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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歌中关于体育文化的描写
二、建构中国比较文学话语体系体现了一种学术创新
这种创新是研究者对中国和国际比较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新的理性分析和理性解答,提出新原理,或建构新的理论体系或新学派。中国比较文学话语体系的形成体现在它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术语、概念、范畴和言说体系。如“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变异学”“译介学”“比较诗学”“可比性”“阐发研究”以及比较文学的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等核心术语、概念、范畴等都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关注点,并由此形成了一套理论表述。这里仅以“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和“变异学”为例加以说明。比较文学自它诞生以来,不断出现的“比较文学”的定义之争也诉说了它的学科发展史。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各有自己的定义,而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也提出了自己的定义。季羡林、钱钟书、孙景尧、乐黛云、陈惇、杨乃乔、曹顺庆、王向远和方汉文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比较文学”的内涵加以界定。如目前在高校中使用较广的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对这一概念的界定为:“比较文学是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为比较视域而展开的研究,在学科的成立上以研究主体的比较视域为安身立命的本体,因此强调研究主体的定位,同时比较文学把学科的研究客体定位于民族文学之间与文学及其他学科之间的三种关系:材料事实关系、美学价值关系与学科交叉关系,并在开放与多元的文学研究中追寻体系化的汇通。”这一概念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四个特性”“三种关系”“一个本体”和研究客体,受到了学界的认可。方汉文立足于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特性给出了“比较文学的新定义”:“比较文学是跨越不同文化体系的,通过同一性与差异性的比较来研究世界文学的发展规律与联系的学科。”这个界定充分肯定了“世界文学”作为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与具体对象,重视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比较的意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逐渐深化,“世界文学”的概念被再一次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来,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世界文学应该有特定的涵义。但是自从歌德提出这个概念以来,关于它的内涵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近年来,国外研究者如大卫•达姆罗什、克里斯托弗•普伦德加斯特、帕斯卡尔•卡萨诺瓦、弗兰科•莫莱蒂等先后提出自己的理解。国内学者王宁、杨乃乔、方汉文、曹顺庆等也对“世界文学”提出了新的阐释。如王宁从世界主义的角度指出,世界文学可以被描述为:“
(1)各民族优秀文学的经典之总汇;
(2)一种用于从总体上研究、评价和批评文学的全球的、跨文化的和比较的视角;
(3)不同语言中的文学生产、流通、翻译和批评性选择的发展演变过程。”杨乃乔则认为,“世界文学共含有五个层面的意义:总量上的世界文学,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文学,作为经典的世界文学,歌德理想中的世界文学以及借助翻译在语际传播、折射与阅读的世界文学。”可以看出,这两个界定中都避免了直接下定义的方式,从不同侧面对“世界文学”给以了界定,也不难看出大卫•达姆罗什的影子,因为在他看来,“
1、世界文学是各种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
2、世界文学是在翻译中有所获益的文学;
3、世界文学是一种阅读模式,而不是一系列标准恒定的经典作品;是读者与超乎自己时空的世界发生的间距式距离。”而方汉文则从辩证理性的角度重新定义了“世界文学”:“世界文学就是各个民族和国家文学差异性的同一性的交合与融新。”这种界定凸显了世界文学中的民族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统一。“变异学研究”是曹顺庆近年来致力建构的一个领域。在《比较文学学》(2005)中,他首先提出“变异性”的话题。2006年,他对“变异学”给出了明确的界定:“比较文学变异学将比较文学的跨越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研究支点,它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以及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个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上的异质性和变异性,从而探究文学现象差异与变异的内在规律性所在。”此后,他又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系统阐释变异学的理论背景、理论核心、研究范围(跨国变异研究、跨语际变异研究、文学文本变异研究、文化变异学研究和跨文明研究)和价值意义等,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中国比较文学话语体系的形成除了体现在核心概念、术语以外
在学科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也颇有创新。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结合本国的比较文学实践,积极探索全球化时代跨越东西方文化研究的比较文学新观念和新理论。例如乐黛云等著的《比较文学原理新编》(1998)立足于文化和文学多元差异性的观念,率先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引入比较文学研究中来,倡导“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互存与互补观念,主张东西方文学要、互识互补、和谐相处来促进世界比较文学的共同发展。另外,方汉文的《比较文学高等原理》(2002)从“新辩证观”的视角提出了比较文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中国话语体系建构、比较文学的新定义等论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在该书2011年的修订版中,作者提出了“创建比较文学的中国化新理论体系的初步构想:包括比较文学的本体论、文本论和批评实践等构成部分。”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对比较思维和比较文学的本体论等构成的划分显示了新世纪以来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模式。曹顺庆等所著《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2002)探讨了跨越东西异质文化(文明)间比较文学研究的问题。他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2006)“打破了欧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新的学科理论范式,明确提出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一个基本特征与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这包括跨国、跨学科与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与‘总体文学研究’。”
该书还深化了“跨文明研究”的表述。其中的“变异研究”是作者提出的颇有创新性的观点,它关注文学交流与传播的过程中由于文化过滤、文学误读、译介、接受等作用而发生的变异情况,并由此探究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在研究方法方面,中国比较文学在历史实证(影响研究)和逻辑美学(平行研究)两种方法论的基础上,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向前推进了一步,业已形成以跨文化研究为主的研究方法,为世界比较文学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得它能一次又一次地绝处逢生,走出“危机”,以致于国内不少学者一直在呼吁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并充分肯定其贡献。我们认为,中国学派仍在建设中的表述更为妥当。对建设中的“中国学派”而言,独特的方法论应是它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学理依据。20世纪90年代末期,曹顺庆曾经指出:“……中国学派则将以跨文化‘双向阐发法’,中西互补‘异同比较法’,探求民族特色及文化根源‘模子寻根法’、促进中西沟通‘对话法’及旨在追求理论重构‘整合与重构法’等五种方法为支柱,正在和即将构筑起中国学派‘跨文化研究’的理论大厦。”五种研究方法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基于自身的理论思考和研究实践提出的。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累累硕果证明了这些方法的可行性。