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的研究途径大全11篇

公共管理的研究途径篇（1）

关键词 公共行政 管理途径 法律途径

一、公共行政发展的脉络及三种研究途径

1．公共行政发展的脉络

目前，学术界对于公共行政的发展脉络虽表述不同，但大体分为六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提出与创立时期。19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激化，行政学应运而生。第二阶段是行政学的正统时期。这一时期认为经济和效率是行政管理的基本准则。第三阶段是批判与转变时期。国家开始对经济和社会进行全面干预，行政学也进入了不断深化改革的时期。第四阶段是应用与发展时期。20世纪60年代，科技的发展也为行政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时期的行政学由纯理论的研究转向应用研究。第五阶段是挑战与创新时期。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经济陷入“滞胀”的困境。由美国青年行政学者发起的“新公共行政”运动得到发扬光大。第六阶段是总结与探索时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公共行政学开始了对本学科历史发展的回顾和反思。一场以“新公共管理运动”为标志的大幅度行政改革在美国等多个国家开展。此外，登哈特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和罗森布鲁姆的“多元公共行政观”至今仍非常值得学术界的探讨。

2．管理、政治、法律三种研究途径

罗森布鲁姆的“多元公共行政观”认为公共行政从来不是一个同质的研究领域，它的研究途径是多元的，这产生于公共行政的复杂性。长期以来，对公共行政领域的研究存在三种途径，即管理、政治和法律。管理途径已发展为传统管理途径和新公共管理途径两种思路。根据传统管理途径，公共行政的意义在于追求效率、效能及经济最大化。新公共管理途径的基本价值观强调成本――效益及顾客回应性。这一途径主要是改革原有的旧模式，以期改善公共部门的绩效。公共行政的政治途径强调的价值是“代表性”“政治回应”“责任”等。公共行政研究的法律途径主要是将公共行政看做特定环境中应用法律和实施法律的活动。法律途径的公共行政强调法治，这包含着以下四个方面的核心价值：“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个人应享有的实质权利和法律的平等保护权、公平、诚实。

二、公共行政中管理途径与法律途径的冲突

在公共行政的三种视角中，管理视角和法律视角的价值观最为相对，管理途径强调效率，而法律途径则强调公平，两种途径的冲突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组织结构方面的冲突

传统管理途径主张公共部门应采取官僚制组织结构，以专业化分工、统一指挥与协调达到高效目的。新公共管理途径主张组织结构应整合组织内部的各项行动并尽量授权给各分工单位，组织结构趋于扁平化和自主性。而在法律的视野中，公共行政研究强调行使裁决功能的行政机构必须有大的独立性，独立于政府部门之外。

2．人事行政方面的冲突

管理途径的人事行政主张人事工作应促使效率、经济的最大化。其假设是公共服务应非政治化，像企业一样运作。而法律途径则高度重视求职者的权利和自由，将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宪法关系置于公共机构雇佣关系之上，强调公平平等程序的必要和法律平等保护的需要。

3．预算和财政方面的冲突

传统管理观点尝试发展一种预算途径，来提升经济、管理效能的价值，寻求以预算来削弱浪费、强化对政府运作的管理控制。新公共管理以市场力量为手段，强调绩效和顾客的回应，例如新绩效预算。而法律途径则保护宪法的完整性和个人权利，确保人人在法律之下有同等保障，以及改善程序正义及公平性。

4．政策分析与执行评估的冲突

传统管理观点强调政策执行的效率、效能，偏好政策执行的评估技术并主张行政机关要控制调查过程。新公共管理主张政府应该安排公共服务的提供，而不应该自己直接提供服务。法律关注的焦点在于宪法的完整性、公平、以及个体权利的保护，主张向行政服务的接受者、行政管制的对象提供程序上的保障，以防止权益受到损害。

三、公共行政中管理途径与法律途径冲突的规制

1．整合两种研究途径，进行全面分析

罗森布鲁姆曾经说，“尽管不同途径的价值和主张是冲突的，但平衡各种矛盾和冲突正是公共行政艺术的精髓所在。”管理与法律所代表的价值对于公共行政同等重要，处于并列地位，单独强调某种价值诉求都是片面的。这种价值诉求的冲突从理论上表现了公共行政实践中的困境。这里说的整合并不是融合两者的矛盾，而是运用两种视角去全面的看问题。

2．重视法律途径的应用

以往的实践经验中，管理途径更受人们重视。管理途径强调行政理性、效率、效能等工具理性的价值。不可否认，它对公共行政的贡献是巨大的，但另一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管理途径忽略了民主的基本价值。因此，在以后的治理实践中要更推崇将法律途径纳入研究视角中，强调“法律继续为公共行政之核心议题”。

3．承认其根本冲突，并以权变的思想去解决具体问题

行政管理者必须承认两价值诉求的差异，不能盲目融合两种截然不同的途径。两途径的并无高低之分，也不能做出先后的价值排序，因而整合两种途径的有效方法还在于对每一种研究途径的适用条件、背景作更详细的分析。以权变的思想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解决实际问题。例如罗森布鲁姆在书中曾指出，当涉及灾难的预防时，适合管理途径；当涉及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时，适合法律途径的分析。

参考文献：

[1]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公共管理的研究途径篇（2）

以GDP为核心的市场社会竞争时代。人类社会受到了18世纪工业革命的重要影响，从而产生了一次社会大转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在制定公共政策时非常重视市场的作用。市场能够有效的提升经济效率，获得繁荣和自由。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这一过程中并没有社会政策，只有经济政策。市场社会对经济增长的主要衡量指标就是GDP，公众和政府普遍将政府管理绩效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同于GDP。在现代经济学中，个人和社会的福利都由货币收入和GDP来衡量，这种分析方法也影响到了其他学科。在公共管理学中，政策途径和商业途径不断融合，从而拉开了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序幕。以追求幸福为目标的和谐社会时代。二十世纪最令人瞩目的宏观经济学成就应该是GNP或者GDP，通过衡量经济指标来对人们的生活进行改善，但这并非一劳永逸之策。人们开始逐渐怀疑这种对经济增长过分注重的发展模式，资源匮乏、家庭破裂、健康损害、犯罪、污染等在GDP核算中都作为经济价值，忽视了生活质量、家务劳动、志愿服务、社会情感、锻炼、可持续性、自然资本的内容。法国组织其他各国于2011年成立了一个“经济表现与社会进步衡量委员会”，对这个现象进行了考察，认为应该对衡量体系进行转变，从对经济生产进行衡量转向对幸福进行衡量。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中的表现难以用GDP的角度进行全景描述，但是我们也发现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我国也出现了政治分化、社会变迁和环境恶化的现象。当代公共管理受到社会发展观念转变的影响。在市场社会中，逐渐改变了单一追求GDP的发展观念，转而以幸福作为追求的目标，寻求综合性的发展，这也对公共管理产生一定的影响。根据2012年哥伦比亚大学与联合国共同的“世界幸福报告”可以发现，由于过度的关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造成了社会信任的下降和不安全感的上升。这也充分说明公共管理的实践要改变以经济价值为核心的传统模式，开始寻求多元公共价值。但是从现实层面上来说，我国很多政府官员仍然存在着依赖GDP的惯性思维，这就需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引导，使其在制定公共政策时不仅从经济学的角度，而且能够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思考。

二、当代公共管理的社会学转向

公共管理的研究途径篇（3）

中图分类号：F121.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0-0216-02

一、公共行政三个途径及其核心价值

美国著名学着戴维·罗森布鲁姆在他的《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中，为我提供了多元的视角让我们审视公共行政。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公共行政并非狭义的传统的公共行政范式所以指的公共行政，而是泛指政府的管理活动。在公共管理范式已经被广泛认可的今天，我们研究政府活动时亦跳不出罗森布鲁姆为我们指出的三条途径。

1.公共行政的管理途径。因为民营化是与新公共管理密切相关的概念，是对传统的公共行政范式的一种扬弃，所以我们在这里讨论公共行政的管理途径时主要从新公共管理的方向来做研究。新公共管理（NPM）的核心价值是“公共行政是非政治化的，企业化的，对效率的追求”从NPM的角度来看，传统的公共行政和官僚体制已经僵化腐朽、丧失效率，所以应该对传统的公共行政进行必要的改革，其改革的主要理论假设有如下几点：（1）结果导向；（2）引入竞争机制；（3）顾客导向；（4）指定方向而不是亲力亲为；（5）放松管制；（6）向下授权；（7）企业家政府。

2.公共行政的政治途径。传统的公共行政强调政治与行政的分离，行政的目标是对于效率的追求，所以传统的公共行政强调的是职能与分工的专业化。即使发展到新公共管理阶段，对效率的追求依然没有改变，依然是其根本目标，但是政府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往往会忘记政府缘何而存在，政府又在为谁而服务。公共行政的政治途径其核心价值是“代表性”“政治回应性”和“责任”。政治途径对政府改革的目标就是最大化的实现代表性、回应性和责任的价值。社会中存在着多元的价值和利益，政府活动要想回应与表达这些不同的价值和利益就必须将这些价值吸收到政府中来，再表达到政府政策中去。

3.公共行政的法律途径。公共行政的法律途径将公共行政活动看作是特定情境中的法律的实施与运用。这里的法律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地方规章、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对于该等法律法规的不时修改和补充。其法律渊源主要是宪法和行政法，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司法解释及行政立法。法律途径的核心价值是公平、公民实质权利、正当法律程序。由于正当法律程序的追求，法律途径在研究公共行政行为时首先观察其行政过程的合法性。对于实质权利与公平的主张则明显体现在抗辩程序中，每个人都有权利在法庭上陈述自己的观点主张，由法官来裁决。这两点核心价值的明显例证就是“行政听证”。

二、公共事业的民营化及其价值选择

（一）公共事业民营化

作为公共行政的一个重要分枝，公共事业管理的研究也可以从管理途径、政治途径和法律途径入手。

管理途径更强调的是公共事业的效率，即公共物品和服务提供的效率问题；政治途径更强调的是代表性和回应性，即公共物品和服务是否能够满足每个人的利益需求，公共事业管理是否表达了每一个公民和利益团体的利益；法律途径强调的是程序的正当性，公平和实质权利，其考虑的问题是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时是否遵守了应有的法律程序，是否确保了公民在享受服务方面的平等的权利。

由于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容易造成“搭便车”和“过度消费”等现象，所以其供给方面向来是由政府或者其他公共部门提供。但是近年来公共部门提供公共物品也不被视为一种良好的选择，这主要是因为公共部门在提供公共物品时的低效率。这里的低效率主要是指其一，政府在生产和提供公共物品时的成本消耗过高，以及公共部门的寻租腐败等因素影响公共物品的生产效率。其二，由于公共物品领域长期的政府主导性以及政府信息掌握的滞后与不完全，导致政府公共政策决策带有误差，并没有完全真实反映公民需求。

（二）公共事业民营化的价值选择

1.效率价值：管理途径的价值追求。公共行政的管理途径的核心价值是“非政治化的，企业化的，对效率的追求”。很明显，对于效率价值的追求是从管理途径来理解公共行政以及公共事业管理。服务绩效的三个基本标准是效率、效益和公平。对于任何服务而言提供方式而言，决定其效率和效益的核心因素是竞争。换言之，特定安排方式所包含的竞争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该种安排的效率。竞争意味着消费者拥有选择权，而公民选择权是民主社会所崇尚的基本原则。如果有足够多的生产者可供选择，那么自由市场、合同承包和凭单制最有利于培养竞争，由此实现经济效率。民营化的基本理念就是通过开放公共领域，引入民间资本一方面解决政府在公共服务上的财政困难，另一方面通过民间资本内部的竞争、公共部门同民间资本的竞争来激活公共企业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

2.公平价值：政治途径的价值追求。对于公平价值的研究就是从公共行政的政治途径出发的。政治途径的核心价值是“代表性”、“政治回应性”和“责任”。公共服务应该体现的是公共性，是一种多方利益的表达与平衡。一些人的公共服务的获得不能以另一些人的牺牲为代价。公共事业的民营化应该是一种公共服务主体的多元化。

三、如何实现公共事业民营化改革中公平与效率价值的整合

对于公共事业管理的研究不能从单一的途径去考虑，应该从各个方面去进行权衡和整合，这样才能达到公共事业管理改革中的公平与效率的平衡。罗森布鲁姆的多元行政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认识途径，我们在思考问题时必须兼顾三个途径，但是很多情况下这三个途径追求的价值不相兼容甚至相互矛盾。所以，在整合这三个途径时就有一个层次的问题。

1.法律途径是前提。法律是一切社会活动有序进行的保障，所以依法治国是一个基本前提。不管公共企业还是民营化改革后的私营企业或者股份制企业，其在从事提供公共物品的活动时都应该以合法的程序合法的渠道进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公平和禁止权利的滥用。这是公民实质权利的必要保障。另一方面，就是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使一切社会活动都在良好的制度中进行，这样才能保证所有的改革在一个有序的可控的范围内朝着正确的方向进行。再者，所谓“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相关利益方（消费者、员工、客户、社会和环境）的社会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生产安全、重视员工合法权益、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对社会负责等。从制度上强化公共服务行业的企业社会责任是保证企业持久稳定履行该社会责任的基本前提和有效手段。最后，在民营化过程中，政府不是卸掉了公共责任，而是责任更重了，其职能的发挥是通过各种监督制度及监督法律法规的执行实现的。

