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艺术的审美特征大全11篇

戏剧艺术的审美特征篇（1）

在假定性的规则下,戏剧特别讲究舞台表演的虚拟化。这是因为,戏剧的演出通常是在二三小时之内,十米方圆的舞台上进行的。但其所表演的时空却要广大得多,这就促使表演者调动自己的创造力,开拓舞台时空,在实际舞台上开辟一个虚拟化的世界,把固定不变的空间变成流动多变的空间。一个圆场可代表行程万里,一次上下场可以是须臾之间,亦可是三年五载。比如,演《秋江》舞台上空无一物,年迈的艄翁用手中的船桨做出划动的姿势,观众知道他在划船。陈妙常为追赶意中人,急切地招呼艄公快把船划过来,舞台顿时一分为二——岸边与水中。陈妙常登上船后,艄公重新开船,舞台中又全是奔流而下的江水。行船期间,二人做出各种前进、后退的身段动作。或虚拟出风浪大作,或虚拟湍流紧急,逆流而上,或虚拟船又在风平浪静的江水中徐徐前进,即所谓“三五步行遍天下,六七人百万雄兵”。

与戏剧的假定性相比,电影表现出非同一般的“真实性”。 银幕上的“他”就是“他”,银幕上的“世界”就是这个“世界”。导演要求演员在逼真的家具和逼真的道具里进行整剧连排,目的是让观众以为他们所看见的一切都是真实的。马赛尔·马尔丹对此总结道:“在电影里……出现的和说话的是人和物本身:在人物和我们之间用不着媒介关系,这是直接的关系。这是直接的接触。”②在戏剧中,演员是作为媒介出现的,所以需要那层假设,观众要不停地完成这种假设和转换。在电影中,我们仿佛看到的就是世界本身,就是电影希望我们看到的一个完整的世界。因为电影复制的是视觉生活事件本身,而不是视觉生活符号。所以,巴赞把电影称为一个神话,“电影这个概念与完整无缺地再现现实是等同的。他们所想象的就是再现一个声音、色彩、立体感等一应俱全的外部世界的幻景……电影是从一个神话中诞生出来的,这个神话就是完整电影的神话。”③

银幕上的细节,因为有现实生活经验的映证,所以总是显得非常真实,例如影子,落叶,风的声音,百无聊赖的手夹着一支雪茄烟,一束光线中飞舞的灰尘等等。电影用特写镜头、长镜头等等技巧展示了细枝末节中隐秘的生活,展示了事物无声无息的生命。这些在戏剧中都是必须被毫不留情抹去的细枝末节,在电影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正是这些细节构成了一个真实的电影中的世界。

二、银幕与舞台

“戏剧是演员扮演角色当众表演故事给人看的一种叙事艺术。戏剧与其它叙事艺术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要当着观众的面现场表演故事,如果没有这种在场性,戏剧也就不存在了。”④相较于戏剧演员在舞台上面对观众的“真实表演”,电影演员的表演却被看作是一种虚拟影像在银幕上的投射。电影演员在银幕上是影像化、虚拟化的,并不存在在场的演员及在场的表演,是媒介科技的发展使电影得以保存、复制并能随时呈现出“现在时”的虚拟影像。

与基于媒介科技可以无限复制的电影相比,戏剧舞台保持了它的神圣性。由于舞台表演的在场性,戏剧演出永远是某种活的东西,是随时需要演员控制和调节的一场演出,每一次演出都是崭新的,都是仅此一次的。而银幕画面与舞台画面的更内在、更深刻的背离,在于时空的自由和限制、距离和角度的变化性和不变性、视听重心的偏视觉和偏听觉等等,正是它们导致戏剧与电影从本质上归属了不同的艺术领地。

(一)时空的自由与限制

戏剧演出受舞台条件的束缚,在时空上一般都会受到严格的限制。区区两个半小时的演出时间——与人物故事发生的时间相等,窄窄四五十平米舞台——与生活中的“现场”一样,地点不能变化太多,场景不能超出剧场,事件必须适合室内、适合于舞台来表现。戏剧这些特殊的时空环境要求戏剧家必须对题材进行高度的提炼,摒弃外景和大自然,放弃运动中的人和物,抓住命运及环境的骤变,集中、迅速地推进矛盾冲突。那些“滴水穿石”的情节,那些“长河落日”的情景,戏剧舞台是无法加以表现的,而洋洋洒洒的倒叙、插叙以及上天入地的神奇,更与戏剧是无缘的。

而电影则不然。电影可以利用蒙太奇方法自由剪辑,实现时空的自由转换和流动。由于蒙太奇能中断、压缩、切换、并置时间,能放大、缩小、塑造、改变空间,因此,电影在时空上是自由的,开放的。一方面,从时间上看,电影时间作为心理时间,总是大于影片放映的物理时间,这得益于蒙太奇方法能任意表现光阴,滑过、跳跃、闪回、并置,镜头长可以绵延不绝,镜头短可以转瞬而逝,一段本来复杂延续的事件,由于镜头的剪辑、切换,而在时间进程上被大大压缩,故事方向上被主观地改变。另一方面,从空间上看,电影银幕的边框只是观众的视觉边框,而边框内的呈现则完全是无边界的,电影编导可以根据叙事的需要和蒙太奇思维的逻辑,灵活进行空间的转换。那些在舞台上始终是无法企及的“神话”情景——莽莽原野、策马飞奔、疾驰,那些对于戏剧永远是不可控制的因素——幼童、动物等等,都自如地为镜头所摄。

(二)距离和角度的变化性与不变性

观众在剧场里现场观看演员活生生的表演,这种距离和角度是固定不变的。当观众从特定距离和角度观看戏剧舞台呈现的人生时,其感受必然受到演出本身、受到距离与视线的左右,并被限定在给定的逻辑内。显然,剧场中的观众只能完整观看整体舞台,无法时而粗放时而细腻多层次审视剧情的推进。同时,观众只能以类似于“中景”的距离注视人物动作及其心理变化,他无法或近或远,考索、打量特定情境的意义。

与戏剧的这种固定性相左,电影就距离和角度而言,俨然是一个“自由的精灵”。电影观众在影院观影,虽然座位、与银幕的距离、角度也是固定不变的,然而他所面对的“舞台”——银幕却充满变化。在这个二维的世界中,光影投射出的是三维映像,是忽大忽小,忽上忽下,忽左忽右,不断变化的影像。因为电影的视点是由镜头决定的,镜头的移动或焦距的调整,能轻易改变拍摄对象与摄影机之间的距离,切换环境或调换人物。而摄影机是摹仿人眼的,可变的距离和角度、“从整体中抽出细节、特写”等等,使“我们的眼睛跟剧中人物的眼睛合而为一,于是双方的思想感情就也合而为一了。我们完全用他们的眼睛去看世界,我们没有自己的视角”⑤。电影在摄影机方位的变化、在镜头角度、焦距的灵活上,赋予观众新的想象和触发。这一点,对于电影艺术传达,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角度和距离的可变性,消除了影像和观众的隔膜感,把观众引入了画面本身,“使他们感到仿佛亲身参与了在电影的虚幻空间里所发生的剧情”。其次,灵动的视角对完整的场景进行分切和组接,获得一系列大小不等的景别,有利于观众对宏阔背景的把握,对细部、隐含的真相的观察,形成更切实的生命体验。 鲍里斯·埃亨鲍姆(1886—1959年,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之一)认为,观众在观看电影时,正是通过大量的影像镜头,看到了包括人物面部神态表情以及各种物件局部的细节。再次,“摄影机为导演提供了显微镜和望远镜的一切手段。”摄影机目力敏锐,在表现戏剧性动机与效果时不受具体环境的限制”。⑥这为观众开辟了戏剧之外认识世界的新管道。

