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教育的基本特征大全11篇
时间：2024-01-23 14:58:17
人文主义教育的基本特征篇（1）
中图分类号：G63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7）01A-0069-04
文献检索与课堂观察显示，“教”与“学”范畴三维目标（认知层面、过程层面、情感层面）呈现辩证型折线走势。认知技能目标实现了指标化研究形态，认知过程目标取向于实证化研究形态，但带有一定社会性特征的情意目标，在课堂研究领域“悬置”倾向严重，造成课堂教育社会观缺失。作为教育目标学系统中的教师、学生、教材和环境等多因素相互作用，构成复杂的社会关系，情感价值观目标自然带有社会性“人”的功能特征。基于社会学研究视角，情意目标的达成正是“让学生拥有‘带得走的能力’”[1]的行为表现，即社会力原则的集中表现。为此，就数学慢教育[2]课堂，对慢教育目标的社会性（利他性、服从性、依赖性、自觉性等）原则进行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合法”检视，是有必要的。
本研究从系统主义社会性、决策主义社会性、人学主义社会性以及文化主义社会性四个维度，投射数学慢教育目标研制的社会性原则的“合目的”性，试图通过慢教育目标策略的实施，调试教育学领域教学目标的“跑偏”形态，以实现大课程论“教育性”的正向变迁。
一、系统主义社会性原则
系统主义社会性原则属于数学慢教育目标本体论范畴。按照钱学森的系统说，系统是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方式联结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整体属性是系统最基本的特征，整体思维是系统运动的基本单位，整体观念是系统的核心思想。教学目标作为数学课堂慢教育系统的核心要素，应该具有多重塑造社会人的整体特征，不止于认知技能、思想经验，更在于积极的情感、高尚的信念和审美的态度。而情感、信念、态度等非认知目标因素在塑造整体社会人的作用层面具有不可替代性。问卷测量学属性检验的有关结果表明，包括动机、情绪情感、态度、意志、性格5个维度的“高中生数学学习非智力特征调查问卷”结构合理，并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与稳定性，可以作为高中生数学学习非智力特征调查与评测的工具使用。[3]这就在实证层面说明情感、态度等社会性教育目标在教学系统的作用不容忽视和不可取代。事实上，慢教育目标就是突出情意信念等非智力因素在数学学习中的正向作用，突出“无为无不为而有为”的教育价值取向，终于慢教育目标本体价值思想的现。
博比特（Bobbitt）、查特斯（Charters）等人强调，教学系统要先设定特定的学习结果即教学目标，明确指出学习后儿童能知道什么，能感觉到什么，能做什么，然后依据教学目标设计教学过程，以便将这些教学行为“复制”出来。[4]这里3个整体意义的“什么”的设问和反问，就是系统主义社会性原则的具体化行为，尤其是“做什么”的预设，带有强烈的社会性特征，反映目标指导下集体人的社会行为和变换角度看问题的能力。
数学慢教育研究组在设计“一元二次方程”起始课时，确定的教育目标是：（1）经历由实际问题抽象出一元二次方程的过程，发展学生的模型意识；（2）通过观察，归纳一元二次方程的概念。这里的“模型思想”“观察动作”“归纳行为”都带有社会性思维形态特征，一方面反射定向把握“一元二次方程概念”的过程行为；另一方面突出目标学系统思想的整体性。即把主概念（一元二次方程）放在“章”层面，让学生经历概念的来龙去脉，到达知其所以然的所以然境界。事实上，观察、归纳、建模行为本身就是架构认知目标的外驱行为，是情感价值依附的动作载体，有利于人的社会行事观的正向建立。这就突出情感价值系统论的本体意义，反映实现慢教育目标的社会性原则。当然，系统主义目标，还需要整体观念下的教学设计来承载，方能让目标适合不同人的教育性。正像章建跃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数学课堂教学目标应遵循具体化、可操作、可监测的原则，经过课堂教学能看得见学生的变化。[5]
二、决策主义社会性原则
决策主义社会性原则属于数学慢教育目标主体论范畴。目前，自我决策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在教育目标学领域得到很好的发展。该理论探讨了人的行为在多大的尺度上是自主的、自己决策的，以及影响自我决策的机体因素和环境因素等内容。其中基本心理需求是社会因素的主概念，包括胜任（competence）需求（个体与环境互动中体验到希望的结果）、关联（relatedness）需求（基于社会情境，被他人接受的心理需求）和自主（autonomy）需求（个体作为自己行为主人的选择性活动需求）三个维度，反映客观心理环境因素对主体人的社会行为的聚焦影响。在教育学视域内，决策主义社会性是借助决策理论的社会因素，即心理需求概念解释教学目标“合目的”社会性意义，反映情感教育目标对人的指导作用。数学慢教育目标学在决策理论思想统领下，得到针对性发展，反映决策主义社会性的原则。具体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课时目标揭示非认知因素的个性化心理需求作用；二是章节目标强调社会人的主观能动性，既开放又带有适度的弹性心理特征；三是预期目标突出可操作的心理需求特征，观照情绪信念在问题解决中的社会性影响（行事观）。
泰勒（Tyler）认为，若要把目标陈述清晰到足以用来指导学习经验和设计教学活动的程度，就既要指出使学生养成哪种行为，又要指出这种行为能在其中运用的内容领域或生活领域。[6]我们在研究“一元二次方程概念”时，作为课时目标只需要经历概念的生成过程，即由特例揭示概念的本质属性特征并进行正反例类化行为，还原概念的过程就是胜任心理需求发挥作用的过程。作为章概念则还需要在“用数学”意识中检验结果的合理性。比如设置“任写一个简单的一元二次方程并赋予合理的实际情景”的问题，编制该命题的过程就是对学生关联心理需求施加作用的过程。而作为预期目标还应在问题解决中让学生经历问题环境变化维度，感受方程建模的本体意义。比如，让学生自主选择解决正方形桌面问题、花园围栏问题、梯子靠墙问题等概念行为，反映决策主义自主需求的社会意义。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以下称“后课程标准”）开宗明义指出，数学作为对于客观现象抽象概括而逐渐形成的科学语言与工具，不仅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基础，而且在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研究者认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表征情感、态度、价值目标的“决策事件”，强调非智力因素在课堂教育的地位与作用。这就是我们教师在设计教学时，为什么总是要呈现“培养应用意识”“树立学好数学的信心”“感受数学的价值”等情感层面目标的根据。课程目标强调数学思考、问题解决、情感态度的发展离不开知识技能的学习，知识技能的学习必须有利于其他三个目标的实现。知识技能来自于社会实践，因而与生俱来就带有社会性特征；而数学思考、问题解决及其上位的情感态度都在社会情绪层面突出自我决策力。这就从三维目标社会关系层面揭示发展情感目标的重大意义，实现了由过去“我被学”的知识技能目标，转向“我决策”的多元目标教育意识的变迁，终于决策社会观教育价值。
三、人学主义社会性原则
人学主义社会性原则属于数学慢教育目标实体伦范畴。人学论的发展经历了自然主义、非理性主义和理性主义三个阶段。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的本质是自由的劳动实践。这和后来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于此可见，人学是以自由实践和社会关系为核心思想的大概念。古希腊“认识你自己”的箴言就是对人学主义社会原则的揭示。数学慢教育目标学领域，人学主义是指借助阶层目标，激发每一个人获得良好的数学教育，让不同的人经历这次课的学习都能获得应知、应会、应能的发展。数学慢教育课堂人学主义的社会性原则，主要表现在以下目标层面：一是知识技能目标体现自由实践意识；二是思想经验目标反映社会关系意识特征；三是情感态度目标反射“自我”社会意识。施良方认为，如果目标都以行为方式来界定，那么，课程就会趋于强调那些可以明确识别的要素，而那些很难测评，很难转化为行为的内容就会从课程中消失。[7]研究者认为这里的“难以测评要素”就是情感价值领域的目标内容，关乎人学主义、关乎思想意识，更关乎社会学原则，只有将这些形而上的观念融进教学目标体系，方能实现教育精神的实体意义。
“后课程标准”在课程性质中强调，义务教育数学课程能为学生未来生活、工作和学习奠定重要的基础，使学生获得必备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和推理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层面的发展。这就从人学社会学层面说明课程教育目标不在于“明确识别的要素”而在于“难以转化的要素”。换句话说，就是数学教育目标的真正目的落脚于人学主义意识的发展，不是以领悟“纯数学”为目标导向。杜威指出，也许当今教学上最大的失败是仅在特定时间内教给学生特定的东西。[8]这里“特定的东西”就是缺乏生命力的纯数学知识。实际来说，学在于用、用在于思、思在于行，因此数学慢教育目标以“用”和“行”来突出其社会性特征。
比如，慢教育课题组在研究基本事实“三边分别相等的两个三角形全等”时。设计如下活动：在学具箱中，（1）取一根与三角形纸板的一边相等的木棒，再取两根与纸板另两边不等的木棒搭建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与三角形纸板能重合吗？（2）取两根与三角形纸板的两边对应相等的木棒，再取一根与三角形纸板的另一边不相等的木棒搭建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与三角形纸板能重合吗？（3）取三根与三角形纸板三边对应相等的木棒搭建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能与三角形纸板能重合吗？这里借助数学实验的方式验证基本数学事实（三角形全等的条件“SSS”）。就人学主义来说，验证的过程既是一种自由实践的表现，又是思想经验的具体化，还是“自我意识”能力的外显。这就使得不同基础的学生，都能在各自思维层面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同时，“搭建三角形”是做笛У耐庠诒硐郑“判断能否重合”是用数学的内在行为动作，而同一款式的“服装设计与制造”“三明治的烘焙”等社会性“行数学”的行为，则是人学主义目标的表现与审美理性的外化。
四、批判主义社会性原则
批判主义社会性原则属于数学慢教育目标客体论范畴。批判思维（critical thinking）是思维过程中洞察、分析和评估的过程。包括为了得到肯定的判断所进行的可能为有形的或者无形的思维反映过程，并使科学的根据与日常常识相一致。在现代教育社会，批判思维被普遍确立为教育目标之一。其基本要素是断言（claims）、论题（issues）和论证（argu-ments）。识别、分析和评价这些构成要素是批判性思维的关键。数学慢教育目标课堂的批判主义是以批判性思维为突出特征，使得目标明确，问题清楚，思想澄明；批判主义社会性原则是以发现和提出问题为活动对象（断言行为），以分析和解决问题为研究项目（论题行为），突出经验思想的社会学视角（论证行为），终于数学概念图（概念题图或构图）的社会化能力。
数学慢教育目标的批判主义社会性原则具体包括以下方面：一是让学生在“我”做中选择并发现问题；二是让学生在“我们”研讨中批判并提出问题；三是让学生在“你、我、他”审美中思量并权衡问题。比如，课题研究组在探索“二次函数图像的性质”时，基于探索发现目标指向，创设以下问题：（1）任写一个一次函数和反比例函数解析式，画出它们的图像并指出其性质；（2）写出一个顶点在原点的二次函数解析式，画出它的图像并指出其性质；（3）在几何画板中画函数y=x2、y=-x2、y=- x2的图像，描述自己画图的步骤及其新的发现，并在平台上判断谁的图像画得较好？为什么？（4）借助上述活动经验编制一道函数问题并给出解答方案。这里的问题（1）作为发现问题的先行组织行为，反映个体“做的情绪”，带有社会性选择特征；问题（2）作为批判问题的前概念行为，反映我们的公共经验水平，带有共同体审美批判的社会性质；问题（3）作为批判思维的活动主题，学生的画图、辨析、断言、表征等运动行为，带有经验考量的社会情感特征，反映我们大家的客观体验和社会意识；问题（4）则是权衡问题的具体表现，反映共同体的经验思想的变迁能力，是批判力由内而外社会性表现。事实上，任何一个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行为离不开人的社会观念的参与，包括社会学范畴的师生及课堂。
教育是人类的一种有意识地依照自觉设定的目标所进行的对象性活动，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9]数学慢教育目标的社会性原则是以社会性活动为目标载体，以情感价值为社会取向，以还原数学概念为逻辑的慢教育形态，反映课堂教育目标的“非认知”的认知倾向，揭示课堂即社会的教育意义，实现慢教育的社会性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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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教育的基本特征篇（2）
摘要：
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革命精神财富，是我国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和重要组成部分。长征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化源流、价值目标和观念特性上具有共通性。将长征精神融入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有利于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内容、拓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路径、凝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精神力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长征精神融入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升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效，达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的，需把握理想信念引领、道德自觉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弘扬和育人合力构建等四个着力点。
关键词：长征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效性
DOI:10.15938/j.cnki.iper.2017.04.001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7）04－0001－06
2016年10月21日，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长征精神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1]长征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是我国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和重要组成部分，是引领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旗帜。党的十八大提出和倡导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凝练而成的思想结晶，深入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长征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者在文化源流、价值目标和观念特性上具有共通性。深刻把握两者的逻辑关联，有助于我们将长征精神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提升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达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的。
一、长征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共通性
1.在文化源流上具有共通性
