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观论文大全11篇

国家安全观论文篇（1）

【关键词】国家安全观 内部安全 外部安全 传统安全要素 非传统安全要素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A

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对我国国家安全问题作了系统论述，提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这在党和国家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第一次，体现了大安全时代的国家安全大思路，对我国国家安全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根据这次讲话精神，结合关于国家安全的历次论述，笔者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体现了五个方面的“总体”。

统一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的“总体”

这次讲话的一个重要论点和亮点，就是明确提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提法，是对党和政府在世纪之交提出的“新安全观”的重大发展和超越。

关心和熟悉中国国家安全观演进的人都清楚，继西方世界于“冷战”后期开始探索新安全观和新安全治理模式之后，中国在“冷战”结束后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也开始探索一种反映世界趋势并适合自己需求的新安全观，最终在世纪之交把这种安全观表述为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但是由于没有涉及国内安全问题，而国内安全又是国家安全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因而这种“新安全观”，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安全观，只是一种外交观，至多是一种“对外安全观”或“国际安全观”。

与此不同，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非常明显，这样的“总体安全观”，突破了以往“新安全观”只讲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的局限，统一了内外两个方面的安全，更符合“国家安全”概念的本义，也更符合当前我国国家安全的基本形势。

根据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学理论，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处于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也就是国家既没有外部的威胁和侵害也没有内部的混乱和疾患的客观状态。只有同时既免除外部威胁和侵害，又免除内部混乱和疾患，才能实现真正的国家安全。当前我国的国家安全形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并存，内忧甚于外患，因而讲国家安全时，就不能只讲外部安全或对外安全问题，而必须更重视内部安全或对内安全问题。因此，在讲到“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时，首先要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这体现了统一考虑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两个方面的重要思想，对认清我国当前国家安全形势，有效进行国家安全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综合传统安全要素与非传统安全要素的“总体”

在这次讲话中，体现总体安全观综合国家安全各种构成要素的地方有三处，第一处是提及“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对几个不同“安全”的具体定位，第二处和第三处是五个“既重视……又重视……”其中的两个。

讲话中，在高度概括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形势后指出：“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这里涉及的人民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六个方面的“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国家安全的六个构成要素。

此外，讲话在诠释“总体国家安全观”时，用了五个“既重视……又重视……”。在第一个“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之后，紧接着的是“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第三个是“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如果说这里的“国民安全”是前述“人民安全”的另一种表述，不算是国家安全的一个新要素，那么“国土安全”就是讲话中出现的一个新要素了。更重要的是，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之后，立即通过十一处“安全”对之作了具体诠释。这段原话是：“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这段话中的11个“安全”，前六个是前面出现过的，后五个是此处新提的。

然而，我们不能根据这段话集中讲了11个“安全”，就认定这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甚至不能认为它们就是安全构成要素上的“总体”。讲话前面提到的“人民安全”或“国民安全”，也应处在这个“总体”之中。当然，“人民安全”和“国民安全”并不是国家安全的两个不同要素，而是同一个要素的两种不同表述。在“国家安全构成”论域中，人民安全与国民安全没有根本性区别，不仅必须视为同一要素，而且更准确更科学的用词应是“国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不仅需要包括这段话中的11个“安全”，还必须容纳“国民安全”这个最重要的要素。这样一来，总体国家安全观便是综合了上述12个要素的“总体”。

要全面透彻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国家安全构成要素方面的“总体”，就不能局限于的这次讲话，而必须结合其关于国家安全的历次讲话来概括，必须结合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关于国家安全的各种论述来认识，甚至必须结合当代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来思考。

例如，在2012年的十报告中，讲到的“安全”就依次包括了食品安全、药品安全、信息安全、粮食安全、公共安全、企业安全、人民生命安全、人民财产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生存安全、发展安全、海洋安全、太空安全、网络空间安全、国际安全、军事安全、资源安全、网络安全等19个。这19个“安全”，多数是在报告中被直接表述为“××安全”的，如“信息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网络安全”、“国际安全”等，也有一些是在某个复合概念中包含的“××安全”，如原文中的“食品药品安全”一词包含了“食品安全”和“药品安全”，原文中的“海洋、太空、网络空间安全”一语包含了“海洋安全”、“太空安全”和“网络空间安全”。但无论原文中直接表述的“××安全”，还是我们根据复合语句解析出来的“××安全”，除了与这次讲话中的“12种安全”一致的外，其他“安全”是不是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是不是也应包括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之中，以及在这个“总体”中处于什么位置，与其他要素是什么关系，这都需要深入思考，需要国家安全学理论给出科学解答和合理解释。

事实上，在10多年来的国家安全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中，我们曾对其中的一些问题作过深入思考和研究，得出了一些有助于深入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观点。例如，就“人民安全”和“国民安全”两个概念来说，虽然可以根据需要在不同语境中选择不同的表述，但从理论上看，用“国民安全”比“人民安全”更为科学。

再如，对于“国土安全”，10多年前我们也是这么用的，但是现在我们倾向于使用更符合当代国家安全现实的“国域安全”这个概念。这是因为，当代国家的生存空间，已经超越了传统的领陆、领水、领空“三领”范围，也不局限于“三领”加上“底土”这样四个方面，而是还包括了与传统领土概念完全不同的网络空间、太空空间，以及更特殊的专属经济区。这样一来，国家安全的空间范围就包括了七个领域，即传统“国土安全”包括的领陆安全、领水安全、领空安全、底土安全，以及非传统的网域安全、天域安全、经济海域安全。

再说“核安全”，其实并不是与国民安全、国域安全、政治安全等处于同一个等级的安全要素，而是一个国家安全二级构成要素或三级构成要素，分别处于资源安全、军事安全、科技安全之下。首先，核作为一种自然资源，作为一种能源，它的安全是资源安全下的能源安全中的一种特殊能源安全。其次，核武器作为一种现代军事装备，它的安全又是军事安全所必然包括的内容，是军事安全下的二级安全要素。再次，核技术作为一种现代科学技术，它的安全也是科技安全的内容，具体属于“科技应用安全”的范畴，这便成为科技安全中的三级安全要素了。

由此可见，从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出发看总体国家安全观，就会有更深入更科学的理解。

关注内部与外部两方面影响因素的“总体”

这次讲话中，有两处含义不同的“内外”，一是“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中明确的“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二是“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中包含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从国家安全学理论来理解，第一个“内外”指国家安全本身是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的统一，对此笔者前面已经分析，指出这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一个“总体”；第二个“内外”指影响国家安全的有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两个方面，这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又一个“总体”，即第三个“总体”。

在多年的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中，笔者既从概念上把国家安全界定为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的统一，又从结构上把国家安全本身分为12个基本构成要素，同时还把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分为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又把社会因素分为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这样的划分与分析，不仅有助于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前述两个“总体”和现在所讲的第三个“总体”，而且也有助于理解后面要进一步说明的第四个和第五个“总体”，因而我们把这种划分图示如下。

在这次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显然，这里是在分析我国国家安全形势时讲到内外两方面因素的，因而可以肯定其所讲就是影响国家安全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两个方面。

当前我国面临的这种“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的内外因素都包括哪些具体内容呢？是否可以包括国内外各种自然因素呢？笔者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指导我国国家安全工作，就必须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的影响国家安全的各种因素都包括进来，其中既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既有社会因素也有自然因素。

