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的文学价值大全11篇

古诗的文学价值篇（1）

            唐汝谔，字士雅，明末松江府华亭人。华亭又名华亭谷，在今上海松江县西。其弟唐汝询著有《唐诗解》五十卷，畅行于世，唐汝谔继作《古诗解》二十四卷。又有《诗经微言合参》八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著述《古诗解》:“其兄汝询有《唐诗解》，故此以古诗配之。其注释体例略同。惟《唐诗解》以五七言分古近体，此则分为五类：曰古歌谣辞、曰古逸杂篇、曰汉歌谣辞、曰乐府、曰诗。其训诂字义颇为简略，所发明作意亦皆敷衍。又乐府之类声词合写者，汝谔不究其源，一一强为之说，尤多牵强。”机山钱龙锡在《古诗解叙》中说:“吾乡士雅唐君，少为诸生即博雅嗜古，与其弟仲言裒采汉唐诸诗而分解之。仲言《唐诗解》先成梓以行世，士雅方婆娑帖括，未遑竣业。及以明经振铎海虞，始出生平所著述诠次之，得若干卷，为歌谣乐府者十之五，为五言古诗者十之四，为四言、杂言、七言者十之一，总名《古诗解》。”

        一、《古诗解》的选诗情况

        《古诗解》二十四卷，共选诗近八百七十首，入选作家从帝王、公卿到方外异人、无名氏、闺秀、宫人计一百八十四人。具体分卷安排如下：卷一、二为古歌谣辞，共录八十首；卷三为古逸杂篇，录诗七十七首；卷四、五为汉歌谣辞，录诗六十四首；卷六至卷十三为古乐府诗，共录二百四十七首，其中，汉乐府三卷录诗八十八首，魏乐府二卷录三十五首，晋乐府一卷录诗四十六首，宋乐府三十首，齐乐府十首，梁乐府二十六首，陈、北魏、北齐、隋三朝合录乐府诗十二首；卷十四为四言诗，总录七十八首；卷十五至卷二十三录五言诗，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八代共录三百零六首；录六言古诗八首，七言古诗九首。

        从所录乐府诗来看，汉乐府诗最多，共八十八首；其次为晋乐府，共四十六首。显然唐汝谔认为这两个朝代乐府诗成就最高，均属“体裁古雅、辞意悠长”者。就所录五言古诗而言，晋诗录八十一首居第一，宋诗五十七首居其次。如果按录诗数量多少统计诗人，乐府诗类魏武帝和陈思王植各十一首，并列首位；齐鲍照八首，位居第二。四言古诗类共录诗歌七十八首，其中陶潜二十六首，占全部四言诗数量的33.3%。五言古诗类录诗数量第一位是陶潜（三十首），占全部晋诗数量的37%。其次为谢灵运（二十三首）。仅就四言诗和五言诗而言，共计384首，陶潜两类诗歌共录56首，占整个汉魏六朝古诗的14.6%，可见陶潜（渊明）在唐汝谔心中的地位，同时符合汉魏六朝诗歌在明末诗坛实际接受情况。（详见附表）

        附表

        《古诗解》录诗数量统计 

        　 

        二、《古诗解》的选录标准

        唐汝谔的《古诗解》的选录古诗标准是什么呢？“是编所选，大都主体裁古雅、辞意悠长，而原本性情有关风化，但不失古人温柔敦厚之旨，即亟为收录。惟乐府自晋宋迄齐梁，半为男女唱和之作，亦其风使然，不得一切删去，姑去其甚者，存其雅者，庶几亦十三国风不删郑卫之意云。”（《古诗解?凡例》）依照唐汝谔划定的标准，符合以下几条标准方可入选：一要“体裁古雅”，二要“辞意悠长”，三是“原本性情有关风化，但不失古人温柔敦厚之旨”，四是乐府中“男女唱和之作”中的“雅者”，根本标准是儒家“温柔敦厚”之说。

        这里唐汝谔所说“体裁古雅”，应该是指传统的四言诗、汉魏以来形成的五言诗及与汉乐府之后形成的历代乐府诗，自然而然那些齐梁之后的宫体诗等作品均在删汰之列。“辞意悠长”当指诗歌感情抒发与表达方面，要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余味深长。同时，许多乐府民歌中表现男女真挚爱情的歌谣，在“不失古人温柔敦厚之旨”的前提下，得以广为选录和传播。相较于唐汝谔之前的众多古诗选本，《古诗解》显得难能可贵。

        唐汝谔在《凡例》中自称其诗选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余述是编，不专步骤昭明，而以近代四家参入之。于杨（慎《五言律祖》）、左（克明《古乐府》）则加精，于李（攀龙《古今诗删》）、钟（惺《古诗归》）则加博，庶几选古之一变云。”即云不惟昭明《文选》是准，他要选出符合自己所定标准的古诗。他声明《古诗解》所选古诗，在选目上要比杨慎《五言律祖》（9卷133诗人311首）和左克明《古乐府》（10卷）更加精当，意图“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四库总目提要》“总集类”），同时较之李攀龙《古今诗删》（唐前古诗9卷545首）和钟惺《古诗归》（15卷836首）更为博洽。那么，唐汝谔拿来对照的四部的古诗选本究竟如何呢？

        明代杨慎为嘉靖初期文坛鸿儒之一，为反对前七子派“诗必盛唐”之主张，力倡六朝诗歌，并有《五言律祖》六卷、《风雅逸篇》十卷、《古今风谣》一卷等盛行于当时，且以之作为宣传自己文学主张与反拨前七子的重要武器。杨慎在其《升庵诗话》卷一评王融《上巳诗》：“王融《上巳》诗‘粤上斯巳，惟暮之春’二句古雅。《诗评》：‘四言诗，《三百篇》之后，曹植、王融。’”唐汝谔《古诗解》推崇的古诗第一标准正是“古雅”，不能说他没有受杨慎诗论的影响。杨慎《五言律祖》纯录六朝五言诗，较之唐汝谔《古诗解》而言，没有《古诗解》古歌谣到古乐府，从四言诗到五言诗，“体裁古雅，辞意悠长”那么的精纯，也许缺乏“古人温柔敦厚之旨”。

        元代左克明《古乐府》十卷，是继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之后一部重要的乐府诗选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八：“是书录古乐府词，分为八类，曰古歌谣，曰鼓吹曲，曰横吹曲，曰相和曲，曰淸商曲，曰舞曲，曰琴曲，曰杂曲。自序谓‘冠以“古歌谣”词者，贵其发乎自然；终以“杂曲”者，著其渐流于新声，又谓风化日移，繁音日滋，惧乎此声之不作也。故不自量度，推本三代而上，下止陈隋，截然独以为宗。虽获罪世之君子，无所逃焉’云云。”“此集务溯其源，故所重在于古题古词，而变体拟作，则去取颇慎，其用意亦迥不同也。就《古诗解》的乐府诗部分选录而言，唐汝谔受左克明影响很大，尽管郭茂倩《乐府诗集》影响更大，但唐汝谔《古诗解》选录乐府诗标准与左克明《古乐府》更加接近。如卷一、二大量选录“古歌谣”词，合计八十首，也许出于与左克明相同的标准：“贵其发乎自然”；乐府与古诗均止于陈隋，是否也如左克明在其《古乐府序》中阐明不选唐代的原因一样：“唐人祖述尚多，非敢弃置，盖世传者众，弗赖于斯。”《子夜歌》晋宋齐辞郭茂倩《乐府诗集》只录四十二首，《古乐府》仅录二十首，《古诗解》仅八首，从数量上来说够精的了。

        与明代李攀龙《古今诗删》和钟惺、谭元春的《古诗归》相比，唐汝谔《古诗解》在当时的影响要小得多。但是，选录八百六十九首古诗的规模要远远超过前两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九评李攀龙《古今诗删》：“是编为所录历代之诗，毎代各自分体，始于古逸，次以汉魏南北朝，次以唐。唐以后继以明，多录同时诸人之作，而不及宋、元。盖自李梦阳倡不读唐以后书之说，前后七子率以此论相尚。攀龙是选，犹是志也。”“熏莸互异，此直门戸之见。入主出奴，不缘真有限断。厥后摹拟剽窃流弊万端，遂与公安、竟陵同受后人之诟厉。岂非高谈盛气有以激之，遂至出尔反尔乎？然明季论诗之党，判于七子。七子论诗之旨，不外此编录而存之。亦足以见风会变迁之故。是非蜂起之由，未可废也。”作为前七子派的领军人物，李攀龙无理论纲领性宣言，此诗歌选本不录唐大历以后及宋元诗歌的做法，成为反复古派攻击的口实。虽然古诗与乐府诗部分受人诟病较少，唐汝谔的《古诗解》选诗面要比《古今诗删》广得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十三评钟惺、谭元春《诗归》：“是书凡古诗十五卷，唐诗三十六卷。大旨以纤诡幽渺为宗，点逗一二新雋字句，矜为玄妙。又力排选诗惜群之说，于连篇之诗随意割裂，古来诗法于是尽亡。至于古诗字句，多随意窜改。”实际上，《诗归》在当时非常流行，几乎家置一编，洛阳为之纸贵。就选诗数量与特点而言，二书最为接近。就古诗而言，《古诗归》录诗八百三十六首，《古诗解》录诗八百六十九首，相差仅三十三首；《古诗归》录诗最多的诗人是陶潜，共五十二首，其次是谢灵运，二十六首；第三是谢朓，录二十二首。而《古诗解》录诗最多的是陶潜，共五十六首；其次是谢灵运，录二十三首；第三是谢朓，共十一首。二书非常接近，说明《古诗解》受《古诗归》影响很大。

        与前述四种古诗选本相比较，唐汝谔的《古诗解》有详细的文字训诂，配以串讲式的评解，对每首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均有精到的分析与鉴赏，是其独特的价值所在。有的评解参照诗人生平遭际，诗的本事背景对诗篇融会贯通，评解真义；有的评解通俗地串释诗意，补足空白，使其语意贯通，明白晓畅。当然，限于唐汝谔对诗歌艺术的理解，也有其不足一面，即局限于传统的“言志”“缘情”说。对于深刻反映现实，有着丰富内涵的现实主义诗篇，仅从儒家“温柔敦厚”的“发乎情，止于礼义”的角度去理解，就不能得其全貌。

参考文献:

[1]明人传记资料索引[m].台湾中央图书馆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

[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m].齐鲁书社,1997年版.

古诗的文学价值篇（2）

1、爱国主义的情感

中学语文课本中关于古诗文教学的许多篇章，高扬着古人的爱国情怀和历史责任感，是伟大人格凝聚的结晶，理应为当代青少年学习和继承。教师应积极开发古诗文中丰富的资源，培养学生的忧患意识，加强爱国主义的人文情怀教育。

《离骚》中，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艰”，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九死不悔之意志去追求探索“存君兴国”的理想直至生命的终结；《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疑问，体现了他忧国忧民的博大胸襟；《岳阳楼记》以作“记”为名，借题发挥，表达了作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旷达胸襟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体现了作者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

此外，“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霍去病，“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精忠报国”的岳飞，“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五人墓碑记》中，视死如归，勇于赴死的民众……，这些人物身上体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正是我们人文精神教育需要的范本，也是用来培养学生忧患意识、爱国情怀最好的精神食粮。这些优秀的作品千百年来一直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为正义、为保家卫国而抛头颅、洒热血。作为中学生，欣赏和学习这些古典文学作品,就是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洗礼,接受中国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熏陶。

2、良好的道德品质

语文教育必须重视文化内涵的挖掘及其教育，尤其要重视民族传统文化的教育。长期以来中华民族形成了世代相传的传统美德，如团结、气节、孝心、谦虚、节俭、仁爱、责任感、等等，这些传统美德理应作为语文教学的重要方面，予以足够重视。

《信陵君窃符救赵》可教育学生宽厚待人，真诚交友；《训俭示康》可教育学生养成务行节俭，力戒奢侈的良好习惯；《陈涉世家》一文则教育学生要诚实守信、不可见利忘义。《左忠毅公逸事》则可让学生学习左忠毅公面对强暴，坚贞不屈的高贵品质。《王忠肃公翱事》中的王翱处理任何事情都坚持原则，严于律己，不徇私情，廉洁自守，忠于朋友的无私品质在当前社会则可以给学生以深刻的思想道德洗礼。

此外，像“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刘禹锡的《爱莲说》中“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洁品格，《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蔺相如“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博大胸怀，……都是我们今天教育学生养成良好道德品质和高尚人格的优秀示例，因此，教师必须充分挖掘其中的德育内容，并行之有效地贯穿于语文的课堂教学中。

