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增收对策研究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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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增收对策研究篇（1）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一号文件”，对迅速推开的农村改革进行了总结，并对当年和此后一个时期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作出了具体部署.之后，连续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政策的。这五个“一号文件”，在中国农村改革史上成为专用名词——“五个一号文件”。1982年的一号文件，突破了传统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框框，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这个文件不但肯定了“双包”（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制，而且说明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1983年1月，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正式颁布。这个文件从理论上说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即第三个一号文件。文件强调要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延长土地承包期。为鼓励农民增加对土地的投资，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和开发性的项目，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198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即第四个一号文件。文件的中心内容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取消30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国家还将农业税由实物税改为现金税。1986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1986年农村工作的部署》，即第五个一号文件。文件肯定了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必须继续贯彻执行。针对农业面临的停滞、徘徊和放松倾向，文件强调进一步摆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农民增收发出了“一号文件”，其中直接带有资金支持的政策占到相当大的比例。这份被人们称为“高含金量”的文件，将着力点放在增加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上，抓住了多年来农民收入最难提高的部分。这无疑是党中央、国务院送给9亿农民的一份温暖而厚重的新年大礼。
2、农民减收增负的原因分析
造成我国农民减收的原因很多，归纳起来不外乎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是农业经营结构不合理，导致农产品低水平、结构性过剩。二是乡镇企业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三是农村市场体系发育不足，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四是农业投入不足，投资环境恶劣。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社会基建总投资的比重已由“六五”的5%、“七五”的3.3%，下降到1997年的1.6%。五是我国农业深受土地资源约束。具体表现是：户籍制度阻碍了全社会劳动力向高效率的部门和地区流动及劳动力资源的整合；不合理的投融资体制，导致大量资金滞留城市，并不断牵引农村资金向城市流动。
农民负担日益沉重的原因：一是县乡两级政府以及集体经济组织没有明确自身的职责，财权和事权没能有机协调，使得他们“办了一些不该办的事情，花了一些不该花的钱”，这些费用最终都基本上转嫁到了农民的头上。二是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机构臃肿，冗员过多。这就是所谓农民“养了一些不该养的人”，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三是基层政权组织吃喝风严重，不规范行政，为了能填补经费缺口而“收了一些不该收的钱”。四是农民负担征管不规范，征收的部门多、标准高、项目多；征收管理的方式方法不合理，甚至不合法（如农业税征收现金、农业特产税按人或地亩平摊、屠宰税按人头征收、村提留乡统筹层层加码，强行代资代劳等）。这些原因可以归结为我国农村管理体制不顺。
现阶段农民增收困难，是农业和农村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客观反映，也是城乡二元结构长期积累的各种深层次矛盾的集中体现。在农产品市场约束日益增强、农民收入来源日趋多元化的背景下，促进农民增收要有新思路，必须采取综合性措施，在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政策措施和工作机制上有一个大的转变。
3、中外农业发展启示
中外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显示，提高农民收入的基本途径可以归纳为四条：发展农业、兼业化、减少农民和补贴农民。发展农业是最为原始的一条提高农民纯收入的途径，特别在非农产业不发达、农业供给不足等历史条件下更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增收道路。但前面的数据已经表明，今天的历史条件下，这条道路的全国总体性的增收作用已经很有限了。减少农民被认为是农民增收的必由之路和根本之道，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农民收入增长的历史轨迹就是如此。理性分析也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将有限数量的资源和收益分配给少数农民必然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被誉为世界农业发展典范和农民收入典范的荷兰也离不开这条道路，从1950年至今天，荷兰的农场数目从40万个减少到10万个，农业劳动力从约58万人减少到28万人，正是在农场规模扩大和技术进步的双重作用下才使得荷兰农业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换句话说，如果不能减少农民，则荷兰就不能达到目前的劳动生产率，也就不会具有目前的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以及与国内其他产业的竞争力，结果也就不会具有目前的农民收入水平。兼业化是维持和提高农家收入的另一条途径，日本为此提供了典型的例子；即使在其他一些发达国家，许多农场在经营规模达不到常规收入水准时，其选择不是退出农业经营就是进行兼业化。荷兰中央统计局(CBS)的农业普查数据显示，1999年荷兰的兼业农场比重为12%。农业补贴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又一条途径。日本、美国和欧盟的农民享受着大量的农业补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如果没有农业补贴，他们的农民是不能保持现有收入水平的。一旦存在较大的从业者产业收入悬殊的话，其农业经营就很容易在国际竞争中或在国内产业竞争中落败。不同地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采用的提高农民收入的方法和政策措施往往是上述四条途径的不同程度的混合。重要的是，决策者如何因时因地选择适当的政策措施以及如何从眼前的政策选择过渡到长远的政策选择。
4、农民增收减负的根本途径：制度创新
(1)从宏观决策上进行转变。首先，要改变主要依靠增加产量增收的方针，实施重质量、重产品竞争力的新策略，通过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农产品品质，提高产品产业竞争力等措施来拓宽农民增收的路子。其次，要改变单纯依靠拓宽生产门路增收的方针，实施生产流通一起抓的新策略，让农民从流通中增收。再次，要改变用“计划的办法”抓增收的工作方式，实施用“市场的办法”抓增收的新策略。在农业发展的新阶段，必须更多地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学会运用市场的办法，改变引导农民增收的思路、方式和方法，搞好产前服务、产中生产、产后加工与销售，这样才能真正增加农民的收入。
(2)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把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作为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工作重点。以市场为导向、农业资源开发为基础，按照产、销一体化要求来组织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产业化模式，是提高农业比较利益、减少农产品经营风险、节约农产品交易成本、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组织形式。农业产业化经营是解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经济发展中面临的诸如分散的农户小生产与大市场、农业生产比较利益低下与国民经济发展对农产品需求、农业专业化生产与社会化服务等矛盾的有效途径。为此，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步伐。
(3)立足实际，发展优势产业。通过招商引资，重点扶持等措施，引进、发展绿色食品龙头企业，建立绿色食品原料生产基地，以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4.1制度瓶颈形成的制度约束才是制约农民增收的关键，要解决农民的征收和减负问题必须通过制度创新。
4.1.1户籍制度创新
应该将户籍制度改为居民登记制度，实行“一证一号”（一证指身份证，一号指社会保障号）走遍天下的制度，只有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带动具有能动性的劳动力资源顺畅地流动起来，才能促进其他生产要素效率的提高，从而实现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帕累托效率，增加农民收入。
4.1.2农业投融资制度创新
国家可以通过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改善农村投资环境，为增加农民收入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从短期来看，还可以增加农民就业机会，直接增加农民的现金收入。
4.1.3农地流转制度创新
一是农户可以放弃土地承包权，二是以基层政权组织——乡镇一级政府作为土地所有者代表负责土地的流转，建立农地产权市场，以保证土地有效使用。三是农户可以转包土地，也可以以土地作为资本投资入股，组成合作社或各种公司等。创新土地流转制度，根本目的是为实现土地规模经营，有效利用土地，提高土地生产国，增加农民收入。
4.1.4农村财税制度创新。
农村财税管理体制可以进行如下创新：“费改税”。采取措施明确各级政府的事权，尤其是乡、镇政计的事权，并以此为基础的费改税才是农村财税制度创新的核心。
4.1.5农业经营组织制度创新。
要消除目前我国农业产业组织不适应生产力的状态，最根本的途径在于推进农业产业组织的创新。农业公司化经营是农业企业化的理想或高级模式。
参考文献
1.韩俊.农民增收问题的新探索[J].中国农村经济2003.5
2.徐荣琴.对农民增收问题的思考[J].湖北社会科学2003.6
农民增收对策研究篇（2）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我国目前有13.53亿左右的人口，其中农民人口所占比重最大，这就说明农民收入的增长不仅提高了农民自身的生活水平，也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党的十报告提出了我国的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新要求。由此可以看出，促进农民增收的问题，已经成为“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
一、会泽县基本情况与农民收入现状
1、会泽县基本情况
会泽县，隶属云南省曲靖市，位于云南省东北部、金沙江东岸、曲靖市西北部，地处东经103°03′―103°55′、北纬25°48′―27°04′之间。全县占地面积6077平方公里，山区占95.7%，下辖7镇15乡，县政府驻金钟镇，素有“钱王之乡”之称。会泽县既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又是典型的山区农业大县，农业对于该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该县的农业生产能力和农业产业化水平一直在不断的提高，马铃薯、核桃、畜牧和蔬菜等主导产业初具规模，先后被授予“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中国核桃之乡”等称号。
2、会泽县农民收入现状分析
（1）农民人均纯收入逐年递增，但收入仍比较低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会泽县坚持城乡统筹发展，不断加大对当地农业、农村、农民的投资力度，推进新农村建设，使得农民收入水平总体上有了较大的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改善。数据表明，2003―2012年间，会泽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180元，增长到4420元，差不多翻了一番。虽然在这十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有所上升，但却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且增长幅度很小，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缓慢。
（2）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扩大
会泽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3年的7296元增长到2012年的17740元，而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03年的1180元增长到2012年的4420元。从这些数据可以分析得出：会泽县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都在不断增长，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体上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倍左右，说明农民的收入水平和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之间的差距依然较大。
（3）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全省、全市相比增长缓慢
会泽县是一个山区农业大县，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据数据表明：2004年会泽县农民人均纯收入1302元，2012年增长到4420元，增长了3118元；2004年曲靖市农民人均纯收入1898元，2012年增长到5950元，增长了4052元；2004年云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1864元，2012年增长到5417元，增长了3553元。这说明会泽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曲靖市、云南省的平均水平，且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二、会泽县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
1、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化程度不高
会泽县的农业主要以种植业为主。近几年，虽然会泽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不够合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三大产业比例不合理，第一产业所占比例较大，第二产业次于第一产业，第三产业比例最小；二是农林牧渔业结构不合理，种植业仍占相当大的比重；三是种植业内部比例不合理，粮食和经济作物生产的比例不当，粮食面积仍然偏大。
2、农业政策执行不到位，效果不明显
会泽县作为一个典型的山区农业大县，国家的政策在其农业上的作用更加明显，虽然国家、政府一直关心农业，也给予会泽县一些补贴，如化肥补贴、良种补贴、医疗补贴等，但这些补贴在农民的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很小，不能减轻农民的负担，同时支农惠农政策在农村的宣传力度不够，农民对这些政策了解不到位，严重制约着农民收入的增加。
3、农业资金投资力度不够，影响农民增收
首先，政府的投资重点都放在城镇，而对农业的投入相对较少，造成了会泽县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其次，由于农业资金投入不够，农村经济发展不足，难以吸引大量的投资商对当地进行投资，特色产业难以发展起来，导致农业产业化进程缓慢；最后，财政支农资金的不到位，农业生产率偏低，农民的积极性不高，阻碍当地农业经济发展，从而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4、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差
会泽县的农作物生产受自然灾害和基础设施的影响较大，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较少，农业生产基础设施薄弱，农田水利设施严重滞后，农民收入受到一定的影响。近年来，虽然政府加大农业的投资力度，大力兴建农业基础设施，但由于受到资金分散且分配不合理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很多支农强农惠农政策没能落到实处，农业基础设施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
5、农民的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偏低
农民是发展农村经济的主体，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高低与农民收入水平的高低有着密切的关系。据统计，会泽县现有农业人口93.98万人，农民的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低，导致农民小农经济意识较强，科学文化知识欠缺，接受新知识和新观念的能力较弱，农业科技难以推广应用，获得市场信息较慢，农产品价格难以掌握。
三、促进会泽县农民增收的对策及建议
1、进一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就会泽县而言，90%以上的土地属于山地和林地，水田和平地占了不到总面积的10%，因此，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是十分必要的。一是按照会泽县县情，并结合市场的需求，因地制宜，发展多种农业经济，大力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形成区域化发展的格局和专业化生产的产业布局；二是围绕“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多户成规模、户户有项目”的发展思路，大力发展会泽县第二产业，并坚持发展以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
2、严格落实强农惠农政策
一方面，会泽县政府应全面落实支农强农惠农政策，按照国家的有关政策规定，积极稳妥用好“一事一议”政策，把政策用足、用好、用到位，如按时足额发放良种补贴、退耕还林补贴等各类惠农补贴，减少农民支出；另一方面，在保证强农惠农政策全面实施的同时，注重政策的针对性，结合会泽县的实际情况，围绕马铃薯、核桃、蔬菜、水果等产业，尽快出台相应的农业产业化扶持政策，加大构建农业产业扶持政策体系，推动农民收入的增长。
3、加大农业投入力度，增加农业资金投资
农业的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要缓解会泽县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状况，应采取相应的措施。一方面，要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为会泽县农业发展提供硬件设施；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如会泽县与云南农业大学成立了“3+3”校县联合，结合会泽县当地情况，引进适合当地农业发展的技术与科技人员，为会泽县农业的发展提供技术上的支持，加大对当地的农业技术推广。
4、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直接关系到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提高。会泽县地势相对较高，农业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应根据会泽县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大力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如加强水利设施建设的管理和使用等，进一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
5、大力提高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农民素质
要想发展农村经济，不断提高农民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自身的素质。一是会泽县地方政府应根据当地农民现有的文化水平现状，加大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力度，提高农民的整体知识水平；二是对会泽县农民大力宣传他人致富成功的案例，让农民切实转变思想观念，彻底改变小农思想，不断增强农民的市场经济意识、发展意识和创新意识；三是顺应会泽县特色产业、新兴产业的发展趋势，加大对农民的培训力度，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只有提高农民的素质，转变思想观念，提高农民间的竞争力，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农民增收才能变成现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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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傅秀林：促进农民增收的意义及其战略措施[J].农业与技术，2004（6）.
