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论文大全11篇

畜牧论文篇（1）

农史学家认为，进入传统农业时代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重农轻牧的跛行状态”，与欧洲中世纪一直保持着农牧并重的局面迥然不同，作物种植特别是谷物栽培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畜禽饲养业则无足轻重。因而，自战国以来，中国农业乃是一种“跛足农业”，即作物种植与畜禽饲养发展极不平衡的农业（注：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中国农学史》上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56、75页。）。大体说来，这种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在长城以南地区，自战国秦汉以来，畜牧业的确基本处于农耕经济的附属和补充地位，并且从总体上说，其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呈下降的趋势。不过，具体就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而言，这种下降的趋势是波浪式，而不是直线式的。在某些历史阶段，这一地区的畜牧经济比重曾经比前一历史时期有明显的上升，中古时期即是如此。

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业的问题，一些学者的论著曾有所涉及，比如关于中游地区畜牧业的分布、北魏时期的国营畜牧业、唐代的马政等均曾有所论述（注：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收入其《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为探讨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曾对先秦至唐代黄河中游的农牧消长情况做了较多论述；史念海《隋唐时期重要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其与人为作用的关系》和《论唐代前期陇右道的东部地区》等文（收入所著《河山集》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对黄河中游的半农半牧地区和牧业生产有所论述；朱大渭《北魏的国营畜牧业经济》（收入所著《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对北魏国家牧场建立的动因、实况及其与北魏统一北方及国势强盛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马俊民、王世平著《唐代马政》（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对唐代马政（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进行了较系统研究。除此之外，唐启宇《中国农史稿》（农业出版社，1985年）4章2节、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2卷3章1节简述了魏晋北朝时期畜牧业向内地扩张的史实；高编《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5章则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畜牧业做了简要概述。还有一些学者的论著对这方面的问题也略有涉及。但已有的成果多限于讨论局部性具体问题或做笼统简略介绍，目前尚未见有关于这一问题的系统综合性论著发表。），但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历史变动及其社会生态导因、经济意义与文化内涵，尚未见有专门的讨论。为弥补这一欠缺，笔者曾在《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注：参拙著《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04-124页。）一书中对有关问题做了一些初步探讨，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申论。主要问题包括：1.中古以前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如何？2.中古时期本地区畜牧生产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动，原因何在？3.何以本地区畜牧经济在中古前期一度明显上升之后复转衰退？4.如何认识中古北方胡汉民族融合与农牧经济变动之间的关系？作者试图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为探讨古代中国（不包括中国西北草原地区）农牧经济畸轻畸重、跛足发展的过程与原因提供新的思路，并对所谓民族文化融合与农牧生产方式选择的关系问题提供粗浅看法。由于直接有关的资料并不充分，笔者对一些问题较多地进行了个人认为是合理的推测，所得出的结论恐难免有很大主观性，舛谬之处，恳请识者批评驳正。

一上古时期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

考古资料证实，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地区开始踏入农业时代的门槛，畜禽饲养业也应运产生。在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的畜牧生产取得初步发展，马、牛、羊、猪、鸡、犬相继被驯化家养，我国传统的“六畜”逐渐齐备。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大量的家养畜禽骨骸遗存，其中以猪的饲养最为普遍、数量也最多。考古资料显示：在河北磁山文化遗址中，已有颇多的猪骨出土；至仰韶文化及其后的龙山文化时期，家猪在各种家畜中占绝对优势，成为当时这一地区最为普遍饲养的家畜（注：参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37页。）。至于原始时期这一地区的作物种植和畜禽饲养在经济比重上是否有明显的轻重大小之分，尚无法证明。

自原始社会末至春秋时期，当地居民的生业方式逐渐分化，一些部族主要从事农耕种植，另一些部族则以畜牧生产为主，当然也有少数部族可能仍以采集、捕猎为主，这就是所谓“夷夏杂处”的经济背景。在“夷夏杂处”时代，北方地区农耕与游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长期并存，直到春秋时代这一地区还活跃着不少以游牧为主要生业的戎、狄，牧养着大量的畜群。由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仍然稀少，农田之外的森林草莱还很广袤，故即使是以农耕为主要生业的民族也拥有大群的家畜。例如据殷商甲骨卜辞的记载，商代祭祀用牲数目相当大，一次用牲百头以上者不乏其例，最高用牲量一次可达“五百牢”或“千牛”，说明当时拥有大量的存栏牲畜（注：参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77-78页。）；周人虽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民族，但西周时期乡野中仍可见“三百维群”的羊和“九十其犉”的牛群，畜牧业亦堪称发达（注：《诗经·小雅·无羊》云：“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按：黑唇黄牛曰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糇，三十维物，尔牲则具。”吟颂牧人在野外大量放养牛羊的情景，其中羊三百成群，黑唇的黄牛则九十成群，反映西周部民畜牧规模亦甚可观，仍未出现农耕与畜牧经济畸轻畸重的局面。）。“夷夏杂处”时代，是农耕与畜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激烈竞争的时代，夷夏部落之间的冲突从一定意义上说乃是这种经济文化竞争的政治表现，尽管农耕文化逐渐排挤畜牧文化是主线，经济比重的天平不断向农耕倾斜，最终以农耕生产为主的华夏部落取得彻底的胜利，但在当时，畜牧生产仍然占据较高的比重（注：有关问题，可参李根蟠等《我国古代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关系中的若干问题探讨》一文的论述，载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89-206页。）。不仅如此，文献资料还反映：在“夷夏杂处”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产构成中，马、牛、羊等单纯草食性的家畜具有相当高的地位，由于战争、运输和祭祀的需要，国家和领主贵族经营着规模相当大的马、牛、羊饲养业。

然而自战国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牧畜为主业的民族不断向西北退却，农耕经济文化与畜牧经济文化在地理空间上日益呈现出明显的隔离，长城逐渐成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地理分界线：长城以南属农耕区域，长城以北则为游牧民的天下。不过，这种隔离是逐渐形成的，并且在农区与牧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过渡地带——即半农半牧区。

从自然条件而言，冀晋山地和关中盆地以西、以北均为农牧兼宜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在历史上这些地区业农业牧迭相变更，大抵取决于汉、胡力量的强弱对比，汉强胡弱则当地经济以农耕为主，胡强汉弱则往往转事畜牧。据《史记》卷129《货殖列传》记载：自战国至西汉初年，“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天水、陇西、北地、上郡，“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据此，则“那时的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上游二区还处于以畜牧射猎为主要生产活动方式的时代”，即黄河中游仍拥有相当广泛的畜牧区域（注：参前揭谭其骧文。）。然而自秦朝统一以后至西汉时期，随着西北边郡移民屯垦事业的发展，农耕经济曾经大幅度向西北推进，农耕区域一直扩展到了阴山脚下，自秦长城以南处处阡陌相连、村落相望，其中“河南地”（注：指关中盆地往北的黄河以南地区。）的新兴农业尤为繁荣，堪与关中地区相媲美，在当时被称为“新秦中”。故此，在秦汉时期，黄河中游地区的畜牧经济一度向西北明显退却。

至于中原内地，随着农田扩展、草场减少，大规模的野外放牧更日渐萎缩；同时，社会经济生产的不断个体家庭化，使得家庭小饲养业逐渐成为当地畜牧生产的主要方式，故战国时人议论畜牧业的重要性，多据家庭小饲养业而言，并且饲养对象以猪、鸡、犬等无需大片草场的杂食性畜禽为主（注：如《荀子·荣辱》说：“今人之生也，方畜鸡狗猪彘，又畜牛羊。”显然以畜养杂食性畜禽为主。又《孟子·梁惠王上》云：“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又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则家庭饲养谋取肉食大抵均为无需大片草场的小畜禽。诸如此类，不一一俱引。）。畜牧生产的规模、畜产结构与发展趋向，与商代、西周和春秋时代相比，逐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两汉时期，内地虽然也曾出现过卜式这样以善牧畜而致富的大户，饲养的羊以百计，甚至可达千头（注：《汉书》卷58《卜式传》。），但在汉代这毕竟是绝无仅有的；整个社会则以家庭小规模饲养为主，除耕牛之外，猪、鸡等畜禽为主要饲养对象，养羊虽也不断见于文献记载，但远不能与养猪相比（注：《齐民要术·序》中列举了多位汉代循吏教民治生的事迹，俱称其督导百姓养猪、鸡、牛等。如黄霸在颍川（今河南禹县等地）“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龚遂在渤海（汉渤海郡辖今河北沿渤海地区），令“家二母彘、五鸡”；僮种在不其，“率民养一猪、雌鸡四头，以供祭祀，死买棺木”；颜斐在京兆“课民无牛者、令畜猪，投贵时卖，以卖牛”；杜畿在河东（汉河东郡辖今山西西南部），“课民畜字牛、草马，下逮鸡、豚，皆有章程，家家丰实”等等，但都未言及课民养羊。足以说明当时北方内地养羊并不发达。另《世说新语》记载曹魏、西晋故事，有多条涉及猪，但羊却几乎未提到。）。这些情况说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农重牧轻、农牧比重失衡的状况已相当明显，这也反映了当地作为传统农耕区域经济生产的一般特征。

由上可见，自新石器时代至两汉时期，畜牧经济在当地经济体系中的比重是逐步下降的，曾与农耕生产居于并重地位的畜禽饲养，至战国秦汉时期日渐沦为前者的附庸和补充，并且这看来似乎是一种必然的趋向。

二中古时期畜牧生产的主要变动及其原因

自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一路下滑的趋势，由于种种生态的和社会的原因而得到遏止，在中古时代即魏晋—隋唐时期，当地畜牧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反弹过程。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畜牧区域曾一度向东南方向显著扩张，国营和私营的大型畜牧业都取得明显发展，其畜产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首先看看畜牧区域的扩张情况。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区域的扩张过程，始自东汉，迤至唐初，以十六国及北朝前期为最盛期，而以中游地区最为显著。

如上所言，在秦代和西汉时期，农耕区域一直扩展到了阴山脚下，秦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成为以农为主的经济区域。然而，自东汉开始，可能由于气候转冷的关系，西北边境的匈奴、羌、胡、休屠、乌桓等少数民族的东南向运动逐渐活跃起来，加以东汉王朝绥抚失当，边境冲突不断加剧，农耕区域逐渐向南退缩，至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中游大致即东以云中山、吕梁山，南以陕北高原南缘山脉与泾水为界，形成了两个不同区域。此线以东、以南，基本上是农区；此线以西、以北，基本上是牧区。”（注：谭其骧：《长水集》（下），22页；又参史念海《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收于《河山集》3集，55-75页。）直到北魏中期以后，上述地区由于政府力量的推动及少数民族逐渐汉化，始出现由牧转农的迹象，但其转变过程却是十分缓慢的，在长达数个世纪中，这些地区的畜牧业均甚为发达。可以说，历十六国至于唐初，黄土高原地带一直是胡、汉混杂居处而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其经济生产也以畜牧业为重。

就分区情况而言，在今山西地区，北魏时期尔朱氏世居水草丰美的秀容川（注：据《魏书》卷106上《地形志》上记载，当时秀容为郡，辖秀容、石城、肆卢、敷城四县，在今山西忻县、原平县一带。），以畜牧为业，其“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注：《魏书》卷74《尔朱荣传》。），可见这一地区在当时是畜产极为丰富的繁荣牧区。陇右地区的人民，直至隋代仍“以畜牧为事”，不便定居屯聚（注：《北史》卷73《贺娄子干传》。）；唐武则天时期，人们仍认为“陇右百姓，羊马是资”（注：《全唐文》卷269张廷珪《请河北遭旱涝州准式折免表》。）；直到唐代中期以后，位于京兆西北的邠、宁等州，还因产羊甚多成为人们贩羊的好去处（注：《太平广记》卷133“朱化”条引《奇事》载洛阳人朱化贞元初西行邠、宁贩羊事。）。由于畜牧经济发达，自北朝至于唐代，政府对牧民实行特殊的赋税政策，赋税征纳以羊、马等牲畜为准，北魏时期曾多次诏令向民间征调戎马、大牛（注：见《魏书》卷3《太宗纪》、卷4上《世祖纪上》。）；唐代的情况，据《大唐六典》称：“诸国蕃胡内附者，亦定为九等……附贯经二年已上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共一口”（注：《魏书》卷3“户部郎中员外郎”条。），国家从这些地区获得了相当丰富的畜产。

事实上，当时畜牧区域的扩展并不局限于黄土高原，中原腹地也有不少一向以农耕经济繁盛而著称的州郡，农田大片沦为牧场。例如，曹魏时期即曾在号为农田沃野的“三魏近甸”区域设立“典牧”，大片土地被规占为养牛牧场，西晋初年尚有牛四万五千余头（注：《晋书》卷26《食货志》引杜预上疏。）；西晋的京畿之地——司州（辖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东接河北南部及山东西境），在两汉时期乃为人口最密、农业最盛之区，此时却是牧苑广阔，“猪羊马牧，布其境内”（注：《晋书》卷51《束皙传》。）。与司州相邻的冀州平原郡界，十六国时期亦有马牧苑的设置，羯人石勒起兵时，即利用了当时牧苑的马匹（注：《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北魏迁洛之后，更辟“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设立河阳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注：《魏书》卷44《宇文福传》。）。这一时期，在内徙游牧民族聚居的其他地区，也有大片农田被规占为牧场的情况。一时间，黄河中下游在一定程度上复归于战国以前的“夷夏杂处”、农牧交错的局面。

与畜牧区域扩展相联系的，是国营和私营畜牧业生产规模的扩大。

首先是这一时期的国营畜牧业空前繁荣。由于黄河中游地区具有发展畜牧业的良好条件，故自两汉以来一直是发展国营畜牧业的主要地区，北魏隋唐时期更是主要的国家畜牧基地。

拓跋魏氏起于畜猎，对于官牧经营十分重视，曾先后设立了四处大型官牧场。早在道武帝天兴二年（399年）即在平城附近地区开鹿苑牧场，至明元帝泰常六年（421年），又“发京师六千人筑苑，起自旧苑，东包白登，周回三十余里”（注：《魏书》卷3《太宗纪》。），对旧牧场进行扩建；若干年后，太武帝拓跋焘在鄂尔多斯以南地区大兴官牧，建立了规模最为庞大的河西牧场。《魏书》卷110《食货志》称：“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注：按：此“河西”指自今山西渡黄河而西的鄂尔多斯东南地区，非指河西走廊。）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其后复于漠南建立牧场。及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为满足京师洛阳军事警备的需要，复命宇文福主持兴建河阳牧场，更将国营畜牧经济推进到中原腹心地带。《魏书》卷44《宇文福传》载：“时仍迁洛，敕（宇文）福检行牧马之所。福规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事寻施行，今之马场是也。及从代移杂畜于牧所，福善于将养，并无损耗”；河阳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注：《魏书》卷110《食货志》。）

