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业论文大全11篇

畜牧业论文篇（1）

农史学家认为，进入传统农业时代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重农轻牧的跛行状态”，与欧洲中世纪一直保持着农牧并重的局面迥然不同，作物种植特别是谷物栽培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畜禽饲养业则无足轻重。因而，自战国以来，中国农业乃是一种“跛足农业”，即作物种植与畜禽饲养发展极不平衡的农业（注：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中国农学史》上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56、75页。）。大体说来，这种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在长城以南地区，自战国秦汉以来，畜牧业的确基本处于农耕经济的附属和补充地位，并且从总体上说，其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呈下降的趋势。不过，具体就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而言，这种下降的趋势是波浪式，而不是直线式的。在某些历史阶段，这一地区的畜牧经济比重曾经比前一历史时期有明显的上升，中古时期即是如此。

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业的问题，一些学者的论著曾有所涉及，比如关于中游地区畜牧业的分布、北魏时期的国营畜牧业、唐代的马政等均曾有所论述（注：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收入其《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为探讨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曾对先秦至唐代黄河中游的农牧消长情况做了较多论述；史念海《隋唐时期重要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其与人为作用的关系》和《论唐代前期陇右道的东部地区》等文（收入所著《河山集》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对黄河中游的半农半牧地区和牧业生产有所论述；朱大渭《北魏的国营畜牧业经济》（收入所著《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对北魏国家牧场建立的动因、实况及其与北魏统一北方及国势强盛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马俊民、王世平著《唐代马政》（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对唐代马政（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进行了较系统研究。除此之外，唐启宇《中国农史稿》（农业出版社，1985年）4章2节、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2卷3章1节简述了魏晋北朝时期畜牧业向内地扩张的史实；高编《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5章则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畜牧业做了简要概述。还有一些学者的论著对这方面的问题也略有涉及。但已有的成果多限于讨论局部性具体问题或做笼统简略介绍，目前尚未见有关于这一问题的系统综合性论著发表。），但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历史变动及其社会生态导因、经济意义与文化内涵，尚未见有专门的讨论。为弥补这一欠缺，笔者曾在《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注：参拙著《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04-124页。）一书中对有关问题做了一些初步探讨，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申论。主要问题包括：1.中古以前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如何？2.中古时期本地区畜牧生产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动，原因何在？3.何以本地区畜牧经济在中古前期一度明显上升之后复转衰退？4.如何认识中古北方胡汉民族融合与农牧经济变动之间的关系？作者试图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为探讨古代中国（不包括中国西北草原地区）农牧经济畸轻畸重、跛足发展的过程与原因提供新的思路，并对所谓民族文化融合与农牧生产方式选择的关系问题提供粗浅看法。由于直接有关的资料并不充分，笔者对一些问题较多地进行了个人认为是合理的推测，所得出的结论恐难免有很大主观性，舛谬之处，恳请识者批评驳正。

一上古时期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

考古资料证实，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地区开始踏入农业时代的门槛，畜禽饲养业也应运产生。在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的畜牧生产取得初步发展，马、牛、羊、猪、鸡、犬相继被驯化家养，我国传统的“六畜”逐渐齐备。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大量的家养畜禽骨骸遗存，其中以猪的饲养最为普遍、数量也最多。考古资料显示：在河北磁山文化遗址中，已有颇多的猪骨出土；至仰韶文化及其后的龙山文化时期，家猪在各种家畜中占绝对优势，成为当时这一地区最为普遍饲养的家畜（注：参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37页。）。至于原始时期这一地区的作物种植和畜禽饲养在经济比重上是否有明显的轻重大小之分，尚无法证明。

自原始社会末至春秋时期，当地居民的生业方式逐渐分化，一些部族主要从事农耕种植，另一些部族则以畜牧生产为主，当然也有少数部族可能仍以采集、捕猎为主，这就是所谓“夷夏杂处”的经济背景。在“夷夏杂处”时代，北方地区农耕与游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长期并存，直到春秋时代这一地区还活跃着不少以游牧为主要生业的戎、狄，牧养着大量的畜群。由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仍然稀少，农田之外的森林草莱还很广袤，故即使是以农耕为主要生业的民族也拥有大群的家畜。例如据殷商甲骨卜辞的记载，商代祭祀用牲数目相当大，一次用牲百头以上者不乏其例，最高用牲量一次可达“五百牢”或“千牛”，说明当时拥有大量的存栏牲畜（注：参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77-78页。）；周人虽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民族，但西周时期乡野中仍可见“三百维群”的羊和“九十其犉”的牛群，畜牧业亦堪称发达（注：《诗经·小雅·无羊》云：“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按：黑唇黄牛曰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糇，三十维物，尔牲则具。”吟颂牧人在野外大量放养牛羊的情景，其中羊三百成群，黑唇的黄牛则九十成群，反映西周部民畜牧规模亦甚可观，仍未出现农耕与畜牧经济畸轻畸重的局面。）。“夷夏杂处”时代，是农耕与畜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激烈竞争的时代，夷夏部落之间的冲突从一定意义上说乃是这种经济文化竞争的政治表现，尽管农耕文化逐渐排挤畜牧文化是主线，经济比重的天平不断向农耕倾斜，最终以农耕生产为主的华夏部落取得彻底的胜利，但在当时，畜牧生产仍然占据较高的比重（注：有关问题，可参李根蟠等《我国古代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关系中的若干问题探讨》一文的论述，载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89-206页。）。不仅如此，文献资料还反映：在“夷夏杂处”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产构成中，马、牛、羊等单纯草食性的家畜具有相当高的地位，由于战争、运输和祭祀的需要，国家和领主贵族经营着规模相当大的马、牛、羊饲养业。

然而自战国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牧畜为主业的民族不断向西北退却，农耕经济文化与畜牧经济文化在地理空间上日益呈现出明显的隔离，长城逐渐成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地理分界线：长城以南属农耕区域，长城以北则为游牧民的天下。不过，这种隔离是逐渐形成的，并且在农区与牧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过渡地带——即半农半牧区。

从自然条件而言，冀晋山地和关中盆地以西、以北均为农牧兼宜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在历史上这些地区业农业牧迭相变更，大抵取决于汉、胡力量的强弱对比，汉强胡弱则当地经济以农耕为主，胡强汉弱则往往转事畜牧。据《史记》卷129《货殖列传》记载：自战国至西汉初年，“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天水、陇西、北地、上郡，“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据此，则“那时的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上游二区还处于以畜牧射猎为主要生产活动方式的时代”，即黄河中游仍拥有相当广泛的畜牧区域（注：参前揭谭其骧文。）。然而自秦朝统一以后至西汉时期，随着西北边郡移民屯垦事业的发展，农耕经济曾经大幅度向西北推进，农耕区域一直扩展到了阴山脚下，自秦长城以南处处阡陌相连、村落相望，其中“河南地”（注：指关中盆地往北的黄河以南地区。）的新兴农业尤为繁荣，堪与关中地区相媲美，在当时被称为“新秦中”。故此，在秦汉时期，黄河中游地区的畜牧经济一度向西北明显退却。

至于中原内地，随着农田扩展、草场减少，大规模的野外放牧更日渐萎缩；同时，社会经济生产的不断个体家庭化，使得家庭小饲养业逐渐成为当地畜牧生产的主要方式，故战国时人议论畜牧业的重要性，多据家庭小饲养业而言，并且饲养对象以猪、鸡、犬等无需大片草场的杂食性畜禽为主（注：如《荀子·荣辱》说：“今人之生也，方畜鸡狗猪彘，又畜牛羊。”显然以畜养杂食性畜禽为主。又《孟子·梁惠王上》云：“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又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则家庭饲养谋取肉食大抵均为无需大片草场的小畜禽。诸如此类，不一一俱引。）。畜牧生产的规模、畜产结构与发展趋向，与商代、西周和春秋时代相比，逐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两汉时期，内地虽然也曾出现过卜式这样以善牧畜而致富的大户，饲养的羊以百计，甚至可达千头（注：《汉书》卷58《卜式传》。），但在汉代这毕竟是绝无仅有的；整个社会则以家庭小规模饲养为主，除耕牛之外，猪、鸡等畜禽为主要饲养对象，养羊虽也不断见于文献记载，但远不能与养猪相比（注：《齐民要术·序》中列举了多位汉代循吏教民治生的事迹，俱称其督导百姓养猪、鸡、牛等。如黄霸在颍川（今河南禹县等地）“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龚遂在渤海（汉渤海郡辖今河北沿渤海地区），令“家二母彘、五鸡”；僮种在不其，“率民养一猪、雌鸡四头，以供祭祀，死买棺木”；颜斐在京兆“课民无牛者、令畜猪，投贵时卖，以卖牛”；杜畿在河东（汉河东郡辖今山西西南部），“课民畜字牛、草马，下逮鸡、豚，皆有章程，家家丰实”等等，但都未言及课民养羊。足以说明当时北方内地养羊并不发达。另《世说新语》记载曹魏、西晋故事，有多条涉及猪，但羊却几乎未提到。）。这些情况说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农重牧轻、农牧比重失衡的状况已相当明显，这也反映了当地作为传统农耕区域经济生产的一般特征。

由上可见，自新石器时代至两汉时期，畜牧经济在当地经济体系中的比重是逐步下降的，曾与农耕生产居于并重地位的畜禽饲养，至战国秦汉时期日渐沦为前者的附庸和补充，并且这看来似乎是一种必然的趋向。

二中古时期畜牧生产的主要变动及其原因

自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一路下滑的趋势，由于种种生态的和社会的原因而得到遏止，在中古时代即魏晋—隋唐时期，当地畜牧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反弹过程。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畜牧区域曾一度向东南方向显著扩张，国营和私营的大型畜牧业都取得明显发展，其畜产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首先看看畜牧区域的扩张情况。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区域的扩张过程，始自东汉，迤至唐初，以十六国及北朝前期为最盛期，而以中游地区最为显著。

如上所言，在秦代和西汉时期，农耕区域一直扩展到了阴山脚下，秦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成为以农为主的经济区域。然而，自东汉开始，可能由于气候转冷的关系，西北边境的匈奴、羌、胡、休屠、乌桓等少数民族的东南向运动逐渐活跃起来，加以东汉王朝绥抚失当，边境冲突不断加剧，农耕区域逐渐向南退缩，至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中游大致即东以云中山、吕梁山，南以陕北高原南缘山脉与泾水为界，形成了两个不同区域。此线以东、以南，基本上是农区；此线以西、以北，基本上是牧区。”（注：谭其骧：《长水集》（下），22页；又参史念海《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收于《河山集》3集，55-75页。）直到北魏中期以后，上述地区由于政府力量的推动及少数民族逐渐汉化，始出现由牧转农的迹象，但其转变过程却是十分缓慢的，在长达数个世纪中，这些地区的畜牧业均甚为发达。可以说，历十六国至于唐初，黄土高原地带一直是胡、汉混杂居处而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其经济生产也以畜牧业为重。

就分区情况而言，在今山西地区，北魏时期尔朱氏世居水草丰美的秀容川（注：据《魏书》卷106上《地形志》上记载，当时秀容为郡，辖秀容、石城、肆卢、敷城四县，在今山西忻县、原平县一带。），以畜牧为业，其“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注：《魏书》卷74《尔朱荣传》。），可见这一地区在当时是畜产极为丰富的繁荣牧区。陇右地区的人民，直至隋代仍“以畜牧为事”，不便定居屯聚（注：《北史》卷73《贺娄子干传》。）；唐武则天时期，人们仍认为“陇右百姓，羊马是资”（注：《全唐文》卷269张廷珪《请河北遭旱涝州准式折免表》。）；直到唐代中期以后，位于京兆西北的邠、宁等州，还因产羊甚多成为人们贩羊的好去处（注：《太平广记》卷133“朱化”条引《奇事》载洛阳人朱化贞元初西行邠、宁贩羊事。）。由于畜牧经济发达，自北朝至于唐代，政府对牧民实行特殊的赋税政策，赋税征纳以羊、马等牲畜为准，北魏时期曾多次诏令向民间征调戎马、大牛（注：见《魏书》卷3《太宗纪》、卷4上《世祖纪上》。）；唐代的情况，据《大唐六典》称：“诸国蕃胡内附者，亦定为九等……附贯经二年已上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共一口”（注：《魏书》卷3“户部郎中员外郎”条。），国家从这些地区获得了相当丰富的畜产。

事实上，当时畜牧区域的扩展并不局限于黄土高原，中原腹地也有不少一向以农耕经济繁盛而著称的州郡，农田大片沦为牧场。例如，曹魏时期即曾在号为农田沃野的“三魏近甸”区域设立“典牧”，大片土地被规占为养牛牧场，西晋初年尚有牛四万五千余头（注：《晋书》卷26《食货志》引杜预上疏。）；西晋的京畿之地——司州（辖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东接河北南部及山东西境），在两汉时期乃为人口最密、农业最盛之区，此时却是牧苑广阔，“猪羊马牧，布其境内”（注：《晋书》卷51《束皙传》。）。与司州相邻的冀州平原郡界，十六国时期亦有马牧苑的设置，羯人石勒起兵时，即利用了当时牧苑的马匹（注：《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北魏迁洛之后，更辟“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设立河阳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注：《魏书》卷44《宇文福传》。）。这一时期，在内徙游牧民族聚居的其他地区，也有大片农田被规占为牧场的情况。一时间，黄河中下游在一定程度上复归于战国以前的“夷夏杂处”、农牧交错的局面。

与畜牧区域扩展相联系的，是国营和私营畜牧业生产规模的扩大。

首先是这一时期的国营畜牧业空前繁荣。由于黄河中游地区具有发展畜牧业的良好条件，故自两汉以来一直是发展国营畜牧业的主要地区，北魏隋唐时期更是主要的国家畜牧基地。

拓跋魏氏起于畜猎，对于官牧经营十分重视，曾先后设立了四处大型官牧场。早在道武帝天兴二年（399年）即在平城附近地区开鹿苑牧场，至明元帝泰常六年（421年），又“发京师六千人筑苑，起自旧苑，东包白登，周回三十余里”（注：《魏书》卷3《太宗纪》。），对旧牧场进行扩建；若干年后，太武帝拓跋焘在鄂尔多斯以南地区大兴官牧，建立了规模最为庞大的河西牧场。《魏书》卷110《食货志》称：“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注：按：此“河西”指自今山西渡黄河而西的鄂尔多斯东南地区，非指河西走廊。）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其后复于漠南建立牧场。及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为满足京师洛阳军事警备的需要，复命宇文福主持兴建河阳牧场，更将国营畜牧经济推进到中原腹心地带。《魏书》卷44《宇文福传》载：“时仍迁洛，敕（宇文）福检行牧马之所。福规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事寻施行，今之马场是也。及从代移杂畜于牧所，福善于将养，并无损耗”；河阳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注：《魏书》卷110《食货志》。）

唐代为古代中原王朝官牧发展的极盛时期，经营区域也基本上是黄河中游一带。史书记载：“国家自贞观中至于麟德，国马四十万匹在河陇间。开元中尚有二十七万，杂以牛羊杂畜，不啻百万，置八使四十八监，占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幅员千里，自长安至陇右，置七马坊，为会计都领。岐陇间善水草及腴田，皆属七马坊。”（注：《旧唐书》卷141《张孝忠传附茂宗传》。）关于以原州为中心的监牧，《元和郡县志》记载甚为具体：“监牧：贞观中自京师东赤岸泽移马牧于秦、渭二州之北，会州之南，兰州狄道县之西，置监牧使以掌其事。仍以原州刺史为都监牧使，以管四使；南使在原州西南一百八十里，西使在临洮军西二百二十里，北使寄理原州城内，东宫使寄理原州城内。天宝中，诸使共有五十监：南使管十八监，西使管十六监，北使管七监，东宫使管九监。监牧地，东西约六百里，南北约四百里。”（注：《元和郡县志》卷3《关内道》三“原州”。另参《全唐文》卷226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资治通鉴》卷212玄宗开元十三年。）自山陇以东，岐、邠、泾、宁诸州界也设有八坊，《新唐书·兵志》称：“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置八坊岐、豳、泾、宁间，地广千里”。此外，夏州有群牧使，盐州也曾有八监，岚州有三监；而同州朝邑县的沙苑监，则牧养诸牧所送牛、羊，以供朝廷尚食、宴会和祭礼之用。本区域的其他地区，也有一定的国营牧养业生产，例如虢州即曾有官豕三千（注：《新唐书》卷223《卢杞传》。）。