农民增收对策研究篇（3）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631(2010)02-0189-02
一、包头地区农民收入的基本情况
包头市是内蒙古自治区重要的工业城市,也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最大的工业城市,被誉为“草原钢城”和“稀土之乡”,全市总面积近3万平方公里,辖9个区、旗、县。1个稀土高新区,全市人N243万,其中城镇人口175万。包头市虽然是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城市,但农村牧区面积占全市总面积的98%以上,农牧业人口约占全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农村牧区始终是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据资料显示,2001年-2004年,包头市生产总值由248.6亿元增加到608.3亿元,财政收入由28.4亿元增长到73.3亿元,翻了一倍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5883元增加到11508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由2558元增加到4136元。2002年到2006年,我市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从2558元涨到了4667元。到2007年,全市生产总值达到1100亿元以上,财政收入达到120亿元以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7万元左右,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000元以上。以此可见,虽然包头市农牧民的收入有所增加,但是与城镇居民的收入还是有很大的差距,而且农牧业弱质、农牧区落后、农牧民弱势的状况还未从根本上得到改观。
二、制约包头地区农民增收的因素
(一)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水平低及农业生产技术不发达
1.农业产业化整体水平不高,对农民增收的拉动力不强
近年来,包头市的农业产业化进程明显加快,但由于基础差、起步晚、覆盖面小,产业化总体水平还不高,主要表现在虽有丰富的农牧业资源,但农产品的粗加工多、深加工少,从而造成增值不足。据调查,包头市从事农畜产品加工的企业约50多家,但大多局限于米面、屠宰的粗加工,特别是粮食转化增值率更低。究其原因:其一,现有龙头企业普遍规模小、带动能力弱、市场竞争力不强,制约着农业产业化的纵深发展。当前,包头市从事蔬菜加工的企业在九原区仅有一家,全年加工豆角、茄子、萝卜等品种,产值不到100万元,规模较小,制约了蔬菜产业化的发展;其二,在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业生产走向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小规模化的时代,专业化水平低;其三,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对农业产业的专业化水平的推动作用小,比不上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等因索对其他产业的专业化水平的拉动,使得农业产业的专业化水平与第二、三产业的专业化水平的差距越拉越大。
2.农业生产技术的相对落后也造成了农民收入增长的困难
第一,农村的信息本来就闭塞,农民对先进的技术不能够及时的掌握,导致了农产品的质量低,使农民在市场竞争处于不利的地位;第二,农民实行的小规模生产也导致了农业生产技术增长和推广趋于缓慢;第三,由于近几年新的结构性矛盾日渐突出,主要是品种、品质和季节结构不合理,优质特色产品和高科技含量产品少,这就导致了大宗农产品生产雷同、低水平重复和过度竞争,加剧了农产品的销售困难。
(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
由于2008年物价的急剧上涨,因此导致了农业生产资料的大幅上涨,这使得农民种地的成本增加了30%以上。据资料显示,2008年上半年,包头市农贸市场上化肥、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涨幅较大,其中化肥价格平均涨幅达30%,尤其是二胺价格涨幅达到了50%以上,地膜价格涨幅达10%。柴油价格也有较大的涨幅,这就给农民收入的增加带来了一个新的障碍。
(三)农业基础设施落后。信息滞后
包头市的农业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农机化水平偏低,设施农业的比重还不高,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生产能力还不强。由于近几年财政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的投入严重不足,致使不少乡村水利、道路、电力等基础设施年久失修,损坏严重,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脆弱,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严重制约着产业结构的调整。
农村信息服务缺乏前瞻性,对农产品市场缺乏准确预测和把握,农民依据上年农产品市场走势来确定今年的种植结构,科学种田水平还比较低,导致部分农作物种植面积盲目扩大或减少,结果只能是农产品品种单一、质量不高,上市集中,对种植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四)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低
1.农民自身的原因
农民缺乏学习主动性,影响素质的提高,这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目光短浅,眼界狭窄。大多数农民对自身素质状况不能正确认识,缺乏忧患意识,形成了观念上的近视、思维上的迟钝。相当一部分农民只看眼前利益,轻视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学习。另一个方面是小农意识浓厚。大多数农民安于现状、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缺乏创新精神,追求自给自足的生活。承担风险的能力较弱,缺乏发现市场的敏锐性和捕捉机遇的能力。最后是自身封闭。很大一部分农民不愿意去了解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信息,既不主动了解学习政策、研究运用政策来引导农业生产,也不愿学习法律,维护自身权益,这些不仅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稳定,更严重地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
2.教育工作方面的原因
多年来,为提高农民素质,尽管政府相关部门通过办班培训、示范带动、开通农业直通车、送科技下乡等,为农民提供多渠道的农技推广和教育培训服务,但往往只重于形式,不能使得农民素质未能尽快有效的提高。据统计资料显示,包头市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74.7%,而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只占到农村劳动力总量的25.3%。
三、解决包头地区农民增收的途径
(一)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通过规模经营扩大农产品的市场
1.政府鼓励农民以转包、出租、股份合作等各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鼓励农民以转包、出租、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作为包头市最大的农业旗县,2008年,土右旗以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为突破口,大力改革农村生产经营方式,集中打造了沟门镇板申气村、美岱召镇成信新村2个千亩以上,每个乡镇2个500亩以上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示范点,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试点工作初见成效,起到了积极的示范带动作用。其中,板申气村实验得出集中经营较分散经营亩均节约成本260元(仅管理成本亩均减少108元),不考虑产量
提高,仅集中销售亩均增收12元;巧尔气村的试验亦得出了集中经营可以增收的结论。
2.积极引导各旗县根据自身的优势,选择适宜自己的发展模式
包头市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一方面,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进行种植业结构的调整,紧紧结合本地现实情况,做到扬长避短、地尽其力。要充分发挥本地区优势,以市场为导向,以品质为根本,以效率为着力点,实现种植业结构的根本调整。使农业生产向绿色、特色转变,增加优质高产的农产品,进而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各旗县区根据自己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生态特点等比较优势,选择适宜自己的发展模式,为龙头企业建立稳定的原料基地。如沿河黄灌区重点发展油葵、甜菜等原料基地;沿山井灌区重点发展中药材等原料基地;北部旱作农业区重点发展马铃薯、大粒荞麦、黄芪等原料基地;北部牧区重点发展以饲料为主的原料基地。
(二)加强农村劳务输出的力度和农村劳务输出管理体系的建设
包头市各级政府要加强劳务输出管理体系建设,形成运转高效的劳务输出组织网络,结合国家的“阳光工程”、“雨露计划”,加强农牧区劳力的培训力度,发挥政府和部门优势,为农牧民提供更多、更好的择业机会。
为了引导和鼓励更多农民外出务工,劳动社会有关部门应尽快出台或完善外出务工合作管理暂行办法或条例,制定外出务工合作的优惠政策,为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创业提供和创造必要的政策保障。首先,实行城乡统一的就业政策和劳动用工管理制度,对在城乡各类企业就业的劳动者依法签订劳动合同,依法实行用工备案登记。其次,不断健全和完善各项劳动保障制度尤其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城乡各类用人单位和农民工建立劳动关系,均依法参加社会保险,让农民工享受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最后,建立外出务工和返乡创业双向流动机制。一方面要让外出务工人员“出得去、稳得住、有收入”,另一方面叉让他们“回得来、创得业、干得好”,真正实现“输出劳动力,引回生产力”的双赢目标。
在县已设立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基础上向乡镇和行政村延伸,形成县、镇、村三级就业服务体系。首先要重点完善县级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网,建立各乡镇劳务信息员、劳务经纪人、农民工手机信息互动平台,改进和加强劳务信息工作,及时把用工信息、政策法规等各类信息传递给农民。其次要把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纳人公共就业服务范围,积极为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免费提供政策咨询,对求职登记的农民工免费提供职业指导和职介服务;再次要将农村富余劳动力纳入就业登记管理范围,以利于宏观调控。统筹安排。
(三)加强农业投资,改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1.政府要有效增加农业与农村地区的投入,提高农业投入在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为发展现代农业,建设新农村提供资金保障,增强农业发展的后劲
首先,要加速推进农村牧区信用社的改革完善,增强其生机活力特别是对“三农”的信贷支持能力,同时规范特别是增强金融机构为农业与农村牧区服务的职能,建立农业生产保险机制,提高生产保障能力,把农业生产纳入社会保险体系中,最大程度化解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
其次,要多渠道增加投入,综合运用税改、朴助、参股、贴息、担保等手段引导社会力量投资现代农业,引导农民不断增加生产投入,发挥农民在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现代农业中的主体作用。
2.加快农业基础设施改扩建的步伐,为发展现代农业、建设新农村提供设施保障
近几年来,包头市各级政府在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水利工程建设、农村电网改造、农村交通建设等等,但由于各方面原因农村牧区的基础设施发展仍显滞后,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农村牧区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提高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改善农牧区经济发展环境,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四)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全面提高农民素质和技能
农民是建设新农村的主体,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需要培养造就千千万万高素质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素质,对于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和竞争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有重要意义。
首先,政府要加大对村民学校建设的投资力度。办村民学校,需要经费投人,比如聘请教师要给一些讲课费,教材需要购买印制等等,更不用说从长远讲需要购置电化教学设备和计算机等贵重物件了。显然,办村民学校,要使村民学校长期办下去,经费问题不解决是不行的,但是光靠村里拿钱,多数村还负担不起。因此,应该建立一个投入机制,即政府拿一点,村民学校自办项目挣一点,有必要的话可以让农民自筹一点,这样聚集资金,统一管理,专款专用,并接受监督,以此来保证为民办学经费有一个较为稳定的来源。
其次,要抓好农村的九年义务教育。各级政府要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人,不断改革、完善教育体制和经费保障机制,切实落实党中央对困难家庭学生的优惠政策,确保每一个农民的孩子,包括农民工子女,都充分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坚决杜绝新文盲的产生,以培养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农民为目标,全面提高青少年素质,使这些来来的新农村建设者成为知识型的新农民。
再次,要抓好农民素质教育培训和技能的提高。为了提高培训效果,需要精心组织,讲究方法。培训应分层次进行,一年搞几次,连续搞几年。应根据各类人员的不同情况,确定不同的培训内容。如农村干部的培训,重点培训如何当好干部、如何带领群众致富等内容;科技干部培训,重点培训比较超前、尖端、适用的农村科技,使他们先学一步、学深一点,起示范带动、帮助指导作用;一般农民培训班,可根据农事活动需要,传授实用科技知识,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对各类人员都要进行市场经济知识培训,提高其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培训方法应灵活多样,注重实效。可以采取课堂授课式,也可组织人员到外地参观学习,还可以采取现场培训的方法。
(五)延长农业的产业链条,吸收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缓解就业压力
完整的生物链可以维持生态平衡,而生态循环农业产业链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又能促进农民的增收致富。包头市九原区奶业公司双孢菇种植、蚯蚓养殖就是加快发展农牧业循环经济的有力探索。为了推进生物工程技术的推广应用和农牧业产业化进程。推动农牧业向环保、绿色、循环经济发展,延伸养殖产业链,提高经济效益,增加农牧民收入,合理利用畜禽粪便,2007年6月,九原区奶业公司成功引进了中国尊龙生物产业集团,并合作成立了包头市尊龙蚯蚓种苗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占地100亩,投资近100万元,完成了基础设施建设。2007年12月,九原区奶业公司又与中国尊龙生物产业集团达成协议,合作建设包头市尊龙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该项目投资4000万元,占地50亩。双方将合作建立生物制药厂,为蚯蚓回收做充分准备。这项工作将极大地激发农牧民参与蚯蚓养殖的热情,推进这项生物工程技术的大面积推广。
由此可见,延长农业的产业链条不仅可以使农民增加收入。而且可以吸收农村一部分剩余劳动力,使他们的技能和经验得到有效的发挥。
包头市农民的增收问题是极其艰巨、复杂的,要解决农民增收问题,需要建立一个长效机制来保证惠农政策及时、正确地被贯彻、执行,依靠现达的科学技术,通过各级政府的支持和农民的不懈努力,农民增收这个严重阻抑包头市现代化建设进程的问题终究会得到解决!
