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新概念大全11篇

语文新概念篇（1）

现代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的一体化，必然逐步打破传统语文课堂的封闭围墙，把语文教育带入这个无限广阔而又全新的领域——“在线空间”，促使语文学习不但在时间上、空间上，甚至连课堂的主体都被拓展得无限的宽泛。语文课堂将成为一个被无限拓展的无比宽泛的概念。

（一）课堂时空的宽泛——时时是课堂，处处是课堂

传统语文课堂非常封闭，其地点是固定的，仅仅局限于某一班级；时间也是固定的，只有区区每周几节。而“在线空间”却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学生通过区域网或互联网，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语文学习和实践，运用语文去交流和沟通。可以说只要有一台计算机、一只“猫”和一条电话线，哪里都可以成为语文课堂；只要一开机，就可以“上课”——进行“在线阅读、在线作文、在线讨论、在线交流”等语文综合性学习与实践活动，达到“时时是课堂，处处是课堂”。

（二）课堂主体的宽泛——人人是教师，人人是学生

传统语文课堂，其主体仅仅是一位教师加几十位学生，不但数量是固定的，师生关系也是绝对的，师是师，生是生，泾渭分明。而在“在线空间”里，学生通过网络，通过“远程登录”，就可以很便捷地进入世界各地的各式各样的“语文课堂”，去接受世界各地语文老师甚至其他非语文老师的远程语文教育。同时，通过网络，通过“电子邮件”“网络新闻组”和“电子公告板”，学生还可以把自己的语文知识传递给他人（周边人与远程人、熟悉人与陌生人），可以指导他人进行语文学习，自己摇身一变，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语文教师”，具有了“学生”与“教师”双重身份。

我们还可以开辟几个类似于“聊天室”或“论坛”的“在线语文课堂”，由多名教师（可以不同校或不同地区）组成教师群作为“版主”，学生自由选择参加，每次“在线上课”拟出一个主题，师生共同讨论学习，使学生与教师、同学能够便捷而又自由地进行实时交互性“直接对话”，实现多元多向互动以及即时评价与反馈。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可以凭着自己的兴趣和能力，随时进入某一“在线课堂”，也可以随时退出。当学生认为已经学会了某一课（或某一单元、某一年级的教学内容），可以自己直接切入下一课（或下一单元、下一年级的教学内容）；当学生觉得尚未理解，难以掌握，就可以通过提问求助于教师或其他同学；教师或其他同学对某一同学的学习实时地进行解答、评价、指正、鼓励、表扬、启示、帮助、辅导和肯定，从而实现因材施教和个性化学习，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理念。在这样的语文课堂里，一个学生所面对的是多数量、多元化的教师，他所获得的语文教育也必将是多数量、多元化的；而且，学生本身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教师，他也可以去教他人，辅导他人。在这种打破班级、年级的“人人是教师，人人是学生”的语文课堂里，教与学不断转换和整合，个性化学习和合作学习互相配合，带来的必将是持续的教学相长和课堂中每个主体的语文素养的不断提升。

二、“在线信息”：语文学习新教材

互联网拥有世界上最重要最丰富的信息资源，是全球信息集散地。它采用“超文本链接”（即信息组织形式不是简单地按顺序排列，而是用复杂的网状交叉索引方式将不同来源的信息进行链接，所链接的内容不仅包括文字符号，也包括图像、声音、动画、电影等多媒体信息），将全球的网上图书馆、网上报刊杂志、网上书店、网上藏书屋、网上数据库、信息资料中心、实验中心、计算中心及远程教学机构、专家系统等链接成巨大的多媒体信息库，构成一本没有页码的按照多线索多层次交叉编辑的巨大“天书”，供读者按照个人最感兴趣的路径或线索来组织浏览阅读。这本“超文本天书”是信息时代语文学习不可或缺的内容。

可以预见，随着现代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的一体化，必然引发语文教材的变革，不但在语文教材的编排上将增加现代信息技术与语文学习、实践活动相沟通的内容与形式，使语文教材更容易吸纳现代信息技术的精华，更富于时代性和现代化；而且，现代信息技术在语文学习中的广泛运用，可以通过网络，使世界各地的各种“超文本”语文资源与现行语文教材或紧密结合，或遥相呼应，最大限度地拓展语文学习内容，突破教材的极限，弥补教材的缺陷，改变当前教材单一、内容狭窄的状况，使语文教材更富于针对性、实效性和多元化、立体化。

（一）离心发散拓展式。即以课内语文教材为中心，抓住某一结合点（知识点、情感点、内容交叉点等），设计一些课前、课后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资料搜集、网上阅读与交流等发散性、拓展性实践活动，以求把网络上的语文资源充实到现行语文教材中，使语文教材丰满起来，完善起来，把容量很小的语文教材拓展得无限广大，把薄薄的语文教材充实得厚厚的，使教材更富于立体化、多元化，更富于时代性、针对性、实效性。

（二）向心聚敛呼应式。即引导学生以网上“超文本”语文资源为教材，通过信息技术进行广泛的在线阅读、在线作文、在线讨论、在线交流等网上语文实践，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以求通过这种百川汇海的形式，把网上的语文资源向学生的语文素养聚敛汇集，并与课内语文教材相呼应，相补充，相促进，共同对学生进行大语文教育。

三“在线学习”：语文学习新方式

网络世界是一种全新的学习环境。随着现代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一体化的不断深入，语文课堂和语文教材的无限宽泛，以及计算机作为一种学习工具逐步被学生所掌握，最终必然呼唤并促使语文学习方式的革新，产生一种全新的学习方式——“在线学习”（也包括下载后的“离线学习”，它是“在线学习”的延伸）。这是一种网络环境下的信息时代特有的语文学习方式。只有这种学习方式的形成和发展，才能使学生更好地适应和驾驭现代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一体化的语文学习情境。

（一）“在线语文学习”的主要方法

1.在线浏览。即按照“上网阅读寻找资料（用找标题、中心句、关键段等方法）摘录”的程序进行快速浏览，查阅文献，选取所需信息。在线浏览是互联网中应用最广泛的方式，利用这种方式进行学习是最直接最可行的。除了可以浏览“在线空间”中的各种“超文本信息”（如人教网＼小学语文＼学生频道中的语文学习资源）以外，教师还可以创建自己的主页，按照一定的教育教学目的要求，选择合适的教育教学内容，通过有效的信息技术进行网上传送，让学生在“在线浏览”中进行语文学习。

2.在线检索。即采用“任务驱动式搜寻法”，按照“提出搜索任务——确定检查标志（所需文献的类目、关键词、作者姓名、发表日期等）选定检索工具（“搜狐”等搜索器）输入检索途径查找原始文献资料（浏览、筛选、摘录、整理）”

的程序进行搜寻查阅信息，让学生在“在线检索”中进行语文学习。

3.在线下载。即指导学生利用“文件服务器”，采用“复制粘贴法”“目标另存法”或利用“网络蚂蚁”“网际快车”等下载软件，对信息进行下载，并对获得的大量信息进行分类、整序、编码、建立索引等存贮处理，使下载的信息系统化、简明化，便于进一步查阅。教师也可以将各种学习资源，以软件资料库的形式存放在互联网上，供学习者自由下载。学生按照教师的要求将所需学习的材料下载到本地硬盘上，然后运行或打开该文件进行学习，根据要求完成作业，再将作业传到教师的主机上，教师批改以后将信息发送给学生。

4.在线讨论。即用互联网电子布告牌系统(bbc)的用户管理、讨论管理、即时交流、文章讨论、电子信件、用户留言等诸多功能，引导学生登录到某一主机，然后进入bbc系统进行讨论式学习，教师可以开辟出几个近乎“聊天室”或“论坛”的“在线语文课堂”，在站点上建立相应的主题讨论组，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与爱好，自由选择主题区参与讨论发言，并针对别人的意见进行评论或辩论。教师进行必要的监控和导向，保证学生的讨论和发言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力求达到教学目标。

5.在线传递。即通过文件服务器的上传功能或电子邮件，发送传递自己的意见或邮件等，参与讨论，完成作业，交流信息，进行网上讨论、网上交际、网上投稿等在线语文学习活动。

6.在线登录。即指导学生通过局域网的“网上邻居”或互联网的“远程登录”，将自己的计算机登录到教师或其他远程主机上，并运用该主机上的各种功能进行在线语文学习。教师可以专门开辟一个可以供学生进行登录的区域，安排好各种学习课件，由学生进行个别化学习。由于同在一台主机上，学生的学习内容、学习情况、学习进度等基本信息都是即时传送，教师可以在与学生的直接交流中进行“虚拟现场指导”，提出学习建议，监控学习过程。

（二）“在线语文学习”主要形式

1.以计算机为学习平台，构建“个性化”学习方式。“在线语文”通过先进的技术，在同一空间营造出一个相对个性化的学习环境，使每个学生都可以得到与教师与同学充分交流的机会，它可以针对每一学习者，按最有效的个性化原则来组织学习，更注重培养自学能力，这将扬弃“教师讲，学生听”的班级教学方式，代之以个人学习、小组协作的研习方式。它更允许学生自主选择学习内容、学习伙伴、学习进度和学习方式，自主参与讨论、操作与实践，自主作出思考、判断与选择，甚至允许学生自主选择教师、选择课堂。在这个“在线语文课堂”中，学习首先是个人的事情、自主的活动，计算机只是提供一种基于网络环境的学习平台。“个性化”学习方式将是“在线语文学习”最基本最主要的学习方式。

2.以计算机为信息搜集处理工具，构建“探究性”学习方式。面对无边无际的网络世界和无穷无尽的知识海洋，教会孩子怎样思考问题，知道到哪里去寻找他所需要的知识，并学会怎样运用这些知识去组合，去创新，去回答他所要回答的问题，这种“探究性学习”是现代语文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在现代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的一体化中，计算机因具有快捷而又强大的信息搜索能力、存贮能力和处理能力，必将成为学生“探究性学习”的最佳的资料搜集和存贮处理工具。因此，必须引导学生以计算机为工具，采用搜集、处理、存贮方法进行“探究性学习”。这种“探究性学习”可以采用“专题任务驱动式”，即“提出探究任务网上搜寻查阅信息下载整理信息处理利用信息（如运用计算机技术进行信息的剪切、移动、复制、引用等处理）撰写并交流探究报告”。

3.以计算机为衔接中介工具，构建“综合性”学习方式。以网络技术、通信技术、多媒体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为“中介工具”，通过引导学生进行抽象的语言文字与听觉、视觉、动觉等形象语言的相互转换，在现代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的一体化中，把语文与音乐、美术、动画、社会、自然、数学等结合起来，实现语文知识的综合运用、听说读写的整体发展、语文课程与其他课程的融合、书本学习与实践活动的紧密交互以及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性学习”，软化学科界限，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

4.以计算机为沟通交际工具，构建“交互性”学习方式。网络世界的出现（并与现实世界不断交互）使语文学习环境不断地开放化、多元化、复杂化、动态化。如何增强语文资源的开放性、语文课堂的开放性、语文学习的开放性、语文实践的开放性，突破学科独立性、时空封闭性、内容狭隘性，引导学生学会交际与沟通，由单向的“接受性学习”向多向多元互动的“交互性学习”转变，从而能够自如地在这种网络环境中进行跨国家、跨地区、跨民族、跨人群、跨领域的语言交互、情感交互、信息交互、思想交互、文化交互，并在交互中学会不断地自我学习、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不断地调整自我的身心以适应网络环境日新月异的变化，这是网络环境下语文学习的一个重点，也是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因此，要注意引导学生：(1)以信息为载体，进行教师、学生、网民的多向多元交流；(2)以学习、生活为中介，进行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双向多元交互；(3)以现代通信设备为工具，进行跨地区、跨人群、跨领域的多向多元交互。

5.以需要和期待为标准，构建“选择性”学习方式。网络世界中信息剧增、知识膨胀的程度超乎人们的想象。一方面，信息数量多、传播速度快，信息资源不断更新，不断扩容；另一方面，冗杂信息也随之增多，日益泛滥。面对浩瀚的知识海洋，如何引导学生学会“选择性学习”，提高学生信息检索力、判断力和处理力，使学生在语文学习中能够更好地驾驭信息、利用信息显得尤其重要。这是网络环境下语文学习的基本方法。要引导学生做到以下几点。

(1)依据“消费需要”作出选择。用“消费的观念”按需要进行“选择性学习”，从信息的重重包围中突围出来。具体可以采用：①教材拓展式，即围绕语文教材中某一点（如作者、体裁、时代背景等）按需要进行拓展性信息选择；②专题搜索式，即围绕某一研究课题，按课题的目的与要求进行信息搜索与选择；③问题解答式，即为了解决某一问题而进行信息选择；④生活需要式，即按日常生活的需要（如养花）而进行信息选择；⑤兴趣爱好式，即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如喜欢打球，喜欢科幻）进行信息选择。

语文新概念篇（2）

现代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的一体化，必然逐步打破传统语文课堂的封闭围墙，把语文教育带入这个无限广阔而又全新的领域——“在线空间”，促使语文学习不但在时间上、空间上，甚至连课堂的主体都被拓展得无限的宽泛。语文课堂将成为一个被无限拓展的无比宽泛的概念。

（一）课堂时空的宽泛——时时是课堂，处处是课堂

传统语文课堂非常封闭，其地点是固定的，仅仅局限于某一班级；时间也是固定的，只有区区每周几节。而“在线空间”却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学生通过区域网或互联网，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语文学习和实践，运用语文去交流和沟通。可以说只要有一台计算机、一只“猫”和一条电话线，哪里都可以成为语文课堂；只要一开机，就可以“上课”——进行“在线阅读、在线作文、在线讨论、在线交流”等语文综合性学习与实践活动，达到“时时是课堂，处处是课堂”。

（二）课堂主体的宽泛——人人是教师，人人是学生

传统语文课堂，其主体仅仅是一位教师加几十位学生，不但数量是固定的，师生关系也是绝对的，师是师，生是生，泾渭分明。而在“在线空间”里，学生通过网络，通过“远程登录”，就可以很便捷地进入世界各地的各式各样的“语文课堂”，去接受世界各地语文老师甚至其他非语文老师的远程语文教育。同时，通过网络，通过“电子邮件”“网络新闻组”和“电子公告板”，学生还可以把自己的语文知识传递给他人（周边人与远程人、熟悉人与陌生人），可以指导他人进行语文学习，自己摇身一变，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语文教师”，具有了“学生”与“教师”双重身份。

我们还可以开辟几个类似于“聊天室”或“论坛”的“在线语文课堂”，由多名教师（可以不同校或不同地区）组成教师群作为“版主”，学生自由选择参加，每次“在线上课”拟出一个主题，师生共同讨论学习，使学生与教师、同学能够便捷而又自由地进行实时交互性“直接对话”，实现多元多向互动以及即时评价与反馈。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可以凭着自己的兴趣和能力，随时进入某一“在线课堂”，也可以随时退出。当学生认为已经学会了某一课（或某一单元、某一年级的教学内容），可以自己直接切入下一课（或下一单元、下一年级的教学内容）；当学生觉得尚未理解，难以掌握，就可以通过提问求助于教师或其他同学；教师或其他同学对某一同学的学习实时地进行解答、评价、指正、鼓励、表扬、启示、帮助、辅导和肯定，从而实现因材施教和个性化学习，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理念。在这样的语文课堂里，一个学生所面对的是多数量、多元化的教师，他所获得的语文教育也必将是多数量、多元化的；而且，学生本身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教师，他也可以去教他人，辅导他人。在这种打破班级、年级的“人人是教师，人人是学生”的语文课堂里，教与学不断转换和整合，个性化学习和合作学习互相配合，带来的必将是持续的教学相长和课堂中每个主体的语文素养的不断提升。

二、“在线信息”：语文学习新教材

互联网拥有世界上最重要最丰富的信息资源，是全球信息集散地。它采用“超文本链接”（即信息组织形式不是简单地按顺序排列，而是用复杂的网状交叉索引方式将不同来源的信息进行链接，所链接的内容不仅包括文字符号，也包括图像、声音、动画、电影等多媒体信息），将全球的网上图书馆、网上报刊杂志、网上书店、网上藏书屋、网上数据库、信息资料中心、实验中心、计算中心及远程教学机构、专家系统等链接成巨大的多媒体信息库，构成一本没有页码的按照多线索多层次交叉编辑的巨大“天书”，供读者按照个人最感兴趣的路径或线索来组织浏览阅读。这本“超文本天书”是信息时代语文学习不可或缺的内容。

可以预见，随着现代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的一体化，必然引发语文教材的变革，不但在语文教材的编排上将增加现代信息技术与语文学习、实践活动相沟通的内容与形式，使语文教材更容易吸纳现代信息技术的精华，更富于时代性和现代化；而且，现代信息技术在语文学习中的广泛运用，可以通过网络，使世界各地的各种“超文本”语文资源与现行语文教材或紧密结合，或遥相呼应，最大限度地拓展语文学习内容，突破教材的极限，弥补教材的缺陷，改变当前教材单一、内容狭窄的状况，使语文教材更富于针对性、实效性和多元化、立体化。

（一）离心发散拓展式。即以课内语文教材为中心，抓住某一结合点（知识点、情感点、内容交叉点等），设计一些课前、课后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资料搜集、网上阅读与交流等发散性、拓展性实践活动，以求把网络上的语文资源充实到现行语文教材中，使语文教材丰满起来，完善起来，把容量很小的语文教材拓展得无限广大，把薄薄的语文教材充实得厚厚的，使教材更富于立体化、多元化，更富于时代性、针对性、实效性。

（二）向心聚敛呼应式。即引导学生以网上“超文本”语文资源为教材，通过信息技术进行广泛的在线阅读、在线作文、在线讨论、在线交流等网上语文实践，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以求通过这种百川汇海的形式，把网上的语文资源向学生的语文素养聚敛汇集，并与课内语文教材相呼应，相补充，相促进，共同对学生进行大语文教育。

三“在线学习”：语文学习新方式

网络世界是一种全新的学习环境。随着现代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一体化的不断深入，语文课堂和语文教材的无限宽泛，以及计算机作为一种学习工具逐步被学生所掌握，最终必然呼唤并促使语文学习方式的革新，产生一种全新的学习方式——“在线学习”（也包括下载后的“离线学习”，它是“在线学习”的延伸）。这是一种网络环境下的信息时代特有的语文学习方式。只有这种学习方式的形成和发展，才能使学生更好地适应和驾驭现代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一体化的语文学习情境。

（一）“在线语文学习”的主要方法

.在线浏览。即按照“上网阅读寻找资料（用找标题、中心句、关键段等方法）摘录”的程序进行快速浏览，查阅文献，选取所需信息。在线浏览是互联网中应用最广泛的方式，利用这种方式进行学习是最直接最可行的。除了可以浏览“在线空间”中的各种“超文本信息”（如人教网＼小学语文＼学生频道中的语文学习资源）以外，教师还可以创建自己的主页，按照一定的教育教学目的要求，选择合适的教育教学内容，通过有效的信息技术进行网上传送，让学生在“在线浏览”中进行语文学习。

.在线检索。即采用“任务驱动式搜寻法”，按照“提出搜索任务——确定检查标志（所需文献的类目、关键词、作者姓名、发表日期等）选定检索工具（“搜狐”等搜索器）输入检索途径查找原始文献资料（浏览、筛选、摘录、整理）”

   

的程序进行搜寻查阅信息，让学生在“在线检索”中进行语文学习。

.在线下载。即指导学生利用“文件服务器”，采用“复制粘贴法”“目标另存法”或利用“网络蚂蚁”“网际快车”等下载软件，对信息进行下载，并对获得的大量信息进行分类、整序、编码、建立索引等存贮处理，使下载的信息系统化、简明化，便于进一步查阅。教师也可以将各种学习资源，以软件资料库的形式存放在互联网上，供学习者自由下载。学生按照教师的要求将所需学习的材料下载到本地硬盘上，然后运行或打开该文件进行学习，根据要求完成作业，再将作业传到教师的主机上，教师批改以后将信息发送给学生。

.在线讨论。即用互联网电子布告牌系统(BBC)的用户管理、讨论管理、即时交流、文章讨论、电子信件、用户留言等诸多功能，引导学生登录到某一主机，然后进入BBC系统进行讨论式学习，教师可以开辟出几个近乎“聊天室”或“论坛”的“在线语文课堂”，在站点上建立相应的主题讨论组，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与爱好，自由选择主题区参与讨论发言，并针对别人的意见进行评论或辩论。教师进行必要的监控和导向，保证学生的讨论和发言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力求达到教学目标。

.在线传递。即通过文件服务器的上传功能或电子邮件，发送传递自己的意见或邮件等，参与讨论，完成作业，交流信息，进行网上讨论、网上交际、网上投稿等在线语文学习活动。

.在线登录。即指导学生通过局域网的“网上邻居”或互联网的“远程登录”，将自己的计算机登录到教师或其他远程主机上，并运用该主机上的各种功能进行在线语文学习。教师可以专门开辟一个可以供学生进行登录的区域，安排好各种学习课件，由学生进行个别化学习。由于同在一台主机上，学生的学习内容、学习情况、学习进度等基本信息都是即时传送，教师可以在与学生的直接交流中进行“虚拟现场指导”，提出学习建议，监控学习过程。