当然，这些不同方面的影响因素在不同时候、不同情况下的影响作用并不相同，因而需要根据其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其他要素和因素的不同关系，因时因地进行具体分析和具体处置。例如，在当前情况下，自然因素中的气候问题、人口问题，比国土面积、地理位置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重要得多，也要复杂得多。再如，在我国内部，民族问题、宗教问题都是影响国家安全的复杂因素，处理好了对国家安全会有积极影响，处理不好对国家安全会有消极影响。还有，我国当前与邻国的关系，特别是中日关系、中菲关系、中越关系、中朝关系等，都变得比10多年前复杂很多，而且还可能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些问题，都需要党和政府相关部门，特别是新成立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给予充分关注，高度重视，认真应对，谨慎处理。

因此，这些既包括自然与社会两个方面，又包括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的各种影响因素，便成为总体国家安全观中不能没有的第三个“总体”。

重视可以预见与难以预见各种风险的“总体”

与影响因素相比，现实中存在的各种威胁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更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需要在国家安全治理中给予高度重视的问题。

这次讲话中所说的“增加忧患意识”中的“忧”与“患”，所说的“做到居安思危”中的“危”，都是威胁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对于这样的因素，在国家安全学理论体系中，把其先分为“天灾”与“人祸”，并在此基础上又把人祸分为“内忧”与“外患”。

无论仅就中国而言，还是从全球范围来讲，10多年来“天灾”危害国家安全的实例不在少数。在2003年“非典”发生之前，我们就根据历史教训把“疫”列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天灾之一，并把其纳入到国家安全学理论体系之中。但是，当笔者在一次内部研讨会上以图示的形式讲到这点时，许多人都不以为然，似乎“疫”已经完全成了历史，不再可能威胁到当代人的生命和当代任何国家的安全。然而“非典”的暴发给人们上了非常生动而残酷的一课。人们终于看到现实完全可能重复历史，如果稍有疏忽与懈怠，“瘟疫”还会夺去我们的生命，还会危害我们的国家安全。正是在这个时候，笔者利用被隔离在家的一个月时间，进一步思考了天灾对国家安全的危害问题，写成了《“非典”呼唤确立系统的国家安全观》一文，呼吁确立“系统的国家安全观”。时隔不久，卡特里娜飓风2005年袭击美国，不仅给美国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还直接冲击了美国当时最重要的国家安全行动――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反恐行动。自然灾害危害国家安全再次成为人们不得不重视的问题。

至于以人祸为主的内忧外患，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也十分复杂严峻。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以及国际国内的恐怖主义，当前都正在严重威胁和危害着我国的国家安全，都是我们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的问题。

当然，对这些威胁和危害因素，既可以从“内忧”与“外患”的角度进行划分，也可以从“天灾”与“人祸”的角度进行划分，但对当前我国国家安全治理更有意义且更具可操作性的划分，则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就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作“说明”时所作的划分，即把其分为“可以预见的风险因素”与“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当时，指出：“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显然，与“可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比较，那些“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对国家安全的冲击和危害可能会更大些，起码会更难处理。为了有效应对国家安全领域“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国家安全危机管理就成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无论从哪个角度划分，总体国家安全观都必须重视这些威胁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把其放入它的“总体”之中。

统筹多方力量的保障国家安全的“保障”

的这次讲话，既从概念上分析了国家的内外两方面安全，又从构成上分析了国家安全的传统要素与非传统要素，同时还指出了影响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各种因素，但讲所有这些问题的目的，都是为了当前更好地保障我国国家安全。

英文中的“security”一词，不仅有汉语“安全”的含义，同时还有汉语“安全保障”或“保障安全”的含义。因而在此类机构及法律的命名上，用“国家安全保障”就比用“国家安全”更为准确、更名副其实。无论是国家安全学的理论建设，还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实际运行，都必须落脚到国家安全保障上。在我们建立的国家安全理论体系中，不仅包括了国家安全保障问题，而且对国家安全保障体系作了一定程度的解析。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说明”中，以及这次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讲话中，也对国家安全保障问题作了比其他问题更多的论述。

曾深刻指出：“我们的安全工作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需要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平台统筹国家安全工作。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已是当务之急。”同时又指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这里涉及的“国家安全工作”、“国家安全工作体制机制”、“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平台统筹国家安全工作”、“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如此等等，都是国家安全保障中的不同方面和不同问题，也都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最需要“观”到的内容。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的论述，既揭示出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三个构成要素，同时更明确地把传统的军事保障，以及非传统的文化保障、社会保障结合起来，把它们作为国家安全保障的重要手段。此外，关于“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的论述，以及“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的论述，又超越了仅仅依靠自身力量保障本国安全的传统安全保障思路，把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通过在非传统的共同安全思路下打造命运共同体，把国际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一种保障和条件。这种“总体保障观”的最集中体现，是这次讲话中对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提出的要求，即“要遵循集中统一、科学谋划、统分结合、协调行动、精干高效的原则，聚焦重点，抓纲带目，紧紧围绕国家安全工作的统一部署狠抓落实”。

国家安全观论文篇（2）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局势的变化，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理念、内容和方法，以适应国家安全形势的需要。用最新的最先进的理论观点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新的重要体现。

一科学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科学内涵

国家安全观是对国家安全问题所持有的基本看法、态度和观点，在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内涵。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总书记对我国国家安全形势作了概括：当前，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2014 年4 月15 日总书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首次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念，他强调，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1]

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国家安全的综合性和整体性。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学教研中心主任刘跃进认为，“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总体”的广泛性、丰富性。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安全要素更加全面。安全的内容由传统的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和军事安全拓展到包括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诸多方面，体现了国家安全的整体性。国家安全的诸多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其中政治安全是根本，军事安全是保障，经济安全是基础，科技安全是关键，并融合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诸要素。

人民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宗旨。一切为了人民是我们党和政府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人民安全，让人民安居乐业、幸福生活。[2]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提出在国民安全问题上，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大学生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用人才，也是国防建设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后备人才，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是对全民进行国防教育的重点。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安全观的继承和发展。有学者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应该是一种强调当代国家安全的全面性、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更有利于对国家安全工作的指导，有利于现实中的国家安全治理。[3]

二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统领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紧迫性

综合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当代大学生国家安全素质以及当代大学国家安全教育现状等多种原因，笔者认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统领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工作非常紧迫。

1 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

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当前国际形势的紧迫性均有重要论述。今天的世界仍然没有走出2008 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对世界的影响，整个世界未能逃脱经济放缓的命运。2009年以后全球进入动荡、变革、调整的“后金融危机时代”。伴随经济危机发生的是政治纷争、军事冲突不断，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交织互动，国际安全态势扑朔迷离。[4]同时，中国周边问题不容忽略，如海洋争端、朝核问题等都是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我国几代领导人都曾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不称霸，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但某些国家并未放弃遏制中国的图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为世界作出了积极贡献，西方国家虽然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们仍然潜在认为利益不断拓展的中国会抢占他们的资源；认为强大起来的中国会颠覆他们主导的国际秩序，掠夺他们的既得利益和战略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还意味着非西方文明、非白色人种、非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这是西方不愿意、也不甘心看到的结果。因此，中国招致包围、遏制、敌视既在意料之中，又符合西方逻辑。[5]中国理应居安思危，这既是对本民族负责也是对世界负责。

