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二胎政策的主要原因大全11篇
时间：2024-01-13 16:53:32
开放二胎政策的主要原因篇（1）
2015年7月17日，是第26个世界人口日。国家卫计委在通报了我国人口和计生工作的情况。我国总人口仍然保持增长，已达13.68亿人。而在全面放开二孩方面，卫计委首次透露，正在抓紧制定相关规定。继"单独两孩"政策全面落地一年多后，日前，传来了生育政策有望再度调整，年内出台全面放开二孩的消息。对此，2015年7月22日，国家卫计委相关负责人则重申了着手评估和推进新政，否认了年内实施的说法。不过，对于呼声很高的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不少人口及社会学专家则表示支持，认为"单独两孩"只是个过渡性改革措施，新政在十三五初期就有出台必要。
一.二胎政策
（一）名词解释
二胎政策 是中国实行的一种和计划生育政策相对应的生育政策，指符合指定条件的夫妇允许生育"二胎"。
人口老龄化 是指在一定时期内老年人数量的增长幅度、速度大于年轻人数量的增长幅度和速度，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老年人在总人口比例中增长的状态。
（二）二胎政策的发展过程
1.中国经历了长期的抗日战争和内战，人口数量急剧下降，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之际，提出“人多就是力量”，鼓励大家多生育，同时“养儿防老”的观念根深蒂固，因此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多个孩子，人口增长迅速。
2.人口增长带来了种种问题，例如资源、土地等的匮乏。1970～1980年，计划生育政策逐步形成并全面推行，1980年～1984年，计划生育政策进一步抽紧，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自1966年1月28日制订以来，对中国的人口问题和发展问题的积极作用不可忽视，但计划生育一味的只控制人口数量，忽略世代更替，造成国家严重的老龄化，未富先老的格局。
3.到21世纪初，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又做出了一些调整。在许多地区，特别是经济较发达的城市，计划生育政策有一定程度的放松。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标志着"单独二孩"政策将正式实施。
4.为了更加缓解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我国对二胎政策的限制条件接触，提出全面放开二胎政策。2015年10月29日，中央全面放开二孩政策。
二.研究原因
人口是一个国家的最主要的问题，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资源分配，发展潜力等与人口都息息相关，而我国的人口政策的多次变动也从侧面说明了国家对人口的重视程度和人口的重要性。人口过少，会造成劳动力短缺，人口老龄化，而军事实力也会受到影响，人口过多，会在成资源供不应求，劳动岗位少于需求，社会出现无业人群，出现动乱因素。在严格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三十余年后，我国人口环境与以往相比迥然不同，生育水平长期走低、老龄化加速推进、未来劳动力短缺、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衡，这一系列人口问题已经成为困扰我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潜在制约因素。
三.研究目的
为了探究国家的二胎政策的实施效果，了解影响人们生育的主要原因，分析人口结构的可能变化。以蚌埠市为例，通过分析人口结构，对经济等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
四.信息收集
我们选择蚌埠的万达，百货大楼，以及绿地花都、东方明珠等小区。万达、百货大楼作为蚌埠经济流通中心，人流量大，而对小区的分类，从小区的环境分类，即小区的人文环境和经济环境。在这些地方分发问卷，获得信息。
（一）调研准备
1.调查问卷制作
我们询问性别、年龄、工资范围、是否为独生子女、是否有小孩有几个小孩、打算要几个小孩、二胎政策的开放对打算要几个小孩是否有影响以及影响您是否要二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二）.后期整理
1.我们对问卷调查的结果进行整理
2.查找相关资料
五.数据整理
（一）利用matlab做出人口变化曲线图
六.数据分析
（一）历年人口
1980年～1984年，计划生育政策进一步抽紧，之后计划生育政策逐步稳定。但由于人口基数大，蚌埠的人口仍旧处于稳定增长的状态，但增长速度逐渐减慢，并在最近几年趋于稳定。
（二）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中女性多余男性，无论男女，工资在2500以上所占比重均最大，非独生子女人数多余独生子女人数，没有小孩的人群中打算要小孩的个数1个或不要与两个基本差别不大，而三个或三个以上基本无人。而有小孩的人群中，1个的人数比例最大，也反映了如今大部分是独生子女的事实。而对于二胎政策，大部分人都认为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对他们生育孩子的个数没有影响。而影响二胎的原因中，除却其他未能详细描述的原因，男性的主要原因是经济，而女性是经济与个人精力都占有重要比重。
七.原因分析
（1）上一辈人所处年代计划生育还未广泛实施，信息封闭，传统的观念使得中国很多家庭都有不止一个孩子；
（2）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极速发展，而蚌埠作为交通枢纽，且曾经为安徽第一方阵城市，经济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因此大部分人的工资水平都有所提高。
（3）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养儿防老的观念逐渐淡去，抚养孩子也会花费越来越多的精力和金钱，因此生孩热已经消散，很多人选择少要小孩，享受更独立的生活。
（4）因为人们的经济水平提高，曾经的二胎罚款对于愿意生二胎的人而言已经不是一个考虑范围内的事。不愿意生二胎的人不会因为二胎政策而改变想法，而愿意生二胎的人，无论是否出台全面二胎政策，都会选择继续生育，因此，大部分人认为二胎政策对他们没有影响。
（5）对于女性来说，传统的中国家庭大部分需要女性照顾小孩，因此女性除却经济考虑因素，还要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
八.总结与建议
（一）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对蚌埠市人口结构不会有较大的改变。
（二）改善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一方面要致力于提高人口数量，另一方面要提高科技，用技术代替劳动力。
（三）政府要加强经济的发展，使抚养孩子所需承担的各种压力与经济负担得以减轻。
九.基于灰色理论的人口预测
（一）假设
1.根据调查问卷可知，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并未对人们生育二胎有所影响，因此我们忽略二胎政策；
2.假设在未来几年妇女适育年龄没有变化；
3.未来几年没有影响人口自然变化的事件发生。
4.在2000年前后人口变化趋势有所不同。2000年以后人口变化开始趋于稳定，为了更好的模拟趋势变化，以2000年及以后数据预测。
（二）灰色预测
1. 灰色模型是利用离散随机数经过生成变为随机性被显著削弱而且较有规律的生成数，建立起微分方程形式的模型。
2.模型原理
灰色系统理论认为一切随机量都是在一定范围内、一定时段上变化的灰色量和灰过程，对于灰色量的处理不是寻求它的统计规律和概率分布，而是将杂乱无章的原始数据列，通过一定的方法处理，变成比较有规律的时间序列数据，即以数找数的规律，再建立动态模型。
3.利用matlab进行灰色预测，运行程序如下
4.对运行结果进行汇总
由于残差和级比偏差均小于0.02，可知预测模型优秀
5.利用模型做出2016到2021年蚌埠市人口预测
九.预测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1.采用问卷调查，数据更具有针对性与真实性
2.利用灰色预测模型，较好的模拟出人口变化趋势
3.问卷调查的数量过少，结果可能具有偶然性与主观性
【参考文献】
[1] 张璐. 放开“二胎”政策的利弊比较研究.2014
[2] 翟振武 张现苓 靳永爱 .人口政策变化下基于生育意愿的人口预测研究.人口研究.2014.
开放二胎政策的主要原因篇（2）
一、现状分析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由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可知，我国现有人口共13.397亿，2010年末全国总人口达13.410亿人。在这样的一个人口基数下，我国的人口老年化也在加剧。据《2011年至2015年老年事业发展纲要》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10.2%以上，6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1.3亿，是世界上老年人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口的1/5，占整个亚洲老年人口的1/2。而在2010年年底我国60岁及其以上的人口比重已经达到20.38%。据相关专家推测，在2020年将达到27.53%，2030年更将是37.55%，2040年将为45.00%。所以我国将进入超老年型社会。中国迅速上升的老年人口比例，对比为数不多的人均收入，难免会让我们想到未来养老难的问题。
三十年前，为控制我国过快增长的人口数量，国家开始实行以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为主要内容的计划生育政策。在这一生育政策实施的同时，全国除河南省外，各省、市、自治区均规定了双独夫妇(即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第二胎的相关内容。到了新世纪初，当第一批独生子女逐渐进入婚育年龄后，双独夫妇开始出现，其二胎生育的问题才逐渐显露出来，并且很快成为学术界特别是人口学学者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人口学学者往往是从二胎生育对整个社会的生育率变动所具有的影响的角度来关注和探讨这一问题的。他们所关注的二胎生育问题可以简单表述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我国社会中潜在的、符合计划生育政策条件的二胎生育者(即双独夫妇)的规模会有多大?这些符合计划生育条件的二胎生育者实际上又具有什么样的生育意愿?不难理解，如果这种双独夫妇的规模很大，如果这些双独夫妇普遍都希望生育第二个孩子。那么，他们的生育行为将会对我国目前的生育率水平和人口发展态势带来明显的影响，甚至也
二、农村生育观原因分析
1、计划生育观
今天的农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了，人们有了更多的积蓄来干别的事，但和城市人口相比，农村人口文化素质偏低，思想不够解放，眼界不够开阔以及农村传统思想的病根，在计划生育观上仍存在严重问题。通过调查，接近90%的村民认为农村不该多生，在多数城里人看来，只有一个才不叫多生，但70%的村民认为农村家庭两个孩子最好，尤其是一男一女，她们看来两个并不为多。在对待农村生育与中国人口压力的问题上，35%的村民肯定农村超生会增重国家人口压力，应该严格控制农村计划生育，只有严格符合条件的夫妇才可以生二胎，然而65%的村民给出他们的看法，认为国家人口压力与农村无关，只要人家有能力抚养孩子，可以接受罚款就让生育二胎。
中国人口压力因农村超生而加大。这是最为严重也最为明显的一个问题。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同时也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是国家人口的主要
组成部分，国家的发展关系着农民的衣食住行，农村的落后制约着国家的改革发展与创新。对中国而言，农村是其兴衰的命脉。我国的资源总量并不少，但为何我们只能排在发展中国家的行列?显然是人多!计划生育是针对中国人口压力大而制定的一项国策，我们应该积极响应号召，严格按照要求，有计划的生育。
2、多子多福
对你愿意生二胎这个问题我向所询访的几十个人进行了调查，他们的年龄集中在25-40岁，结果分析，其中，大约78%的人暗示愿意生二胎，20%的人不肯生二胎，另有大约2%的人暗示，一胎都不想生。 该查询拜访预示出了我国农村现阶段主要育龄夫妇的生育观念：大多的夫妇愿意生育二胎，少部分夫妇只愿生育一胎，极少部分夫妇不肯生育。而希望生二胎的大多集中在30-40岁。
这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育观念的改变等各种原因，我国也有部分大中城市逐步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国家虽然连续举行计划生育政策，但为了缓解国度老龄化趋向，在计划生育政策的节制尺度上有所放宽，部分符合生育第二胎 的夫妇开始考虑是否生育第二胎。而在农村许多生二胎的家庭并不是被允许的。