（二）“在线语文学习”主要形式

.以计算机为学习平台，构建“个性化”学习方式。“在线语文”通过先进的技术，在同一空间营造出一个相对个性化的学习环境，使每个学生都可以得到与教师与同学充分交流的机会，它可以针对每一学习者，按最有效的个性化原则来组织学习，更注重培养自学能力，这将扬弃“教师讲，学生听”的班级教学方式，代之以个人学习、小组协作的研习方式。它更允许学生自主选择学习内容、学习伙伴、学习进度和学习方式，自主参与讨论、操作与实践，自主作出思考、判断与选择，甚至允许学生自主选择教师、选择课堂。在这个“在线语文课堂”中，学习首先是个人的事情、自主的活动，计算机只是提供一种基于网络环境的学习平台。“个性化”学习方式将是“在线语文学习”最基本最主要的学习方式。

.以计算机为信息搜集处理工具，构建“探究性”学习方式。面对无边无际的网络世界和无穷无尽的知识海洋，教会孩子怎样思考问题，知道到哪里去寻找他所需要的知识，并学会怎样运用这些知识去组合，去创新，去回答他所要回答的问题，这种“探究性学习”是现代语文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在现代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的一体化中，计算机因具有快捷而又强大的信息搜索能力、存贮能力和处理能力，必将成为学生“探究性学习”的最佳的资料搜集和存贮处理工具。因此，必须引导学生以计算机为工具，采用搜集、处理、存贮方法进行“探究性学习”。这种“探究性学习”可以采用“专题任务驱动式”，即“提出探究任务网上搜寻查阅信息下载整理信息处理利用信息（如运用计算机技术进行信息的剪切、移动、复制、引用等处理）撰写并交流探究报告”。

.以计算机为衔接中介工具，构建“综合性”学习方式。以网络技术、通信技术、多媒体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为“中介工具”，通过引导学生进行抽象的语言文字与听觉、视觉、动觉等形象语言的相互转换，在现代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的一体化中，把语文与音乐、美术、动画、社会、自然、数学等结合起来，实现语文知识的综合运用、听说读写的整体发展、语文课程与其他课程的融合、书本学习与实践活动的紧密交互以及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性学习”，软化学科界限，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

.以计算机为沟通交际工具，构建“交互性”学习方式。网络世界的出现（并与现实世界不断交互）使语文学习环境不断地开放化、多元化、复杂化、动态化。如何增强语文资源的开放性、语文课堂的开放性、语文学习的开放性、语文实践的开放性，突破学科独立性、时空封闭性、内容狭隘性，引导学生学会交际与沟通，由单向的“接受性学习”向多向多元互动的“交互性学习”转变，从而能够自如地在这种网络环境中进行跨国家、跨地区、跨民族、跨人群、跨领域的语言交互、情感交互、信息交互、思想交互、文化交互，并在交互中学会不断地自我学习、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不断地调整自我的身心以适应网络环境日新月异的变化，这是网络环境下语文学习的一个重点，也是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因此，要注意引导学生：()以信息为载体，进行教师、学生、网民的多向多元交流；()以学习、生活为中介，进行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双向多元交互；()以现代通信设备为工具，进行跨地区、跨人群、跨领域的多向多元交互。

.以需要和期待为标准，构建“选择性”学习方式。网络世界中信息剧增、知识膨胀的程度超乎人们的想象。一方面，信息数量多、传播速度快，信息资源不断更新，不断扩容；另一方面，冗杂信息也随之增多，日益泛滥。面对浩瀚的知识海洋，如何引导学生学会“选择性学习”，提高学生信息检索力、判断力和处理力，使学生在语文学习中能够更好地驾驭信息、利用信息显得尤其重要。这是网络环境下语文学习的基本方法。要引导学生做到以下几点。

()依据“消费需要”作出选择。用“消费的观念”按需要进行“选择性学习”，从信息的重重包围中突围出来。具体可以采用：①教材拓展式，即围绕语文教材中某一点（如作者、体裁、时代背景等）按需要进行拓展性信息选择；②专题搜索式，即围绕某一研究课题，按课题的目的与要求进行信息搜索与选择；③问题解答式，即为了解决某一问题而进行信息选择；④生活需要式，即按日常生活的需要（如养花）而进行信息选择；⑤兴趣爱好式，即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如喜欢打球，喜欢科幻）进行信息选择。

语文新概念篇（3）

现代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的一体化，必然逐步打破传统语文课堂的封闭围墙，把语文教育带入这个无限广阔而又全新的领域——“在线空间”，促使语文学习不但在时间上、空间上，甚至连课堂的主体都被拓展得无限的宽泛。语文课堂将成为一个被无限拓展的无比宽泛的概念。

（一）课堂时空的宽泛——时时是课堂，处处是课堂

传统语文课堂非常封闭，其地点是固定的，仅仅局限于某一班级；时间也是固定的，只有区区每周几节。而“在线空间”却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学生通过区域网或互联网，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语文学习和实践，运用语文去交流和沟通。可以说只要有一台计算机、一只“猫”和一条电话线，哪里都可以成为语文课堂；只要一开机，就可以“上课”——进行“在线阅读、在线作文、在线讨论、在线交流”等语文综合性学习与实践活动，达到“时时是课堂，处处是课堂”。

（二）课堂主体的宽泛——人人是教师，人人是学生

传统语文课堂，其主体仅仅是一位教师加几十位学生，不但数量是固定的，师生关系也是绝对的，师是师，生是生，泾渭分明。而在“在线空间”里，学生通过网络，通过“远程登录”，就可以很便捷地进入世界各地的各式各样的“语文课堂”，去接受世界各地语文老师甚至其他非语文老师的远程语文教育。同时，通过网络，通过“电子邮件”“网络新闻组”和“电子公告板”，学生还可以把自己的语文知识传递给他人（周边人与远程人、熟悉人与陌生人），可以指导他人进行语文学习，自己摇身一变，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语文教师”，具有了“学生”与“教师”双重身份。

我们还可以开辟几个类似于“聊天室”或“论坛”的“在线语文课堂”，由多名教师（可以不同校或不同地区）组成教师群作为“版主”，学生自由选择参加，每次“在线上课”拟出一个主题，师生共同讨论学习，使学生与教师、同学能够便捷而又自由地进行实时交互性“直接对话”，实现多元多向互动以及即时评价与反馈。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可以凭着自己的兴趣和能力，随时进入某一“在线课堂”，也可以随时退出。当学生认为已经学会了某一课（或某一单元、某一年级的教学内容），可以自己直接切入下一课（或下一单元、下一年级的教学内容）；当学生觉得尚未理解，难以掌握，就可以通过提问求助于教师或其他同学；教师或其他同学对某一同学的学习实时地进行解答、评价、指正、鼓励、表扬、启示、帮助、辅导和肯定，从而实现因材施教和个性化学习，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理念。在这样的语文课堂里，一个学生所面对的是多数量、多元化的教师，他所获得的语文教育也必将是多数量、多元化的；而且，学生本身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教师，他也可以去教他人，辅导他人。在这种打破班级、年级的“人人是教师，人人是学生”的语文课堂里，教与学不断转换和整合，个性化学习和合作学习互相配合，带来的必将是持续的教学相长和课堂中每个主体的语文素养的不断提升。

二、“在线信息”：语文学习新教材

互联网拥有世界上最重要最丰富的信息资源，是全球信息集散地。它采用“超文本链接”（即信息组织形式不是简单地按顺序排列，而是用复杂的网状交叉索引方式将不同来源的信息进行链接，所链接的内容不仅包括文字符号，也包括图像、声音、动画、电影等多媒体信息），将全球的网上图书馆、网上报刊杂志、网上书店、网上藏书屋、网上数据库、信息资料中心、实验中心、计算中心及远程教学机构、专家系统等链接成巨大的多媒体信息库，构成一本没有页码的按照多线索多层次交叉编辑的巨大“天书”，供读者按照个人最感兴趣的路径或线索来组织浏览阅读。这本“超文本天书”是信息时代语文学习不可或缺的内容。

可以预见，随着现代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的一体化，必然引发语文教材的变革，不但在语文教材的编排上将增加现代信息技术与语文学习、实践活动相沟通的内容与形式，使语文教材更容易吸纳现代信息技术的精华，更富于时代性和现代化；而且，现代信息技术在语文学习中的广泛运用，可以通过网络，使世界各地的各种“超文本”语文资源与现行语文教材或紧密结合，或遥相呼应，最大限度地拓展语文学习内容，突破教材的极限，弥补教材的缺陷，改变当前教材单一、内容狭窄的状况，使语文教材更富于针对性、实效性和多元化、立体化。

（一）离心发散拓展式。即以课内语文教材为中心，抓住某一结合点（知识点、情感点、内容交叉点等），设计一些课前、课后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资料搜集、网上阅读与交流等发散性、拓展性实践活动，以求把网络上的语文资源充实到现行语文教材中，使语文教材丰满起来，完善起来，把容量很小的语文教材拓展得无限广大，把薄薄的语文教材充实得厚厚的，使教材更富于立体化、多元化，更富于时代性、针对性、实效性。

（二）向心聚敛呼应式。即引导学生以网上“超文本”语文资源为教材，通过信息技术进行广泛的在线阅读、在线作文、在线讨论、在线交流等网上语文实践，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以求通过这种百川汇海的形式，把网上的语文资源向学生的语文素养聚敛汇集，并与课内语文教材相呼应，相补充，相促进，共同对学生进行大语文教育。

三“在线学习”：语文学习新方式

网络世界是一种全新的学习环境。随着现代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一体化的不断深入，语文课堂和语文教材的无限宽泛，以及计算机作为一种学习工具逐步被学生所掌握，最终必然呼唤并促使语文学习方式的革新，产生一种全新的学习方式——“在线学习”（也包括下载后的“离线学习”，它是“在线学习”的延伸）。这是一种网络环境下的信息时代特有的语文学习方式。只有这种学习方式的形成和发展，才能使学生更好地适应和驾驭现代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一体化的语文学习情境。

（一）“在线语文学习”的主要方法

1.在线浏览。即按照“上网阅读寻找资料（用找标题、中心句、关键段等方法）摘录”的程序进行快速浏览，查阅文献，选取所需信息。在线浏览是互联网中应用最广泛的方式，利用这种方式进行学习是最直接最可行的。除了可以浏览“在线空间”中的各种“超文本信息”（如人教网＼小学语文＼学生频道中的语文学习资源）以外，教师还可以创建自己的主页，按照一定的教育教学目的要求，选择合适的教育教学内容，通过有效的信息技术进行网上传送，让学生在“在线浏览”中进行语文学习。

2.在线检索。即采用“任务驱动式搜寻法”，按照“提出搜索任务——确定检查标志（所需文献的类目、关键词、作者姓名、发表日期等）选定检索工具（“搜狐”等搜索器）输入检索途径查找原始文献资料（浏览、筛选、摘录、整理）”

的程序进行搜寻查阅信息，让学生在“在线检索”中进行语文学习。

3.在线下载。即指导学生利用“文件服务器”，采用“复制粘贴法”“目标另存法”或利用“网络蚂蚁”“网际快车”等下载软件，对信息进行下载，并对获得的大量信息进行分类、整序、编码、建立索引等存贮处理，使下载的信息系统化、简明化，便于进一步查阅。教师也可以将各种学习资源，以软件资料库的形式存放在互联网上，供学习者自由下载。学生按照教师的要求将所需学习的材料下载到本地硬盘上，然后运行或打开该文件进行学习，根据要求完成作业，再将作业传到教师的主机上，教师批改以后将信息发送给学生。

4.在线讨论。即用互联网电子布告牌系统(bbc)的用户管理、讨论管理、即时交流、文章讨论、电子信件、用户留言等诸多功能，引导学生登录到某一主机，然后进入bbc系统进行讨论式学习，教师可以开辟出几个近乎“聊天室”或“论坛”的“在线语文课堂”，在站点上建立相应的主题讨论组，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与爱好，自由选择主题区参与讨论发言，并针对别人的意见进行评论或辩论。教师进行必要的监控和导向，保证学生的讨论和发言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力求达到教学目标。

5.在线传递。即通过文件服务器的上传功能或电子邮件，发送传递自己的意见或邮件等，参与讨论，完成作业，交流信息，进行网上讨论、网上交际、网上投稿等在线语文学习活动。

6.在线登录。即指导学生通过局域网的“网上邻居”或互联网的“远程登录”，将自己的计算机登录到教师或其他远程主机上，并运用该主机上的各种功能进行在线语文学习。教师可以专门开辟一个可以供学生进行登录的区域，安排好各种学习课件，由学生进行个别化学习。由于同在一台主机上，学生的学习内容、学习情况、学习进度等基本信息都是即时传送，教师可以在与学生的直接交流中进行“虚拟现场指导”，提出学习建议，监控学习过程。

（二）“在线语文学习”主要形式

1.以计算机为学习平台，构建“个性化”学习方式。“在线语文”通过先进的技术，在同一空间营造出一个相对个性化的学习环境，使每个学生都可以得到与教师与同学充分交流的机会，它可以针对每一学习者，按最有效的个性化原则来组织学习，更注重培养自学能力，这将扬弃“教师讲，学生听”的班级教学方式，代之以个人学习、小组协作的研习方式。它更允许学生自主选择学习内容、学习伙伴、学习进度和学习方式，自主参与讨论、操作与实践，自主作出思考、判断与选择，甚至允许学生自主选择教师、选择课堂。在这个“在线语文课堂”中，学习首先是个人的事情、自主的活动，计算机只是提供一种基于网络环境的学习平台。“个性化”学习方式将是“在线语文学习”最基本最主要的学习方式。

2.以计算机为信息搜集处理工具，构建“探究性”学习方式。面对无边无际的网络世界和无穷无尽的知识海洋，教会孩子怎样思考问题，知道到哪里去寻找他所需要的知识，并学会怎样运用这些知识去组合，去创新，去回答他所要回答的问题，这种“探究性学习”是现代语文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在现代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的一体化中，计算机因具有快捷而又强大的信息搜索能力、存贮能力和处理能力，必将成为学生“探究性学习”的最佳的资料搜集和存贮处理工具。因此，必须引导学生以计算机为工具，采用搜集、处理、存贮方法进行“探究性学习”。这种“探究性学习”可以采用“专题任务驱动式”，即“提出探究任务网上搜寻查阅信息下载整理信息处理利用信息（如运用计算机技术进行信息的剪切、移动、复制、引用等处理）撰写并交流探究报告”。

3.以计算机为衔接中介工具，构建“综合性”学习方式。以网络技术、通信技术、多媒体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为“中介工具”，通过引导学生进行抽象的语言文字与听觉、视觉、动觉等形象语言的相互转换，在现代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的一体化中，把语文与音乐、美术、动画、社会、自然、数学等结合起来，实现语文知识的综合运用、听说读写的整体发展、语文课程与其他课程的融合、书本学习与实践活动的紧密交互以及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性学习”，软化学科界限，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

4.以计算机为沟通交际工具，构建“交互性”学习方式。网络世界的出现（并与现实世界不断交互）使语文学习环境不断地开放化、多元化、复杂化、动态化。如何增强语文资源的开放性、语文课堂的开放性、语文学习的开放性、语文实践的开放性，突破学科独立性、时空封闭性、内容狭隘性，引导学生学会交际与沟通，由单向的“接受性学习”向多向多元互动的“交互性学习”转变，从而能够自如地在这种网络环境中进行跨国家、跨地区、跨民族、跨人群、跨领域的语言交互、情感交互、信息交互、思想交互、文化交互，并在交互中学会不断地自我学习、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不断地调整自我的身心以适应网络环境日新月异的变化，这是网络环境下语文学习的一个重点，也是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因此，要注意引导学生：(1)以信息为载体，进行教师、学生、网民的多向多元交流；(2)以学习、生活为中介，进行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双向多元交互；(3)以现代通信设备为工具，进行跨地区、跨人群、跨领域的多向多元交互。

5.以需要和期待为标准，构建“选择性”学习方式。网络世界中信息剧增、知识膨胀的程度超乎人们的想象。一方面，信息数量多、传播速度快，信息资源不断更新，不断扩容；另一方面，冗杂信息也随之增多，日益泛滥。面对浩瀚的知识海洋，如何引导学生学会“选择性学习”，提高学生信息检索力、判断力和处理力，使学生在语文学习中能够更好地驾驭信息、利用信息显得尤其重要。这是网络环境下语文学习的基本方法。要引导学生做到以下几点。

(1)依据“消费需要”作出选择。用“消费的观念”按需要进行“选择性学习”，从信息的重重包围中突围出来。具体可以采用：①教材拓展式，即围绕语文教材中某一点（如作者、体裁、时代背景等）按需要进行拓展性信息选择；②专题搜索式，即围绕某一研究课题，按课题的目的与要求进行信息搜索与选择；③问题解答式，即为了解决某一问题而进行信息选择；④生活需要式，即按日常生活的需要（如养花）而进行信息选择；⑤兴趣爱好式，即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如喜欢打球，喜欢科幻）进行信息选择。

语文新概念篇（4）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9）01-0138-10

汉语文学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积累，其中新文学的研究经过近百年的建构、开拓与发展，亦以其不断扩大的规模与日益充实的内蕴，成为文学研究学术格局中颇为活跃及颇具潜力的学科。不过这一学科从概念而言尚缺少有力的学术整合：明明都是以区别于传统文言作品的汉语各体新文学写作为内涵，却被习惯性地分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台港澳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等不同领域，各自凸显的乃是某种时代属性或空域属性，汉语新文学整体遭到了人为的切割且被切割得有些纷乱、错杂。“汉语新文学”的概念整合不仅能够在相关学科的设置上克服上述纷乱、错杂并奏繁就简之效，而且有利于相关学术领域学术规范性的建设。汉语新文学研究者即使面对一些并不科学并不规范的学科概念也常常习惯于保持默认姿态，轻易放弃了汉语新文学名实关系的思索与论辩，其结果往往导致学科的纷乱与学术的失范；缺少明确、稳定和科学的学术内涵和外延的支撑，相应学科的学术规范性便会受到频繁的干扰。根据学术范畴的一般原理，学术活动乃由“构成性规则”和“范导性规则”所规范，而“构成性规则”是基础，也是核心。[1] （P76） 汉语新文学研究领域被长期分割成上述明显缺乏学术整合且相互之间夹缠含混的学科板块，正是其“构成性规则”相对紊乱的体现；而其“构成性规则”的紊乱直接导致“范导性规则”的薄弱，学科的规范性建设因而显得任重道远。

以白话文为主体语言写作的现代文学，从其诞生之时就被先驱者命名为“新文学”，汉语新文学概念的建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新文学“名学”传统的恢复。新文学的命名体现着先驱者对所倡导和建设的文学性质、形态，特别是其所必然体现的新的文学传统的深刻认知与准确把握，从而构成了汉语新文学概念坚实的学术基础。这一学术基础中的语言因素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卓越的凸现，虽然它在后来的学术论辩中遭到了不应有的忽略，但现代文学和现代语言理论都聚焦于以语言界定文学的学术必然性，这使得汉语新文学概念取得了相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等约定俗成概念的某种理论优势。各种文学史写作和文学研究的学术实践亦表明，这样的理论优势正在逐步得到学术现实的承认。

一、“新文学”作为概念内核的历史依据

汉语新文学概念的基本内核当然是“新文学”。至少在文学革命先驱者和新文学基本建设者的印象与习惯中，“新文学”比后来俗称也是通称的“现代文学”更易于接受，因为“新文学”概念全面地包含着与传统文言即所谓“旧文学”相对的白话写作，以及作为文学革命的积极成果这两层含义，而不是像后来的通称“现代文学”那样偏重于凸显其时代属性。同时，新文学概念反映出新文学家建构新文学传统的全部命意，而新的文学传统才是新文学全部根性与特征的典型体现。于是，以“新文学”统称区别于传统文言的所有汉语写作，具有深刻而充分的历史依据。

新文学一语的使用，或与梁启超时代的新文体、新小说诸说有密切的联系，但作为一种文学概念，则在文学革命运动中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新文学”作为术语，当始见于1917年2月1日陈独秀致陈丹崖信，在这封信的开头，陈独秀便对陈丹崖来书“详示对于新文学之意见”表示欢迎。新文学概念的正式使用则始于三个月之后，胡适于1917年5月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以历史譬喻的方式将“新文学”作为白话文学和作为文学革命成果这两层含义表述得相当明确：“古文家又盛称韩柳，不知韩柳在当时皆为文学革命之人……其时白话之文未兴，姑韩柳之文在当日皆为‘新文学’。”[2] （P34） 作为白话文运动的发难者和文学革命的始作俑者之一，胡适对“新文学”的这两层含义深有心得，在此后“提倡新文学”的一年时间内，他一直盼望着“有一种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真可算作文学的新文学”来取代桐城派的古文、《文选》派的文学、江西派的诗、梦窗派的词以及《聊斋志异》派的小说等陈腐的旧文学。[3] （P59） 此后，人们虽然不再像胡适那样强调文学语言的白话化以及文学革命的轰轰烈烈，但新文学概念逐渐为鲁迅、周作人、朱自清等新文学倡导者和实践者所一致认同并沿用成习。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是这一历史性认同的集中体现，而在此之前，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新文学”已经作为学科名称出现在大学课堂，至少，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周作人在辅仁大学都曾分别讲授过“中国新文学研究”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① 此后“中国新文学”的概念一直被沿用不辍，即使在“中国现代文学”等概念后来居上并大有取而代之之势时，新文学概念仍被证明有其悠久的学术生命力。