(三)戏剧表演的连续性与电影表演的间歇性

戏剧主要表现的就是矛盾。由于戏剧表演一般要求在2~3个小时以内将矛盾冲突加以解决,不能完全按照生活中矛盾斗争的自然形态来表现,相对的就要求矛盾要更加的集中。这就对戏剧选择生活中的故事有着一定的要求,要选择矛盾冲突最尖锐、人物思想感情最激荡的部分,真实可信、引人入胜的情节,它往往经历了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尾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演员演出一气呵成,观众也经历了一个紧张被唤起并不断加强,到最后获得释放的一个完整的心理过程。演员在舞台表演过程中情感是具有连贯性的,随着剧情逐步延伸的一气呵成,具有不可重复性。演员的表演没有到位,不能重新来一遍,要么只能再演一场,所以舞台剧又被称为“遗憾的艺术”。

相应地,与戏剧表演不同的是,在电影的拍摄过程中,并不是按照故事的发展顺序来完成的,所有的情节都是由一个一个的镜头来完成的,是根据场景来拍摄的。同一场景的戏会集中在一个场景中拍摄,不论时间跨度多大。在同一个场景中可能拍摄相隔10年的两场戏,而接连发生的两场戏可能相隔一个月才拍摄。在演员表演上,不像是戏剧一次成型,可以是多次的拍摄。这样,原来连贯完整的表演被分解,中断的表演无疑给演员的表演带来了相当的难度。电影演员必须习惯这种间断性的表演创作方式,充分展开想象,使自己进入本场戏所规定的情景中来。

三、当众表演与观演分离

当众表演的形式要求戏剧演员要一次性将所塑造的角色表演出来,要与观众有同时的感受。演员的创造与观众的欣赏也要实现统一,演员每一次的表演,观众都是有反应并参与其中的。比如,当观众在欣赏一部剧的时候,自然跟随着演员的表演而进入情景,心情随着演员的表演起伏不断,时而欢笑,时而却又心情沉重甚至流泪。因此,戏剧演员创作表演过程终止时,观众的欣赏过程也同时结束。同时,戏剧演员需要有即兴发挥与应变能力。在戏剧演出的过程中,观众看待每一场戏的心态与当时具体的情况都是有所差异的。演员必须当场对剧场的情况产生即兴的适应与调节。

当众表演的形式伴随着“反馈”。这里所说的“反馈”包含两种含义。一种是搭档的反馈,一种是观众的反馈。在戏剧演出的过程中,观众与演员、观众与观众、演员与演员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一个多向度互动性的存在。英国戏剧家马丁·艾斯林将其称为“反馈的三角影响”。⑦舞台演出是一种不可重复的单位时间内的表演,即使是同一出剧目。演员的表演也会因现场观众的反应,演员之间的配合,甚至是个人对角色理解上的细微变化而发生每一场演出的改变。戏剧演员在舞台上表演时主要交流对象是搭档。这就要求演员以搭档的存在为自己存在的前提、自己的行动以对方的行动为依据。对方的行为与态度的巨大变化,必然引起自己的相应变化。这种来自对方的反馈及自己给予对方的反馈,正是舞台魅力所在,是心灵与心灵碰撞交流的结果,是角色激情迸发,震撼人心的必要前提。

戏剧艺术的审美特征篇（2）

地方性，顾名思义，系指全国各地方的戏曲剧种，因此地方性既是地方戏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它的主要本体审美特征。

地方戏是一个综合体，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包括地域文化精神、地域美学原则、地域审美习惯、地域风情、地域习俗、地域人物、地域语言等等。

如越剧，现在是浙江、江苏、福建、上海地方戏曲剧种。但它最初是在浙江嵊县一带发展形成的，后逐渐流入桐庐、富阳、海宁、杭州等地，所以带有明显的浙江地域特色。1916年才进入上海，但仍保留浙江的地域风味，同时吸收浙江绍剧的唱腔和京剧的舞蹈，时称“绍兴文戏”，浙江昧儿的鲜明强烈一直延续至今。wwW.133229.cOM其他如流行于浙江绍兴、宁波、杭州一带的绍剧，流行于余姚、慈溪、上虞、绍兴一带的姚剧，流行于杭州一带的杭剧，流行于金华、丽水一带的婺剧等等，也都不仅带有总体的浙江特色，而且更带有各自流行地的地域特色，可谓“大地域”中还有“小地域”，是艺术世界里的“国中之国”。

再如黑龙江的龙江剧、吉林省的吉剧，广东的粤剧，四川的川剧，安徽的黄梅戏，湖南的湘剧，广西的桂剧，云南的滇剧，海南的琼剧，贵州的黔剧等等，也分别带有各自的地域性特征。

由此可知，地方性是地方戏曲的根和神，而且也是整个中国戏曲的根和神。所有的戏曲剧种，无一不带有明显的地方性特征，即使像今天在全国流行的大剧种京剧，最早也是在徽调(安徽地方戏曲剧种）、汉调(湖北地方戏曲剧种）的基础上，吸收北京的语言特点以及秦腔（陕西地方戏曲剧种）的精华而逐渐形成发展的。

二、民间性

中国所有的戏曲，均“兴于民间，毁于庙堂”。地方戏更是如此，每一种地方戏剧种，都具有鲜明的民间性本体审美特征。

例如越剧，是在民谣、山歌与民间秧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姚剧，是在民间歌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睦剧，是江西、安徽传入浙江的民间小戏--采茶戏与浙江的民问歌舞“竹马班”结合而成的；吉剧和龙江剧，也是在东北民间艺术——二人转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地方戏的民间性审美特征，派生出地方戏的其他许多审美特征：

一是小型性。地方戏素有“地方小戏”之称，与京、昆、评大戏相对应。“地方小戏”最突出的标志是它有“三小戏(小生、小旦、小丑）”或“两小戏(小生、小旦）”之称，即演出小人物的故事。即使是宫廷戏，也平民化、民间化，演绎成寻常百姓的家常里短、儿女情长。尽管各剧种的地域特色不同，但有一个共同性特点：把帝王将相平民化、生活化、民间化，夫妻情、父子情、君臣情、父女情，全都与平民百姓毫无二致。这种“大戏化小，小戏化巧”的特征，普遍存在于各地方戏曲之中。

