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的特征大全11篇

地域文化的特征篇（1）

电视文化是一种大众文化。从生产的角度来看，电视要有意地创造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来适应大众；从源流的角度来看，电视也在有意无意、自觉或不自觉地承载和蕴涵着地域文化的本质特征。本文将从第二个角度来分析大连电视的地域文化特征。

地域文化的特征总要多多少少地在它的文化产品中刻下印记，或通过文化产品予以呈现。对大连电视来说，虽然诞生的时间不足40年，但在它身上已表现出了大连地域文化的一些根本特征。本文以最能体现电视文化特征的电视剧、 电视专题片、电视纪录片和电视栏目为例对大连电视的地域文化特征来进行说明。

1．对以齐鲁文化为基因和内核的传统(根源)文化的固守和弘扬

大连文化在形成初期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后期由于海上通道的畅通 ，更多的是受 中原文化的影响，因此与东北、北方地区的古文化有着明显的区别，其主要成分是中原文化而不是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中原文化尤其是齐鲁文化对大连文化的影响和渗透是最根本和最深远的，因此，在大连的文化特征中，基因与内核就是齐鲁文化。齐鲁文化的内涵可以概括为“对天道、人道和天人关系的探索；俯仰天地的人文情怀；奋发有为的积极进取精神”。大连电视台近40年问创作的电视剧“农村三部曲”、都市平安夜 、相依年年、《守望幸福》、《闯关东》，电视艺术片有轨电车奏鸣曲》、《大树》，电视纪录片《海路十八里》、《凝固的记忆》等都植根现实，对民族、国家、家庭(家园)和人的命运进行了积极的思考和探索，体现出浓烈的齐鲁文化色彩，也是对传统(根源)文化的固守和弘扬。

2．对外来文化借鉴、吸收和融合的电视文化国际化趋向

由于特殊的地理历史原因，大连地域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敏于借鉴、敢于吸收、勇于创新的品格，具有浓厚的国际化色彩。近现代时期由于殖民文化的肆虐和西方文化的强势进入，使大连成为国内接受外来文化最早最多的地区；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连又成为我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健康积极的外来文化形态和文化理念迅速地引入并开始渗透，为大连的地域文化增添了国际化色彩；2l世纪以来，文化交流、借鉴的频繁和深入加快了大连地域文化的国际化趋向。在大连的电视文化特征中，国际化色彩表现得非常突出。从电视纪录片《沿着莱茵河》、《俄罗斯散记》等一系列跨国制作的大型电视节目，到连续举办多年的《大连国际服装节开幕式广场文艺晚会》和《世界名师时装展演》，都透射出浓厚的国际化趋向。

5．以浪 漫和 时尚为 色彩 的现 代 电视 文化潮流由于历史、地理、政治和经济等种种原因，在大连的地域文化构成中，现代文化占着优势地位。在大连人的精神世界中，对现代文化的接受较快，并且更乐于接受现代文化的形式而非本质。因此，现代文化外层中的浪漫、时尚色彩在大连的地域文化特征中尤为明显。对浪漫和时尚的追逐也成为大连电视节目创作中的重要理念并逐渐形成一种现代电视文化潮流。许多主题性晚会和节庆性晚会以浪漫和时尚为创作风格，以大海、少女、槐花、沙滩为创意元素，通过现代手段的渲染，营造出妙不可言的视听效果。这些电视节目既是上述创作理念的结果，同时通过累积、叠加、丰富和提高，逐渐形成了大连电视文化中浪漫时尚的现代化潮流。

对大连电视文化特征的动态流变分析

地域文化的特征不是亘古不变的，在其本质特征和品格没有被颠覆的前提下，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人的思想观念的变化，地域文化的某些非主流和非本质特征也在动态流变中发生着调整和转化。大连电视的地域文化特征也是如此。

1．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 ，从“农村三部曲《篱笆、女人和狗》、《辘辘 、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到《都市平安夜》——大连电视地域文化特征的第一次转型：从对东北乡村文化的张扬到对城市文化的关注。创作于l 988至l 992年的“农村三部曲”电视连续剧，全剧有着浓烈的东北 乡村文化气息，人物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语言形态等要素组合起来，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一幅东北 乡村的文化风情画卷。“农村三部曲”显示了大连电视对地域文化和本土文化的浓厚兴趣和自觉追求，该剧在中央电视台和诸多电视台的轮番播出也提高、加重了大连电视在传播和张扬东北乡村文化方面的作用和地位。l994年，随着l2集电视连续剧《都市平安夜》以及几档反映城市经济、文化生活的电视栏目《寰市写真》、《大连月谈》等的出现，又体现出在开放和发展日益加剧、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的大环境下，大连电视文化创作中对城市文化的关注。其中城市题材电视剧都市平安夜》揭示了改革开放给城市人带来的观念冲击，完成了大连电视地域文化特征的第一次转型：从对东北乡村文化的张扬到对城市文化的关注，其实这也可以看作是面对电视所服务和影响的观众，电视工作者在文化创作上的主观转换。

2、上世 纪90年代中期：年前后 ，从《突围》、《你好，西拉沭沦》到《三古娘一个兵》、《午夜有轨电车》、《东方风云》、《咱那些日子》——大连 电视地域文化特征 的第二次转型：从寻求文化突围到 多元文化的共生。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l 7集电视连续剧突围》应潮而生，它以理性的目光关注人的精神世界的深处，它告诉人们：只有通过精神上的突围才能实现人生的升华。 这部电视剧以鲜明的探索性和试验性为大连的电视文化打了前卫却深刻、创新却冷静的特征。

之后，还拍摄了反映人情冷暖和人性善恶，具有传统文化和城市文化精神的难舍真情))(2000年，l6集)、相依年年))(2000年，2集 )；反映变革发展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奋斗发展，具有鲜明时代文化色彩的 世纪之约(2002年，l2集)、《希望的田野》(2002年，23集)；反映普通人生活，具有平民文化色彩的《离婚女子驿站》(200年，20集)、《小巷总理》(2000年，2集)、杨洋三嫁(2001年，23集)等作品。这一阶段，大连电视剧创作数量繁多、题材丰富、主题多样、形式创新，引领了世纪之交大连电视地域文化特征的第二次转型。

5．近几年，从亲情电视剧《守望幸福》、《大姐》、《家有》、《继父》到历史文化题材、地域文化题材电视片《凝固的记忆》、《海路十八里》、和 电视剧《闯关东》——大连 电视地域文化特征的第三次转型：从绚烂的多元文化向沉静厚 重的传 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回归。

地域文化的特征篇（2）

（2）地方志书代代赓续，成果斐然

聚贤修志，自古以来就被当作地方一大盛事。黔北也不例外，自宋、元以来，地方志书代代赓续不断，成果斐然。据文献记载，黔北在以往六七百年间撰就多部志书。现已不存的宋代的《遵义军图经》，明代的《播州宣慰使司志》、《播州宣慰司志》、《播州志》、《遵义郡志》、《遵义军民府志》等表明修志的优良传统得到较好的继承和发挥。到了清代，在二十五部省志、府州县志善本名录中，郑珍、莫友芝合撰的《遵义府志》为三部优秀府志之一。著名学者梁启超认为该志的体例最为科学完备，誉之为“府志中第一”。《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人物志》也认为该志可与“《华阳国志》、《水经注》齐名”。黄万机对《遵义府志》作了全面的研究，认为卓出众家，独具特色。总之，《遵义府志》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史学著作，在全国八千二百余种地方志中，都堪称上乘，在今天仍有很高的史料参考价值。民国年间，先后由杨兆麟、赵恺等先辈纂辑的《续遵义府志》，率遵郑、莫章法，记述了清末若干史实，可供编写新志作为翔实的参考；抗战时期由竺可桢主持、史地研究所张其昀主编的《遵义新志》开创了20世纪新编地方志之先例。上列的几部珍贵的典籍皆为黔北地方文献中的传世佳作，享誉志林。就现今而言，涉及黔北各县市、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志书同样俱全，为学者研究黔北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保障。

（3）口头文学丰富，口传文献比重大

漫长的古代历史上，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创造了浩如烟海的神话、传说、寓言、歌谣、文人文学等文献，由于很多少数民族只有语言而没有自己本民族的文字，导致流传下来的书面文学很少，多为口传文献，是了解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现在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通过口耳相传才得以留存至今。如在道真、务川一代口头流传的苗族喜唱的盘歌，很有趣味性和知识性；苗族的诗歌作品广为流传，民间歌谣有古歌、叙事歌、礼仪歌、劳动歌、情歌、山歌等，谜语在苗族民间口头文学中占有一定地位；布依族的文学艺术多为口传心记；侗族的文学多是口授言传流行于民间；彝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发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是祖国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改土归流后，随着彝族地区君、臣、师三位一体地方政权的解体，仅一些布摩按世袭家传的禁忌令，将祖传的历史文献袭传，但由于年代久远，大多已残毁殆尽。现已搜集和翻译的神话、传说故事有数十个。现搜集的口传文献内容包括语言、文学、艺术、哲学、民族学、宗教、历史等多种学科知识，研究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都能从不同的角度、视野找到所需的内容。贵州民族学院编印的《仡佬族文学资料汇编•传说集》，载有黔北地区口头流传较广的神话、人物、风俗、地理、物产等传说故事60多个。

地域文化的特征篇（3）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7）13-0058-03

1 研究背景

文化类公园的地域特征直接体现了地域文化的传承，这是文化底蕴累积的结果。从地域文化的发展来看，其本身是无法被割裂的，但它又不是静止不变的，更多地表现为地域文化表征的动态演化，并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各种技术的发展同步完成。它既包含社会观念、审美价值、生活心态等精神因素，也包含地域的地理生态环境、技术材料等物质因素。

每个地方的地域文化都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设计师总是不断的挖掘这些深层次的东西，努力地去解决某些基本问题，他们会在材料选择、尺度与比例运用、色彩搭配、与大自然的融合、意义感以及地方感等方面追求真诚的表达。地域性文化公园的真正魅力，主要不在表面的炫耀，而在于内在的必然逻辑性。

2 项目概况

绥宁县位于邵阳市境西部边陲，处北纬26°16′～27°8′、东经109°49′～110°32′之间状似北端向东倾斜的平行四边形。南北直线长103.5 km，东西直线宽56 km，总面积2927 km2，占全市总面积14.1%。人口以少数民族居多，苗族占总人口的56.6%，汉族占38.8%，侗族占4.9%，瑶族占0.5%，其他12个民族共占0.2%。县境为云贵高原东部边缘，雪峰山脉南端与80里大南山西北部的交接地带。

项目位于绥宁县城，紧邻老城区，占地79460.7 m2，美丽的巫水河则在公园南侧与北侧，形成半包围格局（图1）。

3 布局与地域性

地域性首先要考虑地域场所，在设计之初首要考虑的场地的地形、地貌、高差、坡度，这也是设计的第一步。

整个公园为地处山脉线，呈南北走向，由两个山头组成，形成波浪型山脊线，具有强烈的方向性，为公园提供一系列开敞空间以及两个主要的观赏制高点。山体西缓南陡，西侧地区坡度不大，起伏较缓，但是南侧坡度较大。其他两个山头之间形成狭长的山谷。公园各类设施用地对地形坡度有不同的要求 ，设计上应根据现状坡度合理设置各种场所（图2），形成丰富的自然空间。

