活进行不断地深入研究。

第三，扩大研究空间范围，即增加对云南、、青海等民族地区典型民族旅游村寨的选点，进行实证分析和比较分析研究，使我国民族旅游村寨的研究内容和范围更为丰富。

第四，应深入探讨我国民族旅游村寨农户在现有生计经济模式和各相关经济利益主体博弈行为下的参与及受益状况。

第五，应增加对我国少数民族旅游村寨农户面临的风险因素分析，如自然灾害因素、市场风险因素等方面的风险分析，以减少民族旅游村寨经济发展中的诸多不可避免的因素，增强农户在旅游经济发展过程抗御抗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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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学斌（1993―）男，汉族，河北张家口人，云南民族大学社会保障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保障理论与实务。

张朋（1992―）男，汉族，山东青岛人，云南民族大学行政管理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政府治理。

旅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篇（8）

由于旅游管理专业早期还处于探索期，国内关于《旅游经济学》的教材为数不多，近年来一些研究人员开始思考旅游经济的核心问题，另辟蹊径，出现了一些新颖的教材。与《旅游经济学》相关的早期的一些教材由于处于探索阶段，在框架上往往受经济学的影响和限制，过多引入了西方经济学的内容，在说明旅游经济问题、建立旅游经济理论框架时，通常是从旅游经济的外显要素出发来研究旅游经济或者旅游产业的要素体系［1］。教学人员在为学生选择教材的过程中习惯于参照国内权威出版社的出版信息，而较少地结合教学对象的特殊性，即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原有的理论基础等因素。后续的教学人员则倾向于沿用前面教学人员的做法，因而在教材的选取方面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该类现象在国内少数民族地区高校表现尤为突出。

1．2讲解与实践脱轨

多数教学人员在讲授《旅游经济学》的过程中重在引导学生分析教材中给出的相关案例，而对于相关理论对于其所在地区即本土的旅游产业、旅游企业、旅游社会问题的映射的思考则相对不足。应用是理论学习的一大境界，虽然《旅游经济学》这一课程的理论性较强，但是如何将理论学习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结合起来也是教学改革与创新的突破之处。此外，除了与本土旅游发展实践脱离以外，多数教学人员在讲授过程中也往往忽略了案例的推陈出新，不重视去涉猎一些国内外最近出现的旅游经济问题。

1．3师资队伍问题

旅游管理专业的师资队伍重视多学科交叉研究相结合。而目前多数高校的情况是旅游管理专业教师师资在跨文化研究方面，例如：在旅游法、旅游经济、旅游人类学方面比较薄弱，在旅游研究定量研究方面表现更为突出。一些学校在《旅游经济学》教学方面往往聘用经济学方面的教师来讲授。

1．4课程设置与培养目标脱节

从目前来看，国内旅游管理本科教育中已有了一定明确的专业细化。多数本科院校将旅游管理专业细分为酒店管理、旅游规划、外语导游、旅行社管理、会展管理等方向，学生也根据学校划分的学科方向在完成基础理论课的学习之后有所侧重。然而旅游经济方向往往只是在硕士研究生阶段才被明确划分出来。旅游管理具有“两条腿”，一是经济，一是文化，即旅游管理学科与经济始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国内大多数本科院校忽视了旅游管理专业的这一本质，往往在开设了《西方经济学》、《统计学》等基础理论课之后，追加一门《旅游经济学》来结合学科需求和特点将以上基础理论课深化和巩固，在此之后的几个学期中很少设立《旅游经济学》相关的经济分析方法、旅游经济案例分析、旅游经济调研方法等课程，导致学生学习了相关的课程之后，对旅游经济的认识还是停留在很肤浅的层次，对于一些简单的旅游经济问题的分析都不熟悉。

2教学改革路径分析

针对国内存在的不足，结合自身的教学和科研体会对旅游管理专业本科《旅游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的路径进行以下探索：

