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保护措施大全11篇

传统文化保护措施篇（1）

一、国内现状总结

1.春节地域多样性，城乡差异性

春节具有地域多样性。春节多样的地域性构成了整个春节系统，是在广泛地域范围内占据主要地位的春节的必然产物，也体现着民众们对于春节的重视。

同时，春节具有城乡差异性。在山东农村地域依然存在的传统拜年方式、春节祭祀、传统春节装饰等正在城市里逐年消失。城市居民对春节的参与热情度逐年递减的同时，农村居民仍对春节保持了相当高的热情参与度。

2.春节年味儿变淡，春节申遗呼声渐长

在针对春节的满意度调查中，我们得出的满意度平均值仅为 6.0889，而且有99.87%的被调查者认为传统节日期间节日氛围不够浓郁。 我们发现在国内不论城市农村，较之以前，传统节日的褪色已经不是特殊现象。

3.春节效应依然存在，热点问题层出不穷

传统春节带来了高度消费和广泛的旅游市场，但是同时，高度的消费和广泛的旅游市场背后，隐藏着高度的浪费和高碳的姿态。各地域普遍存在的高春节消费和高春节应酬更是刺激了恐归族的产生。这一切都来源于春节期间莫大的精神物质压力而引发的部分民众的“春节恐怖心理”。

4.国内保护政策

在中国现阶段，保护包括传统节日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相对比较完善。在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司的总领之下，艺术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进行具体审核、实践、以及相关人才的培养，由地方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进行具体到位的推进工作，在财政部的资金支持下，将各种保护政策落实到位。

在国内，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传统节日的措施首先就是确定法定节假日，确定“文化遗产日”和“非遗节”等。但是我国传统节日与发展新兴旅游业结合力度不够，如今对于大型的群众性汇演，依然缺乏政策引导。

二、与韩国现状对比而得出的借鉴措施

虽然城市文化比较发达的韩国，传统节日受损程度也严重于中国，但是韩国对于传统节日的保护意识却强于中国，也已经采取了些许行之有效的措施。通过对中韩两国保护传统节日的措施的对比分析，我们提出中国可以借鉴，可以为我国所用的几项措施如下：

1.加强政府引导，在节日期间开展传统体验活动

传统节日期间缺少节日氛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传统活动的贫乏。韩国经常性的组织规模性汇演，开展多种丰富的体验活动。在韩国，即使在城市文明发达的首尔，传统色彩依然依稀可见。在各处传统宫殿里，每逢佳节，更是热闹非凡。皇家散步、守卫兵交接班仪式等传统汇演，给人们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在这里还能体验参与各种传统游戏，如投壶、制作传统面具、荡秋千等等，吸引了各方的游客，这样使得来自四海八方的外国游客和本国民众们可以花费最少的经费，度过一个最有意义的传统佳节。据了解，在中国个别地方已经存在有类似的活动。比如河南开封清明文化节上演绣楼招亲等活动，吸引了数千民众前来观看，又比如重庆清明文化节上汉式公祭，山西介休清明文化节的祭祀大典等。但是，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在个别地方举行的活动，不足以调动起各地民众参与传统节日的积极性。在加强各省市文化建设的同时，希望加强政府的引导，在各地区开展简单而有传统氛围的传统体验活动，比如，四大美人汇演、传统服装照相馆、包公巡街等，以渲染传统节日氛围。

2.鼓励民间团体，建立相关基金支持

各种传统再现活动的举办，更加需要强有力的财政作为后盾。在韩国，文化遗产保护财团就通过各种文化活动和产业，缩短传统文化与民众之间的距离，增加民众们参与传统活动的机会。如今中国民众们对于传统节日和传统文化仍有一定的热衷度，而且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足以吸引全世界的眼球，这就使得发展文化产业和建立资金支持具有了一定的可行性。

3.无形遗产有形化，保护和传承浓郁传统文化元素

如同韩国韩服于韩国传统文化，我们是否也可以发掘传统文化元素来传承无形遗产的氛围呢。中国的传统文化元素数不尽数，中国结、汉服、龙图腾、玉佩、扇子等等，都可以保护和发扬，让无形的文化遗产暗喻其中，进行有形的传承。比如说，可以鼓励传统婚礼形式，并以减免费用的方式将婚礼公开化，或者以减免门票的形式鼓励传统服饰，在商品中采用传统图案，化传统为时尚等等措施，都可以传承和保护浓郁的传统文化元素，使无形遗产有形化。

4.借助传统建筑，营造节日氛围

建筑是人们生活方式的传载媒体。而古风淳朴的传统建筑，更能给人一种穿越时空，身置明清的陶醉感。韩国的各项传统再现活动，之所以都选择在古代宫殿建筑或者传统韩屋里举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同样在我国，明清古街、宋代遗址、皇家花园、古风庭院等并不难寻。在不对各种文化遗产有破坏威胁的情况下，充分利用传统建筑，如减免门票、免费开放、在传统建筑区内进行传统汇演等，更能营造节日氛围。

5.保护传统节日与发展新兴旅游业相结合

在旅游是大势的今天，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以年文化为代表的节日文化，可以充分的发展为一个新的旅游热点。韩国正是将传统文化发展为了极具特色的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紧密结合，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发展保护本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促进了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同时形成了新的旅游产业链，拉动了内需。近几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为体验灿烂的华夏文化，选择在春节期间留在中国过春节。再此机遇之际，充分利用传统建筑，传承和保护浓郁的传统文化元素，举办各种传统再现活动，发展各种专门的旅游观光地，可以在拉动内需的同时弘扬华夏文化。充分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开展文化产业，让保护传统节日与发展旅游业相互依靠、相互促进。

传统文化保护措施篇（2）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而言，主要依靠行政保护还是民事保护或知识产权保护？在立法上是制定行政法还是制定有关民事法律，对此理论界、法学界有一些争议。有人认为非物质文化是自然生存的一种状态,耽心政府行政行为介入会破坏这种状态。在立法上有人主张强化行政保护，有人主张强化民事保护。所谓行政保护指的是政府、国家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上的行政行为，如开展普查、建档、研究、保存、传承、弘扬等，以及为实现这些保护行为而提供的财政、行政、技术等措施。所谓民事保护，指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人所行使的民事权利或行为。目前，对政府是否需要加强行政保护的必要性这一问题已不容置疑，回答是肯定的。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实践上，行政保护和民事保护这两种保护手段或途径是并行不悖的，都需要积极采取措施予以加强。随着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的出台，世界上出现了一股强化政府行政保护的浪潮。这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世界发展背景看，随着人类进入21世纪，全球经济科技一体化趋势日趋严重。这一趋势对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刻冲突和巨大影响，进一步加剧了传统文化、弱势文化的消亡速度，使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濒危生存的严峻局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产生于农耕文化，体现了特定民族或群体的审美个性和文化精神，其独特性是其他依附现代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所产生的文化所不能取代的。在某种意义上，它的消亡意味着民族个性、民族特征的消亡，也意味着文化基因和文化血脉的中断。尤其是当前国际上出现了文化“单边主义”，威胁到其他国家的文化和文化安全。因此，保护不同民族、群体、地域的传统文化，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成为各国政府普遍关注并付诸实施的重要战略问题。不仅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意识到保护本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一些发达国家也逐步认识到这个问题不能忽视。

其次，从政府的职能看，政府作为公共权利的代表者和行使者，有义务、有职责对社会发展中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国家公益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多样性、复杂性和脆弱性决定了其保护工作是一项耗费巨大的工程。除了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外，政府之职责必然要求其发挥核心作用。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促进各国政府采取行政、技术、财政、法律等措施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国际上看，强化政府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行政管理职能，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参与保护工作，已成为一种趋势和潮流。

我国在强化行政保护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央和各级政府为此作出了很大努力。建国初期由文化部门主持的民歌整理高潮使一批民间文学得到抢救，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如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的整理和研究取得重要成果，各级文化部门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开展的“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已经完成。近年来，文化部、财政部2003年正式启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和专家委员会，着手全面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第一次以中央政府文件的形式明确了现阶段各级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行行政保护的目标、方针、基本制度和工作机制。

