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纠纷合同大全11篇

债务纠纷合同篇（1）

    债务纠纷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就债的性质、债权、债务关系成立与否及债的额度确定或债的履行而发生的争议。本文所谓破产程序中的债务纠纷，是指破产财产管理人向破产企业债务人主张债权时与债务人就债的性质、债权、债务关系成立与否及债的额度确定或债的履行而发生的争议。

    作为债务纠纷，就必然具备相对抗的主体双方，清算组作为债权人是主张债权的主体，在债务纠纷的诉讼关系中，一般被列为“申请人”；债务人是对债务提出抗辩的主体，在这一诉讼关系中，一般被列为“被申请人”。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的合议庭，虽然在整个破产程序中居主导地位，但在处理债务纠纷过程中，应该处于中立的、裁判者的位置。

    破产程序中债务纠纷的内容，就是破产企业与破产企业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这种债权、债务关系可以是直接的、具体的；也可以是间接的、抽象的。直接的、具体的，是指债的构成可以直接以金钱来计算，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间接的、抽象的，是指债的构成是通过其他民事法律关系来体现的，权利、义务的载体不直接表现为金钱。破产程序中破产企业与其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有单一的，也有复合的。单一的是指债权、债务关系的构成，只有某一单独的民事法律关系。复合的，是指债权、债务关系的构成，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事法律关系。如破产企业与其债务人之间，既有租赁合同关系的争议，又有加工定做合同关系的争议，还有买卖合同关系的争议。

    破产程序中债务纠纷的客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用以清偿债务的金钱；二是用以交付的财产。破产程序中的债务纠纷，不论是何种民事法律关系构成的债权、债务，都必须具有给付内容，而给付内容，就是指可以用金钱来计算其债权、债务额度的标的物。破产企业债务人应交付的财产，相当于破产企业债权人享有取回权的财产，即破产企业债务人基于仓储、保管、加工承揽、委托交易、代销、借用、寄存、租赁等法律关系占有、使用的破产人财产。在破产程序的运作中，破产企业债务人为履行交付财产义务发生争议的极为少见，大多都是为给付意义上的义务的履行发生争议的。

    二、破产程序中债务纠纷审理的特点

    破产法是兼实体法与程序法于一体的特别法。适用破产程序审理债务纠纷，与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审理民事纠纷相比，有其显著的特点。

    1、审理的方式不同。根据《意见》第46条和《规定》第73条第2款所作的司法解释，对破产企业债务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的异议，由人民法院作出裁定。按照上述规定，审理企业破产案中的债务纠纷，人民法院只需书面审理，尔后作出裁定即可。这是破产程序中职权主义的立法模式的体现。这种立法模式，强化了法官在破产程序中的职权，削弱了破产程序中涉案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审理破产案的合议庭，对破产案中涉案当事人提出的各种异议，对破产程序运作中出现的各种民事纠纷，均可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裁决了事。这对加快破产案的审理，提高办案效率的正面效应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当破产企业债务人提出的异议及其所提供的证据，与清算组提出的主张及提供的证据争议较大，矛盾较多，合议庭难以辩明双方证据真伪，且对帐目难以作出结算时，如果不分青红皂白，贸然裁决，其负面效应也是不可低估的。

    2、非完全独立之诉。破产程序中的债务纠纷，是企业破产案的案中之案，在很大程度上受破产案的影响和制约，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⑴、破产程序中的债务纠纷，债权债务关系发生在债权方宣告破产之前，诉讼发生在债权方宣告破产，清算组向债务人发出清偿债务通知，债务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异议之后。破产财产管理人要求偿债之诉，伴随着企业破产程序中破产财产清理活动而开展。⑵、由审理企业破产案的同一审判组织——合议庭进行审理。⑶、以破产财产承担诉讼风险。如债务人败诉，债务人应支付的财产均由清算组收归为破产财产；如债务人胜诉，破产企业应支付的财产额即为债务人（已转化为债权人）申报的债权额。将按法定清偿顺序受偿。

    民事诉讼中的民事纠纷，本案与他案之间彼此是独立的，审理和裁判时，法官只对本案的法律关系作出评价，不受他案的影响和制约。

    3、诉的合并的条件不同。诉的合并有诉的主体合并和诉的标的合并。我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第53条，对诉的合并作了三点限制。一是要求诉的主体的合并，必须符合“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这一条件。也就是说，参加共同诉讼的当事人必须与引起诉讼的标的有关联。二是诉的标的合并，必须符合“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的客观条件。三是必须符合“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主观条件。此外，《民诉法》第126条，又作出了“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规定。

    对破产程序中债务纠纷的审理，法律没有相关的诉的合并的规定。但笔者认为，破产法作为部门法又是程序法，不可能象专门的程序法那么细致。更何况我国现行的破产法尚在（试行）阶段。因此，在审理企业破产案中，当破产法规定不详时，慎重借鉴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以及运用诉讼法学的基本理论去尝试解决企业破产案中不同环节的现实问题，应当是无可厚非的。前文说过，破产程序中的债务纠纷，是由清算组向破产企业债务人发出清偿债务通知之后，引发的破产企业或其财产管理人与债务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争议。这种争议将债权人与债务之间所发生的民事法律关系，只要具有给付内容，不论其是何种民事法律关系，或何种诉的标的，都抽象地概括为债权债务关系。因此，在审理破产程序中债务纠纷的过程中，破产企业与其债务人之间，只要同时存在两个以上民事法律关系的争议，不管是借款关系、买卖关系、租赁关系或承包关系等等，不论同时存在多少种民事法律关系，也不论其标的是否同一种类，在实践中均采取先分别审理，再综合结算，最后并案裁判的方法处理。这种对诉的合并的审理方法，借鉴了民事诉讼程序中对诉的合并的法律依据，摒弃了民事诉讼程序中对诉的合并的客观和主观方面的制约条件。

    4、裁判文书的形式和效力不同。审理破产程序中的债务纠纷，无论是书面审理还是开庭审理，其裁判文书是用裁定书的形式，而民事诉讼的裁判文书，裁定书只用于解决诉讼程序中的问题，对实体权益的处理是用调解书或判决书的形式。审理破产程序中债务纠纷的裁定书，具有一审终审的法律效力，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如不服裁定，只能提出申诉，而不允许上诉。这与民事诉讼程序中对当事人争议的实体权益作出处理的判决书，其效力具有明显的区别。

    5、权利义务具有不对等性。破产程序中债务纠纷的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具有不对等性。债权的受偿和债务的履行方面。按照破产法的相关规定，破产企业债务人与破产企业之间互有债权、债务时，可以等额抵消；如债务人负有债务时则应清偿；如经过审理债务人胜诉，经结算，破产企业成为债务人时，胜诉的债务人（已转化为债权人）只能同普通债权人一样申报债权，并按受偿顺序按比例受偿。如其享有优先权则例外。

    对双方尚未履行合同的决定权方面。在破产程序运作中，清算组对企业破产宣告前尚未履行的合同，有权决定中止、解除或继续履行，而这种民事法律关系的相对人，则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作出选择，完全处于被支配的地位。

    三、审理破产程序中债务纠纷应当遵循的原则

    破产程序中的债务纠纷，既简单又复杂，这就要求审理这类案件的方法也要有繁有简，区别对待，不能简单化、绝对化。既要遵循破产法的特定规则，又要善于借鉴民诉法的有关原则、制度去解决现实问题。据此，笔者认为，审理企业破产程序中的债务纠纷，应当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1、以书面审理为主，开庭审理为辅。破产企业债务人提出的异议，大多都是反映帐目问题，对异议书提出的问题，合议庭应当及时反馈给清算组，由清算组核对帐目，经合议庭审查，确保帐目准确无误后，合议庭针对异议提出的问题，结合清算组核实的情况作出书面裁定。这是我国破产法解决破产程序中债务纠纷的不成文规则，也是现实办案当中解决这类债务纠纷的主要方法。但是，当合议庭对破产企业债务人提出的异议，以及清算组主张的债权形成反差较大，双方争议较多，合议庭对双方争议的事实难以把握时，以公开开庭方式审理作为补充，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但是，公开开庭审理，应当遵循《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给予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必要的诉讼准备时间，还应遵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的证据的若干规定》。给予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必要的举证时间，或者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决定当事人的举证时间。因此，如果破产程序中必须开庭的案中案过多，势必影响整个企业破产案的审理进程。故此，对破产程序中债务纠纷案的审理，采用公开开庭审理方式，只能作为一种补充，作为一种 辅助手段，而不宜推而广之。

    2、注重个案，把握全局。破产程序中的债务纠纷，在整个破产程序中并不占居特别重要的位置，然而，作为破产企业的债务人，无论是法人还是自然人，或是其他组织。都是一个独立的民事主体，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其生存权和发展权，及其合法财产的权益，应该受到法律的尊重和保护。如果在审理这类债务纠纷中，忽略了其独立的人格，忽略了其民事权益，只求破产案的快审快结，简单了事，那么，必将造成对被申请人的侵权，甚至产生一系列的冤、假、错案。为此，笔者主张，在审理破产程序中债务纠纷时，既要重视破产人和破产债权人的利益，也要关注与破产案相关的其他民事主体的利益，在这个基础上，根据具体案情的难易程度，把握好审理方法的繁简，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解决好企业破产案与案中案审理中的各种冲突。

    3、遵循破产法的特定规则。企业破产法设定了一系列的特定规则，由这些特定规则构成了破产法的特点。

    一是时效规则。⑴、《破产法（试行）》第9条第2款规定了债权人申报债权的有效期限：“债权人应当在收到通知后一个月内，未收到通知的债权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⑵、本法第31条规定：“破产宣告时未到期的债权，视为已到期债权。”⑶、《意见》第64条规定：“计息的破产债权，计算到破产宣告之日止。”⑷、《意见》第46条规定了破产企业债务人，对清偿债务通知提出异议的期限为收到通知后的七日内。

    二是适用裁定不适用判决的规则。对 破产程序中债务纠纷的审理，事关破产人与其债务人实体权益的处理，尽管有的债务纠纷采用开庭方式审理，类似民事诉讼，其审理结果除清算组与债务人能达成和解协议的以外，依照《意见》第46条之规定，合议庭应以裁定的方式结案，而不能作出判决。在企业破产程序中，裁定既用于解决程序中的问题，又用于解决实体上的问题。

    三是对实体权益的审理一审终审的规则。《规定》第13条第2款规定：破产申请人对不予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本《规定》第14条第3款又规定：破产申请人对驳回破产申请的裁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以上两点都是对破产案的受理方面规定的上诉权。除此之外，在破产程序启动之后，尤其是对实体权益的审理，都是一审终审，没有规定当事人的上诉权，只规定有申诉的权利。可见，现行破产法只以申诉权作为当事人的法律救助手段。

    四是适用合议制，不适用独任审理的规则。《意见》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的审理，破产程序中的其他民事纠纷，以及企业被宣告破产后，清算组因履行职责对他人违约或者侵权引起的民事诉讼，发生在破产程序终结之前的，都应由审理破产案的合议庭进行审理。《破产法（试行）》及其司法解释，都没有独任审理的规定。

    五是对破产人权益特别保护规则。在国外破产法的发展史上，经历了破产有罪和破产无罪的发展过程，现代意义上的破产法，普遍对破产人存有恻隐之心，于是乎，设立了和解制度、免责制度、自由财产制度等。我国现行的《破产法（试行）》，是在现代文明和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基础上制定的，这部破产法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全民所有制企业，立法的目的在于促进和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行。这部破产法虽然吸收了国际现代破产法的立法技术和经验，但不能脱离我国的国情，不能脱离我国经济条件的现状。由于我国这部破产法适用的对象不涉及自然人，在保护破产人权益方面，没有采用自由财产制度。《破产法（试行）》第38条：“破产程序终结后，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本条虽属免责制度的表述，但当企业破产终结后，这一法人即告消灭，被免责的主体已不存在，免责与否已无意义。

    现行破产法在保护破产人权益方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将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职工在企业破产前用于维持生产、经营的集资款，列为破产财产分配的第一清偿顺序。这就表明在破产程序中，破产企业职工的权益在破产财产的分配中享有优先权。而破产企业的债务人，如其系企业法人，在债务纠纷案中，其应承担的债务一旦被裁定，则不能以应偿付职工工资等为理由，来对抗债务纠纷案的执行。

    二是人民法院宣告企业破产后，破产企业的财产管理人清算组，可以从破产人和债权人的利益出发，对企业破产前未履行或未履行完毕的合同，作出中止，解除或继续履行的决定。

    三是根据《规定》第55条第1款第5项和第2款的规定，因清算组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实际损失额可作为债权申报，“违约金不作为破产债权，定金不再适用定金罚则。”

    四、对破产程序中债务纠纷审理的两点立法思考。

    《破产法（试行）》实施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先后了关于贯彻执行《破产法（试行）》若干问题的意见和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两个司法解释，这两个司法解释对规范企业破产程序的操作。无疑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社会文明、民主程度的日益提高，《破产法（试行）》和关于《破产法（试行）》的司法解释，越来越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和要求。

    笔者仅从自身参与审理企业破产案的实践出发，对破产程序中债务纠纷的审理提出两点立法思考。

    1、我国新《破产法》应增加“对破产程序中案情复杂的债务纠纷，应当公开开庭审理”的规定。根据现行的破产法和有关司法解释，以破产企业为原告的纠纷，只要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具有给付内容，在破产程序中都体现为债权债务关系，尽管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趋于简单化，但案情并不因此而简单化，证据的质证、辩证和认证过程也不会简单化。为此，笔者认为对当事人争议较大、合议庭感到疑难的债务纠纷，实行公开开庭审理，客观上有助于人民法院查明案情，确保裁判的准确性和公正性。同时，公开开庭审理也是社会文明、民主程度提高的理性要求，有利于提高破产案件审判的透明度，有利于增强破产案件裁判的公信力。