3．严谨的治学精神

中学课本中选入的古诗文作品，有许多都是紧密结合学生学习的需要，与他们的学习密切相关的内容， 对于其今天的学习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现书有感》)告诉我们在学习中只有不断地读书，不断地汲取新的知识，心智才能更加开豁，更加敏锐。“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短歌行》) 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不趁着大好时光而努力奋斗，让青春白白地浪费，等到年老时后悔也来不及了。它鼓励青年人要珍惜时光，可以说是出言警策，催人奋起。民族英雄岳飞在他的名作《满江红》里也表达了相似的人生态度：“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同时，他更以自己短暂而光辉的一生，给予后人有力的鼓舞和鞭策。《送东阳马生序》的作者宋濂以自己勤苦求学而功成名就的事实，现身说法，勉励后辈专心向学，刻苦自励，情真意挚，语重心长，给后学者以深刻的启示。

《石钟山记》则告诉我们要想获得真知，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在学习这篇文章时，要让学生认真体会“事不目见而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的箴言，养成不畏艰险，求真务实的人生态度。《游褒禅山记》的作者以游褒禅山的见闻为喻，阐发了富有哲理性的见解，讲述这篇文章时要使学生深刻领悟“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的个中三昧。

此外，像《论语》中提到的“学思结合”，“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三人行，必有我师”，“温故而知新”……都体现了科学严谨的求学态度和治学精神，对于我们今天的教学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积极的人生态度

人的一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那么身处逆境之时，是消极避世，自暴自弃；还是积极乐观、奋发作为，不少古诗文作品也给我们做出了经典的回答。

王勃《滕王阁序》中的“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可以说是全文最富思想意义的警语。古往今来有多少有志之士，面对一切艰难险阻，总能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即使在郁郁不得志的逆境当中也不消沉放弃。东汉马援云：“大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王勃在此化用，警示那些“失路之人”不要因年华易逝和处境困顿而自暴自弃。而王勃此时正怀才不遇，但仍有这般情怀，确实难能可贵。

《报任安书》中的作者司马迁为了“成一家之言“，完成巨著《史记》，身处逆境，隐忍苟活。他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生死观给予后来者提供了一种人格榜样。在学习的过程中，可以让学生将《报任安书》和《渔夫》两篇文章进行比较阅读，司马迁和屈原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一个毅然赴死，一个忍辱而生。为后人做出了两种不同的人生抉择，通过对比分析，讨论交流，了解他们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的人生抉择。从而可以让学生正视人生的苦乐顺逆，拥有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通达乐观的健康人格，并进而确立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通过这些经典诗文的学习，可以培养中学生为理想和抱负不断前进、不断发展的能力，尽管遭遇许多曲折和坎坷，也要具备不懈追求、坚忍不拔的精神品质，将自我塑造成有勇、有谋、有智、有识的新时代综合性人才。

中国古诗文是几千年来人类文明最丰富、最生动的载体,它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我们还必须看到，作家作品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与阶级的局限,纵使十分优秀的古典诗词作品,其间包含的思想也可能存在落后的东西。例如,曹操的名作《短歌行》充满着壮志豪情,然而他统一天下的政治理想却明显地带有封建帝王的狭隘与自私,他所认为的天下不过是一已之天下。岳飞的《满江红》高唱着精忠报国的旋律,但他的爱国是与对封建君主的愚忠交织在一起的。《陋室铭》中，既宣扬了洁身自好、不与世俗流化的高尚人格精神，也包含着随遇而安、躲避尘世的消极思想……

因此，在古诗文教学中，教师必须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以其“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特点和优势，更好地发挥其“以优美的意境感染人,以深邃的哲理教育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独特作用，从而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社会主义道德品质，使其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参考文献：

[1]姚伯登《论中学文言文教学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南方论刊》，2008年第6期。

[2]文娟《中学文言文教学中对学生古典情怀的培养》，《成都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古诗的文学价值篇（3）

中图分类号：G6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6）31-0012-02

古典诗词语言凝练而形象性强，具有鲜明的节奏、和谐的音韵、丰富的意境、多彩的想象，饱含着作者的思想感情。因其文体的独特性，在教学中，若能考虑到将文本的“剩余价值”进行开发，来个大幅度跨越，让初中的古典诗词教学有效地补充与拓展延伸到高中古典诗词的教学，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提高高中诗词教学的有效性。

一、诗词教学中的困境

古典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古人语言与思想高度凝练的结晶，因此，古典诗词成为语文阅读教学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古典诗词教学不同于现代文和文言文教学，呈现出教学难度大的特点。

先来看“教”。古典诗词语言凝练、思想内涵丰富，不容易理解。出于教学的需要，教师会进行翻译讲解，一字一句的串讲又受教师自身业务水平的限制，有的能讲解清晰，有的则云里雾里。值得注意的是，讲解不管是清晰还是糊里糊涂，古典诗词一旦被肢解，原有的意境将不复存在。这种为了解释清楚却偏离诗歌意境的做法，教师明知不对，却不得不做。当然，这种矛盾与高考的总导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再来看“学”。古典诗词的艺术成就积累本就不在一朝一夕之间，一首经典的诗歌亦是反复推敲的成果，要学生在一堂课里去理解、感悟语言与思想高度凝练的精华，的确不易。学生认知水平有高有低，知识储备有多有少，文化熏陶有深有浅，要让每个人都清楚明白地理解和感悟一首诗，实在是颇有难度的一件事。

在理解古典诗词本身含义都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教师还要紧密联系高考实际，讲清各种艺术手法，让学生死记硬背知识点，这种生硬而“实惠”的灌输，难免会使学生对学习古典诗词产生“畏难”情绪。并且，我们还要求师生在古典诗词教学中关注古典诗词的拓展延伸，这无疑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果教师能调动学生已有的知识储备，用初中学过的有关古典诗词的“旧知识”或古典诗词中没有讲解到的“剩余价值”来唤醒、激发学生的兴趣，让他们对所学的新文本产生一种亲切感，使他们愿意自主品读、感悟，对教材中的古典诗词形成更深入的，甚至是个性化的理解，古典诗词教学的课堂效率就会大大提高。

二、古典诗词中“剩余价值”的“再生性”分析

“如果我们充分挖掘入选教材的文本的潜在资源，多元利用文本的各项价值，就能实施‘语文’式的拓展延伸，展开循序渐进的教学活动。”的确，教学文本的价值是多元的。文本中没有利用过的是“剩余价值”，已经利用过的，通过教师巧妙的“再生”，也可以成为能够产生新价值的“剩余价值”，教师利用“剩余价值”的过程，也就是我们完成固有知识迁移与未知知识拓展的过程。

有些在初中阶段的古典诗词教学中已经学过的知识，我们可以在高中新的古典诗词教学中作为切入点，引导学生从“旧知”走向“新知”，这时已经学过的“旧知识”不是以知识的形态出现，而是以固有认知的形态出现，起到唤醒与激发作用。而曾经学过的古典诗词中出现过却未进行讲解的“剩余”知识，学生会因其“似曾相识”“已经学过”而产生亲切感，能够马上回忆并进一步理解，起到温故知新的作用。这就是“剩余价值”的“再生”过程。

不管是从“文”的角度，还是从“道”的角度，初中古典诗词教学的“剩余价值”在高中古典诗词教学中都可以进行“再生性”利用。

笔者以入选苏教版初中语文课本的杜甫的《登岳阳楼》（苏教版七下）为例进行挖掘和分析。杜甫的这篇《登岳阳楼》，以其“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一句闻名天下，一“浮”一“坼”，既是写实，又寓想象，诗人借景抒情，登楼时的喜悦之情，触景而产生的年老、孤独、重病、忧国忧民等哀情都可以是本诗的教学点。在“一课一得、文道各一”的主张下，如果教师在一堂课中选取其中一点作为“文”“道”方面的教学目标，那么剩下的几点便成了《登岳阳楼》这篇诗歌的“剩余价值”。作为“剩余价值”，该诗流露出的杜甫晚年的情感，既可以在初中阶段学习杜甫写下的《望岳》（苏教版八上）一诗时，对比诗人青年时期情感的拓展使用，又可以在高中阶段学习杜甫的《登高》（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四）等诗时作为“温故”点迁移使用。

同样在“一课一得”的背景下，一堂课教辛弃疾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苏教版七下）一词，若将“文”的课堂教学目标定为“学生通过反复诵读，基本掌握用典的修辞手法”，那么“虚实结合”“比喻”“夸张”等手法便成了该堂课的“剩余价值”。当然，以其他各点作为课堂教学目标亦然。这些“剩余价值”可以在教授《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二）和苏教版《唐诗宋词选读》中“龙腾虎掷”的稼轩词单元中迁移拓展使用。

李煜的《相见欢》（苏教版九上）堪称古人写离愁的经典。一般说来，教学这首词会抓住“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强调“比喻”“双关”“借景抒情”等几个点，但其实这首词的“意象”也非常值得学习。初中阶段，即便是学生能把握“月如钩”体会到词人抒发的那种人事缺憾，也未必能人人都体会到“西楼”“梧桐”的深意。从“道”的角度来讲，“别是一般滋味”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道得明的。这“西楼”和“梧桐”作为“剩余价值”在今后高中的学习中还会碰到，而对李煜人生的背景介绍，在今后学习他的其他作品中将会起到“固有认知”的作用，继续发挥其“剩余价值”的作用。

面对以上三篇从唐到宋、从豪放到婉约的古人名篇，如果教师将这些“剩余价值”丢弃，岂不可惜？这些经典篇目，琅琅上口，也都是教师熟悉的作品。与其寻找与文本相关联的课外材料做拓展，不如轻轻松松地从学生熟悉的作品入手，在最熟悉的古典诗词中完成有效且高效的迁移与拓展。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绝不反对向课外拓展延伸。

三、充分利用“剩余价值”，完善古典诗词教学的再生性利用

上文中，笔者已经分析了苏教版初中语文教科书中《登岳阳楼》《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和《相见欢》这三首古典诗词体现的“剩余价值”以及“剩余价值”再生性利用的可行性。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将初中古典诗词中的“剩余价值”再生利用到高中古典诗词教学中，对高中古典诗词教学进行有效的补充与拓展延伸了。

比如教师在教授《登高》（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四）这首七律时，以“通过反复诵读，掌握借景抒情的手法”作为“文”的教学目标，告诉学生诗人通过“风急、天高、渚清、沙白、鸟飞回”“落木萧萧”“不尽长江”等凄凉的景象来抒发悲情时，正好可以迁移在初中时学过的同为登高诗的《登岳阳楼》。同一个作者，同一个体裁，同一时期，看到的景象不同，情感却一致。一个是乐景含悲，一个是哀景含悲，对借景抒情的内涵就理解得比较清楚且全面了。初一阶段强调过“借景抒情”的，此时再次利用固有认知的“剩余价值”进行迁移；若初一阶段没有强调过“借景抒情”的，此时是充分利用了“剩余价值”。两种情况都是对既有文本的“再生”利用。

还是《登高》一诗，以“通过反复诵读，感受诗人深沉的痛苦与无尽的哀思”作为“道”的教学目标，如果这一点正好是在教学《登岳阳楼》时，因学生认知水平限制而没有详细分析的“深沉的痛苦”和“无尽的哀思”究竟有几重情感，则完全可以拿这篇《登岳阳楼》作为理解《登高》情感的切入点，分析一下两首诗表现出的共同的情感，还可以对比一下两首诗的情感有哪些不同之处。

又如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苏教版必修二）一词，在讲授“寄奴曾住”“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佛狸祠”“廉颇”等典故时，如果初中阶段重点讲解过《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苏教版七年级下）中的典故，那么完全可以使用同为三国时期的“的卢”的典故作为引入，如果没有重点讲解过，那么此时可以当作拓展延伸材料使用，起到归纳辛弃疾词擅于用典的特点。同样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涉及的“比喻”“虚实结合”“夸张”等手法，在《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一词中均有体现。在苏教版初中阶段以课文形式出现过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作为高中课文学习的引入材料或是迁移拓展材料是再合适不过了。

“文”的方面可以这样“再生”利用，“道”的方面同样也可以。《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一词写于稼轩赋闲上饶时期，此时的词人既有“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壮志，又有“可怜白发生”的无奈与痛苦，这与任镇江知府时期写下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所体现出的“壮志”一致，但因所处际遇的不同，最后的情感又是不同的。如此的横向与纵向的对比，不仅让学生充分地掌握了两词，也让学生对辛弃疾词作在“文”“道”两方面所体现出的共同特点有所了解，为今后学习苏教版《唐诗宋词选读》中“龙腾虎掷”的稼轩词单元奠定基础。

这样的对比，由浅入深，由已知到未知，充分将初中古典诗词教学中的“剩余价值”再生利用，教会了学生迁移使用课本教材的方法，实现了学生学习认识水平的螺旋式上升。

古诗的文学价值篇（4）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其中最精华的部分是诗。在我国，诗从《诗经》始，可以说是历史悠久。诗人各朝各代各时期都有很多，尤其是出现了很多著名的诗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诗作的内容也包罗万象，题材不拘一格，特别令人称道的是其高超的技巧，一词一句都经过千锤百炼。在悠久的诗文化中，古诗是一朵奇葩，它意境优美，含义隽永，语言形象，韵律和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现代教育应特别注重古诗教学，意在加强对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