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的发展，使妇女教育水平提高与生产率上升。这一方面使得生育成本上升;另一方面，农村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可能改变了小孩对于家庭中的消费属性，因为某些地区生育的原因之一是妇女无事可做。生小孩来养就像城里人养狗、猫当作宠物一样。有些人表示，多生个小孩现在家庭就可以多一份换了，以后老年时生活就会多一份保障。一些35岁以上的家庭表示，第一胎在外地读书，一般男人也常年在外打工，妇女在家无聊，生二胎也可以说是为了有一个精神上的寄托。所以有些人宁愿违反政策规定，被罚款也要生二胎。
而对于一些不想生二胎甚至不想生小孩的人来说，原因有三点：1.政策这道红线不敢逾越2、生儿生女都一样。第三点也是大多数家庭不愿多生小孩的主要原因：生小孩成本太高了。生育成本对于农村的生育主体来说是较为实在的东西。人们往往从小孩的经济效益来进行考察，即生育小孩的成本和小孩成长后可能带来的效益的一种比较。而这种比较的结果则是影响农村生育主体生育行为的重要因素。如今社会较高的生育成本毕然使得生育主体少生孩子，也使超生游击队减少。另外西方文化传入中国，西方的生育观念、个人独立的观念在中国农村也悄然兴起。市场经济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人们，对生育问题的看法绝对不同于以
另外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观念也发生了改变。人们认识到了在知识经济时代重点是人的质量而不是数量。不仅要生孩子，更重要的是使子女得以良好教育，使其成才。生育成本越来越高，培养一个孩子，往往要支付各种费用。高额的生育成本使得父母必然放弃数量，转而重视质量，也就倾向于优生优育。
3、重男轻女
中国封建社会中，男主外，女主内。男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关系到个体家庭的经济状况乃至整个家族的兴衰妇。而如今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妇女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也显露出了，于是，随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男女平等地参与工作、参与竞争。尤其在今天，教育水平提高，妇女知识水平提高，男女地位进一步平等，于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育观中，女儿也是传后人。
所以现在大多数农村人的生育观念大多也变为生儿生女不重要，关键在培养。能让孩子从小受到好的教育，将来有出息，父母晚年才会有依靠。本次调查显示，85%的被访者在生育前是不知道孩子性别的。在现在的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已大大淡化了，87%的被访者表示自己对孩子的性别不介意，但还有很小一部分人表示会介意，喜欢男孩子;不到一成的被访者表示如果生的是女孩，会有失落，但也不会太介意。(稍有失落感的人群中，男性比例多于女性。)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表示，不会因为生的是女孩就减少对孩子的培养和投入，因为对孩子的期望值是一样的，将来孩子面临就业压力和社会挑战也是一样的。
农村居民对子女性别的偏好趋向平衡，一男一女是多数人理想中的家庭结构，但隐含着对男孩的偏好。诚然，在现代文明社会里，养儿防老的观念是落后的。但是倘若在社会化养老程度低下，养老缺乏保障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靠养儿去防老。而现在国家开始重视农村的养老问题，而且也在逐步地解决农村的养老问题。
育政策的实施之果，更与农村经济发展息息相关，而城市则提供了农村观念变革的现代意识之源和榜样的力量。进入21世纪的今天，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农村的青壮年大批走出家门挣钱，外界的先进文化和超前思想也促成了农村育龄人员生育观的转变。城市的一些思想意识开始通过打工者的渠道，对农村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以来，经过30多年的努力，加之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和行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群众的生育意愿与国家现行生育政策之间的差距大为缩小。从这次调查中，我们欣喜地看到，多年来，计划生育国策的实行，新型生育文化建设的推行以及生育文明的倡导，不仅控制了人口数量，也影响了农村居民的生育观和抚育观的进步，这其实也是农村走向现代文明的一大步。观念和文化传统的改变虽然通常比较缓慢，但它一旦形成，也将在很长的时间内发生效力。农村居民生育观正在发生的变化，当然也是社会变化的结果，同时也提醒我们对未来农村人口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要提前有所准备。
三、调查结果及描述性分析
XX自1997年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以来，老年人口增长快，高龄化、空巢化趋势明显，需要照料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比例高。截至2009年底，全省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1317万，占全省人口总数的14.9%，高于全国比例2.9个百分点。预计到2020年，全省老年人口将超过1637万，老年人口比例将达到17.8%。80周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城乡空巢家庭、农村五保老人、农村留守老人比例加大，他们中的多数人将逐步进入半自理或不能自理状态。
根据《XX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20条规定,有一个子女的夫妻,符合以下10个再生育条件之一,均可申请再生育一个子女.其中,非农业户口的夫妻再生育条件有4个：
一,第一个子女经市或区县(自治县,市)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组织鉴定患有非遗传性疾病,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二,第一个子女患有遗传性疾病,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但经医学干预后,市或区县(自治县,市)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组织鉴定可以生育正常婴儿的;
三,夫妻一方经市或区县(自治县,市)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组织鉴定不能生育,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怀孕的;
四, 再婚夫妻,再婚前一方有一个子女或者丧偶再婚前一方依法育有两个子女,另一方无子女的;
农业户口的夫妻在以上4个条件的基础上,再增加了4个条件：
一, 夫妻双方为农村居民,一方为烈士独生子女,二等甲级以上伤残退役军人或因公致残相当于二等甲级以上伤残的;
二,夫妻双方为农村居民,一方两代以上都是独生子女或男到独生女家结婚落户的;
三,夫妻双方为农村居民,居住在少数民族自治地区,聚居区,一方为少数民族的
四,市人民政府认定的部分山区农村的独生女户,少数民族户或边远高寒大山区的独生子女户;
另有两个条件没有户口限制：
一,双方均为独生子女或少数民族农村居民的;
二,其他特殊情形申请再生育一个子女的,由市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认定并报市人民政府备案.
民众对二胎政策的了解程度：
由此可见大多数民众对二胎政策或多或少是有所了解的。城市居民被访者愿意生二胎主要的原因是有利于孩子的身心成长，这是出于中国传统的儿女双全的思想，和自己时间和精力的考虑，其他重要原因还有经济允许、减轻子女生活负担和喜欢孩子等。农村居民被访者中原因较为均衡，相比而言选择养儿防老的更多。根据调查员的得询问和调查，主要原因有：
城市居民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保、退休金较为齐全，农村居民则不完善，所以他们认为养儿防老较为重要。
另外一个区别在于较少的农村居民被访者会选择经济允许，主要原因：在农村消费支出较少，抚养孩子的代价较小。
由上分析可知二胎政策不宜全面开放，针对经济允许的家庭，可以试行;全面开放后会加重家庭负担，降低国民的素质水平。不符合国家的人才强国战略。所以可以对经济条件允许的家庭或地区试行允许生育第二胎，来缓解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的局面，减轻子女的养老负担。更加完善农村地区的医保、社保等建设，使其养老要得到保证后可试行二胎政策。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得出的意见是：
经济允许的家庭和地区试行开放第二胎，完善农村地区的医保、社保建设后可开放二胎政策。
二胎政策是否开放，最终看的是这一政策是否确实有必要性，该政策的实施对我国的人口数量，国民素质，以及经济的发展确实有积极作用。但是作为普通民众，我们的出发点就仅仅局限于自己家庭和者周边环境的考虑。从上图我们也可以看出，男女都约有40%的人觉得国家应该出台的二胎政策来降低或缓解我国男女比例的不平衡。还有25%的男性和29%的女性认为二胎政策的实施可以减轻下一代的养老压力。还有较少比例的人群选择开放二胎政策，因为他们认为人多了就可以增加劳动力，而且每个家庭有了两个孩子才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总的来说，不管男性还是女性大多都希望自己有两个孩子。
开放二胎所带来的不好影响：当然开放二胎也会产生许多不好的影响，比如说人口压力、经济压力还有家庭负担等，其中经济压力大和家庭负担重是最主要因素。
四、研究对策
二胎政策更应该对哪些家庭开放：
现在我国已经从十一五规划过度到了十二五期间。据全国政协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玉庆说，目前计生部门正在考虑放开二胎政策，很多专家对此做了研究。放开二胎政策不会导致人口暴涨。他个人赞成逐步放开二胎政策。现在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如果第一个是女孩儿，政策允许生第二胎。这一政策可以在城市逐步放开。因为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比较突出，人口红利也到了一定阶段。王玉庆透露，目前计生部门也在考虑此问题，很多专家对此做了不少研究，他个人认为，二胎政策到十二五末期可能会放开。王玉庆认为二胎政策一旦放开不会导致人口暴涨。现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人口出生率都在下降，特别是本地常住人口。因为现在养一个孩子的成本高了许多，且年轻人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这也符合国际规律，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不需要政府控制，人口自然会下降。所以开放或者试点开放二胎政策的条件是允许的。因此二胎政策更应该对出生率较低地区的家庭、老龄化程度严重的地区家庭、夫妻中一方或双方是独生子女家庭开放。
开放二胎政策的主要原因篇（3）
一、引言
十八届五中全会制定了中国计划生育新政策：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此消息一经，瞬时传遍大江南北，一石激起千层浪！此政策将深深地影响很多家庭的生活，许多家庭会随着二胎政策的落实，喜忧交加，喜在成员增加，忧在女性就业问题。
研究二胎政策对女性就业歧视的影响，既是对前人关于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对社会各方面影响研究的补充与细化，同时对于制定更合理的宏观人口政策和促进我国社会的良好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浅谈我国女性就业歧视的问题成因及现状；第三部分介绍本研究所使用的定性资料分析法和问卷调查大学生对二胎政策影响女性就业歧视问题的统计分析方法；第四部分对重庆进行实证研究，并对结果进行分析；第五部分为结论及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浅析我国女性就业歧视的问题成因及现状
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我国将男女平等列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然而诸多因素不同程度的制约着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就业机会。“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牛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表明男女在降生时就承担着不同的责任，男性是一家之主，拥有者决定权，支配权，将来要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名誉，与之不同的是女性是贤内助，以家庭为重心，辅助并听从于丈夫，之后的“女子无才便是德”诠释着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尽管自新中国建立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社会的进步，我国政府也积极采取了一些力求减弱女性在就业中面对的困境，例如：进行专门的立法，落实《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对女性就业权实施法律的保护。但是这敌不过传统观念在人类意识的根深蒂固。
