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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哲学大全11篇

时间:2023-12-19 10:23:34

精神分析哲学

精神分析哲学篇(1)

中国素有“哲学”之实但无“哲学”之名,“哲学”是日本学者西周1873年由希腊文“爱智”(Phi—losophia)翻译而来。哲学起源于文化没落,有志之士指点迷津,提出化解之道,哲学是文化的医生。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再加一句,哲学是民族精神的精华。准确表述“哲学是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统一”。中国哲学精神是先哲们留下的精神基因、文化遗产;是我们对于先哲思想所做的一种领悟、对话、心灵的交契;是一个体悟性的话题。“中国哲学精神”有诸多答案,无论是冯友兰的“内圣外王之道”说、牟宗三的“生命哲学”说,还是张岱年的“六大特点”说、李泽厚的“实用理性”说,这些哲学大家都是用专业性很强的哲学语言进行概括与诠释的,对于哲学素质本来就不是很高的广大群众来说是晦涩难懂的,难于理解其真谛,导致不少人以为:哲学知识的普及都是哲学家的事情。这与党关于理论的“普及活动”、“大众化”、“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等要求是有出入的。本文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在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的比较中论述中国哲学独特的内涵。

一、人生观:以人为本

中国哲学首先是一种人生哲学。哲学的理论形态可以概括为:自然哲学;宗教哲学;人生哲学。关怀人生实际、怎样做人,是中国哲学的独到韵味、独到精神。中国哲学就是教你“怎样做人、做什么样的人”的学问,它的理论关注点不是自然与彼岸,而是现实的人生,怎么样把人生过得更好、更有意义,无愧于祖宗、无愧于天地。“以人为本”的这个“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现实的、社会的人,是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人的生命、人权和人的尊严等等;这个“人”,不是被动的客体,而是能动的主体,不能把人民群众仅仅看作是被同情、关爱和扶助救济的对象,更不能仅仅看作是需要别人从上面赐予雨水、甘露和阳光的被动客体,而应看作是推进社会发展的创造性主体,看作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这个“人”既是发展的主体也是被发展的客体,当今科学发展观所坚持的“以人为本”是主张一种具体性、有条件性和有限意义上的“人类相对中心论”。“以人为本”的这个“本”不是事物的本原或本体而是发展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力量的来源,以人为本就是把重视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把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作为我们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动力,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我们长远奋斗的目标;这个“本”既是指人的理性世界也是指人的非理性世界,是坚持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坚持二者的内在和谐统一,要在二者之间保持一个必要的张力,在人的现代性日益提高的情况下尤其要重视人的欲望、情绪、情感、意志、激情、知觉、灵感、集体无意识等非理性因素的作用。

人生哲学具有积极性的功能,对社会群体来说也提供了渐进的原则。那就是:修身——个人独立性的完成;齐家——群体意识的温床;治国——群体生活实习之所;平天下——群体性最终目标的形成。中国哲学也谈天,是为了说明做人的道理,不是单纯地谈论天,也不是单纯谈论人,谈的是交天人之际,把天作为人生存的一个环境。中国哲学不关心纯粹的自然问题,也不关心纯粹的彼岸问题,而是非常重视人在现实人生中的意义、价值与地位。

二、价值观:内在超越

中国哲学有强烈的超越意识。超越是指一个人能够突破自身的局限性及时空的限制,与时俱进地正确认识客观规律、掌握规律,并在正确判断事物发展趋势后做出科学决策的一种思维方式。只有能实现自我超越的人才能在改造主观世界的同时改造客观世界,才能在为社会造福的同时实现自我的价值。通俗地说,超越就是一种把现实提升到理想的层面,理想对于现实来说是超越。超越是对现状的否定,对于现状的不安是人的普遍特性,如果人总是满足现状就不求上进,求上进就是不满足现状,就要超越,所以超越就是对现状的提升。无论哪个民族的人都是有超越的追求,但中国哲学的超越跟别的民族有一个明显的不同,那就是“内在超越”,是人对人自己的一种超越,是一种价值观的提升,就是超凡圣人,要把一个普通的人、凡夫俗子提升到圣人的层面,做一个兼善天下的圣人,圣人对于凡人来说就是超越。希腊人、印度人也讲超越,但不是人自己对自己的超越,而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对于现实等待超越的人给予拯救、提升。西方的基督教、印度的佛教使人变成比人高一点的佛、天使,它是靠外力提升拯救,是一种“外在超越”,这种价值取向是自己没有信心、没有勇气,好像只能轮回、堕落,佛一提升就进入了极乐世界,那就是超越。它把超越的动力寄托于人性之外,一种神的力量。无论这个神是主,是,还是什么释迦牟尼,反正有一个神来帮忙的“外在超越”。

按照中国哲学的理解,人的善根变成实际的善心还要不断修行。这种善是人靠着自己的努力在今生今世可以实现的目标,肯定了人生是可以自我完善的。孔子说,如果你不想学好,神圣也拿你没有办法,所以将超越的根据放在人性之内,所以人性善理论是中国哲学对于人是什么的一种独到判断。按照西方人的说法,人性是罪恶,人是天使的堕落,亚当与夏娃本来在天上活得好好的,干嘛偷那个禁果?印度佛教说人是苦的,所以没有一个孩子是笑着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声都是啼哭,所以超越寄托于人死之后。中国哲学使人更像人,最像人的那种人就是圣人。圣人思想境界比一般人更高,这是中国哲学的价值取向,与西方、印度不同的一种“内在超越”。三、世界观:自强不息

“自强不息”是中国哲学关于世界观的基本态度,出自于《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古人所说的天包括了地、包括了人,相当于世界总体概念。世界总体是什么呢?用一个字表述:“健”,意思是宇宙是不断运行、发展、产生、消灭、生生不息的一个流变的过程,所以叫“天行健”,“健”就是“动”的意思,天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变动。中国哲学所提出的第一个哲学问题与西方哲学的提法是不一样的。西方哲学的第一个问题是“世界是什么?”把世界看作一个判断的对象,好像世界是某种东西一样,这就是所说的第一原理,所以有它的本体。中国哲学家提出第一问题是“世界怎么样?”世界到底怎么样?世界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运动、流变的过程,这是我们对世界总体的一种理解。西方哲学对“世界是什么”是采用分析的方法,世界肯定首先得由什么组成,要有一个形式,质料和形式结合在一起,接下来分析就是原子,完全是分析的路径。中国哲学提出的问题是“世界怎么样”是一种描述性的语言,是采用综合的路径。

中国哲学说的“天行健”属于世界观,对世界总体的理解,但接着一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做人的准则了。天和人奉行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自强不息,就将宇宙观发展成人生价值,告诉你应当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做君子,独善其身的君子,最像人的人,而不是做“小人”。中国哲学将世界观与人生观紧密结合在一起,宇宙人生,就是关于宇宙人生的大道理,就是“自强不息”,这是中国哲学最基本的精神,是民族精神的一种必然,这种对世界未来的乐观主义态度对于我们的成长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自强不息就是要提升你的责任感、参与意识。“不息”两字包含着对于未来的乐观主义精神。用的话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就是自强不息的现代表达。“自强不息”支撑起我们民族乐观向上的精神境界,鼓励中国人自强、自立、好学、上进,所以,“天行健,自强不息”是我们民族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一再崛起的一种精神支撑。自强不息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中华民族的领袖级人物从这里面吸取了精神理念,如,孙中山“越挫越奋”是对自强不息哲学精神的近解,从1895年开始先后发动了十次起义,十次失败,但是第十一次成功了,就是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也是从自强不息里获得精神动力,大家熟知的“与时俱进”哪里来的?就是自强不息这种古老的中国哲学精神的现代版,它不是一个过去时,而是现代时、未来时,是激励着我们民族乐观向上的动力支撑,是我们人生责任感、上进心的一种理论指导,对于打造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有无尽的启迪。尤其是在倒霉的时候,想想中国哲学精神,恐怕会找到精神领袖、精神导师,精神的鼓舞、精神的力量。四、知行观:实事求是

精神分析哲学篇(2)

顾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1863-1937)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发起人,被誉为“现代奥林匹克之父”,终生倡导奥林匹克精神。《奥林匹克》指出,奥林匹克精神就是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精神。奥林匹克精神对奥林匹克运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首先,奥林匹克精神强调对文化差异的容忍和理解。其次,奥林匹克精神强调竞技运动的公平与公正。正如已故美国著名黑人田径运动员杰西欧文斯所说“在体育运动中,人们学到的不仅仅是比赛,还有尊重他人、生活伦理、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以及如何对待自己的同类。今天,“团结、友谊、和平、进步”已不仅是奥林匹克运动以及世界体坛的宗旨,而且还成了全人类所需要、向往和追求的共同目标。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奥林匹克精神实际上表达了一种哲学思想和价值取向,那就是不同种族、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的人们通过公平竞争的途径,实现相互的了解,促进世界的和平。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说出自《大学》,是儒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哲学概念。北宋朱熹认为,“致知在格物者,言欲尽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这是朱子对“格物致知”最概括、精确的表述。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身,追求更完美的个体,也即顾拜旦的“better individuals”,之后才能家齐,才能国治,才能天下平(peace),实现顾拜旦的和平世界的理想――“挽世界为清平,化人心为良善,冀世界为大同。”

二、奥林匹克精神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异同

1.奥林匹克精神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共同点

29届北京奥运会的口号是“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绿色奥运”。科技奥运是说08年奥运会有含有高科技含量的建筑;人文奥运是说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文化遗产;绿色奥运是说中国将走环保路线在奥运期间和未来。可见,奥运与人文是密不可分的。

人文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我国《辞海》中这样写道:“人文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我们知道,文化是人类或者一个民族、一个人群共同具有的符号、价值观及其规范。符号是文化的基础,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而规范,包括习惯规范、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则是文化主要内容。

奥林匹克精神追求的也是一种精神,是一种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即以一种容忍与理解、公平与公正的态度,去实现人类所需要、向往和追求的共同目标――团结、友谊、和平、进步!它与中国儒家思想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致的,其价值观是吻合的。

2.奥林匹克精神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不同点

顾拜旦所倡导的奥林匹克精神,其实现途径是“……better individuals could be developed only by the give and take,the buffeting and battering,the stress and strain of fierce competition”。也就是说,要做到公平交换、合作妥协,要在运动场上经受磨砺,要吃苦耐劳,在心理上要承受得住激烈竞争所带来的压力和紧张。总之,这一切须在激烈竞争的运动上才能得到实现,是一种动态的概念。而中国儒家思想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借助的是格物致知,强调对事物原理的一一推究明白,然后才会拥有渊博的知识,才能彻底了解事物。拥有渊博的知识,彻底了解事物,然后意念才会诚实。意念诚实,内心才会端正而无邪念。内心端正,然后才能提高自身的品德修养。自身的品德提高了,家庭才会和睦。家庭和睦了,然后国家才会治理好。国家治理好了,推而广之,然后才能使天下太平。这可以在书斋里、或在实验室里得到实现,它更体现出一种静态的理念。

三、奥林匹克精神与中国哲学思想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进行对比学习的意义

精神分析哲学篇(3)

最初选择《大哲学家的生活与思想——拉康》这本书是因为拉康与弗洛伊德的“渊源”甚深,可以说拉康哲学是对弗洛伊德重建,而《拉康》这本书也让我对拉康哲学以及拉康对弗洛伊德的解读有大致的了解。

但是拉康这位超现实主义的理论家具有挑战性的写作风格或者说语言风格使得格尔达·帕格尔等各种领域的作家对其的阐述是不一的,或许就像拉康自己强调的一样他的“作品”并不是为了传播信息,而是为了“启发”,如果你想充分了解他的思想只能坐着时光机去听他的“研讨班”,在那里你所获得的是任何阅读都无法给予的。

拉康在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时运用现代结构主义的概念,这一方法对20世纪后半叶精神分析的影响是不可替代的,而且对当代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拉康将精神分析运动分为三个时期。首先是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的最初发现,其次是拉康所描述的“自我心理学”派对弗洛伊德的遗忘(或压抑),第三则是拉康自己的“回到弗洛伊德”。为了更进一步深入弗洛伊德的思想拉康将自己的目光转向哲学领域,同时这也将众多精神分析领域的思想家引入了哲学领域。

精神分析哲学篇(4)

一、引言

宗教行为是人类的高级精神活动之一,在全球文明演化中具有重要作用,也是具有恒久价值的历史文化景观。有研究表明:有的国家和地区,腐败案件发生的比例显著地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可见,宗教精神还具有约束和规范人类行为、避免给社会生态造成危害的显著现实作用。宗教哲学在型塑人类精神结构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中学阶段是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学生在此阶段接受的思想文化教育,将会对其终身生命历程产生直接影响。目前,由于应试教育模式及经济社会转型环境的影响,中学生中存在诸如价值观缺失、人文素质低下、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不能很好地平衡等现实问题,因此,有必要通过一定措施来切实解决这个问题。本文就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推行宗教哲学教育的问题进行分析,以下内容的安排是,第二部分讨论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推行宗教哲学教育的可能性,第三部分讨论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推行宗教哲学教育的具体措施,最后是总结与讨论。

二、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推行宗教哲学教育的可能性

语文教学是文化符号创生、延续与拓展的重要手段,也是发展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宗教哲学在内容、形式和体系上和语文教学的内容、形式和体系具有内在联系,这些联系成为在语文教学中推进宗教哲学教育的重要前提条件。

