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的安全问题大全11篇

社交媒体的安全问题篇（1）

解渴:及时提供突发事件的信息全景,在满足受众的知情权中扩大影响力

透明度决定公信力,公信力决定影响力。社会转型期是信息公开的理念逐渐成为共识的转折期,也是公众信息需求的膨胀期。按照新闻规律及时地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是提升新闻公信度、扩大媒体影响力的基本要求和重要前提。在信息化时代,主流媒体在重大社会事件中失声,不仅助推流言扩散,还极大损害媒体的影响力。

今年6月5日8时左右,成都一辆公交车在行驶途中突然燃烧,造成25人死亡、76人受伤。仅仅两个多小时后的10时40分,成都市人民政府即召开新闻会,市政府秘书长毛志雄向媒体记者通报了事件的基本情况。下午3时,再次召开新闻会,通报四川省实施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新情况。晚上23时20分,召开第三次新闻会,通报抢救伤员等方面的最新情况。一天连开3次新闻会,速度之快、频率之高,实属罕见,也为媒体及时、全面、准确地报道这一事件创造了条件。

突发事件发生后,如果权威信息缺失,就会导致民间各种猜测四起,公众对事件的关注度急剧提升,网络上群议汹汹。但在成都公交车燃烧事件中,流言极少。这归功于政府部门和新闻媒体的良好互动,归功于信息的公开透明。成都市政府在事发当天连开三次新闻会,第二天和第三天又分别召开了一次新闻会,通报最新情况,回应公交车上有没有安全锤、司机是否参与救人等疑问。这些信息通过《华西都市报》等媒体,及时、权威,挤压了负面、不实信息的传播空间。

突发事件有大有小,性质各异,并不是所有的突发事件都能成为重大新闻,也不是所有的突发事件都像成都公交车燃烧事件那样有显性的新闻价值,关键是看其背后是否隐含重大的社会意义或重要的社会问题,还要看媒体的判断力。如果将一起并无多少社会意义的突发事件大肆渲染,那是大而无当。媒体如何面对突发事件,如何敏锐呈现突发事件的新闻点,往往体现出其新闻发现力和对事件的把握能力,也是衡量其影响力大小的一把尺子。当然,对于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发事件,则要把握好度。

解读: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把握本质,在帮助受众读懂新政策新举措中提高影响力

社会转型期,政府会不断出台新政策新举措,以协调社会关系,推动社会进步。囿于传统思维和传统习惯,公众对许多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富有创新精神的新政策新举措一时难以读懂,这给媒体诠释功能的发挥提供了条件。近几年,我国主流媒体出现争当“领读者”角色的现象,如《南方周末》提出了“在这里,读懂中国”的口号,央视经济频道“今日观察”栏目提出了“在这里,看懂中国经济”的口号,《成都晚报》提出了“用大众视角读懂城市生活”的口号,等等。

《南方周末》主编向熹认为,中国正在创造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经济奇迹,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为什么这样”、“中国将会怎样”这三个问题的答案是最稀缺的,《南方周末》致力于用新闻的手法,完成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为读者创造价值。在实际操作中,解读性文章成为该报一大特色。如,今年以来,县公安局长、县法院院长、县检察长等多个县级要害岗位的官员直接进京培训,该报刊发多篇文章解读这一破例之举。在2月26日刊登的《三千公安局长密集进京的背后》一文中,对县级公安局长进京受训作出这样解读:“这个历史上首次的县级公安局长集训和大局息息相关”、“他们担负着维稳的重任”、“2009年将是社会治安压力增大的一年”。

去年下半年改版的央视经济频道推出的高端评论节目“今日观察”也提出“在这里,看懂中国经济”的口号。其主旨是以公众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以老百姓最方便理解的方式进行表述,带领全国电视观众一起看懂全球当天最重要的经济事件。该栏目播出的节目《物业税要动谁的蛋糕》、《统计局“庖丁”解房价》、《美国汽车的“生死时速”》、《个税调整,重在公平》等,对新出台的政策举措及时进行解读。

媒体高举“读懂”旗帜的背后源于社会发展的纷繁复杂。受众需要读懂信息,从而更好地认识社会,适应社会。媒体如果能及时而正确地解读新政策新举措,有助于提高受众对其的信赖度和依赖度,从而提高影响力。相反,如果媒体误读,则会损害其影响力。今年5月21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的处理决定》,这立即被有的媒体解读为“小产权房转正”了,并引发一系列猜想。但深圳市人大对“小产权房转正”的说法并不认可,对相关规定予以澄清。类似的误读多了,势必影响媒体公信力。

解释:准确判断新闻事件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在对新现象新情况进行权威分析中增强影响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现象新情况层出不穷,公众期待媒体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释。而在社会转型期,因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公众更是期待媒体对新现象新情况作出令人信服的权威的分析判断。与解读政府出台的新政策新举措相类似,解释社会新现象新情况也是构建媒体影响力的重要因素。

因独家新闻的日渐稀缺,媒体从对新闻首发权的争夺逐渐转变为对解释权的竞争,这符合受众不仅要“知道”而且要追问“为什么”的信息需求心理。在金融危机影响下,媒体对PPI、CPI等数据解释乐此不疲,就迎合了受众想通过媒体的分析准确把握经济走向的心理需求,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看懂经济数据并进行分析。经济现象因其专业性而需要解释,社会现象则因复杂性而需要解释。比如,今年5月,湖南娄底出现48名乡镇安监员先后表明要辞职的现象。多家媒体分析认为,收入窘迫、问责严厉、工作没有安全感是安监员辞职的原因。央视“新闻1+1”栏目在此基础上,以《假辞职背后的真困境》为题,站在确保煤矿安全生产的高度,从煤矿安监困境、安监员的职责、煤矿监管体制等方面作出全面而深刻的剖析,令人深思。

社会现象往往是复杂的,不同立场的媒体对同一现象常常会给出不同的解释,即使是同一立场的媒体也会因认识水平的差异而对同一现象作出不同的判断。比如,今年我国高考人数比去年减少30多万。在分析原因时,有的媒体依据金融危机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推断出工作难找迫使部分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的结论,有的媒体则认为是大量高中生出国读大学造成高考人数减少,还有的媒体认定是新课改使复读生减少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后,教育部依据确凿的数据,证实高考人数的降低源于适龄人口的减少,澄清了公众对高考的一些模糊认识。

媒体对今年我国高考人数减少这一新现象的解释失当及给人们带来思想认识的混乱,说明权威解释的必要性和解释权的重要性。权威解释基于媒体的责任感,基于媒体客观、公正的立场,基于媒体由表及里、去伪存真的反映事物本质的能力。一家有公信力的媒体不仅能及时报道新闻事件,还能在第一时间入情入理地分析、判断新闻事件,阐释新闻事件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引导公众正确地认识新现象新情况。多次及时准确地解释新现象新情况,在思想上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累积成高出一筹的影响力,也体现出舆论引导能力。

解惑:围绕热点话题,搭建交流的平台,呼应民声,明辨是非,在聚合民意中拓展影响力

社会转型期是矛盾多发期,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就医、就学、就业等民生问题是公众热切关心的话题,贫富失调、道德失范、公平失衡等社会问题也广受关注。为全国舆论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往往伴随着某一新闻事件的发生、发展,代表不同利益的观点激烈碰撞,形成舆论旋涡。如果事件发生地的政府没有及时信息或处置措施不当,舆论迅速汇集,一起简简单单的事件也会被推向风口浪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某一新闻事件是一起社会事件,还不如说是一次舆论事件;如果说政府部门如何调查处理这起事件,还不如说政府部门如何化解这一舆论危机;如果说媒体如何报道这一新闻,还不如说如何引导舆论。孰是孰非,需要明辨;谁对谁错,需要明断;何去何从,需要答案。

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给不同群体提供意见表达的机会,让谎言在真相面前露馅,让受众在交流互动中达成共识,让汹涌澎湃的舆论之水流入理性之渠,让正确的主流观点凸显,是媒体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是被事实证明了的正确引导热点问题的有效手段。今年以来,从“躲猫猫”事件到城管执法秘籍、神木全民免费医疗、湖北最年轻市长、上海在建楼房倒塌、重庆高考加分等,无一不是受众与媒体互动、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呼应的热门话题。在参与这些热门话题的讨论中,绝大多数的媒体理性发言,虽不能像2003年孙志刚事件那样直接影响社会管理制度的变迁,但也在交流辩析中激荡观念、统一思想,促使人们重视被舆论所关注的问题,推动社会进步,体现新闻媒体应有的影响力。

社交媒体的安全问题篇（2）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以正面宣传为主”是主流媒体长期坚持的宣传方针和报道原则。但在当今时代条件下，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受到了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大力冲击，网络媒介的飞速发展使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相形见绌，主流媒体的一家独大地位和传播优势也被网络媒介所蚕食或者超越，面临的挑战和压力与日俱增。在这种碎片化的信息时代，信息传播速度飞快，途径多样，受众的选择范围越来越广，口味越来越刁钻，作为主流媒体，如何创新宣传方式，做好正面宣传，守住阵地，发挥应有作用，是我们要积极应对的难题。作为一名媒体从业人员，本文笔者试图就西安广播电视台如何做好正面宣传进行探讨。 关键词：网络时代;主流媒体;正面宣传 中图分类号：G22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08-0045-02

一、正面宣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以正面宣传为主”是我党新闻宣传领域的一项基本政策，也是各级媒体部门长期坚守的报道原则。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就指出：“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宣传思想工作必须遵循的重要方针”[1]。目前，随着物质生活的日渐丰富，人们的思想更加活跃，对社会事件和新闻的关注度逐渐提高，但国际国内形势却更加敏感复杂，对抓好舆论宣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际上，各种势力紧密关注日益发展壮大的中国，歪曲异化、恶意攻击的言论不绝于耳，国际形势波诡云谲。国内，我们国家已进入了改革发展的深水区，各种矛盾和问题更加突出显现，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下岗拆迁等利益受损人群及未充分就业人群诉求强烈，维稳压力日趋增大。我市近年来同样存在着各种矛盾纠纷、隐患障碍激烈交锋、间或发生，网上流言蜚语、虚假新闻漫天流传等不安定因素。如果负面消息满天飞，失去了社会和人心的稳定，国家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繁荣局面将难以为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就无法保障。这就要求我们要继续坚定“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新闻媒体宣传方针，改进宣传的方式方法，考虑受众的接受习惯，紧跟形势、与时俱进，继续做好正面宣传，营造和谐稳定、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为经济社会发展、社会稳定团结提供良好的舆论保障。