中国作为拥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诞生了辉煌灿烂的华夏文明，形成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从文化源流上分析，长征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共通性，两者都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长征精神打上了深深的中华文化烙印，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的集中和最高体现。总书记在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2]长征集中展示了爱国主义精神、自强不息精神、团结友善精神、乐观主义精神和艰苦奋斗精神。这些精神的形成无不植根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中，吸取了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互助友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长征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革命时代的思想升华与创新性转化。
江河万里总有源，树高千尺也有根。“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源泉和理论根基，积淀了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寄托着当代中国人的理想和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倡导的讲仁爱、崇正义、倡公平、重民本、尚和合、守诚信等价值观念一脉相承，延续和蕴含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具体来说，国家层面核心价值观源于中华传统文化和合、富国强民、以民为本的理念。如秦朝商鞅认为“故治国者，其传力也，以富国强民也。”儒家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道家倡导的“天人合一”、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等思想就分别与“富强民主和谐”价值观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从社会层面核心价值观看，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不仅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属性，也深刻印证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记忆。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到“人的类特性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从“不患寡而患不均”到“一切人生来都是平等的”，从“各尽其职就是正义”到“正义是一种主观的价值判断”，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对自由、平等和公正观念的认识和不懈追求。[4]而从公民层面的价值观而言，同样吸取了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的精髓，相关的论述和典故比比皆是。比如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济世安民的价值理念，“敬业乐群”、“忠于职守”的思想传统，孔子“主忠信”的道德观，孟子提倡“与人为善”等都与公民个人层面价值观的具体价值准则不谋而合。
2.在价值目标上具有共通性
从现实价值目标上看，长征精神和核心价值观具有共通性。两者都以共产主义的实现作为最高理想和奋斗目标，都致力于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强劲的精神动力。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奋斗目标，并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长征精神孕育和凝练的历程，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追求远大理想和目标的生动写照，多少年来一直激励着我们后来者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不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现阶段中国社会“最大公约数”的价值共识，同样以共产主义的实现作为最高理想和目标表达。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直是近代以来中华儿女的伟大梦想。正如同志所言，“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5]实现伟大的梦想，需要付出长期不懈的努力。实干才能兴邦，坚持才能成就梦想。长征途中，红军将士们吃菜根、啃树皮，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却越挫越勇，坚持斗争不轻言放弃。现时代我们追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梦想，就要发扬长征精神中不怕困难、团结拼搏的精神，为中国梦的实现凝聚强大力量。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第一条就明确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集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6]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能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为早日圆梦提供精神支撑。
3.在观念特性上具有共通性
长征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属意识形态范畴，两者在指导思想上，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都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思想成果，两者都体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特征；都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本质要求，都具备与时俱进的开放性特质。
遵义会议之前，王明等人脱离中国实际，实行错误的军事指挥，导致红军接连失利。惨痛的教训促使我们党开始深入思考党的思想路线问题。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立场，从而找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将中国革命事业引向了胜利。改革开放以来，党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坚持中华民族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从中国文化现状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与中国价值理念的有机统一，符合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也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二、弘扬长征精神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价值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任务。在当前时代背景下，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国民教育总体规划”。[7]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让全体社会成员将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大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生力军，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已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总书记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8]深入学习和理解总书记关于长征精神的重要论述，利用长征精神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对于提升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
1.有利于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内容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下，全面准确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涵和外延，对增强大学生对核心价值观的理论认同，提高大学生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意义。理论的深度把握是获取人民群众情感支持和理性认同的关键。马克思曾经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9]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倡导”词义虽然简单实则有着丰富的内涵，然而现实却是诸多高校在教学过程中面临理论阐释失语或乏力的窘境，教学内容停留于碎片化和浅表化，教学方法则呈现出抽象化和单一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渊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而在阐释过程中要与我国文化和革命传统接轨，才能引起受众的共鸣。总书记强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10]长征精神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和丰富的话语资源，有助于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内容。比如大量有关长征题材的历史资料、文化书籍以及音像制品就能很好地适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教学中，帮助大学生加深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加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历史文化渊源的认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一词为例，在教育中可以用长征途中工农红军为挽救民族危亡，以非凡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英勇抗敌的英模事迹来进行解读，通过深入浅出、情理交融的内容阐释，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
2.有利于拓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路径
作为新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新媒体已经逐渐融入到高校校园中。因其便捷性和交互性等特点，新媒体逐渐成为高校进行校园文化建设和教师教书育人的主要方式。长征精神的媒体宣传，为高校拓宽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新媒体平台。比如，借用网络交流平台和网络课程，在方便快捷的互动中帮助大学生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借助生动活泼的教学手段引导大学生养成自强不息、团结合作的精神品格，用创意而又接地气的互联网思维方式继续传递长征精神。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大学生学习的参与度，还能在沟通反馈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接受效度。
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是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国民教育全过程的必然要求。长征的革命遗址与纪念馆，既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进行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践载体。高校可以引导大学生党员带头组织传承长征精神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实践活动。比如，组织学生开展长征精神志愿服务万里行活动，锻炼学生体魄、磨练学生意志，促使广大学生发扬和传承红军将士艰苦朴素、顽强拼搏的革命精神，用实际行动做红色传人；组织学生参观长征历史纪念馆，走访慰问老红军和老战士，使大学生从红军长征的感人事迹中接受红色教育。通过亲身体验和实践养成，增强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3.有利于凝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精神力量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非是朝夕之功，其过程也不可能一帆风顺。从其诞生的那天开始，就面临着各种社会思潮的质疑、批判和攻击，在高校表现得尤其集中。开展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困难，任重而道远。近年，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泛滥，中华民族的精神遗产不时遭其恶意曲解；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历史伟人不时遭其恶意丑化。历史虚无主义者“经常随意假设历史，随心所欲地虚构裁剪历史”[11],种种不实言论的涌现造成部分大学生意识混乱与迷茫。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不失时机地将新自由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价值观向我国传播和渗透。在此情境下，高校教育者能否在尊重差异和包容多样的语境下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否引导“80后”、“90后”大学生抵抗错误思潮的侵袭，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将是一次全新考验。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我们依然可以从那场声势浩大的长征征途中汲取精神力量。红军将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抒写的不朽传奇能激发大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激荡起为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人民幸福而努力拼搏的决心和勇气。具体而言，“坚定革命的理想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心，决不被错误的谣言所蛊惑，要树立苦中作乐的乐观心态，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胜的信念；“不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指引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长期性与艰巨性，做好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指引我们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不能照抄照搬、盲目借鉴他国经验，而应当从我国实际出发，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和“同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精神”指引我们各条战线的群众要齐心协力、团结一致，紧密团结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汇集起中华民族向世界舞台中心挺进的磅礴伟力。