唐代为古代中原王朝官牧发展的极盛时期，经营区域也基本上是黄河中游一带。史书记载：“国家自贞观中至于麟德，国马四十万匹在河陇间。开元中尚有二十七万，杂以牛羊杂畜，不啻百万，置八使四十八监，占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幅员千里，自长安至陇右，置七马坊，为会计都领。岐陇间善水草及腴田，皆属七马坊。”（注：《旧唐书》卷141《张孝忠传附茂宗传》。）关于以原州为中心的监牧，《元和郡县志》记载甚为具体：“监牧：贞观中自京师东赤岸泽移马牧于秦、渭二州之北，会州之南，兰州狄道县之西，置监牧使以掌其事。仍以原州刺史为都监牧使，以管四使；南使在原州西南一百八十里，西使在临洮军西二百二十里，北使寄理原州城内，东宫使寄理原州城内。天宝中，诸使共有五十监：南使管十八监，西使管十六监，北使管七监，东宫使管九监。监牧地，东西约六百里，南北约四百里。”（注：《元和郡县志》卷3《关内道》三“原州”。另参《全唐文》卷226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资治通鉴》卷212玄宗开元十三年。）自山陇以东，岐、邠、泾、宁诸州界也设有八坊，《新唐书·兵志》称：“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置八坊岐、豳、泾、宁间，地广千里”。此外，夏州有群牧使，盐州也曾有八监，岚州有三监；而同州朝邑县的沙苑监，则牧养诸牧所送牛、羊，以供朝廷尚食、宴会和祭礼之用。本区域的其他地区，也有一定的国营牧养业生产，例如虢州即曾有官豕三千（注：《新唐书》卷223《卢杞传》。）。

由这些史实可见，中古特别是北魏和唐代，国营畜牧经济繁盛发展，生产规模之大超越西汉，以后的历史时期也罕能匹敌。

诚然，古代的国营畜牧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军事上的需要，特别是用马的需要，因此马匹是主要的牧养对象，国家牧政也因而常被概括为“马政”。对此，学者们已有相当详细的论述。但是本文要特别指出：谈论中古国营牧业，也不能忽视其中的肉畜，特别是羊的生产。实际上，在唐代监牧中，羊是除马之外数量最多的一种牲畜，其中的羊群数目是相当可观的。据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一文记载：开元元年（713年）监牧共有马24万匹，至十三年（725年）发展到43万匹；除此之外，牛由35000头发展到5万头，而羊则由112000口，发展到286000口（注：《全唐文》226。）；又据天宝十三载（754年）六月陇右群牧都使奏判官、殿中侍御史张通儒及副使平原太守郑遵意等人的清点，当时陇右群牧总共有牲畜605603头匹口，其中有羊204134口（注：《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羊的口数均超过全部牲畜头匹口数的三分之一，说明羊也是官牧经营的重要内容，唐代关于牧养的制度和法令也证实了这一点（注：具体内容参《唐律疏议》卷15《厩库律》“厩牧令”条；《大唐六典》卷17《太仆寺·典厩令》。）。国营牧场中的肉畜生产，至少在皇族和政府各司的肉食原料供应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据《魏书》的记载：北魏晚期，由于诸官牧相继丧失，不得不大量减少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的肉料供给（注：《魏书》卷110《食货志》载：当时群牧相继遭破坏，“而关西丧失尤甚，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禀食及肉悉二分减一，计终岁省肉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二石。”说明北魏时期政府肉料供应主要仰赖于官牧。）；唐代的御厨及诸司肉料供应，除上述同州沙苑监以外，在末期还由河南府的官牧供进（注：《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引哀帝天祐三年（906年）十一月敕称：“牛羊司牧管御厨羊并乳牛等，御厨物料元是河南府供进，其肉便在物料数内，续以诸处送到羊，且令牛羊司逐日送纳，今知旧数已尽，官吏所由多总逃去，其诸处续进到羊，并旧管乳牛并送河南府牧管，其牛羊司官吏并宜停废。”）。由此可见，中古国家经营畜牧业，并非完全是出于军事目的而牧养战马役畜，同时也是将其当做一种经济产业。过去史家对此似未给予足够的注意，故本文特加指出。

中古时期，特别是北朝时期，私营畜牧生产的规模也明显扩大。其时，领民酋长、官僚贵族往往规占广袤土地经营畜牧，如北魏时的尔朱羽健、越豆眷、提雄杰等所占有的牧场面积，常多达方百里以上乃至三百里，牧场上从事放牧的“牧子”亦以千数计，所牧养的家畜则难以估算。如前引史料中的尔朱氏，在秀容川拥有私畜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另一贵族娄提也拥有“家僮千数，牛马以谷量”（注：《北齐书》卷15《娄昭传》。）。在魏孝明帝时任恒州刺史的元渊，对“私家有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为恒”（注：《魏书》卷18《广阳王深传》。）。这些史实均说明当时本地区有相当多的大型私营畜牧业。

私营畜牧业不仅在西北高原地区取得显著发展，在东部农耕区域，家庭小型畜牧业的生产规模也有所扩大。魏晋北朝时期，庄园地主多以牧养畜禽为重要生产经营内容，西晋时期以豪奢著称的石崇在河南金谷庄园，“有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属，莫不毕备。”（注：《太平御览》卷919《羽族部》6引石崇《金谷诗序》。）潘岳则“牧羊酤酪，以俟伏腊之费”（注：《晋书》卷55《潘岳传》引《闲居赋》。）。贾思勰《齐民要术》卷6更相当详细地记载了北魏时期河北、山东地区的畜禽饲养、相畜兽医和畜产品加工技术。据该书记载可知：当地，农家所饲养的畜禽主要是牛、马、羊、猪、鸡及鹅、鸭等等，其中养羊业受到高度重视，饲养的规模也最大。该书提到养羊生产，每以千口为言（注：如其《养羊》篇云：“羊一千口者，三四月中，种大豆一顷杂谷，并草留之，不须锄治，八九月中，刈作青茭”；又云：“一岁之中，牛马驴得两番，羊得四倍。羊羔腊月正月生者，留以作种；余月生者剩而卖之。用二万钱为羊本，必岁收千口”。）；作者本人也曾养有200口羊，因为没有准备足够的过冬茭豆，而致群羊饥死过半。从《齐民要术》的记载来看，当时有条件的人家还专门留出土地种植茭草以备牲畜冬季所需。石崇和贾思勰的生活区域都在本区东部的农耕地带，而他们家养的畜禽，仅羊即达200口，已是很不小的畜群了；但当时似乎还有养羊千口之家，否则贾思勰不会屡以千口为言。以单个家庭而论，即使在游牧区域，这样的家畜饲养规模也是少见的。当然，关于农耕区域家庭饲养大畜群的记载，只出现在魏晋北朝时期，唐代文献则未尝见之，这应是因前一时期人口较少，剩余土地较为充足之故，对此后文还将述及。关于寻常百姓之家的小饲养业，中古文献中也颇有记载，不能一一引证。

由于畜牧经济的发展，在魏晋北朝时期，“羊肉酪浆”之类的饮食物品乃成为“中国之味”，“食肉饮酪”在社会上一度曾相当流行，中原内地因而颇染牧区生活风气（注：有关当时中原内地的食肉饮酪之风，可参拙文《中古时期的乳品生产与消费》，载《中国农史》2000年4期。）。唐代胡食风行，胡食的特点之一是食肉量较大，而畜牧业的发展，可为社会提供大量的肉食来源。《唐大诏令集》卷130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年）十月《讨高丽诏》的一段话很值得注意：“况今丰稔多年，家给人足，余粮栖亩，积粟红仓，虽足以为兵储，犹恐劳于转运，故多驱牛羊，以充军食，人无裹粮之费，众有随身之廪，如斯之事，岂不优于曩日。”肉畜大量驱做军粮，足证其多。

这一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的另一重大变动，是畜产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具体来说是羊在当时的肉畜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而自古长期作为农耕区域主要肉畜的猪，则远不及羊的地位重要。

虽然在中古时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猪仍被较为普遍地饲养，《齐民要术》也列有专篇，但与两汉相比，猪的地位明显下降，家庭饲养不成规模，与养羊常百十成群不能相比，与黄土高原畜牧地带的大规模养羊更无法同日而语。当时文献记载羊，其数量常以千、万乃至十万、百万计，而关于猪，前引虢州官猪3000头，已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大数字。从《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两部农书关于养猪和养羊技术的记载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农学家对养羊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养猪（注：《齐民要术》记载养羊技术甚详，其篇幅超过养猪、鸡、鹅、鸭等篇之和很多；而《四时纂要》中关于养猪的条文有8条，与养羊有关的条文则有13条。）。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不妨再来比较一下当时文献关于这两种肉畜食用的记载。关于食羊，魏晋文献的记载尚少，但自十六国之后则迅速增多。北朝社会是胡人占上风，牛羊当然是主要肉食。反映在礼俗上，北齐时期聘礼所用肉料主要是羊，其次则是牛犊，还有雁，但没有猪（注：《隋书》卷9《礼仪志四》。）。此外，北齐制度规定；百姓家“生两男者，赏羊五口”（注：《北史》卷43《邢峦传》。）。至于唐代的情况，据《六典》记载：唐时自亲王以下至五品官皆有肉料，其中亲王以下至二品以上，每月常食料有羊20口，猪肉60斤，羊、猪肉的数量相差很大；而三品至五品更只供羊肉而无猪肉，其中三品官每日羊肉4分（即每月12口羊），四、五品官每日羊肉3分（即每月羊9口）。显然当时官员肉食料是以羊肉为主。又，言及大庆献食和所司供进，没有提到猪，只提到了犊（小牛）和羊，也以羊为主（注：《大唐六典》卷4《膳部郎中员外郎》。）。此外，《太平广记》卷156“李德裕”引《补录纪传》的一则故事很有趣，说是有位僧人曾预测李德裕一生当食羊万口。故事本身当然未必可信，但其言居官食禄是以食多少口羊而论，没有说当食千头或万头猪。另有一条资料虽然是关于后唐御厨肉食用料的，也不妨将其引录下来。《册府元龟》卷484《邦计部·经费》云：

（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年）十二月乙亥，三司使冯赟奏：奉圣旨赐内外臣僚节料羊，计支三千口。帝曰：“不亦多乎？”范廷光奏曰：“供卿厨及内史食羊每日二百口，岁计七万余口，酿酒糯米二万余石。”帝闻奏敛容良久，曰：“支费大过，如何减省？”初，庄宗同光时御厨自食羊二百口，当时物论已为大侈，今羊数既同，帝故骇心。

由这条资料可见，后唐内廷及诸司羊肉的消费量是十分惊人的。后唐去唐亡不远，在一定程度上当亦能反映唐时的情形。如据上文所引《六典》，唐代羊肉的消费量可能还有甚于此。相比之下，关于猪肉消费的记载则要少得多。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羊不仅可以提供肉食，而且还能提供乳品，事实上，中古时代人们所主要享用的并不是牛乳，也不是马乳，而是羊乳，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注：参拙文《中古时期的乳品生产与消费》。）。

此外，北魏至隋朝时期，皇帝常将数目可观的羊赐与大臣以示褒宠，比如北齐时期高欢曾一次赐与司马子如羊500口（注：《北史》卷54《司马子如传》。）、高洋也曾一次赐与平鉴羊200口（注：《北史》卷55《平鉴传》。），北周时期元景山因从周武帝平齐有功受到重赏，赐物中亦有“牛羊数千”（注：《隋书》卷39《元景山传》。）。隋代的赏赐就更重了，重臣高熲、杨素及宇文忻、李安等，均曾受到隋文帝一次赐羊千口以上的重赏，其中杨素曾一次受赐羊多达2000口（注：分见《隋书》卷41《高熲传》、卷48《杨素传》、卷50《李安传》及卷53《贺娄子干传》。）。这些事实进一步说明，当时这一地区养羊业十分发达，肉畜（不包括马、牛等役畜）之中独以羊为赐物，也说明羊的地位最为重要，为当时的主要肉食。在中古文献中，我们仅找到一条有关赐猪的记载，这就是唐德宗将官猪3000头赐与贫民（注：《册府元龟》卷106《帝王部·惠民二》，《新唐书》卷223下《卢杞传》。）。

根据以上史实，当时本地区猪、羊地位的轻重高下之分，自然不言而喻。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以猪羊地位的升降为主要内容的畜产结构变动，造成了与前一时代迥然不同的肉畜生产结构——即以养羊为主、养猪为次，并维持了一千余年（宋元时代仍基本维持着这一结构），直到明代以后才逐渐恢复以养猪为主。对这一重要的结构性变动及其对于当地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影响，已往的经济史家和农史学家似均未曾加以注意。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得出如下初步结论，即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牧业曾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变动过程，具体表现在：畜牧区域曾一度明显扩张，国营和私营、牧区和农区的畜牧生产规模均曾有所扩大，畜牧经济在整个区域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与此前的两汉时代相比，应有较大的增加；在此过程中，畜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地说是养羊业发达，羊在肉畜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猪的地位则相对下降。

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的上述重大变动，具有深刻而广泛的内在和外在的、文化和生态的导因，是众多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交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简要地说，是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的互动与变迁，为畜牧生产的变动提供了特殊的契机和动力。

首先，中原社会的动乱为游牧文化的内侵提供了机会。自东汉末期以后，中原社会长期处于战乱之中，从事农耕的汉民族由于内部社会的激烈政治动荡，对西北游牧民族的抗御力量陷于瘫痪，为游牧文化突破农耕文化的疆防侵入内地提供了特殊的政治机遇。原来被阻挡在塞北的游牧民族，乘中原社会动荡、军事力量虚弱长驱直入，而畜牧经济亦得以越过原来的农牧分界线朝东南方向大举扩张。

其次，中古时期本地区人口的锐减，使人地比例关系得到调整，为畜牧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在汉末以后的数个世纪中，中原地区战乱频仍，生灵涂炭，人口密度大大降低，曾是禾麦披野的广袤农田，由于人口急剧减少湮废为蒿莱丛生的荒原。但这种地旷人稀、农耕萧条的局面，却为畜群放牧提供了充裕的草场。

复次，游牧民族的大举内迁及其文化移入，为畜牧生产的变动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和特殊的文化条件。东汉末年以后，特别是永嘉之乱以后，游牧民族乘虚大量涌入中原内地，并带来了他们以畜牧为主业的生产习惯、他们的畜群和牧养经验技术以及“食肉饮酪”的生活习惯。随着游牧人口的增加，社会上对畜产品的需求量也相应扩大，这就为国营和私营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与此同时，由于来自北方草原的牧民崇尚“羊肉酪浆”，单纯草食性的羊因而取代了猪在肉畜生产的主要地位。

最后，自东汉以降，中国东部的气候逐渐转向寒冷，魏晋南北朝至唐初正值一个气候寒冷期（注：关于中古的气候变迁，参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1期。）。由于气候转冷，草原地区的植物生产量降低，牲畜产量相应下降，生活资源渐趋匮乏；而寒冷期的冬季，异常酷寒天气频繁出现，更造成牧区人畜大量冻死，给游牧民族带来了极大的生存危机，迫使他们逐渐向气候较为温暖的南方地区迁徙运动，畜牧生产区域亦随之南移。当此之时又适值中原丧乱，人口锐减，游牧民族更得以直驱中原腹地，成为当地的主人。由于他们的到来，大片农田沃野一度变成了驱马放羊的牧场。可见，中古时期农牧分界线大幅度南移、黄土高原退为牧区与当时的气候转冷直接相关，平原地区一度由耕稼独盛转为农牧交错，亦与此有着莫大的关联。

三畜牧生产的重新衰退及其解释

虽然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牧经济曾一度大幅反弹，黄土高原和中原腹地、国家经营和私人经营的畜牧生产均曾相当兴旺发达，内地不少地方重新出现农牧交错的局面，似乎获得了改变自战国以来所形成的“跛足农业”的良好机会。但是，这一地区最终并未从此走上农牧并重的道路，而是在这段插曲过后，重新返回农盛牧衰的老路，畜牧生产的比重复转下降。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一度大大向南推进的游牧区域和农牧交错带，在北魏中期以后重又逐渐向西北退缩，中原地带曾变为牧场的土地又逐渐复垦为农田；其二，除官牧以外，大型畜牧业在隋唐以后复转衰退，农耕地带的家庭小畜牧业生产规模亦呈渐小的趋势，故在唐代文献中我们找不到魏晋北朝时期那样的关于家养大畜群的记载。这就是说，在新一回合的农耕与畜牧两种生业方式的竞争中，后者再次逐渐败下阵来，并且此后再也不曾出现过中古时期那样的大幅回升情况。