2.政治途径是基础。如前文所述，不管政府公共事业管理怎么改革，始终绕不开的是公共利益和政府责任问题。这是公共企业乃至政府存在的唯一目标和基本前提。所以，不管是民营化还是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都不应该抛开“代表性”和“回应性”这些基本原则，回应和平衡社会不同利益集团的需求，最终达到公平价值的实现，才是社会长治久安，实现人民福祉的根本道路。再者，若是单纯从管理途径去考虑公共事业改革，很可能民营化的公共物品提供就会是一种企业主导的模式：企业会集中精力与一些暴力行业，例如案例中所述的“水务”，对于其他一些服务会视而不见。

3.管理途径是手段。毕竟公共事业管理还是一个管理的问题。既然是管理就必须要想到效率问题。纵观新公共管理途径的实质，就是将企业的思想引入到政府公共管理中，表现在公共事业管理改革上就是引入竞争，其目的是依靠多元的服务主体竞争来消除公共部门垄断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其改革的本质在于竞争，民营化只是一种手段。所以，有充分竞争存在的民营化才是一种真正的民营化，如果竞争不充分，或者甚至没有竞争，那么公共企业易主后的发展方向必然是垄断，而且民间资本的垄断比起政府的垄断有更可怕的破坏力。像上文所述的厦门水务服务，在民营化改革后，政府只是从外界引入了民间资本来填补财政缺口，并没有领悟到民营化的精髓，股份制改革之后的“厦门水务中环制水有限公司”仍然是一个垄断企业，所以才会出现后来的情况：政府甩掉了财政包袱，企业找到了新的商机，但是种种负担最终是落在了老百姓头上。尽管在涨价之前召开了听证会，也都遵从了法律程序，但是听与不听，价格都会涨。听证会上厦门水务集团给出的四套“霸王方案”多少令市民有些无从选择。再者，公共事业管理的改革，不管是民营化，还是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都是为实现公共服务提供主体的多元化，以便让民众有更多的选择权。

综上所述，通过对于法律途径、政治途径、管理途径的整合，从多方面考虑公共事业管理的改革，在民营化过程中政府不但不能卸下责任，而是应该加强其监管责任，以保证在实现对效率价值的追求时同时公平价值，这样才能最终实现人民的福祉。

参考文献：

[1] [美]戴维·H.罗森布鲁姆，罗伯特·S.克拉夫丘克.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第5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 [美] E.S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伙伴关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94.

[3] 张国庆.公共行政学：第3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 唐健盛.和谐消费环境中的企业社会责任[J].社会科学，2006，（6）.

公共管理的研究途径篇（4）

自公共行政学创立以来，公共行政内部始终存在着不同的思想，罗森布鲁姆总结了不同时代特点和学者的观点，将其概括为行政学的三种研究途径：管理、政治、法律的途径。

一、公共行政的管理途径和法律途径

1.管理途径的内涵

管理途径分为传统管理途径、新公共管理途径。

传统管理途径强调效率、效能、经济的价值，采用理想官僚模型结构，强调专业化、科层制、功绩制。它主张企业型政府、理性和全面的决策而不重视公众的广泛参与。

新公共管理途径强调成本――效益、顾客的回应性。将人看成顾客，追求顾客满意并将其与绩效一同作为衡量政策是否成功的标准。组织结构趋于扁平化和自主性。预算弹性较大，通过市场进行资源分配，政府扮演掌舵而非划桨的角色。

2.法律途径的内涵

法律途径强调法治：程序正当、实质权利和平等保护、公平，诚实。裁决机构独立性很大。通过司法强调抗辩程序、法官的中立、正当法律程序的保护，结果的合理性。更倾向于内部控制，强调建立明确的行为准则和监督机制。

3.管理途径和法律途径的冲突

管理途径重视效率、效益和价值，法律途径的核心价值是权利至上，个体的权利不能被任何人以任何理由剥夺。法律途径要求程序正当合法，权利独立行使，摒弃了管理途径对公务员的层级控制与指挥依赖。公务员不能为达到效率目标而破坏行政程序，必须接受监督。

管理途径和法律途径的冲突可以简单阐释为效率和公平的制衡。我们常说政府效率低下，原因之一就是政府受到法律程序的制约，缺少主动权和灵动性。单纯的追逐效率和市场就会损害民主、公平和公正，导致政府失衡。事实上，人们的心理恰恰反映了这种冲突的存在。

二、管理途径和法律途径的冲突在我国政府管理中的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管理取得很大的成就：国民收入水平整体提高，社会救助水平飞速发展，贫困人口大规模减少，民间组织如雨后春笋欣欣向荣。

但同时，长期的发展也暴露出了我国政府管理在管理和法律上的问题：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差异过大、收入差距明显、腐败现象严重、第三部门缺乏独立性等一系列问题，社会服务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

三、管理途径和法律途径冲突的原因分析

1.管理和法律途径的冲突具有历史传统原因

二者的冲突首先要追溯到西方行政学说史。西方行政学说史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而三种不同的途径反映的则是三个不同时期的价值诉求重点的转移，随着社会和人类的发展而变化。三种途径都是不同时期重点价值诉求，但不可能同时成为主要诉求。必然会有一方价值诉求占主要地位，而其他价值诉求居于辅助地位。

传统的君主制政府受到来自立法、司法权力和利益的压力转变为三权分立的政府。三权分立相互翩衡，相互配合，相互影响，因此冲突是无可避免的，效率和公平的冲突也是会一直存在的。

2.我国政府管理中管理途径和法律途径冲突的原因

首先，国情决定我国的政府管理困难重重。我国既背负着发展的重任也肩负着完善制度建设的任务。我国要在一个历史时期内完成上个时期遗留下来的任务和本阶段的发展规划，这个过程必然问题层出不穷。

其次，理论本土化。我国很多公共行政理论却是从西方引进的，缺少和本土文化背景的融合，仅仅在政府系统内封闭运行，忽略了公民和社会的需求角度，缺乏对中国的具体国情的细致剖析。

四、我国政府管理研究途径选择

公共行政涉及到几乎所有领域，而每种研究途径都有自己的本质优势。任何事务都需要在法律框架下有序进行以保证公平公正和民主，法律途径必须存在；管理途径能够保证整个社会积极前进，进行有效的社会治理。

不用时期行政系统环境不同，不同行政系统环境要求不同的主次价值诉求。公共行政的大目标应决定主要的行政研究途径，如果本时期追求效率优先，那就以管理途径为主要途径，辅之以其他途径，以保持社会的基础稳定和发展保障。

公共管理的研究途径篇（5）

弗雷德里克·泰罗是古典管理时期的开山鼻祖，开创了管理学发展史上的科学管理原理学派。然而，随着知识经济、信息社会和后工业时代的来临，泰罗的经典管理思想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非议和挑战。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科学管理原理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工厂的劳动生产率，管理的哲学基础是亚当·斯密以来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管理方式是一种“大棒加胡萝卜”的物本管理手法，已经适应不了新时期的要求。更有甚者，有人简单地把科学管理原理与人际关系学派思想对立起来，认为科学管理原理是一种冷酷的非人本管理，因此，在人本管理已经成为普适管理价值的今天，泰罗的思想更是显得格格不入。那么，泰罗的管理思想是否真的过时了呢?我们到底应该以怎样的一种态度，看待泰罗及其科学管理原理在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地位呢?本文从管理学说和管理学理论的历史演进的角度进行探讨，认为它开创了公共行政学的管理主义研究途径，挑战了传统的经验管理范式，并注重组织管理由工具理性向社会理性的转型。

一、开创公共行政学的管理主义研究途径

当代美国公共行政学家戴维·罗森布鲁姆认为，自伍德罗·威尔逊以来，公共行政学开创了三种研究途径，即管理、政治和法律途径。而管理途径又可区分为两派，即传统(正统)管理途径，以及当代以革新为导向的新公共管理(NPM)。公共行政研究的传统管理途径可追溯至19世纪美国的文官制度的改革运动。当时为消除政党分赃和官僚腐败给美国联邦政府系统带来的祸害，改革者提出“政府事务中具有商业性质的部分应当以一种完全企业化的模式运作。”传统管理途径的思维和逻辑主要是建立在政治与行政分离的观点之上的。任职于1913—1921年的威尔逊总统提出，应该用(企业)行政管理的稳定原则———企业式原则来指导公共机构的运作，认为“行政的领域是一个企业的领域”。因此，为了提高政府运作的效率，我们应该以私有企业的行政管理为榜样，所谓行政问题就是管理问题。根据传统管理途径的观点，公共行政的意义在于追求效能、效率以及经济的最大化。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欧美国家普遍掀起了一场政府改革运动，其矛头直指政府的机构膨胀、职能臃肿、成本高昂、效率低下，由此也推动了公共行政研究新的热潮，催生了公共行政研究的新管理途径。所谓新管理途径，一般又称为新公共管理(NPM)途径。与传统管理途径之发源相类似，这一新途径也主要是改革取向的，以期改善公共部门的绩效。新公共管理途径包含诸多改革假设，比如，公共行政的焦点应放在获取结果而非遵循程序上;公共行政在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方面应妥善运用各种市场竞争机制;公共行政应强调顾客导向的观念，等等。与传统管理途径观点相类似，认为公共行政是非政治化的和企业化的，这是新公共管理途径的根本。在罗森布鲁姆看来，从价值、组织结构、对人的认识、认知模式、预算、决策观、政府职能等几个特征来说，尽管公共行政的传统管理途径和新管理途径之间存在不少差异，但总体上看是殊途同归的，崇尚效率和系统管理是其不二法门的哲学基础。而追根溯源，管理途径作为现代公共行政学的一种主流研究途径，历史上滥觞于泰罗及其科学管理原理。可以说，正是泰罗的学说，奠定了管理学在现代社会科学中的合法性地位;也正是泰罗的思想，启发了威尔逊的研究灵感，从而触动他去吸收和借鉴私营部门的管理哲学和管理技术，写出了流传百年的《公共行政之研究》，进而创立了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公共行政科学。

泰罗通过对时间动作制、职能工长制、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制的亲身体察，发掘出现代组织管理中的重要法则———效率法则。在他看来，劳资双方都应崇尚科学管理工艺，追求生产率的提高，以实现双赢的目的。着名学者欧文·休斯认为，工厂装配线是体现泰罗思想的主要的社会领域，但政府运用科学管理的时间并不比它晚多少。因此，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在公共行政领域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因为泰罗当时就认为，科学管理可运用于公共部门的原因在于:它提供了政府中官僚制组织形式的运作方式，是一种最佳方法，其系统控制的思想非常符合僵化的等级制、过程和惯例。标准化任务及按其操作的工人与传统的行政模式是吻合的。甚至利用秒表计时进行绩效测量的做法在庞大的官僚组织及其分支中也较为普遍。

在泰罗其后的近百年时间里，尽管人际关系学派、管理决策学说、权变组织理论、知识管理理论等各种管理学说和理论流派层出不穷，众说纷纭，对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然而，泰罗开创的传统管理研究途径，以及由其衍生的新管理研究途径，始终是公共行政学的正统研究途径，并未受到其它学派和研究途径的冲击而被边缘化。正如美国着名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所指出的，二战后管理学科领域出现所谓“理论丛林”现象，这使得泰罗等古典管理学者的观点被人发展得过于枝蔓，先后出现6个甚至11个学派的混乱局面。但很多学派其实是标新立异，只是迎合了社会的需要，在学科发展的角度看其科学性值得质疑。而惟独由泰罗开创的管理科学研究途径，其合法性一直经久不衰甚至有久尔弥坚之势。对于泰罗及其科学管理原理在公共行政学研究中的历史地位，博兹曼提出过一个更具结论性的评论。他说:“科学管理在教科书中占有一席之地;它在公共行政的实践和政府研究中具有很大的影响。由于对科学管理和科学原则的信奉迅速扩展并使其流行的正统做法，公共行政和公共行政人员的影响达到了顶峰。科学管理在1910—1940年期间一直对公共行政起着支配作用，它使公共行政具体化为一个学术领域。”

二、推动传统经验管理范式向现代的科学管理的转变

科学管理原理的本质是一场思想或精神革命，它挑战了传统的经验管理范式，倡导新的科学管理精神，推动了传统经验管理范式向现代科学管理的转变。关于这个问题，泰罗在《科学管理原理》一文中曾多次提醒人们不能只重技术而忘记了它的精神实质。他说:“科学管理是通过研究和实践发展起来的，它是以测量手段和工程技术为基础的，用科学的调查方法，根据实际而不是传统来决定所能完成任务的正确方法”“具体体现在科学管理的‘四个原理’上。不仅是管理手段上的，更是管理理念上的。”因此，“他自己由于对大批的所谓‘效率专家’借用了他的方法而忘却了他的基本原理而感到苦恼”。管理学家邓恩评论道，“科学管理的‘措施’绝不等同也不应取代科学成本核算方式等等的管理技巧问题，而后者则是一种坚持收集数据、列表分析并将知识应用于解决工业社会问题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是倡导一种全新管理范式的‘思想革命’。”

