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发展论文大全11篇

中医学发展论文篇（1）

1整体医学

整体医学是现代社会正在兴起的一种医学体系，将医学看成一个有机整体，从整体上来认识医学的性质、对象和目的。整体医学与传统中医药学在外表近似，但是本质有所不同。整体医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系统论。整体医学就是用整体观认识医学的各个要素。而整体医学的整体观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所认识的所有联系的基础上，从科学的长远发展上来说，这是一种弱整体观，一种综合论，理论基础是还原科学观。

医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代，即经验医学时代、实验医学时代和当前的整体医学时代。经验医学时代为自然哲学医学模式，实验医学时代为生物医学模式，而整体医学时代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当今医学的特点是处在实验医学时代向整体医学时代的过渡时期，整体医学的理论体系尚未正式形成，但已具雏形。现代的整体医学是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生命科学发展的结果，但是生命科学——基因组学正在走向完善的基因组联系，将来的发展必然在基因组的普遍联系上证明中医的基本理论，所以随着基因组学的整体化发展，以及中医学的跨越式发展，现代整体医学必然走向更完备的、以中医学为核心的整体医学。

2中医学现代化

整体医学的崛起给中医药学国际化带来了机遇，整体医学与中医药学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从理论体系看，整体医学的理论与中医药学的学说实际上是相通的。如《黄帝内经》中就提出“人与天地相参”的观点。

中医药学其实就是一门完整的整体医学。中医学有着对人体自身整体性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相统一的认识。但是中医学又是一门模糊的整体科学。《黄帝内经》建立于二千多年前，是古人观察人体与自然所建立的整体医学，其本质就是结构与功能相统一的整体观，但是由于社会发展水平和极端落后的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这个时候形成的整体只能是粗略与模糊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由于封建礼教的限制，加之受中国哲学观重用轻体、重道轻器价值取向的影响，人们开始疏于人体具体的形态和结构，歧视人体解剖，对人体的细节和局部方面未做较深入的剖析研究，随之《内经》的结构功能统一的整体观逐渐演变为单纯的功能性的整体观。由于缺乏了结构和形态的支持，不能得到有效的可见的物质证据来说明自己的科学性，本身也缺乏创新发展，所以随着以结构为主的现代医学的发展，中医学屡次受到打击和排斥。

中医药学的发展必须从《黄帝内经》的整体思想开始做起，真正认识整体的本质，结合现达的科学技术尤其是分子生物学技术，发展新时代的完整的结构与功能统一的整体观。所谓中医现代化就是用现代语言和科学技术重新描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平衡条件下的人整体的运动规律。

当代分子生物学在迅猛发展，借助电子计算机技术处理大量数据，基因组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足够的时间内，基因组学很可能走向整体，最后可能在基因的相互联系中发现了中医的阴阳五行所存在的基因证据，这时候中医就会被分子生物学所吸收，现代的整体医学就可能吸收了中医药学的优势发展成为完善的结构与功能统一的整体医学，中医不再是中国的中医了。这是好事，但是对于国家和民族，对于中医学的发源地，我们将失去一次崛起的机会。

3整体的含义

中医学是整体科学，西医学是还原科学。中医现代化首先必须是基础理论的现代化，而基础理论的现代化又以整体为前提，整体观的现代化为首要。以前中医现代化的失败在于从传统的功能整体观方法论上而不是从整体的根本意义上看待现代化。而西医也是从自身的方法论上看待中医，所以在这种前提下根本的中西医结合是不可能的。

整体是物质的结构与功能的统一，两者互相依存、不能分离，结构是功能的基础，功能是结构的展现。整体是局部的整体，局部是整体的局部。整体是物质形、气、能的统一，是结构与功能的统一，是一种客观实在。

任何个体都是由两种以上的物质要素混化而成的。这一混化物可以呈质地均匀无别的气态，也可以呈实体存在的实体态。前者固然是一体，后者，尽管它的实体组成部分可以形形，各部分的功能也可千差万别，但该实体物的气却遍布全体、贯穿内外，使组元形成有机联系的和谐整体。这里所说的整体，指形成气的时空结构而言，它是维系气独立性、特殊性的根本，也可把整体理解为气的结构模式。譬如，设某模式为特殊的比附，这种特定的形状结构的性质是不受其所占位置的大小影响的。因而时空结构模式一旦形成，不仅可以使全部事物的各个部分都处在同一结构上，而且这一整体特以渗透到所属各个局部中去，使在这一整体中的局部组元可以体现整体，这是与组元作为独立存在物的根本区别：①整体的实在性。②整体的联系性：任何整体都在和其他整体处在密切的联系当中，联系是这个整体存在的必然条件，没有联系便没有这个整体存在的必然性了。③整体的层次性：任何整体都是大的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个整体有包含了小的层次的整体，小的局部组成。④整体规律的类似性：一物生来有一身，一物自有一乾坤。每个整体都是从类似规律演化而来，从无极演化，有太极，从这太极演化阴阳，以至这一整体全部。⑤整体的进化性：宇宙从无极逐渐演化太极，以至现在的万物，在发展至人这个宇宙最高级的生命个体，便是整体演化的最好的证明。

气是中医学的核心。现代医学是从有形的结构上研究，形是气所聚，形散为气，气是形的场，形气是统一的。气是整体的体现。那么从形气理论的两种医学也是可以统一的。

整体性是贯穿人体宏观和微观的根本。从宏观逐渐微观，每一层次都是结构和功能的统一，每一层次都服从统一的整体性，而整体性是每一层次运动联系的根本。这个的整体规律就是中医基础理论，这个规律指导着每一层次的运动和相互作用。

4建立中医基因组学

基因组是现代生物学还原到分子的体现，由此生命科学开始转向整体科学。现在的功能基因组学就是这一转向的体现。基因组是整体科学与还原科学的交汇点。

基因组是人体的微观信息调控中心，更体现了人体的整体性。它是人的精气的凝聚态，含有生命的全部信息。宏观人体整体和微观的人体基因组整体性是统一的和同源的，基因组整体是由五脏功能模块组成，这五脏又有亚细的模块组成，这亚细的模块又有更微小的基因模块组成，各个大模块亚细模块之间存在协调的相互关系，这个关系就是微观经络系统。基因功能模块由相应的基因组成，基因组整体是结构和功能统一的整体。建立中医特色的基因组学是为了完善中医药学理论，发展整体医学。建立微观基因组整体辨证论治，并没有否定传统意义上的辨证论治观，而是将其发展一步，深入到基因组整体内部，将整体观深入到基因组整体中，将宏观整体辨证和微观基因组整体辨证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从外至里、从里至外的整体的辨证论治观，建立宏观和微观统一的整体的辨证体系。这才是科学的完整的辨证论治观。

建立中医基因组学是为了在基因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证候研究，证明中医证候理论的正确性；进而在分子基础上证明中医脏腑经络理论的正确性，最后深入基因组研究，深入了解基因组所蕴含的生命本质以及生命的发展。

中医基因组学的建立是中医现代化走向未来的一个关键点，整体科学与还原科学都在这一尖端领域进行着研究，而中医学进入这一领域，一可以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解译基因组所包含的全部生命信息，促进人类的健康事业；二则可以引导还原科学的整体化演变。

5中医心理学的发展

这是中医心理学与现代心理学结合的关键点。也是中医现代化的另一个关键点。

中医心理学原来是中医学的一个分支，以心理的整体功能为本体论述人的心理的，讲的是人的先天功能。传统中医学建立在远古极端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看不出人的社会本质和社会发展，而现代社会条件下，人的心理与健康都受到了社会的极大影响，发生了很大改变，中医心理学也必须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现代心理学是以人的大脑的具体结构为生理基础，论述人在社会中的各种行为性格等，这是人的后天功能，对人们的各种行为意识均有科学的描述。但是现代心理学没有与人的整体功能结合在一起，没有指出人的根本的社会本质，所以其发展也是有局限的。现代心理学是建立在还原论基础上的，而人的心理是整体的，所以它本身具有很大的缺陷。

人的各种语言、行为以及意识思维等都是在人的元神的支配下进行的，元神是最根本的自我。而心理的进行是在社会背景条件下的，一切心理行为都有社会背景的，社会背景形成了人的心理模块、人格模式，人格模式下的元神系统构成了人的社会自我，心理的行为是在元神的支配下通过心理模块进行的，以此结合这两个心理学，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人的心理问题。佛学对人的心性理论有深刻认识，但是借鉴之前必须彻底抛弃佛学所具有的唯心思想，心性理论中性与元神相关，而心与元神、元神支配下形成的人格模式有关。

元神可以接受信息，加工、储存、提取信息，发放信息三个方面。人出生时意识是白净的，但是在人从出生开始，人就在不断接受信息，在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下不断学习，不断加深信息，积累信息，使元神中的信息不断强化与激活而得到强化，最终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人格参照模式。这个模式一旦形成，就形成了新进入信息的文化背景，形成了人各种意识、行为的模板，形成了特定的性格模式。人的性格模式是在元神支配下形成的，但是性格模式一旦形成就对人的元神人的生理发生作用，形成了人的后天行为的文化背景和模式。人的性格模式与人的后天社会文化环境有很大关系，它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中医心理学和现代心理学是功能与应用的结合。元神是人的整体功能，人的五脏情志、七情等都是人的元神功能的一个方面，但是这些情志的发生必然受到人的性格模式的影响，性格模式又决定了情志的发生模式。中医心理学和现代心理学都是不完整的，各讲述了人心理的一个方面，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的人的心理整体过程。

人的心理在当今社会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佛学、现代心理学、中医心理学都有各自的认识，但是它们又不是完全的，正确的认识是将它们结合起来，建立科学的辨证唯物主义的整体的心理学体系。现代中医心理学的建立不但解决了人的意识的根本问题，促进人类的心理健康发展，而是还对社会的发展有很大的潜在的作用。

中医学发展论文篇（2）

二、以政治为导向的医学人文精神

1.“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1941年，在给中国医科大学毕业生的题词中写道“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对医生提出了严格的并且符合人性化的要求。我国的医药卫生工作者秉承这一理念，在战争年代，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做好根据地的卫生工作，为人民军队的战斗力提供了有力保证;在建设年代，这种精神理念作为医学发展的指导思想，不仅成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精神动力，而且体现在中国无数次对外医疗援助的医务工作者身上。它要求广大医疗卫生工作者始终把人道主义精神融入医疗卫生事业的实践中，为最广大的同在革命道路上的仁人志士的身体健康服务。对外医疗援助所体现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是我国医学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63年我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医疗队以来，截止到2003年，我国已经对外派出援助医疗人员1.8万余人，诊治疾患约2.4亿人次。1963年总理访问阿尔及利亚，在看望援外医疗队的队员时指出:“你们要更好地工作，把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健康当作中国人民的健康一样对待……你们要学习发扬白求恩精神。”［6］22－23在对外医疗援助的过程中，中国医生坚守岗位，为以非洲为主体的65个国家地区的人民带去了健康的身体和继续革命的勇气魄力。在人道主义的指引下，中国援外医疗队的队员不仅给驻在国的人民诊治疾患，还先后为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通商人员进行疾病救治，在国际范围内为我国的卫生事业扩大了影响，为我国医学走向世界做了重要的铺垫。

2．“为人民健康服务”的意识。提出中国共产党员应当“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8］209这一思想长期指导并影响着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发展。“为人民服务”，即是为每一个有需要的人服务。医疗需求是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与人的生老病死每一个环节都息息相关。在医疗卫生领域推行“为人民服务”意识，突出为人民群众中的每一个人服务，亦即是说医疗卫生服务的对象是每一个人，而不是简单的疾病或者系统。实现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在医疗卫生事业中绽放出新的特点。为人民服务，首先要实现医疗卫生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针对我国农村人口多、占人口总数比重较大的情况，要实现为人民群众服务就必须做好农村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建国初期，对农村卫生工作提出“我国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七八，城市人口只不过占百分之十二三。如果我们的卫生工作不能把重点放到农村，那怎么为劳动人民服务啊?为绝大多数劳动人民服务的口号等于没有兑现嘛。”［1］443恪守这一精神的医务工作者，创造性地建设出被称为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三大法宝”，这一举措为实现我国人民最基本的医疗卫生需求提供了切实的保障，贯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新时期，伴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人民对于医疗卫生的需求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对于“为人民服务”的意识要求也变得更高。从实现农村基本医疗卫生的普及到高水平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以人为本的医学人文关怀理念的提出，丰富了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内容和范围，也进一步加深了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意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对人民群众的医疗卫生需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收益的关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4］2199“重点加强农村卫生、预防保健和中医药工作”［4］2200———并对为人民健康服务的理念提出了新的目标任务。这些举措进一步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丰富的物质文化需求，实现了医学发展为人民群众谋福祉，体现了医学的发展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理念。从“为人民服务”到“为人民健康服务”展现出新中国的医学发展中的技术到人的需求的回归，是我国医学发展中人文精神的价值体现。在倡导医学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坚持“卫生事业是社会公益事业，政府对卫生事业实行一定的福利政策，卫生事业的改革和发展要始终坚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原则”。［3］600实现人文精神在医学的发展中传承与发展，做到医学的属人性和医学发展的以人为本。