那么，如何解释这一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呢？这其中的问题十分复杂，涉及的自然与社会因素众多，恐怕难以简单做答，本文只能通过比较农耕与畜牧两种生业方式的能量生产效率，揭示人地关系（人口密度）的变化对农牧生产的影响，就此陈述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前文曾不止一次暗示畜牧生产比重的升降与人口密度有直接关系：先秦时代畜牧业逐渐被排挤出北方内地，是由于人口增长和农田垦辟侵夺了畜牧业发展的空间；魏晋北朝时期畜牧业之所以能够明显发展回升，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这一时期的人口锐减和农田荒废，给畜群提供了广袤的草场。这里还要说，当地畜牧业重新走向衰退、农耕种植重新恢复绝对支配地位，虽然是由于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其关键的原因仍在于人口的逐步恢复和进一步增长。

我们知道，农耕主要是通过栽培植物来获得植物性产品，而畜牧则是通过饲养家畜来获得动物性产品，单从谋食的方式来说，两者获得食物能量的途径截然不同，根本区别在于：与种植者相比，畜牧者是从高一营养级（注：营养级(trophiclevels)，是生态学家为便于对生物之间复杂的营养关系进行简明分析、便于进行能流定量分析和物质循环研究，在“食物链”和“食物网”等概念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一种概念。一个营养级指处于食物链某一环节上的所有生物物种的总和，营养级之间的关系是一类生物和处于不同营养层次上的另一类生物之间的关系。国内的生态学著作对这一名词的译法似未完全统一，有的译作“营养层次”、也有写作“营养位”。本文特以1993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学校教材《普通生态学》（孙泳儒、李博等编）为准。）上获得食物能量。以农耕种植为食物获得途径，食物消费者——人类乃是一种“食草者”，其食物能量获得的多寡决定于农田生态系统中的净“初级生产量”（或称“第一性生产量”，primaryproduction）的多少；而以畜牧为食物获得途径，生产对象（主要是各种食草畜禽）则相当于农耕系统中的人类的营养级，而人却变成了更高一营养级上的“食肉者”。在这一生产系统中，人类食物获得量的多少已不再直接与植物生产量有关，而是取决于系统中的净“次级生产量”（或称“第二性生产量”，secondaryproduction）亦即畜产品的多寡。

生态学告诉我们，生态系统中的食物能量传递受热力学第二定律支配，“当能量以食物的形式在生物之间传递时，食物中相当一部分能量被降解为热而消散掉，其余则用于合成新的组织作为潜能储存下来。所以一个动物在利用食物中的潜能时常把大部分转化成了热，只把一小部分转化为新的潜能。因此能量在生物之间每传递一次，一大部分的能量就被降解为热而损失掉”，“因此，在生态系统能流过程中，能量从一个营养级到另一个营养级的转化效率大致是在5%-30%之间。平均说来，从植物到植食动物的转化效率大约是10%，从植食动物到肉食动物的转化效率大约是15%。”（注：孙泳儒等：《普通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245、253页。）美国生态学家史密斯更具体地指出：“当能量通过生态系统比植物层次更高的层次传递时，能量大量减少，只有十分之一的能量从一个营养层次传递到另一个（更高）的营养层次。因此，假如食草动物所消耗的植物能量平均为1000千卡，那么将只有100千卡左右的能量转变为食草动物的组织，10千卡的能量变成一级食肉动物的生产量，1千卡的能量传递到二级食肉动物”（注：〔美〕R.L.史密斯：《生态学原理和野外生物学》，李建东等译，科学出版社，1988年，59-60页。）。这些观点的依据就是生态学中著名的“林德曼效率”理论（注：“林德曼效率”亦称“十分之一定律”，由美国生态学家林德曼1942年提出。参《普通生态学》，203-207、230-237页；马传栋《生态经济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59页。）。由于这一规律的支配，在一定的自然空间范围内，处于高一营养级上的生物量和能量生产力，总是要远低于下一营养级的生物量及能量生产力（比如食草动物低于植物、食肉动物又低于食草动物），形成所谓“生态金字塔”。正因如此，自然界中大型食肉动物如虎、狼等的种群数量相对于鹿、兔等食草动物总是少得多。

人类虽然拥有高度发达的文化，能够运用各种文化手段（在这里主要指农牧生产技术）来扩大其食物来源，但人毕竟仍是生态系统食物链中的一员，其食物生产与消费同样受到上述规律的支配：同一块土地，如以农耕种植和素食为主，就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反之，如以畜牧业和肉食为主，并维持必需的热量摄取水平，则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口数量必须大大减少。现代农业生态学者曾做过这样的估算：“如以每人每天消耗3000千卡的热量计算，每人一年需109.5万千卡，以平均亩产400公斤粮食，每克粮食含4.15千卡能量计算，亩产能量是166万千卡，则每人只需0.66亩耕地。如再把种子和工业用粮的需要考虑在内，养活一个人的耕地面积还要大一些，需1-1.5亩。但如果把以粮食为食品改为以草食动物的肉为食品，按草食动物10%的转化效率计算，那么，每人所需的耕地要扩大10倍。实际上因为人们不能把所有食草动物在一年内利用完，还需要保持草食动物的一定群体，因此，实际需要耕地面积还要大些”（注：杨怀霖主编《农业生态学》，农业出版社，1992年，73页。）。

为使问题更加清晰明朗，我们不妨对中古北方单位面积土地的食物能量生产水平及其可能养活的人口做一假设性的（但却是合理的）测算比较，时间具体到唐代，土地面积假定为一平方公里。

先来估算一下在当时的农耕技术条件下，一平方公里土地可能提供的食物能量。一平方公里的土地，折合成市亩为1500亩。如据《汉书·食货志》估计方法，则其中1000亩可以开垦为农田（注：《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记战国时期的李悝“尽地力之教”说：“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叁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而《商君书·徕民》则云：“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溪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两书估算农田约占全部土地的五分之三至三分之二。这些是春秋、战国时人的估计，中古时代的情况与之相差不应太远；假如有差距，一般也是农田所占比例有所提高，故我们取李悝的估计数字进行测算。），除去15%的蔬菜及桑麻用地，剩余的850亩可做粮用耕地，折算成唐亩约1000亩；取当时北方粮食亩产的低值即每亩收粟1石（均为唐计量）计算（注：关于唐代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学者有不同的估计，但估计数量都不低于亩产粟1石。唐人估计当时粟的亩产量也都不下于亩产粟1石，如《通典》卷7《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引开元中宇文融上疏论时事称：“营公田一顷……计平收一年不减百石”即亩收不少于一石；《李文公（翱）集》卷3《平赋书》也称：“一亩之田，以强并弱，水旱之不时，虽不能尽地力者，岁不下粟一石”。此类议论甚多，不一一具引。又，唐代粟麦两年三熟制种植及各种形式的套作、间作都有一定的发展，复种指数提高了，其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也有相应的提高，所以亩产1石粟（唐制）应是当时北方地区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最低值。），共可收粟约1000石；其中除去10%的种子、牲畜饲料及其他用粮，共余900石可作粮用；以传统加工手段下粟的出米率约50%计算，共可加工成米450石；当时少长相均每人日食米2升，人均年耗粮约7石2斗，450石粟米可满足62.5人一年食用。这就是说，在唐代，农耕地区一平方公里的土地理论上可以供养62.5人，而且热量摄取水平还相当高，日均摄入热量达3100千卡以上（注：唐代2升约合1.2市升，按小米每市升重约1.5市斤计算，则唐人日均食米约1.8市斤，即人均日食粟米约900克。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制的《食物成分表》，每100克小米含热能约351千卡，则当时每人日均摄入热量达3100千卡以上，高出1980年我国人均日摄入热量的2450千卡不少。按：本文唐亩、唐石与市亩、市石的换算，粟的出米率及粟米比重，均依据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导论》（农业出版社，1990年）的意见。）。

下面再来估算一下经营放牧这一平方公里土地能养活多少人。从自然条件来说，黄河中下游地区西部为半湿润、半干旱典型草原，东部则是落叶阔叶林植被带。同样面积的土地，后者的净第一性生产总量要高于前者，但放牧条件则未必比前者优越。为了把问题简化，姑且将这一平方公里土地假定为载畜能力较高的草甸草原，并且假定畜物全部是能量生产力较高的羊。

由于游牧区域城郭道路甚少，而山陵泽薮溪谷亦可为牧场的一部分，故可假定这一平方公里全部为有效放牧场。根据现代养羊学的研究，在自然放牧状态下，草甸草原放养一只羊约需8亩草地（注：李志农主编《中国养羊学》，农业出版社，1993年，373页。），则一平方公里草地共可牧羊不到190只。现代北方养羊的年均出栏率为28.5%，姑假定中古时期略高于现代，以年均出栏率30%计算，则每年出栏的羊约为57只；又，现代北方羊均肉产量约为13公斤，57只羊共产肉约为741公斤（注：羊的出栏率和羊均产肉量，均据上揭《中国养羊学》，138页。阳晔《膳夫经手录》称：其时“羊之大者不过五、六十斤，惟奚中所产者百余斤。”唐制1斤，约合1.19市斤，则当时羊之大者不过30余公斤（奚人地区不在本文范围内，姑置而不论），羊的平均重量肯定小于此数不少，肉用羊的平均屠宰率在40%-60%之间。据此推算，当时北方羊的平均产肉量当不会超过现代水平。）。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制的《食物成分表》，羊肉肥瘦相均，每100克含热能307千卡，则这一平方公里土地所产羊肉共能提供热能2274870千卡，如保持上述农耕条件下人日均摄入3100千卡的水平，则可供一人消费约734天，亦即：这块土地仅可养活2人。当然，在这里我们尚未计算羊乳及内脏、头脚等部分，即使假定这些部分所能提供的热能为羊肉的2倍，这一平方公里也只能养活6人。显然，在同样面积的土地上，从事畜牧与从事农耕相比，人们所能获得的食物能量相差十分悬殊，前者所能养活的人口数量不到后者的1/10。

由于农耕与畜牧的食物能量生产和人口供养能力存在如上悬殊差距，故在一定的地区范围内，只要具备必要的耕作技术和自然条件，扩大耕地、增加谷物生产乃是一种优先合理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满足由于人口增长而不断增长的食物能量需求。必须具备地广人稀这一前提条件的典型放牧业，由于食物能量生产与人口供养能力低下，在人口密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必将逐渐退缩到那些不适合发展农耕种植的地区。中古前期在人口锐减、人口密度大幅下降的情况下曾一度扩展到内地的大型畜牧业，在北魏中期以后不得不再次退出内地，朝农业自然条件恶劣的西北边地收缩，其根本原因乃在于此后人口逐渐恢复，蒿莱草地被复垦为农田，农耕区域又呈扩展之势，发展大畜牧业的土地空间再度逐渐缩小。

农耕地区家庭小饲养业的规模大小，同样与人口密度的高低和空闲地的多少直接相关：在魏晋北朝时期地多人少的情况下，家庭小饲养业的发展余地较大，故文献记载中不时出现数目甚大的家养畜群；但随着人口逐渐增加，土狭人众的问题渐趋突出，农区家畜饲养日益受到限制，畜群的数量逐渐缩小到边际草地、消费剩余的粮食等等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因此之故，在隋唐文献中，再也找不到像《齐民要术》等书中那样的关于内地家庭牧养大畜群的记载。

对历史上这一地区畜产结构的改变，即猪、羊地位的升降，也可用同样的理由加以解释。在中古时代，养羊曾一度居于主导地位，这一方面固然由于民族构成发生了变化，对羊肉的需求量较之对猪肉要大等等因素的影响，但这两种肉畜食性不同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羊是一种典型的食草动物，对草料的要求较为严格，在人口密度不高、空闲草地较多的情况下，可以较大规模地发展养羊；而在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植率高、草场严重缺少的情况下，发展养羊生产是很困难的。相比较而言，猪的食性较杂，对饲料的要求不甚严格，可以不需要有什么草场；特别是饲养方式由先前的放养改为圈养之后，猪在没有任何空闲草场的情况下仍可饲养，并且更有利于积粪肥田，与作物种植形成有机的配合。正因为如此，中古时代北方农区曾有相当发达的家庭养羊业，其经济地位甚至超过了养猪生产，在中国家畜饲养史上一度形成与战国秦汉和晚近时代颇不相同的以养羊为主、养猪为次的特殊局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局面在当地终究未能永久地维持下去，最终还是回到了中国农区家庭饲养业以养猪为主、养猪与耕种相配合的发展老路。

四农牧经济的消长与“胡化”、“汉化”

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业的变动和农牧经济消长，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变化过程，而是当时社会整体历史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当时北方声势浩大的民族迁徙和融合过程密切关联，与所谓“胡化”和“汉化”问题互为表里。

中古社会变迁的历史画卷色彩斑斓，规模空前的游牧民族内迁运动和胡汉文化交流，为之涂上了最为醒目的浓墨重彩。长期以来，游牧民族对内地社会文化的巨大影响，倍受史家关注，有些学者将这种影响概括为“胡化”，语词虽极简约，所蕴含的社会历史内容却极其丰富，它包括游牧民族对内地种族血统、政治构造、经济生产、日常生活习俗、思想观念等等众多方面的影响。由于游牧民族的内迁，游牧文化成分随之传入，逐渐融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古社会的许多方面，人们都能深切感受到浓重的游牧文化气息。对此，许多史学家已做过不少精辟的论述。

不过，在我看来，游牧民族对内地经济的影响尤为显著，而且最具有基础性的意义。这种经济影响，具体来说，就是畜牧业的发展及其在区域社会经济体系中比重的上升。认真分析文献史料，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社会生活和文化风尚的“胡化”，有许多方面与畜牧生产的发展直接相关。比如“食肉饮酪”风气的盛行，乃是由于当时有相当发达的畜牧业为之提供物质基础；许多地方民风悍猛、尚武成风，固然由于世道动乱，也未尝不因当地居民素习骑射牧畜，有日常生产生活的锻炼；而被学者指认为胡化区域者，大抵正是当时畜牧生产较为发达的地区。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当时，“食肉饮酪”、尚武骑射，并非内徙的牧民及其子孙的专利，与之共居杂处，一向“好儒学”、“重礼文”，视“食肉饮酪”为异俗的汉族“粒食之民”，亦深受此类风习的熏染。在所谓胡化区域，更是如此。

但是，就整个时代而言，一个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是，进入内地的少数民族更多地放弃了自己的传统，接受了汉族文化，包括农耕技术，弃牧畜而事耕稼，其结果是，这些民族逐渐与汉族彻底地融为一体，甚至连族名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通常所谓游牧民族的“汉化”。

所谓“汉化”，同“胡化”一样，也是一个非常综合的概念，其内涵比后者更为丰富，意义更为深远。它指少数民族在生业方式、政治制度、礼仪风俗、生活习惯乃至语言文字等等各方面全面接受中原汉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模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接受农耕方式，由游牧民转变为农耕民。这是在“汉化”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面。