为什么说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的本质是一场思想或精神革命，而且挑战了传统的经验管理范式呢?这是因为泰罗一反传统的经验沿袭方法，采用科学的途径来解剖管理生活，探究管理的内在规律和普遍原则。他把科学视为良好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在他之前，没有数据，没有理论、原则或制度，就没有人会相信管理能出效益，人们也不会把管理看成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比如，此前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就意识到管理是土地、劳动和资本之外的生产力的“第四要素”，但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和重视。“只有泰罗第一次从理论的高度向社会的劳资双方、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阶层证明:真正的科学，那种能够导致充分掌握信息专业实践的科学不只是技巧、公式和规则，而是一种思想革命，一种世界观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当代管理学大师彼德·杜拉克认为，“直到1885年泰罗开始探索之前，还从没有人对工人的日常工作进行过系统的研究。怎样工作被看作是一种想当然的事情”。英国着名管理学家厄威克也指出:“泰罗所做的工作并不是发明某种全新的东西，而是把整个19世纪在英美两国产生、发展起来的东西加以综合而成的一整套思想。他使一系列无条理的首创事物和实验有了一个哲学体系，称之为‘科学管理’。”

罗伯特·丹哈特则从公共组织理论的角度评价了科学管理原理对于实现管理范式演变的贡献。他提出:“泰罗着作中的哲学含义对公共行政学者来说具有重大意义。虽然我们有可能觉得泰罗的科学很粗糙，但我们不能否定他推进了将严格的科学性运用于组织研究的观念。这种方法不久便成为了管理科学的主流。此外，科学原则最先是被运用于生产，但随后便‘向上和向外’扩大到组织的更高层次，或许可以说普及到了社会。”欧文·休斯更是对泰罗的思想充满誉美之词，他认为:“泰罗所追求的是一种根本性的变革，用效率和科学取代了特定决策，当通过科学管理使雇主和雇员拥有相同利益时，它甚至成为一种社会变革。”

上述说明，正是泰罗把科学的知识和科学的精神应用于管理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才使人类社会的管理世界观和管理范式进行了一次哥白尼式的变革，实现了由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的转变。具体来看，这种转变体现在四个方面:

(1)经验管理的主体是个人，主要是通过有经验者起“传、帮、带”的作用，把长期积累的管理常识和管理窍门传授给其他人。相反，科学管理的主体不再仅仅是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他由领导群体或管理群体来控制，同时还外加了参谋机构和智囊团(外脑)来辅助决策和参与管理。

(2)经验管理的客体(对象)是单纯的物，属于见物不见人的管理;而泰罗的科学管理对象不仅有物(如机器、工场)，更重要还有人，它是通过对人的有效管理来实现对人和对物有机统一管理。

(3)经验管理的主要依据是人类以往积累的知识、智慧、经验和个人胆识与阅历;科学管理依据的则是科学的方法、理论、工具、技术和艺术，实现了我国古代提倡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境界。泰罗明确指出:“必须用科学知识来代替个人的见解或个人的经验知识。否则，就谈不上科学管理。”

(4)经验管理的程序简单和随意，没有规则意识和制度观念，“谋”和“断”合而为一;科学管理是一种程序管理和规则管理，讲究程序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管理的过程是分阶段、按步骤进行的，避免了主观的随意性和盲目性。泰罗反复强调:“最佳的管理是一门实在的科学，其基础建立在明确规定的法律、条例和原则上。”

三、注重组织管理由工具理性向社会理性的转型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理性化是现代化的核心要义，而要实现管理的现代化，就必须首先进行理性化的组织设计。为此，他提出了“官僚组织”(或称“科层制”)的概念。与此相对应，韦伯极力倡导工具理性，以适应工业社会条件下社会化大生产对组织管理的要求。由于泰罗与韦伯大体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因此很多人以为泰罗也效法韦伯，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把工具理性发挥到了极致，并由此断定泰罗的管理是以“经济人”假设为根基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以“经济人”假设来断定泰罗的管理就是见物不见人的物本管理，属于典型的工具理性;恰恰相反，在泰罗的着作和思想中，始终闪烁着社会理性的光芒，充满了关注弱者和劳资共同利益的人本意识。

要研讨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区分工具理性和社会理性的基本涵义。所谓工具理性，是指在人性的设定上，把组织人单纯看作“经济人”，诉求物质利益上的最大化;在管理的对象上，把人看作是机器的附件或依附物，实施一种见物不见人的物本管理;在管理的价值取向上，关注组织赢利的最大化，忽视个人和社会的利益。而社会理性，则同时关注人的多方面需要特别是社会心理需要、社会的公共精神和国家的公共利益。从总体上看，前工业社会的传统管理属于典型的工具理性管理，见物不见人，纯粹把人看作是工具性附属物。泰罗的科学管理虽然是在科层组织场景下进行的，受特定历史环境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工具理性的组织管理方式，因为其根本目标在于最大限度提高组织效率和生产能力。但必须承认，它同时也注重由工具理性向社会理性的转变。主要表现在:

(1)泰罗的管理哲学的初衷在于高扬“提高全国性效果”大旗，配合罗斯福总统倡导的“保护国家资源，增进全国性效果”的呼吁。泰罗认为他自己写《科学管理原理》一文有三个目的，其中第一个目的是“通过一系列简明的例证，指出由于我们日常的几乎所有行为的低效能使全国遭受到巨大的损失”，并因此在美国全社会宣传和灌输科学管理的精神，提高社会效率和全国性效果。但很显然，传统的基于工具理性的组织管理思路往往是狭隘的，它只重视组织个人或内部的效益，其目标诉求尚未升华到社会和国家利益的层次。

(2)关注管理层和被管理层双方的收益，实现了由瓜分既定蛋糕向做大蛋糕的理念嬗变。在《科学管理原理》第一章的开篇泰罗就旗帜鲜明地提出:“管理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使雇主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也联系着使每个雇员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当时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相信雇主和雇员的根本利益必然是对立的，但泰罗认为，“科学管理则恰恰相反，它的真正基础在于相信两者的利益是一致的。”

(3)强调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间是合作博弈而非劳工阶层的“囚徒困境”博弈。在论证《科学管理原理》时，泰罗明确地指出“资方和工人的紧密、亲切和个人之间的协作，是现代科学或责任管理的精髓。”他把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亲密友好的关系，强调为是科学管理中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4)关注人的价值而非完全的“经济人”取向。如泰罗在国会证词中说:“先生们，有很多人把工人看成是贪心、自私、贪婪，甚至更坏的人。我完全不同意这些在社会上散布的污辱工人的滥言。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说法。工人同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并不比其他阶层的人更加贪心、更加自私。他们也不比其他阶层的人少贪心、少自私。”当代美国管理学大师T·彼德斯则认为:“注重时间和动作模式的泰罗，以他特有的方式增加了人们的自由。他的确定工序最佳时间的方法，使一线工人从盲目的、反复无常的工头手中解放出来。人们往往忘记了科学管理革命的两重性，一是对上面的管理者的，二是对下层被管理者的。”

公共管理的研究途径篇（6）

弗雷德里克·泰罗是古典管理时期的开山鼻祖,开创了管理学发展史上的科学管理原理学派。然而,随着知识经济、信息社会和后工业时代的来临,泰罗的经典管理思想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非议和挑战。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科学管理原理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工厂的劳动生产率,管理的哲学基础是亚当·斯密以来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管理方式是一种“大棒加胡萝卜”的物本管理手法,已经适应不了新时期的要求。更有甚者,有人简单地把科学管理原理与人际关系学派思想对立起来,认为科学管理原理是一种冷酷的非人本管理,因此,在人本管理已经成为普适管理价值的今天,泰罗的思想更是显得格格不入。那么,泰罗的管理思想是否真的过时了呢?我们到底应该以怎样的一种态度,看待泰罗及其科学管理原理在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地位呢?本文从管理学说和管理学理论的历史演进的角度进行探讨,认为它开创了公共行政学的管理主义研究途径,挑战了传统的经验管理范式,并注重组织管理由工具理性向社会理性的转型。

一、开创公共行政学的管理主义研究途径

当代美国公共行政学家戴维·罗森布鲁姆认为,自伍德罗·威尔逊以来,公共行政学开创了三种研究途径,即管理、政治和法律途径。而管理途径又可区分为两派,即传统(正统)管理途径,以及当代以革新为导向的新公共管理(NPM)。公共行政研究的传统管理途径可追溯至19世纪美国的文官制度的改革运动。当时为消除政党分赃和官僚腐败给美国联邦政府系统带来的祸害,改革者提出“政府事务中具有商业性质的部分应当以一种完全企业化的模式运作。”传统管理途径的思维和逻辑主要是建立在政治与行政分离的观点之上的。任职于1913—1921年的威尔逊总统提出,应该用(企业)行政管理的稳定原则———企业式原则来指导公共机构的运作,认为“行政的领域是一个企业的领域”。因此,为了提高政府运作的效率,我们应该以私有企业的行政管理为榜样,所谓行政问题就是管理问题。根据传统管理途径的观点,公共行政的意义在于追求效能、效率以及经济的最大化。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欧美国家普遍掀起了一场政府改革运动,其矛头直指政府的机构膨胀、职能臃肿、成本高昂、效率低下,由此也推动了公共行政研究新的热潮,催生了公共行政研究的新管理途径。所谓新管理途径,一般又称为新公共管理(NPM)途径。与传统管理途径之发源相类似,这一新途径也主要是改革取向的,以期改善公共部门的绩效。新公共管理途径包含诸多改革假设,比如,公共行政的焦点应放在获取结果而非遵循程序上;公共行政在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方面应妥善运用各种市场竞争机制;公共行政应强调顾客导向的观念,等等。与传统管理途径观点相类似,认为公共行政是非政治化的和企业化的,这是新公共管理途径的根本。在罗森布鲁姆看来,从价值、组织结构、对人的认识、认知模式、预算、决策观、政府职能等几个特征来说,尽管公共行政的传统管理途径和新管理途径之间存在不少差异,但总体上看是殊途同归的,崇尚效率和系统管理是其不二法门的哲学基础。而追根溯源,管理途径作为现代公共行政学的一种主流研究途径,历史上滥觞于泰罗及其科学管理原理。可以说,正是泰罗的学说,奠定了管理学在现代社会科学中的合法性地位;也正是泰罗的思想,启发了威尔逊的研究灵感,从而触动他去吸收和借鉴私营部门的管理哲学和管理技术,写出了流传百年的《公共行政之研究》,进而创立了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公共行政科学。

泰罗通过对时间动作制、职能工长制、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制的亲身体察,发掘出现代组织管理中的重要法则———效率法则。在他看来,劳资双方都应崇尚科学管理工艺,追求生产率的提高,以实现双赢的目的。著名学者欧文·休斯认为,工厂装配线是体现泰罗思想的主要的社会领域,但政府运用科学管理的时间并不比它晚多少。因此,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在公共行政领域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因为泰罗当时就认为,科学管理可运用于公共部门的原因在于:它提供了政府中官僚制组织形式的运作方式,是一种最佳方法,其系统控制的思想非常符合僵化的等级制、过程和惯例。标准化任务及按其操作的工人与传统的行政模式是吻合的。甚至利用秒表计时进行绩效测量的做法在庞大的官僚组织及其分支中也较为普遍。

在泰罗其后的近百年时间里,尽管人际关系学派、管理决策学说、权变组织理论、知识管理理论等各种管理学说和理论流派层出不穷,众说纷纭,对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然而,泰罗开创的传统管理研究途径,以及由其衍生的新管理研究途径,始终是公共行政学的正统研究途径,并未受到其它学派和研究途径的冲击而被边缘化。正如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所指出的,二战后管理学科领域出现所谓“理论丛林”现象,这使得泰罗等古典管理学者的观点被人发展得过于枝蔓,先后出现6个甚至11个学派的混乱局面。但很多学派其实是标新立异,只是迎合了社会的需要,在学科发展的角度看其科学性值得质疑。而惟独由泰罗开创的管理科学研究途径,其合法性一直经久不衰甚至有久尔弥坚之势。对于泰罗及其科学管理原理在公共行政学研究中的历史地位,博兹曼提出过一个更具结论性的评论。他说:“科学管理在教科书中占有一席之地;它在公共行政的实践和政府研究中具有很大的影响。由于对科学管理和科学原则的信奉迅速扩展并使其流行的正统做法,公共行政和公共行政人员的影响达到了顶峰。科学管理在1910—1940年期间一直对公共行政起着支配作用,它使公共行政具体化为一个学术领域。”

二、推动传统经验管理范式向现代的科学管理的转变

科学管理原理的本质是一场思想或精神革命,它挑战了传统的经验管理范式,倡导新的科学管理精神,推动了传统经验管理范式向现代科学管理的转变。关于这个问题,泰罗在《科学管理原理》一文中曾多次提醒人们不能只重技术而忘记了它的精神实质。他说:“科学管理是通过研究和实践发展起来的,它是以测量手段和工程技术为基础的,用科学的调查方法,根据实际而不是传统来决定所能完成任务的正确方法”“具体体现在科学管理的‘四个原理’上。不仅是管理手段上的,更是管理理念上的。”因此,“他自己由于对大批的所谓‘效率专家’借用了他的方法而忘却了他的基本原理而感到苦恼”。管理学家邓恩评论道,“科学管理的‘措施’绝不等同也不应取代科学成本核算方式等等的管理技巧问题,而后者则是一种坚持收集数据、列表分析并将知识应用于解决工业社会问题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是倡导一种全新管理范式的‘思想革命’。”