从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现代文学”或“中国现代文学”概念逐渐露出了取代“新文学”概念的端倪，至50年代形成大势气候。这种将主题词由“新”到“现代”的转变，除了特定气候下的国体与时代因素的政治考量外，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心理因素也相当关键。刚刚开始运作这样的概念更替之时，“中国新文学”概念也刚刚得到了普遍的学术确认，一些研究者便从反思乃至批判新文学的角度提出“现代中国文学”的概念以示另辟蹊径，这方面最初最有代表性的成果乃是钱基博出版于1933年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这应该是“中国现代文学”概念的先行态。钱基博不满于新文学，不无偏执地将新文学视为“胡适之所以哗众取荣誉，得大名者”，[4]（P472） 因而自然不同意将“民国纪元以后”的文学概称之为“新文学”，而是认定新文学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分支，主要成就还是这一时期的“古文学”，它们都属于“现代文学家”的创作与操作。这样的概念把握虽然基于一种偏见，却较之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正统概念更显得健全与科学，因为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概念沿用者基本上都没有将现代历史时期的“古文学”视为自己的当然研究对象，直到近些年在黄修己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等有限的几部文学史专著中，才部分地体现出类似的自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30年代初期钱基博等人想到用“现代文学”概念冲击“新文学”，并不是先知先觉地意识到“现代文学”概念在此后的文学学科发展中更具优势，而是体现了对那个时代特别流行的“现代”一词的敏感与呼应。那时正是中国在战乱频仍的短暂间隙中向世界现代化潮流大规模开放的辉煌时刻，特别是以上海为代表的都市文化生活直逼西方摩登时代的前沿风气，“现代”及其译音词“摩登”势已成为时代文化的关键术语，“现代文学”作为一个流行概念以取代“新文学”一度已成必行之势。那时《现代》成为最具影响的文学刊物之一，而富有象征意味的是，《现代》的前身乃是《新文艺》。《新文艺》改为《现代》，作为关键词的“新”为“现代”所取代，正喻示着“新文学”概念将让位于“现代文学”。虽然研究者仍习惯于沿用“新文学”概念，但“现代文学”作为学术概念和学科名称早已隐然成势。据称，杨振声在燕京大学开设的有关课程便称“现代文学”。[5]

新文学概念强调的是与旧文学的相对性，较多地融入了传统因素的考量，所揭示的仍然是文学的内部关系；而现代文学概念关注的是时代因素，无论是从政治内涵还是从摩登涵义来考察，都是将文学的外部关系置于特别重要的地位，相比之下，其所具有的历史合理性以及相应的学术含量都不如新文学概念。新文学倡导者无论如何偏激地反对旧文学，都是在价值观念上承载了旧文学传统的巨大压力，因而迫切地追求新的文学传统，铸成新文学，以求得解放与超脱。他们深知旧文学具有丰厚的文学传统，文学革命运动于旧文学所反对的，其实不是所有的文学家及其文学作品，而是其所体现的文学传统，即陈独秀所谓“陈陈相因”的文学“形体”，以及“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的文学“内容”；于是，在斥责贵族文学、古典文学与山林文学之余，并不回避对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柳、元、白以及“盖代文豪若马东篱，若施耐庵，若曹雪芹诸人”的称颂与赞赏。[6] 同样，胡适反对代表过去时代的旧文学，也不过是因为旧文学所体现的“古典主义”传统“当废”，[7] 这并不影响他提倡整理国故。周作人、沈雁冰等在组建文学研究会时立意将建设新文学与整理旧文学联系起来，在改革《小说月报》时也承认给“旧有文学”以一席之地，以肯定其“对于将来亦有几分之贡献”，都说明他们对于旧文学传统的价值承担。对于新文学倡导者和建设者而言，旧文学传统力量是那样地巨大而沉重，一般性地注入时代性因素难以形成克服乃至抵御的力量，于是，文学的“现代”内涵远没有文学的“新”传统的铸成更有力度也更加重要，这便是新文学作为概念远胜于现代文学的深层原理。

因此，作为新文学概念的“新”并不是像人们一般性地理解的那样，体现着新的形式和新的内容等等，这种浅表层面的“新”确实可以用诸如“现代”或“当代”等时间概念来替代；新文学概念之“新”乃是吁求着新的文学传统的建立，尽管这种新文学传统在不同的新文学家的表述中有差异：在胡适的表述中常有“真文学”与“活文学”之称，在周作人的表述中则为“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在陈独秀、沈雁冰的表述中似成“写实文学”之类，在鲁迅和文学研究会的表述中常是“为人生的文学”。这些都是先驱者试图建立新文学传统以摆脱旧文学传统的思想印痕。新文学家们在提倡新文学、抨击旧文学的同时，每每对新文学创作的成果多有不满，同时对传统的经典文学充满敬意，但他们之所以能在这样的心态下坚持新文学的方向，其奥秘乃在于对新文学传统的自信与坚持：惟有从新的传统的角度才能使得新文学家充满着面对旧文学的信心和勇气，任何别的因素，包括时代性因素都无法赋予他们这样的信心与勇气。尽管胡适一贯倡言“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进化理论，正像他一贯力倡“白话文学之为文学之正宗”，[8] 但他们却并不十分强调“真文学”、“活文学”的时代因素，更不认同“人的文学”或“平民文学”的摩登色彩，相反，他们主张普通的抒情写世文学，表现人生之一般的文学，而不是成色十足地体现时代因素的文学，因而，新文学概念比现代文学概念更具有历史的合理性，更能体现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也更具有文学理论的学术厚度。

热衷于“现代文学”乃至“当代文学”概念建设的人们忽略了“新文学”概念的这种新文学传统命意。对于新文学传统的忽略使得新文学概念在时代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的强调中变得灰暗不堪。如果说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为标志，上个世纪50年代的研究者还有可能在新文学概念与现代文学概念之间找到徘徊的余地，则“中国当代文学”概念的出现宣告了新文学作为学术和学科概念的历史性地位。中国当代文学最初是以诸如“新中国文学”或“建国以来的文学”来表述，① 内涵上体现出当代中国的某种政治强势，于是在50-60年代之交② 突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既成格局，将汉语新文学从与传统文学的诸多纠结中擢，完全成了具有时代活力和影响力的批评概念和学科命题。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相整合的概念，一个叫作“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临时性学术概念和明显拼凑型的学科名称便就此出炉，并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为汉语新文学领域最具权威性和最富范导力的概念，其影响正越出中国内地而辐射到港澳台乃至于国外的汉语文化圈。“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正式的学术概念，无论是在内部关系还是在外部关系上都失去了概括力度以及延展的张力。就内部关系而言，正如人们早已质言过的，它号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却约定俗成地放弃了对汉语文学以外的中国其他民族语言文学的涵盖，同时在时间意义上也难以达到当年钱基博的认知水平，将这一时段的“古文学”涵括进来。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外部关系来探讨，正如人们尴尬地发现的，尽管台港澳从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范畴内似乎并不能，也似乎从未打算理直气壮地包括台港澳文学的内容。在长期的理解习惯和学术实践中，台港澳文学在被边缘化的同时也似乎已经取得了相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某种特殊性地位，这样的基本事实早已宣告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学科名称的涵盖力受到了人为的限制。至于离散到海外的汉语文学写作，则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更不能为这一学科概念所涵括。没有人怀疑海外汉语文学写作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之间的血肉联系，汉语新文学无论在中国本土还是在海外各地，其实都是一个分割不开的整体，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正式概念，与继之而起的海外华文文学等概念构成合谋契约，人为设限地试图将它们拆卸为不同的板块。这样的学术尴尬只有通过强调新文学一脉相承的新传统来加以克服，任何时代性或地域性的分割与强调最终都必须让位于新文学传统的统驭。③

新文学概念有着深刻而充分的历史依据。它不仅体现了五四新文学运动对白话文学的倡导与文学革命的成果这两层基本含义，而且更体现着新文学突破旧文学传统，建构新文学传统的根本诉求和本质命意。新文学家们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区域致力于建立和发扬新的文学传统，这是整个汉语新文学界的统一的意志行动，也是汉语新文学内在统一的根本依据，这一根本依据最终将中止人为的学科分割，促进汉语新文学作为一个学术整体为历史所接受。近年来“汉语文学”、“20世纪汉语文学”或“中国现代汉语文学”等概念的陆续出现，[9] 体现出学术界从概念上整合这一学术整体的跃跃欲试心理。

二、“汉语”作为中心词的理论意义

汉语新文学的另一中心词自然是作为语言种类的“汉语”。新文学传统当然会通过各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加以承载，可在更沉潜更深入的意义上乃是通过现代汉语得以风格论的呈现。这使得汉语新文学概念在理论上较之中国现代文学乃至中国新文学概念更具优势。

中国现代文学或中国新文学概念以国家、政体为依据界定文学版图，带着较为强烈的意识形态意味。意识形态因素和政治内涵有助于文学研究者更深刻地认知和更有倾向性地评价一定时代一定区域文学的精神价值，但把握不力也会造成对学术理性的某种负面影响。因此，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可新文学传统强调的语言革新因素甚至思想革命因素远远超过对国家、政体因素的考量。新文学所开辟的新传统以现代汉语（通俗地说便是白话）为基础和基本载体，这就注定了汉语新文学作为学术概念对于国家、政体范畴的某种超越性，决定了它作为学术概念对各个时代各个不同区域的汉语文学所具有的高度涵盖力。

汉语新文学，从理论上说，就是以现代汉语所构成的“言语社团”所创制的文学样态，作为概念，它可以相对于传统的以文言为语言载体的汉语文学，也可以相对于以“政治社团”为依据划定的中国现代文学等等。按照布龙菲尔德的语言学理论，“言语社团”即是指依靠同一种语言相互交往的族群，它显然与“政治社团”（国家之类）并不统一。[10] （P36） 文学是通过语言思维创造，也是通过语言载体呈现出来的艺术形态，无论从其创作活动的内部情形还是从其被接受的外部效应来看，文学的“言语社团”属性总是比其“政治社团”属性更大、更明显、更重要。文学接受的外部实践证明，一般情形下的文学诉诸于接受者的首先不是作者的国籍或作品中的国族意识，而是它借以思维、创造和呈现的语言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语言风格；一个“言语社团”有可能贡献给世界一种独特的然而又是整体的语言风格。由此可见，作为学术概念的一门文学既可以以国家和政治社团为依据进行界定，也可以以“言语社团”为依据加以涵括。汉语新文学概念突出了“汉语”这一“言语社团”因素，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弥补单纯从“政治社团”界定所可能带来的概念狭隘的欠缺。

汉语作为一种语言，天然地构成了一个无法用国族分别或政治疏隔加以分割的整体形态，这便是汉语的“言语社团”作为汉语文学“共同体”的划分依据。所有用现代汉语写作的文学，无论在祖国内地还是在台湾、香港、澳门等其他政治区域，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别的国家，所构成的乃是整一的不可分割的“汉语新文学”。汉语在文学表达的韵味、美感及象征意趣上的明显趋近，构成了汉语文学区别于其他语言文学的特色、风貌，这样的文学风格及其审美特性，往往比一般意义上的国度文学或民族风格更能对人类文明的积累作出实质性的和整体性的贡献。有些语言学家明确认为一种语言的总体风格与操用这一语言的民族文化完全一致：“语言风格首先是指某一种语言在世界上全部语言的总体中，它所特有的全部区别特征的总和。这也可以叫做语言的民族风格。”[11] （P110） 人类的审美经验和审美成果需要多种语言形态甚至需要所有语言形态加以体现，在这种巨大丰富性的积累之中，汉语文学客观上必然是以统一的文学方阵出现并区别于别的语种的文学。事实上，就新文学而言，全世界的汉语写作所承续和发扬的都是新文学的伟大传统，这一传统所带来并鲜活地体现的现代汉语巨大的审美表现力和逐渐成熟的表现风格，越来越明显地镶嵌在人类文明的审美记忆之中，参与其中的每一个区域的汉语写作者都程度不同地作有贡献并与有荣焉。

总体上和整体上的汉语写作对于人类文明作出的贡献，无论被称作“中国气派”还是民族风格，其实都不过是中华文化原型的语言体现。任何种类的文化，特别是通过文学作品体现出来的群体文化，都主要通过语言的表述和写照加以传达；文化有国家的、民族的、社会的等等各类形态，不过最切实的文化形态则是由同一种语言传达出来的“共同体”的兴味与情趣，也即是同一语言形成的文化认同；“语言和文化不仅仅是人们生活其中的社会环境的表象，而且还恰恰是人们认同的本质要素。”[12] （P270） 而作为人们认同的本质要素的文化，也还是通过语言承载并体现出来的。因此，一个民族文化认同的本质体现最终回落是在语言方面。中国传统文明的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各种心态的驱使下经常被理解为或诠释成东亚各民族的共同遗产，但通过汉语表达并成为固定文本的精神文化遗产，则是使用其他语言的任何别的民族都无法强取豪夺的，有了汉语这一硬性的承载，诸如孔子学说这样的灿烂文化传统就不可能被涵括进别的文化系统之中。

汉语新文学在不同的地域可能表现不同的社会环境和人生经验，但用以审美地处理这样的环境与经验，并对之作出价值判断的理念依据甚至伦理依据，却是与五四新文学传统紧密相连并在现代汉语中凝结成型的新文化习俗和相应的创造性思维。尽管异域文化和文学对新文化和新文学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可现代汉语及相应的现代汉语思维通过文学创作已经对之进行了无可否认的创造性转化，能够作为特定的精神遗产积淀下来的一定是为现代汉语所经典性、意象化地固定表达的成品。无论是在人物塑造、情节刻画还是在叙事策略和抒情风格上，外国文学影响通过汉语所进行的创造性转化都可能积淀成汉语文学的精神遗产，而不经过这样的语言转化则无法取得这种精神遗产资格。早在80年代初，文学史家唐就对西方文学影响必须与中国人的语言方式相吻合的现象作过精辟论述：“西方思潮和外来形式在同中国人民的欣赏习惯和艺术趣味相结合时，尤其是同中国人民的语言格调和生活方式相结合时，有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由于不能同中国语言或者中国生活相结合，因而遭到失败的结果，在文学史上是不乏先例的。”关于后者他例举到了李金发食洋不化的象征诗歌以及一些人尝试着引进终归失败的商赖体。[13] （P22-23）

由于语言对文学的性质，以及对不同语言的文学之间相互关系有着如此深刻而鲜明的决定性作用，当一种文学需要作为一门学术乃至一门学科进行界定的时候，理应首先作语言分类，在确定语言类别的前提下再顾及这种文学的其他品性。汉语新文学的首倡者胡适虽然未能证明他十分稔熟于这样的理论，但他当时的言论足以表明，他十分清楚这一类道理。他在文学革命期间最重要的论文之一是《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这篇文章比《文学改良刍议》更加准确地切中了新文学建设的要穴――国语的要素。文章的副标题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相关论述虽未达到问题的“根本解决”的境界，但显然比一般性地提倡白话文学深刻得多，也本质得多：“我以为我们提倡新文学的人，尽可不必问今日中国有无标准国语……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3] （P64） 这实际上首次提出了以国语的白话（也就是现代汉语）构建新文学的汉语新文学本质命题。这是汉语新文学富有活力的品质，也是它与生俱来的使命。对于新文学的语言品质及其与使命的联系，先驱者貌似浅泛的认识却远远比后人所理解或批判的深刻得多。胡适的“国语的文学”观除了坚持文学语言的白话化以外还强调白话语言的普通化，这使得“汉语新文学”概念在语言规范上有了自明性的内蕴。

文学研究界不习惯于从语言本体看待新文学的诞生与新文学运动，导致了这样一个严重的历史事实被长期遮蔽：在文学革命的一系列论争之中，“新旧”两派的冲突其实更多地聚焦于废除文言的语言策略而不是开放的和现代性的思想文化观念。首先站出来反对新文学的恰恰是身体力行地倡导文学和文化开放的先驱者严复、林纾，原因就在于此；他们并非质疑新文化倡导者的开放态度和现代意识，而是为了捍卫文言的正统以狙击引车卖浆者流所操之语对文学语言的侵袭。黄侃、刘师培等国故派以及章士钊的甲寅派攻击新文学的要害问题也在于白话文的提倡。特别是学衡派，在文学上也持有改良之论，其浓重的西学背景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新文学的天敌，正如梅光迪所言“建设新文化之必要，孰不知之？”他们只是觉得文言和白话分别体现一定时期文学体裁的需要，不应偏废文言而独尊白话：“文学体裁不同，而各有所长，不可更代混淆，而有独立并存之价值。岂可尽弃他种体裁，而独尊白话乎？”[14] 至于新文学同路人的一些议论争持，例如任叔永、朱经农等人的商榷意见，也都集中在对废除文言的某种偏激性言论的不满。这些关于汉语新文学语言的论争，在五四时代频度较高，它们不仅对现代汉语作文学表现的合法性的确立提供了主动的或事实上的帮助，而且也为新文学家在不断提高现代汉语表达的艺术性和精熟度提供了或正面或反面的激励与鞭策，从而加速了白话文学的成熟，提高了汉语新文学的总体水平。关于新文学语言的论争并非走出五四时代便已结束，在20年代末的白话“文学专制”论，20年代与30年代之交的“大众语”讨论，30年代的“拉丁化”运动，30年代与40年代之交的民族形式的探讨，如此等等，牵扯到文学语言的争讼一直断断续续，若隐若现。即使似乎早已尘埃落定的文白之争，便是到了近些年也常有风生水起之兆。这些都足以说明，新文学从诞生到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凝结着汉语语言的若干关键问题，新文学进化的每一个关键时段，其突出的矛盾都会通过语言问题彰显出来响。汉语新文学发展至今，其在总体的文学表达和文学意象的创造方面所积累的每一个成就，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都与不同时段不同内容的汉语语言问题在不同层面上的解决有直接关系。

汉语新文学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水平，特别是语言表现能力的发展程度，在各个区域都会大致持平，体现出共同的时代风貌。这样的现象可以归结为不同区域汉语新文学的相互影响，但更深刻的原因应归结为现代汉语的内在基质及其生长、成熟和发展频率的作用。后一种因素可以用来解释这样的文学史实：即便是大陆与台湾经历了30年的彼此阻隔，当两岸文学可以彼此交流的时候，人们也还是能够不无惊讶地发现，虽然一些术语和表述习惯有了距离，但文学描写、文学表现的语言仍然是彼此相通，且基本处在同一个发展水平上。近些年两岸的汉语新诗都充斥着后现代的鼓噪，看看那些后现代的诗，汉语语言策略和语言秩序确实发生了某种变异，但这变异的趋向与幅度，无论在祖国大陆还是台港澳抑或是海外的华人世界，都相当接近。这便是汉语新文学整体性发展的一般情形与基本规律。

汉语新文学超越于国家和区域的整体性发展，需要学术界在重新认知汉语与新文学之间紧密关系的前提下，突破现有的各种以政治疆域为基本范畴的概念体系，建构或还原到以语言为本位的概念体系，实事求是地承认并使用“汉语新文学”的学术概念和学科名称。这一概念准确、全面地反映了汉语新文学整体发展的基本状貌，弥平了由政治板块、政治疏隔和地域分布带来的各种人为裂痕与人造鸿沟，在内涵与外延明确统一的学术前提下建构起和谐、整一、协调发展的汉语新文学学科，使得这一学科能够超越政治板块和地域分割，挣脱各种政治变数的制约，在未来的学术研究领域获得科学而稳定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多的新文学研究者在新文学史的研究中注意到弥平国家和区域分别，整一性地把握汉语文学的学术趋势。即就文学批评史而言，“90年代以来，近、现、当代三个时期断代的文学理论批评史逐渐多起来；在地域上也有台湾、香港的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出版。而近几年来，更提出了撰写整体的、综合的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的要求，也就是说，这种文学理论批评史应该是着眼于文学现代化的全过程，将近、现、当代拉通，又涵盖着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两岸四地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文学理论批评史。”[15] （P86）“整个民族”乃是一种习惯性的说法，按照新文学研究者的基本构成说，应为“整个汉民族”更确切；而说到整个汉民族，则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旅居国外的华人，因此最可靠的整合概念还是应以汉语言为中心，“汉语新文学”的概念在类似的学术吁求中呼之欲出。

三、学术实践的价值与趋势

“汉语新文学”作为学术概念有着充分而深刻的历史依据，有着鲜明而强烈的理论意义，其作为学科概念，也体现着相当的现实趋势和实践价值。

这样的学术实践价值仍然首先体现在汉语之于新文学的本体意义上。在实践意义上，汉语对于中国文学家以及海外的华裔文学家来说就是文学的归宿，就是精神的家园，在特定的语境下，人们这种对于母语的文学情感甚至会冲淡、覆盖或代替原本应该十分敏感的政治意识和国家意识。上个世纪50年代，周策纵等在美国纽约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了白马文艺社，在汉语新文学写作方面显得尤其活跃，胡适对此倍加赞赏，称“白马社是中国的第三文艺中心”。① 另外两个中心则是在中国大陆与台湾。胡适当然不会真的将在美国发生的文学现象算作“中国的文艺”，而且还是中心意义上的中国文学，他在这里想要表达的意思是，白马社是那个时代汉语新文学写作的第三个中心，足以同中国大陆与台湾的文学界并列。当他将这样的意思表述为“白马社是中国的第三文艺中心”时，他的心目中的“中国”已经不是一个明确的国体概念，而只是汉语文化和文学的另指。对于身处海外的华裔文学家而言，当去国怀乡之思只能在异国异乡遥远地、凄楚地述说，由于地理的阻隔和国族的区分，客观上无法在中国文学大家族中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时，其惟一的安慰便是，他们的作品毕竟还是汉语文学世界里的一个部分。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聂华苓那句“汉语就是我的家”① 才分外显得那么真挚、真切和真实。