关于中古北方游牧民族的“汉化”问题，历史学界曾长期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讨，有关著述篇牍众多，成绩斐然。在学习前贤宏论的过程中，笔者特别注意到：有不少论著关注了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逐渐放弃游牧、改事农耕的历史事实，并充分肯定了其对于这些民族本身，对于北方民族大融合以及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同时也注意到：大多数作者在探讨少数民族“汉化”问题时，习惯地将游牧民族的文化定性为“落后的文化”，而将中原汉族文化定性为“先进的文化”，于是，所谓“汉化”自然而然就被定义为：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征服者为被征服者（汉族）的先进文化（或文明）所征服，其中包括接受汉族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这其中似乎隐含着一个先验的判断：即农耕文化是先进的，而游牧文化则是落后的。

无论就中国还是世界古代历史来说，农耕世界的社会文化（或文明）所达到的复杂程度，确实比游牧世界要高得多，因此，上述对于农耕和游牧两种经济文化的先进与落后的判断，就总体和一般意义上说也许是正确的；然而，当我们立足于文化与生态的交互关系来衡量所谓“先进”与“落后”，特别是其中的生计体系的“先进”与“落后”时，应该特别谨慎。

为什么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并一度掌握了当地政治统治权的游牧民族没有永久地坚持其“逐水草而牧畜”、“食肉饮酪”的固有传统，更没有将被统治的汉族人民改造为牧民，相反却是他们自己逐渐放弃，甚至是主动放弃游牧而走向定居的农耕生活？他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真的和仅仅是因为农耕文化比他们的游牧文化先进吗？

诚如上文所论证的那样，在食物能量生产效率方面，农耕方式确实比游牧方式要高得多，在一系列精耕细作的生产技术被发明、使用之后更是如此。但是，农耕与游牧是两种具有不同能量转换机制和生态环境适应性的生业方式和食物生产体系，我们并不能绝对地判定其优与劣、先进与落后，正如我们不能绝对判定使用筷子和使用刀叉两种进食方式哪一种更为先进一样。在中原内地，我们承认农耕比游牧“先进”，但在这里，“先进”的涵义只是“更适应环境”，因此“具有更高的能量转换效率”：在当地的自然生态条件下，从事农耕种植比起实行放牧所能养活的人口确实要多得多，也可以积累更多的物质财富；但是，一旦越过年降水量为400mm的等降水线，农耕种植即不能显示出更高的食物能量生产效率，其先进性也就无从谈起。在中原地区，游牧的能量生产效率诚然不能与农耕相比，但在长城以北地区，它却是一种经过了长期选择的最为合适的生业方式，而农耕经济则难以发展，在那里，游牧生产具有“先进性”。这样看来，进入内地的游牧民族放弃逐水草而牧畜的游牧生活，转而接受定居的农耕生产和生活方式，尽管确实是因为农耕文化的“先进性”——具有更高的食物能量生产效率，但亦与生存环境的变化有关。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历史上也曾有大量内地人口由于种种原因流落塞外，这些人口大多为掌握了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农民，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并没有凭借其所具有的“先进文化”，将草原大漠开垦为丰饶的农田，相反，许多人却逐渐在“胡风”的熏习下，接受了“逐水草而居处”和“食肉饮酪”的游牧生活方式，“胡化”为地地道道的游牧民。

因此，尽管将少数民族“汉化”笼统地理解为放弃“落后”游牧文化，转而接受“先进”的中原农耕文化并无不可，但更为确切的理解应当是：接受最适合这一地区生态环境，在这一环境中具有更高能量转换效率的农耕生产方式，以及建立在农耕基础之上的一套文化体系。

畜牧论文篇（2）

一、＝＝县畜牧业现状

近年来，我县坚持把畜牧业作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富民强县的重要工作来抓，通过龙头带动，机制创新，科技升级，产业循环、优化环境，使畜牧业渐渐步入了集约化、产业化、工业化、生态化的发展快车道，使全县畜牧业呈现出持续健康发展的可喜局面。回顾近几年来畜牧业发展，一是畜牧产值不断攀升。十四年来全县畜牧产值以年均递增25%的增幅持续增长，2004年畜牧业产值达到14.37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75%，畜牧加工产值达到17.5亿元，人均牧业产值5748元，按人均牧业产值、肉、蛋产量三项指标综合评定排序，已连续14年位居全省第一位。二是畜禽饲养量成倍增长。2004年全县规模化猪场42个，出栏生猪41.1万头，30万只肉鸡饲养厂达到165个，出栏肉鸡达到5339万只，名列全省第一。三是食品加工总量不断膨胀。2004年全县拥有肉鸡生产线3条，时宰肉鸡达到1.8万只，班宰1千头猪肉生产加工线1条，时宰600只羊肉加工生产线1条，年肉类总产量达到11.05万吨，年产2.5万吨及1.2万吨熟食生产线各1条，年产熟食3.6万吨，出口熟食5800吨，创汇1500万美元，位居全国前十强。四是疫病控制能力进一步增强。先后投资300万元，建成了省级动物检测中心和龙头企业化验室，配备了酶标仪、PCR等化验监测设施，完善了疫情测报站的建设，强化了重大动物疫病的预警机制，使全县动物免疫密度达到100%，严防了重大疫病的发生，做到了“有疫不爆发，有病不流行”，从而保障了畜牧业安全。五是投入品监管程序更加规范。对生产投入品建立了源头追溯制度，采取了定期抽检方式，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及使用瘦肉精等违法行为，净化了全县畜牧生产资料市场。2003年，全国“瘦肉精”大检查中，淇县抽检380份尿样中，未发现一例违禁药物使用情况，受到农业部的表扬。几年来，淇县先后被农业部、省委、省政府授予“全国农业技术推广先进单位”、“全国农业结构调整示范县”、“畜牧强县”“全国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综合示范区”等荣誉称号。回顾二十年来发展历程，我县明确提出了要紧紧围绕建设生态型畜牧业这一宏伟目标，以经济、社会效益的持续高速发展为背景，以创建我县循环经济示范企业为主线，以建设生态良好、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态小区为工作思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坚持产业发展为环境管理服务，合理规划，科学决策，在推动畜牧环境建设和循环经济工作快速发展。

二、我县循环经济发展概况

从生态学方面讲，我县经济是一种传统经济，这种经济是由“资源——产品——污染排放”所构成的单向物质流动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人们以越来越高的强度把自然资源和能源开采出来，在生产加工和消费过程中又把污染和废物大量地排放到环境中去，对资源的利用常常是粗放的和一次性的。这种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对我县经济的发展是格格不入的，特别是在畜牧业发展方面，畜牧生产所导致环境污染的影响是不言而寓的。例如：鸡粪对环境的污染和细菌、病毒的传播，生产废水的浪费和污染等。在这种形式下，我县迫切需要发展畜牧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追求更大经济效益、更少资源消耗、更低环境污染和更多劳动就业及防治动物疫病和保证畜产品安全的先进经济模式。为此，我县畜牧业必须走新型产业化新思路，提高企业对循环经济的认识水平，加大技术创新，推行清洁生产和保护环境，在政策上多多给予扶持，促进我县循环经济快速发展。

而我县发展畜牧循环经济已有一定基础，这种发展是由自发到自觉而成的。具体做法是：

（一）我县把畜牧业发展同环境质量改善的工作有机的结合起来，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提供支持，利用成本和价格等市场规律来影响企业的行为；以公司为依托，搞自动化饲养、清洁化生产，食品标准化加工、安全化生产，形成了生态产业化综合经营模式。养殖户利用粮食作物秸秆来饲养，实现过腹增值，生猪粪可综合利用，生产沼气，经过集中发酵、消菌，形成优良的有机肥返回农田，消除污染，利用了资源，形成了生产的生态良性循环。依靠科技进步，变废为宝，生产生活废水含有机物较多，经过处理达标后灌溉附近农田，为农民节约了每年的化肥支出；鸡、猪粪加工有机肥料向市场出售；生产用的废旧塑料袋、包装箱由包装厂进行回收再利用；鸡、猪无大的利用价值的副产品卖给养殖场喂鱼、喂雕。

废物处理处置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环节。发展循环经济、实施清洁生产、拉动环保产业、促进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为最终不能被有效利用的废物进行无害化处理，保障环境安全，畜产品安全，维护群众健康，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大力倡导园区生态型生产，让环境保护贴紧经济，围绕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开展工作使上游生产的“废料”成为下游生产的原材料，尽可能减少污染排放，争取做到“零排放”；大力发展环境产业，加强“三废”综合利用，充分开发利用再生资源新能源和可再生资源，延伸产业链，开辟新的生产领域，增加就业岗位，同时担负起分解者的职能，对无法再次循环利用的污染物进行无害化处理。

1、把鸡血“变废为宝”，进行了深化加工。以前，屠宰毛鸡的鸡血，没有充分利用。目前建设了鸡血车间，这个车间通过对鸡血的过滤净化、高温杀菌等一系列生产工艺，使鸡血得到有效利用。

2、充分利用鸡羽毛，建设了羽粉加工车间。以前，屠宰毛鸡的鸡毛，没有充分利用。后来，建设了羽粉车间，通过对羽粉的等系列生产工艺，使羽粉变成了饲料添加剂。

3、将鸡肠转为其它水产和动物的饲料，把次生品得以有效利用。

鸡肠实用于养鲶鱼、狐狸、养貂，根据市场情况作为副产品进行销售，提高了企业经济效益。

4、把鸡粪进行进行深加工销售，变成了果农瓜农的有机肥料。

鸡粪改善土壤结构，增加产量，提高品质，深受果农瓜农喜爱。为此，企业对养殖场的鸡粪，都销售给果农瓜农，增加了企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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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利用猪粪生产沼气。充分利用全县规模化猪场多的优势，在场区建设沼气池，以解决规模化猪场的供电、供暖等生产、生活费用高的矛盾，并把经过集中发酵、消菌，形成优良的有机肥返回农田，即消除污染，又利用了资源，形成了生产的生态良性循环。

6、建立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建立经济发展高增长、资源消耗低增长、环境污染负增长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与循环经济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即利用畜产品生产高档服装革、医用肠衣等，利用家畜内脏、头血进行生化制品加工，特别是以“原料——产品——废物”为特征的动脉产业和以“废物——再生——产品”为特征的静脉产业相结合形成循环发展的畜产品加工企业群。

近年来，我县把把发展畜牧循环经济作为加快经济结构调整重要举措，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内容，全面优化产业结构和经济布局结构，着力解决结构性环境问题，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保障。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着力解决结构性污染，从淘汰高能耗、低产出、重污染的生产工艺入手，立足于产业优化升级，全面提高畜牧产业化的水平和效益。大力推行清洁生产技术，筹划和建设了包括生产废水处理厂、有机肥加工厂、废旧物处理加工厂等一批项目，通过这些项目的实施，增加企业效益，优化产业结构，增强企业发展的后劲。

（三）、坚持依靠科技进步，依靠科技创新、知识创新，推动畜牧业生态建设。依托国内高等院校和有关科研机构，建设生态产业孵化基地，优先安排环保科技示范工程，推广最佳实用污染防治技术。加强对环保产业的扶持、引导和管理，逐步形成规模，使之成为我市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循环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在资源综合利用中发展循环产业。

目前我县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在指导思想上，还未转到体现以全过程控制、从源头减少资源消耗和削减污染物排放的清洁生产上来，与循环经济的理念相差甚远。二是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三是法律法规建设滞后；四是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不完善；五是技术落后，尚未形成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支撑体系，六是全民资源意识、节约意识和环保意识不强。需要政府、企业、公众的共同努力，通过在理论思维、实现途径、操作方式等问题上的借鉴与创新，推进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

今后发展循环经济计划

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历史性课题，发展循环经济已经成为实践可持续发展观的必然选择。我们要围绕“三步走”目标和畜牧大县战略举措，按照既定的方针，着眼于发展循环经济，努力实现全县畜牧业生态环境要年年有变化，力争通过努力，实现新跨越。按照“发展主导产业，延伸产业链条，实施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思路，增强主导产业，延长产业链条，提高企业效益，让企业也稳步走上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一要加快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提升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水平。初步建立循环经济体系，构筑初级生态企业基础，初步形成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格局。生态环境整体改善，为畜牧长远发展和生态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发展主导产业，延伸产业链条，实施循环经济，提高经济效益

二要组织重大示范项目。要以解决循环经济发展中的共性和关键技术为重点，选择具有标志性目标和有广泛推广前景的先进适用技术，在重点企业组织实施一批重大示范工程。

畜牧论文篇（3）

农业科研与生产的现状普遍是上游科研成果转化率低，下游生产成果需求欲高；科研成果与生产实际的对接渠道不畅；农民渴望先进科研成果，却不知到哪里寻找，这也是长期以来困扰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生产水平提高和农民增收致富的大问题[5]。重庆市畜牧科学院为了将畜牧科研最大限度地贴近生产实际，通过创建研发平台、建设区县分院、举办论坛会展、创办科技企业等形式，架起了畜牧科技成果与养殖技术需求的“鹊桥”。

创建研发平台，打造畜牧科研对接“三农”一线的“桥头堡”畜牧科技要服务“三农”工作，就必须拥有过硬的创新能力及条件设施。“十一五”以来，重庆市畜牧科学院着力打造法定质检、人才培养、科技孵化、科技交流与合作、科普宣传、产业体系、工程技术、成果转化、综合服务等条件平台，目前，已拥有农业部养猪科学重点实验室、农业部西南设施养殖工程科学观测实验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重庆）养猪工程实验室、农业部种猪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重庆）、原人事部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11个部级条件平台，养猪科学重庆市市级重点实验室、重庆市养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庆市科技成果转化示范中心、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等7个市级条件平台，西南地区猪遗传资源保存中心、胚胎工程实验室等2个联建平台，蜜蜂博物馆、桑树资源保护及生态利用示范园等4个自建平台。正在建设的重庆市山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微生物发酵工程实验室、转基因平台、水禽科研基地等，主要用于开展高水平畜牧兽医基础研究、技术开发、成果熟化与转化、人才培养、科技合作与交流、综合服务等，即将成为畜牧科研迈向“三农”一线的“桥头堡”。

联合组建分院，开通畜牧科研对接“三农”一线的“直通车”畜牧科技要服务“三农”工作，就必须让科技成果走向“三农”一线，尽快解决生产实际问题。近年来，重庆市畜牧科学院为全面提升重庆市畜牧业科技水平，带动区域畜牧经济发展，重点选择畜牧资源、市场、区位优势明显的区县，通过出资、派人、带成果技术、办企业等方式，先后在武隆、南川、云阳、酉阳、黔江、石柱建立了6个分院，分别对生猪、牛羊、蜜蜂、土鸡、水禽、牧草等畜牧生产中普遍性、方向性、关键性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研究、示范和推广。常年驻扎分院的科技人员第一时间将先进技术、最新成果运用于畜牧生产，同时，到生产实际中去发现问题并及时反馈到研发环节，真正成为畜牧科技走向“三农”一线“直通车”的列车长。

举办论坛会展，激活畜牧科研对接“三农”一线的“大战场”重庆市“三农”工作中的畜牧业，代表的是农区畜牧业发展的一个方面，要做大、做强畜牧产业，就必须放眼全国、跟进世界的现代畜牧业发展步伐。“十一五”以来，重庆市畜牧科学院通过打造论坛会展平台，集合国际国内畜牧智力资源并为我所用，形成了国内广泛参与、国际持续关注的畜牧科研服务“三农”的“大战场”，共同挑战现代畜牧业发展的难点、热点问题。近年来，重庆市畜牧科学院共举办和承办大型论坛会展12次，尤其是连续成功承办5届中国畜牧科技论坛暨畜牧科技新项目新技术新产品博览会，共有来自30多个国家及国内的4000余名领导、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参会。先后派遣科技人员参加国内外学术研讨会议、学术交流活动300余次，邀请国内外专家来院作学术报告134场（次）。在这些大型交流活动中，来自国内外的领导、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共同为重庆市畜牧业发展出谋划策，促进重庆市畜牧产业快速发展[6]。