由这些史实可见，中古特别是北魏和唐代，国营畜牧经济繁盛发展，生产规模之大超越西汉，以后的历史时期也罕能匹敌。

诚然，古代的国营畜牧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军事上的需要，特别是用马的需要，因此马匹是主要的牧养对象，国家牧政也因而常被概括为“马政”。对此，学者们已有相当详细的论述。但是本文要特别指出：谈论中古国营牧业，也不能忽视其中的肉畜，特别是羊的生产。实际上，在唐代监牧中，羊是除马之外数量最多的一种牲畜，其中的羊群数目是相当可观的。据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一文记载：开元元年（713年）监牧共有马24万匹，至十三年（725年）发展到43万匹；除此之外，牛由35000头发展到5万头，而羊则由112000口，发展到286000口（注：《全唐文》226。）；又据天宝十三载（754年）六月陇右群牧都使奏判官、殿中侍御史张通儒及副使平原太守郑遵意等人的清点，当时陇右群牧总共有牲畜605603头匹口，其中有羊204134口（注：《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羊的口数均超过全部牲畜头匹口数的三分之一，说明羊也是官牧经营的重要内容，唐代关于牧养的制度和法令也证实了这一点（注：具体内容参《唐律疏议》卷15《厩库律》“厩牧令”条；《大唐六典》卷17《太仆寺·典厩令》。）。国营牧场中的肉畜生产，至少在皇族和政府各司的肉食原料供应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据《魏书》的记载：北魏晚期，由于诸官牧相继丧失，不得不大量减少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的肉料供给（注：《魏书》卷110《食货志》载：当时群牧相继遭破坏，“而关西丧失尤甚，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禀食及肉悉二分减一，计终岁省肉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二石。”说明北魏时期政府肉料供应主要仰赖于官牧。）；唐代的御厨及诸司肉料供应，除上述同州沙苑监以外，在末期还由河南府的官牧供进（注：《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引哀帝天祐三年（906年）十一月敕称：“牛羊司牧管御厨羊并乳牛等，御厨物料元是河南府供进，其肉便在物料数内，续以诸处送到羊，且令牛羊司逐日送纳，今知旧数已尽，官吏所由多总逃去，其诸处续进到羊，并旧管乳牛并送河南府牧管，其牛羊司官吏并宜停废。”）。由此可见，中古国家经营畜牧业，并非完全是出于军事目的而牧养战马役畜，同时也是将其当做一种经济产业。过去史家对此似未给予足够的注意，故本文特加指出。

中古时期，特别是北朝时期，私营畜牧生产的规模也明显扩大。其时，领民酋长、官僚贵族往往规占广袤土地经营畜牧，如北魏时的尔朱羽健、越豆眷、提雄杰等所占有的牧场面积，常多达方百里以上乃至三百里，牧场上从事放牧的“牧子”亦以千数计，所牧养的家畜则难以估算。如前引史料中的尔朱氏，在秀容川拥有私畜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另一贵族娄提也拥有“家僮千数，牛马以谷量”（注：《北齐书》卷15《娄昭传》。）。在魏孝明帝时任恒州刺史的元渊，对“私家有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为恒”（注：《魏书》卷18《广阳王深传》。）。这些史实均说明当时本地区有相当多的大型私营畜牧业。

私营畜牧业不仅在西北高原地区取得显著发展，在东部农耕区域，家庭小型畜牧业的生产规模也有所扩大。魏晋北朝时期，庄园地主多以牧养畜禽为重要生产经营内容，西晋时期以豪奢著称的石崇在河南金谷庄园，“有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属，莫不毕备。”（注：《太平御览》卷919《羽族部》6引石崇《金谷诗序》。）潘岳则“牧羊酤酪，以俟伏腊之费”（注：《晋书》卷55《潘岳传》引《闲居赋》。）。贾思勰《齐民要术》卷6更相当详细地记载了北魏时期河北、山东地区的畜禽饲养、相畜兽医和畜产品加工技术。据该书记载可知：当地，农家所饲养的畜禽主要是牛、马、羊、猪、鸡及鹅、鸭等等，其中养羊业受到高度重视，饲养的规模也最大。该书提到养羊生产，每以千口为言（注：如其《养羊》篇云：“羊一千口者，三四月中，种大豆一顷杂谷，并草留之，不须锄治，八九月中，刈作青茭”；又云：“一岁之中，牛马驴得两番，羊得四倍。羊羔腊月正月生者，留以作种；余月生者剩而卖之。用二万钱为羊本，必岁收千口”。）；作者本人也曾养有200口羊，因为没有准备足够的过冬茭豆，而致群羊饥死过半。从《齐民要术》的记载来看，当时有条件的人家还专门留出土地种植茭草以备牲畜冬季所需。石崇和贾思勰的生活区域都在本区东部的农耕地带，而他们家养的畜禽，仅羊即达200口，已是很不小的畜群了；但当时似乎还有养羊千口之家，否则贾思勰不会屡以千口为言。以单个家庭而论，即使在游牧区域，这样的家畜饲养规模也是少见的。当然，关于农耕区域家庭饲养大畜群的记载，只出现在魏晋北朝时期，唐代文献则未尝见之，这应是因前一时期人口较少，剩余土地较为充足之故，对此后文还将述及。关于寻常百姓之家的小饲养业，中古文献中也颇有记载，不能一一引证。

由于畜牧经济的发展，在魏晋北朝时期，“羊肉酪浆”之类的饮食物品乃成为“中国之味”，“食肉饮酪”在社会上一度曾相当流行，中原内地因而颇染牧区生活风气（注：有关当时中原内地的食肉饮酪之风，可参拙文《中古时期的乳品生产与消费》，载《中国农史》2000年4期。）。唐代胡食风行，胡食的特点之一是食肉量较大，而畜牧业的发展，可为社会提供大量的肉食来源。《唐大诏令集》卷130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年）十月《讨高丽诏》的一段话很值得注意：“况今丰稔多年，家给人足，余粮栖亩，积粟红仓，虽足以为兵储，犹恐劳于转运，故多驱牛羊，以充军食，人无裹粮之费，众有随身之廪，如斯之事，岂不优于曩日。”肉畜大量驱做军粮，足证其多。

这一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的另一重大变动，是畜产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具体来说是羊在当时的肉畜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而自古长期作为农耕区域主要肉畜的猪，则远不及羊的地位重要。

虽然在中古时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猪仍被较为普遍地饲养，《齐民要术》也列有专篇，但与两汉相比，猪的地位明显下降，家庭饲养不成规模，与养羊常百十成群不能相比，与黄土高原畜牧地带的大规模养羊更无法同日而语。当时文献记载羊，其数量常以千、万乃至十万、百万计，而关于猪，前引虢州官猪3000头，已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大数字。从《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两部农书关于养猪和养羊技术的记载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农学家对养羊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养猪（注：《齐民要术》记载养羊技术甚详，其篇幅超过养猪、鸡、鹅、鸭等篇之和很多；而《四时纂要》中关于养猪的条文有8条，与养羊有关的条文则有13条。）。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不妨再来比较一下当时文献关于这两种肉畜食用的记载。关于食羊，魏晋文献的记载尚少，但自十六国之后则迅速增多。北朝社会是胡人占上风，牛羊当然是主要肉食。反映在礼俗上，北齐时期聘礼所用肉料主要是羊，其次则是牛犊，还有雁，但没有猪（注：《隋书》卷9《礼仪志四》。）。此外，北齐制度规定；百姓家“生两男者，赏羊五口”（注：《北史》卷43《邢峦传》。）。至于唐代的情况，据《六典》记载：唐时自亲王以下至五品官皆有肉料，其中亲王以下至二品以上，每月常食料有羊20口，猪肉60斤，羊、猪肉的数量相差很大；而三品至五品更只供羊肉而无猪肉，其中三品官每日羊肉4分（即每月12口羊），四、五品官每日羊肉3分（即每月羊9口）。显然当时官员肉食料是以羊肉为主。又，言及大庆献食和所司供进，没有提到猪，只提到了犊（小牛）和羊，也以羊为主（注：《大唐六典》卷4《膳部郎中员外郎》。）。此外，《太平广记》卷156“李德裕”引《补录纪传》的一则故事很有趣，说是有位僧人曾预测李德裕一生当食羊万口。故事本身当然未必可信，但其言居官食禄是以食多少口羊而论，没有说当食千头或万头猪。另有一条资料虽然是关于后唐御厨肉食用料的，也不妨将其引录下来。《册府元龟》卷484《邦计部·经费》云：

（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年）十二月乙亥，三司使冯赟奏：奉圣旨赐内外臣僚节料羊，计支三千口。帝曰：“不亦多乎？”范廷光奏曰：“供卿厨及内史食羊每日二百口，岁计七万余口，酿酒糯米二万余石。”帝闻奏敛容良久，曰：“支费大过，如何减省？”初，庄宗同光时御厨自食羊二百口，当时物论已为大侈，今羊数既同，帝故骇心。

由这条资料可见，后唐内廷及诸司羊肉的消费量是十分惊人的。后唐去唐亡不远，在一定程度上当亦能反映唐时的情形。如据上文所引《六典》，唐代羊肉的消费量可能还有甚于此。相比之下，关于猪肉消费的记载则要少得多。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羊不仅可以提供肉食，而且还能提供乳品，事实上，中古时代人们所主要享用的并不是牛乳，也不是马乳，而是羊乳，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注：参拙文《中古时期的乳品生产与消费》。）。

此外，北魏至隋朝时期，皇帝常将数目可观的羊赐与大臣以示褒宠，比如北齐时期高欢曾一次赐与司马子如羊500口（注：《北史》卷54《司马子如传》。）、高洋也曾一次赐与平鉴羊200口（注：《北史》卷55《平鉴传》。），北周时期元景山因从周武帝平齐有功受到重赏，赐物中亦有“牛羊数千”（注：《隋书》卷39《元景山传》。）。隋代的赏赐就更重了，重臣高熲、杨素及宇文忻、李安等，均曾受到隋文帝一次赐羊千口以上的重赏，其中杨素曾一次受赐羊多达2000口（注：分见《隋书》卷41《高熲传》、卷48《杨素传》、卷50《李安传》及卷53《贺娄子干传》。）。这些事实进一步说明，当时这一地区养羊业十分发达，肉畜（不包括马、牛等役畜）之中独以羊为赐物，也说明羊的地位最为重要，为当时的主要肉食。在中古文献中，我们仅找到一条有关赐猪的记载，这就是唐德宗将官猪3000头赐与贫民（注：《册府元龟》卷106《帝王部·惠民二》，《新唐书》卷223下《卢杞传》。）。

根据以上史实，当时本地区猪、羊地位的轻重高下之分，自然不言而喻。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以猪羊地位的升降为主要内容的畜产结构变动，造成了与前一时代迥然不同的肉畜生产结构——即以养羊为主、养猪为次，并维持了一千余年（宋元时代仍基本维持着这一结构），直到明代以后才逐渐恢复以养猪为主。对这一重要的结构性变动及其对于当地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影响，已往的经济史家和农史学家似均未曾加以注意。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得出如下初步结论，即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牧业曾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变动过程，具体表现在：畜牧区域曾一度明显扩张，国营和私营、牧区和农区的畜牧生产规模均曾有所扩大，畜牧经济在整个区域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与此前的两汉时代相比，应有较大的增加；在此过程中，畜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地说是养羊业发达，羊在肉畜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猪的地位则相对下降。

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的上述重大变动，具有深刻而广泛的内在和外在的、文化和生态的导因，是众多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交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简要地说，是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的互动与变迁，为畜牧生产的变动提供了特殊的契机和动力。

首先，中原社会的动乱为游牧文化的内侵提供了机会。自东汉末期以后，中原社会长期处于战乱之中，从事农耕的汉民族由于内部社会的激烈政治动荡，对西北游牧民族的抗御力量陷于瘫痪，为游牧文化突破农耕文化的疆防侵入内地提供了特殊的政治机遇。原来被阻挡在塞北的游牧民族，乘中原社会动荡、军事力量虚弱长驱直入，而畜牧经济亦得以越过原来的农牧分界线朝东南方向大举扩张。

其次，中古时期本地区人口的锐减，使人地比例关系得到调整，为畜牧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在汉末以后的数个世纪中，中原地区战乱频仍，生灵涂炭，人口密度大大降低，曾是禾麦披野的广袤农田，由于人口急剧减少湮废为蒿莱丛生的荒原。但这种地旷人稀、农耕萧条的局面，却为畜群放牧提供了充裕的草场。

复次，游牧民族的大举内迁及其文化移入，为畜牧生产的变动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和特殊的文化条件。东汉末年以后，特别是永嘉之乱以后，游牧民族乘虚大量涌入中原内地，并带来了他们以畜牧为主业的生产习惯、他们的畜群和牧养经验技术以及“食肉饮酪”的生活习惯。随着游牧人口的增加，社会上对畜产品的需求量也相应扩大，这就为国营和私营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与此同时，由于来自北方草原的牧民崇尚“羊肉酪浆”，单纯草食性的羊因而取代了猪在肉畜生产的主要地位。

最后，自东汉以降，中国东部的气候逐渐转向寒冷，魏晋南北朝至唐初正值一个气候寒冷期（注：关于中古的气候变迁，参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1期。）。由于气候转冷，草原地区的植物生产量降低，牲畜产量相应下降，生活资源渐趋匮乏；而寒冷期的冬季，异常酷寒天气频繁出现，更造成牧区人畜大量冻死，给游牧民族带来了极大的生存危机，迫使他们逐渐向气候较为温暖的南方地区迁徙运动，畜牧生产区域亦随之南移。当此之时又适值中原丧乱，人口锐减，游牧民族更得以直驱中原腹地，成为当地的主人。由于他们的到来，大片农田沃野一度变成了驱马放羊的牧场。可见，中古时期农牧分界线大幅度南移、黄土高原退为牧区与当时的气候转冷直接相关，平原地区一度由耕稼独盛转为农牧交错，亦与此有着莫大的关联。

三畜牧生产的重新衰退及其解释

虽然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牧经济曾一度大幅反弹，黄土高原和中原腹地、国家经营和私人经营的畜牧生产均曾相当兴旺发达，内地不少地方重新出现农牧交错的局面，似乎获得了改变自战国以来所形成的“跛足农业”的良好机会。但是，这一地区最终并未从此走上农牧并重的道路，而是在这段插曲过后，重新返回农盛牧衰的老路，畜牧生产的比重复转下降。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一度大大向南推进的游牧区域和农牧交错带，在北魏中期以后重又逐渐向西北退缩，中原地带曾变为牧场的土地又逐渐复垦为农田；其二，除官牧以外，大型畜牧业在隋唐以后复转衰退，农耕地带的家庭小畜牧业生产规模亦呈渐小的趋势，故在唐代文献中我们找不到魏晋北朝时期那样的关于家养大畜群的记载。这就是说，在新一回合的农耕与畜牧两种生业方式的竞争中，后者再次逐渐败下阵来，并且此后再也不曾出现过中古时期那样的大幅回升情况。

那么，如何解释这一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呢？这其中的问题十分复杂，涉及的自然与社会因素众多，恐怕难以简单做答，本文只能通过比较农耕与畜牧两种生业方式的能量生产效率，揭示人地关系（人口密度）的变化对农牧生产的影响，就此陈述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前文曾不止一次暗示畜牧生产比重的升降与人口密度有直接关系：先秦时代畜牧业逐渐被排挤出北方内地，是由于人口增长和农田垦辟侵夺了畜牧业发展的空间；魏晋北朝时期畜牧业之所以能够明显发展回升，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这一时期的人口锐减和农田荒废，给畜群提供了广袤的草场。这里还要说，当地畜牧业重新走向衰退、农耕种植重新恢复绝对支配地位，虽然是由于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其关键的原因仍在于人口的逐步恢复和进一步增长。

我们知道，农耕主要是通过栽培植物来获得植物性产品，而畜牧则是通过饲养家畜来获得动物性产品，单从谋食的方式来说，两者获得食物能量的途径截然不同，根本区别在于：与种植者相比，畜牧者是从高一营养级（注：营养级(trophiclevels)，是生态学家为便于对生物之间复杂的营养关系进行简明分析、便于进行能流定量分析和物质循环研究，在“食物链”和“食物网”等概念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一种概念。一个营养级指处于食物链某一环节上的所有生物物种的总和，营养级之间的关系是一类生物和处于不同营养层次上的另一类生物之间的关系。国内的生态学著作对这一名词的译法似未完全统一，有的译作“营养层次”、也有写作“营养位”。本文特以1993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学校教材《普通生态学》（孙泳儒、李博等编）为准。）上获得食物能量。以农耕种植为食物获得途径，食物消费者——人类乃是一种“食草者”，其食物能量获得的多寡决定于农田生态系统中的净“初级生产量”（或称“第一性生产量”，primaryproduction）的多少；而以畜牧为食物获得途径，生产对象（主要是各种食草畜禽）则相当于农耕系统中的人类的营养级，而人却变成了更高一营养级上的“食肉者”。在这一生产系统中，人类食物获得量的多少已不再直接与植物生产量有关，而是取决于系统中的净“次级生产量”（或称“第二性生产量”，secondaryproduction）亦即畜产品的多寡。