在研究领域方面,中国比较文学涉及到学科理论建设、翻译研究、文学人类学、中外文学关系、比较诗学、比较文化、流散文学、海外华人文学、中华民族文学关系、文学符号学、海外汉学等,并已经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不过,国内研究者的侧重点各有不同。限于篇幅,这里难以细述,仅论及翻译研究、文学人类学和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翻译研究的繁荣,尤其是翻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是比较文学和翻译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这是因为翻译研究一直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传统领域,也是翻译文学、翻译文学史和译介学的研究对象。文学翻译不仅要转换文字符号,而且要传递和重塑文化观念。翻译文学离不开译者的文学再创造。翻译家不仅要创造性地再现文学作品的原意,而且还要在无法交流之处创造出交流的可能。谢天振的《译介学》(1999)、《译介学导论》(2007)等著作为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奠定理论基础,也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案例。“译介学”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亮点之一。文学人类学新学科的建立。文学人类学是文学与人类学两种不同学科的交叉与结合,是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中的最具个性的分支学科。到目前为止,该学科已经出版了两套大型图书:一套是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包括《〈楚辞〉的文化破译》《〈诗经〉的文化阐释》《〈老子〉的文化解读》等。另一套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人类学论丛”,包括《性别诗学》《文学与治疗》等。另外,“神话学文库”丛书也正陆续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推出。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严格说来,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是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近年来关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最大进展,是将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探讨,全面研究20世纪中国作家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与西方文化影响的互动。这开辟了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新研究领域,显示了中国比较文学实证研究的得天独厚。主要成果如15卷“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2005)的出版,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中国文学在国外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展,8卷本的“跨文化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2002)无疑是20世纪一部重大的学术成果。
20世纪以来,世界文学中的族裔英语文学以其不同的交互感知,尽显异质文化间强劲的对话活力。英籍印度裔作家萨曼•拉什迪,出身于他者民族文化传统的拉什迪在作品中所描述的并不只是英国的传统文化,同时也在阐释着他者的文化,其中的文学形象与英语的传统文化疆界已然不同。印裔英国作家哈里•昆兹鲁(HariKunzru)以小说《传输》(Transmis-sion)赢得2005年戴西贝尔奖。在美国,以托尼•莫里森(ToniMorrison)、艾丽斯•沃克(AliceWalker)等非洲裔作家和以谭恩美、汤婷婷等亚裔作家为代表的少数族裔作家所创作的英语文学作品所彰显出的无尽魅力吸引着学者们从不同观察视角和研究视角对美国文学与文化进行研究。正如著名批评家杰伊所言,“美国文学已经终结,即单一的、始终反映美国民族文化传统观念的文学已被多元文化的创作所取代,而多元文化的美国文学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后殖民英语文学作家及族裔英语文学作家都是以英语为创作语言,但又都是具有他者文化背景的英语文学作家,他们的文学作品深受英美主流文化的影响,同时又带着自己民族文化的烙印,传递着民族文化呐喊的声音。这些非主流文学或后殖民文学已经对英美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将他们置于同一批评范畴势在必行。
二、多元文化语境中英语文学批评的建构回顾
英国文学史与发展现状,英国文学的继承与发展中的“文化混杂性”显而易见。如此一来,无论从历史与传统的角度来说,还是从发展的眼光来讲,英语文学的文化疆界真的成为某种有待解决的“问题”,当代英语文学批评突破传统的英美文学边界,对英美文学批评的主流地位进行解构,将传统的英美主流文学与非主流英语文学置于同一批评范畴,运用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对话批评等理论,建立起针对能够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共同繁荣、融合并存的英语文学的批评行为已迫在眉睫。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当今英语文学研究与批评也正逐步走向向多元化。后殖民英语文学研究作为研究生课程早已进人教授及学生的视野;在欧美一些国际知名大学,如美国哈佛大学所开设的“全球想象中的文学”等课程体现出世界文学百花齐放对于文学界的影响;非裔、华裔、犹太裔、印度裔等少数族裔文学研究正彰显出强劲的活力,成为众多研究生论文的研究对象;由美国著名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与杰尔斯•格恩(GilesGunn)主编的权威性知名著述《重划疆界:英美文学研究的变革》在历经了历史与时间的考验后,成为一部研究英美文学时必读的经典性著作,其理论意义与学术价值在如今的文学理论界影响颇深。[4]他提出的将传统的英美主流文学与非主流英语文学置于同一批评范畴,运用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对话批评等理论,建立起针对能够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共同繁荣、融合并存的英语文学的批评行为已经成为此领域研究的共识。在当代英语文学批评的重构过程中,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批评理论显得尤为重要。跨界研究的方法在当代英语文学批评中是必不可少的,其方法论对于研究世界各国民族的文学亦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与借鉴意义。后殖民主义理论认为,若要研究后殖民文学,必须敢于突破大国中心主义,立足民族文化,从自身被殖民的历史出发为人们提供特有立场去阅读和审视一切曾经受殖民过程影响的文学。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将民族国家、文化霸权等纳入批评视野,开创了文化研究的新纪元,推动了世界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后殖民英语文学研究。而另一种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主张文学与文化是息息相关的,强调文学隶属于文化。在批评实践上,新历史主义认为文学应超越它本身的自治领域,参与到与各种文化文本的不断对话与循环之中。至于对话批评理论,其倡导在多元文化语境下,对话批评的参与者在相互的对话与冲锋中,不断引发对彼此的思考与评价,最终产生出更科学的思想。
大学语文是高校非文学专业的一门文化素质教育课,也是一门文化素质教育的基础课程,世界各国无不重视语言文学的教育。大学语文教学不仅能训练大学生正确的母语表达和理解能力,而且能激发大学生对民族语言文字的热爱,更好地了解祖国的文化传统,增强对民族精神的认同感,提高对外国优秀文化成果的欣赏和借鉴力,这些特有的功能是任何其它课程所不能取代的。遗憾的是,近年来,在高等教育特别是高职教育实践中,语文课程长期遭到冷落,不仅其人文价值被严重消解,而且其语言工具价值也被大打折扣。全面发掘大学语文课的人文内涵,重拾大学语文课的人文价值,是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大学语文走出困境需要多方面力量的作用,任何单一方面的努力都将难以扭转其边缘化处境。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去努力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也不意味着每一种努力都没有任何意义,努力去改变困境总比停歇观望要好,只要不停地向前走,大学语文的尴尬处境总会有一天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要想向前走,必须具有前瞻性的思维,必须首先要确定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的目标在哪里,通往目标的可能路径是什么。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需要从多层面加以探索,这里仅从认识论层面提出一些带有思路性的看法。
一、完善教学管理机制
一个院校的教学管理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院校的教学水平,因此,思考大学语文教学问题不能不涉及教学管理问题。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认为,管理就是服务,教学管理就是为教学服务,为教学活动的有效运行服务。那么,对于大学语文教学,教学管理者应当怎样才能提高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呢?