债务纠纷合同篇（2）

应收账款债权凭证（合同）流转，系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基于债权流转的新一代电子支付服务体系研发及应用示范项目”，是化解政府及企业债务，减少诉讼的有效途径。该项目由科技部立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指导，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及安徽海汇金融投资集团产学研联合创新。实践中，主要由地方政府组建市或县区级的国有独资应收账款债权管理公司，协同银行、保险等专业机构，将企业静态的应收、应付账款，通过科技和增信方式，转换为应收账款债权凭证（合同）记载的集融资、融货、流转、交易和抵付等多功能为一体的动态可流转应收账款。

与保理相比，应收账款债权凭证（合同）流转重在做实初始债权债务关系；与质押贷款相比，更加注重流转功能；与清理“三角债”相比，完全市场化运作，没有行政性质的强制清理，不需要初始资金注入，不放大风险；与政府融资相比，直接盘活企业应收账款，将更多资金注入实体经济，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政府债务集中兑付压力，最终实现逐步化解。目前，津皖浙晋已分别组建了天津渤龙、浙江余姚等8家国资应收账款债权管理公司，42家中外资银行参与，业务规模300多亿元，未发生一例风险，有效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形成了完整的业务网络和风险控制体系，受到商务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部委重视和支持。中国人民银行指出，这种模式对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化解三角债、降低流通成本、化解地方政府债务、推动信用体系建设将起到积极作用，支持扩大范围。

债务纠纷合同篇（3）

《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在体例编排上将民事案件案由分为四大部、五十四类及三百种具体案由。原无大碍，但新法的颁行已经导致体例失准，故需调整。在保留原有大类外，增加公司类和其他类两大部份，由此形成的大类为六大部分：即合同纠纷类案由、公司纠纷类案由、侵权（权属）纠纷类案由、婚姻家庭及继承纠纷类案由、适用特别程序类案由、其他类案件案由。之所以将公司类案件案由和其他类案件案由独立出来，是因为：第一，公司类案由因公司法有专门规定，且案由复杂而独特，因而独立成类有利于人民法院对此大类案件的规范操作和审判管理。第二，设其他纠纷类，是考虑有些案件比较特殊，在前五大类中均不便包容和归类，而以其他类作为兜底类进行案由归类，同样具有独立成类之价值。至于体例调整后的具体案由种类，应当越细越好，因为越细即越明确具体而具备可操作性。

二、《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中需要修改的案由

1、“撤销权纠纷”类的三种撤销案由（放弃到期债权、无偿转让财产和低价转让财产），由于所针对的主体均为债务人这一特定主体，故案由中无须标明“债务人”三字。如此，三个案由可由15个字缩为10个字，比如“撤销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行为纠纷”缩成“撤销放弃到期债权纠纷”即可。

2、“买卖合同纠纷”类案由中的具体案由共6个，其中第④的“招投标买卖纠纷”和第⑤的“拍卖纠纷”不应归于具体细类案由，而应居于中等类案由用一、二、三等大写数字表示。理由在于：第一，招投标及拍卖纠纷案件情况十分复杂，且纠纷日渐增多，应当在案由规定中突出其案件地位；第二，此二类案件中各自包容着不少细类具体案由，比如拍卖案件中的低于保留价拍卖纠纷、拍卖应价纠纷、拍卖佣金纠纷、恶意串通拍卖纠纷等，招投标案件中则更多，因此，此两类案件可以独立成“类”，而不宜独立成“目”。

3、“企业法人破产还债案”（原案由281种）系作为具体案由（对非国有企业）加以规定的。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2006年8月27日修改并于2007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已以全新的面目出现，新增了诸如破产重整、破产和解、破产管理人、金融债权保护等一系列重要内容，而且明确规定“其他法律规定的企业法人以外的组织的清算，属于破产清算的，参照适用本法规定的程序，”表明人民法院今后所受理的破产案件不仅仅只限于“非国有”企业法人破产案件，因此，应将第“281”修改为大写的“类”案之中，才能适应法院破产审判的形势发展需要。

三、《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中需要新增的案由

1、应当新增“集资建房合同纠纷”案由。目前，全国各地因集资建房发生的纠纷诉诸法院的比较多，但原民事案由规定中都没有此种案由，不少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按“集资建房合同纠纷”确定案由立案后，微机上输不进去，只好采取两种办法，即在立案登记表（卡）上表明“集资建房合同纠纷”，而在微机上另输为其他案由。而且，“集资建房合同纠纷”究竟归入哪一类案件案由也有争议，有人主张归入“房地产开发经营合同纠纷（原案由第一部份第五类）”之中，有人认为集资建房案件不属于房地产开发纠纷的类型，应归入房屋买卖纠纷类。我们把握不准，修改案由规定时可以倾听有关专家的意见和看法。

2、应当新增“债务纠纷”案由。在最高法院民事案由规定出台之前，各级法院广泛使用“债务纠纷”案由，后由于民事案由规定中没有“债务纠纷”案由，各级法院只好按合同类纠纷去套，但总觉不够妥贴。比如，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双方在工程完工后进行结算，对部份工程款一时尚未结清的出具欠条，到约定给付期限届满后仍未给付而提讼的，在过去法院一般以“债务纠纷”立案，但按民事案由规定则只能按“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纠纷”立案。而事实上，双方的合同关系已经终结，因合同所生之债的新的债权债务关系重新确立，案由立为“债务纠纷”应是妥当的。

3、应当新增“表见”纠纷案由。《民法通则》第66条和《合同法》第49条均规定了民事中的表见，但民事案由规定中却无此案由，而实际生活中因表见发生纠纷诉至法院的却不少见。因此，我们建议在民事类纠纷案件中增设“表见”案由。

4、应当在“保险合同纠纷”中细化增设若干具体案由。现行民事案由规定中涉及“保险合同纠纷”只规定了“财产保险”、“人身保险”、“再保险”、“保险代位求偿”四种案由，而按照《保险法》的规定，还有很多未包容其间，诸如保证保险、信用保险、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工程保险、农业保险等，即以“财产保险”论，亦可细化为家庭财产、企业财产、交通工具、货物运输等保险险种。由于保险纠纷越来越突出，确有细化之必要。

四、对民事案件案由修改的其他意见

第一，民事案件种类繁多，很多民事法律关系难以理清，因此确立案由种类时要注重现有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及社会发展变化的前瞻性。因此，规定案件的案由应贯彻最高法院汪治平提出的三大原则，即划分类别明确，反映争议确切、判断性质准确。这样更贴近争议之实质。

债务纠纷合同篇（4）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入化阶段以及迎接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挑战，为规范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增强作为市场主体的各类企业的竞争力，真正形成产权明析、权责明确、政企分开、讲究效率的现代企业制度，以集体、国有企业为主的企业改制正进入新一轮高潮。企业改制是对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造，改变以前所有制为标准的企业划分，依据公司法有关规定，对集体、国有企业采取由法人、其他经济组织或自然人投资入股或股份转让，将集体、国有企业改造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律行为。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案件是指企业在企业产权制度改造中发生的民商事纠纷和涉及被改制企业的债权、债务纠纷的案件。雨花法院民二庭在审理涉及集体、国有企业的民商事纠纷案件中，发现有大量案件纠纷的发生与企业改制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统计近年来我庭审理的案件，现抽取与企业改制相关案件143件加以比较分析，研究各类案件的成因、比重，并从审判实践出发探研司法对策。 一、 与企业改制有关案件的表现形式 1、 与企业改制有关的债权债务纠纷 此类案件所占比重最大，直接或间接的涉及到改制企 业的债权债务纠纷的有118件，占总调查案件数的82.5%，其中因为企业改制而直接导致企业债权分配、债务承担纠纷的约7件，占4.8%，由买卖、承揽、租赁等合同关系而形成债务债务关系，因企业改制而导致债权分配、债务承担不清，使所生之债难以得到及时清偿，而间接产生的债权债务纠纷有111件，占所统计案件的77.7%。 2、 企业公司制改造中发生的股权纠纷、出资纠纷 企业产权改造以形成《公司法》所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为企业改制的主要方向。国有大中型企业往往由一个国有企业单独出资，或几个国有企业共同出资形成国有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这类改制由于是国家出资，有的由主管部门的统一安排，因此纠纷较少，即使产生纠纷也由主管部门协调，通过诉讼解决的很少，在案件审理中还未遇到。国有中小企业在改制中，个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参与形成共同出资的情况因涉及不同利益群体产生纠纷的机会较大，主要表现在出资比例、资产分配等方面，在统计案件中有3件，占2.1%。 3、 公司分立中产生纠纷 公司分立是将现有的公司分为二个或二个以上具有独立法人的实体，依形式不同可分为新设分立和派生分立。由于公司分立涉及到对原来公司资产、债权、债务的处理，这会产生两方面的纠纷：一方面，由于公司分立协议的不明确而引起分立公司之间的纠纷；另一方面，也是引起现在社会广泛关注的企业不良（或优良）资产剥离问题。企业为逃避债务通过公司分立将企业的不良（或优良）资产剥离出去，以不良资产承担公司的债务，这大大侵害了债权人的利益。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一些地方政府为保护地方利益甚至鼓励这种行为，使得不少亏损企业采用这种方法脱壳逃债，以改制为名行逃债之实。在统计案件中，2件案件就属于此种典型的案件，占1.4%。 4、 集体、国有企业出让中产生的纠纷 大力发展私营经济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手段。因此将集体、国有中小型企业出让给私人经营也是现在企业改制的一次重要形式。但在出让中，因操作的不规范导致各种问题的产生。首先，资产低估。企业资产作为一个整体应包括动产、不动产、有形资产、无形资产乃至企业中有特殊技能的技术人员也是企业的财富，但在出让中存在有形资产低估、无形资产不估、出让程序不合法等情况，损害了国家、集体和债务人的利益。例如，XX年西善桥某企业在改制时，主管部门组织内定人员参与拍卖，最终竞标成功，其他竞标方以程序不合法要求法院撤销此次拍卖就属此种情况；其次，在终结原企业的出让中未履行诸如公告通知债权人、注销工商登记等手续，存在着企业实体消灭而身份却未消灭的情况；再次，在保留原企业的出让中，对原企业的债权债务约定不明确，出让人与受让人对债权人相互推诿，逃避履行。此类情况在统计案件中有13件，占9.1%。 5、企业股份制改造中的纠纷 股份合作组织制度是将股份制引入全民所有制，以股份的形式融合不同所有制以及各种生产要素，按照“资金共筹、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积累共有”的原则，发展股份合作制。然而这毕竟是在企业以所有制为划分标准转向以组织形式为划分标准的过渡阶段所产生的改制方式。将两种标准进行融合从某种程度而言与其说是为了改制的需要，还不如说是为了迎合政治理论的要求。从实践中看这种改制方式对企业增效有限还极易产生纠纷。如XX年铁心桥某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改制，企业资产由该企业职工持股，持股职工又将所持股份与第三方进行联营，企业资产所属不清，发生纠纷后难以追偿。虽然我院处理的案件中仅有5件，占3.5%，但处理案件过程中，从各个乡镇、街道的了解发现这种改制模式并不成功。 6、债权转股权中产生的纠纷 债转股是我国在借签外国企业破产整顿运作的成功经验基础上而发展起来的企业改制方式。目前主要存在于国有银行的资产管理公司清理银行债务中所使用。债权转股权可以使负债企业减轻沉重的债务包袱，有利于企业轻装上阵发展生产，对债权人来说，成为股东可以有效地监督企业的生产经营，促进负债企业提高效益，使无望收回的债权转为具有收益性的股权，使“死钱”变成“活钱”，从理论上说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改制方式。但在债转股改制中，由于负债企业急于减轻债务，往往采用欺诈手段骗取债权人信任，损害债权人利益。在统计中有2件就属此种情况，占1.4%。 二、 企业改制中诸种纠纷的成因 企业改制是我国企业提高实力，迎接国际竞争大潮的必由之路，对于改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我们不能回避，视而不见，要以“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去分析问题，目前产生改制纠纷的主要原因是： 1、 改制不规范 虽然就企业改制全国并无统一的法律法规，但仍有《民 法通则》、《合同法》、《公司法》、《民事诉讼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等基本法规可以遵照。但在改制中，企业乃至主管改制的部门不依法改制，侵害国家、集体、债权人利益的情况却屡见不鲜。如被改制企业在清理中不通知债权人低价出让国家、集体资产，被清理的企业不依法进行注销登记等。 2、对行政部门领导改制缺乏有效监督 作为集体、国有企业主要由上级主管部门主持改制，领导“一言堂”拍板决定的情形较多。虽然各级部门都有改制办，但未能形成有效的决策集体。改制中缺乏专业人士如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及资深律师的参与。地方改制有跟风倾向，你改、我改、大家改，不管是否符合条件改制效果怎样，只要行政部门决定改制一律都要改。改制步伐的快慢、改制企业的多少往往成为行政机关的政绩，真正对企业效益提高多少却关心甚少。 3、法律、法规的不完善 前已述及，对于改制仍只有几部基本法规，没有针对 改制制定出一部统一的、有效的法律规范，这也是造成目前改制比较混乱纠纷频出的重要原因。我们也应当承认，目前企业改制仍处在试验阶段，从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到公司制，改制的模式仍未定型。现在虽然大力倡导公司制的改制方式，但由于《公司法》本身的不完善，有些条文缺乏可操作性，使得改制之途更是困难重重。例如，目前各公司中普遍存在着监事会监督不力，股东会无权状态，就是《公司法》对监事会、股东会权利保障不利而造成。 4、司法特别是法院对改制的规制不力 司法权对纠纷具有最终裁决权。但目前我国司法存在不够独立依赖于行政的倾向，导致司法机构对企业改制规制不力。法律调整分为事前调整和事后调整。所谓事前调整是已颁布的法律指导人们的行为，事后调整是对违法行为的惩治和对合法行为的确认和保护。对违法行为的惩治不力会使人们对法律遵从心理大大下降，乃至会无视法律的存在而为所欲为。司法依附于行政，使司法机构对以行政部门为主导的企业改制产生的纠纷不能进行有效的审理，有些法院要么不立案受理，要么立案受理后不能依法正确审理，加剧了企业改制的混乱局面。 三、 对策 1、 实事求是，深入研究 要以一种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态度对待企业改制。我们在统计案件中查阅了卷宗，也翻看了改制资料，发现其中有些改制材料过于简单。企业作为一个经济组织是一个复杂的整体，草草的几页纸就改制完毕，显然是不能制定出完善改制方案措施的，我们也遇到过制定很详细的改制企业，企业也诉讼到法院，但由于方案细致，权责明确，案件审理很顺利，原、被告双方也服判。在经济转型期企业改制是一个很系统的工程，不能跟风而上盲目改制，不能搞数目要改多少多少企业，不能搞比率要改百分之多少多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只有很好地掌握改制的规律，才能做好这项工作。 2、 依法律法规进行改制 虽然关于企业改制并无统一的法律法规，但现行法律 仍有很多基本原则可以依据。《民法通则》就确立了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被誉为民法的帝王原则，它要求平等主体在交易时要诚实不欺，讲究信用，不能通过损害他人的利益方式而谋取私人之得。改制中遵守诚信原则就要保护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保护企业以及与企业有关联的债权人、企业职工的利益，追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化。不能为了其中一方的利益的满足而侵害他方利益，所颁布《合同法》也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合同法》通过规定合同无效可撤销的情形而保障受害方的利益。在企业公司制改制中，现行的《公司法》又成为改制中依据的主要法律之一。严格依照《公司法》规定的组织形式和设立程序建立公司，是规范改制的重要保障。我们也应认识到缺乏统一的法律规范，造成了目前改制的混乱，因此应当在不断总结改制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制订有关改制的专门法律法规以适应需要。 3、 加强政府各部门间协调与监督 企业改制不单单是企业自身的事情，还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企业的登记、变更、注销涉及到工商部门、债转股牵扯到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其它还有会计、审计、评估、劳动用工等等。各部门间能否相互协调分工，能否进行有效的监督，对改制的成功有着重要的影响。在统计的案件中，我们发现有很多纠纷的产生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于有些政府部门没有有效地屡行其职能。例如，有些企业进行注销时并未清理完毕债务，也未通知债权人，依法不能注销，但却也取得了工商部门的注销登记。 4、 司法机关应以更为积极的态度参与到改制中 作为司法机关特别是法院乃是平庭狱讼，解决纠纷之 所，对于民事纠纷素有不告不理之原则。但作为法院对现有案件的处理，也应对人们的行为起到指导作用。由于立法的滞后，在法律依据不足的情况下，应从“三个有利于”出发保护债权人、企业股东及相关当事人合法权益。最高院副院长李国光在XX年10月28日最高法院《在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出关于改制后原企业遗留或者遗漏债务的承担的问题，法院审理此类案件应坚持三个原则即法制原则、法人制度原则、债随企业资产转移的原则。江苏省高院对此类诉讼提出了五项原则即诚实信用原则、法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原则、过错原则、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公平原则。笔者认为当前企业改制纠纷的处理涉及程序、实体两方面。 （1）、程序方面 改制企业诉讼如何确立诉讼当事人，一直干扰了人民法院审判。前面我们分析了改制成因及对策，当涉及个案错综复杂，如集体企业改制买断后，产权无法变更，工商登记无法变更，原企业仍存在，债权人应向谁主张权利？改制中企业资产漏评，原企业已不复存在，原主管部门是否能提起诉讼主张债的请求权？集体企业自行组织改制以无资质拍卖人员变卖的，出让人是否有权以出让程序不合法要求行使撤销权？企业改制职工成为股份合作者又与其他公司联营形成新的法人，债权人如何向其主张权利等等。 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确立当事人及诉讼参加人时，应坚持合同相对人的原则，对合同违约之诉以合同相对人确立当事人，对债权之诉以所有权人，债权人及因果关系确立诉讼当事人。 （2）、实体方面 上面列举的程序方面的有关问题与实体处理密切相关，司法实践中应遵从省高院的“五个原则”处理，如个人购买之后，企业按个体式私营经营，原企业工商登记未变更的，对双方关于企业原有债权、债务承担的约定，债权人明示同意的，应按约定确定债务承担者，债权人不同意的应按“债随资产走的原则”处理，对于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租股结合、出售时遗漏债务处理及企业兼并分立等债务负担，因情况各异不再一一分析，在审判实践中，应坚持“情理、国法、人情”三原则，将司法审判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起来，对企业转让合同效力的认定与处理应遵从合同法、民法则相关规定，严格把握，如无法定无效事由，应当确定合同有效，对效力待定的合同，附条件期限合同等应允许当事人提起撤销权、解除权。 企业改制条件的审理是深化改革中，司法所面临的新问题，情况复杂，数量众多，只有不断地在实践中摸索、总结，才能更好地在此类案件审理中实现司法公正效率。