3.爱国卫生运动中凸显的人文精神。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党和国家为了解决中国农村偏远地区缺医少药的情况，更多注重医疗卫生事业覆盖面的问题，即保障每个人都能享有最基本的医疗保障。“卫生事业是造福于人民的事业”，［3］600要“面向工农兵”，面向革命的人道主义事业发展，把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实现卫生事业发展为人民群众的医学人文关怀理念。医学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理念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表现形式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并在医学发展、普及的过程中带有浓重的政治推动特点。1960年3月亲自起草了《把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要求全党对于爱国卫生运动“现在应该立即抓紧布置，抓紧总结经验，抓紧检查、竞赛、评比”。同时要求“在省、市、地、县、社的有卫生部门及民众团体负责人参加的党委会议及党组会议上，在本年三月内，至迟四月上旬，认真讨论一次，由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各级党委专管书记和有关部门党组书记也要在党委第一书记领导之下挂起帅来……各省、市、区党委迅即做出自己的指示，重新恢复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9］149－150以“爱国卫生运动”为主线的带有革命运动性质的医学人文精神，促使我国卫生事业发展保持着与人不脱离，把握住医学发展中的人是第一位的理念。这种医疗体制使得人民大众由过去缺医少药、有病难医的情况转变为基本医疗需求得到保障，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医学的目的是维护人类的健康，而不是简单的为了消灭疾病。爱国卫生运动并不是一种具体的医疗措施，却可以让人民群众避免疾病的痛苦。开展医疗卫生运动，以政治指导推动医学人文关怀的思想，丰富了我国医学人文精神的内涵。

三、“以人为本”的医学人文精神

新时期以来，我国医学进入自主发展阶段。针对医学的快速发展，医学人文精神面临着自身发展适应性的挑战。在医学院校增设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如医学辩证法、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史等课程的开设。医学人文精神由政治关怀的视域逐渐转向“以人为本”的理念，而这种转变过程中呈现出以下“四个结合”的特点:

1.政治关怀与人文关怀思想的结合。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在继承政治关怀的基础上结合人文关怀的理念，为在最大限度解决全国人民的医疗卫生问题，先后在职工医疗保险的基础上，试点推广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解决“有无”的基础上通过政治上的努力和经济上的支持，不断推动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党的十七大、十报告相继提出了“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指导思想，指出在满足人民大众最基本的医疗卫生需求之后，医学的属人性要求医疗方面应当分出足够的精力对于病人进行心理上的疏导关怀。我国以世界平均水平五分之一的人均GDP和不到十分之一的卫生投入创造了中国卫生发展的奇迹。李恩昌、刘海客认为基于这一理论提出政治对于医疗卫生事业的推动和促进，阐述政治医学产生的必要性。［10］在新时期，通过新的卫生政策改革，实现政治通过医学对于人实施的关怀，实现政治人文关怀和医学人文关怀的结合，在二者的融合中，医学观中的以人为本的理念将人文关怀精神普及到医疗卫生事业的方方面面。

2.以人为本与人文主义思想的结合。我党2003年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明确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要求我国现阶段各个方面的发展应当体现出对人尊重的价值理念。“以人为本”思想是将人文关怀与我国的“医者，意也。善于用意，即为良医”的传统观念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时代性和传承性的特点，并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精神融入到当代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西方现代人文主义思想随着改革开放而传入我国，其尊重人、满足人的需要的观念也渐渐为中国医学所接受，成为医学人文精神可以汲取的价值资源。在众多的资源文化中我们汲取传统文化的精髓和西方人文主义精神的优点形成适合我们自己的人文精神理念。

中医学发展论文篇（3）

中国医药学有数千年的历史，其基本理论形成于秦汉时期，是历代中国人与疾病斗争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为保障人们的身体健康和中华民族的繁衍做出了难以磨灭的功绩。但随着西方医学的涌入，中医本来的诊治疾病病种及就诊人群逐渐被“蚕食”，中医原有的垄断地位已不复存在，那么中医学如何应对目前既成事实的局面？中医学和其他科学门类一样，都存在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但从中医学现在所处的境遇分析，发展要重于继承，在发展中求生存，本文试图从中医学亟待发展的几个领域谈谈笔者的一点点薄见，以飧同仁。

1中医学基本理论发展的亟待性

中医学基本理论的形成基石是《黄帝内经》，其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疗成就和医疗经验，是目前现存最早的中医学典籍，尽管距今历时近两千年，其基本理论对当今中医学的发展仍旧起重要的指导和导向作用，其吸纳了当时中国自然科学、哲学、天文、地理、历法、气象等多方面科学成就，渐渐形成了以“五脏”为中心，以气血为物质基础，以经络沟通内外，配以六腑、形体诸窍，以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为基础，辅以“天人相应”，“自身统一”的辨证法思想，来阐明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同时突兀“辨证论治”为特色的诊疗体系，其理论博大精深，堪为当时的医学奇迹。后世中医学临床实践证明，《黄帝内经》及以此为基础的一系列中医理论体系无疑是正确的、科学的，就当时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来讲具有一定的超前意义，其间活人无数，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做出了难以磨灭的功绩。

但中医学由于受到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辨证法的深刻影响，以“阴阳学说”来概括世界上万事万物（包括人体）矛盾双方的对立，以“五行学说”来阐明世界的本原和相互关系，进而拓展到人体的“五脏”“六腑”“五官”、形体、情志等的关系，因而在思维逻辑上难以摆脱表面性、直观性、机械性和猜测性，并且对人体错综复杂的生理病理变化的看法过于简单化和随意化，同时理论又抽象、晦涩，令人难以理解和接受。如由于肺位最高，故称“华盖之脏”，那么就有了“伤于风者，上先受之”的“肺为首当其冲”之说；又因肺叶娇嫩，不耐寒热，故易被外邪侵袭，故肺又为“娇脏”，至于肺叶何以“娇嫩”的更深层次原因则无以说明。再者，如果对只有大脑才有情志活动这个常识不曾持否定意见的话，那么肝、心、脾、肺、肾的在志归属分别为怒、喜、思、悲、恐的观点，就不能不让当代之人费解不已。中医学对很多组织、器官的定位也是功能上或概念性上，如“三焦”是上焦、中焦、下焦的合称，为六腑之一，对于它的位置张介宾在《类经·藏象类》中是这样定义的：“脏腑之外，躯体之内，包罗诸脏，一腔之大府也”，这种定义未免有些牵强。又如，最具中医学特色的经络理论，它是人体运行全身气血，联络脏腑肢节，沟通上下内外的通路，但其解剖位置、物质实体至今无从定论，尽管可以用目前科技水平尚达不到定位其存在的水平为藉口，但也可以从另一角度表明中医学抽象性、玄妙性、模糊性、表象性、猜测性之所在。

中医学基本理论的形成发展都是建立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之上，从那时至明清时期近两千年的历史中，应该承认中医学理论一直在逐渐发展和完善，其间著名医者层出不穷，医学典籍可谓是汗牛充栋，但从本质上讲中医学基本理论仍未从根本上突破《内经》范畴。真理是绝对的，但也是相对的、发展的，世界上没有终极的理论，中医学亦然。毕竟《黄帝内经》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代，具有浓厚的朴素唯物主义辨证法色彩，那么时至21世纪的今天应该对中医基本理论的继承采取“扬弃”的态度，只有如此中医学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

2中医诊断手段的局限性

中医学诊断疾病的手段基本是“望、闻、问、切”，简称“四诊”，就是通过医生的感觉系统来察知就诊者的正常和异常表现，收集病情资料，通过医生的理论知识和经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等中医学辨证思维的运用，获取疾病的病因、病位、性质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等材料，力求透过现象来抓住本质，给出正确诊断，其诊断疾病的重要理论支撑就是“司外揣内”“见微知著”“知常衡变”。“司外揣内”就是通过审察患者外部的表现来推测机体内在的病变，此与现行的控制论、信息论、“黑箱”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见微知著”近似于生物全息理论；“知常衡变”也是现代哲学认识事物及现代医学诊断鉴别疾病常用方法。同时，中医学在疾病诊断过程中重视整体审察，避免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限性，收集病情资料强调望、闻、问、切四诊合参，重视诸多外在表现在反应疾病内在本质的作用和地位，综合权衡，防止以面盖全；疾病诊断力求“病症结合”，既注重疾病在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变化，又不忽视疾病发展变化的全过程特点和规律。因此，中医学在病情资料的采集及诊断思维过程都具有自身独特的理论体系，在临床实践过程中具有掌握病情资料的客观性（依赖患者的客观表现）、思维逻辑的合理性、诊断结果的正确性等等积极因素，这正是中医学历经两千余年一直被视为人类健康保护神的有力保证。

尽管中医诊与断的科学性毋容质疑，但其局限性也随着西方医学的涌入而日益凸显。首先中医诊断学诊断手段的落后性。中医学自其诞生之日至今的漫长岁月里，诊断手段几乎无任何革命性变化，即望、闻、问、切。在科学发展仍处于落后、萌芽时期的古代，用望、闻、问、切尚可理解，且在当时应该说尚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但随着科学的发展，尤其在科学已日新月异的今天，中医病情资料的采集手段还墨守陈规、对现在科学技术发展仍无动于衷，仿佛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能与科学同步，势必被科学所淘汰；可作对比的现在医学主流――西医，在其发展之初，医生耳朵贴近患者皮肤来了解患者体内的声音的变化，接着改良为听筒、听诊器，乃至发展为X线透视、CT、核磁共振等技术的应用，可见西医的诊断技术紧紧跟随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采用一切能利用的技术手段来延伸医生的“眼睛”、“耳朵”，因而西医随着科学技术的革新而革新。直至目前，西医诊疗手段与其产生发展之初已不可同日而语了。相比之下的中医，仿佛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充耳不闻”，我行我素，自保一方“净土”，因此其诊断手段自其始至今无突破性进展，那么其相对于西医的落后就不足为怪了。

此外，中医以“四诊”为主要手段的“诊”法，以中医辨证思维为逻辑方式的“断”法具有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中医诊断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石就是“有诸内者，必形诸外”，表明中医诊断的方法就是捕捉疾病的外在临床表现而揣摩机体内部病变的本质。“望、闻、问、切”四种诊法其实质就是通过医生的感官系统去体会疾病的外在表现，那么感觉器官对疾病外在表现的感受往往因人而异，医生的心态、临床经验、身体健康状况、感觉的偏差、环境变化等等不确定的因素均可影响，因此在这么多的不确定因素下采集的病情资料很难确保是基于客观、疾病本质的检查所得。而且，中医学的“断”就是在中医逻辑思维的指导下的“辨证”，寓于其中的主导因素仍难以摆脱主观因素的羁绊，也就是说中医学整个诊断过程过多地依赖人的主观思维活动，而客观因素的制约度很少，其结果势必导致主观臆断的可能性增加。

给疾病诊断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做到反映疾病本质，以便有针对性地制定治疗方案，但中医学对疾病的诊断往往也过于表面化、肤浅化。因为其诊断的病名基本是疾病某个临床症状或病位，如水肿、内伤发热、癃闭、眩晕、黄疸、泄泻、不寐、肺痈、心悸、腹痛、胃痛、头痛等等，故此这些诊断很难反映疾病的本质，因而对制定治疗方案没有太大的指导意义，因此中医学就有“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的理念。值得思索的是如果同一个疾病可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案，或不同的疾病可采用同一治疗方案，那么这样的诊断还有多大的价值？

3中医治疗措施的保守性

中医学的治疗方案的制定是建立在辨证基础之上，其治法涵盖“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种方法，而且此八法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相互为用。对于具体方药讲究“君、臣、佐、使”，既可针对主证进行治疗，同时又兼顾次要表现或兼证，并且在同一方剂中可以运用药性完全相反的药物，达到“佐制”作用，这是西医治疗难以想象的，正是这些方面的优势，使得中医药有时产生不可思议的疗效，治愈了许多西医界颇感棘手的疾病，这也是中医药具有顽强生命力的重要佐证。而且，中医药还有一个重大优势就是中药（除少数外）基本都是天然药物，副作用少，这也是中医药为许多患者青睐的重要原因。

中药不是一点毒性都没有，这个观点慢慢为医患双方所共识，但比起化学药物，其毒副作用相对要小得多（少数剧毒中药除外），因而中药比西药要更安全，除了中医药可靠的疗效外，正是由于这方面的优势，中医药是许多患者就诊的重要选择。但中药汤剂入口太苦，使许多患者望而却步，尤其是年轻患者，虽然中药剂型还包括片剂、针剂等等，可目前中药主要给药途径仍就是汤剂，这也是中医药就诊人群逐渐缩小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中药方剂剂型改革是目前研究的热点。市场上能购得的中药丸剂、片剂、膏剂、散剂、丹剂、针剂等也不少，但仍没有形成中药给药的主流，而且质量也良莠不齐，很多没有统一的质量标准；另一方面能打入国际市场的中药丸、片、针剂更是凤毛麟角，严重影响中医药行业的国际化进程。

众所周知，与西医比较中医药在治疗急性疾病方面明显处于劣势地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药可选择针剂太少，因为水针剂在体内作用时间要比口服药要快，口服药通过胃肠道的吸收、肝脏首过作用，达到血液循环至少需要20min的时间，而且中药的煎煮又要耗费一定的时间，而急性疾病患者的治疗往往是争分夺秒，20min或更多时间的耗费往往为病情不能容许；另一方面，中药方剂所含成分复杂，因而作用效果较为广泛，所以又被称为中药的“散弹效应”，但“散弹效应”带来负面代价就是疾病治疗的针对性不强，中医药理论中本来就有“力专则效洪”的说法，作用面广泛就无异于“无的放矢”了。因此，如何提高中药方剂作用“靶点”的准确性和缩短单次用药的起效时间，是中医药治疗方面突破的重要指针。