生态学告诉我们，生态系统中的食物能量传递受热力学第二定律支配，“当能量以食物的形式在生物之间传递时，食物中相当一部分能量被降解为热而消散掉，其余则用于合成新的组织作为潜能储存下来。所以一个动物在利用食物中的潜能时常把大部分转化成了热，只把一小部分转化为新的潜能。因此能量在生物之间每传递一次，一大部分的能量就被降解为热而损失掉”，“因此，在生态系统能流过程中，能量从一个营养级到另一个营养级的转化效率大致是在5%-30%之间。平均说来，从植物到植食动物的转化效率大约是10%，从植食动物到肉食动物的转化效率大约是15%。”（注：孙泳儒等：《普通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245、253页。）美国生态学家史密斯更具体地指出：“当能量通过生态系统比植物层次更高的层次传递时，能量大量减少，只有十分之一的能量从一个营养层次传递到另一个（更高）的营养层次。因此，假如食草动物所消耗的植物能量平均为1000千卡，那么将只有100千卡左右的能量转变为食草动物的组织，10千卡的能量变成一级食肉动物的生产量，1千卡的能量传递到二级食肉动物”（注：〔美〕R.L.史密斯：《生态学原理和野外生物学》，李建东等译，科学出版社，1988年，59-60页。）。这些观点的依据就是生态学中著名的“林德曼效率”理论（注：“林德曼效率”亦称“十分之一定律”，由美国生态学家林德曼1942年提出。参《普通生态学》，203-207、230-237页；马传栋《生态经济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59页。）。由于这一规律的支配，在一定的自然空间范围内，处于高一营养级上的生物量和能量生产力，总是要远低于下一营养级的生物量及能量生产力（比如食草动物低于植物、食肉动物又低于食草动物），形成所谓“生态金字塔”。正因如此，自然界中大型食肉动物如虎、狼等的种群数量相对于鹿、兔等食草动物总是少得多。

人类虽然拥有高度发达的文化，能够运用各种文化手段（在这里主要指农牧生产技术）来扩大其食物来源，但人毕竟仍是生态系统食物链中的一员，其食物生产与消费同样受到上述规律的支配：同一块土地，如以农耕种植和素食为主，就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反之，如以畜牧业和肉食为主，并维持必需的热量摄取水平，则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口数量必须大大减少。现代农业生态学者曾做过这样的估算：“如以每人每天消耗3000千卡的热量计算，每人一年需109.5万千卡，以平均亩产400公斤粮食，每克粮食含4.15千卡能量计算，亩产能量是166万千卡，则每人只需0.66亩耕地。如再把种子和工业用粮的需要考虑在内，养活一个人的耕地面积还要大一些，需1-1.5亩。但如果把以粮食为食品改为以草食动物的肉为食品，按草食动物10%的转化效率计算，那么，每人所需的耕地要扩大10倍。实际上因为人们不能把所有食草动物在一年内利用完，还需要保持草食动物的一定群体，因此，实际需要耕地面积还要大些”（注：杨怀霖主编《农业生态学》，农业出版社，1992年，73页。）。

为使问题更加清晰明朗，我们不妨对中古北方单位面积土地的食物能量生产水平及其可能养活的人口做一假设性的（但却是合理的）测算比较，时间具体到唐代，土地面积假定为一平方公里。

先来估算一下在当时的农耕技术条件下，一平方公里土地可能提供的食物能量。一平方公里的土地，折合成市亩为1500亩。如据《汉书·食货志》估计方法，则其中1000亩可以开垦为农田（注：《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记战国时期的李悝“尽地力之教”说：“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叁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而《商君书·徕民》则云：“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溪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两书估算农田约占全部土地的五分之三至三分之二。这些是春秋、战国时人的估计，中古时代的情况与之相差不应太远；假如有差距，一般也是农田所占比例有所提高，故我们取李悝的估计数字进行测算。），除去15%的蔬菜及桑麻用地，剩余的850亩可做粮用耕地，折算成唐亩约1000亩；取当时北方粮食亩产的低值即每亩收粟1石（均为唐计量）计算（注：关于唐代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学者有不同的估计，但估计数量都不低于亩产粟1石。唐人估计当时粟的亩产量也都不下于亩产粟1石，如《通典》卷7《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引开元中宇文融上疏论时事称：“营公田一顷……计平收一年不减百石”即亩收不少于一石；《李文公（翱）集》卷3《平赋书》也称：“一亩之田，以强并弱，水旱之不时，虽不能尽地力者，岁不下粟一石”。此类议论甚多，不一一具引。又，唐代粟麦两年三熟制种植及各种形式的套作、间作都有一定的发展，复种指数提高了，其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也有相应的提高，所以亩产1石粟（唐制）应是当时北方地区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最低值。），共可收粟约1000石；其中除去10%的种子、牲畜饲料及其他用粮，共余900石可作粮用；以传统加工手段下粟的出米率约50%计算，共可加工成米450石；当时少长相均每人日食米2升，人均年耗粮约7石2斗，450石粟米可满足62.5人一年食用。这就是说，在唐代，农耕地区一平方公里的土地理论上可以供养62.5人，而且热量摄取水平还相当高，日均摄入热量达3100千卡以上（注：唐代2升约合1.2市升，按小米每市升重约1.5市斤计算，则唐人日均食米约1.8市斤，即人均日食粟米约900克。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制的《食物成分表》，每100克小米含热能约351千卡，则当时每人日均摄入热量达3100千卡以上，高出1980年我国人均日摄入热量的2450千卡不少。按：本文唐亩、唐石与市亩、市石的换算，粟的出米率及粟米比重，均依据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导论》（农业出版社，1990年）的意见。）。

下面再来估算一下经营放牧这一平方公里土地能养活多少人。从自然条件来说，黄河中下游地区西部为半湿润、半干旱典型草原，东部则是落叶阔叶林植被带。同样面积的土地，后者的净第一性生产总量要高于前者，但放牧条件则未必比前者优越。为了把问题简化，姑且将这一平方公里土地假定为载畜能力较高的草甸草原，并且假定畜物全部是能量生产力较高的羊。

由于游牧区域城郭道路甚少，而山陵泽薮溪谷亦可为牧场的一部分，故可假定这一平方公里全部为有效放牧场。根据现代养羊学的研究，在自然放牧状态下，草甸草原放养一只羊约需8亩草地（注：李志农主编《中国养羊学》，农业出版社，1993年，373页。），则一平方公里草地共可牧羊不到190只。现代北方养羊的年均出栏率为28.5%，姑假定中古时期略高于现代，以年均出栏率30%计算，则每年出栏的羊约为57只；又，现代北方羊均肉产量约为13公斤，57只羊共产肉约为741公斤（注：羊的出栏率和羊均产肉量，均据上揭《中国养羊学》，138页。阳晔《膳夫经手录》称：其时“羊之大者不过五、六十斤，惟奚中所产者百余斤。”唐制1斤，约合1.19市斤，则当时羊之大者不过30余公斤（奚人地区不在本文范围内，姑置而不论），羊的平均重量肯定小于此数不少，肉用羊的平均屠宰率在40%-60%之间。据此推算，当时北方羊的平均产肉量当不会超过现代水平。）。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制的《食物成分表》，羊肉肥瘦相均，每100克含热能307千卡，则这一平方公里土地所产羊肉共能提供热能2274870千卡，如保持上述农耕条件下人日均摄入3100千卡的水平，则可供一人消费约734天，亦即：这块土地仅可养活2人。当然，在这里我们尚未计算羊乳及内脏、头脚等部分，即使假定这些部分所能提供的热能为羊肉的2倍，这一平方公里也只能养活6人。显然，在同样面积的土地上，从事畜牧与从事农耕相比，人们所能获得的食物能量相差十分悬殊，前者所能养活的人口数量不到后者的1/10。

由于农耕与畜牧的食物能量生产和人口供养能力存在如上悬殊差距，故在一定的地区范围内，只要具备必要的耕作技术和自然条件，扩大耕地、增加谷物生产乃是一种优先合理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满足由于人口增长而不断增长的食物能量需求。必须具备地广人稀这一前提条件的典型放牧业，由于食物能量生产与人口供养能力低下，在人口密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必将逐渐退缩到那些不适合发展农耕种植的地区。中古前期在人口锐减、人口密度大幅下降的情况下曾一度扩展到内地的大型畜牧业，在北魏中期以后不得不再次退出内地，朝农业自然条件恶劣的西北边地收缩，其根本原因乃在于此后人口逐渐恢复，蒿莱草地被复垦为农田，农耕区域又呈扩展之势，发展大畜牧业的土地空间再度逐渐缩小。

农耕地区家庭小饲养业的规模大小，同样与人口密度的高低和空闲地的多少直接相关：在魏晋北朝时期地多人少的情况下，家庭小饲养业的发展余地较大，故文献记载中不时出现数目甚大的家养畜群；但随着人口逐渐增加，土狭人众的问题渐趋突出，农区家畜饲养日益受到限制，畜群的数量逐渐缩小到边际草地、消费剩余的粮食等等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因此之故，在隋唐文献中，再也找不到像《齐民要术》等书中那样的关于内地家庭牧养大畜群的记载。

对历史上这一地区畜产结构的改变，即猪、羊地位的升降，也可用同样的理由加以解释。在中古时代，养羊曾一度居于主导地位，这一方面固然由于民族构成发生了变化，对羊肉的需求量较之对猪肉要大等等因素的影响，但这两种肉畜食性不同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羊是一种典型的食草动物，对草料的要求较为严格，在人口密度不高、空闲草地较多的情况下，可以较大规模地发展养羊；而在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植率高、草场严重缺少的情况下，发展养羊生产是很困难的。相比较而言，猪的食性较杂，对饲料的要求不甚严格，可以不需要有什么草场；特别是饲养方式由先前的放养改为圈养之后，猪在没有任何空闲草场的情况下仍可饲养，并且更有利于积粪肥田，与作物种植形成有机的配合。正因为如此，中古时代北方农区曾有相当发达的家庭养羊业，其经济地位甚至超过了养猪生产，在中国家畜饲养史上一度形成与战国秦汉和晚近时代颇不相同的以养羊为主、养猪为次的特殊局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局面在当地终究未能永久地维持下去，最终还是回到了中国农区家庭饲养业以养猪为主、养猪与耕种相配合的发展老路。

四农牧经济的消长与“胡化”、“汉化”

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业的变动和农牧经济消长，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变化过程，而是当时社会整体历史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当时北方声势浩大的民族迁徙和融合过程密切关联，与所谓“胡化”和“汉化”问题互为表里。

中古社会变迁的历史画卷色彩斑斓，规模空前的游牧民族内迁运动和胡汉文化交流，为之涂上了最为醒目的浓墨重彩。长期以来，游牧民族对内地社会文化的巨大影响，倍受史家关注，有些学者将这种影响概括为“胡化”，语词虽极简约，所蕴含的社会历史内容却极其丰富，它包括游牧民族对内地种族血统、政治构造、经济生产、日常生活习俗、思想观念等等众多方面的影响。由于游牧民族的内迁，游牧文化成分随之传入，逐渐融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古社会的许多方面，人们都能深切感受到浓重的游牧文化气息。对此，许多史学家已做过不少精辟的论述。

不过，在我看来，游牧民族对内地经济的影响尤为显著，而且最具有基础性的意义。这种经济影响，具体来说，就是畜牧业的发展及其在区域社会经济体系中比重的上升。认真分析文献史料，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社会生活和文化风尚的“胡化”，有许多方面与畜牧生产的发展直接相关。比如“食肉饮酪”风气的盛行，乃是由于当时有相当发达的畜牧业为之提供物质基础；许多地方民风悍猛、尚武成风，固然由于世道动乱，也未尝不因当地居民素习骑射牧畜，有日常生产生活的锻炼；而被学者指认为胡化区域者，大抵正是当时畜牧生产较为发达的地区。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当时，“食肉饮酪”、尚武骑射，并非内徙的牧民及其子孙的专利，与之共居杂处，一向“好儒学”、“重礼文”，视“食肉饮酪”为异俗的汉族“粒食之民”，亦深受此类风习的熏染。在所谓胡化区域，更是如此。

但是，就整个时代而言，一个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是，进入内地的少数民族更多地放弃了自己的传统，接受了汉族文化，包括农耕技术，弃牧畜而事耕稼，其结果是，这些民族逐渐与汉族彻底地融为一体，甚至连族名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通常所谓游牧民族的“汉化”。

所谓“汉化”，同“胡化”一样，也是一个非常综合的概念，其内涵比后者更为丰富，意义更为深远。它指少数民族在生业方式、政治制度、礼仪风俗、生活习惯乃至语言文字等等各方面全面接受中原汉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模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接受农耕方式，由游牧民转变为农耕民。这是在“汉化”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面。

关于中古北方游牧民族的“汉化”问题，历史学界曾长期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讨，有关著述篇牍众多，成绩斐然。在学习前贤宏论的过程中，笔者特别注意到：有不少论著关注了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逐渐放弃游牧、改事农耕的历史事实，并充分肯定了其对于这些民族本身，对于北方民族大融合以及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同时也注意到：大多数作者在探讨少数民族“汉化”问题时，习惯地将游牧民族的文化定性为“落后的文化”，而将中原汉族文化定性为“先进的文化”，于是，所谓“汉化”自然而然就被定义为：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征服者为被征服者（汉族）的先进文化（或文明）所征服，其中包括接受汉族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这其中似乎隐含着一个先验的判断：即农耕文化是先进的，而游牧文化则是落后的。

无论就中国还是世界古代历史来说，农耕世界的社会文化（或文明）所达到的复杂程度，确实比游牧世界要高得多，因此，上述对于农耕和游牧两种经济文化的先进与落后的判断，就总体和一般意义上说也许是正确的；然而，当我们立足于文化与生态的交互关系来衡量所谓“先进”与“落后”，特别是其中的生计体系的“先进”与“落后”时，应该特别谨慎。

为什么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并一度掌握了当地政治统治权的游牧民族没有永久地坚持其“逐水草而牧畜”、“食肉饮酪”的固有传统，更没有将被统治的汉族人民改造为牧民，相反却是他们自己逐渐放弃，甚至是主动放弃游牧而走向定居的农耕生活？他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真的和仅仅是因为农耕文化比他们的游牧文化先进吗？

诚如上文所论证的那样，在食物能量生产效率方面，农耕方式确实比游牧方式要高得多，在一系列精耕细作的生产技术被发明、使用之后更是如此。但是，农耕与游牧是两种具有不同能量转换机制和生态环境适应性的生业方式和食物生产体系，我们并不能绝对地判定其优与劣、先进与落后，正如我们不能绝对判定使用筷子和使用刀叉两种进食方式哪一种更为先进一样。在中原内地，我们承认农耕比游牧“先进”，但在这里，“先进”的涵义只是“更适应环境”，因此“具有更高的能量转换效率”：在当地的自然生态条件下，从事农耕种植比起实行放牧所能养活的人口确实要多得多，也可以积累更多的物质财富；但是，一旦越过年降水量为400mm的等降水线，农耕种植即不能显示出更高的食物能量生产效率，其先进性也就无从谈起。在中原地区，游牧的能量生产效率诚然不能与农耕相比，但在长城以北地区，它却是一种经过了长期选择的最为合适的生业方式，而农耕经济则难以发展，在那里，游牧生产具有“先进性”。这样看来，进入内地的游牧民族放弃逐水草而牧畜的游牧生活，转而接受定居的农耕生产和生活方式，尽管确实是因为农耕文化的“先进性”——具有更高的食物能量生产效率，但亦与生存环境的变化有关。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历史上也曾有大量内地人口由于种种原因流落塞外，这些人口大多为掌握了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农民，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并没有凭借其所具有的“先进文化”，将草原大漠开垦为丰饶的农田，相反，许多人却逐渐在“胡风”的熏习下，接受了“逐水草而居处”和“食肉饮酪”的游牧生活方式，“胡化”为地地道道的游牧民。

因此，尽管将少数民族“汉化”笼统地理解为放弃“落后”游牧文化，转而接受“先进”的中原农耕文化并无不可，但更为确切的理解应当是：接受最适合这一地区生态环境，在这一环境中具有更高能量转换效率的农耕生产方式，以及建立在农耕基础之上的一套文化体系。

畜牧业论文篇（2）

监牧制始于唐朝，《新唐书·兵志》载：“马者，兵之用也；监牧所以蕃马也，其制起于近世。唐之初起，得突厥马二千匹，又得隋马三千于赤岸泽，徙之陇右，监牧之制始于此”。因此前贤与当今学者均将其列于唐代马政系统之中，详加论述①。实则监牧是隶于太仆寺的基层畜牧业经营机构。《志》又载：

其属有牧监、副监；监有丞，有主簿、直司、团官、牧尉、排马、牧长、群头，有正，有副；凡群置长一人，十五长置尉一人，岁课功，进排马。又有掌闲，调马习上。

此处所引，仅说明了监牧的隶属关系，以及内部组织结构。现就其等级分类、分布地域、监牧的管理制度等，分述如下：

一、监牧的等级区分与管理系统

监牧制度确立后，按其设置地区山川形势、草场状况、气候条件优劣等综合因素，规定其发展规模，区分为上、中、下三等。据《新唐书·百官三》：

诸牧监：上牧监：监各一人，从五品下；副监二人，正六品下；丞各二人，正八品上；主簿各一人，正九品下。中牧监：监，正六品下；副监，从六品下；丞，从八品上；主簿，从九品上。下牧监：监，从六品下；副监，正七品下；丞，正九品上；主簿，从九品下。中牧监副监、丞、减上牧监一员。