创办科技企业，增强畜牧科研对接“三农”一线的反哺力为增强畜牧科研走向“三农”一线的反哺能力，重庆市畜牧科学院根据实际，制定相关政策，鼓励科技人员兴办和联办科技型企业[7]。例如，组建的重庆泰华牧业集团是重庆四大农业集团之一，主要从事饲料、兽药、种畜禽的生产与经营，被评为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与全国农资连锁经营重点企业；各研究所根据各自专业优势，分别建立了畜牧科技企业。

创新服务模式，做畜牧科技服务“三农”工作的实践者

畜牧论文篇（4）

监牧制始于唐朝，《新唐书·兵志》载：“马者，兵之用也；监牧所以蕃马也，其制起于近世。唐之初起，得突厥马二千匹，又得隋马三千于赤岸泽，徙之陇右，监牧之制始于此”。因此前贤与当今学者均将其列于唐代马政系统之中，详加论述①。实则监牧是隶于太仆寺的基层畜牧业经营机构。《志》又载：

其属有牧监、副监；监有丞，有主簿、直司、团官、牧尉、排马、牧长、群头，有正，有副；凡群置长一人，十五长置尉一人，岁课功，进排马。又有掌闲，调马习上。

此处所引，仅说明了监牧的隶属关系，以及内部组织结构。现就其等级分类、分布地域、监牧的管理制度等，分述如下：

一、监牧的等级区分与管理系统

监牧制度确立后，按其设置地区山川形势、草场状况、气候条件优劣等综合因素，规定其发展规模，区分为上、中、下三等。据《新唐书·百官三》：

诸牧监：上牧监：监各一人，从五品下；副监二人，正六品下；丞各二人，正八品上；主簿各一人，正九品下。中牧监：监，正六品下；副监，从六品下；丞，从八品上；主簿，从九品上。下牧监：监，从六品下；副监，正七品下；丞，正九品上；主簿，从九品下。中牧监副监、丞、减上牧监一员。

牧监分为上、中、下三等的标准，均以所牧马数量多少为定：

凡马五千为上监，三千为中监，余为下监。

《大唐六典·太仆寺》又载：“凡马有左右监以别其粗良，以数纪为名，而著其簿籍，细马之监称左，粗马之监称右，其杂畜牧皆同下监，仍以土地为其监名。”由此知，监牧之分左、右，又是以所牧马的细、粗来区分的。所谓“杂畜牧”，当是指牛、羊、驴、骡、驼之类，均归入下监。作这样的区分，也是为了便于管理、放牧和上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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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马俊民，王世平著《唐代马政》，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宋常廉：《唐代马政》(上、下)，台湾《大陆杂志史学从书》第2辑第2册，第185—196页。

对唐代牧监的机构及其管理系统，诸书记载不尽一致，在张说撰写的《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中说：

始命太仆张万岁葺其政焉，而弃世载德，纂修其绪，肇自贞观，成于麟德，四十年间，马至七十万六千匹。置八使以董之，设四十八监以掌之，跨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四郡之地，幅员千里，犹为隘狭，更析八监，布于河曲丰旷之野，乃能容之。於斯之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秦汉之盛，未始闻也。①

张万岁主国家马政，始于贞观十五年(641)，《唐会要》卷66群牧使条载：“贞观十五年尚乘奉御张万岁除太仆少卿，勾当群牧，不入官衔，至麟德元年十二月免官。”此时张的任务就是管理群牧，不另设官职。下设四十八监，设八使来加以统领。对此初置监牧事，《元和郡县图志》卷3“原州”条下又作了不同的记载：

监牧，贞观中自京师赤岸泽移马牧於秦、渭二州之北，会州之南，兰州狄道之西，置监牧使以掌其事。仍以原州刺史为都监牧使，以管四使。南使在原州西南一百八十里，西使在临洮军西二百二十里，北使寄理原州城内，东宫使寄理原州城内。天宝中，诸使共有五十监：南使管十八监；西使管十六监；北使管七监；东宫使管九监。②

原州，即平凉郡。这里说的是东、西、南、北四使，而不是八使，并将四使理所地点，一一交待清楚。监有五十，而不是四十八监。另外，还有岐、邠、宁、泾诸州的八马坊，唐人郗昂撰《岐、邠、宁、泾四州八马坊颂碑》说：

先是国家以岐山近甸，邪土晚寒，宁州壤甘，泾水流恶，泽茂丰草，地平鲜原，当古公走马之郊，接非子犬邱之野，度其四境，分署八坊，其五在岐，其余在三郡。保乐第一，苏忠主之；甘露第二，刘义尸之；南普润第三，田敬董之；北普润第四，邵业监之；岐阳第五，李行守之；太平第六，马庆尹之；宜禄第七，曾睿领之；安定第八，李仙正之。……又命朝散大夫都苑总监韦绩总以统之。③

这个记载与前两者又不一样，说的是在关中的岐、邠、宁、泾四州设置八马坊的情况。究竟如何看待这三个内容不同的唐人记载?

《新唐书·兵志》将其作了综合后，记载说：

初，用太仆少卿张万岁领群牧。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置八坊岐、邪、泾、宁间，地广千里，一日保乐，……八日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顷，募民耕之，以给刍秣。八坊之马为四十八监，而马多地狭不能容，又析八监列布河西丰旷之野。④

对于这一综合性记载，唐长孺先生在《唐书兵志笺正》中已指出是错的，并分析说：《通典》、《元和郡县志》“并言贞观移马牧在渭、兰、原、秦四州，与张说监牧颂同，”而“郗文岐、邠、宁、泾四州八马坊牧，盖开元间置，”二者不得混而为一。⑤因此，《新唐书·兵志》关于这一问题的记述，不能作为认识唐监牧发展的依据，主要依据还应是唐人自已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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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全唐文》卷226第3册，中华书局影印版，第2282页。

②《元和郡县图志》卷3“原州条”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第59页。

③《全唐文》卷361第4册，中华书局影印版，第3671页。

④《新唐书》卷50《兵志》第5册，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337页。

⑤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12—113页。

根据上列三个唐人记载分析，唐代前期监牧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贞观十五年以前的原州时期，以原州为基地，以原州刺史为都监牧使，下管东、西、南、北四使，每使下设若干监。第二阶段是贞观十五年以后至麟德元年十二月陇右监牧时期，以太仆少卿张万岁领群牧，下管八使，统四十八监。第三阶段是麟德以后，“更析八监”时期，即增设盐州八监、岚州三监(《新唐书·百官三》作“监二”)。第四阶段是开元初在岐、邠、宁、泾四州又新增八监、即八马坊时期。

牧监的长官称“监”，监之上的长官为坊使，或监牧使。前列的八坊长官苏忠等人应即是这类监牧使。监以下的机构，据《大唐六典》载：“凡马、牛之群以百二十；驼、骡、驴之群以七十；羊之群以六百二十。群有牧长、牧尉”。依据尚存的《厩牧令》文、《唐律疏议》及《新唐书·兵志》等综合分析得知：每一牧监的监官管五名牧尉，每一牧尉管十五名牧长，牧长即是群头，群头直接管理畜群，其下还有牧子。这样，此监牧系统应为：

马、牛以120头匹为一群，这应是一个标准数，在当时的实际生活中，也有大于此数者，如吐鲁番出土的《唐张从牒为计开元十年(722)蒲昌群长行马事》中，西州蒲昌群的长行马就曾有“壹伯肆拾陆匹”之多。①群，应该就是官府畜牧业生产的最基层单位。

关于“陇右诸牧监使”，初唐时并无此职，唐初的四十年，只是令张万岁“勾当群牧，不入官衔”，到了仪凤三年(678)十月，才令“太仆少卿李思文检校陇右诸牧监使，自兹始有使号。”②上引的朝散大夫都苑总监韦绩，大概即属此职，但《唐会要》未列其名，却列有“韦衢”，查两唐书人名中，不见“韦绩”一名，而在《新唐书》卷74上《宰相世系四上》中，有“韦衢”名，其职为“殿中监闲厩使”③，正属畜牧业系统的官员。《八马坊颂碑》的录文，有可能将实为“韦衢”的名字，误录成“韦绩”了。

二、唐代监牧的扩展与地域分布

《大唐六典·驾部郎中》条记唐有监牧六十五，其下注云：“南使十五监、西使十六监、北使七监、东使九监、盐州使八监、岚州使三监。”从各使下辖监数计算，实为五十八监，尚阙七监。这也是学术界感兴趣的一个小问题，究其原因，有可能是将八马坊未作注记的结果。不过，如将八马坊也计入其中，其总数就应该是六十六监，又多出一监，或因当时牧监、时有增损，不足为奇。

关于贞观初年牧监在原州及其四周的分布，前揭《元和郡县图志》已有具体叙述，南使设在原州西南180里，应抵秦州界。西使在临洮军西220里，《新唐书·地理志》临州狄道郡条下载：“临洮军，久视元年置，宝应元年没吐蕃。”④临洮军在临州，而临州又是“天宝三载析金城郡之狄道县置，”如此临洮军实在兰州金城郡，故《图志》说牧监在“兰州狄道县之西”。如按“在临洮军西二百二十里”的方位，则已到了河州，与实情不符。故杨际平师指出：“秦、渭、会、原诸州皆在兰州狄道之东，故知此‘西’字当为‘东’字之误，”⑤此论至确。狄道以东220里，当在渭州境内。北使、东使均寄理原州城内。这片监牧地以原州平凉郡为中心，“东西约六百里，南北约四百里。”原州平凉郡，隶关内道，约当今甘肃省平凉、静宁、崇信、隆德及宁夏固原等县市，这是监牧设置初始阶段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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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修订本，第210页。

②《唐会要》卷66“群牧使”条。

③《新唐书》卷74上《宰相世系四上》第10册，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080页。

④《新唐书》卷40《地理志》第4册，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042页。

⑤杨际平：《唐代官营牧畜业的发展规模》，见《中国经济通史》，第465页。

到了第二阶段，监牧地在原州平凉郡的基础上又有扩大，如《监牧颂德碑》所云：“跨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四郡之地，幅员千里。”此四郡，除平凉郡如前述以外；陇西郡即渭州，属陇右道，约当今甘肃省陇西，漳县、武山、渭源、通渭、定西等县；金城郡即兰州，亦属陇右道，约当今甘肃兰州、榆中、临洮、皋兰、永登等县市；天水郡即秦州，属陇右道，约当今甘肃省天水、甘谷、清水、秦安、庄浪，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等县市；这片地域，除兰州金城郡有部分属黄河以西外，余均在黄河以东的陇山东西一带，幅员已广至千里。

第三阶段，监牧即使扩大到陇右，牧地还是狭窄，於是就出现了“更析八监，布于河曲丰旷之野，乃能容之。”河曲丰旷之野，乃是指今陕、甘、宁、内蒙相交的这片黄河大河套地区，唐代的盐、夏、银、绥诸州即在于此。新更析的八监，就是指以盐州为首的八监，其中可能还包括夏、银、绥诸州部分地段在内。盐州隶关内道，其地当今陕西定边、盐池等县。“河曲丰旷之野”，《新唐书·兵志》写作“河西丰旷之野”，这是抄写张说《陇右监牧颂德牌》时出现的错误。“河曲”与“河西”，虽然是一字之差，其地域所涉，却是完全不同的。盐、夏、银、绥诸州正处于史称的“河曲地带”，均属于关内道，都不在河西。这期间，还在岚州建置三监，《新唐书·兵志》云：“盐州使八，统白马等坊；岚州使三，统楼烦、玄池、天池之监。”岚州属河东道，其地约当今晋北岚县、兴县、静乐等县，其东南与唐太原府比邻，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将楼烦，玄池，天池等监定在岚州南部的汾水两侧，当是有所依据的。①可见当时官府牧地逐渐扩展到了今陕北、晋北地区。此后，吐蕃、突厥等族的不断侵扰，使得战事频仍、马匹损失严重，永隆(680—681)年间，仅夏州一地即死失牧马18．496万。②

第四阶段是开元初在关内道的岐、邠、宁、泾四州又新增八监、即八马坊。对此地域，郗昂《岐、邠、宁、泾四州八马坊颂碑》列有八坊名称，其中有五坊在岐，其余三郡是每郡一坊。岐州，又名扶风郡，在今陕西西部，辖境包括今陕西省西部宝鸡、凤翔、岐山、眉县等市县；邻州，又名新平郡，约今陕西彬县、旬邑、长武等县；泾州，又名保定郡，约当今甘肃镇原、泾州、灵台等县；宁州，又名彭原郡，约当今甘肃正宁、宁县、合水等县。可以说，这四州均在今陕、甘交界地区，属唐关内道所辖，在京畿道的西北边。占“地广千里”，其中还有牧田“千二百三十顷”。就八马坊所置地考察，岐阳、普润在岐州；宜禄在邠州；安定在泾州和宁州，保乐、甘露、太平三坊，具体地域不明，据“其五在岐”看，也应在岐州。

从上看到，从唐初贞观到中唐天宝年间，唐代牧监的地域在逐步扩大，而且都偏重在西北地区。欧阳修在《论监牧》一文中，曾对这种地域分布描述说：

唐世牧地，皆马性所宜。西起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内则岐、邠、宁、泾，东接银、夏，又东至於楼烦，皆唐养马之地也。③

欧阳修的这一概括，基本上勾画出了唐代监牧的地域分布，这一带水草丰盛，田土肥腴，气候高爽，特别适宜于畜群孳生繁衍，故秦汉以来就是丰茂的畜牧场地，到了唐代，也很自然地成为了官府畜牧业勃兴的优良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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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隋唐五代时期)46—47图，中国地图出版社1992年版。

②《唐会要》卷72“马条”。

③欧阳修著：《欧阳文粹集》(陈亮编)卷9《论临牧》，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武后时，朝廷为增强军事力量，欲扩监牧地，曾考虑置监登、莱，诏市河南、河北牛羊，以广军资。登、莱二州，约当今山东半岛东部地区，也是唐东部的边防要地，张廷珪以“高原耕地夺为牧所，两州无复丁田，牛羊践暴，举境何赖?”为由加以阻止①。至于河西凉州一带，武后时也有一些地方官营畜牧业，②至唐玄宗开元年间，命高丽人王毛仲领内外闲厩，毛仲“于牧事尤力，娩息不訾。初监马二十四万，后乃至四十三万，牛羊皆数倍。莳茼麦、苜蓿千九百顷以御冬。”③“其后突厥款塞，玄宗厚抚之，岁许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以金帛市马，于河东、朔方、陇右牧之”。至天宝“十三载，陇右群牧都使奏，马牛驼羊总六十万五千六百，而马三十二万五千七百。”④即是说自高宗仪凤以来，至玄宗开元、天宝年问，唐官府畜牧业在一度低迷之后，又走向兴盛。

安史之乱后，吐番军队趁虚侵占陇右河西，苑牧畜马皆没，加之境内藩镇纷争、战事频仍，使得原监牧使与坊尽废。然而，藩镇战争对马匹的需要，迫使朝廷又不得不谋求建立新的牧监。宪宗元和十三年(818)曾在蔡州(今河南省漯河、上蔡等市县)置龙陂监，十四年(819)又于襄州(今湖北襄樊市)置临汉监，到文宗大和七年(833)又于银州(约今陕北米脂、佳县、榆林等县)置银州监，至开成二年(837)牧地扩至绥州(治今绥德)境。此外，在南方农业区还出现过一些时间不长的牧监，如贞元二十年(804)在泉州置过万安监，次年即废。元和十四年(819)在淮南海陵又置临海监，至文宗太和二年(828)也废止，就是襄州的临汉监，也于太和七年(833)停废，⑤停废的原因都是由于监牧广占农田，侵农扰民所致。