二是清新、率真、自由、活泼的总体艺术风格。地方戏曲不像京、昆、评大戏那样严整规范，而强化艺术创作的自由洒脱，强化创新意识与观众意识，故总体艺术风格都是清新、率真、自由、活泼的，充分显示出它们旺盛的艺术生命力。

戏剧艺术的审美特征篇（3）

中图分类号：J81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0-0058-01

戏曲乐队是戏曲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整个戏曲艺术的优劣成败。从美学的视角与高度来研究戏曲乐队的审美特征，对于戏曲乐队乃至整个戏曲艺术美学品位的提升，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思考价值，又具有重要的实践参考意义。为此，本文专门对戏曲乐队的审美特征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细致的探讨与研究，以期引起关注与讨论。

具体来说，戏曲乐队的审美特征，可以分解为以下三个层面来进行系统化解读与探讨。

一、民族性

戏曲乐队的第一大审美特征，是民族性。

民族性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所有民族的所有艺术共有的审美特征，也是一切艺术的核心特征。19世纪的俄罗斯著名作家赫尔岑明确指出：“诗人和艺术家们在他们的真正的作品中总是充满民族性的。”[1]

戏曲乐队的民族性审美特征，是十分鲜明的：其一，戏曲乐队从本质上讲属于民族乐队范畴。其二，戏曲乐队中的所有乐器，均是民族乐器。戏曲乐队的传统叫法是“场面”，又分“文场”与“武场”两大类。“文场”指的是乐器中的吹、拉、弹、拨等各种管弦乐器，例如京胡、二胡、板胡、三弦、月琴、琵琶、笙、管、笛、箫、唢呐等;“武场”指的是乐器中的打击乐，例如堂鼓、大锣、小锣、铙钹、撞钟等。其三，戏曲乐队伴奏的唱腔或演奏的曲牌，也都是民族乐曲。其四，戏曲乐队的演奏风格，也是民族风格，包括讲究韵律与意境，推崇蕴蓄、婉曲、谐调、中和、简约、适度，追求“气韵生动”，强调“以情带声，声情并茂”……如此等等，不一一赘述。

二、地域性

戏曲乐队的第二大审美特征，是地域性。

地域性是民族性的重要元素之一，地域性特色愈鲜明，民族性特色也就愈强烈。鲁迅先生早就指出：“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2]古今中外的许多艺术家的艺术作品，都以鲜明的地域性作为亮点与看点。例如《红楼梦》的北京味儿、《金瓶梅》的山东味儿。

戏曲乐队的地域性，更以我国各地方戏曲的地域性为依托。例如京剧的京味儿、川剧的川味儿、越剧的江浙味儿、吕剧的山东味儿、豫剧的河南味儿、晋剧的山西味儿、河北梆子的河北味儿、秦腔的陕西味儿、粤剧的广东味儿、湘剧的湖南味儿、赣剧的江西味儿、黄梅戏的安徽味儿……而所有这些地方戏曲的乐队，当然以鲜明的地域性为其题中应有之义。

三、创新性

戏曲乐队的第三大审美特征，是创新性。

创新是一切艺术、文学、科学的生命，“艺术创作是人类一种高级的、特殊的、复杂的精神生产活动。艺术的生命就在于创造和创新。没有创造，没有创新，就没有艺术。这就意味着艺术家必须不断地超越前人，超越同时代人，以及不断地超越自己。”[3]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中国戏曲乐队的发展史，就是一个不断创新的历史。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最早将二胡引进到京剧乐队之中，增强了京剧乐队的艺术表现力。粤剧最先将西洋乐器小提琴引进到粤剧之中，也增强了粤剧乐队的艺术表现力。京剧琴师徐兰沅，创造出用优美和谐的“过门”和巧妙的“托腔”“垫头”，为梅兰芳的演唱起到云托月的伴奏效果。王少卿也为京胡伴奏创造出许多新技术、新技巧。杨宝忠、李慕良等京剧琴师，也都创造出独特的伴奏风格。京剧鼓师白登云，曾先后为京剧名家杨小楼、梅兰芳、王凤卿、谭小培、郝寿臣、程砚秋等司鼓，以技艺精湛、善于创新著称。

综上所述，戏曲乐队的审美特征，以民族性、地域性、创新性为三大支点。而这三大支点，又是紧密结合、三位一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参考文献：

戏剧艺术的审美特征篇（4）

在戏剧特征论方面，中国传统戏剧观念注重寻求戏剧艺术与其他文学样式的共通特征，探讨戏剧艺术与其他文艺样式的相互联系。而西方传统戏剧观念倾向于发掘戏剧艺术有别于其他文艺样式的个性特征，探求戏剧艺术自身的本质特性。西方戏剧观念认为戏剧是以语言为媒介，利用人物的动作对现实生活的摹仿，以达到净化和陶冶感情的社会效果。它在社会文化中由于摹仿的媒介、对象和方式的不同，与音乐、图画、诗歌区分开来，具有独特的地位。西方传统戏剧特征论认为，戏剧艺术的本质特征在于它与其他文艺样式的差异性。中国传统戏剧特征论却恰恰相反，认为戏剧艺术的本质特征在于它与其他文艺样式的类同性。西方戏剧家认为本质是个性，中国戏剧家则认为本质是共性。

中西戏剧特征论的迥然不同是由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所决定的。西方把宇宙视为外在于人的对象，祟尚“人神对立”的宇宙观。西方人习惯于同中见异的思维模式。通常以冷静科学的理性态度，认真地审视外部世界，细致地观照内心世界，把现象与本体划为两端，自然和人世分为二物，强调对立双方的剥离式的分析与综合。因而西方戏剧家对戏剧特征的探讨，采用的是把戏剧艺术从宇宙万物中逐层剥离、独立出来的办法，戏剧艺术的本质特征在于它与其他文艺样式的差异性。中国古人把人和宇宙看成互相包容、和谐统一的整体，提倡“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认为世界只有一个本源，这一本源在不断运动变化中产生出各种形态的事物。即一切事物的本质是同一的、不变的，只是本质的外在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产生出万事万物。因此，我们古人通常把内心与外物、现象与本体、自然与人世视为互相联系的整体，强调对立双方的和谐与统一、渗透与协调。这种异中求同的思维模式使中国戏剧家在探讨戏剧特征时，倾向于寻求戏剧艺术与其他文艺样式的类同性，以此揭示戏剧艺术的本质特征。西方民族的思维方式侧重于求异性不同，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偏向于求同性，这决定了中西戏剧家对戏剧特征的探讨，分别选择了差异性与类同性的不同方面。