“一个前进的时代总有一种向上的精神，一个发展的社会总有一种积极的主流。大力弘扬昂扬向上的社会主流和光明进步的社会本质，大力宣传党领导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伟大实践，是正面宣传的根本要义”[2]。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就是我们的媒体宣传要牢记党的宗旨和基本路线，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在新闻报道中精心选择事实，讲究报道艺术，同时注重微观操作层面的技术分析，以“反映新闻事实最优化，满足受众需求最大化，实现宣传效果最佳化”，为目标” [3]。在这方面，主流媒体承担着重要而神圣的使命，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的问题上，应当毫不含糊地发出声音、表明立场、引导舆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氛围。

“坚持正面宣传为主，要有阵地意识和主动出击能力，勇于站出来进行舆论斗争”[4]。当前，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社会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叠加、集中呈现，在网络等新媒体上，既有以利益为导向的各种谣言制造者在浑水摸鱼，也有怀着各种政治目的的敌对势力破坏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时刻保持战斗意识，发挥主流媒体的导向作用，努力提升正面宣传的水平和战斗力，克服“本领恐慌”，运用符合舆论传播规律的方式，切实有效地做好舆论斗争工作。

二、西安广播电视台做好正面宣传的探索和实践

如何做好正面宣传是各级媒体需要认真面对并研究解决的重要命题。作为西安市市属媒体，西安广播电视台十分重视正面宣传，采取多种措施强化正面宣传，笔者对做好正面宣传提出如下建议：

1.关键时刻率先发声，掌握话语权。要强化广播电视媒体的主流、权威意识，牢固占据主流舆论高地，坚决做到在第一时间省市党委和政府的重大决策，第一时间本市发生的重大事件，及时向社会各界及人民群众提供重大、有价值的资讯。并力争在报道的时间节点、规模、力度等方面快于、大于其它类媒体，形成舆论强势，彰显广播电视的声话优势和主流性、权威性、公信力。

2.大力开展主题宣传。作为市属媒体，要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发挥喉舌功能，开展大篇幅、大体量的主题宣传，报道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以及全市各条战线生产建设的热烈场面，对于“五项重点工作”“缓堵保障”“丝路新起点”等重点工作，要在《西安新闻》《晚间新闻》和《西安直播间》《西安零距离》等栏目中开辟重点工程专栏，组织得力人手进行跟踪报道，深度报道，及时将工作进展、典型事例在全体市民中宣传报道，以日新月异的城市发展和社会进步感召人，以重大科技进步和先进人物的事例鼓舞人，吸引大家关心支持城市建设，支持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积极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生产建设中去，有城市自豪感、认同感、归属感。

3.积极开展大型品牌活动。在做好舆论宣传的同时，我们要发挥媒体的社会组织功能，联系方方面面的社会力量，架起沟通的桥梁，举办大型品牌活动，凝聚人心、引领潮流，弘扬正能量，营造团结和谐、欣欣向荣的工作和生活局面。今年，一是把“第八届石榴花交流活动”办成国内城市间唯一的常态化固定化对外交流活动，不断提升活动档次、丰富活动内容，力争通过文化交流带来旅游互访、影视剧合作、物资进出口等多领域的合作。目前已经实现的有两国两市合作筹拍《美丽乡情》，举办西安直达晋州旅游包机等。二是举办“新丝路全媒体高峰论坛”。要利用今年第六届部级“欧亚经济论坛”在我市召开的有利时机，积极与组委会沟通协商，将西安广播电视台1000平米演播室设立分会场，届时邀请参会国首脑、国内和西安的专家学者及媒体知名人士就如何把“一带一路”经济圈做大做强，做实做好进行战略研讨和实际论证。同时，就西安作为“一带一路”重要城市，如何借力发展西安的社会经济，增强西安城市影响力进行研讨，并抓好舆论宣传，为西安城市发展发挥正能量。三是做好《唱响中国、美丽西安》收官工作。把评选出来的歌唱西安、宣传西安，鼓舞西安人民，建设美丽家园的优秀歌曲制成MTV，在广播、电视、网络上广泛宣传。同时，组织艺术家进社区、进学校、进军营，在更大范围内传唱，使歌曲的魅力进一步提升，让她成为一个西安的文化名片。四是积极开展“走进丝路名城”活动。让丝绸之路为中西亚人民留下的宝贵遗产得到新的诠释，让红色革命传统在今天得到继承发扬光大。要精心设计策划，使活动接地气，有互动，让广大群众热爱并积极参与活动，使这个活动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五是精心打造百姓英雄榜。这个活动已搞了多年，在群众中已有一定影响力。今年的“百姓英雄颁奖典礼”已于四月底举行，表彰奖励了出租车司机及公交车司乘群体中涌现的见义勇为、助人为乐、拾金不昧、文明诚信等好人好事，在全体市民，尤其是出租车司机中引发了热议，现已成为广播电视媒体的一个品牌活动以及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示范活动。

4.制作拍摄精品广播剧、电视剧。优秀的剧目可以鼓舞人、感染人。我们要抓好优秀剧目的拍摄制作，推出更多更优秀的艺术精品，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体现时代精神，展示当代中国人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的时代风貌。2015年，要完成电视剧《千里雷声万里闪》的制作发行，加强与央视的沟通协调，力争将其作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全世界反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献礼片在央视首轮播出。要集中人力物力，抓好《柳青》纪录片的拍摄工作。2015年初已经成立了专门的拍摄小组。3月初，采编小组已进驻陕北进行采风调研，寻找线索、还原故事梗概，争取按期拍摄完成一部具有较高水准的纪录片。

5.加强与网络等新媒体的联通互动。网络等新媒体在当下的作用和影响毋庸置疑。同时也是年轻人聚集偏好的社交信息平台。而年轻人又是思想活跃、求知欲强、社会参与度高的群体。所以，抓好网络这一重要平台是摆在传统媒体人面前的一个重要使命。西安广播电视台具有西安网和西安网络电视台两个具有正规资质的网络平台，但开发利用的不是很好。2015年，西安电视台计划组织精干力量，加大策划运作力度，及时采编一些权威性政务信息供大家查询参考，同时要增强版块设置的合理性、内容的及时性和趣味性，提升品质，吸引关注，扩大网络平台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同时，因为网络的自由度、参与度及关注度都比较高，对于一些争议性、敏感性话题和事件可以在网上进行事件真相还原、权威人士评论、群众跟帖讨论等，以便及时疏导情绪、化解社会矛盾。

6.注意舆论监督的报道方式。新闻监督的目的是帮助改进工作、解决问题。所以，既要勇于揭露社会弊端，敢于正视社会问题，又要心系大局、立足大局、顾全大局，从政治的高度分析社会难点、热点，以建设性立场开展舆论监督。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要做到敢于面对各种热点、难点以及社会各界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不回避，不失语，不乱语，切实做好引导，疏导，解疑释惑的工作。要严格注意舆论监督的准确性，多方核实、多方比对，对监督对象负责任，拿不准的问题缓报或者不报。同时，要控制舆论监督和负面报道的数量，塑造健康积极的荧屏、声屏形象。

社交媒体的安全问题篇（3）

传统上，外交被视作是一门语言的学问，英国外交学家萨道义把外交称作为用智慧和机智处理国际关系的学问。过去外交很注重对语言的训练，如何谈判、辩论、表达立场等，外交是一种智慧和机智。但是，大众传媒和新媒体出现之后，外交就不仅依赖语言，更需要技术了，特别是熟练运用技术来增强语言效能的能力。就像治理国家一样，过去靠的是智慧，现在也得需要工程师了。从技术角度而言，新媒体对外交是个非常大的挑战，不懂新媒体技术，在外交上是会失去主动权的，甚至会延误战机，吃败仗。因此，现在各国在考虑新媒体的外交意义时，更多的还是考虑技术方面的，也就是信息的技术提高了，能够更好地澄清事实、阐述政策，新媒体技术成为公共外交的一种实现方式，或者外交公众化的一种方式，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但是，政府运用新媒体技术也有自己的规律，与民间部门相比，政府办微博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不仅中国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政府办微博最重要的问题是，在信息把握上要非常慎重。美国国务院也有类似的Dipnote的微博，中间有一个“雾谷飞鸿”的社区，是关于中国问题的，影响力比较大。但是，它办得好并不是政府办的，而是请了三个中国人，因为他们对中国人关注什么问题很清楚。总之，虚拟化的过程从技术上很简单，但是这一过程其实是极端化的过程，信息如果不极端的话，在微博上的发言如果没有棱角的话，就没有人关注。虽然不一定要娱乐化，但是必须是极端化的。所以，办微博时如何驾驭极端化是个问题。外交官的语言一般都是比较有弹性的、圆润的，说话留三分的，而微博则不同，这一点必须要考虑，如何平衡官方立场的回旋余地和新媒体技术的极端化倾向，将是一个重要问题。

外交互动化的挑战

新媒体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互动化更加迅捷、更加平等。在传统上，外交尽管也是职业外交官之间的互动，但总是有一定口径的，而且互动并不迅速。外交官往往第一次见面是探听虚实和亮明立场，真正的底牌是反复互动的结果，而且伴随着请示汇报、酝酿决策，中间环节非常多，效率也比较低。但是，新媒体交流是一种极其迅捷的沟通方式，微博是两分钟的事情，关注的是当下和未来，一旦没有及时回应，就会造成外交被动。在当今的新媒体空间，外交事务变得异常敏感，一些过去看上去不起眼的事件，在新媒体的鼓噪下，可能一下子就演化成一种潮水般的社会压力，如果不能在两分钟内对某一事实作出回应，将问题搞清楚，澄清视听，潮水般的网络炒作和信息叠加式的汇集，就会造成外交的被动。

与此同时，新媒体在释放了信息传播速度的同时，也释放了谣言等不正确信息的消极影响。政府运用新媒体服务外交的时候，既要加快传播速度，还要争取话语权和影响力。于是，两者之间就产生了一个矛盾，那就是如何平衡短期的得势和长期的得理的问题。当然，政府微博首先要强调短期的得势，来了问题时首先要站得稳，占得优势，但是，短期的得势不一定意味着长期的得理，特别是在局势晦暗不明的时候，怎样才算是正确的回应，在当事人看来是很难判断的。对于新媒体中涌现出的问题，该不该回应，怎么回应，如何掌握尺度，对于政府运用新媒体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因此，如何做到攻防结合，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到统一的口径，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更是影响信息化时代外交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外交民粹化的挑战