(一)宗教哲学的内容与语文教学内容具有相通性

诸多文化经典著作中都显示或表达了一定的宗教哲学精神。如我国著名的神话小说《西游记》中,通篇地贯穿了佛教哲学思想,小说通过对玄奘师徒四人求取真经历程的演绎,强调了积德行善、修行参悟等宗教活动对个体生命的重要性。著名的古典小说《红楼梦》中更是充满了道教、佛教和儒教等多种宗教哲学思想的内容,发出了对生命终极价值的追问,具有十分丰厚的哲学意蕴。外国文学名著如《罪与罚》等,也充满了宗教精神和宗教思想,涉及生命价值等重要哲学命题。这些都是语文教学中能够体现的直接内容。语文课堂教学可以通过对这些宗教哲学思想的介绍,提升学生的宗教精神或人文素质,进而提升学生的整体精神境界,培养学生既大气磅礴又悲天悯人,既廉直刚正又慈柔中和的精神世界。正如著名哲学家唐君毅所说:“我们所要指出的真正的宗教精神,是一种深切的肯定人生之苦罪之存在,并自觉自己去除苦罪之能力有限,而发生忏悔心,化出悲悯心;由此忏悔心、悲悯心,以接受-呈现-超越的精神力量,便去从事道德文化实践之精神。此精神在世间大宗教中皆有,而原始佛教、基督教更能充量表现之。”

(二)宗教哲学的形式与语文教学形式具有类似性

由于传播和扩展的需要,宗教哲学的内容通常以各类艺术的形式来进行。比如,基督教的赞美诗就是非常优美的诗歌艺术形式,可以结合诗歌教学活动来增进对赞美诗精神的分析和认识;又比如,佛教经典中经常采用偈语的形式来传播佛经中的思想,这些偈语具有韵律感强、便于记诵和传播等特点,能够直接地引入课堂教学。总之,这些形式刚好和语文教学中的形式具有类似性,语文教学中完全能够根据这些形式上的类似性进行宗教哲学的教育。

(三)宗教哲学的体系与语文教学的体系具有内在联系

语文教学的根本目标,除了基本的朗诵、阅读、写作等的训练之外,更加高级的目标是培养良好的人文素养,促进学生的身心和谐。不同流派的宗教哲学具有不同的内容体系,但诸多宗教体系都强调了个体生命修养的重要性,甚至一些宗教比如佛教甚至涉及对生命、宇宙等的运行秩序的论述,这些内容体系符合语文教学目标的要求,对于培养学生的精神世界和体悟生命世界的运动秩序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应该采取适当措施建立或打通语文教学体系和宗教哲学体系之间的联系。

三、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推行宗教哲学教育的若干措施

基于以上对语文教学中进行宗教哲学教育可能性的分析,结合笔者对宗教哲学的理解和多年语文教学经验,认为可以采取如下措施来推进宗教哲学教育。

(一)制定推进宗教哲学教学的语文课程教学计划

根据现行语文教材的内容,在初级和高级中学阶段,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切实的教学计划来推进宗教哲学教育。目前,可以采用分析作品的宗教精神或作品中的宗教思想来做初步的探索。等待条件成熟后,在语文教学中有计划地增强宗教哲学的系统性教育。

(二)适度增加或调整语文课程中的宗教哲学内容

在教材改革过程中,应该适度增加或调整宗教哲学教学内容,让宗教哲学教育成为贯穿整个语文教学过程的内容之一。目前,可以通过引入经典宗教作品的形式来增加宗教哲学内容,比如佛教经典《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具有一致性,完全可以作为语文教学的内容来教学。

(三)在课堂教学中利用多种形式加深宗教体验

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可以采用念诵经典宗教著作,进行宗教理论辩论,适度创作宗教内容的作品等多种形式来增进学生对宗教文化和宗教精神的认识,有助于学生直接地体验宗教哲学思想和精神,这也是提升学生文学功力和文化涵养的重要方式之一。

(四)定期检测和评估宗教哲学教学效果

采用《教育心理学》中的一些测评方法,对学生在接受宗教教育前后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结构进行评价,发现有利于促进精神境界提升的积极做法,逐渐积累并上升为常态化的做法,改正其中的不足和缺点,不断推进教学模式创新,增强宗教哲学的教学效果。此过程应该以学生为主体来进行,以学生身心状态的变化为评价教学效果的主要标志。

四、总结与讨论

本文就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推行宗教哲学教育进行了初步探索,主要结论是:第一,宗教哲学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对于提升学生的精神境界具有重要价值;第二,宗教哲学在内容上、形式上乃至体系上和语文教学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具备通过语文教学推进宗教哲学教育的可能性;第三,通过制定教学计划、增加教学内容等措施来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推进宗教哲学教育,具有操作层面的可行性,能够起到增强学生宗教哲学意识和思想的作用。鉴于人类精神活动的复杂性和语文教学内容的广博性,此论题还有诸多问题需要继续探索,需要在今后的教研活动中逐步解决。

参考文献:

[1] 梁漱溟.人心与人生.商务印书馆,2010.

精神分析哲学篇(5)

当代哲学正面临着社会地位、社会功能、生存理由等诸多方面的困境。即它已由“显学”的中心位置,走向了冷清的“边缘”文化区域,虽说有了独立发展的生存空间和自由,却也失去了影响现实的社会条件。因而,我们认为在这个道德的神圣性与科学的合理性权威已被动摇的相对主义时代,在这个机械体系和市场体系全面操纵大众日常生活秩序的实用主义时代,在这个现实世界丧失了终极的绝对的形上意义境界的功能主义时代,当代中国哲学的历史命运不容乐观,必须对现时代的实践和人类自身进行深刻反思,同时也要对当代社会发展作深层回应。

一、当代中国哲学的时空参照系

21世纪中国哲学的时空参照系是现代化的中国。它首先要确认的仍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现性文化传统,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实现了对中国传统西方现性文明的自觉批判与超越,同时亦惟有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能以一种积极的建设与批判相结合的态度而与现代化发展实践保持广泛开放、灵活适应的关系。据此,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第一,应该自觉保持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间距与张力,从现代化的普遍理性主义和人主义立场重新评估传统文化的理性内涵和人文精神,扬弃其语言方式、文化心理和价值境界中的“圣学”、“王学”和神学的阶级特质,使其“创造性地转化”成为现代化中国的人文权威和价值理想的重要部分。第二,应该自觉保持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辩证张力,以科学的实证分析方法、语言分析方法和形式化的抽象的逻辑思维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严格的现性“洗礼”。第三,在全方位的开放的文化视野中,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相互交融。即以自我更新为主的人本主义化的研究思路为下世纪中国建立具有真正民族特色的现代化哲学提供丰厚的思想资源,奠定坚定的学术基础。需指出的是,传统文化对现代化发展的固有阻力证明了世纪之交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仍是滞后,而不是超越。“传统”在此仍意味着跟在发达的现代化之后的那种落后的传统,而不是那种能够超越现代化局限性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因而,21世纪中国哲学必须以现代中国人的世俗生活为出发点,从改造国民积淀已久的传统心理旧习,培育其现代文化心理素质角度着眼。其核心问题就是及时总结文化发展的成果,从而进行深度文化启蒙,引导现代工业文明的创造性文化成果向人民的日常生活的社会活动领域渗透,特别要注重飞速发展的科技为依托的科学思维和技术理性,以及以人的主体意义和创造性为核心的人文精神,以此来促使人内在地建构起现代的价值取向。否则,过于强调传统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精神的相通与契合之处,其结果必会导致现代文化精神的缺失,阻碍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进程。

二、当代中国哲学的使命与权力

在刚刚告别那个高度秩序化和封闭性时代,迅速迈向一个全方位开放的普遍世俗化时代的时候,哲学虽然不可能再凭昔日的知识道德权威和政治权力(即作为一种权力话语)对尘世生活进行烦琐的说教,但哲学并不能因此就放弃它的教化使命与权力。21世纪中国的哲学仍将肩负着繁重的理性启蒙、民主文化建设的历史任务。虽然哲学作为一种语言和严肃文化不大可能独立、直接而广泛地影响社会大众文化生活,但它可以借助社会大众文化传媒(而不仅仅是政治权力)来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21世纪中国的哲学文本也必然是用多种语言方式书写出来的:它既可以是狭义的传统的学院哲学、政治哲学,或属于社会知识精英阶层的文化哲学、科学哲学,又可以变为广义的文学批评语言的科学化和学术化、文学化、生活化诸论点应当是并行不悖的。这就要求21世纪的中国哲学必须在消化、吸收、改造传统哲学范畴上狠下功夫,为实现其语言术语的民族化(本土化)和规范化(世界化)而努力,同时又要注意深入分析和精心提炼日常生活语言及其精神,使哲学研究走出狭窄的传统教科书语言框架。哲学应立足于对人的现实理解,消解抽象原则与刻板教条对人的专制,激励人们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去选择自身的生活道路、生活境界。此外,它还应要求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自然性与超自然性,现实性与理想性,经验与实验等矛盾之间实现辩证的和解和良性的互补,从而使现实的人的生存和发展处于上述各种矛盾的巨大张力之间,“但同时又能把二者和谐有序地融合成一种存在方式和行动”。[1]哲学必须独立地观察生活,又超越生活,洞悉人生,把握社会大众文化心理的共鸣区域。哲学要以自身的真诚、真实、激情、理智与想象力来引导人、说服人、教育人。在此,哲学作为一种权力(教化)语言、交谈语言和生活语言,是高度统一的。但哲学首先应当是一种平等的交谈语言。最古老、最神圣的哲学经典大都是对话语言。辩证法原本就是对话的艺术。就此而言,从古到今,真正的哲学都只能是一门通过对话走向真善美境界的学问,而不可能是真理与正义的化身。

三、当代中国哲学的社会功能

21世纪中国哲学在一个市场交换价值支配全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功利主义时代,它所能发挥的就是一些非直接功能和非具体科学价值的社会功能。

(一)启蒙教化功能。理查・罗蒂曾在《哲学与自然之境》中断言:“虽然作为科学知识体系的那种学院派哲学行将终结,但伟大的教化哲学却无日暮途穷之虞,可与人类永远同在。”[2]

冯友兰在上世纪40年代就说:“虽然哲学什么具体功能也没有,但它毕竟能把我们引向一个新高尚的境界。”[3]诚然,哲学不可能再自封为真理与正义,但哲学注定仍肩负着培养人们追求远大理想或终极关怀的神圣使命。在当代语境中,哲学仍为现代人把握自身提供着符合人本质的认识方式,为现代人提供着一种切实而高远的人生意境,同样,也为引导现代人走出当代人类困境提供着理论智慧。在一个市场经济繁荣不可能解决人生的全部问题时,我们仍需要一种对科学的力量和限制的重新理解并找到使科学对象重新概念化的道路。借口科学无为并不能改变那些仍决定着我们的社会政策和制度的假定和价值,而哲学从来都是直接研究这些假定并探讨它们怎样才能成为可能的学科。正因为科学永远代替不了生活与哲学,是故,所有现代哲学最终都面临着人生信仰问题,都免不了在某种程度上承诺重建人类精神家园。这就要求哲学必须从生活深处引出理想,必须植根于现实生活的终极关怀,并为人们提供超越现实生活的理想境界,而不是把生活的理想寄托在生活之外的彼岸世界。进而言之,“她必须是能够承诺社会基本道德生活或日常道德生活的淑世伦理问题,因而她是最起码的而非最优化的或最理想化的。只有这样,她才可能为广大成员所认可、接受和践行”。[4]

(二)科学分析职能。哲学虽然不可能再充当那种包罗万象的科学之科学,但哲学必须永远具有那种追求真理的严谨科学精神。21世纪的中国哲学如果还肩负着改造国民传统心理的历史使命的话,那它首先应该讲的就是那种貌似形而上学,实乃科学深刻的逻辑经验分析方法。任何真正伟大的现代哲学都可能只是一种有针对性、主题性和特定意义阈限的合理偏见,并往往具有一种“片面的”深刻性、独创性和明晰的分析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就和那些研究所谓世界万物普遍发展规律、垄断具体科学解释权的形而上学有着鲜明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本是一种深刻分析现代人类社会结构及其转换规律的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直面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以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以及人的自主能动性和创造性为特征,适应着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的要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成功经验再一次宣布了那些基于普遍理性设定之上的种种历史哲学乌托邦方案的失败,证明了马克思“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这一科学分析方法的强大现实生命力。

(三)理想的批判功能。任何哲学本质上都是要逻辑地想象和建构一个理想世界,而不仅仅满足于逻辑地分析、批判这个经验的现实世界。哲学世界“不仅是可信的,而且让人觉得是可爱的才行”(王国维语)。依循卡尔・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观点的,哲学既可以是现实理想化的意识形态,又可以成为一种从现实内部否定现实、超越现实的乌托邦。借恩斯特・布洛赫的希望哲学观点来说,哲学作为乌托邦,不仅要提示世界是什么,而且要想象出一个“尚未是”的世界来。从保罗・蒂利希的政治神学的立场看,哲学作为乌托邦体现在它对人类自下而上世界的垂直维度和水平方向(即尘世的空间和历史时间有限性制约)的双重超越。就此而言,哲学正因为不是科学的而是乌托邦的,所以它才不会使现实显得井然有序,而是充满着实践的批判的精神。哲学昭示了一种内在超越、不竭创造的人生意境,并以这种人生态度表达了人类对生活价值信念与自由解放的追求。人类固有的追求乌托邦的冲动乃是哲学存在的最深刻的理由之一。哲学所想象的那个世界。固然不是一个可具体分析与操作的现实经验世界,但必定是一个逻辑上成为可能的真实世界,一个比现实更合理的世界。这种想象的哲学是此岸的具体的有限的理性主义。理性向来就存在,只不过它不是永远以理性的形式出现。因此,批评家可以把任何一种形式的理论意识和实践意识作为出发点,并且从现存的现实本身的形式中引出它应的和最终目的的真正现实。[5]许多伟大的现代哲学家都只是消解那种超越具体时空的绝对的普遍理性主义幻想或独断的形而上学,但不否定那具体的有限的合理性本身(诸如马克思的“具体的总体性”辩证法,韦伯的“理想类型”,维特根斯坦的“游戏规则”,库恩的“范型”,福柯的“知识型”,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等)。由此看来,具有乌托邦精神的哲学想象,恰恰是在科学分析、深刻抽象经验现实之后才能建立起来的。哲学所想象的那些先验的“原始状态只有在它深刻透视到现实生活内在逻辑与秩序之后才能被”发现。21世纪哲学需要雅斯贝尔斯所呼吁的“为哲学辩护”。哲学为自己的生存权辩护,就是为人的自由辩护,为智慧的尊严辩护,为真理辩护。哲学并不是在为某种所谓道德正义、政治理想进行辩护时才有权力生存下去,哲学只需为人类自由地思想这个主题进行辩护。21世纪的中国哲学同样需要为实现自己的生存权利而奋斗,需要为争取一种独立的学术研究权利和自由的思想权利而自我辩护,而不是为实现自己的市场价值而努力。21世纪哲学的发展道路,将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通向与现实生活的实践紧密相联的道路,而这也正是马克思为哲学所开辟的道路。

参考文献:

[1]豪克.绝望与信心.中国社科出版社,1992:212.