我们知道,教学活动离不开制度的支撑、制约和调控,必要的制度保证是大学语文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大学语文要想摆脱身处边缘地位的困境,赢得与其它课程同等的地位,必须求助于制度供给,只有在制度上获得保证才能引起校内各院系领导、广大教师与学生的重视。否则,大学语文就会被其它课程所挤压,不仅课时得不到保证,就连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也难以建构起来。
制度的执行要靠有效的机制来落实,缺失有活力的机制,制度就会成为一纸空文。有活力的机制不是单一的机制,而是一个机制体系,有了机制而机制体系不完整,同样难以使大学语文在高校站稳脚跟,难以发挥人文素质教育的作用。目前,几乎所有的高校都开设了大学语文课程,几乎所有的大学校长都会说开设大学语文很重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或听到某一位大学校长在公开场合否定或贬低大学语文这门课程。可是,大学语文总是在高校普遍处于尴尬地位、毫无生机、甚至暗中受到挤压,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大学语文的管理缺少健全的机制。一个完整、健全的管理机制体系,应由若干个具体的机制组成:
一是导引机制,即从素质教育角度导引导全校师生,对大学语文在人才培养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形成共识。同时,还要引导教师不断改革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二是运行机制,即保证大学语文按照常规课程要求得到正常开设。要避免随意缩减大学语文课时或以种种借口给其它课程让路的现象发生,不得随意取消或变相由其它课程取代;
三是评价机制,即对大学语文课制定科学合理的教学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评价体系要经过师生民主讨论,才能有效发挥对教师教学活动的指导作用。评价体系要遵循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原则,特别是要充分体现评价的人文关怀视角,设立必要的人文关怀视点。所谓人文关怀视点,就是要有能够反映人文素质教育行为和效果的评价要素,这些要素可参考大学语文人文内涵的要义选取;
四是激励机制,即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积极鼓励教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创新,充分发挥教师在语文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对语文教学改革作出重大贡献者,要充分给予肯定,对改革中的失误要持以宽容态度。激励和宽容是对立的统一体,激励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宽容的目的也是为了发展。所谓宽容,就是要允许探索的失败,因为探索本身就是一种风险性行为,探索的结果可能是成功的,也可能是失败的,而且失败往往要多于成功。也就是说,没有宽容也就没有探索,没有探索,发展也就失去了动力。因此,教学管理者必须树立宽容意识,特别是对教师改革创新中一时一事的失误,不要动辄以“教学事故”棒嚇之。
二、发掘和运用人文教育资源
大学语文教材中蕴涵着极为丰富的人文教育资源,要想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实现其人文教育价值,使语文教学能够真正起到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的作用,必须充分发掘、运用语文课所蕴涵的丰富的人文教育资源。人文教育资源是人文教育的原材料,有了大量丰富而深刻的原材料,才有可能在教学中向学生传递高质量、高品位的人文信息。这里仅以人格教育为例,谈一下如何在人格层面发掘大学语文课程中的人文教育资源。
(一)发掘作家的人文教育资源。一个优秀作家,其思想的闪光之处除了体现在他的作品中,还应体现在他的经历中。大学语文中能使人叹服的作家不胜枚举,他们的不平凡经历,他们的高风亮节、爱国情感、顽强意志,是对大学生进行高尚人格教育最宝贵资源。对典型作家不平凡经历的讲述可激发学生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因此,结合教学内容,教师应向学生讲述优秀作家的不平凡经历。如,讲到屈原,教师不仿先吟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一尽人皆知的名句,然后引出作家经历。当教师用充满感情的语调将屈原为楚国的富国强兵而与国外贼人、国内奸人奋斗一生的经历讲述给学生时,在文史知识的系统方面有所欠缺的学生,自然在获取新知识的同时会受到强烈的精神震撼,会被屈原那种明大义、不屈服、宁愿以死明志也不苟活的气节与精神所感动。再如,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人格光辉形象,他的经历曲折跌宕,青年时好学,入仕后刚直,获罪后忍辱,出狱后发奋,忍个人之辱,完成了流传千古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宋代文学家欧阳修,自幼丧父,母亲以芦荻画地的方式教育他,令其贫贱不失志,苦读成才。杜甫等诗人“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爱国意识、爱国情感,至今仍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
(二)发掘作品中的人格教育资源。本着对传统文化扬弃的态度和古为今用的原则,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应努力挖掘作品中反映人类或民族道德、品质、思想、感情的精华,并赋予他们以时代的意义,让学生在心灵深处树立起精神的楷模和道德的榜样。大学语文中的大部分文章在写社会、写人物、写景物时,无不倾注了作家的爱与憎、好与恶。因此,授课时教师应缘文释道,因道释文,以文中高尚的道德情操拨动学生的心弦,这样既能让学生感受到语言文学的表现力,又能使其受到文中情与理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如,孟子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杜甫不惧“吾庐独破受冻”而愿“大庇天下寒士”的宽阔胸怀等。教师应该通过文学作品中思想道德的闪光点,去熏陶、感染、激励学生,以引起学生心灵的共鸣,从而产生对高尚人格情操赞叹、感奋、仿效的心理。