并不单是汉语新文学所涵盖的文学现象适合于从语种的范围加以定义，通常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以及被中国学者习惯上笼而统之地称为外国文学的几乎所有文学现象，其实都适用于从语种而不是从国别进行定义，而且事实证明这种立足于语言范围的定义总是比立足于国族范畴的定义更科学，更准确，也更富有张力。鲁迅在厦门大学讲授过《中国文学史略》并编有讲义，到中山大学后旋即改题为《古代汉文学史纲要》，这里应该包含着从汉语语言角度命名中国文学史的卓越开创之功。中国古代文学资深学者程千帆与他的学生程章灿前些年合作撰著了一部别致新颖的文学史专著，对于学术概念的“一名之立”特别重视，不惜“旬日踌躇”的程氏，在数以百计的《中国文学史》阵脚中终能别立一帜，以“汉语文学史”为中心概念，将这本专著命名为《程氏汉语文学通史》。[16] 强调文学汉语范畴的“汉文学史”或“汉语文学史”概念比强调国族意识的“中国文学史”概念显然更准确，更科学，也更恰如其分，它谦逊而又实在地表明自己研究的不过是以汉语写作的古代文学史，而不能涉及中国历史上和中国范围内的其他民族语言的文学。当然，汉语文学史有可能部分地超出中国文学史的范畴，早在林传甲、黄人等还没有撰著《中国文学史》之前，德国学人、日本学者已经著有多部《支那文学史》之类的著作，连韩国学人都有类似的著作先后问世。日、韩学者的此类著述没有从汉语角度定义中国文学史，可能含有一定的文化防御成分，因为传统的日本、韩国文学有相当部分属于汉语文学，在他们有些人的心目中，本国语言文学是在与汉语文学的“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确实有韩国人就是以“汉文文学/国文文学的斗争史”来写作一部本国的文学史。②

在中国文学研究者特别是其中的文学教授心目中，世界各国的文学史都以国别史加以区分，如英国文学、美国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等等。其实，这其间的情形特别复杂，类似的命名往往还是以语种辨别为多，例如英语文学、法语文学、俄语文学等等，因为以语种划定文学品类，才能厘清各种文学的传统，才能体现各种文学的整体风貌。一般理解的英语文学包括英国文学，也包括美国文学、加拿大文学和澳大利亚文学，以及一些英属殖民地的文学。在中国人的翻译和理解中，英语文学常常与英国文学相混淆，随之这其间的复杂性更显得恍惚迷离。例如中文翻译的美国约翰・阿尔伯特・梅西的《文学史纲》，在讲述英语文学的第14章所列的有关参考书目书名翻译就是如此，与英语文学或英国文学相关的书籍有：圣特博雷的《英语文学史精编》，高尔兰兹等参加的《剑桥英国文学史》，亨利・莫雷的《英语文学初编》，泰纳主编的《英国文学史》，F.瑞兰的《英语文学编年史》，斯托福特・布洛克的《英语文学》，此外，作者特别提到，“与《剑桥英国文学史》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理查德・加内特和爱德蒙・格斯主编的《英语文学史图解》”，“另外一部如百科全书似，比较有价值的书就是B.E.K.谭・宾克和J.J.朱塞朗德主编的《英语世界文学史》”。③ 在这种混乱迷离之中应能看出作者和译者为准确地区分作为国别史的“英国文学史”和作为语种类别的“英语文学史”所作的艰辛努力，更应看到，所列举到的这一类专书以“英语文学”作为中心概念的占到3/4，可见人们更习惯于使用“英语文学”而不是“英国文学”的概念。其实英语概念“English Literature”在更多语境下更妥当的翻译应是“英语文学”而不是“英国文学”，它常常包括美国文学等其他国家的英语写作。查尔斯・米尔斯・盖雷编著的《英美文学和艺术中的古典神话》原书名是“Classic Myths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in Art”，译者注意到这里的“English Literature”不单是“英国文学”，于是翻译为“英美文学”，[17] 殊不知这样还是不能涵盖书中的内容，应摈弃国别考量而进入语种界定，译为“英语文学”便顺理成章。同样的道理，“法语文学”、“俄语文学”这样的概念一般情形下都将比“法国文学”、“俄国文学”具有更大的涵盖力和更明确的内涵指向。有些跨国语种的文学从来就无法用国别史来定义，如金克木著《梵语文学史》，[18] 包括印度、巴基斯坦以及吠陀语、巴利语使用地区的文学现象，涉及佛教、耆那教、印度教、婆罗门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文化，其所包容的内涵根本无法以其中一两个国度的文学来定义。

以语种定义文学作为一种学术事实，也是一种学术趋势，体现着一种人们乐意承认的学术成果。面对这样的学术事实、学术趋势与学术成果，汉语文学理所当然地应与英语文学、法语文学、俄语文学、德语文学……相并列，从而取得历史的与世界的文学视野和巨大涵盖力；从汉语文学内部的发展势态以及创作者的时代差异和研究者的学术分工等实际情况出发，又十分有必要在相对于汉语文学的总体概念意义上定义出汉语新文学，它拥有相对于传统汉语文学的新风貌和新传统，并负有整合汉语世界新文学写作和运作的时代使命。不仅学术实践可以证明，学科建设的实践也已证明，以语种定位并弱化了政治意识的概念并不会产生任何负面效应：中国高等教育中的中文本科专业被定名为“汉语言文学”并应用了几十年，其所显示的准确性、科学性从未受到过任何质疑。“汉语新文学”作为分支学科的名称，纳入“汉语言文学”的学科序列之中应显得更加协调与吻合。

汉语新文学作为学术概念和学科名称的确立或运用，简洁明快地克服了原先各种概念和名称的混乱、夹缠和模糊，为这门学术和学科的未来发展争取了更多的理论空间。当然，这一概念的运用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用医学术语说可能有若干“预后”问题，不过这些“预后”问题仍可以通过对汉语新文学概念的准确理解和科学把握而逐个解决。

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或许是，汉语新文学概念似乎削弱了中国本土文学的中心地位。但全面而科学的汉语新文学研究将会冲破这种想当然的妄测。汉语新文学概念无论是在学术主题还是在学术科目甚至是在学科意义上确立，并不应遮蔽或替代各个政治实体的文学板块的研究和历史脉络的研究，也就是说，将共时态的汉语新文学整合为一体化进行研究，并不影响更不应阻止对各个条块的汉语新文学作任何国别的、区域的研究，正像约翰・阿尔伯特・梅西的《文学史纲》号称是“世界文学”（the World’s Literature）的故事，可他还是必须分列成英国文学史、法国文学史、德国文学史等等板块进行分别阐述，尽管看得出来他并不十分愿意这样做。当研究者将中国新文学置于国际性的汉语新文学这一全视锦屏之上时，会更加清楚地发现，中国新文学相对于其他离散的汉语新文学，其传统辐射力、现实影响力及由此形成的中心地位将更加突出。

从汉语语言的角度定义新文学的概念，并且从文学理论到文学实践论证汉语之于新文学建立与发展的主导性价值，是否会重蹈“语言决定论”的覆辙？这是汉语新文学概念运用之际可能会遭遇到的质疑。表面上看起来，由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和美国语言学家萨比尔等倡导的语言影响和决定思维的语言决定论，[19] 违反了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和人类思维的基本命题，但对于每个社会成员个体而言，他的语言不也是社会存在的一种体现？因此，“语言决定论”其实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可怕，未必就是唯心主义的东西。更重要的是，汉语新文学概念确认并注重汉语语言对于新文学概念的某种决定性，由此框定汉语新文学基本的内涵与外延，这只是概念建构过程中的学术论证和理论陈述，并不是对汉语新文学研究内容和方法的设计与规定；在承认汉语新文学概念的前提下，汉语新文学的研究大可以沿着任何学术路数慨然前行，完全不必一定眷顾其中的语言因素。汉语新文学概念旨在拓展这门学术的研究路径，由此概念抽绎出任何更觉限制的学术规定性，都可能是对它的一种误解。

总之，汉语新文学概念的讨论，所涉及的乃是汉语新文学传统的确认，汉语新文学语言本体的认定以及与此相关的学术范畴与学科空间的拓展。这一概念吻合于新文学倡导和文学革命的历史形态，反映出新文学家建构新文学传统的全部命意，而新的文学传统才是新文学全部根性与特征的典型体现。汉语新文学概念突出了“汉语”这一“言语社团”因素，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弥补单纯从“政治社团”界定所可能带来的概念狭隘的欠缺。以汉语语种定义文学已成为一种学术趋势，这一学术趋势使得汉语文学理所当然地与英语文学、法语文学、俄语文学、德语文学取得了相当的学术地位，而从汉语文学内部的发展势态以及创作者的时代差异和研究者的学术分工等实际情况出发，汉语新文学又在相对于汉语文学的总体概念意义上被定义出来；它拥有相对于传统汉语文学的新风貌和新传统，并负有整合汉语世界新文学写作和运作的时代使命。当然，汉语新文学只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包括台港澳文学）以及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领域诸多整合性概念当中的一个，它带着明显的理论优势，同时也显露出一些难以圆转的理论缺陷，包括上文提及的“语言决定论”的某种嫌疑。整合汉语新文学学术和学科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学术任务，需要在更加扎实的学术实践中积累经验，丰富理论，寻求新的有效的路径。

注：

①均有讲义为证。朱氏讲义后人整理为《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1982年刊载于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艺论丛》第14辑；周氏讲义仍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为题，1932年由人文书店发行。

①这样的表述不时地出现在一些重要文章和专著之中，如邵荃麟《文学十年历程》，《文艺报》1959年第18期；茅盾《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辉煌成就》，《人民日报》1959年10月7日；还有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组编著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作家出版社，1960年，等等。

②一般认为以如下二部集体编著为标志：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史稿》，科学出版社，1962年；山东大学中文系编写组《1949-1959中国当代文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60年。

③其实，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大多早已经意识到“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合法”概念的不合理，其相关的文学史著述往往一直处在左冲右突试图寻求概念突破的努力之中。一个最有说服力的现象是：较全方位地涉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与课程方面的专书，例如文学史及各种资料集，在陈飞主编的《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所提供的目录中可搜得184部，其中以“现当代文学”为中心概念设计题名的仅为4部，其他，以“新文学”为中心概念的22部，以“现代文学”为中心概念的93部，以“当代文学”为中心概念的53部，即使是以“20世纪”或“百年文学”为中心概念的也有12部，在数量和比例上也远远高过以最为流行和最为正式的“现当代文学”作中心概念的专书。需要说明的是，这本书提供的资料并不完全，且有不少明显的错误，例如，王宁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文学史》是对国际上“新”的文学史理论的系统译介，与《中国文学专史》所应收列的“新文学”书目并无紧密的联系，但编者也误将之收入书目之中。见陈飞主编《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2092-2106页。

①据周策纵回忆，见王润华《被遗忘的五四：周策纵的海外新诗运动》，《文与哲》（高雄）2007年第10期。

①转引自饶子《海外华文文学与比较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04页。

②参见[韩]柳浚弼《东亚视角的可能性――中日本国文学史叙述的产生、特点及其历史脉络之比较》，《新文学》第3辑，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81页，注释1。

③[美]约翰・阿尔伯特・梅西《文学史纲》，原书名为A Story of the World’s Literature，1924年出版。中文译者孙吉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45-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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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程千帆，程章灿. 程氏汉语文学通史[M]. 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

语文新概念篇（5）

一、研究背景

词汇是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课程标准在词汇方面也提出了明确的、更高的要求。然而，由于教材需要呈现的词汇数量多、内容广，而英语教材编写一般以话题、主题、结构和任务为主线来组织材料，系统合理地选择和呈现词汇确非易事，教材中的词汇呈现“常缺乏系统性”（Sheldon，1988），因而对教材词汇的评估是十分必要的。

由亚历山大（L.G Alexander）教授和何其莘教授联合编译的《新概念英语》（New Concept English）以下称为《新概念2》）自1985年在中国首次正式出版，早已成为英语学习者的必选教材。直至今天，《新概念英语》仍以其严密的体系性、严谨的科学性、精湛的实用性、浓郁的趣味性深受英语学习者的青睐。这一现象实在值得我们思考。

2011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最新制定的《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以下简称《课标》）第五级目标（初中毕业时）中关于词汇方面的要求是：

（1）了解英语词汇包括单词、短语、习惯用语和固定搭配等形式。

（2）理解和领悟词语的基本含义以及在特定语境中的意义。

（3）运用词汇描述事物、行为和特征，说明概念等。

（4）学会使用1500～1600个单词和200～300个习惯用语或固定搭配。

二、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新概念英语作为被中学生大量使用的课外英语教材，是否真的能够符合新课标对中学生英语学习的要求？如果可以，那么新概念英语的每一册又适合哪一个年级的学生学习？教师该如何发挥新概念英语教材的长处，促进中学生学习英语？本文以《新概念2》为研究对象，借助Range词汇分析软件，对教材中的词汇分布情况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参照2011中小学课程标准，从词汇学习角度对上述问题做了回答。

词汇是英语学习的基石，词汇的掌握情况直接决定了学生对英语的掌握情况和各项技能的提高。一本好教材也必然对其中所涵盖的词汇进行了有效的控制，这包括所含词汇是否是高频词汇，是否实用？所含词汇的分布情况是否符合学生学习规律？如果一本教材没有很好的对词汇进行控制，那么学生的英语学习将会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所以通过词汇分析，可以比较客观的考察一本教材是否适合某一阶段学生使用，从而给教师的教学工作提供参考。

三、相关理论

词汇的使用频率是控制英语教材词汇分布的重要依据之一，因为高频词不管是在各类文体中，还是日常生活的各个场合中的出现和使用次数相对较多，对普通英语有很高的覆盖率。Nation和Waring（1997）的研究发现，2000个高频此群对普通英语的覆盖率将近80%，3000个高频词群对普通英语的覆盖率为84%；阅读理解需要的基本词汇量为3000-5000个高频词群，口语和写作需要的基本词汇量大约为2000-3000个高频词群。所以英语高频词汇的习得是英语习得中最重要和最基础的部分。（马广惠，2006）。因此，考察《新概念2》对于中学生的适用性，既要考虑新课程标准，又要兼顾英语中的高频词群。

Richards认为，真正认识了一个词意味着对该词的一般词频、常用搭配、在不同语境中的确切使用、其句法行为、其原型与派生、其词汇联想与语义特征等有所感觉或认识。Kachroo发现教材中词汇需要重复7次以上学生方才学会，而多数学生对只复现一两次的词汇学不会。广义的词汇复现率包括教材与配套教材课文与练习中的词汇复现。狭义的复现率只包括教材课文中的词汇复现，此种复现往往在明显不同的上下文中，体现词汇的不同用法和多义性，因此质量一般较高。本文检索的是狭义的复现率。词汇复现不光是为了使某词汇融入长期记忆中，还涉及到对该词汇的知识的全面了解。尤其是在不同上下文中的复现，有利于词义的深刻领会、用法与搭配的认知。

四、研究设计

1、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对象为《新概念2》（New Concept EnglishⅡ）课文。为考察词汇分布情况，在文章录入时，将全册96篇课文均分为六个部分： 1—16，17—32，33—48，49—64，65—80， 81—96。

2、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了Laufer和Nation共同设计的词汇频率概貌（Lexical Frequency Profile）分析软件RANGE （Nation 2001a）， 该软件带有三个基本词表：BASEWRD1.txt， BASEWRD2.txt， BASEWRD3.txt。BASEWRD1. txt包括最常用的约1， 000个英语词群（ word family）， BASEWRD2. txt包括次常用的约1， 000个英语词群， BASEWRD3. txt包括前两个词频表之外的、高中和大学各科教材中最常用的学术词汇（ academic words） 570个英语词群。如果以词的标记（ tokens）为单位，BASEWRD1. txt容纳4， 119 个词， BASEWRD2.txt容纳3， 708个词， BASEWRD3. txt容纳3， 107个词。

RANGE 处理输入的目的文本时， 会自动以这3个词频表为参照， 统计出文本的字数（token），词数（type）和群数（family）。字数指出现的所有单词的个数，重复出现的单词累计；词数指出现的不同词形的单词个数，重复出现的单词不累计；群数指出现的词群数，重复出现的词群不累计。例如，speak， speak， spoke， speaker， 其中字数为4，词数为3，群数为1。RANGE软件把输入的文本与三个词表对照，输出文本的词汇丰富性信息，提供了各类词汇的列表和频数统计等。

本研究运用RANGE词汇分析软件对《新概念2》共96课的课文就其单词分布和单词出现的频率进行了统计和分析。

五、结果分析与讨论

1.教材词汇量分析

表1 是对《新概念2》96课课文中词汇量的分析结果。

表1：

结果显示，《新概念2》教材中出现的高频词汇共有1293个词群，含2009个词形，其中一级词表中的常用词出现频率最高，共出现了12439次，包括741个词群，含1302个词形。

根据《课标》要求，初中阶段学生应该掌握1500～1600个单词，这中间，像read和reader应该是被看做两个词的，也就是说《课标》对初中毕业学生词汇量的要求若以词群计算，应该是小于且接近于1500个词群。《新概念2》中共有1293个词群，含2009个词形，从词汇量的角度来看，是很符合《课标》第五级目标中关于词汇方面的要求的，也就是说《新概念2》适合初中阶段学生学习。

2.教材词汇分布分析

表2是对《新概念2》96课课文中词汇分布的分析结果。

表2：

从表2可以看出，随着课文的推进和学习者学习长度的增加，《新概念2》的词汇量呈缓慢增长趋势，以纵向来看，词群出现的数量依次递增了55个，24个，94个，47个，13个。根据《课标》的要求，初中学生平均每学期应掌握267个单词和50个短语，通过表2可知：从整体来说，整本书循序渐进，在词汇数量和难度的增加上做到了游刃有余，较合理的考虑了个人学习的规律，可以达到《课标》的要求。

但从横向来看，每16课中的词形数和词群数差别较小，由此说明《新概念2》课文中的词汇使用十分丰富多彩，但对于主词（headword）的派生形式和曲折形式出现非常少，这点不太符合学生学习规律，增大了学生的学习负担。

3. 教材词汇频度分析

RANGE软件同时提供了各类词汇的列表和频数统计，表3是《新概念2》96课课文中词汇出现在一级词表中部分词汇的列表和频数统计。

表3：

词汇复现率越高，分布越均匀，学生就越容易掌握。例如，在一级词表中，像a出现了上百次，而且在六部分都重复出现，那么学生对于它的各种用法都特别容易习得。根据词汇的复现率要求，只有a， able两个词达标，about， across这两个词近乎达标，其他的单词都不达标。像accept， add等词，都是《课标》中所要求掌握的词汇， 在六部分中都只出现了2次和1次，这显然不利于学生习得所学词汇。

二级词表的分析结果亦出现相似的情况。表4是出现在二级词表中部分词汇的列表和频数统计。

表4：

从表4可以看出，《新概念2》在二级词汇中的复现率太低，有很多词汇在96课课文中只出现1次，有个别的也就只出现2次，3次。所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每课都要面对大量生词，这显然会增加学生学习词汇的难度。

表5是出现在三级词汇部分词汇的列表和频数统计。

表5：

表5显示，总体上来说，表5中单词的复现率略高于表4中的单词，表明《新概念2》词汇难度较高。此外，McCarthy （1990） 指出，如果一个单词频繁甚至完全出现在一两篇课文里，尽管它的频度看起来似乎还比较合理，但是范围可能太小了。真正符合记忆规律的词汇应该是那些出现频度高且分布范围广的词汇（ McCarthy， 1990）。例如，bark复现了5次，但全集中在49-64课中，这种复现是不利于学生习得词汇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新概念2》教材呈现了大量的高频词汇，总体词汇量符合《课标》第五级对词汇量的要求，从等分的6个部分来看，词汇量的增加也是循序渐进，符合学生习得单词的客观规律。但是，绝大多数词汇的复现率过低，如果仅以此作为教材，是不利于学生记忆单词的。所以，《新概念2》教材适合初中学生，最高是初二、初三的学生作为教育部指定教材的辅助教材来学习英语，以此来扩大阅读量，词汇量。

六、对教学的启示

1 从主词出发教词群

由上述分析可知，《新概念2》的词群数量大，但单词数量较小。说明这本教材词汇多样，但同一词群中除过主词外的其它形式出现较少，这样不利于学生学习主词的派生形式和曲折形式。所以，老师在授课过程中，应该就同一主词，发散讲授同一词群中的其它派生形式和曲折形式，这样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词汇的印象，而且还可以让学生学习一些基本的构词法和词汇的曲折变化。