三、弘扬长征精神视域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着力点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长征精神融入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升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效，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必须把握以下四个着力点。
1.坚持以理想信念的引领为核心
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人民群众战胜困难、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精神支撑。邓小平同志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12]长征的胜利即理想信念的胜利，总书记明确指出：“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没有牢不可破的理想信念，没有崇高理想信念的有力支撑，要取得长征胜利是不可想象的。”[13]“革命理想高于天”是长征途中广为流传的口号。正是因为拥有坚定的革命信念，独腿战士钟赤兵拄着双拐走完了长征路。红军作为一个共同体能够完成如此艰巨的历史使命，穿越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征服人类生存极限，长驱二万五千里，根本原因也在于红军具有铁一般的革命意志和信仰。
科学崇高的理想信念能帮助大学生思考“做什么人、走什么路和为什么学”的现实问题，明确做人的根本。继续坚定不移地加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是解决当前高校核心价值观教育乏力的关键。将长征精神融入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核心就是要帮助青年大学生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坚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坚定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积极引导大学生把个人价值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过程中，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不懈奋斗。比如组织开展“大学生党员红色服务”实践活动，激励大学生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帮助身边同学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高校要以弘扬长征精神为契机，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2.坚持以道德自觉的培养为基础
长征的生命力在于它是一种蕴涵道德自觉品行的生动实践。在长征中，红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到之处，秋毫无犯，这既是红军严格遵守党规党纪的行动展示，更是红军将士高尚品格的道德示范。长征途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把自己仅有的粮食、衣物，甚至生存的希望让给战友，而把饥饿、苦难和死亡的威胁留给自己的英雄道德模范。正是因为高度道德自觉的驱动和感召，才激发了红军将士们英勇顽强的革命斗志，并收获民心，发动人民群众一道共同抗敌。
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道德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时代进步的尺度。崇德修身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而言都极其重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浓缩和体现了中华民族道德素养的精髓。同志强调：“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14]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立德树人的问题，其重点还在于提升大学生的道德自觉。道德自觉主要体现为道德主体在道德认知、道德内省和道德约束方面具有清醒的自主认识与自律意识。“只有在清醒认识道德现状、注重把握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人们才能坚持以向真、向善、向美的‘内驱力’，努力克服自身局限性，避免急功近利，最终得以守望共同的精神家园。”[15]缺乏道德自觉，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失去动力和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观念不断传入我国，部分大学生受其影响道德品质呈现逐渐滑坡的迹象。目前诸多高校反复开展大学生诚信应考、遵纪守法等教育活动，即是对大学生现实道德状况的回应。在此情境下，有必要在开展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过程中，坚持把以立德树人作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加强大学生自我道德教育，激发他们的道德自省和自觉性，从而“迈向从他律到他律与自律结合、最终实现自律的修德境界”[16]。为此，可以发挥长征精神的感召和教化功能，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道德教育实践活动，用长征精神加强传统美德教育，提升大学生的道德判断和辨识力。道德模范是有形的正能量，是鲜活的价值观，是道德实践的榜样。要在大学生中深入开展红军长征道德模范学习实践活动，创新宣传形式，注重活动实效，把道德模范的榜样力量转化为大学生的生动实践，在高校校园内营造崇德向善、德行天下的浓厚氛围。
3.坚持以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为重点
爱国主义精神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是民族繁衍和发展的精神命脉。爱国主义精神始终是我国各民族、各阶层团结一致的强大动力，支撑着中华民族团结奋斗、发展繁荣的伟大实践。长征的胜利，充分体现了红军将士们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勇于抗争、不怕流血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自古至今都是中国社会始终强调的精神品格，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志，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在开展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过程中，需要以纪念长征胜利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重点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受西方社会思潮的侵袭，当前我国大学生中出现了一些歪曲和误解爱国主义的错误论调，有的人甚至认为经济全球化时代已无需再提民族国家的主权与利益，更无需提倡爱国主义；还有的人以盲目抵制、鲁莽行事等非理性行为来表达爱国之情。对此，在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过程中，有必要准确讲解和把握爱国主义的时代内涵，全面厘清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的挑战，引导大学生将深厚的爱国情感、理性的爱国认识和务实的爱国行动相统一。高校要加强和重视党史国史教育，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正确认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带领大学生参观各类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烈士陵园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此增进大学生对民族和国家的使命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坚持以育人合力的构建为保障
长征胜利启示我们：团结各方力量、紧密联系和依靠各地各族人民群众是战胜一切困难、凝聚人心的法宝，长征的胜利是动员人民、依靠人民和团结人民的结果。长征途经12个省中，有6个少数民族地区。有的少数民族群众起初对红军抱有敌视态度，后经过红军战士耐心的讲解和高尚品德的感召，逐步化解了误会。红军每到一地，都深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废苛捐，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
开展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单靠一方或某个人的力量难以取得成效。我们应把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和特点，把思想价值引领贯穿高校教育教学全过程和各环节，形成教书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管理育人的长效机制，努力创设家庭、社会、学校三位一体的育人体系，搭建全方位齐抓共管、多方面协调配合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格局。在家庭层面，家长要以身作则，重视家风教化，以良好家风对大学生进行道德启蒙、品性养成、革命传统教育，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从社会层面而言，要积极组织和引导各地结合区域特点和历史传统，有序开展长征地域文化资源的研发，重视长征物质遗产的保留与修复，鼓励旅行社积极开辟长征主题红色旅游专线；组织创作弘扬长征精神的歌曲、影视剧和文学作品，营造精神振奋、民心鼓舞的社会氛围。在高校层面，党委要对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工作实行全面领导，切实履行党委主体责任；高校教师要将长征精神融入课堂教学中，深入研究长征精神的内涵和实质，把握长征精神与核心价值观的契合点，构建科学规范的价值观话语体系；积极创设弘扬长征精神的实践载体，邀请老红军或红军后代到高校开讲座，加深大学生对中国革命斗争史和中华传统美德的认识和体会。总之，高校各部门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形成共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协同效应，激励大学生自觉将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之行。
教育强则国强，人才兴则国兴。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17]高校的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立德”就是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知识教育。长征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生动教材，用长征精神立德树人，在弘扬长征精神中提升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为学生点亮理想的灯，照亮前行的路，引导大学生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既是必要的，也是至关重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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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教育的基本特征篇（3）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8-0234-02
从传统到现代，道德在中国社会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近年来中国发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使人们对中国道德现状深表担忧，同时中国道德教育也再一次受到广泛关注，同时也出现了研究西方、日本、新加坡特别是美国德育经验的热潮，希望通过借鉴别国德育的优良传统推进中国德育改革。诚然，学习他国经验提高自身德育水平与效果是德育改革的有效途径，但必须是深刻分析我国与别国道德教育的差异及造成差异的原因，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避免简单机械的经验移植。笔者将从文化角度解读中美两国德育传统差异的原因，以及思维方式对这种差异造成的影响，以期获得具有美国优良传统同时适合中国思维方式的德育新方法，以完善我国德育工作。
一、文化及思维方式的内涵及外延
（一）文化的概念
西语中的“文化”（culture）一词最早起源于拉丁语中的cultura，其词根是动词colere，原意是耕作土地、饲养家畜、种植庄稼、居住等，是指人类改造自然以获得适当生存环境的最初尝试。从拉丁语中发展而成的德语kultur和英语culture最早也是类似的意思。我国古汉语中“文化”词由“文”与“化”复合而成，万物纷繁交杂成为“文”。
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有思想的社会实践的一切文明成果。而狭义的文化，是指排除人们的物质创造活动和成果而专指人们的精神创造及其结果，主要包括信念、知识、文学、艺术、道德、法律等等。我非常赞同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所界定的文化定义，他认为：“文化是指一个群体或社会共同具有的价值观和意义系统，包括这些价值观和意义系统在物质形态上的具体化，主要包括人们的思维模式、生存模式和行为模式。”[1]这三种模式决定了个体如何构建自身的观念的世界及物质世界。
（二）思维方式的概念
思维方式是指一种文化特有的象征性把握世界的方式，是文化的本源和重要内容，对现实世界的象征性把握因为思维方式的不同而千差万别。
一方面思维方式是文化心理特征的集中表现。另一方面，思维方式又制约着文化，影响文化的形成，是造成文化差异的主要原因。思维方式体现于民族文化的所有领域，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和交际文化，尤其体现于哲学、语言、科技、教育、生产和日常生活实践中。
道德教育是对受教育者有目的地施以道德影响的活动，这种教育活动，必然受到一国文化有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的影响，这些影响外显为一国特有的德育特征。
二、美国文化传统及其德育的主要特征
（一）文化传统与德育浓厚的宗教色彩
宗教是西方文明永恒的底色。在美国短暂的200多年历史中，最初宗教由新英格兰清教徒移民带来，发展至今，宗教已经渗透到了美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代化以及知识理性的发展，也没有阻碍宗教统治美国人民的精神世界，教堂即使在最繁华的第五大道也有其立足之地。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不仅对美国社会具有广泛影响，更是美国人民的精神支柱，上帝与天堂，是他们对世俗世界的超越和终极的生活理想，这种理想赋予人们日常生活以意义，构建了美国人民的精神世界。
美国的德育从一开始就抹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虽然宗教不完全等同于道德，但毫无疑问，人们在建立他的宗教信念时，也建立他的道德价值观念。同时，在个人主义为核心价值观的美国，宗教更成为联系个人与社会的重要纽带，而使社会成员形成共同的道德价值取向，是德育的一个主要目的，这就必然导致了德育与宗教的密不可分。事实上，美国的德育活动与宗教活动确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历史上看，美国的学校就等同于教堂，学校由教会开办，教师由牧师担任，教科书的主要部分是宗教教义，教育的目的也是为了培养牧师。从现实来看，美国81%的私立学校是受教会扶持的，许多教师在这种学校工作也是出于宗教的情感[2]。