牧监分为上、中、下三等的标准，均以所牧马数量多少为定：

凡马五千为上监，三千为中监，余为下监。

《大唐六典·太仆寺》又载：“凡马有左右监以别其粗良，以数纪为名，而著其簿籍，细马之监称左，粗马之监称右，其杂畜牧皆同下监，仍以土地为其监名。”由此知，监牧之分左、右，又是以所牧马的细、粗来区分的。所谓“杂畜牧”，当是指牛、羊、驴、骡、驼之类，均归入下监。作这样的区分，也是为了便于管理、放牧和上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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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马俊民，王世平著《唐代马政》，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宋常廉：《唐代马政》(上、下)，台湾《大陆杂志史学从书》第2辑第2册，第185—196页。

对唐代牧监的机构及其管理系统，诸书记载不尽一致，在张说撰写的《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中说：

始命太仆张万岁葺其政焉，而弃世载德，纂修其绪，肇自贞观，成于麟德，四十年间，马至七十万六千匹。置八使以董之，设四十八监以掌之，跨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四郡之地，幅员千里，犹为隘狭，更析八监，布于河曲丰旷之野，乃能容之。於斯之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秦汉之盛，未始闻也。①

张万岁主国家马政，始于贞观十五年(641)，《唐会要》卷66群牧使条载：“贞观十五年尚乘奉御张万岁除太仆少卿，勾当群牧，不入官衔，至麟德元年十二月免官。”此时张的任务就是管理群牧，不另设官职。下设四十八监，设八使来加以统领。对此初置监牧事，《元和郡县图志》卷3“原州”条下又作了不同的记载：

监牧，贞观中自京师赤岸泽移马牧於秦、渭二州之北，会州之南，兰州狄道之西，置监牧使以掌其事。仍以原州刺史为都监牧使，以管四使。南使在原州西南一百八十里，西使在临洮军西二百二十里，北使寄理原州城内，东宫使寄理原州城内。天宝中，诸使共有五十监：南使管十八监；西使管十六监；北使管七监；东宫使管九监。②

原州，即平凉郡。这里说的是东、西、南、北四使，而不是八使，并将四使理所地点，一一交待清楚。监有五十，而不是四十八监。另外，还有岐、邠、宁、泾诸州的八马坊，唐人郗昂撰《岐、邠、宁、泾四州八马坊颂碑》说：

先是国家以岐山近甸，邪土晚寒，宁州壤甘，泾水流恶，泽茂丰草，地平鲜原，当古公走马之郊，接非子犬邱之野，度其四境，分署八坊，其五在岐，其余在三郡。保乐第一，苏忠主之；甘露第二，刘义尸之；南普润第三，田敬董之；北普润第四，邵业监之；岐阳第五，李行守之；太平第六，马庆尹之；宜禄第七，曾睿领之；安定第八，李仙正之。……又命朝散大夫都苑总监韦绩总以统之。③

这个记载与前两者又不一样，说的是在关中的岐、邠、宁、泾四州设置八马坊的情况。究竟如何看待这三个内容不同的唐人记载?

《新唐书·兵志》将其作了综合后，记载说：

初，用太仆少卿张万岁领群牧。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置八坊岐、邪、泾、宁间，地广千里，一日保乐，……八日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顷，募民耕之，以给刍秣。八坊之马为四十八监，而马多地狭不能容，又析八监列布河西丰旷之野。④

对于这一综合性记载，唐长孺先生在《唐书兵志笺正》中已指出是错的，并分析说：《通典》、《元和郡县志》“并言贞观移马牧在渭、兰、原、秦四州，与张说监牧颂同，”而“郗文岐、邠、宁、泾四州八马坊牧，盖开元间置，”二者不得混而为一。⑤因此，《新唐书·兵志》关于这一问题的记述，不能作为认识唐监牧发展的依据，主要依据还应是唐人自已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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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全唐文》卷226第3册，中华书局影印版，第2282页。

②《元和郡县图志》卷3“原州条”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第59页。

③《全唐文》卷361第4册，中华书局影印版，第3671页。

④《新唐书》卷50《兵志》第5册，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337页。

⑤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12—113页。

根据上列三个唐人记载分析，唐代前期监牧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贞观十五年以前的原州时期，以原州为基地，以原州刺史为都监牧使，下管东、西、南、北四使，每使下设若干监。第二阶段是贞观十五年以后至麟德元年十二月陇右监牧时期，以太仆少卿张万岁领群牧，下管八使，统四十八监。第三阶段是麟德以后，“更析八监”时期，即增设盐州八监、岚州三监(《新唐书·百官三》作“监二”)。第四阶段是开元初在岐、邠、宁、泾四州又新增八监、即八马坊时期。

牧监的长官称“监”，监之上的长官为坊使，或监牧使。前列的八坊长官苏忠等人应即是这类监牧使。监以下的机构，据《大唐六典》载：“凡马、牛之群以百二十；驼、骡、驴之群以七十；羊之群以六百二十。群有牧长、牧尉”。依据尚存的《厩牧令》文、《唐律疏议》及《新唐书·兵志》等综合分析得知：每一牧监的监官管五名牧尉，每一牧尉管十五名牧长，牧长即是群头，群头直接管理畜群，其下还有牧子。这样，此监牧系统应为：

马、牛以120头匹为一群，这应是一个标准数，在当时的实际生活中，也有大于此数者，如吐鲁番出土的《唐张从牒为计开元十年(722)蒲昌群长行马事》中，西州蒲昌群的长行马就曾有“壹伯肆拾陆匹”之多。①群，应该就是官府畜牧业生产的最基层单位。

关于“陇右诸牧监使”，初唐时并无此职，唐初的四十年，只是令张万岁“勾当群牧，不入官衔”，到了仪凤三年(678)十月，才令“太仆少卿李思文检校陇右诸牧监使，自兹始有使号。”②上引的朝散大夫都苑总监韦绩，大概即属此职，但《唐会要》未列其名，却列有“韦衢”，查两唐书人名中，不见“韦绩”一名，而在《新唐书》卷74上《宰相世系四上》中，有“韦衢”名，其职为“殿中监闲厩使”③，正属畜牧业系统的官员。《八马坊颂碑》的录文，有可能将实为“韦衢”的名字，误录成“韦绩”了。

二、唐代监牧的扩展与地域分布

《大唐六典·驾部郎中》条记唐有监牧六十五，其下注云：“南使十五监、西使十六监、北使七监、东使九监、盐州使八监、岚州使三监。”从各使下辖监数计算，实为五十八监，尚阙七监。这也是学术界感兴趣的一个小问题，究其原因，有可能是将八马坊未作注记的结果。不过，如将八马坊也计入其中，其总数就应该是六十六监，又多出一监，或因当时牧监、时有增损，不足为奇。

关于贞观初年牧监在原州及其四周的分布，前揭《元和郡县图志》已有具体叙述，南使设在原州西南180里，应抵秦州界。西使在临洮军西220里，《新唐书·地理志》临州狄道郡条下载：“临洮军，久视元年置，宝应元年没吐蕃。”④临洮军在临州，而临州又是“天宝三载析金城郡之狄道县置，”如此临洮军实在兰州金城郡，故《图志》说牧监在“兰州狄道县之西”。如按“在临洮军西二百二十里”的方位，则已到了河州，与实情不符。故杨际平师指出：“秦、渭、会、原诸州皆在兰州狄道之东，故知此‘西’字当为‘东’字之误，”⑤此论至确。狄道以东220里，当在渭州境内。北使、东使均寄理原州城内。这片监牧地以原州平凉郡为中心，“东西约六百里，南北约四百里。”原州平凉郡，隶关内道，约当今甘肃省平凉、静宁、崇信、隆德及宁夏固原等县市，这是监牧设置初始阶段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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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修订本，第210页。

②《唐会要》卷66“群牧使”条。

③《新唐书》卷74上《宰相世系四上》第10册，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080页。

④《新唐书》卷40《地理志》第4册，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042页。

⑤杨际平：《唐代官营牧畜业的发展规模》，见《中国经济通史》，第465页。

到了第二阶段，监牧地在原州平凉郡的基础上又有扩大，如《监牧颂德碑》所云：“跨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四郡之地，幅员千里。”此四郡，除平凉郡如前述以外；陇西郡即渭州，属陇右道，约当今甘肃省陇西，漳县、武山、渭源、通渭、定西等县；金城郡即兰州，亦属陇右道，约当今甘肃兰州、榆中、临洮、皋兰、永登等县市；天水郡即秦州，属陇右道，约当今甘肃省天水、甘谷、清水、秦安、庄浪，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等县市；这片地域，除兰州金城郡有部分属黄河以西外，余均在黄河以东的陇山东西一带，幅员已广至千里。

第三阶段，监牧即使扩大到陇右，牧地还是狭窄，於是就出现了“更析八监，布于河曲丰旷之野，乃能容之。”河曲丰旷之野，乃是指今陕、甘、宁、内蒙相交的这片黄河大河套地区，唐代的盐、夏、银、绥诸州即在于此。新更析的八监，就是指以盐州为首的八监，其中可能还包括夏、银、绥诸州部分地段在内。盐州隶关内道，其地当今陕西定边、盐池等县。“河曲丰旷之野”，《新唐书·兵志》写作“河西丰旷之野”，这是抄写张说《陇右监牧颂德牌》时出现的错误。“河曲”与“河西”，虽然是一字之差，其地域所涉，却是完全不同的。盐、夏、银、绥诸州正处于史称的“河曲地带”，均属于关内道，都不在河西。这期间，还在岚州建置三监，《新唐书·兵志》云：“盐州使八，统白马等坊；岚州使三，统楼烦、玄池、天池之监。”岚州属河东道，其地约当今晋北岚县、兴县、静乐等县，其东南与唐太原府比邻，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将楼烦，玄池，天池等监定在岚州南部的汾水两侧，当是有所依据的。①可见当时官府牧地逐渐扩展到了今陕北、晋北地区。此后，吐蕃、突厥等族的不断侵扰，使得战事频仍、马匹损失严重，永隆(680—681)年间，仅夏州一地即死失牧马18．496万。②

第四阶段是开元初在关内道的岐、邠、宁、泾四州又新增八监、即八马坊。对此地域，郗昂《岐、邠、宁、泾四州八马坊颂碑》列有八坊名称，其中有五坊在岐，其余三郡是每郡一坊。岐州，又名扶风郡，在今陕西西部，辖境包括今陕西省西部宝鸡、凤翔、岐山、眉县等市县；邻州，又名新平郡，约今陕西彬县、旬邑、长武等县；泾州，又名保定郡，约当今甘肃镇原、泾州、灵台等县；宁州，又名彭原郡，约当今甘肃正宁、宁县、合水等县。可以说，这四州均在今陕、甘交界地区，属唐关内道所辖，在京畿道的西北边。占“地广千里”，其中还有牧田“千二百三十顷”。就八马坊所置地考察，岐阳、普润在岐州；宜禄在邠州；安定在泾州和宁州，保乐、甘露、太平三坊，具体地域不明，据“其五在岐”看，也应在岐州。

从上看到，从唐初贞观到中唐天宝年间，唐代牧监的地域在逐步扩大，而且都偏重在西北地区。欧阳修在《论监牧》一文中，曾对这种地域分布描述说：

唐世牧地，皆马性所宜。西起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内则岐、邠、宁、泾，东接银、夏，又东至於楼烦，皆唐养马之地也。③

欧阳修的这一概括，基本上勾画出了唐代监牧的地域分布，这一带水草丰盛，田土肥腴，气候高爽，特别适宜于畜群孳生繁衍，故秦汉以来就是丰茂的畜牧场地，到了唐代，也很自然地成为了官府畜牧业勃兴的优良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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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隋唐五代时期)46—47图，中国地图出版社1992年版。

②《唐会要》卷72“马条”。

③欧阳修著：《欧阳文粹集》(陈亮编)卷9《论临牧》，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武后时，朝廷为增强军事力量，欲扩监牧地，曾考虑置监登、莱，诏市河南、河北牛羊，以广军资。登、莱二州，约当今山东半岛东部地区，也是唐东部的边防要地，张廷珪以“高原耕地夺为牧所，两州无复丁田，牛羊践暴，举境何赖?”为由加以阻止①。至于河西凉州一带，武后时也有一些地方官营畜牧业，②至唐玄宗开元年间，命高丽人王毛仲领内外闲厩，毛仲“于牧事尤力，娩息不訾。初监马二十四万，后乃至四十三万，牛羊皆数倍。莳茼麦、苜蓿千九百顷以御冬。”③“其后突厥款塞，玄宗厚抚之，岁许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以金帛市马，于河东、朔方、陇右牧之”。至天宝“十三载，陇右群牧都使奏，马牛驼羊总六十万五千六百，而马三十二万五千七百。”④即是说自高宗仪凤以来，至玄宗开元、天宝年问，唐官府畜牧业在一度低迷之后，又走向兴盛。

安史之乱后，吐番军队趁虚侵占陇右河西，苑牧畜马皆没，加之境内藩镇纷争、战事频仍，使得原监牧使与坊尽废。然而，藩镇战争对马匹的需要，迫使朝廷又不得不谋求建立新的牧监。宪宗元和十三年(818)曾在蔡州(今河南省漯河、上蔡等市县)置龙陂监，十四年(819)又于襄州(今湖北襄樊市)置临汉监，到文宗大和七年(833)又于银州(约今陕北米脂、佳县、榆林等县)置银州监，至开成二年(837)牧地扩至绥州(治今绥德)境。此外，在南方农业区还出现过一些时间不长的牧监，如贞元二十年(804)在泉州置过万安监，次年即废。元和十四年(819)在淮南海陵又置临海监，至文宗太和二年(828)也废止，就是襄州的临汉监，也于太和七年(833)停废，⑤停废的原因都是由于监牧广占农田，侵农扰民所致。

唐后期，由于周边各族的不断侵扰，境内方镇的争斗，使中央官府畜牧业惨遭破坏，虽曾一度将监牧地向东南面移徙，多因农牧矛盾太尖锐而未果，故终唐之世，中央官府的畜牧业生产，始终未得兴复。而一些地方藩镇的畜牧业经济，反倒相应地活跃起来了。

除一般监牧外，唐代还有一沙苑监，置在同州(治今陕西大荔)，各史均未将其列入唐初监牧总数，《大唐六典》载：“沙苑监，掌牧养陇右诸牧牛羊，以供其宴会祭祀及尚食所用。”或以为是一特殊的牧场，“应为输送入京牛羊的贮运场，以供宫廷、政府随时取用的。”⑥因其地在唐东西两京之间，地位适中，颇受唐历代帝王重视。唐代帝王常事游猎，行迹几遍于京畿、河南等地，李肇《唐国史补》载：

卢杞除虢州刺史。奏言：“臣闻虢州有官猪数千，颇为患。”上日：“为卿移于沙苑，何如?”对日：“同州岂非陛下百姓?为患一也。臣谓无用之物，与人食之为便。”德宗叹曰：“卿理虢州，而忧同州百姓。宰相材也”⑦。

这说明同州的沙苑监，确是一处牲畜的贮存场。宋王谠《唐语林》亦载：“德宗暮秋猎于苑中。”⑧此“苑中”疑即沙苑。由此看，早期的沙苑监，既是入京牛羊的贮备场，也是供帝王游猎的猎苑。中唐以后，陇右、河曲诸监没废，沙苑监也就更多地担起了监牧的重任，太和三年(829)三月，唐文宗“以沙苑、楼烦马共五百匹赐幽州行营将士”⑨一事，说明沙苑监内已饲养着大批的马匹，担起了牧马监的任务。

①《新唐书》卷118《张廷挂传》第14册，中华书局点校本，第4261—4262页。

②《新唐书》卷122(郭元振传)第14册，中华书局点校本，第4362页。

③《新唐书》卷121《王毛仲传》第14册，中华书局点校本。

④《新唐书》卷50《兵志》第5册，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338页。

⑤《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第8册，中华书局影印版，第7480页。

⑥马俊民、王世平著：《唐代马政》，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8页。

⑦《唐国史补》卷2，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5页。

⑧《唐语林》卷2，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8—49页。

⑨《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第8册，中华书局影印版，第7480页。

三、监牧的经营管理制度

初唐以来，何以能在40年的时间里，将马5000余匹发展到70．6万?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从对一些游牧民族的斗争中，唐获得了大量的牲畜，如贞观四年(630)对突厥颉利的追击战中，“获杂畜数十万”①；贞观九年(635)在青海追击吐谷浑伏允的战役中，又“获杂畜二十余万”②；贞观十五年(641)在反击薛延陀的战役中，“获马万五千匹”；旋又在破突厥思结的战斗中，“获羊马称是”③；到了贞观十七年(643)，薛延陀又“献马五万匹、牛驼一万、羊十万以请婚”。④战争中和纳贡中获得的这巨大数量的杂畜，自然都会充实到监牧中去。由此可见，40年间，马增至70．6万的数额中，有相当部分是来自民族地区的战利品。但唐代官牧孳息的马匹，数量也很大。