4中医人要迫切加强创新思维

纵观中医药两千来的发展历程，中医药一直没有摆脱《内经》的思维模式。事物的发展总是从量变到质变、螺旋式上升的过程，现代科学知识更是以加速度的形势发展，人们形容为“知识爆炸时代”的来临。而中医药的发展似乎永远处于“量变”之中，而且这种量变的步伐过于缓慢，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医人思想观念的保守性、封闭性、排他性。

中医药的发展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如何摆正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没有继承的创新中医学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终导致中医的灭亡；但没有创新的继承中医学就会固步自封、泥古复古，知识渐老，最后为时代所淘汰，渐渐消亡。因此，中医学的发展之路在于继承和创新双管齐下，缺一不可，但从目前中医的发展来看，是创新不足，继承有余。其实中医学自古就有厚古薄今的传统，太注重经典及考证，如《内经》《伤寒论》等的注者达数百家，考身世、考故里、考学术渊源、考流派、考字句文法等等。汉代医学宗师张仲景有一句名言：“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至今为许多中医人视为座右铭，因而绝大多数历代中医人对于“古训”，敬若天命而不敢轻易“篡改”，现在依然。目前，在中医论文或理论探讨文章中，动辄“《内经》云……”或“仲景云……”等，从古代医家古籍中寻章择句，断章取义，寻求理论依据，仿佛《内经》就是终极真理，与《内经》不同“政见者”，就值得怀疑或否定。“中医治病往后看，查查古人怎么办；西医治病向前看，看看有何新进展”［1］，这句话是目前中西医思维最大不同之处，也是西医逐渐“蚕食”中医就诊人群和治疗病种的重要原因。

现在又有人倡议加强中医学人文因素的研究。诚然，中医学的起源和发展与中国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中医学是在悠悠数千年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孕育起来的，具有明显的中国文化特色，因此研究中医学的人文因素对于揭示中医学的发展规律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是，如果把中医学归属于自然科学范畴无异议的话，那么其发展就应该遵从自然科学的发展规律。单从中医学文化层面去咀嚼、挖掘，很难想象能揣摩出什么中医学的“突破”来；另一方面，中医人文因素的研究不是什么新课题、新思路，自古有之，从某个角度说中医学发展史就是中国文化发展史，多少年来不是研究太少了，而是研究的够透彻、够详尽了，还能研究出什么“新大陆”？

中医学发展论文篇（4）

    2中医基础理论发展规律与态势研究

    2.1中医基础理论发展及其必要性我国的中医理论源于先秦医学,其基本理论体系发展成熟于汉代之前,是中国现代中医学的基础,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离不开对古中医学的继承与创新。中医主要关注人类活动,并对人类发展的身体技能与规律进行探讨总结,并在反复总结、论证、概括的基础上进行理论体系的构建。在中医基础理论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众多医学大家的医学理论探讨,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形成意义突出,也决定了我国中医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中医基础理论作为中医发展与创新的核心,其中的认知思维与理论特点对中国现代中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医的发展不能脱离中医基础理论框架,也不能进行中医基础理论的片面取舍,导致中医研究精髓缺失。2.2中医基础理论发展的规律研究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具有必然性与不可逆转性,现阶段的社会需求与疾病演变都对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大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并基于中医基础理论发展规律不断在实践中创新应用,对推进中医基础理论的突破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现阶段,中医基础理论在发展与研究中已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中医基础理论发展规律性不断强化。中医学从产生之初便与其它学科相结合,并注重对生命与自然的整体性、能动性及发展性的研究总结,近年来更多的是与西方现代科学的结合。现阶段,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不断进行整理、吸收与改造活动,还充分运用各种创新思维方法进行理论研究与诊治技术创新。中医基础理论发展基于传统医学学术思想与临床应用的基础不变,又加入了现代科技因素,发展更具有能动性。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以临床应用为基础,但其对临床的依附性呈弱化态势。传统中医的发展都以临床需求为推动力,可以说中医理论是在临床应用中完善发展的,由此看来,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对临床需求过于依赖。中医基础仍与中医临床学科相结合,但发展已呈现出临床依附弱化的趋势。中医基础理论开始注重假说临床验证,这是中医的进步与创新。中医基础理论发展中假说量不断增加,迎来了新的发展高潮。近年来,中医不断与西方学说理论相结合,各种假说应运而生,如中医着重脏象学说中脏象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并就传统中医经典学说进行论证,这是对中医科学化水平的创新探索,意义重大。中医基础理论发展还进行语言创新与规范。中医发展历史悠久,其中含有众多古言词汇,以致在使用过程中术语混乱,规范性缺失,且由于语言障碍,众多的中医理论不能被广泛解读与传播,影响了中医的可持续发展。中医基础理论的语言创新极大地提升了中医基础理论的严密性、准确性与严肃性。此外,中医基础理论语言规范过程中还进行了新的理论补充创新,剔除了中医基础理论中比较含混的理论词汇,推进了中医理论的系统发展。

    3中医基础理论创新发展途径

中医学发展论文篇（5）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学两者来说，其关系特别密切，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具有互动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医学发展的重要源头，儒学、道学、佛学三大文化从自身角度给中医学提供智慧，给中医学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在我国历史上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也在深深的影响着中医学的发展，为其发展提供动力。同时，中国传统哲学也为中医学提供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做了有利的指导。反之，中医学为中国传统文化提供强大的实践基础，其作为自然科学实践活动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帮助，使其有效的载体。从历史发展上来看，两者相互影响，相互关联，成为一种互动关系。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置入中医学，不仅可以让传统文化更具深远影响，同时让中医学发展提供有利的方向，对中医药的发展提供现实意义。

现实生活中，中学生因为繁重的学业十之八九近视，我也不例，这时我想到了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古人的智慧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我找到了中医学针灸，只针灸了几组穴位：阳白、太阳、翳明、臂膈、太冲等，明显减缓了我近视的加深，让我叹服于中医的神奇！中医爷爷轻描淡写的说：“疏肝明目，由字即意，疏通了肝脏的经络，眼部供血畅通，症状自然就缓解了。”

1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医学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中國传统文化对中医学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儒学、道学、佛学对中医学的影响；历史不同时期文化对中医学的影响；中国传统哲学对中医学的影响。

1.1儒学、道学、佛学对中医学的影响

中医学在儒，道，佛的共同指导和作用下形成和发展。从空间的角度来看，这三种思想共同确立了中医基础理论体系。这种空间结构是：道家思想构成了中医认识论，方法论，生活观和中医药的基本问题，儒学主要构建中医理论体系，解决话语权力问题，释家的思想是对中医基础理论的有力补充。

儒家哲学己成为中医药的指导思想，建立了严密的中医药科学体系，成为中医药“话语权”的代表。释家的医学理论，医疗技术，处方，保健等等这些对中医药的影响或多或少。然而，深厚的道家哲学和严谨的儒家哲学，奠定了中医药理论体系的丰富性和深刻思想。严格的制度和深刻的思想使得把释家学说纳入中医理论体系是不可能的，它只能用作辅助影响。

1.2历史不同时期文化对中医学的影响

（1）春秋秦汉时期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高峰一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孕育与奠基。在春秋秦汉时期，随着我国政治趋于稳定，我国传统文化也迎来了繁荣时期，此时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唯物主义雏形奠定了中医思想基础，尤其是在当时比较流行的阴阳五行说成为中医理论的核心内容；因此可以说，春秋秦汉时期的历史文化为我国中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2）两晋至隋唐时期出现民族文化大融合一一中医学分化融合和临床发展。在两晋与隋唐时期，我国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文化交融特点，此时西方的思想以及文化开始融入中原文化，并且成为我国此时的历史文化主要特色，此时的中医也开始呈现出这一特点；在文化交融过程中，我国中医与西医的思想开始出现碰撞，并且出现一些明显的两极分化，甚至一些西医思想的引进使得我国医学领域开始出现临床医学的雏形。由此可见，此时的文化交融是中医学分化以及临床医学发展的推动力。

（3）宋元明清时期出现理学思想争鸣一一中医学学术流派峰起。到了宋元明清时期，我国历史文化呈现出多种思想流派，其中理学思想占据领导地位，也正是这种百家争鸣的历史文化现象，使得我国中医学领域也开始出现多种流派，譬如现在流行的养生学流派就是在明清时期兴起的，还有温补学派、温病学派也都是在明清时期开始出现的，这为中西学领域的拓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3中国传统哲学对中医学的影响

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文化的灵魂。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医药理论体系的基本指导思想，贯穿中医药理论体系的主线，是中医药进一步改进，丰富，发展和创新的基础。无论中医理论的建设还是中医理论的发展，中国古代哲学对中医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为中医理论提供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指导，同时也为中医理论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直接依据。为中医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智慧启示，不仅可以作为推理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己经渗透到中医理论体系中，成为中医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医学的纲，它辨证的思想体系为中医学的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为中医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指引。只有在这个纲领的指导下，中医的实践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从而为不断的经验积累来完善中医学理论。可以说，中医理论的每一次重大突破，临床疗效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离不开中国传统哲学的指导，这也是中国传统哲学对中医学产生深刻影响的明显体现。

2中医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医学的发生发展与古代传统文化关系密切，了解我国传统成语文化对更好地掌握中医理论，中国传统成语文化不仅能准确生动地表达语言信息，还述说着根植于其中的深刻的中医内涵，如“沁人心脾”、“沁人肺腑”、“安内攘外”、“肝胆相照”等。

2.1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和传承的重要载体

中医学发展论文篇（6）

一、宋代医者群体的研究

从历史角度考察，宋代的行医人员与当时的“医人”、“医生”（龚延明：《宋代官制词典》，中华书局，1997年，第285、286页）均有所不同，欲以宋代行医人员为中心进行研究，“医者群体”的称谓应当是概括比较全面，比较恰当的。

陈邦贤先生在《中国医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的“绪言”中就提到医家地位研究，论述基本上以传统杰出医者为代表与医事制度之演变为重点。庄佳华的《试论北宋医者的社会地位之转变》（硕士论文・国立台北师范学院・1994年）一文认为在北宋时期，由于皇帝的重视，在“以医药施行行政”与“抑巫扬医”的治国政策下，士大夫求医观念改变，医者的社会地位相对提高。但文章的时间仅限于北宋，而且关注较多的是士大夫阶层情况。杨小敏的《宋代医者群体若干问题研究》（硕士论文・河北大学・2011年）一文主要按照医者内部社会阶层和认识意识的不同，将宋代医者群体分为一般医者群体和特殊医者群体两大类，前者包括宫廷医官、地方医官、军医和民间医人，后者则包括巫医、僧医和道医。并基于宋代医事制度的革新特点，分别阐述了各医者类型对古代传统医学发展的正反两方面作用。然而，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人们的认识中仍然存在大量的误区与盲点，不论是在上层社会还是下层民间、京城重镇还是乡野僻村，巫医、僧医、道医之类，因具有存在的历史空间而不可能清除。最后，文章在梳理古代医药学发展变迁的前提下，尝试从官方医学的繁盛、民间社会的忽视、炮制药剂的流行和文化溯源的惯性四个方面，概括了现代社会舆论中缺少宋代脍炙人口的医学家的历史原因，体现了宋代医者群体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明先生著《南宋时期浙江医药的发展》（中医古籍出版社，2005年），书中第四章“医药学家及著作”，整理了诸多南宋时期浙江地区医药名家，反映了浙江医者群体及医药水平的发展状况。

二、宋代儒医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儒医的形成，陈元朋所著《两宋的“尚医士人”与“儒医”――兼论其在金元的流变》（台湾大学出版社，1997年）阐述了宋代的医事制度与士风医俗，分析了宋代士人“尚医风气”的形成原因、特点及“儒医”概念的出现时间，为研究儒医问题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宋代的儒医――兼评Robert.P.Hymes有关宋元医者地位的论点》（《新史学》，1997年第6卷第1期）指出“自宋以降，‘儒医’逐渐成为医学传承的主流，这类医者大多具有儒学的根底，他们注重对医学经典的研读，其行医作风也多合乎儒家的道德标准，与那些仅凭数张药方或几味单方便为人疗疾的医者，有本质上的不同。”张莉《宋代儒医研究――兼论宋代的“抑巫扬医”》（硕士论文・湖南大学・2008年）指出宋代儒医现象的形成是内外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外因方面，皇帝们对医学的重视以及朝廷一系列“扬医”政策的实施，印刷术、出版业的发达，儒生入仕的压力，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民间巫医、庸医等诸多因素，促使习医的儒生越来越多。在内因方面，医学和儒医发展到宋代，关系更加巩固。外因为儒生尚医、习医提供了各种条件，内因影响着儒生们对医学的态度。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宋代儒医现象形成。此外，陈艳阳《宋元时期医学队伍的组成特色》（浙江中医杂志，2003 年 1 月）、徐仪明的《论孟子“仁术”说对北宋儒医文化发展的影响》（《史学月刊》， 2002年第11期）、贺圣迪的《论儒医的形成与特征》（《上饶师专学报》，1999年第5期）等文章也有所涉及。

儒医的定义，薛公忱在《论医中儒道佛》（中医古籍出版社，1999年）中对儒医问题进行了多方面论述，他把“儒医”狭义定义为宗儒、习儒的医者和习医、业医的儒者。这个定义初步表明儒医群体内的成员不仅仅有崇尚医学、习医的儒生，也有弃儒为医成为医者的儒生。形成儒医的两个主要方式，是从医者提升为儒医和从儒生转变为医者，这是对儒医的高度总结。李良松《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认为：儒医，从广义上来说，可以说是掌握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的文人。他们或是弃儒从医，或是儒而兼医，或是知医而自用。”他认为文人掌握一定的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就可以被称为“儒医”。这个表述比较完善，基本上可以概括各个时期儒医现象的基本特征。