其三，从立法上看，法律上的民事保护并不能简单取代法律上的行政保护，或相反。这两种保护各有侧重，也各有局限和难度。现行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律所提供的民事保护之实现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依赖于著作权人权利的确认和对权利的主张；二是依赖于其作品的市场价值，因为缺乏市场价值的作品，往往就失去了保护其著作权的动力。正是因为如此，在实际中，仅仅通过民事手段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面临着相当大的障碍：一是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知识产权的归属难以确认，谁来主张权利、行使权利，保护期有无等等？这已超出传统知识产权理论的范畴，对此法学界仍有不少争论；二是许多珍贵、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或基本上没有市场价值。如果单靠民事保护而没有行政保护，其结果就会导致大量缺乏市场价值，却有着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迅速自生自灭，其作为历史文化遗产所需要的保存、记录或传承、弘扬等就无以为继，而且得不到其他法律上的救助。从国际上看，在对传统文化强调民事保护的同时，强调对其予以行政保护，这已成为一个基本共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一直积极推动对传统文化知识产权的保护，鼓励各国制定相关的民事保护法律。该组织1982年推出《保护民间文学表达形式、防止不正当利用及其他侵害行为的国内法示范法条》（简称《示范法条》），希望各国参照制定。但由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各国立法参次不齐，效果不彰。其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逐渐认识到，仅仅通过民事保护手段，远远不能达到有效保护传统文化的目的。此时正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两个组织于是联合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推动、鼓励各国通过行政手段加强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其直接结果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出台。《公约》所规定的“保护”的性质就是行政保护，要求“各缔约国应该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其领土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保护”，这些措施包括“适当的法律、技术、行政和财政措施”，通过拟定清单、制定保护规划、建立保护机构、培养保护队伍、加强宣传、传播、教育等来确认、展示和传承这种遗产。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日本、韩国，都主要是通过政府的行政措施来保护无形文化遗产的。

二、关于政府行政保护的本质、具体内容问题

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应当发挥那些作用，就是说，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保护的本质为何，具体内容究竟有哪些，这也是需要在认识上和理论上深入探讨的。行政行为在一般意义上是具有强制性的社会组织管理行为。但行政保护行为区别于其他行政行为的最大特点，应当是通过这种行为达到有效保护或保存对象之目的。因此在根本上它应当是一种服务或保障。所谓行政保护决不能简单等同于行政审批或不当干预。非物质文化遗产千百年来主要是依赖民族民间土壤自然生存、传承下来的，一旦行政手段过分或粗预，从而破坏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其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从现实中看，已经出现了不少类似问题。例如，违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身特点和规律，人为毁坏其原生态环境，采取强制手段改变其原貌；或以经济效益、旅游发展为目的，任意利用或无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使之受到严重损害等。因此在这里，应当特别强调行政保护的一个重要性质就是行政保障，即行政部门对保护工作所提供的财政、政策、方式等各种保障。这也是我们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基本出发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决定了保护行为的方式和内容。对一切文化遗产而言，“保护”的首要意义就是“保存”，即采取各种措施有效地将其既有的物质形态保存下来，使之永续存在。这些措施包括考古发掘、整理归档、收藏修复、展示利用等。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别于物质文化遗产有一个基本特性，它是依附于个体的人、群体或特定区域或空间而存在的，是一种“活态”文化。除了需要收集整理保存那些物质性的载体、或通过记录等手段将其物质形态化外，更重要的是通过传承、教育等手段使之在现今社会中得以延续和发展。因此“保护”就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形态“保存”。《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将“保护”定义为：“指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承传”。这些概念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整理建档（包括普查、研究），二是保存展示，三就是传承弘扬。我国国务院办公厅的《意见》在明确提出政府工作的目标和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基础上，也大体从上述这些方面明确规定了政府的行为。显然，这些“保护”的行为和内容，已超出了传统意义上对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范畴。

从根本上说，“保存”和“传承”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两种最主要的方式或途径。如何采取措施，有效保存并保障或实现其传承，既是政府工作也是立法中都需要解决的两个重要问题。首先是保存，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它与物质遗产在实现“保存”的主要方式有所不同，为使其物质形态化并有效保存，记录和保存记录是一个最为基础和主要的工作。同时，鉴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复杂性、广泛性而必须使保护行为具有可操作性，建立保护名录制度是从政策和法律上实现这一目的的最为有效和可行的一个办法。这一办法已为实践所证明是成功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初在推进此项工作的时候，就将建立有关名录作为最主要的工作来推动。从我国情况看，除了积极推荐项目参加世界名录外，近些年来开始尝试建立自己的保护名录。国务院办公厅《意见》明确提出建立部级和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2006年5月，国务院批准了我国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18项。各省市自治区也开始建立自己的名录。一些地方如云南等省通过地方条例也建立了本省的保护名录制度。保护名录制度是政府实施保护行为的一个有效手段，是开展普查、收集、整理工作的依据，也是保存、展示、研究的基础，更是传承、宣传、弘扬的前提。

有效保护的另一个方式就是保障传承。传承的实现形式大体有两种：一是自然性传承，一是社会性传承。前者是指在无社会干预性力量的前提下、完全依赖个体行为的某种自然性的传承延续，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上是靠这种方式延续至今的，最典型的就是个体之间的“口传身授”，如民族民间的口传文艺、手工技艺、民俗技能等等。但这种方式往往因为社会、经济、文化以及个体的变迁而受到极大的制约。后者是指在社会某些力量干预下的传承，这包括行政部门、立法机构、社会团体的各种行为干预和支持。这其中，通过行政、立法所产生的某种强制性干预力量尤为重要。这种社会性传承主要有两方面：其一，通过政府行为和社会力量支持或保障自然传承活动的实现，包括采取法律、技术、行政、财政等措施，建立传承人保障制度，促进特定遗产的传承；其二，通过教育途径将传承活动纳入其中，使其成为公众特别是青少年教育活动、社会知识文化发展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这是政府行为方能实施和保障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也是《公约》所提出的一个积极内容。国务院办公厅《意见》明确提出：“建立科学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对列入各级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可采取命名、授予称号、表彰奖励、资助扶持等方式，鼓励代表作传承人（团体）进行传习活动。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传承后继有人。”这种教育途径既包括纳入国民教育规划的学校教育，也包括社会职业教育、业余教育和其他公共教育。这其中，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各级学校教育是一个极为重要、不可或缺的力量，其重要性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师资培养。国务院办公厅《意见》的上述规定为保障、规范传承活动提供了政策依据，也为国家立法解决这一问题打下了基础。

近些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日益被重视，支持、保障传承活动的开展也成为政府、社会乃至教育部门一项重要工作。例如文化部门、民间文艺家协会等单位所开展的有关保护传承人活动，不少地方政府采取多种措施，给传承人创造条件，提供支持。云南、贵州、福建等省制定地方法规，建立传承人命名制度，为传承活动和人才培养提供资助；鼓励和支持教育机构开展普及优秀民族民间文化活动，规定有条件的中小学应将其纳入教育教学内容。在实践中，不少地方都已经在开展这方面的教育活动，如福建泉州很早就将“南音“纳入当地中小学乡土教材；一些文博机构将特殊传承活动作为某种”活“的展示，或为传承人提供传承活动的空间或场所；一些教育机构尤其是高等院校也积极行动起来，不少大学开始设立相关专业、开展本科、硕士甚至博士学历教育，如中央美术学院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等等。它们都以卓有成效的业绩证明，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采取适应这种特性的保护方式，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

当然，从实践中看，政府通过行政行为建立名录制度和传承保障制度也存在一些争议，在保护对象和传承对象的认定、标准、方式以及如何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性等问题上，存在一些复杂情况。需要通过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来达成共识。但从总体上说，通过上述政府行为来加强保护及传承，对缓解和改变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处的濒危状态，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办法。

三、关于政府保护行为的法律规范问题

政府如何发挥作用也就是政府行为规范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就是依法行政的问题，在立法上也就是所谓法律制度建设的问题。这包括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中央及地方政府部门的规章等。这其中，制定相关的国家法律，为政府行为乃至其他社会力量包括公民个人保护行为提供法律保障，这相对于政府的政策性文件更具有权威性和稳定性。

自1998年以来，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先后赴许多省份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了大量调研，并会同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召开了立法座谈会和国际研讨会。2002年8月，文化部向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报送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的建议稿，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成立起草小组，并于2003年11月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2004年8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我国加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据此，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又将草案名称调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并成立了专门小组，协调各方加快该部法律的立法进程。在这过程中，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还积极促进和推动一些地方立法机关如云南、贵州、福建、广西等省区制定出台了相关地方法规。目前新的草案文本正在作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