(三)发掘教学中的自我反思资源。反思是一种宝贵的人格品质,反思是使人向前、向上发展的内在动力。在语文教学中,对作品的分析可以提高学生自我反思、自我审视、自我塑造的能力。一个人在外界事物的影响下,内心世界往往要产生各种矛盾。具有自我反思、自我审视、自我塑造能力的人,他面对各种矛盾斗争,总是能善于自觉地反省自己的过去,在反思中提醒自己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在反思中正确估价自己的现状,并对自己的未来作出正确选择,从而进行自觉的思想转化和行为控制,使自己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始终保持健康、向上的状态。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应结合教学内容,注意培养学生“内省”、“慎独”的好习惯,提高他们自我反思、自我审视、自我塑造能力。孔子的“吾日三省吾身”、“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荀子的“君子博学而且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韩愈的“行成于思而毁于随,业精于勤而荒于嬉”等,都是极好的培养学生自我反思精神的名言隽语。
参考文献:
二、“模块化教学”的特点与优势
对新知识的渴望、对思想境界的提升、对自我人生的思索是人的本能,每个人都有内在的需求以完成此方面的升华,思想开始成熟的大学生尤其如此。要满足大学生的这种需求,“模块化教学”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这种教学方法具有明显的特点和优势,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内容的包容性大学语文的基本内容应该是古今中外经典的诗、词、文、赋、小说、戏剧作品,这一点在各种大学语文教材中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但如果仅限于此,大学语文就基本等同于高中语文。我们所说的“模块化教学”包含更丰富的内容,也就是在一个模块主题下不仅包含文学作品,还包括历史、哲学、艺术、政治等各方面内容,因为在古代文史哲等学科本来就属于一体,不同学科可以同时体现相同的思想。对不同学科、不同国家相同主题文章的学习,可以让学生产生更多的联想和启发,碰撞出更多思想的火花。如,丁帆、朱晓进、徐兴无主编的《新编大学语文》“我的信仰”模块,包含宋代哲学家张载的《西铭》、佛家经典《六祖坛经》,选了穆旦、北岛等现代诗人的诗作,还选了爱因斯坦的《我的信仰》、法国史怀泽的《敬畏生命》,通过不同文化、不同文体作品的学习,使学生从各个角度理解“我的信仰”的含义;“美的历程”模块,既选择了刘义庆《世说新语》中的篇章,又选了林语堂的《中国书法》、杜甫的《丹青引》等经典作品。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主题模块的包容性,这样的教学内容必定会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
(二)主题的明确性“模块化教学”不仅内容丰富,而且目标明确、主题突出,能使学生围绕同一主题展开学习和思考。教师选择什么样的主题绝非信手拈来,而是经过精心挑选。在众多有关审美、社会、人生、思想的主题中如何挑选最富代表性、最能引起学生共鸣、最具有现实意义的主题,直接关系到课堂教学的成败。笔者在指定教材的基础上,根据学生的实际需求,结合自己的阅读和心得,选择了“我的信仰”“品格修养”“爱情婚姻”“《易》与中国古代神秘文化”等主题。在单元学习前,笔者结合教材导言和自己的人生体验对学生予以引导,在作品讲解过程中尽量多地运用比较的方法,启发学生思考作品内在的关联;在每一主题讲解后,笔者让学生撰写学习心得,以便将学习的知识内化为学生自身的修养和素质。在学习前就有明确的主题,所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目标明确,充满学习的动力和热情。不同作品之间都存在内在的关联,避免了以往单篇串讲方式带来的边学边忘等问题,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三)思想的深刻性与高中生相比,大学生的自主意识更强,对知识的学习和接受更具主动性,厌倦老生常谈的枯燥说教,他们具有更强的参与意识,希望教师的讲解具有深刻性,这一点正是“模块化教学”的最大优势。大学人文素质教育是基于我国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几千年积淀的经典思想资源,大学生人文素质提高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他们对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表现出很强的认同和学习欲望。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教思想无疑是三大核心思想,这些思想至今还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行为。对此,一般的大学语文教学方式是选择某些经典篇章(如《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周易》中的名篇)逐字逐句讲解,这种方式和中学教学很相似,大学生们基本可以靠自学完成,因此容易产生倦怠情绪。如果采取“模块化”的教学方式,组织有意义、有趣味的文化单元,在一个较为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使学生对传统思想有一个全方位、较为深入的了解,使每一个主题教学对学生来说都是一次想象的旅行和思想的冲浪,那么这样的学习对他们就具有吸引力,也势必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三、“模块化教学”的实施策略
任何好的教学理论都需要借助有效的方法实施。在大学语文教学中成功开展“模块化教学”并非易事,需要精心设计、合理安排,具体来说需要在以下几方面特别注意。
(一)模块的选择以上面所列四种大学语文教材的单元设置为例,徐中玉、齐森华版本,丁帆、朱晓进、徐兴无版本为12个单元,夏中义版本为16个单元,温儒敏版本为25个单元,每个单元一般有4-10篇不等的选文,少数单元选文在10篇以上。笔者在教学过程中深深感到,以目前大学语文的课时量来说,根本无法完成所有单元的教学。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取舍成为重要问题,选择哪些单元和篇目,放弃哪些单元和篇目,需要大学教师慎重抉择。为了更有效地进行教学,教师在选择单元时必须考虑两方面因素:一是教师的专业特长。高校的大学语文教师主要来自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外国文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等不同专业,不同专业出身的教师会有不同的选择偏好。在单元选择和教学过程中,我们应该鼓励而不是抑制这种选择偏好,因为教师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往往能够游刃有余,获得好的教学效果。二是学生的实际需求。教师在选择单元和篇目时,也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需求,有时教师觉得很重要的单元和篇目学生却不喜欢,这时不妨发扬民主精神,让学生投票决定选择哪些单元,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对于一些理工院校的学生,教师还应该针对他们的专业特色,适当增加相应内容,强化大学语文在科学素养和科学精神方面的教化功能。