传统上，外交是一个高度敏感和高度封闭的领域，外交部门的干部都恪守“外事无小事”的原则，在处理外交事务时分外谨慎，一般老百姓也不大容易了解外交的内情。19世纪奥地利著名外交家梅特涅甚至明确说外交与普通百姓无关，是职业外交官的事情。然而，社交新媒体释放的是草根阶层对外交的热情，解放了草根参与外交的障碍。由于新媒体的发展，普通百姓了解外交事务的渠道畅通了，对国际问题的兴趣也在迅速上升。同时，由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政治国内化，国内政治国际化，普通百姓对国际事务的感受也增强了，利益冲击也在增大，比如南海事件、叙利亚事件、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等，都与普通民众息息相关。因此，媒体解放的是草根，草根是非常想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的，草根释放的能量使民众对外交的兴趣和热情急剧上升，这对外交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西方的民主理论研究表明，一个稳定的民主的投票率不能太高，不能超过50％，在民主化过程中，西方国家都谨慎地控制投票率，以巩固民主制度的根基。但是，微博解放了草根以后，在外交制度没有相应调整和改革的情况下，就必然产生了对政府外交的压力。特别是新媒体解放的不是公共舆论，而是大众舆论或者群众舆论，这种舆论带有很强的草根化倾向和民粹化倾向，很多人在新媒体领域讨论外交事务根本不是持一种负责任的态度，而是一种情绪的宣泄。信息化时代如何对此种外交民粹化的倾向进行管控，特别是如何与政府政策相配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外交公众化的挑战

传统上，外交停留在少数社会精英的圈子中，只有处在国家领导人和非常高端位置上的才能涉足外交决策权。然而，由于新媒体的发展，卷入外交事务的行为体越来越多。外交公众化是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比如加拿大和挪威，他们在这方面就做得非常好。所有的议题都经过无数次的网上交流，在此基础上外交官员再起草政策方案。当然，这里说的网上交流的人群并不是所有人，首先是要有学者或者智库的相关人员进行分析和把握，之后再慢慢扩大到媒体领域和业界的精英阶层等，再然后扩大到那些对国家外交感兴趣的人群之中。

在此种外交社会化的趋势下，对于外交政策，有中央的意图，有民众的意图，这两种意图之间有一个落差，如何弥补这一落差，形成上下同欲的格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外交小灵通”可能做不到这一点，但总的来说，外交向社会延伸是各国的趋势。美国前国务卿赖斯也曾倡议过外交官走出使领馆，走进社区，拿起话筒演讲，与当地民众交流。当然这些内容的实现是要一步一步来的。

新媒体对外交的影响

新媒体进入外交领域后，对外交事务的影响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

一是技术性的影响。新媒体提供了外交的新技术，尤其是在信息传播方面，外交借助于新媒体技术，加快了传统外交的交流速度，也推动了公众在外交领域中的参与。特别是“外交小灵通”的开通，对于激发公众对外交问题的热情具有很大的影响，来自普通网民中关心外交事务的粉丝聚集在“外交小灵通”周围，开始对舆论产生了影响。

二是社会的影响。就目前来看，“外交小灵通”对社会的影响还比较有限，特别是外交在如人人网、开心网、天涯社区等社会性媒体上的影响是很有限的，外交部也要和这些机构建立起联系，通过一定的机制将它们转化为外交资源。此外，还有移动媒体，包括手机通信网、移动传媒、分众传媒领域，在这方面外交部的工作还可以更有作为。

第三是体制的影响。新媒体带来了外交信息的开放，大量的新的行为体开始卷入到外交事务中来，比如企业、非政府组织、媒体、学者、智库等，如何将新媒体激发起的外交热情纳入制度化和法治化的轨道，将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关于制度建设，新媒体在介入外交事务的时候究竟需要哪些制度?新媒体在外交体系制度里应当占有怎样一个适当的位置?这位置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究竟定位在什么地方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明确。

利用新媒体提升中国外交能力

关于能力建设，我认为有六项能力值得关注。

第一个是隐身的能力。2008年我研究过奥巴马的竞选战略，当时我就预料到奥巴马肯定会在网络领域做很多的工作，他似乎有分身术，发言很多，和网友的互动也很多，但实际情况是这些行为背后不一定就是奥巴马本人，但是和网民聊的那些人每次都会把网民关注的一些议题整理成要点给奥巴马，奥巴马随后公开回应这些网民关注的问题，让网民特别有归属感和认同感。所以，政府微博应该聘用一些民间人士，采取官民结合、平民化的营销策略，从而使之更能为公众所接受。外交部也应该走入老百姓中间，不单单是在微博上和粉丝互动，在现实中也应该加强互动，可以邀请“微博主”中的积极分子到外交部见面，征求他们的意见，增加互动的机会。

第二个是信息安全问题。新媒体是一个新的空间，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安全问题，尤其像外交部这样高度敏感的部门，必须加强信息安全建设，在知识产权、立法、监控、预警等方面也要做一些工作。尊重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新媒体技术革新的自由贸易环境，确保外部世界对中国新媒体技术产品的低价、高质、安全和可获得。寻求新媒体技术的应用安全，加大网络立法、执法力度，建立新媒体舆情监控预警体制，推动新媒体网络传播空间的有效治理，确保新媒体外交平台的政治安全性。

第三个是议题设置能力。外交部是不是可以搞一些微博开放日、微访谈等，比如请亚非司的人员讲讲叙利亚问题。新媒体的应用使官方与网民相互之间的距离更接近了，信息的传播速度更快了，但也仅此而已。外交部和网民本身都没有什么变化，最多只能说外交部更加亲民了。用老百姓的语言去表达政府的意图，增强议程设置能力，这是官方微博应该努力的方向。

社交媒体的安全问题篇（4）

社交媒体，也称为社会化媒体、社会性媒体，指允许人们撰写、分享、评价、讨论、相互沟通的网站和技术。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具备了一定的自媒体新闻属性的社交媒体，诸如官方（实名）微博、微信等。作为新媒体时代的一种自媒体形式，目前由于其迅速积累数量庞大的受众，有一定话语权和粘合度，并具备了互动分享功能，在信息有效传播的速度、广度、深度方面，甚至超过了一些新媒体网站或发行量有限的纸媒，已成为新媒体时代无可替代的新媒介。

从陌生人社会的官方、实名微博，到微信点对点分众聚合的微信朋友圈，社交媒体正在将自媒体和互动平台提供的社交模式推向极致。在陌生人社会中，微博为志同道合的人提供了聚合及媒体、互动交流的机会；而微信则以熟人社会和社区空间为主要聚合对象，基于信息的点对点传播和巨大粘合度，传播的效率更快、更大。

一方面，社交媒体的运用，正在深入我们的社会生活，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思维模式；另一方面，由于其准入没有门槛，对相关部门来说，为其监管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从大的角度来说，所有使用的社交媒体的用户，都应当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恪守一定的社会伦理；而对于法律圈人士而言，就更需要拟定和恪守其职业司法伦理，填补相关执业参考的空白，为社会和谐、平等的互动交流，提供范本。

一、法律圈人士 使用社交媒体，为何要拟定切合其社会角色的职业伦理标准

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近几年，公职部门的官方微博、微信，正在代替以往的宣传部门和新闻发言人的角色，逐步走进社会公众的视线。比如最高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官方微博的进驻，带动了地方政法机关的"政务微信热"。而曾经对博客、微博较为盲目的互动模式不屑一顾的律师群体，基于微信有效抵达分众目标人群，并能够将其各层面的相关人脉有效连接在一个平台上的特点，也很快加入了社交媒体的使用大军中。法律圈使用社交媒体的数量和效率，从我们相关朋友圈转发内容的信源和专业度，可见一斑。

对于公众而言，公职部门的官方微博（微信）所的信息，就如同其新闻发言人的角色，即便是公职人员谈及私人兴趣爱好的实名微博，或多或少也被带上了官方的烙印。当社交媒体平台以立体全方位的角度，聚拢了检察官、法官、律师、警官等业界专业人士以及普罗大众时，法律监督的有效平台也瞬间搭建了起来。

但是，由于目前社交媒体区别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等专业新闻媒介与平台，没有设立准入门槛和规范的审核机制，在它为各界人士平等参与、交流提供了技术平台的同时；作为硬币的另一面，也可能存在泥沙俱下，出现类似虚假信息、毁谤、泄露个人隐私乃至误导舆论导向的。特别是作为法律圈社交媒体，更多的或许是涉及涉案人员个人信息泄露、影响法庭公正宣判等司法伦理问题，因而法律圈人士，更需要拟定切合其社会角色的司法职业伦理。

（一）公安机关社交媒体使用中的司法职业伦理问题

对于公安机关而言，积极利用诸如公安微博等社交媒体，可以用以警务信息、宣传公安工作、开展舆论引导、加强警民沟通、维护社会稳定。截止2012年底，全国公安机关开设的公务微博已达1.8万余个，民警个人工作微博1.1万余个，逐步形成了"以省级公安政务微博为龙头，地级市公安政务微博为主干，省、市、县三级公安政务微博优势互补，公安政务微博与民警个人工作微博相结合"的"公安微博群"。

相对来说，公安机关为人民服务，要和民众直接打交道，因而是鼓励民警个人开设工作微博的。原因有二：其一，民警在网络上开通工作微博，对于其开展工作，有一定积极作用。其二，在当前网络环境纷繁复杂的情况下，公安机关通过民警开设个人微博，还能起到积极引导网上舆情良性发展的作用。

但是，公安机关使用社交媒体，也有其司法职业伦理底线和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职业道德规范》对民警个人的言行都有一定的规定。民警在网络上的言辞需谨慎，以确保不会招致公众对公平正义或者警察职业产生的发生，尤其需避免涉及政治性议题的不当言论，否则可能会受到内部处分或开除出警队。

因此，民警在使用社交媒体时，对相关信息要时刻把握其传播的主动权，及时公布真相，从而规避谣言的发生。民警只有时刻谨记自己是人民警察，自己在网上的言论时刻代表着警队的形象，自然就能遵守好相应的伦理职业道德。

（二）检察官在社交媒体使用中应注意的司法职业伦理问题

截至2013年年底，全国检察官使用社交媒体，开设实名微博已经达到547个。检察官的实名微博已经抛开了官方微博的硬腔硬调，回归了检察官的生活角色。当然，作为不同的社会角色，检察官的职责是依法进行法律监督；代表国家进行公诉；对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犯罪案件进行侦查等。而在社交媒体使用中，他们更像是"政法舆情义务观察员"、"法制宣传志愿者"和"舆情应对预备役"。

拥有法律知识和办案经验的检察官在个人微博上发表对各种社会事件的看法和观点，也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基于其检察官的身份，和民警有着相似的职业伦理底线--不能发表有损法律严肃性、权威性和检察机关形象的言论。另外，对于案件新闻的处理，我国台湾地区，都已经设置的发言人制度。其检察官伦理规范第17条明确规定，检察官侦查犯罪应依法令规定，严守侦查不公开原则，但经首长授权而对侦查中案件做必要说明者，不在此限。第18条还规定，检察官不得泄露或违法使用职务上所知悉的秘密。

通常来讲，出于维护公众利益及保护合法权益的要求，检务公开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确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关键，不是信息能不能讲，而是要在办案过程的哪个阶段和时机讲、由谁来讲。检察官鉴于各自的职能范围有限，应谨慎处理自己的言论，在微博普法和法律服务的同时，注意不要传递错误信息，误导受众。基于检察官职业伦理的要求，检察官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应做好相关公关工作，主动澄清事实，以法释理。绝对避免遇到突发棘手问题和质疑时，恶语相向、以牙还牙。