民族公园的设计依山就势，借地势高差成就公园之美。在整个公园设计方案，根据地势情况及周边交通现状，主入口设置在山谷轴线南侧，以山谷轴线为主脉络，往南北两个主峰延伸，形成两个观景制高点。

主轴以民族牌坊为起始，以富有民族特色的灯具为引导，形成强烈的仪式感，轴线尾端以气势恢宏的民族博物馆作为公园主题也是最为重要的节点展开，以主轴线向两侧辐射，北侧为最高点，山路以环山路通至最高点，在顶端设置民族特色的鼓楼，南侧则与风雨桥相接，在次峰设置观景平台鸟瞰整个县城。

设计将具有代表性的的地域风格的庆典活动的流线引入到设计当中来，通过强化仪式感和集会感合理设置几大景观节点，同时结合公园本身应该具备的功能以及当地人群对于公园的需求完善公园的各项区域的设计（图3）。

4 园林建筑与地域性

文化公园本身是以展示本土文化为主，突出当地特色为主要线索，不断深入挖掘地域特征，凸显地域文化和历史特色，形成鲜明的设计作品。绥宁是苗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苗乡侗寨的传统建筑不仅种类繁多，而且造型美观、结构巧妙、工艺精湛、风格独特，古朴典雅的重檐吊脚干栏、风雨桥、鼓楼、戏台等，是苗侗地区传统建筑的典型代表，它们构成了苗侗人民传统建筑及其文化体系（图4）。

公园的景观建筑提取绥宁本土苗侗少数民族的干栏式建筑特点以及具有代表性的侗族鼓楼的设计精髓，挖掘地域性建筑的细部之美，将现代建筑技术与民族建筑的建筑特色相融合，构筑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新型建筑（图5）。同时在设计时考虑建筑与室外景观环境的交融和交互，注重室内与室外的互动，室外连廊与观景平台相接，让建筑与环境友好的交融。而且设计师不仅仅只站在自我的立场上，而是以多元化的视角窥视必要的细节，不断破除我执，完成洞见，将地域特色的元素跟景观建筑融合起来，批判的继承和发扬地域文化的特色，以新的手法和审美重现地域性景观建筑。

5 山地植物与地域性

绥宁自然植被为亚热带常绿针阔叶林，森林资源丰富，植被种类繁多。但该项目用地因过度开发以及人群居住性破坏，原有植被破坏严重，因此对于植物设计的重中之重t是如何还原山貌植物景观，利用本土植物打造与周边山貌相融合的山体景观。植物设计时综合考虑山地土壤、湿度、蓄水度等各类因素，结合本土植被资源，构筑地域性的植物生态结构，多采用银杏、鹅掌秋、杜仲、桢楠、凹叶厚朴、厚朴、斑竹、紫竹、香樟、桂花、马尾松、枫香、槭树等山林植物（图6）。

6 结语

城市的生存与发展，必然会带着浓厚的传统地域特色，所谓的地域其书面意思为“面积相对较大的一片地区”和“本乡本土”，字面意思固然简单，但是所谓地域具有明确的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一方面是指具有一定的面积，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即地理上的空间概念；另一方面就是指区域内的自然、人文等。因此，景观设计必须尊重和考虑地域性特征，这样的设计才是有针对性、有地方特色、独一无二的设计。

参考文献：

地域文化的特征篇（4）

中图分类号：G633.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2-0000-02

一、导言

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体，也是民俗语言的重要组成组成部分。语言学家温端政认为谚语、歇后语、惯用语合称俗语。“方言中俗语是一种广泛流传在群众口头上，结构相对固定的通俗语句，大多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经验、愿望以及各地不同的风俗习惯。”（温端政《古今俗语集成》）温州方言俗语在温州地区产生，与温州当地的风俗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是温州文化系统的产物和结果，也是沟通其他文化成分的媒介。方言俗语是民间文化史的化石，是民间文学创作的工具，同时也是联系地域民俗和民间文化之间的纽带。方言、民俗、俗语和地域文化，是民俗语言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温州方言俗语概述

温州古称、东瓯、永嘉，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温州方言源远流长。今天温州人口中所说的语言，南宋时期已接近今语，宋末永嘉人戴侗（1200-1285）的名著《六书故》大量采录家乡温州方言的俗语、俗字、俗音，充分表明当时温州话已接近今语。国学大师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认定温州方言为吴语的一支。王力《中国语文概论》将温州方言列为吴语温台系。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编的《中国语言地图集》把吴语分为六片，温州方言为吴语瓯江片。

温州地区的方言种类多，差异大。温州方言主要有瓯语（温州话）、浙南闽语（闽南方言）、畲语（畲族客家话）、蛮话（苍南土语）、蛮讲（泰顺土语）以及大荆话（台州方言）、罗阳话（处衢方言）、金乡话和蒲门话（吴语方言岛）等方言。这里搜集整理的是主要是以“瓯语”为主的方言俗语。温州方言是近两千年悠久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它积淀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并呈现出独特的地方风采。温州方言俗语是温州人民创造并广泛流传在人民生活中的语言材料，包括温州谚语、歇后语和惯用语。这些俗语反映了温州人民对事物和生活的共同认识和价值取向。对温州方言俗语的研究和整理，不仅有利于吴语史和汉语史的研究，也可以促进民俗、历史、社会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和建设。

温州市文化处于1962年编印了《温州谚语资料》二辑（油印本，仅印50本）作为内部参考资料，在全市范围内收集并整理温州方言谚语资料，涵盖时

生活、习俗、自然、行业等内容。胡崇刚于1980年对收集到的谚语重新整理，编辑成《温州民间谚语资料》和《温州方言成语》。温州民俗大家叶大兵在20世纪末所著《温州民俗大全》对温州民俗进行了细致的阐述。温州俗语作为温州文化的载体，充分体现了温州的文化内涵，笔者拟从温州方言俗语里展现的温州地方产业文化、温州地方地理文化、温州地方民情风俗、以及地方文化心态进行解读，来探讨温州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

三、温州方言俗语里的地方行业文化

（一）温州农耕文化悠久和丰富，田间文化与民间智慧相得益彰。

温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沿海城市。温州古城建于东晋明帝太宁元年（公元323年），因地在温峤岭南，“虽隆冬而恒燠”，四季温和湿润，故名温州。温州三面环山，东边靠海，周边300公里内非山即海，地处亚热带，冷热适中，雨水充沛，季风显著；是浙江省著名的产茶区和“水果之乡”。温州地方俗语作为温州人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淀下来的文化载体，透露出浓烈的农耕文化特征。在农耕生活方式中，温州人总结出相当数量的和农业生产有关的俗语，而这也证明了温州人们对农业的重视，农耕文化又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温州人勤劳朴实的特点和温州地区独特的风土人情。比如关于二十四节气的民谣和温州人耳熟能详的儿歌“正月灯，二月鹞，三月麦杆作吹箫，四月四做做戏，五月五过重午，六月六晒霉臭，七月七巧食喜鹊啄，八月八月饼馅芝麻，九月九登高送娘舅，十月末水冰骨，十一月吃汤圆，十二月塘糕印壮元。”由于古时农耕生活的影响，温州方言俗语里遗留了很多关于动物形象的俗语，比如“死狗避不过滚汤”讲的是该来的还是会来，躲避也无用；“三斤猫狸拖四斤鸡”是比喻自不量力的行为；“呒毛鸡代鸭愁”是指自身都难保的情况下，还去记挂他人。“抓勿牢老虎在猫身上出气”指的是那些害怕强势，欺负弱势群体的行为。温州话中体现农耕文化的方言俗语主要体现了温州人希望风调雨顺的美好愿望和温州人在长期劳作中表现出来的生活智慧。

（二）温州人“崇商、勤劳致富、讲求实际”的经商心理和精明的经商手段。

温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要的商埠。早在唐代，温州就是中日商船进出停泊的重要埠头，宋代绍兴元年建立市舶务，成为全国七个市舶司之一。由于温州农业、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宋代温州就成了著名的滨海贸易城市。温州方言里关于商业、手工业等经济方面的俗语也为数不少，这一点和别的地区的方言俗语产生了一个鲜明对比。温州人独特的经商之道为世人所称颂。“温州模式”是在温州这块土壤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现代温州人苦心探索、发奋创造的成果。从民俗学视角考察，在“温州模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作用的家庭工业、个体经济、专业市场、商贸经济、民间信贷等等要素，乃至精神要素，都与温州民俗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温州的方言俗语中也反映了温州人崇商的经商心理和精明的经商手段。

温州人奉行勤劳致富，讲求实际。“金三益的字号-硬码”，“靠兄靠妹，不如靠自已手掌手背”，“仓桥老老娘儿，只讲现铜钿儿”、“五月五卖菖蒲――短期生意”，“男人勤，田地角头出黄金；女人勤，猪栏角头出白银”等等。比如“弗怕折（yi），只怕歇”意思是为做生意亏本一点倒不可怕，可怕是不去寻找原因、分析市场，却从此停业；此语激发经商者要有“知难而进”的刻苦精神。温州老一辈深知君子爱财取之以道的道理，总是会告诫后人“吃力铜钿快活用，快活铜钿坐班房”。

温州人深知创业的艰辛，但还是百折不挠，大胆创新。“变变动，有下蓬”，“蓬”是指红火、兴旺的意思。固定在一个工作岗位或一种专业上，时间一久会使人感到单调乏味，调动或变换一下会增强人的新鲜感与推动力，能更好地开拓创新。与“树挪死，人挪活”有点同意。“胆大做将军，胆小做蚊子”、“风头霉头两隔壁”、“只晓得和尚吃馒头，晓弗得和尚求戒”。其中求戒是指用点燃的香在和尚脑门上烫孔留标志，表示永不还俗，求戒是很痛苦难受的过程。而做和尚痛苦的过程我们没看到，一看到他吃馒头就误以为很享受。此话形容我们只看到他人创世成功时的喜悦与幸福，却不知道他人创业时的辛苦与艰难。

早些年，温州出现了一些新俗语 “不找市长找市场”、“不言下岗言办厂”、“能做老板，能睡地板”。这些新俗语从一个侧面说明温州人的精明的经商意识，同样也表达出温州人求生存求发展的谋生攻略。

四、温州方言俗语里的地方地理文化

（一）温州方言俗语体现了温州独特的地理位置、建筑特色、气候特征和自然风光。

人类群居的生活模式都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展开的，语言和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打上了深刻的环境烙印。地理环境的变化不同、社会生活的变迁，方言词汇也会相应的继承或更替。由于温州地处吴语区最南部，北方话的影响是从北到南的，作为南部吴语的温州话总比北部吴语保留更多的古老特点。在温州方言俗语里保留了很多旧温州城区的地名和旧貌，为我们研究温州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很多素材。古城温州位于瓯江口，瓯江之口含江心屿、七都、灵昆三颗璀璨的明珠。古城温州城内水系是以三条纵向的河道为骨架，这三条河道为大街河（今解放路）、信河、九山河，均来源于瓯江。这三条纵向主干河道与横向水巷构成城内河道交通网络。古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温州的山水钟灵神秀，不仅形成了独特的自然风光，也照顾了温州人民的饮食起居。关于温州水乡的谚语还有“船多碍埠头”和“五六月鞋拖，勿走我南塘街，十二月笼裤，勿走我南塘过”等。