（二）实证主义传统与德育方法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特征
美国实证精神文化传统，渗透在美国学术研究与实践的每一个方面。德育在这一文化传统下表现出显著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在德育模式研究中得了具体的体现。美国的德育模式都注重以科学的调查研究和系列性的实验为依据，几乎每一种德育模式都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实证分析之后而得出。
（三）个人主义与德育尊重个性的特征
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中又一鲜明的特征，是美国文化模式的基本特性和主要内容，主要来源于犹太教及基督教中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子民，都是具有平等权利的个体的教义以及美国《独立宣言》中“人人是生而平等的”和《美国宪法》中个人权力的政治理论。人人平等就是把人看成了单个有思想独立的人，而不是依附在某一关系中的部分。个人主义主要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美国人的日常行为，由于个人主义强调每个人的自然权利与平等自由，就使得美国人民非常注重个人隐私，侵犯他人隐私严重者会受到法律惩罚；个人主义也使得美国父母更加鼓励孩子要具有独立性，老人也要维护自身独立自强，不愿意接受帮助；而体现在文化的另一个重要载体语言中，则是像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天助自助者），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人生而平等）等谚语，以及强调自我意识的一些词汇中，如self，ego等；个人主义体现在教育中则是注重培养儿童的个性以及注重儿童个性的发展。
三、中美德育差异的文化及思维方式因素
（一）信仰传统与文化理想之别
文化理想与思维方式有直接的联系，不同的思维方式必然导致文化理想的根本性不同。对于理想生活的不同看法与追求，直接影响了特定文化下的道德教育目标的差异。就中美比较而言，美国的概念思维中对概念是感性事物的超越，具有抽象性与普遍性，概念自身构成了一个超越了感性世界的领域，这个领域被视为是与现象世界不同的本质世界和与流动世界不同的永恒世界，从而美国民族的文化理想就是追求这个超越了现实世界的永恒世界。这种超越了现世的理想追求对现实生活的指导意义具有更大的权威性与服从性，相关的道德要求也不容易受到现世生活的影响，对人们的行为具有更大的约束性。
中国不同于西方的概念思维，中国根本的思维方式是意象思维，其中的“象”与所把握的事物之间处在同一个层面上，不存在本体与现象这样的等级关系，从而其所想象与追求的文化理想也就不可能完全超越现实生活，而只能是与现实生活处于统一层面的一种可能的理想状态。就像儒家所追求的世界，并不是一个超越现实世界的存在，而是现实世界的一种理想状态。这种与现实世界处于统一层面的文化理想，相较于西方永恒世界的文化理想，更容易受到现实世界的影响，这种理想状态所要求的道德要求与规范，缺少了神圣性与永恒性，也更容易被现实世界消解，从而对现实世界中人们行为的约束力较小。
（二）德育内容、方法差异与意象思维和概念思维
中美的德育方法存在很大的差异，美国德育方法具有显著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德育的实施依赖于一套由大量科学实证分析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德育模式，关注个体此阶段的需要进行的德育内容是什么；而中国德育方法不注重抽象出一般的具体的德育科学方法，更多的依赖德育者主观的整体把握，关注的是变成什么而不是是什么。
中美思维方式的差异反映在德育方法中就是美国德育在概念思维方式的支配下，先解决了德育是什么这一前提性的问题，然后在德育实体的清晰把握上实施德育的具体方法和步骤；中国德育在意象思维方式的支配下不会实证性地研究德育内容应该是什么，而首先会凭历史经验和主观判断得出一套德育内容，德育内容和方法都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和流动性，缺乏科学性和具有重复性的操作方法。
（三）强调个性、强调集体与空间思维、时间思维
美国德育强调个性，注重个体的价值选择与发展，这与西方空间思维方式是密切相关的，而这种思维方式体现在文化中就是个人主义。时间和空间是万物的两个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把握事物两种不同的选择，人类的感知在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注意中心，因此，在对待外界事物时，以空间为主或以时间为主只能两个选其一，而不能同时进行。西方以空间为本位的思维方式，决定了西方文化必定以主客对立、分离的方式对待一切事物。西方喜欢采用分析、剖析的方法认识世界，强调人与人、物与物之间的区别。
与西方的空间思维相区别，中华文化传统则以时间为本位，这种思维方式决定了中华文明以天人合一、主客一体的方式对待天地万物。因为在同一个时空连续体中，时间是不可分割、不可截断、不可占有、不可掠夺的。从时间的角度看人与人、人与天地万物，永远是一个浑然有机的整体。这体现在德育中则是中国注重集体主义教育，社会主义的道德观，必须是集体主义的[3]。
四、总结与讨论
中美德育具有不同的特征，从文化视角来分析，可以找到根植于两国文化传统中的影响因素，如宗教传统的差异、实证研究的差异、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差异等等。美国文化基本上可以归属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则归属于中华文化，这两种文化传统中最根本的差异是思维方式的差异，即概念思维方式和意象思维方式的差异，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最终决定了中美两国在道德教育上的种种差异。中美概念思维与意象思维的差异是本源思维方式的差异，是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的，相反，有一些实用的思维是可以改变与互通的，在中国历史上就变现为从洋务运动开始的中体西用，所以我们在借鉴美国德育方法的时候，要结合中国本源性的意象思维方式有选择地借鉴，同时要在移植的过程中创新，创造出既继承了美国德育的科学方法又符合中国思维方式与文化传统的德育新方法。
参考文献：
人文主义教育的基本特征篇（4）
一、课程理论与教学技术合并研究的意义
1978年全国恢复高考制度，此后二十年，应试教育发挥了特定的历史作用。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其不足之处也愈见明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道德情感方面的教育；二是对健康心理和健全人格方面的教育；三是对创新精神、操作实践、生活能力等核心素质的培养。因此，1999年起，国家开始倡导素质教育。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面对世界高科技创新的挑战，衔接素质与教育、能力与知识的仍然是课程。2001年国务院启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出要将人口大国变成人才强国的总战略。各学段有序依次进入课程改革。“课程改革”在各级文件中被定义为“新课程实验或实施新课程”，但教师在实际操作中将其理解为“新教材使用或新教材教学”。2008年，陕西师范大学的栗洪武、肖世民、陈晓瑞、康伟等教育专家、教授编写21世纪教师教育系列教材《学校教育学》，在第三章“课程理论”中指出：尽管课程是人们经常使用的概念，但到目前为止，对于课程是什么却仍然没有一个公认统一的界定。他们提出了三种理解，罗列出六种观点。2015年，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张传燧撰文《课程改革在路上：历史、现状和未来》，概括课改现状为：理念先进、教材完美、制度选课，课堂依旧、教学依旧、书包依旧。他认为现有的课程理论都是洋人的，理念空洞，理念和实践是两张皮，水土不服。他提出未来要加强我们自己本土的课程理论建设，为素质教育实践提供科学适宜的理论指导和引领。由此看来，课改从一开始就有先进理念的指导，但却缺少基础科学理论的引领，没有完整科学的课程基础理论概念及体系，将使课改实践缺少基石，缺乏动力，课改不到位。
人们之所以要从事科学技术活动和追求科学理论知识，源于生存安全与活动目标有效实现的客观需求，源于个人的能力相对于其所生存的世界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因而要顺势而为，寻找事物的本质联系，按客观规律办事，以提高生存的能力及质量。因此，科学界定课程概念，夯实课改实践基础；创建课程理论体系，注入课改实践动力；研发教学技术方法，创新教育文化平台，是有效推进素质教育，进一步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基础、前提和保障。
二、课程基础理论的创新
1.文化的整合与分类
达尔文曾这样定义科学：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从中发现规律，做出结论。文化是事物的特征与规律在人脑意识形态层面上的理论显现，凝聚于事物之中，又游离于事物之外。课改研究中我按属性整合文化事实，获得如下三项文化类别系统，这是人们至今尚未涉及探索的新领域。
一是通用性客体（一般）文化。在社会生活中，指被人类相对普遍认可的客观事物特征和规律在意识形态层面的理论表现或代表，通用于相对的人群范围，文本化储存。标志着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水平，是科学技术探索的理论成果和结晶，是人类精神文明、文化发展水平的体现。如人类社会的基准主流思想（民主、科学等）、基础通用知识（1+2=3、勾股定理等）、基本生存技能（织布、造纸等）等科学文化。
二是多样性主体（差异）文化。在现实生活中，指自然（或社会性群体）中的人对事物特征和规律的实际掌握程度在意识形态层面的独特展现或展示，是学习主体修炼生成的行为能力或潜能素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一个个可能的历史。起初展现出的是个性化，具有差异性、丰富性和多样性特征：某一个体、社会团体、某一地方乡土风俗或思想文化。随着多样性主体文化的横向传播，如果被更多的人普遍认可、通用，就成为通用性客体（一般）文化。
三是工具性标准（生产）文化。在人类学习进化成长中，指生活事物的情景内容、结构和进程或人脑原初发现构建的事物特征和规律被学习主体反映、再现于意识层面，起到衔接通用性客体（一般）文化与多样性主体（差异）文化的工具作用，是教育用来训练、培养、改变人的思想、知识和技能，是学习主体自主接收体验、感受构建，生产出的行为能力或潜能素质文化。课程就属于工具性标准（生产）文化。生产文化资料的社会表征是：教科书、生活事物、电影电视等文化艺术传承传播，即课程资源；文化生产方式的社会表征是：教学、生活实践、实验实习等综合活动操作，即课程生产。
2.课程与货币的类比
我们在课改研究中发现，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课程与文化”如同“货币与商品”。一是货币与课程自身都具有工具性，货币可以用来兑换物质商品流通使用，课程可以用来传承精神文明交流使用。二是货币反映出的是标准商品，课程反映出的是标准文化。三是货币的生命价值存在于购买兑换之中，货币与购买兑换同生同灭，货币的意义作用存在于商场、商店；课程的生命价值存在于学习主体的心理反映到意识再现之中，课程与传承影响、教育学习同生同灭，课程的意义作用存在大、小课堂（受教育的场所叫课堂，社会生活是大课堂小教育，学校教育是小课堂大教学）。两者的特点和职能、目标和作用都相同，共同推动着事物的发展变化。随着经济文化社会的繁荣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不仅需要对货币的占有，更渴望、期待和追求对优质课程资源的占有（见图1）。
3.课程本质的科学界定
尽管对于课程论与教学论的概念及关系并无统一的界定，但它们各自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是比较明确的，在我国学术界已经形成共识的是：课程论与教学论都是教育科学的一个下位概念或基础概念，属教育学的范畴。教学论研究的对象是教师及其教学的工作行为、原则和方法等。课程论研究的对象是学生及其学习的范围、方式和过程等。课程论就是按照一定社会的教育价值取向和需要，研究学生及其学习的范围、方式、过程等教育问题和现象，探寻学生接受、发现和掌握思想、知识和技术，形成行为能力或潜能素质等相关事物的本质联系及客观规律的科学理论。最广义的学习是指人和动物在生活中获得个体的行为经验以及行为变化的过程。学习的过程就是课程产生的进程，课程的终端就是人的行为能力。
课程与货币一体作为流通生产的工具，推动着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其中，课程是基础动力工具，生活事物的情景内容、结构和进程被学习主体高度发达的神经系统所反映，识别接收、感受选择、分类记忆、联想分析、想象拓展、推理归纳、整合分类等完整的因果逻辑关系思维，走进通用性客体（一般）文化知识的本质内部，并伴随着喜、怒、哀、惧等情感体验，折射出一系列心理现象及过程，即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上升再现于人脑的意识层面，建构生成事物的特征和规律，即经验课程，或多样性主体差异文化，表征为行为能力，起到了衔接知识与能力的工具作用。课程作为教育的生产工具、特殊的文化产品，存在于主客体两个世界之中，流转再现于主客体之间，推动着人类世界文化的传播繁荣和精神文明的传承发展。由此可见，课程的本质是用事物的本质关系、特点规律来进化和发展人适应或改造生活环境的能力；课程的标准是在大小课堂的教育实现，既适合学习主体的心理反映，又能够达成在意识层面的再现。课程是学习主体用来改变、修炼、生产“能力”的工具性标准文化进程，简单讲课程是学习主体用来生成能力的课堂标准文化进程，隶属工具性标准生产文化范畴（见图2）。
4.新旧课程的对比
对于旧课程有两种观点：把课程只当作教学内容或者学科综合的集成，或者认为课程是活动或者经验。因此有必要对新旧课程的定义加以对比。
一是创新课程的定义指出，课程的科学内涵是学习主体自主选择的工具，即生成能力与文化进程。标准文化是指学习主体对“环境事物的情景内容、结构和过程、特征规律”反映或再现于意识层面的进程。生成能力是指课程工具的功能或作用，是人外显或展示出的行为及效果，是主体文化进程的终端。这是旧的课程观点中所没有体现的。
二是新旧概念的区分度。新定义明确了课程的终端是人能力的改变，旧概念则不提课程的终端和结果，功能作用不明确；新定义把课程定义为学习主体在自主区间反映、再现的动态进程，以往的旧概念都企图寻找、视课程为主客体中的某一具体事物；新定义规范了课程内涵，是学习主体对生活事物的情景内容、结构和过程或原发事物特征规律的反映和再现，即标准文化，旧概念把课程内涵指向通用性客体（一般）文化知识结论或学习方式。
5.课程属性的表征特点与课程职能
关于课程属性的表征特点，包括课程基本组成三要素――内容、结构和进程；课程七大特性――工具性，生产性，预设性，适合性，流转性，不定性，周期性；课程周期流转的三个阶段――制造研发设计阶段，识别体验接收阶段，感受建构生成阶段。
课程工具性基本职能包括：传承引领，操作使用，传播影响，研发改进，储备储存等。
6.课程特征的整合分类
在社会文化事实中，按照不同的课程性质和职能进行整合、梳理划分，可以获得五环课程类型及关系模式集合体“二界、三基、四能、五层、六面”（见图3）。从课程文化分类及关系看课改，会更加明晰其改革的着力点、策略、路径和目标。
“二界”，指按课程的物质性和精神性划分为主体、客体两个世界的课程。客体世界的文本课程包括：学习者大脑之外，客体世界中影响引领学习主体成长的内容、结构及进程等文化基本环境，即课程资源。主体世界的课程，即学习主体的经验课程，包括：学习者大脑之中，学习体验接受、感受构建生成的主观世界的内容、结构及进程等文化思想、知识和技能，即经验课程。
“三基”，指按课程的教育预期价值可划分为三类标准课程，包括基准思想课程、基础知识课程、基本技能课程。
“四能”，指按经验课程修炼与主体文化表征方式可分为四项能力课程。课程在学习主体身上的表征方式是行为能力或能素质，学科教学通过学科意识、学科方法、学科思维、学科综合等四项核心素养的培养来实现人的生活、学习、言语和操作等四个基本能力发展，每项能力都是由相关的思想、知识、技术组成的综合体。
“五层”，指按课程流转周期阶段层次划分为五层课程。近现代北美课程专家古德莱德（Goodlad）和凯珀（Kui per）详细说明了课程从研发、理解、操作和实现等不同阶段及层面的课程流转形式。包括理想课程（ideal curriculum）；文本课程（written curriculum）；解释课程（interpreted curriculum）；实施课程（executed curriculum）；评价课程（evaluated curriculum）。
“六面”，指按显性的课程社会表现形式划分为六个方面的课程。包括学科课程（课标、教材、教案），活动课程（教学、实验、实践），综合课程（基本知识和专业技能），系列课程（基础理论书籍），范例课程（电影、故事、绘画、杂技等），培训课程（专项基本技术修炼）。
三、教学基本技术的创新