从立法上来说，首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确立政府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无可替代的作用。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严峻形势所决定的，必须最大限度地调动国家资源加大保护力度。具体言之政府应发挥三大作用：一是保护作用，即政府要利用行政资源和手段，最大限度地避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失，为子孙后代留下文化的基因和血脉。二是帮助传承作用，政府不是传承的主体，并不直接干预传承，而是采取措施帮助支持传承人的传承活动。三是引导作用，即对社会的保护行为政府要发挥引导作用。

传统文化保护措施篇（3）

群众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实现社会化非遗文化的继承主要措施，本文分析了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继承重要作用，提出了相应的保护措施和继承措施，为非遗文化的继承发展提出了新的社会化指导建议。

1.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继承重要作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指明“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现在全国各地都流行着申报热、开发热、文化热，纷纷发掘本地优秀的非物质类民间文化遗产，开发非遗资源。非遗资源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直接使得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宣传、学习和交流，这样不但扩大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中的影响力，而且大大地增强了人们的保护意识。这种社会发展形式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文化与社会经济形态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合体，以科学发展观来分析看待“非遗”保护传承与发展，培育和形成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要内容的文化产业，拉动内需，进一步推动文化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而对于非遗的保护和继承来讲，政府的主导作用十分明显，但是受社会发展的影响群众的协助作用也十分关键，在群众的影响下能够实现社会化参与，形成合理的长远规划。1

2.群众视野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

2.1教育群众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首先要展现群众的集体力量，从大众的认知角度出发进行社会化的保护措施。首先，要在教育系统内进行非遗的知识宣传，鼓励高校学生能够从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整理、保存、出版、建立代表作名录及传承人名录等工作，全面推广非遗的社会效应。其次，要在社区内进行相应的群众宣传，通过浅显易懂的宣传方式，使得群众了解非遗的内容和现状，以及重要性。方式可以采用大众较为认可的短期展演、博物馆展示、讲座等多种形式开展社会普及教育，为大众提供了解和接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机会，增强其传承和保护意识。总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要以教育为主，充分激发其保护的意识，进而形成社会化的群众合力，最终实现对非遗的全面保护。

2.2加强非遗保护基础设施建设

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必须要加强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本着节约的原则，把有限的建设资金用在文化保护方面，文化站要选派责任心强，热爱文化事业的工作人员对文化保护工作进行管理。保护好民间传统文化，深入挖掘、整理优秀的民间艺术作品，将其发扬光大，丰富群众的精神生活，让优秀的民间民俗文化成为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助推器。例如，天津市南开区的文化站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馆内集中展示了市一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通过实物、资料、照片以及丰富多彩的动态演绎，让老百姓近距离了解到天津市现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唤醒老百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沉睡的记忆。

2.3鼓励和支持各行业企业加以保护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鼓励各行业和企业加以支持保护，企业的宣传鼓励作用对于群众有极高的影响力。例如：在民间长期口耳相传的诗歌、神话、史诗、故事、传说、谣谚；传统的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杂技、木偶、皮影等民间表演艺术，如果有企业进行大规模的宣传，自然能够在群众中间形成广泛的影响力，使得民众对非遗内容有了更为广泛的认同，并形成自觉保护的意识。另外，对于民众世代传承的人生礼仪、岁时活动、节日庆典、民间体育和竞技，以及有关生产、生活的其他习俗而言其本质也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文化保护部门从这些文化节日和地域风俗出发与企业进行合作，建立其有规模和影响力的大型活动，一方面可以使得企业产品得以宣传；另一方面使得非遗的活动、习俗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得以延续发展。2

3.群众视野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措施

3.1实现创新化的继承

创新化的继承应该是有鉴别和选择的继承，如果不分良莠，全部拿来，以一副老面孔示人，必将把非遗的文化内容与传统文化传播方式相区别。完全的模仿只会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现代人抛弃，被市场淘汰，只有遵循常变常新的艺术规律，在继承中创新，形成其自身独特的生命发展轨迹，才能成为后来者继续传承的又一个起点。例如：昆曲是中国现存历史最为悠久的剧种，它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之中，在艺术、文学、历史等方面都有无可替代的特殊价值。昆曲在其起源、形成到定型、成熟的发展过程中，将宫廷文化、文人文化和民间文化融合于一体，充分表现出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和伦理观念。但是现代人欣赏昆曲要有一定的文化领悟力和知识层次，而能够参与到昆曲学习的人就更少了。因此，可以在传统昆曲的曲目上进行分项目的审美转变，使得昆曲这一古老的剧种能够在现代社会中广泛传播开来。3

3.2群众化扩大影响力

文化遗产保护资金匮乏是影响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通过群众化的保护宣传，能够使得文化遗产社会投入在我国的发展拥有更多的、稳定的资金筹措渠道、完善保障体系和建立监督机制等措施,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到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中,从而解决我国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缺乏的问题。而要吸引群众化的保护支持则首先要保证中国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关切、认知与参与度的大大提升，使得非遗保护成为守护精神家园的、全民的自觉行动。例如：少数民族传统音乐舞蹈专场是文化遗产日的重头戏，通过对蒙古族长调民歌、基诺大鼓舞、羌笛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表演和审美体会，群众会自然地加入到保护的行列之中。总之，群众化的扩大影响力能够使得非遗文化成为向后人传递着传统文明的信息，文化站要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继承优秀传统，加强群众的文化自觉性，促进文化创新，努力创造更加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

3.3群众教育继承的措施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仍然要重视对文化内容的整理和搜集，随着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的推移，我们必须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为非物质文化的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必须把因客观环境的变迁而无法再继续发展的、濒临消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集下来、搜集起来，这是关乎我们民族的文化血脉能否永续的大问题。其次，要对相应的非遗文化进行传承化的学习，可以根据相应的文化内容加以培训，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非遗文化学习中来。例如：年画，是传统的年节的标志。旧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是其产生的必然条件，社会生存条件的改变必将改变和影响其生存。现当代社会的文化性质是一种大众文化，并且西方文化的传入也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冲击，这一切导致年画的生存环境已经改变。如果从美术学习的角度出发，组织学员进行专门的“年画”绘画学习，这样就能够使得传统的文化艺术得以保存。

综上所述，群众视野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继承要实现创新化的继承，加强群众化发展并扩大影响力，开展群众教育继承的措施，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群众公共属性在现代社会中得以发挥。

参考文献：

传统文化保护措施篇（4）

二、我国保护民族传统音乐的措施和教训

自进入20世纪以来，我国传统音乐就受到了不小的冲击，部分音乐甚至在短时间内就消失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才开始着手进行一些列的保护措施，而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中西结合，但是当时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不仅未能起到对传统音乐的保护效果，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其消亡。究其原因，最主要的就是在未明白传统音乐的概念之下就贸然行事了，许多“新音乐”反而被误认为是“传统”，那些流传了千百年的真正的传统音乐却被日渐遗忘和抛弃，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刘天华的二胡和琵琶音乐，事实上这些是属于在西洋理论上而进行的带有典型民族风格的音乐，应当是“新音乐”范畴，然而已经被看做了传统音乐的代表。这些也都加大了各界人士对于传统音乐保护的决心。

三、新时期多元文化下的民族音乐艺术发展策略

（一）以开放性的视野来看待中国和其它国家的民族音乐和文化。信息化时代，每一种文化都难以避免的和其他文化进行相互交流、接触以及碰撞，所以民族音乐在发展中应对文化的多元格局有明确的意识。要以开放性的视野来看待上一切优秀音乐文化，以不断开阔我们音乐视野，提高我们对于音乐的理解和把握，在此基础上发展中国特色的民族音乐教育，正确看待弘扬民族文化和文化多元化之间的关系。

（二）加大对于民族音乐的抢救力度。各地的民族音乐艺术从事者，尤其是文化部门和高校，应当结合当地民族音乐文化生态的实际，自觉肩负起重建传统音乐文化生态的职责，积极吸收当地丰富而充实的文化资源，大力开展当地的民族音乐文化宣传，民族音乐教育工作，确立民族音乐文化在当地文化宣传中的重要地位。比如可以开展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音乐活动，以提高全民素质，使得群众都能够本着一种强烈的民族自信心，投入到建设代表先进性文化的民族音乐实践中。与此同时，还应当投入一定的物力、人力，加大对于当地音乐文化资源尤其是传统的民歌、说唱以及戏曲、器乐亟待抢救的民族音乐遗产保护力度，以确保民族音乐文化能够保持长久的生命力。（本文来自于《大众文艺》杂志。《大众文艺》杂志简介详见.）