唐后期，由于周边各族的不断侵扰，境内方镇的争斗，使中央官府畜牧业惨遭破坏，虽曾一度将监牧地向东南面移徙，多因农牧矛盾太尖锐而未果，故终唐之世，中央官府的畜牧业生产，始终未得兴复。而一些地方藩镇的畜牧业经济，反倒相应地活跃起来了。

除一般监牧外，唐代还有一沙苑监，置在同州(治今陕西大荔)，各史均未将其列入唐初监牧总数，《大唐六典》载：“沙苑监，掌牧养陇右诸牧牛羊，以供其宴会祭祀及尚食所用。”或以为是一特殊的牧场，“应为输送入京牛羊的贮运场，以供宫廷、政府随时取用的。”⑥因其地在唐东西两京之间，地位适中，颇受唐历代帝王重视。唐代帝王常事游猎，行迹几遍于京畿、河南等地，李肇《唐国史补》载：

卢杞除虢州刺史。奏言：“臣闻虢州有官猪数千，颇为患。”上日：“为卿移于沙苑，何如?”对日：“同州岂非陛下百姓?为患一也。臣谓无用之物，与人食之为便。”德宗叹曰：“卿理虢州，而忧同州百姓。宰相材也”⑦。

这说明同州的沙苑监，确是一处牲畜的贮存场。宋王谠《唐语林》亦载：“德宗暮秋猎于苑中。”⑧此“苑中”疑即沙苑。由此看，早期的沙苑监，既是入京牛羊的贮备场，也是供帝王游猎的猎苑。中唐以后，陇右、河曲诸监没废，沙苑监也就更多地担起了监牧的重任，太和三年(829)三月，唐文宗“以沙苑、楼烦马共五百匹赐幽州行营将士”⑨一事，说明沙苑监内已饲养着大批的马匹，担起了牧马监的任务。

①《新唐书》卷118《张廷挂传》第14册，中华书局点校本，第4261—4262页。

②《新唐书》卷122(郭元振传)第14册，中华书局点校本，第4362页。

③《新唐书》卷121《王毛仲传》第14册，中华书局点校本。

④《新唐书》卷50《兵志》第5册，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338页。

⑤《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第8册，中华书局影印版，第7480页。

⑥马俊民、王世平著：《唐代马政》，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8页。

⑦《唐国史补》卷2，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5页。

⑧《唐语林》卷2，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8—49页。

⑨《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第8册，中华书局影印版，第7480页。

三、监牧的经营管理制度

初唐以来，何以能在40年的时间里，将马5000余匹发展到70．6万?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从对一些游牧民族的斗争中，唐获得了大量的牲畜，如贞观四年(630)对突厥颉利的追击战中，“获杂畜数十万”①；贞观九年(635)在青海追击吐谷浑伏允的战役中，又“获杂畜二十余万”②；贞观十五年(641)在反击薛延陀的战役中，“获马万五千匹”；旋又在破突厥思结的战斗中，“获羊马称是”③；到了贞观十七年(643)，薛延陀又“献马五万匹、牛驼一万、羊十万以请婚”。④战争中和纳贡中获得的这巨大数量的杂畜，自然都会充实到监牧中去。由此可见，40年间，马增至70．6万的数额中，有相当部分是来自民族地区的战利品。但唐代官牧孳息的马匹，数量也很大。

当然，这只是牲畜数量的增加，更重要的还在于质量的保证，这涉及到自唐初以来，就逐步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严密的监牧管理制度，如健全完善的层层管理机构；对畜牧从业人员严格的奖惩制度；牲畜的藉帐档案制度和对牲畜草料因时制宜地供给制度等。这些方面，杨际平先生已作较系统的分析和论述⑤，除此以外，还有几个方面可以再作点补充：

首先是对牲畜品种的引进与改良，武德年间，康居国献马4000匹。《唐会要》载：

康国马，康居国也，是大宛马种，形容极大。武德中，康国献四千匹，今时官马，犹是其种。⑥

大宛马属优良品种，体形大，用之改造唐马，效果显著。贞观初年与突厥的交战中，曾获得大量的突厥马，突厥马是蒙古高原上的优良马种，《唐会要》载：

突厥马，技艺绝伦，筋骨合度，其能致远，田猎之用无比。⑦

可见突厥马既机动灵活，又能远行，很适合战争的需要。此外，还有一些域外良种马的引进，如“贞观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骨利于遣使朝贡，献良马百匹，其中十匹尤骏，太宗奇之，各为制名”⑧。这些域外良种马的引进，给唐代国营的牧马业不断地注入了新的血液，保证了牲畜品种的优势，也带来了牧马业的兴旺。

其次是在牲畜的日常牧饲管理上，有一套符合实际，又行之有效的办法。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⑨，曾对监牧的日常操作有精辟的归纳：

一是“日中而出，日中而人”。这是说牧放与饲养的分界线，“日中”是指昼夜平分之意，即每一年的春分、秋分时节。前一“日中”乃是指的春分，牲畜就应放出到草场上牧放；后一“日中”乃指秋分，牲畜就应收牧，即入舍饲养。

二是“禁原燎牧，除蓐衅厩”。当原野新草萌发时，要注意保护草场，禁止践踏火烧，这就是“禁原”；“燎牧”是当草场冬天枯萎时，就应烧野，让来年牧草旺盛。“除蓐”，也是缘于古制，《周礼》夏官圉师中即有“春除蓐”的说法。蓐者，指马在厩中睡卧的垫草，到了春天，就要将陈蓐除去；马厩也要清理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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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193。

②《资治通鉴》卷194。

③《旧唐书》卷3《太宗本纪》。

④《旧唐书》卷3《太宗本纪》。

⑤郑学檬等著：《中国经济通史》第4卷第九章。

⑥《唐会要》卷72《诸蕃马印》。

⑦《唐会要》卷72《诸蕃马印》。

⑧《唐会要》卷72《马》。

⑨《全唐文》卷226。

三是“洁泉美荐，庌凉栈温”。给马匹饮以清洁的泉水；饲以精美的草料。庌，乃指廊庑，后一句是说，夏天要给马搭盖凉棚；栈温，指冬天要保持马厩的温暖。

四是“翘足而陆，交颈相靡”。前句说的是让马跳跃追逐奔跑；后句是说让马之间相互亲昵惬意，就是让马在经常的运动中、在自由自在的环境中成长，只有这样，才能“宜其性也”。

以上都是对官营监牧的一些规范性的操作所作的总结，这些具体的操作程序，再加上有效的政策法令，还有层层机构的监督检查，使得唐初以来，各监牧的牧马数量，在短短的40年间，除了随时的抽调、耗用外，还能保持在70万匹的水平，这应该是历史上一个了不起的发展速度。无怪乎张说会发出“秦汉之盛，未始闻也”的赞叹。

第三是建立了庞大的饲料生产基地，保证了不同牲畜的各类饲料供给。《新唐书·兵志》载：“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顷，募民耕之，以给刍秣”。①这是在八坊的地域内，划出1230顷作为田地，募民耕种，以其收获物专供作饲料用。《陇右监牧颂德碑》载：时在陇右牧区，“莳茼麦、苜蓿一千九百顷，以茭蓄御冬”。②苜蓿是汉代从中亚引进到中国的一种优良牧草，唐代已经相当普及，至于茼麦，不知为何种植物，疑“茼”字有误，显然也应是一种牲畜喜食的饲料。将这些饲料晒干、凉于称之为茭。“以茭蓄御冬”，是说将干饲料蓄存起来，以备冬天牲畜的需要。这些既切合实际需要、又符合牲畜养殖规律的措施和办法，当然都会促进监牧畜牧业的大发展。

四、唐后期及五代藩镇自设的监牧

安史乱起之后，“吐蕃乘隙陷陇右，苑牧畜马皆没”，中央官府的畜牧业由此走向衰落，加之藩镇拥兵自重，为了争雄图存，都很重视畜牧业，纷纷自设监牧。“王候、将相、外戚牛驼羊马之牧布诸道，百倍于县官，皆以封邑号名为印自别；将校亦备私马。”③畜牧业在地方藩镇中，很快便发展起来。敦煌出土文献中有大批沙州归义军政权的畜牧业文献，能充分反映出唐后期至五代，地方藩镇政权发展畜牧业的实态。这里将以此为核心，作些探讨。沙州归义军政权，是在吐蕃统治后，于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建立的。为了图存自保，十分重视畜牧业。该政权在紫亭专门设立牧监，委以监使，统一管理大牲畜——马、驼的牧放；又设羊司，主持羊牧事务。

(一)紫亭监牧

归义军的监牧，其署治在紫亭镇。敦煌文书P·4640号是一件《已未年—辛酉年(899—901年)归义军衙内破用纸布历》，其第260行载有：(辛酉年三月)“十四日，高加兴传处分：支与紫亭监使、副使二人各细纸壹贴。”④此“紫亭监使”，即归义军时期主管马、驼、牛、驴等大牲畜牧养管理机构监牧的长官。唐代前期，监牧遍及河曲、陇右，但不见有紫亭监牧。敦煌文书P．2005号《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据研究是唐开元年间编撰的图经，其中载有“子亭镇”，在其第366行“监牧”等栏下，注有“右当县并无前件色”，可见唐前期沙州尚无监牧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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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卷50《兵志》。

②《全唐文》卷226。

③《新唐书》卷50《兵志》第5册，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338页。

④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第268页。又荣新江编《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S6981—13624)S·8448号文献A、B两面均有“紫亭羊数名目”，所列主人也有“监使”署名，当即此处所引文书中之“紫亭监使”。

紫亭设监牧应在归义军政权建立以后，为归义军所开创设置的畜牧业管理机构，故敦煌文书中颇多记载。如文书P·2484号《戊辰年(968)十月十八日归义军算会群牧驼马牛羊现行籍》是一件钤有“归义军节度使新铸印”的官方文书，共存119行，其中登录了各牧群的牲畜数，如：知马官索怀定群马120匹，知马官张全子群马205匹，知驼官张憨儿群总计骆驼40头，知驼官汜丑儿群总计骆驼33头，牧牛人陈顺德群计大小牛40头，牧牛人沙庆住群计大小牛62头，牧牛人杨郯律丹群计大小牛76头。仅以此文书计，紫亭监牧所辖至少有7个群，共有马325匹、驼73头、牛178头，总计为576头(匹)，而这仅仅是紫亭监牧所辖马、驼、牛的一个部分。①又P·3131号《曹氏归义军(十世纪后期)群牧驼马羊欠历稿》，其中共牧有马6群，驼2群。②唐制：“马、牛之群以百二十”。以此算之，紫亭监牧至少也有马720匹，其拖欠未交者共36匹，约为总数的5％。谭蝉雪先生在研究上列材料后说：“按唐制：‘其有死耗者，每岁亦以率除之’。驼、马百头以七头为耗，紫亭监牧的损耗率仍在正常范围之内。”③这是将拖欠未交数确定为损耗数而得出的结论，其实，拖欠未交不一定都是损耗。不论是哪一种情况，都能反映出归义军紫亭监牧及其职能的健康发展。归义军时期，除紫亭监牧外，尚未见有别的监牧存在。

(二)归义军官马院

归义军政府除在紫亭设置监牧外，还专门在军衙附近设有马院，敦煌文书P·2971号《乙未年(935或995)后常住什物交割点检历》载有：“陆斗铜盆壹，在官马院。”④又P·2461号《丁未年(947)六月都头知宴设使宋国清等诸色破用历状并判凭》载有：“马院皮条匠胡饼肆枚。”⑤表明在军衙附近，不仅有官马院的存在，还借过寺院的铜盆，院中还有皮条匠。皮条匠乃是制作马匹鞍辔用具的匠人，是专门为大批马匹服务的。还有一件《归义军衙内酒破历》载有：“六月马院酒伍升”；八月“三日，宴神酒半瓮，又马院发愿酒壹斗，赛神酒伍”；“九月一日，马院神酒伍升”；十月十四日“马院祭拜酒伍升。”⑥表明官马院内也有赛神，祭拜等活动，所属人数众多，显然都是为养马服务的人员。官马院与紫亭监牧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没有明确文书记载，推测归义军衙向紫亭监牧等征集来的良马，送到敦煌后，就贮备于官马院，进行调教驭习、配备马具，以备使用。这就是官马院内何以人数众多，既有马具工匠；又有宴神祭拜活动的原因。由此也证实：官马院是一专门贮备马匹、以备供应使用的管理机构。又P·4525号《宋太平兴国某年内亲从都头某某状》是一件内亲从都头知瓜州(衙推)某人上给归义军衙府的状文，文中提到他刚从会稽镇“趁贼”归来，“鞍马困乏，西来不得”，待过三、五日后再西来沙州、并云：“其于官院内*[豆+昔]草输纳，亦乃之次。”⑦这是说，由于时间耽误，向官马院输纳的*[豆+昔]草，也只好晚一点。表明了官马院还须各地向其输纳*[豆+昔]草的事实。积贮草料，以供刍秣，反映出官马院也是为解决军事及驿传等急需的一种后勤保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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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590页。

②《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597页。

③谭蝉雪：《敦煌马文化》，载《敦煌研究》1996年第1期。

④《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26页。

⑤《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612页。

⑥据施萍亭先生《本所藏“酒帐”研究》，本帐共存104行，裂为三片，1—10行藏敦煌研究院，11—49行为董希文收藏，50—104行为P．2629号。本帐又载于《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271—276页。

⑦《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5辑，第27页。本件文书，原订为牒，从“谨录状上”看，实为一状文。

(三)归义军羊司

羊司，是唐五代敦煌归义军政权在畜牧业管理机构中设置的一个专管牧羊业的特殊职能部门。这一机构的设立，主要是因为：一，沙州为半农半牧区，畜牧业发达，不仅大牲畜马、牛、驼、驴数量大，而且羊的数量更多，同时还涉及到羊皮、毛等副产品的征收、管理等事宜，需要设置一个专门机构予以管理。二、沙州戈壁、绿州、山丘、草场相间，畜牧区域分散，交通不便，颇难兼管。加之以一般农户也兼养羊，需要设置一专管牧羊业的机构，来进行全境的协调、调度和管理，该司主要管理官府羊群的籍帐、算会、放牧、牧子的雇佣及管理，并向寺院和私羊主税羊，以及征纳羊肉、羊皮、羊毛等。①

有关羊司的记载，史籍阙载，推测有可能是沿袭的吐蕃旧制。敦煌文书也较为零星，现依文书中羊籍及有关杂帐和牧羊的牒状等记载，对其作一点探测。

目前所见有关羊司的最早记录在张承奉时期。如前揭P·4640号《归义军衙内破用纸布历》，其中载有：庚申年(900)二月十二日，“支与羊司押衙刘存庆粗布(纸)贰拾张”；六月“廿日支与羊司粗纸壹帖”。羊司在这一年中，春、夏两季领纸，显然是为了公用，似乎折射出羊司为了每半年造一次羊籍，进行算会的需要。又P·3440号《丙申年(996)三月十六日见纳贺天子物色人绫绢历》中记有“田羊司绯绢壹足”②。此田羊司无疑是负责羊司事务的姓田长官，此外还有“羊司押衙”、“羊司判官”等羊司吏员，田羊司为主管。羊司负责对官牧羊业的经营和管理，对牧羊人领官羊数目要登记入帐，建立羊籍、按籍定期勘验算会、征收贡纳；同时也对牧羊人提供保护和帮助，供给他们所需的物品，使其安于放牧。如P·2877号《癸丑年十二月廿二日后油入破历》载：“十八日，油一升，与牧羊人。”③S·3166号《年代不明(公元980—982年)归义军衙内面酒破用历》载：“支遮羊人胡并一枚，用面五升，支油豉麻油五升”④。遮羊人即牧羊人，牧羊人如有困难，可以申牒羊司以至归义军节度使衙府请求帮助。如S·3928号背《牧羊人安于略牒》载：