2 配合指定教材，增加部分词汇的复现频度

词汇复现频度高有利于学生的词汇习得。Range软件对《新概念2》教材的词汇分析结果显示，大多数词汇的复现频度过低，致使学生没有足够的接触词汇的机会。要想让学生有效地掌握这些词汇，教师必须在教学中补充相关材料，提高生词复现频度，为学生提高更多的接触词汇的机会。

3 将科学评价和教学活动并行

评价是检验教学结果，提高教学水平的重要手段。无论是形成性评价还是终结性评价，如果教学对象是中学生，那么就应该按照《课标》的要求对《新概念2》进行评价，让这本教材作为指定教材的辅助教材更好的帮助学生提高英语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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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新概念篇（6）

中图分类号：1207.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2)02－0081－07

面对金庸小说，无论是狂热的崇拜者还是偏激的反对者，都不会否认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巨大影响。事实上，几乎所有的肯定者与否定者，都往往着眼于金庸小说的这种巨大影响力。有人曾套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的古话，比喻金庸小说的这种影响力，说是凡有华人的地方皆有金庸小说的流行。如此影响巨大的小说在发展不足百年的汉语新文学史上出现堪称奇迹。面对这样的阅读奇迹，歧见是必然的。汉语新文学的视角可以解释这些歧见产生的理论和观念背景，进而可以为弥合这种种歧见提供学术准备，重要的是可以规避意义张力对学术评判的不良影响。

一、中国现代文学史评价中的意义张力

只有特色非常明显的作品才会像金庸小说那样，造成批评意见的极大悬殊。褒之者从文学史的意义上将其推许为“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口’的成果，属于“一个伟大写作传统的复活”，认为对于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具有典范的意义：“他真正继承并光大了文学剧变时代的本土文学传统；在一个僵硬的意识形态教条无孔不入的时代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语文北欧化倾向严重侵蚀的情形下创造了不失时代韵味又深具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白话文。”因此有人将金庸与鲁迅、沈从文、巴金等并列为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排列在老舍、郁达夫等之前，甚至茅盾这样的文学家还不在此列。

贬之者则认为金庸小说属于“胡编乱造”、“粗制滥造”之列，许多论者将金庸视为妖孽，斥为野狐，更有将其归为祸国殃民者：“为了赚钱，只顾趣味，不顾文学，严格说来，制造了大量文学垃圾，造成了中国文学空前的灾难。”。

无论是褒是贬，都有相当的理由。文学既是阅读与欣赏的对象，也是研究与批评的对象，因此，越是像金庸这样有影响的著名小说家，越是应该引起不同的批评和充满争议的评价。文学欣赏各有各的喜好，各有各的口味，相互之间不应该彼此勉强，甚至不应该彼此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批评都值得尊重。当然，各种批评意见能够得到怎样的以及何种程度的认同，那是另一个问题。就文学欣赏而言，对金庸小说如痴如醉的态度值得赞赏，像王朔那样宣称“实在读不下去”的说法应该同样值得尊重。就文化定性而言，好之者将金庸小说定位为极其高雅的文学建树，属于“文学史上光彩的篇章”，甚至与民族文化建设的宏大目标联系在一起，说“金庸是当代第一流的大小说家。他的出现，是中国小说史上的奇峰突起；他的作品，将永远是我们民族的一份精神财富”而另一些论者则坚持认为金庸小说就是“高级通俗小说”，是“高等文化快餐”的产品与供品，甚至说是低俗的东西，是当代文化几大俗中的代表。这些定性都不无其自身的道理。

不过，就学术研究而言，富有学理性的批评更容易得到认同。对于金庸及其小说这样已经成为汉语文化圈中的一种文化景观，成为汉语新文学史上一种文学现象的对象来说，“捧杀”和“棒杀”的心思可能很多人都会有，“捧杀”和“棒杀”言论的出现都非常自然，但“捧杀”和“棒杀”的可能性却已经接近于零。在这样的情形下，回归批评的理性，从学理层面对金庸、金庸小说及其衍生的文化和文学现象作学理性的论析，将更容易得到历史和文化的认可。

围绕着金庸的批评论争，大多都体现出上述这样的学术自觉。除了一些只谈感想好恶的“定性”式言论而外，批评言论都相当普遍地从文学史的角度展述其文学贡献，或者进行文学定位。将金庸和金庸小说与“20世纪中国文学”联系起来的文章题目，在这些批评文字中占有相当的比例。誉之者将其称为“20世纪中华文化的一个奇迹”，是“中国小说史上的奇峰突起”和“我们民族”“永远的”“精神财富”；即便是棒之者，也称其为“中国文学空前的灾难”，将金庸及其小说与宏大的历史建立起了某种必然的联系。

这种巨大的反差给学术界带来了某种尴尬。除了让学术界在外界面前的观感大受影响而外，也很容易造成内部学术认知的混乱。一方面将金庸及其作品宣布为本民族永远的精神财富，是一定时期文学史上的“奇迹”，而另一方面则将金庸及其作品理解为祸国殃民的文化灾难源体，似乎是十恶不赦的诲淫诲盗者。这样的反差不仅会导致外界对文学研究界标准混乱、任性而为的不良评价，也会让文学研究的后来者感到左右为难，无所适从。

形成这种巨大反差的根本要害，在于我们的研究者都习惯于从国家、民族的宏大立场审视和界定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这正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以及“中国文学”等概念所暗示的文化结果。如果进入具体的文学史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中国”所指很可能非常自然地被理解为一种空域范畴，尽管这种空域范畴仍然面临着太多的问题，例如，这些概念在通常的文学史学术操作中并未将台湾、香港和澳门等中国空域包括进去，自然也就会将海外的华文写作哪怕是非常“中国”的那一类，从学理上排除在外。更重要的问题是，在进行某些文学现象的批评和某个作家作品的评价时，当我们的思路和学术论述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20世纪文学联系起来之际，“中国”这个概念的空域意义往往就退居其次，而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意义会訇然凸显。这体现出讨论对象的具体性与国家民族话语的宏大性之间所具有的巨大悬殊而造成的意义张力。文学家及其作品即便其地位再突出，与国家、民族等宏大话语之间都无法构成对等的学术关系；但我们的研究者出于某种习惯将这两个地位悬殊的话语联系在一起谈论的时候，巨大的意义张力便开始起作用，国家、民族的意义就远远超出了它们的本义，比如说空域意义、种族意义，而获得了意识形态的特别色彩，甚至渗透出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

金庸的小说创作不过是在传统文化的深厚包装中，展演了现代人的精神体操与想象游戏，充满着娱乐的快意，拉伸着现代汉语文字的弹性及其表现力，试练并满足了文化传统沿袭下的一种阅读习惯，其成功在于一度形成了汉语文学世界的阅读中心和兴奋点，在于巨大的文化市场号召力，在于为当代文化增添了一个饶有魅力又丰富歧异的话题。所有这样的建树都应该放置在文学和文化的范畴内加以认知和评价，一旦与“中国”的国家情怀，与“中华”的民族感兴，甚至与“永久”的人类意识结合在一起，就必然面临着怪诞的变形，因为它被注入了本来就担负不起的意义的张力。只要是从“中国”现代文学或“中国”20世纪文学和文化的视角对金庸小说之类的作品进行评价，意义的

张力就会出现并引起这种怪诞的变形。所有对金庸武侠文学褒贬过度的评价，无一幸免地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这种意义张力的干扰。

二、汉语新文学视角对意义张力的规避

意义的张力会在文学认知和文学评价过程中对研究对象起着某种怪异变形的作用，而使用“中国”现代文学之类的强调国族意识的概念，由于其研究对象的具体性与概念中包含的国家民族话语的宏大性之间的巨大空隙，又必然会形成这样的意义张力；何况，在特定时代培养出来的学术思维习惯，更特别容易从国家、民族、未来、永恒等宏大视角看待任何文学与文化现象。因此，面对金庸小说这样的文化特征相当明显、文学品质相当稳定的研究对象，应该设法超越这样的学术思维惯性，避开国族意识的暗示及其可能产生的意义张力。汉语新文学的视角将研究的重心由国族意识自然而然地转移到汉语成就方面，可以有效地实现这样的超越与规避。

汉语新文学是指用汉语写作的所有新文学作品，或者通过汉语运作的所有新文学现象，它最大限度地包含了习惯上表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台港澳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的所有内容，并且自然地拆除了横亘其间的人为屏障。汉语新文学概念与其他相关概念相比较，避免了国族概念所预设的政治阈限，避免了由这种政治阈限带来的歧异与纠结，同时更规避了国族意识所必然产生的意义张力对学术评判的干扰。汉语新文学是经过空间拓展的中心概念，它本身并不意味着任何标准和品质，其中心标志是汉语的语言性质和新文学的基本素质。汉语当然不仅仅是语言，它更承载着与之相关的所有汉语文化的全部信息及其意义。当代社会文化学的知识告诉人们，一种社会文化的凝聚力主要体现在同一语言共同体的语言向心力方面，也就是说，语言是连接一定文化心理的基本要素。这就意味着，用汉语阈限原来人们习惯于认知和表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并不会失去汉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及其意义表达的权力。其次，新文学是新文学创造者们的概念选择，它带着新文学运动的原始记忆，体现着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伟大文学传统的基本脉息。如果说“现代文学”可以而且应该体现这段文学史的时代涵括力，也就是说，必须提示研究者将所有发生于这一“现代，”时期的所有文学现象都涵括在内，就“中国”范围而言，它既包括汉语现代文学，也包括少数民族语种的现代作品，那么，“新文学”在强调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密切相关的新的文学传统的同时，就可以不必对它所不能负责的其他语种的现代文学担负起学术阐述的责任，因为它毕竟只是汉语新文学，而不是中国现代文学。

在汉语新文学的意义上论述金庸及其小说，才可能避开国族意识所必然唤起的意义张力，从而在汉语文化的最一般概念和范畴的层面上分析其价值。金庸武侠小说脱胎于传统武侠文学，带着传统文化的厚度与穿透力，但无论从语言形态还是从文化观念、历史观念和人生观念等方面，都体现着新文学的文化传统和相应魅力。沿袭着武侠文学的市民文化消费的趣味特性，金庸小说在汉语新文学文化市场的拓展方面，以及在对新文学读者的阅读口味的重新开发方面，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从这一角度说，刘再复对金庸小说价值的概括较为容易接受。他说金庸“真正继承并光大了文学剧变时代的本土文学传统；在一个僵硬的意识形态教条无孔不入的时代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语文北欧化倾向严重侵蚀的情形下创造了不失时代韵味又深具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白话文”，这是从语言和言语文化、从作家的创作心理和新旧新文学传统等高度，体现文学规律的内质因素，考察和评价金庸小说的较为公允之论，所切中的是汉语白话文和新文学及其传统的关键词。当然，刘再复同样没有意识到汉语新文学作为学术概念在认知和评价金庸作品方面的优势，他依然沿着“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既定概念评估和阐述金庸，于是仍然避免不了意义张力的干扰和侵袭，将汉语白话文的金庸风格概括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崇高品质。这个典型的学术范例表明，诸如“中国现代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这样的国族意识非常突出的学术概念，在用于具体作家作品等微观对象的评衡与分析之际，必然发挥出对于学术判断特别有害至少有碍的意义张力，从而对作家作品评价出现意识形态化的痕迹。

在汉语新文学意义上研究金庸及其小说，才可能让金庸回到他原来创作这些小说时的心理状态和文化身份，将他还原为一个文人、一个文化人、一个文学阅读机制的成功营构者、一个文化市场的成功开发者。他运用的是汉语，凭借的是新文学的构思体式和新文学的思想文化传统，同时合理地利用了传统文化中极富魅力的因素。他所有的成功和成就都不应在国族意识上作意义扩张，那样的结果势必让他成为时代的文化英雄，当他负起时代文化英雄盛名的同时，责骂与声讨必然随之而至。遗憾的是，几乎所有精彩的和杰出的金庸研究，包括对金庸小说的褒扬与贬抑，都是在“中同”现代文学或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框架下和历史语境中研究和评价金庸作品，这样的历史感是非常必要的，但国家概念所具有的天然的国族意识，其所酝酿的意义张力会自然地削弱研究与评价的学术理性的色彩，从而使得原本在学理轨道上运行的学术评价演化为意识形态色彩较浓的价值论定。这是造成金庸作品在文化意识形态意义上被过度抬高或过度贬低的根本原因。

就金庸研究而言，离开了汉语新文学或者类似的视野，就很容易落入国族意识及类似宏大语境对金庸作意义张力的推崇或贬低。在金庸研究中，有些学者确实成功地绕开了“中国”文学的价值定位，但仍难避免在民族语境下作意义张力的推贬。周宁发表于1990年代的论金庸的文章影响较为广泛，原因可能是他的视野比其他论者更为宽阔，他超越了中国的语境而将焦点锁定在金庸与全球华人的关系，他看到了“金庸和以他为代表的武侠小说在当今华人世界拥有了那么广泛的读者”，更看到了“每个读者都以个人的形式――阅读来参与这个属于全体华人的民族精神仪式”，于是得出了“金庸武侠小说是现代华人共同的神话”这样的结论。既然金庸用幻想构成的武侠世界已经是“一个相对自足的意义世界”，再将这个意义世界说成“现代华人共同的神话”就难免夸张。这样的夸张仍然与意义张力的作用有关，而这个意义张力产生于金庸及其小说这样一个具体的微观对象(无论它拥有多么巨大的读者群，其意义世界是自足的)与世界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宏大概念之间的巨大落差。

即便不从国族意识及其相关语境出发，也还是比较容易落入意义张力的夸饰或苛责之中。这样的夸饰可能通过将金庸与其他具有宏大话语价值的对象相提并论而造成。鲁迅虽然与金庸同样属于具体的研究对象，但是长期以来他又被视为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创作的主要代表人物，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的标志性符码，在几代中国人的心目中早已经从一个作家演化为一个时代的民族文化英雄，甚至是民族精神的教父；更重要的是，鲁迅以一个非凡的思想家和深刻的社会文明批判家的姿态，为现代中国文坛和文化界贡献了无比丰厚的思想遗产，这些思想遗产长期以来已经积淀为几代中国人离不开的精神资源，他的伟大批判功绩也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化的一脉重要传统。正因为鲁迅不仅仅是中国现代文化英雄，更重要的还是中国现代文化的精神资源，是现代文化传统

重要一脉的开创者，因而在与其同时及此后的所有其他文化人和文学家中，能够被擢拔出与鲁迅相提并论或构成比较者寥寥无几。同样的道理，由于鲁迅事实上已经进入了现代汉语文化的宏大语境并成为关键词之一，任何一位试图与鲁迅进行比较的研究对象因此都可能受到意义张力的扰动，故而所有的这种比较都可能显得不伦不类。于是，有的研究者将金庸与鲁迅联系起来，认为“在金庸小说中，存在着无可辩驳的深层次的鲁迅精神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对英雄人物的塑造，对个性解放要求的追求和对‘吃人’文化的批判方面”，虽然言之有理，但仍然存在着意义张力的痕迹，仍然会在人们的学术理解和学术接受方面造成挫折感。

关键是为什么要将金庸与鲁迅联系起来进行评价?这实际上因循的还是20世纪文学大师排名的思路，从整个世纪、整个中国、整个民族的宏观语境来定位金庸及其小说的影响。鲁迅显然无可争议地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最杰出的缔造者和领导者，是中国现代文化精神资源的象征，任何一个需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这一宏大视野中显示地位的对象，自然都需要与鲁迅建立起某种学术联系。然而，这种与宏大语境重要关键词的学术联系，必然导致意义张力的冲击，热爱金庸的研究者往往在这种意义张力的作用下反而误读了金庸。在文学的百花园中，鲁迅自鲁迅，金庸自金庸，他们用汉语写作新文学，都在各自的轨道上成为汉语新文学的写作典范，实在无须建立某种勉强的学术关系。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那种坚持“认为金庸在‘雅’的方面也有贡献，但其贡献非常有限，他主要是在通俗文学的层面上是‘杰出小说大师’”，从而将金庸放在通俗文学的范畴内所进行的研究，虽然在文学理论观念方面的确不够新潮，但比那种试图消灭雅俗文学界限，从而把金庸甚至所有武侠小说都放置在雅文学、纯文学的意义上进行评价的方法和思路，似乎更能够维护金庸文学的特性、魅力和价值，学术评估也较容易为人接受。这就要求研究者跳出中国文学或中华文学的宏大思维框架，从白话文学和新文学建设，也就是汉语新文学的具体视角看取和评论金庸的创作。汉语新文学视角与其相应的概念相一致，有效地祛除宏大思维的引领、规约和暗示，可以让金庸这样的研究对象在独立价值的语境中展示其普遍意义，在平凡、朴素、寻常的理论中显示其非凡水准。

三、汉语新文学之于金庸研究的可能性

由于较为普遍的思维习惯的作用，由于“中国”、“中华”等概念之所指和能指的文化寓意的影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或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学术平台上研究金庸，都难免受到意义张力的干扰，从而对研究对象产生过度评价的现象。金庸已经是汉语文化阅读圈中最明显地被广为接受的小说家，对他的“棒杀”显然达不到“杀”的结果，但对他的“捧杀”也很可能造成“捧坏”的情形。许多对金庸及其作品过度指责的言论其实就来自于对其意义过度拔高的反弹。有鉴于此，需要引入汉语新文学或类似的学术平台，免除国族意识的激发与暗示机制，避免不必要的意义张力的负面影响，让金庸研究和金庸小说的评价回到学术理性的格局。可以想象，这种规避了意义张力侵扰的研究对于金庸及其小说，不仅相当有益，而且相当缺乏。

汉语新文学天然地包含着文学传统和文化传统的成分，强调中国新文学传统的巨大辐射力、穿透力和影响力，但是，它的定义所面对的是其他语种的文学，是在世界性意义上对自身语言文化品格及其魅力的肯定。在这一意义上说，金庸本人对其文学的理解，乃是基于汉语新文学的概念而不是基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在那篇备受争议甚至因为语焉不详而令其蒙羞的讲话中，金庸所重视的正是在与世界其他语种文学相对意义上的汉语新文学：“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很难说是中国小说，无论是巴金、茅盾或鲁迅所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他坚信，相对于“用汉字写外国的句子与文章”，“最好用真正的汉语来写中国的文学作品”。这样的说法当然过于夸张，不够公允，但他着眼于汉语文学建设，将汉语文学置于与外国语文学相比较的意义上强调其汉语语言特性，以及相应的传统凸显，这样的意图相当明确，态度也相当恳切。虽然他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理解也显得较为片面，认为“武侠小说才是中国形式的小说”，包括他自己创作的现代武侠小说“继承了中国小说的传统”，但他关注的毕竟是“用真正的汉语”写作的小说，思维的中心乃在于与外国语小说的区别性中凸现汉语小说自身的魅力。

用语的不够准确并不能成为其从汉语文学而且是汉语新文学的立场界定、审视和评价小说的正当性的理由。当他将现代著名作家的小说称为“外国小说”的时候，他自己对“外国小说”的概念显然相当模糊，完全没有进行学术界定的意识。这时候，他心目中的中国小说或者汉语小说就需要在语言表述和文化传统方面与外国文风影响下的小说划清界限。他理解的中国文学传统也相当片面，实际上，当他将他所深陷其中的汉语文学表述为中国小说或中国传统影响下的小说，并且与他含糊其辞地称为“外国小说”的作品进行比照的时候，他也像他的批判者一样受到了意义张力的符咒的作用，错误地担负起了他其实无力承担的历史责任和意识形态责任。

显然，金庸的直觉是准确的，虽然他的理论表述大有问题。从汉语文学与外语文学的比照意义而言，武侠文学所具有的传统根系更深更密，汉语承载的公案小说、武侠文学确实最具有中国特色，并且与外国语言文学的同类作品比起来，其民族文化特色也最清晰。但金庸说“武侠小说才是中国形式的小说”，似乎只有武侠小说才继承了中国小说的传统，这就失之于片面和夸张。他应该将他强调的中心词始终表述为汉语小说，避开“中国小说”的表述，而且也力求避免将文学传统表述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只仅仅理解为汉语小说的传统，则他这一番关于现代小说与武侠文学关系的论述应该说并无明显不妥。从中人们应能看出，他所致力于建构的只不过是汉语小说自身的特征与风格，而不是对国族文化传统全面负责的“中国文学”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如果将金庸的文学理念在如此意义上进行展析，则能断定在汉语新文学和汉语小说的概念平台上研究金庸最为合适。汉语新文学视角之于金庸及其小说的研究因而获得了较大的学术空间和发展可能性。

从汉语新文学的视角研究金庸及其小说，能够有效地避免将具体的研究对象与国家、民族等宏大概念直接联系起来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从而也有效地避免这样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所天然地带来的意义张力对于学术表述的影响。与此同时，研究者的思路会很自然地调适到与金庸的观察点相接近的学术焦点之上，那就是在相对于外国语文学的意义上去看武侠文学的特性和价值。当人们将武侠文学和金庸小说放在与外国语文学相对的意义上进行考察的时候，人们一般不会再去计较它们与所谓精英文学或者纯文学、雅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甚至不会在历史的纵向发展面上过多地纠缠文学的雅与俗的问题。