当然，这只是牲畜数量的增加，更重要的还在于质量的保证，这涉及到自唐初以来，就逐步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严密的监牧管理制度，如健全完善的层层管理机构；对畜牧从业人员严格的奖惩制度；牲畜的藉帐档案制度和对牲畜草料因时制宜地供给制度等。这些方面，杨际平先生已作较系统的分析和论述⑤，除此以外，还有几个方面可以再作点补充：

首先是对牲畜品种的引进与改良，武德年间，康居国献马4000匹。《唐会要》载：

康国马，康居国也，是大宛马种，形容极大。武德中，康国献四千匹，今时官马，犹是其种。⑥

大宛马属优良品种，体形大，用之改造唐马，效果显著。贞观初年与突厥的交战中，曾获得大量的突厥马，突厥马是蒙古高原上的优良马种，《唐会要》载：

突厥马，技艺绝伦，筋骨合度，其能致远，田猎之用无比。⑦

可见突厥马既机动灵活，又能远行，很适合战争的需要。此外，还有一些域外良种马的引进，如“贞观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骨利于遣使朝贡，献良马百匹，其中十匹尤骏，太宗奇之，各为制名”⑧。这些域外良种马的引进，给唐代国营的牧马业不断地注入了新的血液，保证了牲畜品种的优势，也带来了牧马业的兴旺。

其次是在牲畜的日常牧饲管理上，有一套符合实际，又行之有效的办法。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⑨，曾对监牧的日常操作有精辟的归纳：

一是“日中而出，日中而人”。这是说牧放与饲养的分界线，“日中”是指昼夜平分之意，即每一年的春分、秋分时节。前一“日中”乃是指的春分，牲畜就应放出到草场上牧放；后一“日中”乃指秋分，牲畜就应收牧，即入舍饲养。

二是“禁原燎牧，除蓐衅厩”。当原野新草萌发时，要注意保护草场，禁止践踏火烧，这就是“禁原”；“燎牧”是当草场冬天枯萎时，就应烧野，让来年牧草旺盛。“除蓐”，也是缘于古制，《周礼》夏官圉师中即有“春除蓐”的说法。蓐者，指马在厩中睡卧的垫草，到了春天，就要将陈蓐除去；马厩也要清理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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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193。

②《资治通鉴》卷194。

③《旧唐书》卷3《太宗本纪》。

④《旧唐书》卷3《太宗本纪》。

⑤郑学檬等著：《中国经济通史》第4卷第九章。

⑥《唐会要》卷72《诸蕃马印》。

⑦《唐会要》卷72《诸蕃马印》。

⑧《唐会要》卷72《马》。

⑨《全唐文》卷226。

三是“洁泉美荐，庌凉栈温”。给马匹饮以清洁的泉水；饲以精美的草料。庌，乃指廊庑，后一句是说，夏天要给马搭盖凉棚；栈温，指冬天要保持马厩的温暖。

四是“翘足而陆，交颈相靡”。前句说的是让马跳跃追逐奔跑；后句是说让马之间相互亲昵惬意，就是让马在经常的运动中、在自由自在的环境中成长，只有这样，才能“宜其性也”。

以上都是对官营监牧的一些规范性的操作所作的总结，这些具体的操作程序，再加上有效的政策法令，还有层层机构的监督检查，使得唐初以来，各监牧的牧马数量，在短短的40年间，除了随时的抽调、耗用外，还能保持在70万匹的水平，这应该是历史上一个了不起的发展速度。无怪乎张说会发出“秦汉之盛，未始闻也”的赞叹。

第三是建立了庞大的饲料生产基地，保证了不同牲畜的各类饲料供给。《新唐书·兵志》载：“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顷，募民耕之，以给刍秣”。①这是在八坊的地域内，划出1230顷作为田地，募民耕种，以其收获物专供作饲料用。《陇右监牧颂德碑》载：时在陇右牧区，“莳茼麦、苜蓿一千九百顷，以茭蓄御冬”。②苜蓿是汉代从中亚引进到中国的一种优良牧草，唐代已经相当普及，至于茼麦，不知为何种植物，疑“茼”字有误，显然也应是一种牲畜喜食的饲料。将这些饲料晒干、凉于称之为茭。“以茭蓄御冬”，是说将干饲料蓄存起来，以备冬天牲畜的需要。这些既切合实际需要、又符合牲畜养殖规律的措施和办法，当然都会促进监牧畜牧业的大发展。

四、唐后期及五代藩镇自设的监牧

安史乱起之后，“吐蕃乘隙陷陇右，苑牧畜马皆没”，中央官府的畜牧业由此走向衰落，加之藩镇拥兵自重，为了争雄图存，都很重视畜牧业，纷纷自设监牧。“王候、将相、外戚牛驼羊马之牧布诸道，百倍于县官，皆以封邑号名为印自别；将校亦备私马。”③畜牧业在地方藩镇中，很快便发展起来。敦煌出土文献中有大批沙州归义军政权的畜牧业文献，能充分反映出唐后期至五代，地方藩镇政权发展畜牧业的实态。这里将以此为核心，作些探讨。沙州归义军政权，是在吐蕃统治后，于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建立的。为了图存自保，十分重视畜牧业。该政权在紫亭专门设立牧监，委以监使，统一管理大牲畜——马、驼的牧放；又设羊司，主持羊牧事务。

(一)紫亭监牧

归义军的监牧，其署治在紫亭镇。敦煌文书P·4640号是一件《已未年—辛酉年(899—901年)归义军衙内破用纸布历》，其第260行载有：(辛酉年三月)“十四日，高加兴传处分：支与紫亭监使、副使二人各细纸壹贴。”④此“紫亭监使”，即归义军时期主管马、驼、牛、驴等大牲畜牧养管理机构监牧的长官。唐代前期，监牧遍及河曲、陇右，但不见有紫亭监牧。敦煌文书P．2005号《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据研究是唐开元年间编撰的图经，其中载有“子亭镇”，在其第366行“监牧”等栏下，注有“右当县并无前件色”，可见唐前期沙州尚无监牧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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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卷50《兵志》。

②《全唐文》卷226。

③《新唐书》卷50《兵志》第5册，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338页。

④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第268页。又荣新江编《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S6981—13624)S·8448号文献A、B两面均有“紫亭羊数名目”，所列主人也有“监使”署名，当即此处所引文书中之“紫亭监使”。

紫亭设监牧应在归义军政权建立以后，为归义军所开创设置的畜牧业管理机构，故敦煌文书中颇多记载。如文书P·2484号《戊辰年(968)十月十八日归义军算会群牧驼马牛羊现行籍》是一件钤有“归义军节度使新铸印”的官方文书，共存119行，其中登录了各牧群的牲畜数，如：知马官索怀定群马120匹，知马官张全子群马205匹，知驼官张憨儿群总计骆驼40头，知驼官汜丑儿群总计骆驼33头，牧牛人陈顺德群计大小牛40头，牧牛人沙庆住群计大小牛62头，牧牛人杨郯律丹群计大小牛76头。仅以此文书计，紫亭监牧所辖至少有7个群，共有马325匹、驼73头、牛178头，总计为576头(匹)，而这仅仅是紫亭监牧所辖马、驼、牛的一个部分。①又P·3131号《曹氏归义军(十世纪后期)群牧驼马羊欠历稿》，其中共牧有马6群，驼2群。②唐制：“马、牛之群以百二十”。以此算之，紫亭监牧至少也有马720匹，其拖欠未交者共36匹，约为总数的5％。谭蝉雪先生在研究上列材料后说：“按唐制：‘其有死耗者，每岁亦以率除之’。驼、马百头以七头为耗，紫亭监牧的损耗率仍在正常范围之内。”③这是将拖欠未交数确定为损耗数而得出的结论，其实，拖欠未交不一定都是损耗。不论是哪一种情况，都能反映出归义军紫亭监牧及其职能的健康发展。归义军时期，除紫亭监牧外，尚未见有别的监牧存在。

(二)归义军官马院

归义军政府除在紫亭设置监牧外，还专门在军衙附近设有马院，敦煌文书P·2971号《乙未年(935或995)后常住什物交割点检历》载有：“陆斗铜盆壹，在官马院。”④又P·2461号《丁未年(947)六月都头知宴设使宋国清等诸色破用历状并判凭》载有：“马院皮条匠胡饼肆枚。”⑤表明在军衙附近，不仅有官马院的存在，还借过寺院的铜盆，院中还有皮条匠。皮条匠乃是制作马匹鞍辔用具的匠人，是专门为大批马匹服务的。还有一件《归义军衙内酒破历》载有：“六月马院酒伍升”；八月“三日，宴神酒半瓮，又马院发愿酒壹斗，赛神酒伍”；“九月一日，马院神酒伍升”；十月十四日“马院祭拜酒伍升。”⑥表明官马院内也有赛神，祭拜等活动，所属人数众多，显然都是为养马服务的人员。官马院与紫亭监牧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没有明确文书记载，推测归义军衙向紫亭监牧等征集来的良马，送到敦煌后，就贮备于官马院，进行调教驭习、配备马具，以备使用。这就是官马院内何以人数众多，既有马具工匠；又有宴神祭拜活动的原因。由此也证实：官马院是一专门贮备马匹、以备供应使用的管理机构。又P·4525号《宋太平兴国某年内亲从都头某某状》是一件内亲从都头知瓜州(衙推)某人上给归义军衙府的状文，文中提到他刚从会稽镇“趁贼”归来，“鞍马困乏，西来不得”，待过三、五日后再西来沙州、并云：“其于官院内*[豆+昔]草输纳，亦乃之次。”⑦这是说，由于时间耽误，向官马院输纳的*[豆+昔]草，也只好晚一点。表明了官马院还须各地向其输纳*[豆+昔]草的事实。积贮草料，以供刍秣，反映出官马院也是为解决军事及驿传等急需的一种后勤保障机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590页。

②《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597页。

③谭蝉雪：《敦煌马文化》，载《敦煌研究》1996年第1期。

④《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26页。

⑤《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612页。

⑥据施萍亭先生《本所藏“酒帐”研究》，本帐共存104行，裂为三片，1—10行藏敦煌研究院，11—49行为董希文收藏，50—104行为P．2629号。本帐又载于《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271—276页。

⑦《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5辑，第27页。本件文书，原订为牒，从“谨录状上”看，实为一状文。

(三)归义军羊司

羊司，是唐五代敦煌归义军政权在畜牧业管理机构中设置的一个专管牧羊业的特殊职能部门。这一机构的设立，主要是因为：一，沙州为半农半牧区，畜牧业发达，不仅大牲畜马、牛、驼、驴数量大，而且羊的数量更多，同时还涉及到羊皮、毛等副产品的征收、管理等事宜，需要设置一个专门机构予以管理。二、沙州戈壁、绿州、山丘、草场相间，畜牧区域分散，交通不便，颇难兼管。加之以一般农户也兼养羊，需要设置一专管牧羊业的机构，来进行全境的协调、调度和管理，该司主要管理官府羊群的籍帐、算会、放牧、牧子的雇佣及管理，并向寺院和私羊主税羊，以及征纳羊肉、羊皮、羊毛等。①

有关羊司的记载，史籍阙载，推测有可能是沿袭的吐蕃旧制。敦煌文书也较为零星，现依文书中羊籍及有关杂帐和牧羊的牒状等记载，对其作一点探测。

目前所见有关羊司的最早记录在张承奉时期。如前揭P·4640号《归义军衙内破用纸布历》，其中载有：庚申年(900)二月十二日，“支与羊司押衙刘存庆粗布(纸)贰拾张”；六月“廿日支与羊司粗纸壹帖”。羊司在这一年中，春、夏两季领纸，显然是为了公用，似乎折射出羊司为了每半年造一次羊籍，进行算会的需要。又P·3440号《丙申年(996)三月十六日见纳贺天子物色人绫绢历》中记有“田羊司绯绢壹足”②。此田羊司无疑是负责羊司事务的姓田长官，此外还有“羊司押衙”、“羊司判官”等羊司吏员，田羊司为主管。羊司负责对官牧羊业的经营和管理，对牧羊人领官羊数目要登记入帐，建立羊籍、按籍定期勘验算会、征收贡纳；同时也对牧羊人提供保护和帮助，供给他们所需的物品，使其安于放牧。如P·2877号《癸丑年十二月廿二日后油入破历》载：“十八日，油一升，与牧羊人。”③S·3166号《年代不明(公元980—982年)归义军衙内面酒破用历》载：“支遮羊人胡并一枚，用面五升，支油豉麻油五升”④。遮羊人即牧羊人，牧羊人如有困难，可以申牒羊司以至归义军节度使衙府请求帮助。如S·3928号背《牧羊人安于略牒》载：

1牧羊人安于略

2右于略长在山内，守护羊畜。家内细

3幼繁多，并无经求得处。今于略有

4少多麦粟，碾磨不得。伏望

5仆射鸿造，先赐碾硙，将往群上济给

6存活①牧羊人安于略为了碾磨麦粟，上书仆射，实即归义军节度使，这大概是要借节度衙府的碾硙，才有此牒。牒文不全，估计他的这一困难会得到解决。牧羊人对未经批准耗损的羊只，必须申状纳皮待判。如P·2985号《己卯年(公元979年)牧羊人王阿朵状及判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详见拙著《唐五代宋初敦煌畜牧业研究》第四章，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41—48页。

②《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第16页。

③《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124页。

④《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282页。

1牧羊人王阿朵

2伏自今月十五日，纳自死*[羊+古]母羊两口，*[羊+古]羊羯壹口，白母羊壹口儿洛悉

3死壹口，皮付白押衙，未蒙判凭，伏请处分。

4已卯年四月十五日牧羊人王阿朵

5为凭十五日(印)

又P·2761号《己卯年(公元979年)牧羊人王阿朵状并判凭》：

1牧羊人王阿朵

2伏以今月十八日，纳自死古母羊壹口，皮付白祜庆，伏请处分。

3已卯年四月十八日牧羊人王阿朵

畜牧业论文篇（3）

1．1专业性

畜牧兽医专业毕业论文主要是围绕畜牧兽医专业所涉及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研究、阐述观点、展示结果。从“饲养”和“治疗”两大方面进行选题，具有很强的专业性。

1．2实践性

学生撰写毕业论文是把知识转化为能力的实际训练，是为了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畜牧兽医专业毕业论文理论研究较少，大多偏重于实践。毕业论文内容多是学生在实习、实验中的体会和发现，学生更加注重实践性。

1．3创新性

创新是毕业论文的生命，是论文的价值所在。畜牧兽医专业毕业论文的创新性表现在对所研究的问题，或理论上要有所发展，或方法上有所突破，或对前人提出的观点进行补充说明，或提供新的佐证材料。例如补充说明某种疾病的症状、补充说明某种药物的用药方法、提出新的诊断方法或治疗方法等，都体现了毕业论文的创新性。

1．4指导性

毕业论文一般是在教师指导下完成的。从形式到内容，都要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教师在指导的同时，要尽量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发表自己的见解，注意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

1．5层次性

毕业论文在文章质量方面的要求相对较低，具有一定的习作性质。因为大学生缺乏写作经验，其科研能力还处在培养形成阶段，缺乏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因此，要写出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是比较困难的。

2畜牧兽医专业毕业论文的写作步骤

2．1选题

选题要遵循两个原则:一是价值性原则，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或应用价值。二是可行性原则，要选择“篮球架”式题目，既可完成，又不太过容易。只要努力就可以完成写作任务。如果选题为《论禽疾病的防治》，这个题目范围太广大，难度太大，学生无法完成;如果选题为《鸡蛔虫病的诊断》，这个题目大小适中，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经过努力就可以完成写作任务。

2．2收集材料

写作毕业论文要大量的收集材料，占有素材。材料收集要有明确的针对性，要有的放矢，围绕选题选择材料。

2．3立意

立意是循着选题的方向，在选择的资料中确定写作方向。有的时候由于材料收集的不确定性，会同时提炼出几个截然不同的立意方向，这个时候要进行科学地对比、分析，从而正确立意。

2．4拟定提纲

拟定提纲就是给文章搭个框架，理清文章的写作思路。撰定提纲是写作毕业论文的重要步骤。

2．5撰写初稿

依据写作提纲，完成论文写作。撰写初稿时要周密思考，慎重落笔，避免出现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弊病。

2．6论文修改

好文章都是改出来的。论文初稿完成后，作者要仔细的斟酌，严谨的推敲，反复的打磨。要从主题、材料、结构、语言等方面进行认真修改。

3畜牧兽医专业毕业论文的结构与写法

毕业论文包括以下几个部分内容:

3．1封面

封面一般包括学校名称、论文标题、系别、班级、学号、作者姓名、指导教师姓名、写作时间。

3．2目录

设置目录的目的主要是使读者能够在阅读该论文之前对全文的内容、结构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是论文的导读图。

3．3标题

标题是文章的眼睛。论文的标题多种多样，但无论是何种形式，如何拟题，都要突出论文的主旨。

3．4摘要

摘要是全文内容的高度概括。以简洁的语言，勾画出全文的整体面目。毕业论文的摘要以200～500字为宜。

3．5关键词

关键词是用来表达论文主要内容信息的词语，一般从论文或题目中精选而出。毕业论文可选取3～6个词作为关键词。

3．6绪论

绪论是论文的开头部分，内容一般包括提出问题、说明选题的缘由、意义、研究方法或论证方法等。这部分的文字要简洁，避免长篇累牍。

3．7本论

本论是毕业论文的核心部分，学生的研究成果要在这部分得以充分的体现。因此，在写作这部分时，要求内容充实，论据充分、可靠，论证有力，主题明确。本论部分要做到结构合理、层次清晰、重点突出、文字简练通顺。

3．8结论

结论要体现作者更深层的认识，是从论文的全部材料出发，经过推理、判断、归纳得到的新观念、新见解。该部分内容一般应包括:本文研究结果说明了什么问题;对前人的观点做了哪些修正、补充、发展、否定;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或遗留未予解决的问题等。

3．9致谢

对协助完成研究工作或提供便利条件的组织或个人表示感谢。毕业论文中的致谢，主要感谢指导教师和对完成论文直接提供帮助的单位。

3．10参考文献

毕业论文的撰写应本着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凡有引用他人成果之处，均应按论文中所出现的先后次序列于参考文献中。

3．11附录

对于一些不宜放入正文中、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内容，可编入毕业论文附录中。例如问卷调查、数据、图表等。

畜牧业论文篇（4）

1.1粮食需求结构转变可能导致节粮型畜牧业发展与粮食安全之间的内在冲突。

1984年以来，我国人均谷物消费呈下降趋势，消费结构发生明显转变，即人均谷物消费大幅下降，而人均肉食消费、水果、植物油、蔬菜、蛋、奶、鱼类等消费大幅上升，对畜产品消费带来的间接粮食消费对直接粮食消费具有替代作用。粮食直接需求下降，但间接需求日益上升，间接需求又主要体现在对饲料粮的需求上，而饲料粮的供需缺口在近些年呈现日益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大豆和玉米的进口依存度不断提高，再加上工业用粮的增长，结果我国粮食自给率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下降，从100%以上降低为2012年的97.7%，于是就产生了饲料粮需求不断上升的压力导致粮食安全问题恶化的认识。粮食需求结构的转变使得对粮食总量需求上升，不断地逼近和突破粮食供需平衡点。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城乡居民对动物食品需求的增长主要由猪肉与禽蛋等耗粮型畜产品构成，这就意味着粮食安全就表现为如何满足居民对这部分增长的间接粮食需求，换言之，满足了该部分粮食需求粮食安全才有保障。以肉鸡为例，数据显示，从1996年到2009年，我国肉鸡的国内产量由618.4万吨上升至2009年的1210万吨，而与此同时，肉鸡的进出口贸易逆差由4139吨上升至573374吨，也就是说肉鸡产业存在较大的供需缺口。因此，发展节粮型畜牧业结果只能使粮食供需缺口日益扩大，因为消费者需求的是耗粮型畜产品，而社会却要提供更多的节粮型畜产品，某种程度上说，这是种资源浪费与要素错配；政策之于现实只能是“南辕北辙”。

1.2通过降低耗粮型畜品种的养殖数量，的确可以减少对饲料粮的需求，从而使口粮得到保障。

正是畜牧业的快速发展及由此产生的对饲料的大量需求带动了种植业的发展，在未来粮食增产的大部分将主要作为饲料，并且后者将成为带动粮食生产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一方面，我国节粮型畜牧业发展存在严重的饲料来源瓶颈，在我国节粮型畜牧业如牛羊的养殖主要以牧为主的饲养方式，而农区草原面积又呈逐年下降趋势，再加上禁牧等因素，导致节粮型畜牧业发展受到严重限制。尽管近些年提倡通过发展牧草、苜蓿等种植业来扩大牛羊等的养殖规模，但是，目前这些产业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方兴未艾，各方面发展十分不成熟，尤其是市场发育不充分，因此比传统农作物种植的市场风险还要高，对于传统的粮食作物而言，由于既可用于口粮、亦可用于饲料粮或工业粮，种植户可以根据市场行情的发展进行自由处置，或是满足口粮需要，或是换为货币需求，对产品具有自由选择权，显然这些优势是牧草产业不具备的：另一方面，由于种植业的高风险、高投入和低产出特征，种植业的比较利益日渐减少，农民种粮积极性日益消减，如果畜牧业对种植业的带动作用再进一步减弱，这对种粮积极性和种植业的发展无疑是雪上加霜。此外，据资料显示，尽管人口在不断增加，但居民对直接的粮食消费在逐渐减少，尤其是城市居民尤为明显，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这一趋势只能进一步得到增强。所以，尽管人口增加产生粮食刚需，但现有人口对直接粮食消费需求的降低以及粮食间接消费对直接消费的替代可以弥补新增人口对粮食直接消费的需求。

1.3从城乡居民对食品消费的特征来看，城镇居民对食品价格的敏感度较强，即价格小幅度的上升（下降）会带来需求量的大幅下降（上升）。

节粮型畜牧业发展的结果必然降低耗粮型的猪肉、禽蛋产品供给，那么，这些产品价格上涨，考虑到敏感的需求弹性，产品需求将大幅下降，结果畜产品需求下降导致对饲料需求下降，最终负面影响将传导至种植业。同时，城市居民对间接粮食的消费弹性表现为正常品需求，也即间接粮食消费相对于直接粮食消费能产生更大的经济效应。因此，在我国居民对耗粮型畜产品消费偏好短期内无法改变的条件下，也即不同畜产品之间缺乏替代弹性时，人为地限制耗量型畜产品产量会降低对饲料粮的需求和粮食总产量，不仅对粮食安全造成负面影响，而且由于畜产品价格上升，居民生活成本增加，消费者福利恶化。所以，提倡节粮型畜牧业发展必须考虑相关产品的自价格弹性以及交叉弹性的影响。另外，从对饲料及其能量和蛋白质的转化效率来看，生产奶牛、鱼、肉鸡、蛋鸡是最经济的，生猪居中，而肉牛、肉羊是最不经济的。以饲料转化率为例，效率较高的是鱼和肉鸡分别为62.5和41.7，而肉牛和肉羊分别仅为11.1和12.5。反刍动物对牧草、秸秆等农作物的副产品有很高的质量要求，如果品质较差，这些饲料难以维持反刍动物的需要，还必须补充一定量的饲料粮。这说明牛羊等所谓节粮型家畜，由于其对饲料、能量和蛋白质的转化率较低，对资源的浪费更严重，因此其对粮食的节约程度可能是有限的。再考虑到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牛羊等反刍动物对前者的负面影响较之禽类及其他牲畜更严重。因此，在综合考虑经济效益、资源利用率以及生态环境效应之后，对节粮型畜牧业发展方式应进行更细致和深层的考量。

2实证检验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将以统计数据为基础，通过构建一般可检验的计量模型对节粮型畜牧业发展模式与粮食安全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2.1关于粮食安全的测度

目前，关于粮食安全的测度与评估有很多种方法，比如FAO的营养摄入评价法、朱泽的4指标简均法、徐奉贤德5指标简均法、马九杰的5指标加权平均法以及高帆的“横纵联合法”等，但总体而言，学界对粮食安全的理解多侧重于供给层面，而需求面往往被理解为粮食安全的影响因素同时作为解释变量进入实证模型中，显然这是有失全面性的。因此，在借鉴已有文献基础上，同时结合本研究目的，本文选取粮食产量波动系数（0.3）、人均粮食占有率（0.2）、恩格尔系数（0.3）以及粮食进口贸易依存度（0.2）四个指标，其中前两个指标用于测度粮食供给安全水平，而后两个指标则反映粮食需求安全，括号里的数据代表每个指标的权重值。

2.2解释变量的选取

核心解释变量包括耗粮型畜产品比重（主要指猪肉、禽肉及禽蛋产量占全部畜产品产量的比重）和耗粮型畜产品的需求弹性。之所以选择耗粮型畜牧业相关指标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是因为如果本文能够证实耗粮型畜牧业比重的上升能够为粮食安全带来积极影响，那么其比重降低就必然给粮食安全带来相反的影响，进而，节粮型畜牧业发展就会不利于粮食安全。同时，采用耗粮型畜牧业发展指标还可直接观测其对粮食生产及安全的数量影响。根据前述理论分析，耗粮型畜产品产量比重应与粮食安全正相关，因为前者可通过对饲料粮的需求拉动粮食生产；而耗粮型畜产品需求弹性与粮食安全负相关，即弹性越大，当价格出现一定程度上升时，需求以更大程度下降，结果产品总收益下降，打击畜牧业生产者的积极性，从而可能对粮食需求及其产量水平产生负面影响。价格弹性计算公式为：价格弹性=畜产品消费增长率/畜产品零售价格指数。在对模型进行估计时，分别采用全国样本和地区样本进行检验，对于后者的具体划分，通常的一种做法是将我国畜牧业生产划分为六大区域：华北、东北、东南沿海、华中、西南、西北，本文依据不同区域对耗粮型畜产品的需求特征和粮食产量高低将这六大区域进行合并，组成两大类区域，即将华北、华中和东南沿海合并为同一类区域，这些地区不仅对耗粮型畜产品需求和生产集中，而且也是粮食作物的主产区，三大地区粮食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接近70%；该区域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广东、福建、浙江、江苏、上海、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共15个地区；余下的西南、西北和东北地区合并为一类，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广西、四川、贵州、云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由检验结果可知，所有变量均通过显著水平检验，并且各变量对粮食安全的影响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具体而言，第一，从全国来看，耗粮型畜产品产量比重每提高1%将对粮食安全产生0.21%的积极影响，即耗粮型畜产品产量提高有利于保障粮食安全；由耗粮型畜产品的需求弹性系数可知，该因素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大小为-0.1247，即需求弹性每增加1%将导致粮食安全水平下降0.12%。这说明就全国整体而言，耗粮型畜牧业产量下降将不利于粮食安全。从各控制变量的影响来看，所选四个变量均在1%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并且与被解释变量正相关，其中，城镇化水平的影响最大，影响因子为0.14，这说明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居民对粮食间接需求的日益增加不仅没有对粮食安全造成负面影响，而且为后者提供了更有力的保障。第二，从划分区域情况来看，对于一类区域而言，耗粮型畜产品比重对粮食安全产生了显著而积极的正影响，该比重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带来粮食安全0.3个百分点的提高，畜产品需求弹性对粮食安全的影响为-0.14。另外，控制变量的影响与全国样本的估计结果十分类似，均表现为与粮食安全正相关。不仅如此，通过与全国样本比较，发现大部分指标在对一类区域中的影响更大。第三，从二类区域的估计结果来看，与全国和一类样本估计不同的是：其一，耗粮型畜产品比重系数为负值，说明对于该类地区，降低耗粮型畜产品比重更有利于粮食安全，换言之，在该区域发展节粮型畜牧业将对粮食安全大有裨益。其二，在二类区域中，城镇化与粮食安全负相关。这说明，在该区域面临资源瓶颈下无法满足城镇化发展带来的日益高涨的粮食间接需求，从而导致该区域面临粮食安全恶化问题。

畜牧业论文篇（5）

2集团组织机构及理事会职责

集团设立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和秘书处等机构。理事会是集团的最高权力机构。常务理事会是理事会的执行机构，在理事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秘书处是理事会的常设机构，具体负责集团的日常工作事务。理事会设理事长1名，原则上由牵头学校校长担任。设名誉理事长1名，邀请行业主管领导、专家学者和社会知名人士担任。设副理事长、常务理事和理事若干名。上述人选均由理事大会选举产生。理事会的职责有：制定和修改集团章程；选举和罢免领导机构成员；制定集团年度工作方案；审议常务理事会年度工作报告；审议通过集团常务理事会或理事单位提出的议案。维护成员单位的合法权益，协调集团内部利益关系和对外关系，反映各成员单位的意志和要求。推广介绍集团内外职业教育与专业培训经验，开展集团文化建设，组织各种参观考察活动，推进管理创新。

3集团决策制度

根据理事会每年召开一次会议的规定，集团共召开了四次理事会议。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常务理事会议根据需要不定期召开，在理事会休会期间，常务理事会行使理事会权利。集团分别就教育教学改革、中高职贯通、技术服务、实训基地建设等问题召开常务理事会议，研讨具体问题。

4集团秘书处及其职能

集团秘书处设在牵头单位黑龙江职业学院，秘具体负责集团的日常工作事务。其职责是：负责集团年度工作方案的落实；负责集团的宣传和档案管理工作，做好集团的联络工作；筹备组织理事大会和常务理事会议，负责起草会议文件，撰写工作报告；集中并代表成员单位间的利益和要求，对招生就业、课程改革、实习实训、教师培训等问题，向集团提出意见和建议；负责集团网站的建设，并维护网站正常运行，收集、行业信息、人才培养和供求信息，协调成员单位间的招生、培训、就业等工作。秘书处在理事大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理事大会闭会期间，在常务理事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秘书处设秘书长1名，副秘书长若干名。秘书长人选由理事长提名。理事大会确认通过。

5集团信息沟通平台建设

集团于2011年9月建立之初即建立了黑龙江省畜牧兽医职业教育集团网站，建立了集团概况，理论研究、成员风采、专业建设、实训基地、职业培训、人才供需、政策法规、新闻动态、重点工作、行业动态、资源共享、下载专区等栏目。后期根据工作内涵的延伸又设置了远程教育、工作等栏目。集团为成员单位设置了会员登录界面，成员通过用户名和密码可以进入网站，人才需求信息、单位新闻等信息，信息通过管理员审核后，在集团网站内共享。新会员可以通过注册、审核后，成为会员，获得相关会员信息的权利。

6实践证明运行机制可行

黑龙江省畜牧兽医职业教育集团成立以来，理事长单位充分发挥了其国家骨干院的龙头作用，团结集团成员单位，在理事会领导下，开展了教学研讨、技能培训、技能大赛、技术服务、中高职衔接、校企深层次合作、等一系列的工作，为黑龙江省行业型职教集团的运行探索出一些经验，成为省级重点建设的职教集团和黑龙江省与教育部共建现代农村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重点建设职教集团。建立了16个实训基地，其中2014年成立的以股份制形式开办的龙职宠物医院，实现了集团资源共享，同时也为行业型职教集团的机制体制建设提供了一定的经验。黑龙江省畜牧兽医职业教育集团的运行机制是国内大多数行业型职教集团所采取的运行机制，通过三年多来的运行，证明其可行性。