传统文化保护措施篇（5）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科学的保护理念，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保护、传承和管理工作，努力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迈上新的台阶。突出作为黎族苗族传统文化核心区域的历史地位，努力发掘民族文化资源，使地区珍贵、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并得以传承、发扬和开发利用。

（二）基本方针

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正确处理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坚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整体性，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防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误解、歪曲或滥用。在科学认定的基础上，采取有力措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社会得到确认、尊重、弘扬和发展。

（三）总体目标

通过采取有效措施，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得打全面加强。到年，建立起比较完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文化遗产保护状况得到高度重视并有所改善。到年，建立起具有民族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使我市珍贵、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并得以传承和发扬。

二、组织机构、工作原则与保障措施

（一）组织机构

成立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保护项目管理的组织领导和决策。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市文化馆，具体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管理日常工作。

（二）工作原则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坚持立法保护与政策保障相结合，政府保护与民间保护相结合，财政投入与社会资金相结合。

（三）保障措施

加强政策研究。研究制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政策依据。

加强专业技术性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要充分发挥琼州学院、省民族织锦研究所、省民族博物馆等有关单位的作用，依靠他们多年来在地区从事民族民间文化的调查和研究工作积累的研究成果和经验，对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专家咨询、论证和专业指导，让他们充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共同为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出谋献策。另外，要加强现代技术的运用，充分利用各项科研成果积极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手段和工作方式的创新。

建立和完善档案。开展全面系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工作，全面了解和掌握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分布情况、保护现状与存在问题。编制保护目录清单，整理调查资料，建立和不断完善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区分轻重缓急，对那些处于濒危状态且具有重大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优先安排，抓紧抢救；对那些濒危门类的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和年老体弱的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艺，要尽快采取措施，进行抢救性记录；对那些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原始资料和实物，要积极征集，妥善保管。

培养专业人才。采用多种形式，分级、分期、分批对保护工作的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和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进行教育培训。同时，注重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的专业人才，建立一支素质较高的保护工作专业队伍，为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落实保护经费。采取多种保护管理方式，多渠道筹措资金，灵活有效地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工作。一是以政府投资保护，设立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管理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被列入部级、省级项目的保护管理和专业人员培训等，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给予经费保障。二是以政府保护和民间保护相结合，财政投入与社会资金相结合。三是以政府主导，鼓励社会团体、企业自行投资保护项目，共同开发受益。

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各种媒体，采用各种方式，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宣传工作。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知识，增强全社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三、保护对象和具体办法

（一）保护对象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管理工作的保护对象主要是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传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其珍贵、濒危，并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传统的口述文学和语言文字；传统的音乐、舞蹈等；传统的工艺和制作技艺；传统的礼仪、节日、庆典和体育活动等；与上述各项相关的代表性原始资料、实物和场所及其他需要保护的特殊对象等。

（二）具体办法

认真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资料整理工作。对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进行调查，全面了解和掌握全市黎族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

形成档案和数据库。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档案和数据库。

认真组织申报工作。对于符合条件的项目，要及时申报省级或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认真组织实施保护工作。被评审认定为部级或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保护名录，要根据其项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书”的内容规定，科学研究制定保护规划，落实保护经费，及时组织实施保护工作。

加强研究、认定、保存和传播。通过组织文化单位、科研机构、大中专院校及专家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注重科研成果和现代技术的应用。

传统文化保护措施篇（6）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5-128-01

随着数字化时代到来，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致使版权的产生和传播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例如电脑技术的发展，使得传统书籍的复制和传播变得更加快捷；互联网的发展，使互联网游戏成为新的版权形式；传统的出版行业，已经由原来的纸质出版变成可以由电脑浏览、手机上网浏览等多种形式共存的全新出版形式。

一方面可以使得版权所有者或使用者滥用手中的权利，对一些公共资源进行技术规制，不利于大众对公共资源的利用；另一方面，大众通过技术侵入版权所有者，进行营利性活动，损害了版权者的利益，不利于其创新。面对这些新问题，如何认清楚数字化时代我国版权技术保护措施存在的缺陷成为思考的重点。

一、对于技术措施的定义不准确

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技术措施，是指用于防止、限制未经权利人许可浏览、欣赏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作品的有效技术、装置或者部件”。很显然该定义中未经权利人许可的“浏览、欣赏”行为，并没有涵盖现实生活中的“使用和复制”。而且此处的技术措施是针对网络环境中的作品所采取的，对于非网络条件下的技术措施该条款并未涉及。通过该条例看出，如果未经权利人许可的“浏览、欣赏”行为，就构成对权利人的侵权行为；如果为了学习研究想浏览某篇文章，是不是合理使用，这个条例的这条规定是不是排除了这个情形？技术保护措施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著作权人的权利而缩小了公众的使用空间。

二、缺少技术措施合法性与有效性的标准

关于技术措施的合法性标准，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制定之初，有人就考虑到这个问题，并试图将其纳入条例中。因为版权人的竞争对手可能通过技术措施屏蔽其在网络上合法提供的作品，使得众人无法接触到作品，从而妨碍权利人行使版权以及邻接权；此外版权人自己也可能在其作品中植入攻击性的技术措施，锁死盗版使用者的计算机系统，甚至破坏其硬件设备，严重危害他人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上述行为扰乱了正常的网络传播秩序，理应确认其违法性质并予以禁止，但并未规定到该条例中。

关于技术措施的有效性标准，国务院法制办《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释义》中强调：“《条例》第二十六条关于技术措施的定义，字面上虽没有明确规定，但从本条的立法精神看，应当认为条例保护的技术措施必须是合法有效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技术措施的有效性标准并非简单到仅仅从立法精神的理解中就能确定的地步。网络技术在我国经过十几年发展，作为新生事物，其融合了高度的技术复杂性和社会生活复杂性，公众对其衍生出来的种种问题并没有形成深入认识，而且网络技术仍在不断快速发展和变化着。

三、缺少对技术措施采取者的相关义务的规定

任何一项法律权利的背后，都有相应的法律义务，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正如马克思所说：“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版权人在采取技术措施保护其合法权益时，是否应当保证在维护自己合法利益的同时，不再给技术措施防范的相对者的合法利益造成损害，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并没予以明确规定。这给版权技术措施的采取者提供了滥用技术措施的漏洞，将更加不利于我国版权制度的建设，仿佛在保护一个权利的同时，给另一个合法权益造成损害，这与法治精神严重相背离。

四、对技术措施规避的例外免责规定不够全面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了著作权合理利用的情形，这就赋予可以采取相关规避版权者采取的技术措施就行合理地利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十二条对禁止故意规避技术措施的行为作了具体的四种例外情形：“1.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通过信息网络向少数教学、科研人员提供已经发表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而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只能通过信息网络获取；2.不以营利为目的，通过信息网络以盲人能够感知的独特方式向盲人提供已经发表的文字作品，而该作品只能通过信息网络获取；3.国家机关依照行政、司法程序执行公务；4.在信息网络上对计算机及其系统或者网络的安全性能进行测试。”但从现在看来，该条例的例外情形范围仍较窄，具有很大局限性。该条例主要限于网络行为，而技术措施并不限于网络，其规定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在数字环境下，如果没有“技术”的参与，任何著作权保护模式可能都是无法生存的，数字环境下著作权保护模式的当前探索已经显示出技术措施的实际优势，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既要认识到技术措施的优点，也要对其缺陷有清醒的认识，既努力充分发挥其在未来著作权保护模式构建中的积极作用，又通过恰当运用避免其缺陷的过分暴露。只有使技术措施这类新的保护手段，接受著作权基本规则的制约，这种社会文化环境才能够得到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传统文化保护措施篇（7）

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现有保护模式的介绍

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传统体育和游艺;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条)。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在目前我国提倡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中越发体现其独有的价值和地位。与之相适应的是,我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体系也在不断完善,采取的具体保护措施也在逐渐丰富。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概况