从对于研究对象进行学术分析的理论角度来看，区分文学的雅与俗，不仅十分必要，而且也相当有效。严家炎虽然一直高评金庸小说的创作成就，但他从来都趋向于从雅与俗相对应的意义来

理解金庸及其小说，只不过认为金庸的创作“超越了”雅俗文学的一般传统，达到了“雅俗共赏的理想境界”，而文学的雅俗对峙则是基本的文化格局，甚至是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于是，比起那种为了抬高金庸及其武侠文学地位而矢口否认文学雅、俗区分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甚至有意贬雅文学而褒俗文学的偏激倾向来，这种研究思路显然更富有学术理性的精神。另一方面，雅俗文学都是在十分相对的意义上分别言说并且仍然难以说清楚的对象，两者之间的区分很难有清晰的理论厘定。因此，那种关于泯却雅俗之争甚至模糊雅俗之分的学术呼唤也不是没有道理，当雅俗之争或雅俗之分退隐之后，金庸这样的文学其文学史地位的取得就会顺理成章，同时更容易贴近文学历史的真实。

诚如严家炎所清晰地指出的那样，既然“20世纪中国文学”中充满着雅俗对峙的情形，甚至这样的对峙成为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那么，从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的视角进行具体的写作现象研究，往往就很难绕开雅俗之争或雅俗之分的问题。只有从面对世界文学以及外国语文学的汉语新文学出发，才可能真正将汉语所写的白话文学当作一个整体来对待，而不是先分出它们的雅俗品性，金庸研究和整个现代文学研究才可能淡忘甚至免除文学的雅俗计较。特别是面对其他语种的文学，雅俗的计较常常成为不可能。林纾在清末翻译的外国小说较多地属于通俗文学，但他在哺育和影响一代中国现代文学家的过程中，人们并没有将这些作品当作通俗文学。汉语小说和汉语新文学在面对外国语文学的时候，也自然无需一定要在内部先人为地强行区分出雅俗类别来。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金庸关于用汉语写作中国小说的论述就显得特别难能可贵。

从汉语新文学的视角看金庸小说，会有更加充足的理由让人们认知这代表着一种经典的完成，并以他独特的“金益求精”使金庸小说从“流行经典”走向“历史经典”。金庸的武侠小说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所传达的是汉语小说语言的精湛和叙事的特性。它所用的语言基本蜕脱了传统文言小说甚至旧体白话小说的痕迹，以异常的纯熟和精美，成功地参与了现代汉语白话文的规范建构。它塑造的人物以其全部的生动性显示出汉语表现力的强健，它叙述的故事演绎着汉语文化世界的深秘幽微和非同凡响。同时它的思想精神又充盈着现代气息，即便是在类似神话的世界也带有“人的文学”的浓厚色彩。因此，仅用小说作为典型的汉语新文学创作，是汉语新文学创作中足以与世界其他语言文学进行对话甚至进行竞争的文学典范。

在这样的描述中，每一个方面都可以展开丰富而详密的论证，都可以通向切实而精深的研究。金庸及其小说研究在汉语新文学的概念平台上有许多待写的文章，因而也就意味着有非常广阔的学术可能性。在汉语新文学的学术世界，人们可以解除强加给金庸及其作品的意义张力的束缚与缠饰，可以在真正面对世界文学的意义上直面仅用作品的“地方色彩”和汉语品性，可以领悟到汉语小说对世界文学作出自己贡献的另一种可能性，从而在一种新的视点上进一步理解中国文学之于世界文学的关系。

除此以外，尚需要考察金庸在溢出中国版图的整个汉语新文学范畴内的文学影响，也需要考察汉语新文学世界中金庸创作所起到的凝聚作用和整合功能。如果说金庸不是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中最方便的话题，则一定是汉语新文学语境中最合适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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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高玉，放宽文学视野评价金庸小说[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35-42

语文新概念篇（7）

中图分类号：H0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1)05-0143-03

每当新事物、新概念出现时，如果人们频繁地提到或使用某一事物或概念，就会创造出新词来表达它。所以，词汇化过程总是伴随着人类进步、伴随着语言发展而存在。对英汉新词词汇化过程的对比有助于揭示英、汉语言发展变化及概念化方式的异同。

本文所选新词主要来源于《新词语大词典》[1]和《新世纪英语新词语双解词典》[2]。前者收录汉语新词的时间跨度主要是从1978年至2000年，后者则主要搜集了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出现的英语新词语。本文主要从概念化的角度对比英汉新词词汇化过程的共性和差异。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相同的概念基础相同的词汇化方式。主要对比英汉语中共同存在的新事物、新概念经过相同的词汇化方式而产生的新词。（2）相同的概念基础不同的词汇化方式。主要对比英汉语中共同存在的新事物、新概念因词汇化方式不同而产生的新词。（3）相同的概念基础不同的词汇化程度。主要对比英汉语中共同存在的新事物、新概念在两语言中词汇化程度不同的新词。（4）不同的概念基础及词汇化结果。英汉语中因政治、经济、文化不同而出现的新事物、新概念词汇化所产生的新词。

一、相同的概念基础相同的词汇化方式

整个世界经济、科技的飞速发展产生了许多新事物、新思想和新观念，由此在英语和汉语中也产生了大量相关新词。而且由于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许多新事物、新思想和新观念在不同的语言、文化（如英语和汉语）中共同存在而且得到表达。这些共同存在的新事物、新思想和新观念为英、汉新词的产生提供了相同的概念基础。按照认知语言学的观点，词汇产生的过程有概念化和词汇化两个过程，所以即使是表达同样的事物，在不同语言中因概念化方式的异同可能会有同样或者完全不同的词汇化方式和结果。经过调查，笔者发现英、汉语中存在许多意义相同、形式对等的新词。例如：

(1) (a) after-sales service (or: after service) ―售后服务，house call ―上门服务，bar code ―条形码，value-added tax ―增值税，economic zone ―经济特区；

(b) non-stick pan ―不粘锅，walkie-talkie ―步话机；

(c) green belt ―绿化带，red tide ―赤潮；

(d) equivalence test ―同等测试，home cinema ―家庭影院，pillow talk ―枕头风，call girl ―女郎，transsexual operation ―变性手术，surrogate reproduction ―代生。

例(1)中的各组英汉新词分别表达了经济、科技、环境和文化生活领域的新事物、新观念。对比各组英语新词和对应的汉语新词，我们发现，它们不仅意义相同，而且形式也对等。这些新词表达了英、汉语言文化中共同存在的新事物、新观念，有相同的物质基础；而且它们在英、汉语言中的概念化方式也相同，所以这些新词具有相同的概念基础和意义。从形式上来看，这些新词大多数都是复合词，即组合语言中现有的构词成分来表达新事物的方法。在表达这些同样的概念时，英、汉语采用了相同的词汇化方式――直接赋值法，即直接组合表达新事物典型特征的构词成分。例如：“after-sales service”和“售后服务”表达“商品售出后一定时间内顾客可享受的免费维修服务，“bar code”和“条形码”表达“一种条形数码，可识别计算机结帐和目录系统中的商品类别”。

直接赋值法是表达新概念最简便、直接的一种词汇化方式，因而也是英、汉语产生新词的主要词汇化方式，体现了英汉词汇化过程的共性。

二、相同的概念基础不同的词汇化方式

同样的事物，在不同语言中因概念化方式的不同会有不同的词汇化方式和结果。例如英汉所对应的下列新词：

(2) drive-in movie theater ―汽车电影院，babyboom ―生育高峰，beeper ―寻呼机，blue movie ―黄，bumper-to-bumper ―追尾，family planning ―计划生育，head count ―人口普查，job-hopping ―跳槽，prime time ―黄金时间，sex shop ―成人用品商店，shell company ―皮包公司，sugar mummy ―吃软饭，sugar daddy ―傍大款。

同样表达“人可以坐在汽车内观看电影的电影院”这一事物，英语中的“drive-in movie theater”，字面意思是“（汽车）可以开进去的电影院”，概念化时强调动态过程；汉语中的“汽车电影院”，概念化时强调静态过程。英语中的“babyboom”，字面意思是“婴儿增长”，概念化时强调结果；汉语中的“生育高峰” 概念化时强调原因。英语中的“beeper”，字面意思是“能发出哔哔声音的东西”,概念化时强调事物的状态；汉语中的“寻呼机”,概念化时强调事物的功能。英语中的“blue movie”和汉语中的“黄”同指“”，但因英、汉具有不同的文化色彩隐喻，所以词汇化方式不同。英语中的“bumper-to-bumper”，字面意思是“（汽车）保险杠对（汽车）保险杠”,概念化时强调事物的状态或者静态过程；汉语中的“追尾”,概念化时强调动态过程。英语中的“family planning”，字面意思是“家庭计划”，概念化方式比较含蓄、婉转；汉语中的“计划生育”，概念化方式比较直接。英语中的“head count” 和汉语中的“人口普查”同指“人数调查”,概念化时也都用了转喻手段，即“以人体的一部分代指人”，但因英、汉语具有不同的文化习惯或者国情而有不同的词汇化方式；英语词汇化时用“头”（head）代指人，而汉语用“口”（mouth）代指人，体现了中国“民以食为天”的文化。同样指“更换工作”，英语中的“job-hopping”概念化方式更为直接，而汉语中的“跳槽”概念化时采用了隐喻方式。同样，同指“最好的时间”，英语的“prime time”概念化方式更为直接，而汉语的“黄金时间” 概念化时采用了比喻手段。同样表达“性用品商店”，由于英、汉语文化的不同，英、汉语表达这一概念的新词的词汇化方式也不同；英语中的“sex shop” 词汇化方式比较直接，而汉语中的“成人用品商店”词汇化方式则比较间接，反映了“性”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避讳的话题。英语的“shell company”和汉语的“皮包公司”词汇化时则采用了不同的比喻。同样表达“有钱而通常年龄较大的女人（男人）包养年轻男人（女人）” 这一事物，英语有“sugar mummy” 和“sugar daddy”，概念化时强调施动者，不具有贬义，汉语有“吃软饭” 和“傍大款”，概念化时强调动作过程，具有贬义。

三、相同的概念基础不同的词汇化程度

有些事物或概念在英、汉语中共同存在，但具有不同的词汇化程度，最典型的表现是：有些事物或概念在英语中词汇化了，但是在汉语中没有词汇化；有些事物或概念在汉语中词汇化了，但是在英语中没有词汇化。例如下列英汉新词：

(3) couch people ―指无家可归或为环境所迫而借宿在朋友或亲戚家沙发上的人；hard news ―硬新闻，真实事件报道（尤指重大事件的报道，不同于抒发己见或哗众取宠的新闻）；soft news ―― 软消息（并非刻不容缓的消息，如特写等）；no-show ―买了票而没有到场的人，该到而没有到的人；shopper ―商品信息报（一种刊登当地商店、企业广告，免费分发以吸引顾客的报纸）；slammer ―推销高手（在利用电话强行推销的买卖中向顾客施压，成功地完成交易的推销员）；toe sock ―每个脚趾都有单独趾位的袜子；warm call ―（旨在推销产品而事先安排或根据已有的接触而进行的）热身访问，热身电话；latchkey child ―挂着钥匙的孩子（因父母整天在外工作，家中无人照看的孩子）。

(4) 留守―to stay at home to take care of sth，裸泳―to swim without wearing swimming suits or any clothes，裸睡―to sleep without wearing any clothes，冰淇淋文学―literature which is fit for teenagers，情侣装―suits for lovers。

四、不同的概念基础及词汇化结果

英、汉语中有相当一部分新词是因其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而出现的新事物、新概念词汇化的结果，因而有不同的概念基础及词汇化形式。例如英汉下列新词：

(5) washingtonologist（华盛顿问题专家），hippies（嬉皮士），yuppies（雅皮士），the beat generation（垮掉的一代），Vietnic（反越战分子），Oreo（白心黑人）

(6) 下岗、打假、扫黄、超生、扶贫、个体户、专业户、打工仔、打工妹、传销、独资、外资、台资、钉子户、寒窗基金

总之，从词汇化过程来分析，英汉新词之间表现出了如下递进性特点：从概念基础和形式都相对等的新词，到概念基础相同但词汇化方式不同以及概念基础相同但词汇化结果不同的新词，最后是概念基础和词汇化形式都不对等的新词。研究不同语言的词汇化过程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可以揭示不同语言之间概念化方式的共性或差异，深化对语言现象的认识和理解。

参考文献：

[1] 亢世勇,刘海润.新词语大词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2] 陆国强.新世纪英语新词语双解词典[Z].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A Contrastive Study of English and Chinese Lexicalization

―― with New Words as Examples

XIONG Qiong

语文新概念篇（8）

中图分类号：H0-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829(2012)01-0048-06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及双语心理表征研究等的深入和发展，语言研究渐由“形式研究法”(the formal approach)转向“概念研究法”(the conceptual approach)。语音、词汇、句法等是语言的表层结构，而概念属于语言深层结构。许多研究者认为外在的语言行为差异与内在的心理概念过程差异有关。不同语言在表达同一经验时之所以存在差异，是因为不同语言选择了不同的概念来进行概念化活动所造成的，由此可见概念在语言学习及运用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对概念的研究不仅是认知语言学所关注的，同时也是第二语言习得研究、认知心理学及心理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研究的重点。

二、语言、概念与概念的改变

关于概念，不同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不同的定义。根据通常的观点，概念是反映事物特有属性（固有属性或本质属性）的思维形态。概念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由符号组成，并以概念或范畴为基础获得形式和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语言的形式结构不是自主的，而是普遍的概念化组织、范畴化原则、加工机制以及经验和环境影响的反映。概念的属性包括定义属性（或本质属性）和可变属性（或非本质属性），前者是决定该对象之所以成为该对象并区别于其他对象的属性，后者是对该对象不具有决定意义的属性。

关于概念的分类，不同研究者基于不同角度及研究目的给出了不同的分类。Gagne把概念分为具体概念和定义概念两种。具体概念是指那些能够直接指出来、观察到的概念，如书本、课桌、树木等等。定义概念是指那些无法直接观察到，只能根据定义来学习的，如素质、感情、质量等等[1]。Klausmeier认为概念是一种心理表征，包含着某个人对某个或某类事物的结构信息，这种信息使这个或这类事物与其他事物不同并相关。据此，他将概念依据表征形式分为六类：名词的、动词的、形容词的、副词的、连词的和介词的[2]。

语言与概念密切相关。Kesckes指出“除了思维 和行动之外，交际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概念系统的。所以，语言是探究概念系统的重要证据来源”[3]。Danesi利用网络理论(network theory)具体剖析了概念与语言，特别是词汇之间的关系。他提出了概念网络，并指出概念网络分成三类：外延网络(denota tive network)、内涵网络(connotative network)和隐喻网络(metaphoric network)，这三个网络共同组成了大脑的概念框架(conceptual structure)[4]。外延性网络由词的最基本的、最具体的意义构成，它使得人们能够以特定的方式谈论或思考具体的事物。内涵网络由词的一般的、抽象的意义构成。它能使得人们通过推理将具体的意义抽象化，扩大意义应用的范围。隐喻网络将抽象的概念和具体的概念联系起来。由此，抽象概念被理解为带有具体概念的某些特征，可见词义之间建立联系、形成网络的机制并不是语言形式本身，而是由外延意义、内涵意义和比喻意义通过复杂的路线交织在一起的概念框架的架构过程。

人们已经意识到语言的差异并非表层形式的差异，其实质是概念性的差异。譬如，在西方文化中白色通常具有“纯洁”和“清白”的内涵，而在中国文化中白色代表“忧伤”和“死亡”；狗在中国文化中带有否定的含义，如“狗眼看人低”、“狗仗人势”、“狗腿子”等。而在西方狗被看做人们的好朋友，与狗相关的文化也是褒义的，如You are a lucky dog. (你是一个幸运儿)；Every dog has his day. (是人皆有出头日）；Love me, love my dog. (爱屋及乌）等。由概念缺失而导致词项缺失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例如，英语中人们非常熟悉的cricket，在俄语和德语中却没有对等词，因为这个概念在俄国人和德国人的概念结构中是不存在的。许多概念反映了一种文化、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所特有的现象。不同语种者思维的差别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概念系统的差别。正如蒋楠指出“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绝大多数思维活动赖以进行的基本单位是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概念”[5]。所有人都会经历概念的发展和改变这一过程，这一过程也是教育和生活的轨迹。然而，第二语言的社会化，给了我们一个能够让我们看到因为频繁使用其他语言而引起的需要发展建立一套概念表征的机会。新建立的概念系统会与已经储存在个体记忆中的概念系统产生共存、竞争、甚至有时取代的关系。概念改变涉及以下一种或多种过程：a)内化，指内化与第一语言（L1）的概念不同的第二语言（L2）的概念；b)重构，指新的元素融入已经存在的概念系统中；c)趋同，指创造与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概念相区别的独立的概念系统；d)转移，在某个范畴内，从基于第一语言的概念类型转换为基于L2的概念类型；e）磨蚀，指之前学习的概念的磨蚀，经常伴随着新的概念取代之前的概念。这些过程构成一个逻辑的连续体（continuum）。

三、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概念改变的过程

（一）新概念的内化

接触一种新语言和文化也是接触一种新的范畴化方式，同时内化那些在L1中未编码的新概念。语言学家在研究双语移民时已注意到第一语言移民者在讨论新习得的概念时往往诉诸于借词、借译以及语码转换，这些策略的功能是填补词汇差异。

Pavlenko研究了“空间”(space)中privacy和per sonal space概念的内化情况。对于privacy和person? al space，英语中有词汇准确表达两者概念，但俄语中却没有[6]。Pavlenko的研究显示，英语与俄语以不同的方式描述“同样的”空间概念[7]。Pavlenko的实验是让受试者回忆一个短片，这个短片描述了在公共场所一个陌生的男子与一位妇女坐得太近这一情景。数位英语单语者用对privacy和personal space的“一种侵犯”的措词描述这种情况，而俄语单语者却没有一个人以这种措词描述[8]。这种结果暗示了privacy和personal space的概念的存在或缺失能够引导不同语言的说话者以不同的方式区分空间概念(space concept)。然后研究者将这个短片展示给在美国的过了青春期之后学习英语并把英语当做第二语言使用的俄语者。这些受试中的一些人对短片的描述与美国英语单语者相似，在他们的英语描述中借助于 privacy和personal space的概念。在用俄语进行的描述中，受试者由于诉诸于一种新的理解方式而导致犹豫、停顿和借译，例如on vtorgaetsia vee odinoch estvo (=he is invading her solitude)（这里privacy被它半对等的翻译solitude代替）。这个研究显示了新概念的内化使得以使用英语为第二语言的俄语者以一种新的方式区分空间，例如通过借词翻译。因此，内化的证据，即向已有的概念库系统中添加新的概念，在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产出中都能发现。

L2使用者内化以第二语言概念的例子很多，但还有两个理论上的问题。第一个是新内化的概念和同一范畴内其他概念之间的关系。未来需要实证性的研究去检验新概念的介入能否导致某个特定范畴内全部结构发生伴随性的变化，第二个问题是内化过程所需要的时间。Jiang认为L2学习者理解新概念都需要花一段时间，更不用说使用了，例如privacy[9]。相反，Kecskes等认为新的第二语言概念十分容易理解，因为在已存储的概念体系中没有跟他们竞争的对象，因此其结果是显著的[10]。概念习得过程是一个连续体(continuum)，其中最容易被习得的是更为具体的概念，例如taunhauzy (=town houses)和actas(=result sheets)这种能够很容易感知的概念。

（二）概念的重构

重构是对已经存在的以某种语言为媒介的概念类型的部分或全部的修正。概念重构在第二语言概念系统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概念的重组涉及到概念的内部结构以及原型、范畴成员、脚本方面的变化。Danesi提出的概念流利学习理论认为概念重组一般有三种：（1）同形概念重组(isomorphic)，即目的语词语与母语词语概念完全重叠，如：“red”与“红色”；（2）部分重叠概念重组(overlapping)，这时外语学习者就必须内化有别于本民族的概念结构，如donkey在英语中除指“驴”外还可指“an obstinate person”或“a stupid person”；（3）迥异概念重组，如a white night (失眠的夜晚), a white elephant (沉重的负担)等

[11]。外语学习初期经历的同形概念重组在中高级阶段逐渐让位于后两种类型的概念重组。

概念的重组涉及到概念的内部结构以及原型、范畴成员、脚本方面的变化。Otheguy和Garcia在研究纽约市说西班牙语移民的言语时发现，他们言语中西班牙语词edificio (=building)快速失掉了原来的概念内涵，被借来的词bildin替换[12]。乍一看，这种现象可能会显得比较奇怪，因为在西班牙语和英语中都区分小的住所（例如casa [=house]）和大的住所（例如edificio [=building])。然而对受试者的采访发现了一个新到达纽约者经历的认知上的变化。新到纽约的南美西班牙语者意识到在美国两层或三层的建筑仍然能够称作“house”（而在拉丁美洲，它们更常被看作edificios而非casas)。然而，当受试者到达纽约后，映入眼帘的雄伟壮丽的高楼大厦与他们在家乡遇到的任何edificio都不一样，结果在他们的言语中比那稍小一些的结构就变为了casas。这种变化显示了在以第二语言为媒介的有关屋子概念的影响下，casas的概念范畴扩大，并且edificio这个词被换指两三层的结构的概念后迁移到他们的第一语言概念中。