按照课程定义及理论体系，工具性标准文化进程的质量，既与适合（标准）有关，又与感官（进程）有关，人体所有的感受器官都可以将接收到的环境信息传导进入大脑中枢形成反射弧。因此，人体的所有感官都能成为学习主体的学习通道，都可以反映、再现事物的特征规律于大脑意识层面。本来课程发生是无限的、不确定的、没有次序的，也没有次数限制的，但不同的感官决定了不同的学习方式和不同的影响程度，是有其共性和规律的，既与次序有关（知、情、意、行），又与次数有关（如艾宾浩斯遗忘曲线所反映的）。视觉接收信息的质量远远大于听觉，听觉判断方位的功能优于嗅觉等。单独感官体验，在没有其他感官参与确认或验证的条件下，课程流转回路难以形成，仅仅是一个符号储存，停留在知的层面，或很快被遗忘掉，更别说构建生产和生成使用。
凯洛夫传统的五步大教学模式文化是在夸美纽斯《大教学论》的课程概念指导下建立的，是适应单纯的系统知识接受型教学的文化传承影响平台，长期的教育实践证明其是有效的、是科学的，也是我们普遍习惯的大教学基本文化技术线路模式。课程基础理论为旧五步大教学改革转型升级为新五环大教学课堂课程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引领基础。表1显示的就是在新课程基础理论引领下，陕西省商洛市的研究者建立的一整套课堂教学进程技术操作系统。
对于前面提到的新五环教学技术，有如下使用建议：一是新五环大教学课程适合学生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发展，一般宜上新课使用；二是旧五环大教学课程适合学生对知识系统性、结构性地接受和记诵，一般宜复习课使用；三是新旧五环并轨后的学校育人模式可以避免单纯的填鸭式“听、答、练”，也可以避免单纯的放羊式“自由、合作、寻找”，而是在三基标准课程引导下，自主开放的赛马式“看、听、嗅、议、尝、做”；四是关于新五环教学技术可参见《新五环大教学课堂课程论》，该著作集教育学和教学法于一体，从十三个方面探索形成了系统的课堂大教学课程基础理论体系，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四、利用课程基础理论和教学
基本技术解决实践问题
人文主义教育的基本特征篇（5）
学校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校内外文化渗透起关键作用。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学校文化内容不断丰富多彩且复杂多变，出现越来越多大众文化的影响和痕迹，这也就增加了学校文化自身的复杂性和动态性，所以学校要通过各种方式构建既融入社会现实生活，又有崇高理想和境界的学校生活世界，在一个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下和高层次的理想社会中进行整体把握，进而塑造学校文化生活的样态。学校作为师生生活的场所，其作为组织的功能十分复杂，充满不确定性、动态发展性，学生在学校的生活世界实质是一种文化生活的存在和精神的存在样态，这是由日常生活与各种丰富的教育仪式和庆典为主导建构的文化生活，学校中各种仪式和庆典的展演是学校文化表征和生活世界建构的核心。
一、仪式和庆典的内涵与要意
象征视角认为，生活充满偶然性，是流动、变化的。象征包含并体现了一个组织的文化、信仰、价值观、实践以及人为创造的东西等相互交织的模式，这些象征符号帮助成员确定自身的身份、价值和行为规范，并养成行为习惯。象征的主要形式——仪式和庆典本身具有象征性、神圣性、教育性与生成性的特质，“仪式是人类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是人类传承文化、接受生活教育的重要形式，堪称人类文化的‘胚胎’或‘活化石’。仪式使我们的日常生活具有结构和意义”[1]。“仪式与庆典之间的差别很微妙，庆典是更宏大、更精致但不太频繁的仪式；仪式虽然也有意义，但更为简单，属于日常行为。”[2]庆典记录着我们生活中的特殊时刻。毕业典礼、开学典礼及校庆典礼等都在重要的转折点上指明其生存意义与文化精神上的联系。“庆典有四个主要功能：适应社会需要、保持平衡、恢复信心和勇气、向外部的利益相关者传达信息。”[2]庆典创造了一个特殊的高度凝练的文化生活场景，促使内外部成员、新旧成员产生丰厚的心理体验、凝聚的情感认同和高度内化的学校文化品格。
教育仪式和庆典不仅是人类文化生活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和有机构成部分，也是构建和展现学校独特文化生活场景的重要载体，在学校场域中构成学校生活世界的文化中心与范本，并与时代教育理念和精神，与时代的社会文化生活形成互动和融合，是积淀和发展学校文化的载体，彰显了学校自身富有特色内涵的文化生活图式，是学校传承文明、联结情感、认同价值观、达成愿景并建构和促进学校文化的要径，具有奠基性和自明性的文化导向功能。同时充满丰富感情和精神内涵的教育仪式和庆典活动可以强化秩序、生成意义、丰富组织文化，提升成员修为能力。教育仪式和庆典不止是师生参与的一项具体活动，更是一场符号的排列、组合、展演、编织的活动。师生置身仪式时空中的位置、活动、行为构成了学校仪式文化的物质基础和基本社会情感信息元素和线索。仪式和庆典中包含着恰当地运用价值观和神话性的象征器物或历史性变型器物，可以激起学校组织成员丰富的想象力、情感的积极性并强化共同信仰，进而可以有效促进创造性、改变意义，巩固组织文化的价值观，生成组织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动力源泉。概言之，仪式和庆典的教育意蕴在于表现学校文化、构成学校文化、实现学校文化、传承与创新学校文化。
二、仪式和庆典的特性对学校文化生活建构的价值
在学校的仪式和庆典文化中，学校和师生发展自身的独特方式是经由参与各种仪式所建构的意象空间构建教育生活世界来实现的。仪式和庆典是建构学校教育生活的主要途径，富有学校特色文化内涵的教育仪式与庆典的形成、发展、完善、成熟是师生成长的文化之径。仪式和庆典与学校生活世界有错综关联，通过其本身的特性以四种方式与学校文化的发展关联起来。
1.仪式和庆典丰富的象征性是学校生活建构的原型和学校文化发展的依托
象征性是实现仪式和庆典功能的客观基础，也是教育仪式和庆典的根本特征和存在的文化依托，“人类的仪式……不再是面向物体和存在，而是面向它们的副本，实际上就是面向形象和象征”[3]。“所谓象征性，是指教育仪式中的动作、程式、事物、现象等都不仅仅体现为现实性存在，更表现为一种符号性存在。”[4]作为教育仪式和庆典，其存在的意义远远超越当下的语境涵义，理想意义才是其核心。仪式和庆典中人物、程式、内容和器物实质上是意义符号的象征体系，通过意向性来建构仪式文化的辐射影响力和理想色彩。仪式和庆典中的场景布置、人物位置等物理环境实质都是整个学校文化生活结构生成的象征性原型，它预先给师生展示了一种标准的教育生活样式，具有内在的约束力与示范效能。学校文化的构建与发展依托各种教育仪式的象征符号表征其文化特色内涵，并在仪式和庆典的演绎中促进文化不断被更新、被创造，或生成自己学校的独特价值观、信仰精神和交往模式，其中一些无意识心智积淀成为师生集体的潜意识引导和学校文化价值体系支撑。从象征视角看，价值是人类文化存在的支点，也是学校文化发展的基本需要。教育仪式和庆典的价值实质是学校文化价值的原型，是特色文化发展的心理价值依托。
2.仪式和庆典多元生成的教育性是学校文化核心和学校文化发展的隐性课程
仪式和庆典是“具有象征性的、表演性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是“文化中沟通、过渡、强化秩序与整合社会的方式”。[5]其隐藏的意图在于干预后续现实教育生活的建构。教育仪式和庆典既是教育意象的手段，又是建构教育现实生活的有力武器，它在展示一定教育生活、话语、意识形态的同时，又在建构学校的生活世界和文化生活方式。特纳说：“仪式不仅是控制过程，而且是形成过程；仪式不仅标明界限，而且是唤醒文化中的阶段运转。”[5]教育仪式和庆典展演的最终目的是利用自身独特的语境对学校现实教育生活样式进行干预、控制和改善，在仪式过程中展现学校的文化话语和情感特征，并生成一种独特的文化权力和教育权威，增强对学校现实的教育性文化生活的建构力。其效能远远超过对仪式参演者的直接教化、感染和示范，它既是学校文化的历史积淀、传承与创新，也是引领学生精神和指引学生面向未来社会文化生活的向导。在仪式中国歌奏唱最有利于唤醒和强化公民身份认同，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学生的各种宣誓仪式都会从不同的角度强化学生对学校生活场域中身份文化的铭刻、记忆与情感认同；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是一段特定的学校文化生活时空里学生文化身份唤醒与固着、融入与成熟、形塑与完型的标志性教育内涵的凝练。可见教育仪式不仅是学校文化建设、与创新的文化核心内容，也是学生德育实践、学校文化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隐性课程。它以集体文化的高度凝聚力、感召及示范力量，有效形成人知互动互融的情感文化和心理盟约人际场，能快速促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并不断受社会文化多元影响的学生在同一个教育过程中发生着濡化和涵化两种方式教育。教育仪式和庆典建构了学校生活的主流文化，是教育话语体系的重要符号，是教育隐性课程的经典课程，是表达时代教育精神与学校文化生活的经典语言核心系统。
3.仪式和庆典的神圣性是学校文化生活的品格和学校文化发展的独特气质
教育仪式和庆典拥有深刻的感召力和强烈的震慑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其本身富有的神圣体验性和神秘的庄严感。它一方面促使置身其中的学生高度顺从和认同学校生活的各种习惯、传统、规范等，并自觉与学校文化、学校传统之间产生着密切的交互作用。另一方面使学生在神圣性和庄严性的统摄灵魂的心理体验中体悟学校文化的崇高精髓，进而自为地引导学校文化的精神性发展，这对整个学校文化生活的精神追求和精神风貌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在“仪式场合”中，人的“行为方式将会发生巨大变化，其中的那些标志仿佛表示从世俗转到了神圣”。[6]教育仪式和庆典正是凭借它的神圣性和庄严感引领师生群体从世俗生活走向博雅的教育生活，并不断地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自觉选择有内涵品位的文化融会到自身的修为过程中。因为教育仪式和庆典的神圣性和庄严感的体验促使学生深刻地理解和认同社会文明，激发其对社会生活现实责任感和美好理想的追求。教育仪式和庆典本身是学校文化力量与特色的体现，蕴涵着学校长期积淀的思想、情感、智慧与创造，可以清楚地揭示并传播组织文化精神信念、生活愿景，是学校文化和精神的基因。此外仪式和庆典、神圣与庄严内隐着深刻的体验性反思，理性文化内涵的提炼，有强烈的方向感、鲜明的价值导向、意蕴深刻的教育目标，是基于深层次的心理文化建构的基础，是开展情感教育的最有效方式，并有强烈的审美影响力和道德感召力，是心灵美的活动，能使学校充满富有神圣意义的生活样态，具有文化生活的育德功效，能体现学校集体文化的独特性、庄严感和和尊严感。仪式和庆典本身只有在象征符号意义丰富的特殊背景下才能发挥最佳的作用，尤其是着装形式、各种仪式的装备、仪式语言的特殊用法和表征意义，充分体现隆重与庄严性，它实质是汇聚一个时代教育精神精华和学校文化品格的神圣展台。
4.仪式和庆典深刻的精神性是学校精神生活的精华和学校文化发展的内生力
教育的精神性生活为仪式和庆典所牵引，走向和融入仪式和庆典文化是学校教育生活的重要特征，也能表达、凝练和提升精神品质核心，因为学校各种仪式和庆典往往标识着一个学校融合时展精神与教育理念的学校文化独特性，构建了师生成长与发展的生态文化环境，主导或渲染了生活于其中的师生精神生活的基调和生活风格，具有巨大的潜移默化的文化力量。教育仪式和庆典不仅是学校教育生活的文化形态，还凝聚一个时代教育精神生活的指向标。时代精神的发展常常通过仪式和庆典的细腻变化来体现、表达和促进，它既是时代精神的显示屏，又是该学校时代精神变动的调整器，其特定的程式，相对固定的仪容、服饰风貌、人际空间关系和时间序列（发言次序安排），精心挑选的背景或场景音乐等，都从侧面烘托出学校的文化特色与精神内涵，并与时代教育精神辉映与融合，彰显出学校文化灵魂和时代精神的教育取向与品质，是建构与时代相吻合的学校独特教育性格、教育生活、人格风貌的原发性力量。学校文化血脉通过反复参演和不断演化这些历史性的相对格式化的动作、姿态、仪容、格局、场景、音乐，使一脉相继的学校文化富有强烈生命力和时代感，实践着与时代教育精神的对话与沟通、交流与融入、同理与贯通。
5.仪式和庆典的细腻的变化性是学校变革的整合力和学校文化发展的驱动力
成功的组织变革往往借助文化符号的力量进行重构，以建立感情联盟。面对组织变革中的内部冲突和危机，一个文化性的目标构念或事件的意义可能远远超过它本身，与珍贵的历史文化记忆和情感联系在一起，就能承载学校的变革性文化发展与积淀。象征会创造文化意义，当承载着组织成员情感的象征被赋予崭新的文化意义时，成员会自觉产生情感唤醒和加强心理联盟，并对学校文化信念更加坚定和执著。仪式和庆典活动中每一个元素和细节都有教育目的和教育语意的内涵，是服务于师生教育生活方式的变革，其象征性元素细微的变化都会引发学校文化生活的新建构。
可见，采用仪式和庆典活动推动学校重大变革是十分重要的。通过仪式细腻的变化来标记新的意义，营造新的场景可以帮助成员摆脱束缚，并且能够提供让他们继续前进的新选择。教育仪式和庆典具有一种参演性变革推动力量，其目的是要在参演中生成一种新的文化权力和话语权威，增强学校对教育文化生活的建构能力或变革能力，其参演效能远远胜于对仪式参与者的直接体验式训导，在更广义和更深层面展现教育生活的审美性新内涵和丰厚性，在保留了自身特有的历史感情的基础上，融会了现代教育艺术的格调，又有专属于自身的文化生活艺术品位和境界。教育仪式的场景、程序、象征物、乐曲和空间意境中每一个元素细微的变化都将赋予其新的意义，引发学校教育生活变革，进而成为学校文化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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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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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龙宝新.论仪式文化对教师教育生活的建构功能.扬州大学学报，2011（4）.
人文主义教育的基本特征篇（6）
在认识现代远程教育文化内涵的时候，需要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来进行分析。从广义角度方面来说，现代的远程教育文化基本包括行为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在这其中，核心是精神文化，同时也是最高表现，制度文化是基本保障，行为文化是显性再现，物质文化是有形产品和固化成果。从狭义角度来说，主要是指远程教育，大部分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出于特定的学校环境中，没有过多的在校时间，以班级和专业相互沟通从而形成彼此认同的文化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以及价值取向。也可以指全日制在校生，是非日常中心的成人集体，仪器享用和创造的特殊文化。
2．特征
远程教育是在远程环境中实施的教育活动，自然具有与传统不同的特征。从文化特性来说，具有虚拟性和服务型，基本上可以分为学习媒体性、服务大众化和理念高品位。
(1)学习媒体性
现代远程教育充分结合了教育和多媒体技术，通过充足的教育网络资源，进行自主学习。学习媒体性不仅是远程教育的学习特性，也是其文化特征。
(2)服务大众化
这是远程教育坚持的特色。在现代远程教育中，需要大量的文字教学资源和网络教学资源，来满足不同学习者的在线学习需求，例如:贫困山区和农村等地的学习者。这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服务大众化的基本特征，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公益性。
(3)理念高品位
通过远程方式进行学习的人，没有时间、场地、经济状况、智力、年龄和政治身份的限制，包括残疾人等也可以进行远程学习，这就充分体现了高度的人文精神和民主平等精神。在教学方式和内容上，以学习者为主，体现出了因材施教的思想。同时，还会定期开展高品位的文化生活和学术活动，网络媒体与文化生活是密不可分的，其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在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普及和宣传高雅文化的责任。
二、现代远程教育文化的主要建设内容
1．虚拟文化建设
在网络环境下，虚拟校园文化是校园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学校校风学风、管理水平、办学传统和办学理念的综合体现，是精神力量，极大地影响着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创设虚拟校园和社区是远程教育的一个最大特点，为学生和教师创设了虚拟的学习和生活情境，在虚拟情境中，学生能够感受到校园文化的熏陶和感化。建立虚拟社区和虚拟校园，需要对现实社区和校园进行模拟，利用动画、视频和云烟文字等多媒体技术来进行不同专栏的创建，在虚拟现实校园中，每个专栏都发挥着特定的宣传作用。对于建设虚拟文化以及弘扬优秀文化来说，有着积极地意义。
2．教师文化建设