为什么说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的本质是一场思想或精神革命,而且挑战了传统的经验管理范式呢?这是因为泰罗一反传统的经验沿袭方法,采用科学的途径来解剖管理生活,探究管理的内在规律和普遍原则。他把科学视为良好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在他之前,没有数据,没有理论、原则或制度,就没有人会相信管理能出效益,人们也不会把管理看成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比如,此前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就意识到管理是土地、劳动和资本之外的生产力的“第四要素”,但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和重视。“只有泰罗第一次从理论的高度向社会的劳资双方、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阶层证明:真正的科学,那种能够导致充分掌握信息专业实践的科学不只是技巧、公式和规则,而是一种思想革命,一种世界观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当代管理学大师彼德·杜拉克认为,“直到1885年泰罗开始探索之前,还从没有人对工人的日常工作进行过系统的研究。怎样工作被看作是一种想当然的事情”。英国著名管理学家厄威克也指出:“泰罗所做的工作并不是发明某种全新的东西,而是把整个19世纪在英美两国产生、发展起来的东西加以综合而成的一整套思想。他使一系列无条理的首创事物和实验有了一个哲学体系,称之为‘科学管理’。”

罗伯特·丹哈特则从公共组织理论的角度评价了科学管理原理对于实现管理范式演变的贡献。他提出:“泰罗著作中的哲学含义对公共行政学者来说具有重大意义。虽然我们有可能觉得泰罗的科学很粗糙,但我们不能否定他推进了将严格的科学性运用于组织研究的观念。这种方法不久便成为了管理科学的主流。此外,科学原则最先是被运用于生产,但随后便‘向上和向外’扩大到组织的更高层次,或许可以说普及到了社会。”欧文·休斯更是对泰罗的思想充满誉美之词,他认为:“泰罗所追求的是一种根本性的变革,用效率和科学取代了特定决策,当通过科学管理使雇主和雇员拥有相同利益时,它甚至成为一种社会变革。”

上述说明,正是泰罗把科学的知识和科学的精神应用于管理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才使人类社会的管理世界观和管理范式进行了一次哥白尼式的变革,实现了由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的转变。具体来看,这种转变体现在四个方面:

(1)经验管理的主体是个人,主要是通过有经验者起“传、帮、带”的作用,把长期积累的管理常识和管理窍门传授给其他人。相反,科学管理的主体不再仅仅是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他由领导群体或管理群体来控制,同时还外加了参谋机构和智囊团(外脑)来辅助决策和参与管理。

(2)经验管理的客体(对象)是单纯的物,属于见物不见人的管理;而泰罗的科学管理对象不仅有物(如机器、工场),更重要还有人,它是通过对人的有效管理来实现对人和对物有机统一管理。

(3)经验管理的主要依据是人类以往积累的知识、智慧、经验和个人胆识与阅历;科学管理依据的则是科学的方法、理论、工具、技术和艺术,实现了我国古代提倡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境界。泰罗明确指出:“必须用科学知识来代替个人的见解或个人的经验知识。否则,就谈不上科学管理。”

(4)经验管理的程序简单和随意,没有规则意识和制度观念,“谋”和“断”合而为一;科学管理是一种程序管理和规则管理,讲究程序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管理的过程是分阶段、按步骤进行的,避免了主观的随意性和盲目性。泰罗反复强调:“最佳的管理是一门实在的科学,其基础建立在明确规定的法律、条例和原则上。”

三、注重组织管理由工具理性向社会理性的转型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理性化是现代化的核心要义,而要实现管理的现代化,就必须首先进行理性化的组织设计。为此,他提出了“官僚组织”(或称“科层制”)的概念。与此相对应,韦伯极力倡导工具理性,以适应工业社会条件下社会化大生产对组织管理的要求。由于泰罗与韦伯大体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因此很多人以为泰罗也效法韦伯,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把工具理性发挥到了极致,并由此断定泰罗的管理是以“经济人”假设为根基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以“经济人”假设来断定泰罗的管理就是见物不见人的物本管理,属于典型的工具理性;恰恰相反,在泰罗的著作和思想中,始终闪烁着社会理性的光芒,充满了关注弱者和劳资共同利益的人本意识。

要研讨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区分工具理性和社会理性的基本涵义。所谓工具理性,是指在人性的设定上,把组织人单纯看作“经济人”,诉求物质利益上的最大化;在管理的对象上,把人看作是机器的附件或依附物,实施一种见物不见人的物本管理;在管理的价值取向上,关注组织赢利的最大化,忽视个人和社会的利益。而社会理性,则同时关注人的多方面需要特别是社会心理需要、社会的公共精神和国家的公共利益。从总体上看,前工业社会的传统管理属于典型的工具理性管理,见物不见人,纯粹把人看作是工具性附属物。泰罗的科学管理虽然是在科层组织场景下进行的,受特定历史环境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工具理性的组织管理方式,因为其根本目标在于最大限度提高组织效率和生产能力。但必须承认,它同时也注重由工具理性向社会理性的转变。主要表现在:

(1)泰罗的管理哲学的初衷在于高扬“提高全国性效果”大旗,配合罗斯福总统倡导的“保护国家资源,增进全国性效果”的呼吁。泰罗认为他自己写《科学管理原理》一文有三个目的,其中第一个目的是“通过一系列简明的例证,指出由于我们日常的几乎所有行为的低效能使全国遭受到巨大的损失”,并因此在美国全社会宣传和灌输科学管理的精神,提高社会效率和全国性效果。但很显然,传统的基于工具理性的组织管理思路往往是狭隘的,它只重视组织个人或内部的效益,其目标诉求尚未升华到社会和国家利益的层次。

(2)关注管理层和被管理层双方的收益,实现了由瓜分既定蛋糕向做大蛋糕的理念嬗变。在《科学管理原理》第一章的开篇泰罗就旗帜鲜明地提出:“管理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使雇主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也联系着使每个雇员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当时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相信雇主和雇员的根本利益必然是对立的,但泰罗认为,“科学管理则恰恰相反,它的真正基础在于相信两者的利益是一致的。”

(3)强调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间是合作博弈而非劳工阶层的“囚徒困境”博弈。在论证《科学管理原理》时,泰罗明确地指出“资方和工人的紧密、亲切和个人之间的协作,是现代科学或责任管理的精髓。”他把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亲密友好的关系,强调为是科学管理中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公共管理的研究途径篇（7）