2．1教材的选择要与时具进

学校和旅游管理学科要重视该门课程教学的重要性。《旅游经济学》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必须与时具进，逐步走出原有的教学模式，积极主动地把握旅游经济研究的正确方向，紧密联系旅游经济发展规律，从方法论上放弃传统的经济学体系与旅游学科体系，抓住旅游经济的本质和脉搏。教学人员在选择《旅游经济学》系列教材时，要结合学生的兴趣和理解水平；同时应当注重教材内容的新颖性、理论框架的合理性、研究方法的实用性、问题关注的全面性、研究范式的科学性以及研究工具的经典性等方面。培养应用型人才，在授课时要注重结合多家之言，鼓励学生涉猎相关的国内外著作。

2．2突出旅游管理学科本质

旅游经济和专业的其他方向密不可分，以旅游规划方向为例，旅游管理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有很多是步入旅游规划公司与机构从事旅游规划工作的，在旅游规划中很大的工作是旅游经济分析，包括旅游者行为分析、旅游市场的分析与预测、旅游空间结构分析、旅游产业结构分析、旅游项目投资分析、旅游发展环境分析等。现在的用人单位希望自己的员工等够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这种形式使国内的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有必要在学习阶段以复合型人才的标准要求自己。因此，针对这种问题，学校在课程设置和专业方向细化方面要重视旅游经济分析与研究的地位和重要性，并且尝试在本科阶段将旅游经济或者旅游数量分析方向从旅游管理专业中细化出来，在开设了《旅游经济学》课程之后，结合学生的兴趣和水平，尝试将《旅游经济案例分析》、《旅游经济数量分析》、《旅游新经济学》以及《旅游调查研究的方法与实践》等课程以专业选修课或者模块选修课的形式来开设，以丰富和发展《旅游经济学》课程教学。

2．3案例教学注重本土化

旅游管理专业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要使看似抽象难懂的《旅游经济学》转变为容易掌握、能够付诸实践的课程，案例教学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在案例的选择方面，要关注国内外与旅游经济相关的热点问题，例如：目前有专家学者不断呼吁新经济学、幸福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如何将这些相关领域融会贯通是教学人员在授课和案例选择过程中要思考和甄别的问题。使案例尽量本土化。讲授过程应注重联系当地旅游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即密切结合地区旅游发展动态，梳理并整合本土旅游企业、旅游景区景点、酒店、旅行社成长与发展中的成功与失败的经典案例，紧密联系国内外近期发生的旅游问题、旅游经济现象，鼓励学生运用跨学科、综合分析的视角对案例进行分析，积极引导学生对目标旅游市场进行分析和预测。使《旅游经济学》课程教育达到因地制宜的效果，同时，在案例教学中要贯穿大量的旅游经济分析方法和技术，是学生掌握在何种情况下应当使用这种方法和技术［2］。此外，案例教学也可以一改传统的“填鸭式”的教学模式，是教师和学生在双向的互动过程中共同学习和进步。

2．4提高师资教学与科研素质

教学人员应当积极思考如何将理论学习与应用相结合的路径，自身要积极掌握旅游经济研究的方法与技术。密切关注旅游经济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在课程讲授的过程中要重视将适当的定量研究方法与分析技术引入到教学当中。与学生共同讨论旅游经济案例，共同设计问题；同时单位也要为《旅游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人员提供一些学术交流和进修的机会。教学人员应利用闲暇时间在旅游企业挂职锻炼，积累旅游实践经验。高校在引进人才的过程中着重考虑具备交叉学科背景的人员。

旅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篇（9）

【关键词】

旅游经济；第三产业；经济增长；山西省

旅游业是综合性强、辐射力度大的朝阳产业，它与第三产业和整体国民经济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旅游业发展会直接或间接地带动第三产业和国民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第三产业和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也为旅游业创造了更好的发展环境，从而推动了旅游经济增长。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和经济新常态宏观背景的形成，旅游业正在成为新常态下新的增长点，旅游经济在整体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同时，旅游经济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在国外，Ghali运用最小二乘法研究了入境旅游对菲律宾经济增长的贡献[1]；Khan、Phang和Toh等分析了新加坡服务业的乘数效应，发现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2]；Balaguer和Can-tavella-jorda运用计量经济模型研究了西班牙旅游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旅游发展推动了西班牙经济增长[3]；Chi-okOh研究了韩国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经济增长推动了旅游消费水平的提高[4]；Chenetal.运用EGRACH-M模型实证检验了台湾和韩国旅游经济与经济增长的关系[5]。