除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外，企业为了增强在市场经济的竞争力不得将“成本――效益”作为一切措施的指挥棒，女性由于特殊生理期，生育及对家庭责任的重大对于企业来说付出的成本高于男性，不可否认的是，的确女性除了从事市场经济生产外也承担着一个家庭大多的事务，会因此而精力分散，很难达到对工作的精益求精。
在我国开放二胎政策之前，女性在就业中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仍相当突出：1995年城镇单位就业女性占总数的38.5%，2000年下降为38.0%，2010年下降到37.3%，2012年进一步下降到35.8%，表明女性获得较好就业资源的机会不断减少，促进男女在就业中的平等仍是当务之急。
三、技术路线与方法
（一）定性资料分析法（生育意愿与就业歧视之间关系研究的文献综述）
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不同人群的生育意愿与就业歧视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分析。这些研究为二胎政策对女性就业歧视的影响研究提供了基础和研究视角。
劳动力市场中就业性别歧视与人力资本投资的性别倾向同时存在，这种现象不仅使女性劳动力苦不堪言，同时使市场与社会的效率和福利水平大受影响。女性面临结婚、生育和哺乳等问题，用人单位需要为此付出直接和间接成本。我国《劳动法》第51条规定，女职工按规定享受的产假期间，工资照发。用人单位必须支付女性雇员产假期间的工资奖金，承担岗位空缺填补成本，这是用人单位不愿录用女性的最直接原因。另一方面，生育问题使女职工通常需要退出劳动力市场一段时间，即便不考虑人力资本折旧因素，也会降低其实际生产能力，这又给用人单位造成了间接成本负担。
生育意愿的转变主要是国家政策的推动的结果，生育意愿的转变往往需要经历三个阶段，即服从p同化及内化。从目前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看，人们已经内化了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受到高等教育的白领女性，作为国家认同感和社会归属感的较强集中着，往往会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而在生育方面的意愿也会跟着国家的计划生育有所改变。城市一胎化政策的实行致使白领女性数量越来越少，因此，往后白领女性的生活压力也会越来越大。因此，很多白领女性会充分为自己孩子考虑，而改变自己的生育意愿。目前，国家生育政策进一步放开，允许阶段性落实二胎生育政策。很多原本就有了一个子女的白领女性，一般都会抓住机会生育二胎。
出生性别比具有随胎次的增加而上升的趋势，也就是说，胎次越靠后，出生性别比越高。在所有的普查中，一孩的出生性别比都处于正常水平，但二孩及以后的出生性别比都高于正常值。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取消计划生育限制的紧迫性。中国自经济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坚持计划生育政策，加快了经济发展的进程，社会经济因素的效果加快了生育率的转变。然而中国的生育率虽然已经低于更替生育水平，人口趋势仍然处于上升状态。今后，随着推行二孩政策，中国生育率的下降倾向是缓慢的。因此，生育意愿高会平衡性别比，减缓生育率的下降，这就对企业减轻就业歧视提出了要求。
就目前劳动力买方市场的环境看，真正让人焦灼的并非有活儿没人干，而是如何在满足妇女生育权的同时，不损害她们的工作权，确保女性有活儿干。毕竟生命要由女性孕育，孩子更多地由妈妈照料，以前“只生一个孩子好”时都会遭遇就业歧视，现在要休两次产假，要照顾两个孩子，由此可能刺激用人单位抬高门槛，导致女性就业率进一步下滑。对此，执法部门要加强监管，妇女组织要及时跟进，相关部门要不失时机地采取配套措施。
（二）问卷法与统计分析方法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与女性就业环境调查问卷-以重庆为例-
开始时间：2015-12-8 结束时间：2015-12-12
调查方式：问卷调查
样本总数：136 份
样本主体：重庆地区大学生
原始数据来源：http：///report/6657225.aspx？qc=
由于此次问卷调查的样本主体是大学生，因此本论文主要引用问卷中对未婚人士的调查数据和结果。从调查报告中看出，大部分家中长辈对子女婚后生育二胎持不干涉的态度（约占67.65%），多数未婚人士认为国家的生育政策需要调整（48.53%），希望生二胎（53.68%），这些说明潜力生育意愿大，未来生育率会有所提高。生育二胎对绝大部分家庭来说经济状况允许或完全有能力承受（占68.38%），说明人民生活较为富足，这为二胎生育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经济基础和物质保障。
（1）二胎政策实施潜在生育意愿增大的原因。
中国实行了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在控制人口增长带来卓有成效的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独生子女特有的心理问题，失独家庭的重大心理创伤等问题。68.38%的被调查者认为一个孩子太孤独了，不利于成长。人类是需要社会化的高级群居生物，同胞竞争有利于孩子以后更好地应对社会竞争，有同胞的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进行着同胞间的分享、承让、理解和竞争，而这种竞争是有血缘关系的相对安全的竞争，有利于孩子社会适应能力的逐步提高，成年以后大部分遇到困难情绪更为稳定，相对能更好地应对社会生活。因此，独生子女政策向二胎政策的转变，从儿童心理发展的角度来看，将消除独生子女的过度保护造成的儿童极端自我中心理念，极大促进儿童的心理健康成长！
在具体的行动上，调查显示，有53.68%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愿意生二胎，34.56%的受访者表示不会生二胎，还有11.76%的受访者拿不定主意。
根据致公党的调查报告显示，目前我国15～30岁独生子女总人数约1.9亿，这一年龄段的年死亡率为万分之四，每年约新增7.6万个“失独家庭”，独生子女带来的养老问题严峻。
综合来看，为子女着想是想生二胎受访者的最大考虑因素，其中“给子女找个伴”占了68.38%，15.44%的受访者认为生二胎可以更好地防范未知的风险，12.5%的受访者是因为父母要求。
但是，也要注意二胎政策也会给家庭带来很多忧虑！今年初，媒体报道了徐州一13岁女孩因母亲怀孕二胎出现情绪问题，以迫父母打掉了二胎。类似的个案报道也在媒体上时有见到。这是中国实行了长时间的独生子女政策，社会及孩子已经认可独生子女家庭是常态家庭，头胎孩子独自享有父母的宠爱的理念在社会和家庭已经深深扎根，孩子自我中心理念已经形成，在头胎孩子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父母要第二个孩子，头胎孩子容易产生自己所享有的爱被分割、侵占，甚至出现有可能被父母“抛弃”的感受，出现情绪不稳，容易激惹，冲动或退缩行为，严重者可能被诊断为一种儿童期的心理疾病：同胞竞争障碍！
（2）家庭成员对在职适育女性生二胎影响工作的可预见性分析。
人们对这一问题各抒己见，有人欢喜有人悲，放开二胎政策“生”还是“升”？从雷达图中可以看出极大多数调查对象认为女士生二胎会影响工资（61.76%）和职业发展（52.21%）。如果“生”，由于生育、抚养和教育主要由家庭承担，经济承受能力和对职业发展的影响，成为职场人多生育一孩的最大顾虑，而生育二孩的员工逐渐增多，对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将带来深刻的影响；如果“升”，目前有关失独家庭的报道让人堪忧，因此众多的家庭陷入“生”与“升”的困扰中。
（3）女性生育二胎对企业产生不利影响和企业加剧女性就业歧视的现实客观性。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二胎政策的实施对企业具有普遍影响：
（4）国家和政府采取措施保护女性就业的必要性。
被调查者认为开放二胎对社会的影响：71.23%的人认为会减缓人口老龄化，增加社会劳动力，对社会的和谐发展产生有利影响。全面二胎将逐渐改善中国的家庭结构，有机会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社会状态。与此同时，如果每年新增出生人口600万左右，将会拉动一千亿左右的消费市场，有利于中国扩大内需。这对国家和政府保护女性就业提出了要求。
（5）小结。
四、以重庆地区为例进行实证分析（资料来源于重青民意研究院）
重庆六成人愿意生二胎 其中九成为独生子女
样本说明
调查时间：2015年10月30日―11月2日
调查范围：重庆市主城区
调查方法：问卷调查
样本情况：2167
87.9%受访者为独生子女
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在1982年将计划生育确立为了基本国策重庆市民家庭成员的构成情况也明显受到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调查显示，年龄在20岁以下的受访者中，有89.67%的受访者称自己是独生子女；但与此相反的是，这部分受访者中有86.81%的人称自己的家长并非独生子女。在年龄20～30岁的受访者中，此现象同样突出，有86.12%的受访者称自己是独生子女，但家长不是独生子女的更是高达94.31%。
造成此现象的最大原因就是计划生育政策，调查显示，83.24%的受访独生子女表示，自己家长未生二胎是由于政策所限；仅9.63%的受访者表示未生二胎是家长个人意愿。
85.14%受访者盼提供孕妇医疗福利
事实上，除了重庆，生育政策的逐渐宽松在各地均没有起到预期当中的效果，在单独二胎政策逐步放开近一年之后，全国仅70万对符合条件的夫妻提出二胎申请，这与此前官方提出的每年约200万对夫妻提交申请的预期差距同样较大。
“因为长期以来在社会保障、女性就业、收入分配、户籍制度以及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的配套与公众的期盼仍有差距，所以，虽然绝大多数人在面对这个政策的时候是持支持态度，但自己本身却依然保持着一定的谨慎。”重庆工商大学社会学教授邓荣认为。
由于生育二胎可能比生育一胎的意外风险更大，目前已经有商业保险公司开通了“二胎险”来为孕妇提供保障，调查显示，85.14%的受访者希望政府同样可以为孕妇提供医疗福利及失业保障，具体来说，从二胎的出生到成长，多数人期待更多政策上的支持。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定性资料分析法和问卷调查大学生对二胎政策影响女性就业歧视问题的统计分析方法，得出了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会加剧女性就业歧视的结论。首先，潜在的生育意愿会加大，同时家庭成员预见到生育二胎会对女性就业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年，企业成本会上升，迫使就业歧视加剧。由此可见，国家和政府有责任采取相应的措施减轻由于就业歧视产生的对女性的伤害，保障女性权利；企业需要对二胎政策的影响做出评估，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为企业减少或避免负面影响。
（1）需要摸清底数。二胎政策对企业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摸清基本情况是关键。需要了解和掌握的“底数”包括：企业男女员工的构成比例、女员工年龄结构、适龄女员工生二胎的计划、员工的生活计划，等等。在调查了解过程中，需要注重方法，不应侵犯员工隐私权，可通过与员工谈心、绩效面谈、网上讨论等形式实施。通过掌握的第一手数据、信息，形成专题报告和工作方案。
（2）加强人文关怀。创新管理方式、方法，建立兼顾公司和生二胎员工利益的弹性工作制、目标考核制；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增强生二胎员工的企业归属感、使命感、责任感；邀请专家实施压力疏导，正确处理生二胎与工作的关系、生二胎与发展的关系。协调企业工会，组织更多的亲子早教活动、开展新手父母交流等活动。商业保险公司可开通“二胎险”和“二胎失业险”来为孕妇提供保障，为孕妇提供医疗福利和失业保障。
（3）节约运营成本。企业无法回避因实施二胎政策所增加的招聘、培训和福利成本，节约运营成本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选择。HR应该在加强内部自动化技术、业务流程改造、跨部门人力资源的整合等方面向企业管理层提出建议，通过其它环节节约成本从而弥补二胎政策增加的支出费用。
（4）扩大人才供给。为确保二胎员工产假期的人才供给，保证正常工作的开展，HR应加强与市内外大学及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的合作，不断扩大企业的人才库，及时安排“替代者”上岗工作。在招聘新人的时候，根据企业员工年龄、性别结构，错开年龄段选人，适当调整招聘人员性别比例。
参考文献：
[1]张小玉.低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定性分析[D].中共北京市委党校，2015.