债务纠纷合同篇（5）

【关键词】虚拟财产；性质；债权保护

引言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迅猛，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互联网络逐渐普及，特别是近年来网络游戏的兴起，使得游戏的虚拟物品交易发展成一个全新的经济体系，并冲击着现有的法令、经济和人们的认知。据统计，我国经常玩网络游戏的用户有800万，偶尔上网玩游戏的用户有2300万，而根据上海第九城市游戏公司的报告目前风靡全球的网络游戏《魔兽世界》在中国大陆的同时在线人数突破了100万。 网络游戏产业高速发展的同时，网络游戏所引发的一些法律和社会问题也相继出现。涉及网络虚拟财产的纠纷也在以几何级数增长。这一系列的虚拟财产纠纷案件都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网络虚拟财产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吗?所谓的网络虚拟财产是否属于财产?如果属于财产，属于什么性质的财产?怎样用法律对网络虚拟财产进行保护?

1、网络虚拟财产概述

网络虚拟财产，是指存在于网络游戏中的、网络游戏玩家通过玩游戏获得的、保存在游戏运营商的服务器中的由游戏人随时调用、创建或者加入游戏中的数据资料，其表现形式包括虚拟人、虚拟金钱、虚拟装备及其它虚拟物品。通俗的讲就是指网络游戏玩家通过练级、购买点卡、买卖装备等手段获得的游戏账号、"装备"、"宠物"及在游戏中积累的"分值"、"点值"、"等级"等"财产"。虚拟财产的形态是成千上万的，不一而足。 网络虚拟财产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与现实财产以及网络游戏中的其他虚拟物品相比，虽然与传统财产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但其又有非实体性、价值性、现实性、合法性以及期限性等等鲜明的特征。

2、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研究

虚拟财产是一种财产，在实务中，已经有不少判例支持了虚拟财产为财产的说法，虚拟财产具有财产属性的观点也获得了大部分学者的赞同，但将其归类为哪一种性质的财产却众说纷纭，目前主要有物权说、知识产权说和债权说三种代表意见。在这三种观念中我认为认定虚拟财产应为一种债权属性的财产，理由如下：

2.1 虚拟财产是玩家要求游戏开发商提供相应服务的债权凭证

网络游戏产业属于娱乐行业，其目的既非出卖虚拟财产也非出卖游戏本身，而是向玩家提供网络游戏娱乐消费服务，从中收取服务费用，获取利润。游戏供应商通过广告、发放公测游戏帐号等宣传方式向市场推广自己的网络游戏，吸引玩家注册消费。玩家购买游戏软件，下载客户端，注册ID，从而与游戏供应商建立服务合同关系。"按照服务合同，服务提供者的义务是为对方提供服务，其权利是要求对方为此支付代价即服务费；服务接受者的义务是向对方支付服务费，其权利是要求对方提供服务"。 由此，玩家通过支付对价取得接受服务的债权，并享有对服务商提供相对等服务的请求权；而服务商则有按约定提供服务，有序管理及保障服务质量等义务，同时他们的权利义务约定不涉及合同外的不特定多数人。由此可以看出，虚拟财产是一种固化了的权利凭证，代表着持有人向运营商请求相应等级服务的权利，这种权利紧紧依附于虚拟物品上，权利人唯有凭借虚拟物品才能行使权利。

2.2 从法理上分析虚拟财产的债权属性

从法理上看，虚拟财产权也具有债权属性。关于债权的定义，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84条的规定，"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债权人的权利就是债权。"而按照学者史尚宽的观点，债权是"以对于特定之人，请求特定之行为(作为或不作为)为内容之权利" 。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认定某种权利是否为债权的关键在于确认权利人与义务人之间是否具有债权债务关系。玩家获得虚拟财产是为了从游戏中获得乐趣，享受到虚拟财产所代表的服务，而这恰恰是需要运营商提供相应服务的行为。 综上，虚拟财产是一种固化了的权利凭证，玩家具有这个凭证之后就获得了要求运营商提供相应等级服务的权利--虚拟财产权，虚拟财产权具有债权属性，其权利的相对人只能是特定游戏的运营商，权利的客体是运营商提提供服务的行为。

3、侵害虚拟财产权利的表现形式及民事救济

3.1虚拟财产纠纷的表现形式

从现实的案例来看，因虚拟财产而引发的或者说与虚拟财产有关的纠纷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形：

(1)因虚拟财产被盗窃而引发的纠纷。

(2)因为利益的驱使也滋生了大量的网络欺诈行为，体现为一方支付价款，而对方不履行移交虚拟物品的义务，或者履行了移交虚拟财产的义务，但是与对方支付的价款不相符等。

(3)因运营商停止运营而引发的纠纷。网络游戏运营商停止游戏运营的原因很多，多数是因为经营不善而终止运营，也有恶意终止运营的情况。不管哪种情况都会使得玩家的虚拟财产失去存在的依据和价值。

(4)丢失游戏数据引发的虚拟财产方面的纠纷。游戏中也存在着游戏数据丢失的情形。这种数据的丢失可以表现为虚拟物品属性的更改进而影响到虚拟物品的价值，也可表现为虚拟物品的丢失使得玩家的虚拟财产化为乌有等。这些都可能引发玩家和运营商之间的纠纷。

(5)因玩家使用外挂等非法程序而被封号引起的玩家与运营商之间的纠纷。

(6)因网络游戏虚拟财产的贬值导致的玩家利益的损害。

3.2侵害虚拟财产权的救济方式

在虚拟财产纠纷案件中赔偿损失是违约救济的主要方式，而赔偿损失又可采取恢复原状和金钱赔偿两种手段。比较这两种方式，笔者认为在侵害虚拟财产的救济上应采用恢复原状为比较合适。即尽量通过技术方法赔偿玩家的损失，例如技术回档。在司法实践中也是多采用恢复原状的救济方式，玩家更看重对自己网络虚拟财产的恢复，这也是他们提讼的主要目的。

4、对虚拟财产保护的几点思考

4.1前债权保 护的缺陷

如前文所说，虚拟财产权是一种债权，有关虚拟财产的纠纷某种程度都可以采取合同方式解决，但债权保护虚拟财产也有其难以克服的局限性。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制定网络服务方面的专门规范, 对于虚拟财产案件纠纷的处理都是依据现有的法律，并未像韩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进行专项立法，因此在处理虚拟财产纠纷时法院参照适用的往往就是《民法通则》、《合同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些现有的法律法规虽然为案件公平合理的审判提供了相应的法律基础，但在处理网络纠纷这一新生事物时，仅有这些原则性的法律法规还是不够的。尽管目前立法保护网络虚拟财产无论是在技术层面上，还是在可行性上，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尽快制定出相应的法律法规切实保护广大网民的虚拟财产权和相关权益已经迫在眉睫。

4.2从司法层面上讲对虚拟财产保护所涉及和要解决的问题

(1)玩家与运营商之间的纠纷。

此类纠纷主要包括，运营商对玩家ID所有财产删除产生的纠纷与运营商的安全责任纠纷。对前者的处理笔者认为既然虚拟财产权是种债权，如果运营商对玩家的虚拟财产属无故删除，当然有责任为玩家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若玩家虚拟财物是玩家非法手段获得如盗窃，使用违规外挂程序等，运营商当然是可以依据服务合同予以删除的；对后者而言主要涉及虚拟财产丢失安全责任的承担问题。

(2)玩家与玩家之间的纠纷。

这类纠纷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玩家之间进行虚拟财产的交易直接引发的纠纷。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与普通的合同纠纷没有本质的区别，独特之处只是交易的标的物不同于现实中的财产而已。因此，只要是双方当事人有真实的意思表示，即可以合同法来调整。第二种情况是有的玩家利用黑客软件侵入别人的账户内如使用木马程序等，盗取别人的虚拟财产。在前文的论证中，我们认为虚拟财产是作为一种债权的凭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可依民法上的侵权关系来处理。

4.3网络玩家与网络运营商之间权利义务的设定

通过现实中发生的关于虚拟财产纠纷的一系列案件，我们不难看出，运营商和网民或玩家的权利与义务的不明确是以合同之债为解决方法的一个重点。正是由于这个原由，导致了发生纠纷后难以确定何方责任，也就无法完成纠纷的处理。因此对于双方权利、义务的确定是提升对虚拟财产债权保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债权保护的法律建构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设定网民与运营商权利义务的同时，也应该多渠道、多种方式加强对网络虚拟财产的监管。

参考文献:

[1] 于志刚：《虚拟空间中的刑法保护理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__年版.

[2] 王利明：《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__年版.

[3] 王泽鉴：《民法物权所有权》，台湾正中出版社，1992年版.

[4] 梁慧星：《为中国民法典而斗争》，法律出版社，20__年版.

[5] 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__年版.

[6] 刘德良：《论虚拟物品财产权》， 内蒙古社会科学出版社,20__年版.