从内涵层次、形式化还是主体性等方面来说，在学校文化中，教师文化都是非常关键的组成部分。教师文化是教师行为方式、治学态度和价值观的综合体现，也是其师德师风、学术水平和教育思想的充分反映，影响着校风学风交涉和人才的培养质量。在现代远程教育文化中，教师是主要的体现者，其行为影响着远程教育的校园文明和精神风貌。所以，在现代远程教育中，需要建设优质的教师文化，充分发挥其主体作用，这对于远程教育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3．教学文化建设
在教育文化中，教学文化是重要内容，也是精神文化的基本载体。所谓教学文化，也就是在教学情境的情境下，教师与学生进行对话、交流与接触的过程，所呈现的文化形态。课程基本文化基本包括:学科知识、文化属性、媒体形式以及教学过程，等等。建设教学文化，是发展远程教育的重中之重。
4．物质文化建设
物质文化建设，是现代远程教育发展的物质保障。学校的物质文化，就是学校的人员在进行教育过程中所产生各种类型的物质设施，能够提供给人们一种感觉上的刺激，使学习者受到启迪和情感的熏陶。基本上是由环境绿化、形象标识和展示系统、实验场所、网络系统、技术文化和校园环境文化构成的。
5．精神文化建设
在现代远程教育的发展过程中，精神文化是至关重要的内容。远程教育的精神文化，与师生心理状态、时代文化特色、地理环境、历史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具有强烈的渗透性、较强的融合性以及相对稳定性。现代远程教育中的精神文化对行为一项有着规定和支配的作用。它是远程教育创新和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主要包括人才培养模式、教育方法和内容、教育制度以及教育观念等方面的创新。
人文主义教育的基本特征篇（7）
现代远程教育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教育形式，其素质教育在实践层面上尚处于“试点”阶段，这不仅仅有一个实践滞后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理论先导有待加强的问题。也就是说，现代远程教育素质教育的理论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实践问题也需要作进一步探索。本文从素质教育的涵义出发，结合现代远程教育的特征，就素质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作一初步探讨，并求教于众方家。
一、现代远程教育素质教育基本理论及其探讨
（一）素质的涵义
要明确素质教育的涵义，首先要对“素质”概念有一基本的了解。
1.素质的涵义有狭义、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素质概念，指的是生理学和心理学意义上的素质概念，即“遗传素质”。《辞海》认为，素质指“人或事物在某些方面的本来特点和原有基础”。
中义素质概念，是指“未来发展的主体可能性”，亦即“发展潜力”或“发展潜能”。
广义素质概念，也就是教育学意义上的素质概念，则泛指整个主体现实性，亦即在先天与后天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身心发展的总水平。顾明远主编的《教育大辞典》认为，广义素质是指“公民或某种专门人才的基本品质。如国民素质、民族素质、干部素质、教师素质、作家素质等，都是个体在后天环境教育影响下形成的”。
2.素质教育范畴的素质涵义
“素质教育”中的素质，指的是广义的素质概念，素质教育也就是提高主体整个素质的教育。概括地讲，素质是指人在先天生理的基础上，受后天环境和教育的影响，通过个体自身的认识和社会实践养成的比较稳定的身心发展的基本品质。素质可以通过后天的教育，通过知识的“内化”和能力的培养来养成并不断提高。各级各类教育素质的涵义有所不同，高等教育阶段的素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身体心理素质。
（二）素质教育的涵义
1.素质教育涵义的表述
关于“素质教育”涵义，原国家教委《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中作了解释：素质教育是以提高民族素质为宗旨的教育，它是依据《教育法》规定的国家教育方针，着眼于受教育者及社会长远发展的要求，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宗旨，以注重培养受教育者的态度、能力，促进他们在德智体等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教育。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对“素质教育”的涵义作了新的表述：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从《意见》和《决定》的表述可以归纳出，素质教育最基本的内涵，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2.素质教育的特征
通过分析素质教育的特性，可以进一步明确素质教育的概念。
(1)主体性。素质教育是充分弘扬人的主体性的教育，它强调尊重和发展学生的主体意识和主动精神，培养和形成学生的健全个性和精神力量，使学生生动活泼地成长，这也是马克思全面发展学说中的应有内涵——人的发展既是全面的，又是主动的，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2)全体性。素质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是一种使每个人都得到发展的教育。
(3)全面性。素质教育要求全面发展和整体发展，要求德、智、体、美等方面并重，要求发展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
(4)发展性。素质教育不仅注重学生现在的一般发展，不仅重视学生现在一般发展对未来的发展价值和迁移价值，而且直接培养学生自我发展的能力，不仅要让学生“学会”，而且要让学生“会学”。
(5)创造性。素质教育的重点是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造就大批创新人才。
（三）现代远程教育素质教育的涵义
关于“现代远程教育素质教育”，目前理论界尚未对它作出定义和界说。这里结合素质教育的涵义和远程教育的特征，提出个人的认识和见解。
1.现代远程教育素质教育的定位
远程教育是否有素质教育的要求，这在理论界和远程教育工作者中存在不同的认识和看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已明确指出，“实施素质教育应当贯穿于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应当贯穿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等各个方面”。远程教育作为各级各类教育的一种，它必然与其它教育一样，也要实施素质教育。从“远程教育”词义来看，它是一个偏正词组，由两个词义框架组成，但其中心词仍是“教育”。远程教育固然有其个性的一面，但它仍然具有教育共性的一面，一样需要按照教育规律的普遍要求，加强和实施素质教育。
2.现代远程教育素质教育的特性
远程教育实施素质教育，必须与远程教育的特征相结合，实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其特性主要有：
(1)开放性。远程教育具有开放性特征，远程教育的素质教育必须实现教育对象、教育资源、教育时空、教学过程和学习形式的开放。
(2)终身性。远程教育是以终身教育理念为指导的教育形式，远程教育的素质教育必须体现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的要求。
(3)个体性。远程教育以学生为中心，提倡个别化自主学习，远程教育的素质教育必须以学生为主体，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实现学生全面发展、个性发展和终身发展相统一。
3.现代远程教育素质教育的涵义
“现代远程教育素质教育”是一个整体概念，而不是“现代远程教育”和“素质教育”的简单叠加；同时，它又是一个特定概念，它的涵义既由它的构成要素所承载，更由它所产生的特定语义所决定。把握它的涵义时必须避免两种倾向：一是将基础教育中的素质教育的涵义简单移植，二是语义泛化，失去了其特殊规定性。转贴于
考察现代远程教育素质教育，首先，应基于高等教育来理解。目前，中国远程教育的主体是高等专科和本科教育，因而对学生的素质要求核心应是专业素质；其次，基于成人在职的特点，其素质教育必须适应成年人和在职学习的特点，符合在职成人发展素质的要求；第三，基于现代远程教育的特点，其素质教育必须体现远程教育和开放教育的本质特征，以学生和个别化自主学习为中心，突出自主性、创造性和独立性。
基于上述分析，我认为，所谓现代远程教育素质教育，是指在现代远程教育条件下，对接受远程高等教育的在职成人学生所进行的以其专业素质的全面提高与综合为基础的，以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为重点的，以身心健康的高素质人才为培养目标的现代远程高等教育理念和思想。在这一界定中，最根本的一点，是要把素质教育视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面向未来的一种教育理念和思想，而不是一种教育模式，更不是某项或几项教育措施。
（四）现代远程教育素质教育的偏差与误区
由于理论与实践的欠缺与滞后，远程教育素质教育在实施过程中，程度不同地出现了一些偏差或误区。在论述了远程教育素质教育“是什么”之后，为了更好地矫正偏差，澄清认识，从而对远程教育素质教育有一个较明晰的认识，不妨打破习惯性的思维定势，变一个角度，即从远程教育素质教育“不是什么”、“不等于（≠）什么”来辨析素质教育的涵义，矫正偏差与误区。
1.远程教育素质教育≠德育
2.远程教育素质教育≠文体活动
3.远程教育素质教育≠课外教育活动
4.远程教育素质教育≠非考试教育
5.远程教育素质教育≠选修课
6.远程教育素质教育≠教育模式或措施
二、现代远程教育素质教育的实施
远程教育如何实施素质教育，是一个需要探索和实践的新课题。从素质教育的基本理论出发，按照现代远程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及其规律，结合远程教育的实践，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和看法。
（一）确立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素质教育理念
实施现代远程教育素质教育，观念的变革是先导。如果没有现代教育思想作指导，素质教育只能局限于实践探索层面，只能处于自发阶段，难以实现向自觉阶段的转变。如前所述，现代远程教育的素质教育是一种教育理念，即它是以对人的关注为核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一种教育理念，而不是一种教育模式，更不是某项或几项教育措施。远程高等教育本质上是以培养高等专门人才为目标的社会活动，人居于这一活动的核心，而人的全面发展才是教育的目的。为此，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树立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现代远程教育素质教育观，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对社会有较大作为的高素质人才。再者，要把素质教育与终身教育有机统一起来。在一定意义上说，“终身教育是不断造就人，不断扩展其知识和才能以及不断培养其判断能力和行动能力的过程”。人的各方面素质的提高是终身持续不断的过程，素质教育将伴随人的整个生命历程。“唯有全面的终身教育才能培养完善的人”。作为以终身教育理念为指导的现代远程教育，应当而且能够实现素质教育与终身教育的统一。一方面，现代远程教育要为终身教育服务，不断地提高国民素质，不断地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另一方面，远程教育要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观念，让学生学会终身学习的本领，不仅对学生“授之以鱼”，更要对学生“授之以渔”。
（二）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为重点
江泽民同志说过，“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教育并不只是通常所理解的灌输与管理，它的深层次的涵义应该是发现、发掘和强化学生的创造潜力，启迪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造就大批创新人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高等教育要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远程教育也要将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贯穿于教育过程的始终，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鼓励和支持学生独立思考，敢于创造，积极主动地发展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同时，要积极探索适应现代远程教育特点的社会实践活动和实践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通过实践活动来促进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现代远程教育是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主要传播媒体，以学生和学生个别化自主学习为主要特征的一种教育形式，其目标是“培养有自主学习能力的远程学习者”。因此，现代远程教育必须把培养学生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自主学习的能力作为素质教育的突出重点，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和习惯，掌握自主学习的能力和技能。
（三）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现代远程教育的素质教育，应渗透在专业教育中，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始终，通过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以及教学方法的改革，通过教育过程的整体优化来实现。在这里，有三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是要从人才培养规格入手，通过专才教育和通才教育的结合，克服以往过分专业化的弊端，注重人文素质教育，在坚持高等教育专业教育特性的基础上，将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有机结合起来，确定与社会发展和人的自身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新型人才培养规格，作为远程教育素质教育的现实目标；其次是改革教学计划，注重提高人才素质的宽口径的专业教育，推进专业模块改革，改革课程体系，建立适应素质教育的课程结构模式，加强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融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为一体，培养基础较扎实、知识面较宽、能力较强、素质较高的专门人才。第三是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遵循现代远程教育规律，以学生为中心，重视学生的主体作用，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营造以学生为主体的个别化自主学习环境，由学生根据自己的需要、兴趣、基础以及自己的时间、精力自主地安排自己的学习活动，由学生自己更多地去感受、思考和体验，更主动地去建构知识，掌握所学的学科教学内容，建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四）改革考试评价制度与方法
推进远程教育的素质教育，改革考试评价制度和方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首先，要树立正确的评价观，远程教育与其它教育一样，也存在着应试教育的倾向和弊端。应当指出，远程教育的评价观应是“发展”而不是“选拔”。为此，要改变以往的“常模参照测验”为“目标参照测验”，用“达标程度”评价来替代“水平选拔”评价。其次，要改革考试制度和办法，改变以往的“一点式”考核评价为“多点式”考核评价，改变一次性考试的评价指标体系，加大形成性考核和实践性教学环节的比重，把着眼点放在全面测评学生学习过程中掌握知识、发展能力、提高素质上。第三，要尽量避免“教考分离”带来的“教考脱节”现象，在保证教学分离的公正、客观的同时，也要按照教育规律的要求，解决好“教考脱节”问题，使考试评价能够更好地促进教学改革，最终使学生获得更好的发展。
人文主义教育的基本特征篇（8）