（二）温州方言中浓郁的山水情结成就了温州人的智慧与淳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青山秀水的江南风光养育了温州人的淳朴和智慧。温州人坚定而执着，勤劳勇敢，相信“潮水有定人无定”，“十个指头有长短，山林树木有高低”。比如“我讲东门，你听西角”和“跟拉麻行，退拉南塘”，这两句俗语都有所指，但从字面来看，东门，西角，麻行和南塘也正说明了旧时温州城区的地理位置。“地方小，桥还二爿”，这是一句褒义温州俚语，在温瑞塘河流域一带流传应用得比较广。这里所指“地方”即村落，“爿”就表示一座的意思，比喻某件事物的实际情况超出人们原先的预料，多以夸张的语气对待。“无船不成事，无桥难过里”，成为当时温州村落沿河而建的显著特征。温州方言中很多关于“行船”的俗语，比如“老大（船老大）多，船打翻爻”指的是主事的人太多，事情就办不好，强调做事要有主原则的重要性。

五、温州方言俗语里的地方民情风俗

（一）温州方言俗语体现了温州独特的地方节日特色、婚嫁习俗、饮食习惯。

温州隶属瓯越文化区域，历史悠久，民间文化丰富。汉代时，温州建立“东瓯王国”。当时民间“尚巫渎祀”之风甚盛，并有“端午竞渡，用以祈赛”之俗。隋唐时，温州一带“尚歌舞”（《隋志》），并以歌舞娱神。民俗是指在一定社会文化地域中，长久以来人们出于生活的需要，以模式化的方式进行的活动。温州方言俗语里有很多关于体现了温州的风土人情，同时也传授生活智慧和生活经验。“十二月日日好掸新，六月日日好尝新”，“未吃重五粽，破碎慢慢送；吃了重五棕，破袄远远送”等等体现了温州的地方节日特色。温州人强调做人应有的诚信、正义、勿欺穷、谨言慎行。比如“瞒天瞒地，瞒不得隔壁邻舍”、“人难欺，马难骑，勿笑穷人穿破衣”、“敲锣当面响，背后勿讲人”、“眠床角吃糯柿也有人晓得”、“漏缸一条缝，沉船一个洞”、“待人自待自，害人自害自”。

温州人做亲要门当户对。“穷合穷，富合富，卖千张合卖豆腐”。温州人讲求家庭的和谐，“夫妻是个桶，打了箍得拢；人是个缸，打了远远”。同时温州方言俗语里也有很多关于讽刺社会阴暗面。“后生无银难做亲”、“穷官强富户”、“上不正下歪”、“有银有人，官司包赢”、“当路石头有人端”等等反映了温州老百姓惩恶扬善的美好愿望和社会理想。

古语说：“民以食为天”，不同地域的人有不同的饮食习惯和心理，构成了不同的民俗饮食文化。温州饮食民俗中有独特的喜食海鲜、生食海鲜以及吃鱼禁忌等，信仰民俗中有祈海神，信龙神等都有很强烈的海洋文化气息。表达饮食的俗语有“三十个铜钿买索面―多绞（讲）”，“不当家晓不得柴米贵”，“韭菜园，割不断”等。比如“馄饨担，一株毛竹起三间。一株毛竹起三间，起起三间独自担。前面有个烧汤佬，后面有座七平山。“这是一则为旧时温州走街串巷的馄饨担写照的民间谜语，这些俗语显示了温州社会的饮食文化。

（二）温州人尊老爱幼、讲究礼节、注重“和谐”生活。

礼仪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文化推崇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以“礼”为社会道德的标准。温州人有着讲“礼”的优良传统。礼仪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追求和谐，和谐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原则，这在温州俗语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他们深知“出门人，处处让三分”、“忍一忍，吃不尽”、“梅天落雨记前晴（情）”。在温州俗语里，和谐就体现在处事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主要体现在温州人为人处世不偏不倚。温州人认为“家富不如家和”。温州俗语也告诫人们正确的交友之道：“浇树浇根，交友交心”、“朋友千个不多，冤家半个不可”。

温州人注重家庭在个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别人家金屋，不如自家草屋”、“儿不嫌娘爷丑，人不嫌家乡穷”。作为“礼”的重要组成部分， 温州人保持了“孝”的优良传统。比如“树老根须多，人老见识多”、“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温州俗语“只有上孝落，下孝上”是对社会上很多孝行倒挂现象的一记警钟。

六、温州方言俗语里的地方文化心态

文化心态指的主要是在一定地域里被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各种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当然在各地区相一致的，其中也有一些特别的是在本地社会生活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地方的方言谚语集都能集中地表现当地人在以往的岁月中形成的经济思想、政治观念、生活追求的理想。温州人的性格特性具有明显的地域特性，温州地处东南沿海，闭塞的交通，落后的手工业和农耕经济，早年许多人漂洋过海去东南亚国家掏金，逐渐了解到海外经营的理念。温州人有非常传统的地方观念，亲帮亲穷帮穷，一人发财全村跟，哪里赚钱哪里旺，一个产品带万家，形成温州特色，事实上就是温州民情特色。

温州方言俗语中蕴含了丰富的温州地方文化内容和文化心理。温州人迷信：“问个佛，打个阂”，温州人把鸭舌称作“鸭赚”，只因“舌”和“折”方言上同音；温州人勤劳：如“天光（早晨）露水白洋洋，宁可日昼（中午）晒太阳；日昼太阳上晒落，宁可黄昏夹暗摸；黄昏蚊虫叫嗡嗡，宁可明朝天光起五更。”绝妙的讽刺了那些好吃懒做、不愿劳动的二流子；温州人坚忍：“忍一忍，吃不尽。” 等等。

七、结语

方言俗语真实地记录了当地人的语言、生活习俗、地名、特有事物等，反映了该地区民众的表达方式、思维方式、民俗事象和感彩，是宝贵的世界文学遗产，也是地域文化研究的极好素材，对语言学、民俗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的研究都极具价值。温州方言俗语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是温州社会生活链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温州方言俗语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虽然关于温州俗语经常出现在电视，电台和报纸上，但这远远未能引起社会的关注和重视。保护方言，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保护民俗文化自身。从方言俗语的角度解读温州的地域文化和经商文化，为研究温州的地方人文和经济文化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基金项目：温州市社科联温州文化研究课题（12wsk193）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李惠芳：《中国民间文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2]曲彦斌主编：《中国民俗语言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3]沈克成、沈迦：《温州话》，宁波出版社，2004。

[4]温端政：《古今俗语集成》，《语文研究》 2001年第24期。

[5]叶大兵主编：《温州市民俗学论文集》，1995。

地域文化的特征篇（5）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在辽阔广大的土地上,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居住人群的不同,自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地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地区的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存质量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模式和思维模式。应该说是东北地域文化造就了东北人的文化性格和审美情趣,进而影响了二人转这一东北民间艺术的风格特征。

首先,从二人转的表演形式来看。二人转一树多枝,它的表演形式有三种,最常见的是二人对唱对舞,俗称“双玩意儿”;一种是只有一个人边唱边舞的独角戏,俗称“单出头”;另一种是由多个演员扮角色同台演出,俗称 “拉场戏”。二人转的演出方式主要是走村串户。据记载,直到2O世纪初,二人转的演出还是:“村店之间。时有二三人在屋内、窝棚等地演唱杂剧”,并逐渐发展成小戏班,走村串店,在窝棚、地窨子、“子孙窑”(农户家)、打渔人的“网房子”、挖参人的“棒槌营子”、大车店等地演出,后来才发展成为唱“屯场”、唱庙会、唱江边码头的茶馆、唱伐木的“木帮”,唱金矿、煤矿等。这与东北地区的生存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东北地区历史上是少数民族游牧地区,几千年的时间里,这里虽有很多少数民族繁衍生息却依然是未开发的蛮荒僻野。虽然历史上这里不时有少数汉族人流入,有人定居,但是相对于辽阔的大平原而言,仍然是寥寥无几。所以这里四野茫茫,地广人稀,广袤的大平原上,不知相隔多远,才能稀疏地见到几户人家,居民相对集中的村镇非常少,因此很难有固定的戏园子可供大戏班演出的舞台,居民更少有请得起大戏班进行文化娱乐活动的经济实力。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地方艺术只有以小而灵活的特点,才能生存下来。二人转演员人数少,演出形式简单,道具较少,有小型乐队伴奏即可各处行走方便,所以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当然,“单出头”的形式在人数少这一点上似乎更占优势,但表现力远不如“双玩意儿”,因此二人转便成了最为流行的艺术形式。

其次,二人转的艺术特点是集说、唱、舞于一体以唱为主,且唱且舞,中间加上一些口语说词表演时拿手绢、扇子、竹板等道具,表演过程中不时加一些类似于杂技的“绝活”,一些艺术表演的基本要素几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影子,形成一种“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特点,体现的一种“自给自足”式的文化意识,这是东北地区封闭式文化特征的一种折射。

地域文化的特征篇（6）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在辽阔广大的土地上，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居住人群的不同，自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地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地区的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存质量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模式和思维模式。应该说是东北地域文化造就了东北人的文化性格和审美情趣，进而影响了二人转这一东北民间艺术的风格特征。

首先，从二人转的表演形式来看。二人转一树多枝，它的表演形式有三种，最常见的是二人对唱对舞，俗称“双玩意儿”；一种是只有一个人边唱边舞的独角戏，俗称“单出头”；另一种是由多个演员扮角色同台演出，俗称 “拉场戏”。二人转的演出方式主要是走村串户。据记载，直到2o世纪初，二人转的演出还是：“村店之间。时有二三人在屋内、窝棚等地演唱杂剧”，并逐渐发展成小戏班，走村串店，在窝棚、地窨子、“子孙窑”(农户家)、打渔人的“网房子”、挖参人的“棒槌营子”、大车店等地演出，后来才发展成为唱“屯场”、唱庙会、唱江边码头的茶馆、唱伐木的“木帮”，唱金矿、煤矿等。这与东北地区的生存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东北地区历史上是少数民族游牧地区，几千年的时间里，这里虽有很多少数民族繁衍生息却依然是未开发的蛮荒僻野。虽然历史上这里不时有少数汉族人流入，有人定居，但是相对于辽阔的大平原而言，仍然是寥寥无几。所以这里四野茫茫，地广人稀，广袤的大平原上，不知相隔多远，才能稀疏地见到几户人家，居民相对集中的村镇非常少，因此很难有固定的戏园子可供大戏班演出的舞台，居民更少有请得起大戏班进行文化娱乐活动的经济实力。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地方艺术只有以小而灵活的特点，才能生存下来。二人转演员人数少，演出形式简单，道具较少，有小型乐队伴奏即可各处行走方便，所以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当然，“单出头”的形式在人数少这一点上似乎更占优势，但表现力远不如“双玩意儿”，因此二人转便成了最为流行的艺术形式。

其次，二人转的艺术特点是集说、唱、舞于一体以唱为主，且唱且舞，中间加上一些口语说词表演时拿手绢、扇子、竹板等道具，表演过程中不时加一些类似于杂技的“绝活”，一些艺术表演的基本要素几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影子，形成一种“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特点，体现的一种“自给自足”式的文化意识，这是东北地区封闭式文化特征的一种折射。