参考文献:
[1]2007年包头市市长助理任福的讲话
[2]人民日报,2005-11-07
[3]内蒙古年鉴,2006
[4]北方经济报(汉),2006
[5]包头日报,2009-01-12,
[6]内蒙古农业信息网,2008-01-17
农民增收对策研究篇（4）
【关键词】农民；收入倍增；难题；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建设步伐不断加速，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持续升温，各项经济指数日益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然而“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和制约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转型、提升的重要因素，如何顺利而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关系到国家现代化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广西是西南欠发达地区，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其现代化、工业化与城镇化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本质而言是跟“三农”问题息息相关的。改革开放后广西农民的人均收入与居民生活水平获得了较快发展，村容村貌得到有效改善，农业经济发展较快。然而农民收入与国家平均水平相比仍存在不少差距，部分地区贫困人口较为集中且返贫率偏高。为缩小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国家平均水平的差距，促进区内农业经济发展和缓解“三农”问题，广西区政府于2013年初颁布了《广西农民人均纯收入倍增计划》，明确到2020年区内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10年翻1.88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倍增计划的提出一方面适应了党中央和地方关于发展“三农”的政策背景，另一方面也契合了推进区域现代化发展的现实需求。因此，研究倍增计划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难题并寻求相关解决对策是尤为必要的。
一、新发展观、人的现代性与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
国家或区域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水平曾经单一的用经济增长速度和总量作为衡量的标准，然而经济增长不一定带来经济社会的进步，也不一定能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人民生活质量也并非绝对化的获得增长。法国社会学与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在其《新发展观》中认为，发展应该是为一切人的发展，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评价发展的尺度和目的；他强调经济社会发展应该是“整体的 ”、“综合的”、和“内生的”，发展应该满足人的实际需要，促进社会成员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
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社会的发展，实现现代化依靠的不只是物质生产和科技进步——发展还要包含有人的发展，推进现代化需要实现人的现代化。艾历克斯·英克尔斯在其《人的现代化》中认为，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性不亚于科技进步和工业化发展，现代化过程中应注重人的现代性水平的提升。他认为人的现代性主要表现在惜时、观念开放、有计划性、理性主义、讲究效率、尊重知识和技术等几个方面，人的现代性提升有助于促进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社会成员现代性水平可以通过教育、就业、大众传播媒介等形式加以塑造培养和提高。
二、广西农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过程中面临的难题
当前我国正处于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实施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结构调整与转型逐渐加速，东部地区以信息化为主导的工业格局正逐渐形成，中部地区传统工业为基础、新兴工业为先导的产业布局日渐成熟，西部地区则在承接中东部地区部分产业转移的同时努力发展地方特色产业。由于历史和客观因素的影响，广西农业发展速度较为缓慢，土地资源存量不高，一些地区种植土地品味偏低且农业技术落后，部分地区还依旧沿袭两千多年前的牛耕技术，这些实际状况不仅不利于区域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而且对于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村落后面貌都有很大的制约作用。《广西农民人均纯收入倍增计划》的提出一方面切合国家宏观层面的政策指导和理念，另一方面对于实现广西农业跨越式发展起到了明确的指向作用。要实现该计划的顺利实施，需要应对以下几个难题：
（一）农村居民收入总量少，可用于再投资资金偏少。截至2012年，广西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6008元，比2011年的5231元增长了14.8%，而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在2011年已达6977元，这说明广西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与全国水平仍存在不小的差距。在2012年的广西农民人均收入量当中，生活消费支出4878元，其中食品类支出2086元，医疗保健类支出384元，交通和通讯类支出453元，由此消费结构不难看出，农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较高，传统支出项目依旧占据收入总量的主体。因此实现人均纯收入倍增，不仅仅是个数字上的变化，而且更是性质上的转变，即农民生活质量在收入总量增加过程中获得实质性提升，而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在增加收入总量的同时提高农民再生产的能力。
（二）居民受教育程度不高，现代性意识较为薄弱。尽管改革开放后广西农村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实现了快速发展，但由于农村地区经济水平不高，农民用于教育的可支配资金在很大程度上远远少于受教育成本，这就导致出现教育成本波动时辍学率跟着变动的局面。教育程度偏低深刻制约了农村居民的就业、创业等活动，也带来了部分边远山区家庭贫困代际传递、返贫率高等问题。与此同时，广西地处喀斯特地貌区，山多平地少的局面使得很多农村地区交通与通讯仍旧显得不够通畅，农村居民出行与运输活动所花费的时间与金钱成本偏高，同时通讯的落后也使得信息接收滞后，这对于开阔农民视野、改变其传统理念结构有一定制约。现代性是一个集现代意识与知识的结合体，个体在内化了具备现代化特质的知识、理念之后才会出现自身现代性逐渐提升的趋势，对富有时代性信息的有效接收和理解也是个体在当前信息社会能够与时俱进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农村居民经济活动的协同性不高，抗风险能力偏低。近年来政府有关部门着手于鼓励和引导农民合作协会的创立与活动开展，并取得了诸多实质性的成绩。相比于众多各自为战的农村居民而言，政府指导的农业合作协会仍旧显得影响力和覆盖面不足，农民的经济生产活动抗风险水平仍然偏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个体的经济实践除了受其自身能力限制外，还需要依托一定的组织力量才能更好的降低不确定风险，同时以协作的形式能够提升农民在经济关系中的地位，也有助于减少恶性的价格竞争。
（四）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的协调问题。农民纯收入倍增计划最主要的出发点在于实质性改善农民当前的收入状况，以收入增加的形式解决或缓解农村地区的贫困问题，以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进步。在实施倍增计划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四个方面：经济发展与地方民俗文化的合理保护；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合理协调；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良性互动；经济社会转型与农村社会管理创新之间的有效衔接。当前很多农村地区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忽视精神文明和社会管理创新的协调推进，导致农村地区娱乐文化单一，生态保护缺位，村民之间的信任关系度下降，这些状况对于农村社会的整合与进步是尤为不利的。
三、构建农民收入持续增加的长效机制
农民收入增加问题可以分解为三个层面：收入增加的途径，增加的数量以及增加之后农民生活的改善。经济发展的结果最终应体现在生活质量的改善与提升，这既是当前党中央提倡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精神所在，也是现代化发展的根本归宿。近年来广西对“三农”领域的投入也逐渐增加，这种增加主要体现在农村义务教育和农业种植养殖补贴方面，这些措施对于转变农村居民受教育结构、提高农业产量和实现农民增收是有较强的实际作用的。然而即便如此，众多农村地区农民增收难、增收慢和增收效果不明显等问题依旧显得严峻，社会保障资源贫乏，农村返贫率较高且抗风险能力偏低，部分地方“读书无用论”苗头再起，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石漠化等有待实质性改善……等等，这些问题倘若得不到切实缓解和解决，势必会影响广西区域现代化和小康社会建设的实现。因此，构建农村居民增收的长效机制是极为重要的。
（一）强化教育事业：实现农村居民文化与技能水平的提升
当前以信息化为主导的知识经济社会正日渐成熟，无论是就业还是日常生活，都要求社会个体掌握一定的知识和技能以适应生存需要。广西教育事业近些年来发展迅速，在继续完善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大力推进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同时有计划地提升高等教育覆盖面。与当前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创建地方特色产业及新型农业发展等趋势相比，广西符合实际需求的人才在存量与增量上仍显不足，城镇化吸收农村户籍人员的能力偏低，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从事的工种基本上偏重于低技术含量和劳动力导向型产业。至于农业新技术推广使用方面则更是显得令人堪忧：一方面新型农业技术已经出现多年并证明富有成效，另一方面诸多农村居民缺乏使用这些新技术的能力而继续沿袭生产效率不高的传统耕作方式。因此，推进倍增计划的有效实施，首先应该加强农村教育，在继续完善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的同时，积极开展技术下乡和农民工技能培训等活动。通过通识教育与技能教育的有机结合，既为一部分农村人员接受高等教育提供准备基础，又可以切实提升农业从业人员的文化技术水平，从而促进农村居民知识结构的进一步优化。
（二）完善农村交通、通讯，积极开展文化科技下乡
广西农村大多分布在地势以山地为主的区域，道路交通建设难度较大，物流成本偏高。改革开放后由于对城镇化、工业化的倚重使得农村交通道路建设一直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步伐，也使得农民外出学习、就业、创业等活动深受制约，间接阻碍了农村居民走出山村寻求更多发展机会的可能性。为此，积极架构合理、便捷高效的农村交通网络是尤为必要和紧迫的。在通讯方面，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广西农村通讯投资力度一直以来处于较低水平。以移动通讯为例，很多农村地区至今接收不到手机信号——这就更谈不上实现宽带的普及等新式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对信息的有效接收和理解是个体社会活动走向的基础，对有现代色彩的信息的内化可以提升个体的现代性水平，即通过认知、理解和内化的程序潜移默化的改变个体的知识结构和意识观念。农村居民有时候并不是缺乏外出就业、接受更高教育和创业等活动的能力，很多情况下是因为缺乏有关信息而导致行动的落空。提升农村居民的现代性水平有教育和外出就业等实践方式，也有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等信息传播方式——只有先知道“手机”这种事物才会掌握手机通讯的技能，也才会理解手机通讯比写信更加高效便捷。
（三）积极引导农村居民发展地方特色产业，鼓励农民合作协会的发展壮大
广西自然资源种类及存量较为丰富，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具备良好的资源基础。除了继续发展传统的水产养殖、水果种植等之外，部分地区可以利用区位优势尝试发展休闲农业、旅游农业和生态农业，利用城市消费的辐射带动本地的生产发展，以实现农民收入来源的多元化。基于农民在市场经济竞争中弱势地位的有关考虑，政策部门需要积极引导农民自主建立农业合作协会，协同生产、定价、销售，避免盲目生产和恶性竞争，最大限度的保护农民切身利益。
（四）加强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生态文明的协调
我国农业经济一直以来发展缓慢、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农村社区生态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缺位，这些问题一方面制约了城镇化进程的顺利推进，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广西在实施倍增计划过程中，除了以增收为主线之外，还需整合相关有利资源以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地区社会保障体系落后的局面，切实缓解农民医疗、卫生等方面的迫切需要，降低返贫率。同时大力开展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丰富农民的娱乐活动，积极推动农村传统民俗的保护工作，协调好经济开发与传统文化保护的关系。与此同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加强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防止粗放式的开发，构建农村生态文明。
参考文献
[1] [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M].张宁，丰子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2] [美] 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农民增收对策研究篇（5）
1.前言
农民增收是“三农”问题中的核心问题，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环节， 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目标之一。对于四川省来说，由于其地形、气候等因素的关系，农业发展步伐较缓慢，农民的收入缓慢增长，不但影响了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还影响粮食生产以及农产品供给，直接制约农村的经济发展和整个国民经济增长阻碍新农村建设的实现。四川省应如何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 扩大农民的增收空间，解决农民的增收难题， 实现农民长期增收， 是四川省当前的首要任务。本文首先对当前影响四川省农民增收的相关具体体现做阐释，进而对影响四川省农民增收的原因进行分析，从而提出解决四川省农民增收的对策。
2. 影响四川省农民增收的具体体现
影响四川省农民增收的具体体现有：首先，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难。当前，由于农民最看重既得利益，围绕市场的需求进行种植结构的调整，农民表现出很大的忧虑。如，害怕进入市场后，怕受损失、怕担风险等。其次，土地的流转机会不大。传统以来，农民把土地视为生命，长期过分地以来土地，固守土地。农民的土地是一家一户经营式，很分散，不利于规模经营的发展，因此难以提高农民的经济效益。再者，资金积累难度大。目前，四川省的农民大多数仅仅是依靠土地带来的微薄收入生活，难以积累资金加大对农业的投入量，使得科技的推广示范工作难以深入开展。最后，农民就业难。由于四川省农民的土地是分散经营的，与农民地少人多之间产生一定的矛盾，劳动力产生剩余，但是由于这些劳动力文化程度低、无技术、缺信息，导致就业难度加大，剩余的劳动力形成较为庞大的失业群体。
3.影响四川省农民增收的原因分析
3.1农业的财政投入不足
长期以来，农业四川省在农业方面的财政收入严重缺乏，这就直接阻碍可农业的发展进程。具体表现在：首先，四川省对土地整理、农田水利建设、土壤改良以及低产田改造等相关基础性工程的投入明显不足，导致农业的抗旱能力不强。其次，四川对一些新产品、新技术的相关引进经费及农业科技知识宣传剖析等费用的投入远远不够，使得农业整体的经济效益无法在短时间内有所提升。
3.2 产业结构调整过于迟缓
当前，四川省对农业的整体结构调整过于迟缓，还停留在起始阶段，尚未得以深化开展，各产业之间结构的不合理配置，难以适应当前竞争愈来愈激烈的市场经济，对动态产业结构的发展需求。具体体现在：第一产业的基础不稳固，技术创新能力较低，难以摆脱靠人吃饭的局面以及拉动农村的经济发展；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缓慢，农业发展严重滞后。