2 部分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缺失和相关知识缺乏从当前大学生整体情况来看，大学生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热爱祖国，有报效祖国服务社会的远大志向。但另一方面部分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缺失和相关知识缺乏，对我国面临的各种威胁认识不够全面。近期媒体报道，部分境外组织将目光瞄准大学生。极少数大学生被境外组织利诱策反。据媒体报道，同一境外情报机构近年针对中国大陆学生实施了数十次网络策反活动，境外间谍以金钱诱使涉世未深的大学生甚至中学生参与情报搜集、分析和传递。来自权威消息源的案例显示，多数学生在网上求职或网聊过程中被境外间谍盯上，他们最初提供信息时并不知情，但部分人在觉察对方身份的情况下仍因贪利而持续配合，甚至被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处理。[6]这类现象充分暴露了极少数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淡薄，在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下，少数人放松了必要的警惕。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帮助他们明辨是非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责任。

3 意识形态的斗争更隐密且将长期存在较长的和平时期容易使国人产生精神懈怠，尤其在意识形态领域。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有些人已经淡化了国家观念，有的人认为爱国主义过时了，这种观念是极端错误的。与此同时国外敌对势力并未放弃对中国的西化分化图谋，通过文化输出以及互联网将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同我们争抢思想政治教育阵地。境外机构甚至直接在境内寻找人进行各种渗透和破坏活动。近期媒体报道有高校教师食国禄、忘国恩，利用课堂宣扬分裂思想，组织、策划、实施分裂国家的犯罪活动，破坏团结统一局面，受到法律的审判。同时今天的价值观念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造成冲击，易引发政治认同危机。因此，大学国家安全教育应引导大学生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待和分析当今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及其实质。

用总体国家安全观引领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也是全民国防理念的必然要求。据军事媒体报道，近年来一些地方军事设施安全环境逐渐恶化，军事设施遭到破坏的情况时有发生，比如有农民擅自在某部附近修建滑翔机起降跑道，有公司在营区附近修涉外五星大酒店，影响安全保密，违章建筑使雷达阵地效能下降，等等。这些问题严重干扰破坏了正常军事行动，损失不可弥补，也反映了部分公民和法人国防意识淡薄，全民国防理念在少数人心中荡然无存。

三以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构建充实国家安全教育内容体系

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部分内容涉及国家安全问题，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修养中的爱国主义、新的国家安全观等内容有所涉及，但内容相对简单，相对当前形势发展和理论创新有一定滞后性。因此迫切需要针对当前国内外形势，按照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念来充实国家安全观的教育内容，构建科学合理的国家安全教育体系。

1 确立新的国家安全观，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我们的国家安全观有一个不断演变发展的过程。总体来讲经历了由重传统安全到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并重的发展变化。当前的重大理论创新就是总书记在2014 年4 月15 日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他提出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用最新的理论引领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用科学的理论来武装未来的建设和接班人。只有未来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树立起正确的国家安全观，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得到最可靠的保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想才能真正实现。

2 树立爱国主义信念，自觉为中国梦的实现贡献力量

通过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时代价值教育来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帮助他们树立坚定的爱国主义信念。只有具有坚定的爱国主义信念，才能自觉抵制各种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才能自觉同破坏团结统一的言行划清界线并与之斗争。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精神动力。没有爱国主义信念就无法真正将爱国情怀转化为爱国动力和爱国行为。在和平时期最大的爱国就是全身心投入国家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加强历史教育，增强大学生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同志强调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历史意识和历史感的缺失易形成错误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甚至会出现信仰危机。加强对大学生的历史教育，对于凝聚大学生的历史使命感，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身份认同，强化其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有着重要意义。[7]每一代青年都有他们的历史使命，通过历史教育可以增强大学生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当代青年的历史使命就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4 进行国家安全相关知识教育和爱国主义警示教育，做维护国家安全的主人

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总体上已经历了几十年的和平时期，这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了重要机遇，国家安全之弦也因此在有些人心中开始松懈。“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通过爱国主义教育让大学生了解国家安全相关知识，在生活中自觉维护国家安全，不做国家安全知识方面的文盲。通过当前国家安全形势教育，爱国主义警示教育，让大学生充分了解当前国家安全形势及存在的问题，帮助他们分析和认识一些社会现象，增强大学生维护国家安全的实际能力，做维护国家安全的真正主人。

5 进行国家安全法制教育，自觉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道德和法律是规范人的行为的两种基本手段。在法律方面，我国除《宪法》《刑法》等法律法规中规定了公民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义务的内容外，还制定了一批维护国家安全的专门法律法规，如《国家安全法》《反分裂国家法》《国防教育法》《保守国家秘密法》《国防法》《兵役法》等，这些法律法规规定了公民维护国家安全的各项法律义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通过国家安全法制教育，引导大学生自觉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义务，依法同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作斗争。同时我们要引导大学生树立国家安全自信，对外我们不惹事也不怕事，对内要切实解决好民生问题及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我们要相信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带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安定团结，并且有能力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有所作为。

四改进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方法

国家安全教育教学方法和手段的选择应根据当前的教育现状和学生的需求，以提升教学实效为重要目的。高校国家安全教育总体思路应是主渠道和多渠道并行。主渠道就是充分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主阵地的作用，将国家安全教育纳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适当突出爱国主义教育。思政课教师作为教育主导应首先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作用，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课程中适当加强国家安全知识的传授。除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几门主干课程的作用外，各高校可根据实际情况以形势政策课形式、选修课的形式等方式对大学生开展国防安全教育。

所谓多渠道，是指除课堂讲授以外可以通过国防教育专题活动、开展国防教育实践教学等多种途径进行课堂外的延伸教学，通过感性教育强化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比如高校可以通过举行国防知识竞赛来促进知识的巩固和学习，还可以开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充分利用社会历史资源，让学生在参观场馆、倾听讲解中去感悟和学习。各省市地区都有国防教育资源，大学应努力发掘并充分利用大学周边资源进行实践教学，如武汉市有许多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包括辛亥革命纪念馆、中山舰纪念馆等。通过参观学习，可以让学生更直观的了解历史，获得心灵的震撼，增强爱国情感。

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开展国家安全教育，通过网络平台传递“正能量”，或通过负面事件对大学生进行警示教育。因此学校相关部门应该建立国家安全教育专题网站，链接相关权威资源，便于学生自主学习。在网站内容上可以开设理论学习、时事政策、国防知识、国家领土与安全、经济文化交流与安全、先进人物事迹等教育网页，还可开设论坛聊天、相关录像与影视等，用以正面引导大学生的国家利益思想与观念。[8]

此外，还要善于利用重大时事契机开展国家安全教育。如针对钓鱼岛问题、南海争端等问题，引导学生理性爱国。同时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要密切关注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动态，多做调查研究，通过问卷、座谈、个别交流等形式多渠道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参考文献

[1]新华社.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N].人民日报，2014-04-16.

[2]马占魁，孙存良.人民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观的宗旨[N].光明日报，2014-05-31.

[3]范传贵“. 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之背后深意[N].法制日报，2014-04-21.

[4]张丽.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安全结构新变化与国家安全战略[J].国际安全研究，2014(2).

[5]王志军，张耀文.西方安全战略理论评析与借鉴[J].和平与发展，2014(1).