开放二胎政策的主要原因篇（4）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6）01-008-01
“全面二胎”政策，结束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独生子女”浪潮。在人口政策转变的特殊时间节点，居民对二胎的生育意愿如何？影响居民生育二胎的因素是什么？这些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一、文献综述
张丽萍等（2015）研究发现，育龄人群意愿生育水平较低且保持稳定，全部育龄人群的二孩终身生育意愿稳定在55%左右，杨怡丽等（2015）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得出经济条件、职业、文化程度、性别、环境因素等对二胎意愿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谭雪萍（2015）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分别对“孩子成本”和“孩子效用”的主要因子进行提炼，最终发现经济因素占主体，同时一些非经济因素仍然表现显著。
二、访谈设计
在访谈对象的选择上，本文筛选出极具代表性的四位受访对象，全方位涵盖城乡居民、不同收入、年龄、文化程度群体。在对访谈问题的设计上，本文基于大量相关研究文献和相关报道，在此基础上，整合出影响二胎生育意愿的各个主客观因素，且根据受访对象的实际情况反复修改，最终定稿。
三、二胎生育意愿原因分析
（一）二胎生育意愿原因分析――要二胎
1.城市居民要二胎的原因
第一，经济条件好，足以负担二胎费用。在城市中有较高且固定收入的家庭在抚养一个小孩的前提下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支付第二胎小孩的教育、医疗、衣食住行等费用。同时经济条件好的家庭也会考虑到以后财产继承的问题，为避免一个孩子出现意外而不能继承遗产，所以会选择生第二胎，以防万一；第二，避免一胎子女出现以前独生子女诸如相对自私，唯我独尊等缺点。由于独生子女在家中备受关心的特殊地位，极易出现自理能力弱，缺乏合作意识和分享意识，以自我为中心等缺点。家庭选择二胎，可避免此类问题，对孩子成长、性格塑造大有裨益；第三，降低“失独”、“空巢”等可能性。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一对家庭四个老人只有一个小孩，也就意味着这个小孩是整个家庭的希望，不能生病不能出意外甚至不能远嫁，就连工作也不能离家太远，但是如果做不到这几点，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孤单守在家无人陪伴家庭的问题很难解决。
2.农村居民要二胎的原因
第一，传统观念影响。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儿女双全等。农村中年家庭还是有一定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认为家中必须要有一到两个男孩，现在政策允许，所以他们选择继续生第二胎；第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不够完善。农村的养老问题是其民生问题中的薄弱环节，为老有所养，他们选择生第二胎，同时也是为减轻一胎小孩养老压力；第三，满足老人的意愿，促进家庭和睦。很多家庭生二胎是迫于老人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女性促进婆媳关系，增进夫妻感情的一种方法。
（二）二胎生育意愿原因分析――不要二胎
1.城市居民不要二胎的原因
第一，生二胎经济成本太高。城市生活压力大，消费水平高，生育小孩投资成本高，很多生活在城市的家庭迫于经济压力放弃再生二胎。其中显性成本包括：生育费、奶粉玩具零食等幼儿时期开支；教育经费；医疗费用；结婚买房买车等一系列支出。隐形成本包括：生二胎会影响到母亲的事业发展，必要时母亲为照顾两个小孩放弃工作，增加了父亲的工作生活压力；如果母亲产后继续上班则需要增加聘请保姆费用或者麻烦老人，增加老人生活压力。同时对于一对夫妻来说具有巨大的抚养赡养的经济压力以及心理压力；第二，一胎小孩的反对。由于第一胎小孩占有欲强且已经习惯当下的生活状态，拒绝与另一个小孩分享现在的一切，分享家人的爱，所以反对家庭再生。继“全面二胎”政策正式实施以来，全国各地很多一胎小孩为反对家庭再生而做出种种惊人举动导致一部分城市居民放弃生二胎；第三，城市养老保险制度比较完善，居民老有所养。城市居民的养老问题得到保障，不再依赖孩子解决养老问题。
2.农村居民不要二胎的原因
第一，难以承担高昂的抚养费用。农村居民收入来源少，经济拮据，无力负担抚养第二个小孩的各种费用，迫于经济压力而放弃生二胎；第二，社会性别比失衡，农村出现大龄男青年结婚难问题，而且结婚费用高昂，多生孩子尤其男孩，导致其家庭在子女的婚姻方面的经济负担重。
四、结论
“全面二胎”政策开放后，有二胎生育意愿的原因如下：城市方面，一是有较好的经济基础，足以负担二胎费用。二是考虑到一胎子女的成长方面，为避免一胎子女作为独生子女普遍存在的相对自私等的特有的成长问题，选择二胎有利于解决此方面问题。三是为降低“失独”、“空巢”等可能性；农村方面主要是受传统养儿防老等的传统观念影响。同时，也有不愿意生育二胎的，主要原因有：城市方面，一是养育二胎的经济成本太高，二是一胎子女的反对，三是主观上不想生育二胎；农村方面则是考虑到经济负担问题。
参考文献：
开放二胎政策的主要原因篇（5）
一、全面二胎政策定义
全面二胎政策是中国实行的一种和计划生育政策相对应的生育政策，指符合指定条件的夫妇可以生育“二胎”。
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原因
（一）人口形势十分严峻。我国人口形势十分严峻。虽然这些年对两孩政策进行各种样式的开放，但是都没有办法改变生育政策需要改变的实情。
（二）劳动力短缺现象。在社会化的发展中，农村的年轻劳动力都在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下老人和小孩儿，没有足够的劳动力，人口红利慢慢消失。出生率减少，适龄劳动力减少，导致人均GDP下降，严重阻碍经济发展。
（三）单独二孩实战遇冷。政府实施里单独二胎的政策，但是并没达到想要的效果，到2014年底为止，只有不到100万的夫妻申请生育二胎，和政府一年增加200万新生儿的预计相差很多。进展不明显，原因如下：
1.没有明确的法案。单独二孩政策并没有对一些法案进行改动，仅仅是对各地一些生育方面的条款作了修改。从而使每个地方和每个地方的情况不同。2.并不很想生育。生育二胎需要考虑自身的经济情况，也要从事业方面考虑，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夫妻对生育的观念也在转变，越来越多的夫妻并不是很想生育二胎。
（四）独生家庭问题。1.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需要赡养4个或者更多的老人，同时需要照顾自己的孩子，沉重的压力让人感到无力。近几年，我们国家的家庭规模越来越小，从20世纪80年代的4-5人减少到现在的3人左右，家里选择只生一个孩子的家庭越来越多，同时，家庭的养老和生育功能不断减弱。2.老人失去独生子女成为家里不能承受的伤痛，也是社会的一大问题。失去独生子女的夫妇所承担的内心痛苦，未来的经济压力，再生育能力，以后的养老问题也不是一般的家庭承受的痛苦所能相比的。
（五）男女比例失调。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家庭只能生育一个孩子，而重男轻女的思想自古以来就在人们的心里根深蒂固，很多家庭希望生育男孩儿，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B超对所生幼儿的性别起到很大作用，人们都会在孕间去做B超检查，增加了生男孩的比例，使男女的比例失调严重。这也代表着也来越多的男孩在适龄期间无法找到结婚对象，同时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如果要使男女比例恢复正常，对生育政策的各种限制就要放宽或者全部取消才行。
三、全面二胎政策难以实施的原因
（一）家庭层面。1. 生育成本高，面对压力大。现在从怀孕到生产，从生产到培养，再到儿女的成家，各种成本相当高昂，已经不是一个家庭轻易能承担的，况且就业压力大，再生一个孩子可能使夫妻的人生规划都改变，很多家庭很难做决定再生二胎。2.花费时间、精力多。随着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工作和社会上的地位不低于男性，越来越能在各个舞台展现自身风采。如果生育二胎，很可能使很多女性失去竞争的机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抚养孩子，失去自己的事业。3.家里孩子阻力大。生二胎的另外一个阻力就是家里孩子不愿意父母再生二胎，认为生二胎父母对自己的爱就会转移，所以由于家里孩子阻挠的原因很多家庭放弃了生育二胎的念头。
（二）社会层面。虽然国家允许适龄的夫妇生育二胎，但是并没有根据生育政策针对一系列相关问题作相应更改。像女性的生育福利，产假福利，生育二胎妇女的就业政策，国家医疗卫生设施的优化，二胎子女教育成本的减免，完善的养老政策等等。1.医疗准备。全面二胎放开后，医疗资源需求是最为迫切的。同时，由于生二胎对家庭的经济负担压力大，政府需要增加优质妇产资源。2.女养育育成本。孩子的生养成本主要由分娩、养育、教育三大块组成。对于生养二孩家庭来说，家庭支出无疑是要增加，尤其对于城市家庭来说孩子的保姆费、教育费、换房费等增量将比较大。
四、全面二胎的好处
1.二胎政策可以增加劳动力。根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如今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经占全国总人口的13.26%，且出生率不到国际标准的二分之一，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将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二胎政策，为未来储备足够的人力资源，缓解老龄化社会所带来的压力。2.二胎政策可以调整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男女比例影响了年轻一代人的正常婚姻和组建家庭，而二胎政策恰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3.二胎政策也有利于个体的发展。（1）二胎政策可以为孩子创造更健康的成长环境。在当今时代，我们不难看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弊端。一般独生子女都有内向和性格孤僻的情况。生育二胎可以让两个孩子在一个家庭成长，有利于塑造健康的性格和能力。（2）生育二胎还可以避免家庭失去独生子女的问题，从另一方面讲也减轻了一个子女抚养老人的压力。
五、我对二胎政策的看法
如果按照现在实行的生育政策并不加以改变，用不了多久我国的老龄化现象就会十分严重，越来越少的出生率造成我国的人才储备告急，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整体竞争力就会明显下降。独生子女赡养更多的老人同时抚养子女，压力很大，国家情绪低迷。失调的男女比例使越来越多的男人娶不到媳妇，增加犯罪率和社会不稳定性。全面二胎政策实施能合理改善老龄化问题，男女比例问题，国家人才储备问题，社会安全稳定问题，我认为当下实施全面放开的二胎政策是很有必要的。
开放二胎政策的主要原因篇（6）
关键词 单独二孩 全面放开二胎 新生儿-母亲-代人口比 家庭自主生育 家庭计划
作 者任远，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200433)
一
五普以来，人口发展完成了人口转变，而我国生育政策调整一直滞后于人口状况和中长期人口变动的态势。六普数据表明，我国人口生育率水平实际上低于本世纪初国家人口战略预测的结果，而人口内在萎缩的速度比预想更严重。近年来，虽然较多学者论证应该可以实行“全面放开二胎”的改革，而2014年以来我国开始实施的是“单独二孩”的生育政策。该政策到目前为止的实施效果是，全国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家庭有1100万，到同年8月底，只有70万对申请生育二胎。全国不同地区“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以后新增加生育的情况都远低于预期的水平，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家庭的实际生育水平不高，职能部门所担心的“单独二孩”政策所带来的补偿性生育的人口反弹并没有出现。
“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生育效应产生一定预判失误的原因有：一是政策变动效果的跨年度效应，政策影响行为可能需要一些年份才能表现出来。二是利用2005年人口小普查数据进行生育预测，在数据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三是不少生育预测往往是以生育意愿来代替实际生育行为，而社会生活和经济约束下的生育行为决策往往显著低于生育意愿。我们有理由相信，1980年以后独生子女一代年轻人口的生育意愿已经显著降低，在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人口群体中选择生育的比例相当低，一些研究论证这个比例大约在20%—30%。
“单独二孩”的生育政策调整，整体上说是一个相对滞后的政策调整。如果我们换一种思路，将“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作为“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压力测试和政策试验，据此对“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后果进行预判，目前进行的单独二孩政策及其实施结果，可以对未来生育政策改革的方向和策略提供新的研究发现和政策文持。对于“全面放开二胎”，国家仍然持谨慎态度和“没有时间表”。前不久，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新闻会上表示， “目前我们国家的生育势能还是很大，现在有一个孩子的家庭全国测算有1.5亿左右，有近80%的家庭有生育意愿，就有将近9000万的家庭准备再生育孩子”。他指出，如果现在普遍实施二孩政策，就会使中国的生育水平有一个很大的反弹，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很大的影响，也会使国家制定的人口发展目标受到影响。他强调，中国人口多这个基本国情目前还不会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还不会改变，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还不会改变。 为此，笔者拟利用已有的数据，估算“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究竟会对新增加的生育带来多大影响，从而为生育政策改革提供依据。
二
本文的研究假设是，假如所有家庭夫妇在“全面放开二胎”下的生育行为和单独家庭在“单独二孩”政策下的生育行为是类似的，那么，按照目前1100万“单独家庭”在“单独二孩”政策下的生育行为，可以推断出所有家庭在“全面放开二胎”下的生育行为和生育结果。