新闻话语的策略性规则可谓多种多样,因为题材与体裁的不同,以及传播语境的不同,会侧重于其中几种策略性原则。
不过,记者运用此策略性规则而不是彼策略性规则,也有主观因素的影响,即记者倾向于使用该策略性规则,从而形成自己的风格。这种风格会自觉不自觉的与记者所在报纸的风格相符因为记者不能直接发表其新闻话语的文本,而是通过所在媒体机构的编辑。记者、编辑等都是新闻传播者,因为“记者从事新闻报道,必须同他所工作的媒体保持价值观念的一致性”并且,即使不完全是,其风格也多少代表着一个国家新闻话语的风格。
一、新闻话语的社会认知功能
(一)事实认知
提供信息是新闻最重要的功能。丹尼斯·麦奎尔在《大众传播理论》中,把“信息功能,即提供有关世界上的事件和社会情况的信息”置于媒介五大功能的首位。报纸新闻也不例外。
在现实生活中,每时每刻每分每秒个人生活圈之外的世界都在不停地发生冲突和变化。个体无法到达每一个现场,亲眼见到或者亲耳听到事件发生的过程。但是,人们却很关心个体之外的世界,唯恐自己落后于个体之外的世界。
如此,人们只能借助于一定的媒介去了解外部的世界。新闻则是一个很好的媒介因为新闻注重时效性,其在第一时间,传播事件的最新情况因为新闻具有可信性,大多数新闻是客观真实的报道因为新闻的可接近性,现代科技的发展,迅速的、大批量地复制成为一种可能……这些都使新闻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最佳媒介之一。
(二)价值观认知
受众希望新闻能够最大限度地提供有关事实的信息,并对该事实作出判断,以实现观望周围的世界、并尽可能的使自身的行动能够适应周围世界变化的可能。但是受众又不满足于新闻只是信息的载体,特别是当媒体数量激增、受众越来越容易接近获得信息的媒介时,新闻信息繁芜而不易轻易作出评判。受众开始依赖于媒体显性的或隐性的观点,新闻也就不再只是传达信息的媒介了。新闻开始向个性化发展或者提供独家报道或者提供独到见解。这两种形式都是实现价值观认知的最有效形式,价值观的认知即意味着对某一种观点的认同。
二、新闻话语的社会交往功能
(一)内部社会整合与互动
我们己经了解到,新闻话语能够实现人们对社会的认知,包括事实的认知和价值观的认知。但是,新闻话语的社会功能并不止步于此,新闻话语的传播者还希望人们据社会认知而作出反应接受之。因为“告知和劝服是新闻话语传播的两个层次,前者要人们理解传播者对某个事件或情境的叙述,……期待受者建立与叙述者所预期的一模一样的文本再现情境模式后者则……期望将隐匿的言语行为获得受者的接受,从而实现报道的价值和意义。”
(二)跨文化交际
跨文化交际是指通过解决跨文化交际中的矛盾与问题,并探索如何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简单地讲,跨文化交际就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之间的交际,也就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所发生的相互作用。提高了跨文化交际能力,有利于消除交际障碍,防止交际摩擦,拓宽视野、促进文化交流。
新闻话语通过不同形象的塑造,实现受众对对象国的认识。这种认识将影响并引导受众实际社会生活,或者以“竞争的态度”,或者以“敌对的态度”,进行跨文化交际。
三、新闻话语的社会权力功能
(一)新闻话语是权力的象征
从新闻传播者个人来说,新闻话语对事实的传播具有突出其中一个方面的特点就一个国家来讲,新闻话语侧重于某一类事实的传播。这种传播方式对受众的影响是,“多数情况下,报纸可能不会成功地影响人们怎么样考虑问题,却能有效地决定人们思考什么问题。”
当社会中某一集团或阶层掌握新闻这一媒介的时候,势必会侧重于报到有利于集团或阶层利益的新闻事实或是不利于其他阶级利益的新闻事实,作为“对新近发生事实报道”的新闻因此而倾向于对一定层面意识形态的提升。这种提升作用,使新闻话语具有控制人的思想意识乃至行为规范的能力。
(二)“话语权”与“话语霸权”
新闻话语的权力功能是指就新闻话语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而言的,容易与其混淆的概念是本文第一章出现的“话语权”,也是当下日常生活中被大量应用的一个词。
作者的理解是,话语权是指个人或集团发表意见、观点的权力。也就是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具有言论自由的权力。但现实生活中,言论自由的权力已被狭隘化在媒体上发表言论的权力。因为大众传媒以其广泛的受众和重大的影响力,成为发表意见或观点的一个重要媒介,所以成为争夺话语权的重要资源之一。
而在全球传播研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概念是“话语霸权”,即“当传媒的话语权过度发挥时,其话语权就成为一种霸权”。这是因为一定的大众传媒代表着某一集团或阶级的利益,所以该“集团的话语权”构建起传媒的“话语统治权”,这种话语统治权使它有能力扭曲接近整体的传媒空间,并以其覆盖能力,消解其他集团的话语力度。根据大众传播学的“知沟理论”,发达国家—如美国—在全球传播中,凭借其高科技手段,占有大量媒体资源,使新闻流通呈现单边性,并因此出现新的殖民行为—通过新闻话语等大众传媒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
结束语
通过研究中发现,“新闻话语”的研究,提供了认识新闻及新闻传播新的角度。作为语言系统与社会环境交汇点的新闻话语,必须遵守语言的构成性规则,如普利策新闻奖作品须遵守英文的语法要求,中国新闻奖作品须遵守汉语的语法规则,否则新闻话语根本无法传播必须符合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属性。一定社会文化下的新闻话语,也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以客观的和发展的眼光对待两种形式的新闻话语,才能促进文化上的心理认同,使新闻话语更好地建构一个文化上的自我,发挥其丰富的社会功能。
除语言学、文化学外,新闻话语的研究可能会涉及更多的学科知识,故已吸引政治学、社会学等研究者将其作为研究对象。随着越来越多学科知识的融入,也将不断扩大新闻学的研究范围,并提高其研究水平。
参考文献
[1]姚里军《中西新闻写作比较》(第一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3月.