3.3低质量农业负重发展
由于四川省的农业生产经济效益不断下降，农产品的增长受到各种各样的因素制约着。如：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农业经济收入的不断递减等。种植业的各种成本，大幅度地增长，导致农民无利可图，自然失去种植的积极性。农业耕地不断被占用，过度放牧、环境恶化、工业污染、洪涝灾害、生态破坏等，使大量的耕地及草场越来越少，农民收入增长的缓慢，导致各种负担的加重。
4. 解决四川省农民增收的对策
4.1合理地流转土地，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
当前，四川省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如外出打工、创业的，使得土地度多数被荒废了，四川省政府可通过转租、转包以及入股等形式将这些土地流转给有别的农户种植，这样就可以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还可以适度的将土地进行规模化经营，增加农民大的收入。由于四川省多以丘陵为主，平地作业难以开展，地理位置的原因使得土地分散，许多大型的规模作业无法开展。因此，四川省农业部可以借鉴日本山地农业机械化性的事例，以小型折叠式农业机械进行农业耕种。四川省还可修建蓄水池和水窖等积蓄雨水，修理渠道，引水入田。应用滴灌和喷灌等技术，可节约灌溉的用水量，使农业的抗旱能力加强，进而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
4.2 合理精简机构及减免税收
据相关资料统计，虽然已经有相关减免税收的优惠政策出来，但是当前四川省的农业税仍占财政收入的很大比重。因此，通过减免税收所得的效果并不明显。四川省更应该把精力放在精简各地区的乡镇机构上，这就可裁掉冗员，节约了可观的金额，利于四川农民的收入增长。在精简机构的过程中，必须注意以下几点：支持村民自治，实行村务的透明化、公开化；整顿农村领带班子，删减部分次要的村干部职位；进行迁村并点，利于村级规模的发展严厉打击村干部无端进村“吃喝拿要”的行为。
4.3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及培训，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
四川省农产品科技含量的不高，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不高是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四川省应把对农民的教育及培训工作做好，建立多种层次、多种形式及多种种类的农业教育体系。首先，应加强对各地区农村中有经营能力的中央大户和范运大户等人的引导、扶持及培训，利于充分发挥他们的示范带动作用，使农村基层的农民收益。其次，四川省应实施农科教相结合，以办学质量高的学校为依托，建立一个农科教培训中心，开展各类的农业技术培训以及各类农业政策的宣传等，利于全面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最后，还应加强利益联结机制的建立，以更多的优惠来吸引四川省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与农民进行技术等方面的合作。
5.总结
四川省要使农民增收，除了上诉提到的几点对策外，依靠科技技术进步，通过改造传统的农业，提高农产品的卡机含量，重视发展名牌产品等，均能实现农民的增收。
【参考文献】
[1]宫希魁.我国 三农问题的战略思考[J] .战略与管理， 2002.( 6) .
农民增收对策研究篇（6）
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主要农产品供给由长期短缺变为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农业发展由受资源约束变为受资源和市场双重约束,突出表现为大部分农产品总量过剩。价格低迷,农业和农村经济进入艰难的“爬坡”阶段，增加农民收入问题成了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最大难点。江西省作为中部地区的农业大省，农村人口占全省人口的70％。农民收入增速趋缓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一、江西省农民收入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收入增长加快但总量依旧较低
由于改革开放的力度不够.江西省经济和周边省份相比,发展相对滞后。农民收入也明显偏低。虽然近几年.江西加大了招商引资的力度，不断发展工业经济,以带动农业经济的发展，且国家出台了不少惠农政策,江西农民收入增长加快，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农民收入总量依旧较低。具体数据参见表1：
由上表数据可以看出。江西省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2004年到2007年年均增长13.22％，增长幅度分别为12.28％、10.57％和16.91％，可以看到最近几年由于农业政策的转变,农民人均收入增长不断加快。但是总量依旧较低，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依次落后16.41、40.38、118.12、149.62、126.04、127.51、95.66(元)。与周边发达地区，如浙江、广东、福建相比，则差距更大。2007年差距分别为420.45、1579.34、1422.38(元)。差距较大。
(二)收入结构中外出打工收入比例增长明显
江西省是中部地区重要的劳动力输出基地,农村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壮劳动力在外打工,2000年江西农.民人均外出务工收入74447元,到2007年达到1660.98元,7年增加了916.51元,增幅明显快于其他纯收入的增幅。外出务工成为江西农民收入的主要渠道之一。具体数据见表2：
由上表数据可以看出.最近几年江西农民收入中的工资性收入大幅度增长。2000-2004年农民工资性收入年均增长率为11.28％.2004年工资性收入的比重有所下降,主要是由于江西省实行免征农业税的惠农政策。大量的农民工返乡务农。
(三)农民收入滞后于经济增长且区域差距加大
江西省处于珠三角、长三角经济腹地，最近几年总体经济发展非常快。但在农产品总体供大于求的大背景下,江西农民增收幅度明显滞后于总体经济增长。另外，由于江西各地区工业化程度不同和资源禀赋的差异，各地区的农民增收情况也不一样，区域差距增大,具体数据见表3：
在江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地区结构中,从总体上看，萍乡、南昌、新余、景德镇、鹰潭、上饶等市农民收入较高，宜春、抚州、吉安3地市的农民收入大致保持在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水平，而赣州、九江等地市的农民人均纯收入较低。
从各地区人均纯收入增幅上看.2000年新余农民人均纯收入最高，比最低的九江多639.95元：两者之比为1.34：1。2007年最高的萍乡比最低的赣州多1782元，两者之比为1.54：1。相对于2000年差距有所扩大。
二、制约江西省农民增收的因素分析
(一)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
江西省的农业产业结构是典型的“粮猪型”刚性产业结构。在种植业中，粮食种植面积占总种植面积的60％，其产值却仅占总产值的40％；养殖业中，猪肉产量占总产量的比重达75％,但其产值却不足总产值的60％。当地农民种植的经济作物，如红薯、花生、茶叶等都是自产自销，不作为商品出售。并且每家每户养猪都是1―3只，不成规模，其他的家禽――鸡、鸭、鹅都是养了自己吃，是典型的小农经济。按照比较优势来分析，江西省应该重点发展的农产品是：粮食、蔬菜、水果、茶叶、大豆、花生、花卉、水产品、猪、牛、禽肉等。目前单一的生产结构是农民收入增长受限的主要原因。
(二)农产品附加值低
江西省的农产品加工深度不够.初级加工产品多，附加值不高。据有关资料显示：农产品加工发达的地区，粮食加工可增值1―4倍。蔬菜加工可增值2―4倍。同样的大米。在发达地区可以加工成百上千个品种，而江西省农产品大多是初级加工,二级或多级加工很少。
(三)县域经济发展滞后
虽然江西县域经济总量不断扩张,但通过横向比较。江西县域经济实力仍较薄弱。与全国相比.2005年。全国县域人口平均45.70万人，GDP平均43.86亿元。地方财政收入平均1.64亿元：而同期江西县域人口平均44.38万人,与全国平均水平大体相当,县域GDP平均28.29亿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5.57亿元,县域地方财政收入平均1.31亿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33亿元。江西县域经济与发达省市相比.差距更大。2005年。江苏县域GDP平均已高达149.2亿元，浙江、天津、上海、山东等发达省份县域平均GDP都在江西的3倍以上：上海县域地方财政收入平均超过了10亿元，江苏超过了8亿元，北京超过了6亿元,浙江超过了5亿元，而江西只有1.64亿元。与中部省份(包括河南、湖南、湖北、安徽、山西和江西)相比,江西各项县域指标也大都处在落后状态。2005年。县域人口平均规模、GDP平均规模、地方财政收入平均规模江西在6省中均名列第5。在第五届中部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中，河南有40个。湖南有20个,湖北有9个，安徽有10个，山西有12个。江西只有5个。
(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滞后
在2004、2005年的两个“中央一号”文件中,都明确提出了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政策。然而在实践中，江西省在这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还是体现在一般号召上，没有出台更有力、更具体的政策,并且也没有专项资金给予支持。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过程中,有些地方缺少政府的正确引导和社区有效的组织，个别地方还存在地方政府的过度行政干预、直接插手合作经济组织内部事务的现象。导致农民合作组织功能扭曲，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产生事与愿违的效果。
(五)农村劳动力转移不畅
近几年，江西农村劳动力长期转移速度明显放
慢，2001年增速比2000年下降7.8个百分点,2002年又比2001年下降4.1个百分点,2003年再比2002年下降2.9个百分点。劳动力转移规模不稳定,近年呈逐步减少趋势。2001年转移劳动力125.8万人,比2000年减少18.9％，2002年转移102.3万人,又比2001年减少18.7％，2003年为97.6万人，比2002年减少4.6％，由此可见，江西农村劳动力长期转移速度放慢，转移规模不稳定。
从江西农村转移劳动力所从事的行业看,大部分选择的是矿产业、制造业、加工业和建筑业，所占比重达70％以上。其次是批发零售和服务业。分别占14.1％和8.4％。农村转移劳动力大部分文化素质较低，多数都没有受过专门的技术培训，这是导致转移的劳动力从业结构单一、就业层次低的主要原因。
三、促进江西省农民增收的对策建议
(一)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应注重多元化发展，重点发展畜牧、水产等养殖业，同时积极调整种植业结构，在保证粮食种植面积、努力提高单产和增加总产量的前提下,大力发展经济作物以及瓜果、花卉、蔬菜等高效经济作物,扩大其种植面积并努力提高亩产值和亩效益。另外，应立足于市场需求的变化，淘汰产量低、品质差的老品种。发展适销对路的高产新品种。在品质结构调整方面,要实施绿色农业路线，发展绿色食品.包括发展无公害粮油和蔬菜、畜牧、水产品及其加工业。大力发展名、特、优产品和精细特色农业产品。政府也有责任打造地方特色，创立品牌，比如江西婺源的茶、界浦的红橘等，只有建立了品牌才能建立更稳定的销售渠道，保障农民的收入。同时，要引导农民合理减少农药的使用，减少农药残余，保证农产品的‘品质’。
(二)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江西农产品加工企业规模小而不全，数量众而不优.缺少现代工艺技术和管理体制。为此，现有农产品加工企业必须加快技术改造，采用现代高新技术、先进加工工艺：提高加工转化能力和产品品质与档次。乡镇企业和农村各类经济合作组织要立足市场需求，大力发展农产品的加工、储藏、保鲜、销售。要依据地区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战略的产业规划，对有条件的地区积极推进加工企业的优化重组，可以通过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等多种途径实行资产重组和组织改组，以集中优势人才、先进技术和设备，优化组合成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形成地区支柱产业，鼓励企业引进现代工艺,进行产品品质升级。为了加强农产品加工转化能力。还可以鼓励省内外大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到江西省农产品主产区建立生产基地，实行产销一体化经营,发展订单农业。
(三)推进县域经济发展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特色就代表优势，特色就代表生命力。特色就代表潜力，特色就代表竞争力，发展特色经济是成功之道。要想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就必须依据地方特点。在全省规划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地域优势，培植别的地区无法取代的强势。大力发展人们称之为“一县一业、一乡一产、一村一品”的产业，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区域特色。大力培植“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市场亮点。
(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虽然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要遵循“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基本原则，但这并不等于政府可以撒手不管，任其自由发展。政府的支持主要体现在政策支持上，包括提供财政和金融支持，做好各项培训服务。改善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环境，引导其健康发展。
农民增收对策研究篇（7）
二 、大体来看，根据分析的角度不同，可以把关于研究粮食直补的文献分为三个方面
（一） 粮食直补对生产方面的影响
陶建平，陈新建（2008）通过对湖北309户水稻种植户的入户调查，运用Probit模型分析粮食补贴政策是否影响水稻种植农户参与非农劳动的情况。研究结果显示：接受粮食补贴的水稻种植农户中参与非农劳动的显著增加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无论按计税面积计算的粮食补贴还是按种植面积计算的粮食补贴，都将影响农民参与非农劳动。
黄季j 王晓兵 智华勇 黄珠容（2011） 等通过利用 6 省份大样本随机抽样调查所获得的1000 多户农户数据，详细分析了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的相关问题。根据调查结果发现，几乎所有的农户都得到了补贴，对农民收入提高发挥了一定作用； 补贴并没有扭曲市场，对粮食生产和农资投入没有产生影响。建议国家把农业各种补贴合并为农民的收入支持，同时加大提高粮食生产力的投入。
赵昕（2013）认为造成我国农民种粮收入低的原因，有粮食直补政策方面的，市场价格方面的，农村体制方面的，行业收入方面的，目前要增加农民种粮收入应从这些方面入手。
刘旗、刘培培（2013）认为粮食直接补贴的增产效应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扩大粮食种植面积； 二是增加生产性投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通过对河南省 2004 年 ～2009 年粮食生产面板数据的分析，认为直接补贴对粮食主产区提高粮食产量的作用大于非主产区； 对扩大种植面积而言，直接补贴效应系数低于价格效应系数； 粮食增产依靠种植面积增加的空间越来越小； 直接补贴政策与价格政策配合使用，才能促使农民增加粮食生产性投入。
袁宁（2013）利用在13个粮食主产区4958个农户的调查资料，对农户的种粮积极性、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各地农户种粮积极性存在一定的差异；通过建立Logit模型分析了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种粮积极性强弱的影响，发现粮食补贴政策对种粮积极性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谭向勇（2006）利用2005年5月对安徽省5个县抽样调查获取的农户数据，通过测算4种粮食种植制度下，农民种粮每亩净收益指标及其对粮食价格、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以及直接补贴等因素的敏感度系数指标，分析和评价了直接补贴政策对农民种粮净收益的影响。结论是：直接补贴政策对提高农民种粮净收益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目前补贴水平较低，所以作用不是很大。直补政策在精神的作用远远超过了经济利益上的刺激作用。
陈俊杰（2010）认为中国粮食主产区直补政策的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是多维的，对其效率评估也不能一概而论。中国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直补政策，在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与综合效率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别，粮食直补政策Malmquist生产率偏低应主要归咎于技术无效率，提高粮食直补生产率应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为此，应在财政能力可及的范围内提高直补标准，扩大直补规模；加强粮食直补信息化建设，简化补贴资金发放程序；充分发挥规模经济优势，不断扩大农业生产规模；推动农业生产技术创新，提高粮食直补资金利用效率；因地制宜优化粮食直补制度，甄别制度优化重点。