儒医社会地位的研究，宋丽华《中国古代医人社会地位研究―以汉宋之间为核心》（硕士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9年）第三部分展开对宋代儒医的研究，作者指出虽然世人给儒医有极高的评价，但医人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取得根本性的改变。这从儒医的习医缘由、医人对儒学的倾向以及儒医以外医人群体的社会地位状况都能得到体现。同时，从医人称谓的角度小结汉宋之间医人社会地位的概况。唐晓伟《从文医关系看医生社会地位的变迁》（硕士论文・兰州大学・2008年）一文指出文医关系的紧密程度与医生社会地位的高低互为因果，宋代产生了“儒医”且地位逐渐提高，使文医关系更加紧密，二者的深入交往促使医生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升，并终于在金元之际达到顶峰。安春平《宋代的医生》（硕士论文・黑龙江中医药大学・2001年）通过对宋代医者群体的构成、思想背景与学医方式等基本情况的考察，指出儒医开始成为一种社会角色是宋代医学发展的一大特点，儒医的形成与发展，有助于宋代医生社会地位的提高。此后，儒医的努力成为促进医学发展的主要动力。

除却上述方面的研究，还有关于某一儒医人物、地方性儒医群体、特定历史时期儒医现象的研究。王敏《世医家族与民间医疗：江南何氏个案研究》（博士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2年）一文在研究江南世医何氏家族的发展历程中对宋代儒医有所涉及。同时，作者还指出医者与患者在一个开放的医疗空间中展开互动与博弈，社会地位、关系网络、文化等级这样一些因素，在医疗场域的博弈和竞争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影响了医疗资源的分配与流向。李似珍《从陈高由儒转医看宋代的儒医现象》（《医古文知识》，2001年第4期）则注重个体儒医的研究，文章通过讨论陈高作为经学博士转而从事医学管理的个人经历，反映出当时社会对医学的重视，由此使医理的发展有了新的突破，促进古代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周益新《宋代儒医高若讷对中医学的贡献》（《山西中医》，2003年10月第5期）一文详细论述了宋仁宗时期的著名儒医高若讷在培养医学人才、整理古典医籍、精研“伤寒论”学各方面的突出业绩。除此之外，还有诸多对宋代著名医家进行介绍或考证的短文，如陶丽华《宋代湖州名医――朱肱》（《浙江中医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杨金萍、王振国《宋代医家董汲学术思想简析》（《中医药学刊》，2004年第7期）、张如安《宋代医家李怪生平小考》（《中华医史杂志》，2004年第4期）等。

中医学发展论文篇（7）

中图文献号：R-092 文献编码：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16.01.005 

改革开放以来，医学史作为全国医药卫生重要研究领域，其发展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影响之大，是此前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而且，很多研究成果在深度和广度上也有了极大的提升。 

《中华医史杂志》是我国医学史研究唯一的专业刊物，在杂志出版发行的60年中，成果累累，刊载了很多高质量的论文，在国内外获得广泛关注。本文尝试以该期刊1980-2010年期间发表的论文出发，讨论这一时间段的我国中医史研究的整体走向和趋势，总结出其研究特点。 

1 《中华医史杂志》（1980-2010）中医史研究成果统计分析 

据统计，《中华医史杂志》1980-2010年期间共31卷85期，2787篇，其中关于中医史研究的文章为2139篇，西医史540篇，中西医结合的文章109篇。就其内容主要涉及中国医学史、西方医学史、少数民族医学史、地方医学史、外国医学史、中外医学交流史及比较史等领域。 

就医学史研究路径而言，人物研究、治疗方法、药物研究、基础理论这四个方面可谓“内史研究”的经典路径。为了更直观地体现《中华医史杂志》这30余年涉及的中医史研究状况，本文首先尝试从横向角度按照类别对关于中医史研究的2139篇文章进行统计（表1）。其次，为了体现出《中华医史杂志》这30余年来这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分布，本文以5年为一个时间段，分为6个时间段，进行统计（表2）。 

表2是关于《中华医史杂志》中有关中医史不同类别的研究成果统计情况，从出可以看出中医史研究不同类别在这六个阶段的发展情况。总体趋势上，改革开放30余年中医史研究发展平稳，波动不大，这和较稳定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为中医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2 改革开放以来中医史的发展概况 

《中华医史杂志》1980-2010年这一阶段的中国医学史研究，上述四个方面状况分别如下： 

2.1 医史人物研究 

医学史人物的研究作为医学史研究的基础，同时也是重点内容，近现代以来在研究工作中一直受到重视。仅《中华医史杂志》30余年刊载的有关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医学史人物研究文章达199篇，占总量的14%，是各类别文章中最多的，并且杂志从第24卷开始特设“医学人物”栏目，为人物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的平台。《中华医史杂志》有关中医史人物研究的文章主要包括研究著名的医学家生平及主要医学思想、围绕其专著论述其医学思想，结合医学家所处时代分析其思想渊源等。 

在我国医学史上，扁鹊、华佗、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章太炎、黄遵宪、李涛、陈邦贤等人曾为医学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因此也被医史学者研究的较多。如第21卷邢哲斌《张仲景对防治医源性疾病的贡献》、马堪温《我国医史科研教学的先驱者李涛教授》，第36卷段晓华在《章太炎在近代中医史上的地位及成就》一文中论述了章太炎融考据学、西医学、中医学为一体，以仲景学术为本，兼容唐宋，提出“融会中西，更造新医”，对我国近代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第38卷杨杏林等人《一代名医祝味菊生平述要》详述了民国时期医学家祝味菊的从医经历以及中西医学融合的医学思想，第39卷李姝淳《刘昉生平及著作考》谈论了宋代医家刘昉及其著作在医学中的作用。类似的文章被多次刊载。另外，为了纪念老一辈的医史学家，《中华医史杂志》每逢重要医史学家诞辰会特出纪念专号，如特别出刊的纪念孙思邈逝世1300周年专辑（第13卷）、纪念医史学家李涛教授诞辰90周年（第21卷）等，从中可以体现出在医史研究工作中对老一辈医史学家的热爱与尊重。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在研究医史人物的过程中，医史研究学者一直遵循对医史人物的评价必须符合实际，所下的结论必须客观中肯的原则进行研究工作。在杂志第24卷李经纬的“论《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编写诸问题”一文中则很明确地提出了关于评价医史人物的以下几条原则：“（1）必须全面占有资料，更重要的是第一手资料，回归文本在此基础上更可能得出一个比较可靠的初步看法。（2）不要回避矛盾。（3）不为前人的结论所惑，避免人云亦云。（4）予以历史的评价，一分为二，有褒有贬，防止绝对肯定或全盘否定。（5）要抓住主流。（6）要探讨医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和规律性问题。”等原则。从30余年所发表的论文来看，学者们也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同时期其他期刊杂志也出现了不少专论医史人物的论文，如《医学与哲学》也设有“医学人物”栏目，刊载了不少研究医史人物的文章，极大地丰富了中医史医史人物的研究领域。与此同时也有关于医史人物研究的专著出版，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李经纬主编《中医人物辞典》、刘仁远主编的《扁鹊汇考》、刘隽湘主编的《医学科学家汤飞凡》、钱超尘，温长路《王清任研究集成》等，这些专著内容广泛，资料丰富，对于中医学术之研究，医史知识之普及，有着积极的意义。 

我国各地相继举行了许多位著名医学家的纪念活动，同时也有一些关于医学人物研究的课题项目开展，这些对医史人物的研究发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2.2 医史理论研究 

医学史理论、基础研究较其他研究类别起步较早，近代时期，就已经有关于医学起源和医学分期问题的讨论，如余山岫、范行准等就提出过医学起源“源于经验积累”、“源于巫”的看法。这些讨论相对来说不够客观深入，随后就有学者对这一看法进行批判并提出了医学源于劳动的观点。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史学者对这一理论的关注点又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1983年学者祝长坦、唐民浩等人也对医学起源问题做了探讨， 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活跃了学术空气， 这些论点为我们为综合考查这一问题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从医学史理论研究的现有成果来看，虽然理论研究起步早，但近代的研究仍处于薄弱环节。现代医学史在其研究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除了对近代讨论的医学起源及医学分期问题有进一步的探讨外，也开始探索医学发展的规律性和医学发展与社会、文化等外在因素的关系。《中华医史杂志》30余年的中医史理论研究为287篇，占13.4%。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1）医学起源与医学史分期问题：《中华医史杂志》杂志第11卷邱仁宗《医学巫源说和医学起源问题》、东人达《“巫医结合”的进步与反动——我国早期医学史及其与哲学的关系》、金德昭《不能把“劳动创造世界”作为医学起源研究的结论》，第21卷赵璞珊《对中国医学形成的一些看法》等文章对医学起源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讨论；第10卷贾得道《试论中国医学史的分期问题》论述了医学史分期问题，第35卷李志平《20世纪下半叶中国医学发展史分期问题探讨》以现代医学在中国的发展为对象进行分期研究。 

（2）医学发展与社会、文化等外在因素的关系问题：有第18卷郑金生的《宋代政府对医药发展所起的作用》、张瑞贤的《试论北宋政府与医学的关系》探讨了国家政策对医学发展的影响，第22卷张志斌的《古代疫病流行的诸因素初探》、王三虎的《社会因素对中药文献的影响》等文则从各个方面分析了社会因素对疾病、医学、药学的影响，第23卷张知寒的《略论医儒关系》探讨了儒学对医学发展的影响，出现的这些文章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医学发展与外部因素的紧密关联，学术界对此也重点关注。 

（3）医学史学科的任务、研究重点方面：第21卷甄志亚的《关于我国医学史研究目的和任务的回顾与探索》，着重阐述了医学史的社会功能是认识现实、预见未来，进行教育等，提出医史研究工作一定要从现实出发，沿着本学科发展的新趋势，主动、积极地促进医史学向着更高层次发展。22卷吴云波的《试论中医史研究重心的转移》则认为，中医史研究要为现实服务，就必须从以往的医家医籍的考证、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的一般论述，转移和提高到以中医学术发展史为中心，深入分析中医学术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外部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条件，学术内部诸因素间的关系和作用，进入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理论性研究新阶段。 

（4）医史理论与方法方面：第39卷第2、3期集中发表8位“专家笔谈”，讨论“医学史与医史学”，内容涉及医史科学的界定及其学术地位、医史学科建设面临的问题与对策、中医史研究的理念、医学史研究的多元发展、医学史料的基础性作用、医史学者的学养与取长补短等。其中朱建平提出中医史研究的三个理念：第一，从内史到外史，内史与外史研究相结合。第二，从编写到创造，编写历史与创造历史相结合。第三，从历史到现实，历史与现实相结合。这次会谈讨论对于理清医学史和医史学的概念、学科划分、研究分野和研究方法等理论问题，对于医史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同时期，《医学与哲学》也刊载了医史理论研究方面的文章。如林功铮的《论中国医学史研究范畴》、杨善发等的《中国古代医学家世系研究》等对医史理论研究颇有意义。 

此外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这方面的专著。如李经纬、鄢良等人编写的《中国古代文化与医学》、马伯英主编的《中国医学文化史》、程之范主编的《中外医学史》“绪论”部分等。 

除了杂志以及专著的研究，也有医史学术会议对医史理论给予了关注。如1986年9月在黄山召开了第六次全国医史学术会议等，对医学史理论研究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2.3 药物史研究 

药物学的发展和研究近些年有了很大的进步，改革开放30余年中医史的药物学研究发展进入正轨，从现有的《中华医史杂志》研究成果来看，共计97篇约占总数的4.5%，相对其他领域来说较薄弱。近些年，随着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对于药学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水平有所提高，研究的领域日益拓宽和深入，1984年《中华医史杂志》增设“药学史”栏目，为药物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更好地交流平台。总的来说药物学史研究较偏重理论方面， 主要有古本草著作的研究、中药学史的研究， 少数民族药史， 药学考古， 药学人物研究等等。 

（1）对古代本草著作的研究 

有关药物学史研究，古代本草典籍是最重要，也是讨论最丰富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拾遗》、《植物名实图考》等几部重要的综合性典籍尤为重要，《中华医史杂志》刊载了不少研究成果。第21卷王家葵的“《神农本草经》成书年代新证”、23卷梁茂新“《神农本草经》成书年代的计量分析”两篇文章，独辟蹊径采用数学统计计量的方法研究古代本草著作，可谓新的研究亮点。关于李时珍与《本草纲目》的研究，其研究成果是古本草研究中最多的，因为李时珍在医药学界和世界科技史学界受到双重关注，《本草纲目》不仅仅促进医药学的进步，对其他科学的发展也曾起过重要作用。医学学术界对李时珍与《本草纲目》的研究曾出现过三次高潮1，讨论的问题包括，李时珍的生平以及学术医德思想，《本草纲目》的药物类别、译本、医药成就以及临床经验做了详致的分析讨论。三次高潮说明了现代以来我国在医学史研究上学术思想活跃，研究队伍愈渐扩大，研究日益深入。 