追本溯源,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可以说是和共和国同步。早在新中国筹建之初,就已经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在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就体现了我国对于非物质遗产保护的最初理念。具体表现在该纲领的民族政策中: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学、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的自由。人民政府应帮助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学、风俗习惯等的保护就体现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形态的保护。这可以视为我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初始阶段。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相关立法工作重新步入正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也相继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其中最有进步意义的是1997年国务院的《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在该条例中规定:国家对传统工艺美术品种和技艺实行保护、发展、提高的方针。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传统工艺美术保护工作的领导,采取有效措施,扶持和促进本地区传统工艺美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而且对于泄露技术秘密的行为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笔者认为本条例的进步之处是把非物质遗产中的手工艺作为保护的对象,明确了各级政府保护传统工艺美术的责任,并为传统工艺美术设置了商业秘密的保护措施。

2004年我国正式加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保护公约》,自此,我国的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开始了国际化的历程。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有关扶持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的精神,履行我国加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义务。2005 年3 月26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这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首次就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权威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目标、指导方针和基本原则。《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作为《意见》的附件同时印发。在同年的12月国务院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决定自 2006 年起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文化遗产日”。

2006年10月25日文化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其中规范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使用与管理办法。2007年,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精神,进一步加强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商务部、文化部共同下发了《关于加强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通知》中指出,各地在开展老字号普查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对老字号的传统手工技艺、资料和实物的收集与整理工作。而本通知当选“2007年中国保护知识产权十件大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国家行政机关的推动下不断向前迈进。

与此同时,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性法规也逐步建立。云南、贵州、广西、福建、江苏、浙江、宁夏、新疆、广东等省区均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地方性法规。地方法规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工作全面展开。

在急切期盼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于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这是我国首部系统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保存工作的专门立法,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为全社会共同的法律责任,丰富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内容,更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

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简单的回顾,我们看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包括了宪法性文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等,逐步形成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为核心,各项行政规范为具体措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

传统文化保护措施篇（8）

第三条市人民政府设立台山市历史文化名镇（村）保护管理委员会，组织、协调、监督本市历史文化名镇（村）保护工作。

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市历史文化名镇（村）保护的规划工作。

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市历史文化名镇（村）的文物保护工作。

第四条市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历史文化名镇（村），并把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城乡建设规划，将保护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第五条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界以捐赠、资助等方式参与历史文化名镇（村）的保护工作。

第六条历史文化名镇（村）的土地利用和各项建设，必须符合保护规划的规定。

第七条在保护规划范围内建设项目，应当符合修建性详细规划的要求，建设单位要依法取得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设计单位应当按照保护规划中规定设计要求进行设计。

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所规定的要求进行施工，并切实保护文物古迹其周围的古树名木、水体、地貌，不得造成污染和破坏。

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发现地上、地下文物时，应当立即停止施工，保护现场，并及时向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在历史文化名镇（村）的重点保护区内建设项目时，有关部门应当事先征得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

第八条在历史文化名镇（村）重点保护区范围内不得进行以下行为：

（一）修建损害传统风貌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

（二）违反保护规划进行拆除或建设；

（三）突破建筑高度、容积率等控制指标，违反建筑体量、色彩等要求；

（四）设置破坏或者影响风貌的广告、标牌、招贴、小品；

（五）占用或破坏保护规划确定保护的道路街巷、园林绿地、河湖水系；

（六）进行危及文物古迹安全的建设和改变文物古迹周围地形地貌的爆破、挖沙、取土等活动；

（七）其它不符合保护规划的行为。

第九条旧城改造和新区建设不得影响历史文化名镇（村）的传统风貌、格局，不得破坏历史街区的完整。

第十条保护规划确定保护的建筑不得任意迁移、拆除、改建、扩建，因公共利益需要不能避开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规定报批。

第十一条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其他工程建设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如特殊需要，必须保护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并经原公布的人民政府批准，公布该文物保护单位的人民政府在批准前应当征得上一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征得相应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报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二条镇人民政府应当对历史文化街区和具有保护价值的建筑，自市人民政府公布之日起30日内设置保护标志，设置标准由市人民政府统一确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或者非法移动、拆除保护标志。

第十三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法更改具有保护价值的的建筑、传统街巷胡同、区域等的历史名称。确因特殊情况需要更名的，地名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批时应当征求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十四条历史文化街区内的消防设施、通道应当按照有关的消防技术标准和规范设置。因保护的需要无法达到规定的标准和规范的，公安消防机构和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协商制定相应的防火安全措施。

第十五条在城市景观线和街道对景保护规划范围内进行建设，应当符合视觉景观的要求，建筑的高度、体量、造型和色彩，应当与对景建筑相协调，禁止建设对景观保护有影响的建筑。

第十六条文物保护单位有参观门票收入的，所得应当全部用于文物保护。

文物保护单位的管理部门应当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保证文物的安全。对客流量较大的文物保护单位必要时可以对游览人数予以限制。

参观游览者应当遵守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及文物保护单位的有关管理制度，爱护文物及其设施，不得刻划、涂污或者损坏。

第十七条历史文化名镇（村）所在地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支持历史街区的保护和改造，有计划、可持续地利用所保护的历史街区、建筑物等，不得超负荷使用。

有关部门应当有计划、有重点地对保护规划确定保护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历史地段进行维护和整治，改善设施与环境，对保护规划确定保护的濒危建筑物、构筑物及历史地段，及时组织抢修和整治。

第十八条历史文化名镇（村）所在地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力量，整顿流散文物市场，防止珍贵文物流失。

第十九条历史文化名镇（村）所在地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力量，加强对当地的历史沿革、风物特产、传统地名、环境风貌、民风民俗等口述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搜集、整理、研究和保护利用。并鼓励社会力量对流散在民间的传统文化艺术进行挖掘和整理，扶持教育研究机构培养有关专业人才以及名老艺人传徒、授艺，特别是要扶持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传统工艺和民间手艺，进行保护、利用和发展。

第二十条历史文化名镇（村）所在地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有效治理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的污染以及噪声、振动等公害，改善环境质量。对严重污染环境、危害文物安全、破坏环境风貌的单位，要依法责令其限期治理，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治理的，由环境保护行政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处罚。

传统文化保护措施篇（9）

技术措施是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而作为一种新的权利保护手段写进版权法中的，因此，可以把其定义为版权人或相关权利人为保护自己的利益，防止他人未经许可接触或使用作品而采取的技术上的手段和方法。技术措施基本分为两类[1].（1）控制接触作品的技术措施：指在正常的运行状态下就能阻止用户接触某个网站或网站中的作品的技术措施，除非得到正确的口令或密码（passwordoraccesscode）。该技术措施通过限制他人访问作品的方式来阻止对作品的擅自使用行为；（2）控制使用作品的技术措施：指版权人和相关权利人采取的控制他人未经许可以复制、发行、传播等方式使用其作品的技术手段，电子签名、电子水印等均属此类技术措施。

技术措施被写进我国著作权法后，有人断言版权法确认了一项新的权利，即技术措施权。笔者不赞同这种说法，因为技术措施本身不是版权法的问题，只是网络环境下版权人和相关权利人为保护其利益而采取的技术手段，其与版权法中的权利有本质区别。版权法所保护的权利分为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而技术措施权不能简单地归并到任何一类权利中。首先，关于控制接触作品的技术措施，笔者认为该技术措施直接保护的是版权作品的载体（作品传统的纸质载体在网络中被数字形式的载体替代了），因为控制接触技术措施的设置，在网络空间里人们不能再象面对一本书那样浏览作品的数字化形式。传统版权中，仅浏览作品而没有做任何有关作品内容或表达形式上的变动，从来不被视为侵权。如果权利人就控制接触技术措施享有所谓的技术措施权，那么可以得出结论：对该技术措施的任何规避、破解行为都是侵权，即侵犯了权利人的技术措施权。那么，在不影响版权人传统的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的条件下，仅仅为了个人浏览欣赏作品而规避技术措施也要面临承担侵权责任的风险，这种显失公平的保护有悖于法的价值追求。其次，关于控制使用的技术措施。作品被设置控制使用技术措施后不影响正常的浏览阅读，因此正常情况下他人无需规避此技术措施，而实施规避行为很可能就是为了达到复制、传播等目的，对此类规避行为法律当然应予以禁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版权人享有技术措施权并可以凭借此项权利阻止规避行为，因为他人实施的版权侵权行为发生在规避技术措施之后，而规避技术措施后实施的复制、传播等版权侵权行为完全能够被传统的版权法调整。

此外，如果确认了技术措施权，版权人当然可以就规避技术措施的行为提起侵权之诉，显然，法院对此类诉讼只能判决停止侵权，而不可能追究任何其他的侵权责任。由于互联网的用户成千上万，如果允许提起单纯的技术措施侵权之诉，势必增加法院的诉累，违背了法的效率价值。