马彦丽、杨云（2005）基于河北案例对我国2004年推行的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农户种粮意愿、农民收入和生产投入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粮食直补政策对农户的种粮面积扩大、农民收入的增加均影响较小；对农户每亩粮食生产的投入量没有影响，农户投入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农资价格的提高。要想实现粮食补贴政策的预期目标，必须进一步科学界定补贴方式和补贴标准，有效甄别补贴对象。同时，粮食直补不能代替价格支持，不能高估直补政策的有效性。
（二）、效益方面
叶乐安、吴永兴、茅国芳（2008）结合上海郊区农业生产的背景条件，以粮食直补后的2004～2006年3个年度总计1887个水稻（均为单季稻）监测点为研究对象，从水稻生产的投入、产出及两者的关联来分析投入产出特征，同时进行不同规模和不同投入水平下水稻的经济效益比较。得出结论，一味地增加投入并不能明显提高水稻单产，反而会导致单位面积收益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粮食直补政策对稻农收入的影响在逐渐减弱。
刘辉、 李兰英（2008）认为与传统的价格补贴相比，农业直接补贴具有补贴效率高、对市场价格和贸易扭曲影响程度小等优点，是我国农业补贴方式改革的重大突破。但由于实施时间较短、经验不足等原因，我国目前的农业直接补贴在补贴方式、补贴范围和对象、补贴资金来源、补贴力度等方面均存在诸多缺陷，必须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原则下，进行全面改进，为城乡社会和谐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韩喜平、A荔（2007）认为粮食生产具有特殊性和弱质性，对农业生产实行保护是世界各国普遍选择，为了保证粮食安全的同时有效增加农民收入，从2002年起开始试点，政府改收购保护价为粮食直接补贴，无论是利用理论模型还是看实际运行，此项政策都收到了预期效果，并仍有潜在收益，应该进一步坚持。当然，这项政策潜能充分发挥需要从改进补贴方式，增加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等多方面加以配套完善。、
高玉强 贺伊琦（2010）从理论上梳理了粮食直补的传导机制，运用省级面板数据模型从整体上检验了粮食直补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并利用DEA方法和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2004～2008年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直补效率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主产区粮食直补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是技术无效率；粮食直补的Malmquist生产率年均增长3.6%，这主要源于技术进步及规模效率的提高而不是纯技术效率的改进。
盛逖（2013）认为使用DEA模型分析了现阶段我国分省农资综合直补和粮食直补的政策绩效。总体来说，现阶段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综合技术效率进步明显，但与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相同，各省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亟需有针对性的改进和完善。提高我国粮食补贴绩效应从加快粮食直补政策由"普惠型"向"生产激励型"转变、尽快实行农资综合补贴金额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波动相挂钩、合理稳定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继续完善良种补贴、最低收购价和农作物保险制度等。
（三）、 政策完善方面
杨建学 、杨斌（2008）通过分析公平价格，得出 "公平价格"的粮食直接补贴是以国家粮食安全为目标，以粮食直接补贴、价格支持、配额生产为保障的多种配套措施相结合的国家干预措施，逐步实现粮食以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的粮食直补制度。借鉴国外相对完善的补贴制度，可以建立以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为目标，以粮食直接补贴、价格支持、配额生产、执行监督为保障的多种配套措施相结合的国家粮食价格干预措施，全面保障国家粮食的安全。
李亮（2009）认为由于定位不准且制度设计有缺陷，我国现行粮食直补制度对农民增收贡献甚微，也不足以促进粮食增产，难以实现其既定目标。在取消该制度不可行，完善该制度亦将面临目标落空危险的前提下，必须对该制度从目标、资金来源和补贴依据等方面予以转型，最终建立我国法制化的粮农收入直补制度。
杨建利、岳振华（2011）认为基于对美国、欧盟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粮食补贴标准及确定机理的分析，发现美国、欧盟和加拿大补贴标准都使农民种粮收益加上补贴达到或超过平均作物收入，并以此构建农民收入的安全网。认为粮食直补标准的科学合理确定直接影响着农民种粮积极性，对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当前我国粮食直补标准在各地都普遍偏低，不足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不足以形成持久动力；各地区财力和需要补贴的粮食量的差异，导致农民对政策的公平性产生较大不满，影响政策的实施。粮食直补标准确定机理不科学，只考虑到政府的承受能力，没有考虑到农民究竟能够得到与否。
杨建利 邢娇阳（2010）首先分析了美国"平均作物收入选择方案（Average Crop Revenue Election Program，简称ACRE）"出台的历史背景，即美国《2002年农业法案》中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农业补贴不同程度地背离了设计初衷，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进而阐述了美国"平均作物收入选择方案"的内容与政策目的。最后，得出了美国"平均作物收入选择方案（ ACRE）"对我国粮食直补的启示：即构建粮食直补、保护价、市场价、农资价、产量五位一体的联动机制，并引入效率因子，促进粮食直补政策扬长避短，提能挖潜，推动粮食生产稳定发展，为积聚和形成粮食稳定增长高峰期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撑。
袁宁（2013）利用农户调查资料，通过建立有序 Logistic 模型，研究农户对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被调查者的年龄、农户的纯收入水平、农户的兼业程度和粮食补贴占纯收入的比例等因素有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为改进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制定农业政策必须考虑农民的利益，只有符合农民的利益才能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 补贴水平较低，增收效果不明显，应该提高补贴标准； 农户兼业程度的深化不利于粮食补贴政策的执行，针对农民兼业普遍的情况，应该通过提高城市化率，减少农业户口，使农民能够进行规模化生产经营。
龙方、卜蓓（2013）运用时间序列法分析了粮食补贴政策对粮食增产的效应，研究表明，粮食补贴政策主要是通过两条路径即播种面积扩张和技术进步实现粮食增产的，而且后者的增产效应要大于前者。 要充分发挥粮食补贴政策对我国粮食生产的激励作用，就必须继续稳定、强化和完善扶持粮食生产的补贴政策。
三 文献评述
通过对前人的结论总结，大体可以得出我国的粮食直补政策虽然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就，但是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对于生产方面，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粮食补贴对农民种粮收入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提高能力有限；效率方面，研究者大多人数认为单独使用粮食补贴效应不胜明显；政策完善方面，研究者大多倾向于不能单独实施粮食补贴，要配套相关政策，一系列的措施才能够达到政策预期目标。本课题在政策的效率研究点方面做点研究，因为虽然大多数研究者指出单个粮食补贴效应不太明显，但对于如何结合其它直接补贴方式，并没有指出如何进行。所以本课题希望找到能够与粮食补贴同时实施并能很好起到作用的相关政策，来解决单独粮食补贴效应不明显的问题。从而可能为政府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并据此制定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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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增收对策研究篇（8）
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开始关注农业补贴问题，在加入WTO前后农业补贴问题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本文通过对现有农业补贴政策文献的整理，总结得出我国对农业补贴的整体研究及河北省农业补贴情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 国际主要国家农业补贴制度的比较与经验借鉴
我国对国外农业补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农业补贴制度演变、农业补贴方式及经验借鉴等方面。柯炳生（2002）对美国新农业法案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理论剖析，同时就新法案对世贸组织新一轮谈判的影响也进行了预测。他认为价格支持措施扭曲了市场价格信号且效率很低，而直接补贴是没有争议的“绿箱”政策，我国应尽早改革价格支持政策，并加大农业科研和推广等公益的支出。陈锡文（2003）美国农业法中涉及的农业补贴政策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分析，并为农业补贴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龙文军（2004）通过对美国、欧盟、日本农业流通补贴的现状进行比较，总结出其改革取向。姜亦华（2005）认为国外农业补贴呈现出减少农产品价格补贴和出口补贴，增加农民收入的直接补贴、农业生产要素和农业生态等方面的补贴以及财政补贴与金融支持并举的趋势，注重财政补贴与金融支持搭配使用。李瑞锋（2006）从理论和实际两方面分析了国外发达国家直接收入补贴政策的改革及其利弊，对中国实行直接补贴的意义、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具体实施方案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董运来（2009）通过对欧盟的农业支持政策在市场价格支持政策、直接补贴政策、政府公益服务支出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四个方面的具体支出力度和政策的执行情况的研究，借鉴欧盟在价格支持政策和科研、推广、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扶持等方面的经验，对提高我国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农业生产能力具有很大的意义。
2 我国农业补贴制度的发展阶段
我国很多学者对农业补贴制度演变展开了研究，根据划分依据与方法的不同，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见解。鲁礼新（2007）将我国农业补贴制度分为：农业生产资料和城镇居民的粮食补贴（1979―1992年）、粮食保护价收购（1993―2002年）以及直接补贴和农业税减免（2003―2005年）三个阶段。朱应皋（2006）将我国农业补贴制度划分为：粮食收购数量和价格调整时期（1978―1984年）、粮食价格双轨制形成期（1985―1990年）、粮食统销体制解体、粮价全面放开时期（1991―1993年）、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的粮食生产流通体制时期（1994―1997年）、粮食流通体制的大变革时期（1998―2003年）以及全面推进“粮食直补”时期（2004年至今）六个阶段，认为我国农业补贴制度大致沿着由以流通性补贴为主逐步转向以生产性补贴为主、由间接性补贴为主逐渐转向以直接性补贴为主、由以价格补贴为主转向以非价格补贴为主的轨迹演变。
3 我国农业补贴经济效应分析
不少学者对各种补贴方式的经济效应作了理论分析。高峰（2004）通过对农业投入品补贴的理论分析，发现包括投入品补贴在内的“黄箱”补贴政策，在促进农业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造成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与经济效益的低下；而以直接收入补贴政策为代表的“绿箱”补贴政策有利于经济整体福利状况的改善。肖国安（2005）认为，粮食消费者比粮食生产者从粮食直接补贴政策中获取的利益更多；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平抑粮食产量和价格波动的效果不显著；粮食直接补贴政策不能完全代替价格支持。韩喜平（2007）对粮食直接补贴的产量效应与收入效应分别作了经济学分析，研究表明：在产量效应上，直接补贴政策比生产资料补贴政策更有效；就收入效应而言，直接补贴政策比价格支持政策更显著。冯晓瑞（2008）研究发现，直接补贴与间接补贴对农民的增收效应均不大，单独运用农业补贴的方式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4 农业补贴制度的问题考察及其完善的对策
侯石安（2001）认为我国农业补贴政策改革取向为：增加补贴额度，改进补贴方式；注重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补贴；重视主要农产品的仓储建设和出口补贴；注重对农业保险亏损业务的补贴；健全农业补贴政策法规。童疆明（2005）从农业补贴的规模、结构、效率、农业保险补贴及监督管理机制等方面剖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朱应皋（2006）在分析中国农业补贴制度变迁的基础上，从农业补贴的目标、水平、结构及方式等方面探讨了我国农业补贴制度存在的缺陷，提出了重构农业补贴制度的相关建议。郑志冰（2007）在分析中国直接补贴政策、最低收购价及“绿箱”补贴政策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充分利用“黄箱”补贴，拓宽“绿箱”补贴及优化补贴结构等政策主张。彭腾（2009）从提高农业补贴增收效应的视角，提出了完善农业补贴政策的建议，认为应在综合国力和国家财力增强的基础上，加大农业补贴力度，转变补贴方式，变间接补贴为直接补贴，变生产补贴为收入补贴；取消对农业生产资料限价销售的价格补贴，让农资价格和农产品价格形成市场化，改变农产品价格受抑制的状态，并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价格实行有条件的支持。
5 河北省农业补贴研究现状
河北省农业补贴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以下思路：通过对现有农业补贴存在的问题研究，提出完善农业补贴措施的对策。
李志远（2007），陈齐龙（2008）以河北省财政支农的数据为依据对河北省农业补贴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河北省农村经济发展在农业生产能力、农民收入增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村资源、生态环境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结合对河北省农村经济发展的调查分析，指出河北省财政应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和环境治理等方面的投资，并按地区给予不同的支持方式和力度以及积极推进农村税费、农地制度改革和加强对财政支农资金分配运行的监控。刘志国（2009），杨小静（2010）对河北省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以问卷调查的形式，通过对农业补贴金额、补贴依据、补贴结构、补贴程序、补贴方式等方面的分析，指出农业补贴政策对粮农产生了一定的制度激励效应，降低了粮农经营成本，增加了其收益。但补贴金额仍有待进一步提高，补贴品种范围有待进一步扩大，补贴手续有待进一步简化，应加强对种粮大户的支持和补贴方式应该体现区域差别等相关政策建议。武媛媛（2009）通过对河北省农业财政补贴实施情况的分析，指出河北省农业补贴政策补贴力度、补贴范围、补贴方式以及补贴的投资结构上存在着一些问题；并提出应采取多项措施，增加收入补贴，如建立农业保险补贴制度和直接向低收入农民发放补贴以及增加良种补贴和对农业结构调整补贴。
综上所述，20世纪90年代初到我国加入WTO到现在，我国的农业补贴政策的研究主要从国外农业补贴政策和国内农业补贴政策两方面开展。对国外农业补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农业补贴制度演变、农业补贴方式及经验借鉴等方面，介绍和比较不同国家农业补贴政策调整及主要补贴方式，讨论了对我国调整农业补贴的意义，提出完善中国农业补贴制度的具体建议。对国内农业补贴制度的研究主要从农业补贴制度的演变发展，各种补贴制度的经济效应和农业补贴制度的问题及调整对策等开展。对河北省农业补贴的研究通过对现有农业补贴存在的问题分析，提出完善农业补贴措施的对策。