在国内，杨勇运用VAR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研究了中国居民消费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成因[6]；刘长生，简玉峰通过对比分析我国各区域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不同区域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双向因果关系存在较大差异[7]；吴忠才通过构建回归分析模型，研究了湘鄂渝黔边区国内生产总值和旅游收入的关系[8]；张晨运用协整方程、冲击响应函数等方法研究了上海入境旅游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9]；王良健，袁凤英等运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了中国省域旅游经济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0]；武春友，谢风媛运用门限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我国入境旅游经济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当入境旅游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于2.36%时，入境旅游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11]；郑鹏，马耀峰等运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方法检验了陕西省国际旅游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2]；赵磊，全华研究了中国国内旅游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13]；杨敏运用两部门理论和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中部省份旅游经济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4]；罗文斌，徐飞雄等运用两步协整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模型分析了我国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及第三产业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因果作用[15]；向延平运用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研究了武陵山区旅游经济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6]；张世兵运用回归分析、经济增长贡献率等方法研究了湖南省入境旅游经济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7]；杨慧，龙云飞运用灰色关联理论分析了四川省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18]；孙希瑞，汪京强运用计量经济方法分析了我国入境旅游与第三产业增长关系的省际差异状况[19]。

综上所述，从研究内容来看，已有研究侧重于分析旅游经济（或入境旅游）与国民经济增长的关系，而对旅游经济与第三产业的关系仍然关注较少，而第三产业是国民经济中与旅游发展关系最密切的部门，研究二者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从研究方法来看，定量方法的运用在已有研究中已经较为常见，涉及到空间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领域的方法和理论，但普遍存在数据样本容量偏小，难以保证研究精度的问题；从研究区域来看，已有研究以全国或东部发达省份为主，而对中西部旅游业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省份仍然关注较少。因此，本文综合运用单位根检验、E-G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深入探讨了1984—2013年山西省旅游经济与第三产业、旅游经济与国民经济之间的动态关系，以期为科学地制定区域旅游发展战略，增强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关联带动作用提供理论参考。

1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研究方法

1.1.1变量选择本文分别选取实际旅游总收入（ATRT）、实际第三产业总值（AGTI）和实际地区生产总值（AGDP）作为衡量旅游经济、第三产业和国民经济的变量，来研究山西省旅游经济与第三产业、旅游经济与国民经济之间的动态关系。三个变量的历年数据均在考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基础上根据基期1984年的不变价格折算得到，其中，实际旅游总收入是通过对实际国内旅游收入和实际旅游外汇收入求和得到，旅游外汇收入是根据历年平均汇率将美元转换为人民币元得到。此外，为了消除时间序列的异方差，使变量的时间趋势更为线性化，统一对它们取自然对数，得到LNATRT、LNAGTI、LNAGDP，并将它们的二阶差分记为DDLNATRT、DDLNAGTI、DDLNAGDP。

1.1.2数据处理本文借助eviews8.0软件的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因果检验、脉冲响应等模块，分析了1984—2013年山西省旅游经济与第三产业、国民经济的关系，步骤如下：①运用单位根检验模块来检验变量的平稳性；②运用协整检验模块构建两组变量间的长期均衡模型，分析它们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③通过构建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两组变量间的短期波动与调节关系；④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模型，分析两组变量间是否构成因果关系。

1.2数据来源本文涉及的基础数据主要包括1984—2013年的国内旅游收入、旅游外汇收入、第三产业总值、地区生产总值、平均汇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了保证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上述数据全部从《山西统计年鉴》和《辉煌山西60年》中获取。

2结果与分析

2.1单位根检验为了避免出现虚假回归，需要事先检验变量序列的平稳性。首先绘制出三个变量的时序图和二阶差分序列图（图1），由时序图（LNATRT、LNAGTI和LNAGDP）可见，三个变量序列均呈上升趋势；由二阶差分序列图（DDLNATRT、DDLNAGTI和DDLNAGDP）可见，其二阶差分序列相对平稳，因此，可以进行单位根检验。然后运用ADF检验方法对三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最佳滞后阶数的确定依据AIC（赤池信息准则）值和SC（施瓦茨准则）值最小的标准，经反复试验后得到表1。可见，在1%的显著水平下，三个变量均为不平稳的变量序列，但经过二阶差分后，均转换为平稳的变量序列；说明它们均为二阶单整序列，可对其进行协整检验。