（2）药物史进一步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医学史料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步，近些年多种医药资料的出土，为研究我国早期药学发展情况提供了大量的新依据。第11卷马继兴的《马王堆古医书中有关采药、制药和藏药的记述》对马王堆医书中的药学资料及药材实物进行研究；少数民族药史研究起步较晚，自80年代以后研究者渐多，一般为文献学或通史研究以及人物传记等，相对来说研究的范围也不够广，主要集中在藏、蒙等几个民族。第17卷强巴赤烈的《藏医藏药学的形成与发展简述》与张兴乾的《藏医药的发展概况》等文章对藏医药发展的研究做了全面的论述。以及1990年5月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五届全国药史本草学术会议，是以研究少数民族药学史为主题，对推动我国少数民族药学史研究起到很好的作用。同时关于药学教育和药史人物研究也取得了成果。

此外，随着对药学史研究的深入开展，30余年药学史专著也层出不群。如俞慎初的《中国药学史纲》，薛愚等编《中国药学史料》，黄胜白等的《本草学》，尚志钧等的《历代中药文献精华》，陈新谦等《中国近代药学史》，张鸣皋《药学发展简史》，傅维康《中药学史》，陈新谦《中华药史纪年》，以及高晓山主编《本草文献学纲要》等等。这些著作都是通过收集、积累和分析大量的史料、在前人基础上形成的一部部专著，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中国古代、近现代以上的中国药学事业的发展概况。 

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山东中医药大学承担的973计划“中药药性理论相关基础问题研究”项目，将中药药性理论源流作为研究的一部分， 使史学研究与现实紧密联系， 对药物学的研究发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药物史研究有了长足进步，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研究相对来说不平衡，对传统药史研究较多，近现代药史和少数民族药史较少。 

2.4 治疗方法研究 

中医史研究中关于治疗方法的研究是医史研究中较薄弱的一个环节，近些年伴随着专科史的发展取得了不少成果，但由于古今病名的变迁及中西医病名的差异，治疗方法的研究的确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困惑。尽管如此，医学史界还是做了许多工作，在理论建设方面从近代以来研究情况来看已经迈出良好的一步，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治疗方法是比较偏重理论方面的研究，在原有的基础上，治疗方法的研究在改革开放30余年《中华医史杂志》统计情况来看较其他类别少，为66篇占总数的3.1%。这表明在促进医学理论和实践结合发展上还有较大的差距，仍需切实努力发掘与实践。 

在《中华医史杂志》中有关治疗方法的研究主要涉及： 

（1）论述治疗方法的历史渊源及其发展，以第11卷韦以宗《中国骨伤科手术疗法史》，第16卷宋知行《中医儿科中温补治法源流谈》为代表，其中《中国骨伤科手术疗法史》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总结和叙述了我国骨科诊疗方法的发展过程，在骨科治疗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2）考察疗法的史料文献，从史料分析角度对治疗方法进行研究论述，如黄健的《我国古代“蜡疗法”史料》一文； 

（3）少数民族治疗方法的研究，如第25卷策.财吉拉胡《浅谈蒙医侵泡疗法之发展》和第35卷《论蒙古传统医学的安代疗法》等等，详细的介绍了我国少数民族医学治疗方法，分析了其特点以及发展状况； 

（4）紧密结合现代医学出现的疾病论述其治疗史，以第32卷的张大庆《 现代医学头颈癌治疗史》一文为代表，这也是现代医学发展的趋势。 

（5）治疗技术史方面的研究，近代以来治疗技术在医学史研究中已经有过探索，并且卓有成效。改革开放30余年以来，相关方面的研究又有新的发展。关于外科手术，李经纬在《试论中国古代之外科手术》对东汉末华佗的麻醉术及肠部分吻合术、一些先天性的纠正术等等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肯定了其先进性及科学性。傅芳“关于《五十二病方》的书名及其外科成就的讨论”通过对《五十二病方》的研究，探讨书中所记载的丰富详致的痔瘩治疗技术。 

关于治疗方法相关的代表性专著有蔡景峰主编《中国医学史上的世界纪录》、陈泽霖《古今舌诊之研究》等，对治疗方法的研究做了系统的论述。 

治疗方面的研究成果虽不如医史人物、理论基础研究成果丰硕，但专注于此研究的医史学者也已对我国的医学史出现过的治疗方法从起源到成熟进行了历史的梳理，这也为今后医学史相关方面的研究者们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3 关于中医史研究现状的原因分析 

根据《中华医史杂志》1980-2010年30余年论文统计的情况，从横向看，这一时期中医史占到总数的76.7%，占据绝对优势，西医史研究为19.4%，中西医综合研究仅占3.9%。纵向角度看，近30年每五年为一阶段统计研究成果，大多数变化不明显，变化较明显的是2009、2010年这两年在数量上有了很大的提升，可以预期杂志也会朝这个方向继续发展。这些数字比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是中国现代医学史研究的总的趋势。在中国医学史所处的中西医结合的大背景下，中医史的研究成果始终遥遥领先，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研究相对来说不平衡，研究侧重点主要集中在医学人物研究和理论研究方面，药物史和治疗方法研究成果较少。西医史研究方面，理论研究占多数，药物史研究成果最少。并且西医史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也远不及中医史研究的深入，研究较薄弱。对比中西医史研究发展趋势，可以分析原因如下。 

3.1 国家相关政策的扶持促使中医史研究取得突飞猛进的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重视中医的发展，颁布了一系列扶持中医发展的政策。毛主席曾经说过：“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宝库，要认真挖掘。”这一时期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群。尤其在改革开放后，出现了很多高水平的中医史研究论著，科技史、医学史类期刊刊载的相关文章也大幅增加，诸多的医学科研立项课题也相继展开，国家给予资金以及设备的支持使得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同时也培养了一批批医学人才，这些客观条件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我国医学史研究工作取得突破进展。 

3.2 西医史的研究人员和机构较少是西医史研究较薄弱、成果较分散的主要原因 

回顾近代医学史研究状况，西医史的研究占据主导地位，这与当局政府对中医的打压与对西医的扶持等原因分不开。彼时中医的发展环境恰恰相反，曾几度面临生存问题，幸好凭借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激烈的竞争中顽强的存活下来。新中国成立后彻底扭转了这一局面，中医史研究机构以及研究成员日益增多，中医史研究占据了主导地位，西医史研究退居客位，西医史研究人员减少，再加上研究者需要系统的理论基础知识、学术功底以及深厚的西方文化的学术背景，专业人才可谓凤毛麟角，在研究成果上更无法与中医史研究相比。 

3.3 稳定的社会环境为中医史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30年余年《中华医史杂志》四个方面研究成果数量变化波动不大，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后社会环境相对较稳定，科学技术各方面较之前飞速发展，一直保持稳步上升的阶段。相应地，在中医史研究成果的深度和广度上会进一步提升，研究水平也大幅上升。

3.4 《中华医史杂志》对古代医学史以及文献史料的重视为近现代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文献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同样也可适用于医学史的研究。在《中华医史杂志》中，偏向于史料文献的研究占文章总数的四成左右，在医学史人物研究、理论基础研究、药物史研究以及治疗方法的研究等类别中均有涉及，《中华医史杂志》特设“文献研究”专栏，对史料进行更深入充分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中医史的基础研究。同时，在史料文献研究的过程中，对其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深入的挖掘和考证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后人的研究总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进行，这个过程也包括对前人工作的补充、质疑批判以及研究成果的考证等。如第26卷仝小林、崔勿骄《“神农秤”质疑》，第37卷纪征瀚“《宋以前医籍考》的编纂与传承”，沈华，赵怀舟“对太邑友文堂版《傅青主女科》刊刻年代的质疑”等文章。从这些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医学史研究中文献史料的重要性，《中华医史杂志》也为其研究提供了发挥的平台。 

3.5 同时期科技史、医学相关期刊杂志以及专著的活跃也极大促进了医学史的研究 

《中华医史杂志》是我国唯一的医史期刊，为医学史研究提供了宽广的平台，刊载了丰富的医史研究成果。与此同时，科技史期刊、医学类其它刊物对医学史的研究也有促进作用，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医史研究领域。如《科学》、《医学与哲学》、《中医杂志》、《中医药杂志》、《自然科学史研究》等重要期刊，也刊载了许多高水平的关于研究医学史的文章。如《医学与哲学》设有专门的“医学史研究”栏目，虽然文章数量不多，但大多对医学史的研究有独到的见解，也有助于推动医学史的研究。一批专著力作同时也涌现在医学史研究的领域，如童光东等的《现代医学发展史略》、刘学礼的《生命科学的历史与哲学思考》，这些著作的出现无疑推动了医学史研究的深度。总之，《中华医史杂志》和其他科技史杂志、专著为医学史研究提供了活跃的平台，极大地丰富了医学史研究的领域。 

注释： 

1 关于李时珍相关研究的三次高潮：第一次是1983年9月，在薪春召开的纪念李时珍逝世390周年大会，即首届全国药史学术会议暨药史学会成立大会，以李时珍与《本草纲目》为主要议题，收到有关论文86篇；第二次是中医学会在薪春于1989年9月召开的纪念李时珍诞辰470周年暨学术交流大会，交流的论文134篇；第三次是1993年10月在薪春召开的纪念李时珍逝世400周年的国际医药学术研讨会，有近200人参加，向会议提交论文298篇，审选交流论文21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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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保宁） 

Review on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al Histor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entered on the Chinese Journal Of Medical History（1980-2010） 

BAI Yanhui ，YUAN Yuan 

中医学发展论文篇（8）

在传统文化领域中，中医不仅具有丰富的医学知识，而且也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科学和哲学思想。我国的中医学事业是历经千百年的发展才逐渐形成如今完善的医学体系，可以说，中医药事业经过反复实践和奋斗历程才创造出了更多的宝贵精神财富。在中医专业教学过程中要加强对中医文化精神的传承，不断指引中医学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同时要鼓励学生学好中医知识，传承好中医文化精神，更好的掌握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经验，才能更好的实现对中医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并有效促进中医专业建设。

一、中医文化分析

（一）中医文化的含义

中医文化博大精深，从不同角度来分析具有不同的定义，具体而言，主要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中广义的中医文化包涵了中医事业发展的整个主体制度，涉及多种形式的中医文化活动，而狭义的中医文化仅指与中医药事业相关的理论知识、临床技术和医疗实践经验等内容，也可以说，中医文化是中医事业发展过程中所汇聚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精华内容，具有明显的中医传统文化特征，同时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联系，传统文化为中医文化发展提供了生长土壤，而中医文化也为传统文化的发展增添了更广阔的内容。目前，在中医专业建设过程中，只有充分了解中医文化的具体内涵才能更熟练的有效运用中医理论知识。因此，作为中医事业发展的灵魂，中医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医文化的特性

中医文化具有广泛而深刻的文化内涵，其内容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文化具有兼容并蓄的特点，中医文化既融合了传统文化中儒家、佛教和道教的经典论述和相关思想，也在吸收其合理文化精神内核的同时强调以人为本和人与自然统一的和谐发展。另一方面是中医文化强调自然与整体的普遍联系，认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上，注重保健和预防疾病，才能更好的实现人体的阴阳平衡。

二、中医文化对中医专业建设的作用分析

（一）中医文化对中医思维模式建立的作用

在中医专业建设过程中，加强中医文化可以积极推进中医思维模式的建立，同时传统中医文化系统涵盖了几乎人类历史上的所有知识，不仅包括自然科学的内容，也含有哲学、艺术和宗教等领域的理论，所以从多角度来理解中医文化将更好地发现中医专业建设和学术体系发展的真正含义，发挥中医文化对现代社会发展的作用。中医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中医文化是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基础，直接体现了中医文化的精髓，所以从中医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医文化作为中医专业知识教学的重点内容，不仅是对中医教育发展的重要突破，也是对中医事业的繁荣有着促进作用。

（二）中医文化对中医专业课程设置的影响

在中医经典著作《内经》中，有专门具体的章节是对从事中医事业的人员提出的要求，这也就要求中医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对于刚步入中医院校的在学在学生，他们可能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相关类似知识，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他们对中医学理论和逻辑思维等内容完全是处于模糊状态，特别是在医学院课程体系中，学生对中医的了解相对不足，加之受到中医和西医不同文化思维模式的影响，所以这两种模式要求学生在当前中医事业的发展过程中，要结合具体现状进行课程设置。所以由此可见，要想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就必须充分了解中医传统中医文化，同时中医文化作为中医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为了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不断增加中医文化课程在大学入门的课程，帮助学生了解中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历史，也能够起到促进中医专业学生学习和掌握一些繁体字知识，进而为学生在学习中阅读医学书籍提供充分保障。

（三）中医文化对中医专业学生可持续发展的作用

针对中医专业学生的具体实际，要不断创新中医专业课程教学模式，在注重学生理论学习的同时，也要重视对学生的临床实践，同时也有必要加强对学生更深或更广的专业知识培训力度，特别是在吕医临床实践过程中，通过让学生阅读各种经典书籍和现代医学知识进行业务素质能力的提高。结合教育和培训等方式来丰富和提高学生的水平。中医继承了我国历代的许多医生的思想精华，在继承和发扬中得到了发展，所以必须深入研究中医文化，有助于提高中医临床运用水平。虽然中医文化和古代哲学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按照古代语言结构与现代文学表达意义来区分，可以这两个词之间仍然有很大区别，而一些中医理论著作大多是用古代文言进行写作的，所以学生必须了解古代文化，才能进一步深化和提高中医知识和理解掌握中医文化，当然，加强中药研制和开发也需要结合当前新的医学知识。由此可见，只有熟悉中医文化，并在中医教学专业中引入中医文化建设才能使学生得到持续性的发展。因此，中医文化不仅包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也代表着丰富的现代中医知识。所以了解中医文化的具体要求，不仅是中医药学生学习中医知识的前提和桥梁，更是提高医学临床实践能力的关键。