古诗教学从小学开始，学生学习古诗不仅可以提高自己的审美，还可以从中学习到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文化。因此，教师必须要重视小学古诗教学。那么，对于蕴涵着优良中华传统文化的古诗，教师在教学中应从哪些方面对学生进行教育呢？

一、加强对学生爱国主义情感的教育

爱国主义情感是中华民族团结和发展的不竭动力，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学校德育的首要任务就是教育学生具有爱国主义情感。因此，教师在古诗教学中要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情感教育。具体可从以下几点着手：

（一）教育学生热爱祖国

历朝历代都有好多爱国诗人，他们的很多诗篇都饱含着深深的爱国之情，如南宋诗人陆游、抗金名将岳飞、爱国主义诗文文天祥等。唐代诗人杜甫一生爱国忧民，他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中写道：“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首诗描述了诗人听闻收复河南河北后喜极而泣的心情，形象地表达了诗人关心国家、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王昌龄在《出塞》一诗中写道：“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体现了诗人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情感。这样的诗人和诗作还有很多。在教学时，教师要使学生在理解诗句意思的基础上深入体会诗人的爱国主义情感，教育学生热爱祖国，努力学习，长大后为祖国的发展出力献策。

（二）教育学生热爱家乡

古诗有云：“人是故乡亲，月是故乡明。”可见其对家乡的热爱。唐代诗人李白脍炙人口的诗作《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一句传达的便是诗人思念故乡、热爱故乡的情感。宋代诗人王安石在诗作《泊船瓜洲》中写道：“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这句表达了诗人思念家乡的炽烈情感。教学时，教师要善于对这些千古佳句进行深入解读，进而教育学生热爱家乡。

（三）教育学生热爱劳动人民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尤其是广大劳动人民在人类历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身上散发着自强不息的优秀文化传统的光芒。因此，热爱劳动人民是学生必须具备的道德品质。唐代诗人李绅在《悯农》这样感叹：“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充分表达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尊敬。教学时，教师要引导学生体会劳动人民的艰辛，感受诗人对劳动人民尊敬的思想感情，教育学生热爱劳动人民，珍惜他人的劳动成果。

二、加强对学生情谊的教育

除了有表达爱国主义情感，热爱家乡、热爱劳动人民情感的诗作之外，还有很多是表达亲情、友情的诗作。情谊是十分美好的东西，每个人在与他人的交往中都会产生或深或浅的情谊。在当前快节奏的生活中，人际关系淡漠已成普遍事实，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对学生进行情谊教育。

（一）亲情教育

爱家才能爱国。家是亲情维系的一个团体，父母之情、手足之情是亲情的体现。唐代诗人王维在《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一诗中写道：“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充满了对兄弟的思念之情，读来使人颇为感动。诗人孟郊在《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中歌颂了母爱的伟大至极。著名的《七步诗》虽然反映的是手足相残，但从反面教育我们亲人间要和睦相处。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深切体会亲人的关爱，培养学生尊老爱幼的高尚道德品质，使学生与父母、兄弟姐妹在家中营造一种和谐的亲情关系。

（二）友情教育

子曰：“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又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与朋友交往是学生学习、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有朋友学生才不会囿于自己的小圈子，才会博闻。而益友又是非常重要的，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可见朋友的选择也大有学问。因此，对学生的友情教育不容忽视。古人就十分重视朋友间的交情，在诗作中多有反映。如李白的《赠汪伦》《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高适的《别董大》，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等诗表达了诗人与朋友间的深厚情谊。教学时，教师可引导学生深刻体悟诗中所表达的对友人的深情厚谊，教育学生要珍惜友情，相互学习，相互帮助。

三、加强对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

小学阶段正是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阶段，教师必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学生只有树立了正确的、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才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才能成为社会的优秀人才。引导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确立，靠单纯的说教很难达到良好的效果，这就要求教师要充分利用教学资源，使学生在形象生动的教学中有所感知，有所体悟。

古诗中，有很多关于人生观、价值观的诗作，教师可以拿来一用。如唐代诗人王之涣的诗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表现了诗人不断进取的精神。明代诗人于谦在《石灰吟》一诗中写道：“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表达了诗人为国尽忠，不怕牺牲的意愿和坚守高洁情操的决心。王安石的《梅》中有一句 “凌寒独自开”，不但歌颂了梅不屈不挠的精神，也表达了自己变法的决心。教师在教学这些古诗的过程中要特别强化其中蕴含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在优美的诗句学习中受到教育。

诗歌教学的任务不仅仅是培养学生的审美，还兼有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感，培养学生情谊和正确、积极人生观、价值观的任务。在古诗教学中，教师要积极引导学生体会诗中所包含的思想感情，使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有所认识，有所学习，有所发展，这样中华民族的才能始终屹立不倒。

参考文献：

古诗的文学价值篇（5）

古典诗词是我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蕴含的不仅是古人的思想，更是古代历史文化的缩影，不少古诗词记录了古人的生活情景，反映了古人的思想情感。但由于古典诗词以文言文为写作方法，对于习惯运用白话文的当代学生来说，想学好古典诗词并非易事，加上古典诗词在初中教材占的比重不是很大，导致无法得到教师与学生的全面重视。教师如何挖掘古典诗词的人文特色，让古典诗词闪耀光芒？

一、挖掘人文内涵，让古典诗词闪耀光芒

人文内涵是古典诗词的一大特色，也是古典诗词之所以能发扬光大的重要原因。它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教师应当转变观念，积极挖掘人文内涵以提升学生对古典诗词的兴趣，并在教师的引领下有效参与阅读。

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此词是属于望月怀人之作。虽是怀人，词牌的最后却抒发了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世上所有的事都不可能完美。教师在分析该词时应避免平白描述，尽量选择优美的语言，以增强古典诗词的质感。同时突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一人文精神。可以说，没有深入品读古诗词，就无法感受到它的美，而没有深入理解作品的情感，就无法体会古人细腻而丰富的情感。教师可以运用优美、流畅的语言，将艰涩、难懂的古典诗词简单、生动的展示给学生，同时也要将作者的内心情感展现给学生，学生才能感受到古典诗词的魅力，进而感受到古典诗词中蕴藏的人文精神。古诗词之所以能经久不衰，流传久远，原因在于古诗词融入了当时的生活情景，融入了作者不一样的情感，并运用语言文字将它记录下来，当后人在品读诗词时，似乎还散发着余温，情感是那么的炽烈、感人。因此，挖掘人文内涵是引领学生有效参与学习的重要法宝，也是闪耀古诗词魅力的重要策略。

二、创新教学模式，让古典诗词闪耀光芒

由于长期受到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大部分教师习惯运用灌输式的教学方法，他们会将自己的理解借助课堂全盘“传授”给学生，而没有考虑学生的认知期待，没有考虑教材蕴含的人文精神对学生成长的重要性。同时，有些教师会让学生背诵，这本是好事，但不少老师要求学生背诵时，并不是让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之上，而是要求学生强行记忆，此方法显然没有充分挖掘出古词的价值，导致学习效果不理想。古诗词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在于它的价值，蕴含的人文精神，教师要创新教学模式，使古诗词焕发魅力。

如《破阵子》，该词的主要创作背景是南宋时期，当时南宋正在遭受金的侵略，而南宋朝廷并不主张抗金，一再退让。当时，作者已经辞官在家，虽然闲居却仍没有忘记祖国，他的好朋友陈亮也有同样的志向，作者就做此词以表明自己的心迹。当学生了解到作者在写此词时的情感状态后，他们在品读时就不再是枯涩的，而是带着爱国情怀的热血，词背后是一个个感人的故事和报效祖国的情怀。学生的诵读激情被点燃后，教师再让学生去反复诵读，在诵读过程中，教师再巧妙渗透词句理解，以达到逐渐提升学生对整首词的理解。同时，教师就诗词风格、意境、手法等知识，进行诗词剖析，使学生感受作者呕心沥血的创作用意，感受作者浓浓的爱国情怀。可以说，新颖的教学模式为学习注了活力，作品的人文精神感染了每位学生，使学生对诗词更加感兴趣。

三、提升教师素养，让古典诗词闪耀光芒

教师对学生的成长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古诗词教学中，教师自身的素养特别重要，因为古诗词不同于白话文，它所蕴含的内容比较深，加上语言运用方面比较抽象，想让学生感受古诗词的乐趣，教师要先用自己的文化“征服”学生，为学生展示古典诗词的魅力，而这个魅力离不开流畅的课堂教学，离不开教师丰富的知识底蕴，课堂的巧妙延伸会将学生带入不一样的古典诗词世界，使古典诗词中的人文气息在教师的引领下而萦绕于课堂之中。

如《宣州谢I楼饯别校书叔云》，教师必须对全文有一个前瞻性理解才能课堂上向学生渗透作者人因怀才不遇而引发的无尽烦忧。人文情感是本文的一个隐性价值，而这个挖掘必须以文本的解读为载体，教师要具备渊博的知识，才能充分挖掘出古典诗词中蕴含的人文价值，诗人为何而烦恼，而这个烦恼离不开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诗人的情感如何通过字词表达的。只要丰富的知识修养才能在授课时旁征博引、娓娓道来。

总之，古典诗词中蕴藏的人文精神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沉淀，想让学生更好地学习古典诗词，并对古典诗词产生浓厚的兴趣，需要教师把握古典诗词蕴含的人文价值，展示古典诗词的魅力，从而让学生感受到古典诗词“可爱”的一面，进而产生积极的学习兴趣，让古典诗词闪耀光芒。

【参考文献】

古诗的文学价值篇（6）

价值是在关系中确定的。李光①诗论的现实价值，是由朝鲜诗学史的独特地位以及在中朝诗论比较的关系中确定的，李光的性情论、气骨论、尚唐论、摘句批注论等诗歌理论具有积极的现实价值，诚如赵钟业先生所言：“韩国历代不少学者学养丰硕，诗学湛深，谈论诗歌问题时，往往能提出独特而可取的见解。这些见解或者中国学者从来未提及；或者即使提及，也在韩人之后，可能又不如韩人的清晰完整。他们的独特可取的见解，对我们的研究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作用。”李光独特可取的诗歌理论，其重要的现实价值，值得我们作深入的探讨。

性情论和气骨论的现实价值

诗歌是以感情为纽带的，情感是诗歌的艺术生命。性情是构成诗歌艺术生命的主要的因素，是东方古典诗话所关注的重要命题。李光在《芝峰类说》中高度重视诗歌的性情本质，他说：“诗本触物寓兴，吟咏性情。”“文出于人之性情。”“诗道之正，发自性情。”李光认为诗歌的本质是“吟咏性情”，即诗歌要抒发诗人的思想感情。

李光的性情论有其存在的历史文化背景。李朝中期的诗坛，深受朱子学、江西诗派余弊及科试制度以科诗为主的影响，诗歌创作严重脱离了现实，违背了文学艺术的创作规律，只注重在诗歌形式、技巧等方面下工夫。李光主张诗之本质在性情，对扭转当时诗坛盛行的形式主义之风，恢复诗歌的本来面目从而清除宋诗余弊，创造出好诗，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朝鲜李朝中后期诗坛出现的大量表现性情的诗篇，就是最好的证明。李光的性情论不仅匡正了李朝诗坛形式主义的不良诗风，更奠定了朝鲜性情论的理论基础，从此，性情这一范畴便在朝鲜诗论中频繁出现。朝鲜文人申景浚主张诗是修养性情的手段，他说：“诗所以养性情。”诗家金昌协认为诗歌创作本乎性情，他说：“诗者，性情之发，而天机之动也。”实学家李则发展了性情，他说：“好善恶恶具出于性情之正。”朝鲜性情论从李光初始对唐诗性情的认同，经申景浚的诗是修养性情的手段，到金昌协的诗歌创作本乎自身的性情，再到李对性情内涵的揭示，经历了“认同性情――肯定性情――分析性情――发展性情”的不同阶段，而李光的性情论无疑起到了奠基的现实价值。

气骨论是李光诗歌本质论的又一重要观点，他说：“姜夔曰：‘雕刻伤气，敷演伤骨。’……气骨而已。”“气骨”与通常所说的“风骨”就文论范畴而言是具有相同意义的。傅璇琮、李珍华在《河岳英灵集研究》中指出：“‘气骨’可通‘风骨’，‘风骨’可通‘气’。”“风骨”论是刘勰《文心雕龙・风骨》篇提出的，是对文学作品内容和形式的要求，即要求一部文学作品应该是感人至深的思想内容和简练精准言辞的和谐统一。《风骨》篇论风骨的主要语句如下：“是以惆怅抒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险也。”