[2]理查・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三联书店,1987:324,341-342.

精神分析哲学篇(6)

一、当代中国哲学的时空参照系

21世纪中国哲学的时空参照系是现代化的中国。它首先要确认的仍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现性文化传统,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实现了对中国传统西方现性文明的自觉批判与超越,同时亦惟有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能以一种积极的建设与批判相结合的态度而与现代化发展实践保持广泛开放、灵活适应的关系。据此,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第一,应该自觉保持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间距与张力,从现代化的普遍理性主义和人主义立场重新评估传统文化的理性内涵和人文精神,扬弃其语言方式、文化心理和价值境界中的“圣学”、“王学”和神学的阶级特质,使其“创造性地转化”成为现代化中国的人文权威和价值理想的重要部分。第二,应该自觉保持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辩证张力,以科学的实证分析方法、语言分析方法和形式化的抽象的逻辑思维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严格的现性“洗礼”。第三,在全方位的开放的文化视野中,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相互交融。即以自我更新为主的人本主义化的研究思路为下世纪中国建立具有真正民族特色的现代化哲学提供丰厚的思想资源,奠定坚定的学术基础。需指出的是,传统文化对现代化发展的固有阻力证明了世纪之交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仍是滞后,而不是超越。“传统”在此仍意味着跟在发达的现代化之后的那种落后的传统,而不是那种能够超越现代化局限性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因而,21世纪中国哲学必须以现代中国人的世俗生活为出发点,从改造国民积淀已久的传统心理旧习,培育其现代文化心理素质角度着眼。其核心问题就是及时总结文化发展的成果,从而进行深度文化启蒙,引导现代工业文明的创造性文化成果向人民的日常生活的社会活动领域渗透,特别要注重飞速发展的科技为依托的科学思维和技术理性,以及以人的主体意义和创造性为核心的人文精神,以此来促使人内在地建构起现代的价值取向。否则,过于强调传统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精神的相通与契合之处,其结果必会导致现代文化精神的缺失,阻碍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进程。

二、当代中国哲学的使命与权力

在刚刚告别那个高度秩序化和封闭性时代,迅速迈向一个全方位开放的普遍世俗化时代的时候,哲学虽然不可能再凭昔日的知识道德权威和政治权力(即作为一种权力话语)对尘世生活进行烦琐的说教,但哲学并不能因此就放弃它的教化使命与权力。21世纪中国的哲学仍将肩负着繁重的理性启蒙、民主文化建设的历史任务。虽然哲学作为一种语言和严肃文化不大可能独立、直接而广泛地影响社会大众文化生活,但它可以借助社会大众文化传媒(而不仅仅是政治权力)来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21世纪中国的哲学文本也必然是用多种语言方式书写出来的:它既可以是狭义的传统的学院哲学、政治哲学,或属于社会知识精英阶层的文化哲学、科学哲学,又可以变为广义的文学批评语言的科学化和学术化、文学化、生活化诸论点应当是并行不悖的。这就要求21世纪的中国哲学必须在消化、吸收、改造传统哲学范畴上狠下功夫,为实现其语言术语的民族化(本土化)和规范化(世界化)而努力,同时又要注意深入分析和精心提炼日常生活语言及其精神,使哲学研究走出狭窄的传统教科书语言框架。哲学应立足于对人的现实理解,消解抽象原则与刻板教条对人的专制,激励人们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去选择自身的生活道路、生活境界。此外,它还应要求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自然性与超自然性,现实性与理想性,经验与实验等矛盾之间实现辩证的和解和良性的互补,从而使现实的人的生存和发展处于上述各种矛盾的巨大张力之间,“但同时又能把二者和谐有序地融合成一种存在方式和行动”。[1]哲学必须独立地观察生活,又超越生活,洞悉人生,把握社会大众文化心理的共鸣区域。哲学要以自身的真诚、真实、激情、理智与想象力来引导人、说服人、教育人。在此,哲学作为一种权力(教化)语言、交谈语言和生活语言,是高度统一的。但哲学首先应当是一种平等的交谈语言。最古老、最神圣的哲学经典大都是对话语言。辩证法原本就是对话的艺术。就此而言,从古到今,真正的哲学都只能是一门通过对话走向真善美境界的学问,而不可能是真理与正义的化身。

三、当代中国哲学的社会功能

21世纪中国哲学在一个市场交换价值支配全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功利主义时代,它所能发挥的就是一些非直接功能和非具体科学价值的社会功能。

(一)启蒙教化功能。理查·罗蒂曾在《哲学与自然之境》中断言:“虽然作为科学知识体系的那种学院派哲学行将终结,但伟大的教化哲学却无日暮途穷之虞,可与人类永远同在。”[2]

冯友兰在上世纪40年代就说:“虽然哲学什么具体功能也没有,但它毕竟能把我们引向一个新高尚的境界。”[3]诚然,哲学不可能再自封为真理与正义,但哲学注定仍肩负着培养人们追求远大理想或终极关怀的神圣使命。在当代语境中,哲学仍为现代人把握自身提供着符合人本质的认识方式,为现代人提供着一种切实而高远的人生意境,同样,也为引导现代人走出当代人类困境提供着理论智慧。在一个市场经济繁荣不可能解决人生的全部问题时,我们仍需要一种对科学的力量和限制的重新理解并找到使科学对象重新概念化的道路。借口科学无为并不能改变那些仍决定着我们的社会政策和制度的假定和价值,而哲学从来都是直接研究这些假定并探讨它们怎样才能成为可能的学科。正因为科学永远代替不了生活与哲学,是故,所有现代哲学最终都面临着人生信仰问题,都免不了在某种程度上承诺重建人类精神家园。这就要求哲学必须从生活深处引出理想,必须植根于现实生活的终极关怀,并为人们提供超越现实生活的理想境界,而不是把生活的理想寄托在生活之外的彼岸世界。进而言之,“她必须是能够承诺社会基本道德生活或日常道德生活的淑世伦理问题,因而她是最起码的而非最优化的或最理想化的。只有这样,她才可能为广大成员所认可、接受和践行”。[4]

转贴于

(二)科学分析职能。哲学虽然不可能再充当那种包罗万象的科学之科学,但哲学必须永远具有那种追求真理的严谨科学精神。21世纪的中国哲学如果还肩负着改造国民传统心理的历史使命的话,那它首先应该讲的就是那种貌似形而上学,实乃科学深刻的逻辑经验分析方法。任何真正伟大的现代哲学都可能只是一种有针对性、主题性和特定意义阈限的合理偏见,并往往具有一种“片面的”深刻性、独创性和明晰的分析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就和那些研究所谓世界万物普遍发展规律、垄断具体科学解释权的形而上学有着鲜明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本是一种深刻分析现代人类社会结构及其转换规律的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直面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以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以及人的自主能动性和创造性为特征,适应着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的要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成功经验再一次宣布了那些基于普遍理性设定之上的种种历史哲学乌托邦方案的失败,证明了马克思“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这一科学分析方法的强大现实生命力。

(三)理想的批判功能。任何哲学本质上都是要逻辑地想象和建构一个理想世界,而不仅仅满足于逻辑地分析、批判这个经验的现实世界。哲学世界“不仅是可信的,而且让人觉得是可爱的才行”(王国维语)。依循卡尔·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观点的,哲学既可以是现实理想化的意识形态,又可以成为一种从现实内部否定现实、超越现实的乌托邦。借恩斯特·布洛赫的希望哲学观点来说,哲学作为乌托邦,不仅要提示世界是什么,而且要想象出一个“尚未是”的世界来。从保罗·蒂利希的政治神学的立场看,哲学作为乌托邦体现在它对人类自下而上世界的垂直维度和水平方向(即尘世的空间和历史时间有限性制约)的双重超越。就此而言,哲学正因为不是科学的而是乌托邦的,所以它才不会使现实显得井然有序,而是充满着实践的批判的精神。哲学昭示了一种内在超越、不竭创造的人生意境,并以这种人生态度表达了人类对生活价值信念与自由解放的追求。人类固有的追求乌托邦的冲动乃是哲学存在的最深刻的理由之一。哲学所想象的那个世界。固然不是一个可具体分析与操作的现实经验世界,但必定是一个逻辑上成为可能的真实世界,一个比现实更合理的世界。这种想象的哲学是此岸的具体的有限的理性主义。理性向来就存在,只不过它不是永远以理性的形式出现。因此,批评家可以把任何一种形式的理论意识和实践意识作为出发点,并且从现存的现实本身的形式中引出它应的和最终目的的真正现实。[5]许多伟大的现代哲学家都只是消解那种超越具体时空的绝对的普遍理性主义幻想或独断的形而上学,但不否定那具体的有限的合理性本身(诸如马克思的“具体的总体性”辩证法,韦伯的“理想类型”,维特根斯坦的“游戏规则”,库恩的“范型”,福柯的“知识型”,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等)。由此看来,具有乌托邦精神的哲学想象,恰恰是在科学分析、深刻抽象经验现实之后才能建立起来的。哲学所想象的那些先验的“原始状态只有在它深刻透视到现实生活内在逻辑与秩序之后才能被”发现。21世纪哲学需要雅斯贝尔斯所呼吁的“为哲学辩护”。哲学为自己的生存权辩护,就是为人的自由辩护,为智慧的尊严辩护,为真理辩护。哲学并不是在为某种所谓道德正义、政治理想进行辩护时才有权力生存下去,哲学只需为人类自由地思想这个主题进行辩护。21世纪的中国哲学同样需要为实现自己的生存权利而奋斗,需要为争取一种独立的学术研究权利和自由的思想权利而自我辩护,而不是为实现自己的市场价值而努力。21世纪哲学的发展道路,将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通向与现实生活的实践紧密相联的道路,而这也正是马克思为哲学所开辟的道路。

参考文献:

[1]豪克.绝望与信心.中国社科出版社,1992:212.

[2]理查·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三联书店,1987:324,341-342.

[3]冯友兰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276.