2006年12月9-11日，来自北美和海峡两岸的近60位学者和官员在厦门大学参加“地方政府治理与公共服务提供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就地方政府改革、公共服务提供、地方政府治理等议题及相关热点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一、深化地方政府改革(一)深化地方政府改革的背景与意义从上世纪70年代公共管理运动开始，“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政府改革不仅关注中央政府层面的治理与变革，而且注重地方政府的治理与发展。虽然我国地方政府经过多次改革已取得一定成就，但这些成就主要集中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改革历经坎坷，仍然任重道远论文。学者们普遍认为，加强地方政府改革相关问题研究，有助于处理好改革的各个层面的关系；有助于在地方政府改革的具体实践中引入新的政府工具或管理方式；有助于更好地认识新形势下地方政府改革的动力因素和约束条件，客观认识和解决当前地方政府改革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加强地方政府改革相关问题研究，发展地方政府治理理论，提出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新思路，是推进地方政府改革进程，完善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前提，也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的迫切要求。(二)地方政府改革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会者分别从各自不同角度阐述了地方政府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学者指出，在理论上，有关地方政府改革的理论创新研究不足，至今还没有形成一整套用于指导地方政府改革的系统理论；而在理念上，“无限政府”、“官本位”、“管制型”、“允许型”等传统政府理念还有相当的影响力，制约着改革的进程。而在管理方式上，新的政府工具和管理方式还比较缺乏。来自政府部门的发言者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角度论述了当前地方政府改革存在的问题与原因，认为主要问题表现在政策连续性、稳定性不够；决策的科学性有待加强，拍脑袋决策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水平极待提高，粗放型、资源浪费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仍大量存在。而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则主要在于政府职能定位不够明确，科学的决策制度不尽完善，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政绩考核机制不尽合理，干部任用制度有待改革。一些学者还考察了农村基层政权改革情况。有学者从农民上访角度考察了农村基层政权内卷化问题：在增强国家能力的旗号下，各级政府增强了对农业经济资源的汲取能力；但在资源提取增加的同时，中央政府却不能对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权进行有效的政治管理。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源则在于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地方政府成了独立利益的政治经济主体。目前的乡镇政府改革也存在着“跑借贷、跑项目、跑变卖”政府、悬浮型政府等问题。(三)深化地方政府改革的路径选择针对理论研究不足的问题，有学者系统地提出了地方政府改革的“研究纲领”，从研究意义和价值、研究现状、研究内容、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等角度全面勾画了地方政府改革研究的基本方向。特别是提出了地方政府改革研究的如下基本主题：地方政府改革与治理的理论基础及其创新的研究；地方政府改革的动因与约束条件研究；地方政府体制创新与机构重组研究；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与职能体系研究；地方政府工作流程再造与管理方式改进研究；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绩效评估研究；政府间关系研究；地方政府改革与中央政府改革间的互动关系研究。有学者提出，我国地方政府改革方案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上进行系统设计。在宏观层面上，提供地方政府改革系统战略，为地方层面上的政府改革与体制改革提供总体框架；在中观层面上，阐明地方政府改革的重点层面(省、地区、县和乡镇)，并明确地方政府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职能转变、管理方式更新以及绩效评估上的重点内容和优先顺序；在微观层面上，分析地方政府改革的突破口和推进方式，选择当前地方政府改革的切入角度和推进途径，为地方政府改革提供具有较强操作性的改革建议。有学者从构建“惠农型政府”角度提出了乡镇政府转型的目标与思路，即要着眼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全局，处理好乡镇与上级政府的事权关系、乡镇与基层村的关系，合理界定乡镇政府职能，创新乡镇的税费管理体制，约束政府的增税行为。还有学者从行政效能成效机制的建设角度论述了地方政府改革的途径。政府机构应具有持续创新潜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使制度推动成为实现科学规范运作，保证政令畅通，防止和克服及各种不良行政行为的坚实保证。(四)地方政府改革的实践经验厦门市思明区区长(现任区委书记)作为特邀嘉宾介绍了思明区政府近年来的政府创新的实践：包括在管理理念上，强调“经营与治理并重”、注重治理，引入多方参与；在管理模式上，推行透明、科学、民主的行政决策；简政放权的街区管理以及通过多种途径提高行政能力，如成立民间政策研究机构(思明发展研究院)，引进了ISO9100、ISO1400质量认证体系等；在政府成本管理上，规范预算管理，延伸招标内容，推进行政资源和社会公共资源的市场改革；在政府政绩评价创新上，结合电子政务建设，开发绩效评估软件等。有学者介绍了台湾地区地方政府改革的情况。由于当前台湾在政府再造的影响下，地方政府官员的权限发生了变化；小区意识、民间参与等意识使得台湾地方政府间关系向“共享管制”方向发展。在共享管制的制度模式下，地方政府在人事权增加、专业性政策建议发言权增加的情况下，逐渐可以与高层共同进行政策制定；也可以基于地区的差异性，进行地方政治发展的规划。来自加拿大的学者还介绍了加拿大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系统，详细论述了公民、民选官员和市政雇员在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从而重点论述加拿大地方政府在绩效评估中的改革经验。二、加强公共服务提供机制与方式创新(一)加强公共服务提供研究的背景和意义国内对公共服务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框架，特别是基于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理论视角的研究较弱，未能对不同约束条件下动态的可抉择机制与部门合作模式做深入分析，过于强调理论推演而缺少可行性的考虑，理论成果的政策指导意义不强。在这种背景下，加强对公共服务提供的研究，对于建设服务型政府、构建和谐社会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有学者指出，重视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和方式的研究来探讨加强公共服务提供的理论研究，首先在学术上，可以形成一个较为系统的公共服务及其提供机制和方式的理论；可以对公共服务的内在特质、价值理念和变化轨迹进行深入挖掘和整体勾勒并系统梳理公共服务的分类结构；可以分析公共服务的技术变革与社会需求弹性的联动关系；可以拓展公共服务提供过程中的权威机制、市场机制和志愿机制之间合作的逻辑模式，深化对现代政府职能的理解；其次在实践上则可以根据理论研究成果，设计一个适应转型期中国公共服务实践需要的提供机制和方式创新方案，推动我国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和方式的变革。(二)当前公共服务提供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我国社会和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已经进入高速增长时期，而公共服务的制度改革仍明显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一方面，由于缺乏合适的生产机制和制度安排，使得国家对公共服务的资金投入和产出不足及总量不对称，且效率较低，既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又加剧了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弹性的分配和输送途径，政府与其他社会部门的分工与协作关系较弱，这就加重了政府的成本压力，激化了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如果以转型期中国财政支出的实证数据为依据，则可以窥见财政支出公共性取向与公共服务的成效与不足。公共服务不仅总量不足，而且分配也存在失衡问题；弱势群体不能充分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尤其是农村公共服务的短缺和城乡分配的失衡问题更值得关注。有学者分析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基层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称，公共品供给主体缺位；农村税费改革和村集体经济的萎缩，公共品供给财力不足；转移支持明显不足，制度不规范，农村公共品供给地区不平等；供给决策机制不合理，农村公共物品提供结构失衡。台湾学者指出，台湾目前地方政府在提供基层公共服务时遭遇的关键问题，就是资源过于稀少。面对功能扩张及服务项目增加，经常将公共服务以外包方式委托由民间提供，但易发生民主程序无法就民间提供服务状况进行监督的问题。(三)加强公共服务提供的路径选择与会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探讨了有效公共服务提供的对策问题。在理论层面上，针对理论研究不足的问题，有学者从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主题、研究内容、研究思路、对策建议等方面系统地提出了加强公共服务提供机制与方式研究的方案。主要包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与方式的基础理论研究；多重约束条件下公共服务提供机制与方式的选择；我国公共服务提供的现状、成效和存在问题；国内外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及方式创新的主要举措、推进路径和经验教训；可供选择的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及方式的评价与应用；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及方式创新；我国公共服务提供机制与方式创新的对策建议。在具体对策层面上，有学者提出，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应坚持的正确的价值取向，应坚持合规律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社会选择与个人选择的统一、兼顾与急需的统一、择优与代价的统一、合本地历史文化传统与合全球化趋势的统一等基本原则。有几位学者从公共财政的角度分析问题，认为要加强公共服务的提供，就必须加快构建以公共服务为目标的公共治理结构与公共服务体系，明确划分和严格规范各级政府在公共服务中责任与权利；按照公共责任和公共服务的要求，构建和完善公共财政框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进公共财政职能转变；寻求有效的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率。还有学者提出，如果以一种竞争型政府的视角来检视地方政府，则可以发现由于不同的地方政府供给的公共服务不尽相同，因而有能力供给数量更多和质量更高公共服务的地方政府就会对各种生产要素拥有更强劲的吸引力，从而可能在下一轮竞争中居于优势地位。一位台湾学者指出，在民间参与等意识增强的共享管制的制度模式下，台湾地方政府增加了人事权、专业性政策建议发言权；台湾地方政府官员群体中，已经出现了公共经理人趋向的问题。在管理方面，正视资源不足问题，基于地区差异与优劣进行SWOT分析，认定出关键性公共服务，同时重组并配置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则是台湾区域治理的应有之道。(四)公共服务提供的实践经验有学者通过比较国外城市增长管理的政策和实践的经验，总结了一个城市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经验。城市增长管理政策，是借助于大都市区的土地使用规划，以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平等为主要目标，促进对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有效的政策可以保障大型公共服务项目的经济和高效，促进城市公共服务的提供。有台湾学者通过对台北都会区大众捷运系统的个案的分析，认为众多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存在分割权力的现象，使得缺乏整体规划的发展、充足的资源基础和缺乏解决共同问题的具体行动。在此基础上多数的公共服务出现不规模经济现象，公民偏好对于地方公共服务的较多控制。因此，多层级公共财政成为一个可供选择的模式。三、探索地方政府治理新机制过去15年来，“治理”在许多语境中大行其道，以至成为一个可以指称任何事务或者毫无意义的“时髦”词语，因而揭示治理的内涵与外延，探索地方治理的主体建构就成为学界需要研究的问题。与会学者在地方政府治理这一核心议题上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体包括治理的概念辨析、政府治理的理论沿革、地方政府治理的研究途径、治理的公共性与合法性、地方治理与政府间关系、西方政府的治理和公民模式、地方治理的公民参与官员角色、地方政府治理与地方政府创新等七大主题。(一)治理概念辨析与地方治理的理论沿革就治理的概念而言，多数国外学者认可罗西瑙、格里斯托克、全球治理委员会等关于治理的理论界定并提出了自己的补充。他们认为治理指涉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它们虽然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与统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强制力实施。国内学者多认可以俞可平、杨雪冬等学者为代表的“治理理论”、“善治理论”和“多层治理结构”。孙柏瑛的《当代地方治理——面向21世纪的挑战》是对地方政府治理的较全面研究的一本书。就治理与地方政府治理而言，学者们普遍认为，二者角度、范围不一样，地方治理的范畴似乎更大，主体包括除地方政府外的第三部门、私人组织等，强调多主体的合作对地方事务的治理。因而地方治理(或者说地方政府治理)，主要指在治理理论的指导下地方政府如何通过分权、重组等改革提高能力以适应全球化等不确定因素的挑战，如何促进公民参与，如何促进多中心网络的建立、发展，如何在多中心合作中起到核心作用，以更好处理地方公共事务。(二)治理的基本研究方法与范式就治理的研究途径而言，众多学者的表述可概括为：以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理论为代表的宏观层面的基础性理论研究途径；以各种形式研究民间组织与治理、村民自治和村庄基础、社区自主治理为代表的微观基础领域的实证性研究途径；以地方政府善治、公共部门民主治理为视角与案例，并从案例中丰富与发展治理理论的案例分析研究途径。这些研究途径具有一个总的线索，即培育社会中介，发展公民社会。就学者们能够取得交叠共识的治理范式而言，顾客导向是治理理论的目标取向；确定政府主要职责是治理理论的基本出发点；主体多元是治理理论的基本内容；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竞争机制是治理理论的基本方式。(三)治理的公共性、地方性与合法性有学者从政府治理的公共性、地方性与合法性角度出发，论证了公共性、地方性和合法性可作为当代政府治理变革的微观立体分析框架。公共性从横向层面体现为代表性与回应性，地方性从纵向层面体现为参与和多中心治理，合法性从垂直层面体现为治理绩效、价值认同和公民一致服从。以公共性为轴心，将公共治理的地方性与合法性有机整合起来采取行动，是政府明智的政治策略选择。政府治理公共性与地方性的一般理论分析框架可以公共治理的合法性为基础，进而以公共性为轴心，实现地方性与合法性的有机整合。从横向层面看，公共性是政府治理的核心概念和根本价值定位；从地方层面看，它表现为公民社团的参与和多中心治理；而从合法性的角度出发，它又表现为治理绩效评估、价值认同和公民一致服从。先界定公共治理主体与职责，然后确认治理的范围与边界；进而选择公共治理的策略与价值定位，最终均衡利益并优化则是这一分析框架的较完善过程。(四)地方治理与政府间关系一些学者对于国内目前政府间关系治理的症结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政府间关系的治理，包括以纵向间的分权与横向间的联合、权力结构与组织、财政与人事权的分配与运行的研究途径。一位学者通过对广东某市一个街区中的社区垃圾站治理的多年跟踪，得出有启发意义的结论。不同的主体在街区权力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是非均衡的，政府依然处于强势，但是商业公司正在以各种策略影响政府，并在利益冲突之前与政府结成同盟关系。有质量的集体对话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仍然是稀缺的，但是构成有质量集体对话与抗争的元素与技艺正在生长；而在内生与外延的力量逐渐生长的居民面前，传统的政府强制性权力运行方式已不合时宜；而越到基层，权力就越具有协商性。如果政府缺乏制度层面的反思能力，那么这一政府就还不具备真正“治理”的内核。通过案例分析可以看到，政府治理技术的关键是充分法治、公开信息并促进均衡；就地方政府间关系，特别街区关系而言，一个开放的政府或许才是治理发育的良好雏形。(五)西方国家政府治理的公民模式加拿大有学者从加国国情出发，分析了加拿大地方政府公共管理的三种模式——市场模式、顾客模式或公民模式。由于传统公共行政的官僚制模式已经陷入僵化地抗拒改变和学习，将公众简单地当作委托人，存在缺乏透明性和问责性等一系列问题，新的组织结构和地方政府管理的补充性途径，建立地方政府组织的新兴结构便应运而生。目前后官僚制地方政府组织管理的多种模式在加拿大主要包括地方政府的市场化模式和地方政府的公民模式。就市场化模式而言，政府作为一个产业，不仅关注市场关系与顾客、商业价值中的效率收入与竞争；还引入诸如合同外包、民营化、伙伴关系等一系列的政府工具，以及绩效评估、公司战略规划、顾客调查、电子政府、服务中心等商业化管理手段。而就公民模式而言，其基本出发点则是重新重视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差异，通过回顾治理与民主过程来重现对公民的尊重，通过解析价值来获得可及的、透明的、多元的公民参与，平等协商、社区发展。一言以蔽之，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用民主过程而不是提供服务来推进和实施政治决定；公共管理的任务并不只是技术性的和管理式的；地方政府的目标是为社会塑造能够提供高品质生活的空间。(六)地方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官员角色部分学者对城市治理中的公众参与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新公共服务模式中，公众参与具有帮助公众说出并实现其共同利益、构建关于公共利益的共同认知、在民众之间建立起互信合作关系并最终建立对全体人民的充分尊重的重要性。完善并强化公众参与的制度显得尤为重要。这些制度包括：通过互信与合作，建立起民主的公民权力，通过鼓励在共同利益和对公共利益共同认知基础上的对话，进而鼓励一个包容与尊重的过程，制定良好的公共政策并有效地推行等。良好的制度设计是提高公民参与的基石。就城市治理的公众参与过程而言，有学者指出，透明和开放的遴选过程是开山之斧，它产生代表和高效的团体；规范公众参与是车之轮轴，它关系到能够构建起探讨何谓公共利益的对话空间；能否培养起民众的民族参与能力进而聪明地处理好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而公众参与的结果则是果实并蒂，它改善了公众参与过程与公共政策，并使之相得益彰。另外，一些学者对地方政府治理中的政府官员的角色分析可谓细致入微。认为：官员的绩效评估在“新公共管理运动”国家已历时多年，然而公民和民选官员在地方政府的绩效评估实践中并没有起着重要作用；实际上技术官僚和科层官僚仍然控制着高层政府部门；地方官员不能成为商人或者经纪人，他们必须是敏感的、一心一意的保管人；没有民选的保管人与看护者，缺少了民选官员和公民的参与，政府治理肯定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败局。(七)地方政府治理与地方政府创新在研讨会上，众多学者阐述了地方政府治理与地方政府创新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具有深远的意义。强调治理理论在地方政府的适用，具备治理的相关特征，核心目的是与其它主体携手合作以应对不确定的环境的挑战，以应对地方公共问题，共同处理地方公共事务。创新和改革是各有侧重的过程；创新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探索，而改革则是革故鼎新。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要提高能力，向其他主体让渡一些公共权力，就必然要进行相应内部重组、横行和纵向分权等方面的改革，进而需要进行创新，开发新的治理工具，创建合适的合作网络。另一方面，治理理论本来有不同的研究途径，包括“新公共管理”、“善治”等用语，意味着用企业精神改造政府，这也涉及到地方政府改革与创新。从整体上说，地方政府改革、地方政府创新是地方政府治理的重要途径，而地方政府治理又是地方政府改革及地方政府创新的主要目标之一，这几个发展的体系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和互动的作用。

公共管理的研究途径篇（8）

中图分类号：D03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5）01-0025-05

公共行政学科的百年发展历史是理性反思和自我成长的过程。围绕着公平与效率、民主与集中、工具与价值、科学与人文等基本主题，公共行政学者们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论争。理性主义作为西方社会的一股重要思潮，对于公共行政学科的发展影响重大。换句话说，公共行政学科是在吸收和批判理性主义思潮部分内容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理性主义思潮兴起于启蒙运动，发展于工业革命时期，反思于新科技革命以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社会形态转变极大地增强了人们对理性主义的推崇，后工业社会的到来推动着人们对理性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后现代社会思潮日益与公共性水融。管理主义与主义作为两大主流思潮，影响着公共行政学科的产生和演变，使公共行政学科长期处于二者的钟摆之间。后现代主义思潮带来的社会解构和价值批判直接促成了公共行政社会建构主义途径的产生。简言之，公共行政学领域中理性、反理性和公共理性三次理性范式的变迁直接或间接地带动了公共行政学管理主义、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三种研究途径的演化，继而推动了公共行政学科的自我完善和不断成长。

一、理性主义的滥觞：作为管理主义途径的公共行政学

公共行政学的管理主义途径指“建立在实证主义哲学方法论基础之上，主张把经济学与企业管理的理论方法引入政府管理领域，以提高政府效率的一套理念、方法与模式”^[1]。它最早萌芽于美国建国元勋汉密尔顿提出的集权型公共行政思想，形成于传统公共行政学时期，发展于行为主义

与技治主义合流

时期，到新公共管理阶段达到鼎盛时期。理性主义作为当代西方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重要思潮往往与经验主义相对，体现了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界与社会的一种能力。社会科学中理性与其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中的意思有所差别，它主要是一种趋利避害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2]。公共行政中的理性主义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加以理解。正是对理性主义在理论上的过分推崇和实践中的盲目遵从，使得公共行政学走向了一种有管理而无行政的道路，即管理主义途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公共行政学科最初是人们理性设计的产物。伍德罗・威尔逊于1887年创立公共行政学时就主张通过理性的制度设计将政治与行政分开来抵制政党分肥制对行政领域的侵蚀。