之所以在版权法中给予技术措施必要的法律保护，是因为数字技术和计算机网络的发展使作品的复制、传播等变得轻而易举，而且难以被权利人控制，以至于严重损害了权利人的利益，进而打击了作者创作的热情，这样的负面效果恰好与版权法保护权利和鼓励创作的宗旨背道而驰。因此，技术措施在间接保护权利人利益的意义上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它是在版权保护制度之外被认可的非法律性保护手段，是版权法为应对科技飞速发展而采取的权宜之计，甚至可以说它是版权人的一种私力救济手段。因此，不能认可有版权法意义上的技术措施权，只有在认定版权侵权的同时确认技术措施应该受到法律保护，并且对规避、破解行为课以惩罚才合情合理。

二、技术措施对版权合理使用制度的冲击

合理使用制度（fairuse）是各国版权法的通行制度，指在特定条件下法律允许他人自由使用版权作品不必征得权利人同意，也不必向权利人支付报酬的权利限制制度[2].通俗的理解就是：本来著作权人专有领域的东西未经许可被使用属于侵权行为，但由于法律在使用条件上划了一个“合理”的范围，从而排除了对该行为的侵权认定。

合理使用的立法动因是平衡利益，体现理性的公平正义原则这一法律价值。利益平衡理论是版权法的基石，版权法的每一原则和具体制度都反映了解决相互交织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冲突的思考和方法，维持着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大体平衡的状态[3].为了维护这种平衡状态，版权法中设计了合理使用制度，并期望通过合理使用制度建立起作品的创作者、传播者和使用者之间以及作品来源国和保护国之间的和谐关系。合理使用制度既体现了版权法维护公共利益的立法动机，又维系着版权法鼓励有益于社会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全社会文化和科学事业发展繁荣的宗旨。时至今日，各国版权立法对合理使用制度都给予了肯定，并且《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公约》等国际版权公约中都对该制度作了原则规定。然而，技术措施这柄双刃剑在给权利人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对版权合理使用制度造成了现实的威胁，因为面对被设置了技术保护措施的作品，任何人要实现对作品的合理使用都必然会面临着技术上的障碍。

首先是控制接触作品的技术措施对合理使用行为的阻却。该技术措施阻止他人未经授权对作品的“擅自入内”行为，结果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普通用户面对被设置了技术措施的作品，无法见到庐山真面目，更谈不上对其合理使用了。关于如何解决技术措施和合理使用之间的矛盾，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在阐释控制接触技术措施时指出：它不影响现存权利、权利救济、权利限制和对侵权指控的抗辩，包括合理使用。虽然美国版权法的规定给人的印象是该技术措施有合理使用的例外，但是，控制接触技术措施直接保护的对象是作品的载体，间接地保护了版权，所以《数字千年版权法》所提及的合理使用仍然是传统版权法领域内的合理使用，而传统版权法允许合理使用是勿庸置疑的，因此美国版权法的规定无异于画蛇添足。

其次是控制使用作品的技术措施对合理使用的屏蔽。国内外都一致肯定控制使用措施是版权人在网络环境下维护其权益的合理方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我国2001年修订的《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第6款都作了明确规定。显然，未经授权规避控制使用技术措施要承担法律责任已达成共识，但是，此类技术措施和合理使用的矛盾依然存在，因为个人为学习研究目的而少量复制作品难以实现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曾尝试解决这个矛盾，该条约规定，若将《伯尔尼公约》中已有的限制和例外扩大到数字环境，应对这些限制和例外做三步审查：第一，属于特殊情况；第二，不与作品的正常利用相抵触；第三，不无理地损害权利人的合法利益。应该认为符合这三个条件对数字化作品的合理使用允许对控制使用的技术措施进行规避和破解。美国版权局在解释控制使用技术措施时也说，规避该类技术措施的行为有可能是一种合理使用，而不应一般性地受到法律的禁止[4].问题是社会公众如何实现其对设置了控制使用技术措施的作品进行合理使用，传统上，为了合理使用而少量复制作品很容易得到满足，而由于技术措施本身的特点，它提供的是一刀切式的保护，现实中要求大多数人懂得如何破解技术措施是不可能的，况且规避行为还存在承担法律责任的可能，因此说合理使用实际上名存实亡了。

综上所述，技术措施在法律手段之外给版权添加了一层保护外衣，固然有效地保护了版权人的利益，但是，它又实实在在地冲击了合理使用制度，让版权合理使用制度在网络环境下形同虚设了。技术措施对版权合理使用制度的冲击在深层次上又波及了版权法的利益平衡原则，使得利益的天平倾向了作者、传播者和相关的版权人，所以有学者惊呼技术措施条款的规制违背了版权法的基本原则，关闭了合理使用的大门，破坏了原有的利益平衡格局[5].

传统文化保护措施篇（10）

[关键词]技术措施；冲突；利益平衡

网络技术的发展给版权人的利益构成很大的威胁。在法律滞后，不能及时制裁网络侵权的情况下，版权人通过开发和设置技术手段以防范非法使用者，这种做法得到法律的认可，即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然而，技术措施是“全有或全无”的工具，包含在作品中的技术措施既可阻止非法的使用，也同样可以阻止法律所允许的合理使用。因此，技术措施的采用，客观上将使社会公众原本享有的合理使用作品的权利受到限制或剥夺。美国自DMCA(1998年《数字千年版权法》)增加了网上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责任以来，关于禁止规避技术措施的规定一直是引起争议的焦点。

一、技术措施及其法律保护

技术措施[1]，又被称为“技术保护”[2]、“技术保护措施”[3]、“版权作品的技术保护措施”[4]、“数字化作品著作权的技术保护措施”[5]等等，译自“Technolog-icalMeasures”、“CopyrightProtectionSystem”、“TechnologicalProtectionServices(TPS)”①等词句，实际上就是版权人为了控制作品而设置的保护屏障。广义的技术措施，是单纯在技术层面上所说的技术措施，泛指版权人或相关权利人为保护版权或与版权有关的权利而采取的一切技术手段。狭义的技术措施，或称法律意义上的技术措施，是指国际法或国内法中规定保护的技术措施。技术措施根据其功能不同，可分为两大类：一是防御性的技术措施。包括控制访问(AccessControl)作品的技术措施、控制使用作品的技术措施和控制作品传播的技术措施。二是反制性的技术措施。包括追踪、识别作品的技术措施和制裁非法使用的技术措施。

根据《WIPO版权条约》第11条和美国DMCA第1201条的规定，受法律保护的技术措施应当具备一定的条件：(1)只有作者所使用的技术措施才构成条约项下的技术措施。美国DMCA对此作了扩展，将主体规定为版权所有者，把邻接权主体也包括了进去，由于网络内容提供商有相当一部分是邻接权主体，这样规定可以避免他们采取的技术措施得不到法律保护的尴尬。(2)《WIPO版权条约》规定，采取技术措施须为行使条约或《伯尔尼公约》所规定的权利。然而，美国的DMCA扩大了技术措施保护权利的范围，对控制访问作品的技术措施也予以保护。(3)《WIPO版权条约》第11条要求，技术措施是对就其作品进行未经该有关作者许可或未由法律准许的行为加以约束。(4)技术措施须有效。美国DMCA规定，如果某技术措施在通常操作过程中，要求经版权所有者授权以应用某些信息或经过某种过程或处理才能访问作品，该措施即“有效控制访问作品”①。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互联网条约给予了技术措施以法律保护②。WIPO的两个版权条约和美国、欧盟各自的立法，赋予版权人技术措施的权利主要包括：第一、禁止他人规避控制访问作品的技术措施的权利。版权所有者有权禁止任何人规避其所采取的有效控制对作品进行访问(access)的技术措施。也就是说，任何人未经版权人授权或法律许可，不得对已编码的作品进行解码；对已加密的作品进行解密，或以其他方式回避、越过、排除、化解或削弱技术措施。第二、禁止他人制造、流通规避装置的权利。版权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禁止任何人制造、进口、向公众出售、供应或以其他方式买卖主要是为规避技术措施的任何技术、产品、服务、设备、部件或其中的零件。