关于语文能力结构的研究表明，培养、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无论如何，必须同时着眼于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应最大限度地发掘文学作品中隐含着的人道光辉，联系语文学科特有的人文性、思维性和艺术性的特点，为学生的人格发展提供更宽广的空间。尽管我国的人格教育研究已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人格教育的途径策略研究也不断推陈出新，但前辈们的实践多是从宏观上通过德育手段、心理教育进行课程设置和开发。否则在理论上是违背辩证法的，在实践上是不可能取得成效的。
下面对此作进一步阐述：
一、语文教学中实施审美教育的重要意义
我们从不同方面讨论了语文能力与整体素质的关系，在语文教学中实施审美教育的重要意义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了。下面从几方面加以说明：
学生的审美能力要在审美实践中才能逐步培养起来。审美主体(人)如果离开审美对象，不与审美对象建立审美关系，要形成审美能力就是一句空话。艺术是人对现实审美关系认识的最高形式，也是美的集中表现，因此，艺术是审美教育的好材料。有人把“美育”理解为“艺术教育”，虽然有片面性，但还是抓住了要点。中学语文课本中有许多文学作品，属于语言艺术。阅读、欣赏文学作品是美育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学语文学科在中学总课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大大超过了音乐、美术的课时，可见，对于美育语文学科应该分担多一些，应该成为实施美育的主干课程。
这样一来，有人就会提出一个问题：“如果这样做，语文课不就成了文学课了吗？语文课的工具性哪里去了？”语文学科的基本性质确实是基础工具性。要求学生学习和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这是语文教学首要和基本的任务。语言是人们交际的工具，但是，语文课本又不是语文工具书或语言知识手册，课文是作者用“言语”写出来的。“语言”与“言语”是两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语言”没有阶级性，没有思想性。“言语”是人的个体为了表达某种内容组织起来的“语言”，也可以说是有一定思想内容的信息载体。
这样“工具性”就必然带来“思想性”。又因为“言语”的形象、生动，组成了各种美的图画，这样“工具性”也必然带来“文学性”。“工具性”与“文学性”并不完全对立，在课文中两者交融在一起，不可分割。我们读柳宗元《小石潭记》：“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彻，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难道只是为了划分“主、谓、宾、定、状、补”吗？难道只满足于“空”作“游”的状语的分析吗？转贴于 我们还必须从美学的角度分析，认识到“空”字是水清的点晴之笔，“影布石上”是水清的证明；“怡然不动”与“往来翕忽”造成了动静相生的审美效果，“似与游者相乐”表现了作者恬淡、闲适的情趣，整篇文章组成了素淡、恬静、安闲、冷色调的审美意境。缀词达意，意因词显，词与意浑然一体，怎么能截然分开呢？语文学科的根本性质是基础工具性，随着“工具性”又派生出一些其他性质，如思想性、文学性、知识性、科学性等。这些派生的性质是由于作为物质载体的“语言”所载的不同内容而产生的。用语言来写说明文，就有“科学性”；用语言来写语文知识短文，就有“知识性”；用语言来写文学作品，就有“文学性”。我们不能把说明文讲成“科学知识普及课”；同样，我们也不能离开“语言分析”去谈审美，这一点是应该引起注意的，不要把语文课讲成纯文学课。
人文主义教育的基本特征篇（9）
一.语文知识的符号表征
语文知识的符号表征首先是指具有普遍性、迁移性和传递性的语言的形式要素。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该掌握的语文知识符号表征比较复杂。原因是语文课程的学科基础是语言学、文艺学和文章学。这三门学科本身并没有统一的逻辑基础,也没有纳入一个更大的独立系统的研究范畴内。语文知识从该三门学科抽取进入语文教学系统,并不是语文教学的全部内容,甚至不是语文教学的主要内容,也不能体现语文教学的本质目的。它们只是一个个小小的单元,或要素之一,用于组合一个个新的知识组块,已经失去了原先在各自学科中的特殊规律性,不再在学科意义上从整体上影响语文教学。因此,从整体上看,语文知识符号表征并不具备单一的系统性,而是一个非线性的拼盘式的知识组合,在教学中无法线性地呈现,注定“不刻意追求语文知识的系统性”。作为展示精神产品的“持久媒介”[2],语言其形式要素具有外在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立性、内容的客观性、普遍的、规律性等“科学”特征。
从广义的知识观来看,语文技能与能力也应包括在语文知识符号表征之内。因为,“知识是个体通过与其环境相互作用后获得的信息及其组织。”[3]知识不仅包括“知”,也包括用“知”来指导“行”。技能和策略均统一在“知识”里。
语文知识符号表征的教学,是语文知识教学的基础部分。对教育而言,知识的符号值得传递,需要通过教学活动让学生获得。任何严格意义上的教学,首先必须保证让学生获得人类的认识成果。甚至有人认为在校学生的学习主要是以知识的学习为主。知识符号的教学具有普适性的价值和意义,是人类公共知识的传承和认知。语文知识符号其价值取向是学生的学养,是学生得以持续发展的学养之根。语文知识符号的教学,是基础教育阶段语文知识教学的底线。
教育不在于获得有用的知识和技能,而在于发展求知能力;教育不在于学习,而在于达成理解;教育不在于获得信息,而在于完成智慧。语文知识的符号表征的教学,不是语文知识教学的全部,它只是语文知识教学的起点。在教学中,师生借助语言符号展开教学,使学生与语言符号相遇、相识、相知。在教师方面,语文知识教学的价值应超越语文知识的符号表征层面,凸显知识与人的内在关联。在学生方面,应该明白语文知识符号表征的学习只是一个起点,还有待深入、延伸和衍生,直达知识深处对自己的成长和发展更有价值的东西。
问题在于,我国传统语文知识的教学仅仅止步于符号表征层面,因循西方哲学认识论传统,把语文知识作为一个可以直接接受的认识结果的整体来看待,忽略语文知识中最有教育价值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的两大内容――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影响了语文知识教学丰富价值的实现。
二.语文知识的逻辑形式
语文新课标中的三维目标之“过程与方法”,有不少人认为是语文技能与能力。就是在去年的关于语文课程内容重构的热议中也有所体现。其实不然。如上所言,语文技能与能力已经广义地包含在语文知识的符号表征之内,“过程与方法”目标不应再是语文技能与能力,而应是语文知识的逻辑形式。
知识的逻辑形式是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具体包括知识的逻辑过程和逻辑思维方式。英国教育哲学家赫斯特曾说:“最有价值的知识,是人类理解世界时形成的七八种独特的基本的和逻辑上明确的认知知识的形式。”知识的形式是知识的根本表达方式。知识的形式是知识内聚的一种理性的心智,是转识成智的条件。学生一旦拥有知识的形式,就能“利用形式添加或仿照内容,甚至提炼或改变形式本身,并使他将来在这一经验领域里合理地行事”。[5]
语文知识的逻辑形式,具体指“深层文化心理结构”的内容之一――思维方式。其含义有二:
首先,是指语文知识产生的过程及其背后的已经抽象化了的思维方式。语文知识的教学,要始于语文知识产生的过程再现,终于语文知识产生的思维方式的揭示、理解和把握,在教学中体现为语文知识形式的过程性探究。举个主题提炼和文体合模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要体现知识形式的探究性过程,就要将理论知识还原成一个个写作本来面目的过程,来重演知识的发现过程。《一只木屐》《一厘钱精神》《落花枝头春意闹》等是经典范例。比如,冰心创作《一只木屐》历经20年,主题先后变动、提升,开始写成诗歌,后来发现诗歌不是表现主题的最佳文体,遂改成散文。还原之后,让学生体悟提炼主题和选择文体这一知识是从众人的写作经历概括、抽象、上升成普遍性理论的。最后明确,从特殊到一般地归纳,是这一知识产生的思维方式。最终达成这样的教学目标:学生认知科学认识中的直觉思维。
其次,是指中华民族思维方式和中西民族思维方式的差异。所谓民族思维方式,是指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基本态度和特定的方式。中华民族心理偏重于综合而不喜欢分析,长于直觉思维而短于逻辑思考。具有整体宏观把握世界的独具慧眼,却在科学实证精神和数量分析方面存在明显缺憾。在哲学上注重了悟而不重形式论证,在艺术上重意合而不注重形合,在语言上则以非形态的面貌出现。这种体现强烈人文范式的思维方式形象地体现在汉语言文学中。语文教师要引领学生试图透过语言文字努力参透潜藏其中的思维方式。
三.语文知识的意义系统
汉语言、汉文学、汉语文课程具有丰富的人文特质。但在现代知识观支配下的传统语文知识教学,却完全背离语文课程的人文特质。人文特质被屏蔽的语文知识,其个体化过程业已缺失,仅仅停留在人类公共知识的层面。因而,语文知识教学要在个体精神自由这一视阈中理解语文知识,关注“知识与人相遇”的生动情景,凸显知识与人的关联,重拾语文知识的意义,帮助学生提升精神生命,建构个体的精神家园。只有这样,语文教育才能达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通共建。
语文知识的意义主要是语文课程的人文特质。有人认为语文课程的人文性主要是情感世界的守护,并且认为主要通过文学教育来实现。其实,语文知识的意义应指“深层文化心理结构”的另一内容:价值观。理由有二:
首先,情感教育不是语文知识意义教学的主要内容。中国古典作品是长于抒情,短于叙事,但选文中非中国古典作品也不少。文章占相当的比例,随着文章素养“中坚”地位的提升,比例将会更大。文章教学的目标并不主要指向情感教育。随着言语表达的育人地位被识别,未来的语文课程恐怕以表达为中心来建构。文学文本都是只完成一半的半成品,另一半由读者的二次“创作”完成。未完成的文学文本都只是艺术空筐。读者填充未必就都填以情感。
其次,价值观是深层文化心理结构的核心。无疑,价值则意义。只有当世界具有价值――与人的需要有关时,世界对人才有意义。意义决定人对客观事物的情感和态度,而不是相反。
作为语文知识意义系统的核心,价值观有两层教育含义:
一是建立真善美统一的价值理想。中国传统价值观呈现为复杂的价值系统,涉及天与人、自由与必然、群与己、义与利、理与欲等多重价值关系,还交织着人们对价值关系各个方面的不同侧重和强化。儒、道、墨各家曾从理论的层面对价值观作过自觉的概括,提出过一系列基本的价值原则。语文知识教学价值观教育不可避免。语文知识的意义教学,首先就是要引导学生化解天与人、自由与必然、群与己、义与利、理与欲等的紧张,扬弃人道原则与自然原则、群体原则与个体原则、道义原则与功利原则、理性原则与感性原则的对立,建立起真善美统一的价值理想。
二是养成文化批判能力。学生所生活的社会是一个文化多元互惠的社会,学生所面对的文本是一个价值多元的世界。1994年由各国教育部长参加的第44届国际教育大会的《宣言》明确提出:“特别要注意改进课程、教科书内容和包括新技术在内的其他教育材料,以便教育有爱心和责任感的公民,使他们面对其他的文化能够欣赏自由的价值、尊重人的尊严和差异,并能防止冲突或通过非暴力手段解决冲突。”语文知识的意义教学,在引领学生建立真善美统一价值理想的基础之上,还需引领学生关注西方价值观念,养成文化批判能力。这样,学生才能在宏阔视阈的观照下理智地看待现实世界。
参考文献:
[1]郭元祥.华中师范大学博导讲坛.2008.5.
[2][德]伽达默尔著,夏镇平,宋建平译.哲学解释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7.
[3]皮连生.智育心理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40.
人文主义教育的基本特征篇（10）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03-0035-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5.03-018
[本刊网址]http：//hbxb.net
当前，大学生价值选择更加多元，创新意识逐渐加强，必然促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多彩。然而，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和方式不断地创新并没有引领大学生思想素质、品格素质、文化素质的进一步全面发展；反而学生集体意识、自主意识淡薄，感恩、诚信缺乏；其原因在于部分思政教育活动脱离学生实际而产生形式主义倾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精神支柱和行动向导，更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基本要求。因此，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实现“体现时代性、富于创造性”，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真切关注学生成长诉求和价值愿望，求真务实的开展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一、当前大学生的思想特征及思政教育的形式主义倾向
（一）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特征
每个时代的大学生都被赋予这个时代的鲜明特征，随着“95后”成为当代大学生的主体，他们逐渐形成不同于“80后”大学生的鲜明特征。面临着新技术、新理念、新思潮的冲击，“95后”大学生思想比以往任何一代大学生更解放。他们思维极为活跃，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个性张扬，自信心膨胀；自我中心意识强，集意识较弱体；缺乏信念，注重个人成就，功利性强；敢于挑战质疑，富有创新意识，厌恶形式主义；由此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追求个人成就的人生观、趋于功利化的世界观。
（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主义倾向
为了开展符合当代大学生特点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效的引导学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创新性地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然而，思想政治教育成效并未得到良好的改善，其原因在于大多数思政教育不顾培养学生的本质需求而脱离实际内容导致形式主义，突出表现为“浅、旧、软”：（1）以硬性灌输教育为主的教育形式，做表面文章，难以取得实效；（2）活动开展方式方法陈旧，缺乏应有活力，甚至采取官本位的方式强制性开展；（3）约束力和惩治力疲软，只注重制度上的宣教或象征性的批评教育而缺乏必要的惩处，制度形同虚设。这些形式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很容易使大学生产生逆反心理，难有教育、说服、引导的效果。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必然关系
（一）在内容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赋予了大学生思政教育新的内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集中表现，从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诠释了民族精神、社会理想和个人理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同样是要按照意识形态的要求去培养人才，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社会的价值取向，因此，需要让他们在学习行动中认准目标，明确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倡导”这一基本内容，为培育新时代的大学生提供了新的思想阵地、赋予了大学生思政教育新的内涵，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形成、成长成才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因此，我们须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理论体系增强对大学生的思想引领与信念教育，帮助他们寻找理想与现实的契合点，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
（二）在理念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大学生思政教育以学生为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尊重群众主体地位，关注人们利益诉求和价值愿望；坚持联系实际，找准与人们思想的共鸣点；坚持改进创新，增强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等基本原则。针对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主义倾向，迫切要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理念上进行全面的更新，树立“以学生为本”、“以学生的发展需求为本”的教育理念，全面改进和创新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杜绝思政教育形式主义的四大着力点