为了估计这种生育行为的影响，笔者设计了“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 (NM)的分析工具，这是指当年新生儿人口和平均生育年龄之前出生人口中女性人口的比值。“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类似一种倒推上去的队列总和生育率，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衡量生育水平的指标。当然，这个指标也没有考虑移民效应、母亲一代人口的死亡等。我们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衡量这种生育率水平和时期总和生育率(TFR)究竟谁高谁低，而是以此为工具来衡量生育政策调整对生育水平变化的影响，以及估算生育政策变化对新增加的生育人口数量变化的影响。
对国家人口和生育来说，存在一个基本能够反映当下生育政策约束的“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 (NMl)。例如，我国的女性平均生育年龄是28岁，可将2013年新生儿人口数1640万人，与1985年出生人口中女性人口983万的比值1.67，作为“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前计划生育政策约束下的基线生育水平。其中， “单独二孩”家庭中申请生育二孩而新增加生育的新生儿数，与平均生育年龄前母亲一代人中符合单独政策人口数的比值，构成第二个“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 (NM2)，这是所有单独二孩政策家庭的生育水平。而单独二孩家庭的新增补偿性生育，与平均生育年龄前国家所有出生人口中女性人口数的比值，则构成第三个“新生儿一母亲一代人口比”(NM3)。NM3和NM1两相比较，基本能够反映“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对于人口生育水平的影响。 （详见表1）
假设2013年和2014年的生育水平无显著差异，我们用“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的分析工具，可以估算“单独二孩”政策调整对于生育水平的影响。“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是类似于队列的终身生育率，不适合直接和时期指标计算的总和生育率进行类比。参考郭志刚从时期生育行为对终身生育水平的去进度效应的估计，1990年代末妇女终身生育率TFR’约为1.7（近期的育龄妇女终身生育率水平应该更低）。即使用这个较高的终身生育率水平来推算， “单独二孩”可能使得我国育龄妇女的终身生育率上升到1.8；而“全面放开二胎”会使我国育龄妇女的终身生育率水平上升到1.83，但这个结果依然是较低水平的生育率，仍然低于人口更替的生育水平。
从生育政策调整来看育龄妇女的终身生育水平，这也说明我国的生育率下降已经进入了“低生育陷阱”，即和东亚诸多国家和地区类似，出现了“生育率下降了就很难反弹”的风险。就此而言，对生育政策调整会带来显著的生育反弹的担心是不必要的。从长远来看，人口与发展的主要风险不是生育水平过高的问题，而是生育水平过低的问题，为此，需要进一步放开二胎的限制，解除生育行为背后的政策枷锁。
图1描绘了我国1980年代以来的年出生人口数。1980年代，我国年出生人口数基本都在2000万以上，特别是1986～1990年受到1962～1970年出生高峰推移的影响，形成了出生堆积的高峰，每年新出生人口数达到2500万以上。而1990年以后总体上出生人口数是快速下降的，基本稳定在1600万左右的年出生人口。
如果所有家庭都“全面放开二胎”，也就是说按照NM2来生育，那么通过“新生儿—母亲一代人口比”的分析工具，结合过去各个年份出生人口中的女性人口数，可以近似推断出在平均生育年龄以后的未来各个时期“全面放开二胎”新增加的生育人口。 （详见表2）
研究表明， “单独二孩”政策下，2014年大约年出生人口数会达到1983万。“单独二孩”政策使每年新增加的出生人口比政策实施以前增加6.3%左右，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生育效应是每年新增加的出生人口比政策实施以前增加7.8%左右。即使立刻实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2014—2030年新增加的生育人口也就是1932万左右。如果说中国总人口在2025—2030年将到达顶峰，我国峰值人口数量仅比现在高出2000万人口。就此而言，“全面放开二胎”会增加9000万人口，不太可能出现。
四
我们将“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作为政策试验，来预判“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生育影响，结果表明，对于生育政策调整带来的生育反弹实际上不必过分担忧。值得担忧的倒是，即使放开生育控制，妇女的终身生育率水平仍然可能低于更替水平，即我国可能已经进入生育率下降很难反弹的“低生育率陷阱”。实施“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不会带来不可控制的人口增长。
实施“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所带来的补偿性生育反弹，大约会增加6%—8%的新增生育人口。同时，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比“单独二孩”多增加的人口实际是有限的，或者说“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效果并没有显著差别。 （图2）这也再次说明，从“单独二孩”到“全面放开二胎”的渐进改革有些“过于碎片化”的谨慎，实行“单独二孩”或许仅仅在政策调整试验上具有意义。鉴于“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胎”实施效果的类似性，实际上我们可以从现在起实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全面放开二胎”对于生育反弹的影响不大，人口生育水平仍将维持在更替水平以下。
值得提醒的是，相对于2013年出生人口1640万，2014年出生人口预期会达到1980万， “十三五”前四年即2015～2018年年出生人口都将相对较高，在2000万以上甚至达到2200万。但是我们并不用过分担忧，因为即使没有生育政策的调整，也会出现年出生人口数增加，这是1986—1990年人口出生高峰的推移效应。我们千万不要将这段时间人口出生的显著增长归因于（或者怪罪到）生育政策的调整，避免将因为人口惯性带来的生育反弹归咎于政策调整造成了政策波动。同时，我们要看到即使2014—2018年人口生育数量将有较大增长，仍然显著低于1986—1990年生育高峰阶段的出生人口数；而且，2019年以后，随着上一波生育高峰开始下降，我国的出生人口数量也会随之快速下降。
上述研究再次表明，从现在开始实施“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的调整是可行的。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我们实行“全面放开二胎”，我国的生育政策改革任务还没有完成，因为“全面放开二胎”仍然限制了部分人口群体的生育意愿，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生育率水平仍将低于替代水平的生育率，在人口上依然是长期不可持续的。从充分满足民众的生育需求和维持宏观人口发展均衡可持续的目标来看，我们需要在“全面放开二胎”后逐步落实向“家庭自主生育”的转变，以及实现“计划生育”向“家庭计划”的转变。此时，我国自1980年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就完成了过渡期任务，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实现自主生育”的时间点建议放在“十三五”期间最后一年，大概在2019—2020年。因为如前已述，2014—2018年的年出生人口会在1986—1989年出生高峰推移效应下维持较高水平，从而增加政策决策的不确定性。但是，2019年以后年出生人口数就会显著下降，如果利用这一年开始推动实施全面自主生育，能够抵消生育下降的缺口，并帮助稳定人口的波动性。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2021年是建党100年，用实现自主生育的民众民主来作为全面小康的历史里程碑，并为第一个100年献礼，将使中国开启一个全新的生育政策时代，标志着国家新人口政策的开端。
参考文献：
开放二胎政策的主要原因篇（7）
前言：二胎政策是我国最新实行的一种计划生育政策，同时也被称为二孩政策，值得就是符合条件的夫妇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既然称为二孩政策，也就是第一胎是双胞胎或者多胞胎的时候，不能够继续生育。2011年，我国各地开始实行，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可以生育二孩；2013年我国则提出，夫妻双方，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则可以生育二孩；2015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会议上提出，我国需要坚持计划生育的政策，完善人口持续发展的战略，因而实施夫妻可以生育二孩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但是二孩的生育对于想阶段90后人群产生的影响是双面的，下面本文就这一问题展开探讨。
一、准生二胎的政策
在过去的时间里，我国一般情况下规定只要第一胎是女孩，就允许生二胎，但是需要满足的条件是夫妻双方年满28周岁，并且两胎之间需要间隔四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口增长速度非常快，所以我国根据实际情况，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但是经过这一政策的规定，我国人口增长的情况飞速转变，目前的主要矛盾已经脱离了人口增长速度过快情况，而是变成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例失调等等，因此我国提出二孩开放的政策[1]。
二、二胎开放政策对90后的影响
二孩开放政策一出台，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特别是现在社会上的主要人员――90后，因为9已经有一部分90后进入可以结婚的年龄段，所以这一政策的实施，对于90后的婚后生活也会造成一定影响。还有就是90后父母，正处于壮年，因此很多家庭条件等各方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90后的父母也对于这一政策跃跃欲试。这样两种情况很容易给90后造成一定的影响。
（一）二胎开放政策对90后的有利影响
1、对90后自身造成的有利影响
据调查显示，我国第一批90后，在2014年就已经步入了晚婚的年龄，所以在现在很多已婚的90后面临的下一个问题就是生育，随后2015年则颁布了二胎政策，这无疑是对于90后生育问题的干扰。很多90后认为，自己出生的时候，刚好是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因此兄弟姐妹都比较少，大多数90后都是独生子女，身边除了朋友就是堂兄妹或者是表兄妹，所以90后缺乏从小晚到大的小伙伴，也没有感受过父母一代与别人分享心事，有哥哥保护，姐姐照顾，或者是照顾、保护弟弟妹妹的情况，所以很大一部分90后不想让自己的下一代也像自己一样孤独，二胎政策开放之后，刚好解决了这一问题[2]。
2、父母孕育二胎对90后造成的有利影响
现阶段社会压力越来越大，90后在未来不仅仅要考虑到自己的生活，还需要赡养父母，这一点无疑也加重了这一代人的压力，所以90后父母如果生育二孩，孩子长大之后，兄弟姐妹之间可以共同负担起照顾父母的责任，给90后减轻一定的压力，同时也能够使90后学会照顾、谦让等良好的习惯。
（二）二胎开放政策对90后的不利影响
1、对90后自身造成的不利影响
因为二孩政策是在2015年开始实施的，所以90后几乎都是独生子女。也就是说如果90后响应二孩政策，未来的生活中，一对90后夫妻，就会面临着照顾两个孩子，四个老人的生活状态，这无疑是对90后未来工作和生活增加压力。而且父母都比较希望下一代人越多越好，却没考虑到90后生活的难处，这也是给90后造成不利影响的一大原因[3]。
2、父母孕育二胎对90后造成的不利影响
现在的90后都是独生子女，每个孩子在家里都是六个大人疼爱，这样也给90后孩子的心理和思想上造成一些不健康的影响，导致很多90后孩子性格傲慢、孤僻、暴躁等，所以一旦90后父母想要生育二孩，很多90后是无法接受的，并且因为现在父母生育二孩，与90后年龄相差比较多，90后自然而然会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因为现在已经有子女的家长在未来教育和抚养二胎的过程中会逐渐的发现年龄上的弊端，需要90后人群作为法定抚养人继续代替父母承担抚养和教育弟妹的责任。在这种大环境下，90后人群所要承担的责任就非常巨大，90后人群照顾和抚养的比例不断增加[4]。
三、90后对于二胎开放政策的思考
许多家庭开始考虑计划孕育二胎，作为曾经家庭中的独生子女有的感受到了喜悦的情绪。90后年纪的人感受喜悦的原因来源于自身是独生子女比较孤独，如果家长再次孕育新的生命对于自己来说是十分幸福的事情，能够拥有兄弟姐妹的陪伴，还可以分担照顾父母的压力。对于90后的人群来说，父母对于子女的期望值非常高，造成了90后的巨大压力，无论是学习、工作还是家庭等方面都需要90后人群做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当二胎政策实施以后，90后人群的压力就被分担了，父母的期望值从过去的一个人分散到两个人身上，对于90后人群有积极的正面作用，十分有助于90后人群健康阳光心态的成长。总结来说，国家开放二胎政策后，家庭计划孕育二胎提升了90后人群的生活幸福指数[5]。
结论：综上所述，我国在经历人口过多，人们生活压力大，人均生活水平较低的状态之后，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鼓励一对夫妻一个孩子的发展方式，但是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大部分人积极响应计划生育，我国出现了一个孩子、一对夫妻、四位老人的家庭分布情况，这也导致我国成为人口老龄化大国。因此在2015年开始提倡夫妻二孩政策，这样的政策颁布下来之后，对于90后是产生一定影响的，第一批90后已经步入晚婚年龄，因此90后如果生育二孩，就等于一对夫妻需要照顾两个孩子，四个老人，就会导致90后的生活压力加大。另一个角度来看，90后的兄弟姐妹比较少，二孩政策的开放能够给未来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捷。在90后父母的角度看，如果执行二孩政策，二胎和90后的年龄相差比较大，也就是在某方面来讲90后需要负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但是未来父母年纪大了之后，二孩对于90后来说又是一个可以互相照顾互相依靠的亲人。因此二胎的开放对于90后的影响有利有弊，具体情况还需要根据90后自身的想法进行分析。
[参考文献]
[1]风笑天.生育二胎：“双独夫妇”的意愿及相关因素分析[J].社会科学，2010，05：58-66+188-189.
[2]徐文策，梁.“单独二胎”决策与网络协商――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路径选择[J].新闻传播，2014，01：12-15.
[3]田茂勋，吴贵洪.关于“单独二胎”政策实施问题的几点思考[J].管理观察，2014，24：160-162+165.