李光以“气骨”作为诗歌的本质，他所称颂的诗人诗作都本于“气骨”，他在“沈期、宋之问诗歌赞”条中说：“二子继纵，风骨独雄。神秀精工，律家所宗。”“诗说赞”条中说：“先论才气，次观韵格，不取其肉，唯取其骨。”李光的“气骨论”对朝鲜后世诗论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如李就继承了李光的气骨理论，在《星湖说》“李杜韩诗”条说：“韩退之一生慕效李、杜，然比诸李风神不足，比诸杜气骨不足。”指出韩愈相较杜甫的诗歌，在本质上欠“气骨”。

尚唐论的现实价值

唐诗是人类文化艺术的瑰宝，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唐诗充分表现了汉语之美，其认识作用、借鉴作用、教育作用和美感作用是任何朝代难以企及的。唐诗以其巨大的艺术成就和具体可感的艺术情境，满足了人们多方面的趣味，更以其诗史的崇高地位，引起了古今中外诗评家的广泛关注。李光评诗，就以唐诗为标准，这与其性情论是一脉相承的，因为唐诗是从六朝诗歌传统里脱胎出来的，因而最具性情。《芝峰类说》云：“李达洪洲人……其诗脍炙。《田家诗》……《寒食词》……逼唐可喜。”“权应仁……于壁中一绝……牧隐见之以 为逼唐。”韩国赵钟业先生说：“芝峰之诗话一言以蔽之：强调唐诗。是以‘逼唐’‘唐调’‘盛唐韵’‘近唐’‘非唐’等语往往有之。”陈伯海先生说：“唐诗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项专门的学问――唐诗学。它也和古典文学领域里的诗经学、楚辞学、乐府学、词学、曲学等一样，在源远流长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自己的独特的研究对象、课题范围、工作方法和学科体系。”

李光的尚唐论，为朝鲜唐诗学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朝鲜文人许筠也高举尚唐这面大旗，其《惺叟诗话》有如下评价：“洪舍人侃诗……似盛唐人作。”“郑圃隐……有盛唐风格。”“李陶隐……可肩盛唐。”“李阳城之燕诗……酷似唐人。”“李忘轩胄诗……有盛唐风格。”诗家洪万宗亦推崇唐诗，其《小华诗评》云：“李仁老诗……酷似唐家。”“荪谷李达尤长于七绝，殆逼唐调。”“余观石洲……辞意极其天然，无让正唐人。”“木川道中诗……极逼唐家。”“丽朝规模大而近宋，我朝格调清而近唐。”南龙翼也崇尚唐诗，以唐诗作为学诗的准则，南龙翼的尚唐论是与朝鲜李朝时期的李光、许筠崇尚唐诗一脉相承的，但在李、许二人的基础上又有所突破、有所发展。南龙翼把唐诗作为自己的学诗标准，更加看到“我朝诗名家，各有所尚”，指出朝鲜诗人把唐诗作为自己的“学诗之法”。具体来说，孤竹（崔庆昌）、荪谷（李达）、芝峰（李光）等12人是崇尚唐诗的。南龙翼对唐诗体制还有相当精辟的论述，值得深入研究。“唐诗各体中压卷之作，古人各有所主。而以余之妄见论之，五言绝则王右丞‘人闻桂花落’、七言绝则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五言律则杜隰城‘独有宦游人’、七言律则刘随州‘建牙吹角不闻喧’等作，似当全篇之完备警绝者。若求于李、杜，则五七绝当尽在李，五七律当尽在杜，此则不敢论。”李光在《芝峰类说》中也认识到诗人很难众体兼备，五律、五绝应推举孟浩然，七绝应推举王昌龄。他说：“李白之七言律，杜甫之绝句，古人言非其所长，至如孟浩然盛唐之高手，而五言律绝外，七言律不满数首，亦不甚警角，长篇则绝无所传。王昌龄之于七言绝句，亦独至者，各体不能皆好矣。”

这些理论，构建了朝鲜唐诗学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我们今天的唐诗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考资料。李光的尚唐论，与他力主性情为诗歌本质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明人杨慎在《升庵诗话》中亦云：“唐人诗主情，去《三百篇》近。”李光曾编选过《唐诗汇选》八卷，在汇编的过程中，通过对初唐、盛唐、晚唐诗歌的泛览，他对唐诗有了整体的把握，确定了他在朝鲜文学史上的唐诗批评研究地位，更给中国唐诗学提供了域外的诗评视角和理论资料，对其进行深入挖掘，可以拓宽现代唐诗学的研究领域，增加现代唐诗学的分量，意义深远而重大。

摘句批注论的现实价值

摘句批注是东方传统上的一种批评方式，是对诗歌具体诗句的审美批评，它更多地表现出摘句者的审美心理。摘句批注与诗歌发展也有直接关系，摘句加速了诗句的传播，保存并突出了诗中的精华，由于一些诗人随身携带摘句书卷，以备没有诗兴却要作诗时吟咏，启发自己，因而摘句也成了诗人寻求灵感的契机。李光在《芝峰类说》中的摘句批注法论，具有如下几个较为突出的价值。

域外视角价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从不同角度看待同一事物，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李光从域外视角摘句批注诗歌，有其现实价值。如他评杜甫诗句“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其语近俗”；说杜甫诗《岳阳楼》前后“不属”，“与岳阳楼不相称”。李光也有不拘于成见之论，针对历代诗家之定论――李白“以诗为文”、韩愈“以文为诗”，李光举例指出李白也有“诗中之文”、韩愈亦有“文中之诗”。结合李光的这些观点看待中国古典诗歌，能避免仅仅站在本民族视角上的局限，容易获得对诗歌全面、客观的认识。

诗歌赏析价值。李光对诗歌的赏析体现出了朝鲜诗家的审美心理，中国诗家可以借此了解中国古典诗歌的域外感受，从而反向观照古诗。如李光对卢诗句的分析：“卢诗：‘抱玉三朝楚，怀书十上秦。年年洛阳陌，花鸟弄归人。’此言下第而归，为花鸟所嘲弄。著一‘弄’字，而无聊困顿之状可掬，妙甚妙甚。但‘三朝楚’，‘朝’字似来稳。”“下第而归”是对此诗主旨的分析归纳；“‘朝’字似未稳”，是评价；“著一‘弄’字，而无聊困顿之状可掬，妙甚，妙甚”，是鉴赏品析。这种熔主旨归纳、炼字技法分析等为一炉的诗歌摘句批评，整成了一个批评诗歌的整体。尤其是对诗句中“弄”字的赏析，更见诗家之功力：“著一‘弄’字，而无聊困顿之状可掬。”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张先词句“云破月来花弄影”，说：“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李光、王国维二人都赏析了“弄”字在诗词中的妙用，而李光比王国维足足早300多年。

诗歌品评价值。诗歌品评是诗品与诗评的结合，注重评定诗歌地位的高低、分析诗歌创作的优劣，李光诗论的品评价值在诗歌理论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后世诗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他说：“杜诗‘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李白‘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王荆公诗‘绿搅寒芜出，红争树归’。此三诗皆用‘归’字，而古人以荆公诗为妙甚。余谓不然，老杜巧而费力，荆公欲巧而尤穿凿，李白为近自然。”李光从诗歌的内蕴、炼字炼句等入手，评定杜、李、王三人诗歌的优劣高下，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诗歌摘句的传承价值。李光身处李朝中期，其摘句批注法上承李仁老、崔滋、徐居正等人，又开启了李朝中后期诗歌摘句之滥殇。如金万宗在《小华诗评》中，以摘句的方式评价了朝鲜诗人的各种诗风：“凄惋如崔孤云《姑苏台》诗：‘荒台麋鹿泳秋草，废苑牛羊下夕阳。’”“寒孤如林西河《赠人》诗：‘十年计活挑灯话，半世功名把镜看。’”……共摘36句诗，涉及18种诗风。而李圭景的《诗家点灯》仅唐代就摘抄了31位诗人的139联、278句诗，保持了诗歌形象的完整，给人一种独立的审美感受，同时也包含了摘句本人的主观倾向。

结语

朝鲜诗话是东方诗话学园圃中一朵艳丽的奇葩，也是朝鲜古代文论、文学批评和文艺美学研究的一笔宝贵遗产，在朝鲜汉文学史乃至东方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李光的性情论、气骨论、尚唐论、摘句批注论等诗歌理论，在朝鲜诗学史上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构建了一整套的诗歌理论批评体系，通过对这一理论体系的整体把握与研究，能揭示出朝鲜古典诗学理论的民族特色与独特意义，对当时及后世的诗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对于本文论述的核心人物，有的版本亦作李光，邹志远《对朝鲜古代诗学研究范围中的“李光”名字的考证》（《东疆学刊》2006年第一期）通过分析考证认为应作李光，本文从其观点。

参考文献：

1.邝健行：《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资料选粹》，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2.赵钟业：《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韩国:太学社，1996年版。

3.傅璇琮、李珍华：《河岳英灵集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

4.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5.赵钟业：《中韩日诗话比较研究》，台湾:台湾学海出版社，1984年版。

6.陈伯海：《唐诗学引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

古诗的文学价值篇（7）

中国古典文学非常繁荣，浩如沧海的古诗文作品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一路播撒着浑厚与芬芳，各类脍炙人口的佳句绝唱实在举不胜数。作为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诗文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有着非同一般的重要价值。

1.体现在教学价值上，古诗文教学能够全面提升语文素养和学习能力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孔子就曾经说过：“不学诗，无以言”，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不曾学习诗词歌赋的话，那势必会陷入词穷理枯、言之无物的境地。换言之，孔子是在强调古代诗歌实为学校教育中学生进行语言学习的最好材料。而通过对古代诗词作品进行一定量的研读与欣赏，学生就能够从中获得比较丰富的语言材料，还可以从中得到一定程度文言美感的培养。因此，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教师要本着对学生负责、对古代文化负责的态度，积极引导学生在课堂内外认真研读和学习一些优秀的古代文化作品，尤其是关于唐诗宋词之类的经典文化作品，让他们通过诵读、欣赏、鉴赏和熏陶等方式获得汉语言文学艺术的精华，让他们在含英咀华之中逐渐赢取丰富而又深厚的语言底蕴，从而达到“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的效果。此外，笔者根据教育实践和人生体悟认为古诗词等经典内容的训练价值，一方面在于实用，另一方面在于文化。由是观之，对于学生而言，其教学价值实在是非同寻常。

2.体现在审美价值上，古诗文教学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和丰富情感

审美是人类的一种较高层次的精神活动。处于高中学龄的青少年，一方面对美的追求是无休无止的，而另一方面则由于生活阅历不够丰富，社会思维不够成熟，审美思想比较缺乏，文化积淀不够厚重，再加之情感体验相对空白等多重因素，他们对美的感悟和领会既浅尝辄止又流于形式化。更有甚者，高中生的大脑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尚未定型，他们看待问题过于直接而又简单化、情绪化，审美心态往往会受到外界事物的干扰而显得不甚稳定，如果缺乏良好的教育和引领，在他们身上很有可能会发生审美过程中的一些偏差和错误。从这一角度来讲，运用古代诗词教学来增强审美教育功能，对高中生来说既十分重要又非常必要。苏轼“腹有诗书气自华”的诗句和郑愁予在《野店》中发出的“是谁传下诗人这行业，在风中点起一盏灯”，都阐述了诗词能够传递审美功能这一道理。因此在高中语文教学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传承者，我们应当充分利用古诗文教学这块重要园地和有效载体，来正确引领学生的审美走向，积极培养其审美能力，有效提升其审美价值，使之逐步发展成为具有高尚审美情趣的新一代。

二、高中古诗文教学的现状

新课标提出了“以发展学生为根本”的教育理念，并强调实现“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维教学目标。然而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由于多种复杂因素的客观存在，古诗文内容的教与学没有得到应有程度的重视与发挥，弱化古诗文地位的教学形势严重削弱了其善施教化的主体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应试教学的负面影响。多年来，高考语文遭受社会指责最多，许多人错误地把板子打在了高中语文教师的身上，而实际上，祸根出在应试教育制度上面，具体而言，就是高考的指导思想、语文试卷内容与模式存在着一些重大问题。既然如此，古诗文教学不免有“殃及池鱼”之虞，不能独善其身。二是由于执教者“重今而薄古”，并且缺乏足够的古诗文修养，教学时自然不够深入和专业。三是如今的高中生性情浮躁，过于实际，对古诗文学习普遍不感兴趣，他们只是在缺乏理解的基础上强行记忆，以致产生“背诵快忘记也快”的不良学习现象。这种“应景之教和应景之学”渐渐地把古诗文学习推向愈发受冷遇的教学状态。

三、如何提高学生的古诗文素养

1.引导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之上吟诵、识记

许多唐诗宋词及其作者都有许多引人入胜的背景故事，这是开展教学的良好切入点。既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又能加强对当时社会背景的了解和认识，同时有助于学生对它的欣赏、理解与把握。如在教学《虞美人》一词时，可以首先描述李煜这位“皇帝词人”的趣味故事，以及这位“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皇帝，因为其“爱文不爱武”、“爱词不爱国”和“爱美人不爱江山”的个人秉性，最后落得个“亡国奴”和遭囚禁毒杀的可悲下场。他切身体验了“先王再侯后囚徒”的人生悲苦，在一次又一次地遥望南方“三千里地山河”之时，怎会不发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沉痛悲叹呢？在“感受其苦、领略其悲”之后，师生共同吟诵、识记，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2、在情境教学中训练学生的应用能力