此外，检察官在使用社交媒体中，还会和法官、律师产生互动，这种交流应当是对于第三方案件的工作或学术交流，而不涉及各自的职权范围。基于对犯罪嫌疑人判决前无罪推定的考虑及对其隐私权与名誉权的保障，未经批准，检察官微博不能对正在办理的案件发表个人意见或进行不当评论。言论不当的后果，不单单是发表内容具有错误性，甚至还可能在客观上形成舆论压力，干预侦审，对办案人员造成干扰。

（三）法官社交媒体运用中应注意的司法职业伦理问题

相较于检察官、民警而言，法官使用社交媒体，特别是受众面积较大的微博而言，法院对其采取的是反向的贬抑态度。不同区域和层面，法院相关规定不一而足，有的禁止，有的不禁止也不鼓励，还有的是采取到人事（政治）部门做相关备案的制度。

之所以会采取上述措施和态度，和法律圈工作者中法官职业的中立性有着密切关系。社交媒体中的微博字数有限，对于法官传递的信息往往只能是碎片式的，容易造成言论失真。更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其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司法职业伦理的特殊性。尽管，我国目前没有对法官使用社交媒体出台引导性意见或限制性规定，但是，法官应该在公正司法、高效办案、严守审判秘密的前提下，遵守司法职业伦理，使得其的观点不会招致公众对司法公正或法官职业产生质疑。

美国早在社交媒体中的博客盛行时，就在美国国家司法学院院刊上专题讨论了相关的职业伦理问题，认为其社交媒体中的内容不能涉及未决或待决的案子，不能可能会给法官个人或法庭带来危险的文章，不能发表应回避的有关审理案件的言论。这些也是值得我们作为重要参考的法官职业伦理要求。

二、法律条线新闻媒体从业人员在社交媒体运用中需要注意的职业伦理问题

和法律圈人士打交道最为密切的法治新闻记者，从其职业角度而言，使用社交媒体与法律圈专业人士及各界互动，都是被充分鼓励的职务行为。微博和微信的出现与兴起，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新闻报道的生产机制和记者的报道方式。这种改变最主要体现为从组织化生产向社会化生产的变迁，即越来越多的新闻信息不再由专业化的记者和媒体组织来生产，而改由网民来爆料、核实、评论转发或传播，有网民、记者、公众和媒体协同生产。[1]

那么，作为新闻媒体的从业人员，在作为新闻生产的专业人士和主力军时，就要关注如何在利用社交媒体扩大信源的同时，秉持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伦理操守。而作为法律条线的新闻记者而言，还要在遵守上述职业伦理操守的前提下，同时恪守司法领域从业人员的职业操守。

（一）必须注意的是，记者微博的私人属性、组织属性和公共属性究竟如何界定。如果记者想要充分自由地表达，甚至宣泄性地表达，最好不要透露记者身份，也不要进行加V认证。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公众关注记者微博，包含着他们对新闻人的期待和对你所在媒体公信力的信任；二是微博运营商在给记者微博实名论证时，给予了适度的优先权。所以，一旦记者微博实名论证，就应当时刻保持反思、审慎表达。

（二）作为实名论证的记者微博等社交媒体使用，记者作为职业媒体人，从职业伦理角度而言，其发表信息和新闻的时间点及内容等也是应该受到一定限制的。除了时刻记住自己的新闻媒体人身份，不发表过激言论或者可能伤害媒体声誉的信息外，记者发表微博可以发表观点，但对未刊发的新闻不宜也不应该提前。新闻作品首先应该是职务作品，要优先通过媒体的平台或官方微博来。这一点已经成为国际媒体的共识。

（三）作为法治新闻记者，其职业角色定位，首先应该是记录者，其次才是影响者（监督或启蒙）。一般而言，新闻传播与司法独立是一种正相关关系，但有时也会出现负相关联系。其正相关联系，是指新闻传播与司法独立相互促进、互为保障的良性互动，包括新闻传播与司法价值追求的统一性，公众知情权、表达权及司法公开需要媒体介入，媒体监督有利于维护司法公正。而其负相关关系，主要是指新闻传播中危害司法独立，妨碍司法公正的现象。因此，在与法律圈专业人员的社交媒体互动，并采集信源加工成新闻时，要注意以下一些职业伦理问题。

1.信源的可靠性论证

对于法律新闻记者来说，一条突发或重大新闻的产生，往往会牵扯到社会各层面的关注，案件来源、数据、报道的可靠性，往往是新闻事实价值的命脉。所以，对信源可靠性的核实，非常重要。特别是在使用社交媒体时，须特别谨慎，尤其要注意避免被谣言所误导，被诈骗网站所欺瞒，被看上去很可靠的材料所蒙蔽。一般来说，法治新闻的信源从前文提到的法律圈官方微博、微信以及公职人员等法律从业人员的实名论证微博或微信中取材，其可信度要高些。

2.在与法律圈人士，特别是公职人员的社交媒体对接

此过程要注意以下问题：

（1）辨识实名微博与微信的真伪。尤其是一些有一定知名度的微博，因其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可能会被不法之徒、黑客和无聊者冒充、伪造，从而不实信息。相对而言，实名认证的实名微博和微信，信源较为可靠。

（2）使用法律圈社交媒体采集信源时，还要遵守相关的司法职业伦理。比如，对于未决犯案件的关注，不应曝露其相关个人隐私；对案件的报道在法庭未审判前，相关法律事实没有完全核准的前提下，可采用平衡报道的方法，使新闻事实最大限度得接近法律事实，而不是仅报道一方的事实和观点。对未成年人涉案事件的报道，要注意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即便是未成年公众人物也要恪守相关原则，以免对未成年造成二次伤害和对法庭依法独立、公正判决带来压力与困扰。

（3）与法律圈公职人员互动时，也要注意遵守相关司法伦理。一般而言，对办案、侦查人员的个人信息要注意保密，不应大量报道，以保护其人身安全和侦查工作不受干扰。对检察机关相关正在进行的公诉工作，也要注意相关案件的保密，以免对案件的公诉工作造成干扰。对法官庭审判决前的个人想法，不便过早报道，以免影响庭审的公正与合法。对律师参与的案件报道，要注意其立场的主观因素和涉案相关人员的个人隐私保护，庭审前，不宜进行结论性报道。

（4）不能任意改动社交媒体上获取的新闻图片。图片与文字的情景再现要遵循事实，不要为了迎合读者的猎奇心理，添油加醋、胡编乱造。

（5）妥善保留社交媒体互动的相关文字、图片、声音、影像等材料，作为采访的证据材料。

（6）将新闻报道与评论分开，适当规避报道风险。如果两者不加区分，记者作为个体，很容易将主观感受和情绪带到稿件中，这会增加"报道不实产生的对新闻当事人毁谤等侵犯他人权益"的几率。

三、结语

社交媒体的安全问题篇（5）

近年来，我国媒体将“三聚氰胺奶粉”、“塑化剂事件”、“血燕窝事件”等一系列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曝光于公众视野，有人用“井喷”来形容我国目前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现状，食品安全问题备受公众和舆论关注。那么我国食品安全的状况究竟如何？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厉曙光教授、陈莉莉等研究人员组成的课题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通过调研，对此却有不同的见解。

厉教授认为，“这些事件都是散的、点状的、局限的，其中大多数事件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性质都无法判断或者定性，但当这些报道在一家媒体发出后，其他媒体会跟进，重复、交叉、跟踪性地进行报道，其产生的负面‘涟漪效应’不容小觑。因而，全社会和消费者会逐渐产生‘食品不安全，天下不太平’的感受，这既是一种错觉也是一种误解。”此言一出，立马招致网友一片指责声。

食品安全无小事，媒体“重复、交叉、跟踪性地进行报道”，正是深知此中利害，让公众有所预防，让监管部门感受到舆论的压力而认错和改过。但在厉教授看来，履行监督天职的媒体却成了造成“涟漪效应”的罪魁祸首，虽然话没挑明，但很明显，他认为造成公众产生食品不安全的“错觉”与媒体的报道大有关联，很大程度上，媒体在以厉教授为首的课题组眼中就成了惑众的根源吧？实际上，公众产生这种“错觉”，确实与媒体的宣传报道有很大关系，很多食品安全事件，如果不经媒体的报道，怕是会被捂盖子，公众不会知情，食品安全犯罪分子得不到惩治，食品安全监管者不会被问责，这种“小概率，小范围、小数量事件”的危害就会慢慢扩大化，让民众因此付出更多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比如“镉大米”、“三聚氰胺奶粉”等事，若不是媒体曝光，怎会得到及时处理？

厉教授认为，当前的食品安全现状应该“开展和加强食品安全风险交流”，这点笔者很赞同，加强食品安全领域的科普宣传，让百姓听得懂专家的话，应该承认的是，在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下，舆论也容易变得草木皆兵，而这需要政府部门能及时予以澄清，而食品真正安全了，舆论对食品安全的恐慌自然会消失。

民以食为天，在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当下，厉教授将全社会和所有消费者的集体感受说成是一种错觉，很“霸气”，不愧是专家，但这却少了点针对百姓“开展和加强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诚意，也是一种无视和漠视民意的傲慢行为，以此为出发点，也无助于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只会加深民众对政府监管部门的“误解”；监管部门感受不到舆论的压力，也难保警觉，会放松监管，麻痹大意，更难消除全社会和消费者对食品不安全的“错觉”。显然，厉教授这套理论，更像是一种开脱，而大家都跟着他的思路去走，百姓餐桌上的安全会更难以得到保障。

社交媒体的安全问题篇（6）

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我们平时见到的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之外的新的媒体形态，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宽带局域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目前比较热门的新媒体有：数字电视、博客、播客、移动多媒体（手机短信、手机彩信、手机游戏、手机电视、手机电台、手机报纸等）、网上即时通讯群组、虚拟社区、搜索引擎、电子信箱、门户网站等等。2010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第2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2010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2亿，其中学生网民占30.7%；与此同时手机网民也在迅速增长，到2010年达2.77亿。青年大学生是新媒体的主要受众者，在新媒体影响下，高校学生安全稳定问题成为高校管理中的新的重要课题。