中国政府制定并推行了“统筹城乡发展，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发展战略。农业补贴既是适应经济发展形势变化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等目标的理性选择。但是怎样调整现有的农业补贴政策，调整现有的补贴范围、补贴方式、补贴金额等才能使农业补贴更加利国利民是经济学者非常重要的任务。国外农业补贴政策的研究为我国农业补贴制度的改进提供参考，我国需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补贴制度。
总结现有的农业补贴政策研究：从研究方法来看，当前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相对较少；定量研究主要借鉴国外方法，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有效测度农业支持政策效果的定量分析模型短期内还无法建立和运用；现有定量研究利用政府公开的统计数据居多，通过深入农村调查的方法收集一手资料进行实证研究的研究成果较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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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增收对策研究篇（9）
农民增收问题一直是我国“三农”问题的核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步向非农部门转移,农民外出务工收入逐渐增加,工资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例也在持续提高,我国农民收入的构成正在发生变化,收入来源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廓清农民收入结构的演变历程以及农民收入波动的变化状态对于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民稳步增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因此,本文拟从农民收入结构入手,在对农民收入结构变动与农民收入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和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或建议,以期为农民增收政策的有效制定提供科学、合理的客观依据。
一、文献回顾
目前,我国有较多学者主要从单方面对我国农民收入结构或农民收入波动进行了相关研究。 关于农民收入结构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 杨灿明和郭慧芳从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来源的变化与构成特点入手,寻求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认为应该从保证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促进农业增效、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强财政支持政策体系建设、重视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等这几个方面着手来促进农民稳定增收[1]。 杨灿明等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对影响我国农民收入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要通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优化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加强农民收入支持政策体系建设等措施多管齐下来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加[2]。 张凤龙和臧良对我国农民收入结构进行研究后发现,工资性收入已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组成部分,虽然在 2004年个别省份的农业收入所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因政策性因素略有回升,但从长远来看,农民收入结构不可能发生大的变化。 他们认为应从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努力调整经济结构、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和转移、突破农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瓶颈、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这五个方面着手来促进农民增收[3]。 周雪松和刘颖对我国农民收入水平与收入结构两者之间的变动规律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对我国 1978年以来农民收入结构的演变历程进行了梳理,把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变动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在对各省(区)农业经济发展不平衡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利用近 10年的统计数据对农民收入结构的演变趋势进行了模拟,以期为处于追赶状态的后发省份提供借鉴。 同时,他们提出了从巩固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大力拓展工资性收入和不断增加转移性投入来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建议[4]。 刘传华从农民收入的阶段性划分、农民收入的来源变化和城乡收入差距这三个方面对农民收入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描述,从国家、农业和农民三个角度分析了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如二元经济结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农业产业结构等),同时从农民收入构成的四部分(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提出了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措施[5]。 孙华臣和王晓霞利用 1987年至 2006年的年度数据对 20年来我国农村的收入结构及其变迁过程进行分析后发现,影响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变迁的因素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农产品价格指数、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和我国的经济体制。 同时,他们还发现 20年来我国农民的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农民的收入结构更加多元化,农民的收入来源更加丰富[6]。 马凌等对 1978年到 2010年江苏省农民收入结构的演变进行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后发现,非农收入已成为江苏省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这主要受到产业比较优势转换、城市化水平提高、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相匹配等经济规律的影响。 但从总体情况来看,江苏省农民收入结构不尽合理,政府部门应在优化农民收入结构和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给予相关的政策支持[7]。
此外,诸多学者就我国农民收入波动情况也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研究。 江观伙对 1978 年至1994年我国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波动趋势及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应该从几个方面着手:明确改革方向,把提高农民收人作为农村各项政策的出发点和主要目标,改变单纯依赖提高农产品价格来增加农民实际收人的传统思路,减少农业资金的对外流失[8]。 刘荣利采用 HP滤波的方法对 1978年至 2007年河南省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波动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农民人均收入波动可划分为三个增长周期:1978年至 1991年为第一个周期,1992年至2003年为第二个周期,2004年以来开始进入第三个周期[9]。 曹跃群等运用小波变换法对 1976年至2006年我国农民收入的波动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后发现,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具有 7年和 40年左右的特征时间尺度,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变化存在着 7年和 40年两个主要周期振荡保持一致[10]。徐增海利用 1990年至 2008年我国 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农民收入波动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考察了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程度、城乡就业结构、城乡收入差距、农村的工业化程度、政府对农村基本建设和教育的投资等因素对农民工资性收入波动的影响,结果发现一个地区的经济越发达,工业化程度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农村的工业化程度越高,当地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就越高。 因此,增加农民就业机会和提高农民就业能力是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的主要途径[11]。
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多数学者只是单独对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变动或农民收入波动进行了研究,而将两者结合起来探讨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并不是很多。 为此,本文将农民收入结构变动与农民收入波动相结合,首先对改革开放以来两者之间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由此直观判断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随后借鉴各产业部门对经济增长波动贡献的模型,运用状态空间模型对两者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实证研究,以期揭示出农民收入与收入结构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最后依据实证研究结果,从收入来源角度提出促进农民增收的几点政策建议。
二、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和收入波动变化情况
从 1978年到 2010年,我国农民收入增长较快,农民人均纯收入由 1978 年的 133 6 元增加到2010年的 5919元。 农民收入结构也发生了显着性变化,1983年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了全面推行,结束了长期以来生产经营上的“大锅饭”,这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也促进了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在这段时期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也得到了长足发展,远远超过工资性收入并成为农民收入的第一大来源。 1983年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高达 73 49%,2010年家庭经营收入所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虽然下降至 47 86%,但家庭经营性收入仍然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只是已经不再占有绝对地位。 农民工资性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由 1983年的 18 56%增至2010年的 41 07%,这虽然仍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已经成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强劲动力。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所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由 1978 年的 7 11%增至 2010 年的11 07%,这虽然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它们也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补充来源。
我国农民收入结构与增长率变化趋势如图 1所示。 从图 1可以看出,在 1978年至 1984年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所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显着增加,而农民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则显着下降。 1984年以后,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所占比重呈现下降趋势,而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则逐步增加。 农民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所占比重相对较小,虽略有波动,但基本稳定在 10%左右。
由图 1还可以直观地看出,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波动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1997 年以前,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波动频率较高,波动幅度相对较大;1997 年之后,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波动相对趋缓,波动幅度明显减小,波动频率也明显降低,这表明我国农民收入增长逐渐趋于稳定。 从整体来看,我国农民收入中的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增长波动幅度较大、频率较高,而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的波动幅度则相对比较稳定。 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和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波动较为一致,工资性收入与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的波形相近。 从长期变化趋势来看,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增长与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的波动基本一致。 由此可以判断,农民总收入的波动与各部分收入的波动存在一定的关系,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化以及各部分收入增长的波动共同作用于农民收入增长。 那么,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变动与农民收入增长波动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联关系呢? 本文将通过模型推导及实证分析来揭示这种关系。
农民增收对策研究篇（10）
引言
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农村的家电消费市场显示出了巨大的潜力。根据中国家电协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所等对全国12个省2个直辖市（50个县市300多个乡镇）的调查表明：近几年来随着农民人均收入的增加，农户对家电的更新需求旺盛，这些都为我国农村家电市场创造了巨大的契机。与相对饱和的城市家电市场相比，拥有2.3亿个家庭的农村市场已成为我国最大的市场，发展空间极为广阔。专家估计，任何一种家电产品在农村地区的普及率只要提高一个百分点，就能增加230万台（件）的市场需求。但由于长期存在的“重城市、轻农村”的传统营销观念，使许多家电企业把市场营销重点一直放在城市，很少考虑开拓农村市场。