国家安全观论文篇（3）

思想政治教育通过理想信念导向、思想道德导向等功能，在各个阶段帮助教育客体在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及社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形成正确的理想信念、道德品质，坚定正确的价值观准则，努力保证其思想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二）行为导向。

思想政治教育的行为导向主要是在道德规范导向和法纪规范导向两方面进行的。道德和法纪是维护文化安全最为直接的途径，是表现在外在方面的有效方式之一，这两种导向同时也是实现其他导向的重要保证。有些国人理想信念淡薄，极易受到西方文化的诱惑，这就需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行为导向来对其进行预防，提高维护文化安全的自觉性。

（三）舆论导向。

新闻媒体、网络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一部分，在维护文化安全中起着很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西方国家极力鼓吹言论自由，依靠这种自由来侵蚀我们国人的思想，在隐蔽性中渗透进行，网络、新媒体成为他们的主要利用工具。因此在这一点上，要保证文化安全，必须使思想政治教育舆论导向坚持党性原则，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有效主导舆论，使文化传播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四）政策导向。

文化安全问题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要保障我国文化安全，需要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思想政治教育要切实担负起政策导向的重任，作出强有力的政策导向，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统筹发挥好宣传文化战线的重要工作，调动社会各方面组织的积极力量，进行主流文化方面宣传的政策引导，为弘扬和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出努力。

（五）利益导向。

国家文化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延伸，是国家利益的文化存在形式，是最高形式的国家利益，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就在于维护国家文化利益，利用思想政治教育的利益导向，使人们正确区分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并最终使利益认同上升到价值认同，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利益观，进而树立文化安全观，使文化利益得以实现，巩固主流文化价值，维护文化。

二、发展对策

（一）完善文化安全视角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导向体系。

1.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导向的内容。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迫切需要提高国家文化的软实力，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内容，这就需要我们改造落后文化，整合外来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在文化安全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导向内容，应始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我们的主流文化，站在时代前沿，使人们深刻领会维护文化安全的战略意义。

2.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导向原则。

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导向原则，是维护文化安全的基本立足点。第一，以人为本的原则。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有关于人的实践活动，其导向也直接指向于人，国家的文化安全依靠的是大多数国人对国家文化价值的认同与支持，进而维护文化安全。第二，预防为主的原则。我国国家文化受西方文化的隐蔽侵蚀，思想政治教育导向功能的发挥主要有预防作用，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自觉抵制各种不良文化。第三，核心价值原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根本，是支撑整个民族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精神导向。在当今维护文化安全中，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宣传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容，使我国文化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3.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导向的机制。

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建立一定的导向机制，主要有思想导向机制、心理导向机制和舆论导向机制等，利用这些机制对人们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行为方式进行分析、判断和引导，充分发挥导向功能。

国家安全观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A849.1；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1)02-0016-05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我国学界对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起步较晚。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深入发展，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逐渐凸显。近年来，学术界加强了对该问题的研究并取得明显进展，现将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意识形态安全的科学内涵

对于如何解释和界定意识形态安全，学者们尚未达成一致认识。代表性的见解主要有如下几种：

第一，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一种状态或能力。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安全是指一个国家主体意识形态地位不受任何威胁的相对稳定的状态。有学者更具体地指出，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意识形态安全”主要是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受来自外部或内部因素的威胁、侵蚀以至同化，并能保持稳定存在和健康发展。我们强调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并不是要求全体民众在政治认识上高度一致，在行为方式上整齐划一，而是要求思想上、政治上、价值观念上的个性和分歧从属于共同的社会信仰、政治理想和主导价值。也有学者指出，所谓安全的意识形态，从理想的角度来看，指的是一个群体或集团所接受的思想体系，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能够给行为者带来稳妥的物质生活水平、稳定的人身安全以及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和睦相处及互通有无。

第二，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有层次性。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安全有四个层次：第一个层面也是核心的层面，即意识形态与社会客观规律的契合程度。第二个层面，意识形态对人们生产生活及社会良性互动需求的满足程度。第三个层面，意识形态与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协调程度。第四个层面，意识形态与精神世界其他领域的兼容程度。这四个层面通常是相互关联的。大致可以认为，前两个层面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多是由于意识形态内生的原因导致的，是因为意识形态本身存在根本性问题，而后两个层面则可能是外生的或先在的原因导致的，如外来文化、传统文化、制度所带来的压力等。

第三，从意识形态安全的具体内容来解释和界定其内涵。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的安全主要是指社会指导思想的安全、社会政治信仰的安全、社会道德秩序的安全、民族精神的安全。陈金龙在《湖湘论坛》2010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具体包括道德安全、舆论安全、理论安全、政治信仰安全等。也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的安全包括道德的安全、政治信仰的安全和的安全。

二、意识形态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及与其他安全类型的关系

(一)　意识形态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

学者们普遍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关系着国家利益的实现，但在具体理解和表述上又有所差异。如：意识形态安全是维护民族利益、保证国家安全的一道重要防线；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政治和文化安全的核心内容；在一定的意义上说，社会意识形态安全，则社会安全、国家安全，反之，则国家遭祸、社会遭殃、人民遭罪；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社会安全特别是就业与分配问题、周边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四大安全问题”，在“四个安全问题”中，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亦即理论安全，坚持和创新了正确的理论，经济、社会和周边安全就有了可靠的前提与保证；文化与意识形态安全是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战后以来，美国之所以能长期维持霸权地位和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将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战略渗透于它的国家整体战略和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的具体战略之中。

(二)　意识形态安全与其他安全类型的关系

关于意识形态安全与政治安全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政治安全包括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是政治安全的灵魂。意识形态安全作为更深层次的安全范畴，其对于政治安全的影响是长期的和潜移默化的，其对于维系政治安全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表现出来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是并列关系。国家安全大致可包括社会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国防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外交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等。

关于意识形态安全与文化安全的关系。多数学者认为文化安全包括意识形态安全。有学者指出，文化安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但是，不论是从广义上还是狭义上来讲，意识形态安全显然都是文化安全的重要内容。作为文化安全核心的意识形态安全状况则是衡量文化安全程度的一个主要尺度。有学者指出，当前国家体系中的文化安全主要包括政治文化安全、语言和信息安全、国民教育体系安全三个方面。从狭义上讲，政治文化安全也就是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安全。也有学者指出，文化安全集中地表现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还有学者指出，国家文化安全是价值观整合的重要尺度。意识形态安全和民族文化的保护是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目标。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又是现代价值观整合的核心。此外，也有一些论者在论及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时，将两者并列表述。有论者指出，我们将长期面对西方在经济、科技和文化传播方面占优势的压力，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和反渗透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复杂，维护我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新的挑战。

关于意识形态安全与舆论安全的关系。有学者指出，长期以来，舆论安全被混同于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其他安全类型。由于意识形态安全与舆论安全的关系更为紧密，最容易被混为一谈，实际上它们存在着明显的区别。首先，安全客体不同。舆论安全的客体是国家舆论，意识形态安全的客体是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舆论安全的任务是要维护国家舆论的传播、引导和自我更新能力，意识形态安全是要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在国家中的主导地位。其次，安全威胁不同。舆论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于舆论传播领域，这一点与其他安全类型迥异。再次，安全目标不同。舆论安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确保国家舆论的基本功能得以正常发挥。这样的安全目标具有鲜明的个性，与意识形态安全等安全类型的目标完全不同。