开放二胎政策的主要原因篇（8）
此前，他和妻子悄悄备孕，政策外生下了第二胎，这是夫妻俩期盼已久的一个女儿。“终于男女双全了，等我们老了，小孩可以有个伴”唐军无奈地说，如果早知道全面二孩政策年底就会出来，他跟妻子就不必冒这个险了。
唐军和妻子在南屏一家企业打工，为了迎接这个不符合政策的新生命，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两人一直提心吊胆，被辞退，甚至罚款的阴影笼罩着这个外来工家庭，夫妻俩犹如惊弓之鸟，“妻子不敢去大医院，检查要找熟人，也不敢告诉同事自己有了第二个小孩，担心消息泄露。”
苦等五年多后，单独二孩政策2014年3月在广东终于落地，夫妻俩仍被排除在政策的藩篱外。
“我和妻子都有兄弟姐妹”唐军说，如果再等四五年，妻子错过生育年龄，以后想生都生不出来了，于是决定冒险赌一把，先把孩子生下来再说，“年龄不能再等了。”
“为了逃避处罚，唐军曾考虑过让妻子偷偷回老家，生下小孩后把户口挂在亲戚名下，当时想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后来都被否定了，我和妻子还是觉得一定要给两个小孩相同的权利待遇。”
令唐军感到庆幸的是，随着单独二孩放开，生育手续比从前简便了许多，妻子5月生下第二胎时并没有办理准生证，也暂未被发现超生。
除了向身边的同事朋友隐瞒了生育二胎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广东允许超生儿落户，不再与计生捆绑的政策出台后，唐军和妻子同样犹豫不决，“超生儿入户后可以正常缴纳儿童社保，但像我们这种在政策出台前抢生的担心秋后算账。”唐军说，看到全面二孩的消息，心里只有一个期盼，希望能对政策出台前抢生的家庭网开一面，不要罚款了，“既然国家已经放开了，说明对人口是有需求的。”
除了心理上的担忧，二胎带来的经济压力，让唐军的日子过得不如从前潇洒了。
唐军说，小女儿出生后，两个小孩加上老人，原来买的三房明显不够住了，需要换房，如今市区房价动辄两万多一平米，压力大太，而每月支出也增加了很多，零食、玩具都要双份，加上奶粉钱、服装、幼儿园学费，小孩抚养支出越来越大。
唐军和妻子周末想出去娱乐放松一下都很难有机会了，“天天围着孩子转。”
唐军坦言，因为家里有老人且身体健康，帮忙照顾小孩，自己和妻子尚能勉强支撑，“如果老人身体不好，光靠我和妻子根本不敢去想第二胎。”
三年前生二胎她丢了工作 比起唐军，苏丽（化名）似乎不幸一些。因为超生第二胎，她丢掉了工作。
苏丽和丈夫是珠海户籍，十年前在香港产下第一胎，户籍也落在香港，因此当夫妻俩2012年决定生第二个小孩时，一度存有侥幸心理，“当时觉得第一胎是在香港生的，没有占用内地的指标，生育第二胎应该是合法的。”
苏丽原本在一家国有大型通信企业珠海分公司工作，怀上小孩时她没有对外宣扬，但当她挺着一天大过一天的肚子到单位上班到第五个月时，终于被同事领导察觉了，有一天人事主管打来电话，“领导说我这样生育第二胎也是超生，要么打掉，要么主动辞职。”
苏丽说，她曾经辩解过，自己第一胎在香港，第二胎应该不违法，但单位领导并不认同她的做法。
去年12月，金湾法院曾审理了一起类似案例，一名女子在香港生育第一胎后，回珠海生育第二胎，被计生部门以超生为由追缴20多万元罚款，女子随后将计生部门告上了法庭，要求取消罚款，但被法院一审驳回败诉。
苏丽说，她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工作了十几年，习惯了这份工作，在此之前，她并未想过辞职，但在权衡利弊后，她最终选择放弃工作，“我舍不得小孩，但也不想让领导为难。”
开放二胎政策的主要原因篇（9）
自此,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全国展开。在具体实施中,计划生育的内容虽远不止“独生子女”一项,也一直保留着地域差别、民族差异,但在大多数城镇人口及部分农村人口中,“一对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全面施行,影响甚为深远。
计划生育政策的最大成绩是,中国在过去30多年里少生了近4亿人,使总人口达到13亿的时间延迟了4年,由此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40年左右的人口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数与劳动年龄人数之比)相对较低的“黄金时期”,从而确保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繁荣。
但在硬币的另一面,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的“负效应”已然无法回避: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老龄化进程提前与加快、人口整体素质不容乐观、家庭风险额外增加、干群关系紧张等等。这其中个别问题,各级行政部门虽挹注多方人财物力、多年戮力治理,仍成效不彰。
而越来越多专家也承认,近年来城乡小学适龄儿童数量迅速缩减、结构性“民工荒”规模越来越大,也与事实上强制一胎化政策之间存在联系。劳动力年龄结构的人为断层可能导致的经济、社会不良后果,已经开始显现。
值得注意的是,在《9・25公开信》中,还有这样的表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这表明,过去30年的人口政策应当只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30年后的今天,已到了对这一战略设想进行调整,并履行承诺的“时间点”。
接下来,中国的人口政策将何处去?
早在2009年11月,被视为高层智囊之一的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经济参考报》上撰写长篇报告,呼吁“实行‘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并表示“早调整早主动,晚调整晚主动,不调整则被动”。
一个月后,有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副总设计师”之誉的老牌人口学家、中国社科院人口所原所长田雪原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提出三点主张:一、全国不分城乡,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下称“双独二胎”,事实上除河南省外,其他省均已实施此政策);二、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者,允许生育两个孩子(下称“单独二胎”)农村现在可以实施,城镇可从“十二五”开始实施;三、在有效制止三胎及以上多胎生育条件下,农村可普遍允许生育两个孩子。
政策微调并非空穴来风
而在现实的行政操作层面,现行独生子女政策微调并非捕风捉影。
2010年1月6日,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江帆,在全国人口计生工作会议上作《关于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思路框架的说明》,提出:“十二五”时期,中国仍将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同时完善人口政策体系,加强分类指导,稳妥开展进一步完善生育政策的试点工作。
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一个关于“十二五”期间人口发展的规划意见,对“是否放开二胎”问题,简要表述为:按照总体稳定、逐步完善、城乡统筹、循序渐进的原则,加强分类指导,稳妥开展实行‘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政策试点工作。
如果意见于今年年中或下半年获得中央的正式批准,则有望于2011年付诸实施。
讨论形成的倾向性意见是对放开“单独二胎”拟定“三步走”策略:2011年,首批试点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浙江五省;其后,开放北京、上海、天津等六个左右的省份;其他省份为第三批。在“十二五”(2015年底前)内,实现全国全部放开“单独二胎”政策。
记者获悉,相关意见调研准备工作至迟从2007年即已开始。事实上,为放开“单独二胎”而准备的政策空间,早在“十一五”期间即已预留。
2006年下发的“十一五”人口规划中,将“十一五”期间的人口目标确定为,“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
总和生育率是衡量生育水平最常用的指标之一,大致指“平均每位妇女一生生育孩子的数量”。一般认为,该数据为2.1时,代际之间人口数量将大致均衡。在此之上,人口逐渐增加,其下则减少。
数位参与当时修改意见讨论的人口学家均向记者表示,1.8这个指标足够放开二胎使用。扣除不孕症、“丁克”(不生育)家庭和终身未婚者,结合当前已经颇为低下的生育意愿,即使放开“单独二胎”,总和生育率也很难达到1.8。“稳定在1.8左右,其实就是一个未来普遍放开二胎的政策,这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长期、稳定的发展。”
30年少生4亿人
至今,完全的“独生子女”政策在全国人口中的覆盖率大约为35.4%;“一胎半”政策覆盖了53.6%的人口;“二胎”政策覆盖了9.7%的人口(部分少数民族夫妇,及河南省外的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生育两个孩子);“三胎”以上政策覆盖了1.3%的人口(主要是、新疆少数民族游牧民等)。
“独生子女”政策的成果中,最广为人知的数据是“少生了4亿人”。2009年,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下称国家人口计生委)刊出的《中国人口60年成就展》,其中这样表述:“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中国目前的人口将超过17亿人”。少生4亿人,使中国总人口达到13亿延迟了4年(2005年1月5日,中国大陆人口达到13亿),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轨迹,有效缓解了人口增长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压力,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40年左右的人口抚养比(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数与劳动年龄人数之比)相对较低的“黄金时期”,促进了改革开放30多年繁荣。
2009年12月,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在丹麦哥本哈根演讲时,谈到“少生4亿人”的依据是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下降到目前的1.8左右,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
数位人口学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认为,进入21世纪后,中国实行的总和生育率可能在1.7左右,甚至有可能下降到1.5以下。这意味着,尽管中国的人口总量还会处于惯性的缓慢增长期,但早已逆转了过快增长的局面。
目前,中国的社会经济局面也与30年前全然不同。受访的人口学者之一、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对记者说:“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还处于短缺经济,造的东西自己吃用都不够,没有办法投资,形成新的资本。因此就有了能否养活如此大规模人口的担忧。但从上世纪末期,短缺经济时代结束,代之以过剩经济――这是市场经济的特征。”
今天,中国已面临全新的人口问题。
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
老龄化是近年来公众耳熟能详的一个词汇,根据国际通行计算标准,如果人口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7%,或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10%,即进入老龄化社会。
《9・25公开信》曾对老龄化问题有所预测,“人口‘老化’现象在本世纪(指20世纪)不会出现,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不到5%。老龄化现象最快也得在40年以后才会出现。”然而,仅仅20年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65岁及以上的人口已占到总人口的6.96%。2001年,达到7.1%,正式突破7%的临界点,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提前到来。
2009年9月,国家统计局的《“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系列报告”人口篇》中表述,中国人口老龄化具有三个特点。
其一,老龄人口数量大。2009年最新的统计数据是65岁及以上人口总数为1.13亿人,已占到总人口比的8.5%。
其二,老龄化的速度快、来势猛。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65岁老年人比重占4%-7%)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而这个过程在发达国家都经历了45年以上。
其三,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发达时期出现的,因而对老龄化的承受力强。并由于老龄化速度慢,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准备和适应。而中国人口老龄化是由于生育率急剧下降造成的,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所谓“未富先老”,薄弱的经济基础尚不具备供养老年人口的能力。
目前中国尚处于人口老龄化的早期。但根据2008年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的研究报告,中国已进入快速老龄化阶段,此趋势将不断持续,于2051年迈入重度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人口占30%)。
养老资源严重匮乏
2007年1月,由蒋正华、徐匡迪等300多位专家学者完成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早已阐释了老龄化加速的种种恶果:“导致抚养比不断提高,对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压力加大,并影响到社会代际关系的和谐。同时,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健全,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使农村老龄化形势更为严峻。尤其要关注庞大老年人群中的贫困化和边缘化问题。”
2010年1月,《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思路框架(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也谈到,“十二五”期间,抚养比在经历30多年下降后,将在2010年后出现“拐点”,转为上升。
与社会抚养比提高形成对比的,是养老资源的严重匮乏。
在全国,养老资源压力都已显现。
2006年7月,全国养老服务社会化经验交流会议上,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介绍,至2005年年底,中国各种类型的老年人福利机构床位131万多张,只占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0.9%,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5%-7%的水平,也低于巴西等发展中国家2%-3%的水平。
根据国家统计局年度统计公报,2009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达到1.67亿,同期收养性社会服务机构总床位数仅275.4万张,比重仍然只有1.65%。
护理人员也极为短缺。2009年民政部公布的数据称,如果按照老人与护理员3∶1的比例来推算,全国需要约990万名养老护理员。目前,养老护理人数不足百万,取得职业资格的仅2万余名,供需矛盾非常突出。
人口性别比失衡严重
代表着人口结构严重失衡的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同样是中国的巨大隐忧。
在《9・25公开信》发表的1980年以前,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基本正常,波动在105-106间;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此项数据是107.2,略高于正常值;到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达到11.27。
进入21世纪,出生人口性别比甚至攀升到了120的高位,《征求意见稿》中也承认,“我国是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比最高、持续偏高时间最长的国家。”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是从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以后开始出现,并加剧的。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李建新等学者认为,“我们看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生育政策,无论是城市的‘一孩’政策还是农村的‘一孩半’,都直接‘阻止’了许多人通过生育数量实现生育男孩的愿望。严格的生育数量规定,直接影响了人们通过生育数量达到生育性别的需求。(所以)偏严的生育政策,是导致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出生性别比长期严重失衡的主要原因。”
中国社科院人口所副所长张车伟研究员也表示,的确存在计划生育越严格的地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越严重的现象。此方面论点的案例,可见于试点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农村夫妻可以生育第二胎的四个试点里,其中三个试点地区(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湖北恩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处于102-107的正常水平。
或许正因为这一问题成因的复杂性、治理的困难程度,2010年1月《征求意见稿》中,对“十二五”期间这一目标的设定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下降3个百分点”。
仅仅两个月前,2009年11月的《人口“十二五”规划发展思路》(讨论稿)里,还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平均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的计划。
个体的幸福
人口政策问题,并非仅仅是数字公式和统计模型的演算,它涉及的是活生生的亿万家庭,涉及的是13亿具体的个人。因此,不能忽略的还有整体人口素质不高、家庭风险额外增加、独生子女心理健康、干群关系紧张等诸多负面的影响。
对于整体人口素质的担忧,公众与学界举出的理由浅显而一致;在现行的生育政策下,大多数教育水平、收入水平、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城镇居民,受制于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等条件约束,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甚至选择“丁克”生活方式的越来越多。
而大多数教育水平、收入水平、自身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的农村居民,则在相对宽松的环境里,可以生育或者“二胎”(第一胎为女孩,可以生育第二胎),甚至可以相对容易且成本较低地“超生”出更多的孩子。
《征求意见稿》中对中国人口素质状况的评判同样颇为低调:“近年来,我国生殖健康状况不容乐观、生育质量令人担忧⋯⋯全国15岁及以上人口中‘文盲’达1.02亿,平均受教育年限为九年左右,大约相当于初中毕业水平,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
对于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也仅将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9.7年。
独生子女伤残甚或夭折死亡的家庭悲剧同样不少见。以2008年“5・12”大地震为例,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官员曾告诉记者,据不完全统计,地震中子女死亡或伤残的独生子女家庭约为8000多个,其中死亡3700多人。在国务院办公厅的要求下,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于当年7月通过了一个《关于汶川特大地震中有成员伤亡家庭再生育的决定》,允许这些受害者家庭再生育。
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李斌在2010年全国人口计生工作会议上的通报,截至2009年11月底,地震灾区已有2726名妇女再孕,并有1489位婴儿健康再生,并有首例辅助生育技术孕育的婴儿出生。仅以数字计算,还有三分之二的家庭仍未恢复完整。
面对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可以有政府统一部署的“特别决定”;但单个的或者小规模的独生子女伤残或夭亡后,留给其家庭的只有无法挽回的永久伤害。
有人口学家分析,这也是目前无法放开“二胎”政策的原因之一,“一旦放开,以前独生子女伤残及夭折的家庭要追究责任的话,由谁负责?”