1牧羊人安于略

2右于略长在山内，守护羊畜。家内细

3幼繁多，并无经求得处。今于略有

4少多麦粟，碾磨不得。伏望

5仆射鸿造，先赐碾硙，将往群上济给

6存活①牧羊人安于略为了碾磨麦粟，上书仆射，实即归义军节度使，这大概是要借节度衙府的碾硙，才有此牒。牒文不全，估计他的这一困难会得到解决。牧羊人对未经批准耗损的羊只，必须申状纳皮待判。如P·2985号《己卯年(公元979年)牧羊人王阿朵状及判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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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详见拙著《唐五代宋初敦煌畜牧业研究》第四章，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41—48页。

②《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第16页。

③《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124页。

④《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282页。

1牧羊人王阿朵

2伏自今月十五日，纳自死*[羊+古]母羊两口，*[羊+古]羊羯壹口，白母羊壹口儿洛悉

3死壹口，皮付白押衙，未蒙判凭，伏请处分。

4已卯年四月十五日牧羊人王阿朵

5为凭十五日(印)

又P·2761号《己卯年(公元979年)牧羊人王阿朵状并判凭》：

1牧羊人王阿朵

2伏以今月十八日，纳自死古母羊壹口，皮付白祜庆，伏请处分。

3已卯年四月十八日牧羊人王阿朵

畜牧论文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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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论文篇（6）

（1）畜牧科技基础脆弱，设施年久失修，利用率下降，效益减退。

（2）畜牧部门缺乏竞争机制，应变市场条件的能力脆弱。

表现在市场意识、商品客观淡薄，内部没有加工增值龙头企业。畜产品属于原始的初级产品，没有转化成多层次加工增值的高附加值产品，降低了农牧民收入水平和畜牧科技综合经济效益。

（3）畜牧科技推广体系还不健全，科研与技术推广脱节，成果转化渠道不畅通，新技术推广力度不够，实用技术培训跟不上。

畜牧科技成果从研究到应用，中间的畜牧技术推广部门就显得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健全的推广体系作为科研与生产的桥梁和纽带，再好的成果也就无法实施。

（4）畜牧科技人才短缺，且人员知识老化。

畜牧兽医科技人员的工作条件差，待遇低，任务重，科技人员外流现象突出。工作人员积极性不高，效率低，专业人员少，结构不合理，技术力量较弱。

（5）农牧民群众文化程度低，科学养殖的意识淡薄。

畜牧科技成果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就必须依靠广大农牧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所以农牧民的意识转变至关重要。目前，懂技术、善管理、会经营的人才还不多，给畜牧技术推广的进程带来困难。

（6）试验、示范工作跟不上，推动力度不够。

由于农牧民文化水平较低，缺乏对科学养殖技术的认识、理解和接受能力，因而科学养殖的技术水平较差。加之经费紧缺，畜牧推广部门不能开展应有的试验项目，得不到第一手资料和经验，缺乏把握性的正确指导。技术推广仍停留在理论和常规技术的项目上，新品种、新技术引进上仍沿用先试验；再示范；后推广的传统作法。

2对策措施

2.1提高农牧民科技水平，增强科技转化意识

通过各种宣传媒体，广泛深入地开展畜牧科技宣传。各级领导要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意识，采取各项措施，强化农牧民群众学科学；用科学和畜牧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把动物防疫工作落到实处，变被动接受畜牧科学技术为自觉采用。畜牧科技部门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协调；互相支持，拿出具体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畜牧兽医科技推广和应用工作。同时，培养建立一批科学养殖能手和畜牧科技示范户，建立示范专业养殖户。通过加强技能培训力度，提高农牧民的整体畜牧科技水平，以加速畜牧兽医科技技术的应用推广，使落后的养殖观念向现代化养殖观念转变，小规模分散经营方式向产业化、标准化经营方式转变。

2.2建立健全畜牧兽医科技推广网络，强化服务功能体系

加强各级科技推广机构的工作力度，逐步形成以县畜牧科技推广单位为龙头，以乡村畜牧兽医服务组织为纽带，以科技养殖示范户、专业户和养殖能手为主体，上挂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下联广大农牧户的畜牧兽医科技服务网络。促使畜牧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另一方面，为稳定畜牧科技队伍应切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长期在生产第一线的专业技术人员，应在补贴、福利和技术职称评定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以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鼓励他们安心本职工作，对工作成绩突出者应予以重奖，充分调动畜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2.3加大畜牧兽医科技宣传力度，改进技术转化方法

畜牧科技的宣传要坚持试验、示范、推广、培训等结合的工作方针，建立样板；以点带面，把先进实用的畜牧兽医科技成果与新技术组装配套，加大推广力度。一是试验示范，按照实际情况把需要推广的新品种、新技术和新成果，进行小面积试验，小面积示范，让农牧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切实体会到畜牧科技成果带来的效益，通过典型示范扩大推广面积。二是搞好技术宣传和培训，从实地、实用、实效出发，采取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技术培训，使广大农牧民群众掌握畜牧科技的使用管理方法。三是开展产前、产中、产后系列化服务的产、供、销一条龙服务，切实做好与畜牧技术相配套的其他服务工作，确保畜牧兽医技术推广应用顺利进行。四是增加畜牧科技推广应用的资金投入，落实各项工作措施。

畜牧论文篇（7）

畜牧养殖技术在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有了显著提升。在当前经济发展大环境下，绿色发展理念得到普遍认可，畜牧养殖技术的绿色化发展也成为时代要求。在大环境驱使下，积极进行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的推广有重要意义[1]，但在目前推广中，还存在力度不足、人员缺乏等方面问题，所以深入分析问题并探讨具体的推广措施有较为显著的现实意义。

1绿色畜牧养殖技术推广存在问题

1.1推广力度不够

推广力度不够是目前绿色畜牧养殖技术存在显著问题。就此问题的表现来看，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在推广中，基本的力量运用不完全。在绿色畜牧养殖技术推广中，基层单位是重要力量，通过他们可以对新技术起到宣传[2]。但目前的推广力量运用中，对于基层的利用较少。第二是范围拓展进行不够。由于范围拓展不够，所以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群众基础较少。在技术推广方面，群众力量需要重点依靠，但目前推广因为群众范围较窄，基础薄弱，所以力度提升无法进行。

1.2推广人员存在问题

在人员推广方面，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人员数量存在严重的不足。技术推广需要进行效果强化，推广人员的责任范围应该细化。但目前人员较少，所以责任范围化严重，具体推广的效率会大打折扣。第二是人员的综合能力较弱。无论是理论水平还是推广中的方法利用，目前的工作人员都表现出相对不足，所以效果提升不明显。总而言之就是人员问题成为了目前技术推广效果提升的一大阻碍。

1.3推广的专业性不强

专业性不足有两方面影响：第一是技术作用发挥受到限制，技术价值有所下降。第二是养殖户对技术优越性产生怀疑，阻碍技术的进一步推广。

2绿色畜牧养殖技术有效推广措施

2.1深化基层推广，扩大推广范围

深化基层推广，扩大推广范围是目前绿色养殖技术有效推广的基本策略。在畜牧技术推广中，基层推广有重要作用，一方面是基层对于养殖情况的了解和把握更加详细，另一方面是通过基层推广可以进一步确定范围推广的有效策略[3]。众所周知，基层与群众的接触面是最广的，对于群众情况的把握也是最清楚的，所以在进行推广时，积极利用基层力量，不仅可以使绿色畜牧养殖技术在基层当中得到广泛认知，更可以通过基层使技术宣传到养殖户群体当中[4]。

2.2重视推广人员队伍建设，提升推广效果

重视推广人员队伍的建设，提高推广效果对于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的有效推广有重要作用。就人员队伍建设而言主要指两个方面：第一是进行人员数量的扩充。通过人员数量扩充，人员队伍的规模会迅速壮大，而人员数量的增加会使得推广工作的范围细化有进一步提升。第二是进行人员的综合能力提升，在能力提升前提下，推广工作的有效性会明显加强。畜牧养殖是我国经济发展中需要重点建设的一个方面，强化畜牧养殖技术的绿色化有重要意义。为了在畜牧养殖中进一步提升绿色技术的应用，积极进行技术推广作用明显，所以在全面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探讨有效的推广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5]。

作者:郑绍雄 单位: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县畜牧工作指导站

参考文献：

[1]李学良.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的推广策略研究[J].当代畜牧,2015(29):18-19.

[2]吐尔逊•阿不力孜.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的推广普及[J].农民致富之友,2016(12):274.

畜牧论文篇（8）

先后与中粮集团、温氏集团、天津宝迪集团、北京德青源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河北裕丰京安养殖有限公司、河北万雉园农牧有限公司等6个国内外知名的大型畜牧生产企业进行校企深度合作，联合开设“订单培养班”，学生在校内学习2年后，即将“教室”搬到畜牧生产企业，进行为期1年的“顶岗实习”。学生“边学边做、学工交替”直至毕业，开创了具有畜牧兽医专业特色的“厂中校”。

（2）非订单培养班实行2.5+0.5的学年分配

即在校内学习2.5年，剩下0.5年，学生根据自己的就业意向，选择自己将来毕业后要去的企业“顶岗实习”。全系学生都要有至少一次暑期“顶岗实习”经历，即利用暑假时间去企业实习。暑期“顶岗实习”的企业可以是系部推荐的，也可以是自主选择的。

（3）通过创办“厂中校”，使实践教学更加贴近企业岗位需求

强化学生动手能力培养和职业经验的获取，提高学生适应企业工作的能力，实现学生实训、就业与企业零距离对接。这种校企联合办学模式使企业由此得到了自己急需的人才，学校也解决了相关教学资源不足的问题，学生提前实现了预就业，真正达到了企业、学校、学生三方受益的目的。

2请进来、把工厂引入学校，建立“校中厂”

在“厂中校”基础上，畜牧兽医系进一步拓展思路，变“走出去”为“请进来”，把个体经营场所引入学校，以培养学生实践技能、提高就业竞争力为目的，建立“校中厂”。沧州职业技术学院畜牧兽医系采用“四路并进”的方式，探索建设“校中厂”式实训基地的新路子。

（1）自建的校内经营性教学实体—沧州职业技术学院宠物服务中心。

通过完成真实的宠物诊疗和美容任务，提高教师的专业技术水平，接纳学生进行实训。

（2）“不为我有、但为我用”的经营性教学实体。

例如，沧州职院牧医系与学院周边的一些动物诊疗、生活场所—黑大夫动物医院、宠爱有家宠物医院、派多格宠物医院、同仁动物医院、沧县畜牧局动物医院等通过协商，约定学生课下时间可以随时去各大动物医院、门诊、美容院、生活馆等参观学习。这种形式已经成为畜牧兽医系建立实训基地最广泛的形式。

（3）畜牧兽医系专业教师个人对外承租的生产性教学实体—养鸡场。

沧州职院畜牧兽医系鼓励年轻教师要积极参与一线的生产实践，积累专业经验。为此，部分年轻教师对外承租起了养鸡场，亲自参与生产经营的同时，为学生提供了具有实战意义的实习实训基地。

（4）远程同步传输实训室的建立。

2012年沧州职业技术学院畜牧兽医系耗资40多万元分别对河北民乐牧业有限公司下设的猪场、衡水赛科星澳源牧业有限责任公司下设的牛场、河北泊头五谷蛋鸡优养基地的鸡场实施了远程同步传输。使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亲临一线”，能够随时看到这三家养殖厂的真实养殖场景。创造了新概念“校中厂”。

3创新具有畜牧兽医系特色的“做中学、学中做”人才培养模式

（1）畜牧兽医系依托“厂中校、校中厂”校企合作平台，创新了“做中学、学中做”的产学一体、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基本形成实训教学的“五合一”。

即“教师与企业员工身份合一，教室课堂与生产现场合一，教学内容与生产任务合一，职业能力培养与生产活动合一，教学评价与完成生产任务质量合一。”

（2）根据畜牧兽医的专业特点和合作企业的具体情况，紧扣“做中学、学中做”内涵，创新出了具体运行模式，形成了畜牧兽医的专业特色。

例如与中粮集团下设的养猪场开展深度合作，实施了“任务驱动、现场教学”的教学运行模式。并且强化顶岗实习管理，实施顶岗实习专兼结合的“双导师制”。要求学生写出顶岗实习过程总结外，还要求开展生产技术革新、工作方法改进、工作环境条件改善等方面的研究，在企业管理者导师指导下写出创新论文。

4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着力培养学生的就业创业能力

（1）畜牧兽医系坚持把学生“能就业、就好业”作为教育改革等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通过全面推行“厂中校、校中厂”校企合作模式，强化学生实践能力培养，提高学生就业能力。加强调研，随时了解市场对人才需求变化情况，强调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紧扣就业需求；例如，针对近年来的宠物热，2014年沧州职业技术学院畜牧兽医系组建了“宠物班”。重视学生职业素质和就业核心技能培养；加强学生就业指导课教学，培养学生正确就业、择业观念；采取措施确保学生参加半年以上顶岗实习，扩大学生顶岗实习与预就业的有机结合面。

畜牧论文篇（9）

1．1．1生物转化与自然增值

畜牧业生物资产在生长发育过程中不断地发生自然增值，其价值通过人类劳动与自然增值共同作用形成。同时随着畜牧业生物资产的成长，其价值也在不断增加，直至达到繁育年龄，价值达到最大。之后随着畜牧业生物资产的老化，价值逐步降低，直至为零。

1．1．2多样性

在畜牧业生物资产中，不同种类资产具有不同的生长发育阶段。以乳用牛为例，可以将乳用牛划分为犊牛、育成牛、青年牛、成年牛、淘汰牛5个成长阶段，而蛋鸡则可以被划分为雏鸡、育成鸡、产蛋鸡、淘汰鸡4个成长阶段。同一畜牧业生物资产在生长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生命体态，使得价值差异较大。

1．1．3地域性

畜牧业生物资产对自然环境依赖性较强。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差异较大，导致同一种类但生长在不同地区的畜牧业生物资产存在数量与质量的差异。如以体格健硕的西门塔牛为代表，西门塔牛多处于海拔较高，拥有清新山地环境的瑞士，良好的自然环境使得西门塔牛的发育较好，产出的牛奶营养丰富，其价值也较高。

1．1．4季节性

畜牧业生物资产受季节的影响较大，如奶牛的泌乳过程。正常情况下，16～25℃为奶牛泌乳的最佳温度。但是夏季高温酷暑时节奶牛厌食，精神萎顿，牛奶产量下降。而到了冬季，严寒同样会导致奶牛泌乳量下降。总之，畜牧业生物资产的价值随季节的变化也会有较大波动。

1．1．5周期性与流动性

畜牧业生物资产的生命周期差异较大，如肉鸡的生命周期为1～3个月，而奶牛的生命周期则长达6～8年。同时，处于不同周期的畜牧业生物资产流动性也不同。如肉鸡、肉牛等消耗性生物资产在出售时价值一次性转移，因此流动性也较强;而蛋鸡、奶牛等生产性生物资产价值随着产出品的逐步转移，非流动性较强;但是这种流动性与非流动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蛋鸡可以改变用途用作肉鸡出售。