近年来，尽管扩大内需的各项措施和政策都已经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特别是“家电下乡”政策，农民普遍感到满意，但是目前我国农村消费的增长速度仍然比较缓慢，农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较低。因此，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发展农村消费市场，是目前经济形势下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农民的购买行为是其消费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农民消费决策的主观及客观因素。研究农民购买行为的决定因素对于解决当前农村消费疲软的状况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正因如此，本文从分析影响农民购买家电的因素出发，构建了一个家电价格影响农民购买决策的理论模型，通过实证对该模型进行相关分析，验证了家电价格与农民购买决策之间的关联性。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进行了总结，并就促进农村消费市场发展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
影响购买决策的关联性理论及模型构建
（一）影响购买决策的关联性理论
为了更好地对家电价格与农民购买决策之间的关联性进行理论分析，首先需要构建一个有效的农民家电消费理论模型，这也是开展本课题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然而，影响农民购买决策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农民收入水平、物价波动幅度、农民购买倾向等。家电价格在什么情况下能被农村消费者所接受，家电价格对农村消费者决策的影响如何，就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笔者以西方消费理论为基础，利用经典消费模型来分析家电价格与农民购买决策之间的关联性。
对于消费者购买决策的价格敏感性研究一直都是消费者行为研究的重点内容。早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著名经济学家Toman和Kamen就首次提出并验证了公平竞争价格理论。该理论表明每一种产品的价格都存在一个可以被消费者接受的范围，假如某产品的价格超过了消费者自身所认为的合理区间，那么价格将会对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Anderson采用了瑞典的顾客满意指数数据并测算了顾客满意对价格容忍度的影响，该研究结果同样表明了价格敏感性和消费者购买决策之间的相互影响。
国内也有许多专家从不同角度针对不同的消费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消费决策模型，但目前为止，仍没有针对农民对家电购买的决策问题而设计出一个完全适用的理论模型。
正如前文所述，影响农民购买家电决策的因素有很多，一方面家电价格的上涨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农民对家电的购买；另一方面由于农民收入的增长，会促进农民对家电消费需求的增加。因此，建立一个家电价格对农民购买决策的理论模型，已经成为研究家电价格对农民购买决策影响的客观需要。
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Keynes）认为消费者的消费程度是由收入水平唯一决定的。也就是说，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与收入水平两者之间存在着稳定的数学函数关系。而且凯恩斯消费理论中的收入是指消费者当前的绝对收入，这种绝对收入假设是指一种短期消费与收入的关系。
此外，该理论还假设：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数值是在0到1之间，并且与消费者收入水平成反比；一般而言，消费者的平均消费倾向是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逐渐下降的；所以，收入水平是绝对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对消费支出只有辅的作用。
（二）影响购买决策的关联性模型构建
根据上述理论可以建立该绝对收入假设的消费模型，用数学函数表示如下：
Ct=α+βYt+μt （1）
式（1）中，Ct表示消费者当前的消费支出，Yt表示消费者当前的绝对收入水平。参数β是指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β大于0，则表示消费者收入的增加对其消费支出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且参数β的数值越大，表示消费者收入的变化对其消费支出的影响也越大；反之，如果β小于0，则表示消费者收入的波动对其自身的消费支出呈反向的阻碍作用。
农民增收对策研究篇（11）
1 国外研究
早在19世纪，意大利财政学派就已开始公共品的研究。林达尔（Lindahl，1919）提出“林达尔均衡”的概念，并首先用局部均衡方法求解公共收入最优水平。保罗。萨缪尔森（Samuelson，1954）最早用分析的方法定义公共品，并运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推导出公共品的最优配置条件。之后，许多研究都沿着萨缪尔森把公共品纳入由价格和产出水平决定的一般均衡理论的方法进行的。马斯格雷夫（Mursgrave，1959）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加进消费者偏好重新构造“林达尔均衡”；弗利（Foley，1967）在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中提出“林达尔均衡”的一般均衡条件。公共品理论的不断拓展和模型化，使之逐步成为现代公共财政理论的核心。关于公共品分层供给的深入研究，形成了地方公共品理论。蒂布特（Tiebout，1956）贡献了经典的理论模型，通过“以脚投票”机制解决公共品偏好显示和供给问题；1965年，布坎南（Buchanan）正式提出了俱乐部理论，指出在自愿提供公共品的前提下，俱乐部成员的最优规模是拥挤成本与新成员所获得的边际收益相等的水平；围绕着地方政府规模大小和公共品在地方政府层次的最优供给问题，麦奎尔（Mcquire，1969）贡献了类聚分隔和最优辖区规模模型；奥兹（Oates，1972）就政府层级与公共品供给分工，提出了着名的“分散化定理”。关于公共品供给主体的研究，发展了公共品自愿供给理论，作出贡献的主要有Olson（1965），Schmitz（1978），Becker（1981），Laffont（1982），Roberts（1984）等。公共品的实证研究是多方面的，如Barro等人（1995）研究了公共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Sandler等人（1999）研究了公共品对地区发展的影响；Durlauf（1996），Nechyba（2000）研究了公共品对居民生活的影响等。而近期兴起的实验经济学为研究注入了一种新的方法与途径。公共品的实验研究主要是研究“搭便车”行为，但由于人的特性，研究结果不稳定。1981年Marwell和Ames的公共品实验研究与1984年Allman所做的实验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此后所进行的大量相关实验研究也并未得到比较一致的结果（Stevens，1993）。
据前可知，国外学者对公共品问题的研究相当丰富。但国外学者有关我国农村公共品问题的研究目前尚不多，目前能检索到的较有影响的成果主要有 1 PerPinstrup-Andersenr的研究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所长PerPinstrup-Andersenr（2002）长期研究发展中国家食物政策问题，他在分析了中国农村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地区差距、贫困问题后指出，过去政府对灌溉的投资促进农业增长的作用十分明显，但是，现在这一作用却不显着。所以，政府要首先考虑如何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改革来提高灌溉的投资回报率。
1 .2 LiLyLeeTsai的研究
LiLyLeeTsai是位美籍华人，她长期关注我国的农村宗族及农村治理结构问题，为此于1999年至2001年，前后花了6个月的时间在陕西、河北、福建、江西、湖南和浙江等省分别对316个村庄进行了调查，在其发表在澳大利亚TheChinaJournal（No 48，July2002）的调查报告中专门分析了农村公共品问题，指出，在中国农村许多地方，村干部是依靠社区习俗来筹集和管理公共事务。此外，当乡镇和县政府为发展项目征税时，所征之税只用于乡镇及县里的项目，如修路、建电厂等，公共基金难得流向农村。村委会负责村里的道路建设、灌溉工程、垃圾处理等。实际上反映了长期以来农村公共品主要依靠农民“自给自足”这么一个现实。
3 FanShenggen的研究
FanShenggen等人则从乡村民主化角度研究了我国农村公共品问题，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社区统治结构的民主化对公共品的供给水平有关键性影响。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在中国乡村数以万计的村庄举行了直选，调查发现，民主化对农村公共事业的供应水平有重要影响，与任命的干部相比，选举的官员倾向于向选民征较少的税费，并且为他们提供更高水平的公共事业。
2 国内研究
我国专家、学者从多个不同角度对农村公共品供给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目前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以下3个方面
2. 1 对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变迁的解释
关于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制度，制度经济学显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张军等（1996）比较早进行了研究，给出了较为系统的解释。叶兴庆（1997）认为，现行的农村公共品具有制度外供给、自上而下的决策、分摊机制具有累退效应等特点，并认为改革应统筹考虑制度内外的成本分摊，更新农村公共品供求的衔接机制，建立统一的、规范化的农村公共品资源筹集制度。林万龙（2000）通过案例分析证明，家庭承包制实施以后，至少在部分农村地区已经发生了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诱致性变迁，变迁的基本特征是相似的，即公共品的供给主体不再限于政府，而是出现了民间供给主体，主要由他们承担变迁成本，并享有变迁收益。林万龙（2001）还通过构建一个诱致性制度变迁成本———收益模型，分析了决定和影响制度变迁的诸多因素。刘保平等（2003）则指出，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度的施行并没有给公共品供给提供有效地制度安排。从现行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的运行过程来看，其仍然是公社时期供给体制的延续。徐小青（2002）也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系统研究了我国农村公共服务问题，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发生了变化，制度本身的典型变化是从原来人民公社时期的强制性制度安排，发展到现在的强制性制度安排与诱致性制度变迁同时存在。其基本特征是供给主体不再局限于农村基层政府，而呈多元化发展趋势，龙头企业、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等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叶文辉（2004）在其博士论文《中国公共产品供给研究》中用3章的篇幅分别从乡村社会治理制度变迁、乡村社会税收体制变迁、利益主体博弈关系等角度系统分析了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变迁和改革问题。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形势下，对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在农村税费体制向城乡统一税制变迁的同时，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应对农村公共品供给责任进行调整，更多承担义务教育和基础设施的供给责任，统筹城乡公共品供给。在上级政府对农村公共品财力支持增加的同时，应推动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的创新，形成多元化的有效供给格局。另外，卢鸿鹏（2003）从交易成本方面对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予以了说明。
2 .2 农村公共品供给现状与问题
在说明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现状和问题时，由于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或概括，尽管说法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但研究成果具有很高的一致性。吴士健等（2002）、熊巍（2002）、刘保平等（2003）均认为，现行体制包括以下两种机制：第一，农村公共品的制度外筹资机制；第二，公共品供给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机制。公共品的制度外供给是我国农村公共供给的重要形式之一，它包括非预算融资、非政府融资。前者包括乡镇企业上缴利润、管理费、乡镇统筹、各种集资、罚没收入等，后者主要指民间捐款、集资、摊派等。可见，公共品的制度外供给问题也是一个十分重
要的研究课题。许多学者从研究财政制度改革入手系统分析了农村公共品制度供给问题。制度外财政是我国长期以来的财政“特色”。不过，最早公开提出“制度外财政”这一概念的是孙潭镇和朱钢（1993）。在他们合作的论文中较全面地分析了乡镇一级的非规范收入问题，对乡镇制度外财政的成因，乡镇制度外财政收入的来源、特点以及乡镇制度外财政支出的功能和作用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提出，制度外财政即指非预算收入。“制度外财政”概念的提出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它为研究我国地方财政状况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理论切入点。樊纲（1995）也对非规范收入作了较深入的探讨，他认为非规范公共收入是旧的财政体制已经不再适应新的经济条件和新的经济形势情况下乡镇政府为解决公共品供给不足问题的一种过渡性体制创新，乡镇制度外财政在提供农村公共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极为不规范，因此需要进行相应的财政体制改革，使之纳入“新的规范”。李彬（2004）专门研究了乡镇公共品制度外供给问题，指出，不管是在公社财政还是在乡镇政府一级财政下，我国的基层政府一直处于公共财政缺位状态之中。在制度内财政不足的情况下，大多数乡镇政府甚至无力完成一般性的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不能为社会及时提供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公共品，从而极大地影响地方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极大地影响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所以，乡镇政府不得不寻求公共品的制度外供给，其结果必然导致乡镇政府和社会运行中一系列问题的产生。刘保平等（2003）指出，由于这两种体制，再加上乡镇制度内财政的财力不足等原因，造成了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效率低下和地区间不公平。这种不公平性主要表现在：我国城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不公平性；农村各地区间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公平性；农村公共品负担成本的不公平性（熊巍，2002）。陈小梅（2004）还指出，农村公共品供给还存在结构失调、资金使用不透明和管理制度不科学问题。
2 .3 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改革思路及对策