2.2E-G协整检验为了验证LNATRT与LNAGTI、LNATRT与LNAGDP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采用E-G两步协整模型对其进行协整检验。首先，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两组协整方程的回归系数。可见，两组方程的拟合度较高，整体解释力较强。山西的旅游总收入每增加1%，其第三产业总值将会增加约0.42%；地区生产总值将会增加约0.38%，这说明旅游经济对第三产业的带动作用比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更大。然后，分别对两组方程的的残差序列e1和e2进行ADF单位根检验（表1），可见，在5%的显著水平下，e1和e2均为平稳序列，表明LNATRT与LNAGTI、LNATRT与LNAGDP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

2.3误差修正模型协整分析仅反映了两组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为了探讨它们之间的短期波动与调节关系，建立如下误差修正模型。可见，旅游总收入与第三产业总值之间、旅游总收入与地区生产总值之间均存在反向修正机制，据误差修正模型（3），当LNAGTI和LNATRT的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系统将会在下一年以偏离幅度的0.159053倍向长期均衡值调节；据误差修正模型（4），当LNAGDP和LNATRT的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系统将会在下一年以偏离幅度的0.105887倍向长期均衡值调节。

2.4格兰杰因果检验为了验证两组变量之间是否构成因果关系，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模型对其进行验证。由于不同的滞后阶数会导致形成不同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为了保证分析结果的合理性，本文首先构建出三个变量的向量自回归模型，按照LR值最大和SC值最小的标准，得出三个变量的最佳滞后阶数均为1，然后据此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表1）。可见，在5%的显著水平下，LNAGDP和LNATRT之间、LNAGTI和LNATRT之间均存在单向因果关系。第三产业是旅游经济的格兰杰原因，而旅游经济却不构成第三产业的格兰杰原因，说明第三产业推动了旅游经济，但是旅游经济对第三产业的带动作用仍然较弱。旅游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格兰杰原因，而国民经济却不构成旅游经济的格兰杰原因，说明旅游经济带动了国民经济，但是国民经济对旅游经济的推动作用仍然较弱。

3结论及政策建议

3.1结论本文通过综合运用单位根检验、E-G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研究了山西省旅游经济与第三产业、旅游经济与国民经济的动态关系。得出的主要结论有：第一，通过协整检验发现，山西省旅游经济与第三产业、旅游经济与国民经济之间均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且山西省的旅游总收入每增加1%，其第三产业总值将会增加约0.42%，地区生产总值将会增加约0.38%。第二，通过分析误差修正机制发现，山西省旅游经济与第三产业、旅游经济与国民经济之间均存在对短期波动的反向修正机制。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旅游总收入与第三产业总值之间、旅游总收入与地区生产总值之间均存在反向修正机制，其调节力度分别达到0.159053和0.105887。第三，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山西省旅游经济与第三产业、旅游经济与国民经济之间均存在单向因果关系，第三产业显著推动了旅游经济，但旅游经济对第三产业的带动作用仍然较弱；说明旅游经济显著带动了国民经济，但国民经济对旅游经济的推动作用仍然较弱。

旅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篇（10）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1)04―0020―06

旅游研究具有典型的多学科交叉研究特征。由于旅游研究的历史较短、学科体制不够健全、基础理论比较薄弱等方面的原因，我国当前的旅游研究呈现出诸多方面的不足，其中，旅游研究中的伦理维度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将通过对以往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的综述，来阐述旅游伦理研究在旅游研究中的重要性。