地域文化的特征篇（7）

二人转是东北地区广泛流行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它从最初形成至今已有近三百年的。传统二人转历史上没有固定的名字 ，俗称双调、蹦蹦儿、对 口唱、双玩意儿、小秧歌等等二人转的最初定名大约在伪满时期，即2O世纪3O年代，但它一直生存于东北民间，并且常常被禁演，许多艺人都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传承并发展这门艺术的。到了2O世纪 5O年代，二人转这个名字首次在新中国的文艺界得到承认，它终于获得了正式的身份和合法生存的空间。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国地域广阔，众多，在辽阔广大的土地上，由于的差异，居住人群的不同，自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地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地区的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存质量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模式和思维模式。应该说是东北地域文化造就了东北人的文化性格和情趣，进而影响了二人转这一东北民间艺术的风格特征。

首先，从二人转的表演形式来看。二人转一树多枝，它的表演形式有三种 ，最常见的是二人对唱对舞，俗称“双玩意儿”；一种是只有一个人边唱边舞的独角戏 ，俗称“单出头”；另一种是由多个演员扮 角色同台演 出，俗称 “拉场戏 ”。二人转的演出方式主要是走村串户，据记载，直到2O世纪初，二人转的演出还是 ：“村店之间。时有二三人在屋内、窝棚等地演唱杂剧”，并逐渐发展成小戏班 ，走村串店 ，在窝棚、地窨子、“子孙窑”(农户家 )、打渔人的“网房子”、挖参人的“棒槌营子”、大车店等地演出，后来才发展成为唱“屯场”、唱庙会 、唱江边码头的茶馆、唱伐木的“木邦”，唱金矿、煤矿等。这与东北地区的生存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东北地区历史上是少数民族游牧地区，几千年的时间里，这里虽有很多少数民族繁衍生息却依然是未开发的蛮荒僻野。虽然历史上这里不时有少数汉族人流入，有人定居，但是相对于辽阔的大平原而言，仍然是寥寥无几。所以这里四野茫茫，地广人稀 ，广袤的大平原上，不知相隔多远，才能稀疏地见到几户人家，居民相对集中的村镇非常少，因此很难有固定的戏园子很难有可供大戏班演出的舞台，居民更少有请得起大戏班进行文化娱乐活动的实力。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地方艺术只有以小而灵活的特点，才能生存下来。二人转演员人数少，演出形式简单，道具较少，有小型乐队伴奏即可各处行走方便 ，所以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当然，“单出头”的形式在人数少这一点上似乎更占优势 ，但表现力远不如“双玩意儿”，因此二人转便成了最为流行的艺术形式。

二人转的艺术特点是集说、唱、舞于一体以唱为主，且唱且舞 ，中间加上一些口语说词 表演时拿手绢、扇子、竹板等道具，表演过程中 不时加一些类似于杂技的“绝活”，一些艺术表 演的基本要素几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影子，形 成一种“麻雀虽小，五脏具全”的特点 ，体现的一 种“自给自足”式的文化意识，这是东北地区封 闭式文化特征的一种折射。

东北地区虽然广阔，但周边环境却是封闭 型的，从自然地理风貌上看，北部为大兴安岭西部为蒙古戈壁，东部为茫茫的太平洋，与中原地区唯一的通道是山海关，然而历史上一旦出现政局动荡，号称“天下第一关的大门随时都会关闭，使得这里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化圈。[1]

在这样的地域区中，“外来文化”难以深入 “内部文化”也难以输出，文化交流十分困难。所以二人转自产生以来，形式变化较小，发展 水平也难以有较大幅度的提高。相比之下。形成时间大体相近的京剧，却能够在 200多年前通过远在安徽的“徽班”进京，很快发展为“国粹”而．转尽管与北京近在咫尺，却只能在东北 地区“转来转去”，难以冲破难关、传遍全国，登 上大雅之堂。在这样的地域文化中形成自 我调剂，追求 自身艺术要素上的“小而全”。艺术技能上 的“绝 ”，这也是它生存的必要保证。 其次，从二人转的演出时间来看。在东北 民间．转演出的季节性比较强，一般都是在 东北地区的“农闲时间”，在一年之中有两个主 要阶段，一般是从每年的农历九月初秋收结束 开始，至第二年农历三月中旬的春耕时节结束， 为演出的第一阶段，从每年的农历六月挂锄开 始直至农历八月初秋收开始时节为止，为演出 的第二阶段 。从时问上看。一年之中大约有八个月时间可以演出二人转。 演出的这种季节性特点，是东北地区气候 条件造成的。东北地区在位置上纬度较高，属寒温带地区，一年之内大约只有 120天的无 霜期，农耕的特点是春种秋收。加之这里地广人稀 ，土地肥沃，大自然给了东北地区的农民以丰厚的赏赐，使得这里的农民不必像南方农民那 样，一年到头都要埋在田地里，靠精耕细作才能勉强糊 口，一年一季庄稼的收成名酒 已经够他们生存所需了。他们一年之中只有春秋两季是 真正的农忙季节，而冬闲时间竟然多达几个月，所以这里的农民形成了“猫冬”的习俗 ，挂锄的时节也不去寻找新的增长点，而是追究闲散和娱乐消遣。东北地区上开发比较晚，文化积淀较薄弱，老百姓的文化娱乐形式比较单调，休闲消遣的常见方式无外乎走亲戚、串门子、喝酒玩牌等，出嫁的姑娘回娘家 ．几乎也成了一种娱乐的方式，也多是发生在这个季节。在所有的娱乐形式中，最受欢迎的当然就是二人转这种民间演唱艺术了。因为二人转虽然形式比较简单，但在东北民间却是艺术性最高的表演形式，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就是最具魅力的艺术享受。

东北平原是全国最大的平原，区域内部一马平川、一望无际 ，与南方的山区水域相比较这里在地理上的突出优势就是没有天然的地理屏障，各地区、各之间交流起来比较方便，因而这里可以做到同气连声、风俗相融，平常说的“十里不通风 、百里不通俗”，在这里是 用不上的。所以，东起长白山，西至蒙古戈壁，北起大小兴安岭，难到长城山海关，形成一个统一的地域。生存在这里的人们，无论是生活习俗 ，还是习惯，基本上是相似的，因而文化欣赏口味也基本相同，这才使得二人转这种艺术形式能够在如此广阔的区域里得到流传，得到老百姓的共同喜爱。

地域文化的特征篇（8）

一、南海的历史地理概况

南海地处珠三角腹地，曾是历史上古南越族的聚居地之一。南海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据史料记载，南海秦时设郡、隋时置县。一直到1992年，南海撤县设市，并于2003年作为“南海区”融入大佛山。后来为促进该地区的发展又把区域整合为2个街道办事处和6个镇，这8个镇（街）共包含大沥等17个区域。本文将对这些地域的现行地名进行考察，以地名这扇小窗窥探当地地域文化的基本特征。

二、南海地名词汇的特点

地名是用来指称特定位置上特定类型的地理实体，属于词汇系统中的专名。本文以《南海区政区图》为依据，探究南海17个区域地名的用词特点及其所反映的文化内涵。

（一）地形地貌地名

南海地名中有很多是描绘当地的地形地貌的，而且以平原、河涌、沙滩、山丘为主。这一类地名中通常含有由“江”“冲”“涌”“山”“岗”等词或语素组成的通名，如“九江”“泌冲”“华涌”“狮山”“松岗”等95个地名。

上述地名至少反映了以下两大类地形地貌：一是与水有关的河流、沙滩、池沼、水沟，这多与河网地区的开发有关，这类地名通常带通名“江”“冲”“涌”等，表示当地某种地理性质或类型是河流、水沟、小溪流居多；一是与山有关的小山丘、山岗、山峰、山岭，这类地名通常带通名“石”“山”“岗”“峰”“岭”等，而且通名可放在专名之前或之后。在上述两类地名中，通名带“沙”“岗”的占了多数，说明南海的地形地貌特征以河道、冲积平原形成的沙地、小山丘为主。

（二）经济地名

南海夏季雨水充沛，农、林、渔业发达，因而传承了大量与农、林、渔、手工业等相关的地名，而且颇具岭南特色，如：“莲塘”“荷村”“芦塘”“梅圳”“甘蕉”“大谷”“西樵”“上柏”“下柏”“松岗”“林岳”“草场”等，有的地区还直呼其名为“渔业”“官窑”。这些地名都记载了昔日南海农、林、渔、手工业的发达状况。此外，有些地名还反映了该地区人们浓厚的商品经济意识，诸如“金利”“平胜”“金沙”“银滩”等地名，从某种程度上见证了南海的经济发展。

（三）吉祥地名

在南海有不少反映人们追求安定生活、吉祥如意的地名。因为人们都希望自己能生活在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里，并把语言符号看作吉祥的象征，于是就产生了诸如“太平”“民乐”“和顺”之类的地名。有趣的是，在这类吉祥地名中，专名用表示动物的名词指称的地名较多，这些词所描绘的动物既有理想中的，又有现实中的。如象征吉祥如意的龙、凤，人们取龙凤呈祥之意；此外还有狮、象、鹤等，它们被人们赋予了美好的喻意，象征吉祥、兴旺、长寿。这类地名有“龙头”“凤岗”“狮山”“象岭”“鹤峰”等。

（四）姓氏地名

姓氏地名不仅南海有，其他地方也有。但南海的姓氏地名别具一格，它以姓氏作专名，以语素“边”作通名，“边”含有边境、边界之意，是此地与彼地的界限，如地名“谢边”，“谢”代表姓氏，“边”表示特定的地理性质或区域范围，从“谢边”这个地名我们可以知道此地居民大多是谢姓人家。像这样的地名还有曹边、钟边等，其他地方的姓氏地名一般是在通名“村”“庄”“店”“镇”前冠以姓氏，有的还在姓氏后加“家”，以表示同一宗族，如范村、高家庄、王家店、赵家镇等。南海姓氏地名以“边”作为通名正是其独特之处。

（五）数字、方位地名

南海的数字地名所采用的数字有三、五、六、七，百、万等，有些表示当地某种地物的数量，如“三山”“七圃”等，有些则是表示一种概数，形容地物数量之多，如“万石”等，这些地名都是具体的、形象的。方位地名则显得有点复杂，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专名直接使用方位词，且放在通名前，如：东联、西樵、南海、北沙等；二是方位专名放在通名后，如：河东、岭西、烟南、崇北等；三是用不同类型的方位词，如东南西北、上下里外等或方位词与数词组合在一起表示地名，这些地名所在的地理位置往往是相邻的两个或多个区域，如：上东、下东；上西、下西等；四是在同一个大的区域，由于其所在地方位的不同而分为若干更小

的区域，并由此衍生出以该大区域地名的通名冠首的小区域方位地名，如大区域地名“大沥”衍生出小区域地名“沥西”“沥东”等。

（六）底层词地名

底层词的形成涉及语言接触的留存问题。古南越的底层词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已引起陈柏辉、李敬忠、欧阳觉亚、宋长栋等学者的关注，并不断有研究成果问世。如很多学者都注意到底层词地名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通名在前，专名在后，并运用了大量的史料、语料证明南越底层词与壮侗语词汇有着密切的联系，如“六”“罗”等是壮语lu:k、na的对音，原义是“山地”或“水田”，这类地名在南海也有，如“六联”“罗行”等；“洞”原义是各种山，如“洞边”等；还有“?i”原义是冲击平原、低地，也写作“朗”，如“?i沙”“朗星”等地名。

三、地名词汇所蕴含的地域文化的基本特征

语言与文化是有着密切联系的，萨丕尔曾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南海地名是地域文化的活化石，含有深厚的岭南文化底蕴，反映了形成这些地名的自然和人文的各种条件。