戏剧艺术的审美特征篇（5）

丑行与生行、旦行、净行一起，并称戏曲四大行当，它是戏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行当之一。研究探讨戏曲的 丑行艺术，对于戏曲丑行的表演艺术，可以提供理性思辨与艺术实践的双重参照系。而且对于整个戏曲表演艺术，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参照价值。为此，本文结合笔者个人多年来戏曲丑行的表演艺术实践与理性思考，对戏曲丑行艺术发表几点拙见，以就教于同行专家。

一、丑行的重要地位

丑行作为戏曲四大行当之一，在戏曲表演艺术中形成“四轮定位”的艺术格局，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行当。

中国戏曲的丑行，历史十分悠久早在宋元南戏时即已有此行当，至元杂剧时期，丑行已趋于成熟。中国戏曲有350余个剧种，几乎每个剧种都有丑行。

因为丑行的化妆是在鼻梁上抹一小块白粉，故俗称“小花脸”，并与二花脸并列，称为“三花脸”。许多戏曲剧种作为“三小戏”，即指由小生、小旦、小丑主演的剧种。

戏曲的丑行所扮演的人物众多，既有语言幽默、行动滑稽、心地善良的正面小人物（如京剧《苏三起解》中的崇公道）；也有奸诈刁恶、卑鄙阴险的反面人物（如京剧《审头刺汤》中的汤勤）；还有自以为是、弄巧成拙的人物（如京剧《蒋干盗书》中的蒋干）；更有武艺不俗、仗义豪爽的人物（如京剧《三盗九龙杯》中的杨香武）。不仅有陪衬人物，更有主要人物（如京剧《徐九经升官记》中的徐九经、豫剧《唐知县审诰命》中的唐成）。

由此可见，丑行在戏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艺术地位，是万万不可以小觑的。

二、丑行的审美特征

从美学视角上考量，戏曲丑行不是丑而是美，一种特殊形态的美――以丑现美。所以从本质上说，丑行也是美行。关于丑行的特殊美，早在元明时期古人就有许多精辟的论见。明代有学者进行考证，认为戏曲的四大行当――生、旦净、丑皆以反义词命名：“曲欲熟而曰生，宜过夜而曰旦，涂不洁而曰净，行欲美而曰丑。”此说有一定道理。

事实上，戏曲的丑行的确具有审美意义上美感。

从审美特征上说，戏曲丑行因扮演人物的不同，而分贝具有不同的审美特征。众所周知，戏曲丑行分为文丑（又分茶衣丑、毡帽丑、方巾丑、袍带丑等等）、武丑（又叫“开口跳”）、丑旦（又称“彩旦”，扮演女性人物）。其中文丑以说白、做表为主，说白又分“京白”、“韵白”、“方言白”等；武丑以武功为主，多为翻扑跳跃。

但是，无论是说白还是武功，均具有美感，并充分彰显出丑行的幽默风趣、活泼轻松等审美特征。

由此可见，丑行在戏曲中，具有自身独特而有鲜明的审美特征。

三、丑行的风格流派

风格与流派是一切艺术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戏曲丑行艺术当然也如此。

所谓“风格”，是“艺术风格”的简称，系指“艺术家的创作在总体上表现出来的独特的创作个性与鲜明的艺术特色。”（彭吉象：《艺术学概论》）

戏剧艺术的审美特征篇（6）

    在戏剧特征论方面,中国传统戏剧观念注重寻求戏剧艺术与其他文学样式的共通特征,探讨戏剧艺术与其他文艺样式的相互联系。而西方传统戏剧观念倾向于发掘戏剧艺术有别于其他文艺样式的个性特征,探求戏剧艺术自身的本质特性。西方戏剧观念认为戏剧是以语言为媒介,利用人物的动作对现实生活的摹仿,以达到净化和陶冶感情的社会效果。它在社会文化中由于摹仿的媒介、对象和方式的不同,与音乐、图画、诗歌区分开来,具有独特的地位。西方传统戏剧特征论认为,戏剧艺术的本质特征在于它与其他文艺样式的差异性。中国传统戏剧特征论却恰恰相反,认为戏剧艺术的本质特征在于它与其他文艺样式的类同性。西方戏剧家认为本质是个性,中国戏剧家则认为本质是共性。

    中西戏剧特征论的迥然不同是由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所决定的。西方把宇宙视为外在于人的对象,祟尚“人神对立”的宇宙观。西方人习惯于同中见异的思维模式。通常以冷静科学的理性态度,认真地审视外部世界,细致地观照内心世界,把现象与本体划为两端,自然和人世分为二物,强调对立双方的剥离式的分析与综合。因而西方戏剧家对戏剧特征的探讨,采用的是把戏剧艺术从宇宙万物中逐层剥离、独立出来的办法,戏剧艺术的本质特征在于它与其他文艺样式的差异性。中国古人把人和宇宙看成互相包容、和谐统一的整体,提倡“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认为世界只有一个本源,这一本源在不断运动变化中产生出各种形态的事物。即一切事物的本质是同一的、不变的,只是本质的外在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产生出万事万物。因此,我们古人通常把内心与外物、现象与本体、自然与人世视为互相联系的整体,强调对立双方的和谐与统一、渗透与协调。这种异中求同的思维模式使中国戏剧家在探讨戏剧特征时,倾向于寻求戏剧艺术与其他文艺样式的类同性,以此揭示戏剧艺术的本质特征。西方民族的思维方式侧重于求异性不同,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偏向于求同性,这决定了中西戏剧家对戏剧特征的探讨,分别选择了差异性与类同性的不同方面。

戏剧艺术的审美特征篇（7）

歌剧艺术被认为是镶嵌在音乐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它综合了音乐、戏剧、诗歌、舞蹈等多种艺术表现手段。堪称声乐艺术中综合性最强的艺术形式之一。

一、歌剧艺术的审美特征

(一)歌剧创作的文化内涵

歌剧是戏剧与音乐的融合，即文学艺术与音乐艺术的二合体。歌剧多以思想深刻、内涵丰富、文学性强、艺术性高的诗词或剧本作为其音乐创作的文学基础。歌剧艺术的文化内涵主要体现在一度创作中歌剧的剧本创作上。

1、歌剧文本的来源

西洋歌剧文学题材多来源于文史典籍。例如，意大利早期歌剧的题材、人物、故事、情节多来源于古希腊的神话传说及圣经故事，从古典主义歌剧到浪漫主义歌剧，从印象主义歌剧到欧洲各国的民族乐派歌剧，从现代主义歌剧到音乐剧等，有相当数量的文学素材均取材于文学名著，涉及的剧作家有英国的莎士比亚，法国的小仲马、雨果。德国的古诺、席勒，俄国的普希金、托尔斯泰等。他们的歌剧题材不仅知名度高，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具有一般作品不可比拟的文学价值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2、歌剧作家的文化素养