古德诺更为直接地将政治定义为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只负责国家意志的执行[3]（p.41）。科学、效率、效益和技术合理性等价值成为一个高效合理的政府管理模式的行为准则^[4]。马克斯・韦伯创立的分层节制、集权统一、上下负责的官僚制更是将“政治―行政”二分法运用到实践中去，排除了价值因素而强调非人格化的纯粹理性。随后，泰勒、怀特、魏劳比、古利克等管理学家和行政学者也纷纷将一些科学管理的方法和原则引入公共行政研究中，从而奠定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理性主义传统。随着行为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一些行政学者将行为主义引入公共行政研究中，主张通过研究行政行为来观察和认识行政现象，公共行政学由此进入到技术宰制一切的技治时期。西蒙在《行政行为》一书中提出了理性行政模型，尝试着建立起一套以实证主义和工具理性为基础的完整的行政组织理论。他把理性简单地等同于效率，认为理性的行为对于实现组织目标意义重大[5]（p.179）。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纷纷进入后工业社会，风险社会的特征愈发明显。面对全球化竞争、政府财政赤字、民众怨言、私营部门的示范性效应等一系列外部因素的挑战，作为现代社会产物的传统官僚体制日益僵化和缺乏适应力。一场以市场和顾客为导向，以生产力和效率为驱动，主张学习和借鉴私营部门先进管理技术和方法，全力打造企业家型政府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流行开来。从撒切尔改革、施罗德改革、里根改革，到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公司化改革，逐渐形成了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总体框架和基本理念。作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论基础之一，公共选择理论是理性主义与经济学理论的有机结合，认为不论是个体还是政府部门都是理性经济的，都按照一套严格的成本收益分析逻辑，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新公共管理运动不加选择地将私营部门的一些技术和方法运用到公共部门，是一种典型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和“新泰勒主义”，这些日后备受诟病。从某种程度上说，新公共管理运动标志着公共行政学领域中的管理主义思潮达到了顶峰。

总体看来，作为公共行政学科中的一股重要思潮，管理主义途径自始至终都深深地烙上了理性主义的印记。从传统公共行政学的行政理性，到新公共管理学的技术理性和经济理性，公共行政学科先后经历了从脱离政治学科到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再到发展壮大成为一门经世致用的实用性学科。但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正是这种理性主义导向，使得公共行政学自形成以来就忽视了公平、正义、平等、公共性等社会基本伦理价值，而这些恰恰是公共行政学区别于其他私营部门管理和保持学科内外部自我认同的基本构成要素。概括说来，管理主义途径下的公共行政学只是处于一种“有管理而无行政”和“有理性而无价值”的公共行政学科初始探索时期。

二、反理性主义的兴起：作为主义途径的公共行政学

20世纪60年代～70年代，西方社会逐渐步入后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自然、社会问题日益凸显。一场旨在“否定”、“破坏”、“消解”、“颠覆”现存的一切观念、价值、制度的激进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产生^[6]。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家和思想家纷纷对传统理性观念展开了深刻的批判，一场反理性主义的思潮逐渐形成。反理性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认为，“从进步思想最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7]（p.2）。反理性主义者往往把理性与极权和压迫联系在一起，他们主张意义非确定性、价值非单一性、知识非统一性，使得其对理性主义的颠覆也逐渐从认识领域转移到政治和社会领域。这些都促使人们对政治和社会领域的价值和信仰进行重新认识。

公共行政学的主义途径是指“以自由主义为哲学基础”^[8]，主张进行体制改革，以限制政府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为目标，从而更好地将经济价值和人本价值有机结合起来的重要的公共行政理论范式。该途径最早可追溯到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的“在民”、“自由平等”和“三权分立，分权制衡”思想，中间经过沃尔多、弗雷德里克森、奥斯特罗姆、库珀、登哈特以及布坎南等学者的发展，逐渐发展和成熟起来，其中新公共行政学派、公共选择学派和新公共服务学派将主义的研究推向了公共行政学理论研究的中心舞台。杰斐逊的思想主要包含在《联邦党人文集》和《杰斐逊选集》等书稿里，他主张“一切人都是生而平等的，造物主赋予了他某些固有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为了巩固这些权利，在人们中建立了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无论什么时候一个政府破坏了这些目的，人民就有权改变这个政府或把它废除，并成立新的政府”[9]（p.48）。另外，杰斐逊考虑到官僚制政府的有限理性和权力膨胀，提出要通过三权分立、人民参政议政、人民监督、依法行政来规范和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的民利，这些都奠定了美国公共行政主义理论的思想基础。作为当代民主行政理论的先驱，德怀特・沃尔多对传统政治―行政二分法和官僚制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对公共性进行了系统诠释，将民主、公平和正义纳入公共行政范畴，认为“公共行政既是一种伦理道德，又是一种意识形态”[10]（p.212）。以弗雷德里克森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学派主张将社会公平、民主等一系列价值规范引入公共行政中来，以弥补传统公共行政过度强调技术和工具理性所带来的人文关怀的缺失。

布坎南在分析官僚制理性缺陷和政府失败的原因、表现后，提出了通过立宪改革克服政府失败的改革路径。作为印第安纳学派创始人的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对美国主流公共行政思想进行了反思，并分析了美国公共行政的宪法危机，主张在官僚制的基础上引入民主行政的理念。在《新公共服务》、《公共组织理论》等著作中，登哈特对当时盛极一时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进行了批判性反思，认为管理主义和新管理主义对社会公平、正义、公民精神、民主、参与、回应等价值带来损害，公共行政的根本目的是服务而不是掌舵。在继承了民主公民权理论、社区与公民社会理论、组织人本主义与新公共行政学理论的主义基本观点的基础上，登哈特夫妇就公共利益、责任、公民权等理念对传统公共行政及新公共管理理论进行了扬弃，提出了自己的一整套“新公共服务”思想。

作为公共行政学主义途径的一个里程碑，以登哈特夫妇为代表的新公共服务学派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代表了当代西方公共行政主义的最高水平。

作为公共行政学科发展进程中的一股重要思想潮流，公共行政的主义对于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具有较为浓重的反理性主义色彩。无论是方法论方面，还是理论知识框架方面，公共行政的主义都对公共行政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另外，公共行政的主义的公平正义、有限政府、人民、行政道德等理念，无疑对于工具和效率理性导向的公共行政学注入了新的元素。然而，我们还需看到主义存在的一些问题，如过度强调政治价值而忽视行政效率，过度强调规范取向而缺乏实际操作性，过度强调统一的价值观而忽视公共行政的其他价值观等。总体来说，主义途径下的公共行政学基本上处于一种“有政治而无行政”和 “有政府而无社会”的公共行政学科批判反思时期。

三、公共理性主义的复兴：作为社会建构主义途径的公共行政学

公共理性作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重要概念最早由康德提出。他认为，作为理性的存在者，人应该有权利“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每个人在任何有关良心的事务上都能自由地运用自身所固有的理性”[11]（pp.24-25）。随后，罗尔斯对其进行了发展，他将公共理性定义为“公民在有关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问题的公共论坛上所使用的推理理性”[12]（p.10），它有利于形成所谓的重叠共识，继而促进社会稳定。公共理性的论坛可以成为“一个公共权力与普通公民、各种政治与非政治团体之间进行公共协商的公共领域”^[13]，各主体为了公共利益而对话、协商、妥协和谈判，理解和宽容他者成为公民的重要品质。“作为公共领域中的现代公共理性应成为沟通、协调和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政府）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与桥梁。”^[14]公共理性体现了社会行为主义主体在公共领域里行为理性的公共化。

作为对公共行政理性建构途径（特别是技术――工具理性建构的官僚体系）的一种反思和重构，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途径很好地回应了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和日益多元价值冲突以及日益高涨的公平正义诉求，“指向了在公共生活场域中行动的主体、主体体验及其赋予现实的意义，强调主体间关系的价值，强调认识政府组织内外的主体间关系，强调发挥行政官员追求实质理性和人文关怀的主体责任，是社会建构的公共行政大厦的话语基础”^[15]。

社会建构意味着公共行政要对社会、环境与公民开放，这与传统公共行政对于确定性的追求大为不同^[16]。社会建构主义认为，社会问题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被人们主观的思想所建构的。作为公共行政社会建构途径的奠基者，全中燮教授明确指出，对公共行政理性建构模式的批判是公共行政社会建构模式的逻辑起点，必须重新建构公共行政的话语体系，发展公共行政的价值精神。社会建构思想的核心是“支持组织成员的自我治理能力，即通过互动来维持社会（和组织）秩序的能力”[17]（p.46），“社会建构本身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组织成员持续参与着思想和经验的共享，这样，他们能更好地理解他人的观点”[17]（p.47）。很显然，社会建构思想的一些观点与公共理性主义十分契合，如协商对话、社会学习、共识民主、社会价值、公共利益等。从某种程度来说，“在社会建构的公共行政理论中，社会过程构成了建构公共行政理论的出发点，没有社会过程生动的实践和过程，就没有公共行政理论的生长”^[18]。在社会建构的公共行政理论看来，社会建构的过程本身就有自身价值，最终建构的政策、决策或意见是政府与社会主体在公共领域互动、对话和建构的过程（参见图1），从而形成公共行政交往互动的行动场景，满足不同主体的发展需要，实现民主的公共治理愿景。

图1 公共行政社会建构的过程

资料来源：何修良.公共行政的生长――社会建构的公其行政理论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12.

20世纪60年代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全球公民社会的崛起，以及官僚理性对人文关怀的缺失，社会建构被作为一种结构社会问题和重建公共行政学科的重要尝试被引入公共行政学科研究中来。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途径意味着官僚制独白式的叙述将被多元主体间的互动对话所取代，传统的政府单中心的管理结构被社会多中心的治理主体结构所取代，参与、协商、互动和学习成为社会主体活动的主要方式，公共性和社会性成为公共行政的重要品质，社会治理逐渐走向合作治理^[19]。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社会建构主义途径的哲学根基和理论基础并不扎实，只是一种新的“构成主义”^[19] ，主体间的建构和对话的前提是他们都必须有合作的意念。

四、结 语

理性主义作为当代哲学和自然科学里的一股重要社会思潮，无论对于科学还是社会影响都十分巨大。公共行政学作为一门兴起时间较晚的社会科学学科，也难以摆脱理性主义的影响。换句话说，公共行政学科是在吸收和批判理性主义思潮部分内容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

随着社会民主化进程加速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人们在社会公平正义、平等自由、公共利益等基本价值方面逐渐达成一定的共识。社会治理应该是公平与效率、民主与权威、个人与社会、自由与平等的有机统一。单纯的理性和单纯的公共性都无法很好地回答一些现实的基本问题，唯有一种折中多方主体利益和价值的公共理性成为最接近现实的最佳选择。

理性、反理性和公共理性三次理性范式的变迁显示出人类认识和理解世界的能力显著增强，而管理主义、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三种途径的相继出现也表明了公共行政学科自我反思和成长的过程。总之，公共行政学科的未来成长必须积极吸收和借鉴其他学科的有益成果，夯实自己学科的理论基础，发掘自身发展的潜力，推动本学科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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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美]全中燮.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解释与批判[M].孙柏瑛，等.北京：北京大学

公共管理的研究途径篇（9）

关键词：现代；公共管理学；新视野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18-0216-02

一、公共管理范式的兴起背景

20世纪80年代后期，公共管理学首先在西方国家的治理中得到应用，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美国。据有关资料显示，他们对公共管理的分析主要分为两大阵营：一是来自大学公共政策学院的“政策途径”，二是来自大学商学院的“商业途径”。起初的公共管理学虽然不是一种观点完全一致的学科，但在具体的应用建设中，它与公共行政学、公共政策分析学并成为公共管理部门进行管理的三大途径之一，为日后公共管理的兴起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二、现代公共管理面临的问题解读

1.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亟待完善。纵观世界不同国家的发展模式，政府与公民的信任问题始终是政府公共治理的核心所在。政府希望在给予公民更多权利的同时达到集权化的自身效果，但公民却始终中意于自身权利的不断完善与所得。这就造成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内部方向性矛盾，虽然外部建设是一个相对稳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但怎样从内部机制做出改变，形成真正民主意义上的政府仍是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问题。

2.如何建立完善的组织管理机制。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民主、自由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此基础上，人们对新型政府管理机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假设，民主型管理机制、学习型管理机制、网络化管理机制以及半民主半官僚的管理机制都是人们向往的政府组织管理机制类型。虽然人们的意见不一，政府的改革也在不断的摸索和发现中，但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组织管理机制一定是稳定的、民主的、大众的、透明的，应该为广大的公民提供一个良好的管理系统，让政府更好地与公民建立长久有效的和谐发展关系。

3.怎样完善政府市场的双重发展模式。在公共管理系统中，虽然政府起到了绝对化的管理作用。但一个国家经济的长足发展自然离不开这两种力量的结合与相互推进。过分强调政府的作用和过分偏颇市场机制的作用都不利于国家经济的整体发展，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在一起，达到平衡的稳固状态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国家的前进发展和长治久安。

4.“官僚制”发展模式的落后性。伴随着两次工业革命兴起的官僚制政府公共管理方式已经有很长的发展历史了，官僚制是现代政府公共管理的关键所在，在权力合法、管理规范和手段独到的社会化管理中，官僚制正好迎合了所有的管理特点，因此在现代化建设中日益得到广泛的应用。另外，研究资料可以发现，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为官僚制的发展与推广做出了一系列的贡献，使得官僚制首先在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得以运用，但随着发达国家经济膨胀现象的出F，人们开始对官僚制的管理模式提出质疑，力求寻找新的突破口进行创新与完善。