三、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意识形态面临着严峻挑战。一方面，适应世界现代化的潮流而 必然实行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在经济等方面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传统意识形态的地位及其话语方式都难免被弱化；另一方面，在当代西方强势文化的包围中，缺乏有力的意识形态守护的国家，其独立自主和本国特色就无从谈起。从现实看，当代中国思想界很容易走两个极端：要么抓住前一方面淡化意识形态，要么抓住后一方面重新意识形态化。然而事实上，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某些弱化是必然的、合理的，但有些方面则不仅不应弱化、反而应当强化。如何把握当代意识形态弱化与强化的态势，避免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重大失误，这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一大课题。

(一)　国外因素的挑战

李慎明在《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5期上撰文指出，在社会意识形态上，以个别大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首先攻击的对象是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说，他们的最低纲领是打倒马克思主义。他们的最高纲领是摧毁爱国主义思想，也就是用所谓“全人类价值观”取代爱国主义。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渗透战略的历史逻辑表明，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从来没有停止过，目标始终如一，那就是同化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变化的只是具体的政策和策略。

当前，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手段，呈现“多管齐下”的态势。

有学者指出，西方国家一是从政治上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利用经济交往进行“和平演变”，三是利用学术交流和文化产品进行“文化侵略”。关于文化交流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陈金龙在《湖湘论坛》2010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当代中国的文化交流主要是中西文化的交流。文化交流容易导致文化崇洋心理、文化冲突和文化同质化，进而造成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疏离、冲击和意识形态主动权的丧失，其消极影响不可小视。

有学者指出，他们总是拿自由、民主、人权、民族、宗教这些话题大肆炒作，对我国进行造谣攻击；他们的惯用手法是把个别问题扩大化、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一般问题政治化，最终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利用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等现代媒体对我国进行丑化、妖魔化。

有学者指出，西方敌对势力凭借其在当代世界中的经济、政治主导地位，通过精神、道德诉求，向我国推销其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妄图消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利用我国在“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重叠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突发事件，插手我国国内问题，利用所谓民族、宗教、人权等问题，与国内敌对分子一起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

有学者指出，境外宗教渗透势力已经把触角伸向我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特别是文化界、学术、教育、出版等领域；渗透范围由沿海、边疆向内地扩展，由城市向农村蔓延，渗透态势愈演愈烈，渗透的范围更加广泛，形式更加隐蔽，手段更加多样化，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

(二)　国内因素的挑战

有学者指出，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着新问题、新情况尤其是非物质利益矛盾的挑战。这种挑战集中表现为：一元化指导思想与思想多元化矛盾的挑战，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与实用主义价值观矛盾的挑战，党风不正引发的党群、干群矛盾的挑战，荣辱观不同导致荣与耻矛盾的挑战，互联网兴起引发诸多矛盾的挑战等。

有学者指出，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西方社会思潮及等各种思潮冲击的严峻考验，面临着国外敌对势力“文化入侵”和“意识形态分化”战略的挑战，面临着社会转型期国民信仰危机的挑战，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维护和加强执政合法性的挑战。有观点认为，在当代中国，没有一种意识形态安全比党的干部腐败所构成的意识形态安全更为严重了，因为它构成了对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信仰在人们心目中的倾覆。

李慎明在《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5期上撰文指出，由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空想沦”、“失败论”和马克思主义就是“违反人性”的“左祸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正在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已经不存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趋同论”，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学派”，“没有谁指导谁的问题”，必须废除马克思主义这一“国家意识形态”的“废除论”等仍有很大市场。也有学者指出，全球化语境下，影响并冲击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有新自由主义论、中国、意识形态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等西方错误思潮和理论。《人民论坛》杂志社的最新网络问卷调查显示，对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文化保守主义、道德相对主义、新左派、、功利主义和伪科学等思潮，网友关注度较高。

有学者指出，目前，我们对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培育是不够的。主流文化作品往往“门可罗雀”，而广有受众的大众文化产品则可能对主流意识形态构成“消解”。如何使两者有机地融合起来，成为文化领导部门的一大难题。近年来情况虽有改观，但深层次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有学者指出，大众消费文化在丰富着人们精神生活的同时，也导致了政治文化和高雅文化的失落。徐海波在《湖湘论坛》2010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大众文化在文化价值上的贫乏和对精神价值的消解等，不仅加深了人的异化，也威胁着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从而在内容方面形成了意识形态安全危机。大众文化还导致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和侵入。还有学者指出，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实利因素和消费文化影响意识形态的比重愈来愈大，客观上驱逐了主流意识形态，使之与人们日常生活渐行渐远。更为严重的是，当今的技术崇拜加剧了这种状况。

有学者指出，市场本身的缺陷造成了经济与道德、整体与个体价值的冲突，使得一些资产阶级思想滋生蔓延。尤其是部分产业工人的政治地位和马克思主义信仰趋于弱化，这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极大的挑战。

有学者指出，当前，在一些人的思想意识上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马克思主义信仰缺失。第二，对社会主义信心不足。第三，思想理论学习兴趣不高。第四，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和功利化倾向。

(三)　主流意识形态自身建设存在的问题

韩源在《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境况是：其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有所下降。其二，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仍然是一个远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其三，主流意识形态的创新存在盲点。意识形态的创新主要集中在与执政者政策相关的领域。其四，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模式亟待转变。也有学者指出，当前思想宣传工作同社会开放程度的加大对其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相比，总体上依然呈现滞后性和被动性，表现出一系列的不适应：其一，意识形态工作的某些理念和功能没有完全适应“执政党”角色的转化。其二，思想宣传的内容与群众的现实需求不适应。其三，思想宣传工作的形象乃至话语系统与现实生活的变化不适应。 其四，思想宣传的计划体制与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的竞争体制不适应。其五，思想宣传的舆论引导与大众认同的不适应。

四、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路径

有学者提出了构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体系的基本思路：第一，加强意识形态政治性与社会性的有机结合，实现主体意识形态的内在化。第二，增强意识形态安全意识，正确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第三，主动参与文化全球化的过程，提高与多元意识形态长期相处共存的能力。第四，在国际交往中既要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又要充分警惕西方的西化、分化。第五，在各种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主动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第六，发挥中国文化的辐射，让世界了解中国，扩大我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有学者指出，确保并维护社会意识形态安全，要不断提高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整合能力，善于科学处理三个关系：一是多样化的社会与一元化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二是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的关系。三是社会和谐与思想斗争的关系。

有学者指出，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一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基础。二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打牢意识形态安全的经济基础。三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夯实意识形态安全的阶级基础。四要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构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坚强领导核心。五要增强国际传播能力，营造意识形态安全的国际文化环境。

有学者指出，建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机制应该以提升软实力为着力点，在战略机制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以增强国家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在对话机制上，倡导多元宽容精神，以培育国家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在文化机制上，立足于民族文化自觉，以提升国家意识形态的亲和力。也有学者指出，通过追求文化认同，依托文化本体，扩大文化宣传，加强文化建设，进而提升文化软实力，是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路径。还有学者提出了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具体思路和措施：一是加大投入，积极扶持文化软实力建设。二是强化“文化走出去”战略，争取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三是建立健全批判和反对“文化侵袭”的长效机制，开展积极的国际意识形态斗争。四是提高现代传媒体系的质量和水平，抢占意识形态斗争的制高点。五是在多样思想文化并存中，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