一、科学叙事与人文叙事

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存在不同的理路，按照汪丁丁的说法，人类的知识创造存在两大叙事传统：其一是科学叙事的传统，体现为“陈述外在感受”，其二就是人文叙事的传统，体现为“陈述内在感受”。从而也就存在着科学与人文两大领域，前者侧重人类社会的客观现象，而后者则侧重人的内在心灵。从当前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现状看，主流观点倾向于认为基于经验观察和数据实证的研究才是真正科学的研究，而诸如对“人性”、“精神”、“伦理”、“价值”等比较抽象的主题的研究则难以获得“科学”的地位。在旅游研究领域，情况也是如此。占统治地位的研究范式是“实证主义科学范式”，也就是贾法瑞(Jafari)所倡导的“理性平台(knowledge―based platform)，它追求科学化和客观性，认为科学的知识是与价值无涉的。再看汪丁丁是如何分析的：“社会科学领域内最偏向于科学叙事的部分，可以概括在‘行为学’这一名称之下――它把人降低到动物现象的层次上加以研究。另一方面，社会科学领域内的最偏向于人文叙事的部分，可以概括在‘伦理学’这一名称之下――它把人提高到精神现象的层次上加以研究。”也就是说，前者为追求科学性、客观性而有忽视人的本质的危险，而后者则触及了人的本质却可能有丧失客观性的倾向。那么两者之间真的是严格对立的吗?从人类知识的演进史来看，尤其从哲学发展史中，可以清晰地发现，人类认识世界的侧重点经常发生转向，也就是经常从对物质世界的探索转向对人类主观世界的关照，这是对时代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或争论的回应，并与当时的时代精神相附和。通过对学术思想史的大致观察就会发现：当技术、经济、和平、发展等成为时代的主题时，诸如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等思潮大行其道，这时候，哲学与科学领域的人文关怀弱化，对人类自身生存意义的关照让位于对宇宙、自然的探索，而当社会动荡、战争频仍、民不聊生、道德颓废之际，哲学往往转向关注人的内心世界，展开对人类自身生存状态与意义的思考，这两个方面对人类知识与智慧的增长都会有所裨益，不可厚此薄彼。认识到以上现象的启示在于：存在多种对客观世界和人类自身认识的角度，科学的进路与人文的进路都是为了接近绝对真理，而绝对真理永远只是人类探索的终极目标，因为我们始终在路上。在学术与科学研究中，两者也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借鉴的。比如齐善鸿的精神管理学说就证明了传统上经常被人们所回避的精神现象完全可以作为一个科学问题加以研究，只是研究方法有其特殊性而已。还比如，随着制度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的发展，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假设“理性人”已经被颠覆，进而发现并证实了有着丰富人性的关注互惠、公正、利他的人，这不能不说是在经济学研究中注入了人文的因素。

二、旅游研究与人文叙事

(一)旅游研究人文转向的必要性

旅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篇（11）

1 国内外经济效率问题研究趋势

2 西藏乡村旅游地经济效率研究的意义

2.1 理论意义

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研究逐年升温，然而已出现的相关报道中多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切入，例如关于旅游城市经济效率、酒店业经济效率、景区经济效率测评等。需要指出的是，西藏旅游产业的开发与发展应当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性因素，例如产业结构、经济水平、人民的宗教信仰、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等方面。因此西藏乡村旅游问题研究同样应当关注矛盾的特殊性，不应以经济的增长为导向、在经济增长方面追求与内地相赶超的模式。本文从西藏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出发，对于影响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的因素进行梳理，同时述评了不同影响因素的研究现状，并对其是否构成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论证，进一步构建出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的理论模型。

2.2 实践意义

乡村旅游开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西藏陷入“高投入、高污染、高能耗、高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内地绝大多数地区相比，西藏经济发展滞后，GDP总量与人均GDP水平很低；从生态环境方面来看，属于极强度生态环境脆弱区[16]，乡村旅游开发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压力相对较大；长期以来，西藏农牧民的生产方式与宗教信仰在很大程度上维系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较强，幸福指数水平较高[17]。总体上看，西藏农牧民对于物质生活的欲望较低，但对于精神生活和生态环境的关注较高。目前西藏自治区正在积极鼓励农牧民参与乡村旅游开发，对于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的研究有助于监测目的地旅游产业与乡村旅游经济是否良性运行；将影响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的因素纳入经济效率测评理论模型，旨在探讨和解决西藏乡村旅游发展中出现的现实问题，不是关注经济的片面增长，而是衡量乡村旅游政策的实行效果和旅游开发模式的绩效水平。