精神分析哲学篇(7)

一、学习指导

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一框要求掌握的主要内容有:理解哲学与思想文化及经济、政治的关系,哲学与时代的关系;运用哲学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辩证关系原理,分析说明哲学对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先导作用;分析实例,说明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通过学习哲学与时代的关系,培养自己的时代感和使命感,提高自觉地运用哲学理论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

基于以上的要求,教师可采用以下三种学法指导:第一,个案分析法。在学习“哲学与时代的关系”时,可以运用教材中所学的基本原理,联系以往所学的历史知识,选取个案进行深入的分析,进而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个案可以在如下时期中选择:战国时期、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启蒙运动时期、“五四”运动时期等。在这些时期,人类思想文化得到了比较集中的发展,产生了很多优秀的哲学思想,哲学与时代的关系密切而又典型。第二,理论联系实际。学习“哲学与时代的关系”时,应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否则对两者关系的理解就会停留在一个抽象的水平上。学生要热爱生活,关注时代,从自己身边的各种思想文化现象的变化中去领会时代的发展。第三,对比学习法。学生可以选择两个时代进行对比分析,看看这两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现象有什么变化,进而对比这两个时代的哲学主题和哲学风格的差异。通过对比,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哲学与时代的关系。

二、知识点拨

本课有以下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一是“哲学与时代的关系”,第二是“什么是真正的哲学”。以下作具体分析。

第一,本课是在第一课“哲学与生活”的基础上进一步讲述“哲学与时代”的关系。哲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键,学生可以从哲学与时代的一般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代的关系这两个角度进行理解。从哲学与时代的一般关系来看。首先,哲学来源于时代,是时代精神的总结和升华。哲学属于思想文化范畴,是对一定社会和时代经济与政治的反映,它的内容来源于时代。真正的哲学能够正确反映自己时代的任务和要求,牢牢把握住时代的脉搏,正确地总结和概括时代的实践经验和认识成果,是时代精神上的精华。其次,哲学反作用于时代,是社会变革的先导和推动力量。哲学可以通过对社会弊端、旧制度和旧思想的批判,更新人的观念,解放人的思想。哲学还可以预见和指明社会的前进方向,提出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指导人们追求美好的未来;动员和掌握群众,从而转化为变革社会的强大物质力量。

第二,要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哲学,应注意以下几点:其一,判断哲学真伪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正确地反映了时代的任务和要求,是否牢牢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是否正确地总结和概括了时代的实践经验和认识成果。也就是说,看它是否代表了时代的主流和历史的前进方向。其二,不能认为凡是包含着个别错误结论的哲学就不是真正的哲学,哲学家对问题的认识不能超越自己的时代,因此,一定时期的哲学形态在后人看来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这要求我们一定要用历史的眼光观察问题。只要一种哲学代表了它自己所属时代的主流和历史的前进方向,我们就要承认它是真正的哲学。例如,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源流,充满了伟大的智慧,是人类思想史上的精华。但也包含着个别的错误结论。有些哲学家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水或土或气,从当时的时代看,是以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把握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看到了世界万物之间的转化,努力找到事物现象背后的本质。这是他们对人类思想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代表当时的先进思想,把握了历史的主流。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这种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某种具体的物质形态的结论是不正确的。我们仍然要承认古希腊哲学是真正的哲学,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最后,不能认为凡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不一致的哲学,或者为马克思主义所批评过的哲学就不是真正的哲学。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方法观察问题,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结论去衡量。

教材中讲道:“面对着一定时代社会生活的诸多内容,哲学家可以反映这一方面,也可以反映那一方面,可能正确或比较正确地进行反映,也可能不那么正确乃至错误和歪曲地进行反映。因而,哲学家可能是真理的发现者,也可能是谬误的制造者。”学生对这句话的理解不能采取“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要么正确,要么错误”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而一定要运用历史的分析法。

三、课堂实录

以下是这节课的课堂实录:

师:请同学们仔细阅读课本第16页虚框内的资料与问题。请A同学回答:战国时期为什么会出现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局面?

生:是由战国时期的经济与政治状况决定的。当时各种社会矛盾异常复杂,由于经济地位、政治态度不同,不同阶级和阶层在是否建立新的封建制度、如何建立封建制度、如何对待各国的变法和改革等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论证,出现了百家争鸣。

师:A同学利用材料的能力非常强,回答得非常好!第二个问题:思想文化的发展和经济发展、政治变革之间是什么关系?

生:这对关系我们在学《文化生活》的“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时已经学过。文化是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一定形态的经济和政治决定一定形态的文化,一定形态的文化又反作用于一定形态的经济和政治。

师:B同学的知识迁移能力非常厉害,能够立刻联想到我们《文化生活》的这一内容真的很不容易。那么接下来老师提出第三个问题,大家进行分组讨论,10分钟后我找小组发言人来回答问题。(投影)第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的哲学?第二个问题:真正的哲学=科学的哲学?第三个问题:谁是社会变革的先导?如何指导社会变革?

生:正确反映时代的任务和要求,牢牢地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正确地总结和概括了时代的实践经验和认识成果的哲学就是真正的哲学。

师:C回答正确,“剪切”教材的能力很强。

生:这个问题我们组暂时还没有讨论出结果,准确说我们对这一关系还未能理解,请老师解释一下吧!

师:这个问题是有一定的难度。举个例子来解释,大家会一目了然的。远古时代,人们对打雷闪电、刮风下雨这些现象不能解释,产生了畏惧心理。有些思想家就利用人们的畏惧心理,提出了天命论。天命论认为天是主宰一切的至上神。天命论要求人民绝对服从天子,因为天子代表上天的意志。我们把天命论放在三四千年以前的商周时代加以分析,应该承认它是有历史意义的。首先,它是从多神论向一神论发展的结果,它第一次提出世界性问题,把一切现象,包括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都归结于天命。其次,在远古时代,人们都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下,没有什么科学的理论,那时也不可能产生高深的理论。那么,用什么思想能够发动群众、组织力量,与外来的力量作斗争呢?这就是天命论。天命论是从当时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并且适应当时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它刚产生的时候也是全新的、最先进的高明理论,也是远古时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

生:准确地说应该是“真正的哲学”是社会变革的先导,而不能简单说“哲学”是社会变革的先导。真正的哲学对社会变革的作用,首先体现在它可以通过对旧制度和旧思想的批判,更新人的观念,解放人的思想。其次体现在它可以预见和指明社会的前进方向,提出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指引人们追求美好的未来;动员和掌握群众,从而转化为变革社会的巨大物质力量。

师:第一问回答得很有水平,说明这组同学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英雄所见略同,老师我自己也认为只有真正的哲学才能起到这个作用。首先,我们从这两点积极作用可以看出只有真正的哲学才能有这样的力量,其次,我们可以从结论中获得答案?“任何反映自己时代的客观要求和历史趋势的哲学,都可以成为这一时代社会变革的先导,推动时代的步伐,指导社会的变革。”“反映自己时代的客观要求和历史趋势的哲学”其实完全可以理解为正确反映了时代的任务和要求,牢牢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正确地总结和概括了时代的实践经验和认识成果,因此就是指真正的哲学。

师:其实我们可以从我们历史知识中得到印证。你能用实例来论证真正哲学的这些作用吗?

生:西方的文艺复兴对旧制度旧思想的批判,更新人的观念,解放人的思想。

师:非常好。没错,文艺复兴是属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萌芽时期。一般把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潮划分为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去理解,即人文主义、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宗教改革运动。人文主义主张一切以人为本,一切为了人的利益,抬高人、贬低神,用人权反对神权,追求个人自由和现实幸福,主要代表人物有彼特拉克、薄伽丘、伊拉斯谟等。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思潮重视对自然的研究,强调理性和经验的作用,主要代表人物有哥白尼、伽利略、达・芬奇、布鲁诺等。在宗教思想上,反对传统教会特权和烦琐的宗教仪式,主张个人虔诚信教即可得救,无须教会作中介,主要代表人物有马丁・路德和加尔文。

师:自觉完成课后的相关练习题,存在问题及时发问。

四、教后反思

第一,本节课中其实关于真正的哲学的解释只有三句话,如果不加以深入理解,很容易陷入误区。因此,一定要让学生理解“真正的哲学不等于科学的哲学”。所以,务必要用实例论证“真正的哲学不等于科学的哲学”。只有这样才能深入浅出地准确理解“真正的哲学”这一概念。

第二,关于“社会变革的先导”这一目,课本没有明确写出“真正的哲学”才能起到社会变革的作用,而是笼统地说“哲学”对社会变革的作用。经过与备课组及学科组老师的激烈讨论,大家最后认为只能用“真正的哲学”作主语才能与后面的作用协调一致。所以,课本是否在这里存在欠缺的确是一个引人思考的问题。钻研教材并且与学科组老师讨论才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教师。

第三,大胆抛出问题给学生,这样才能引起思想上的碰撞。绝对不能轻视学生的理解问题与思考问题的深度与能力,很多问题,往往是在思想的碰撞后才得到精确的认识的。本节课以问题来贯穿课堂,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这种以问题作为主线的课堂模式关键是要设计好问题,认真钻研教材,尽量以画龙点睛式的问题一下子击中学生的理解软肋。激发学生的思维,让学生学会思考,是每一门学科的追求。

精神分析哲学篇(8)

一、历史与哲学

历史总是多重意义的:时间意义上的过去的历史,成为了现在的历史事实——这首先是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中的历史,然后是指包括文化遗迹和史料中的历史,再就是由历史学家重写的历史,这就是一般意义的被表达的历史,最后是有关历史理论包括关于历史研究,史学观点和方法、关于历史的哲学思想等等,但这一切最终也是都是历史即人类自身的历史。

时间意义上的过去的历史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过去的存在比现在的存在更令人困惑,在哲学上更加困难,比如海德格尔(1889-1976)对存在与时间的描述就给读者一种梦境中的挣扎般的印象,但是,虽然时间意义的存在问题如此困难,但至少现在的存在在理性的思想中却是确实的,笛卡儿(1596-1650)说:“我思故我在。”现在的存在因理性的思想而被自觉,或者说在理性的思想中因自觉而被证实,这句话是人类理性的自我意识最终从朦胧时代挣脱的句号,也是人类自身存在的理性自觉自身开始的问号,它宣告了人类从历史的觉醒进入到了思想自觉的时代。

对于历史来说,这意味着历史的真正意义不能离开历史的时间性本质,但是过去总是以被表达的重写方式成为有意义的历史,因此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相信有两种历史,基于时间的过去的历史即历史的存在和基于表达的历史即被历史学家重写的历史或称之为现在中的历史,他们留下了过去的存在问题去折磨哲学家们,但是他们并不能逃脱历史哲学,因为基于时间的历史最终包括了现在,人们无法区别存在在历史时间之中的现在与在现在之中的历史存在,它的最高形式就是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在现实思想中的历史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就是历史的反思或反思的历史,这种历史存在的超越同时性是历史和历史哲学所透露的世界最重要的秘密之一。

人类的历史从不自觉的自身开始经过历史表达的自觉而趋向自觉的历史哲学,这正是人类自觉的一个组成部份,历史的特殊性正在这里,它即是历史的自身,同时又是历史的表达与反思,一方面,作为历史与历史的反思,它们在时间上具有同时性意义,即历史与历史反思的同一;另一方面,作为被表达的历史与对被表达的历史的反思,它们总是以相同的表达的方式实现的,即具有形式的同构性,历史的自身是这样,历史的反思也是这样,因此历史和历史的反思在同一中进行,在同构中重演,人们总是反复地重新理解、思考历史。或许有无数的具体的历史,有千百万历史学中的历史,但无论是时间意义的过去的历史还是表达或被表达的历史的过去,它们具有终级的一致性,否则就没有历史。——这也是一种历史观,也是一种哲学,即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主要是关于对历史的本质的认识和对历史学的反思,它同样基于两个层次水平,第一是把历史看作一个整体或作为部份的整体而研究它的原因趋势,简单地说;历史为什么?它是历史哲学中的历史本体论,与以往的用某种观念来解释历史的哲学思想不同,现代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企图从历史的自身寻找答案而形成某种历史理论,即思辩的历史哲学。第二是把对历史的研究、重写、解释的本身的观点和方法看作为历史的自身,甚至看成是历史唯一有决定意义的部份,它实际上企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历史是什么?这时它就成为了历史哲学中的历史认识论,即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不等同于哲学,富有历史精神的中国哲学也不等同于历史哲学或者有一种中国历史哲学,历史哲学从历史表达和对历史的研究中抽象出自己,而中国思想是历史自身的抽象与本质(参见“论中国思想”),因此历史哲学是超越于历史的史学理论,而中国思想是源于历史本质的中国哲学,正是历史自身本质的超越同一性使中国思想成为与西方传统哲学相对照的哲学思想。虽然中国与西方的历史与史观千差万别,它们在历史反思的意义上却是相同的,即历史的反思与反思的历史的互补一致性,历史哲学所提供的思想不仅仅是历史的,也是广义文化意义的,同时又是哲学的,这也正是历史多重性的本义。

二、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西方的历史发端于古希腊的英雄史诗,虽然有大量的考古和研究表明这些史诗有一定的事实的真实性,但那不看作严格的历史,这不仅仅是因为其中混合着大量的神话因素和艺术的想象,而是因为这些人物和事件不具有贯穿于整个历史中的真实性即历史时间意义上的因果性。历史的真实在最终的意义上基于时间,这不仅仅是指编年史中的时间,而是隐藏在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背后的历史的必然性,如果没有这种必然性,历史就是偶然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它的一个可怕的直接推论就是现在的一切也是偶然的,世界因而将失去意义,这个推论至少与现在是真实的事实相悖,如果我们承认现在的真实即是历史的必然的话,历史就具有因果性本质。但历史自身总是隐藏在缤纷繁复的偶然性之中,为了捕捉和认识到历史中的因果性,西方的历史和历史学家实际上一直在书写着伴随整个西方历史的史外史。

古希腊的史诗就是英雄史诗,史诗中所表现的英雄的特质就是个性或个性化的人性,他们从自己的处境和环境中造就自己,突出自己,以自己的行为表现个性,但它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精神,因为英雄是从他人中区别自己,而社会承认和崇尚个性荣誉,这是一种隐藏在个人和事件的偶然性背后的社会的严肃性,它是西方文化精神本质的真正源头,它一但产生,便不会湮灭,它因形式关系而永真,一方面,它体现为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形成了社会意识和价值,另一方面,个性化与自我中心成为了社会文化的主流,不断地追求自我,创造自我,但又不断地失去自我,这就是西方文化的动力之源。尽管西方文化在历史上续灭交替,但西方文化却在形式关系中新陈代谢,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典型的西方社会形态和主流文化,甚至对英雄崇拜也一直延续到今天,从史诗中的英雄、中世纪的贵族与骑士、资本创业的大亨,一直到今天的媒体中明星,这不是在时间中的延续,而是形式的同构更新。