无论是新创作的歌剧题材还是根据名著改编的歌剧题材。都必须具备歌剧文学的思维特征。歌剧文学剧本的构思，必须从单纯的戏剧角度和文学角度的局限中走出来，必须站在歌剧综合艺术整体性的高度上俯瞰全局，即宏观把握综合美的其他艺术元素，从音乐、舞蹈、舞台美术等多维视角出发，构思情节、事件、人物关系、冲突的发展和处理问题。剧作家对歌剧文学这种思维特征的把握和驾驭，必须自始至终贯穿歌剧剧本创作全过程，不允许戏剧元素脱离歌剧整体的综合美单独追求歌剧文学、歌剧剧本的独立表现。因此，一部成功的歌剧作品。可以反映出歌剧作家多维、立体的抽象思维特点，例如他们须具备将歌剧各组成元素有机融合的思维能力，适当把握音乐形式对人物情感及戏剧冲突的揭示等，这离不开剧作家日积月累的文学素养。

(二)歌剧演唱的文化特征

“歌剧是歌唱的戏剧、声乐的戏剧”。歌剧以美声唱法作为其最重要的音乐表现手段。美声唱法追求元音纯正，吐字清晰，声区统一，音阶均匀。气息饱满，音调准确，音域宽广，强弱自如，连音流畅，句法完美，嗓音自然、优美、流畅和灵活。

无论在东西方。歌剧演唱都离不开文化底蕴的熏陶：文化底蕴的深浅往往反映出一个人的气质、品位，决定歌剧演唱者的审美要求。文化素养不同对音色的调整、音量的控制、力度的对比、声音激起方式等纯技术方面的把握、调控也不同，具有深厚文化素养的演唱者懂得在声音的训练中用听觉不断左右、调整着自身的技术尺度，形成各自的特色。可见，外在表现离不开内在修养。演员只有具备了一定的文学修养，才能加强对歌剧情感的理解，才能更好地调整声音品质来阐释戏剧情节，给观众以恰到好处的视听享受。

(三)歌剧审美的综合性把握

在歌剧艺术中，作曲家与诗人、舞蹈家、演员、舞台美术家、服装设计师齐心合力，通过调动各种艺术表现力来塑造人物的形象、性格，刻画人物的内心体验。从而使剧情和人物的命运展示同步进行。逐渐深入，使欣赏者的情感体验在综合艺术多种表现力的作用下，更丰富、更强烈。因此，歌剧审美同样离不开审美主体的文学理解与综合把握。

1、在进行歌剧审美以前，审美主体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从歌剧作品的时代背景、民族特色、思想内容、表现特征等方面入手，查找资料，对歌剧的文学性与艺术性特征做一宏观认识和把握。

2、在歌剧审美过程中，审美主体需将音乐与戏剧元素有机融合。进行综合把握。作为一门综合艺术，歌剧是造型性与表情性、时间性与空间性、听觉性与视觉性的高度统一。音乐的表情性、时间性、抽象性和非语义性促使审美主体展开丰富的联想，帮助审美主体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去把握那种只有在音乐里才能刻画的内心冲突与情感变化。

可见，在歌剧审美中，审美主体既可借助其文学性特征了解剧作者的创作意图，把握歌剧思想内容和文学内容的艺术境界，又可深入人物内心。把握剧中形象表演中所蕴含的人生哲理。

二、歌剧艺术的审美价值

(一)塑造美好人生观、价值观

当代青年学生随着知识的增长和生活经验的不断积累，对各种美的形态所蕴含的理性内容和审美价值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他们不再像少儿时代偏重于接受内容与形式和谐统一的、优美的对象范畴，而是表现出对崇高、壮美、戏剧美、悲剧美更为壮观的美的范畴的青睐。歌剧作为动态的综合艺术，是戏剧的音乐化，是歌唱的戏剧，它所独有的音乐形式的审美特征非常适合青年学生的审美需求。

戏剧艺术的审美特征篇（8）

中图分类号：J8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7-0046-01

“戏剧”是由演员扮演角色当众表演故事情节的艺术，具有构成“戏剧”所需的“四要素”，这就是作为戏剧艺术所不能缺少的：演员、剧本、观众、剧场。戏剧是通过视觉和听觉来感染人的能动艺术。“戏剧”内涵这些质的规定性，就是“戏剧”艺术最本质的特征。也正是戏剧这一本质特征，将“戏剧”与“文学”、“音乐”、“舞蹈”、“美术”，乃至“电影”、“电视剧”等其它艺术形式区别开来。即使它们很相近或十分相似，也不至于相互混淆。

一、戏剧艺术与其他艺术的区别

电影、电视剧与戏剧有很多相似、相近之处，一部电影或电视剧也是由演员扮演剧中人物，根据剧本中的提示和要求拍摄而成的。观看时也需要有观众、剧场或一定的场所。虽然看似戏剧的“四要素”齐全，但它们仍不是上述严格意义的戏剧。因为戏剧艺术本质特征除有“演员扮演剧中角色”外，还有“在舞台上当众表演”这一质的规定性。“戏剧”艺术要求演员在舞台上面对的是一群活生生、有血有肉的真人观众。演员和观众之间可以直接进行面对面的情感交流和沟通。而电影或电视剧演员面对的则不是观众，而是冰冷的、没有情感的镜头。演员不可能与镜头进行交流，只能借助放映机、银幕或荧屏等物质媒介，将剧情传递给观众。观众只能被动地接受，而不能与演员进行直接面对面的交流。这就是“戏剧”必须“在舞台上当众表演”这一本质特征的规定性，将戏剧与电影明显地区分开来的。当然，能够把它们区分开来的还有一些其它方面，诸如在各自的艺术语言上，在表现方法和艺术手段上也都不尽相同。戏剧主要是通过构设尖锐的矛盾冲突，演示直观的舞台动作，运用独特的人物语言来表现和反映社会生活。艺术语言讲求矛盾冲突的尖锐性、舞台表演的动作性和人物语言的性格化等等。在具体表现方法和艺术手法的运用上，诸如，依靠“幕”、“功”、“暗转”等来实现时空转换等等。而电影或电视剧依靠的则主要是由镜头和画面为中心构成的“蒙太奇”式的镜头语言，讲求的是镜头上的远、近、中景，大、小特写等景别，镜头的推、拉、摇、移等不同拍摄方法的运用，以及叠印、淡出、画外音、内心独白等等。影视时空转换更为容易，只要将不同时间、地点拍摄的画面，运用蒙太奇的方法组接在一起即可。上述例证说明，戏剧与电影、电视剧等艺术样式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这是戏剧相对于电影或电视剧而言，戏剧相对于其它艺术样式亦然，真正能够将戏剧同其它任何艺术形式区分开来的、最根本的就是戏剧的本质特征。正是戏剧的本质特征使戏剧决不会与其他艺术样式相互混淆。

二、戏剧形式的大众化通俗化

戏剧艺术的审美特征篇（9）

从17世纪初产生于意大利的第一部歌剧《奥菲欧》至今，歌剧在世界舞台艺术史上已流传了四百多年。这种起源于西方的舞台表演艺术，除了具有融音乐、戏剧、舞蹈和舞台美术于一体综合性的舞台音乐戏剧艺术的特征之外，其主要的特征在于完全以歌唱和音乐来交代和表达剧情的戏剧。一部歌剧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风格及其艺术魅力，都是通过演员所塑造的音乐戏剧形象而展示出来的。因此，歌剧表演艺术具有高度综合美的戏剧性、音乐性的审美特征。