债务纠纷合同篇（6）

借款合同纠纷按照法律关系的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银行与企业、个人之间的纠纷；企业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民间借贷纠纷。 按照法律关系的不同特点可以分为一般借款合同纠纷和委托借款合同纠纷。司法实践中比较多的借款合同纠纷是银行和企业之间的一般借款合同纠纷。

实践中，借款合同纠纷诉讼发生的主要原因有：

借款人不按照借款合同的规定归还贷款本金和利息，包括借款人不按合同的约定数额和日期归还借款本金和利息。

借款人不按借款合同的约定使用借款，因挪用借款产生的贷款人追究借款人的法律责任。

借款人不按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如借款人不按合同约定履行通知义务、擅自处置抵押资产、进行企业改制而未经贷款人同意致使债权受到威胁等。

（二）借款合同纠纷的主要争议焦点

如上文所述，借款合同纠纷多数法律关系明晰，双方当事人争议不大，但部分借款合同纠纷也有一些争议，司法实践中借款合同纠纷的争议主要集中在诉讼时效方面。

所谓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于一定期间内不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即丧失该权利，人民法院对其民事权利不再予以保护的法律制度。诉讼时效制度是民法中的一项基本制度，它可以促使权利人行使权利，方便法院及时、正确地解决各种民事纠纷，促进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

诉讼时效问题本身并不复杂，但由于诉讼时效届满后，银行贷款变成了自然债，借款人的还款义务取得法院强制执行的豁免，银行贷款丧失了法律保护，而且银行相关信贷人员可能为此受到内部处罚，因此在借款合同诉讼中诉讼时效便成为一个经常争议的问题。关于诉讼时效的争议，主要是围绕诉讼时效是围绕借款诉讼时效是否届满而展开，而诉讼时效是否届满由于诉讼时效中断问题密切相关。

诉讼时效的中断是指在诉讼时效进行中，因发生某种法定事由，致使已经经过的诉讼时效期间全归无效，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的制度。根据《民法通则》第140条的规定，可以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有以下三种：（1）提起诉讼，指权利人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提出请求，申请给予法律上的保护。信贷业务实践中，借款期限届满后，借款人没有足额偿还贷款本息时，银行通常会通过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来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而较少使用仲裁这种方式；（2）当事人一方提出请求，即权利人向对方主张权利、提出履行义务的要求。信贷业务实践中，借款期限届满后，借款人未足额偿还借款本息时，银行通常会向借款人发出贷款本息催收通知书，此种行为即属于主张权利性质的行为，从银行发出贷款本息催收通知书之日起，诉讼时效中断；此外，银行从借款人账户扣收贷款的行为，亦属于主张权利的行为。不论扣收多少金额，均从扣收之日起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3）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信贷业务实践中，借款期限届满后，借款人未足额偿还借款本息的情况下，借款人向银行提交还款计划的行为即属于此种性质，从借款人向银行提交还款计划之日起，诉讼时效中断。

上述三种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存在较多争议的是第二种方式，即主张权利。诉讼时效因主张权利而中断，但如何取得、保留主张权利的证据则是实践中的一个十分困惑的问题，争议便由此而产生。由于目前我国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期限过短，法律对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过于粗疏，银行在实践中可以用来保全诉讼时效的手段十分有限，制约了商业银行保全诉讼时效工作的开展。在信贷业务实践中，借款期限届满，借款人没有按期偿还借款时，贷款人即银行为了确保不致因诉讼时效的届满而丧失胜诉权，常通过对借款人和担保人进行催收的方式向借款人和担保人主张权利，即银行向借款人和担保人发出催收通知单，借款人和担保人签收后交给银行作为银行主张权利的证据。但是，在实践中经常会遇到借款人或担保人为逃废银行债权而拒绝签收的情形。在此情况下，有的银行便通过挂号信或特快专递的形式向借款人或担保人寄发催收通知单，将邮局出具的有关收据作为银行催收的证据；有的银行则采取向借款人拍发电报的方式催收；有的银行则采取在报纸上催收公告的方式进行催收。上述方式的证据效力在司法实践中有争议，在诉讼中银行和企业双方争议也较大。

（三）银行在借款合同纠纷诉讼中的风险控制

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存在着机械的严格规则主义倾向，部分基层法院甚至以企业签收银行的贷款本息催收通知书为银行主张权利、中止诉讼时效的唯一依据，在诉讼时效的认定上有放纵企业逃废债行为的倾向。对上述司法倾向银行在借款合同诉讼中应予以高度重视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应对。在起诉前和诉讼过程中，银行应积极收集合同履行和债权确认证明材料：履约通知书、还款协议等。其中贷款催收通知书尤其重要。贷款催收通知书是银行制作的对逾期贷款进行提示、催促，要求借款人、担保人及时履行还款义务的书面的意思表示，是银行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此外，在借款合同履行过程中，当事人之间总会对借款人偿还借款等事项发生函件、通知往来，有时双方对还款等事项意思表示一致后达成协议。这些履约过程中的函件、通知、还款协议是合同履行的重要法律文件，具有证明双方义务履行的重要作用，可以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上述文件银行在诉讼中要注意收集并运用。

二、担保合同纠纷及风险控制

（一）担保合同纠纷的主要类型：

与商业银行有关的担保合同纠纷主要包括保证合同纠纷、抵押合同纠纷、质押合同纠纷三种类型。

（二）担保合同纠纷的主要争议焦点

1、担保法的适用

我国担保立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尤其是近几年，担保法律制度的变化十分显著，因此不少担保合同纠纷跨越时间比较长，在处理担保问题时首先会面临担保的法律适用的争议问题。

2、担保合同的效力

担保合同的效力争议常常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

（1）担保合同及主合同的关系与担保合同的效力

担保合同是一种从合同。它以主合同的存在和生效为存在的前提，主合同不成立，从合同就不能有效成立；主合同转让，从合同即不能单独存在；主合同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从合同也将失去法律效力；主合同终止，从合同亦随之终止。

《担保法》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基于这一规定，担保合同当事人双方可以对担保合同的效力与主合同效力之间的关系另行约定。”另有约定“究竟是对什么另有约定？诉讼实践中，上述问题存在争议。有人认为，该约定是否定主合同与担保合同之间从属关系的约定，即确认主合同的效力与担保合同的效力不具有从属关系，两合同的效力互不受影响，只要担保合同有效成立，即具有法律效力。但是，若仅作此理解，则”另有约定“的概念过于宽广，似乎主合同与担保合同是互不影响的两个合同，两合同之间存在的内在关联性得不到体现。因此，又有人从限制性解释的角度出发，主张此处”另有约定“应理解为当事人约定担保人对无效合同的后果负担保责任，即对债务人因主合同无效而应产生的责任承担担保责任的约定。这一理解，弥补了文义解释说对主合同与担保合同内在关联性的忽略。

综合考虑以上两种解释，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一款中“另有约定”的真实意思应是，双方可以通过约定否定主合同与担保合同之间单纯的从属关系，并且同时约定担保人对债务人因主合同无效而应承担的责任承担担保责任。担保人对主合同债权的担保与对债务人因主合同无效而应承担的责任的担保是两种不同的责任，前者是对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担保，后者是对主合同无效时债务人承担责任的担保。在主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前者因担保合同的无效而无效；后者由于明确了是对债务人因主合同无效而应承担的责任进行担保，故担保合同仍然有效，担保人仍须承担相应的责任。换言之，在主合同无效的情况下，主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转变为围绕对主合同无效应负的责任展开，此时若存在债务人应履行的债务，则应为债务人因主合同无效而应承担的责任。因此，对主合同与担保合同之间的效力关系“另有约定”，只能是担保人与债权人就是否对债务人因主合同无效而产生的责任承担担保责任进行约定。也只有在这种约定的情况下，担保合同的效力才具有独立性，可以不因主合同的无效而无效。因为，此时的担保合同所针对的恰恰是主合同无效后的担保责任，对其法律效力的认定自然不受主合同无效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简单地规定担保合同具有独立性，但未明确在主合同无效的情况下，担保人对债务人因主合同无效而产生的责任承担担保责任，则在我国现有担保法律下，应当认定为无效。因为在通常情况下（除非上述提到的明确约定才使得担保合同具有独立性），担保合同是一种从合同，它以主合同的存在和生效为前提，主合同不成立，从合同就不能有效成立。

（2）特定担保合同的特殊要件

不同的担保合同有不同的生效条件。生效条件是否成就关系到担保合同的效力。因此，诉讼实践中，常常围绕特定担保合同是否符合特殊要件发生争议。

在我国，按照担保物的不同，担保合同的生效要件有所不同：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特定财物必须登记，否则担保合同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法律规定自愿登记的财物，虽然不登记不会影响担保合同的效力，但是却不能对抗第三人。我国《担保法》对以特定物进行担保的形式要件进行了规定，要求必须履行向法定部门登记的手续，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

此外，如果贷款合同发生变更，未重新办理抵押登记，导致抵押担保无效。根据《担保法》，房地产抵押必须登记。每一抵押登记都是针对特定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使债权人、债务人不变，如果债的内容不同，前债的担保不能替代后债的担保，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在贷款抵押担保中，如果贷款合同发生变更，则须重新办理抵押登记，否则抵押合同不生效，银行债权得不到保障。

3、无效担保的法律责任

信贷纠纷诉讼实践中，常会碰到担保合同无效的情形，在此情况下，担保人不承担担保责任，但并非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担保人过错责任的有无和大小应如何认定？诉讼实践中较多争议，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司法混乱。

4、保证合同的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

保证合同的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对于保证责任的承担具有重要的影响，商业银行保证合同纠纷中，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是一个经常引发争议的问题。

保证期间是确定保证人保证责任的期间。一旦保证人的保证责任被确定，保证期间即失去意义，无存在之必要。因为这时起作用的就是保证合同诉讼时效了。所谓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是指在保证人的保证责任被确定的前提下，债权人诉请保证人清偿保证债务的法定期间。所以，保证期间不是诉讼时效，其性质接近除斥期间。

诉讼时效是权利人持续不行使民事权利而于期间届满时丧失请求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的制度。据此，诉讼时效届满时，权利人丧失的是胜诉权而非实体权。除斥期间与此不同，它又称为预定期间、失权期间，是指法律预定某种权利于存续期间届满时当然消灭的期间。

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期间存在相同点：①适用对象都是请求权。保证期间是债权人行使保证债权的期间，保证债权当然是请求权。②都是可变期间，诉讼时效和保证期间均可以中断。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期间不同之处： ①保证期间首先是约定期间，无约定时才适用法定期间，诉讼时效期间为强制性法定期间，当事人对此不能进行约定。保证期间的法定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后的六个月，与民法通则所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不同。②保证期间是请求权消灭期间，期间届满，债权人请求保证人承担责任的实体权利消灭，而诉讼时效期间是权利人胜诉权消灭期间，期间届满，权利人的实体权利并不消灭。因此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期间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期间。

认清了保证期间的性质，对于保证期间和诉讼时效的承接就很好理解。由于保证期间属于除斥期间，期间经过消灭的是实体权，因此，只要在保证期间内行了该权利，即确定了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也就失去意义，无存在之必要，此时起作用的就是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不是同时存在的，而是有着先后顺序，保证期间结束后，才会产生诉讼时效。根据《担保法》及《解释》的有关规定，两者的承接可以作以下简单归类。

（1）一般保证。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开始计算，有约定的在约定保证期间内（但不得超过主债务诉讼时效）；无约定的在六个月内；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在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主合同债权人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保证期间结束，债权人即取得了行使保证权的实体权利，从判决或者仲裁裁决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如果保证人不能自动履行保证责任，则债权人有权在法定诉讼时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以保障自己的胜诉权。

（2）连带责任保证。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开始计算，有约定的在约定保证期间内；无约定的在六个月内，主合同债权人只要向保证人主张了权利，保证期间结束，债权人取得行使保证权的实体权，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关于诉讼时效期间时间的长短及中断、中止等，适用《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

（三）银行在担保法律纠纷诉讼中的风险控制

1、恰当选择担保问题适用的法律

担保问题适用法律的选择直接影响纠纷的处理结果。银行在诉讼中应注意正确选择法律。

根据法无追溯力的原则，担保行为，原则适用担保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司法解释。

担保行为发生在《担保法》施行以前的，不适用《担保法》。原则适用担保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司法解释。保证行为发生在1994年4月 15日以后至1995年10月1日期间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若干问题的规定》。在在1994年4月15日以前发生的保证行为，参照上述司法解释。上述司法解释与《担保法》中有关保证的规定差别较大。

担保行为发生在1995年10月1日《担保法》施行以后的，除在200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公布施行前已经终审，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不适用该解释外，适用《担保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2、积极主张担保无效时的银行权利

在担保纠纷诉讼中，担保无效时，银行应根据担保人担保合同（条款）缔约过程中有无主观过错及主观过错的程度的大小，并结合具体的案情积极分别主张权利：

如果债权人与债务人恶意串通，损害担保人的利益，使担保人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署担保合同或附有担保条款的主合同，则担保人主观上没有过错。因为担保人的缔约行为是在受骗和违背其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对债权人与债务人的恶意串通行为既不明知也不属应当知道，所以，不应承担民事责任。

如果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的违法性和无效性具有明知的过错， 而担保人对担保合同或附有担保条款的主合同的违法性和无效性属于应当知道但由于疏忽大意而不知道的过错， 则担保人的过错责任显然要轻于债权人和债务人的过错责任，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应小于主合同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

如果担保人对主合同的违法性和无效性具有同债权人与债务人相同程度的主观过错，如均为明知的过错或应当知道而没能知道，则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主合同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

如果担保人明知债务人以欺诈手段与债权人签订合同而仍然担当担保人，且债权人亦有过错的，则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主合同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