这种形式同构的另一种表现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环境是人类的化生本源,也是生存活动与发展的物质基础,这样也就成为了对立于自然的个性人性的表现的舞台,在西方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奋斗主要地是为了展示积极的对立性的人性,即对自然的主动挑战精神,这种人性植根于与肉体和物质环境的征服与争夺,表现一种占有的欲望、冲动与冒险行为,在夺取物质与能量的奋斗中实现自我,比如希腊神话中寻找金羊毛的亚尔古船的英雄的远航和荷马史诗中奥德赛的长期的漂泊旅行就充满了这种对自然的冒险和挑战精神,正是在这种冒险经历中才显现个性的英雄,因此这种个性的人性并不同一于自然的本质,而是对立于自然,外在于自然,它的本质表深刻地现为西方文化中超越的神性,所以希腊史诗中的英雄总是处在神的庇护下或是自身具有混合的神性,因此史诗虽然是混合着神话的历史的传说,但正为它包含的这种外在的超越性而具有文化传统的严肃意义,并且把这种传统植入了西方文化的本质。

希腊的古典悲剧所反映的正是这这种文化精神,它们基于人与人,人与环境,最终是人与历史的冲突,不是冲突在历史中的生成与解决,而是冲突的再现,即冲突在历史中的永恒性,这就意味着必然性的反面——不确定性,历史的因果性被毁灭了,这就是历史悲剧的最深刻的本质。悲剧主人公遭受的磨难,人性的弱点和缺陷,甚至偶然的遭遇与不幸,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冲突的必然,它表现为人物与事件的偶然性与浪漫性,从而使历史首先以艺术形式出现,西方历史天生地具有一种艺术素质,正来源于此,是历史中的这种个性化的人性与冲突的反复再现而使历史富有艺术的素质,它成为了西方历史与西方文化中最富人性的一面。正是冲突的永恒性而成为历史性,使历史首先以艺术的形式而被表现,并将这种特质带入了西方历史`。

但是中国的历史与此不同,中国历史的时间性和必然性融化在历史本身之中,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国历史自身就体现为历史内在的时间即历史的连续性,这儿没有对历史的外在超越,几乎没有浪漫性因而也没有浪漫性背后的偶然性,中国历史起源上几乎不存在超越于历史自身过程之外的英雄和史诗,中国古代文化中即没有系统的神话和神系,后来也没有产生超越世俗的宗教之神,承继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儒家文化之所以没有成为宗教,正是因为它内在于历史而不是超越于历史之外,它没有超越的神性本质。“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怪、力、是自然中偶然性和个性的事物,乱是社会中的历史逆流,神是超越的存在,儒家文化即不是由它们产生,也不会存有与它们的对立的关系,儒家文化缺乏个性精神也正是源于缺乏这种二元化的对立关系,历史的承续就是它的自身,它因历史而延续,它的延期续也就是历史,它赋予中国文化以一种源于历史自身本质的大统一精神,它也给中国文化带来了沉重的负面影响。历史自身的连续性就是历史的必然性,它造就了历史,也造就了与自身同一的反思精神——中国哲学即中国思想。

三、觉醒的历史

如果说希腊神话和史诗不自觉地表现了西方的基本人文者精神,那么希腊的早期历史学家如希罗多德(Herodotus~484-424B.C.)、修西底斯(Thucydides~460-395B.C.)等等就是自觉地去表现这种精神,希腊人视荷马为真实的英雄,因为他英雄式地表达了历史,对神性不自觉的表达在早期希腊历史中变为了自觉的历史表达,西方的历史就是始于这种对历史表达的自觉。希腊的早期历史学家不是像中国古代史官一样以自身方式参入了历史,而是以对历史的道德责任和自身的艺术气质重写历史,对历史的忠实的再记录使历史成为被表达的历史,历史的真实由历史学家的表达的忠实保证,这种忠实是现在对过去的回忆,是一种真实的关系和关系的真实。但是西方文化中超越的神性终于在中世纪再次成为了超越的神性文化,历史表达成为了神学的表达,人性变成了裸的神性,漫长的中世纪以神性的自觉代替了人性的不自觉。文艺复兴是个性的人性的再次复兴,理性的启蒙也是对历史的再次自觉,它使历史处于一种理性的全面审查的眼光下,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1694-1778)等同时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们为历史导入了哲学思想,在历史、人性和社会的关系中寻求对历史的理性解释和再认识,但是哲学观念随之也被输入了历史,历史成为了哲学观念的表达,哲学与历史哲学相互交织,几乎是一同兴灭。19世纪的史学借助于科学思想而成为一门真正的历史学科,但是历史与科学本质是不同的,当实证的史学以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处理历史时,他们便把史迹和史料当成了历史自身,历史被分离和肢解,成了科学博物馆中精确的历史标本,在史学取得巨大的成就的时候,历史哲学以突然的反省而再次觉醒而进入20世纪,一方面从对实证的史学方法的反省使历史重新回到自身,再次从历史的本身中寻找历史,但不是从具体的历史中而是从整合的的历史中寻找历史的原因和动力,这就是思想辩的历史哲学;别一方面,从对历史的表达和研究的观点、方法的自觉使历史哲学进入分析的历史哲学。西方的历史就是从不自觉的表达到对历史的自觉的表达,从历史的表达到对历史的研究,进而从对历史的研究到对研究观点和方法的反思;从事件和人物到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最后成为不同文化形态的历史,最终走向对对历史表达的方法和观点自身的自觉,即历史表达和研究在自身本质上的反思,对历史在思想上的自觉最终清楚地反映在20世纪的分析的历史哲学中。

历史事实,历史的表达即重写的历史和对历史表达所据有的观点和方法的重新认识在分析意义上都要是对历史的反思,这种反思总是企图对历史的各种表达形式、观点和方法重新加以检讨,虽然现代历史哲学家已经不再援引外在的观念强加于历史而是从历史自身寻求历史的原因,但是这种历史的自身仍然只是部分的历史整合,历史哲学家的一个功绩就是从个别人、个别国家或民族的历史中整合出了文化或文明的形态的历史,这种史学的观点和方法已经从完全是对过去历史的表达转变为在历史哲学的整合方法下对历史的分析,历史在这些观点和方法下具有形态的同构性,它们被称之为历史的同时性。历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1880-1936)和汤因比(ArnoldJosephToynbee1889-1975)的历史理论被称为元历史或思辩的历史哲学,就是因为他们引入了这种整合的方法和相应的历史概念,这是一种超历史的历史,在这种研究中所有的文化或文明形态都具有超历史的相互平行性和同时代性,因而成为可以进行较、分析的研究对象。

在这种史学方法中,斯宾格勒把所有的人类历史按文化形态进行了分类,他把古典文化叫做阿波罗类型,它的特点是注重肉体和现在,忘怀内在和外在的过去,历史中的人似乎处于历史时间之外,但他们的本质是个体性的,是一种不自觉的人性个性,正是基于这个起源但与此不同,却不是与这种阿波罗型文化本质上的对立,斯宾格勒称之为浮士德型的西方文化就是一种个性的自觉,它的特点是耽于现实的个人贪欲和渴望,无休止地追求个性的自我完美而不惜代价,浮士德用自己的灵魂换取了知识和力量,这正是对西方文化的一个绝妙而深刻的写照,出卖自己的灵魂意味就着背叛自己的历史,知识和力量则象征着西方文化的本质性动力,它正是从这种背叛与对立中源源不断地产生。斯宾格勒从纷杂的具体历史中清理出了作为文化形态的历史,从而导出作为文化形态的历史变迁的过程和趋势。作为各种历史的文化形态,它有产生、生长、和消亡的过程,实际上斯宾格勒用历史的文化同构代替了历史本身,斯宾格勒由此得出了引发大量争议的西方文明的没落的悲观结论,但具有启发意义的是不同的文化形态之间仍然存在历史的必然联系,比如我们可能看出阿波罗和浮士德型文化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基于这样一种历史变迁,就是从个性的无意识变成了个性个人的自觉,它们不是对立的文化,而是具有文化的同构的,这正说明了西方文化在形式上的承继性,因此西方文化虽然在历史时间的意义上不具有连续性,但具有形式的必然性,这正是西方文化的生命之源,它能在一次次的历史断裂和文化形态的替代中赢得自己的强大生命力,形成为世界上唯一与中国文化连续性相比照和互补的代表性文化。

汤因比进一步发展了斯宾格勒的观念,但他不是从不同文化或他称之为文明的历史关系中入手,而是企图从某个文明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存在关系中找到它们的自身的原因与动力,一个文明的存在状态决定于它应对来自它所在的内在或外在环境的挑战能力,而这种能力就是这个文明的自身创造能力,这种创造能力即因应对环境的挑战而生,也同时在改变自身与环境的应对关系,不断的挑战与应战就造成了文明的生长、消亡或停滞。汤因比把动力学引进历史形态,虽然和斯宾格勒一样对文化形态作了比较和周期性分析,但他的文明分析具有内在的生命即基于一个文化形态自身的历史,因而他避免了斯宾格勒的悲观的结论。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虽然是超历史的,但他在他的研究对象的即某一个文明形态中重新置入了时间,便它获得了自身的生命,他和斯宾格勒一样在历史引入了一种整合的研究方法和分析的观点,具有明确的哲学反思意识。

克罗齐(BenedettoCroce1866-1952)把历史归结为自身统一的精神活动,最终历史就是历史判断,即历史总是以现实的判断的活动方式被再次表达出来,这是一种分析哲学意义上的历史反思,所以他说历史即哲学,这种历史思想的观点需要一种对历史的透视。首先要把历史作为一个活着的整体过程来看待,这里即没有游离于历史自身的个人和个别事件,没有外加于历史的超验的观念,也不是实证的或科学的方法下被拼装的历史标本,而只是历史作为现实的精神活动的自身。第二,在这种观点下,历史研究相似于分析哲学,历史学家据有分析的观点和方法面对历史,而这个过程就是对历史的判断活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历史都是现实的历史判断,历史在对历史的判断中而被表达。克罗齐将历史统一于现实的精神活动,它从黑格尔超越的历史观念和实证主义的超越的方法下把历史归还于现实的历史反思,从而在西方的传统历史中第一次实现了历史自身作为现实精神批判的统一,即历史就是作为现实的精神活动的历史哲学。

科林伍德(RobinGeorgeCollingwood1889-1943)从克罗齐的前沿出发,认为历史的原因在于人的思想,而且它总是在今天人们的思想中复活,一方面历史人物和事件总是由人的思想驱动的,我们只有了解人的行为后面的动机我们才能理解历史,所以所有的历史都是思想史。另一方面,现实从历史产生,因此过去浓缩在现实思想中,历史不过是在今天的思想中重演过去的思想,这意味着历史学家应当清楚自己的任务,批判地重演过去的思想。他的观点事实上是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认识论,它聚焦于现实思想与过去思想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实现于历史学家思想意识下的历史重演,因此对历史研究归根结底是对历史思想自身的认识。科林伍德实际上是在历史研究领域提出了思想自身的分析性关联这样一种深刻的认识论的问题,由于他已经意识到历史思想自身的历史性,他已经非常接近中国思想在历史反思意义上的本质。按照他的观点,历史总是由历史所形成的历史价值观下的历史重现,这实际上可以成为对中国古代史观的一种辩护,中国历史中的春秋笔法的隐与讳的不直之直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取的,但在历史自身的意义上是可以理解的,它甚至能使我们能理解孔子所说的异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这不是指现实道上的公平与正义,而是指历史自身必须忍受的脱化折磨,是历史成长的烦恼,历史以遗忘的方式前进,以重写的方式形成,历史的灰尘掩埋了多少历史,留下多少历史,这个比例肯定是一个天文数字,但这是历史对自身的超越,这也正是儒家文化从历史获得的自身的历史本质,它给中国文化带来的影响是积极与消极双重的,也是无法避免的。沿着这个方向上的继续探索可以使历史哲学把我们最终引向纯粹哲学意义的中国思想。

四、互补的历史文化

历史哲学具有非同寻常的困难,这不仅仅是因为历史内容和历史对象是复杂的,而且是因为作为历史反思的过程自身是动态的,它始终在它的对象与确定对象的方法、观点之间犹豫难决,就是说它几乎难于确定对象但又必须有对象。比如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如果离开了它历史背景孤立地进行描述就不过像是传奇小说,但是一但要将历史背景引入,就意味着要将部份的历史与所有的历史分离开来,因此就立刻面临观点和方法性问题,历史的编纂首先要从庞杂的史料中编织出背景,不管历史学家是否意识到这点,他们的不同恰恰在于对此的自觉。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学家会有不同的观点和方法,越是追求历史的真实性与全面性,这个问题就越是暴露出更大的困难,因为最终的历史背景就是历史自己,因此历史学最后不得不走向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反思本身。因而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历史总是交替着被重写,从英雄史诗到史实,从基督教史观到文艺复兴和理性启蒙,从思辩到实证,最后是分析的历史哲学,即现实的历史思想的分析与批判,分析的历史哲学具有强烈的思想性,这正是因为分析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学科的方法被使用于被研究的对象,而是分析意味对研究的观点和方法的自我批判,最终它必然走向思想自身,这就与近中国思想达到了一个相同的境界,中国思想是一种哲学,它就是历史的自觉精神,它的基于现实思想,是思想在历史本质上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一方面是中国思想自身本质的不自觉的历史本质,另一方面又是一般意义的历史即所有在中国文化中表现的历史;而西方历史哲学的分析和批判精神却来自于历史学家的分析和批判的哲学思想,所以历史哲学是分析和批判的哲学思想在历史中的应用,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哲学反思,这样西方历史哲学最终成为了在现实意义上对历史的反思,即历史总是在今天被反思的历史,历史哲学家如克罗齐把历史等同于现实的思想,或者如科林伍德的观点,由于历史的思想已形成了历史的价值观,所以历史就是过去的思想在这种价值观下的重演,正是这样一种分析的历史哲学。与此不同,中国思想是历史在自身上的同一性超越,本质上它就是历史自己的精神反思而不是对历史的反思,它是历史的今天而不是今天的历史。分析的历史哲学在自己的方向上体现了历史与思想的一致性归宿,达到了在对历史在现实反思意义上与中国思想的一种共同境界,实际上它们基于历史自身的本质,即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超越性,这种比照揭示了中西两种文化实际存在的深刻的互补性,中西文化的区别下是这种互补性的表现。比如中国思想在历史领域的实现主要地是以文化传承的方式所表现的儒家学者即“士”个人对历史传统的认同,而西方历史哲学的分析和批判精神是以一种以历史学家个人学术水平而表现的历史观点和方法的学术思想活动,但它们都是历史反思的,通过反思而实现的历史的自觉与自觉的历史。