（一）坚持以学生为本，转变“你说我听”的局面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原则是以人为本，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须坚持以学生为本，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转变传统的“你说我听，你管我从”的学生被动接受的局面，切实了解大学生的思想特点和成长需求，巧妙地把教育内容转化为学生的内在需要和能动追求，开展精而优、学生喜爱活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和创造力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杜绝醍醐灌顶式的开展思政教育讲座或活动，我们调动学生聆听讲座、参与活动，靠的不是老师的强制命令和要求，而是学生主动地、自发地个人发展的需求和价值愿望。
（二）尊重创新，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愿望
当代大学生的观念、态度在逐渐改变，思政工作者必须结合时代特征去换位思考，以探索更合适的工作方式与方法。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须着眼于大学生思想变化和行为特征，找准“教与学”的共鸣点和交汇点，做到形式创新与内容创新相结合。同时，尊重当代大学生的创新思维，真正做到贴近性、对象化、接地气。同时，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特别是在民族高校中应该承认并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包容多样性，尊重和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愿望和要求，把关心学生、培养学生、尊重学生贯穿于各项教育活动、管理和服务之中。
（三）坚持制度教育原则，注重客观引导与惩处
人文主义教育的基本特征篇（11）
二、教育政策的三个价值向度
对于任何一项教育政策,政策分析者都可以从现象形态、本体形态和政策过程三个维度加以认识和研究。在不同的维度上,教育政策的基本价值特征具有不同的表现。在现象形态上,教育政策的价值特征表现为一系列的价值选择;在本体形态上,教育政策的价值特征表现为价值选择的“合法性”;在政策过程的意义上,教育政策价值特征表现为价值选择的“有效性”。价值选择、合法性、有效性是描述教育政策基本价值特征的三个基本向度。
(一)价值选择
在现象形态的层面上,教育政策表现为由政府等政治实体关于教育领域的政治措施组成的政策文本或文本的总和。任何一项教育政策都是一种教育领域的政治措施,任何政治措施本身都代表或蕴涵着政府对于教育事务和教育问题的一种价值选择——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鼓励什么或禁止什么的一种价值选择。正如托马斯•戴伊所说:“凡是政府决定做或不做的事情就是公共政策。”④因而在现象层面上,教育政策的基本价值特征是由政策的价值选择来表征的,即一项教育政策作出了什么样的价值选择。教育政策的价值选择是教育政策制定者在自身价值判断基础上所作出的一种集体选择或政府选择。它蕴涵着政策制定者对于政策的期望或价值追求,体现了政策系统的某种价值偏好,表达着教育政策追求的目的与价值。教育政策的价值选择既包括观念中的选择,又包括实践活动中的选择。观念中的选择是政策价值目标的确定,实践活动中的选择是政策过程中的创价活动,即价值目标的实现和获得。所以,教育政策的价值选择是一个过程,包括目标的选择、手段的选择和结果的选择。例如,教育政策问题的认定、政策目标的确立、政策方案和手段的选定、政策评价标准的确立等。影响教育政策价值选择的决定性因素是教育政策问题和教育政策价值观。教育政策指向解决什么样的教育问题,其价值选择就体现什么样的具体内容。教育政策价值观是教育政策制定者及其所处的社会对教育政策活动中价值关系的根本性的总的认识,它是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主要内容。政策制定者有什么样的教育政策价值观,就会作出什么方向或性质的价值选择。教育政策价值选择的内容和方向是由特定的政策问题和政策价值观决定的,同时又表征着教育政策的基本价值特征。不同类型和层次的教育政策具有不同的价值选择内容,因而具有不同的价值特征。
(二)合法性
在本体形态上,教育政策的根本目的是在社会范围内进行教育利益的分配。分配什么、如何分配是由教育政策的价值选择所决定的。教育政策价值选择一旦作出或在具体进行教育利益分配操作的过程中,所有相关的利益主体最为关心的问题是:自身的需要和利益是否得到了充分表达和满足?同时必然伴随着他们对于价值选择和教育利益分配具体操作的肯定性或否定性的认识和评价。这些认识和评价在社会范围内就表现为:政策的价值选择是否是正当的或合法的?也就是集中表现为教育政策价值选择的合法性问题。⑤因而在本体层面上,教育政策的基本价值特征集中表现为教育政策价值选择的合法性问题,即按照某种价值选择分配教育利益是否是正当的,是否具有合法性。合法性是一个多有歧义的概念。一般认为,合法性“表明某一事物具有被承认、被认可、被接受的基础,至于具体的基础是什么(如某条法律、规则、习惯、标准或逻辑),则要看实际情境而定”。⑥或者说,合法性“是社会秩序和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⑦合法性这个概念一般用于在社会学和政治学中讨论社会秩序、社会规范、国家统治类型和政治秩序等问题。⑧按照哈贝马斯的限定,合法性是与政治秩序相联系的一个概念。哈贝马斯认为,“只有政治秩序才拥有着或丧失着合法性,只有它们才需要合法化”。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指出:“合法性意味着,对于某种要求作为正确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说,有着一些好的根据。一个合法的秩序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10或者说,“合法性的基础是同意,”是“对统治的同意”。11教育政策作为政府的一种政治措施,是一个国家或社会政治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是在哈贝马斯所限定的意义上使用合法性的概念。所谓教育政策的合法性,是指教育政策的价值选择符合某些普遍性的规则、规范,如法律、社会价值观、意识形态、传统典范乃至社会习惯等,并由此在社会范围内被承认、接受和遵守。合法性是教育政策被承认的基础,是教育政策价值选择存在的价值依据和理论基础,也是教育政策合法化的前提。它表明教育政策价值选择的正当性、有益性和公正性等特征。教育政策的合法性的本质是教育政策价值选择的合目的性,也就是价值选择符合人们的需要、价值理想和追求。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实践活动具有两种尺度,即内在尺度和外在尺度。12内在尺度即是需要的、目的的尺度。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包括教育政策活动总是从自己的目的出发,追求满足自己的需要。只有那些体现了实践主体的目的,满足了主体需要的活动才是正当的、有益的,也就是“善”的或合理的。在教育政策活动中,人们也是从自身的内在尺度出发,评价教育政策的价值选择是否符合自己的目的,是否满足了自己的需要,从而决定着是否肯定、支持、服从或者否定、反对、抵制某种政策的价值选择。在这个过程中,教育政策获得合法性或者丧失合法性。
(三)有效性
在教育政策过程层面上,任何教育政策都要追求顺利、经济地解决教育问题,分配教育利益,调整和理顺教育领域的社会关系。这样一个过程,从价值的角度来看,就是政策目标完整、真实地转化为政策结果的过程。政策的成功或政策的失败、实际上就取决于政策过程是否有效地实现了政策目标到政策结果的转化,也就是取决于政策过程中获得价值选择和实现价值选择的政策行为过程的“有效性”。因而,教育政策过程的“有效性”表征着教育政策在过程层面上的基本价值特征。关于“有效性”这个概念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角度理解。在政策科学研究的相关文献中人们比较普遍地使用“有效”、“有效性”等概念,来表达政策活动效率高、效益大、效果好等意义,一般不对其作具体解释,“有效”有时指有效率,有时指有效益,有时指有效果。实际上,效益(benefit)、效率(efficency)、效果(effectiveness)三个概念的意义有很大的区别。“效果”主要侧重于对活动成果的考察,强调的是活动的结果,例如一所学校培养出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人才,就被认为效果是好的,而得到这一成果所付出的代价则并不是效果考虑的问题。“效率”则不同,《辞海》中把“效率”定义为:“消耗的劳动量与所获得的劳动效果的比率”,13说明效率是劳动量的消耗与所获得劳动成果的比较,也就是指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关系。效率的意义包括效果,但效率更关注获得效果所付出的代价及其与效果的比例。
而“效益”是指社会活动所消耗的劳动量所取得的符合社会需要的劳动成果之间的比较。它包含有两层含义:一是投入与产出的对比关系,二是产出必须符合社会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效益包含着更广泛的意义,它除了包含效率的意义以外,还具有“有益性”的意义,即活动的产出必须具有正价值,而效率则不关注活动结果的性质,高效率的活动可能具有正价值,也可能具有负价值或零价值。所以,效益、效率、效果三者的内涵是依次减小的。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教育政策的“有效性”是指教育政策的效能,是效益、效率、效果的统一,其含义是指教育政策活动以最小的代价获得具有最大化正价值的政策结果,是教育政策功能和效益的最大化。由于教育政策的有效性与政策过程相联系,所以,有效性主要是一个程序性或操作性问题,即如何才能作出理想的价值选择,确立理想的政策目标?如何才能完整实现政策目标?如何进行政策活动才具有“有效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教育政策有效性的本质是价值选择——观念中的选择和实践中的选择——活动程序的合规律性。这里所谓的合规律性,既包括按照集体选择或社会选择的“规律”获得合法性,又包括按照科学的、客观的规律从事政策活动,顺利高效地实现政策价值。教育政策的价值选择、合法性、有效性是从逻辑上描述、认识教育政策价值特征的三个抽象的向度,不同的具体教育政策在三个不同的向度上具有不同的实质性内容。
三、教育政策的两类基本价值
实质价值与形式价值是构成教育政策价值内容的两个最基本的方面。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区分了价值与事实两个领域,由此进一步把人类的理性区分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或实体理性与形式理性。14这里,区分教育政策实质价值与形式价值也是根据韦伯的类型学来划分的。另外,在特定的角度上,教育政策实质价值与形式价值也是同教育政策研究的类型相对应的。例如,澳大利亚学者海因斯在广义上把教育政策研究分为“教育政策内容的研究”和“教育政策决策过程的研究”两类。其中,教育政策内容的研究是一种静态性质的研究,教育政策决策过程的研究是一种动态性质的研究。15教育政策的实质价值就是教育政策内容的价值表现,教育政策的形式价值则是教育政策过程的价值表现。实质价值又可称为教育政策的目的性价值,或称为教育政策的“价值理性”,主要是指教育政策所选择的、所追求的、并在政策活动中时时处处体现出来的价值内容;实质价值是政策价值主体通过教育政策活动所追求、所实现的一种主体的目的状态,它表征着教育政策过程结束以后所可能产生的结果;实质价值是由真实反映教育政策价值本质和时代要求的教育政策价值观念来表达的;实质价值既是教育政策活动的出发点,又是教育政策活动的归宿。
形式价值又可称为教育政策的手段性价值,或称为教育政策的“工具理性”,主要是指教育政策活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遵循的一系定的程序或原则,是规范教育政策价值主体在控制教育资源和获得自身利益的过程中的活动顺序、范围和方式等的一系列不随意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程序性价值要求;形式价值是确认和实现教育政策价值内容的价值形式所具有的中介性和工具性意义。需要说明的是,法律化教育政策与非法律化教育政策对形式价值具有不同的要求,法律化教育政策必须遵循严格的形式价值要求。现代教育的法治化趋势要求所有的教育政策都必须具备严格的程序性价值标准。教育政策的实质价值与形式价值是教育政策价值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二者是价值内容与价值实现形式的关系,又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还可以理解为目标、过程、结果之间的关系。实质价值要通过形式价值得到体现和实现,只有遵循严格程序进行运作的教育政策,才能克服政策决策和政策实施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保证教育政策价值内容的顺利实现;形式价值又必须以实质价值为其存在的根据和基础,任何教育政策的决策和实施程序必须在符合公众的教育需要和公众追求的基本价值标准的前提下,才能被公众认可和接受。
正如罗尔斯所说:“一种程序的正义总是依赖(除这种特殊情况之外)其可能性结果的正义,或依赖于实质性正义。因此,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是相互联系而非相互分离的。”17教育政策价值的实质价值、形式价值分类与上述认识教育政策价值问题的三个向度即价值选择、合法性和有效性之间具有直接的联系。教育政策的实质价值、形式价值都是教育政策进行价值选择的结果。实质价值的特征决定着教育政策价值选择内容的合法性,形式价值的特征决定着教育政策价值选择程序的合法性。由于教育政策的有效性依赖于决策过程中合法性的获得和有效的政策实施,所以,教育政策实质与形式的合法性的获得以及政策实施程序的合理性决定着教育政策的有效性,有效性的理想状态就是教育政策虚拟价值与现实价值之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二者达到高度一致的统一或契合。
四、教育政策价值分析的三种具体方法
从教育政策价值分析作为研究方法的维度来看,一般认为价值分析的方法可分为三种:经验性探索、规范性探索和超伦理研究。18W•N•邓恩认为,价值评价的标准(或称为“伦理观”)有三个层次,一是描述性伦理观,主要内容是对伦理现象或价值现象进行客观描述。二是规范性伦理观要内容是提出或明确判断某种“公共行为正确、有益或公正”的价值或伦理标准。三是超伦理观,主要内容是对证明某种公共行为正确、有益或公正的规范性价值标准本身进行价值判断,以寻求证明规范性价值标准的合理性的价值准绳,即研究和明确关于价值标准的价值标准。19与三个层次的价值评价相联系,价值分析相应就有三种类型的方法。
(一)经验性研究方法
经验性研究方法又称为描述性的方法,主要是对价值现象的价值观进行描述、分类和概括,对政策价值选择和具有价值倾向的行为方式进行描述和分析。经验性研究为我们提供教育政策价值选择、合法性、有效性的实然的或客观的状态,从而为公共政策活动中的主体的价值判断提供客观依据,帮助决策者进行价值选择。经验性研究的具体方法主要是:社会调查(如问卷和访谈)、行为方式的描述与分析、得尔菲法(一种匿名通信、反复征求意见的分析方法)、决策分析(分析不同价值准则的敏感度或称为“紧迫性”)、预算分析(成本与资源配置分析)等。对教育政策进行经验性研究,特别是对教育政策文本的价值涵义进行描述和分析时,可主要使用文献法、解构的方法、“编码”的方法及“理解”的方法。
(二)规范性研究方法
规范性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确定对政策行为进行评价的规范标准,它要回答的是,我们依照什么样的标准确定政策行为的对与错,什么样的政策行为才是好的,是公正的,是最有效的,或有效的政策行为应遵循什么规范标准。规范性研究为我们提供和描述教育政策价值选择、合法性、有效性的应然状态,为教育政策活动提供具体的价值指导。教育政策的规范性研究在对某种政策行为进行价值判断时,具体的价值标准可分为三种类型:20一是义务论标准,即依据一些具有先验性而不证自明的基本原则进行价值判断,义务论标准具有理性主义的特征。二是目的论标准,主要根据行为后果的效益来评价政策选择和政策行为,目的论标准具有功利主义或实用主义的特征。三是价值论或本质论标准,主要依据政策行为的本质,即其内在价值或自身的良好性进行评价。但是,在这里,对政策行为本质的确认又成为一个新的价值问题,需要借助于义务论的或目的论的价值判断作为其前提。所以,本质论价值分析是一种难以把握的主观性很强的价值判断类型。因此,在教育政策价值分析中,义务论和目的论的结合应被作为规范性价值分析的主要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