有学者指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选择是：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党的意识形态的“目的因”向公民精神的“动力因”渗透；重构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转换，袁三标在《求实》2008年第8期上撰文指出，面对挑战，我们必须转换思维视角，重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威，开拓新的主流意识形态要素资源，推动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相融合，使之切入发展实际，表征新的时代精神。也有学者指出，作为当代弱势话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毫无疑问要顺势应变，但其变革既不能完全脱离西方主导的“流行话语”，又必须坚持自身的独特话语。否则，其结果都是自我解体。因此，话语转换的实质，就不是“宽容”和认同普世价值，也不仅是“与国际接轨”、建构对话的平台，而是适应意识形态冲突新形势，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我们今天讲意识形态的变革和话语转换，其实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回答新形势下中国的实践新课题，是在确定的前提下讨论新话题、说新话。

有学者立足网络信息化潮流的新实际，提出了我国在信息化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安全策略：第一，更新观念，确立网络无疆界意识、网络信息安全意识和网络危机意识。第二，构建全国统一开放的意识形态安全宣传网络。第三，加强对信息网络的监控和管理。第四，大力发展自主的网络安全高科技。第五，培养一支既懂意识形态工作艺术又具备网络素质的新型政工队伍。

参考文献：

[1]莫岳云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与构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战略[J]湖湘论坛，2010，(4).

[2]袁三标.从软实力看当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

国家安全观论文篇（5）

当今,全球化浪潮使得国家安全问题越来越多地从传统的军事领域,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其中,文化安全在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中的地位与作用愈发显得重要。

一、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相互交流、冲突、渗透及融合,构成了生机勃勃的国际文化发展图景,但是,在不同文化的交互作用过程中,也有个别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西方国家为了达到经济和政治上的目的,不断推行“文化殖民”政策,形成了日益严重的“文化帝国主义”倾向。它们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本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以损害本土文化为手段,图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方式延续和强化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全世界的控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由于在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国家利益等诸多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分歧,自然而然地成为某些霸权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文化颠覆的主要目标之一。这就决定了中国在新世纪必然面临来自外部的严峻的文化安全挑战和威胁,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大肆宣扬“中国”和“文明冲突论”,为西方文化扩张寻求理论依据,恶化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外部环境。

1992年9月15日《亚洲研究》上刊登了罗斯•芒罗的文章《正在觉醒的龙――在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该文从政治到经济、从军事到外交等等方面,论述了中国对亚洲和平与利益所构成的“威胁”,并以此警告美国防范这个远隔重洋的“充满活力、热气腾腾的国家”,由此成为“中国”的肇端。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提出“文明冲突论”与之遥相呼应。他认为在后冷战时代的新世界中,冲突的根源主要将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和经济的,作为儒教文明主要代表的中国是西方最大的威胁之一。在大肆宣扬“中国”的背后,深深隐藏着的是美国妄图建立文化霸权的“传教士”心态,以及恶化中国文化安全外部环境,达到遏制中国的企图。

2.凭借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优势,运用各种手段向中国推销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妄图通过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最终达到对中国的“和平演变”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利用一切手段进行全方位的文化渗透。西方一些理论家指出,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不同意识形态国家进行文化渗透是最有力的进攻。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西方利用一切手段大力宣扬西方的一套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近似强制的方式加强文化渗透和文化输出。推行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基础的各种人文、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宣扬西方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用似是而非的“人权”、“自由”、“民主”、“平等”概念,否定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现实地实现真正属于人民的人权、自由、民主、平等的努力。目的就是要搞乱我们的思想,破坏我们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消解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西方通过广播、电视、电影、报纸、杂志等文化产品的输出,公开或隐蔽地推销其社会政治理论、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并充分利用其网络优势,通过网络这只无形的手,以网络所特有的穿透力突破传统的国家概念和框架,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传统的语言交流规则和动作方式。

西方文化的扩张和渗透,对我国的文化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威胁。中华民族的特性和民族文化的认同情结已经有弱化的状况和趋势,一些人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和人生目标,甚至崇拜西方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发生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扭曲错位。这将导致中华民族的文化混乱,使传统文化、道德准则受到强烈冲击。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维护我国文化安全,必须学会积极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应对措施。

二、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选择权是其文化的象征,也是文化安全的核心。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支柱。意识形态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和方向。固守原有的意识形态,必然被时代所淘汰。丧失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国家的就会受到威胁。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结合过程中产生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并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面向未来、正确应对全球化的指导思想。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不断增强其吸引力和凝聚力。

三、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各国的文化产业壁垒不断被打破。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外国的文化资本和文化产品越来越多的涌向中国,西方国家凭借其经济实力和文化传播上的优势,不断的向我国输入大量的精神文化产品、社会政治理念、价值观念等等。我们要保护好我国的文化市场,抵御外来文化的消极影响,特别是消除腐朽文化的侵蚀,就必须大力发展我们的文化产业,并通过文化市场将文化产品最大限度的推向民众,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于炳贵,郝良华.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研究.

国家安全观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D03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1-0016-07

对政治安全的研究，学者们习惯于从政治安全的主体、政治安全的核心议题、维护政治安全的手段和途径等方面来进行分析，与国家安全、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等研究进行区分并重新定位，以期政治安全的议程设置更加明确具体，从而为维护政治安全的行动逻辑提供理论支持。而在总体上，较少有人把政治安全的理念价值与政治安全研究的科学性、有效性问题结合起来讨论。

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我国面临的生存安全问题和发展安全问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必须坚持以国家核心安全需求为导向”，“维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保障国家和平发展”。就国家内部安全与发展而言，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免于物质的匮乏和精神的恐惧，才能“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美国视角和欧洲视角的安全理论而言，其主要是源于西方语境的阐释，这些理论无疑对研究我国的政治安全问题提供了多元的借鉴路径，但由于西方各种安全理论的侧重点以及价值理念的差异。对安全的界说重点以及实现路径也就各不相同，因此，如何以更具包容性的视角，吸收西方安全理论的合理成分。以推进我国政治安全理论的深入研究，对转型期的中国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政治安全研究的学术语境定位

要研究政治安全问题。首先要理解“安全”的内涵。根据巴瑞・布赞（Barry Buzan）等人的界定，“安全是关乎生存的。当一个问题被作为对一个特定的指代物构成存在的威胁（existential threat）提出时，它就是安全”。当一国政治体系被作为指代物时，安全就是对国家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秩序的威胁。具体来讲，政治安全是指一国政治体系在政治发展进程中协调运转，维持政治结构和政治秩序的基本稳定，适应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从而确保政治运行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的良好状态。它通常可以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政治秩序、执政党执政地位等几个方面来衡量。传统的国家安全观把国家视为客观存在的实体。国家、领土完整和政治地位独立是国家实体存在的具体表现，对这三者体现的价值的维护是保障国家安全的最高目标，其针对的主要是来自外部的极具破坏性的军事威胁和武力侵略。而政治安全除了要考虑来自外部的威胁外，还涵盖了国家内部对政权合法性的挑战，即要确保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受到民众的认同和拥护。可见，政治安全与传统国家安全有着紧密的联系，但随着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其内涵和外延无疑大为拓展了。