中国历史也是多重意义的,与西方历史不同的是,中国历史是三源同一:历史事实、历史典籍和历史文化。中国历史从开始特别是从儒家文化开始就一直是以一种历史自身的反省精神出现的,孔子处理中国第一部权威史书“春秋”就被视为中国历史也是儒家文化的典范,他视历史事实和历史记录为历史本身,因此它们是不能更改的,作为历史自身的反思他以自己的文化批判方式反省历史而不是去重新编撰历史。子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他以文字方式即笔法表现了自己的批判精神,历史在文化批判刑的意义下被诠释诠释,孔子是历史上第一个运用语言批判方法的文化诠释大师,中国语言文字的所具有精神力量正是来源于此,这种批判性源于历史自身而具有对现实的精神的震慑力量,“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腾文公下)笔法所表现的文化精神正是历史反思思想的实现方式,中国历史,中国典籍具有天生的同一性,即没有高于历史的超越观念也没有对历史对象或历史内容的实证性方法,历史就是历史自身的超越即历史反思,历史就是历史文化,同时也是表现为历史精神的中国思想的本质,中国的古代史官视历史即真理,为历史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这种崇高的历史自觉精神,它使中国文化中充满了沉重的史命感。后世的中国历史编撰虽然在史料、考证等方面有了更大的发展,现代史学也吸收了西方史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但历史精神一直是中国的历史和中国文化精神的主流和动力。

精神分析哲学篇(9)

一、历史与哲学

历史总是多重意义的:时间意义上的过去的历史,成为了现在的历史事实——这首先是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中的历史,然后是指包括文化遗迹和史料中的历史,再就是由历史学家重写的历史,这就是一般意义的被表达的历史,最后是有关历史理论包括关于历史研究,史学观点和方法、关于历史的哲学思想等等,但这一切最终也是都是历史即人类自身的历史。

时间意义上的过去的历史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过去的存在比现在的存在更令人困惑,在哲学上更加困难,比如海德格尔(1889-1976)对存在与时间的描述就给读者一种梦境中的挣扎般的印象,但是,虽然时间意义的存在问题如此困难,但至少现在的存在在理性的思想中却是确实的,笛卡儿(1596-1650)说:“我思故我在。”现在的存在因理性的思想而被自觉,或者说在理性的思想中因自觉而被证实,这句话是人类理性的自我意识最终从朦胧时代挣脱的句号,也是人类自身存在的理性自觉自身开始的问号,它宣告了人类从历史的觉醒进入到了思想自觉的时代。

对于历史来说,这意味着历史的真正意义不能离开历史的时间性本质,但是过去总是以被表达的重写方式成为有意义的历史,因此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相信有两种历史,基于时间的过去的历史即历史的存在和基于表达的历史即被历史学家重写的历史或称之为现在中的历史,他们留下了过去的存在问题去折磨哲学家们,但是他们并不能逃脱历史哲学,因为基于时间的历史最终包括了现在,人们无法区别存在在历史时间之中的现在与在现在之中的历史存在,它的最高形式就是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在现实思想中的历史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就是历史的反思或反思的历史,这种历史存在的超越同时性是历史和历史哲学所透露的世界最重要的秘密之一。

人类的历史从不自觉的自身开始经过历史表达的自觉而趋向自觉的历史哲学,这正是人类自觉的一个组成部份,历史的特殊性正在这里,它即是历史的自身,同时又是历史的表达与反思,一方面,作为历史与历史的反思,它们在时间上具有同时性意义,即历史与历史反思的同一;另一方面,作为被表达的历史与对被表达的历史的反思,它们总是以相同的表达的方式实现的,即具有形式的同构性,历史的自身是这样,历史的反思也是这样,因此历史和历史的反思在同一中进行,在同构中重演,人们总是反复地重新理解、思考历史。或许有无数的具体的历史,有千百万历史学中的历史,但无论是时间意义的过去的历史还是表达或被表达的历史的过去,它们具有终级的一致性,否则就没有历史。——这也是一种历史观,也是一种哲学,即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主要是关于对历史的本质的认识和对历史学的反思,它同样基于两个层次水平,第一是把历史看作一个整体或作为部份的整体而研究它的原因趋势,简单地说;历史为什么?它是历史哲学中的历史本体论,与以往的用某种观念来解释历史的哲学思想不同,现代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企图从历史的自身寻找答案而形成某种历史理论,即思辩的历史哲学。第二是把对历史的研究、重写、解释的本身的观点和方法看作为历史的自身,甚至看成是历史唯一有决定意义的部份,它实际上企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历史是什么?这时它就成为了历史哲学中的历史认识论,即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不等同于哲学,富有历史精神的中国哲学也不等同于历史哲学或者有一种中国历史哲学,历史哲学从历史表达和对历史的研究中抽象出自己,而中国思想是历史自身的抽象与本质(参见“论中国思想”),因此历史哲学是超越于历史的史学理论,而中国思想是源于历史本质的中国哲学,正是历史自身本质的超越同一性使中国思想成为与西方传统哲学相对照的哲学思想。虽然中国与西方的历史与史观千差万别,它们在历史反思的意义上却是相同的,即历史的反思与反思的历史的互补一致性,历史哲学所提供的思想不仅仅是历史的,也是广义文化意义的,同时又是哲学的,这也正是历史多重性的本义。

二、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西方的历史发端于古希腊的英雄史诗,虽然有大量的考古和研究表明这些史诗有一定的事实的真实性,但那不看作严格的历史,这不仅仅是因为其中混合着大量的神话因素和艺术的想象,而是因为这些人物和事件不具有贯穿于整个历史中的真实性即历史时间意义上的因果性。历史的真实在最终的意义上基于时间,这不仅仅是指编年史中的时间,而是隐藏在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背后的历史的必然性,如果没有这种必然性,历史就是偶然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它的一个可怕的直接推论就是现在的一切也是偶然的,世界因而将失去意义,这个推论至少与现在是真实的事实相悖,如果我们承认现在的真实即是历史的必然的话,历史就具有因果性本质。但历史自身总是隐藏在缤纷繁复的偶然性之中,为了捕捉和认识到历史中的因果性,西方的历史和历史学家实际上一直在书写着伴随整个西方历史的史外史。

古希腊的史诗就是英雄史诗,史诗中所表现的英雄的特质就是个性或个性化的人性,他们从自己的处境和环境中造就自己,突出自己,以自己的行为表现个性,但它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精神,因为英雄是从他人中区别自己,而社会承认和崇尚个性荣誉,这是一种隐藏在个人和事件的偶然性背后的社会的严肃性,它是西方文化精神本质的真正源头,它一但产生,便不会湮灭,它因形式关系而永真,一方面,它体现为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形成了社会意识和价值,另一方面,个性化与自我中心成为了社会文化的主流,不断地追求自我,创造自我,但又不断地失去自我,这就是西方文化的动力之源。尽管西方文化在历史上续灭交替,但西方文化却在形式关系中新陈代谢,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典型的西方社会形态和主流文化,甚至对英雄崇拜也一直延续到今天,从史诗中的英雄、中世纪的贵族与骑士、资本创业的大亨,一直到今天的媒体中明星,这不是在时间中的延续,而是形式的同构更新。

这种形式同构的另一种表现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环境是人类的化生本源,也是生存活动与发展的物质基础,这样也就成为了对立于自然的个性人性的表现的舞台,在西方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奋斗主要地是为了展示积极的对立性的人性,即对自然的主动挑战精神,这种人性植根于与肉体和物质环境的征服与争夺,表现一种占有的欲望、冲动与冒险行为,在夺取物质与能量的奋斗中实现自我,比如希腊神话中寻找金羊毛的亚尔古船的英雄的远航和荷马史诗中奥德赛的长期的漂泊旅行就充满了这种对自然的冒险和挑战精神,正是在这种冒险经历中才显现个性的英雄,因此这种个性的人性并不同一于自然的本质,而是对立于自然,外在于自然,它的本质表深刻地现为西方文化中超越的神性,所以希腊史诗中的英雄总是处在神的庇护下或是自身具有混合的神性,因此史诗虽然是混合着神话的历史的传说,但正为它包含的这种外在的超越性而具有文化传统的严肃意义,并且把这种传统植入了西方文化的本质。

希腊的古典悲剧所反映的正是这这种文化精神,它们基于人与人,人与环境,最终是人与历史的冲突,不是冲突在历史中的生成与解决,而是冲突的再现,即冲突在历史中的永恒性,这就意味着必然性的反面——不确定性,历史的因果性被毁灭了,这就是历史悲剧的最深刻的本质。悲剧主人公遭受的磨难,人性的弱点和缺陷,甚至偶然的遭遇与不幸,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冲突的必然,它表现为人物与事件的偶然性与浪漫性,从而使历史首先以艺术形式出现,西方历史天生地具有一种艺术素质,正来源于此,是历史中的这种个性化的人性与冲突的反复再现而使历史富有艺术的素质,它成为了西方历史与西方文化中最富人性的一面。正是冲突的永恒性而成为历史性,使历史首先以艺术的形式而被表现,并将这种特质带入了西方历史`。

但是中国的历史与此不同,中国历史的时间性和必然性融化在历史本身之中,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国历史自身就体现为历史内在的时间即历史的连续性,这儿没有对历史的外在超越,几乎没有浪漫性因而也没有浪漫性背后的偶然性,中国历史起源上几乎不存在超越于历史自身过程之外的英雄和史诗,中国古代文化中即没有系统的神话和神系,后来也没有产生超越世俗的宗教之神,承继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儒家文化之所以没有成为宗教,正是因为它内在于历史而不是超越于历史之外,它没有超越的神性本质。“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怪、力、是自然中偶然性和个性的事物,乱是社会中的历史逆流,神是超越的存在,儒家文化即不是由它们产生,也不会存有与它们的对立的关系,儒家文化缺乏个性精神也正是源于缺乏这种二元化的对立关系,历史的承续就是它的自身,它因历史而延续,它的延期续也就是历史,它赋予中国文化以一种源于历史自身本质的大统一精神,它也给中国文化带来了沉重的负面影响。历史自身的连续性就是历史的必然性,它造就了历史,也造就了与自身同一的反思精神——中国哲学即中国思想。

三、觉醒的历史

如果说希腊神话和史诗不自觉地表现了西方的基本人文者精神,那么希腊的早期历史学家如希罗多德(Herodotus~484-424B.C.)、修西底斯(Thucydides~460-395B.C.)等等就是自觉地去表现这种精神,希腊人视荷马为真实的英雄,因为他英雄式地表达了历史,对神性不自觉的表达在早期希腊历史中变为了自觉的历史表达,西方的历史就是始于这种对历史表达的自觉。希腊的早期历史学家不是像中国古代史官一样以自身方式参入了历史,而是以对历史的道德责任和自身的艺术气质重写历史,对历史的忠实的再记录使历史成为被表达的历史,历史的真实由历史学家的表达的忠实保证,这种忠实是现在对过去的回忆,是一种真实的关系和关系的真实。但是西方文化中超越的神性终于在中世纪再次成为了超越的神性文化,历史表达成为了神学的表达,人性变成了裸的神性,漫长的中世纪以神性的自觉代替了人性的不自觉。文艺复兴是个性的人性的再次复兴,理性的启蒙也是对历史的再次自觉,它使历史处于一种理性的全面审查的眼光下,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1694-1778)等同时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们为历史导入了哲学思想,在历史、人性和社会的关系中寻求对历史的理性解释和再认识,但是哲学观念随之也被输入了历史,历史成为了哲学观念的表达,哲学与历史哲学相互交织,几乎是一同兴灭。19世纪的史学借助于科学思想而成为一门真正的历史学科,但是历史与科学本质是不同的,当实证的史学以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处理历史时,他们便把史迹和史料当成了历史自身,历史被分离和肢解,成了科学博物馆中精确的历史标本,在史学取得巨大的成就的时候,历史哲学以突然的反省而再次觉醒而进入20世纪,一方面从对实证的史学方法的反省使历史重新回到自身,再次从历史的本身中寻找历史,但不是从具体的历史中而是从整合的的历史中寻找历史的原因和动力,这就是思想辩的历史哲学;别一方面,从对历史的表达和研究的观点、方法的自觉使历史哲学进入分析的历史哲学。西方的历史就是从不自觉的表达到对历史的自觉的表达,从历史的表达到对历史的研究,进而从对历史的研究到对研究观点和方法的反思;从事件和人物到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最后成为不同文化形态的历史,最终走向对对历史表达的方法和观点自身的自觉,即历史表达和研究在自身本质上的反思,对历史在思想上的自觉最终清楚地反映在20世纪的分析的历史哲学中。