如果担保人与债务人恶意串通导致主合同无效并造成主合同债权人经济损失的，则担保人应当与债务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债务人和担保人具有共同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合意，又有共同实施恶意串通的客观行为，所以，担保人应当对债务人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积极主张抵押未办登记时的银行权利

根据规定，不动产抵押以登记作为生效要件，但由于种种原因，不少银行存在一些未办登记的抵押。在此情况下，抵押人并非不承担任何责任，在担保纠纷诉讼中，银行可根据具体情况积极主张权利：

（1）法律规定登记生效的抵押合同签订后，抵押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拒绝办理抵押登记致使债权人受到损失的，抵押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办理抵押物登记手续时，因登记部门的原因致使其无法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人向债权银行交付权利凭证的，可以主张债权银行对该财产有优先受偿权。但是，未办理抵押物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3）以尚未办理权属证书的财产抵押的，在第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能够提供权利证书或者补办登记手续的，银行可以主张抵押有效。当事人未办理抵押物登记手续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债务纠纷合同篇（7）

当今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人际交往日益频繁，然而在社会信用缺失的情况下，借款纠纷层出不穷。由于诉讼成本高、效率低等缺点，民间讨债应运而生。但民间讨债仍处于“遮掩”状态，它的不规范性常常导致其游走在法律边缘，随时都可能触犯法律。国家应该通过对私力救济的合理控制，使其与公力救济相互依存、交错互补，逐步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一、民间讨债之定性

民间讨债即为：在老百姓中广泛适用的，不通过诉讼或公权力机关，而通过私人力量索要债务的行为。私人力量既包括债务人本人力量，也包括民间讨债人、讨债公司等力量。所谓的私力救济，是指当事人认定权利遭受侵害，在没有第三方以中立名义介入纠纷解决的情形下，不通过国家机关和法定程序，而依靠自身或私人力量，解决纠纷，实现权利。

民间讨债在众多公权力救济机制的夹缝中生存与发展，在正式的纠纷解决机制之外，基于朴素的道德及其正义感的指引下，自发形成了一种私力救济机制。

二、民间讨债之现状

（一）民间讨债屡禁不止

近年来，民间借贷盛行，由于诚信缺失，民间逃债、躲债、赖账频发。诉讼讨债成本高、效率低，使许多债权人望而却步，大部分债权人更愿意选择民间讨债方式来实现债权，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如今讨债公司大多被冠名为“商务调查”、“信贷管理”、“商务咨询”等名称。因为有些讨债公司借助威胁、恐吓、哄骗、敲诈等不正当手段，强行向债务人收取债款，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注意，出台了一系列禁令，民间讨债从而转入半地下的“遮掩”状态。

（二）民间讨债普遍存在的原因

民间讨债如此普遍，并不是偶然，而有其必然原因。相对于诉讼讨债，民间讨债有其显著的优点。笔者认为民间讨债相对于诉讼主要有以下几个优点：

1. 效率高。在市场经济发展异常迅速的当今社会，效率尤为重要。诉讼程序复杂，技术性强。况且，公力救济存在较多的不确定性因素，结果难以预测――是否胜诉、是否完全胜诉、判决金额多少，许多情形下不到最后一刻都难以见分晓。民间讨债具有灵活、重实效的特点。民间讨债的程序只需债权人找到职业讨债人，双方共同协商，最后由讨债人采取各种措施进行讨债活动，方便、快捷，免去不少麻烦。并且，由于民间讨债具有针对性，结果往往能迅速见效。即使没有效果，也会很快反馈给当事人，为其节约时间去寻求更有利的救济方式。

2. 成本低。与民间讨债相比，诉讼成本高昂，诉讼费、律师费、鉴定费等加起来就是一大笔费用。同时，国家也需要付出司法成本。不是所有的司法判决都能产生正义，但是每一个司法判决都会消耗资源。而民间讨债弥，当事人往往只需要在讨债人讨到债务后按约定的比例向讨债人支付报酬，不需要额外的开支。另外，民间讨债过程没有公权力机关的介入，更不需要耗费国家的司法资源。

3.符合我国“以和为贵”的传统道德文化。人们以共创和谐关系为原则，遇到纠纷不愿采取诉讼的方式解决。一个人以息诉、止诉来保持自身品德，维护家族声誉；国家以息诉、去诉来维护礼教，弘扬道德。而民间讨债方式更符合我国传统救济的文化价值取向当事人之间通过协商性的对话，达到双方所期许的和解方案，最大限度地消除双方的感情裂痕。

对于民间讨债行为，只要从正面进行引导和管制，发现违法加以惩处，社会效果是会不错的。只要国家通过制定适当的法律来加以规制，完全可以做到利大于弊。

三、民间讨债之规范化对策

民间讨债虽然存在一定缺陷，但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果加以监督和控制，有利于实现当事人的权利，有利于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就如卢正敏博士所言“既然私力救济现象无法杜绝也没必要杜绝，面对客观事实，与其堵浪截流，不如因势利导，通过法律疏导和控制私力救济，建立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从而推进法治秩序的建立。”针对如何使民间讨债规范化，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构想：

（一）确定合法界限

我国应该确定民间讨债的合法界限，即规定民间讨债的条件。民间讨债的条件可参照正当防卫的相关标准，首先是目的条件，民间讨债必须是为了保护合法的权利，而不能是为了保护非法权利。其次是手段条件，民间讨债的手段不能是违法的，并且应与不法侵害程度相当，造成的损害不能超过合法限度，不能给相对人造成额外的伤害。最后，民间讨债不能损害社会利益和公共秩序。

（二）纳入法律框架

我国应该将民间讨债纳入法律框架，使民间讨债上升到法律层面。无规范可循使民间讨债可能随心所欲，恣意地采用私力保护自己的权利往往导致“过度保护”。事实上，将私力救济上升到法律层面已有先例，例如紧急避险和正当防卫。但仅仅这样是远远不够的，还有必要将自助行为和民间讨债等具有代表性的私力救济纳入法律框架。如果不允许这些私力救济，当事人无法及时地维护自己的权利，可能丧失最好的救济时间或导致证据的消失，因此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三）加强行业管理

我国可以把“讨债公司”行业纳入正规行业管理起来，从而达到规范私力救济行为的目的。国家应制定相关的行业标准，要求“讨债公司”只能按照相关的标准讨债，而不能采用过激的违法方式。如果违反相关规定，就将会受到诸如被吊销营业执照或是罚款等惩罚措施。除此之外，还应该加强对“职业讨债人”的培训管理，使其具备讨债所需的专业素养，使其可以通过和平手段取得欠款。

社会公正的实现，必须通过多元化的纠纷解决之道。现阶段我国纠纷日益增加和复杂，国家资源有限，公力救济又存在司法不公、程序繁琐等弊端，单纯依靠公力救济已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必须发展多元化的纠纷解决制度。作为一种富有效率和行之有效的社会控制机制，私力救济在很大程度上可为国家利用，并根据需要通过立法使之纳入法制轨道，形成与公力救济、社会型救济相互并存、衔接、配合和补充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三种救济形态良性互动，交错互补，将更有利于化解社会冲突，缓解司法压力，节省公共资源，维护社会秩序。（作者单位：福建省沙县人民法院）

参考文献

[1]齐树洁.民事诉讼法[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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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方流芳.民事诉讼收费考[J].中国社会科学.1999，（03）.

[5]齐树洁.解决纠纷与和谐社会[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

债务纠纷合同篇（8）

在当地政府协调下，美乐公司向债权人会议提出和解方案并获得通过，和解方案约定“美乐公司偿还各债权人债权本金的40％后，美乐公司与各债权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终止”。龙都银行依据上述和解方案，于2004年4月获得400万元清偿。 根据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要求，为了化解金融风险，龙都银行于2004年6月与华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华富资产管理公司)签订《可疑类贷款转让框架协议》，协议约定：龙都银行将上述对美乐公司截止到2003年12月31日的债权转让给华富资产管理公司。且在完成该笔可疑类贷款债权移交后，华富资产管理公司保证自己及此债权再转让时的受让人，均不会基于该可疑类贷款的债权人地位，或者任何为了使其受让的可疑类贷款债权得到清偿为目的，而针对龙都银行进行的违约诉讼或者侵权诉讼。双方争议以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如果自争议发生后一个月内仍无法达成一致的，应提交至财政部或者人民银行解决。

龙都银行与华富资产管理公司完成债权移交后，华富资产管理公司将该笔债权又转让给了新联公司。

新联公司受让上述债权后，向美乐公司追偿过程中发现，龙都银行将其对美乐公司的债权转让后，仍受领了美乐公司借款合同项下40％比例的还款，且双方债权债务关系已经终止。新联公司认为按照《可疑类贷款转让框架协议》，龙都银行无权受领美乐公司的上述还款，要求龙都银行将其受领的款项返还新联资产管理公司。双方协商未果，诉至法院。

[法理分析]

此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三个方面：1　银行剥离不良债权行为的性质；2　法院是否应受理不良债权受让人就受让不良债权原债权银行的纠纷；3　法院是否应受理购买不良债权的投资人就受让债权原债权银行的纠纷；4　因银行虚假剥离所生纠纷的处理。

(一)银行剥离不良债权行为的性质，即剥离行为是否是民事行为。

民事行为要求行为主体意思表示自由并真实，而国有商业银行与资产公司虽各自均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备独立意思能力，但往剥离不良债权过程中二者行为均受国家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的政策调整，并非法人的自由意志的体现，这主要体现在：1　不良资产剥离收购主体的不可选择性。银行的不良资产剥离给准、由谁来收购等，均是由国务院制定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以及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部委的文件直接规定。2　不良资产剥离收购价格并非是实行等价交换原则。不良债权剥离收购价格不是经过市场评估而确定的公允的市场价格，实行的是单一来源的政府统一定价，商业银行并没有自主定价权，这与民事商品交易活动中平等、自愿、等价交换的原则有显著区别。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国有商业银行在政策性金融资产转让协议发生的纠纷问题的答复》界定了银行与资产管理公司之间剥离收购行为的性质，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接收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是国家根据有关政策实施的，具有政府指令划转国有资产的性质。

(二)法院是否应受理资产管理公司就受让债权原债权银行的纠纷

1　依前所述，商业银行与资产管理公司之间的不良债权剥离行为不是民事法律关系的范畴，是一种行政性的财产划转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 “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2　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国有商业银行就政策性金融资产转让胁议发生的纠纷问题的答复》中明确：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接收同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是国家根据有关政策实施的，具有政府指令划转国有资产的性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国有商业银行就政策性金融资产转让协议发生纠纷到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3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研究室主任粱慧星先生在其著作中提到：列于不良债权受让人原债权银行的案件，建议受理法院以不存在实体请求权为由，断然予以驳回!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副主任刘贵祥在其主编的《当前审理金融纠纷案件中的疑难问题及对策》一书中也认为：由于不良资产剥离是国家的财产划拨行为，由此产生的纠纷法院不应受理。

(三)法院是否应受理购买不良债权的投资人就受让债权原债权银行的纠纷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国有商业银行就政策性会融资产转让协议发生的纠纷问题的答复》 (以下简称“答复”)明确了法院不受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国有商业银行就政策性金融资产转让协议发生的纠纷。但《答复》对购买不良债权的投资人原债权银行案件，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并没有明确规定，各地法院处理结果不尽一致。我们认为：由于资产管理公司不能就受让不良债权原债权银行，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和债权转让的基本原理，购买不良债权的投资人所取得的权利是从资产管理公司承继而来的，他所承继的权利自然不得大于资产管理公司，其享有的权利也仅限于资产管理公司所享有的权利，而不能派生。既然资产管理公司不享有对银行的诉权，作为后手的债权受让人即购买不良债权的投资人自然不应超越其前手享有的权利，其以侵害债权等理由对银行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也不应受理。具体到本案中，购买不良债权的投资人新联公司受让债权的前手是华富资产管理公司，新联公司只能在华富资产管理公司对龙都银行享有的权利范围内行使权利，华富资产管理公司与国有龙都银行剥离纠纷不具有可诉性，因此，新联公司也不能基于此龙都银行。

2　购买不良债权的投资人对原债权银行不应享有民事追偿权。在购买不良债权的投资人新联公司龙都银行的纠纷中，实际涉及两个性质不同的关系，一是龙都银行与华富资产管理公司之问的剥离与收购关系，二是

华富资产管理公司与购买不良债权的投资人新联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关系。前一个关系是国家行政划拨财产行为性质，后一个关系是一般的民事行为性质。由于第一个关系是国家行政划拨行为，具有不可诉性，所以，新联公司只能依据第二个关系追究华富资产管理公司的瑕疵给付责任。

(四)因银行虚假剥离所生纠纷的处理

债务纠纷合同篇（9）

    一、小额诉讼程序和督促程序的对比

    1、二者适用条件对比。小额诉讼作为简易程序的特别规定,其除了在标的额上有所限定外,其他条件均应符合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即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支付令是债权人与债务人没有其他债务关系,且支付令能够送达债务人的债权人请求债务人给付金钱、有价证券的案件。下面就具体条件进行阐述。

    2、二者的启动程序不同。小额诉讼程序是审判程序的一种,具体来说是简易程序的特别规定,因此,对于小额诉讼需当事人提起诉讼,然后法院依据适用小额诉讼的标准的来衡量案件是否能适用该程序。支付令是督促程序,具有非讼性,没有对立的当事人参加诉讼。新民诉法除了规定当事人主动申请外,还增加了对受理的案件,当事人没有争议,符合督促程序规定条件的,法院可以依职权转入督促程序这一途径。