教育学生识美、爱美,从而去创造美,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所应追求的最高境界。正如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都是人类崇尚真、善、美的必然结果一样,一个教师,要想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必须善于挖掘本学科教材中所深含的美质,以激发学生兴趣,使之“乐学”。在中学诸学科中,语文学科与美育的关系十分密切。因为,语文教学的整个过程,可以说处处是在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
当然,在这种审美教育中,由于不同的审美主体(学生)生活经验和审美积淀不同,面对具有审美价值的客体对象(学习内容),理解的深浅度不同,头脑中所贮存的记忆表象(生活经历)多寡不同,对审美客体的美学意味感受就不同。正如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林黛玉一样。为此,教师在整个课堂教学,即审美活动过程中,务必因审美主体而异,因客体对象而异而因材施教,努力引导学生感受美,欣赏美,最终到达创造美的至高境界。因为美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满足学生欣赏美和创造美的深刻而强烈的要求。
诗、词、曲、赋、小说、散文等文艺作品中,都凝聚着丰富的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它歌颂了真、善、美,鞭挞了假、丑、恶,表现着巨大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在教学中适当剖析,可利用美的事物,陶冶学生的情操,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譬如李清照的《如梦令》,那藕花深处鸥鹭惊飞的美景,怎能不让学子们为这自然的外在形式美而鞠躬倾倒,从而获得精神的愉悦。贾平凹的《小桃树》中,那在风雨中飘摇又倔强挺立的小桃树形象,又不能不让人为这自然之物的神韵所叹服,它用美的呼唤启迪着人类的心灵。教师用富有感染力的讲解,又促使学生对教材字里行间的小桃树形象进行深入地审视,继而又赋予它以新的文化精神内涵的美,使学生从心中涌起奋发向上的豪情。这样,便完成了由欣赏美到创造美的过程。贺敬之、丁毅执笔的歌剧《白毛女》,主人公喜儿的纯洁善良、热爱生活,以及王大婶一家与杨白劳一家之间所表现出来的纯朴的人情美,与黄家鬼门关的险恶、狡诈形成审美意义上的鲜明的美丑对照,从而使学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新旧社会本质的不同,而“惩恶扬善”的思想也同时得以弘扬。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这一人物形象的审美意义就在于,他以自己作为封建科举制度牺牲品由生而死的经历,向人们毫不保留地展示了封建科举制度的罪恶,使人们由孔乙己这一审美客体,进而产生了鲁迅所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理感受。德国诗人海涅曾说,“在一切创造物中间没有比人的心灵更美、更好的东西了。”这句话道出了人追求美的真谛:一个人的外在美固然重要,但更要注重内在美,即心灵美。心灵美是指蕴藏在人的内心之中的思想、智慧、情感、意志、兴趣爱好、个性倾向等品质在全面和谐发展中构成的美。《第二次考试》一文中的陈伊玲,这位报考音乐学院的姑娘,穿着嫩绿色的绒线上衣,咖啡色西裤,宛如春天早晨一株亭亭玉立的小树。报名表上那姑娘的照片,是一张朝气蓬勃的,惹人喜欢的脸,教学时要把这仪态美的陈伊玲,演唱后表现的谦逊美,以及公而忘私忘我救灾所表现的心灵美的陈伊玲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充分展示出主人公陈伊玲的整体形象美。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学,它是这个国家国民生存、生活、思维方式的抽象与概括,是该国家国民智慧的结晶。作为华夏子孙,研究国学、提倡国学,是责无旁贷的事。而要普及国学,就必须振兴发展国学教育。今天,“国学热”渐起,让人们开始关注国学的同时,却也暴露了许多巫待解决的问题。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以保证我国国学教育的持续发展,我认为,应当让今天的国学教育系统化,尤其要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得到落实加强[1]。
1、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落实加强国学教育的必要性
中小学阶段历时长,包括小学、初中和高中三个阶段,学生从6、7岁娃娃长成一个个健壮的青少年。所以说,中小学阶段是学生身体发育、接受知识教育、性格养成、人格塑造的重要阶段。“性格决定命运”,说明这个阶段的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学生个体一生的发展,是他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阶段。而国学教育可以很好地引导他们了解并热爱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学习古代圣贤的先进思想,并受之熏陶,懂得为人处世的道理,培养良好品格,以帮助他们健康成长。
一、引言
当前大学英语教学中,仍存在过份强调语音、语汇、语法等基础知识传授,忽略英语语言中体现的西方价值体系、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文化现象的传授,导致学生跨文化交际不强。对大学生进行跨文化教育也是为了加强中西文化交流和、顺应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趋势的需要。本文拟通过寓文化意识于语言教学中、创设真实的语言环境理解西方文化、开展跨文化交际实践活动三方面着手对大学生进行跨文化教育。
二、寓文化意识于语言教学中
语言使用上的差异是由文化的差异引起的,在教学中,要使学习者关注语言的运用上体现的母语文化与英语文化的差异之处,把文化差异融入到语言教学中,培养学生社会文化的洞察力和跨文化意识。
(一)词汇的文化差异
1、词汇在中西文化中的字面差异
龙在汉语中为图腾与吉利的象征,dragon在西方文化中却是罪恶、邪恶的象征。as wise as an owl中作为智慧的象征的owl与汉语中视为坏兆头的猫头鹰。汉语中农民无贬义,而peasant则是没有教养,社会地位低的人。红在汉语中常与喜庆相关,red则有多样化含义。red letter day 为“喜庆日子或纪念日”,to see red 为“使人生气”,wave a red flag为“做惹别人生气的事”,one’s face glowing with health为“红光满面”。to cast pearls before the swine则为汉语中的“对牛弹琴”。
2、词汇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联想意义
涉及到历史、传说、文学或宗教中人物或事件的词汇,意义深远,要越过字面意义去了解联想意义。英语中shylock是《威尼斯商人》中的角色,意为惟利是图、心肠歹毒的小人。童话中灰姑娘cinderella指贫穷、善良的最终获得幸福的女孩子。willow是和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奥菲莉、黛丝泰蒙娜的悲惨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成为悲伤命运的象征,“杨柳”形容离别与女子情感以及妓院等。林黛玉代表指弱不禁风、多愁善感的形象。
(二)语用上的文化差异