一、新媒体对大学生安全稳定的影响分析

新媒体是一把“双刃剑”，对大学生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新媒体的自主互动性，可以使大学生通过自主参与讨论交流，使自己的平等参与意识凸显。大学生的主体意识被充分调动和激发，认知能力和选择能力得到锻炼。其次，新媒体为大学生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广阔交流平台，开阔了大学生视野，提高了大学生判断是非的能力，形成开放的思想观念。2008年北京高校大学生思想动态调查资料显示，69.6%的大学生把网络作为获取社会信息最主要的渠道。但是，新媒体也给大学生价值观的形成带来不利影响。新媒体信息传播的自发性、内容的庞杂性和论点的分散性，不利于统一监督和引导。大学生源自现实舆论或意见表达的不畅，对社会弊端问题或事关学生重大利益问题容易表现出思想偏离现象，不满情绪往往通过极端的形式反映出来，将工作上的缺陷和不足放大，将个人因素或个别不妥行为而导致的不当猜忌摆在台面，宣泄个人情绪，转贴一些真实性与客观性存在偏差的热点问题，发表一些不符合实际情况、不负责任的言论，散布一种片面的、偏激的、个人主义色彩浓厚的论调。毋庸置疑，这些言论一旦形成舆情，就会使大学生受到不良信息刺激，容易造成他们价值判断的模糊。

（一）“网络社区”的平台作用

网络社区是指包括BBS/论坛、贴吧、公告栏、群组讨论、交友、个人空间等形式在内的网上交流空间，同一主题的网络社区集中了具有共同兴趣的访问者。现阶段大学生之间的信息交流主要通过网络、手机短信等。当某一事件的苗头言论在 BBS、聊天室等讨论传播时，大学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转贴等方式向周边辐射，而其网友得到消息后又通过手机短信、电话等将消息转告亲朋好友，这样就很容易使该言论成为热门话题，并进而引发。

（二）“网络推手”、“意见领袖”的影响

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日益普及，一支潜在的草根力量悄然浮出水面，这就是从博客群生存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意见领袖”和“网络推手”。 作为近年来的新事物，他们出现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对网络话语生态、舆论走向的影响不可忽视。在充分肯定“意见领袖”和“网络推手”正面作用的同时，必须看到在这支相对庞杂的队伍依然良莠互见、鱼龙混杂。任何一个“单贴”都很难具有极大的传播力，“网络推手”、“意见领袖”在一个的传播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在中，既有“转帖”造势，也有事件升级策划的“延伸贴”，更不排除有“制造事件”的嫌疑。

（三） IM 工具、手机无线通讯的快速传播功能

IM（即时通讯，实时传讯，如QQ 群和MSN）工具的加入可以加速安全事件扩散速度和广度。IM工具的传播力非常强，使得信息的传递异常简单迅速。QQ群和 MSN更像“小社区”。在QQ群参与下，门户网站和大型社区产生“主要内容”；中小型网站和博客产生“补充内容”；QQ群则专门负责“传播内容”。《第2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手机网民在所有网民中的普及率达到了65.9%，只用手机上网的纯手机网民达到了4914万，手机网民中，学生占到了35.2%成为最大的群体。手机和 IM 工具一样，传播一条信息只需要简单的几个按键就可以完成，而且当一个人同时收到多个人的相同信息的时候，人的“从众心理”的就会判断这个事件已经很严重了，自己也要加入到这个事件的传播中来。

二、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安全稳定事件的特征

（一）快捷性

新媒体的信息传播摆脱了传统纸质媒介的物质性限制，传播形式完全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传输速度极快，覆盖面极广，新媒体平台上的海量信息传播中，每秒都以数以亿计的比特信息出现，可以十分快捷地将信息发送给用户。同时大学生所具有的新媒体知识和交流能力足以快速完成虚拟与现实的相互映射。所以，一些突发性的易诱发学生安全稳定的信息可以借助新媒体平台在很短的时间内以异常快捷的速度在广大学生中间传播，而高校管理人员往往措手不及很难及时掌控事态发展。

（二）隐蔽性

相比于传统媒体，新媒体更具有隐蔽性。互联网等新媒体中网民身份的虚拟性、多元性，使个人很容易隐匿其中，“面具”效应严重。大学生对虚拟或现实生活中一些问题存在的困惑，常常会通过虚拟的互联网络发泄情绪。互联网的隐蔽性和受众的庞大性所产生的聚集心理效应，加剧了互联网等新媒体中情绪的非理性程度。这种非理性情绪累积到一定程度往往会引发突发性的。

（三）多样性

新媒体平台上传播的海量信息内容上多元且分散，既有对深入校园生活、关系师生权益问题的关注，又包括对社会的不满意见等内容；既有对国内政治社会生活中焦点事件的关注，又有对一段时间内国际上敏感问题的关注。在互联网上传播的一些信息经反复传播和局部放大，特别是在某些网络推手和意见领袖的操纵下，很容易激起网络“公愤”，造成单向性的“一边倒’舆论趋势，处理不当很容易引发影响高校安全稳定的。

（四）放大性

由于大学生多为离开父母、异地求学、独立生活，所以当群体或群体内的个体出现问题时，极易引起共鸣，产生十分明显的放大效果。加上大学生的盲目从众性和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也使其易于受鼓动，做出过格的行为，加剧事件的恶化。例如：“69圣战”这一，数万名网友相约在2010年的6月9日晚7时在知名论坛和网站对韩国明星团体及粉丝进行爆吧、声讨、游行等就是例证。该事件的直接导火线是韩国明星团体在世博会演出时本来预定发票数千张，但最终只发票500张，从而造成大批粉丝在场外拥挤、踩踏，场面失控。这一事件同时也引发了一场爱国危机，“69圣战”团呼吁广大网友爱国奋战。显然，互联网把这一事件放大了。

三、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安全稳定事件的防控

（一）利用新媒体抓好思想阵地建设，消除安全稳定隐患

综合运用BBS、E- mail、QQ（群）、BLOG（博客）等新媒体交流载体，改变教育方式，与同学平等交流。要努力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形式。比如：主题班会可以尝试采用班级 QQ在线进行班级事务讨论，充分发挥网络这种共享性、便捷性的优势，提高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利用网络传播多媒体技术举办各类讲座，开发建设大学生喜闻乐见的红色主题网站，利用电子公告系统组织主题论坛；利用重大节日和重要活动积极开展网上思想教育，把传统的、强制的、灌输式的教育转化为现代的、积极的、互动的引导，有效地提高思想教育的吸引力。新媒体思想阵地建设中要突出服务性，拓展功能，建设完善的网上服务系统，将与师生密切相关的学习、生活、工作等信息上网，及时收集校园热门话题和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及时加以回复和引导。

（二）利用新媒体加大正面宣传力度，控制事态进展

当前新媒体已成为高校安全稳定事件产生和扩大的“导火索”和“催化剂”。但同时可以发挥新媒体在涉及学生安全稳定事件中对事态控制的作用。事件预防阶段要加强正面宣传和引导，针对大学生易发高发的敏感问题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等平台广泛收集信息，建立舆情预警机制；事件发生过程中，快速启动应急预案，密切关注事态进展，加强监测力度，并通过新媒体平台，及时公开事件进展情况和事件真相，引导学生理性对待，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事后，注意事件的跟踪，澄清事实，消除谣言误会，做好学生的思想引导和教育工作，防止的反复或引发连锁效应的动向。

（三）提高大学生使用新媒体的素养水平，增强分辨力

社交媒体的安全问题篇（7）

一、 传媒转型与互联网发展的新特征

互联网之所以能对社会发展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甚至成为影响政治层面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这主要在于其迅猛的发展态势和革命性的传播功能。近两年，互联网全新的传播特征更为彰显。其全球化、全民化、融合化、移动化和社会化的传播方式进一步释放了互联网的传播能量，大众传媒在媒介属性传播功能方面发生了彻底的转型。

1．全球化传播的最强势媒体

在传播范围上，通过覆盖全球和无缝对接，互联网基本上已实现全球传播。在传统媒体时代，尽管广播、电视通过广播网和电视网拓展了媒介的传播范围，但由于受到设施、网络标准和传播政策限制，它们实际上还都属于区域性媒体；而互联网则打破了多种传播壁垒。随着互联网的快速普及，当前全球每百人中网民数量超过30人，手机用户近80人，借助近乎覆盖全球的多种网络和丰富多样的传播形态，互联网在传播范围上基本上联通全球，成为真正的全球化媒体。

以微博为例，面向全球服务的Twitter已推出了多个语种语言，其全球2亿独立用户中则有70%来自于美国以外的地区。此外，海内外的用户都可以使用新浪等微博登陆，新浪等四大门户的微博均拥有上百万的海外用户。全球化传播的互联网既给公民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2．全民化传播的自主性媒体

在传播主体和传受关系上，互联网打破了传统媒体时代政府、传媒机构垄断的传播主体格局，极大地突出了公民在传播中的主体地位。网民不再是单向地接收信息，而是可以自主生产传播内容并传递信息，公民成为信息传播的主人，产生了所谓的“自媒体”。微博可谓把传播成本降到了极致，让用户可以跨网络，通过台式机、笔记本、手机、平板电脑、掌上电脑等多种终端和多种方式，随时随地信息进行表达。微博最大化降低了用户的表达和技术门槛，进一步为全球每个人拥有“自媒体”提供了最大程度的可能性。目前全球人口数量超过70亿，而互联网用户超过24亿，手机用户超过60亿，互联网成为全民化传播的自主性媒体，彻底颠覆了传播格局。

3．融合化传播的全功能媒体

互联网的席卷天下还在于它超强的融合性。备受热议的新媒体一般指第四媒体的互联网(以电脑为终端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和第五媒体的移动网络(以手机等移动通信工具为终端，基于移动通信技术的移动互联网服务以及电信网络增值服务等传播媒介形式)。实际上，在三网融合的促推下，不仅传统互联网和手机媒体开始出现融合，而且报刊、广播电视以及传统媒体运用新技术以及和新媒体融合而产生或发展出来的新媒体形式，如电子书、电子纸、数字报、IPTV等传播方式都出现了被互联网“整合收编”的现象，在广义上，所有的新媒体都已“融”为网络媒体。

4．移动化传播的无门槛媒体

近几年，互联网移动化发展态势明显，其发展速度已经超过传统互联网。以手机为例，全球手机用户数量2010年末超过52亿，到2011年底则增长至60亿。由于手机用户基数庞大，随着2G网络在全球的普及和3G乃至4G的快速推进，移动互联网发展将进入爆增期。与全球相比，我国移动互联网发展晚、起点低但增速快。2008年我国手机上网用户为1．17亿，而到2011年12月则达到3．56亿，3年增长超过200%。目前我国手机用户达到10亿。

此外，未来几年，移动互联网有很大发展空间。2011年被称为全球智能手机“统治元年”。2012年2月，美国市场研究公司Canalys的报告显示，2011年全球智能手机的出货量首次超过PC机，智能手机对于移动网络终端大众市场的主导，将大大降低移动互联网的门槛，互联网发展已经进入移动时代。

5．社会化传播的组织性媒体

最令世人瞩目的是互联网还具备很强的社会组织和交往功能，微博、社交网站等社会化网络应用的崛起，不仅能为用户个人组建多媒体通讯社，为公民打造以个人为中心的人际交往平台，还为公民和社会群体进行社会交往、社会动员甚至是组织社会行动提供了强大工具。