三、结语

总而言之，中医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指导和影响下，中医文化实现了不断发展变化。同时中医文化经过历代长期临床试验实践的积累，并不断反复总结中医理论知识，才形成了当前具有独特内容和风格的传统中医文化，也可以说，中医文化是古代人民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所留下的极其丰富的经验，这也就决定了中医文化不仅具有自然属性，同样也具备着作为社会存在的社会属性。

中医学发展论文篇（9）

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以中医学为主体性而言,在哲学上表现出以《周易》、道教、中医学三位一体的道本体论的系统关系。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在中国文化中可谓一以贯之。表现为道统文化特性的中国文化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最高目标,因此,尽管中国文化的内容博大精深,但都没有离此鸿的。就中医学自身的发展而言,以道的哲学思维方式所受的影响就更是显而易见。就中国文化的历史而论,由于社会实践中的问题所引发,对道的抽象和身体力行成为思想家所研究的具体内容。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以道规范自己的理论体系,并直接的影响了《易传》的形成和歧黄之术的理论体系。表现在哲学思维上形成了所谓的“医易相通”和“医道相通”的哲学观。道教为彻底贯彻和实现道家的终极关怀问题,以人生的终生修道为实践,在练功的实践中由于对中医学的需要,实际中的道教与中医学的关系就必然表现为道教学者以道的哲学观对中医学的具体运用,以及在修道的实践中以自身的练功实践对医道的理解而发展为道教医学。因此,道教学者是在修道中身体力行的发展了中医学,并结合练功的机制,对中医学的阴阳、气血、经络、三焦、精气神、以及辩证施治和理法方药等理论及实践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其中,不但以医道对身体的作用加深了对道的理解,而且也以道的本体理论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为中医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的大家世人皆知,为人称道,例如葛洪、陶宏景、孙思邈等人。

显然,中医学是主体存在价值关系的主体自为的学问,而道教则是超越主体存在的自为的价值从而达到自在的学问。具体而言,中医学在道教哲学的影响下,以其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制定了中医学的医学模式,而道教则具体的应用了中医学对人体理论的认识,尤其是唐宋以后道教的内丹理论的成熟,更是大量的借鉴中医学有关精气神的理论的结果。这些,都表明了中国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我们在当代讨论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关系问题,最重要的当属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的问题,非但如此,就人类哲学自身进步的需要,也极需从道教哲学中汲取营养,以走出当代哲学的困境,所以,对道教哲学的研究应当是当代哲学研究中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道的本体论哲学研究一直不被世人所重,或者被斥之为形而上学。所以,对道教哲学及道教医学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因此,应当引起重视,这不但为中医学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之必需,以推动中国传统医学模式的进步,为人类作出新的贡献之必然;就走出当代的哲学困境而言,对道教哲学的研究也必然在发现其对本体论的贡献中认识到其重大的理性意义和社会实践意义。

因此,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意义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以道本体论对人的存在及医学模式的定位,将决定中医学的今后的发展方向。表现为当代气功热形式的文化现象,已透视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潜在性影响。但进一步对气功理论的深入研究受到当代思维方式的限定而出现重重困难,因此,对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正本清源──对道教哲学在哲学发展中重新定位,即在其自在的道本体上对人的存在的终极意义的关切和可能实现的方法论中实现当代哲学的革命,是道教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方向。

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在对道教哲学的终极关怀所能实现的道路中,反观中医学的理论和实现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合理定位,以发现西方医学模式中的问题,并在人类存在的问题中发现其本质性的问题,以此映现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重要性,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使人类的存在方式和所实现的价值与自然之道真正的统一起来,使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自为转向自在。显然,这已超出了医学模式所研究的问题,也正是这样,才显现出中医学的整体和全面性,因为中医学历来主张人的生存环境的自为不但是医学应注重的,同时也是政府和社会应与其统一的,因此,古代的“儒必通医”的主张在当代不失其重要的社会和历史的意义。

二、道的形上学及其对人的形而下存在的统一

道的形上学问题及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以道教哲学的形式来定位,其中需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其中主要的问题是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及其道教哲学的优越性何在以及对当代哲学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意义。

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这一问题自在于道教的思想体系之中,如果以“智慧”定义哲学,毫无疑问,道教的思想体系中处处充满智慧,如果从黑格尔的哲学标准定义哲学,则道教哲学并不属于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哲学体系。道教哲学表明,道教哲学以“道”的本体论规范主体的修为与“道”合一,这种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地位始终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源于道家的“道”的哲学,并以“道”规范主体的修为而成道教的形式其本质上是“道”哲学的统一性。今天看来,这种哲学在人类哲学中尽管有相当多的内容需要完善,但其表现的重要性是相当明显的,因为主体的存在本质及其实现在本体中的地位是人类哲学的终极关怀之所在。显然,其中的形而上学与《周易》的形而上学同出一辙,人的形而下存在的中医学体系的形上部分与《周易》及道教的形而上学统一,这在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也在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医学不仅是医学,而是关于人的完善自身存在的学问。中医学所包含的道德和伦理的思想,以及人文关系,天人合一及运气学说的规则,都表明实际上的中医学被中国哲学所包容。

但是,应强调指出的是,中医学的哲学因其对主体的关怀所必需,导致其重要的理论支柱就只有向道家及道教的终极关怀中汲取。如果说中医学的发展是在的索取了道教对主体的终极关怀的理论形式而成功的解决了其中的重大的理论和医疗实践中的问题,那么,这一历史事实所反映的道教哲学中的关于解决终极关怀问题的成就本身就成为当代重要的哲学问题。

老子在《道德经》中规范了道的本体论意义并在相当多的方面由此指示出主体的方法论。《周易》在基本的意义上指出了道的形而上学问题。关于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这始终是哲学的重大问题,但西方哲学对此已无能为力。由于《道德经》和《周易》以道的方式对这一问题的限定,使之对人的本质性存在的形式问题没有在基本的哲学意义上给出,所以,人类的存在的所有问题表明,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是当代哲学应重点解决的问题。中医学在映射这一问题中,表露出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尤其《内经》中的有关论述,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受《周易》的道器之论之启发,形成了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的始点,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间者也”,因次,人是存在中的形而中者。人是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将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的重大的中医学的哲学问题。（限于本文的篇幅,有关的具体论述请参看笔者的其它文章）。

三、中医学的医疗模式及其在当代的发展道路

自晚清开始的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近代和当代文化中的主体性地位以来,对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研究,其中的重要的反映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中医学范畴几乎都以西方哲学的模式进行了解释。对于这些解释,已成为中医学的哲学研究的主流,但是,由于哲学本体论在西方哲学中的失缺,以西方哲学作为主体形式的研究就不能正确的和全面的反映出本在的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因此,从本质上重新把握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道家和道教哲学对中医学的重要性及其在当代的发展方向,是相当重要的。

如果思维方式和其产生的对思维的形式的统一性是哲学的自在,那么,一定的知识形式将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哲学只是从形式中所发现的基本规则。因此,就中医学的形式而言,如果承认其是不同于西方医学的独立的形式,那么,自在的哲学就是与西方哲学的形式所不相容的。所以,与西方医学是西方哲学所生成的医学形式一样,中医学也只能是其自身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形式。所以,从中医学的形式中分析其哲学思维,体认其自在的哲学,也许是比以西方哲学为主体的研究方式对发现中医学的哲学模式更为有利。

长期以来,有关中医学的哲学的研究,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其哲学思维属于辨证法的思维方式或朴素的辨证法,由于中国哲学的自在方式产生的中医学,使以西方哲学中的辨证法的方法认识和研究中医学形成相当大的曲解,由此导致不但不能从本质上认识中医哲学,而且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了相当大的障碍。因此,从哲学上的正本清源就是当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中医学的主要理论之一,两者的理论关系在哲学中的统一,构成了独具理论特色的中医的治法和治则的诸要素,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反映出中医学中的认识论的哲学体系,是与中国哲学的本体论一脉相承的。探讨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分析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所反映出的中国哲学内涵,是哲学的重要任务,而道教学者在修练和医疗实践中总结出的功理功法,无疑是对问题的解决,而这些应在当代加以研究的。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对疾病认识并采取相关的医治方案的中医学的重要的理论,两者反应出的对疾病的认识,就人是自然界的整体存在物于其中而言,是相当深刻的。八纲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病因辨证等,辨证虽有相当多的方式,但以阴阳为体。《周易》有“一阴一阳之谓道”之论,是辨证的总纲。施治与辨病施治虽表现为“同病异证”、“异病同证”、“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较为复杂的关系,但只要在阴阳上辩病识证,就可事半而功倍。总之,中医学理论体系是一种高级的综合性的学术修养,与形而下的西方医学绝不相同。

由于以上的中医医疗特点的存在,中医学人才的培养的教育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这关系到中医学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就目前我国的中医学人才的培养教育体制而言,由于与中医学自在的规律相悖,已严重的阻碍了中医学的发展,降低了中医的医疗水平,不但少有近古以前的大家,而且使目前的中医学人才也青黄不接。

我认为,中医学的发展道路应在以下的改革中进行:

1,改革中医学的教材。应编写中医哲学教材,增加开设以“道”为基本内容的“中医哲学”课,锻练加强学生的哲学思维能力,使学生建立起一定结构的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以利于中医学的学习和中医的医疗实践。不但如此,还应在普通小学教育中,增加以中医学为基本的世界观和养生学教育,真正的使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对生产高素质的中华民族而言,这一点也是相当重要的。

2,中医人才的培养道路,应走“师徒制”,这是中医学内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模式之传承所必需的,这不但为中医学技术的口授心传特点所决定,更多的则是中医学的道德伦理的特色所限定的问题。实践表明,这一不成制度的制度,为中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医圣手。但现代的中医教育体制下少有这样的人才出现,其中的教育体制不可不彻底的反思。

3,中医学问中,向有“学医三年,天下无不治之病;行医三年,天下无可用之方;”之论。因此,中医学不同于其它学问,其所探索和解决的问题,是中医学者终生所追求的学术问题。所以,政府在医学的管理模式上,应尊重中医学的学术特点,保护和礼遇中医学人才,使其学术研究不被政治所左右,并为其创造优越的学术研究和生活环境,使优秀的青年能够走进学习中医学的大们并为此而贡献。这是保护和发展中医学的当务之急。

4,改革中医学的医疗模式,采用以中医诊断为主、西医医疗仪器诊断为辅;中药和道教内丹疗法为主、西药为辅的治疗方法。

5,抱朴子葛洪有“食补不如药补,药补不如气补”的重要的医疗思想,因此,中医疗法应采用以重在内养精气神、以合大药为内药的治法治则为主,辅以中药调整和治疗的道教医学体系。道教医学体系的实行,不但可彻底根治疾病,提高人们的生存境地,并可在相当的程度上补中医和中草药资源的紧缺。因此:

中医学发展论文篇（10）

1 中华瑰丽的珍宝——中医药的魅力

“所谓国学，包括文、史、哲三大类，涉及政治、经济、社会、道德伦理、逻辑等方面。《诗经》、《书经》《易经》又是国学之首”。[1]《诗经》是文学艺术的代表，《书经》是史学的代表，《易经》是哲学的代表。中医恰恰源于《易经》，哲学家通过综合观察，类比研究，加以演译、抽象，从无限变易的现象中邻悟到各个领域的规律和原理。经过实践研究再实践进步，几千年的漫长时间，博采了中国古代哲学，自然科学技术，人文诸学科的优秀成果，集中体现为古代唯物辨证法与中医理论实践的结晶，逐步形成中医学特色，独具一格的中医学辨证法，中医学辨证法正是中医科学体系中瑰丽的珍宝。是我们祖先研究人类生、老、病、死，反复实践验证的宝贵财富，它也将成为哲学家和医学科学家研究国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人类的生命科学。

中医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为代表，在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基础上，注重人与天地自然的大整体和人体各部组织器官的小整体，人与自然和社会客观规律的统一性，世界万事万物之间相互关联的动态性，并以维物辨证法为特点的方法体系，就是中医深深地扎在国学之中的无法切断，也不能切断的根。

中医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存在的生命科学。从基础理论到临床辨证施治，从四诊八纲到药物方剂，认为“人的生病是某种致病因素导致阴阳气血失衡和谐所致，人的心理活动不顺应社会客观规律也会生病。治疗原则为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地辨证论治，调节人体机能，使阴阳气血恢复平衡协调，使七情六欲顺应社会客观规律而愈病”。[2]

中医不像形态学那样看得见、摸得着，从尸体解剖学上看到有形的，能够服人的科学性。中医与西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中医是把人体与天地自然联系起来的动态医学，他以功能及生命运动的形式存在着，它是运动的、变化的，是无法从尸体解剖学和形态学上找到科学概念的。因为人死了，生命运动就停止了、消失了。随着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愈来愈证明中医理论的可贵。国外科学家对人体生物钟的研究，针麻的研究，气象对人体的影响的研究，节气与人体的关系的研究等，都证明它有很高的科学性。这些现象在我们中医学来讲，数千年前老祖宗早已初步掌握并逐步形成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体系，运用于人民的保健事业。中医是我们祖先近三千年与疾病作斗争经实践检验的真理，它将发挥重大的科学原理，“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也将很快发展为人类的生命科学。

笔者经二十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证明，很多西医药解决不了的绝症、危症、难症、奇病、怪病都被一个一个解决了、痊愈了，难道这不是中医药的魅力吗？这不是中医的科学性吗？掌握了这一套科学原理，就可随心所欲、遇病不慌，从容处置，辨证施治，就能施展中医药魅力无穷的优势。