    3、二者适用的范围。小额诉讼程序是简易程序的再简化,适用的对象是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的民事案件。我们认为,对符合这一要求的下列单一金钱给付案件应当适用小额诉讼程序:(1)买卖合同纠纷、借款合同纠纷、租赁合同纠纷和服务合同纠纷案件;(2)身份关系清楚,仅在给付的数额、时间上存在争议的抚养费、赡养费、扶养费纠纷案件;(3)责任明确,原告主张的损失金额确定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和其他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案件;(4)供用水、电、气、热力合同纠纷案件;(5)银行卡纠纷案件;(6)劳动关系清楚,仅在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金或者赔偿金等案件的给付数额和给付时间上存在争议的劳动合同纠纷案件;(7)劳务关系清楚,仅在劳务报酬的给付数额和给付时间上存在争议的劳务合同纠纷案件;(8)其他金钱给付纠纷。[i]支付令限于债权人请求债务人给付金钱、有价证券的单一债权债务纠纷,当事人之间无其他债务纠纷。由此可以看出,适用督促程序的仅限给付之债,而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类型要宽泛一些。

    4、二者适用的标的额不同。根据新民诉法的规定,小额诉讼的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而支付令的争议金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督促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受理债权人依法申请支付令的案件,不受争议金额的限制。从案件标的额的角度来比较,支付令适用的范围要比小额诉讼大。

    5、二者审限不同。对于小额诉讼的案件,审限适用简易程序的三个月,不得延长。督促程序案件法院应当在受理之日起十五日内发出支付令,债务人在十五日内应清偿债务。对于二者,排除支付令异议成立的情况,在义务人都不自动履行的情况下,从受案到申请执行,支付令所需时间一般较小额诉讼时间要短。

    6、二者所需诉讼费用不同。小额诉讼是简易程序的特别规定,诉讼费减半收取,而支付令的收费参照普通程序案件的三分之一收取。支付令案件的诉讼费较小额诉讼的案件的收费较少。当然,这样收费也考虑到当事人提出异议支付令失效需另行起诉的情况。

    7、二者生效后的救济途径。小额诉讼实行一审终审,当事人不得上诉,对于其救济途径只有申请再审。对于支付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支付令生效后发现确有错误应当如何处理给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复函》的规定,债务人未在法定期间提出书面异议,支付令即发生法律效力,债务人不得申请再审;超过法定期间债务人提出的异议,不影响支付令的效力。这个规定也剥夺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只有“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支付令,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撤销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后,裁定撤销原支付令,驳回债权人的申请。”因此,对于督促程序的救济途径,目前只有人民法院院长主动纠错这一种。

债务纠纷合同篇（10）

我国自古以来就追求“和为贵”、“内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济”的良好社会和谐风尚。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孟子也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种讲和谐的价值取向及思维定势，使人们遇到纠纷或争端，自然而然甚至条件反射地寻求调和，这就为调解的运用提供了适宜的气候和土壤。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大量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如何适应改革发展大局的需要，进一步发挥“第一道防线”的作用，为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作出新的贡献，有待于我们深入思考。现从民间纠纷的新特点阐释人民调解的现状，以期专家和学者斧正。

一、民间纠纷类型

民间纠纷，是指公民之间有关人身、财产权益和其他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纠纷。从纠纷的性质上民间纠纷有以下类型：

（一）婚姻家庭纠纷

婚姻家庭纠纷，是指因婚姻家庭中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所引起的各类纠纷。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的活动天地不断拓宽，价值取向也日趋多元化，由此而引发的男女恋人之间和夫妻之间的感情纠纷日渐增多。主要包括：夫妻不和、离婚纠纷，父母子女纠纷，婆媳、妯娌、兄弟姐妹纠纷以及夫妻之间因分家析产、赡养、抚（扶）养以及家务、家庭暴力等引起的纠纷。

（二）生产经营性纠纷

生产经营性纠纷，是指在社会生产活动中以生产为目的所发生的纠纷。主要是生产过程中因宅基地、园林权属、水系利用、排灌抗灾、生产操作而引起的纠纷。包括：种植、养殖、买卖等生产经营方面引起的纠纷，因地界、水利、山林果树、草场、滩涂、农机具和牲畜等生产资料使用方面引起的纠纷。

（三）经济纠纷

经济纠纷，是指在经营和消费活动中因合同、债务、经济往来、利益分配等产生的纠纷，包括：所有权纠纷、使用权纠纷、债权债务纠纷。所有权纠纷指对物质财富的占有、使用、处分权的争议。使用权纠纷指对物的使用权的争议，如租赁、宅基地纠纷等。债权债务纠纷债权人与债务人因债的履行所发生的纠纷。

（四）侵权性纠纷

侵权性纠纷，是指纠纷主体一方或数方不法侵害他人的人身权或财产权引起的纠纷，但必须是未构成犯罪的轻微违法行为所引起的。如情节轻微的损害他人财物，轻微伤害，损害名誉等行为以及由此给侵害一方造成直接或间接财产损失所引起的纠纷。

（五）纳入人民调解的新型纠纷类型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社会不断进步，经济迅速发展，同时民间矛盾纠纷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内容，民间纠纷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人民调解工作在领域创新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从北京调解工作的实践看，人民调解工作在领域创新包括：

（1）人民调解进派出所。2004年，北京城八区开展了人民调解进派出所活动，到目前，所以派出所都设立调解组织，加强了人民调解的联合接待。

（2）物业纠纷调解。2007年，北京把物业纠纷纳入人民调解的范畴，当年多数物业纠纷通过调解得到有效解决。

（3）劳动争议调解全面展开。2009年6月，北京市全面推进首都和谐社会建设，进一步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和北京市司法局决定：建立三方劳动争议调解的联动机制，全面贯彻“预防为主、基层为主、调解为主”的方针，创新北京市劳动争议调解制度，将劳动争议处理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努力将劳动争议化解在源头和基层，建立和完善长效的劳动争议的预防、预警制度。

（4）医患纠纷的调解。近年来，“医闹”事件频频发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医患关系的紧张，对社会的冲击很大。中立的医患纠纷调解中心人员，必须具备丰富的医疗执业经验，但却不属于任何一家医疗机构，同时设有严格的回避制或者异地“盲审制”。第三方调解中心实行免费服务，由专业人员直接面向患者和医院双方，根据条例分清责任，最终促成调解成功。

（5）道路交通事故的调解。随着物流、车流和道路里程快速递增，交通事故也与日俱增。在交通事故赔偿引发的纠纷和矛盾日益突出的同时，由于基层事故处理民警警力严重不足、交警部门只能在当事人双方都提出调解申请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调解，而且只调解一次等交警部门处理交通事故的种种缺陷。人民调解员可反复多次调解、当事人不用上法庭即可调解解决纠纷。

此外，在农村邻里纠纷也是民间纠纷的一种重要形式。邻里间互不谅解，互不支持，以邻为壑，搬弄是非，或因宅界、小孩打架闹事处理不当等矛盾激化而引起的民事纠纷。

二、人民调解新方法

债务纠纷合同篇（11）

票据是指由出票人签发的，无条件约定自己或委托他人支付一定金额，可流通转让的有价证券。票据作为一种支付工具，它可以代替现金为支付活动，这样不仅可以避免携带大量现金而带来的不安全性，而且还可以避免清点现钞时可能产生的错误和所花费的时间。票据具有结算的功能，债权人与债务人可以使用票据进行相互支付，从而使其债权债务相互抵消，原来的账目因此得到结清。票据还是一种信用的工具，它既可以作为商业信贷的重要手段，又可以用作延期付款的凭证，还可以作为债务的担保。票据作为流通工具，一方面，它可以作为信用货币代替现金用于支付和流通，从而节约商品流通环节中的货币资金，加快商品周转速度；另一方面，由于依照背书制度，背书人对票据付款负有担保义务，因此背书的次数越多，对票据兑现人数也越多，该票据的可靠性也越高，这样就又提高了票据的流通性，使票据的流通日益频繁和广泛。票据还具有融资的功能，由于汇票和本票的付款都是在将来的一定期日，而未到期前，持票人可能发生资金周转困难的情况，为调度资金，持票人便可以将其持有的未到期票据以买卖方式转让于他人———票据贴现，通过票据贴现实现票据融通资金的功能。正是因为票据具有这些特殊功能，因此，有人将票据比作“能够带来金钱的魔杖”，[1]赞誉票据是“商品交易的血管中流动的血液”、[2]“世界不可缺少的第五要素”，[3]强调“商事之需要票据，如船之需要水”。[1]也正因为票据对市场经济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因此，票据制度和公司制度，构成了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两大基石。[5]

从上述票据的功能和特点来看，票据权利是体现在票据上的证券权利，是需要迅速转让、流通的金钱债券，与普通债权相比，它具有极强的流通性。所以，票据权利纠纷客观上要求得到迅捷的审判，以便票据流通性得以实现。票据的无因性、文义性、要式性决定只有持有票据才能行使票据权利，而且，持票人只能以票据证明其权利。因此，在票据权利纠纷诉讼中，票据具有极强的证明力，法官不但可以通过原告持有的票据来确定票据诉讼的双方当事人，而且，法官仅凭该票据就可以认定双方当事人在该票据纠纷中的权利义务内容。这为建立简易的审判票据权利纠纷案件的程序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然而，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是1991年颁布实施的，那时，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处于初创期，人们对票据的认识相当模糊，社会经济交往中使用的票据也仅仅是一种支付的工具，票据的流通性和信用性功能尚未充分显现。而且，那时我国票据诉讼理论研究刚刚起步，人们只是针对《民事诉讼法》第27条的规定，对于“什么是票据纠纷”“票据纠纷的范围是什么”等问题进行一些实用性的简单探讨。所以，当时在我国建立票据诉讼程序的条件并不成熟。

随着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颁布，特别是伴随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票据在我国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因此，借鉴国外对票据诉讼的立法经验，适时设立票据诉讼特别程序就很有必要。

一、票据纠纷与票据纠纷的特点

1991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一次将票据纠纷从普通的民事纠纷中分离出来，并就其管辖问题做出了专门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7条规定：“因票据纠纷提起的诉讼，由票据支付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民事诉讼法》的此项规定在当时是具有超前性的。[6]由于该项规定虽然明确了票据诉讼的管辖，但是，对于“什么是票据纠纷”、“票据纠纷的范围是什么”等问题都没有回答，因此造成了学术界以及司法实践中对票据纠纷适用问题上的极大混乱。本文作者就曾经遭遇过这样的尴尬：在的一宗涉及票据的诉讼中，某市生产资料服务总公司就某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某铁路物资公司提起的票据纠纷案件提出了管辖权异议，该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了驳回管辖权异议的裁定。对此，该生产资料服务总公司不服裁定，并向S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S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了如下裁定：“本案系票据法上的非票据权利义务争议，在案件类别上应归于票据纠纷的范畴，原审法院以此立案并无不当”，据此驳回了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然而，在该生产资料服务总公司就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后，S市高级人民法院在二审判决中却又作出了一审判决“以票据纠纷定性欠妥”的认定。同一个高级人民法院的同一个经济庭况且都能就同一个案件作出如此相互矛盾的裁定和判决，可见，如何正确界定票据纠纷，不仅是理论界应当关注的问题，也是司法实践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关于票据纠纷的界定，在学术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曾经有过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将票据纠纷定义在“因票据权利人行使票据权利而与票据债务人所发生的纠纷”中。显然，这一种定义是沿用了学理对“纠纷”定义的习惯作出的，即“（票据）纠纷就是基于（票据）法律关系发生争议而发生的纠纷”。此种划分明确地将票据纠纷界定在“基于票据关系发生争议”的范围之内。而第二种观点则认为，票据纠纷应当包含所有与票据有关的法律纠纷，即凡是与票据有关的法律纠纷都是票据纠纷。根据此类划分，票据纠纷不仅包括“基于票据关系发生争议”，还包括“基于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发生争议”和“基于民法上的非票据关系发生争议”而发生的纠纷。范围大大超过第一种划分。

票据关系是指基于票据行为所发生的票据债权人与票据债务人之间的票据权利义务关系。票据关系是票据当事人之间的基本法律关系，票据关系一旦成立，就形成了票据债务人无条件向票据债权人支付票据所记载之金额的关系。如果票据债务人未尽支付义务而与票据债权人发生争议，这就形成了票据纠纷。对此，学理界和司法实践中均无争议。

民法上的非票据关系即票据的基础关系，是指并非由票据法所规定的，而是由民法所调整的，作为票据授受前提的关系。包括票据的原因关系、票据的资金关系和票据的预约关系。票据的基础关系是在票据授受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尽管它对票据关系的发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当票据关系一旦形成，它就与票据关系分离而独立存在，基础关系存在与否或是否有效，对票据关系均不产生影响。因此，票据的基础关系并不为票据法所调整，而是由民法调整。所以，当票据的基础关系发生纠纷，我们只能适用民法的规则加以解决。因此，将“基于民法上的非票据关系发生争议”而引起的纠纷归于票据纠纷的作法显然是不足取的。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是指那些不是基于票据行为而发生，而是根据票据法的直接规定而发生的法律关系。譬如，票据上的正当持票人对因恶意或重大过失而取得票据的持票人行使的票据返还请求权而发生的关系；因时效届满或手续欠缺而丧失票据上权利的持票人对于出票人或承兑人行使利益偿还请求权而发生的关系；票据付款人付款后向持票人行使交出票据请求权而发生的关系等。由于这些权利义务不仅与票据有关，而且可能从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票据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对票据权利的行使有协调和补充的作用。所以，这类关系是基于票据法规定而直接产生的，是为票据法所调整的，显然不能将它们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民事债权债务关系。因此，将这种“基于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发生争议”而引起的纠纷排除在票据纠纷的范畴是不科学的。