以上五个传播特征充分表明，微博时代的互联网不仅远远超越了传统媒体的属性，而且大大突破了传统互联网和手机的传媒和通讯工具角色，成为了与人类社会深度融合，并促引社会发生全面变革的社会化媒体。

二、 互联网治理成为世界性难题

1．网络安全是当前最重要的安全问题

微博不仅在中国掀起网络问政热潮，亦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英国“伦敦骚乱”、俄罗斯大选、印度等国家的恐怖主义行动中“大显身手”，急剧转型的新型传媒正在冲击着现有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

互联网的挑战是多方位的。2010年以来，互联网在政治参与、组织动员、新闻传播、意识形态构建、舆论引导等领域引发了诸多“革命”性问题。正如美国学者安德鲁・查德威克在《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一书中所言：“互联网是西方价值观出口到全世界的终端工具。”①互联网、不同意识形态的冲突以及借助互联网组织跨国的政治颠覆行动等问题日益显见，网络安全已经成为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 2．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遭遇互联网治理难题

互联网的风险性不仅见于发展中国家，同样表现在发达国家。2011年中东北非局势持续动荡，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巴林等中东北非国家先后爆发骚乱、战争冲突、甚至政局更迭，社交网络的作用引起西方的关注，也有西方政客认为找到了对付“不听话政权”的“利器”，不断向伊朗等网络管控比较严的国家施加压力，以网络自由为名义要求其开放互联网。但是没有料到，欧美国家一些不满社会和经济现状的人也开始利用社交网络向政府“发难”，英国、德国、希腊等国均发生局部骚乱，美国更是出现了蔓延全球并延续至今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之后，英美等国纷纷加强互联网治理以防范网络组织威胁社会稳定的活动。

3．互联网治理没有现成模式，加强治理是共同趋势

由于互联网是一种技术主导发展的新兴传媒形态，技术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法规的更新，所以无论是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还是印度等发展中国家，都在不断加强微博管理。尽管具体做法不同，但根据具体国情、社情强化互联网治理，不断提高互联网管理水平是全球共同趋势。

4．互联网治理要超越传统媒体管理视角

由于互联网的传媒属性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所以互联网治理一定要超越传统媒体的视角，特别要把握好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与表达自由权、公民隐私权、名誉权等权利之间的平衡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不少国家都已经超越一般的传媒层面来加强互联网治理。 例如，2012年4月，在反思“伦敦骚乱”等由互联网、微博等新兴传播方式所引发的问题之后，英国政府认为原有的法律条款已经不能对新兴媒体进行有效监管，为适应反恐和保障国家安全的需要，英国政府将出台互联网监管法规。新的网络监管法规草案将允许政府有关部门严格监管互联网，允许情报机构依法监听电话，了解短信和电子邮件的内容。尽管法规草案被拥有“表达自由”传统的英国公众质疑，但英国政府仍表示法规对于调查严重犯罪、打击恐怖主义和保障社会安全方面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三、 借鉴其他国家经验，大胆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微博治理之道

1．积极迎接互联网的挑战，要从政治稳定和社会治理的高度重视互联网治理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传媒的发展水平可以说落后西方国家有将近百年的历史，到今天中国新媒体发展与西方国家基本达到同步，仅用了二、三十年就缩小了百年差距，这种发展速度在新闻传播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在现代政治发展进程中，大众传媒始终是一种开放性风险因素，既有促进民主政治发展的作用，也有扩大政治参与进而破坏政治稳定的功能，特别是在社会结构变化过快时，发展愈迅速、政治传播功能愈强，传媒带来的政治风险越大。

当前中国处于特殊社会发展阶段，多种国内外力量把开放的互联网作为谋求利益的主要渠道，一些无序的表达和政治参与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无论从国际还是从国内来看，当前都是中国极其关键的时期。所以当前我们一定要把互联网治理提升到政治稳定和社会治理的高度，通过加强互联网的建设和治理水平来降低微博的政治风险，维护中国的社会稳定。

2．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复杂的互联网空间，互联网治理水平亟待提高

互联网在中国发展快，中国网络用户庞大，在互联网治理方面经验不足，也缺乏法规，治理难度大。尤其是中国互联网自开通以来主要采用用户匿名注册的方式，虽然给了网民极大的自由度，但也引发不负责任的言论和行为盛行，导致微博谣言、诽谤、攻击泛滥，甚至还存在网络非法结社、组织社会行动等问题，我国互联网治理水平亟待提高。

3．借鉴他国经验，大力加强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法规建设

加强法规建设是世界趋势，特别是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市场，未来发展空间巨大，为了促进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我们一定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根据本国国情进一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法规体系。

近年来包括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内的不少国家都在加强法规的制定和完善以治理互联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专门针对互联网的法规性建设，二是完善防范互联网引发社会问题的其他相关法规。

美国被认为是拥有互联网法律最多和最重视互联网管理的国家之一。除了名目繁多的互联网法规可直接用于微博管理，美国还很重视其他法规的完善。例如，由于微博等社交网络发动的“占领华尔街”影响很大，美国国会今年3月专门通过了一项旨在限定类似抗议行动的“H．R．347”的法案(2011年联邦改善限制性建筑和区域法案)，被称为“反占领华尔街法”，尽管该法案严重侵犯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但仍在国会高票通过，由此可见美国政府对于微博引发现实政治行动的高度防范。

在互联网治理方面，法律是最有力的保障。但是目前我国尚缺少层级高、效力强的专门互联网法规，其他法律中相关互联网的条款修订和补充速度也比较慢，这对于法治国家依法管网来说是很不够的。 对此，我们要高度重视互联网治理的立法问题，在互联网立法方面要提速甚至打破常规。

4．互联网言论自由过度问题要治理，在实践中以多种方式完善实名制

从各国的互联网管理来看，没有一个国家的互联网有绝对的言论自由。而目前中国的网络舆论在一定意义上已经不是自由不自由的问题，而是出现了自由严重过度的问题，因而必须进一步完善网络舆论治理，要打击色情信息、侵权信息、政治攻击性言论和各类谣言，大力治理网络水军。

据《2011年中国微博年度报告》统计，2011年微博谣言数量比2010年增长了8倍多，这主要是由于微博发展快和匿名注册造成的。在此背景下，北京市于2011年12月16日正式公布施行《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我们要充分鼓励和提倡这种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性探索，在法规建设上还可以再大胆些。

从《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实施情况来看，用户身份实名认证是有利于净化微博空间和促进微博健康发展的。立足长远，我们要进一步扩大网络实名制，当然也要进一步完善网络实名制的可操作性和安全性，避免出现用户隐私泄露和信息安全问题。在网络实名制方面，尽管存在一些争议，也有韩国强制推行网络实名制中无法保证用户信息安全拟取消实名措施的教训。但是，值得关注的是不少发达国家在以各种方式不断探索实名制。在美国，Twitter虽未实行实名注册，但全球最大社交网站“Facebook”和谷歌新推出的“谷歌+”社交服务，都是实名制的严格执行者。2011年，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呼吁下，作为国家网络安全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商务部将启动网络身份证战略。

(此文为刘瑞生主持的新闻与传播研究所重点课题“网络媒体管理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阶段性成果)

社交媒体的安全问题篇（8）

丰田美国数字营销和社交媒体总监金伯利•加德纳（Kimberley Gardiner）却从中看到了机会。“我们立刻看到很多的对话，很多使用社交媒体的人都想要与我们沟通，”她说，“我们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办。”

丰田的社交媒体团队当时刚成立几个月，他们决定迎难而上，但采用的方式比较新颖，通过新闻聚合网站掘客（Digg）。

在掘客2010年8月推出版本4这个败笔之前，这个网站还是很有影响力的。2009年掘客月独立访客流量在3700万~4400万之间。此外，网站在谷歌新闻搜索上也有很大影响力。当时，这似乎是丰田传播信息的最好渠道。

2月8日，丰田北美销售总裁吉姆•兰茨（Jim Lentz）通过掘客对话（Digg Dialogg）的形式与大众交流。从多方面来看，这可谓是天才之举。首先兰茨并没有出现在掘客上，而是在一个专门的视频站点。而由粉丝投票的问题（得票最多的就排到最上面）也都很软。“大多是些一般性的问题，比如，‘兰茨先生开什么车？’”社交媒体经理佛罗伦斯•德拉克顿（Florence Drakton）说。（“这个问题很好，”兰茨回答说，显然松了口气。）

丰田此次露面的影响力很难超越。一周之内，该对话被观看了120万次。“收到了3200个问题，这或许最能说明大家的兴趣，”德拉克顿说，“只有名人才得到过那么多提问。”除了覆盖受众较多，该对话看似让丰田实现了社交媒体的品牌营销极致――透明度。尽管还有其他因素，比如新闻疲劳，每天调查5000名网络用户的品牌认知调查机构YouGov 品牌指数就在对话推出前后看到了触底的迹象。注意：YouGov的评分根据的是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最正面是+100，最负面是-100。下面的分数是平均值：

从图中可以看到，丰田并没有完全恢复。“主要还是好消息，”YouGov品牌指数的高级副总裁和全球执行总监泰德•玛奇里（Ted Marzilli）说，“他们的名声显然有所恢复，但还没有达到危机前的水平。”

或许一个更好的对比案例是英国石油公司，2010年中面临一场比丰田更大的公关危机。英国石油公司有所恢复，但总体的品牌认知仍然是负面的。!