（一）反映自然环境、人文景观的变迁

从以上对地形地貌地名特点的分析，我们得知南海地处平原和丘陵地带，由于其靠近沿海地区，因而河道众多，河网开发频繁，地名也就多以地形地貌来命名，并且大部分都与山或水有关。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秦时的南海郡包括的地域范围要比今天的南海大得多。它包括“番禺”“博罗”“中宿”“龙川”“四会”“揭阳”等六县，曾有过海，但今天的南海地名中含有通名“海”的地方实际上没有海。在先秦典籍中，“海”多为地域名而非水名，如《尔雅·释地》中指出：“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秦代“南海”泛指岭南地区，秦在岭南置三郡，南海郡为其中之一。这些地名都较好地保留了当地昔日的人文地理特征和富有特色的人文景观，记录了岁月的沧桑变化。

（二）反映经济发展的进程

经济地名是经济地理实体的名称，它随着经济实体的出现而产生，并随着它们的发展而演变。经济地名较好地反映了当地经济发展的进程。在南海的经济地名中，以反映农、林、渔业为主，手工业占少部分，这恰恰反映了我国古有的经济特色。几千年来，我国实行的是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及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密切相关的。其次，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又必然导致了经济形式以农业家庭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形式为主。因此，在历史沿用下来的南海经济地名中，农、林、渔业地名较好地反映了过去南海的经济形式。

（三）反映追求安定、趋吉避凶的心理

自古以来人们就十分注重吉祥文化，吉祥如意在人们的心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人们追求自由、安定、幸福的生活，并把语言符号当作健康、吉祥、幸福、财富的美好象征，认为说吉利的话、选一个吉利的日子办事就会顺顺利利，给自己带来好运气。这种心理和美好的愿望也体现在南海的地名上。吉祥地名的产生无疑透露出人们趋吉避凶，追求安定、兴旺、幸福生活的精神文化信息。

（四）反映重宗族的心理

宗法制度在古代已发展得相当完备，其影响是深远的，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相互制约关系告诉我们，宗法制度的消亡并不意味着人们重宗族的心理文化也随之消失。精神文化是最深层、最稳固的文化，它可以通过风俗习惯、地名词汇等保留下来。古代社会最基层的组织是家族单位，经济上一直是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商品生产很不发达。因而形成了聚族而居、几家几户即可构成一个村落的特色，并且同一个村子里的人绝大部分都同属一个姓，也即同宗同族，于是才产生了如此多以姓氏命名的地名，并且以“边”作为通名划分村落范围的界限。

（五）反映重数字、方位文化的心理

从古至今，人们对数字、方位词有特别的爱好，古人认为万物由“一”而生，追求“双”的对称和谐之美，今天人们更把数字因谐音而取义的吉祥文化推崇备至。方位词东南西北、上下里外等的相互对应也是中国方位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南海”这个名称本身就带有方位的含义，意为“南方之地”。人们喜欢用数字、方位词来给地域命名的原因除了这一文化心理的深层原因外，还在于数字、方位词便于记忆，能准确指示区域的地理性质或所在的地理位置，如“三山”这个地名是因该地有三座山而得名，“北村”则显示该地的地理位置是在该区域的北部。

（六）记录历史变迁、民族遗迹

罗常培先生

曾说，“被征服民族的文化借字残余在征服者的语言里的，大部分是地名”。地名的遗留往往还显示着过去民族在历史上的往迹。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南海地名中存在部分底层词。这些底层词是过去民族历史的镜像，清晰地记录着过去民族在历史上的遗迹。

参考文献：

[1]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语文出版社，1989.

[2]邢福义.语言学概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3]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4]牛汝辰.中国地名文化[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

[5]班固.汉书·地理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地域文化的特征篇（9）

 

一、南海的历史地理概况 

 

南海地处珠三角腹地，曾是历史上古南越族的聚居地之一。南海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据史料记载，南海秦时设郡、隋时置县。一直到1992年，南海撤县设市，并于2003年作为“南海区”融入大佛山。后来为促进该地区的发展又把区域整合为2个街道办事处和6个镇，这8个镇（街）共包含大沥等17个区域。本文将对这些地域的现行地名进行考察，以地名这扇小窗窥探当地地域文化的基本特征。 

 

二、南海地名词汇的特点 

 

地名是用来指称特定位置上特定类型的地理实体，属于词汇系统中的专名。本文以《南海区政区图》为依据，探究南海17个区域地名的用词特点及其所反映的文化内涵。 

（一）地形地貌地名 

南海地名中有很多是描绘当地的地形地貌的，而且以平原、河涌、沙滩、山丘为主。这一类地名中通常含有由“江”“冲”“涌”“山”“岗”等词或语素组成的通名，如“九江”“泌冲”“华涌”“狮山”“松岗”等95个地名。 

上述地名至少反映了以下两大类地形地貌：一是与水有关的河流、沙滩、池沼、水沟，这多与河网地区的开发有关，这类地名通常带通名“江”“冲”“涌”等，表示当地某种地理性质或类型是河流、水沟、小溪流居多；一是与山有关的小山丘、山岗、山峰、山岭，这类地名通常带通名“石”“山”“岗”“峰”“岭”等，而且通名可放在专名之前或之后。在上述两类地名中，通名带“沙”“岗”的占了多数，说明南海的地形地貌特征以河道、冲积平原形成的沙地、小山丘为主。 

（二）经济地名 

南海夏季雨水充沛，农、林、渔业发达，因而传承了大量与农、林、渔、手工业等相关的地名，而且颇具岭南特色，如：“莲塘”“荷村”“芦塘”“梅圳”“甘蕉”“大谷”“西樵”“上柏”“下柏”“松岗”“林岳”“草场”等，有的地区还直呼其名为“渔业”“官窑”。这些地名都记载了昔日南海农、林、渔、手工业的发达状况。此外，有些地名还反映了该地区人们浓厚的商品经济意识，诸如“金利”“平胜”“金沙”“银滩”等地名，从某种程度上见证了南海的经济发展。 

（三）吉祥地名 

在南海有不少反映人们追求安定生活、吉祥如意的地名。因为人们都希望自己能生活在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里，并把语言符号看作吉祥的象征，于是就产生了诸如“太平”“民乐”“和顺”之类的地名。有趣的是，在这类吉祥地名中，专名用表示动物的名词指称的地名较多，这些词所描绘的动物既有理想中的，又有现实中的。如象征吉祥如意的龙、凤，人们取龙凤呈祥之意；此外还有狮、象、鹤等，它们被人们赋予了美好的喻意，象征吉祥、兴旺、长寿。这类地名有“龙头”“凤岗”“狮山”“象岭”“鹤峰”等。 

（四）姓氏地名 

姓氏地名不仅南海有，其他地方也有。但南海的姓氏地名别具一格，它以姓氏作专名，以语素“边”作通名，“边”含有边境、边界之意，是此地与彼地的界限，如地名“谢边”，“谢”代表姓氏，“边”表示特定的地理性质或区域范围，从“谢边”这个地名我们可以知道此地居民大多是谢姓人家。像这样的地名还有曹边、钟边等，其他地方的姓氏地名一般是在通名“村”“庄”“店”“镇”前冠以姓氏，有的还在姓氏后加“家”，以表示同一宗族，如范村、高家庄、王家店、赵家镇等。南海姓氏地名以“边”作为通名正是其独特之处。 

（五）数字、方位地名 

南海的数字地名所采用的数字有三、五、六、七，百、万等，有些表示当地某种地物的数量，如“三山”“七圃”等，有些则是表示一种概数，形容地物数量之多，如“万石”等，这些地名都是具体的、形象的。方位地名则显得有点复杂，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专名直接使用方位词，且放在通名前，如：东联、西樵、南海、北沙等；二是方位专名放在通名后，如：河东、岭西、烟南、崇北等；三是用不同类型的方位词，如东南西北、上下里外等或方位词与数词组合在一起表示地名，这些地名所在的地理位置往往是相邻的两个或多个区域，如：上东、下东；上西、下西等；四是在同一个大的区域，由于其所在地方位的不同而分为若干更小

的区域，并由此衍生出以该大区域地名的通名冠首的小区域方位地名，如大区域地名“大沥”衍生出小区域地名“沥西”“沥东”等。 

（六）底层词地名 

底层词的形成涉及语言接触的留存问题。古南越的底层词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已引起陈柏辉、李敬忠、欧阳觉亚、宋长栋等学者的关注，并不断有研究成果问世。如很多学者都注意到底层词地名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通名在前，专名在后，并运用了大量的史料、语料证明南越底层词与壮侗语词汇有着密切的联系，如“六”“罗”等是壮语lu:k、na的对音，原义是“山地”或“水田”，这类地名在南海也有，如“六联”“罗行”等；“洞”原义是各种山，如“洞边”等；还有“塱”原义是冲击平原、低地，也写作“朗”，如“塱沙”“朗星”等地名。

三、地名词汇所蕴含的地域文化的基本特征 

 

语言与文化是有着密切联系的，萨丕尔曾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南海地名是地域文化的活化石，含有深厚的岭南文化底蕴，反映了形成这些地名的自然和人文的各种条件。

（一）反映自然环境、人文景观的变迁 

从以上对地形地貌地名特点的分析，我们得知南海地处平原和丘陵地带，由于其靠近沿海地区，因而河道众多，河网开发频繁，地名也就多以地形地貌来命名，并且大部分都与山或水有关。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秦时的南海郡包括的地域范围要比今天的南海大得多。它包括“番禺”“博罗”“中宿”“龙川”“四会”“揭阳”等六县，曾有过海，但今天的南海地名中含有通名“海”的地方实际上没有海。在先秦典籍中，“海”多为地域名而非水名，如《尔雅·释地》中指出：“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秦代“南海”泛指岭南地区，秦在岭南置三郡，南海郡为其中之一。这些地名都较好地保留了当地昔日的人文地理特征和富有特色的人文景观，记录了岁月的沧桑变化。 

（二）反映经济发展的进程 

经济地名是经济地理实体的名称，它随着经济实体的出现而产生，并随着它们的发展而演变。经济地名较好地反映了当地经济发展的进程。在南海的经济地名中，以反映农、林、渔业为主，手工业占少部分，这恰恰反映了我国古有的经济特色。几千年来，我国实行的是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及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密切相关的。其次，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又必然导致了经济形式以农业家庭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形式为主。因此，在历史沿用下来的南海经济地名中，农、林、渔业地名较好地反映了过去南海的经济形式。 

（三）反映追求安定、趋吉避凶的心理 

自古以来人们就十分注重吉祥文化，吉祥如意在人们的心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人们追求自由、安定、幸福的生活，并把语言符号当作健康、吉祥、幸福、财富的美好象征，认为说吉利的话、选一个吉利的日子办事就会顺顺利利，给自己带来好运气。这种心理和美好的愿望也体现在南海的地名上。吉祥地名的产生无疑透露出人们趋吉避凶，追求安定、兴旺、幸福生活的精神文化信息。 

（四）反映重宗族的心理 

宗法制度在古代已发展得相当完备，其影响是深远的，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相互制约关系告诉我们，宗法制度的消亡并不意味着人们重宗族的心理文化也随之消失。精神文化是最深层、最稳固的文化，它可以通过风俗习惯、地名词汇等保留下来。古代社会最基层的组织是家族单位，经济上一直是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商品生产很不发达。因而形成了聚族而居、几家几户即可构成一个村落的特色，并且同一个村子里的人绝大部分都同属一个姓，也即同宗同族，于是才产生了如此多以姓氏命名的地名，并且以“边”作为通名划分村落范围的界限。 

（五）反映重数字、方位文化的心理 

从古至今，人们对数字、方位词有特别的爱好，古人认为万物由“一”而生，追求“双”的对称和谐之美，今天人们更把数字因谐音而取义的吉祥文化推崇备至。方位词东南西北、上下里外等的相互对应也是中国方位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南海”这个名称本身就带有方位的含义，意为“南方之地”。人们喜欢用数字、方位词来给地域命名的原因除了这一文化心理的深层原因外，还在于数字、方位词便于记忆，能准确指示区域的地理性质或所在的地理位置，如“三山”这个地名是因该地有三座山而得名，“北村”则显示该地的地理位置是在该区域的北部。 

（六）记录历史变迁、民族遗迹 

罗常培先生

曾说，“被征服民族的文化借字残余在征服者的语言里的，大部分是地名”。地名的遗留往往还显示着过去民族在历史上的往迹。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南海地名中存在部分底层词。这些底层词是过去民族历史的镜像，清晰地记录着过去民族在历史上的遗迹。 

 

参考文献： 

[1]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语文出版社，1989. 