语言总是体现了某种特定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文化背景,关注这些差异,有助于进行成功的跨文化交际。汉语习惯以询问别人到哪里去作为寒喧语,西方则是对于天气的评论和预测。年龄、婚姻、收入等是西方禁忌的话题,属个人隐私,美国人对于称赞语一般坦然接受并回以“thankyou!”,中国人则谦虚地加以否定。再如对某个场所的表达。美国英语中rest room是剧院、商店等大建筑物中的设有厕所、盥洗设备等,供顾客、雇员等使用的房间,即是浴室、厕所的委婉说法,并非汉语中的“休息室”。
三、创设真实的语言环境理解西方文化
利用教材、多媒体、原版材料创设真实的语言环境,通过情景化的教学氛围让学生全方位感受语言,达到语言与文化的整合。
(一)挖掘教材、充分使用多媒体
以教材为核心,将英语国家的文化习俗、历史背景和故事传说介绍给学生,让学生了解其文化现象和文化内涵。同时利用多媒体营造视觉、听力的真实语言场景,把教学中的相关文化背景知识加以形象化、具体化,培养学生主动对英语语言文化进行探询,引导学生关注同一事物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表达差异,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意识。
(二)选择原版材料进行补充
选择适量能反映西方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社会关系的视听材料,了解真实语言环境下英语的运用情况,加深对中西文化内涵的理解,积累相关的材料。如体现了社会理念和文化背景的文学作品,介绍当前社会动态和社会问题的报刊,收看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cctv-9)和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的节目,鼓励学生根据自身英语基础选择部分国外英语电视电台节目观看,英语原版电影更是展现了英语民族如何进行交际的真实情景和鲜活语言,这些材料既煅炼了阅读与听力能力,又是了解英语国家文化知识的重要途径。
四、开展跨文化交际实践活动
《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中明确指出:“语言是交际工具,语言教学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学生以书面或口头方式进行交际的能力。”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跨文化交际实践活动,通过这些活动让学生品味和体验文化异同,培养学生的语用能力,增强他们的跨文化意识,创造英语交流的机会。如定期开设中西方文化知识讲座,用媒介语或英语向学生全面介绍英语国家的民族传统、文化特点、社会风俗等;以某个西方文化元素为主题开展英语沙龙、英语演讲比赛,选择教材中故事性较强、情景性突出的文章进行情景剧表演等等;扩展交际空间,与在中国学习和工作的外国人进行语言交流,直接感受到文化的差异;创造机会参与涉外工作的翻译与服务工作。
参考文献:
[1]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二、挖掘教材的文化内涵,让学生感悟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
我们的语文教材中各类体裁无所不有,所选篇目从先秦两汉到近代文学无所不包。尤其是在诗歌、散文、小说等古典作品中,蕴藏着丰富的古代文化知识和传统文化。在进行这些作品的学习时,教师一定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在向学生讲解语言文化知识的同时,及时对学生进行人文主义教育,将教材中所蕴含的传统文化及时地讲解给学生,让学生真正领会我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体会到传统文化的真正价值。比如,学习《颐和园》时,我们可以让学生了解古人的智慧,体会我国建筑风格的独特性,领略华夏文化的富丽堂皇。又如,学习《黄河》《三峡之秋》时,我们可以让学生感到中华大好河山的壮美,欣赏祖国的旖旎风光。再如,学习《清明上河图》《拉萨古城》等课文时,我们可以让学生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时代去感受民族文化的博大,了解各具特色的风土民情。学习诗文,可以让学生了解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宽厚与仁慈;了解《汉乐府》《乡愁》等诗词文化及名人轶事,杜甫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那强烈的爱国思想。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引导学生挖掘作品的内涵:在导入新课时,介绍有关的文化常识;在解读课文注释时,补充必要的文化常识;在叙述故事情节时,挖掘作品的内涵;在提炼主题时,挖掘作品的传统美德等。教师要以不同的形式向学生介绍并渗透传统民族文化。
1.引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它既受文化影响,又反作用于文化。在交际过程中,语言不仅受到语音、语法等规则的限制,还受到使用规则的制约,这里的使用规则即指语言所属的社会文化,社会文化决定语言使用是否得体。在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中,外语学习者往往会将自己本国固有的文化模式嵌套入新的语言文化中,造成沟通的障碍,这便要求教师将文化引入到外语教学中,培养外语习得者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2.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及运用
2.1 跨文化交际的定义、目的
跨文化交际指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际 , 也指任何在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由于不同的民族所处的生态、物质、社会及宗教等环境不同 , 因而各自的语言环境产生了不同的语言习惯、社会文化、风土人情等等诸语境因素。不同的文化背景造成人们说话方式的不同,进而造成沟通的障碍。由此,这便要求我们在外语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一般来说,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基本目的有以下三点:①培养人们对不同的文化持积极理解的态度。语言习惯、社会文化、风土人情、宗教信仰、教育背景的不同造成了文化的多样性,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我们要对不同文化持理解支持的态度,通过发现对方的不同点,反过来加深对我们自身文化的理解,从而做到客观地把握各自的文化特性。也就是说在发现差异的过程中,也要注意不可忽视大量的共同之处。②培养跨文化接触时的适应能力。初次与不同的文化接触时,往往会受到文化冲击,从而产生某种不适应。要使交际得以继续下去,必须设法减缓冲击,提高适应能力。③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技能。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走出国门或留在国内参与跨 文化交际的人越来越多,他们都需要学习、掌握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时的实际技能。