二、数字环境下技术措施保护的困境

在版权法领域，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利益：作品创作者的利益、作品传播者的利益和作品使用者的利益，后两者的利益又可归结为社会利益。现代版权法的理念就是作者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的双重保护。从版权法的整个制度看，利益平衡要求授予的版权不仅仅应当“充分而有效”，而且应当“适度与合理”。随着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作为版权法基石的利益平衡状态会产生相应变化。这种变化的一个趋向就是原来的利益格局被打破，致使原有的平衡走向失衡。在数字环境下，技术措施的采用以及由此形成的新型产权关系及其法律保护问题向传统的版权制度提出了严峻挑战。

(一)与权利用尽的冲突

所谓权利用尽，也称首次销售原则(theFirst-saleDoctrine)，是指版权人行使一次即告用尽了有关权利，不能再次行使。这一原则，严格地讲仅仅适用于经济权利中的发行权[6]。权利用尽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版权人专有权利的一种限制。它旨在防止版权人限制买主转让或者处置作品，同时保护第三方的合法权益。应当注意的是，权利用尽原则仅适用于已被销售或以其他方式合法转移所有权的作品，音像制品和计算机软件除外，且只限于那些获得了作品所有权的人。但是，版权法引入技术措施保护的规定后，权利用尽原则遭遇了很大挑战。

以电影业者在DVD中采用的技术措施为例。鉴于互联网和数字压缩技术的发展，电影业界为了保护影视作品的版权，在DVD中使用了内容扰乱系统(ContentScramblingSystem，CSS)和区域码(Region－alCoding)技术。CSS系统将DVD以40位编码加密，而能够播放经过CSS加密的DVD的播放器DVDPlayer只能由电影工业联盟授权的厂家生产。这样消费者就被限制在特定的播放机上——而不能在其他播放器，如个人电脑上——观赏DVD。而区域码技术则把全世界DVD播放区域分为六个区，每一区的DVD光盘与播放设备都有独立编码，不同区域的DVD不能兼容。比如美国为第1区，台湾为第3区，在美国购买的DVD光盘无法在台湾购买的DVD播放机上放映。可见，CSS技术干扰了DVD业者在市场上自由处置DVD的能力，权利用尽原则受到了技术措施的限制。

图书馆业者也对反规避条款表示了关注。因为反规避条款令版权人始终有能力控制对作品的访问和复制，这实际上扩展了版权人原本依据权利用尽原则已经用尽了的权利。例如，传统上图书馆的馆际互借存档和接受捐赠等活动都因此受到了限制。

可见，技术措施的保护对权利用尽原则的影响确实存在。依据传统的版权法，合法拥有作品的用户享有很大的自主性：自由地阅读、欣赏作品；将它借给或者送给朋友；甚至可以转手卖出。但是，由于技术措施的采用，这一切都受到了限制。

(二)与公共利益的冲突

公共利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对于一个特定社会的政治、文化状况和所支配的经济资源来说，公众利益是社会为所有成员(并非为大多数成员，也非为势力强大的集团，而是为社会中所有的人)努力争取的基本目标的集合。狭义的公共利益是指与版权人利益相对的，版权产业商利益之外的使用者利益，即公众自由使用作品的利益[12]。我国《著作权法》第4条第2款规定，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9条第3项指出：著作权人以复制、发行等方式行使其著作权中的使用权，以“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前提。

在数字环境下，版权人的作品往往可以通过网络广泛传播，提供给不特定的多数人使用。版权人的任何举措都可能对广大用户产生影响，其与公共利益之间发生的矛盾冲突不可避免。这在江民公司的“逻辑锁”案件中得到充分的印证。该案是在我国著作权法和刑法修订之前发生的一起软件版权人因采取技术措施不当而受行政处罚的典型案件①，它突出地反映了版权人为维护自身权利采取的技术措施与公共利益之间潜在的矛盾冲突。该案留给人们的思考是：技术措施只能是预防性的，不能以打击盗版为名，采用攻击性手段；版权人采取技术措施对付盗版活动的行为必须合法，不能超过法律、法规规定的必要限度。

(三)与个人隐私保护的冲突

对隐私权的保护，是现代社会保障人权、尊重个体自由的标志。数字环境下，个人隐私的保护因技术措施而变得异常脆弱。一方面，技术的发展使收集、获取个人信息和资料的手段越来越丰富；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使侵权后果可以迅速、大范围地扩散，很容易造成比传统环境下更严重的损害。由于技术手段本身的两面性，版权人采取的技术保护措施也并非没有侵害隐私权之虞，对于那些反制性的技术措施，如具有跟踪、识别作用的技术手段来说，被控侵犯隐私权的可能性更大。比如，WindowsXP的推出就引发了有关隐私保护的争论[8]。

WindowsXP操作系统和.Net产品的核心组件——Passport鉴定系统，可以在网上收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并对消费者在互联网上的活动进行追踪和监视。美国的电子隐私信息中心(EPIC)和其他一些隐私保护组织据此向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指控，认为微软计划通过它推出的WindowsXP操作系统和.Net产品“不正当和蓄意”获取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并要求联邦贸易委员会迫使微软改变它的不合理行为。这些组织认为，尽管微软在Passport中包括了一些选项，允许用户对他们的个人信息进行某种程度的控制，但是，这些信息仍然处在微软的控制之下。这些隐私保护组织要求联邦贸易委员会对Passport的信息收集机制进行调查，要求微软修改WindowsXP的注册程序，清楚地告诉用户接入互联网并不一定需要注册Passport；要求微软不得在没有获得消费者明确同意的情况下，和MSN下属的网站分享Passport收集的信息；要求微软在WindowsXP中增加匿名或半匿名技术，允许WindowsXP的用户轻易使用其它网上支付服务。

集(四)与公有领域公有性的冲突

英国1710年颁布的《安娜法》设定了“文学艺术的公有领域”(thepublicdomainforliterature)。一部作品超过了法定的版权保护期，或该作品所在国家、地区未对作品提供版权保护，也未参加国际版权保护公约，该作品就进入了“公有领域”。对于公有领域内的作品，使用者可以不征得版权人同意，也不需支付报酬。伯尔尼公约中，作者享有一生加50年的保护期。欧盟保护期限指令中，作者享有一生加70年的保护期[9]。

技术措施的采用使保护期事实上得到延长，从而使公有领域进一步受到威胁。一部作品超过了版权保护期，版权人不再享有版权，在版权法上它便进入了公有领域，理论上公众就可以自由使用。但正如学者指出的，“公有领域中的东西不一定都是自由可取”，“使用公有领域中的资源很可能会受到限制”[10]。实际上，由于技术措施的保护依旧存在，公众无法使用作品，除非对其进行破解，但这又恰恰违反了反规避法律的规定。于是，版权法在这方面陷入了二难的境地。

技术措施对公有领域另一方面的威胁来自于它侵占属于公有领域的内容的可能性。《WIPO版权条约》第11条将对版权客体的解密行为规定为非法行为，但却没有将对不受版权保护的客体的加密行为规定为非法行为。例如，该条款允许数据库的卖主自由地对一组不受版权保护的数据以一段导言或一个关键数码系统的形式贴上一个版权的标签，然后把整个数据库加密，并依据第11条所制定的国内法阻止他人对整个产品解密。因此，只有一种能够将那些把产品中显然应当划分为公有领域的材料予以加密的行为规定为非法行为的措施，才能在版权领域中实现平衡和公正，让那些受版权保护的内容加密，而让公有领域的内容向公众开放[11]。

(五)与合理使用的冲突

世界各国在对版权提供保护的同时，大多规定了权利的限制和例外。合理使用，就是各国普遍规定的限制之一。合理使用是对版权利用的特殊情况，它是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不必征得权利人同意又无须向其支付报酬，基于正当目的而使用他人作品的合法的事实行为。

在版权保护方面，法律与技术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补关系。当法律的威慑力不足以制止侵权行为时，技术手段就发挥了替代作用。但是，技术措施对于他人的合理使用也造成了不应有的障碍。在数字环境中，合理使用制度由于技术措施的日新月异而正在缩小适用空间。版权人与使用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此消彼长的，过度的技术保护对使用者来说就是对其权利的限制、义务的附加。“没有人反对权利人在自己的私有财产周围树立篱笆，但是要是有谁把公有财产据为己有，就不能不受到公众的反对”[7]。技术措施正是版权人树立“篱笆”的行为，是版权人的“圈地运动”。过度的技术措施将阻碍技术的进步，形成不合理的信息垄断，与版权法鼓励作者创作、促进科学和文化的进步的立法价值大相径庭。诚然，由于在互联网上大量低成本、高质量地复制作品变得非常容易，且其复制件能够很快在互联网上传播，版权人的复制权已经越来越难以行使和控制。因此，法律应当加强对版权人复制权的保护，适当扩大复制权的范围。但网络要正常运行，往往又不可避免地在其计算机或系统中产生复制，如将这些复制也纳入版权人的复制权的范围中，势必会损害网络的发展和网络信息流通。因此，在扩大网络环境下复制权的范围的同时，必须对其网络环境下复制权进行适当限制，从而为社会公众的合理使用提供条件。