1 歌剧艺术表演的戏剧性和音乐性

歌剧作为综合音乐、诗歌、舞蹈等艺术而以歌唱为主的一种戏剧形式，其演出形式和其他戏剧舞台艺术一样，都要凭借剧场的典型元素来表现和完成。例如，舞台背景、舞台音乐、服装道具灯光以及演员的表演等。较之其他戏剧不同的是，歌剧演出除了完成演出所要的典型元素外，戏剧性的情节和歌手歌唱声乐技巧等音乐元素尤为突出和重要。在歌剧表演中，必须全面把握声乐演唱与舞台表演两大要素。戏剧性和音乐性是歌剧表演的生命和灵魂。

和其他戏剧形式相同，舞台演出的最终目标是要在舞台上传达出剧作家的思想、情感，他的理想、痛苦和喜悦。歌剧的戏剧性和音乐性是相辅相成的两个因素，歌剧音乐是体现歌剧戏剧性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莫扎特的歌剧观认为：音乐与台词相比较，音乐则富有更为明显的戏剧表达能力。因此，莫扎特把音乐创作看作歌剧创作的基础。其次，莫扎特认为音乐有独特的表现力、音乐是歌剧创作的基础，所以，音乐是可以独立表达人物性格和剧情发展的，从而加强了歌剧创作中音乐的戏剧性表述，他特别注重歌剧创作中音乐的戏剧性。我国著名的音乐学家、评论家居其宏在文章中说，在歌剧音乐中存在着两种戏剧性：广义的戏剧性和狭义的戏剧性。在歌剧中，运用音乐艺术的一切构成因素和种种可能的表现手段来刻画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表现戏剧冲突，进而最终完成音乐在歌剧中所担负的创造使命――这就是广义的戏剧性。狭义的戏剧性就是音乐艺术在歌剧中正面描写和直接表现危机和爆发以及人物性格激烈的内部和外冲突所具有的强烈的和独特的艺术功能。因而可以说，歌剧音乐表演水平的高低，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一部歌剧的成败。例如，捷克作曲家、钢琴家和指挥家，捷克古典音乐的奠基人贝德里赫・斯美塔那（Bedrich Smetana，1824～1884）创作的歌剧《被出卖的新嫁娘》中，全剧以民间故事为题材，在叙述表达民间故事的同时，恰当地加入民间音乐元素，很好地处理了戏剧和音乐之间的关系，达到了音乐与戏剧情节的相统一。《被出卖的新嫁娘》中的第三幕第七场，是全局矛盾冲突的高潮，在玛任卡与叶尼克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的情景下，作曲家在此设计了具有波西米亚风格的二重唱音乐，以速度的变换表达剧中人物的心情，体现出强烈的戏剧性效果。莫扎特创作的著名歌剧《魔笛》中，对于塔米诺抒情男高音使用了两首咏叹调，用优美的旋律刻画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内心世界，而对帕米娜的唱段则是凸显她的外柔内刚的性格特征，夜后的唱段是标准的意大利风格，由抒情到花腔唱段，旋律变化明显而有节制，细腻地表现了夜女王的由善到恶的性格变化过程。

歌剧表演艺术属于听觉视觉审美的范畴，它借助舞台的空间感体现审美特征，融合声音一起刻画出完整A舞台形象，提升作品的再创造性。歌剧表演者在舞台上进行歌唱时的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相互配合的过程。在歌剧演出中，主要的扮演者往往是具有专业音乐水平的歌唱家。作为一个合格的或优秀的歌剧演员，在歌剧舞台上的演唱不仅仅是个人演唱技巧和风格的展示，也不仅要有扎实的唱功，更重要的是他的演唱必须与歌剧的主题、结构、音乐、角色的个性等其他元素结合起来并融为一体。以不同的类型的音乐展现人物不同的特征。一位伟大的歌剧演唱者，必须具备娴熟的表演技巧同时也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以多方面综合性表演技能来塑造人物形象，用各种手、眼、身、法、步的表演和发自内心的演唱来说服和征服观众，吸引观众进入真实的角色和情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派戏剧表演体系的理论主张认为，没有真正的体验就不会有艺术，体验是艺术的基础。要正确的体验角色，就是“在舞台上，要在角色的生活环境中，和角色完全一样正确地、合乎逻辑地、有顺序地、像活生生的人那样地去思想、希望、企求和动作”。它的理论体系要求演员在整个表演过程中，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体验，实现戏剧表演的内外统一。中国第一部民族歌剧《白毛女》中演员在表演时，就使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系方法，从角色出发，分析角色的情感，抓住角色的内心体验，表演真实自然可信，同时又融入了戏曲的一些虚拟化的表演。例如，《白毛女》第三幕中，喜儿在张嫂的帮助下，逃出了黄家，在黑夜里突然发现路前方被一条河流挡住。郭兰英此时就运用了虚拟化的无实物表演，通过自己的表情和动作，把戏剧情景中的景物刻画出来，展现给了观众，从而使整个剧看上去更为生动，更为吸引观众。《白毛女》之后的中国民族歌剧大都借鉴了它的创作和表演方式，在演唱的同时注重戏剧表演的表现力，其手势、眼神和形体动作无不体现出中国戏曲表演艺术特有的美感和韵味。

2 中国歌剧表演的民族性特征

2001年《世界维护文化多样性宣言》指出：“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同样，世界上任何民族的文化都反映着特定民族的价值追求、理想情操，是该民族精神力量和国民品性的体现。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歌剧，在近百年的历程中，经过几代歌剧艺术家的艰苦实践和探索，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鲜明的艺术特点和浓郁的民族特色。中国歌剧表演艺术在戏剧表演上还是在保留西方戏剧写实的艺术风格、追求真实的再现戏剧情景基础上，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吸收了一些中国传统戏曲的舞台表演手法，带有戏曲的程式化和虚拟化的表演方式的痕迹，“虚实结合，以实为主”，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它的民族特征主要表现为对中国传统戏曲以及民间文化的学习和借鉴。

中国歌剧从产生发展至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鲜明的艺术特点。中国歌剧的民族性特征是融合了戏曲、歌舞、话剧、外来音乐元素，它是中西方音乐融会贯通的结果。从其题材选取来说大都是取自我国的本土内容，故事情节真实感人，在人物的塑造上比较典型，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在音乐创作方面具有鲜明的民族（下转第页）