由此可见，把票据纠纷局限于“因票据权利人行使票据权利而与票据债务人所发生的纠纷”的范围显然是过于狭窄，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而将票据纠纷界定为是所有与票据有关的法律纠纷，即把“基于票据关系发生的争议”、“基于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发生的争议”以及“基于民法上的非票据关系发生争议”而发生的纠纷均纳入票据纠纷的范畴，又显然犯了“矛盾扩大化”的错误。因此，我们将票据纠纷界定在“基于票据关系或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发生的纠纷”的范畴，[7]是符合立法精神的，也是能够为司法实践所接受的。[8]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将票据纠纷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基于票据关系发生争议”而引起的纠纷，它包括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和票据追索权纠纷两种；第二类是“基于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发生争议”而引起的纠纷，它又包括票据上的正当人因行使票据返还请求权而与因恶意或重大过失而取得票据的持票人发生的纠纷、票据持票人因行使利益偿还请求权而与出票人及承兑人发生的纠纷、票据付款人付款后因行使交出票据请求权而与持票人发生的纠纷、持票人因丧失票据而引起的特殊票据纠纷等等。

由于票据权利是一种有别于普通民事权利的特殊权利，因此，这种基于票据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争议而引起的票据纠纷，存在一些有别于普通民事纠纷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为：

第一，权利请求的多重性。票据权利是一种包含两重性的权利，即票据权利人为实现其票据权利，票据法既赋予持票人对付款人的付款请求权，而且还赋予持票人在付款请求权不能得以实现的情况下，向其他债务人行使追索权。因此，当持票人向票据债务人请求付款不获实现而发生纠纷后，持票人不仅可以向票据的主债务人提起票据付款请求权诉讼，请求该票据主债务人支付票据金额；也可以向其他票据债务人提起追索权诉讼，主张票据金额及其他相关费用。

第二，权利请求的顺次性。由于票据权利是一种期待性权利，它不同于现实性的权利，它的行使往往需要在某种条件成就后方能进行，比如追索权的行使应当是在持票人行使付款请求权不获实现的条件下进行。因此，当持票人向其他票据债务人主张票据追索权之前，必须以持票人向票据主债务人请求付款不获实现为前提。换句话说，在票据债权人行使票据付款请求权和票据追索权时，应当先向票据主债务人行使付款请求权，在遭到票据主债务人拒绝后方可向其他票据债务人行使票据追索权。[9]

第三，权利行使的无因性。在票据关系中，票据权利人行使票据权利只以持有票据为必要，至于票据权利人取得票据的原因，以及票据权利发生的原因，票据权利人既无说明之义务，义务人也无审查之权利。也就是说，票据权利的有效与否，不以票据权利发生的原因有效与否为前提。因此，当发生基于票据关系争议的纠纷时，票据债权人只需证明其所持有的票据在形式上是有效的，转让背书是连续的即可。而无需对其所取得的票据的实质关系进行证明。

第四，权利请求依据的文义性。票据纠纷的权利义务关系往往都是非常明确的，一般由票据上的文义和票据法规定，纠纷的出现是在于当事人不愿意履行自己在票据上载明的义务。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法院审理票据纠纷案件不必对权利义务关系进行审查，而直接通过票据文义进行审判。

第五，权利请求内容的不可替代性。由于票据权利是一种完全的金钱性权利，即票据权利只能是一种金钱权利且其标的物具有不可替代性。因此持票人向票据债务人主张票据权利时，债务人只能以金钱支付，而不能用其他标的替代。因此，当发生因行使票据权利的纠纷而提起诉讼时，当事人只能向票据债务人提出请求支付票据金额及相关费用等以金钱为标的物的请求，而不能要求票据债务人以其他等价物替代。

第六，权利行使主体和权利相对人的确定性。基于票据具有的文义性和无因性特征，票据关系的权利人和义务人是可以通过对票据文义记载的审查加以确定的。票据的债权人就是票据的持票人，该持票人通常是在票据中被记载为收款人（未经背书转让的票据）或最后一个被记载为被背书人（经过背书转让的票据），以及其他因履行了票据义务而取得票据的被记载为被背书人的人。而票据的债务人就是在票据上为记载的票据行为人，包括在票据上为出票、承兑、背书、保证等行为的人，由于这些票据行为都是以行为人在票据上签章作为其成立条件，因此，这些在票据上签章的行为人通常也就是票据的债务人。

第七，权利行使期限的短暂性。由于票据是一种无因证券，票据权利人行使票据只以持票人持有票据为必要，而不究其发生的原因，也毋须通知债务人。正是票据具有的这种无因性特征，使得票据的流通成为可能。而经过流通的票据，债务人往往就会有多个，票据权利人若不及时行使票据权利，就会使这种债权债务关系始终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同时，由于这种债权债务关系不能得以清结，也可能会造成一连串的不良反应，因此，票据权利的行使应以迅速为宜。所以，我国《票据法》对票据权利的时效规定的都比较短。这样，票据权利人很容易因为疏忽而丧失票据权利的请求期限。如果持票人以因时效消灭而丧失票据权利的票据请求付款被拒绝后，该当事人就不能提起票据关系纠纷诉讼，而只能提起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纠纷诉讼———利益返还请求权诉讼。

票据关系纠纷的上述特点不仅可以区别于普通的民事纠纷，而且，它也不同于因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纠纷。鉴于本文是针对解决票据关系纠纷的程序设置而展开的，因此，关于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纠纷的特点，本文不作详细阐述。

二、设立票据诉讼特别程序的必要性

在阐述在我国设置票据诉讼特别程序的理由之前，有必要首先对国外关于票据诉讼特殊程序的立法状况作一个比较全面的介绍。

在具有代表性的三大票据法系[10]中，最早的是法国法系。[11]公元1673年的法国《商事条例》被认为是最早包含有关于票据规定的成文法，为欧洲其他国家制定票据法提供了范本。[12]但是，由于法国法系的票据多延袭旧时的习惯，认为票据为输送金钱的工具，并以票据为证明票据基础关系的契约，[13]因此，在法国法系的票据法中，票据关系与票据的基础关系并未截然分离，使票据的流通功能和信用功能的发挥受到严重妨碍。正因为法国法系对票据的流通作用和信用作用考虑不多，没有将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作严格的区分，缺乏产生票据诉讼的前提条件，因此，法国法系国家中没有产生票据诉讼专门制度。

“票据诉讼”作为一项特有的诉讼制度，最早产生于德国法系，而以德国为代表。德国的票据诉讼制度具有悠久历史。早在德国统一之前的普鲁士邦法中，就初步建立了票据诉讼制度。1877年1月30日颁布，187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德国民事诉讼法》则第一次系统地、全面地规定了审判票据权利纠纷案件的特别程序———票据诉讼程序。该程序充分体现了德国票据法的特点和立法旨意，严格区分了票据关系纠纷和票据的基础关系纠纷，并对票据关系纠纷规定了特殊的、简捷的审判程序，实现了对票据权利人利益的快捷、有效的保护，促进了票据法律制度的健康发展。经过一百多年司法实践的检验，德国票据诉讼程序被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解决票据关系纠纷的诉讼程序。

英国法系虽然也重视票据的流通性，并严格区分票据关系和票据的基础关系，但由于其诉讼法的传统与德国法系国家迥然不同，最后也没有诞生票据诉讼的专门制度。英美是典型的判例法国家，“不成文”是它们的法律传统，民事诉讼法也不例外。英美的民事诉讼法历来以判例为主，只是到19世纪末，英国才制定第一个成文的民事诉讼法———《最高法院诉讼规则》，而美国则更晚，1938年美国才有统一的成文民事诉讼法———《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不仅如此，英美所规定的民事诉讼规则也根本不及大陆法国家民事诉讼法的系统、全面。因此，即使有了成文的民事诉讼规则，在英美民事诉讼中仍然充斥着大量的判例法。英美的法律传统导致了英国法系难以产生票据诉讼程序。德国法系中的“票据诉讼”一词，对英国法系来说是极其陌生的，以致于在美国权威的法学辞典———《BLACK’S LAW DICTIONARY》（Fifth Edition）中，也没有票据诉讼这一词条。

日本是另一个票据诉讼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引进西方法律制度。在大力加强票据法律制度建设的同时，日本还借鉴《德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票据诉讼程序的规定，以推进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1890年日本颁布的《民事诉讼法》首次规定了票据诉讼程序。但是，由于日本的票据法律制度建立较晚，票据运用在当时也不及德国发达，因此，设立票据诉讼程序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使某些诉讼关系复杂化了。正是基于这种原因，日本在1926年修订《民事诉讼法》时就完全取消了票据诉讼程序。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经济迎来了一个高速发展期。到1964年日本再次修订《民事诉讼法》时，日本的经济、文化已相当发达，票据法律制度已经比较健全和完善。由于票据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运用非常广泛，日本也逐渐地成为了一个“票据王国”。在这种背景下，实业界对增设票据诉讼程序也表示出了强烈的愿望，因此，日本在这一次《民事诉讼法》的修订中，又重新恢复了票据诉讼程序，并在以后的《民事诉讼法》修订中得以完善。在日本的司法实践中，适用票据诉讼程序解决票据权利纠纷案件确实要比适用通常程序的审理效率更高。从日本对票据诉讼立法的几次反复可以看出，票据诉讼制度在一个市场经济发达，票据盛行的国家里是有其必要的。

通过考察票据诉讼制度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德国之所以最早设立“票据诉讼”制度，日本之所以能使票据诉讼制度充分发展和完善，除了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票据法律制度相当发达，票据使用非常广泛，因而客观上需要对票据权利进行特殊保障外，还因为，第一，德国和日本的票据法都十分强调票据的自治性质，[14]他们将票据关系与票据的基础关系进行严格的区分，使票据成为典型的无因证券。[15]由于德国和日本的票据法都非常注重票据的流通和信用两大功能，要确保这两项功能的实现，就需要票据能够满足快捷、安全转让的要求。为了保证这一实体法要旨得以实现，在民事诉讼法中建立能够迅捷地审判票据案件的制度十分必要。第二，德国和日本的票据法都强调票据的要式性和文义性，它们对票据的形式要求十分严格，票据事项的记载不仅是确定票据权利的依据，而且一定记载事项的欠缺还将直接导致票据的无效。也就是说，票据形式的完整性是确认票据效力的依据，而票据文义记载的内容是确定票据权利的依据。这一实体法的要求为建立简易、迅捷的审判程序提供了可能性。可见，在票据发达的德国和日本，以票据制度自身的特点为内因，以促进票据的流通，加速经济发展为外因，二者的结合是最终导致德国和日本票据诉讼的产生和发展完善的主要原因。

在我国，从清末民初开始引进西方法律制度后，1921年北洋政府颁布的《民事诉讼条例》曾规定票据诉讼程序，但该条例因为北洋政府的迅速垮台，未及施行就被废止了。此后在旧中国的民事诉讼法都没有关于票据诉讼程序的规定。

新中国成立后，票据法律制度一度荡然无存，票据诉讼制度当然也就无从建立了。199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次规定了有关票据纠纷案件的管辖问题。但是，由于当时我国社会还处在经济转型过程，正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此时，我国的市场经济活动还不甚活跃，票据作为市场经济交易工具的功能尚未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得到充分的实现，人们对其还存在较大的距离感。而且，我国此时也还没有一部统一的票据法，因此，即便是在法学界，对有关票据法的知识也知之甚浅，人们甚至对什么是票据纠纷案件都不能做出一个明确而统一的界定，自然也谈不上设立票据诉讼制度的问题了。

1995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正式颁布并于1996年1月实施后，票据在我国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并已逐渐成为我国经济交往中必不可少的支付工具和重要的结算手段。票据在我国经济交往中越来越广泛地被采用，各种与票据相关的纠纷也逐渐增多，这些票据纠纷不能及时、妥善地得到处理，就会给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直接的损害，进而还会严重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但是，由于我国《票据法》是在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尚处于起步阶段，信用经济水平低下，人们的票据法律意识十分淡薄，在票据实际操作业务中，票据上的违法犯罪行为不断发生的背景下产生的，因此，虽然票据无因性原则早已引入我国的票据法理论中，但在我国《票据法》中却仍将保障票据使用的安全性作为其首要的立法宗旨。立法者出于维护金融秩序、保证交易安全的目的，将票据基础关系引入票据法的条文中，使票据关系与票据基础关系紧密结合，这不仅直接妨碍了票据流通和信用功能的发挥，也使我国的票据诉讼制度的产生因缺乏内在动因而没有可能。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票据的信用功能、流通功能和融资功能也在建设市场经济的进程中逐渐显现并不断地得到加强。因此，为减少票据立法给票据功能发挥带来的消极影响，我国票据法理论界进行了不断的探索。许多学者和司法实践者通过对司法实践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的深入考察，对票据无因性原则的性质及适用问题进行了反思和再认识，并逐步形成了应相对坚持票据无因性原则的基本观点。[16]在票据立法方面，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1月公布了《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司法解释”）也对我国《票据法》中的票据有因性做出了明确的修正，并从立法上确定了票据无因性原则。“司法解释”第10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依照《票据法》第13条的规定，对与其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提出抗辩，人民法院合并审理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的，持票人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已经履行了约定义务”。第14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10条、第21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司法解释”的上述规定，不仅实现了以票据相对无因性原则理念对《票据法》中票据有因性不当规定的修正，同时也充分说明票据无因性原则理念实际已为我国票据立法和司法实践所采纳，并仍在不断发展和深化。[17]

鉴于此，我们认为在我国设立票据诉讼特别程序的条件已经成熟：

（一）在我国，票据无因性和文义性的特征已经得到体现，票据作为一种流通工具和信用工具的作用已经得到彰显。票据的无因性表明，行为人无论基于何种原因为票据行为，在票据关系成立以后，这些原因关系都将与票据关系相分离，持票人无需证明有无这些原因或者这种原因是否存在瑕疵，即可行使票据权利。任何这种原因的变化，都不影响票据权利人向票据行为人主张票据权利。在票据法律关系中，票据权利人行使票据权利只以持有票据为必要，而对于这种支付关系的原因或者说权利人取得票据的原因，债务人无需过问，权利人也无证明票据原因的义务。无论票据原因关系是否存在或有无瑕疵，都不影响票据关系的效力。而票据的文义性则要求，票据所创设的权利义务内容，必须完全依据票据上所记载的文义加以确定，而不能进行任意解释，或以票据所记载的文义以外的其他任何文件加以确定。在票据关系中，票据债权人不得向票据债务人主张票据上文字记载以外的权利，票据债务人也不得以票据上文字记载以外的事由对抗票据权利人，同时，在票据行为的解释原则上，任何人不得以票据上文字记载以外的其他事由或者证据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得以任意变更或者补充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由此可见，在票据关系中，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内容比其他债的关系更清晰和容易确定。也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和理由，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票据诉讼的特别规定”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完全有这种可能。