多位受访的人口学家还谈道,长时间的过低生育水平,是不利于人口均衡发展的。而一旦生育水平下降到一个较低程度,想再鼓励生育、刺激恢复其上升,同样困难重重。
上述人口学家还表示,计划生育政策本身已经没有什么学术上的研究价值。“但它是一个重要的决策,跟每一个人都切身相关。中国的人口政策,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学术问题。”
酒泉“二胎”试验
甘肃酒泉、山西翼城等数个地区农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二胎”试点的经验,或成为今后计生改革取向的借鉴
西峰乡在酒泉的正西,距市区只有十几分钟车程,和全国各处乡镇一样,这里计划生育宣传标语随处可见。
有些标语明显为近年新加,如“少生优生,幸福一生”。也有些标语很长,很拗口,却很实用,如“独生子女、两女结扎户子女可享受初中升高中、技校加分20分、高考加分10分的政策”。
标语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计生政策的变化。实际上从1986年期,甘肃省酒泉市的农村地区,被当时的国家计生委确定为全国农村“二胎”政策试点,意即无论夫妇双方是否为独生子女,也无论他们的第一胎性别,都可以生育第二胎。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类似于酒泉,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即已在农村施行普遍“两胎”政策的还有数个地区:如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河北省承德市、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覆盖总人口大约840万。
时至今日,这些“二胎特区”取得了哪些经验教训,这对接下来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改革或有借鉴意义。
开“小口”堵“大口”
和全国一样,自1980年《9・25公开信》发表之后,独生子女政策也在酒泉城乡全面铺开,干群矛盾一度突出。
1984年之后,酒泉开始设计自己的“开小口,堵大口”试点政策,即以开放“二胎”的“小口子”,堵住计划外“二胎”和“三胎”以上生育的“大口子”。
1986年,酒泉正式被当时的国家计生委确定为全国农村“二胎”政策试点。
对于这些试点的奖惩,均由国家计生委负责,地方协助管理,惩罚手段依旧严厉。当地计生干部向记者列举:计划外怀孕的妇女仍需执行引产;如有一户出现“三胎”及以上生育,或计划外生育,整个乡当年都会被取消“二胎”生育;“二胎”之间的生育间隔为四年;作为试点地区,也必须执行上级下达的生育指标――每年元月,中央对各省下发此数字,省再分解到各个地区。
政策放开后的1986年,酒泉人口自然增长率达到了历史最高点――17.3‰,此前一年的数字仅为12.9‰。之后连续五年,一直保持在15‰以上,直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才下降。此类情况被称为“堆积”,指生完“一胎”的育龄夫妇如不能生“二胎”,一旦放开就会产生生育率猛涨的现象。当地干部的经验是,如果政策执行有连续性,“堆积”就不会出现。
进一步的“放宽”
进入21世纪之后,酒泉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仍持续下降,最低点为2004年的5.09‰,同期全国的数据为5.87‰。越来越多符合“二胎”生育政策的夫妇,主动放弃第“二胎”。当地的人口状况,与全国其他地区农村生1.5胎的结果基本相似。当地计生干部估计,当地放弃“二胎”和生“二胎”的比率约为1∶1。以酒泉市西峰乡为例,2010年3月,全乡“一胎”户为1081户,其中决定放弃生“二胎”,领取独生子女证为470户,占到43.48%。
西峰乡蒲莱村村民张晓芸,今年40岁,1996年生下一女。整整十年以后,她终于申办了独生子女证。张晓芸接受记者采访时谈道,“(二胎)是可要可不要,后来索性把独生子女证办了,还可以让孩子享受一些政策。”她指的政策,就是宣传标语所写的,在升学过程中,有加分优惠。
此外,“年满60周岁以上,有一胎或两女的老人,每年能领取720元养老金。”西峰乡计生委王秀娟向记者补充说。
同为蒲莱村村民的段红却有些忧虑:“两个儿子,以后要结婚,需要一大笔钱,还什么优惠政策都享受不了。”
与计生相关的优惠政策集中于2004年之后出台。当年,国家人口计生委与财政部联合推出“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政策”。为解决养老方面的后顾之忧,60岁及以上的父母发养老金。此外,甘肃省的教育部门也规定,独生子女在省内参加中考和高考将获得加分。
政策曾引起踊跃领取独生子女证、二女结扎证的风潮。甚至出现数例50多岁,育有二女的父母,主动要求结扎。
计生干部说,在大多数村民眼中,一儿一女依旧是理想状态,而非要一个儿子的观念,已不再强烈。酒泉市计划生育协会秘书长李玉俊则解释,现在农村机械化普及程度已渐高,男劳力并不需要。“思想的转变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有一定关系。甘肃省较贫困的西部山区,超生现象依然严重,一定要生男孩的思想依然存在。”
“酒泉”经验可否推广
除了人口增长方面一直保持着低生育水平,酒泉其他人口指标也表现优良。如全国普遍存在的非常严重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情况,酒泉基本正常(正常值在103-107之间),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酒泉的此项数据是108.2,远低于全国119.92和甘肃省119.35的平均水平。即使单纯计算农村人口的出生性别比,酒泉在2000年至2005年之间分别是:110.44、113.35、109.83、106.30、106.83,同期全国的数据则早已超过120以上的畸高了。
人口的年龄结构总体变动趋势也比较平缓,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时,酒泉市的65岁及以上老人比重为5.17%,并未突破7%的老龄化门槛,更远远低于全国7.7%的平均水平。
对此,2006年1月-6月,宋健、周祝平等组成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甘肃省酒泉地区生育政策调研”课题组,评价其试点改革基本达到了“控制人口、保持合理的人口结构、延缓人口老龄化”的预期目标,并认为酒泉的计生工作已实现重心从“控制人口为主”向“服务为主”的转变,计生干部与群众的关系也得到了良好改善。
开放二胎政策的主要原因篇（10）
原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田雪原，在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30年前中央连开5次会议讨论计划生育政策，最终他们起草了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其中就有上面这句话。他说，制度设计之初，目的便是“控制一代人生育率”。
如今，“一代之约”的时间已到。在计划生育政策主导下的早期出生者，已经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同时，中国的人口状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计划生育政策结下硕果的同时，也酿下了苦果：男女比例失衡、民工荒、人口老龄化，这些前所未有的问题都给计划生育政策带来了新的挑战。
“一独生二胎”的消息来自“内部渠道”
何亚福告诉本刊，“一独生二胎”的消息来自“内部渠道”。对于这一消息，本刊采访的一位官方学者称，对此事‘‘知道一点”，但具体信息不愿更多透露。而国家计生委政策法规处的工作人员则对本刊表示，“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得到的消息，我们还没有接到正式通知”。
尽管中央尚未有正式通知，但地方对此事却已多有所闻。
就在9月中旬，浙江省刚刚进行了一次相关调研。据《钱江晚报》报道，杭州市各社区在几天内对全市上千人进行了电话调查。内容便是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妻是否愿意生育二胎。而据杭州市江干区计生局工作人员称，调查范围不只是杭州，而是覆盖了浙江省。杭州市计生委发展规划处处长厉敏对媒体称：“这是省里在做的一个调查，是为国家做决策服务的。”这一消息一经发出，便引来人们对二胎政策变化的猜想。旋即，在9月16日上午，浙江省计生委叫停了这次调查。
当本刊记者联系到浙江省计生委办公室主任潘祖光时，他并不避讳：“国家有这个计划，但现在还没有定论，我们也在等。”他直言，这是一个面向全国的计划，而不仅仅是对某些省份。
本刊记者联系何亚福提到的其余4个试点省份计生委时，除了黑龙江省计生委政策法规处副处长蒋艳秋表示对此事尚不知晓外，其余3省的计生委人员都表示听闻了这个消息，但也仅限于“听说”，还没有看到正式文件下发。
从各省计生委的回应可以看出，目前这项政策的总体方向并无太大疑问，只是具体试点方案尚未确定。
9月26日的《南京日报》刊载《老龄化加速，生育率极低，我省“二胎”政策有调整空间》一文，也清晰地传达了这个意思。文中提到江苏省计生委有关人士称，目前国家还没有正式公布试点省份名单，因为一直在不断调整，“就我了解的看，江苏可能不在第一批试点范围内。”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中，江苏省计生委宣教处有关人员也采用了这一说法。
计生部门：人口问题，敏感
在此次采访中，各地计生部门不约而同地流露出十分谨慎的态度。
江苏省计生委宣教处人员向本刊表示，人口政策牵扯到千家万户，社会稳定，太敏感。“敏感”，成为各省计生部门提到最多的―个词。
辽宁省计生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更直白：“计划生育的事情，稍微有点风吹草动，社会就会有非常大的反响。所以有什么政策，我们只能说是不知道。”
对于地方计生部门来说，除了人口政策本身事关重大，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中央的态度。尽管按照2002年9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放开二胎”的权力已经交给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地方计生部门仍然要看中央行事。
上述辽宁省计生委人士称，“实际上权力并没有下放”，国家有要求，省里得服从国家大局，各省政策都要上报国家计生委。
吉林省计生委政策法规司孙姓处长也对本刊称，各省的人口政策法规必须由国家批准，不批不放。“唯独人口政策，不光是由国家计生委批准，还得国务院批准。”
但由于试点须由地方开始，而在中央给出定论之前，地方又难以放开口风，这使得地方计生部门面对媒体时常“自摆乌龙”。
据《新民晚报》报道，此次“一独生二胎”的电话调查中，在浙江省计生委叫停调查前后，官方的说法发生了明显转变。事前称“调研是为国家决策服务”的杭州市计生委发展规划处处长厉敏在随后媒体的采访中选择封口：“此事由省计生委宣教处统一向媒体信息。”而浙江省另一座城市宁波的海曙区计生局，更直接否认了进行过相关的调查。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北京市。今年1月25日，《新京报》报道北京市人口计生委副主任彭或华透露有望实行“一独生二胎”。但第二天，北京市人口计生委即矢口否认。
目前，各地都处在“十二五”规划制定的冲刺阶段。由于这一规划事关未来五年的长远发展，各个部门面对舆论便愈发谨慎。受访的各省计生部门纷纷表示，“十二五”期间地方的具体计生政策是否会有改变，还要看中央的意思。
本刊记者联系到的几位官方学者，也显示出不同寻常的谨慎，大意多为“只谈学术观点，不谈政策”。一位官方权威人口学者直接表示，关于计划生育的政策，“今年一句话我都不能说，我的名字就不要提了”。
计生政策松绑呼声渐高
相比政策制定部门的低调，最近几年，舆论关于计划生育的讨论可谓空前热烈。
2010年的全国两会上，放开二胎成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全国政协委员葛均波、张茵都提议放开二胎。张茵建议：国家应逐步放开二胎政策，并且有个3～5年的过渡期，让一部分人先生。然后再完全放开。提案一经披露，便被众多媒体关注，并在网上得到很高的支持度。
学者们为计划生育松绑的呼声在这两年也陡然增高。这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年底的两篇文章。
2009年11月26日，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经济参考报》发表文章《中国需稳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稳定未来人口规模》，呼吁“从现在起开始实行第二代人口政策，即‘―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其政策目标是防止人口严重老化和少子化”。
作为国内著名的政府智囊，胡鞍钢曾在2000年称“必须坚持计划生育政策”。而现在，他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到了“需要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进行适时、灵活、稳健的调整”的时候。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便是田雪原。这
位被称为计划生育政策“副总设计师’的学者在去年12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特别提到“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者，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农村现在可以实施，城镇可从‘十二五’开始实施”，同时他还在文中建议全国不分城乡，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在有效制止三孩及以上多孩生育条件下，农村可普遍允许生育两个孩子。
在接受本刊采访时，田雪原说，媒体认为他的观点发生了转变，这是“不正确的”。他自称，现在的观点，就是在“坚持初衷”。而他所说的初衷，就是1980年定下的，三十年后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
在田雪原看来，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达到了当初的目标，少生了4亿人，使得计划生育政策在上一个阶段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如今我国已经步入低生育水平多年，这正如30年前所料，人口政策需要面临新的抉择。这和胡鞍钢的看法颇为相似。
还有些微妙的变化在悄然发生。何亚福对本刊说，2005年之前，他的研究成果不但不能出现在电视报刊上，而且在人民网论坛上发帖都无法通过审核。
而在大约2005、2006年期间，这种情况开始发生改变。从那以后，他的文章不仅能顺利通过审核，有时还会被加精并推荐到首页。而几乎是同期，他的文章开始可以在各个媒体发表，“这放在2005年前是不可能的”。