三、现代公共管理学的发展特点

1.管理范围更加广泛。与传统的管理模式相比，现代公共管理学更加强调横向的拓展和延伸，不再局限于政府行政机关的管理活动上，也明确地将其他国家机关纳入管理的范围之内，例如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等国家重要组织机构，也开始关注其他公共组织的活动内容，将公共组织的发展一并纳入到公共管理的范围之内，使得研究对象和管理范围更加广泛和深入，更好地适应了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模式，有利于国家的整体进步和稳步繁荣。

2.研究焦点发生转移。放眼发展中的公共管理学研究焦点，传统的公共管理学主要将研究中心放在机构、过程和程序研究上，而现代的公共管理学更加注重结果与绩效的长效探索，从而使得战略管理、项目执行结果、绩效评估成为公共管理学的研究焦点，并且研究比重不断加大且正在慢慢成为公共管理学的核心发展方向。

3.注重具体实践的应用。现代社会讲求具体的发展探索与脚踏实地的实践发展，因此，“实践分析”成为了现代公共管理的一种全新研究方法，与以往的规范化研究模式不同，这种研究即讲求实证，又讲求规范，既重视经验的汲取，又强调绝对化的规范行为，在社会管理实践中产生新的理论研究方法的同时，又反过来成为指导实践的高效发展模式。

4.综合运用多种学科知识。现代公共管理学不同于以往的行政管理学，现代公共管理学在传统的官僚制建设模式基础上，充分汲取各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经验，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方法是现代公共管理学的基础，但不再是唯一的知识来源，工商管理学理论逐渐应用到现代管理学的建设与发展中。因此，发展基础更加稳固、扎实，发展模式更加现代化，更具有广泛的学科融合基底。

四、现代公共管理学的研究途径与策略

1.公共管理学研究途径探索。20世纪前期，公共管理学注重对一般行政管理原则进行探索与概括。随着时代的发展，受政治改革的影响，公共管理强调“经验科学”的研究方法，将观察、实验、抽检、调研等方法应用于具体的科学研究中。进入21世纪以来，公共管理学才被广泛地应用于多数基础学科的分析当中，例如数学、计算机应用学、系统分析、案例研究等。现代公共管理学更多的以经济学理论为研究基础，采用经济学假说、经济学概念模式和经济学分析方法进行整体的发展探索与研究。

2.公共管理学的研究策略。公共管理学在公共行政学与政策科学的基础上应运而生，因此，研究策略上也带有传统的行政学研究踪影，更加突出强调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重视跨学科的研究途径。随着发展的日益多样化，公共管理学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模式与研究策略，其中基本的研究策略主要有：（1）综合性研究策略。所谓综合性分析就是以客观事物的发展为基础，运用矛盾的整体性分析方法，从事物的整体出发，结合部分发展原理，将部分、环境、层次、结构、功能等有机结合起来。旨在帮助人们建立系统的分析思维，充分理解分析系统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鼓舞人们对事物发展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引导人们注重系统建设中的结构、功能与作用，开拓管理视野，探索新的研究领域。（2）对比分析研究策略。所谓对比分析就是通过对不同事物和不同事物的发展阶段进行探索，找出存在的不同之处，并加以比较分析，从中找出共同点和本质性的发展规律，最后得出创造性见解的过程。公共管理学中的比较分析要求按照对比分析的基本特性，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公共管理系统以及公共特征加以比较分析，从中既找出公共管理学一般的组织特性，又可以发现公共管理学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特点，从而找出整个公共管理学系统的研究方法。（3）实践分析研究策略。实践分析研究的本质是模拟设计实验，将事物发展的各个因素、事物的发展过程再次表现出来。实践分析的要点是对已经发生的公共管理事件进行客观的描述分析，旨在呈现与事件相关的真实性观点、环境烘托与渲染力以及与其相关的政治、经济和其他因素。因为实践分析讲求具体的分析策略，而不是抽象的描绘与刻画，因此是现代公共管理学发展机制中一种重要的研究策略。

五、结语

现代公共管理学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演变，其问题探索、发展特点、研究途径和研究策略都经过了长时间的更迭与完善。总之，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市场管理体制的不断完善以及政治制度的日益规范化，要想在原有的公共行政学基础上不断拓宽现代管理学的新视野，就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政府管理的创新发展，转变政府职能，形成一套完备的现代公共管理发展机制，以更好地实现公共管理的知名度、美誉度、透明度和满意度的有机结合，从而推进现代化社会的新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振明.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公共管理的研究途径篇（10）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4-0140-02

从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到十报告第一次将“生态文明建设”加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和国家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战略高度。高校作为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要载体，无疑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大学生作为未来国家建设的接班人，是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的践行者，他们是否具备良好的生态文明素质，将影响整个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因此，本文通过对高校生态文明教育路径理论的研究，为不断优化和创新生态文明教育路径，为新形势下更好地开展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提供一些借鉴和指导。

一、相关概念的研究

1.生态文明教育的概念

关于生态文明教育的概念，目前我国学术界还未形成统一的说法。方创琳认为：“生态文明教育应该包括生态善恶、生态良心、生态正义和生态义务这四大范畴。”[1]这主要从教育内容方面对生态文明进行了阐述，并未提出确切概念。陈丽鸿、孙大勇认为“生态文明教育是指针对全社会展开的向生态文明社会发展的教育活动，以人与自然和谐为出发点，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培养全体公民的生态文明意识，使受教育者能正确认识和处理人、自然、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形成健康的生产、生活、消费行为；同时培养一批具有综合决策能力和领导管理能力、掌握各种先进科学技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专业人才。”[2]这是广义的生态文明教育概念，是站在全社会的视角对生态文明教育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杨志华、严耕认为“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高校为培养具有明确的生态文明观念和意识、丰富的生态文明知识、正确对待生态文明的态度、实用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技能、高度的生态文明建设热情的新型人才而展开的教育。”[3]这是狭义的概念，专指高等学校的生态文明教育，与本文的研究相契合，因此本文以此概念作为研究的基础。

2.生态文明教育路径的概念

目前，我国学界对生态文明教育路径研究还比较少，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其中《辞海》中对路径进行过界定，即道路和门径，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为路径就是途径和方法的总称。笔者认为生态文明教育路径可以理解为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高校为培养大学生丰富的生态文明知识、鲜明的生态文明意识、端正的生态文明态度、实用的生态文明建设技能、强烈的生态文明建设责任感而在生态文明教育的实施过程中有计划、有组织、有意识地所采取的不同方法和途径的总和。这是狭义的概念，专指高校的生态文明教育路径。

二、高校生态文明教育路径理论研究现状

我国高校的生态文明教育刚刚兴起，各方面条件还不完善，现将高校生态文明教育路径研究现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

第一，理论教学是生态文明教育的主要途径，以课堂教学为主。在课程设置方面，考虑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公共必修性，很多学者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实施生态文明教育的主渠道。王康认为：“高校在普遍缺乏生态教育公共必修课的情况下，应开设公共必修课，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生态文明教育力度则尤为重要。”[4]同时还有学者提出要建立生态文明的公共必修课和选修课。李昌祖、屠佳认为：“应该尽快普及生态环境课程，不仅要把生态文明课程作为基础性必修课，而且要把这种思想贯穿到各门课程的教学之中，把相关内容的学习渗透到各类专业学生的学习中。”吴明红、严耕认为：“目前全国高校均开设生态文明教育公共必修课程的条件尚未成熟，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普及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基础上可以开设选修课程。”[6]总之，公共必修课、选修课、各专业课程相互渗透、共同发展的模式将是今后生态文明教育课程设置的主要趋势。在教师资源设置上，要积极引进专门生态文明教育的师资，实现教师素质的专业化。在教学方法上，科学合理的教育方法是生态文明教育顺利开展的前提条件，而现行的生态文明教育往往以理论说教为主，教学方法比较单一，学生学习的兴趣普遍不高，所以要特别重视教学方法的改进。肖克艳、金鸣娟认为：“通过运用议程设置理论，在课程教学中设置生态文明议题，提高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实效性。”[7]饶世权、鞠廷英则具体阐述了“通过建构以理论教学、社会调查、案例分析、模拟活动和论文构成有机联系的‘五个一方法’来培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8]从现阶段的研究状况来看，高校生态文明教育方法的研究还比较少，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第二，校园作为大学生活动的主要场所，是高校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要载体。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对大学生生态价值观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是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基本途径。李昌祖、屠佳认为“在校园文化中培育生态文明价值观是高校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的核心内容，并指出编制生态校园的标准体系以加强大学生的情感体验。”[5]建设优美的高校生态文明环境，大力开展校园生态文明教育活动，使大学生在校园生活中培养良好的生态文明素养。

第三，大众传媒作为当今最重要的传播方式之一，尤其对90后大学生来说多媒体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合理运用大众传媒是加强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要途径。段海超认为：“要抓住网络这一主阵地，建立生态文明教育专题网站或在校园网里设置美丽校园栏目，定期美丽校园建设的相关知识、理论动态等。”[9]李张容则进一步指出：“大众传媒作为生态文明教育载体的重要作用，提倡要扩大网络平台的宣传性教育。”[10]

第四，在管理载体建设上，为了确保高校生态文明教育工作落到实处，应建立、健全生态文明教育管理体制。姜树萍、赵宇燕等认为：“应该成立生态文明教育办公室，并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制定生态文明教育实施纲要确保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有效、有序开展。”[11]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不断加强，成立专门的教育管理部门将是大势所趋。刘春兰、王淑英认为“要结合大学生的日常管理，培养大学生生态文明习惯的养成从而把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落到实处。”[12]吴青林、董杜斌则进一步提出：“应该完善教育制度的约束性，发挥教育制度的显性和隐性的育人功能。”[13]同时，班主任、辅导员作为管理载体的基层工作人员和与学生联系最为紧密的群体，应该积极发挥他们在生态文明教育中的作用。张月提出“高校辅导员作为高校德育教育的一线工作者，在高校生态文明教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应充分发挥高校辅导员在生态文明教育中的德育职能。”[14]

第五，大学生环保社团作为大学生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要途径。吴明红、严耕认为“应该充分依托大学生环保社团如‘山诺会’、‘绿手指环境保护者协会’等组织，积极开展生态文明教育活动。”[6]目前，很多高校都建立了大学生环保社团，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使大学生在参与和实践中得到锻炼，为培养大学生的生态文明素养和能力做出了突出贡献。

三、结论及其展望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和总结发现，我国高校的生态文明教育路径的理论研究已经基本形成了理论教学、校园文化、大众传媒、管理载体、大学生环保社团为主的五条途径，而教育方法则贯穿于这五种途径的始终。目前对这五条教育途径的运用和开发的程度还比较低，对教育方法的研究还比较分散、浮于表面，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近年来，90后大学生逐渐取代80后成为高等教育对象的主流，他们具有独特的思想特点和行为方式特征，在对他们进行生态文明教育时要注意方式、方法的运用。单纯的理论灌输对大学生生态文明行为习惯的养成没有多大意义，只有在实践活动中才能使大学生真正理解生态文明的真正内涵，并最终形成良好的生态文明品质。同时，老师的言行举止、学校的文化等都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影响着学生生态修养的形成。所以，高校生态文明教育必须注重隐性教育方法的运用，将生态文明教育渗透到教学活动以及各项日常工作中去，渗透到校园环境和各项实践活动中去，使大学生在学习、生活和参与实践中主动将生态文明道德内化为个人认知，最终形成良好的生态文明品质和生态文明行为。总之，实践性、隐性教育的加强将是今后高校生态文明教育路径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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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的研究途径篇（11）

二、研究设计

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是否成熟，教材是其集中反映，而教材的章节正是这一学科研究内容的典型概括。因此，以经典教材为样本进行分析，可以窥探这一学科的研究主题概貌。本研究选取中西经典教材为样本，并佐以中西比较。西方经典教材主要从“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教材系列中挑选，辅之“公共管理学科系列教材”（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和“公共管理译丛”（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等译介国外学术成果的窗口，结合北大、清华、复旦、中大、厦大等高校的博士参考书目，最终筛选出10本出现频率较高的教材。样本分布为其中5本来自美国，余下5本分别来自英、法、澳、和日本④。国内教材的来源有三：一是在公共管理学界具有相当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学科带头人、或其著述入选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国内学人文库的学者所编著的最新教材，力求每个获得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的985高校各挑一到两本教材，以反映这些高校的公共管理研究传统和状况；二是黄达强、夏书章等前辈早年编著的教材；三是台湾学者的5本教材。这三类教材（共24本⑤）的选取有利于作纵向和横向比较。基于评估需要，笔者从教材中提取以下指标制成统计量表，编码录入，以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1）出版年度。是指教材是哪一年出版的，若是国外的教材，则以版权页的时间为主。设计这一指标可以了解教材的新旧程度。（2）版本。是指教材出版到第几版，据此可以判断教材的受欢迎程度。版本越高，说明该教材越是被广泛使用。（3）国家。指教材在哪个国家出版，只要用于衡量国外教材选取的代表性。（4）写作情况。指该教材是专著、合著、编著还是主编，共四类。（5）章数。指该教材共有几章，把导论计算在内。（6）逻辑体系。指该教材的内容章节编排是否成逻辑体系，分别赋值1为是，0为否。可从教材的目录判断，或者作者的序言、译者序中寻找，次之则根据教材的内容来判定。（7）特色。指该教材的与众不同之处，例如《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一书是经典理论和案例的汇编，通过案例阐释概念理论；再如《行政科学》一书的行政法和比较行政的色彩浓厚等。（8）研究主题及其频数。研究主题大体与教材的章节名重合，有些章节名出于统计的需要笔者做些改动，以便归类。在所有样本中加总各类研究主题的出现频率和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9）页数。指该章节在教材中所占的页数，为了消减误差，由下一章的起始页减去本章的起始页得出。页数越多，表明该章节在教材中的分量越重。（10）重要程度。指该研究主题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分为三个等级（1为不重要、2为一般重要、3为比较重要）。通过计算该教材中所有研究主题的页数的平均值、中位数、标准差、最大值和最小值，据此来判断。（11）变动情况。指该研究主题是否是新版教材中的新增加章节，或者是指该研究主题在修订版教材中大幅度改动，分别赋值1为是，0为否。我们可以通过新旧版教材的对比，或者作者的再版序言中得知。