但是对丰田来说最好的消息是随后6个月里，在那些打算购车的消费者中公司的品牌认知度相当高。YouGov最近的调查中，丰田的受众认知度仅次于本田，8月时就已经超过福特。

回望过去，加德纳说尽管掘客对话（2010年7月和8月各推出一期）是成功的，但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今天，她或许会用Twitter的微聊（TweetChat）。事实上，丰田钟爱这个媒介，过去几个月里已经办过好几次微聊。而Facebook，加德纳说，是触及丰田用户的最好方法，Twitter则针对那些对品牌存疑的消费者。

不过具体选择哪种社交媒体并不重要。当年“戴尔地狱”危机之后，戴尔成了使用社交媒体的典型，现在丰田召回门也迫使公司接受社交媒体。“丰田并不习惯身处摄像机和镁光灯下，”加德纳说，“对公司很多人来说都很新鲜，你没法计划这些事情，我们只能边做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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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危机分析

社交媒体危机在增加，但根据美国市场研究公司奥特米特集团（Altimeter Group）近期的报告，自从2001年以来，发生的危机有76%都可以通过恰当的社交媒体方案得到消解或避免。

名为《社会型企业准备度：公司内部准备程度》的报告中，奥特米特公司分析了自2001年以来发生的50起社交媒体危机，发现其中传播到主流媒体的危机，在过去10年中一直在稳步增加，头一个五年里只有1~2起，而去年就有10起。报告还讲解了社交媒体危机如何发生，公司可以如何避免。

大多数陷入社交媒体危机的公司缺乏恰当的内部教育机制，但同样重要的问题还包括缺乏专业人员、“分诊”系统和雇员社交媒体政策。下面是面临社交媒体危机的公司缺乏的详细内部条件：

奥特米特发现，社交媒体危机比较平均地发生在五大社交平台上：社区、YouTube、博客、Twitter和Facebook。此外，报告还发现，受社交媒体危机影响最大的五大行业是：消费品、服装和时尚、饭店、网络和零售。

这些危机的根源是什么？大多数时候，社交媒体用户都在发泄糟糕的用户体验，但社交媒体危机还源自公司糟糕的影响者关系和被破坏的道德守则。

所有50起社交媒体危机案例中，有关的公司都发生了某些变化；52%的社交媒体危机促使公司作出重大改变，40%的公司做出了某些改变（程度稍轻），8%的危机影响了公司的短期财务状况。

那么公司如何避免社交媒体危机呢？根据奥特米特和一些成熟社会型企业的访谈，公司制定出“社会型企业需求金字塔”（下图）来帮助企业准备好成为社会型企业。下面是该金字塔及各项的要求:

金字塔各层都有彻底的逐步的说明，告诉企业如何做到每一条。概述如下：

基础: 定义企业目标。制定四组政策：社交媒体、/道德、社区和隐私、培训雇员并赋权。

安全: 由一支团队在办公时间及办公时间以外积极监控社交媒体渠道。制定“分诊”系统，模仿真实危机，进行“火警演习”。

社交媒体的安全问题篇（9）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者”）：李院长，您好！感谢您接受我刊采访。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是一所较年轻的新闻学院，也是一所新型的学院，成立此学院的初衷是什么？可否谈谈学院目前的学科建设和科研进展情况？

李明德：非常高兴接受《今传媒》采访！《今传媒》是新闻传播学界有影响的学术期刊，跟我们对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的理解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因此我很乐意借助《今传媒》这个平台跟大家共同交流，共同提高。

作为国内较早以新媒体命名并作为其教学科研方向的新闻传播学院，交大新闻与新媒体学院的命名与定位，有两个出发点：其一，新媒体技术的日新月异与媒介形态的持续演进，推动着社会信息传播格局的巨大变迁，媒体行业正在发生剧烈变革。这种变革给传统的新闻传播教育带来不小挑战，新闻传播理论体系亟待重新建构与完善，网络新媒体的系统化教学适逢其时；其二，新媒体大潮的冲击，也暴露了我国新闻工作者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武装的不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础地位需要不断加固。因此，在新媒体人才的培养中，牢牢贯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也是当务之急。鉴于此，定名为新闻与新媒体学院，“新闻”彰显我们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坚守，“新媒体”昭示我们与时俱进的学科定位，我们力争在办院模式、办学模式、共建模式上走出一条新路，为部校共建积累新的经验。

在师资队伍方面：交大新闻与新媒体学院凝聚社会学、传播学、计算机科学、信息学、管理学等多学科力量，注重培养和吸收多学科师资力量，重视与政府部门、学界、业界合作，聘请国内外知名学者、业界专家、政治精英担任讲席教授和外聘专家，形成高层次、开放式师资科研队伍体系。

在学科建设方面：目前交大新闻传播学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置了新闻舆论、意识形态与社会工程博士方向；设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覆盖传播学与新闻学两个二级学科方向；另设一个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硕士授权点；网络与新媒体本科专业也即将开始招生，未来，交大新闻与新闻媒体学院将形成包含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一体化的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

在人才培养方面：交大新闻学院适应新时期发展需要，以新闻传播、新媒体等学科专业为主体，兼顾校内计算机、大数据、电子信息、网络安全、管理工程等优势学科，致力于网络与媒体融合、数字技术与网络传播、新媒体与网络信息安全、舆情监测与分析等具体领域前沿技术创新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着力培养具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深谙新闻传播规律、掌握新媒体理论与技术的新型新闻传播人才。

在科研成果方面：作为陕西省最早开办传播学研究生教育的高等院校之一，西安交大2004年开始传播学相关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先后承担新闻传播学方面部级、省部级课题30余项，出版教材、专著25部，200余篇，科研成果连续多年获得省部等各级奖项。尤其在舆情分析、社会化媒体与政治生态等领域展开了深度研究：连续三年与陕西省传播学会联合推出“陕西省网络传播十大案例”；与陕西省网信办合作出版《舆情研究》内参，受到了社会和政府相关部门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

总之，新媒体是我们的主体方向，学院的一切工作都必须服从服务于这个方向。本科只发展网络新媒体专业，在确保每位老师有一门专业课的前提下，鼓励老师围绕国家和地方需求多承担重要项目研究，多参与智力服务社会工作。

记者：贵院是国内较早以新媒体命名且作为其教学科研方向的新型新闻传播学院。那请李院长谈谈学院在新媒体科研方面的规划和目标，其中有什么创新的方法和计划呢？

李明德：诚如您所言，西安交大新闻与新媒体学院是国内较早以新媒体命名、以学院为建制，集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学院。学院的目标和任务之一就是聚力新媒体研究，形成人才和学术高地，成就新媒体服务智库，助力区域和国家战略发展。具体到新媒体科研方面，学院已经形成并计划凝聚若干新的研究方向，构建完整的新媒体研究体系，用2～3年时间搭建新媒体研究平台，逐步形成自身新媒体研究特色，按照国家和学校“双一流”建设要求，达到国内新媒体研究一流水平。重点建设和研究以下若干领域和方向：

一是以已有且初步形成研究特色和优势的“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为依托，进一步深化和凝聚新闻与新媒体领域基础研究。其中一个方面是新媒体理论研究，比如关注传统新闻传播理论在新媒体传播内容、模式、路径、效果等方面的变迁研究，以及新媒体信息学自身发展研究等领域的继承、拓展和创新等；另一方面侧重新媒体研究方法创新和研究。依托交大理工科优势，在新媒体数据挖掘、社会计算方法、社会网络分析等方面进行研究和应用。总之，将依托在舆情、舆论研究方面的特色和优势，进一步探索更多前沿理论和方法问题，为其它应用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理论和方法借鉴。

二是建设和发展新媒体与网络舆情研究中心。该中心计划配置高端计算机服务器，建设舆情舆论仿真实验室以及舆情舆论实时监测平台，开展校园与社会、媒体与公众以及分行业、分区域的舆情分析、研究，为陕西省、国家提供舆论舆情智库服务。

三是建成新媒体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该中心将关注新媒体与青少年成长和农村、农业发展，以及职业农民培育、城镇化发展、健康传播等方面的社会问题。探讨和研究新媒体的社会影响，为政府决策部门等提供政策建议和智囊服务。

四是成立数字媒体技术与大数据应用中心。该中心主要结合交大理工科优势，以新媒体技术发展与应用为主要研究方向和目标，争取经过交叉研究、产学研结合培育若干新媒体前沿技术研究成果，助力国家抢占新媒体技术创新高地。与此同时，该中心还将以大数据应用为核心，联合企业、行业代表形成若干大数据实时数据库，为行业、企业生产经营提供大数据分析服务。

另外，交大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还将建设文化传播研究、媒体市场调查研究等若干研究基地和中心，与以上重点研究领域和方向一起形成交大新媒体研究模块化、体系化研究格局，弯道超车，提早布局，高起点、高标准形成西安交大新媒体研究优势和特色，抓紧建设“陕西省网络舆情研究基地”、“西安市互联网发展研究中心”等，为地方和国家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决策服务。

记者：请您谈谈，在融媒时代新媒体及新媒体技术对传媒教育的影响和作用？贵院是如何进行新媒体教学和教育的？

李明德：新媒体技术的快速更迭与传媒教育仍然延续旧有理念之间的现实矛盾，正在成为掣肘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发展的一大障碍。抓紧实现思维理念的革新，在教育教学中实现对新媒体价值的真正融入，是摆在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面前的现实使命。“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在当前背景下，我们的新闻教育工作必须实现几点转变：

首先，重视新媒体基础理论的梳理。新媒体形态层出不穷，昨天有微博、今天就有微信，明天，甚至下一秒就可能又有一种全新的媒介形态出现。如果我们一味跟着媒介形态的步伐，今天出微博营销学，明天出微信营销学，左手微博右手微信……那么我们的理论教学将永远滞后于传媒业发展，也会沦为彻底的快餐式教育。我们建立新媒体学院、开设网络与新媒体专业，更为重要的工作，是搭建起系统化的新媒体理论体系，对新媒体究竟是什么，新闻院校眼中、传统媒体眼中、新媒体企业眼中的新媒体及其应用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它的传播要素与结构又是什么，遵循什么样的逻辑轨迹发展等这些基础理论问题进行成体系的回答，才是我们身为教育工作者首先必须搞清楚的事情。唯其如此，才能给我们的学生呈现出清晰的学科架构与学习脉络，从而有效引导他们去全面感知新媒体，而不是满足于教会他们一种业务技能，让他们成为一名“新闻技工”。

其次，建立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新媒体尤其是社会化媒体的诞生，引发了我们对社会关系问题的重新认识，推动了社会关系资源的重新构建。在学校里、在课堂上，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也应该适应这种全新的改变。在新媒体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比老师更会使用新媒体、更容易适应新技术的变迁，因此也更倾向于自主去选择学什么、怎么学、用什么方法学，消极与被动的学习方式已经不能使他们提起兴趣，传统以教师为中心的单向灌输式教书方式显然已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在课堂内外，学会与年轻人互相学习、学会使用新媒体与学生维系关系、学会引导学生展开探索式学习、批判式思考，从知识范式过渡到学习范式，是我们必须掌握的新技能。我校的新闻传播教学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因此，在课堂上，以专题的方式与学生交流意见展开互动式教学、定期请学生主题演讲并互相点评、召开学术沙龙、基于项目制组织学生小组实践等，已成为我院学生培养的常态；我们的教师队伍也通过陕西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新媒体环境下新闻传播教学创新研究――以手机微博、微信平台为例”、教改项目“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等课题，去积极探索新媒体时代新闻教育的理念创新、方法创新与机制创新。

再次，具备交叉学科培养思路。这种交叉，既包括师资队伍的多元化，也包括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长期以来，新闻教育的过渡集约化与专业化，造成了学生就业口径过窄的局面，在集合了各类媒体特征的新媒体时代，这种培养模式的弊端将更加明显，注重人才的复合型培养是未来的必由之路。交大新闻学院正是在集合传播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电子信息与网络安全等多学科人才基础上组成的一支复合型教师梯队，同时积极展开各类跨学院、跨学校、跨领域的研究项目，持续地致力于人才的跨学科嫁接培养，帮助学生扩充知识内涵与外延，从而提高他们在新媒体时代的竞争力。