（上接第页）风格，而且大量地吸收了民歌、歌舞、小调、戏曲等艺术素材和创作经验，语言结构注重节奏韵律和声调规律，曲式结构也多是较为简单、规整的民族调式结构；表现形式上注重身段扮相，也形成了字正腔圆、抒情婉约的演唱风格。如李波在秧歌剧《兄妹开荒》中，采用民间演唱风格和民间舞蹈的表演形式；在《草原之歌》的排演中，留美歌唱家邹德华深入学习戏曲和民歌演唱技术，掌握汉语歌唱的吐字发音规律，协调了唱法与语言风格的关系，用美声来演唱，成功的塑造了独具民族性格的人物形象。

中国歌剧的表演同样以演员的歌唱和表演为中心，运用戏曲板腔体的音乐结构到歌剧音乐创作中来，并以此创作主要人物核心咏叹调，一般由民族唱法的演员扮演剧中主要人物。民族歌剧舞台表演的审美原则主要来自我国传统戏曲的虚拟化表演和写意原则，同时从话剧和西方歌剧中吸收了写实审美风格和生活化表演的种种手法。在二度创作中，逐渐形成了歌唱与表演统一平衡、民族唱法为主、写意与写实有机融合的特色，加强了时代感，丰富了民族歌剧的表现力，极具民族风格，适合中国大众审美理念和欣赏习惯。1964年甘肃省歌剧团创作演出的现代题材歌剧《向阳川》，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当代的感人故事，处于陇河下游的古牛湾遭受洪水围困，灾民急需口粮，只有上游的向阳川大队可以通过水上运输及时送去粮食，以解燃眉之急。丰收后的党支部书记常翠林，积极筹粮备筏，前往救灾，可是队长宁永禄不愿拿出为建设水电站专用的粮食和电线杆去救灾。在常翠林“一人有事万人帮”的感召下勉强同意。他们驾着筏子行驶在惊涛骇浪的陇河。常翠林在妹妹不幸落水的关头，含着巨大悲痛，义无反顾地把救命粮送往灾区。这部歌剧是我国歌剧继《白毛女》《洪湖赤卫队》《江姐》之后反映当代生活的又一力作。在北京演出后受到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戏剧界专家的一致好评。此剧从主题立意、题材选择、人物塑造、音乐作曲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中国大西北的生活气息。除了以中国西北作为全剧故事发生的地点之外，还将流行于西北的洮岷、河州“花儿”提炼出与剧本题材相互谐调，确立以流行于西北的“花儿”音调为基础进行创作，同时借助各种作曲技法加工复创，从而形成独具甘肃地方特色的歌剧音乐。全剧咏叹调式的抒情性大段唱腔和宣叙式的叙事性唱段，都充满“花儿”的风格和韵味。尤其是对主人公常翠林、宁永禄的重点唱段以及群体演唱场面，以独唱、二重唱、四重唱甚至合唱、领唱、混声合唱等多种形式。一些大段唱腔还借鉴了秦腔、陇东道情等戏曲声腔的结构原则，用以强化人物的戏剧性。此外，作为全剧主题歌的《中华儿女斗志昂》贯穿始终，在点示题旨和加强音乐形象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作为一部大型的中国歌剧，全剧主创人员在中国歌剧民族化的道路上做出了可贵的探索。

法国启蒙思想家，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狄德罗在他的《演员奇谈》一书中谈到：“人的品格、仪表、声音、判断能力、灵敏的感觉，都是自然的禀赋。需要研究伟大的典型、了解人心、谙悉人情世故、勤奋工作、积累经验、熟悉歌剧这个行当，通过这些才能使自然的禀赋趋于完善。”一部剧作的舞台呈现效果最终由艺术家的不断再创作来完成，娴熟细腻的表演，真挚丰富的情感，亲切自然、朴实无华的歌唱技巧，是成为伟大艺术家的终身追求。因此，牢牢把握歌剧表演艺术的审美原则和审美特征，是所有从事这门歌剧艺术之人必须遵循的基本法则。

参考文献：

[1] 居其宏.论歌剧音乐的冲突性[J].音乐研究，1984（2）.

戏剧艺术的审美特征篇（10）

一、戏剧艺术修养。戏剧化妆师的具体艺术任务是为角色化妆造型，从外观上塑造直观的角色形象。这一任务一方面比较简单，例如，通过特定技术与技巧化妆出一个工人，一个农民，一个士兵，一个老太太，一个老头儿，一位小姐，一位太太……使之符合人物身份，看起来很像，这并不太难；但另一方面，化妆又是很难的，难点在于个性化艺术化，而不是类型化模式化，即使是戏曲的行当化化妆也是如此。而要使角色化妆既形似又神似即生活化，又艺术化达到共性个性的统一就必须超越单纯的化妆技术层面，而进入戏剧艺术规律这一更深的艺术层面。戏剧化妆师首先要深刻理解剧本，认识到好戏的根源在于人物，戏剧的最高任务是刻画性格这一戏剧艺术的真谛，对剧作家在剧本中刻画的人物性格有准确深刻的认识，对每个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在每场戏每个规定情景中的性格体现与发展过程，都了然于心，体察入微这样才能做出准确的个性化艺术化的化妆造型。其次化妆师要深刻认识戏剧是动作和行动的艺术，人物化妆造型即是静态的，又是动态的，化妆造型要与角色的语言形体动作以及在整部戏中的行动线紧密结合。再次，化妆师必须把握戏剧的综合艺术特征，在为人物化妆造型时，要在导演构思的框架内，兼顾与服装、灯光、布景、音响的协调与融合，与之形成统一的艺术风格。

戏剧艺术的审美特征篇（11）

（一）戏曲文化的影响

中国的戏曲艺术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文化生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表现范围非常广阔，举凡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宗教、伦理、道德、习俗等各个领域，几乎都是它的艺术再现的对象，有着非常丰富的表现内容。而且，戏曲艺术还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形式，文学、音乐、舞蹈、曲艺等各个艺术门类，都被其融入自身，因此戏曲艺术还具有非常充分的表现形式。这样一种有着强烈的开放性和吸引性的文化形态，是处于经常性的变化和发展之中的。这些特点使得戏曲的社会影响力远大于其他艺术种类，具有更高的艺术地位，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它总是能通过自我机制的调整实现艺术的更新，从而找到发展的契机。这种可变性和适应性对于戏曲电视剧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戏曲文化具有全民性，它以不同的方式或方法满足社会各阶层的审美需要。”[3]戏曲从本质上说是一种通俗艺术，是以全社会为欣赏对象、以通俗化为标志的大众艺术，具有极其广泛的群众性。戏曲艺术的这一特点也决定了戏曲电视剧的艺术基调，即群众性和通俗性，而这也正是电视这一大众传播媒介的突出特点。除此之外，由于各地区存在方言也即语言差异，不同地区观众的审美需求也必然各有特色，中国戏曲现在仍存留有三百多个剧种就是最好的证明。这种以剧种方式而存在的戏曲文化的多样性，使得戏曲电视剧成为了一种带有鲜明地域文化色彩的电视艺术，也使得它的丰富和多样成为可能。