三、结果分析与比较

（一）教材命名与范式转变所选样本中从书名来看，国外没有一本教材命名为“公共管理学”的⑥，与国内的教材形成鲜明对比，正如另外一项研究[5]所发现的，国外仍以传统公共行政为主流，其他新兴范式亦有反映。除老教材和该领域的前辈夏书章、黄达强、竺乾威等人，台湾学者也偏好取名为“行政（管理）学”或者“公共行政学”外，国内的新版教材都命名为“公共管理学”。这一教材取名的不同，是否反映西方和国内学者关于公共行政学范式变迁的不同看法？有学者为此通过210本行政学教科书的内容研究，发现从传统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虽然在内容安排上有差异，但只是在相同的“管理主义”价值观取向下进行的不同的制度安排和技术设计，行政学范式没有发生转换[4]。国外学者似乎对在公共管理中应用“范式变迁”不太感兴趣，只有欧文•休斯主张新公共管理不同于传统的公共行政，但他同时指出范式变迁是一个渐进过程，“管理主义改革仍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6]笔者也试图在国内教材中寻找编著者命名的初衷，发现公共管理学作为当代政府管理的研究新潮遇到了诸多的难题和大量批评,它并未形成统一的成熟的理论框架及范式；“公共管理”话语的生成与流行大概与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确立公共管理学为管理学门类一级学科有关，只能以此来解释教材易名的原委。

（二）版本、编著与经典国外教材版本的均值为3.7，其中《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已是第八版，其次《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是第七版，均是经典之作。相反，国内的教材82.6%都是第一版，虽教材名目众多，且是新近出版，然多是相互抄袭，鲜有新意。只有夏老主编的《行政管理学》已出版四次，其它影响较大的教材如陈振明主编的《公共管理学———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竺乾威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已出版三次)，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已出版三次)，陈德禹编著的《行政管理》(修订2版)等。版本越高，表明该教材越是受到读者欢迎；出版越早，多被誉为经典。究其原因，国内的行政管理专业学科建设八十年代才起步，虽处于快速发展中，但知识体系的积累缓慢，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更是任重道远；与美国将近一百年的公共行政学科发展史相比，仍属年轻后辈的学习阶段。经典教材是多方面的因素铸就，更需学科历史文化的积淀与传承，“新”是建立在“旧”的基础上。教材的编著情况也印证这一点，所选样本中国外的教材60%是专著，30%是合著，只有一本《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是主编。而国内的71%为主编，2本为编著，只有5本为著⑦，而这5本中只有一本是大陆的，另外4本是台湾的。一般来说，主编的教材很难保证教材整体的质量，因编写者的素质而良莠不齐，很难引为经典之作（除非是学科的开山之作，譬如夏书章、黄达强主编的教材，即使这样，也只能堪称国内经典）。这种“知识生产方式”即几个人、十几个人写一本教材，东拼西凑，“洋为中用”，内容充斥着相互“借鉴”、相互克隆的东西，结果只能停留于低水平重复的状态。这也可解释为什么国内教材短短几年间雨后春笋般的涌现而经典甚少，主编的教材往往写作周期较短，有如饮食中的快餐，而经典教材则如炖品，需文火慢慢烹制。

（三）章数、页数与逻辑体系国外教材的章数均值为14，众数为13和14，最大值20（西尾胜的《行政学》）和最小值8（德巴什的《行政科学》）；国内教材的章数均值为13.47，众数为13，最小值8（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最大值24（江明修著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与社会实践》）。从以上统计值来看，结论比较一致，教材一般13到14章为宜（包括导论），而每章的篇幅多大呢？以国外教材为例，总页数均值为480.4，如按14章来算，则每章占34.31页，和每本教材章节的页数均值36.92大体相当。而教材的章节编排是否成逻辑体系？分析结果表明，国外教材70%有着内在的逻辑体系，而国内教材章节的前后逻辑关系不明显，对行政环境、行政职能、行政组织、行政领导、人事行政、财务行政、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监督、行政改革与发展以及机关内部事务管理等传统模块内容进行任意取舍编排，似乎谁先谁后无关大碍，走近了所谓的“教材丛林”。恰如某学者所言，“教材篇章安排依旧延续了过去模式的做法，至于这些模块之间的有机联系是什么，语焉不详，结果给人一种零乱的感觉，现有研究更没有自觉去寻找整个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缺乏一条红线，一个核心把来自各方面的知识串联起来”。[3]虽然国内教材章节的逻辑体系不明晰，但其编排套路仍可归为三种：其一，多数教科书（54.17%）因循以往行政学模块式做法，在教材编写体系上主要是以政府管理过程为主线，篇章安排沿袭怀特《行政学概论》（1930年）的基本套路，杰出代表者为夏书章、王乐夫编著的《行政管理学》，竺乾威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其二，受休斯的《公共管理导论》影响，按照当前流行的西方公共管理范式进行编著，注重将工商管理的技术、方法与工具如绩效评估、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管理等引入到公共部门管理中来。这类教材（占到33.33%）近年陆续出版，典型代表为陈振明主编的《公共管理学———一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其三，将传统公共行政学与公共管理模式相结合进行编著，试图在公共行政管理的过程中融入公共管理的相关内容。这类教材居少数，只有12.5%，以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为代表。

（四）特色从编写方法、行文风格、取材构思、理论视角等方面来评价国内外的经典教材，笔者发现国外10本教材各有特色，异彩纷呈，生动活泼，可读性强。除了前述两本外⑧，比如罗森布鲁姆的《公共行政学》从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描述、阐述和分析公共行政。又如《行政过程的政治：公共行政学新论》用大量现实资料及案例对公共行政学的原理进行深刻的阐述和剖析，突出新公共行政学的政治视角。再如西尾胜的《行政学》以制度论、管理论和政策论构建全书的体系，以一般的理论为前提演绎分析日本的行政，日本的本土化色彩浓厚。还有《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梳理了美国公共行政的百年发展与困境。如此种种，不胜枚举。相比之下，国内的教材则体裁单调，内容趋同，结构呈板块式或要素排列式，许多版本没有明显的特色。正如薄贵利所言，“行政学的一些著作和教科书,相互模仿和抄袭的比较多,在理论体系上和逻辑结构上鲜有突破和创新。读了这本书,再读另一本书,许多人都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7]从教材的编著取向看，台湾的教材则反映公共行政作为一种公共部门管理方式、方法和工具的特性，呈现出浓厚的管理主义取向，样本中陈德禹的《行政管理》最为明显，内含了管理学中的组织、计划、决策、授权与分权、领导、人事等主题。大陆早期如黄达强、夏书章等编著的教材，也是一种以提高行政效率为核心的管理主义取向。从内容写作看，多数教科书停留于泛泛而谈的水平,对于中国行政管理原则、特点的概括分析大多局限于学理和法律文本，没有直面现实的问题和差距，公共管理学的实践性与操作性没有充分体现。具体说来，教材每一“板块”或“要素”的内容,大致都是含义、特征、分类、地位、作用等几个方面,各篇章基本如此,无大差别。这种“标准化”现象缘于多数教材编写者缺少从事公共管理的经验和感性认识，所以简单归纳概括、理论演绎的情形比较多，无法为公共管理实务者提供切实的指导。从叙述论证看，过于宏大叙述，缺乏事实资料支撑。翻阅国内样本教材，几乎很少看到来自行政管理实践的调查、统计、案例、数据。比如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内容，大多停留于理论演绎，大多阐述西方政府间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和我国政府间关系的现状与改革，而中央、省、市、县、乡镇等各级政府到底在干什么？职权到底是怎样划分的？这些问题却得不到解答。再如行政决策,现行教材中所介绍的决策程序都是四个步骤或三个步骤,内容比较空洞，反映不了党委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

（五）研究主题通过对各研究主题的频数统计，国外教材排名靠前的研究主题如表1所示。再根据该研究主题的页数的平均值、中位数、标准差、最大值和最小值，据此来识别该主题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这十大主题，我们不能只看其频数的高低，更要结合其重要程度，比如“导论”这一节，虽然是90%出现率，在教材中却属于一般重要的位置；而“公共组织理论”虽然频次略低，从所占篇幅来看在教材中却属于百分之百重要的位置，这也反映了公共组织理论作为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基石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同。“绩效管理”作为新兴的政府管理工具受到热捧，出现频率高于其他的政府工具，这反映了西方教材的与时俱进、贴近政府改革实践。国内教材的研究主题按其频率的高低依次排列如下：公共政策、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组织、行政领导、法制行政、政府职能、绩效管理、政府改革与治理、政府伦理与责任、公共财政等等。两相比较，国内外教材的研究主题大体相近，如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政策分析、公共组织理论、责任与伦理、绩效管理、政府改革与治理等主题受到学者的共同关注。此外，国内教材保留了一些传统的行政学研究主题，如行政领导、机关管理、行政沟通与协调、行政权力等，还根据政府管理的变革突出一些新主题，如政府职能转变、危机管理。但是“公共预算与财政管理”这门“显学”还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同样地，对于政府间关系、战略管理等公共管理的重要主题仍显研究不足。

笔者认为，好的教材要能指导学者的研究和研究生学位的教育，因此笔者通过以下的两个比较分析来检验现有的经典教材是否能很好的指导学术研究和学位教育。一是与中美两国的公共行政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领域比较。因为博士论文是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和成果的集中反映,亦是其所在学科研究的现状与水平的直接体现。据学者的研究成果[8]，中美博士论文的核心议题如下（其排列次序随着国别、年度浮动）：行政理论、比较公共行政、雇员行为及发展、财政及预算、政府间关系、管理科学、组织理论及行为、人事管理、政策分析和其他。两相比较发现，国内的博士论文聚集于行政理论、管理科学和政策分析，较大部分论文集中在对策性的管理方法研究,较少涉及理论探索、检验和论证等基础性研究,而对美国90年代博士论文新近出现的雇员行为及发展、财政及预算、组织理论及行为等核心议题关注不够，研究不足。这印证了以上教材分析的结论，国内的教材不能很好的指导研究生学位的教育，教材的编写和博士论文的写作脱节为“两张皮”。而组织行为的研究，笔者认为将是公共行政学迈向科学研究的突破口，助推我国博士论文从类似工作报告的对策研究走向强调理论验证或推导,更为强调定量技术的科学研究。二是与学术界的研究主题比较。

学术研究成果主要呈现形式是期刊论文，通过统计分析中国公共行政代表性期刊近10年的论文，大体可以获知学者们关注的研究领域。何艳玲[9]的一项研究表明，我国行政科学的研究主题依次如下：行政改革（28.5%）、行政哲学(包括行政伦理、行政文化)(13.2%)、公共财政(9.8%)、行政组织职能(8.8%)、公共政策(8.6%)，其余有行政决策、公务员制度与人力资源、绩效评估（行政效率）、政府间关系等领域。两相对照发现，学界的研究主题大体与国内教材的重合，但期刊论文更注重实效性，紧跟“行政改革”，探讨“政府间关系”，研究NGO回应社会问题，同时兼顾传统的研究领域如政府伦理与责任、行政文化等。统计分析也有力所不逮的软肋。数据资料的定量分析只能说明过去，解释现在，或能一定程度上预测未来，却难以前瞻性的规划未来。正如登哈特所言，“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科学家们之所以无法产生恰当、适用的知识，是因为他们对实证主义的信奉，是他们把自己的学术活动局限在资料收集和统计处理上，从而只能得出经验主义取向的理论”。[10]119基于研究主题频数统计分析的结论也只是说明了学界过去和现在在做哪些领域的研究，却不能指出我国行政学者在未来应该做哪些研究。根据转型期中国公共管理的实践发展和现实需要，笔者认为公共企业、发展中国家的公共行政、非营利组织与第三部门管理、社会政策与管理、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司法行政等这些出现频率较低的研究主题恰好是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公共管理视阈下的国有企业研究几近空白，这是未来应该加以重视的研究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