历史事实,历史的表达即重写的历史和对历史表达所据有的观点和方法的重新认识在分析意义上都要是对历史的反思,这种反思总是企图对历史的各种表达形式、观点和方法重新加以检讨,虽然现代历史哲学家已经不再援引外在的观念强加于历史而是从历史自身寻求历史的原因,但是这种历史的自身仍然只是部分的历史整合,历史哲学家的一个功绩就是从个别人、个别国家或民族的历史中整合出了文化或文明的形态的历史,这种史学的观点和方法已经从完全是对过去历史的表达转变为在历史哲学的整合方法下对历史的分析,历史在这些观点和方法下具有形态的同构性,它们被称之为历史的同时性。历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1880-1936)和汤因比(ArnoldJosephToynbee1889-1975)的历史理论被称为元历史或思辩的历史哲学,就是因为他们引入了这种整合的方法和相应的历史概念,这是一种超历史的历史,在这种研究中所有的文化或文明形态都具有超历史的相互平行性和同时代性,因而成为可以进行较、分析的研究对象。

在这种史学方法中,斯宾格勒把所有的人类历史按文化形态进行了分类,他把古典文化叫做阿波罗类型,它的特点是注重肉体和现在,忘怀内在和外在的过去,历史中的人似乎处于历史时间之外,但他们的本质是个体性的,是一种不自觉的人性个性,正是基于这个起源但与此不同,却不是与这种阿波罗型文化本质上的对立,斯宾格勒称之为浮士德型的西方文化就是一种个性的自觉,它的特点是耽于现实的个人贪欲和渴望,无休止地追求个性的自我完美而不惜代价,浮士德用自己的灵魂换取了知识和力量,这正是对西方文化的一个绝妙而深刻的写照,出卖自己的灵魂意味就着背叛自己的历史,知识和力量则象征着西方文化的本质性动力,它正是从这种背叛与对立中源源不断地产生。斯宾格勒从纷杂的具体历史中清理出了作为文化形态的历史,从而导出作为文化形态的历史变迁的过程和趋势。作为各种历史的文化形态,它有产生、生长、和消亡的过程,实际上斯宾格勒用历史的文化同构代替了历史本身,斯宾格勒由此得出了引发大量争议的西方文明的没落的悲观结论,但具有启发意义的是不同的文化形态之间仍然存在历史的必然联系,比如我们可能看出阿波罗和浮士德型文化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基于这样一种历史变迁,就是从个性的无意识变成了个性个人的自觉,它们不是对立的文化,而是具有文化的同构的,这正说明了西方文化在形式上的承继性,因此西方文化虽然在历史时间的意义上不具有连续性,但具有形式的必然性,这正是西方文化的生命之源,它能在一次次的历史断裂和文化形态的替代中赢得自己的强大生命力,形成为世界上唯一与中国文化连续性相比照和互补的代表性文化。

汤因比进一步发展了斯宾格勒的观念,但他不是从不同文化或他称之为文明的历史关系中入手,而是企图从某个文明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存在关系中找到它们的自身的原因与动力,一个文明的存在状态决定于它应对来自它所在的内在或外在环境的挑战能力,而这种能力就是这个文明的自身创造能力,这种创造能力即因应对环境的挑战而生,也同时在改变自身与环境的应对关系,不断的挑战与应战就造成了文明的生长、消亡或停滞。汤因比把动力学引进历史形态,虽然和斯宾格勒一样对文化形态作了比较和周期性分析,但他的文明分析具有内在的生命即基于一个文化形态自身的历史,因而他避免了斯宾格勒的悲观的结论。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虽然是超历史的,但他在他的研究对象的即某一个文明形态中重新置入了时间,便它获得了自身的生命,他和斯宾格勒一样在历史引入了一种整合的研究方法和分析的观点,具有明确的哲学反思意识。

克罗齐(BenedettoCroce1866-1952)把历史归结为自身统一的精神活动,最终历史就是历史判断,即历史总是以现实的判断的活动方式被再次表达出来,这是一种分析哲学意义上的历史反思,所以他说历史即哲学,这种历史思想的观点需要一种对历史的透视。首先要把历史作为一个活着的整体过程来看待,这里即没有游离于历史自身的个人和个别事件,没有外加于历史的超验的观念,也不是实证的或科学的方法下被拼装的历史标本,而只是历史作为现实的精神活动的自身。第二,在这种观点下,历史研究相似于分析哲学,历史学家据有分析的观点和方法面对历史,而这个过程就是对历史的判断活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历史都是现实的历史判断,历史在对历史的判断中而被表达。克罗齐将历史统一于现实的精神活动,它从黑格尔超越的历史观念和实证主义的超越的方法下把历史归还于现实的历史反思,从而在西方的传统历史中第一次实现了历史自身作为现实精神批判的统一,即历史就是作为现实的精神活动的历史哲学。

科林伍德(RobinGeorgeCollingwood1889-1943)从克罗齐的前沿出发,认为历史的原因在于人的思想,而且它总是在今天人们的思想中复活,一方面历史人物和事件总是由人的思想驱动的,我们只有了解人的行为后面的动机我们才能理解历史,所以所有的历史都是思想史。另一方面,现实从历史产生,因此过去浓缩在现实思想中,历史不过是在今天的思想中重演过去的思想,这意味着历史学家应当清楚自己的任务,批判地重演过去的思想。他的观点事实上是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认识论,它聚焦于现实思想与过去思想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实现于历史学家思想意识下的历史重演,因此对历史研究归根结底是对历史思想自身的认识。科林伍德实际上是在历史研究领域提出了思想自身的分析性关联这样一种深刻的认识论的问题,由于他已经意识到历史思想自身的历史性,他已经非常接近中国思想在历史反思意义上的本质。按照他的观点,历史总是由历史所形成的历史价值观下的历史重现,这实际上可以成为对中国古代史观的一种辩护,中国历史中的春秋笔法的隐与讳的不直之直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取的,但在历史自身的意义上是可以理解的,它甚至能使我们能理解孔子所说的异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这不是指现实道上的公平与正义,而是指历史自身必须忍受的脱化折磨,是历史成长的烦恼,历史以遗忘的方式前进,以重写的方式形成,历史的灰尘掩埋了多少历史,留下多少历史,这个比例肯定是一个天文数字,但这是历史对自身的超越,这也正是儒家文化从历史获得的自身的历史本质,它给中国文化带来的影响是积极与消极双重的,也是无法避免的。沿着这个方向上的继续探索可以使历史哲学把我们最终引向纯粹哲学意义的中国思想。四、互补的历史文化

历史哲学具有非同寻常的困难,这不仅仅是因为历史内容和历史对象是复杂的,而且是因为作为历史反思的过程自身是动态的,它始终在它的对象与确定对象的方法、观点之间犹豫难决,就是说它几乎难于确定对象但又必须有对象。比如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如果离开了它历史背景孤立地进行描述就不过像是传奇小说,但是一但要将历史背景引入,就意味着要将部份的历史与所有的历史分离开来,因此就立刻面临观点和方法性问题,历史的编纂首先要从庞杂的史料中编织出背景,不管历史学家是否意识到这点,他们的不同恰恰在于对此的自觉。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学家会有不同的观点和方法,越是追求历史的真实性与全面性,这个问题就越是暴露出更大的困难,因为最终的历史背景就是历史自己,因此历史学最后不得不走向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反思本身。因而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历史总是交替着被重写,从英雄史诗到史实,从基督教史观到文艺复兴和理性启蒙,从思辩到实证,最后是分析的历史哲学,即现实的历史思想的分析与批判,分析的历史哲学具有强烈的思想性,这正是因为分析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学科的方法被使用于被研究的对象,而是分析意味对研究的观点和方法的自我批判,最终它必然走向思想自身,这就与近中国思想达到了一个相同的境界,中国思想是一种哲学,它就是历史的自觉精神,它的基于现实思想,是思想在历史本质上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一方面是中国思想自身本质的不自觉的历史本质,另一方面又是一般意义的历史即所有在中国文化中表现的历史;而西方历史哲学的分析和批判精神却来自于历史学家的分析和批判的哲学思想,所以历史哲学是分析和批判的哲学思想在历史中的应用,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哲学反思,这样西方历史哲学最终成为了在现实意义上对历史的反思,即历史总是在今天被反思的历史,历史哲学家如克罗齐把历史等同于现实的思想,或者如科林伍德的观点,由于历史的思想已形成了历史的价值观,所以历史就是过去的思想在这种价值观下的重演,正是这样一种分析的历史哲学。与此不同,中国思想是历史在自身上的同一性超越,本质上它就是历史自己的精神反思而不是对历史的反思,它是历史的今天而不是今天的历史。分析的历史哲学在自己的方向上体现了历史与思想的一致性归宿,达到了在对历史在现实反思意义上与中国思想的一种共同境界,实际上它们基于历史自身的本质,即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超越性,这种比照揭示了中西两种文化实际存在的深刻的互补性,中西文化的区别下是这种互补性的表现。比如中国思想在历史领域的实现主要地是以文化传承的方式所表现的儒家学者即“士”个人对历史传统的认同,而西方历史哲学的分析和批判精神是以一种以历史学家个人学术水平而表现的历史观点和方法的学术思想活动,但它们都是历史反思的,通过反思而实现的历史的自觉与自觉的历史。

中国历史也是多重意义的,与西方历史不同的是,中国历史是三源同一:历史事实、历史典籍和历史文化。中国历史从开始特别是从儒家文化开始就一直是以一种历史自身的反省精神出现的,孔子处理中国第一部权威史书“春秋”就被视为中国历史也是儒家文化的典范,他视历史事实和历史记录为历史本身,因此它们是不能更改的,作为历史自身的反思他以自己的文化批判方式反省历史而不是去重新编撰历史。子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他以文字方式即笔法表现了自己的批判精神,历史在文化批判刑的意义下被诠释诠释,孔子是历史上第一个运用语言批判方法的文化诠释大师,中国语言文字的所具有精神力量正是来源于此,这种批判性源于历史自身而具有对现实的精神的震慑力量,“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腾文公下)笔法所表现的文化精神正是历史反思思想的实现方式,中国历史,中国典籍具有天生的同一性,即没有高于历史的超越观念也没有对历史对象或历史内容的实证性方法,历史就是历史自身的超越即历史反思,历史就是历史文化,同时也是表现为历史精神的中国思想的本质,中国的古代史官视历史即真理,为历史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这种崇高的历史自觉精神,它使中国文化中充满了沉重的史命感。后世的中国历史编撰虽然在史料、考证等方面有了更大的发展,现代史学也吸收了西方史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但历史精神一直是中国的历史和中国文化精神的主流和动力。

精神分析哲学篇(10)

一、实事求是的洲源及其哲学的改造与提升

“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现在东汉历史学家班固所撰写的《汉书?河间献王传》中,其用意在于弄清古代文献典籍的是非、真假、对错,代表的是古文经学的主张,即通过对儒学经典字义的充分考证,以明了经义的本意,反对用微言大义牵强地附会当时的现实政治。所以,“实求是”的本意主要是指严谨好学、务求真实、明辨是非的一种认真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并没有真的哲学蕴涵。1912年,湖南工业高等专科学校(湖南大学前身)校长宾步程先生在岳麓书院堂前题写“实事求是”匾额也主要是对学生治学提出的一种要求,应该没有多少哲学的含义。

二、实事求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

实事求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究竟怎样呢?应该指出的是,虽然重新解释了实事求是这个概念并进行了成功的运用,但他在一系列重要著作中都没有对实事求是在马克思义哲学中的地位加以明确的说明,在的著作中谈实事求是谈得最多的主要是二个维度:一强调实事求是是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工作原则与工作方法。在他的一生中所面对的主要问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直接包含着一对矛盾,这就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十分注意解决主观和客观这对矛盾,他坚决反对本本主义,强调“没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反对本本主义注重调查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主观与客观相分离的问题二是强调实事求是是一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和作风。虽然是这样认为的,但真正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实质是实事求是的是邓小平。邓小平认为实事求是能够不搞绝对化,反对走极端。同样,实事求是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体现,是马克思主义见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因此,实事求是就可以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在其中占重要地位。

三、对实事求是认识的不斯深化与拓展

1.解放思想对实事求是特性的补充

思想是人类发展的前提,是社会发展的起点,是国家发展的根据。解放思想的命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实事求是特性的有益补充,而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并论,并提出“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的重大命题,可以说从根本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批判性和实践性的统一。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时,就要通过解放思想完成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2.与时俱进对实事求是内涵的拓展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实事求是的过程是要与时俱进,通过与时俱进实践马克思主义思想。在紧跟时代的潮流步伐下,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避免思想的落后,实现实践与思想相结合,思想进步。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实事求是就是在与时俱进的过程中产生的,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3.求真务实对实事求是内容的完善

做人的最基本要求就是要求真务实,而作为人民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更应该做好求真务实。求真,是为了务实;务实,才能求真。在践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时,必须要深刻认识到求真务实的精神实质。通过求真务实践行实事求是品质,严格执党,实现执政兴国,做好马克思主义认识与实践的统一。

四、结束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在我国主要体现在实事求是这一方面。通过实事求是做到三严三实等工作,并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步伐,努力发展我国国情,促进我国在世界上的发展,进而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与战略发展强度。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我国中国共产党就应该做到实事求是,努力践行其精神价值

参考文献:

[1]覃正爱.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08):101-109.