钱梦龙曾经说过，古诗词“非吟不足以入其境，得其趣，品其味”。中国古诗词的生命就是吟唱。如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李煜的《虞美人》和《独上西楼》、李清照的《一剪梅》等都是悦耳动听的名曲。如著名台湾歌星邓丽君的《淡淡幽情》音乐专辑中收录了许多宋词经典作品，有李煜、苏轼、范仲淹和李之仪的许多作品歌曲。再如，琼瑶作品中的许多歌词喜欢借用唐诗宋词中的名言妙句，像“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庭院深深深几许”、“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等等。对此，在课堂教学内外，我们都可以通过老师教唱、学生教唱或者多媒体播放这些诗词歌曲，创设一种良好的教学情境。也可以让学生从流行音乐中去寻找引用或化用古诗词的音乐吟唱。此外，在吟唱学习之余，可以鼓励学生围绕诗词或者其中具有文化内蕴的诗词句写上一段话，既检测学习掌握情况，又加强学生的应用锻炼。

3.在古诗文教学中凸显其善施教化功能

古诗的文学价值篇（8）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074(2012)01006906

基金项目：教育部创新基地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项目

作者简介：李咏吟（1963），男，湖北浠水人，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诗教优先于诗艺”：古典诗学解释的德性之思

“诗学”解释的目标，不同于“诗”的解释目标，虽然两者之间存在关联。诗学解释，必然直接关联着诗的本体，因为解释学就是“面对对象自身”而形成对事物的深刻把握。这样，诗的形式、诗的体式、诗的共同美学特性与诗的不同生命情感内容，就成为“诗学解释”思考的中心内容。这就是说，诗学解释，先要对诗的本体形成对象性认识，而且，这种认识要建立在对诗的本体之经验认知的基础上。“解释者”，需具备丰富的诗歌认知经验，即通过大量作品的认知和阅读形成对诗的总体认识和个别认识，由此，形成诗学解释的“艺术化或形式化路向”。与此同时，诗歌解释，还需要形成关于诗歌内质的生命自由反思，即在评判具体的诗歌时，解释者必须正视诗的具体内容，通过生命的体验与反思，使“诗人”的生命情感与“解释者”的生命情感之间形成内在的“价值共鸣”。进一步说，诗学解释者一方面要将诗人业已呈现的生命情感给予充分解释，另一方面则应将诗人隐含的诗思予以充分解释，使之具有超越性的生命情感意义。这种生命论与审美之思，开辟了诗学解释的“功能论或生存论路向”。一般说来，诗学解释的双重路向，就是“艺术化或形式化路向”和“功能论或生存论路向”，简言之，即“诗论”与“诗思”。

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对诗的本体认识已达到了自由的认识阶段，不过，应该看到，中国诗歌解释学的“功能性认知”先于“形式化认知”，即将诗的作用摆在优先解释的地位。在功能解释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或者说，当大量的文人诗歌创作对诗学解释形成内在召唤之后，“形式化认知”则优于“功能性认知”，古典诗学解释对诗歌本体和形式的解释，才构成了系统的话语解释形式。从中国古典诗学的历史文献即可见出，前孔子时期的诗学思想，只是在《尚书》中才有具体的论述，其中谈到：“诗言志，歌永言”。真正对诗歌的功能价值形成理性认识的是孔子，他一方面强调对“诗三百篇”的学习和认识，另一方面则强调对诗的功能的道德性认识。应该说，古代人充分认识到了诗歌独有的生命文化特质，不然，孔子不会如此强调“诗的教育作用”。前孔子时期，礼乐文明高度发达，从现有的资料来看，音乐的地位要高于诗的地位，不过，礼乐与诗之间关系密切，诗配礼乐，礼乐配诗，雅诗与颂诗与礼乐关系密切。这一切，皆服务于“吉、嘉、宾、军、凶”五礼的仪式化需要。当然，民间的野性歌唱，与这种仪式化礼乐诗歌，始终与之分庭抗礼。

中国古典诗学的“最初发凡”，是在“风诗”、“雅诗”和“颂诗”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即有了大量的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的诗歌之后，“诗教”成了最基本的教育方式之后，诗学的观念才开始真正形成，因为必须先有诗的创制才有关于诗的经验和认识。诗歌创作者的诗情观念，一方面源于自然的启示，另一方面则是主体性生命情感和自然之声的记录。诗是慢慢发展成熟的：由人的本能性的呼喊到有节奏的歌吟是阶段，从有节律的语言到有生活历史情节的叙事是阶段，从宗教神秘感悟到颂神诗的吟成是阶段，所以，“多途径多形式的诗歌创作”，完成了诗由“自然呼喊”到“情感思想表达和历史生活叙说”的转变。当采诗官自觉地收集各种诗歌时，诗歌就完成了有效性保存，它对创作的要求转而由无序向有序发展。诗即史，诗是对历史生活情感的记录，有诗传承，也就有历史可承载，所以，当诗收集到一定程度后，认知历史，学习传统，了解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乃至文明的制度时，诗就成了最重要的教育材料。诗教的形成，一方面是对诗歌认知和接受的过程，另一方面则是对诗进行品评反思的过程，这样，诗的形式观念与思想意义或精神功能，就可以得到很好的关注。

“诗教”，在西周时期即开始盛行，按照王昆吾的看法，《周礼》按天地四时六分之法叙述官制，其中，技术官吏在大司乐总负责下，构成以乐师为首的“学官”、以大师为首的“乐官”、以大卜为首的“卜官”、以大祝为首的“巫官”、以大史为首的“史官”等五大系统。郑玄注中谈到：“凡乐之歌，必使瞽为焉。命其贤知者为大师、小师。”王昆吾谈到：“大师”和“瞽”，皆是宗教礼乐典礼上的圣职人员；“六诗”，即是这种圣职训练的基本节目，包括风、赋、比、兴、雅、颂六项。这种官制解释和认识，对于理解中国古典诗学的发展极其重要，因为民间诗歌必然长期停留在感性生命表达阶段，只有当诗歌被官方认可之后，才可能形成对诗歌的深入理解和认识。“诗教”，无疑使这种解释工作的合法性有了坚实的功能基础。从诗教意义上说，从“六诗”到“六义”的转变，就是诗学得以形成的内在精神过程。它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以乐教为中心的时期，二是以诗为聘问歌咏之手段的时期，三是以德教为中心的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诗三百篇”，主要是为仪式需要而采集的，因为周官掌诗、教诗的目的是为乐歌服务。所以，“从乐教的观点看，诗是民风的表现，是历史资料和风俗资料，也是用于国家仪式的音乐素材；从乐语之教的观点来看，诗则是语言材料，可以进行方言和雅言之间的沟通。”[1](P213309)在周代的国子之教中，即有“乐德之教”，教授“中”、“和”、“祗”、“庸”、“孝”、“友”；“六德之教”，则为“知”、“仁”、“圣”、“义”、“忠”、“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德教是为乐教服务的，是乐教的组成部分，这种情况，乃是由于上古时代的教育是围绕祭礼而确立的。这样，诗三百篇的文本，就在教育过程不断加以完善和最终定型。

这种诗乐传统，对孔子影响甚大，因为孔子继承了西周礼乐文明的传统，并且，坚持诗歌在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因而，“诗教”构成了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应该说，孔子通晓诗乐，理应对诗乐有诸多深入体会和解释，他对诗歌艺术本身或作诗艺术肯定有许多心得，但是，有关诗三百篇的诗乐分析，惜未见于古人之论述，倒是关于诗的价值和功能在孔子诗学中具有核心地位。实际上，孔子的诗学思想，具体体现在诗经文本的选定和他的教学实践中，即通过“选诗”达到了删诗之目的，通过教学实践将他的诗学主张融入其诗作分析之中。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史马迁谈到：“古者诗三千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王昆吾谈到：删诗一举，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诗教思想。孔子重视礼乐，实际上，是把诗歌文本当作礼乐的寄托来整理的。他删诗的方法，基本上是为了正乐；删诗的宗旨，则是为了恢复周代的礼制和乐教。进一步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孔子“教诗造士”的目标，即由诗入手，以礼为根基，以乐为修养，以此培养国家精英人才。[1](P289)孔子的诗教理想在于：通过诗乐教育培养政治家的人格情操恢复西周文明。由于西周文明已经崩溃，因而，他的实际效果，则是强调诗教的作用，并将诗教视作人生的重要自我修养途径，甚至将“不学诗，无以言”作为基本价值准则。这样，孔子的诗教理想，就成了古代儒家人格修养的基本目标。由孔子所代表的儒家诗学路线，可以看出：中国古典诗学最初是如何理解诗歌并构建独立的诗学解释体系的。这种诗学的内在超越之路，实质上围绕诗本身来展开，这就是说，解诗离不开“学诗”和“教诗”。“解诗”的目的，就是为了理解诗本来的礼乐文明意图；这种解诗意图，并不重视诗的美学形式和美学规范，相反，倒是很重视诗的精神功能，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古典诗学的发展道路。这条诗学解释道路，即诗教之路，以诗造士之路，诗之功能阐释之路。

孔子承继了西周文明的特点，并将古典诗歌引向了道德化或人格化的发展之途，无论是诗的内容、形式和职能都有了基本的规定，诗歌创作很难溢出这个常轨。因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诗学，不是发展了诗歌创作的无限可能性，而是在客观上限制了诗歌发展的自由。虽然孔子时代的诗歌创作并未完全按照孔子设定的方向发展，例如，屈原的楚辞创作和楚国的文化哲学思想别有风韵，但是，从后代的诗学解释而言，屈原思想中合乎孔子诗学理想的部分得到了特别解释，而不合乎孔子诗学思想的部分则被无情地抑制了，这样，诗骚解释的道德化倾向，就形成了以儒家诗学思想为核心的中国古典诗学解释体系。“诗骚解释体系”，说到底，就是诗的功能价值体系和诗的语义演绎体系。诗骚的正统诗学地位，在汉代开始确立，汉代诗学解释者，以三百篇和楚辞为本，依文作注，依注作解，整体上贯彻了孔子的诗学思想和理想。诗歌解释者都认识到，诗具有特殊的地位，至少，此时公开排斥诗歌的思想还不能形成气候。人们充分认识到诗的独特教育作用，一方面，诗歌具有诱人的韵律，吟诗本身让人体会到语言的美妙之趣，诗歌配乐能给人带来，激发人的情志，另一方面，由于诗骚文明中以忠君爱国爱民为宗旨，因而，诗骚中充满了健康的生命伦理思想。这无疑有利于生命教育，而且它不是强制性教育，一切都融入诗的自由情感体验之中。应该说，周代歌诗或前代歌诗的体裁和内容丰富多彩，孔子删诗之说可信，或者说，西周采诗官在民间诗歌和宗教诗歌的采集中本来就进行了选择或删改，这些都使原初时代的民众诗歌的广阔创作内容被狭窄化，自然就阻塞了诗歌创作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有人将“思无邪”解释成“无边无际”，这个看法貌似新鲜，但是，并不符合孔子的诗学思想，因为强调“思想纯正”应该是孔子论诗的主旨。

孔子特别强调“诗言志”，将诗人的创作纳入到了合法性思想渠道，即“诗人之志”具有被社会共同认可的先在性特征，这种价值特征，成为文明确认和肯定的内容，因此，诗人只有成为这样的人才具有特殊的生命价值。那么，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被中国人普遍认可的价值秩序，包含着哪些内容呢？自然，维护社会的公正是诗人的第一要务。所谓公正，是以现有社会制度为依据，例如，君主富有仁爱之心，臣民具有忠君爱国之志，为了国家可以牺牲个人的利益，发愤图强、尽忠报国，或者不与流俗为伍，鄙弃社会丑恶，不与小人为伍，保持个人的清白与廉洁，或者表达抒发山林自然的隐居之志，等等。总之，诗所言之志，说到底，就是人的现实生活价值选择，在这种君权至上的专制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公正与自由，不可能有真正的仁爱与和谐，因而，“不平则鸣之志”，是在这种社会制度下的诗人最容易滋生的批判性或反抗性的正义情感。这样，在中国古典诗歌中，不平则鸣之志，建功立业之志，报效国家之志，驰骋疆场之志，保持清洁之志，改变黑暗社会之志，驱除鞑虏之志，遁迹山林之志，远离官场之志，皆是对社会丑恶的对抗，或是个人抱负的激情表达。说到底，“诗言志”只关怀个人理想与价值的实现问题，或者说，是对民众苦难或利益的吁请，至于更为深刻的个人自由与自由权利，个人灵魂与生命永恒，神人自由世界的创立等生命价值原则，由于受到思想现实和社会文明制度的约束，也就不可能得到自由的表现。所以，“诗言志”，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显示了特殊的价值，也暴露了它的思想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这与诗骚诗学传统的定型化有关。