根据概念迁移研究的相关成果，概念重组的最终结果是形成复合式心理表征，即两种语言的概念系统经过重组后是存储在同一个知识库里的，它包含了基于母语的概念、基于目标语的概念和共享的概念。成功的重组产生新的第二语言概念以及建立起与对应第二语言形式的联系，从而形成新的概念图示和内化知识。重组失败是指没有建立起新的符合第二语言概念的概念联结。学习者在使用目的语时，实际上仍然是用目的语词语表达母语概念，如：

How can we control our time (manage)

We should cultivate our time concept. (time con sciousness)

根据认知语言学研究成果，概念重组的结果是形成双语思维中的协作概念。Kecskes提出的协作概念假说（hypothesis of synergic concepts)，认为协作概念是概念整合的结果[13]。操双语者通过两种语言 获取相同或相似的信息，但由于第二语言学习者大脑中已有的多形式心理表征的存储器，即“共有潜在概念基础”（Common Underlying Conceptual Bas，简称CUCB）的存在，被整合的信息只能介于母语概念与目的语概念之间形成协作概念。协作概念并不是知识或信息的简单相加，而是基于两种语言词汇表征的，被打上了每种语言各自社会文化烙印的不同概念组合。例如，对于cowboy一词的协作概念将会是融合美国西部往往带有传奇与浪漫色彩的牛仔文化与中国传统的牧童概念的组合。

（三）概念的趋同

语言趋同(convergence)一般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或语言变体相互之间变得越来越相似的过程。概念的趋同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概念重构，介于第一语言概念系统和第二语言概念系统之间，并且兼具二者概念类型的特点。事实上，更准确地说来，这个过程应该叫做分离(divergence)，因为经趋同后形成的新概念系统既不完全类似于以第一语言为媒介的概念系统，同样也不与以第二语言为媒介的概念系统完全类似，而是更接近于这两者的一种混合。

迄今，能够提供概念趋同证据的研究较少。词汇概念趋同的典型证据来自于词汇联想实验。例如，Yoshida通过词汇联想实验比较了日语和英语单语者以及35位曾在美国居住一段时间或在美国读过书的日本大学生词汇概念趋同的情况[14]。实验挑选了四类词进行测试：自然(nature) (e.g. haru =[spring])、日常生活(daily life) (e.g. sensei [=teacher])、社会或思想(society and ideas) (e.g. seifu [=govern? ment])以及文化(culture) (e.g. shougatsu [=New Year’s Day])。受试者被要求在日语刺激下输出日语，在英语刺激下输出英语。在四类测试词中的一些项，双语者的大部分反应与英语单语者一致，而在另外一些项，特别测试是文化类时，双语者的反应跟日语单语者以及英语单语者都不完全相同。这种表现反映了双语者独特的概念趋同轨迹。他们中的一些试图去兼顾两种文化，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与单语者具有不同的词汇概念联想。关于概念趋同，最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自于Ameel及其同事在容器（container）领域的发现[15]。研究者使用Malt和Sloman（cups and dishes）研究中使用的相似的概念指称[16]。参加测试的是法语单语者和荷兰语单语者以及法语-荷兰语双语者。他们被要求说出物体的名字并且判断它们的相似性。对单语者反映的分析显示，尽管法语、荷兰语两种语言在命名模式上有一些相似性，但它们还是在许多方面具有不同。例如荷兰语的bus (= can)在法语中没有一个对等的概念。荷兰语者言语中bus的概念可涵盖法语中的六种概念项，如bouteille (=bottle)和flacon (=small bottle)。荷兰语中25种可以用fles (=bottle)统称的物体，在法语中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类别：bouteille (=bottle)和flacon (= small bottle)。

（四）概念的转移

相互竞争中的概念表征之间的交互作用也会导致概念从L1概念到L2- (L3-, etc.)概念的转移(shift)。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情况发生在移民者或者长时间在目标语语言社区居住的人身上。到目前为止，概念转移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颜色(color)、情感(emotion)和日常生活(daily life)领域。

在颜色领域的研究方面，Andrew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他研究了具有一个基本词汇blue的英语与具有两个基本词sinii (=dark blue)和goluboi (=light blue )的俄语的区别[17]。他发现俄语单语者和在美国的成年俄国移民能够区分这两种blue。相反，未成年的俄国移民在使用这两个词时概念有显著的重合，与英语单语者对blue一词的概念感知相似。

Pavlenko的研究提供了情感领域概念转移的证据[18]。情感通常用形容词以及假分词来表达(e.g. She is upset.)，而在俄语中，像angry, happy, upset以及concerned这些情感状态往往通过不及物动词来表达(e.g. ona rasstroilas’ =she upset [herself]），强调 情感体验的过程性方面。在用英语表达情感时，俄英双语者对动词的使用比英语单语者形容词和假分词的使用更为频繁，更为强调情感体验的过程性方面。

Von Stutterheim使用叙述电影的方法证明了概念转移的发生[19]。母语为德语的人在描述电影中的事件时，着重强调事件的终点，而母语为英语的人则不会如此。例如，母语为英语的人会说：

Two nuns are walking down a road.（两个修女正在小路上散步。）

而母语为德语的人则会说：

Zwei Nonnen laufen auf einem Feldweg Richtung eines Hauses（.两个修女沿着一条小路走向一座房子——其中房子是整个事件的终点。）

英语的框架模式是可迁移的。母语为英语的德语学习者使用德语对事件进行描述时会说：

Zwei Nonnen laufen auf der Strasse lang.（两个修女沿着街道走。）

其中并没有提到事件的终点，即“一座房子”。根据Von Stutterheim的解释，这种框架结构的不同与英语语法中进行体的重要性密切相关，相反，在德语语法中，进行时的作用并不明显。这种类型学上的差异也反映出了语言使用者认知上的不同，英语中进行体的显著性促使语言使用者从分析的角度看待事情，而德语则要求语言使用者从整体上对事件进行描述。

（五）概念的磨蚀

在不同语言交互作用下，相互竞争中的概念表征变化涉及的另一过程就是概念磨蚀。目前对于语言磨蚀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语音、词汇、句法等层次，而对概念磨蚀的研究鲜有涉及。随着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及第二语言习得等研究的深入，对非病理性特别是词汇概念损失的研究将会提供更多概念磨蚀的证据（如不恰当的贴标、语码转换、借词、语义转换、框架迁移、词汇概念范围缩小等）。

Pavlenko研究了情感领域可能的概念磨蚀[20]。她调查了动词perezhivat’ (=to experience things keenly, to worry; literally: to suffer things through)的使用。在俄语单语者和英语-俄语双语者的叙述中，她发现单语者频繁地唤醒这个概念，双语者的叙述中虽然这个概念被同样的视觉刺激引出，但是仅出现一次并且是顺便提及。在频率上的这种下降表明在L2社会化过程中，新的情感概念的内化可能导致不再适应已构建起来的新的概念网络的旧有概念部分的磨蚀。Ben-Rafael报告了相似的发现，在她的研究中，受访的在以色列的法国移民的情感词汇只展现了法语情感词汇的一部分，如triste (=sad), heu teux (=happy)以及content (=glad, content)[21]。毫无疑问，这些法语-希伯来语双语者仍然理解其他的法语情感词，但是他们不再能够准确地使用它们，这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概念的磨蚀。

四、总结及启示

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涉及概念的内化、重构、趋同、转移和磨蚀等多个过程，但它们并非呈历时性发生，而是呈逻辑性发生。这对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概念改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其理论意义在于概念改变的研究结果能够验证或补充语言相对论。语言相对论认为一个人所讲的某种语言会影响他的思维方式，语言是思维的一部分，而思维又可称之为“语言思维”或“概念思维”。对于概念改变的研究可以在从认知的角度验证语言相对论的假设，并补充完善这一理论。关于概念改变研究的实践意义在于帮助第二语言学习者深入了解在第二语言学习中概念系统变化的过程，以便促使学习者采取措施或方式促进某些概念改变的发生，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

目前，关于跨语言影响的本质和特点仍存在广泛的分歧和争议，比如第一语言在何时、何地、以什么方式、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第二语言的理解和运用以及第二语言学习又是怎样反作用于第一语言，对于这些问题研究者们仍未达成共识。在概念层面上，目前所进行的研究只提供了一些概念改变的间接证据，将来的研究需要提供直接的证据。同时，在影响概念改变的因素方面，需要进一步研究影响概念改变的各种因素及各种因素间的相互关系及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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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新概念篇（9）

一、引言

当今时代，越来越多的汉语新词涌现出来。新词的概念合成主要包括：N+N合成、Adj.+N组合和一个单词的合成。其中，N+N合成是构成新词的最主要的形式。以往研究大都将概念合成名词的语义关系概括为四类：联合型、关系型、特征映射型、混合型。刘正光（2004）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合成型的语义关系。

过往对新词的研究多聚焦于其构成方式和意义来源。本文基于概念合成理论来探讨新词意义的认知机制。概念合成理论是由Fauconnier 和 Turner （2002） 创建的。该理论的主旨就是揭示自然语言中的意义在线构建及连接各心理空间的映射过程（王文斌，2004：7）。Fauconnier（1994）认为意义的构建过程就是概念的复合过程，认知者通过概念在各心理空间中的相互映射和投射来建立各心理空间中的网络关系，最后在复合空间中通过概念合成而产生派生结构。本文以五种语义关系为基点，从概念合成的角度阐释新词的语义认知机制。

二、N+N概念合成名词的语义关系

新词大多数以组合方式构成，以合成词、缩略语、外来词等为主（王文斌，2011：233）。N1+N2概念合成是构成新词最主要的形式，表面上看似简单，实则其内部意义的建构过程极其复杂。概念合成名词的语义关系主要分为五类：联合型、关系型、特征映射型、混合型以及合成型。

（一）联合型

联合型语义关系是指N1和N2两个成分合并到一起，产生新的概念。合成概念既包括N1的意义又包括N2的意义。两个名词之间无明显修饰与被修饰的关系。如：

（1）宠物狗（a dog that is also a pet）

（2）志愿者爸爸（a man who servers as both a volunteer and a father， especially for some orphans）

（3）手机保姆（a smart phone that servers as a tool for communication but also a nanny who accompanies children when their parents are off）

（二）关系型

关系型语义关系是指前一名词修饰后一名词，合成词的中心意义由后一名词表达。Gagne & Shoben （1997，2000）提出的关系竞争理论认为概念合成涉及到选择一种主题关系说明修饰名词和中心名词的联接途径。该理论列举了16种主题关系（转引自刘正光，2003：2），其中包括：

1.中心词N“致使”（CAUSE）修饰N，如：房奴、节奴

2.中心词N“位于”（LOCATED）修饰N，如：地板衣橱（将衣服堆放在地板上）、江南Style（韩国江南地区的风格）

3.中心词N“制造”（MAKE）修饰N，如：玻璃门、塑料衣

（三）特征映射型

特征映射型语义关系指修饰词N的特征映射到中心词N上产生新的合成概念。如：

（4）马桶文章：没有阅读价值的文章。“马桶”糟糕的特征映射到中心词“文章”上，从而产生新的意义。

（5）孔雀女：衣食无忧、单纯、爱撒娇发嗲的富家女。她们爱慕虚荣、目中无人、做作且眼高手低。孔雀女喜欢显摆，正如孔雀喜欢开屏。“孔雀”骄傲的特征映射到中心词“女”上，产生了新的意义。

（6）三明治一代：“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叫做“三明治一代（sandwich generation）”，指他们被夹在中间的困境。词语将“三明治”的特征映射到“一代人”上，从而形象地传达了中年人所处的困境。

在特征映射型语义关系中，中心词大都由N2充当，N1起修饰作用。然而，有些合成名词的中心词由N1充当，N2将其特征映射到N1上。例如：

（7）民工潮：农民纷纷外出打工所形成的潮流。“潮”将其奔涌的特征映射到了“民工”上。

（8）考霸：指频繁参加某种或多种考试且成绩优异的人。“霸”字战无不胜的特征映射到了“考生”上。

（四）混合型

混合型语义关系是指合成概念的意义是组合成分的意义的混合体。

（9）a zebra horse （ an animal that is a cross between a zebra and a horse）

（10） 法商（即法律意识、法律知识等，仿造智商和情商而生成）

新词“zebra horse”虽同时包含“zebra”和“horse”的特征，但仍属于“horse”的范畴。例（10）中的“法商”和“智商”一样，仍属于“人的能力”范畴，只是将人的能力聚焦于“法律”层面。由此可见，混合型语义关系只是词义的混合，合成后的新词还属于原有的范畴。

（五）合成型

合成型语义关系指合成的概念在原概念表征中都不存在，其概念意义是合成后临时新生成的。如：

（11） 草根（普通的人）

（12） 山寨（指盗版、仿制等）

合成型语义关系不同于混合型语义关系。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在混合型语义关系中，新合成的概念仍属于原来的范畴。如例（10）所述，法商、情商和智商都属于同一范畴。而在合成型语义关系中，合成的概念则属于一种新的范畴：如例（11）的新层意义既不属于草的范畴，也不属于根的范畴，而是属于人的范畴；例（12）的新层意义既不指山，也不指寨，而是指仿造的东西。

三、N+N 概念合成名词的认知语义分析

Fauconnier（1994）提出概念合成应包含四个基本空间：两个输入空间、一个类属空间和一个复合空间。两个输入心理空间的信息通过跨空间的部分映现匹配起来，有选择地投射到类属空间，再经组合、完善和发展形成复合空间，产生新创意义。四个心理空间通过投射彼此连接起来就形成了一个概念合成网络。一般来说，概念合成网络（Fauconnier 1994）有四种类型：单一框架网络、框架网络、单向网络和双向网络。概念合成网络能够有力地解释N+N概念合成名词的语义认知机制。

（一）单一框架网络（Single framing network）

在概念合成网络中，单一框架网络的形式最为简单，包含两个输入空间和一个复合空间。两个输入空间中，一个空间包含具有角色的框架，另一个空间里没有框架，只有用来填充的成分。如“志愿者爸爸”，该概念的一个输入空间里包含家庭的框架，激活了家庭的内部角色：“父亲”“母亲”和“孩子”。另一空间包含要整合的成分“志愿者”以及与之有关的背景信息，如“志愿者服务的对象（多指孤儿）”“志愿者服务的内容”等。一个输入空间的家庭框架投射到另一输入空间的具体场景中，生成复合空间：志愿者是“孤儿”的父亲。复合空间中包含“志愿者爸爸”的新创意义：对孤儿们来说，志愿者不仅承担着志愿者的义务，还扮演着父亲的角色，给他们带去温暖和父爱。单一框架网络虽然简单，却能有效地解释N+N概念合成名词的语义。像“节奴”“房奴”“卡奴”一类的词，也是一个输入空间包含框架，另一个包含价值。输入空间里的信息经组合、发展和完善形成复合空间，产生新层意义。

（二）框架网络（frame networks）

框架网络包含四个心理空间，两个输入空间，一个复合空间，一个包含输入空间里共有的抽象信息的共有空间。两个输入空间之间存在部分地对应连接，这样就形成概念合成网络（Turner 1996）。四空间论可以用来解释N+N概念合成名词的语义建构过程。如：“手机保姆”，该词语的背景信息是忙碌的父母赠给孩子智能手机打发时间，孩子便不再过分在意父母是否伴其左右了。手机成了孩子的“保姆”，在孩子父母外出时陪着他们。在这一词中，两个输入空间分别是孩子和大众。在大众这一输入空间里，手机的用途主要是联络和娱乐，并突出联络。在孩子这一输入空间里，手机的主要用途也是联络和娱乐。但由背景知识可知，手机在孩子身边扮演着“保姆”（隐喻）的角色。对大众来说，手机作为联络工具的作用举足轻重。而对孩子来说，手机就像“保姆”一样陪着他们，这就是复合空间中的新创结构所要表达的意义。

（三）单向网络（one-side networks）

单向网络涉及两个不同的组织框架，只有一个组织框架投射到复合空间成为复合空间里的框架。这种网络多用于解释简单的隐喻，为隐喻的表达提供了丰富的源泉。在N+N概念合成名词中，很多词（尤其是特征映射型名词）的意义都是以隐喻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因此，笔者试以隐喻为基础，借助单向网络分析概念合成名词的意义。如：“马桶文章”指“没有意义的文章”。在这一结构中，两个输入框架分别是“马桶”和“文章”，但到复合空间里只剩“马桶”一个框架了。该词又是一个典型的隐喻表达，因此，我们可以将源域“马桶”看做输入空间1，将目标域“文章”看做输入空间2，将包含源域和目标域相似结构的空间看做类属空间。朱永生、蒋勇（2003：28）认为，人们在理解隐喻时首先需从隐喻的源域中抽出反应事物规律性的、高一级的概念结构。因此在理解“马桶文章”时，需要从输入空间1里提取“臭、惹人厌”这一概念结构，将其投射到输入空间2中。输入空间2里包含两大类元素：有意义的文章和无意义的文章。而在将“马桶”和“文章”两个输入空间进行整合时，文章“乏味”“无意义”等消极特征被提取出来，和“马桶”的概念结构一并映射到类属空间，再经完善形成复合空间，产生新层意义。多数特征映射型名词都可用单向网络来解释。如“三明治一代”“口袋技能”（指人们应当具备的一些能力，这些能力就像放在口袋里一样，随时都可拿来用）等。

（四）双向网络（two-sided networks）

双向网络里有两个不同甚至相冲突的组织框架，它们都部分地投射到复合空间，形成新创结构。虽然在复合空间里仍是两个组织框架，但原有空间一经整合就可被用于朝任一方向的推理迁移（王红孝，2004：9）。以“凤凰男孔雀女”这一组合词为例，“凤凰男”是指寒窗苦读，靠自己奋斗跳出山窝的农村男孩；而“孔雀女”则指在大城市长大的女孩，往往是独生女，且家境不错。“凤凰男”和“孔雀女”各自的意义是建立在单向网络之上的。在“凤凰男”一词中，“凤凰”的特征映射到“男”的概念上，用于指出生贫寒、通过努力而成功的农村男孩。在“孔雀女”一词中，“孔雀”的特征映射到“女”的概念上，用于指娇生惯养的城市独生女孩。“凤凰男”和“孔雀女”各有其特殊意义，而二者的组合则有其新的意义。如图所示：

“凤凰男”和“孔雀女”两个概念在合成前都有自身的组织框架，映射到复合空间里还是两个组织框架。复合空间里的新层意义是两个输入空间整合的结果：输入空间1里没有“难相处“的意义；输入空间2里也没有这层意义。

四、结语

N+N概念合成名词是构成汉语新词的主要形式，其语义关系主要通过联合型、关系型、特征映射型、混合型以及合成型五种形式呈现。这五种语义关系详细地说明了N+N概念合成名词中N1和N2的关系及合成机制。概念合成网络中的四种基本网络（单一框架网络、框架网络、单向网络和双向网络）各有特色，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解释概念合成名词的意义构建。概念合成理论对N+N概念合成名词的语义认知机制进行了有力地解释：N+N概念合成名词的意义并非N1和N2两个名词意义的简单组合，而是其概念合成的结果。概念合成的过程通过熟悉材料的并置而创造出新的意义（黄华，2002：96）。毋庸置疑，概念合成理论不仅有效揭示了汉语新词的语义关系，也为研究新词语义的合成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道路。

参考文献：

[1]Fauconnier， G.Mental Space：Aspect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in Natural Language[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2]Fanconnier，G.& M.Turner.The Way We Think：Conceptual Blending and the Mind’s Hidden Complexities[M].New York： Basic books.2002.

[3]Turner， M.The Literary Mind —The Original of Thought and Language[M].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4]黄华.试比较概念隐喻理论和概念整合理论[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1）.

[5]刘正光.关于N+N概念合成名词的认知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11）.

[6]刘正光.N+N概念合成名词的认知发生机制[J].外国语，2004，（1）.

[7]王红孝.隐喻的空间映射与概念整合[J].外语教学，2004，（6）.

[8]王文斌.概念合成理论研究与应用的回顾与思考[J].外语研究，2004，（1）.

语文新概念篇（10）

中图分类号：N04；H059；H030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3-8578.2016.03.005

Abstract： Translation of technical term means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conceptual knowledge from the source term to the target one. Because of different semantic construction modes resulted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the translated terms may not be so corresponding to the source ones in linguistic structure. Thus， integration of conceptual system， transformation of thinking mode and recomposition of linguistic symbols should be made in such aspects as formation mode and semantic construction of the concept， semantic range matching and language expression， to make terms translated equivalent in sense and corresponding in word.