2 古人的风采与不幸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名医扁鹊能透过墙壁看到人，并能看到人体内部的一切，当然并不仅是扁鹊一人有这种本领，人这种超微观的思维信息，能够透过任何东西，不受阻挡，这是科学不好解释的。对人体内经络的运行，内脏之间的相互联系（相生相克），内脏与体表之间的联系，一天十二时辰与人体内外各部分的关系，日、月、星辰的运动，四时节气的变化与人体的联系，疾病的发生与转归等，都是通过人体经络系统进行的。这些有关人体整体联系，人与天地自然的联系，人体自在运动，自动调节等现象，说明中医理论的总结也与人体特异功能和气功锻炼有密切关系，同时更是长期与疾病作斗争中的实践经验总结。两千多年前的扁鹊就可透视人体，华佗就可以刮骨疗毒，开颅手术。这说明我们祖先的才智不比今人差。例如：《史记·扁鹊仓公传》记载：“扁鹊能视垣见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脏腑正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说：“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列子·仲尼篇》曰：“有亢仓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视而目听，亢仓子曰，我能视听不用耳目，我体合于心，心合于气，气合于神，神合于无。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虽远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内，来干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肢之可觉，心腹六脏之可知，其自知而已矣。”

古人有特殊功能的文献举不胜举，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破坏了我国古代大部分文化，这类绝代资料没有了，掌握这些学问的人又屡遭迫害，到秦汉以后这些学问逐渐变为极少数人所掌握，并为宗教神秘色彩掩盖着。到了近代此类人才更是极少见到，即使有极个别者，也是带着迷信色彩出现，造成鱼目混珠，致使真有特异功能者也受到牵连打击。而相当一部分是真正的巫医、行骗者也给诬陷攻击中医者有机可乘。

3 中医药发展之艰难

长期以来，不仅是知识界而且是中医界本身相当大部分的同志对中医药学这些基本理论怎么总结形成，衍化发展是不甚清楚的。现在不少黄皮肤的炎子孙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医药学视为糟粕，总以为中医理论是古人虚构的，臆造的，不可靠的，但是为什么运用这些理论能治病保健，祛病延年呢？他们又无精确的理论对答。而中医界的部分同志则轻中医、重西医、中改西，甚者不能精通中医药理论而听信慌言诬陷中医。

由于古代医著《内经》“其文简，其意博，其理奥，其趣深。”特别是《素问》七篇更是“辞理秘密”，十分难懂，致使不少学习《内经》的同志，特别是初学者在读到难懂之时，学不下去了，往往中道辄止，放弃了学习。更有少数同志自己学不懂，反而大肆宣扬“运气学说是伪科学，迷信”，甚至攻击中医，更是个别挂着“中国科学家”头衔，没深入研究中医药就大肆放风凉话，说中医是滞后的封建医，应当消灭废止。近代有名的余云岫现象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尤其是中医的悲剧。更使现代科学界不可思议的是，中医药科学发展到今天，连外国专家都赞同的中医药，竟有个中国教授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之文，攻击中医药是装腔作势，是巫医。公元前就有医和“非鬼非食”的论述。后有扁鹊的“信巫不信医者，六不治也。”再到黄帝内经的“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等论述，[3]可以说中医与巫医一直斗争了几千年。张功耀是现代科学家，竟然于史实而不顾，一再诬陷中医，是没有研究过中医的诽谤还是研究不懂中医的真装腔作势？或是别有用心呢？被外国人称之为“安全、有效、廉价”的中医药却要被本国、本民族的黄皮肤人自己否定，甚至废止，真是莫大的耻辱，不可思议。然而中医药的自身发展和中医药政策的弊病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历史上许多名医都是民间出来的，华佗、张仲景、孙思邈、朱震亨、李时珍等。而当今民间的名医也不在少数。如：广东省电白县有个谢卓邦医生，他治肝病独树一帜，在全国医药刊物上发表过治肝论文25篇，并参加过全国多次肝病学术研讨会，花钱少，治病彻底，可这样的名医现今还是个黑医，有职称而无执业资格，处处受难，非法行医，名符其实的名医而名不符实，这能说明中医不发展吗？还有广东省揭阳市的郑国枢医生，杭州市的邱志济医生等举不胜举。他们全身是宝，却有部分医生不能名正言顺的献给国家，献给中医，献给百姓。这是中医的损失，国家的损失，而像张功耀教授这样名正言顺的“专家“却在真装腔作势，真损害国宝。

近几十年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办了许多中医院校，中医研究院，培养了大批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硕士生、博士生，却在临床上少有突破性贡献。半个世纪以来也少有拿出临床上有突破性疗效获重大科技成果奖的中医论文，即使有论文也是在实验室老鼠身上作文章，人是有思维的，怎么能与老鼠相提并论呢？中医是最科学的人类医学，并不是动物医学。中医的理论不是出自实验室，而是源于临床实践反复检验过的真理。其次中医管理两极分化，部分中医执业者处在国家大医院里业绩平平，纸上谈兵，甚者中改西，中医西化。而民间中医用兵如神，却在非法行医。再者中医历史以来都是医管药，而当今中医药分家，中医药技术水平很平常的药管人员可随便指挥医生，说三道四，指手画脚。中医药能发展吗？以上种种现象说明中医药发展之艰难啊！

4 彻底告别文化自卑感是认识中医的根本

包括全世界很有名望的许多科学家都指出“中国是不应该有文化自卑感的。”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有灿烂的传统文化。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的文化强国，对人类文明有过重大的贡献。从清朝末年至建国初二百年才有些落后，但这是社会的落后、管理的落后、经济的落后而不是文化实质的落后。中国人应该彻底克服文化自卑感，理直气壮地弘扬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宣扬和发展中医药事业，要在全世界范围内为中医药“正名”。“中医药是成熟的科学。”[4]是人类的生命科学，中医包括经验医学，这种经验是从古至今几千年的积累和验证而来的。医圣张仲景经反复的临床实践验证，才写出了《伤寒论》，一证一方，方随证变，方证对应。理论源于实践而又指导实践，中医的经验医学不是伪科学，是实践检验过的人类生命医学。

外国科学家都能认识中医并深入研究中医。如德国慕尼黑大学著名汉学与医学家曼·波克特教授既是西医学家，又坚持研究中医几十年，在中国科技信息所主办的“中医药发展战略研讨会”上，他作了专题演讲，题目是《为什么当代人类不能缺少中医》，受到与会者的广泛认同和高度赞扬。[4]他在接受《科技中国》记者的专访时说：“我一再强调中医是一门成熟的科学，这是我经过几十年研究而得出的结论”。他说：“中国人自己不把中医药学当成科学，不重视中医药的发展，其根源是文化自卑感”。“中医是一种内容最丰富，最有条理，最有效的一种医学科学。而西医的发展只有几百年的历史，大踏步发展只有几十年。应当看到，它是借助物理学、化学的方法和理论，作为自身使用的技术才发展起来的，事实上它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药理学基础。从根本上说，西医学还只是一种典型的生物学或动物医学，还远没有发展到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医学。它将针对老鼠的实验结果应用于人群，须知人类与老鼠毕竟有天壤之别啊。当然，西医在物理、化学方法基础上发展的医疗技术是很可贵的，但技术与科学是两回事。”[4]多么精辟的分析和论述啊，张功耀教授连个外国教授研究中医和西医的功底都不如，还真装腔作势写文章出丑呢！

波克特教授还说：“近一百年来，许多人固执地相信用西医的方法可以发掘和提高中医，这样做的结果使中医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中国的有关主管部门和许多医生，表现出不可理喻的民族虚无主义，不承认自己民族医学的科学性，不认真评价并确定中医的价值，一味追求时髦，用西医的标准和术语改造中医，扼杀中医。可悲的是，当前这种状况还在继续恶性循环。”[4]外国专家不仔细认真的研究中医能对中国的中医事业有这样透彻的论证和看法吗？现今的中医政刺不是略带有这样的现象吗？中国的医生和个别专家教授不就是这样的民族虚无主义者吗？竟还有张功耀这样的专家教授不研究中医，给中国人丢脸。连外国都当宝贝的中医，中国的教授却要告别中医中药，真是不可理喻，别有用心。

波克特教授也是第一位严历批评中国人背离阴阳五行学说的外国人，他说：“本质和内在的不平衡是两种医学体系在方法论上的差异，造成了中国对中医的歧视……一定的方法学和技术，需要一套与之相适合的常规标准。中国的科学特别是中医学，采用阴阳和五行作为常规标准，来达到定性标准的单义性。中国科学家反对使用阴阳五行作常规标准，正好像西方科学家禁止使用米制来表达定量陈述的单义性一样荒谬。”他还说：“就医学而言，由于十九世纪西方文明的冲击，在中国人心灵上造成的模糊和麻痹，直到今天仍未得到克服，连一些中国的医学家和政治家都没有认识到上述事实……都是按照这种外来的教条主义和不合理的前提，发表议论和行事。都认为西医是科学的，相反……没有对中医基本方法论和认识论进行研究。”[5]这是对中国某些医学家和所谓的科学家极其准确的批评。实质是不研究中医，崇洋迷外的模糊和麻痹思想作怪，用西医学改造中医，或干脆攻击和诬蔑中医，这就是张功耀教授的荒谬面。

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教授说：“人体科学一定要有系统观，而这就是中医的观点”。“西医的思维方式是分析的，还原论的，中医的思维方式是系统论的；中医的思维方式更符合现代科学思维的发展方向。”“人体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人体科学和医学研究都需要系统观点和系统方法，而这正是中医的思维方式。”[6]

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教授，著名科学家李致重教师的《中医形上之思》文中分析了中医的发展和揭示了中外科学家对中医及阴阳五行学说的科学论述。把中医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沃土”——“国学”之中，“我是谁”——我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沃土”中的瑰宝，“我从何处来”——我从中国“国学”中来。你是谁，你是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子孙，你不是国学，保护和发扬国学中的瑰宝是不是你这个中国人的责任和荣誉。

“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是全面概括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的大脑思维一般规律的哲学方法和包括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思想在内的系统方法，及以模糊数学，模糊识别等最新科学研究方法同轨的综合性研究方法。”“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创始者；中国的中医学是世界上运用系统科学方法论最早，最成功的唯一学科。然而今天的中国人对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解，实在太浅薄了。这是一个世纪以来，造成中医方法论断裂的征结所在。所以，在中国尤其在中国的中医界，虚心、认真、严肃深入地重新认识阴阳五行势在必行。否则，将因为我们的无知和愚昧，彻底地毁掉中医。这一危机其实已经临头了。只要我们不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实事求是地审视现实，相信不会将“危机临头”视为危言耸听的。[7]

河北中医药研究院教授曹东义老师为了揭露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的导恶行径，用外国科学家教授波克特对中医的研究与论述及对中国医学家的批评实例，来指出中国人的文化自卑感是其反中医情绪的根源。正确认识中医药和弘扬中医药事业，中医药在本世纪受尽摧残，歧视和不公正待遇的时代应该结束了。虽然攻击中医，误论中医药的人还会有，因为受十九世纪西方文明的冲击，使大部分中国人心灵上造成模糊和麻痹，崇洋迷外，不研究中医科学，不懂中医理论，妄加指责。实际只要有爱护和保护国家之心，虚心、认真、严肃、深入地研究中医药理论，您的观点一定会转变的，一定会有波克特教授的感受。但反中医的魔咒紧紧地戴在不少人的头上，扎根在许多人心里，总会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以不同的立论根据继续攻击中医，废止中医。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路途的艰难，彻底告别文化自卑感，负担起保护和发扬中医药事业的重任，深入研究中医古典文籍，吸取精华，充实到临床实践中去，使中医成为人类生命医学的典范。文化自卑感存在于某些人，但永远不存在于自信于中华国学、深入研究国学的中国人。

5 中医的未来战略

广西中医学院教授刘力红老师的《思考中医》在中医界掀起了一股“重视中医经典，学习中医经典”的热潮。刘老师赞同“没有一流的人文水平，就没有一流的学术水平”。“科学从哪里来？从人文中来，所以每一位有建树的科学家人文精神、人文底蕴都是深厚的。为什么科学家的造诣到达一定深度以后，写出来的东西不但可以启迪本学科本领域，而且可以广泛惠及其他学科，这就是人文的因素。”[8]

中国的科学家们，尤其是中医药的科学家们要掌握一流的人文水平，展示一流的本学科学术水平，把国学中的瑰丽珍宝尽快请回到中医药学术中和临床实践中来，深刻地找出中医药衰落的根本原因，改变对国学的冷漠与背叛，从历史的才识中负起炎黄子孙的责任。

笔者作为基层临床医生，以高度的责任感作努力，但振兴中医药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从中医药的民展战略出发，尽快采取一切有利措施，以实际行动改革求实，首先从中医药管理入手，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①中医药不能分家，而且要有中医药独立行政机构，由优秀的中医药人员管理。制定《中医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中医医师法》、《中药药品管理法》、《中医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医人才培养培训法》等法律法规。

②国有的中医院和中医附属医院应当尽快由优秀的中医药人才掌握，坚持以中医药为导向，以中医的整体观与辨证论治为导向管理门诊、住院及临床实践运用的研究。可以成立西医门诊，协助中医做一些现代化检验与会诊，并在临床治疗中协助中医解决一些局部问题和紧急问题，但绝对不是中医西化或完全依靠西医。应用中医的整体观和辨证论治，理、法、方、药写病案，一例病拟一堂课，随证加减直至痊愈，最后要讨论分析，有理有据，真正体现中医药在临床中的魅力，以实践充实中医药理论而再指导实践。