[2]邢福义.语言学概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3]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4]牛汝辰.中国地名文化[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 

地域文化的特征篇（10）

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清人李绿园的《歧路灯》是一部具有特殊价值和意义的长篇小说 。其特殊性不仅在于它是我国古代第一部长篇教育小说。还在于它对18世纪的清代社会生活作了细致而有趣的临摹．为后代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多侧面的巨幅画卷。与同时期的《红楼梦》、《儒林外史》相比，它所映象的社会面可谓“五光十色”、“三教九流”，尤其是对中原地区民间风情、闾巷习俗的描述 ，亦堪称是绘声绘影 ，跃然纸上与此同时，在表达和描写之间，《歧路灯》大量运用方言土语、谚语、熟语等，充分地表现出小说语言的地域性文化特征。本文通过对《歧路灯》文本的细致梳理对此问题进行归结与阐释。

一、《歧路灯》中的方言土语浸染着地域文化特色

杜贵晨先生说：“《歧路灯》在运用河南方言俚语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功。作者在这方面是自觉追求的。”李绿园根据 自己创作的实际需要．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扩大道德说教的范围及影响。突破了当时一些正统文人的偏见 ，不避俚俗 ，用经过加工提炼的河南方言进行写作，间杂以“经史掌故话头”。“又往往以诙谐风趣出之，亦庄亦谐，雅俗共赏”。‘先生所言为切中肯綮之论。作为土生土长的河南人，李绿园对浸染着中原地域文化精神的方言土语十分熟稔。正如著名河南籍作家姚雪垠所说：“它是用带有河南地方色彩的语言写清初的河南社会生活。语言朴素而生动。使我们今天读起来感到亲切 ，有味。……当我读《歧路灯》时，我常感到这部小说的语言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很多。”因此。可以说《歧路灯》对中原地区的方言的运用是十分成功的。

首先，《歧路灯》中所使用的大量方言词汇，至今仍然活在中原地区民众的语言之中。例如：书中多次所用到的“膺”字，其意思是充当某一类角色，或做某种身份的人。“他在我手里膺了好几年秀才，后来拔贡出去了。”(第4回)“那时你到衙 门膺太老爷，……人人称封乎翁乎 ，岂不美哉?”(第86回)这种用法在当今的河南话中仍然很普遍。如说：“都是膺爷爷的人了，咱咋能不见老哩 !”又如：“膺记”，同“萦记”，是指牵挂、挂记。“膺”同“萦”，牵缠、牵挂的意思。“夏逢若心下又膺记小豆腐送的银子”，(第59回)“但王象荩一向在菜园，心里萦记家事 ，……眼中有了攀睛之症。”(第62回)现在的河南方言里还经常有类似说法，例如 。“家里一切都好 ，不要萦记。”“你在外面做好 自己的事情。不要萦记家里。”再如 ，小说第54回，王氏道 ：“王中，你各人走了就罢，一朝天子一朝臣，还说那前话做什么。俗话说：‘儿大不由爷’。何况你大爷已死。你遭遭说话，都带刺儿 ，你叫大相公如何容你?”其中“各人”、“前话”、“遭遭儿”、“带刺儿”都是中州的方言。“儿大不由爷”是北方的俗语。还有小说第40回。滑氏说：“你哥就把你那前窝儿，上下看了两眼，真正看了我一脸火。”惠养民答道：“咱哥是个老成人 ，不会曲流拐弯哩。”这里所用的“前窝儿”、“曲流拐弯”，十分形象生动。

其他如说人没发展前途是“老苗”(第87回)、说聊天为“闲打牙”(第93回)、说人合不来是“各不着”(第108回)等等，也都是道地的中原地区的方言土语。这类词语还有如“扯捞”、“擘画”、“腌腆”、“兑搭”、“攒忙”、“帮光 ”、“喝晚汤”、“刚帮硬证”、“应 ”、“费气”、“护短”、“干大”、“翻精掏气”、“蛮缠”、“不中用”、“没成色”、“各不着”、“搅家不贤”、“下作”、“乱董”、“胡董”等．这些方言词语至今仍然被中原地 区的民众较为频繁地使用着。《歧路灯》使用此类方言，增加了作品语言的乡土气息，这些方言不仅仅让人读来感到亲切，而且也成为研究中原方言的珍贵资料。 其次，《歧路灯》中所运用的一些方言词汇与今天的河南方言相比，已有所不同，发生变异。从中能够看到中原地域的语言所历经时代 的变迁情况。有些词语在现代的河南方言中已经很难见到或者仅仅在很小的地域范围内使用。较少使用到的，例如 ：“汉仗”、“妙相”、“开拨”、“和处”、“朝南顶”等；在极小地域范围内使用的。例如 ：“信惯”、“楚结”、“撤 白话”、“面软”等。 在《歧路灯》中所使用的词语中，还 出现有一些古今同事不同称的情况。同样的事物 ，用来表达的词语却不同。例如 ．小说中不说“喝酒”、“喝茶”，而说“吃酒”、“吃茶”；表示倒掉、倒出来的意思时，一般说“倾”而不说“倒”；表示给予的意思时 ，一般说 “与”，不说“给”。这些用法至今在中原地域的某些区域范围内还使用着。

再次，最为典型的是《歧路灯》中所使用的某些方言词语 ，呈现出明显 的过渡性。张生汉先生认为 ：“十八世纪是汉语 由近代向现代演进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汉语言的各个方面、特别是语法和词汇方面，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具体到个别的词语上 ，它们在《歧路灯》中往往是近代的与现代的用法并存 ，原有的意义与新生的意义同在。”如，“打算 ”，谭孝移“便打算这延师教子的一段事体”(第1回)，这里的打算用作盘算、筹划的意思 ；第41回，“打算此后晚夕 ，轮流来与韩氏作伴。”此处的打算当作计划 、准备讲。后面的打算的意思已经与现代汉语中的“打算”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其他的还有 ，例如，“认真”、“任意”、“果然”、“的确”、“十分”等词语也都有这种发展变化的情况。在《歧路灯》中可以看到为数不少 的这一类词语都呈现出明显的过渡性。由此可见，《歧路灯》较好地体现了中原地域方言在18世纪的发展过渡性特征。 《歧路灯》采用了大量的中原地区的方言词语，读者尤其是河南籍的读者读起来亲切 自然，回味无穷这些方言词语 。反映着中原地域民众语言的特点及其文化蕴涵。

二、《歧路灯》中的俗谚熟语和歇后语的运用丰富了小说语言的地域文化意蕴

除了以上所论及的方言土语在《歧路灯》中大量使用之外，李绿园还把许多至今仍然流行在民众生活语言中的俗谚、歇后语纳入作品之中 ，为小说的场景描写 、人物形象的塑造增光添色。古代小说 中运用俗谚、歇后语的作品并不少见。《金瓶梅》、《红楼梦》等古典小说就较多地使用俗谚、歇后语 等，增强 了小说语言的生动性和表现力。《歧路灯》与这些小说一样大量使用俗谚 、歇后语 ，并有其独特的地方。《歧路灯》中的俗谚使用范围非常广泛，有涉及家庭闺阁婚姻言语习俗的：有关于 日常生活中待人处事习俗的；也有生产生活经验等方面的俗用语言；还有关于衙门、商业、宗教鬼神等习俗语言，丰富而又不失精良．形成 了一道五彩缤纷的语言风景线。限于文章篇幅在此仅举要阐释。

首先，在反映家庭闺阁婚姻习俗方面，《歧路灯》中使用的俗语是异常丰富的。小说第49回，谈论到待字闺中的巫翠姐时。王春宇道 ：“不过高门不来 ，低 门不就 。所以耽搁了。你如今心中有啥不愿意，也不妨面言。”“高门不来 ，低门不就”比喻女孩在挑选婆家时，男方条件差的看不上。条件好的又求不到。也是中原地区在男女婚嫁中经常使用的俗语。第80回，冯健道：“他们心中一无所系 ，人大心亦大，自然难以驾驭他 。

依我说，相公回去自己酌度，他们可留，磕了头留下他，把今 日的事 ，只宜丢开为妙 ；不愿留的 ，趁这宗无礼，开发了他，也省的家中养活。俗话说 ，心去身难留，留下结冤仇。不知我说的是也不是，相公酌度。”“人大心亦大”、“心去身难 留，留下结冤仇 ”，意为心已不在这里 ．勉强挽留反会造成怨恨 。 于世家豪门来说 ，对世仆通常是从小把 他们养大并使用，但是，如冯讼师所言。这些仆役由于没有家室牵挂，在家主富有之时他没有什么怨言，任其驱使 ，一旦家主家道中落，就会有各自的想法 ，就可能造成“心去身难留，留下结冤仇”的局面。这里所用的“心去身难留，留下结冤仇”俗谚．是由婚俗观念中的“女儿大了不可留，留来留去结冤仇”变异而来的。家主与家奴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像家长与儿女的关系一样，况且“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也是人们一种普遍的认识，世奴因没有家室之累，也就很难与家主同甘共苦 。也可见冯讼师的心、奴仆的心与一般民众的心是相通的，唯有出身富贵之家的谭绍闻不明白这个道理。

再如第49回，夏逢若道 ：“贤弟呀 ，人生做事 ，不可留下后悔。俗语说 ：庄稼不照只一季，娶妻不照就是一世。你前边娶的孔宅姑娘 ，我是知道的。久后再娶不能胜从前，就是一生的懊恼 。你先看这个人何如?”婚姻是人一生 中的大事，因而婚姻又有很多讲究 的礼俗。“庄稼不照只一季 ，娶妻不照就是一世”，这是中原民众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习俗观念，娶妻生儿育女 。延续家庭后代 ，反映着人们对择偶重要性的认识。诸如此类的谚语还有 ，“做坏生意是一次 ，讨坏老婆是一世”、“梳头不好一次过．嫁夫不好一世错”等也同样是这种习俗观念的表现。总之 ，在《歧路灯》中涉及婚姻家庭生活方面的熟语非常丰富 ，如“丑媳妇不见婆婆么”、“媒婆口，无梁斗”、“千里姻缘一线牵”、“先嫁由爹娘 ，后嫁由自身”、“得意夫妻欣永守。负心朋友怕重逢”。等等。这些都是作者在富有地方色彩语言基础上提炼出来 的文学语言，同时也是婚姻家庭等生活习俗对语言的影响和作用的结果。