畜牧业论文篇（6）

畜牧业是以种植业为基础的第二性产业。加快发展畜牧业是中央一号文件确定的推动粮食主产区农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战略举措。加快发展畜牧业，就是确立畜牧业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一个主导产业，采取有力措施，推动畜牧业布局基地化，生产专业化，经营产业化，服务社会化，逐步实现畜牧业现代化，使畜牧业成为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小康的重要带动力量。 陕西关中平原是典型的北方农区。陕西省提出“建设关中畜牧大区”，是对关中平原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重大战略构想，它指明了关中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前进方向。努力使这一战略构想转变为生产实践，是加快关中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小康进程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本文在对北方农区发展畜牧业进行经济理论分析之后，提出了“建设关中畜牧大区”的若干政策建议。 一、把握“主业”与“多业”关系，突出优势主导产业 现代畜牧业是一个多组合产业。从横向产业关联分析，畜牧业由奶产业、肉产业和蛋产业组成。这些产业内部也可细分，比如奶业分为牛奶产业和羊奶产业。根据当前畜产品市场状况和市场前景分析资料，蛋类市场已经趋于饱和，增长缺乏新增市场空间支撑；肉类市场有小量空间，主要分配给牛羊肉产业发展；奶类市场需求则具有较大成长空间，可能支持中国奶业，主要是奶牛业的长期高速发展。从理论上讲，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充足，劳动密集型畜牧业具有比较优势。但国内畜牧生产标准化程度低，与国际市场技术接轨具有一定困难，在一个时期内缺乏现实的国际竞争优势。再加上关中深居内陆腹地，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成本高。“建设关中畜牧大区”比较现实的思路是瞄准国内市场需求，优先发展市场增长潜力大的奶产业，重点是做大做强奶牛产业。关中平原具有发展奶牛产业的优势，（1）地势平坦，纬度、海拔、气候等自然条件适宜；（2）以小麦、玉米为主的种植业结构以及种植苜蓿的传统，为奶牛发展提供了优质饲料；（3）经过多年发展奶牛生产初具规模，拥有高产奶牛核心群和一定规模的乳品加工能力；（4）杨凌部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关中奶业建设提供技术支撑；（5）关中是城市密集区，靠近产地具有庞大的消费群体；（6）关中交通便捷，能够顺利通达国内主要消费中心。“建设关中奶业大区”是“建设关中畜牧大区”的首要选择。以“牛”当先，以“奶”独大，将是未来“关中畜牧大区”的最重要特征。必须把有限的注意力资源，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相对集中，优先加快发展具有广阔市场空间和竞争优势的奶牛产业，全力打造区域畜牧业发展的“增长极”。 现代畜牧业是一个高关联产业。一般认为，产业链、价值链长是畜牧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所以人们形象地将畜牧业称为“中轴产业”。从纵向产业连接分析，粮食种植业、牧草种植业、饲料（饲草）加工业是畜牧业的后向关联产业，畜产品物流和畜产品加工业则是畜牧业的前向关联产业。必须根据畜牧优势主导产业，协调推进纵向连接的相关产业发展，形成合理的产业链条、价值链条和利益链条。如果把奶牛产业定位为“首位产业”，就应该与之配套发展纵向连接产业。在种植业上突出饲用玉米、优质牧草（如冬牧70、紫花苜蓿等），在饲料加工上突出作物秸秆青贮、黄贮、氨化等，在产品加工上突出各种乳制品工业以及相配套的包装材料、物流配送等。 当然，以“牛”当先，以“奶”独大，是对一个大的经济区域总体而言的，并不排除局部地方选择其他优先发展的产业。肉牛业、生猪业、禽蛋业，甚至鹌鹑、鸵鸟等特色养殖业，都可能成为小区域优先发展的主导产业。同样，把畜牧业作为关中发展的重点，并不是说关中每一个县都把畜牧业作为主导产业，更不是说每一个乡镇，每一个村庄都把畜牧业作为主导产业来规划、来发展。必须强调，较小的区域一定要突出特色，突出优势。经过长期发展形成、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传统产业，不仅决不能放弃或轻视，而且要加大支持，加快发展。 二、把握“大家畜”与“小家畜”关系，重点发展大家畜 根据家畜个体大小，一般将畜禽分为“小家畜”和“大家畜”。“小家畜”主要指生猪、家禽、羊子等，“大家畜”指奶牛、肉牛、驴、 马等。这好比工业中的“轻工业”和“重工业”。“小家畜”个体较小，属于多胎多仔或卵生动物，繁殖能力强，投资规模起点低，投资回报周期短，能够实现快速增长；“大家畜”则个体较大，属于单胎单仔动物，繁殖能力差，投资规模要求高，投资回报周期长，增长速度比较慢。也正因如此，（1）“小家畜”市场波动频繁，波动也大，“大家畜”则市场比较稳定，波动不大；（2）“小家畜”规模扩张容易，持续时间短，“小家畜”的规模扩张阶段已经基本结束。“大家畜”规模扩张比较困难，持续时间长，目前“大家畜”规模扩张仍在进行。如果说20世纪后20年是“小家畜”规模扩张的时代，那么21世纪前20年则是“大家畜”规模扩张时代。“建设关中畜牧大区”必须紧跟国内“大家畜”规模扩张进程。 根据家禽的采食结构，一般将畜禽分为“草食畜”和“粮食畜”。“草食畜”指牛、羊等，“粮食畜”指猪、鸡等。“粮食畜”以采食农作物籽实为主，而“草食畜”既采食籽实，又采食作物秸秆，且以采食秸秆为主。在传统畜牧业时代，“粮食畜”采食农作物籽实后，剩余的农作物秸秆是农民家庭能源的重要来源。而到现代，随着农村能源革命，农作物秸秆不再是家庭能源的主要来源，反而成为农业“排放”的“垃圾”。发展“草食畜”，对作物秸秆进行青贮、黄贮、氨化等饲用处理，使农作物秸秆变废为宝，提高了资源利用率，更符合“循环经济”的思想和科学的发展观。再者，中国土地资源稀缺，以土地密集为主要特征的粮食短缺将是“常态”。因此，发展畜牧业必须走草食节粮、资源循环利用的路子。完全可以预言，21世纪是“草食畜”大发展的时代。 奶牛产业具有“大家畜”和“草食畜”的一般特点。而且，由于“生奶”必须经过加工“熟制”才能进入消费市场，要求奶品生产者与奶品加工者具有更为紧密的纵向产业连接，更紧密的产业关系，即较高产业化经营水平。挤奶站是奶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一头连着奶农，一头连着乳品企业。挤奶站可以由奶农合作建设，可以由乳品企业投资建设，也可以有其他投资建设形式。要大胆探索奶农组织合作社，合作社兴建挤奶站，合作社横向联合组织合作联社，合作联社投资或控股乳品企业，乳品企业面向市场经营的奶牛产业化经营新机制。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以奶牛业为首位产业的“建设关中畜牧大区”，必须坚持“速度”与“效益”并重，注重有效益的增长。在具体政策措施上（1）注重打牢基础，循序渐进（因畜群结构差异，一般奶牛的自然增长率为13-15%，肉牛只有5-6%），切勿急于求成，盲目冒进，提出一些不合自然规律的高指标；（2）注重良种。优良种牛是基础。种牛如同工业工厂的仪器装备。只有“仪器装备精良”，再配合优良工艺、农艺等措施，生产优质产品，取得较高效益；（3）注重产业化经营，尤其是挤奶站建设。使草料、繁殖、养殖、加工、流通等产业各环节要环环紧扣，节节相连，配置得当，协调发展；（4）注重资金支持。注意各种融资手段配合，增加资金融通能力，满足“大家畜”的较大资金需求。 三、把握“人力”与“畜力”关系，着重提升人力资本 影响畜牧产业竞争力的因素可以列举很多。比如，饲料供给、饲养条件、疫病防治、畜群结构、产业组织、产业习惯以及气候、交通等区位因素，等等。但最基本的，可归结为“畜力”和“人力”两个方面。 “畜力”是由畜禽品种的“基因”决定的生产力。改良品种在本质上就是提高由“基因”决定的生产能力。这也是一项长期任务。这方面的潜力很大，能够做的工作很多。不同畜种发展水平、发展阶段不同，提高“畜力”的方法任务不同。生猪、家禽等“粮食畜”已基本实现良种化，今后主要任务是选育新品种和推行经济杂交。奶牛、肉牛和肉羊等“草食畜”良种化水平低，“畜力”潜力大，要坚持引进高产优良纯种、精液、胚胎并举，多条腿走路，加快纯种繁育速度，加大品种改良力度。从目前情形看，直接引进国外高产纯种冷冻精液，大力改良本地品种，是费省效宏之举。 与“畜力”相比，“人力”更重要，关键在人。所谓“人力”，简单地说，就是由人的知识、技术和经验决定的生产能力。在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过程中“人力不足”是普遍存在的一个大问题 。“人力不足”也是“建设关中畜牧大区”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农民在由以种植业为主的生产转向现代畜牧业生产的过程中，知识和技术结构存在明显缺陷：（1）农民只有从事传统畜牧业生产的简单经验，缺乏现代畜牧知识和技术；（2）普遍受教育年限短，虽具有一定的模仿能力，但对新知识、新技术、新信息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差，农村的知识和技术传播效率低；（3）长期的单家独户经营，独立意识强，合作素质差。一盘散沙，不抱团。无论是农户与农户之间的“横向合作”（自愿组成合作社），还是农户与公司之间的“纵向合作”（实行定单生产、产业化经营），都存在一些困难和障碍。 “人才是市场竞争的第一资源”。市场竞争在表面上是产品竞争、产业竞争，在本质上则是人的竞争。农村是“穷人扎堆”的地方。农民既缺乏对“畜力”的投资，又缺乏对“人力”的投资。这种“财”与“才”的“双短缺”局面，是“建设关中畜牧大区”面临的最大制约因素。农户资金短缺，可以通过多种融资渠道解决，而知识和技术必须由农民通过自己学习掌握（当然，如果有发达社会化服务体系或发达的合作社组织，农民也可以从中“融通”一部分知识和技术）。“建设关中畜牧大区”的一项极为紧迫的任务，就是把政府拥有的人才资源优势，以及杨凌部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科研教育优势，迅速地转化为农民畜牧业生产中的科技优势。要在畜牧专业基地、片区，组织农民畜牧科技状况调查，开展有针对性的实用技术培训。要顺应农民知识和技术接受能力差而模仿能力强的特点，大力推行畜牧业标准化生产，向农民提供“傻瓜化”的畜牧技术产品，加快现代畜牧知识和技术的扩散与传播，提高农民科技素质和生产经营能力，从根本上增强市场竞争优势。 四、把握“集中”与“分散”关系，优先发展集中产区 任何经济社会活动都是在一定地理空间上进行。由于地理空间的非匀质性，造成不同地理空间的经济成本差异，进而形成空间效率的差异。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总是不断从低效率地理空间向高效率地理空间集中（聚集）。因此，经济社会活动在空间上总是呈现出了“集中”和“分散”两大特征。 “分散”是传统畜牧业的基本特征。“分散”是效率释然。传统畜牧业依附于种植业，是家庭种植业的“配套”产业，其生产“原料”来自家庭种植业剩余，其产品“市场”在于家庭消费。因此，传统畜牧业不仅受限制于家庭规模，也受限制于种植业规模。由于种植业的特点是分散利用土地，以种植业为谋生之道的家庭和村庄，在地理空间上也就接近均匀分布。因此，以家庭为单元的畜牧业自给自足，分散独立存在，如星星点灯。 “集中”是现代畜牧业的重要特征。“集中”的根据依然是“效率”。由于社会分工发展、技术进步和市场机制深化，地理空间的效率结构发生变化。原来难以利用，缺乏效率的空间，开始变得容易利用并富有效率。随之，经济社会活动空间结构和布局发生“趋利性”演变。这种演变工业经济表现明显，农业有相同趋势。在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中，畜牧业逐步由“面向家庭”需求到“面向市场”需求，“产品”在市场销售，“原料”从市场采购，逐步超越了家庭和种植业（养畜的农户数减少，农户的养畜数增加，少数农户养了多数畜禽，畜禽向专业农户集中），呈现专业化、基地化、集约化，“集中”连片发展的趋势——专业户专业村专业小区（园区）专业乡大型畜牧产业基地。正象工业经济中的“块状经济”、“园区经济”一样，畜牧业“集中”带来了“规模效益”和“聚集效应”。“集中”能充分利用家庭劳动力和庭院空间资源，能促进养殖信息、技术传播，能共享防疫、配种等公共基础，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 “集中”连片发展，发挥“规模效益”和“聚集效应”是“建设关中畜牧大区”的必然选择。“集中”有不利于资源高效和循环利用；有利于知识、信息传播和科技进步；有利于实行社会化服务；有利于农户分享公共设施和合作闯市场；有利于紧密衔接产销关系，促进产业成长。要实施畜牧业的“集中”战略，设想未来的“关中畜牧大区”是由若干大型奶牛专业生产基地和众多肉牛专业片区、生猪专业片区、禽蛋专业片区共同组合而成。要规划和建设若干畜牧业专业基地、集中片区（组团），由专业大户而专业小 区，而专业村、专业乡，直至专业县，终成“星火燎原”之势。陕西省宝鸡市已经着手在陈仓区渭河南岸的蟠溪、天王、钓渭三镇建设奶牛产业区，实行基地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社会化服务，强力推进畜牧业现代化，计划用3年时间建设30个奶牛小区、60个挤奶站，奶牛数量由1.25万头增加到3万头以上。可以采取措施，支持宝鸡市陈仓区三镇奶牛集中产区建设，使其成为“建设关中畜牧大区”中建设高效集中畜牧产区的探路先锋。 “合作社”是农业中的现代企业制度。每一个分散生产经营的农户都是相对独立的市场主体。合作社是社员（即加入合作社的小规模经营的农户）在市场交易中的“代言人”，是“集中”社员实现市场需求（而不是代替农户）的组织。合作社的“第一要务”是为社员提供“服务”。在“建设关中畜牧大区”过程中，要发挥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的优势，使“合作社”成为“关中畜牧大区”的重要组织载体。要在发展专业户、养殖小区、专业村、专业乡的同时，注意引导农户发展合作经济，自愿组成“合作社”，由合作社为农民开展“原料”采购，“产品”销售以及防疫、配种和信息、技术服务。通过合作，增强农户的市场地位，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就农业产业组织形态而言，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称道的是家庭承包经营，90年代称道的是公司与农户的纵向连接（是经济合作的一种）的产业化经营，那么在21世纪初农户与农户的横向合作将登上前台，最终形成比较完善的农户+合作社+公司的农业组织体系。 五、把握“政府”与“市场”关系，注重发挥政府功能 从理论上讲，市场经济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的经济，政府的职责是矫正市场机制的缺陷，弥补市场机制之不足。市场是“无形的手”，政府是“有形的手”。一般而言，只要“无形的手”能够有效发挥作用，就不需要“有形的手”参与。否则，就是政府越位、错位，这将会降低市场运作效率，损害市场经济主体利益，损害国家或区域经济效益。 但是，市场运转也是有成本的。当市场机制发育不完善时，市场运转的成本很高。小规模经营的农户，进入市场交易的成本更高。目前，在农业经济、畜牧经济中出现了“市场失灵”的严重问题。甚至在一些领域，比如在人才、技术、信息以及防疫等方面市场机制很难有效发挥作用。畜牧人才市场失灵、技术市场失灵、信息市场失灵、防疫市场失灵的重要原因就是农户规模过小，从市场上购买技术、信息和人才、防疫服务“不经济”。因此，对于小规模经营畜牧业的农户来说，这些产品具有了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性质，需要由政府或准政府组织（比如非营利的市场中介组织）提供。 进一步讲，在“建设关中畜牧大区”中，政府应当为产业组织（如农户、合作社、畜牧企业）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以提高市场运转效率。政府应当提供的公共产品，具体包括（1）根据市场规则确立优先扶持的“主导性产业”；（2）建立起与主导产业发展相适应的组织管理体系；（3）为畜牧专业生产基地、片区（养殖小区、专业村、专业乡）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补助；（4）支持多种形式的畜牧兽医科技、信息的社会化服务网络建设；（5）建立“官方”兽医制度，健全动物防疫监督体系；（6）为农户自愿组成的“合作社”提供必要资助；（7）执行法定的市场规则，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保证市场高效率运转。 必须指出，市场机制存在缺陷（市场失灵）问题，政府功能也存在缺陷（政府失灵）问题。必须正视政府失灵，（1）政府资源不足，“政府无能”，难以兑现既定的政策承诺；（2）政府集体腐败，运转成本上升，组织费用过大；（3）政府过度介入，市场机制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经济缺乏活力，损害总体经济效益。因此，不能对政府的期望值过高。在具体实践中，既要注意防止和矫正“市场失灵”的问题，又要注意防止和矫正“政府失灵”的问题。政府不能错位，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只有“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密切配合，才能使“建设关中畜牧大区”事业顺利推进，快速发展

畜牧业论文篇（7）

2舍饲养殖的不足

舍饲养殖虽然可以快速提高牛羊肉的产量，提高单位养殖规模，有利于大型机械化操作，但前提是以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消耗大量的粮食和有限的农副产品为代价，大量使用各种药物及各种添加剂，生产出口感不好但又不得不吃的奶肉食品，导致现在很多人宁愿长途驾车到农家及牧区高价购买散养的肉蛋奶及天然状态下生长的食品，也不愿在市场购买。特别是舍饲养殖根本无法系统管理，不确定因素相当多。牛羊容易发生疫情，生产的母畜及幼畜成活率不高，稍有不慎带来的损失将是致命的，尤其是舍饲养羊违背了羊的生长规律，改变了羊的生物特性，产出的羊肉自然品质不高。

3草原畜牧业绿色发展模式

鉴于以上传统放养的缺陷和舍饲养殖的不足，政府部门目前投入大量资金项目给农牧民建筑羊舍，开发部分饲草料基地等大量的农牧业基础建设。但要想生产更多的有机食品，进行规模化养殖，必须从源头上解决饲草问题、改变饲养模式，只有这样才能生产出更多的绿色有机食品，让人们吃到放心肉。而这需要在合适的、符合开发条件的草原和部分沙化半沙化的草场上配套水利设施，种植各种牧草，以最大的限度提高单位产草量，用科学的方式，利用循环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根据当地的土壤、气候和牧草的生长特点、生长规律，选择多年生、耐践踏、再生力强的牧草(如柠条、苜蓿、无芒雀麦、羊草、鸭茅、高燕麦草等）分段、分片、分季节循环放牧，建立永久的牧草地，放牧还能促进草地植物，具有超补偿性生长。并结合放牧对象（比如牛吃高草，羊吃矮草，鸡吃虫子等）探索出一条科学有效、节能环保、循环利用又顺应自然、尊重自然、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这样既可生产出绿色有机食品，有利于消费者健康并带动农牧民致富，而且经营者又能产生很大的经济效益。并且种植牧草除了能作为家畜的主要饲料外，对改良土壤理化性状、维护土壤肥力、防风固沙、保持水土、绿化环境和调节气候也有重要作用。由于牧草具有高效率利用光能的特点，因而发展牧草生产有利于建立稳产高产的农牧业生产体系、维护生态平衡，符合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利用，有利于促进农牧业可持续发展。并且市场潜力较大，辐射带动能力强，预期效益好；资源优势突出，区域特色明显；产品科技含量较高，竞争优势比较明显；还可有效治理污染；废弃物能得到有效利用；总体投资较舍饲养殖少得多，可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将成倍增加。但是要想使规模化养殖起到辐射带动作用，单靠个人或企业是无法达到的，只有得到农业部门的高度重视，并获得项目资金的大力扶持才可实现种草养畜，自然放牧，生产有机食品；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产品走向世界。