③中医院校要在全面系统地学好中医基础理论，临床各科和四部经典著作的基础上，再学一点自然科学和西医知识。培养出能在临床中以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为主，用西医学知识作辅助中医临床解决局部疾病，以中医药调节整体平衡、治本而提高远期疗效的优秀中医药人才。办好中医院校的附属医院，成为培养优秀中医药人才和总结经验的场所。

④中医研究工作不可纸上谈兵，要以实践为导向，用科学手段研究中医药理论和临床实践，科学手段不是以动物或尸体作研究手段，而是要在大的中医院或中医附属医院的临床中开展中医药的实践研究。“经验的总结、传授和学习、继承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值得我们仔细的研究和探索，也是目前急待解决的问题。中医的理论不是出自实验室，而是源自临床经验。”[9]理论源自于实践而又指导实践。科研人员应该是名医大师或者是名医大师指导和科技人员合作的临床实践研究，以最优秀的疗效回应定科研结论，再充实科研理论。这种最优秀的疗效回应就是中医辨证论治中的临床实践经验，他可以充实中医药理论，使中医药理论得到完善和提升，再推广指导以后的临床实践，这就是中医药研究的目的。

⑤中医和西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学术体系，在学术上是平等的，理论上是不同的，“想要把中国传统中医理论的整体观和辨证观用现代科学的局部病理生理机制去解释，希望中医辨证像西医辨病一样，通过辨认异常的理化指标来实现，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想要合二为一的新概念、新理论，怎么能不事与愿违呢？”[10]绝不能用管理西医的方法来指导中医、管理中医，也绝不能用中西医结合来取代中医，中医药学要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派，独立的卫生行政机构，不受任何学术思想干扰的国学机构、自然生命医学科研机构。

国家要对民间中医进行全面的统计考核，彻底解固非法行医的枷锁，根据个体差异分别进行单纯中医或中西医结合方式考核，中医就是中医，中西医结合就是中西医结合，西医就是西医，中医特色特效疗法的检验及考核，鼓励民间中医努力奋发，不断创新。对有特殊贡献的民间中医要特殊关爱，给他们评定职称，优秀者奖励，学术贡献较大者评定科技成果，中医人员要纳入中医药人员的管理中来，使民间名医摆脱历史困境，回到21世纪的管理层来，才能与巫医区别，对真正的巫医，一定要通报，打击取缔。

中医药已被世界许多国家重视、研究，尤其中药可能达到被垄断程度。因此，中医药管理势在必行，中药绝不能被外国人垄断，如果有一天中药被外国人掠夺，中国的中医还怎么发展呢？向外国进口中国产的中药的现象，我们绝对不能出现。因此，中医药独立行政机构急待解决和成立，中医药管理势在必行，中医药的对外政策的法规急待制定，中医药不能藏在宝库中当文物保护，但也要有产权和知识产权等相应的保护政策。

6 中医药管理和科技部门改革是中医药发展的保证

中医药发展就要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独立地、系统地继承和发展途径，根据其特色从中医理论、中医学辨证法和中医临床实践这三个层次有机地结合起来，提高临床疗效。要完成这一艰巨任务，中医药管理、中医药教育、中医药科研、中医药临床医疗这四项是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的，中医药管理又是其他三项的重要保证。

中医药管理应从中央（中央级中医独立行政机构）到基层实现现代系统化管理，建立中医药管理系统工程，将政策管理、科学管理、信息管理有机地结合统一起来，上下通气，及时传达科技信息和管理信息，及时发现中医名医，专家人才、成果转化。有临床科技成果还埋没有民间或基层，基层临床科技不知怎么申报申请，科技后，地方及中央级科技杂志上有名了，甚至各类学术会议上都有名了，但只是有名而已，尤其是临床科技论文，治疗疑难重症、危症、绝症的论文，得不到科技推广，得不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科技部门的重视也是一纸空文，知识无产权，更谈不到转化，永远在恶性循环之中，临床中医师的信心低了，中医药整体水平永远提不高。在实验室搞的实验论文倒是得到科技部门的重视了，也有了科技成果奖了，但永远也转化不到临床实践中去，也是空文一纸，空有其名，这些弊病都是阻碍中医药发展的。

科技于科技杂志上，科技杂志要对其发现评定，对极其优秀者要向中医科技部门及时推荐，尤其是临床绝症、难症、重症、危症、奇病、怪病的论文，要大力向科技部门推荐，作者要申报，但又找不着门路。科技部门要在各地方及中央级科技杂志上刊登各级科技部门的地址及联系方法，使之上下通气。科技部门要及时发现重大科技成果，重新评审，给予肯定和奖励，并及时推广到临床实践中再实践，反复实践后再定成果转化，全面推广，这就是理论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中医药的发展要重视临床实践经验，尤其是基层医院、农村卫生院、民间名医等高水平临床实践经验，不要看不起基层，看不起民间，从古至今许多名医都出自民间。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提升中医药的整体发展水平，使理论不断出新，出高科技。而中医药的独立管理，中医药科技部门的独立管理和有效改革是中医药发展的决定性保证。

7 团结一致促改革，齐心协力求发展

作为中医药工作者和科技人员，临床中医师要有责任感和紧迫感，不可挣着国家工资得过且过混饭吃，要把中医药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时刻为国着想为中医药事业着想，中医药在我心中，我为中医药发展努力奉献，肩负居安思危的历史责任感，你就会首先充实自身力量，加强自身发展。每天想着今天的工作，有无收获和贡献，任务完成的如何？还需要怎么努力和改进，人人都这样想，人人都这样做，形成高度统一的思想凝聚力，团结一致促改革，齐心协力求发展，中医药才能自身壮大，自身发展。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中医药爱好者、工作者、科技人员、中医药师都是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一分子，一鼓力量，我们的事业就能飞速发展。

2006年6月在中国厦门召开的首届全国特色医疗名医学术交流会上，大家纷纷发表意见，共谋发展大略。半个世纪以来，中医的数量大大减少，学术水平大大下降，名老中医有的走了，有的年老体弱，中青年中医水平很低，疗效很差。许多中青年中医身居国家大医院，由于长期以来，中医政策不力，严重受压，无行政地位，也无学术地位，致使中青年中医改行成西医，改不了的也无自信心努力学习。中医药学术水平停滞甚至倒退。除了卫生部门对中医不重视和政策路线倾斜西医外，中医自身的发展肯定缺乏自信和悲观情绪，文化自卑感也不可否认。中医药要发展除政策扶持外，实行独立管理，独立科研。中医药工作者和医生要勤奋学习，默默奉献，在平坦的大道上攀不上科学的高峰。

①首先要刻苦攻读经典，要有奋发进取和无私奉献精神，在总结继承的基础上、学术上和临床上要有新的突破，多治几个疑难绝症，反复验证，总结提高，提高临床疗效才是中医药发展的硬道理，总结出有学术水平的病案论文来，真正体现中医药的无穷魅力。

②关于中医的数量问题，要多培养后代，每一个中医培养两个孩子，从小教育他们热爱中医，学习中医，继承中医，再经过中医学院的正式学习。有条件者要带培中医药爱好者为徒，加强对中医院校刚毕业的青年中医临床带培，提高他们的临床技能和学术水平，有一个中医就要让他成才，绝不能让他失去信心而改行成为西医。

③像前面提到过的中医院校加紧课程改革，培养出来的是纯中医而又懂一点现代自然科学知识的中医后代，绝不是西医或中西结合者。

④中医药发展严禁纸上谈兵，闭门造车，从临床实践中多出名医，多发现名医，多出名医大师，多出临床实践的高科技知识产权和产权转化，多出实实在在成就造福一方的中医大师，未来的中医药定能登上世界生命科学的顶峰。

参考文献

[1] 李致重．从国学看中医[N]．中医药通报，2006，1，2．

[2] 刘 云，薛 峰．中西医结合的临床体会和概念思考[C]．中国特色医疗名医优秀论文集，2006，1．

[3] 曹东义．不能放任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泛滥[N]．中医药通报，2006，4，34．

[4] 曹东义．反中医情绪根于文化自卑[N]．中医药通报，2006，5：34～36．

[5] M.波克特（德）．转引自中医通讯，1983，3．

[6] 钱学森．论人体科学[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1988．

[7] 李政重．中医形上之思[N]．中医药通报，2006，5，5．

中医学发展论文篇（11）

中医中药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瑰宝，至今仍在保障人类的健康中发挥重要作用。西医兴起并传入我国以后，中医的地位和影响力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甚至有人在网络上主张废除中医，目前中医的发展前景令人担忧。正确的中西医结合研究方向直接决定着中西医结合健康快速发展，能有效地减少在中西医结合探索过程中所走的弯路，能更快地提高临床疗效，更好地为人民群众的健康服务，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现就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方向进行理论上的探讨。

一、医学的产生与发展

1.1医学的产生

1.1.1医学的产生医学不是原创学科，它是将当时其它学科的相关知识应用到人体，研究人的生命现象，疾病的产生、发展及防治等，从而形成的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它是当时将其它学科的相关知识与人体相结合的产物。在我国古代，将当时的哲学、数学、天文学、历法学、地理学、气候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应用到人体，经过长期大量的医学实践，形成了具有完整理论体系和诊疗规范的中医学。西方文艺复兴之后，将当时的哲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应用到人体，产生了现代西医学。

1.1.2中医与西医的区别中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主要是“气”和“象”、整体思想、天人相应、取类比象等；西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主要为机械还原论、线性因果决定论、实证思想等。中医与西医的世界观、方法论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从而导致中医与西医的理论体系、诊疗技术等截然不同，最终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医学，这就是中医与西医的本质区别。

1.2医学的发展

医学发展的内容其发展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①内部的发展内容：主要包括原有的医学理论、诊疗技术的不断完善和深入；新的医学理论、诊疗技术的不断创立等。②外部的发展内容：主要包括影响力的增强，应用范围的扩大，民众认可度的不断提高；对外交流范围的增大，交流频率的增多，交流水平的不断提高等。内部的发展内容是内在本质，代表着医学的发展水平，外部的发展内容是外在现象，受内部的发展内容的影响。

二、中西医结合的现状

2.1中西医结合的层次

中医与西医的世界观、方法论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从而导致中医与西医的基本理论体系截然不同，在理论层次上是无法结合在一起的。但各自的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是相同的，都是治病救人，因此在技术应用层次上是可以结合的。这种在技术应用层次上的结合是目前的结合层次。

2.2中西医结合的现状

目前中西医在临床实践中相结合，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但由于没有统一的医学理论的直接指导，还是处于实践摸索阶段，主要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的摸索：①中医的介入阶段。中医在病情的哪个阶段介入最合适。②中药的介入途径。面对某个病人的具体病情，中药以哪种途径介入最合适。③中药的介入依据。中药在何种理论的指导下介入，是以辨证论治的方式介入还是以西医的药理医理为指导进行介入。④中药介入的时间。中药介入多长时间获得的效益最大。⑤中药与西药的协同作用。

从上可以看出，目前中西医在临床实践中相结合的目标是避免单一医学的不足，更好地提高临床疗效，做到两种医学在临床实践中优势互补。但是这种在技术应用层次上的结合需要长期大量的探索，且不能上升到医学理论上的结合而形成新的统一的医学理论，其根源在于两种医学体系的世界观、方法论截然不同。

三、中西医结合的目标 途径及新医学的特征

3.1中西医结合的目标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西医结合的目标应该是从目前技术应用层次上的结合转变到中西医世界观、方法论的结合；从目前临床实践中的优势互补转变到中西医世界观、方法论的劣势互消。中医世界观、方法论的劣势是忽视人体的细微物质结构和功能，西医世界观、方法论的劣势是忽视人体的普遍联系及整体功能。如果各自克服自己的劣势，保留自己的优势，那么就可以发现，这两种医学在世界观、方法论上就融合成为一种医学，这种新医学同时具有中西医的优点、又同时去掉了中西医的不足。在研究局部时，将局部的物质放到整体中去研究，不忽视整体；在研究整体时，充分考虑各个局部的相互作用及影响。因此，中西医结合的真正目标是在世界观、方法论的层次上相结合，从而产生新的医学理论体系和诊疗技术，产生新医学，这与20世纪50年代提倡的“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方针政策是完全一致的。

3.2中西医结合的途径

目前中医与西医的世界观、方法论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分别代表着两种对世界的认识方法及思想，是无法直接结合的。因此，需要对各自的世界观、方法论进行改造，保留各自合理的部分，同时积极吸收新的世界观、方法论成果及其它所有学科可以利用的成果，将其有机地整合到一起，产生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新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下，对现在的医学理论进行改造，保留合理的部分，同时吸取相关学科，特别是一些横向边缘学科的理论、技术，将其应用到人体，产生许多新的医学理论和诊疗技术。这样，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在世界观、方法论上，在理论体系、诊疗技术上都被统一起来，成了一种医学，这就是新医学。

四、结束语

总之，目前中医应该在世界观、方法论层次上发展，而西医的发展虽然迅速但不是全面的发展，中西医结合有着美好的发展前景。中西医在技术应用层次上的结合需要长期大量的探索，且不能上升到医学理论上的结合而形成新的统一的医学理论。中医的世界观、方法论博大精深，有待我们去重视和挖掘；一些新的世界观、方法论已经出现，有待我们去吸取和利用。因此，在世界观、方法论的层次上进行中西医结合的研究，作为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方向，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美好的发展前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