Keywords： conceptual system， conceptual integration， terms

科技术语是科技概念的表现形式，在科技交流中具有互通性、可译性，为人类所共识、共享。但因不同的思维模式显现出不同的概念系统特征，造成某些原术语与译语在概念语义建构模式和语言表达方式上的不对应，成为术语翻译的一大难点。如何从更深层次探究原语与译语概念等值的对应翻译，使“不可译”向“可译”转化，涉及术语的概念整合、语言结构与概念结构间的整合过程。下面依据认知语言学理论，从术语概念系统整合与译语表达式调整的视角，探求术语对应翻译的可行策略与方法。

一 英汉术语概念系统对比分析

认知语言学认为，“概念系统是指大脑建构与储存的、已获得表征资格的信息。这些信息在抽象、推理等思维过程中，可以被回忆、被模式化和被运用。概念系统的内容可通过语言符号进行表征。语言符号所指的是具有心理表征资格的信息，……所指的意义元素即为‘词汇概念’” [1]。可见，科技术语概念系统就是作为语言符号的“术语”所指的、具有心理表征资格的专业语义元素系统。术语对应翻译不但涉及概念系统的信息解读，而且涉及语言符号对信息的表征。因此，概念系统对比分析应包括概念生成、概念语义建构、语义范围适配、概念表达方式等诸多方面。

1概念生成方式

概念的生成过程包括：通过“感知”获得有关事物、行为的“知识”，在“相似性”基础上对知识进行“范畴化”处理形成“概念意义”，经过对指称意义的限定而产生“概念”。“概念不受语种限制，但会受到不同分类的社会或文化背景的影响。” [2]文化差异反映着不同的思维定式，涉及感知取向、属性凸显、象似性基础、语言规则等方面的“同中有异”和“异中有同”的不对称性，造成概念生成的理据差异[3]。如railway station 译为 “火车站”，在概念生成过程中，英语感知“railway”，汉语感知“火车”，感知取向反映的思维定式差异，造成原语与译语的不对应，因而译语概念系统和语言表达式必须进行整合才能与原语对应。

2概念语义建构

概念隐喻是创建新词语的重要途径，也是新术语产生的重要来源。通过概念隐喻形成新概念是由喻体到喻义的心理联想过程。由于认知方式差异，不同语言选择不同喻体来展现喻义，致使原语与译语在概念语义建构上出现差异。表示相同喻义时，因所选喻体不同，术语表达上也会不对应，需对语义关联模式做出相应整合。如， thinnose pliers译为“扁嘴钳”，这种“尖头”喻义的钳子，英语说成thinnose，汉语译成“扁嘴”；tongue file译为 “小圆锉”，英语以tongue为喻，汉语则以“形”而译。语义建构上的差异促使译语表达式进行整合，以实现概念等值。

3语义范围适配

随着科技进步，术语概念会向不同专业延伸、转换，语义范围有宽有窄，确定学科术语时要通过逻辑推理排除非理性概念，认定术语归属范畴[4]，寻求适配和对应。如Christmas tree在石油专业中应排除“圣诞树”的概念，译为“采油树”。许多术语都存在语义范围不适配现象，如bit在石油专业中是“钻头”，在机械加工行业是“车刀”“切削刀”， 数学专业是“位”“比特”，度量词cluster可适配束、群、丛、集、套、簇（状物）等。对应翻译时需针对一定的学科特点，在相应的术语体系中归属一个范畴，通过语义范围的适配整合来实现术语的单一对应。

4概念表达方式

术语定名作为外化于被编码概念的语言形式，因概念生成及语义结构上的差异，对概念信息做出心理表征时所用的语言符号也会有差异，造成原语与译语的语言表达式不对应、部分对应或文化缺项，翻译时需对概念结构与语言表达式做出相应整合，以达到概念等值。因为“词汇概念整合过程就是整合已选的与词汇概念相关的语言内容，是由词汇概念知识驱动的更大词汇项的建构过程”[5]。如，king size“大号”， fullpage proof “大样”，表现出概念表达式上的对应整合。

二 概念整合策略与翻译

科技术语翻译既是专业意义和文化含义向译语传递的过程，也是概念系统整合、思维模式转换和语言符号重组的过程。术语翻译中的概念整合不但涉及术语概念化、语义范围、语义关联、结构模式、感知视角、语义元素逻辑等方面的调整， 而且涉及语言符号音、形、义的调适和表达模式的整合。

1概念化整合

术语概念化整合是指术语指称义在新语境下的借用、转义和扩展。如default 原指称义为“不履行”，mouse为“老鼠”，在计算机专业则分别转义为“默认值”和“鼠标”。通过原术语的借用和指称上的转义而形成的概念化整合，实现了新术语的译借。

概念化整合还表现在专有名词向专业术语的概念转化上。原语中以发明者姓氏命名的定律、计量单位等术语，常以专有名词加普通名词复合构成，翻译时专名音译，凸显语音表征，再增加译语表意词素，实现概念化，达到概念对等。如Pastia lines “巴氏线”， Rockwell hardness “洛氏硬度”这两组对译，“巴”和“洛”凸显原词的语音表征，“氏” 表示“人名”，“线”和“硬度”是普通名词的对译。译语利用表意性强、按原语借音、并选取适当语言符号定名的特点，达到既表音又表义的翻译效果。

2感知取向整合

“科技术语概念表示‘名’与‘实’的关系。”[6]“名”的生成基于对“实”的感知，因对同一事物的不同感知而造成原语与译语不对应时，需对感知取向给予整合。感知取向整合指译语在表达原语概念时对感知视角做出的调整。如pliers译为“老虎钳”，译语以形似“虎口”加以整合，实现概念对等。术语翻译中，感知取向整合涉及形态、焦点、颜色、时空、程度等许多方面。

如student driver“教练车”，原语以driver （驾驶员）为感知焦点，译语将焦点整合为“车”；plastic pollution“白色污染”，“白色”对应plastic 是对颜色感知的整合结果；latest news “最新消息”则是时空感知的整合。同样，top corner on the left“左上角”，原语是先top 后left的空间感知途径，译语整合为先“左”后“上”；heavy or light sweater“厚、薄毛线衫”体现着程度感知的整合，原语从heavy or light来感知程度，译语则将程度感知整合为“厚”与“薄”。

3意义元素逻辑整合

从词语与概念的关系来看，“词汇是表示特定概念意义的语言符号。词汇概念则是语言符号所指的意义元素……”[5]。可见，意义元素就是形成概念的理据，概念整合就是意义元素逻辑整合，体现在理据移植及句型仿译上。

理据移植指原语理据作为新引入概念的理据被译语接受，使原语文化特征在译语字面显现，凸显术语符号识别特征，便于从译文追溯或回译到原文去认知概念。如fixed disk译为 “硬盘”，address stream 译为“地址流”，利用理据移植实现了“字面对等”，增进了透明性，避免了复杂的概念释义。翻译拼缀术语smog、intelex时，可先分解理据：smog = smoke + fog， intelex = international + teleprinter + exchange， 再将原词理据移植到译语，仿译为“烟雾”“国际电传”等新术语。

意义元素逻辑整合还体现在新术语引进的句型仿译上。词法模式与句法模式具有不同的语义元素逻辑形式，但句型仿译作为语际间由词法与句法转换的构词方法，可依原语的句法结构模式和意义，利用译语的词汇单位，构建出译语所缺的术语表达式，实现句法与词法模式间的巧妙整合。如to be in the red和readme file分别译为“出现赤字”和“自述文件”，就是通过句法―词法模式转换，进行意义元素逻辑整合构建的新术语。

4语义范围整合

语义范围整合指当术语语义范围宽窄不对称、指称义不适配时，按照术语体系中的归属范畴对概念涵盖面进行整合，利用逻辑推理，针对不同专业特点选择适配的对应译语。如bush 表示“衬”的概念时可对应：衬套、衬瓦、衬管、衬片、轴衬、轴瓦、轴承套、套筒、套管、绝缘管、砂轮灌孔层等专业术语。方位词upper可指称：上面的、上头的、上位的、上部的、上层的、上级的、上限的、上流的、上游的等。动词clutch可对应：抓住、抓牢、抓紧、捏（紧）、揪住、把握、掌握、连接、咬合等。同样，“垫圈” 可对应grommet， carrier ring， clout， cushion ring， filler ring， fillingin ring， insertion ring， jointpacking， packing collar， slidingplate ring， washer 等，翻译时应按专业确定术语体系中的归属范畴，选择适配的对应译语。

5语义关联模式整合

“词汇概念具有两级结构特性，一方面将语言内容编码，另一方面又提供通向人类概念系统的认知路径。”[5]语义关联模式整合是对概念系统认知路径、术语概念义与喻体间的调适与整合。不同的认知路径会造成不同的语义关联模式，如Hbar“工字钢”，Tsquare“丁字尺”，原语以字母 H和T的形态相似性为认知路径，形成语义关联，译语则以“工”和“丁”对关联模式进行整合，实现概念对等。

概念隐喻是由喻体到喻义的语义关联过程。喻体的选择会体现不同的文化内涵，翻译时需通过语义关联模式整合提供合理的认知路径和语言内容编码。如，clover leaf“公路立体交叉点”，Ubend“马蹄形弯头”，不同喻体通过语义关联整合实现了隐喻对应、概念对等。

6语言表达式整合

“词汇概念是语言编码的概念，即高度图式化的知识，外化于被编码的语言形式，与语音、词、黏着词素、语法结构等各种语言载体相连。”[5]科技术语作为外化于被编码的语言形式，实际上就是音、形、义有机结合的专业概念符号。译语表达不对应、部分对应或缺项时，需对术语的音、形、义进行调适，对语言结构式做整合。

首先，语言表达的语法结构模式体现着思维模式，虽然英汉两种语言在句法结构上都属于SVO 类型，但在词汇层面上，英语用“宾动结构”构成复合词，汉语则用“动宾结构”模式。当术语表达式不对应时，应按译语模式对结构加以整合，达到概念对等。如，machineindependent tool“与机器无关的工具”，color matching“配色”等，均利用结构整合实现概念对等。

其次，术语音译和半音译方法，实质上就是通过音和义的调适与整合实现新术语的引进。若原语与译语不对应，则应发挥译语形态规则、语言系统关系和表达潜力的优势，进行音、形、义的调适与整合，既照顾到原词的发音，又传递原词的意义，实现表音与表意的巧妙结合，既表达了新概念，又传递了异国文化特色，丰富了本民族词汇[7]。如Hacker“黑客”，既仿译了音，“客”字又体现了义，实现了概念对应。又如integrated circuit card “IC卡”，也是音、形、义整合的结果。

再次，许多以音表义的术语，在译语中尚无对应词传递等值新概念时，译语可凸显原语语音表征，再选择能表达原词语义特点的表意词素来对应仿译。如somidon、intal、librium 等外来药品名，可译为“索密痛”“咽泰”“利眠宁”。

而且，以发明者姓名命名的术语，常以专有名词加普通名词的复合形态出现。翻译时可将专名音译，凸显语音表征，再增加译语表意词素，达到概念对等。如 John’s disease “（羊） 章氏病”，Rockwell hardness“洛氏硬度”，“章”和“洛”凸显原语的语音表征，“氏”表示人名，“病”和“硬度”为普通名词的对译，译语利用表意性强、能按概念借音并选取适当语言符号定名的特点，做出合理整合，达到既表音又表意的效果。

三 结 语

科技术语翻译中原语与译语的不对应显现出不同的思维模式和概念语义建构模式差异，需要进行概念系统整合、思维模式转换和语言符号重组，以实现概念对等、表达对应的术语翻译。依照认知语言学关于概念整合的原理探讨术语翻译对应策略，有助于对概念生成、概念系统及语言表征的互动机制产生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把握，为翻译实践提供新的思路和指导。

参考文献

[1] Evans V. The Structure of Time， Meaning and Temporal Cognition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4.

[2] ISOIEC SC36WG7.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S]. Question： What is a concept？

[3] 李晗. 英汉科技术语翻译的文化视角 [J]. 中国科技术语， 2013（2）：57-60.

[4] 丁树德. 科技术语翻译中的概念转换 [J]. 中国翻译，1996（5）：23-24.

语文新概念篇（11）

大学英语词汇教学是英语学习的重点和基础，很多学者对于词汇教学也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比如著名的英语教学专家Scott Thornbury就从学生认知的角度详细阐释了英语词汇学习需要注意的方方面面。词汇思维系统的结构如下图为英语学习者清晰的展示了词汇认知过程中需要关注的因素。

从Scott Thornbury的图示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词汇学习中，学生需要构建一个包括词意、读音、拼写、派生、搭配等等多方面信息在内的思维系统。对于中国的大学生来说，在记忆和扩展词汇量的过程中，摆脱母语思维的影响，准确掌握词意，建立全新的英语词汇思维体系，是他们的首要任务，特别是对于具有一词多义和概念隐喻功能的词汇表达，更是需要教师在教学中倾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帮助学生培养概念流利能力，使学生在使用词汇时摆脱逐字逐句从母语直译到目标语的弊病，消除母语思维的痕迹。

本文在此基础上结合丹尼西提出的“概念流利”理论和认知语言学的原理探讨了词汇教学中学生概念化能力的培养方法和重要性，并引导学生对隐藏在词汇表达背后的概念隐喻原则和机制进行主动探索，摆脱母语干扰，有效进行概念整合，丰富自己的表达。

一、了解概念隐喻的思维方法，挖掘意义引申模式

Lakoff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为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正如他们所指出的，人类的思维方式在认知意义和认知模式上来说是隐喻的。在概念隐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过程中，Lakoff还把概念隐喻的应用范围拓展到包括数学、政治、文化等众多领域在内的学术研究。然而，这一理论在教学方面的研究还需要丰富和完善。虽然概念隐喻认为人的认知模式是隐喻化的这一理论受到了挑战和质疑，但是交流的隐喻性还是得到了广泛认可。而这一点为我们的大学英语词汇教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持。基于此，教师应该在词汇教学实践中把重点放在语言的交流性上，也就是说，我们应注重从抽象的逻辑表达教学转移到具体的隐喻表达的教学上来，挖掘词汇内在的隐喻模式。

“概念流利”是丹尼西1993年提出的，他认为“概念流利”是指把目标语的表层结构，如词汇、语法，与其所反映的概念深层结构匹配起来的能力。对外语学习者来说，这是既运用外语，同时又运用外语的概念系统进行思维和语言交际的能力。丹尼西认为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需要经历“概念重组”。对外语学习者来说，这意味着需要通过概念认同和适应重新组织头脑中原有的概念，目的是在头脑中形成某种双语式的，新的概念系统。经过“概念重组”学习者就能把握文化概念化能力（概念流利的另一说法）。丹尼西十分重视外语学习者的概念化能力，他把外语的概念化水平置于语言的流利性之上。这也是他提出“概念流利”（conceptual fluency）这一术语的主要原因。丹尼西曾说：“掌握某种语言的概念化能力意味着，能用隐喻推理的方法，用语言来思考和表达概念。对操母语者来说这一能力是无意识的。”掌握外语的概念流利必须要先掌握其隐喻语言和隐喻思维的能力。文化语言学家认为以隐喻的形式编辑话语是操母语者语言能力的显著标志，研究证明，由于缺乏隐喻能力教学，经过三至四年的课堂学习，往往学生仍然不能掌握目标语的概念能力。因而学者们建议在二语教学领域，要强调隐喻是一般话语的组织原则，根据这一理念，培养概念流利应该成为二语教学的目标，以此减少来自两种语言的概念干扰。根据丹尼西的观点，要想掌握目的语的概念化思维，就必须先研究其内在的隐喻思维，而这一点正是当前大学英语教育所急需的，培养学生的概念化能力应该也必须成为当前大学英语教学的首要目标。笔者曾在《概念隐喻与英语教学》一文中提到过有关“waste”的例子：在You are wasting my time一句中，“wasting”是用来表达金钱方面的概念，但是这里被借用来表达时间方面的概念，在这里，金钱就被称作源语，时间就是目的语。而在实践中我们发现类似的隐喻表达远远不止这一句话，“I spent three hours on the paper”“I lost three minutes on that question”等等诸多表达都是在运用金钱方面的词语来表述关于时间的概念。我们可以“spend”时间，可以“waste”或者“lose”时间，通过研究，Lakoff & Johnson发现在诸多隐喻表达背后，存在一个支配的规则，就是“时间就是金钱”。这个规则支配了所有的隐喻表达的产生和更新，所以这一规则有着不同于其他隐喻表达的特点，这一规则就叫做概念隐喻。基于这一理论，我们应该注重对概念隐喻原则的探索，并引导学生对众多的隐喻表达进行有效的归类和总结，鼓励他们创造性的学习，根据已经总结出的概念隐喻创造更多新颖的隐喻表达。

在培养概念流利能力的过程中，对于形象的词汇引申概念的挖掘和分析肯定会增强学生们学习的自信心和浓厚的研究兴趣。比如教师可引导学生积累和总结具有隐喻功能的名词，而这些名词的隐喻功能主要体现在词性转换的使用上，如trap和lock。这两个词的本意分别是“陷阱”和“锁”，但学生在隐喻概念的引导下可以创造性的在写作中写出：1. Without confidence，you might be trapped in the possible setbacks.2.You are likely be locked in the fierce competition when you hunt jobs upon your graduation.在这两句话的表达中，学生对“陷阱”和“锁”的概念意义进行引申，创造性的将其引申为“陷入”。而如果没有概念能力的培养，这样的表达可能就不会出现了。类似的表达还有：Some people voice differently；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mushrooming.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平时的词汇教学应该注重概念隐喻思维的分析和运用，这样可有助于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以及交流能力，减少与英语本土国家的人交往时出现的误解。

二、通过根隐喻掌握英美人的深层文化积淀，培养概念流利

根隐喻包涵人类对自然和世界的早期认识，是概念化隐喻的轴心。很多根隐喻体现了人类的集体无意识，或说原始意象，它们是西方人民族文化的深层积淀。原始意象来自神话隐喻，其中来自古希腊神话的居多。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文化的源泉，而且是它的土壤。众所周知，汉语文化中缺乏系统的神话和宗教的内容，然而，我们缺乏的这两部分正是西方文化的摇篮。本文认为利用根隐喻能够弥补以上这一缺憾。对世界早期认识的根隐喻在课文内容里可能不会经常遇到，然而他们所表达的概念却出现频率极高，因此可以根据课文的思想内容“见风使舵”。也就是说凡是碰到一些核心概念的时候可以用目的语的惯用表达法来介绍。比如说，“致命弱点”是日常交际的核心概念，讲课时碰到这个概念的时候可以导入“致命弱点”Achilles’s heel这个隐喻。若有条件可介绍其典故：Achilles是希腊神话中的另一战神，出生后被母亲倒提着在冥河中浸过，除了足跟之外，浑身刀枪不入，在特洛伊战争中被Paris用箭射中脚跟而死，跟腱Achilles tendon 由此得名。然后可以利用这个隐喻设计各种练习。比如，我们在讨论人自私的本性时，可以说：Greediness is man’s Achilles’s heel.（根隐喻，贪婪是人的致命弱点），然后引导学生说出汉语谚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样就可以通过因果关系推理把握隐喻的认知机制，创造机会让英汉概念在一起互动，有效地进行目的语概念系统的重组。

在计算机时代出现了很多新的概念，需要表达新概念的时候西方人又求助于他们的老祖宗，神话隐喻。一种常见的计算机病毒――特洛伊木马（Trojan），来自于“特洛伊木马”的故事。希腊人在攻打特洛伊城的时候，久攻不下，只好佯装弃城，造了一个巨大无比的木马献给特洛伊人赎罪。其实木马藏满武士，此计导致特洛伊城陷落，结束了战争。西方人在表达隐藏很深的病毒时，会不约而同地想到特洛伊木马，用它来表示把自己伪装起来然后攻击计算机的系统或资源的病毒。很多类似的例子可以引导学生在课外之余，花些时间通过阅读了解，如“the sword of Damocles”达摩克利斯之剑，“Pandora’s box”潘多拉的盒子，Daedalus and Icarus代达罗斯和伊卡洛斯，Pygmalion皮格马力翁，这些著名的神话隐喻，是英美人概念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很多英语词汇的神话隐喻背后都有着深层的文化积淀，这些神话隐喻至今对英语词汇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源于希腊神话隐喻的英语词汇广泛应用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为丰富多彩的英语词汇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文化和社会内涵。正像意大利哲学家维柯所言：隐喻就是浓缩的神话。神话隐喻是概念系统的底层，它们结构完整、前后连贯，有些可以构成西方人逻辑推理的大前提。通过学习这类根隐喻，学生们不仅可以对源于神话隐喻的英语词汇及其典故有所了解，而且通过阅读和分析源于希腊神话的隐喻可以提高自己的概念流利，加速概念重组，丰富文化背景知识，提高英语交际的地道性。

三、结语

丹尼西在研究中发现的问题非常典型，即二语学习者习惯于与母语类似的隐喻表达，他们产出的话语似乎随着母语的概念流动，然而，披着一层目标语词汇和语法的外衣。根据丹尼西的研究理论，研究不同文化即目标语和母语文化概念之间的异同应该被放在首位。教师在词汇课堂上应该抽丝剥茧，帮助学生细致的分析来自不同概念系统间相互干扰的因素和根源。在丹尼西的概念流利理论的指导下，教师们应该帮助学生能够系统地、有序地接触足够的目标语文化中固有的概念结构。这一理论强调文化的差异性，认为文化建立在隐喻的基础之上，因为概念隐喻与意义系统休戚相关，意义系统又将文化中的意义网络组合到一起。有意识的培养学生的概念流利能力对于解决学生“只背单词而不会使用”的难题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以教师的任务应该是帮助学生熟悉英语国家的人是如何对各类事物进行概括的，以及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的方式和本族语之间有什么异同。在此基础上，鼓励学生主动地去探索和了解这种全新的文化概念系统和概念机制，并对其进行概念重组，避免过度的使用字面化的表达，增加概念隐喻的使用密度，培养学生有效的概念化能力。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