近两年，他在两会期间还积极参与人民网的E提案活动。他提过十多个提案，其中今年提出的《计划生育转变为自主生育的建议》在十大提案评选中位列第二。何亚福认为，这些转变都可以看做是中央在转变人口政策前所做的必要试探。
全面放开二胎，在短期之内不太可能
如果此次“一独生二胎”的政策最终推行，受覆盖的人群将会非常可观。
辽宁省计生委的工作人员表示，虽然还没有相关数据，但这次应该是很大的一个规模。他说，一独家庭应该还是以城镇为主，而在辽宁全省，城镇人口占到60％，符合条件的家庭“数量肯定不会小”。
而可能被选作试点的省份，都是计生政策效果显著，生育率较低的省份。这些省份本身城市化的水平都比较高，因此都和辽宁一样，影响甚广。
但是有专家认为，这些政策可能惠及的家庭有多少会选择生育二胎，结果尚未可知。 根据近年来的调研结果，随着育儿成本的升高，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已经大大降低，尤其是在沿海发达城市，而这些城市往往也正是老龄化严重的地区。
“总和生育率”大致代表平均一名妇女所生育的孩子数量，当生育率达到2.0左右时，人口规模可以保持稳定。根据2000年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总和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的1％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当年总和生育率为1.33。低下的生育率，成为众多学者支持放开二胎的主要依据。
实践也在为放开二胎提供依据。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甘肃省酒泉、山西省翼城、河北省承德、湖北省恩施等地，就一直在试行二胎政策。“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曾在2005～2006年前往这些地区调研。结果发现总数超过800万人的试点人群在宽松的生育政策下也常年保持人口低增长，总和生育率不到2。而且，在这些地区，一孩的比例不断上升，二孩的比例不断下降。
开放二胎政策的主要原因篇（11）
我国经济增长能够“消化”新增人口，应该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为什么要调整？用人口指标说话
一是四川人口出现负增长。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以下简称“六普”），相比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下简称“五普”），全国常住人口增长速度下降，但四川人口出现负增长，2010年人口总量较2000年减少193.08万人。
二是四川妇女生育率低于生育更替水平。“六普”数据显示，四川妇女总和生育率远远低于生育更替水平2.1。今年四川省人口抽样调查显示，除甘孜、阿坝、凉山“三州”地区之外，四川省妇女总和生育率1.67，即使加上“三州”地区，其也只有1.72，远远低于生育更替水平。
三是四川娃娃越来越少。“六普”数据显示，四川省0～14岁儿童人口比重为16.97%，比“五普”下降5.6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未来四川劳动力人口会减少。
四是四川老人越来越多。“六普”数据显示，四川省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10.95%，比“五普”上升3.2个百分点。国际上，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7%就是老龄社会，全省老龄化已经来临，独生子女负担加重。
五是城镇化加快发展改变居民的生育观点。“六普”数据显示，全国城镇化率为50%，四川38.7%，虽然四川城镇化水平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近几年四川城镇化的发展速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发展趋势加快。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城市人口比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持有“晚婚、晚育、少生、优生”观念的人数增加，直接影响人口生育率水平，人口生育率会进一步下降。
此外，四川人口还有2个特别显著的特征，一是1100多万独生子女户，占全国1/3；二是“失独户”四川占全国比重最高。这些人口指标显示，四川省“二胎”政策调整很有必要，而且要加快调整。
为什么能调整？处于有利时机
全国人民的呼声很强烈。对于放开“二胎”，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不管是广大干部，还是一般群众，都有比较强烈的意愿，学术界也基本达成共识，生育调整已有舆论氛围。
我国经济增长还会持续，能够“消化”新增人口。从总体上说，现阶段我国经济状况良好，未来保持较快增长是有保证的。经济增长一方面有劳动力资源的需求，另一方面能够承受人口增加带来的负担。所以，完全有能力“消化”新增人口。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在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即使把“二胎”政策放开，也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愿意生2个，因为人口生育意愿不等于人口生育行为，居民的人口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有一个滞后期。因此，很多人不会马上选择生第二胎，这种滞后对政策效应有一个缓冲期，新增人口在我们的承受期之内。
总体来看，现阶段生育政策调整处于有利时期。
两个误区需避免
第一个误区：生育意愿等于生育行为
大样本调查显示，87%的夫妇生育意愿是2个，而且最好儿女双全，一男一女。很多媒体据此得出放开二胎总人口就会翻番的结论，于是，他们反对放开二胎。放开二胎总人口就会翻番，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生育意愿不等于生育行为，更不等于立即生育行为。
第二个误区：人口增长降低了资源、环境的承载力
资源、环境的承载力需联系经济增长来思考。真正影响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是经济增长速度、规模、方式。过快的城市化规模，不适度的经济增长节奏和不恰当的发展方式才是造成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的根本原因。我们既要找到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的真正原因，也要看到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在增强资源、环境承载力方面积极的一面。
何景熙（四川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四川放开二胎生育的时机早已成熟
自1970年代末国家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四川作为一个人口大省是做得最好的省份之一。近30年来，四川的总和生育率从过去的4.0以上下降到现在（全省抽样调查的）1.6左右，实际情况可能比这个还要低。30多年来全省共计少生了4000多万人口，为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根据四川省当前的人口形势，应该及时放开二胎政策。
原因一：四川长期少子老龄化使目前人口结构性问题十分突出。一般来讲，一个国家如果总和生育率小于2.1，不能实现正常的人口代际更替。四川的生育率远远低于2.1。被抚养的少儿人口减少，老龄人口增加：目前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4%，65岁以上占10%以上；全省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会负担日益加重。
原因二：由于人口红利不可能持续下去，未来会缺乏有活力的创新型人才。过去多年，四川大量劳动力到外地打工，为全国经济包括四川作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人口红利不可能持续下去，因为少儿人口越来越少了。四川劳动力人口结构正在发生老化，15～30岁人口在下降，45～65岁人口比例在上升，这样的人口内部结构，其创新能力可想而知。到2030年，劳动力年龄结构中45～65岁人口的比例会高达48%，劳动力都是些中老年人，会缺乏大量有活力的劳动力，特别是高端的年轻创新型人才，这样更不利于四川经济发展。
原因三：缓解四川人口结构老化的问题至少需要10～15年。到2030年，四川整个人口结构会达到最老化。退一步讲，即使现在放开二胎政策，四川人口结构老化的问题也得10～15年才能逐步缓解，因此，现阶段必须及时调整二胎政策，时间不等人，在我看来，现在调整已经迟了一步，早在七八年前，我就呼吁调整生育政策，如果当时调整，四川也许会早一点缓解人口结构带来的各种问题。
原因四：不会出现社会不稳定。放开后，短期内生育率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但是从长期看，人口数量不会有太大的波动，更不会出现社会不稳定。
原因五：独生子女问题多。独生子女责任重、压力大；独生子女的性格和身上的毛病对整个社会影响大；失独家庭不能再生育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大；独生子女增多对征兵和国防建设也有一定影响。
原因六：生育政策城乡不平等，应逐步统一。当年城市实施计划生育政策非常严格，城镇企事业单位职工若生第二胎，会开除公职和党籍，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城市居民实际上为计划生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农村生育政策条件相对宽松。城乡生育权利不平等，应该逐步统一。
原因七：有付出也该有回报。当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四川人民积极响应，做出的成绩有目共睹，为全国控制人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2008年四川发生大地震，伤亡惨重，很多家庭失去了唯一的儿女。我觉得，以前四川人民付出那么多，现在是该回报他们的时候了。
如果放开二胎政策，建议分两步走：第一步：分步实施，平稳过渡。双独家庭早已放开，现在应该考虑放开单独家庭（有一方是独生子女）、有残疾儿童的家庭、再婚夫妇家庭。第二步：完全放开城乡育龄妇女的二胎生育。
借这个平台我再次呼吁：四川放开二胎生育的时机早已成熟，希望尽快调整相关政策。
郭正模（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人口学硕士生导师）：
放开“单独”二胎，协调人口数量控制和结构优化的矛盾
人口年龄结构出现严重失调抑制物质资料的再生产
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看，实行人口计生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协调人口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关系，通过人口的数量控制和结构优化有机结合的综合措施，使两个“再生产”的关系处于一个合理、科学的均衡区间。
上世纪50年代初以来，由于我国人口发展政策发生偏差，放任家庭人口无节制生育，使人口增长超过了物质资料再生产增长的能力，带来以高出生率为特征的“人口陷阱”等一系列问题。
上世纪70年代后，我国开始执行严格的以数量控制为主要特征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的高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少出生3亿多人，使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人口红利”时期。
但是，当我国人口数量控制和出生率下降达到一定程度后，又产生了新的不协调问题，即人口年龄结构出现严重失调的发展态势，人口的深度老龄化反过来会降低积累率，抑制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使经济发展进入以老龄化为特征的“人口陷阱”状况。目前人们考虑采取适度提高出生率以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政策措施，其根本目的也同样在于协调两个“再生产”。
科学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能够增加资源的人口承载力
人口数量控制的另一个目的在于协调人口与自然资源承载能力的关系。目前不少人担心人口数量控制放松，会导致土地等资源难以承载过多的人口。但是我们不难看出，我国过去在制定计划生育政策所依据的人口承载力的理论是设定在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经济社会体系，尤其是基于我国耕地、粮食等资源的生产能力来确定的所谓“最佳人口规模”和“人口数量极限”。然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建立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粮食生产能力等资源约束不再是人口数量控制目标的基本判定标准。日本、韩国、新加坡的人均耕地都低于我国，却能够养活那么多人，并且顺利成为世界上的高收入国家。所以，现在再看我国实行的以数量控制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国际环境下是正确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反映人口承载能力的科学依据越来越显得不足。因为科学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都能够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增加资源的人口承载力。
人口再生产具有长周期的特征，调整生育政策才能够满足2030年后劳动力要素的需求
相对物质资料的再生产过程，人口再生产具有长周期的特征。一个国家只有通过“未雨绸缪”行动和高瞻远瞩的超前决策，才能够免除人口结构失调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与挑战。目前，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已经长达30多年后，在人口结构已经进入全面转型阶段，在普遍实行“双独”二胎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行“单独”二胎的政策，明显的利大于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