（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的票据市场已逐渐形成。由于银行承兑、贴现业务的不断拓展和票据交易市场的建立，票据的功能已不局限于充当市场交易的支付手段和结算工具，票据的流通、信用和融资功能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票据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已越来越重要。而伴随票据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广泛运用，各种票据纠纷不断增加。这些票据纠纷如果不能及时得到妥善合理的解决，不仅会给当事人造成直接的权利损害，而且，还会直接影响我国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但是，根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票据诉讼案件主要应通过普通诉讼审理程序审理。而我国现行的普通诉讼程序的设置没有充分考虑票据和票据纠纷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其审理程序复杂，诉讼时间较长，因而难以及时、正确地调整票据关系，不利于发挥票据的流通、支付、信用、融资功能，不利于资金的周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所以，依据单一的普通程序调节票据纠纷关系是不够科学和不够合理的，为此，增设票据诉讼特别程序，实行票据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是很有必要的。

三、我国“票据诉讼特别程序”的条文设计及理由说明

为了使票据权利得以快捷、有效的保护，在设计票据诉讼特别程序时，应当充分考虑票据权利纠纷的基本特性，在公平的前提下通过对具体诉讼的环节的限制，从而实现对当事人权益的保护和诉讼效率的提高的诉讼目标。具体设计如下：

第X条（适用范围）基于票据行使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提起的诉讼，适用本章的规定。[立法说明]这是关于票据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的规定。

票据诉讼一般可以有广、狭两种不同的理解。狭义的票据诉讼，指的是基于票据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争议而提起的诉讼。亦即票据权利人以请求票据债务人支付票据金额以及附带法定利息为内容而提起的诉讼，通常包括持票人基于票据而提起的付款请求权诉讼和追索权诉讼，以及持票人在票据灭失后向票据债务人（主债务人）提起的付款请求权诉讼。广义的票据诉讼，则是指因票据关系或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发生纠纷而引起的诉讼。[18]它不仅包括基于票据关系发生争议的付款请求权诉讼和追索权诉讼，而且还包括基于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发生争议而提起的诉讼，比如，票据交付请求权纠纷诉讼，票据返还请求权纠纷诉讼，票据损害赔偿纠纷诉讼，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纠纷诉讼，汇票回单签发请求权纠纷诉讼等。

本条所规定的票据诉讼程序只适用于基于票据而提起的付款请求权诉讼和追索权诉讼。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限定，主要是从设立票据诉讼程序的目的以及这种程序本身具有的特性考虑的。设立票据诉讼程序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简易快捷的程序，迅速及时地确保票据权利的实现，以保障票据流通和交易的安全，维护票据的信用。票据诉讼程序作为民事诉讼中的一种略式程序，它不仅在案件审理的具体程序上有许多的简化，而且还对证据的使用以及反诉的提起都作出了明确的限制。这样的程序只适用于解决那些法律关系明确，审查法律事实比较简便的案件。由于票据具有的无因性特征，当持票人依据票据向债务人主张票据权利时，我们就完全可以通过对持票人所提供的票据来确定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这完全符合适用票据诉讼程序的要求。但是，基于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发生争议的案件，不仅其种类繁多而且所涉及的法律关系相对比较复杂，其所依据的法律事实的确定也比较困难，因此，它们不宜适用这种程序。

此外，我们在这里之所以强调是“基于票据”而提起的票据纠纷诉讼，主要是要区别票据丧失付款请求权诉讼。本章所规定的票据付款请求权诉讼，是以原告持有票据为前提的。原告是基于自己持有票据的事实而向票据主债务人主张支付票据金额，它与票据持票人丧失票据后为对票据权利实施救济而提出的付款请求权诉讼是存在明显区别的。本章的规定排除了对票据丧失付款请求权纠纷的适用。

第X条[票据诉讼的要件]对于以票据请求支付票据金额及与之附带的法定利息、手续费等为标的的诉讼，可以申请依票据诉讼程序进行审理和裁判。前款申请应在起诉状中载明。原告未在起诉状中申请进行票据诉讼的，可以在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前，向人民法院提出进行票据诉讼的书面申请。

[立法说明]票据诉讼程序并不是解决票据纠纷的唯一程序，当事人之间如果发生了票据权利义务纠纷，他们既可以选择适用票据诉讼程序，也可以通过督促程序和普通诉讼程序解决。在票据关系中，由于票据债权人与票据债务人之间不存在对待给付义务，票据权利人依据票据请求支付票据金额是不附带条件的，票据债务人应当无条件地向票据债权人支付票据金额。因此，当票据债权人持票向票据债务人请求付款遭到拒绝时，债权人有权依据督促程序的有关规定，通过向人民法院请求支付命令方式，快捷地取得执行依据。

但是，由于督促程序和票据诉讼程序都以追求快捷、简便为目标，因而在具体程序上都有一定的限制，这可能会使当事人充分行使诉讼权利造成妨碍，甚至还会增加诉讼风险。所以，通过何种方式来保护自己的票据权利，应当由当事人自行决定。

本条直接规定了进行票据诉讼的条件，它们是：（1）原告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供作为权利请求依据的票据及其他相关附属证书等书证；（2）原告权利请求的内容限于请求支付票据金额（付款请求权诉讼）或票据金额及与之附带的法定利息、手续费等；（3）原告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按票据诉讼程序审理和裁判的书面申请，该书面申请既可以单独提出，也可以在诉状中附带提起。

第X条[法院管辖]原告以前条第一款提起的诉讼，依法由票据支付地或者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立法说明]本条明确规定，基于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提起的诉讼，可以有票据支付地与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共同管辖，当事人有权在上述管辖法院中选择管辖法院提起诉讼。

从诉讼经济原则出发，因票据权利义务纠纷而提起的诉讼，原则上应当由票据支付地人民法院管辖。但是，如果发生汇票的付款人拒绝承兑而引起票据权利人对出票人进行期前追索，或者因支票出票人的原因导致付款人拒绝付款而引起票据权利人对出票人行使追索权等情况，而票据载明的付款地，或者汇票的付款人以及汇票和支票的付款人所在地与出票人不在同一区域时，原告向票据支付地提起诉讼，显然不利于当事人的诉讼和人民法院的审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以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更为有利。

这里所谓的“支付地”即包括票据主债务人履行票据债务的所在地，也包括付款人的付款地。关于票据支付地的确定，原则上应以票据记载的付款地为票据支付地。如果票据上未载明票据付款地的，那么，汇票付款人或者付款人的营业场所、住所或经常居住地，本票出票人的营业场所，支票付款人或者付款人的营业场所所在地为票据付款地。所谓“付款人”亦即付款人的委托人，是指根据付款人的委托代为支付票据金额的银行、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

第X条（禁止提起反诉）票据诉讼，禁止（不得）提起反诉。

[立法说明]设立票据诉讼程序的目的就在于通过简便易行的程序，迅速及时地确保票据权利的实现，体现票据的迅捷性。如果允许被告反诉，就会使诉讼过程复杂化，这显然是与设立票据诉讼程序的初衷相悖的。而且，票据权利义务关系是单向的，票据权利人行使票据权利并不以向票据义务人履行义务为前提，因此，当原告以票据提出要求票据债务人支付票据金额及与之附带的法定利息、手续费等请求时，被告并无提出与之关联的反请求之可能。所以，在票据诉讼中禁止反诉，不仅反映了票据付款请求权诉讼及追索权诉讼的基本特征，也符合票据诉讼立法的目的。

第X条（转入普通程序）在法庭辩论终结前，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原告的申请，决定使诉讼转入普通程序。被告认为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本章规定的适用范围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转入普通程序审理。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审查决定。

人民法院决定转入普通程序的，应当及时通知双方当事人。人民法院按照上述规定转入普通程序的，已通知的开庭期日即为普通程序的开庭期日。

[立法说明]这是关于由票据诉讼程序转入普通诉讼程序的规定。

在票据诉讼中，如果原告认为适用票据诉讼程序不利于充分保障自己的权利，而需要申请变更诉讼程序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准许。同时，被告也可以通过申请行使程序异议权，但是，为了防止被告试图通过变更诉讼程序来拖延诉讼时间，人民法院可以依照职权行使程序选择的审查权和决定权。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被告的申请（异议）不成立的，那么，应当裁定驳回申请（异议），继续票据诉讼程序；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本章规定的适用范围的，也可以决定转入普通程序。人民法院决定使票据诉讼程序转入普定转入普通程序的，已通知的开庭期日即为普通程序的开庭期日。通过这样的转化，不仅可以确保诉讼程序的连贯性，而且还可以保障诉讼程序的公正和有序性。

第X条（证据使用的限制）票据诉讼使用的证据限于书证。

对于票据的真实性有争议的，法院可以询问当事人。

[立法说明]票据属于文义证券，票据所创设的权利义务内容，必须完全依据票据上所记载的文义加以确定，而不能进行任意解释，或以票据所记载的文义以外的其他任何文件加以确定。因此，在票据付款请求权诉讼中，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依据持票人提供的票据就足以证明了。而在票据追索权诉讼中，根据《票据法》的规定，作为行使追索权的依据，除票据外的其他证据也必须作成书面形式。因此，在票据付款请求权诉讼和追索权诉讼中，原则上都应采用书面证据，规定复杂的证据规则没有必要，而且，对票据诉讼设定过于复杂的证据规则也不符合迅速及时保护票据权利的立法目的。

第X条[对票据真实性的证明责任]对票据的真实性有异议的，提出异议的一方当事人应当对其主张承担证明责任。

[立法说明]票据是一种无因证券，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只需对票据在形式上有效性进行证明，而经过流通的票据，票据的真实性不宜也不能由权利的主张者证明。否则，票据交易的安全性将大受质疑，票据的流通功能将无法实现。

第X条（不经开庭审理驳回诉讼）对于原告主张的请求不能以票据诉讼审判的，人民法院可不经开庭审理裁定驳回诉讼。

对于前款裁定，原告不得提起上诉，但可在裁定书送达后的15日内对前款请求依普通程序提起诉讼，前诉提起的时间即视为该诉提起的时间。

[立法说明]票据诉讼实际上是以对票据形式上的有效性审查为基础的，而对票据的形式性审查并不都需要通过开庭。如果法院在庭前审查时就发现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明显不符合本章关于票据诉讼的规定的，法院就可以不经开庭就作出驳回诉讼的裁定。

为了确保票据诉讼程序的高效性，法律应当禁止原告对不符合票据诉讼提起要件的驳回诉讼的裁定提起上诉。但是，原告的权利如果不能通过票据诉讼程序获得保障，那么就应当允许原告通过普通诉讼程序进行救济。同时，为了确保诉讼程序的连贯性和诉讼效率，在原告收到裁定书后十五日内就相同的请求依普通程序提起诉讼时，应当将前诉提起的时间视作为该诉提起的时间。

第X条（审理期限）票据诉讼应当在一个月内审理完毕。

[立法说明]由于本章规定的票据诉讼是一种简易的略式程序，对审理票据权利纠纷诉讼的期限的规定不宜过长。

第X条[从督促程序转入票据诉讼]依据本法第X条规定视为提起诉讼时，提出督促程序申请的时间，即为提起票据诉讼的时间。

[立法说明]在申请人提出支付令申请进入督促程序后，如果债务人在法定的期限内提出异议的，申请人可以请求法院将督促程序转入票据诉讼程序，为防止被申请人通过提出异议来拖延债务的履行，提高诉讼的效率，应当将提出督促程序申请的时间，作为提起票据诉讼的时间。

注释:

[1]刘家琛：《票据法原理与法律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1页。

[2]前注[1]，刘家琛书，第1页。

[3]前注[1]，刘家琛书，第1—2页。

[4]前注[1]，刘家琛书，第1—2页。

[5]参见汪世虎：《票据法律制度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1页。

[6]因为，我国当时还处在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当中，作为市场支付和结算工具的票据离人们的现实生活还相当的遥远，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以下简称“票据法”）也是在《民事诉讼法》实行数年后，即1995年5月10日颁布并于1996年1月1日起施行的。

[7]叶永禄：《票据诉讼实务》，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4月版，第237页。

[8]2000年1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因行使票据权利或票据法上的非票据权利而引起的纠纷，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这一规定被认为是最高人民法院对“票据纠纷”的明确界定。

[9]在票据债权人行使票据付款请求权被拒绝而与票据主债务人发生票据关系纠纷后，法律并无权利请求顺次性的规定。票据债权人既可以向票据主债务人提起付款请求权诉讼，也可以直接向其他票据债务人提起追索权诉讼，而且，法律还允许票据债权人以票据主债务人和其他票据债务人为共同被告提起共同诉讼。

[10]此处的“法系”是票据法学界的学者们根据各国票据法的特点、历史传统及其源流关系对票据法所作的分类。而不是

[11]我们通常所指的“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

[12]参见曾月英：《票据法律规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10页。

[13]参见胡德胜、李文良：《中国票据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3页。

[14]前注[11]，曾月英书，第10页。

[14]前注[12]，胡德胜等书，第17页。

[15]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parative Law IX—4，Peter Ellinger，Negortiable Instruments，J．C．B．Mohr，2000，p．31．转引自前注[12]，胡德胜等书，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