“诗骚传统”，一直被有意识地保护为中国诗歌艺术的正宗，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国古典诗学观念，决定了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值得反思批判。诗骚解释所导致的中国古典诗学的思想困局，自然应该引起充分重视，这就是说，中国古典诗学的诗思方向，从根本上说，是由中国文明的基本精神特质决定的。这种文明，重视的是贵族特权而不是个人自由，重视的是反抗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但是，又找不到改变中国社会的有效良方。中国古典诗学，本来也可以向生命自由与自由理想方向发展，事实上，“道家诗学”向天道心性自然方面发展，在扩展人的心灵自由或精神自由方面贡献甚多，不再是儒家的“单调志向”。但是，道家诗学的自由，重视的是个体的精神自由，而未能关注社会的或公民意义上的自由。“道家的自由”，不是以保证公正的社会自由为前提而建立的个人自由，而是孤离于公共制度之外，或容忍不自由的社会现实而体验的纯粹精神想象的自由。在道家看来，只要“无为”，个人的一切心灵自由皆是可能的，这种自由，带有反文明的性质。因而，这种诗性自由观，虽然将中国古典诗歌和诗学的意境极大地拓展，但是，它在根本上仍然无助于建立现代意义上的诗学。必须指出：中国古典诗学的思想困局就在于，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理想，它不能真正改变中国人的生存状况或中国人的自由生命信念，这一切，只有在引进西方思想之后才可能发生。所以，中国古典诗学的内在超越之路，就诗思意义上而言，具有“先天性的思想缺陷”。不过，也应看到，这种诗思的欠缺，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由于古代人对“自由的生命之诗思”的传统被长期抑制和边缘化的结果。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的人就知道，“原初道家思想”，反对功用思想传统，也反对源于功用思想传统的“诗言志”，因为儒家的功用之思，将诗的自由生命之思抑制了。其实，无论是老子思想还是庄子的思想，不仅用诗来表达而且以自由的自然的诗思作为生命的最高价值取向。道家思想代表了中国诗歌和哲学中的自由的思想文化传统，只是它一直未能形成思想正统，但是，这个自由之思和自然之思的诗学传统，一直是中国自由主义文人自我放纵和返朴归真的思想价值支撑。

如果说，中国诗学解释学缺少关于文学的哲学反思或社会文化价值的探索，那么，这样的诗学解释学等于失去了“灵魂”，同样，如果诗学解释学只有关于文学功能价值的反思而缺少对诗艺本身的创作解释或美学解释，那么，这样的诗学解释学就失去了文学的本原价值。应该说，完整的诗学解释学，应该包含这样两个方面。事实上，中国古典诗学正好包含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只是有关文学创作论或美学风格的解释比思想解释更为发达。正如前文所论述的那样，孔子有很精微的艺术鉴赏力，但是，他有关诗艺本身的论述一点也没有被保留下来，只保留了他有关诗歌功能价值的论述。这说明，在先秦时期，诗的功能论考虑，“优越于”诗的艺术论关注，而对艺术形式本体的关注，则需要等待钟嵘和刘勰的出世。

二、“诗品激发诗艺”：古典诗学解释的内在转向

超越诗学的精神价值解释，并开辟诗学的本体形式解释，则是中国古典诗学的另一途径，这条诗学解释路径，主要关心诗的“韵律美感”与“形式规律”。不过，这种对诗的音韵、节奏和美学标准的重视，要到南北朝时期才能得到真正发展，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古典诗学的解释之路，总是具有单向化发展的趋势。就诗论诗，就是“解诗”，诗的功能作用和神妙意趣，常以模糊的方式予以认知。诗学的分析或对诗的细致分析未得到发展，这正是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的特点。中国系统的诗艺解释学，直到公元5―6世纪才真正形成，这就比西方诗学晚了几百年，好在西方诗学在亚里士多德之后，诗艺解释的进程异常缓慢，直到18世纪才有了真正的飞跃。中国古典诗学，有关诗艺的解释则特别发达，每一时代，皆有大量的解释学作品问世，只是有关诗的功能价值论的反思，则一直停滞不前。这一点，正好与西方诗学形成根本性区别：西方诗学解释在文学的功能价值论方面不断推出新思想，而相对忽略了诗艺解释之审美创造，因为文学批评的形式化立足于具体作品本身，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艺解释学。中国古典诗学，在文学功能价值反思方面，自孔子之后再无新思想，倒是诗艺解释日趋神秘繁琐。当然，中西诗学之间，自19世纪开始，在诗的功能价值反思和形式美学分析方面皆有大的成就，形成了思想与艺术并驾齐驱的格局。

那么，魏晋之后，中国古典诗艺学的解释为何发达？或者说，是什么原因导致“诗艺解释”发达而“诗思解释”不发达？自然，必须解释“中国古典诗艺解释发达”的标志是什么？即诗思解释不发达而诗艺解释发达这个判断是否站得住脚？这要从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文本这一事实出发予以证明，因为事实胜于雄辩。重视诗歌和诗教，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显著标志，且不说诗赋取仕，单就诗词酬唱作为最重要的交往方式而言，就可以知道中国古典诗歌在民间精神交往中的核心地位了。或者说，由于人们把诗歌看作是学校教育的中心性的教学目标，因而，诗歌构成了文明教育的基础。诗教虽然也可以激活创作，但是，诗教的真正功能和作用在于对诗的品鉴和理解能力的提高，也就是说，诗歌创作虽然与诗教有关，但诗创作才能不是教出来的。因为如果按照受教的比例而言，诗教所培植的诗人实在太少了，所以，诗教最主要的功能，是诗的技艺认知和美学风格认知，也是生命美学境界的认知。由于“诗赋取仕”曾是古典教育的基本目标，因而，“诗教”确实要传授诗的技艺，即教学生如何写诗。写诗，一方面涉及内容模仿问题，一方面涉及技艺模仿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典诗艺解释的发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诗教”和“诗赋取仕”这一活动决定的。不过，也应看到，应试性的诗歌作法或技艺传授术，基本上不能成为中国古典诗学的基本材料。一方面这些资料未能得到有效的保存，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类解释缺乏诗学的原创性。诗教和作诗，使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的诗艺方向显得格外发达。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上的中心人物，主要不是“诗人”而是“诗论家”。诗人只是写诗，他用不着对诗艺进行解释，因为诗艺就体现在他的诗作中，这就是我所说的“本文诗学”，由于本文诗学的隐晦性和寄生性，因而，关于诗艺的理性解释自然更值得重视。

相对而言，“诗教”发展了中国古典诗学的品鉴方向，即从诗出发去理解诗的意蕴和美感，吟诗或诵诗是诗歌品鉴的基本途径。诗歌必须通过“沉吟体味”才能发现其语言的精妙，意象和意境的精妙，音韵节奏的力量和变化。从诗味的意义上而言，“品诗”，一方面需要明白诗理诗义，一方面也需要对诗形成圆照通观，即要有比较诗歌立意和诗心体认的基本价值立场。说到底，就是要入乎诗之内，出乎诗之外。高明的诗歌鉴赏者，几乎都能胸藏万卷诗，然后，才能真正品评诗的高下。与此同时，作诗，则发展了中国古典诗学解释的创作方向，即仅有评品是不够的，不亲自进行诗歌创作实践就无法真正理解诗歌的高妙。实际上，品诗与作诗是紧密联系的，品诗者可能写不出一流诗歌，但是，不能不写诗歌；写诗人不必读万卷诗书，而品诗者非要读万卷诗书不可。

从“品诗和作诗”发展起来的中国古典诗歌解释学，通常以“诗话”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诗情观念。由于中国古典诗学以诗歌艺术为主体，正统的文学观念只有“诗”“文”二项，所以，形成了以抒情文学为正宗的诗学解释体系，相应说来，叙述文学没有得到充分而自由的解释。不过，在刘勰那里，诗文本身在“文心”的解释中，都具有了合法性创造地位，这就是说，中国最系统的诗学解释学包含了丰富而全面的内容。刘勰的创作解释，是从品鉴出发的，他继承了“儒家诗学”的一般看法，即诗和诗人的目的在于原道、征圣、宗经。在这一目的下，文字书写或文章的创制都具有创作学意义，正是基于此，刘勰的文体论基本上是以自然归纳的方法进行。他在照顾“诗赋优先”的原则下，也将非韵文或应用性文章列于文学之内。不过，在任何文体中，刘勰都发现了其“诗性要素”，这一点自然是可贵的，因为远古文章几乎都离不开诗，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勰的广义文学观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刘勰有关文学创作的解释，例如，“神思”、“体性”、“风骨”、“熔裁”、“比兴”、“养气”诸篇，皆显得神采飞扬。刘勰的解释，自然是在品鉴论思想的支持下体味诗人的创作，并研究诗文的艺术本性而完成的，刘勰的理论概括和具体品鉴都显得精妙准确。从系统性和完整性方面来说，刘勰的诗学解释学成就要高于亚里士多德，要知道，亚里士多德之后，刘勰同时代的西方诗学思想还没有得到真正发展。只不过，在刘勰之后，中国诗学解释学，再无《文心雕龙》这样的著作，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古典诗学满足于“品鉴”本身，使诗学解释学在“诗话”方向一路走下去。

“品鉴”，虽在远古诗教时期即已开始，但真正创立这种解释体系，应该说，得益于钟嵘的《诗品》。此前，中国历史学中发展出“人物品鉴”的传统，司马迁、班固在这方面皆有成就，诗品脱胎于此，即在“品人”的同时“品诗”，在“品诗”的同时“品人”，将诗分成高低若干品，同时，将诗人分成若干品。“品”是中国文化中的独特的等级制度，最高品级自然就成为提倡和追求的目标。[2](P35)后来的诗学解释，就此形成了不断的历史超越，诗品一方面将诗人分列出创造性的价值等级，即第一流诗人、第二流诗人、第三流诗人，然后，依次确立其文学史上的地位，与此同时，将诗的美学风格或者意境予以审美区分。这种区分，强调了审美的多样性而回避了诗的等级性，即每一风格的诗皆有其美学价值。尽管一些诗家将“高古”或“雄浑”列为诗歌的上品，但是，并不足以否认别的诗歌风格的美学价值。正因为如此，诗品发展起了中国系统的诗歌美学风格论，其详尽和生动具体性实为很独特的解释学创造。

大量的“诗品”和“诗话”，就是从具体的历史的文学作品出发，对文学的历史发展和诗歌美学风格的发展形成系统的解释学观照。这其中充满了归纳性、实证性、综合性和比较意图，也就是说，解释学的判断与综合，构成了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的基本方式，这其中，既有生命美学的阐发，也有诗歌创作规律的总结和发现。这种内在的超越之路，在20世纪中国诗学解释者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和钱钟书的《谈艺录》中达到了最高体现。相对而言，王氏与钱氏，没有像《二十四诗品》那样进行美学描述，也未像《沧浪诗话》那样立论，但是，他们不仅承继了中国古典诗话解释的全部优点，而且还融入了审美自由的现代意识，即在中外诗学比较的基础上来解释诗的本质和美学特性。王国维从“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出发，把艺术解释和生命解释关联在一起；钱钟书则从“诗分唐宋”出发，不仅探讨了两种诗风的不同美学价值，而且，还开拓了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中一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的诗学神秘论方向，他将诗歌创作和诗人的生命意向和内心体验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而，这种诗话式的综合解释方法，显示了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的独特价值。实际上，“诗歌品鉴”就是通过语言的方式，并从文本出发，去吟味和综合比较诗歌的艺术魅力，这种方法，在中国古典诗歌解释中达到了精致化的艺术阶段。古代中国诗人，一方面不得不接受诗骚传统作为诗学的正宗，另一方面也千方百计地通过个体性的创造，努力超越这种诗学观念。在这种努力中，心性体悟方向和心性原则得到了发展。在这种诗学观念的作用下，诗人“向自然的回归”和“向心性的回归”得到了发展和重视。

三、“诗思与诗艺并重”：古典诗学解释的现代化

诗学解释的定型化与创造性要求，是中国诗学解释面临的现实矛盾。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逐渐形成了两种解释学体系：一是从功能价值出发，从儒家伦理出发去建构诗学的内在价值观念，“言志说”的诗学传统得到了发展；二是从创作本身出发去构建诗的艺术规律，从审美出发而形成诗学解释的内在超越之路，诗的精神创造特性开始得到重视，与此同时，诗艺本身在玄学冥思中也开始得到重视。这两条解释学道路，使中国诗学解释学形成了基于解释对象自身的“解释学定型”，所以，在这种强大的诗学传统中，任何“解释学的变革”都是异常困难的。