畜牧业论文篇（8）

在畜牧业发展环节中，畜禽品种的选择、畜禽的饲养管理、环境卫生的控制等一系列标准化生产技术没有得到落实，也导致了畜牧业发展停滞不前的状态。

1.2缺乏污染治理技术

随着畜牧业生产范围的扩大及生产方式的改变，使得其污染程度已经非常严重，而我国对畜禽污染的治理水平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污染的防御及治理技术还没有得到全面地开发，导致畜牧区周边的空气、水流等被严重污染。

2提高现代畜牧业畜牧技术的推广效果

畜牧技术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畜牧经济的发展，而“推广”作为技术与生产的纽带可以将畜牧技术快速地转化为生产力。那么，提高现代畜牧技术的推广效果，可以从以下4点入手：

2.1推广技术应创新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是衡量技术创新的三大指标，一项创新的推广技术能够改变现有的畜牧业生产方式，提高畜禽的生产效率，如畜禽的成活率、出肉率等。

2.2推广内容应适用

任意一项畜牧技术的推广都要结合生产实际和市场的需求状况。技术的推广需要人力、物力以及资金的投入，超出客体能力范围的技术推广则很难实现。

2.3推广目的应有效

推广目的的有效性表现为目的与目标一致，畜牧技术的推广目的指导目标的制定，目标的制定又服务于目的的实现。一般由政府职能机构推广的畜牧技术具有明确的目标和较强的目的性，推广的效果比较好。

2.4推广活动应系统

畜牧技术的效果不仅仅受技术，还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例如市场状况、资源条件等，必须综合考虑，统筹安排，因此，畜牧技术的推广活动是个系统工程。

3现代畜牧业发展中畜牧技术的提升方法

3.1推广实用技术

3.1.1重视畜禽的品种选择

在挑选畜禽的品种时，应该从正规有保障的地方引进，这样可以提高畜禽的品种质量，降低畜禽的死亡率，使畜禽能够健康生长。

3.1.2改善畜禽的舍窝

引进带有高科技设备的畜禽舍窝，使畜禽的生长环境得到改善，畜禽能够在舒适的环境中生长。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季与寒冷的冬季，注意降温措施及保温措施。畜禽的生长环境得到了改善，畜禽的生产周期就会缩短，随之提高畜禽的生产能力。

3.1.3提高畜禽的饲养管理技术

学习畜禽的饲养方法，使用科学有效的畜禽饲养管理技术，采用优质健康的饲料，让畜禽更好更快地生长、产蛋，不断加强畜禽的质量。

3.1.4建立严格的环境管理制度

在现代畜牧业的发展中，不仅要重视畜禽的生长，还要重视环境的发展。不能等环境已经出现问题之后才来考虑治理环境的方法，要通盘考虑环境的预防与治理问题，加大环境卫生预防方面的费用投入，从而在提升畜禽质量的同时改善周边的环境卫生。

3.2推广标准化的生产技术

对畜禽的饲养管理过程中，采用科学规范的生产管理方法。从疫病控制、卫生消毒等重要环节着手，促进畜禽在质与量上共同发展。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上不断创新，使新的养殖技术能够获得大家的认可。对养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全面细致地总结，及时做出调整找出解决办法。建立畜牧业的信息技术服务网站，针对畜禽饲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可以供大家进行讨论与交流，并在专家的帮助指导下将先进的畜牧技术应用到现实养殖过程中，促进标准化的生产技术得到广泛推广。

3.3推广标准化的畜牧小区

选取与农村居住区以及周边交通干线距离适中的位置作为畜牧小区，在布局上将生活区与生产区分开，污道与净道分开，并且配备污水处理的相关设备，确保将畜禽的饲养管理技术与卫生防疫结合起来，从而实现标准化的畜牧小区。推广标准化的畜牧小区，改变畜牧业的生产方式，可以促进畜牧业向规模化和产业化方向发展。

3.4推广污染治理技术

随着畜牧业的大规模发展，畜禽产生的粪污严重影响了周边的空气和河流，因此，推广污染治理技术是刻不容缓的事。

3.4.1推广先进的污染处理技术

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提升畜禽饲料的转化率，减少氮、磷等恶臭气体的排放，从源头减少污染。有效分离污染物，采用干湿分离、粪尿分离、雨污分离等办法处理畜禽产生的粪污，尽量不给周边的环境带来影响。

3.4.2推广先进的污粪处理技术

推广使用沼气技术、干燥技术等先进的粪污处理技术，使污染物变废为宝，提高污染物的利用率，在解决环境污染的同时给附近的人们带来经济效益。

3.4.3提炼畜禽粪便中的可用微量元素

畜禽的粪便中含有丰富的可用微量元素，例如氮、磷、钾等，将其提炼出来可以制造有机、无机的复合肥，制成的肥料对农作物的生长有很大的好处。因此，加强提炼技术也是有待研究突破的一个关键之处。

3.5注重畜牧业人才技术的培养

以往畜牧业的发展只是注重畜牧技术的推广环节，忽视了对人才的培养。人力资源是发展的根本要素，合格的生产者方能生产出合格有效的产品。根据这一理念，应广泛推行畜牧兽医职业资格等制度，注重对畜牧业人才的培养。

畜牧业论文篇（9）

此外，还要做好动物产品加物流配送和品种改良地的建设。在动物养殖过程中要强化动物检验检疫工作，保障畜牧业动物制品及其副产品的安全性。做好动物检疫接种服务工作，对于新引进的牛羊品种进行隔离观察，一个月后在不出存在任何传染病的前提下，才能将其混入到牛群和羊群中。做好强制免疫工作，全面实施免疫标志制度，经过免疫的品种都应该打上耳标，提高畜牧产业动物养殖的疫病防治质量。同时还要完善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动物免疫防治体系建设，建立完善的疫情预警监督机制，做好动物疫病的各项监督工作，通过不断对疫情管理人员进行专业技能、培训提高是，提高整个专业对舞蹈额质量，保证内蒙古鄂托克前旗畜牧业生产的安全化和有序化。

2内蒙古鄂托克前旗要发展畜牧养殖新模式要保证科学化养殖

畜牧业论文篇（10）

2政策性保险存在的问题

2．1配套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05年12月29日通过，自2006年7月1日起施行，1995年6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根据2002年10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对其进行修正，《畜牧法》和《保险法》确立时间早，均未对政策性畜牧业保险作出具体规定，近年来，又未作出修改，更新速度慢，与现实社会相比有些脱节，政府也没有针对畜牧业的发展特点来拟定具体的畜牧业保险法，难以应对最新的畜牧业发展所存在的问题，法律法规的缺失给发展政策性畜牧业保险带来诸多困难。畜牧业容易受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具有脆弱性的特点，属高风险行业，一旦发生巨大灾情或疫情，又没有法律的支持和保障，保险公司的资金难以满足赔偿需要。

2．2政府对畜牧业发展的资金投入不足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政府对畜牧业保险发展的资金投入不足，表现在畜牧业方面发达国家一般都是政府出资占绝大部分，农民对畜牧业保险的费用投入较少，负担较轻。如在美国、法国，政府对农民所交保险费会出高达50％～80％的保费补贴；日本、加拿大、韩国开展的畜牧业保险事业，政府不仅出资补贴事业运营经费，对积极投保的农牧民国库30％～50％的补贴保费，而且政府还提供保险的再支持。然而，我国政府对畜牧业保险补贴的费用补贴极少，相应的规定支持的法律措施也没有出台，信贷支持方面的比例覆盖面也只有30％左右，还有一些因为执行力度和操作不到位，资金支持就更得不到保障了。所以，畜牧业保险的机构因缺少创业资金而难以运营。

2．3宣传力度不够，引导防护机制有缺陷

畜禽养殖主要分布在比较落后的乡村或者偏远的山区，基础设施落后，缺少接受教育程度及相应的配套设施，养殖户大多是农民，自身受教育程度不高，领悟能力较差，不能很好地理解复杂的保险条款，而政策性保险的宣传工作不到位，目前只有电视或者广播等单一的方式，也只是浅层次的提及，并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政府对政策性畜牧业保险宣传工作的不重视，使投保率难以保障，还容易引起农民对政策性保险的误解，致使畜牧业保险受阻。引导力度不够，相应的防护机制不健全，养殖户自身很难发现市场的需求和变化，风险得不到有效预防和控制，难以提起农民对畜禽养殖的信心，不利于畜牧业发展。

2．4养殖户和保险公司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制造的巨大的障碍

政策性畜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的高补贴以及一些免税政策对养殖户和保险公司来说都是一笔不小财富收入，在无形中形成了一种诱惑，因为养殖户只需要付出很小的成本就可以获得更多的赔偿（如养殖户往往选择风险较大的标的进行投标，对风险较小的标的不投标），容易让他们为获得补贴赔偿金去选择不努力预防风险和灾害管理，从而加剧道德风险的发生致使政府补贴下的畜牧业保险效率低下。同样的保险公司也存在这种情况，保险公司经营的根本目的在于盈利，因此在经营管理中会自觉选择更利于其获得更多政府补贴的经营方式，而不是真正考虑畜牧业的发展，经营管理补贴费用降低了保险公司的风险责任，会带来市场的供给过剩，容易带来市场波动，而其损失又得由养殖户和保险公司来承担。结果必然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国家也会蒙受损失。

2．5政府为提高畜牧业保险的参保率，强迫农民参保

从国外一些比较成功的农业保险实践中得出经验，保险业要求符合大数原则尽可能在更大范围内分摊风险的特性，同时要保证一定程度的参保率，所以，为了畜牧业的正常推行，畜牧业保险在实施的过程中也必须要选择适当推行强制性投保方式，以保证一定程度的参保率。另外，农民及商业保险公司二者不能自发达成协议，适当的强制性投保是推动农业保险制度迅速发展的有效手段。然而，适当的强制性投保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衡量制度，实际执行中也可能存在一些政府官员为谋取私利，使执行过程变得复杂、艰难，用欺骗或者打压的手段，强迫农民参保。

3推进政策性畜牧业保险工作的建议

3．1健全畜牧业的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

政府应该根据畜牧业的发展特点，尽快出台政策性畜牧业保险法律法规，使政策性畜牧业保险有法可依。就政府自身而言，首先是应该做到遵循指导思想和原则，积极履行在畜牧业保险中应该发挥的职能；接下来由政府、保险公司和省级农业主管部门共同协商，研究确定关于畜牧业补贴的种类、范围和标准；还有明确对以下事物的明确规定也是当务之急：对畜牧业保险的组织形式、性质、保障范围、保障水平、理赔条件、补贴力度、组织机构、运行方式、政府作用、农民参与方式、保费分担原则、巨灾风险的控制、异常灾害超赔资金处理方式、税收、有关部门配合、对政府、保险公司与养殖户需要行使的权利和义务等方面。同时政府要实事求是，规范管理，提高办事效率，实行方便人们的参保手续及赔付程序，使养殖户享受到优质的承保、理赔服务。

3．2加强畜牧业保险的财政支持保障

针对目前我国在畜牧业发展资金投入力度还非常有限的问题，我国政府就更该利用政策性畜牧业保险来合理解决这一问题。着力提高农村保险覆盖面，为经营畜牧业保险机构和从事畜禽养殖的农民提供免税优惠和贷款优惠，拓宽畜牧业投产的融资渠道，根据地区的贫困差距，分别合理地制定农险财政保费补贴比例。在优惠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为避免其流于形式，政府应该加强监管以保证政策性的优惠真正落到实处，造福于人民。

3．3履行政府的职责，加大宣传的力度，建立相应的防护机制

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保证信息资源的畅通流入，为农民接受政策性畜牧业保险的知识提供更多的机会，使用多种宣传工具和采用多种方式方法，从政策性畜牧业保险特点和养殖户自身的需求着手，加大宣传力度，尤其是推广畜牧业产业扶持政策，诸如生猪奶牛良种补贴，能繁母猪补贴生猪调出大县奖励，标准化规模养殖等各项扶持政策，让农民对优惠的政策性畜牧业保险有清晰的认识，从而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投保工作中来，推动这项由政府主导的惠农政策的实施与创新，及时跟上最新的政策性畜牧业保险发展的动态。由于畜禽养殖户大多数是农民，采用农民喜闻乐见而又容易接受的现场宣讲方式，主要内容为养殖户身边的典型案例，势必效果更佳。为促进畜牧业保险事业的不断发展，有必要以国家信用为畜牧业保险经营机构提供担保，同时，由政府主导赔付超额的再保险和整合各级行政资源，为农业保险提供人力和技术保障，做好灾前的防护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

3．4防止逆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发生

逆选择和道德风险是政策性畜牧业保险推进过程中的最大障碍之一，针对这个问题，政府应该做好事前防范，事中监督，事后管理，以下措施必须推行：首先，在农民对政策性畜牧业保险投保之前，以及保险公司贷款之前，根据投保情况，建立严格的信用评级制度，分等级的进行管理；接下来是在人们投保或贷款后，定期的举行一些讲座等教育活动，主要内容为关于政策性畜牧业保险投保之后应该注意的相应规章制度与条款，增强投保人的道德意识，同时采用邻里或者乡里之间相互监督的措施，以降低道德风险；最后，按照逆选择和道德风险带来政府和国民的损失程度，制定相应的惩处方式，且方式必须严厉有效，如投保人的信用与贷款买房等日常生活密切联系起来。

3．5尊重养殖户自身的选择

对畜牧业保险的投保问题，政府应该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履行自身的职责，尊重养殖户自身的选择，不强力胁迫农民参保，应该做好事前的宣传与引导工作，普及畜牧业保险的相关知识。加强对畜牧业保险投保费用征收的政府官员的监督与管理，尽量避免因个别官员自身素质问题，使畜牧业的发展受到影响。

畜牧业论文篇（11）

1.2全州畜牧业的发展和收入还是低于经济作物种植的收入，农民还是以种植经济作物作为主要的生产，畜牧业只是作为副业发展。以畜牧业养殖作为家庭主要收入的比较少，没有大规模和技术水平高的畜牧企业，在畜牧业的生产、加工、储存、销售等环节上没有有实力的龙头企业，不能调动其他农户发展养殖的积极性。

1.3动物疫病威胁着养殖业的发展。由于畜牧业的发展，流通的频繁，用药的不规范，使得动物疫病的种类增多，治疗也变得很困难。近年来，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等重大动物疫病的流行，给畜牧业生产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还有一些地区防疫做的不到位，技术人员缺乏，应急预案几乎没有，经费紧张。还有与外国接壤的地方，贸易频繁，也从外地带来了疫病，也对畜牧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1.4市场体系还不完善，全州比较大的牲畜交易市场很少，有的地方虽然有，但是服务也跟不上，存在着的牲畜交易有场无市的现象。

2对策及前景规划

2.1加强领导工作，转变发展观念首先要做好对畜牧业工作的组织领导，全力发展畜牧业，加大宣传的力度，推进健康的绿色养殖。加强畜牧行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发展步伐，使养殖业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大幅度提升，向生态化畜牧业养殖发展。

2.2推进养殖业的产业化发展增加对养殖业的资金投入，吸引外资和社会各方面的资金投入到畜牧业中，加大政策对企业的扶持力度，引进高科技的龙头企业，建立养殖业产业基地，带动更多的养殖户发展壮大。通过发展“订单牧业”、“公司+农户”等经营模式，使企业和养殖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形成生产、加工、销售等一条龙的产业化经营格局。每年启动100多个新农村畜牧养殖示范村建设，根据每个村的具体情况，建成仔猪繁殖村、生猪肥育村、肉牛育肥村、肉牛养殖小区、茶花鸡养殖示范村、茶花鸡保种村等，促进畜牧业的快速发展。

2.3做好畜禽品种改良和饲料基地的建设引进畜禽品种，来对地方品种进行改良，提高其生产性能，保留原来优良的特性，规范畜禽生产和经营。尤其是做好对版纳茶花鸡、版纳斗鸡、滇南小耳猪的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建好保种区、保种场、基因库。建立婆罗门种牛繁育场，同时加强配种站建设，引进先进设备，提高技术水平，提高良种的覆盖率。做好饲料基地建设工作，根据当地的养殖畜禽数量，确定饲料饲草的种植面积，种植优良品种，提高产量，做到饲草饲料和畜禽的供求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