3 西藏乡村旅游地经济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3.1 生态效率

在政策方面，世界各国都已重视生态文明问题；在我国，党的十八大首次在政治报告中将“生态文明”单独成篇部署并写入《党章》，提出塑造“美丽中国”的理念，阐释了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的重要支撑、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相互依存的内涵。西藏自治区“十二五”科技规划也明确提出“加强西藏生态保护，构建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促进区域人口、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的目标，加强生态环境等领域的关键共性技术攻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时延伸旅游产业链，带动农牧区旅游创收。

无论何种类型的西藏旅游目的地都要以生态环境为依托，西藏乡村旅游的开发在西藏建设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以及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的背景下不断演进的，迄今为止西藏乡村旅游实践已经历了十几年的历程。目前西藏自治区虽然没有对乡村旅游经济效益进行过专门统计，但是从西藏全区的旅游接待人次数方面可以看出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增长比较迅速，尤其是在青藏铁路通车后，西藏多数乡村旅游目的地的旅游接待设施逐渐完善，旅游服务水平也逐步提升。同时，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的生态环境方面也出现了诸多问题，例如旅游旺季时期过多游客的涌入所带来的旅游垃圾污染、交通工具尾气污染、噪音污染；游客对目的地植被的践踏、采摘等方面的破坏。西藏乡村旅游的发展方向应为乡村生态旅游，目前无论是在实践层次还是理论层面许多专家和学者都在呼吁该问题。从自然生态环境方面来分析，西藏全区的生态十分脆弱，因此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许多旅游目的地也打出了“乡村生态旅游”的旗帜，而从目前情况来看，造访乡村社区的外来旅游者中有很大一部分为“伪生态旅游者”。这就要求我们在经济效率研究过程中必须关注生态效率问题，因此生态效率是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测度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要提高目的地经济效率，首先要提高目的地的生态效率。 一直以来，生态效率作为评价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一项重要研究方法在生态学、地理学、旅游学、经济学等领域被不断推广。国内外众多学者将焦点集中在生态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方面，人们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还要考虑经济增长对所处环境造成的影响。在旅游研究领域，关于目的地自然生态的研究着墨较多，并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生态足迹的测算与模型的优化、生态安全与生态效率研究以及生态旅游目的地碳足迹测算成为旅游目的地自然生态研究领域出现较为频繁的关键词。

随着学科的不断交叉融合以及不同领域中一些新兴问题的萌生，生态效率测评方法也得以丰富与发展，其中典型的测度方法例如：经济/环境单一比值法、指标体系法、模型法（主要指数据包络分析和生态拓扑方法）、生态足迹模型分析法等。在内容方面，生态效率延伸到了农业生态效率、工业生态效率、旅游生态效率等方面。近年来生态足迹模型分析法在生态效率中得到了一定的应用，在区域、国家、省域等大尺度以及城市、企业、景区、社区等中小尺度的生态效率测评中均有体现。尤其是研究小尺度范围的生态效率问题时，生态足迹研究方法可以弥补统计数据不足所带来的缺陷。从研究尺度方面来看，旅游生态足迹对于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生态效率研究较为适用。由于绝大多数的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缺少统计数据，因此自上而下的通过查阅地区统计数据调查方法不再适用。

3.2 幸福指数

从西藏乡村旅游发展实际情况来看，西藏许多地区的人文生态环境往往构成了乡村旅游目的地的主要吸引力。相比之下，目前国内外关于旅游目的地人文生态缺乏较为系统化的研究。学者倾向于从社会、文化等角度探究旅游发展对目的地带来的影响，人文生态系统虽然与社会、文化存在一定的重叠部分，但在本质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与自然生态系统相比，人文生态系统更为脆弱，人文生态系统所遭到的破坏往往表现为深层次的、潜移默化的。因此，人文生态系统健康诊断研究工作比较困难。人文生态系统健康情况反应了旅游目的地居民身心是否正常，其精神文化生活是否稳定，从这个角度来讲，幸福指数是诊断人文生态系统健康情况的一个重要指标。