其次 。反映日常生活生产中的经验、体验等方面的俗谚 ，在《歧路灯》中的运用也非常精练、到位 。例如，第80回，冯健道 ：“不管他是外来鱼，本池鱼 ，总是一个水浅鱼不住。且休说水浅鱼不住，即是水太清 ，鱼先不住了。譬如做官的长随，若不是劳金之外，有些别路外快儿，谁还肯跟哩。在主户人家 ，粜粮米 ，有他们出仓钱；卖牲 口，有他们笼头钱 ；送节礼 ，有他们脚步赏封 ；出远门，有他们盘费余头 ；那些分打庄稼 ，收租讨课 ，以及修盖房屋，都免不了有些扣除、侵渔，这才许打就打、骂就骂的。若不然，他们图啥呢?”这里用了“水浅鱼不住”、“水太清 ，鱼先不住”两个熟语。比喻受环境条件的限制 ，留不住有本领 、有能力的人 。①这段引文中，深谙世故的冯讼师说尽了“奴仆”众生相。在利益的驱动下 ，他们任劳任怨 ，当牛做马而在所不惜，俗话说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也不能够把怨气都撒在“奴仆”身上 ，谭绍闻要状告奴仆欺主也有些过分。第74回，王隆吉道 ：“水浅鱼不住，这也无怪其然 ；老鸦野鹊拣旺处飞 ，他们 自然要展翅哩。……”这里除了再次用到“水浅鱼不住”这个俗谚之外，小说又形象地使用了“老鸦野鹊拣旺处飞”这一俗谚。与前面的“水浅鱼不住”有相近的意思，比喻趋炎附势 ，讨好有权势有财力的人。在这里只是把鱼变成“老鸦野鹊 ”，把“浅水”变成“旺处”。②用法也与上面的相近。 小说第32回。谭绍闻说道 ：“斑鸠嫌树斑鸠起 ，树嫌斑鸠也是斑鸠起。我如今嫌你了，讲不起 ，你要走哩。跪一千年也不中用。天还早哩，你快去把戏箱屋子打扫打扫，我叫宋禄把马移了。还有皮匠家现成的锅 台，把米面菜薪都带的去。若是今晚不走，我如今就起身上丹徒去 ，好躲着你 。”“斑鸠嫌树斑鸠起”，说的是斑鸠栖息在树上 ，如果斑鸠不满意树，它可以飞离，要是树不满意斑鸠 。自然也是斑鸠离去。比喻双方共处，如果有了问题必须有一方要离开。在此树为主。鸠为辅为客。在小说里谭绍闻一心要把王中撵出家门。结果只有王中这个“斑鸠”离开才可以化解主仆之间的矛盾。第86回，王中对谭绍闻：“乡里人常说两句俗话 。 ‘宁当有 日筹无 日，莫待无时思有时。’人肚内有了这两句话，便不怕了。”引文中的“筹”，为筹划、计划、打算之意。告诫人 El子富裕时要省吃俭用 ，为将来可能出现的困难作打算，以免被动 ，作为身处社会下层的奴仆王中对生活之艰辛的体验可谓深邃而精当．这也是无数的劳动人民生活经验的总结，真可谓至理名言。 在《歧路灯》中，反映日常生活生产方面的经验的俗谚十分丰富，诸如“水尽鹅飞”、“水平不流。人平不语”、“饿 出来的见识 ，穷 出来的聪明”、“一棵树上吊死”、“砍的不如镟的圆”、“腰中有钱腰不软 。手中无钱手难松”、“揭债还债，窟窿常在”、“揭债要忍 ，还债要狠”等，这些或者来自生活生产经验 。或者来 自人生感悟体验 ，都是非常鲜活而富有生命力的民众语言，给作品带来了浓郁的时俗世情韵味。散发出醇厚的乡土气息。需要指 出的是 ，《歧路灯》所运用的俗谚涉及社会、政治、经济、人生等很多方面 ，在此不多赘述。

下面简单说一说《歧路灯》中歇后语的使用情况。歇后语最大的特点是言简意赅，生动形象。富于概括力和表现力 ，放在对话中能增强句子的律动感 ，而且能把说话人的情绪惟妙惟肖地传达出来。小说第51回，夏逢若道 ：“咱县新任董公，裤带拴银柜——原是钱上取齐的官。”在这里通过帮闲篾片夏逢若之口，使用一个贴切、形象的歇后语“裤带上拴银柜——钱上取齐”。把一个贪赃枉法、收受贿赂的县官形象表现出来。作者对“董公”运用一种漫画式的夸张手法 ．增加了读者阅读的欲望，引起进一步探究这个贪官到底是如何收受贿赂的兴趣。还有小说第69回。盛希侨摇头道 ：“野地里拾的柴薪 ，将就些儿罢 ，休要嫌湿。从前话 ，一切拉倒 。”小说 中，革退兵丁虎镇邦对谭绍 闻恶言相加 。

地域文化的特征篇（11）

在我国小说 发展 史上，清人李绿园的《歧路灯》是一部具有特殊价值和意义的长篇小说 。其特殊性不仅在于它是我国古代第一部长篇教育小说。还在于它对18世纪的清代社会生活作了细致而有趣的临摹．为后代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多侧面的巨幅画卷。与同时期的《红楼梦》、《儒林外史》相比，它所映象的社会面可谓“五光十色”、“三教九流”，尤其是对中原地区民间风情、闾巷习俗的描述 ，亦堪称是绘声绘影 ，跃然纸上与此同时，在表达和描写之间，《歧路灯》大量运用方言土语、谚语、熟语等，充分地表现出小说语言的地域性文化特征。本文通过对《歧路灯》文本的细致梳理对此问题进行归结与阐释。

一、《歧路灯》中的方言土语浸染着地域文化特色

杜贵晨先生说：“《歧路灯》在运用河南方言俚语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功。作者在这方面是自觉追求的。”李绿园根据 自己创作的实际需要．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扩大道德说教的范围及影响。突破了当时一些正统文人的偏见 ，不避俚俗 ，用经过加工提炼的河南方言进行写作，间杂以“经史掌故话头”。“又往往以诙谐风趣出之，亦庄亦谐，雅俗共赏”。‘先生所言为切中肯綮之论。作为土生土长的河南人，李绿园对浸染着中原地域文化精神的方言土语十分熟稔。正如著名河南籍作家姚雪垠所说：“它是用带有河南地方色彩的语言写清初的河南社会生活。语言朴素而生动。使我们今天读起来感到亲切 ，有味。……当我读《歧路灯》时，我常感到这部小说的语言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很多。”因此。可以说《歧路灯》对中原地区的方言的运用是十分成功的。

首先，《歧路灯》中所使用的大量方言词汇，至今仍然活在中原地区民众的语言之中。例如：书中多次所用到的“膺”字，其意思是充当某一类角色，或做某种身份的人。“他在我手里膺了好几年秀才，后来拔贡出去了。”(第4回)“那时你到衙 门膺太老爷，……人人称封乎翁乎 ，岂不美哉?”(第86回)这种用法在当今的河南话中仍然很普遍。如说：“都是膺爷爷的人了，咱咋能不见老哩 !”又如：“膺记”，同“萦记”，是指牵挂、挂记。“膺”同“萦”，牵缠、牵挂的意思。“夏逢若心下又膺记小豆腐送的银子”，(第59回)“但王象荩一向在菜园，心里萦记家事 ，……眼中有了攀睛之症。”(第62回)现在的河南方言里还经常有类似说法，例如 。“家里一切都好 ，不要萦记。”“你在外面做好 自己的事情。不要萦记家里。”再如 ，小说第54回，王氏道 ：“王中，你各人走了就罢，一朝天子一朝臣，还说那前话做什么。俗话说：‘儿大不由爷’。何况你大爷已死。你遭遭说话，都带刺儿 ，你叫大相公如何容你?”其中“各人”、“前话”、“遭遭儿”、“带刺儿”都是中州的方言。“儿大不由爷”是北方的俗语。还有小说第40回。滑氏说：“你哥就把你那前窝儿，上下看了两眼，真正看了我一脸火。”惠养民答道：“咱哥是个老成人 ，不会曲流拐弯哩。”这里所用的“前窝儿”、“曲流拐弯”，十分形象生动。

其他如说人没发展前途是“老苗”(第87回)、说聊天为“闲打牙”(第93回)、说人合不来是“各不着”(第108回)等等，也都是道地的中原地区的方言土语。这类词语还有如“扯捞”、“擘画”、“腌腆”、“兑搭”、“攒忙”、“帮光 ”、“喝晚汤”、“刚帮硬证”、“应 ”、“费气”、“护短”、“干大”、“翻精掏气”、“蛮缠”、“不中用”、“没成色”、“各不着”、“搅家不贤”、“下作”、“乱董”、“胡董”等．这些方言词语至今仍然被中原地 区的民众较为频繁地使用着。《歧路灯》使用此类方言，增加了作品语言的乡土气息，这些方言不仅仅让人读来感到亲切，而且也成为研究中原方言的珍贵资料。

其次，《歧路灯》中所运用的一些方言词汇与今天的河南方言相比，已有所不同，发生变异。从中能够看到中原地域的语言所历经时代 的变迁情况。有些词语在 现代 的河南方言中已经很难见到或者仅仅在很小的地域范围内使用。较少使用到的，例如 ：“汉仗”、“妙相”、“开拨”、“和处”、“朝南顶”等；在极小地域范围内使用的。例如 ：“信惯”、“楚结”、“撤 白话”、“面软”等。

有些虽然在今天的河南话里仍然出现 。但意义和用法已经发生不 同程度 的变化。例如 ，《歧路灯》中的“认真”。作动词用。有认为 、觉得之意。“这侯先生我认真他没有娄先生深远。”(第8回)“侯冠玉见孝移点头，反认真东翁服了讲究。”(第l1回)在今天的河南话里 ，“认真”是指严肃对待、不马虎的意思 。如，“王小明学习很认真。”又如《歧路灯》中的“运用”，指找门路 ，想办法，有运作的意思。“你休要高声 ，我今晚给你运用。”(第22回)而今天的河南话中“运用”则指根据事物的特性加以利用。如：“我们要灵活运用学到的知识。”再如《歧路灯》中的“打量”一词 ，有打算、准备的意思 。量 ，有考虑 ，筹划的意思。“这就不敢终席，各人打量明日五更接诏吧。”(第4回)而“打量”在今天河南话中指观察、观看、反复看。如，“我对他上下打量 了一番。”此外还有“想头”、“清白”、“任意”、“物色”、“方便”、“管许”等等。它们的意思都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

在《歧路灯》中所使用的词语中，还 出现有一些古今同事不同称的情况。同样的事物 ，用来表达的词语却不同。例如 ．小说中不说“喝酒”、“喝茶”，而说“吃酒”、“吃茶”；表示倒掉、倒出来的意思时，一般说“倾”而不说“倒”；表示给予的意思时 ，一般说 “与”，不说“给”。这些用法至今在中原地域的某些区域范围内还使用着。