正如西方诗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已经发展定型一样，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在刘勰那里也已经发展定型，而且，已经形成了完备的系统，即文学的诸多重要方面基本上都包含其中，那么，中国诗学解释学到底应该如何创新？或者说，如何可能让中国诗学解释学能够适应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实际呢？可以肯定，刘勰的“文心雕龙体系”，或者说，钱钟书的“诗艺学体系”，可以充分地解释古典诗歌艺术。但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国古典诗学解释的完善与发达，仍不足以充分解释中国现代文学，所以，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的“解释学功效”只能作用于古典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作品，而不能真正解释现代中国小说和诗歌乃至戏剧，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与现代中国诗学解释学之间形成“根本性断裂”。要知道，现代中国诗学解释学不是基于中国诗学解释传统而建立，相反是基于西方诗学解释学体系而建立，那么，这种内在断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能否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诗学解释学？是否有必要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诗学解释学？当前的中国诗学解释学格局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毫无疑问，古典诗学解释学的形成，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最有效地解释文学自身，所以，诗学自身必然要求“与世推移”。问题是：古典诗学解释学，只能面对历史文学却无法面对现代文学。应该说，理论不仅要有效地解释现代文学，而且需要有效地解释历代文学，显然，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和现代诗学解释学，皆无法满足这双重要求，所以，中国诗学解释学所面临的变革是必然的。

这还得回归现代中国文学的精神变革上来！应该说，没有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将依然有效，因为我们的民族文学样式将依然是古典诗文。问题在于，古典诗文的思想和语言，无法描绘丰富多彩的现实历史生活，即诗文不仅是心性超越的问题，而且是历史文化观照。更为重要的是，古典诗文根本无法表达现代人自由的生命体验，特别是在西方文明的刺激下。中国古典文学中那种脱离生活实际的现状，必须得到改变，即文学必须面对真实的历史生活，特别是要面对大众的历史现实生活，要求诗人从个人生活的小圈子中觉醒，去面对沸腾的生活现实。这就要求形成全新的文学观念，古典诗歌的内容无法满足现实生活实际，因而，古典诗学的“品评观念”和“美学取向”，必然需要形成内在的变革。应该说，从古代文学走向现代并非不可能，例如，从李白和白居易走向现实生命体验与表达不会太困难，从关汉卿、曹雪芹走向现代小说叙述也不困难，但是，中国现代诗人和作家从西方文学出发，引入了私人生活描述和自由奔放的政治情感的表达，随之而来的，就是西方叙述文学的结构观念和西方诗歌的自由思想观念。更为重要的是，鲁迅、胡适等先驱者的只言片语大有彻底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倾向，这样，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方向，主要体现为现代化和西方化，因此，现代中国诗学解释学也随之而“现代化”与“西方化”。

应该说，从中国文学的总体上看，古典文学解释走向现代并不容易，但不可否认，中国古典文学解释确实具有走向现代的因素。实际上，从刘勰和刘知己出发，不难建构现代诗学体系，因为刘勰的诗学理论大都具有普遍的解释学效用，例如，创作论和接受论具有深刻的合理性。应该看到，中国古典诗学，是以抒情文学为解释中心的诗学体系，不同于西方以叙事文学为中心的解释体系。这一方面决定了中国古典诗学的自成体系性，另一方面也决定了中国古典诗学无法应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实际要求。中国早期古典诗学中不太发达的叙述学理论，完全可以通过历史学解释观念予以改造，这样，诗学形式论的变革，包括诗体的变革和叙述文学的变革，皆可能在中国诗学解释学内部发生。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所缺乏的，不是诗学本体论思想而是西方生命哲学观念，即怎么看待个人的生命自由？怎样重建现代意义上的生命关系和社会关系？这种思想文化资源，是中国文化自身所缺乏的，或者说，较难从中国思想内部获得这种精神支援。

因此，只有引入西方生命哲学观念，才可能形成现代中国诗学和文学的真正变革。由于思想和艺术形式之间的密切联系，所以，中国现代文学创造者完全否定了自己的文学传统，也因此否定自己的诗学传统。必须承认，中国文学或中国思想内部的缺陷，但是，也必须看到，中国文学和中国思想内部的合理性或原创性。因而，诗学解释学的变革，不能从单维的西方思想出发，而必须以中国诗学解释学的优秀传统为根基，并引入西方的思想和艺术文化传统。从纯粹诗歌解释学的意义上说，古典诗话和诗品中的许多解释或创作原则，至今依然有效，或者说，用于现代诗歌创作中完全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但是，大多数诗歌创作否认了这一点，所以，现代诗歌基本上处于“无根状态”，它自然不能引发人们的重视。事实上，小说叙述的方法和人物形象的创造也极有民族价值，只要我们用新思想去消解旧思想，就可以使传统中国文学抒情和叙述艺术重新焕发光彩。

重新评估刘勰，或者说，从刘勰的“文心论”中走出一条新的诗学道路，是完全可能的，例如，“原道”完全可以注入新的生命内容，“辩骚”、“明诗”、“乐府”、“诠赋”、“颂赞”可以建立新的诗体观念，“神思”、“体性”、“风骨”、“通变”、“情采”、“声律”、“比兴”、“养气”等可以发展新的创作论，“总术”、“时序”、“知音”、“程器”等篇可以发展出新的文学史观和接受美学观念，将西方诗学所涉及的生命文化内容与中国诗学相结合，一定可以发展新的中国诗学传统。这样，现代中国诗学解释学就需要两种思想眼光：一是古典中国诗学的解释学眼光，一是西方诗学解释学的眼光。当代中国诗学解释学的根本困难在于：中国诗学解释者只会图解西方的思想完全忽略了民族诗学传统，因而，在诗学解释上缺乏起码的思想原创性。现代中国诗学解释学的变革，是时代历史的必然要求，我们必须回应这一要求，所以，就需要重估中国诗学解释学传统。

中国诗学解释学，只要立足于文化传统并充分吸收外来诗学的创造性思维，就一定可以重新创造新的诗学解释学体系。只有这样的诗学解释体系，才是富有民族原创性特征的诗学，现代中国的文化诗学，就是适应现代思想文化要求的诗学解释学原创。像王国维、鲁迅、陈寅恪、钱钟书、任半塘等都是第一流的诗学解释者，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想原创性要求，只是他们的诗学还不能用于解释现代中国文学，但是，他们的原创性努力，至少给予我们以启示。现代诗学解释，可以由此出发并走上思想创造之路，不必以单一的西方思想翻译作为自己的诗学道路。我们很难找到有效的诗学解释良方，但是，诗学解释的创造性要求，并不能因此而减弱。如果中国诗学解释学一味地重复古代诗学理论的话，那么，这种诗学解释可能会失去真正的现代思想解释力量，这样，要想形成内在变革的话又该从何入手？中国古典诗学面临着现代转换问题，即一方面诗学如何从古典传统出发去构建现代性解释体系，另一方面古典诗学如何不局限于古典文学也能对现代中国文学创作形成深入解释，这既涉及传统诗学价值观念的守护，也涉及现代西方诗学价值观念的植入问题。

以中国古典诗学为基础的当前中国诗学的创造，自然要吸收西方思想的创造性成果，但是，无论是文学的思想还是形式，中国现代文学都必须有自己民族的新要求。由于中国现代诗学解释学不仅以西方诗学观念为主导，而且以西方政治思想文化为核心，因而，中国现代诗学自身承担了许多与它的身份不相应的思想任务，也因此使现代中国诗学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内容和压力。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将这种政治思想的任务纳入到文学的“原道”领域之中，即文学必须以生命的探索和社会的探索作为价值的体现方式，这样，就可以不必专门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或者说，诗学解释的多元化，不应妨碍这种意识形态诗学的发展。总之，现代意义上的诗学之建立，并不是为了消灭某种诗学解释体系，而是为了真正形成民族原创的诗学解释体系，即在保证“民族诗学原创”的基础上，完全可以让不同的诗学观念得以发展，至少可以改变当前诗学的完全西方化倾向。思想的任何一点进步都是困难的，其实，西方思想也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具有进步性，甚至他们只是很好地保护了希腊诗学解释的思想遗产。所以，我们不能再被“西方思想必然就是现代的”这种错误的诗学解释观念所愚弄。从中国古典诗学解释学的合理性出发，并以此为根基，同时，与西方诗学形成真正深层的文化对话和精神对话，就可以重新确立中国现代诗学的生命价值观念，重新确立新的诗学解释学原则和价值意识。这样，基于中国诗学的又融入了现代西方思想意识的文化综合与思想整合的现代中国诗学，就可能真正建立，并且，有可能形成对中西诗学思想的内在超越。真正的解释学事实是：解释是没有穷尽的，解释就在于不断地超越，人们在这种解释的超越中不断确证个体生命的本质力量，因为解释是人的生存方式，解释是人的生命本质力量的自我证明，解释也是人的自由精神探索与自由意志的充分表达。

参考文献：

[1] 王昆吾.中国早期艺术与宗教[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

[2] 阎步克.品位与职位[M].北京：中华书局，2002.

On the Dual Directions and Modern Prospect of Classical Poetics Hermeneutics

LI Yong-yin

古诗的文学价值篇（9）

引 言

我国传统文化艺术作品中蕴含丰富的语言知识，其较高的文化价值和意识价值，使得其对于培养小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古典诗歌是古代作者智慧与文化的结晶，其在表达作者人生感悟的同时，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在小学语文古诗阅读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进行阅读教学，可以使小学生深入了解我国的传统文化，体验到中华传统文化的语言魅力和知识，从而规范小学生的阅读能力和个人言行。

一、小学语文古诗阅读教学中传统文化的渗透现状

我国传统语文教学模式基本以传授式为主，这种教学方式主要是以语文教师为中心，语文教师的文化程度和知识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小学生的传统文化接受水平。小学语文的传统文化教学多是古文教学，对于古诗阅读教学的涉及比较少，使得传统文化在小学语文古诗阅读教学中难以进行渗透。由于小学生的语文水平处于学习阶段，其对于古诗阅读教学的理解基本是由语文教师进行引导，而一些语文教师为了追求知识讲授速度，不注重于古诗阅读教学中传统文化的渗透，导致小学生无法通过古诗阅读了解传统文化的艺术价值。

二、传统文化在小学语文古诗阅读教学中的渗透措施

（一）优化小学语文古诗阅读教材案例

小学语文古诗阅读教材内容都是有限的，在规定的文章中合理的融合传统文化进行阅读教学，是提高小学生对传统文化了解的关键途径。对此在进行小学语文古诗阅读教材选材是，需要选择传统文化元素较多的古诗进行阅读教学，使得学生们在学习古诗词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艺术美和文化形象。例如在进行《题破山寺后禅院》古诗教学中，这首诗主要描写了破山寺后禅院在清晨的美丽风景，其中蕴含了作者对于风景的情怀感受，后禅院不但是《题破山寺后禅院》的描写对象，其也是传统文化的一种艺术体现。语文教师可以让学生们充分阅读此篇古诗，在阅读后对学生们进行古诗的中心思想讲授，使得学生们能够对传统文化的建筑和艺术的赏析，从而体味到作者写这首诗时的情怀。

（二）利用诵读教学加强传统文化古诗阅读的深入

诵读教学是小学古诗阅读教学中的重要教学方式，小学生在大量的古诗诵读情况下，能够对传统文化的语言进行丰富的语言积累。体现传统文化的小学语文古诗词比较多，小学语文教师需要结合新课程的教学标准，选择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较高的语文古诗词，让学生进行进行古诗词的诵读，以在古诗的诵读过程中，领悟到传统文化在古诗词中的体现形式。例如《游子吟》这首古诗词，这首诗看似在描写一个母亲为临行儿子进行缝衣，实际在歌颂母爱的伟大与无私，其表达了作者对于母亲的感激和深挚的爱。小学生在进行《游子吟》古诗诵读时，能够在流畅的古诗语言中，感受到亲情的可贵与作者深深对母亲的爱。

（三）优化小学语文古诗阅读教学模式

相对于传统讲授式模式，情境式古诗阅读教学模式更适用于传统文化的融入，其能够在情境模式的具体展现下，引领学生们去感受到传统文化在古诗词中含有的韵味内涵。例如《三衢道中》这首古诗“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绿荫不减来时路，添的黄鹂四五声。”小学语文教师在讲授此诗时，可以结合传统时令文化，对学生们讲授这首时蕴含的作者情怀和文化描写。语文教师在进行《忆江南》古诗教学时，可以通过多媒体技术为学生们展示江南的风景，并适当的插入江南的古典音乐和古诗朗读，使得学生们能够在情境式的展现下融入到江南风景联想中，从而更好的感受古诗中传统文化的艺术美。

（四）用民族习俗吸引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

传统文化中含有较多的民族习俗，小学语文教师可以结合民俗习俗进行课外古诗阅读教学，以加深学生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深入感受。如王安生的《元日》这首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尤眨总把新桃换旧符。”小学语文教师可以结合我国的传统春节文化，给学生们进行古诗的渗透和讲解，使得学生们能够通过个人的传统文化体会，明确知道这首诗描写的作者心情与传统文化。我国有很多关于描写传统文化的古诗词，语文教师可以适当的讲解一些含有传统文化的古诗词，以让小学生感受中华的传统文化。

三、结语

综上所述，传统文化中含有较多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作品，其是我国中华民族重要的传承文化，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渗入一些传统文化，利于小学生对于传统文化和古诗阅读的理解，同时使得小学生的文化素质和艺术品格以及酃精神能够得到培养。传统文化与小学语文古诗阅读教学进行有效的结合，不但有利于加深学生对于古诗阅读的理解，也有利于提高学生对古诗阅读的兴趣，同时对于弘扬传统文化有着巨大的有利作用。

参考文献：

[1]房姝.怎样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J].佳木斯教育学院院报，2013，（11）：66-68.