记者：您的研究领域其中之一是编辑与出版，请李院长结合您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实践谈谈，新媒体环境下的编辑相比于传统的编辑在业务素质及技能方面有哪些新的要求和变化？

李明德：伴随数字出版、全媒体出版成为新媒体时代期刊出版业的关键词，熟练掌握“互联网思维”并学会在编辑出版环节中灵活去运用这种思维，成为每一位媒体编辑的必备技能。要适应新媒体的发展需要，编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理念上下功夫：

首先一点还是刚才提到的，新媒体正在引发全社会的关系资源革命。对编辑工作而言，更是要树立起一种关系思维，学会在报社、期刊社、出版社内部关系上，构建起“命运共同体”；在与市场的关系上，构建起“互利共同体”；在与用户的关系上，构建起“情感共同体”；在与本地其他同行的关系上，构建起“文化共同体”，致力于每一个共同体的关系维护、情感共振与文化构建，从而为自身搭建起一圈牢不可破的强关系资源，赢得发展的主动权。

其次是“用户思维”的确立。这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受众思维”了，“用户”的概念，更多地表达出传播对象具有与传播者完全对等的主体意识，有充分自主性与判断力。因此，编辑们要学会根据用户的身份、年龄、职业、地域等差异，去对用户做精确细分，预测用户心理以为其提供个性化服务；通过微博、微信等社会化媒体与用户保持长期交流、分享信息、讨论观点，以提高用户对刊物的归属感与忠诚度。

再次，新媒体时代还崇尚一种“融合思维”。媒介融合是当今传媒业的热门词汇，对于编辑经营领域而言，实现内部组织架构与采编流程的整体性融合，实现线上线下出版、交易的多途径融合，实现纵向、横向完整产业链的融合，都是目前行之有效的编辑经营手段。这里的“融合思维”，就是一种集合各类资源与力量为我所用、创造叠加复合价值的一体化思维。

最后，对传媒编辑而言，在实践工作中掌握并融入大数据的思维理念，也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新媒体技能。编辑们理应学会对已有数据做归类分析，在把握行业发展走向、预测未来趋势的基础上作出战略调整；还应当学会“用数据说话”，要看得懂图表、方程式、数学模型，知道什么叫云计算、大数据等与新媒体密切相关的知识，提升编辑出版产品的客观性。

记者：受新媒体传播强大力量的影响，目前社会舆论环境异常复杂、多变。贵院在舆情监测与分析研究方面具有很强的前沿性和创新性，请问李院长，贵院开展舆情监测与分析研究，对舆情应对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哪些服务？

李明德：舆情舆论研究是西安交大新闻传播研究的优势和特色领域。早期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主要由西安交大不同学院的不同研究团队分别开展，各自形成了不同特色和优势。例如，交大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团队致力于微博、微信等新媒体舆情、舆论的内容、评价和治理分析，依托国家社科基金、陕西省重点社科基金项目等，完成了“陕西省网络传播十大案例”系列研究、微博舆情生成机制与治理体制研究、陕西微信公众号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等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与陕西省、西安市网信办、陕西省通信管理局、腾讯大秦网等展开合作，坚持问题导向和服务定位，为政府决策和企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而交大电信学院有关团队则主要开展基于数据抓取和挖掘技术舆情监控软件的开发和应用，在舆情后台监控、关键词搜索和追踪等方面具有技术优势，他们的研究成果被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所应用，为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决策制定等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另外，交大公管学院有关团队则集中于舆情危机管理方面的研究，也形成了一定的研究特色和优势。可以说，交大有着展开舆情、舆论研究的雄厚基础和实践经验。

随着新闻与新媒体学院的成立，我们将在学校的支持下集中和组合交大不同研究团队的特色专长，进一步拓展和提升交大在舆情舆论研究，特别是新媒体环境和大数据时代的舆情舆论研究领域和方向，实现1+1+1>3的协同创新效果。未来我们期待着在新媒体舆情舆论研究的几个前沿领域有所突破。

社交媒体的安全问题篇（10）

1食品安全危机公关概述

1.1危机与危机公关

凯普兰在很早的时候就提出了危机管理的思路。在他看来，人或某个组织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就是当前所说的危机状态。按照时间来划分，危机有3个阶段：危机前状态、易感期、易整期。罗森塔尔对危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危机状态是指对整个社会系统和相关的行为构成了一定威胁，同时也存在着较大不确定性的情况的一些重要事件。”

1.2媒体在食品安全危机公关中的作用

媒体在食品安全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可以传递信息、塑造企业形象，所以，食品企业需要全面认识媒体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危机管理策略，妥善地应对各类事件，保持企业的良好发展。

2新媒体时代下我国食品企业危机公关策略

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主要采用博客、微博、微信和论坛等媒介，通过这些现代化的通信工具和设备，既实现对各类信息的传播，又可促进问题的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成为全球性关注话题，食品企业如何和媒体打交道显得至关重要。

2.1新媒体时代下我国食品企业危机公关面临的挑战

（1）网络舆论力量强大，网络危机易发生。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时代的来临，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也会面临着新的危机。在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可以进行信息的和传播，有各种来自四面八方不同的声音，也加速了危机的广泛传播，同时也给企业带来了正面或负面的影响。科技的快速发展，很多信息一经就传播于世界的各个角落。所以，人人都有发言权，能对各类社会事件進行有效的监督。

（2）食品是一个极其特殊的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危机潜伏存在。长期以来，都有不少相关人员关注食品安全问题，食品危机指的是由于食品经营者个人的过失或者是违反法律的规定而导致的食品突发事件。进行食品企业的危机管理工作的难度较大，即便是在得到较好控制的欧美国家，食品危机事件也时有发生。

2.2危机传播的应对原则

（1）3T原则。3T原则是由英国学者杰斯特在其20世纪发表的一部著作中提出来的。在他看来，需要全面关注信息对于危机处理工作的重要作用。首先，TellYouOwnTale，即以企业控制权为中心；其次，TellItFast，即保证信息的时效性，强调组织要不断地完善信息对于危机处理的重要作用；最后，TellItAll，即把关于信息的所有情况提供出来，强调全面而准确，同时也要基于实际情况的。

（2）5S原则。包括承担责任原则（Shoulderthematter）、真诚沟通原则（Sincerity）、速度第一原则（Speed）、系统运行原则（System）和权威证实原则（Standard）。

3基于5S原则的案例分析

3.1食品企业危机管理的多案例分析

从关注度层面，地沟油事件、奶粉砷超标事件、瘦肉精事件、塑化剂事件涉及的范围极大，获得了广泛的关注，相关网页及网友的投票率都较高。从危机管理状况看，涉及范围越大的食品安全事件，企业集体保持沉默的情况较为常见。

3.2麦当劳的危机事件及其应对策略

（1）事件回顾。2012年，央视的“3·15晚会”上，曝光了麦当劳北京三里屯店存在违规问题，该店销售过期产品等问题。

（2）坦承责任方面。麦当劳对于央视3·15的报道的问题十分关注，并为此停止了经营，进行事故的调查，对事故进行了严肃的处理，向消费者赔礼。

（3）真诚沟通方面。麦当劳在微博平台上相应的信息，表示将对问题餐厅进行相应的管理，并对麦当劳采取严格的运营标准，以便让所有的消费人员可以吃到放心的食品。最后表示欢迎政府、媒体以及消费者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4）速度至上方面。央视曝光1h之内，麦当劳在其新浪官方微博上进行了回应，是最快做出回应的企业。

（5）系统运行方面。麦当劳方面提出要进行企业的内部管理，并就各类问题进行更加仔细的日常检查，以保证所有的标准得以落实。

（6）权威证实方面。麦当劳中国主动邀请国家各级工商部门对食品进行检查，并和政府的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并在必要的时候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

这次危机事件没对麦当劳带来太大的负面影响，是因为他们在危机发生之后及时地进行了回应，并采取了措施，成功地从危机中走出来，较好地维护了企业的良好形象。这是在新媒体时代下，利用新媒体的一次成功危机公关案例。

4企业应对食品安全危機的媒体对策

危机对于企业最大的影响就是损害企业的声誉。如果企业没有进行有效的处理，并消除这些负面影响，就会给企业的之后经营工作带来较大的困难。

4.1主动与媒体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食品企业应培养居安思危的防范意识，这就需要和媒体保持良好的关系，从长远情况来看，建立起一种更加有和谐的双方互动的关系。第一，可以让媒体对企业的生产情况进行有效的监督。第二，企业可利用各种媒体进行宣传活动。现在互联网科技高速发展，所以要利用好互联网平台。

4.2正确选择新闻平台

新媒体的时代下新闻有各类平台，社交平台如微博、人人，及时通讯如微信、QQ，选择平台显得至关重要。相对新媒体，报纸以及各大电视台的系列报道更加具有真实性。企业要在第一时间内写下各项相关的信息，填补危机产生而导致的各类问题。同时还需要选择合适的平台进行新闻工作，一般选择权威性的主要媒体进行，引导舆论，并为企业的发展提供真实的信息。

4.3选择合适的发言人，第一时间新闻

企业的新闻发言人一般是由企业的主要领导或相关的公关人员来担任。发言人的言行举止代表的是企业的形象，合适的新闻发言人可以让企业摆脱危机。麦当劳在一次危机事件中较好地处理和媒体之间的关联，面向全国通报实情，并成立危机攻关小组，弥补了自己的不足，并得到了民众的认同。

4.4危机解决后的形象恢复

在危机事件处理后，就要恢复企业形象。而媒体通过各种公开的讲座，体现了企业的人文主义情怀。同时，要大力开展宣传活动，让民众了解企业的文化，可以把食品危机作为一个宣传平台。无论是在危机发生前还是危机发生后，诚信经营都是企业的立足之本。

社交媒体的安全问题篇（11）

2012年的“3·15”，央视曝光了麦当劳、家乐福质量问题，随后两家企业纷纷借助微博做出回应和澄清，尤其是麦当劳在质量问题被曝光一小时后就通过官方微博从“界定问题——表明态度——改善行动——明确传递对象”四个方面向公众做出回应。“@麦当劳”称：“央视‘3·15’晚会所报道的北京三里屯餐厅违规操作的情况，麦当劳中国对此非常重视。我们将就这一个别事件立即进行调查，坚决严肃处理，以实际行动向消费者表示歉意。我们将由此事深化管理，确保营运标准切实执行，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卫生的美食。欢迎和感谢政府相关部门、媒体及消费者对我们的监督。”

伴随微博转发与用户评论的推波助澜，该官方声明有效触达上千万网民，麦当劳从回应速度、诚恳态度、违规处理行动上，无疑获得了公众与媒体的理解，最大程度上弱化了央视曝光的负面危机影响。从目前来看，央视“3·15”对麦当劳品牌的负面曝光并未让麦当劳的销量和品牌声誉造成致命性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