1．1．6风险性

畜牧业生物资产所面临的风险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自然风险。任何一种存在于自然界中的生物都与周边的环境共同构成一个小型的生态系统。受周围环境的影响较大。对畜牧业生物资产来说，草场的沙化、疾病、瘟疫等，都会使得畜牧业生物资产的价值下降。二是市场风险。畜牧业生物资产的价值可能会受到社会热点以及人们心理因素的影响。以禽流感事 件为例，人们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无论该家禽企业是否感染到禽流感都拒绝购买，使得家禽类生物资产的价值在很短时间内迅速下降。

1．2畜牧业生物资产的综合分类

不同种类的畜牧业生物资产具有不同特点，预期经济利益的实现方式不同，价值差异较大。按照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5号———生物资产》的规定，将生物资产划分为消耗性生物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和公益性生物资产，同时按照生物资产成熟与否，将生物资产划分为成熟生物资产和未成熟生物资产。但是对于畜牧业生物资产来说这样的划分是远远不够的。应结合会计准则和畜牧业生物资产特性进行综合分类。首先，对畜牧业生物资产按照生物资产生长发育周期规律进行划分，可以划分为一年生生物和多年生生物。如上文中提到的家蚕，生命周期仅为短短的40d。如果家蚕是以生产蚕丝为目的而持有的，按照定义应该作为生产性生物资产在非流动资产中列示。显然，生命周期短于1年的家蚕列示在非流动资产中并不合适;因此，应将一年生生物全部作为消耗性生物资产，在流动资产中列示。其次，按照畜牧业生物资产的种类及利用方向进行划分，如鸡可以划分为肉鸡与蛋鸡，其中肉鸡全部作为消耗性生物资产在流动资产中列示。最后，按照畜牧业生物资产的生长阶段划分，如蛋鸡可以划分为雏鸡、青年鸡、产蛋鸡、淘汰鸡。将雏鸡与青年鸡作为未成熟生产性生物资产在非流动资产中列示，产蛋鸡作为成熟的生产性生物资产同样在非流动资产中列示，而淘汰鸡作为消耗性生物资产列示在流动资产中。

2畜牧业生物资产估值技术的选择与应用

按照我国新颁布的39号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的估值技术目前有三种，分别是市场法、收益法、成本法。不同的估值技术下估值的结果差异较大。现实中没有一种估值技术是绝对完美的。同时，不同类别的畜牧业生物资产个体差异较大，价值波动明显，这必然会影响估值技术的选择。通过对不同类别畜牧业生物资产进行分析，并结合不同估值技术的特点，对不同类别的畜牧业生物资产估值技术的选择如下。

2．1成本法———未成熟畜牧业生产性生物资产

畜牧业生产性生物资产达到生产能力之前，属于未成熟畜牧业生产性生物资产。通常这一阶段的投入较大但是没有产出或产出很小，不存在活跃的交易市场并且未来收益难以确定，不具备采用市场法与收益法的条件。但同时满足成本法应用的4个条件(被估值资产与重置资产具有可比性、被估值资产历史资料容易获取、被估值资产形成的各种耗费是必须的、被估值资产可再生或可交割)，因此对于未成熟畜牧业生产性生物资产更加适合采用成本法。成本法是指在现行的市场条件下，重新饲养相同或相似畜牧业生物资产所需要的成本减去各种合理损耗作为被估值资产的入账金额。具体成本法的应用以蛋鸡为例。首先将雏鸡和青年鸡从蛋鸡中剥离出来;再按照品种、外表特征、饲养时间等标准进行分类;之后归集成本，以现行市场条件为基础计算取得雏鸡的成本及后续饲养费等费用，扣除正常的合理损耗。完成成本归集之后进行成本的分摊，可以按照蛋鸡的类别、数量等比例进行分摊。

2．2收益法———成熟畜牧业生产性生物资产

具备持续生产能力的生产性生物资产，属于成熟的畜牧业生产性生物资产。其预期收益、获得的预期收益所承担的风险以及获利年限可以预测并以货币计量。满足收益法应用的条件，适合采用收益法进行估值。收益法是指在对成熟畜牧业生物资产预期未来收益额、收益期及折现率估计的基础上，将各年预期未来收益额折算成现值并加总的估值技术。收益法的应用基础是确定收益额、折现率、收益期，下面延续上文中蛋鸡的案例来确定收益法的应用。1)收益额的确定。蛋鸡的收益额等于1年内所有收入(鸡蛋销售收入、鸡粪处置收入、淘汰鸡的处置收入)减去成本费用(饲料费用、医药费、工作人员薪酬等)。其中蛋鸡的成本费用相对固定，并且可以参考往年的会计资料，成本费用的估值难度较小。而对于收入的确定就需要综合考虑产蛋量、蛋重、市场中鸡蛋的供求状况，未来鸡蛋业的发展趋势等因素。以产蛋量为例，当蛋鸡具备生产能力后，第1年的产量最高，第2年下降15%～20%，第3年下降15%～25%，由此对蛋鸡的收入产生较大影响。2)折现率的确定。折现率由无风险报酬率、风险报酬率和通货膨胀率构成，无风险报酬率和通货膨胀率都可以从国家的数据或市场数据中取得，而对于风险报酬率的确定是折现率确定的难点。蛋鸡在生长的不同阶段会面临不同的风险，因此应动态地分析蛋鸡在不同生长阶段的风险报酬。可以借助专家打分的方法确定风险报酬率。3)收益期的确定。对于蛋鸡剩余寿命的确定，一般正规的蛋鸡饲养部门在蛋鸡出生时都会进行记录，如系谱记录、活体标记编号等。通过查看这些记录很容易找到蛋鸡的出生日期，以此推算蛋鸡的剩余寿命。如果没有记录，或记录不完整也可以通过辨别蛋鸡的体型、外貌等生理特征来判断蛋鸡的剩余寿命。

2．3市场法———消耗性畜牧业生物资产

处于淘汰期的畜牧业生物资产及其他消耗性畜牧业生物资产，企业持有的目的是在1年内或1个营业周期内变现。此类畜牧业生物资产大多拥有活跃的交易市场，并且市场中可以找到相似资产的交易价格，如种畜、肉畜、肉禽市场，因此适宜采用市场法。市场法是指利用与消耗性畜牧业生物资产相同或相似的生物资产的价值，参照市场交易环境及价格进行估值的技术。其隐性含义是在一个有序的市场中，通过对比调整相似生物资产的价值来确定被估值资产价值。延续上文中蛋鸡的案例，可以从中国农业信息网和畜牧兽医等网站查找蛋鸡的价格，并根据市场环境、经济环境等因素进行一定的调整，以此作为蛋鸡的入账价值。

畜牧论文篇（10）

近几年国家相关文件和政策对爱国主义重要性的阐述日益突出，普通高等院校对在校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视程度也在普遍加强。但随着畜牧业对人才要求的不断提高，畜牧兽医专业大学生自己也希望在校期间能够获得素质的综合发展。调查显示，在“对当前爱国主义教育满意程度”的调查上，“非常满意”占12．0%，“一般满意”占35．6%，“不太满意”占48．8%，“不满意”占4．6%，这说明目前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程度还未最大限度满足畜牧兽医专业大学生的需求，还需要在教育方法、教育形式等方面不断完善。

1.2目前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环节还比较薄弱。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大部分学生通过理论教学能够了解爱国主义教育的基本知识，但高校在爱国主义实践环节上的教育还比较薄弱。目前，高校组织的与爱国主义相关的活动形式单一，学生参与的积极性较低。在“学校组织爱国主义相关活动”的问题上，同意“经常组织”占25．7%，“偶尔组织”占44．3%，“不组织”占19．2%，“不清楚”占10．8%。在“你是否愿意参与相关活动”这一问题上，30．5%的同学表示“非常愿意”，50．0%的同学表示“一般”，19．5%的同学则明确表示“不愿意”。这说明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开展效果不理想，大学生参加相关活动的积极性也并不高。因此，爱国主义教育中应该适度增加实践、参与环节，让大学生在亲身经历中升华爱国主义情感。

1.3有些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较为陈旧。

当今各高校爱国主义的理论课程教育都体现在“两课”教学中，很多内容已经脱离了目前社会的发展实际。在对“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调查中，认为“与社会热点问题密切结合”占10．0%，“一般”占20．8%，“脱离社会实际”占69．2%，这说明高校关于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较为陈旧，没有做到与时俱进。

1.4爱国主义教育方式缺乏创新性。

目前，高校主要采用课堂讲授的正面填鸭式的教学方法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教育手段相对比较单一。在对“爱国主义教育方式”的调查上，认为通过“课堂”占40．7%，“网络”占31．5%，“电视”占15．5%，“书刊”占12．3%，这表明课堂讲授仍然是爱国教育的主要途径。由此可见，现存的爱国主义教育方式远远不能满足大学生的需求，不能充分调动大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因此，爱国主义教育的方式方法还需要进一步创新。

2畜牧兽医专业大学生爱国情感教育存在问题的原因

2．1受经济全球化影响

自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以来，各国联系密切，意识形态互相渗透，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大舞台，大学生如何把握好正确的价值观、如何弘扬民族精神，是所要面临的一个难题。

2．2受网络多元信息的冲击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网络作为重要媒介已经走进大学校园，并且逐渐被畜牧兽医专业大学生接受，他们通过网络可以随时随地获得最新资讯、社会动态等信息。但是网络也有它消极的一面，暴力、拜金、色情、恐怖主义、民族歧视等落后思想也渗透到学生不太成熟的思想中，有些大学生在无意中已感染上腐朽思想的毒瘤，还有的大学生沉迷于网络游戏，认为是否爱国与己无关，缺乏为祖国献身的意识。

2．3学校爱国主义教育体系不完善

目前，高校的爱国主义教育还流于形式，理论课教程比较枯燥，多以书本内容进行讲授，很少与社会热点问题相结合。非课堂教育形式单一，活动设计不新颖，教育的各方面资源，如人力、物力、财力的协调程度不够，畜牧兽医专业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体系建设还不够完善。

3加强畜牧兽医专业大学生爱国情感教育的对策

3．1激发大学生热爱畜牧业、献身畜牧业的热情

目前，高校大学生普遍是“90后”，无论是来自城市，还是来自农村，他们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从小在蜜罐中成长，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缺少吃苦耐劳和艰苦奋斗的意识;加之畜牧行业本身特点，如生活环境较差，工作较为艰苦，多在偏远地区等，使得学生毕业后从事本行业的意识淡薄，缺少热情，这就造成大量的行业人才流失。因此，高校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就要着重培养他们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激励学生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还要在这个行业上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热爱国家、热爱专业，坚定将来的就业方向，立志为行业发展贡献光和热。

3．2改革爱国主义教育形式，将课堂与课外有机结合

目前，大多数学生是通过课堂讲授方式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课堂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渠道。如果条件允许的话，由学校统一安排相关的德育教师，划拨一定经费，规定一定的课时和学分，让爱国主义教育成为每个畜牧兽医专业大学生的必修课。当然，单纯的理论教学存在弊端，教学效果往往不是很理想。因此，高校可以通过课外活动，也就是第二课堂来拓展自己的爱国视野，丰富爱国主义情感。如学校可以通过多种形式的课余文化活动来吸引大学生参与到活动中去，在活动中提升爱国主义情感，也可以丰富图书馆书籍或者电子读物，来拓宽学生对爱国主义的普遍认识，同时还可以通过座谈、报告会等形式对畜牧兽医专业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高校在课堂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理论的同时，把爱国主义教育的课外活动有效开展，做到课堂和课外有机结合，才能充分吸引学生，达到理论和实践的真正统一。

3．3借鉴西方文化精华，与爱国主义有机结合

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一直以来都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不同点在于两者分别是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服务。虽然国家性质、服务对象不同，但是发达国家先进的爱国主义教育方式、经验和启示，对于我国高校开展教育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在此基础上，教育者需要结合我国社会实际情况不断创新，与时俱进，从而提高爱国主义教育的效果。

畜牧论文篇（11）

阿勒泰畜牧兽医职业学校绩效管理体系构建的设计方案

经过不断的探索、研究和改进，该校的绩效管理体系现在主要包含两大部分，即绩效管理的规划和实际操作，其中前者的作用表现为确定校方对教师绩效要求，同时获得他们承认的过程。绩效管理的实际操作就是绩效管理标准在现实中的运行。这两大部分缺一不可，共同构建了绩效管理的体系。教研组的绩效管理规划。学校将教研组的KPI指标体系细化，同时依教研组的实际情况对之前所得出的指标进行改进。具体的操作方式是，由教研组的实际运作对指标进行筛选，将那些可操作性强的，符合学校实际需求的指标初步保留下来，最后通过讨论和研究制定出最终的教研组考核指标。同时还要让平衡记分卡上也能体现出教研组的KPI指标设计，从而凸显教研组的全部管理规划。教师绩效管理规划。该部分的规划即借由上述的教研组的管理规划和每位教师所任教的学科的特点，从而确定、完善教师的KPI指标。和教研组的绩效管理规划相同，平衡记分卡同样要体现教师的管理规划。可以说计分卡和教师的发展计划一起组成了其个人绩效规划的核心。绩效考核指标的确定和比重安排。鉴于学校旧的绩效考核指标实施情况不尽人意，缺乏指标权重等现象的存在，学校绩效管理委员会对整个考核指标系统进行了发展，具体表现为整合了学校不同学科教师的评价从而使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更为健全。就一般教师而言，对其绩效考核一般从以下的方面进行：课前准备、课时成果、课后作业、公开课、例会、考勤、学生考试成绩等，同时对于不同的指标进行合理的比重安排，并配合具体的考核办法或手段，这样所得出的结论也将是全面、科学且为双方所接受的。绩效指标标准确定。在设计绩效指标的同时，校方还应当明确指标的标准。阿勒泰畜牧兽医职业学校将其分为以下两类：首先是基本标准，即校方对于考核所针对教师的要求，希望他们的教学工作可以达到怎样的水准。教师们可以参照该标准了解自己现时所处的位置，以及将来努力的方向。基本标准的核心价值在于为管理人员和教师双方提供一个参照，从而判断被考核对象的绩效是否符合原定的要求。其次为卓越标准，具体指的就是在基本标准中未包括的对考核教师的要求，但某些教师超越了原来的要求，达到了更高的绩效水平，这就要求学校必须制定基本标准无法囊括的诸如奖金、升迁等激励性待遇的卓越标准。阿勒泰畜牧兽医职业学校的绩效管理推行是以绩效管理运作体系为基础的，其绩效管理的具体流程如下：①行政管理部公布绩效管理内容；②绩效管理表由各学科管理人员负责填写；③教师向管理人员提出反馈意见，双方就绩效结果进行当面交流；④当结果被双方接受后，先由教师在确认书上签字，再由该学科管理负责人签字并提交行政管理部门最终确认。要是任何一方拒绝认可，则可以将考核结果向专门的协调部门申诉。以下是绩效管理申诉流程：①考核结果无法同时被双方认可；②被考核教师提出申请，并要求填写申诉表格；③表格无需交由部门负责人，则直接上交给行政管理部门，由其担任申诉的裁判；④如没有特殊情况，该部门在收到表单后的一个星期内对异议教师重新考核；⑤如果经过该部门的裁判，所得出的结果依然无法让双方认同，则由绩效考核委员会对考核结果作出最终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