有的研究人员提倡将GNH（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引入到藏区经济发展评价之中[18]。与GDP相比较，GNH更加注重综合地衡量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社会经济活动，关注人民的精神生活，提倡均衡增长与生态保护，强调文化传承与发展。“不丹模式”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研究和学习的热潮。因此关于GNH的研究经历了从“主观幸福感”到“幸福指数”的历程。关于“幸福”的研究逐渐趋于客观化、定量化发展。出现了关于GNH核算体系的构建研究、GDP与GNH的有效性比较分析、基于研究个案讨论的实证研究等。所以，西藏经济的发展应当考虑非传统的发展模式，摈弃以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先开发、后保护的经济发展模式。西藏经济发展模式应当走跃迁式的发展模式。西藏乡村旅游经济发展应当遵循保护为主、保护与开发利用相结合、适度开发的旅游开发模式，关注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幸福指数情况，在经济效率测评过程中关注人文生态健康情况，将幸福指数纳入经济效率测评体系之中。实践表明，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普遍存在着“幸福悖论”现象，即乡村旅游目的地居民的幸福感与同收入水平之间并非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因此经济效率研究不能追求以GDP为导向的模式，而应当重点关注人民的幸福，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以GNH替代GDP，构建经济效率测评模型。

3.3.1 旅游产业技术效率

如果将旅游产业的运行过程看作是一个投入产出系统，那么该系统的投入产出效率即为旅游产业技术效率。研究旅游产业技术效率可以衡量旅游目的地的旅游管理与技术水平，同时对于以旅游业为支撑的目的地来说，旅游产业技术效率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反映目的地的经济效率水平。

国内关于旅游产业效率的研究起步于21世纪初，相对国外的研究较晚，且研究重点与国外有所差别，主要侧重于宏观与中观层面的研究，关于微观层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旅游产业技术效率研究范围不够全面，如何将生态经济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评价尺度和评价标准与旅游产业技术效率测评相联系，是经济效率应用研究与旅游产业研究领域拓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旅游产业技术效率可以纳入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测评模型，从旅游产业的角度切入，研究乡村旅游目的地旅游产业技术效率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对提升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旅游产业技术效率、优化目的地生态环境具有实践意义。

关于旅游产业技术效率的测度方面，已公开发表的文献基本停留在对乡村旅游目的地旅游技术效率测评方面，较少的研究提及旅游产业对于经济效率的影响。然而实践表明：乡村旅游作为“绿色生态经济”和“体验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对于改善目的地民生具有积极意义；乡村旅游产业具有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等特点，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不仅可以实现农牧区产业的合理转型，而且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及促进经济、社会、生态和谐发展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3.3.2 农牧业技术效率

农牧业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藏区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并且在西藏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农牧民从事农牧业的生产生活方式是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旅游吸引物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乡村旅游目的地开展旅游活动的同时，农牧产业通过产业耦合和产业链增加了满足游客需求的观赏功能和餐饮功能，农牧产业一部分价值通过旅游活动运营以及旅游产业与农牧业的耦合联动得以实现。因而，农牧产业在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运行系统中不可或缺。

合理平衡农牧业与乡村旅游产业，兼顾旅游产业技术效率与农牧业技术效率，保证乡村旅游目的地产业结构健康发展是研究乡村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率根本目的。因此，农牧业技术效率同样构成了目的地经济效率的影响成分。

3.3.3 农村基础建设水平与经济效率

乡村旅游目的地的设施建设水平对旅游活动和农牧民生活都有一定影响。对于旅游活动，大量游客涌入乡村旅游目的地，必然需要完善足够的基础设施、服务设施来满足游客的多种需要；乡村旅游目的地为树立良好的旅游形象，会翻修或重修部分民居和其他民族建筑，并保持村容整洁；设施的质量是乡村旅游服务质量的一个重要部分，又直接关系到游客的消费水平，影响乡村旅游目的地的旅游经济收益。对于农牧民，通过旅游经营使得他们走上致富之路，为自己的生活改善各设施的条件和档次，让自身在享受良好生活环境的同时，逐渐增加从事旅游经营的动力。 4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