学术理论界公认，相对于农民需求的变化而言，现行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已不适应当前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必须积极进行供给体制的创新。黄志冲（2000）认为，在农村改革前我国农村公共品是由政府和集体统一提供的，农村改革后这种供给机制不复存在，而新的供给机制又没有完全建立，因此，出现了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严重不足，原因在于供给机制出现了失衡。黎炳盛（2001）认为，供给公共品是政府不可推却的责任。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非集体化经济改革瓦解了原来的公共品供给体系，带来了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无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在广大农村推行了村民自治制度。但研究表明，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并非由村民自治制度一体所能完成，而必须以农村行政管理体制、财政体制的改革为前提，并且还必须妥善解决由于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所带来的农村社区权力体系的新冲突。李文（2002）认为，当前我国农村公共品的供给相对城市而言严重不足，但农村公共品的主要供给者———基层政府在公共品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却存在严重的财政困难，其原因即在于我国农村公共品的供给违背了公共品供给的受益原则、公平原则和最优原则。我国应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和完善财政税收政策来优化农村公共品的供给。王国华，李克强（2003）认为，限制农民增收的根本原因是农村公共品供给滞后，因此，必须重新构建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体制，增加政府投资，激活民间资本供给公共品。雷晓康（2003）认为，现行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矛盾重重，应多渠道供给公共品，改革现行农村公共品供给决策机制，引入农民需求表达机制。徐增阳、杨翠萍（2004）认为，解决农村公共短缺问题要靠供给制度创新：在农村公共品供给决策上，由“供给主导型”向“需求主导型”转变；在农村公共品资金筹措上加大上级政府财政转移的力度，同时用市场化手段吸引民间投资，拓宽筹资渠道。杨震林、吴毅（2004）认为，农民应该通过某种组织（协会）来直接参与公共品提供的决策，表达自己对公共品的选择与偏好。
在如何加强农村公共品供给方面，国内学者也提出了许多好的思路和对策，可以归纳为6个方面：一是坚持城乡一体化的政策导向，加大对农村公共品的投入力度，改变重城市轻农村的支出政策，改变城乡二元公共品供给格局；二是深化农村税费改革，改革乡镇财政，从根本上改变人民公社时期延续下来的农村公共品的制度外供给方式；三是加快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充分实行村民自治，建立民主表达机制，改革农村公共品供给决策机制；四是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提供农村公共品的职责，中央政府按照公平性原则对地方性公共品给予资助，建立并加大针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转移支付制度；五是创新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建立多元化的供给主体结构，在公共产品供给中引入竞争机制等；六是加强对公共资源使用的监督、检查，坚决杜绝权力****行为。
3 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增收相关问题的研究
3 .1 关于农村公共品与税费改革的研究
当前我国农村正在进行的税费改革，对于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党群干群关系，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公共品的短缺问题则显得更加突出，亟需探求破解之策。成世荣（2002）认为，农村税费改革的前提，是解决好农村公共品短缺问题，因此，要将农村公共品纳入国家制定政策、分配资金的盘子，从国家到地方切块给农村，将国家积极财政政策的公共工程投入向县乡延伸。熊巍（2003）在其题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税费改革》的博士论文中给出了我国农村公共品成本的弥补规则：尽量减少公共品成本的公共收费弥补方式，彻底取消不公平的农业税制，使农民得以休养生息，以促进农业经济并带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并积极发挥和债券的筹资作用，补充农村公共品供给资金的不足。此外，他还通过对我国现行农业税费制度改革实践的总结，提出统一城乡税制的农业税费制度改革以及改善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其他税费改革措施。邹江涛（2004）认为，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是我国现阶段农村政策的基本取向。当前，农村税费改革对原本已处于贫血状态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如何在农村税费改革过程中改变政府在农村公共品供给方面的缺位状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公共品问题，关键在于建立地方公共财政体制。林霞、刘鸿渊（2004）认为，农村税费改革是在现行的分税制框架下进行的，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出现了县乡财政的普遍困难，无论是现行农业税制还是“一事一议”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都明显存在着设计欠合理和难操作的问题，如不妥善解决，势必影响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杨晓黎（2004）认为，农村税费改革的成功推行在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也给我国农村公共品的正常供给带来了沉重的压力。税费改革给农村公共品筹资方式带来了许多变化，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品供给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要克服这些问题，一是要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二是要合理界定各级政府职能；三是要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上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四是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五是要继续推进农业税收制度改革。
3. 2 关于农村公共品与农民负担的相关性
众多学者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农民负担之所以过重，增收困难，其关键在于政府的公共品供给制度安排不合理。何振一和阎坤（1997）认为“七五”以来，在农村乱摊派、乱收费、乱集资之风愈演愈烈，致使农民负担有不断加重的趋势。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此十分重视，为制止这
种不正之风以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曾三令五申，先后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但至今尚未得到彻底解决，总是抓一阵好一阵，过后又出现反弹。造成这种状况的症结并不能将其归因于各级政府部门为追求“政绩”，搞一些超越农民负担能力的达标升级活动，和一些单位以权谋私，巧立名目，私征乱摊，用于滥发奖金和挥霍浪费等等。其实，这些都是现象，根本原因在于农村公共分配关系不顺，乡镇财政制度不健全。不解决这个问题，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就无从规范化，农民负担问题也就不可能得到切实减轻。雷原（1999）认为，当前我国农村的农民负担问题，既不是简单的经济政策问题，也不仅仅是公共品分配问题，而在本质上是公共品的供给体制问题。因此，只有对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进行系统的制度分析，才能正确理解当前我国农民负担问题的实质，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陶勇（2001）认为，要加快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真正减轻农民的负担，必须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非均衡的城乡公共品供给制度，调整政府公共支出政策，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资本和政策投入力度：一是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力度，确保财政支农资金总量的稳定增长；二是调整财政支农结构，为广大农民提供充足的农村公共品。赵丙奇（2002）认为，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不合理所引发的农村公共品供需矛盾突出是农民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农民减负的关键在于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创新：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品供给机制；建立自下而上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决策机制；合理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出责任；实行农村公共品投资主体多元化。任晓（2002）认为，农村基层制度外财政的膨胀内生于目前农村公共品稀缺的现实，然而，这并不必然导致农民负担的“加重”，事实上，农民负担只不过是农村基层政府与农民博弈的结果，问题的关键在于确认并界定公共资源筹集制度的合法性及与农村公共品的区别，从而维护公共资源筹集制度的公正。侯江红（2002）认为，当前农村对公共品的需求明显提高，但供给则严重短缺，结构失衡，供给责任不清，农民及乡村负担过重。
3.3 农村公共品与农民收入和消费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多数工业品都出现了买方市场，内需不足的问题相当突出，而内需不足的原因之一在于农民的消费能力太弱，消费能力与公共品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林毅夫（1999）认为，政府应当大力加强农村公共品如电力、通讯、自来水等的投入，通过发动“新农村运动”，既可以刺激内需，又可以有效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姚洋、荣昭等（2000）研究了农村公共品，如电力、自来水、电视信号等方面的国家投资是否可以增加农村对耐用品的需求。结果表明，作为互补品的供电情况对购买电器决策有下面的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电价越低，购买可能性越高；供电越稳定，购买可能性越高。此外，“电视信号的好坏”、“是否建有电视接收锅”对农户彩色电视机的购买有正向作用，表明基础配套设施的好坏对家用电器消费有显着影响。姚洋、荣昭（2001）认为，解决内需方法之一是依靠政府的力量找出或者创造出一个巨大的能持续较长时间的社会需求，来消化掉过剩的生产能力，使供需之间趋于平衡。他们利用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1999年农村住户耐用消费品专项调查分户资料以及1998年农村住户调查分户资料的有关部分。在经过大量的数据整理工作后，从专项调查的2万多户的数据中选取了18769户作为最后进行计量分析的样本。利用回归结果表明：农村公共品，如电力、自来水、电视信号等方面的国家投资可以增加农村对耐用品的需求。廖清成（2004）认为，扩大内需的关键是要充分启动蕴藏巨大消费潜能的农村市场，而农村市场的进一步启动则有赖于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创新，以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的可支配收入。苏晓艳、范兆斌（2004）分析了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内在矛盾及对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随着这种供给模式的内在矛盾逐渐凸显，对农民收入进一步增长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渐加深。葛云伦、王学钊（2005）指出，在农村税费改革后，虽然农民不再交纳“三提五统”，但长期以来形成的农村公共产品短缺影响了农村私人产品的产出效率，已成为严重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郭锦墉（2004）也认为，欠发达农村地区因其自然、社会、经济、历史等多种原因造成财力不足，决定着欠发达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严重地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岳军（2004）更进一步认为，公共产品同时是一种中间投入品，或者说是一种生产要素，对公共产品的消费是可以减少生产成本的。公共产品作为一种中间投入品，其供给上的差异必然影响到公共产品消费者的生产成本和收入水平。李燕凌，李立清（2005）针对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求状况的不同认识，从理论上分析农村公共品供给对农民消费规模及结构的影响，并提出以农民消费结构分析为基础评价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分析模型。研究产生一些有价值的结论，如：公共支出对农民消费支出的影响，东部地区比较明显，中、西部地区影响作用不显着；支援农业生产和农村事业费财政支出，对不同地区农民的其他享受性消费支出都有明显相关性；政府在农村基本建设方面的财政支出，对农民家庭储蓄、农村文化娱乐消费有较强的相关性。
3. 4 农村公共品与农村贫困、地区增长的研究樊胜根、张林秀等（2003）利用分省和分县数据研究
农村公共产品投资对促进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等方面的作用和程度；利用乡村调查数据，从制度保障的角度分析不同的选举结果如何影响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研究表明，公共产品投资增长率的差异已成为导致地区增长差异的主要因素，并且也是影响农民生产性投资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李秉龙等（2003）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通过分品种、分地区、分赤字程度，研究中国贫困地区县乡财政赤字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和规模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村基础教育是农村公共物品中财政赤字风险最大的承担者。彭代彦（2002）的研究表明，乡镇道路和农村医疗卫生设施在降低农业生产支出和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具有显着作用，因此，应增加这方面的投资。李成贵（2002）从多角度透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理论内涵的基础上，详实地论证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和启动内需的重要性。刘伦武（2002）则认为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是促进农民增收的基础。
把制度作为一种公共品，很多相关文献都有所涉及。如财政制度方面，张军、何寒熙（1996）研究了乡镇财政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地位，朱钢（2000）探讨了乡镇财政在发展农业和农村教育中所起的作用，张军（2002）分析了乡镇财政与农民负担的关系，刘汉屏（2005）研究了基层财政与农民增收的关联性；户籍制度方面，张启明（1998）研究了传统户籍制度对农村经济的负面影响；张忠潮（1999）分析了传统户籍制度对农业产业化的影响；王璨等（2002）则探讨户籍制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等。另外，章辉美（2005）研究了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对农村社会发展的影响，认为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促进了社会发展，促进了农村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的社会转移，加快了城市化的步伐，实现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夏文超（2003）研究了建设小康社会与农村金融制度安排；姜长云（2003）研究了农村金融制度对农业结构调整的不适应性等等。
此外，李秉龙等（2003）、吴朝阳（2004）研究了税费改革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
影响；廖清成（2004）研究了农村公共品供给优先序问题；刘汉屏（2004）在其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中重点研究了我国乡镇财政与基层政权运行中的一系列问题，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政策建议；李春根（2005）则运用新制度经济学，考察了我国农村制度变迁中的乡镇财政与政权改革问题，提出了乡镇财政与政权改革渐进式推进的思路。史玲（2005）研究了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主体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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