（二）电视文化的影响

孟繁树先生认为，“所谓电视文化，可以概括为伴随着电视这种新的社会传播媒介而出现的一种现代的文化生活方式。这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其浸润所及，几乎遍布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3](40)电视文化的普及性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电视文化具有极其广泛的内容，任何社会文化进入这一传播媒介体系内，都要按照电视运行也即视听的规律和要求来进行加工、改造和创造等电视化处理。而在电视化的过程中，综合性是需要遵循的一条重要的原则和途径。在电视艺术领域的各种艺术样式中，都可以看到综合性特点的体现。戏曲电视剧作为电视艺术综合性的表现，其创作也必然要自觉地顺应这种艺术的自身规律。

二、戏曲电视剧追求“中和”之美

“戏曲电视剧是由戏曲与电视剧进行联姻而产生的，既不同于戏曲又有别于电视剧的一种电视艺术的新样式或新品种，它具有独特的审美品格和作为一种新艺术的质的规定性。”[3](28)戏曲电视剧既没有因成为电视艺术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而完全丧失戏曲艺术的审美品格，也没有将戏曲表演的种种艺术模式完全搬上电视荧屏，而是将两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表现出对于“中和”之美的审美追求。这不但是戏曲电视剧的审美价值的核心，也是它区别于其他艺术的根本标志。

（一）中和戏曲舞台的虚拟性与电视荧屏的真实性

传统戏曲的一个重要美学原则就是舞台时空的流动性，或说是虚拟性———戏曲舞台的时空特点是假定性大，舞台的时空并不需要借助景物造型来表现，而是依靠演员的表演，通过唱词和适当的动作来交代周围的景物和环境，即所谓景随人走和景在人身上。这种程式化的表演具有写意性，它可以以桨代船、以鞭代马、以演员生景。舞台的变幻，环境的迁转，时间的流变都依靠演员的表演来实现，以唤起观众对时空的联想，产生艺术感受。这是戏曲舞台艺术的主要特点之一。应该说，这种表演方式，在舞台风格的总体范畴中是合适的，是能为人们的审美情趣所接受的。观众在观看舞台上的戏曲表演时，心中明确知道这种虚拟化的种种表现特点，演员的演和唱相得益彰，与观众的审美诉求完全一致，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戏曲电视剧的制作需要借助电视手段来实现，需要将舞台表演转化为荧屏再现，往往是选用实景（或是搭景）的，是立体的，有很强的真实感。这样的环境设置与传统戏曲的程式化表演———虚拟、假定性极强的表现形式就出现了矛盾和冲突。这时，如果再完全采用舞台表演的虚拟化的技巧和方式，就显得不合适了。比如，当演员在宽阔的大河前以桨代船，在蜿蜒的山道上以鞭代马，在真实的房屋前假装扣门，或是仅仅走一个“圆场”，就代表地理位置的变化，而身后的背景始终未变，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在审美意识上是不能接受的，只能产生一种不伦不类的滑稽感。受电视剧制作技术手段的影响，戏曲电视剧表现时空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因此，为将戏曲舞台上时空的虚拟表演与电视剧表现的实景相统一，戏曲电视剧中的具体表演方式必须做相应的变化，以求通过表现力丰富的电视化手段，结合戏曲的艺术特点，使戏曲电视剧成为富于生命活力的新样式，使观众在欣赏过程中不产生阻隔和障碍，进而达到良好的审美诉求。

（二）中和表演艺术的程式化和电视剧的生活化

王国维曾将戏曲定义为“以歌舞演故事”。这一方面说明了传统戏曲中，故事性也即情节的重要，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戏曲存在的主要方式———以歌舞来表演。中国戏曲在漫长的发展演变中，在不断的继承和创新中，逐渐确定了一套比较固定的程式化的表演方式。“所谓程式化，是说传统戏曲的表演语汇都是经过规范的，而且这种被规范了的表演语汇还具有普遍意义，即是说同一个动作既可以在同一出戏中重复使用，而且也可以在不同演出乃至不同剧种中重复全长，因为它已经不再是一个个别的动作问题，而成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语汇。”[3](62)这种表演方式的程式化和舞台时空的虚拟化是相辅相成的，正是由于虚拟化的舞台时空的需要，才产生了程式化的表演方式；也正是由于表演方式的程式化，才使得舞台时空的虚拟化成为可能。戏曲表演的程式可以表达感情、表现景物，甚至可以推动情节的发展，是丰富的戏曲文化遗产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表演艺术的程式化不仅要求演员对于固定的程式要烂熟于心并能运用自如，如起霸、云手、跪步、圆场、走边、蹉步、抖髯、甩发等，而且对服装、化妆、道具等其他方面也有比较具体的要求。传统戏曲的服装、化妆、道具等也往往是类型化的，如服装上往往要按照人物的身份、年龄和性格的特点进行分类和规范，为符合人物性格、身份，戏曲界有“宁穿破、不穿错”的格言；戏曲的脸谱、髯口，也都是按照人物性格、年龄特征设计的，而且各个剧种还有理解不一的差异；舞台道具的虚拟、假定性都较大，真实感较差。这些造型元素都具有假定性和夸张性的特点，这和舞台表演的程式化是相适应的。正是这些方面彼此配合，才共同造就了戏曲这一最重要的写意化的特点。而相对于戏曲表演的程式化，电视剧的美学原则却是要求生活化。“生活化是在电视这种大众传媒基础上形成的电视剧的基本艺术特征之一，是一种艺术样式（类型）对反映生活的美学要求。即通过电子技术传播给观众的‘屏幕视像’———电视剧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已经不是什么大众性的通俗性的问题，而是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与民众生活融为一体的生活艺术。”[4]由此可知，对于电视剧而言，生活化这一艺术特征，并不是一种题材内容的要求，而是艺术上的特征规定。这样的一种艺术特征和戏曲表演中的程式化，那种明确的假设性的表演方式是存在矛盾的。戏曲电视剧就是要将戏曲舞台表演的程式化与电视剧的生活化结合起来。为了符合戏曲电视剧的美学原则，为了更好地刻画、塑造性格各异的形象，一些固定的程式化表演方式，夸张的脸谱、定式的服装和假设性的道具等与戏曲电视剧这一新的艺术形式不太和谐的部分，也都需要做适当的调整和改变，以达到最佳的观赏效果。然而，如何才能对其做准确把握，既保持戏曲艺术的传统美，又将其与电视技巧相融合，这个问题对于戏曲电视剧的创作者们来说，无疑是有难度的。一方面，传统戏曲的程式化和虚拟性，是展示戏曲独特之美的重要特性，正是由于那极具象征意义的一招一式，才使得观众生发出难以明状的美感享受，这也是传统戏曲长期发展而来的文化累积。另一方面，电视剧的表现手段又要求不得不舍弃或改变某些传统戏曲的表演方式，否则便仅仅是两种艺术形式的粗浅整合，既不能使传统戏曲经由电视传媒发扬光大，也没能为电视领域增加新的表现方式，这种结合便无价值可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