后冷战时期欧洲国家和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使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不断重组，随之而来各国的经济版图和辐射力也得以重新调整，一些非军事性的威胁和安全问题开始逐渐取代军事安全成为各国安全战略关注的重点。诸如大范围传染性疾病、自然灾害、生态危机、金融危机、人口危机、国家认同危机、民族冲突危机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此起彼伏，这些危机的突然爆发可以极大地摧毁民众的心理承受力，它所带来的破坏力和心理阴影有时甚至比一场小规模的武装冲突更为严重和持久。如果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不幸造成了国家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程度的急剧倒退。有可能还会引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造成新的社会动荡并直接威胁到国家现政权的稳定。因此，作为一种安全的新威胁，非传统安全问题随时都有可能替代军事安全而成为国家和整个人类的安全大敌。

“非传统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就是一切免于由非军事武力所造成的生存性威胁的自由”。它是一种广义安全，与传统安全主要研究国家间的安全互动和单纯侧重于军事安全议题相比，非传统安全主要关注“跨国家”的安全互动以及国家内部产生的安全威胁，其重心侧重于非军事安全问题对国家和国际安全造成的影响（两者的差别详见表1）。如2003年突然爆发的SARS疫情，不仅夺走了数百人的生命，同时给新加坡等东南亚各国和中国造成了持续性的心理恐慌，给人们正常的社会活动造成了障碍，更严重影响了实体经济的良性发展。再如2008年始发于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危机，犹如一场大地震，使美国遭遇了长达一年的经济衰退，这一金融动荡还直接影响到欧洲的银行，其因参与美国抵押贷款而举步维艰，发展中国家则因为出口需求减少而身陷困境。这次金融危机波及全球金融体制，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使得大批知名企业破产，失业率随之大幅增加，银行业出现信贷危机，实业同样也大受影响。由此可见，非传统安全’因素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势必成为各国重点关注的安全战略议题，其关注度甚至超越了传统军事安全问题。在这些新问题的侵扰下，虽然国家实体并没有受到别国的直接武力侵犯，但是民众却依然普遍缺乏安全感，由此而造成了社会秩序的紊乱，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也构成严峻的考验。

可以预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深入，非传统安全因素将日益成为政治安全的重要变量，其对政治安全的影响力也会不断强化。因此，对政治安全的维护逐渐成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交叉领域。对政治安全理论的研究也将随着近年来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兴起而开拓新方法，从而不断丰富政治安全研究的层次和观察的视野。

二、安全研究范式演变推动政治安全研究范式转换

从研究逻辑来看，政治安全研究范式转换是安全研究范式演变的必然要求，其演变过程与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转变相伴随。如果说冷战结束后世界安全格局的深刻变化是非传统安全理论产生的外部条件，那么由全球化带来的诸如环境恶化、民族认同、国家内部冲突等各种社会问题则直接成为人们超越国家本位主义对安全理论进行反思的内在动力。

伴随着传统安全理论研究的日渐式微，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渊源不断得以拓展和深化，并分化为不同的流派和研究范式，主要包括建构主义、哥本哈根学派、批判安全研究、女性主义安全研究、人的安全研究等。布赞和汉森（Lene Hansen）把这些理论范式大体分为“美国路径”（大部分常规建构主义及批判建构主义）和“欧洲路径”（批判安全研究和哥本哈根学派），而女性主义同时向欧洲和美国的传统视角提出了挑战（不同安全研究范式的主要差别详见表2）。比较而言，传统安全观的伦理向度以是否有利于国家和领土的安全作为评判的标准，表现为强烈的国家中心主义，而非传统安全观更趋向于关注人类自身的安全和伦理关怀，力图摆脱国家中心论的束缚。本文试图从安全研究视角的指涉对象是优先关注国家还是个体，以及安全研究范围是否偏重于军事一政治领域两个层面，把国际安全研究的诸多理论流派大致作一个概念图谱的描述，以厘清各理论范式之间的差异及其演变轨迹，并思考这种范式演变与政治安全研究范式转换之间的某种内在逻辑。

传统安全研究。在冷战结束之前，安全研究深受理性主义的影响，它借助微观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把视角聚焦于结构如何影响行为体的工具理性方面。

在理性主义者看来，由于行为者能正确预见其某种行为的结果，而结果又可以通过理性预测来解释，因而只有那些按理性行事的行为者才有机会获得成功。他们认定国家的最高目标不是权力就是安全，拥有权力就获得安全，因此，国家必须采取理性的策略追求与自身实力相符的利益，而这种理性常常倾向于想方设法地增强自身实力，震慑和削弱对手，从而获得国家安全。

而传统安全研究即是由理性主义所主导的，在传统安全研究视角中，普遍认为国家面对的不安全因素主要是国家间军事武力的威胁，这种局限于武力使用的过于狭隘的安全研究范式常常忽略文化、道德、规范等观念性因素对国家间安全关系的影响，导致其强烈的国家中心主义倾向。传统安全研究片面强调国家和军事中心主义，而国家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只有不断巩固自己的军事力量和建立联盟才能与更具威胁的国家相抗衡，如此一来，军事竞赛和军事联盟不可避免。这样一种紧张状态一旦成为常态。就意味着国家总是处于不安全的境地。时刻要面对各种不同的威胁，而这种隐形的威胁极易形成循环的不安全或对抗心理。

以冷战的结束为界限，影响国际安全的因素逐渐增多，除了军事一政治因素外，还有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等各种因素。随着国家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共同利益不断增多，传统主义者已经不能应对后冷战时代的挑战，安全研究关注的范围由此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占据安全研究中心议题的不再是军事事件或传统主义者所定义的大国事件了，因此，传统安全研究范式也必须寻求突破。20世纪90年代之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出现使人们将威胁来源由国家行为体开始转向非国家行为体，安全领域由高政治转向低政治。但高政治问题和低政治问题之间已经没有严格的等级之分，“所有问题都附属于军事安全的时代不复存在”。

建构主义学派。与传统安全研究不同，建构主义超越了理性主义路径，特别强调了观念因素的重要性。奥努夫（Nicholas Onuf）1989年第一次将建构主义这一术语引入国际关系研究，把语言和规则作为理论核心，倡导用跨学科的方法来研究世界政治。在建构主义学派看来，安全并不是外在于国家而客观存在，等着分析家和政治家去发现的，相反，它是由人类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而创造的，正如社会世界是由生活于其中的人构建和重构的。⑧虽然他们仍然关注军事、国家中心议题，但由于采用了不同的分析方法，把文化、身份、规范、理念、认同等作为重要的分析变量，强调国家主体间安全行为的互动，因而使传统的安全议题有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和视角。

建构主义内部分为常规建构主义和批判建构主义两个分支。1996年，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将建构主义的方法用于国家安全研究，其代表作《国家安全的文化》更是成为常规建构主义的标志性著作。他在书中指出，建构主义者能够证明安全的观念因素能够更容易地解释那些“超越军事问题或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安全概念。常规建构主义这一安全范式主要流行于美国，它在扩展安全概念上最不激进，总是将自己定位为一种较为传统、范围较为狭小的安全研究。虽然仍然关注与国家中心和军事中心的议题，研究重心看似与战略研究相似，但它“选择通过观念因素而不是物质因素来解释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从而使安全研究的深化和拓展路径从客观主义走向主观主义，从理性主义走向文化建构主义。20世纪90年代后期批判建构主义开始从常规建构主义流派中分离出来，它主要源于美国，在欧洲比较流行。批判建构主义主要关注军事安全，但也开始更多地面向国家以外的集体行为体。