[2]倪志安.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精神实质[J].理论学刊,2014(02):77-81+129.

精神分析哲学篇(11)

黑格尔所著的《法哲学原理》是他担任柏林大学教授的第三年出版的,这也是他晚年在柏林任教期间唯一的著作。他主要的政治哲学思想在这本书中得到了系统的阐发。遭到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许多人批判,称其为普鲁士王国的“官方哲学家”、“把哲学应用来替反动的普鲁士政府服务”等等。对于这些批判,我们应该站在哲学思辨的高度去审视,不能人云亦云。本文拟对黑格尔的法哲学体系以及法哲学在其哲学体系、对法的定义、法哲学的具体思想等几个问题进行分析。

黑格尔的法哲学体系

黑格尔的法哲学包含了三大部分,即抽象的法、道德、伦理。这三个部分都是特定的法或者权利在不同形式上和阶段上自由的体现,较高的阶段比前一阶段更加具体、更加丰富。意志自由贯穿着其整个法哲学体系。抽象法阶段只有抽象形式的自由;道德阶段便有了主观的自由;而伦理阶段是抽象法与道德法的真理与统一,也就是说意志自由得到充分而具体的实现的阶段。[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7] 所以,黑格尔的法哲学就是关于人类自由的系统化学说。

黑格尔认为,法及其法哲学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有自己的特定范畴和完整的体系。这些内容包括:抽象法、道德法、伦理、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世界历史以及一系列的法律思想。

另外,黑格尔的法哲学将法分为自然法和实在法,并将法和法律加以区分。实定法是指现实中存在的法,包括习惯法(主观的和偶然的被知道的法)、判例法(法官定法)、引证法(法学家著作)、制定法(立法法)[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218至220],又根据其适用的范围分为国家法(国内法)和国际法。自然法是指应然法或者法的原理,又被成为“哲学上的法”。由于黑格尔着重从哲学的层面研究法,并将他的哲学思想运用于对法的分析,因此他的法哲学研究重点不是放在实然法上,而是放在应然法上。他的法哲学研究更具有思辨性,但又不仅有思辨而不关涉现实的操作。无论从哲学还是法学的角度来看,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一书都是具有完整体系的著作。

二、法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关系

首先对黑格尔哲学体系进行如下简单的概括:黑格尔认为世界的本质不是物质而是精神,宇宙万事万物包括自然、社会和思维等都是其表现,因此,他称之为“绝对精神”,绝对精神表现于人类社会而言,称其为“客观精神”、“世界精神”或者“世界理念”。他将其精神哲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主观精神,分为灵魂、意识、心灵三个环节;第二部分是客观哲学,分为法、道德、伦理;第三个环节是绝对精神,分为艺术、天启宗教、哲学三个环节。他的法哲学又分为抽象法、道德、伦理三大部分。事实上《法哲学原理》基本上就是其《哲学全书》中的第三个环节《精神哲学》一书中第二编,论“客观精神” 部分的发展、发挥和补充。[ 贺麟:《法哲学原理》一书评述]

黑格尔哲学是关于“绝对精神”的辩证法哲学,在他看来绝对精神不是一层不变的,而恰恰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其发展正式按照“正”、“反”、“合”三段式进行的。而其法哲学的探究也在逻辑上成为了主观精神(正)、客观精神(反)、到绝对精神(合)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因此,缺少了这个阶段,黑格尔哲学体系就不能完整,而“法学是哲学的一个部门”[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 序言],属于精神哲学中的一部分。

黑格尔对法的定义的分析

黑格尔对法的定义是:任何定在,只要是自由意志的定在,就叫做法,所以一般说来,法就是作为理念的自由。[ 同上36页] 他进一步说道:法的基地一般说来是精神的东西,它的确定的地位和出发点是意志。意志是自由的,所以自由就构成法的实体和规定性。至于法的体系是现实了的自由的王国,是从精神自身产生出来的、作为第二天性的那精神的世界。[ 同上 10页] 从上面这些论述可得知,要理解他对法所下的定义,需要首先了解理念、意志、自由等概念。

1、对理念、意志、自由概念的辨析

黑格尔认为法哲学这一门科学以法的理念,即法的概念及其现实化为对象。

他认为理念的内容包括概念的所有规定,完全是自身同一,即自己觉得自己,自己展现自己,自己回溯自己。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无非是理念的外在表现,也就是说,一切定在都是以理念为实体,并受到理念支配的。因此,可以这样理解,“法的概念”、“法律”、“国家”等概念是从现实事物中抽象和概括出来的,它反映现实事物的真实本质,即相当于追问这些概念的理念是什么。法的理念是自由,为了得到真正的理解,必须在法的概念及其定在中来认识。[ 同上 1-2页] 那为什么黑格尔会认为法的理念是自由呢?这就必须要追问他对自由的认识了。

黑格尔的自由观概括起来主要是:(1)、自由自己决定自己,但这种自决不是任意的,而是自觉自为地与规律相符。“真正的理性的自由概念便包含着被扬弃了的必然性在自身内”。[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 译,商务印书馆,1980:358] 黑格尔还认为相对于真自由还有假自由。假自由又叫任性,是不自觉地被束缚的、主观空想的自由,而真自由只能在必然性中寻找得到。反过来,必然性也是只能建筑在它的自由上面。(2)、自由的实现离不开现实。他说:“自由虽然是一个内在的观念,他所用的手段却是外在的和现象的”。[ 王造时,《历史哲学》,三联出版社,1958:58] 他认为人类的发展史就是自由的发展史,是自由进一步在现实中的显现。(3)、自由的基础是意志,而意志的本性是自由。黑格尔批判地继承了康德关于法的本质是自由的思想。他不再把法理解为道德律的一种特殊形态,而是把道德看成是法发展的一个阶段——个人内心的法。他认为更高意义上的法是具有普遍性的国家意志。他认为康德理解的法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从而使整个社会得到自由。而他对法的本质,即自由的理解是从理念本身着手,找出人类自由发展的法则,找出自由本身的内在逻辑,使自由符合逻辑的成为全社会要求的自由意志。

意志是黑格尔法哲学体系的理论出发点,是客观精神领域内在运动的主体。意志是内容丰富的实体,在自由运动过程中每个环节都发挥着自身的主动性。是自由实现其形式必需的外部动力。这就使得自由和法获得了其独特的客观形态。黑格尔说:“自由是意志的根本规定,正如重量是物体的根本规定一样。”[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11] 这句话说明了自由与意志的关系。意志是人所特有的一种精神现象,是思维的继续发展;而人的自由就表现在这些欲求能变为现实。黑格尔认为意志分为两种,一种是人真正的意志或理性的意志,另一种是任性,或者称为经验意志。后者是由于受外界影响所产生的偶然的冲突和愿望,不是出于理性的思维,缺乏真实性,不符合意志的概念或本质。而前者真正的意志是自己决定的意志,是建立在对客观事物和自己的需要充分认识基础上的。他认为如果出于任性而产生的意志,对意志来说是不自主的,属于人的本性欲望,也不属于自由的范畴。因此,只有经过了理性思维并达到了自由的意志才是真正的意志。

对黑格尔法的定义的分析

黑格尔认为自由是被认识的必然,以意志为基础,而法又是从意志为出发点的绝对精神,因此,并不是所有意志都是法,只有自由的意志,即只有认识了必然的意志才是法。这种真正的意志不是一种个人的意志,是具有普遍性的公意。“公意、普遍意志即意志的概念,法律就是基于这种普遍意志的概念而产生的特殊规定。”[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 译,商务印书馆,1980:333] 并且,这种公意只能通过立法权才能得以实现。黑格尔认为立法权是国家规定和确立普遍物的权力。立法权只有在国家中才能找到,才能成为社会公意的表达。也就是说这是国家意志,是与国家这种最高的伦理组织联系在一起的。这里也许可以合理的去理解原理序言中提到的那句倍受争议的黑体字:“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合乎理性的东西”,作为实体的东西,它是必然的,是自由意志的公意,必在各种国家活动中达到无限丰富的外部实存;而“现实的东西”是“合乎理性的东西”,是主客观精神统一的结果。而哲学上所认为的“现实”是剥离了无数外在意见、表象的实存,是法的实体,因此是永久的东西。“当我们承认它为法律,并且把它当做我们自己存在的实体来服从时,我们就是自由的。”[ 王造时,《历史哲学》,三联出版社,1958:79] 此时,自由和必然间没有了矛盾,现实与理性也得到了相互的调和,成为纯粹的全体。因此,这句话的理解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理解的关键。所以,黑格尔认为法是人自由实现的基础,也是自由意志的定在。在理解法为什么能给人以自由时,他写道:太阳和行星有他们的规律,但是它们不知道这些规律。野蛮人受冲动、风俗、感性等支配,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由于法被制定为法律而被知道,于是感觉和私见等一切偶然事物,以及复仇、同情、自私等形式都消失了。法就这样的被初次达到

了它的真实规定性,并获得了它的尊严。[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220] 

真正意志是自由的,同时也是人本质的精神,即是“绝对精神”。法就是伦理形式阶段的国家通过对公意的决定获得对真正意志的表达。

对黑格尔法哲学的基本思想梳理

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内容十分丰富,不仅包括了自然法,还将现实中运用最普遍的实定法包含其中。但是黑格尔法哲学的主要任务不是直接针对现实法的运行,而是继承了自然法的传统,将研究重心放在了应然法上。他运用其哲学的思维具体而详细的阐释了法的各个阶段,又将法纳入其整个哲学体系,使法成为“绝对精神”中的一个阶段——客观精神。法自身也分为三个发展阶段。黑格尔就是这样一步步为我们展现出他法哲学思想的架构。因此,笔者在学习其法哲学基本思想时,主要注意到了以下几点:自然法与实定法、法与法律的区分,法发展的各个阶段以及各个阶段的含义。

自然法与实定法、法与法律之分

黑格尔对法的分类十分仔细,从最宽泛的意义上看,他将法分为自然法与实定法,并区分了法与法律。黑格尔对法的概念、本质,法在整个人类精神中的阶段,法的发展阶段等分析上,实际是继续自然法的传统所做的分析。这是为了使法的根基更加坚实,同时也使得其哲学体系得以完整。使法在人类历史、社会中获得合法的地位的必须的证明过程。他又将实定法分为习惯法、判例法、引证法、制定法,还有国内法与国际法。自然法与实定法实质上是客观规律在人类社会中的发展以及其与主观意志之间“合”的发展,即是自由意志与人的意志,普遍意志与特殊意志间统一的发展过程。实定法必须朝着自然法所描述的规律去发展,这也是自然法在实定法运行中自身显现的过程。

黑格尔提出:“我们在本书中谈到法的时候,不仅指人们通常对这一名词所了解的,即市民法,而是指道德、伦理和世界史而言;它们之所以同样属于法,是因为概念按照真理而把思想汇集起来的。”黑格尔虽然把道德、伦理、世界史纳入了法的范畴,但是这些并不是法律。黑格尔认为的法是哲学意义上的法,而法律是法在实定法中的具体表现,二者是不可混同的。其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自由意志的定在”,是理念的自由。道德、伦理、世界史、国家等都是自由意志的定在,本质是精神的显现,具有普遍性,是法的形式。而法律是法的定在的形态,黑格尔特别指出,法律是因国家的存在而有效的规范。相对于法律,法是根本性、更本质的东西,而法律只是法外在表现,暂时性的东西,其内容具有易变性,主观性占有很大的成分。法律会因社会的各种因素变化而变化,是可能与客观的法的精神发生偏差的,因此,黑格尔反对不去研究法的本质,反对把法当做独立的对象而脱离开法,仅将注意力引到自己的理性,这样就会违背法的本性。[ 林喆,黑格尔的法权哲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法发展的各个阶段

正如黑格尔所说的,他并不仅将市民法、国家法等通常意义上所指的实定法认为是法,更加注重研究法的本质,法在精神自身的发展阶段。因此,抽象法、道德、伦理这三个环节又是黑格尔对法的分类,是法在不同形式上和阶段上自由的体现。自由意志借外物以实现自身,这就是抽象法;自由意志在内心中实现就是道德;自由意志通过外物,有同过内心,得到充分的现实性,这就是伦理。

抽象法是自由意志在客观精神领域内的第一环节,也是相对后两个环节而言最纯粹客观的。黑格尔认为自由意志人人都具备,因此人人都具有成为所应享有的法(权利)。抽象法是自由意志外在表现形式,适用于普遍的人而非特殊的个人,因此又称抽象法为形式法。他确立了“成为一个人,并尊重他人为人”这个基本命题。并从此处去讨论人作为自由意志的主体,法作为其抽象的自我相关的现实性,离不开物质基础。所以抽象法的第一个环节就是对物的占有。而对物的占有以及所有权等涉及到转移和交换,这就产生了第二环节,即契约。对前两个环节的不尊重和侵犯,就产生了对自由意志的保护,对一般的法的恢复,这是第三个环节,即法的恢复,也就是不法和犯罪。为什么将此作为出发点呢?黑格尔的论述显得淡薄。而从古罗马至今,以财产为法权的出发点这种进路十分普遍,在一定程度上应和了西方私有制度的发展。但是将此确定为普遍的、永恒的出发点似乎与自由意志为基础的基本命令(即是“成为一个人,并尊重他人为人”)没有必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