2.2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高科技的发展,交通通讯设施的不断完善,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因此,文化差异所造成的矛盾便渐渐凸显。而初等教育时期对于英语的学习往往只停留在简单的语法和词汇方面,在高校外语教学中,则应更加注重对学生交际能力的培养,以便适应社会发展的进程。著名跨文化学家ruben认为实现有效交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理应包括七个因素,它们分别是: 1)向对方表示尊敬和对其持积极态度的能力;2)采取描述性、非评价性和非判断性态度; 3)最大限度了解对方个性的能力;4)移情能力;5)应付不同情境的灵活机动能力; 6)轮流交谈的相互交往能力; 7)能容忍新的和含糊不清的情景,并能从容不迫对其作出反应的能力
以上七个方面完整的阐述了在跨文化交际中,外语习得者所应具备的能力,也正是高校外语教学中,教师对于学生的培养方向。为使学生具有以上七种能力,教师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①教学中应将词与词的文化内涵相结合。在传统的外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只向学生教授词汇的表层意义,对于词汇的文化意义并没有加以深入的解释说明。如dragon一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是吉祥、高贵的象征,而在西方社会则是邪恶的化身,因此,在词汇的教学中,教师应向学生传授词的文化内涵以免造成沟通的障碍。
②教学中应注意不同文化下世界观、价值观的不同。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对于隐藏在文化深层里的世界观、价值观是回避不了的,人们恰恰是通过了解世界观、价值观的不同 ,来加深对跨文化交际的理解。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注重将其他文化的世界观、价值观有意识的传达给学生,从而培养学生跨文化沟通的能力。
③教学中介绍英语的交际习惯和行为方式。文化制约着人们的语言行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注重介绍目的语国家的交际习惯和行为方式,让学生了解差异并以本族人的观点去理解目的语文化,使他们具备进行得体而有效的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④教学中注重非言语交际的运用。samovar(2000)等人将非言语交际定义为“在交际的环境中人为的和环境产生的对于传播者或受传者含有潜在信息的所有的刺激”, 因此它包括了言语行为之外的一切由人为的或由环境所产生的刺激,如:表情、手势、身势、触摸、界域、服饰、副语言、时间、场景等,在跨文化交际中,非言语交际往往也决定着交际的成败。
2.3跨文化交际的运用
语言最根本的作用即为交际,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性。英国人见面喜欢以天气、地理环境、爱好等为话题,而将年龄、婚姻、收入作为禁忌话题,这都是我们在跨文化交际中应当注意的。此外,对于俚语、成语的学习也不可小视,在交际过程中
,对于俚语的误解往往会造成交际的失败,因此,有效而得体的运用适当的语言才能达到不同文化间沟通与交流的目的。
3文化教学的目的、意义
3.1文化教学的目的
在外语教学中,文化教学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外语教学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具备交际的能力,培养学生用外语进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在外语教学中,教师应将文化教学融入到课程体系中,使语言学习者能够将目的语文化与本族文化进行融会贯通,从而实现有效地跨文化交际。然而文化教学不能仅仅局限于课本,单纯片面的传授文化知识,应该设立模拟场景,让学生真正的身临其境,感受目的语文化,从而迅速提高跨文化交际交际能力。
此外,高等教育的文化教学往往只传授于外语专业的学生,且外教也只教授外语专业学生,对于公外的学生来讲,英美社会与文化的选修课资源不足,与外教交流机会少,这都造成文化教学难以在大学外语教学中得到普及。
对于外语专业学生,从其课程体系中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文学方面课程所占比例要远远大于社会文化,并且,社会文化教学也只是注重历史、地理、国家机构、文学艺术以及影响理解文学作品的背景知识,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大学外语专业教学的文化教学是为文学服务,而不是让学生具备应用的能力。外语专业教师对于文化的理解往往也停留在初级层面,实践与应用机会少,致使学生在与教师沟通的过程中只是简单的学习到了语言的基本技能,缺乏实际跨文化沟通的能力。外籍教师的配置数量过少,达不到让每名学生都得到锻炼的既定教学目标,并且,外教的授课内容通常也只注重于口语的锻炼,俚语的传授,文化教学少之又少,只在沟通出现问题时才进行讲解,不能够尽早预见问题,迅速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外语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进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因此,在外语教学中将文化教学融入到语言教学中,使学生能够融会贯通目的语文化与本族文化,从而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交际,是文化教学的目的所在。
3.2文化教学的意义
文化教学应该贯穿于语言教学的每个阶段,既然语言教学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具备语用的能力,那么就必定要涉及文化教学。从学生学习的历程中,我们不难以看出,在外语学习的初级乃至高级阶段,教师都没有将文化教学完整的纳入到课程体系之内,在进行跨文化沟通过程中,学生实际应用能力差,往往不能准确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滥用禁忌语,大谈特谈目的语国家的敏感话题,这都造成了对方的误解,因此,从学生学习外语的初级阶段,教学就应广泛涉及文化教学,使学生从最开始就兼备语言能力与交际能力。
然而,文化教学不能只是表面功夫,如果只让学生死记硬背一些文化事实,就会造成学生不知变通,因循守旧的后果。在教学过程中,尽量创造一些目的语国家的场景,使学生身临其境,模拟进行跨文化交际行为,以不变应万变,从而提高其实际应用的能力。
归根结底,文化教学的正真内涵是让学生真正的掌握跨文化交际的原理和技巧,并将其正确的应用到实践中去,从而达到得心应手地进行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结论:本文从理论角度介绍了跨文化交际的定义、目的,并提出如何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同时,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然而,传统的外语授课过程中往往只重用语言技能而忽视了语用与文化教学,因此,作者认为,文化教学应贯穿于整个外国语言教学的体系之内,以达到培养学生交际与应用的能力的目的,而如何有效并迅速的将文化与语言教学完美融合并得以普及是目前高等教育中外语教学需要长期探索的一个主要方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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