上述五个方面的冲突是技术措施保护所引发的最主要冲突，随着技术的进步，这些冲突只会加剧。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就应该对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进行调和，做出取舍。在当前版权人权利范围高度扩张的背景下，我们应当调整立法以充分关照公众利益，最终实现版权保护的利益平衡。

三、技术措施保护的价值取向：重申利益平衡机制

版权在本质上是一种私权，代表着私人利益，而信息资源共享则是对公共物品的分享，代表的是公共利益，因此版权法试图通过对私权的保护最终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实现全社会的信息资源自由流动，充分满足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从而实现信息资源共享。TRIPS协议在前言中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同时承认保护知识产权的诸国内制度中被强调的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包括发展目的与技术目的。在第8条中还规定成员国可以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公共利益，并防止权利人滥用知识产权。WIPO1996年12月通过WCT和WPPT两个条约，其目的就是要解决对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和使用以及对表演和唱片的制作和使用有深刻影响的数字技术和网络环境中有关的版权和邻接权问题，从而以尽可能有效和统一的方式实现对作者就其文学和艺术作品的权利(表演者和唱片制作者的权利)的保护，并维持作者的权利(表演者和唱片制作者的权利)与广大公众的利益尤其是教育、研究和获得信息的利益之间的平衡。

版权制度中，版权人对作品的专有与社会公众对信息的合法需求之间的矛盾是构成版权领域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的主要原因。如果赋予版权人的权利过大，就会损害公众接近和利用智力产品的权益，从而使版权制度的根本目的无从实现；如果给予版权人的权利过窄，就会使作品创作的原动力不足，版权制度的目的同样也不能实现。因此，必须完善以利益平衡机制为基础和核心的版权立法。这就要求：版权法既要保护作品作者和传播者的合理权益，以鼓励作者创作作品、传播者传播作品的积极性；也要保证社会公众能够尽可能多地利用作品，使全社会能够共享作者创造的思想文化成果，最终促进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因此，在扩大对版权保护的同时，保证公众对信息资源的共享的权利也是至关重要的。在数字环境下，对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必须遵循版权法维持利益平衡的基本原则，否则版权法将会降低甚至失去其功效。数字环境的开放性、技术性、虚拟性、交互性、数字化等特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版权人、作品传播者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原有的版权利益平衡关系，不利于实现版权法的功能。因此，有必要根据互联网的特征及其对现行版权限制制度的影响，重申利益平衡机制，重新界定版权人、作品传播者和社会公众之间的版权利益关系，以实现上述版权利益关系在数字化环境下的平衡。基于保护消费者的立场，对网络服务商等技术措施使用者规定相应的义务，以保障网络用户即数字媒介消费者的利益，是维护版权利益平衡的重要方面。我国《著作权法》第47条(6)项虽然也增加了保护技术措施的规定，但同时指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实际上就是为协调技术措施权和权利限制之间的冲突留有的空间。

四、结语

权利作为利益的法律化，是法律设定的在一定范围内的自由。任何权利都有边界，这种边界是权利人与其他任何人利益的分界线或平衡点。在数字环境下，版权法应当着力调整版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既要保障版权人的技术措施权，又要保障社会公众分享科学文化知识的权利，促进人类文化知识的广泛传播与交流。版权法作为各种利益关系的平衡器，合理地构建起版权保护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利益平衡机制，正是其价值核心之所在。

[参考文献]

[1][澳]马克·戴维生撰，王源扩译．计算机网络通讯与美国版权法的新动向——评美国知识产权工作组1995年9月最终报告[J]．外国法译评，1996(1)：p60～66．

[2]郑成思．两个新的国际版权条约评介[J]．外国法译评，1997(4)：p72～77．

[3]李明德．美国正在审议通过实施WIPO两个新条约的议案[A]．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文丛(第一卷)[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p346．

[4]赵峰．隐私保护组织向美FTC指控WindowsXP和．Net[EB/OL]

[5]王迁．略论数字化作品著作权保护系统引发的法学课题[J]．著作权，2001(1)：p25～29．

[6]郑成思．版权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p272．

[7]薛虹．因特网上的版权及有关权保护[A]．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文丛(第一卷)[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p131．

传统文化保护措施篇（11）

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财富。作为一个多民族县份，富蕴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文化资源十分丰富，传承保护和创新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对于全面推进全国文化先进县建设，努力建设幸福美好富蕴具有重要意义。

一、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

（一）彰显特色，助推发展

我县有汉、哈萨克、维吾尔等20个民族，其中哈萨克族占总人口的75%以上。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县少数民族人民创造、继承和发展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这些民族文化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特色鲜明、博大精深。当前，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意义，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线，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重点，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手段，以推进文化创新为动力，以满足各族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推动少数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二）完善措施，扶持发展

由于历史原因，我县少数民族文化基础设施条件相对落后，公共文化体系比较薄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不足。为此，要采取特殊措施，扶持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一是制定相应的法规，完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依法保障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二是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明确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职责，动员各方面力量合力推进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三是制定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中长期规划，确定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目标任务原则方法，使民族文化发展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四是进一步加大对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投入，设立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专项资金，解决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中的特殊困难。

（三）培养人才，传承发展

人才是发展的第一资源，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必须大力培养所需要的各类人才。一是培养管理人才，强化业务主部门的职能，进一步加大对发展民族文化工作的指导；二是培养传承人才，发现和培养乡土文化能人和民族民间艺人，支持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继承和创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褒奖他们为民族文化传承发展作出的特殊贡献；三是培养艺术人才，充分发挥他们在民族文化发展中的带动、示范、传承、引导作用；四是培养研究人才，鼓励专业和各种非专业人士积极参与民族文化发展研究，推动民族文化发展理论创新；五是培养经营人才，鼓励各类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积极参与民族文化产品研发，促进民族文化产业发展。

（四）交流合作，共同发展

少数民族文化只有走出去、请进来，融入文化大环境，与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相互融合，才能不断创新和发展。要积极开展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交流，参与疆内互办的文化年和在疆内举办的文化节、艺术周、展览会以及各种演出活动；要精心打造一批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交流精品，充分展示少数民族文化魅力，不断提升少数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要组织高层次艺术人才到民族地区开展文化下乡服务活动，帮助基层开展文化活动，培训基层文化工作人员，传播先进的文化发展理念。

（五）统筹兼顾，协调发展

少数民族文化内涵丰富，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正确处理民族文化发展中的各种关系，统筹协调，整体推进少数民族文化发展。要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基层文化活动正常开展；要发展少数民族新闻出版事业和广播影视事业，提高传播力，扩大覆盖面；要加大对少数民族文艺院团和博物馆建设的扶持力度，充分发挥少数民族文化宣传主阵地和主渠道作用；要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民族文化活动，丰富各族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要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挖掘和保护，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和资源；要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着力推进少数民族文化创新，营造充满活力的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环境；要保护人口较少民族文化遗产和建筑群落，扶持少数民族文化特色乡镇建设。

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一）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

各级政府必须高度重视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工作，多措并举采取建立具有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的精品网站，通过互联网对外宣传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通过鼓励和支持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工作进行广泛宣传，营造良好氛围，在全市上下形成共识。同时把保护、抢救、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把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纳入各级党委和政府制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建立考核指标体系，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意识。

（二）加强民族传统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为保护和弘扬少数民族优秀文化提供保障

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民族文化专业人才，一方面积极引进专业人才，强化工作力量，建立一支高素质、具有实干精神的专业队伍；另一方面充分利用高等院校的人才优势和科研优势，努力培养文化专业人才，让更多的人走进民间艺术，发扬民族之魂。另外要加强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评定工作，要建立文化传承人名录体系，对传承人制定具体的保护措施，使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后继有人，使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魂宝流传千秋。

（三）健全工作机制，加大立法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