再次，最为典型的是《歧路灯》中所使用的某些方言词语 ，呈现出明显 的过渡性。张生汉先生认为 ：“十八世纪是汉语 由近代向现代演进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汉语言的各个方面、特别是语法和词汇方面，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具体到个别的词语上 ，它们在《歧路灯》中往往是近代的与现代的用法并存 ，原有的意义与新生的意义同在。”如，“打算 ”，谭孝移“便打算这延师教子的一段事体”(第1回)，这里的打算用作盘算、筹划的意思 ；第41回，“打算此后晚夕 ，轮流来与韩氏作伴。”此处的打算当作计划 、准备讲。后面的打算的意思已经与现代汉语中的“打算”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其他的还有 ，例如，“认真”、“任意”、“果然”、“的确”、“十分”等词语也都有这种发展变化的情况。在《歧路灯》中可以看到为数不少 的这一类词语都呈现出明显的过渡性。由此可见，《歧路灯》较好地体现了中原地域方言在18世纪的发展过渡性特征。 《歧路灯》采用了大量的中原地区的方言词语，读者尤其是河南籍的读者读起来亲切 自然 ，回味无穷这些方言词语 。反映着中原地域民众语言的特点及其文化蕴涵。

二、《歧路灯》中的俗谚熟语和歇后语的运用丰富了小说语言的地域文化意蕴

除了以上所论及的方言土语在《歧路灯》中大量使用之外，李绿园还把许多至今仍然流行在民众生活语言中的俗谚、歇后语纳入作品之中 ，为小说的场景描写 、人物形象的塑造增光添色。古代小说 中运用俗谚、歇后语的作品并不少见。《金瓶梅》、《红楼梦》等古典小说就较多地使用俗谚、歇后语 等，增强 了小说语言的生动性和表现力。《歧路灯》与这些小说一样大量使用俗谚 、歇后语 ，并有其独特的地方。

《歧路灯》中的俗谚使用范围非常广泛，有涉及家庭闺阁婚姻言语习俗的：有关于 日常生活中待人处事习俗的；也有生产生活经验等方面的俗用语言；还有关于衙门、商业、宗教鬼神等习俗语言，丰富而又不失精良．形成 了一道五彩缤纷的语言风景线。限于文章篇幅在此仅举要阐释。

首先，在反映家庭闺阁婚姻习俗方面，《歧路灯》中使用的俗语是异常丰富的。小说第49回，谈论到待字闺中的巫翠姐时。王春宇道 ：“不过高门不来 ，低 门不就 。所以耽搁了。你如今心中有啥不愿意，也不妨面言。”“高门不来 ，低门不就”比喻女孩在挑选婆家时，男方条件差的看不上。条件好的又求不到。也是中原地区在男女婚嫁中经常使用的俗语。第80回，冯健道：“他们心中一无所系 ，人大心亦大，自然难以驾驭他 。

依我说，相公回去自己酌度，他们可留，磕了头留下他，把今 日的事 ，只宜丢开为妙 ；不愿留的 ，趁这宗无礼，开发了他，也省的家中养活。俗话说 ，心去身难留，留下结冤仇。不知我说的是也不是，相公酌度。”“人大心亦大”、“心去身难 留，留下结冤仇 ”，意为心已不在这里 ．勉强挽留反会造成怨恨 。 于世家豪门来说 ，对世仆通常是从小把他们养大并使用，但是，如冯讼师所言。这些仆役由于没有家室牵挂，在家主富有之时他没有什么怨言，任其驱使 ，一旦家主家道中落，就会有各自的想法 ，就可能造成“心去身难留，留下结冤仇”的局面。这里所用的“心去身难留，留下结冤仇”俗谚．是由婚俗观念中的“女儿大了不可留，留来留去结冤仇”变异而来的。家主与家奴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像家长与儿女的关系一样，况且“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也是人们一种普遍的认识，世奴因没有家室之累，也就很难与家主同甘共苦 。也可见冯讼师的心、奴仆的心与一般民众的心是相通的，唯有出身富贵之家的谭绍闻不明白这个道理。

再如第49回，夏逢若道 ：“贤弟呀 ，人生做事 ，不可留下后悔。俗语说 ：庄稼不照只一季，娶妻不照就是一世。你前边娶的孔宅姑娘 ，我是知道的。久后再娶不能胜从前，就是一生的懊恼 。你先看这个人何如?”婚姻是人一生 中的大事，因而婚姻又有很多讲究 的礼俗。“庄稼不照只一季 ，娶妻不照就是一世”，这是中原民众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习俗观念，娶妻生儿育女 。延续家庭后代 ，反映着人们对择偶重要性的认识。诸如此类的谚语还有 ，“做坏生意是一次 ，讨坏老婆是一世”、“梳头不好一次过．嫁夫不好一世错”等也同样是这种习俗观念的表现。总之 ，在《歧路灯》中涉及婚姻家庭生活方面的熟语非常丰富 ，如“丑媳妇不见婆婆么”、“媒婆口，无梁斗”、“千里姻缘一线牵”、“先嫁由爹娘 ，后嫁由自身”、“得意夫妻欣永守。负心朋友怕重逢”。等等。这些都是作者在富有地方色彩语言基础上提炼出来 的文学语言，同时也是婚姻家庭等生活习俗对语言的影响和作用的结果。

其次 。反映日常生活生产中的经验、体验等方面的俗谚 ，在《歧路灯》中的运用也非常精练、到位 。例如，第80回，冯健道 ：“不管他是外来鱼，本池鱼 ，总是一个水浅鱼不住。且休说水浅鱼不住，即是水太清 ，鱼先不住了。譬如做官的长随，若不是劳金之外，有些别路外快儿，谁还肯跟哩。在主户人家 ，粜粮米 ，有他们出仓钱；卖牲 口，有他们笼头钱 ；送节礼 ，有他们脚步赏封 ；出远门，有他们盘费余头 ；那些分打庄稼 ，收租讨课 ，以及修盖房屋，都免不了有些扣除、侵渔，这才许打就打、骂就骂的。若不然，他们图啥呢?”这里用了“水浅鱼不住”、“水太清 ，鱼先不住”两个熟语。比喻受环境条件的限制 ，留不住有本领 、有能力的人 。①这段引文中，深谙世故的冯讼师说尽了“奴仆”众生相。在利益的驱动下 ，他们任劳任怨 ，当牛做马而在所不惜，俗话说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也不能够把怨气都撒在“奴仆”身上 ，谭绍闻要状告奴仆欺主也有些过分。第74回，王隆吉道 ：“水浅鱼不住，这也无怪其然 ；老鸦野鹊拣旺处飞 ，他们 自然要展翅哩。……”这里除了再次用到“水浅鱼不住”这个俗谚之外，小说又形象地使用了“老鸦野鹊拣旺处飞”这一俗谚。与前面的“水浅鱼不住”有相近的意思，比喻趋炎附势 ，讨好有权势有财力的人。在这里只是把鱼变成“老鸦野鹊 ”，把“浅水”变成“旺处”。②用法也与上面的相近。

小说第32回。谭绍闻说道 ：“斑鸠嫌树斑鸠起 ，树嫌斑鸠也是斑鸠起。我如今嫌你了，讲不起 ，你要走哩。跪一千年也不中用。天还早哩，你快去把戏箱屋子打扫打扫，我叫宋禄把马移了。还有皮匠家现成的锅 台，把米面菜薪都带的去。若是今晚不走，我如今就起身上丹徒去 ，好躲着你 。”“斑鸠嫌树斑鸠起”，说的是斑鸠栖息在树上 ，如果斑鸠不满意树，它可以飞离，要是树不满意斑鸠 。 自然 也是斑鸠离去。比喻双方共处，如果有了问题必须有一方要离开。在此树为主。鸠为辅为客。在小说里谭绍闻一心要把王中撵出家门。结果只有王中这个“斑鸠”离开才可以化解主仆之间的矛盾。第86回，王中对谭绍闻：“乡里人常说两句俗话 。 ‘宁当有 日筹无 日，莫待无时思有时。’人肚内有了这两句话，便不怕了。”引文中的“筹”，为筹划、计划、打算之意。告诫人 el子富裕时要省吃俭用 ，为将来可能出现的困难作打算，以免被动 ，作为身处社会下层的奴仆王中对生活之艰辛的体验可谓深邃而精当．这也是无数的劳动人民生活经验的 总结 ，真可谓至理名言。

在《歧路灯》中，反映日常生活生产方面的经验的俗谚十分丰富，诸如“水尽鹅飞”、“水平不流。人平不语”、“饿 出来的见识 ，穷 出来的聪明”、“一棵树上吊死”、“砍的不如镟的圆”、“腰中有钱腰不软 。手中无钱手难松”、“揭债还债，窟窿常在”、“揭债要忍 ，还债要狠”等，这些或者来自生活生产经验 。或者来 自人生感悟体验 ，都是非常鲜活而富有生命力的民众语言，给作品带来了浓郁的时俗世情韵味。散发出醇厚的乡土气息。需要指 出的是 ，《歧路灯》所运用的俗谚涉及社会、 政治 、 经济 、人生等很多方面 ，在此不多赘述。

下面简单说一说《歧路灯》中歇后语的使用情况。歇后语最大的特点是言简意赅，生动形象。富于概括力和表现力 ，放在对话中能增强句子的律动感 ，而且能把说话人的情绪惟妙惟肖地传达出来。小说第51回，夏逢若道 ：“咱县新任董公，裤带拴银柜——原是钱上取齐的官。”在这里通过帮闲篾片夏逢若之口，使用一个贴切、形象的歇后语“裤带上拴银柜——钱上取齐”。把一个贪赃枉法、收受贿赂的县官形象表现出来。作者对“董公”运用一种漫画式的夸张手法 ．增加了读者阅读的欲望，引起进一步探究这个贪官到底是如何收受贿赂的兴趣。还有小说第69回。盛希侨摇头道 ：“野地里拾的柴薪 ，将就些儿罢 ，休要嫌湿。从前话 ，一切拉倒 。”小说 中，革退兵丁虎镇邦对谭绍 闻恶言相加 。

追索谭欠他的八百两银子的赌债。盛希侨巧妙利用旧宦势力威慑虎镇邦．最后仅用二十两银子开发了这个“虎兵丁”，虎镇邦虽然心不甘情不愿 ，但又怯于盛家势力而敢怒不敢言。小说在这里用了一个“野地里拾柴——莫嫌湿”的歇后语 ，意思是赌债难以见官，虎镇邦得到二十两银子也是 白拣的或净赚 的。因为根据《大清律例》有关条目，经官府判决后的钱财是要全部充公的。在这里也把盛希侨年少气盛 、敢于坚持、旧宦世家的公子哥性子表现出来。再如小说第83回，程嵩淑道 ：“老兄们看不见王象荩满面急气，比少主人更觉难堪。今 日请我们一起 老道长，无非陈曲做酒——老汉当家之意。孝移兄去世 ，他的家事，我们不能辞其责。若不替他出个主意，也就负好友于地下，并无以对忠仆于当前 。”陈曲，曲即酒黜 。把麦子或 白米蒸过 ，经过发酵 ，晒干后用来酿酒 ，时间长的酒抽叫“陈曲”。中原地区民间一般认为陈曲造酒味道醇美爽口，比喻年纪大的人因阅历丰富，当家主事稳妥。小说中的意思是程嵩淑一起 “老道长”作为谭孝移的挚友管教谭绍闻是理所应 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