古诗的文学价值篇（10）

“探究学生的阅读能力表现，基于阅读能力测试结果提出教学诊断及教学建议，是教育界应该深入探索研究的问题。”[1]那么，对学生的古诗词阅读能力进行相对客观的评价，并根据其能力表现提出教学建议，就显得十分有必要。基于此，本文以高二年级学生的古诗词阅读作答为研究对象，从学生古诗词总体阅读能力、识记能力、鉴赏评价能力等角度出发，对高二学生古诗词作答内容进行统计与深入分析，以期能了解当前高二学生古诗词阅读能力的一些表现特征，并以此作为反思古诗词阅读教学的契机，为一线教学提供些许教学策略。

本研究所选取的样本对象为556名高二学生，其中一类校201名，二类校185名，三类校170名。

一、高二年级学生古诗词阅读能力表现

通过数据分析，高二年级学生古诗词阅读能力可以从总体阅读能力、识记能力、反思评价能力方面进行说明。

（一）总体阅读能力：高水平样态学生比例偏低

将学生的古诗词阅读作答进行分类，根据得分情况，分为高水平样态、中等水平样态，低水平样态三种类型。从学生作答的得分情况来看，中等水平样态的学生最多，占总人数的48.3%，高水平样态的学生人数比例偏低。低水平样态的学生人数比例为29.2%，大约占到了抽样调查人数的三分之一。（详见表1）

学生古诗词阅读高水平样态的人数比例偏低，这说明古诗词阅读仍然是大部分学生的难点，学生古诗词阅读能力的提高值得引起重视。

（二）识记能力：学生古诗词识记的内容大多来源于小学阶段，且整首诗词的识记能力有待提高

测试要求学生按照题目要求，默写整首诗词，在识记基础之上，将自己的古诗词积累与文本材料进行整合，并对其进行分析、解释。

统计学生的作答后发现，556名学生能够写出的古诗词共计18首，其中符合题目要求诗词共计16首。能够按测试题目要求筛选出正确诗词的学生占总测试人数的88.9%，但可以正确、完整地写出整首诗词的学生比例却只占总人数的53.2%。从学生选择的古诗词来源比例来看， 81%都是源自课标内的推荐篇目。其中，63%的古诗词属于课标1-6年级的推荐篇目，大大高于7-9年级与高中阶段课标推荐篇目的选择比例。在学生的所有作答中，属于小学低年级所学的古诗词的出现频率又最高，达到了57.6%。（详见表2）

（三）鉴赏评价能力：学生古诗词评价鉴赏方法积累不足，大量学生无法知人论世

测试要求学生能够在理解古诗词的基础之上，选择任意角度，对其进行鉴赏评价。学生鉴赏评价的作答情况如下（见表3）：

由上表可知：首先，未作答的人数占总样本量的27.5%；其次，无法选择角度清楚地评析诗歌的人数比例占31.7%；可以选取诗歌内容两个维度对诗词进行简单评析的学生人数比例为27.4%；另外有13.4%的学生可以结合诗词作者的人生经历或创作风格评价诗歌。从学生作答的数据统计来看，大量学生可能还无法选择明晰的角度对古诗词进行鉴赏。这不能不引人担忧，说明高二学生古诗词鉴赏评价的方法积累不足。

二、教学策略：基于古诗词阅读能力的培养

依据测试结果，对高中阶段古诗词阅读教学的策略如下：

第一，需针对古诗词的阅读内容培养学生的相应阅读能力。新课改以来，知识的传递不再是课程培养的主要目标，对学生基本能力的培养逐渐成为课程的重点。教育部考试中心颁发的《201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语文》要求古代诗文阅读考查学生识记、理解、分析综合、鉴赏评价四种能力。这四种能力在古诗词与文言文两种类型的阅读考察中是共有的。但文本本身的特征的差异势必会导致不同类型的阅读文本相对应的培养能力的不同。以理解能力为例，文言文阅读更多地是要求理解文言实词、虚词在文中的含义或用法，而古诗词的理解能力则是强调把握古诗词的内容与意义的能力。

第二，需重视学生整首诗词的识记能力，提高学生识记的“质”与“量”。此次的数据统计中能够按照题目要求正确、完整默写整首诗词的学生约占总测试人数的50%。也许由于高考的要求是默写常见的古诗文名句名篇，因此在日常的教学中，教师有可能忽视了对学生整首诗词识记能力的培养。统计学生作答所选择的古诗词63%来源于课标内1-6年级推荐的篇目，这样的现象既说明高二学生能够完整背诵并默写的古诗词大部分仍然是小学阶段积累的古诗词，从侧面证明了小学阶段是学生古诗词积累的黄金时期；也表明高中学生古诗词积累面较窄，课外积累量较少的现状。古诗词阅读“如果没有一定的古诗词积累量作为基础，就很难形成感性认识，很难形成语感”。[2]因此，学生古诗词背诵量较少，势必会对学生的古诗词阅读产生影响。同时，21世纪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保证积累的‘质’与‘量’。因此，在古诗词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重视培养学生整首诗词的识记能力，有意识地拓宽学生的古诗词积累面。

第三，学生古诗词鉴赏方法积累严重不足，应促进学生古诗词鉴赏评价理论方法体系的形成。通过统计发现无法选择角度清楚评析诗歌的学生占总样本量的30%以上，这反映出一部分学生对古诗词阅读不知道如何入手。积累不够自然是其原因之一，但也反映出学生对古诗词鉴赏方法的缺失。叶圣陶先生说：“教是为了不教。”因此，在古诗词鉴赏教学中，教师应该逐步培养学生形成古诗词鉴赏评价的理论方法体系，以便学生能够触类旁通自主赏析。具体而言，诵读纵览，整体把握，是鉴赏的前提；其次，聚焦诗题，理解诗歌内容；知人论世，感知诗词时代背景；调动联想想象，体会诗歌意境；比较诗词，主动探究赏析等，都是古诗词鉴赏的相关方法。通过教给学生基本的鉴赏方法，培养学生良好的古诗词阅读鉴赏习惯，从而“授之以渔”，而非“授之以鱼”。

第四，学生古诗词评价鉴赏呈肤浅化，应提升学生的反思评价能力。此次统计数据表明，样本量中，接近30%的学生选择从诗歌内容角度评析诗歌，但其实更多的不是评析，更侧重于解释；而仅有13.4%的学生，可以选择从能力要求更高的结合诗人词人的人生经历与创作主张的角度评析诗歌。究其原因，可能与一直以来“重视字、词、句、段的教学，使学生从中理解文章的思想内容”[3]的古诗词教学痼疾有关。学生理解、鉴赏诗词的过程应该是由表及里的认识文本“文”、“象”、“道”的过程，是一个“循文析象悟道的、由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的认识过程”。[4]“文”指文章的语言形式，基本内容；“道”指文章主旨，理性认识，而在这之间的“象”则是独立于“文”与“道”之外的重要层次――“内容材料”。反映在古诗词阅读中，则是说明古诗词阅读的鉴赏不能仅仅停留在“循文”――理解内容的层面，更应该通过充实而又典型的质料帮助学生探寻古诗词的主旨。因此，在古诗词阅读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该努力使学生对古诗词的理解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提高学生古诗词反思评价能力。

当然，本次研究只是初探，还存在以下局限：比如样本量的选取范围较小、对学生的能力表现分析较为粗浅等等。此次统计的数据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部分地区高二学生古诗词阅读能力的现状。未来笔者会继续努力探索，希望通过对学生古诗词阅读能力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为古诗词教学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

参考文献：

[1]张燕华，郑国民，关惠文.初中生语文阅读能力表现研究[J].教育学报，2015，（6）.

[2]林警熙.赣州市区高三学生古诗词鉴赏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D].赣州：赣南师范学院，2013.

古诗的文学价值篇（11）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05-0114-01

一 趣味在古诗教学中的重要性

古诗与现代文章不同，其在语言表达上、情感流露上相对保守，所以小学教材中引用的古诗通常是具有明显教育意义且语句通俗易懂的古诗词。教师应透过这些诗词表面的意象，在其教学中适当加入趣味元素。趣味教学是近年教改提倡的先进教学理念，在教学中引用作者介绍、趣味鉴赏、竞赛演讲等独立的教学模块，可以增进学生与作者之间的情感距离，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古诗，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二 基于教学实例探讨古诗鉴赏教学的作用

1.古诗鉴赏教学特征分析

第一，诗眼的情感表达作用。古诗教学经常提到的是“诗眼”，诗眼是一首诗结构上的关键点，所以要想推动鉴赏教学发展，首先要确定诗眼在鉴赏教学中的作用。由此可见，诗眼可以充分表达出整首诗的情感基调。

第二，意象价值。除了诗眼之外，鉴赏教学还应通过抓意象、赏画面、品意境等角度提高教学的趣味性。客观物象并不能够准确体现出作者创作的思想情感，所以作者通常会透过意象描写将主观情感和客观事物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文字通过转化表现形式由平面的描写变化成空间的情感变化，通过意象分析吸引学生眼球，应用画面表述帮助学生理解古诗词所要表达的内容。

2.教学实例分析

通过上文对趣味鉴赏古诗教学的特征进行详细论述可知，在鉴赏古诗时，教师首先要明确作者的创作情感，通过“诗眼”、“意境”描述提高古诗教学的立体教育情感，并积极引导学生对古诗所描绘出来的情景产生联想和想象，通过情感熏陶和理论讲述让学生感知古诗的美妙意境。

如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中有一首鉴赏古诗《枫桥夜泊》，诗中写道：“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整首诗通过多种客观事物描写为古诗奠定了愁思的感情基调，月、霜、渔火、客船等事物与钟声相结合，仿佛愁思是一声声敲进作者心里的。教材中还配有古诗鉴赏画面，画面呈现出来的内容与古诗非常吻合。教师在开展趣味古诗教学鉴赏教学时，可以让学生针对整首诗所体现出来的情感特点进行深入理解，结合画面分析让学生了解古诗的情感基调，之后再将学生的关注点引向古诗所表达的客观事物，探讨作者是如何借景抒情的，诗中景物都能够体现作者哪方面的思想情感，作者在借物抒情中都运用了哪些表达技巧。

三 趣味古诗教学改革建议

趣味鉴赏主要体现在教学的新鲜感和艺术价值以及情感价值上，所以教师要想体现出趣味教学的作用，必须将教学重心放在拓展教学方式，提高教学过程中的情感交流程度，增加互动环节等方面，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1.丰富教学方式

在教学中引入多媒体教学内容，如利用多媒体课件，将古诗词中所呈现的内容和情感通过动态影像资料表现出来，在开展教学项目之前，让学生观看相关资料，让学生在学习古诗之前就对古诗内容产生浓厚的兴趣。与此同时，教师也可以在课件中设置不同类型的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阅读古诗，在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的同时，提高古诗的融入性教学价值。

2.增设互动环境

趣味鉴赏古诗教学的互动内容非常丰富，因为古诗中描写的客观事物大多离现实生活较远，所以老师在教授学生古诗之前，可以预留一部分预习作业，让学生通过简要阅读，感受当时社会行为习惯和情感表达方式。之后在课堂上通过“情景模拟”、“知识问答”、“辩论演讲”等方式，提高古诗鉴赏教学的互动性。老师在教学中应适当加入多种情感话题，让学生针对此问题展开系列讨论。

3.提高情感交流程度

在古诗鉴赏教学中不仅要靠客观事物抒感，老师还要抓住诗中作者与现实生活中的学生之间的情感联系点，通过这个联系点，扩大古诗表达情感的影响范围。既要欣赏作者描绘的景物，更重要的是理解作者凭借景物巧妙抒情的技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读懂古诗。以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中《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古诗为例，诗中出现了多个意象地名，如剑外、蓟北、巴峡、巫峡、襄阳、洛阳等，这些地名在空间布局上具有明显的联系作用，和作者的思想情感变化高度吻合，所以教师在开展趣味鉴赏教学时，应根据地名所在地理位置和变化规律，阐述作者生活在动荡不安、背井离乡的社会环境中的悲苦情感，并将其引入学生生活。

四 结论

古诗教学在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中是重要教学内容，探求古诗诗意，让学生透过古诗感受当时社会时代背景以及作者的情感思想，这是大多数教师追求的最佳教学目标。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