建构主义也招致了一些批评的声音，如传统主义者以及其他安全流派认为建构主义并未在指涉对象上超越传统论者，它只是对传统安全理论进行了补充，并认为它“本质上是理性主义的”。依此观点，常规建构主义并未对“安全”进行批判性的建构，而且它在规范意义上依然接受国家是安全的指涉对象以及坚持军事的优先性。但也应该看到，建构主义安全观把认同作为安全的一个重要变量进行考察，认为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安全与否取决于各国不同的身份认同，不同的文化认同造就了国家间不同的安全状况。这无疑也为我国政治安全理论研究拓展了视界。

哥本哈根学派。这一学派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其代表人物是巴里・布赞和奥利・维夫（OleWaever），他们出版了大量区域安全和全球安全关系研究方面的著作。这一学派对拓展安全研究贡献了两个有价值的概念：社会安全（societal security）和安全化（securitisation）。

社会安全被定义为“在变化的条件中以及在面临潜在或实际的威胁下，一个社会保持其基本社会特征的能力”。这意味着，在国家作为政治、军事、环境和经济安全的指涉对象的同时，社会也成为社会安全的指涉对象。总体上，哥本哈根学派在安全的指涉对象上。采取的是较为保守的立场，既对两个可能性的集体指涉对象即国家和社会进行了限制，又将安全拓展到个人和全球层面。而安全化的过程是对安全指涉对象建构一种存在性威胁，并号召人们采取特殊的应对方式去消除这种威胁。安全化“将一些问题要么设定为一种特殊的政治议题，要么居于政治之上”，因此，它也是一种限制安全概念过度扩展的手段，它通过话语的形式将安全的定义固定下来。

当然，哥本哈根学派也受到了挑战，比如说有学者认为它错误地将安全和生存联系在一起，是一种国家中心主义的、话语主导的、保守的、政治上被动的研究范式。另外，在方法论上，哥本哈根学派把安全定义为一种特殊的“语言一行为”。使安全问题转化为一种特殊的修辞结构或安全逻辑，使得安全化理论也存有一定的模糊性，“安全”的界定变得没有一个确定性的标准。

批判安全研究。批判安全研究是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一个分支，冷战后在英国比较兴盛。它奠基于哥本哈根学派安全研究，在政治规范意义上批评哥本哈根学派提出的两个核心概念，并在规范性目标上强调了个体安全甚于国家安全，关注个体安全和个体解放。在概念层面，批判安全研究认为个体的人才是安全的最终指涉对象，国家并非安全的可靠提供者。相比于环境安全、粮食安全和经济安全，国家间战争发生的可能性更小，威胁程度也更低。这导致了一个全球安全的悲观主义观点：国家导致个人不安全，而不是创造稳定和繁荣。

批判安全研究的批评者认为，坚持将个人作为指涉对象并与国家相对立，不过是重复了那个非要在两者中选择其一的经典型错误。所有的政治概念都阐明了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因而一个仅仅指向个人的指涉对象是不可能实现的。解放个人必须被置于集体层面的解决方案中，认为个人层面就能解决问题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设想。

女性主义安全研究。性别缺失是国际安全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传统的军事一国家中心取向的安全研究没有为性别与安全留有空间，一系列以性别为特点的安全问题在以国家为中心的安全研究中一直被忽视。因此，女性主义安全研究反对传统安全研究。强烈呼吁要更少地从国家中心和军事方面来考虑安全问题，号召将“女性”和“性别”作为安全研究的指涉对象，这种基于女性经验的研究视角在国际安全研究中自成一体。

女性主义安全研究同批判安全研究一样都号召安全研究要分析一个更为宽泛的安全指涉对象，包括个体层面的“女性”以及非军事安全的领域。这深化了安全的指涉对象，扩大了安全的适用领域。然而，大多数关于性别与安全的研究并非理论性的，也并非直接涉及安全的概念，而只是一些低理论的、经验性的类型。这意味着，女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事件来推动的。

人的安全研究。联合国发展署在1994年提出了“人的安全”概念，将安全概念扩大成为一个包含“发展”的概念。联合国发展署最初对人的安全界定的逻辑是，应该在领土防卫、国家利益及核震慑基础上拓展至“普世关注”与冲突预防以及更为紧要的展开全球合作以消除贫困与不发达。与批判安全研究相近，人的安全研究议程包括贫困问题和对人类的其他潜在威胁，因此强调人类安全应当是安全的主要客体。

人的安全研究的指涉对象从民族一国家转移到了“人民”，关注人在社会中如何生存、如何自由选择、多大程度上可以获取市场与社会机会以及生活于冲突还是和平之中。这意味着扩大了安全威胁的类型与领域，意味着安全也适用于环境、人口增长、经济机会不平等、移民以及恐怖主义等领域。正因为如此，“人的安全”因其过于宽泛，导致学术与政治上的“空洞”而遭到质疑。如帕里斯（Roland Paris）指出，如果“人的安全”意味着几乎所有的东西，那么它其实什么都不是。还有一些批评者如布赞认为，“安全”与“人”联结，其实质是一个人权议程，并无多少新的内涵以助于理论的分析，也无多少与人权讨论的区别以体现实际的价值。无论“人的安全”的指涉对象是“集体”还是“个体”或者是作为整体的“人类”，都有可以替换的与之对应的概念。因此，“人的安全”在国际安全研究中缺乏作为分析框架的理论价值。人的安全确实是一个宽泛的议程，在人的安全的边界不断受到质疑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自从联合国发展署提出“人的安全”概念之后，欧盟、加拿大、挪威和日本等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广泛的应用。加拿大政府甚至为“加拿大人的安全年会”提供经费支持，并自2002年起不断出版“人的安全”电子期刊。总之，在人的安全的争论中，极为关键的或许是它既体现了制度化的价值（其概念由联合国发展署提出，并被多国采纳），也证实了一个概念的成功与失败并非完全由学术标准所决定。

以上是国际安全研究的几种主流范式。除了上述理论范式之外，还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安全研究等等其他理论流派，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呈现其理论特点。总体上看。这些理论范式都是源于西方发达国家语境，寻求后冷战时期从多角度对安全概念进行拓展。安全研究是一个多种理论并存与竞争的领域，然而，无论这些理论流派如何争鸣，都反映了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学科的社会群体对于安全的各不相同的主观感知。毫无疑问，这些学术争论受大国政治所影响，它们所讨论的安全概念范围、安全议程必然存有差异，而这种差异性也客观上促进了国际安全研究路径的拓展与深化。

严格说来，这些安全研究范式的演变并不遵循理论逻辑和发生时间上的衔接性和延续性，但是这种演变与政治安全研究范式的转换有着必然的联系。如，安全威胁来源由国家行为体开始转向非国家行为体，凸显了传统安全研究范式的局限；建构主义把规范、理念和认同等分析变量引入安全研究，强调国家主体间安全行为的互动性；哥本哈根学派提出了社会安全和安全化概念：批判安全和女性主义安全研究强调更为宽泛的安全指涉对象，认为个体安全甚于国家安全，应该关注个体安全和个体解放；人的安全的提出，直接强调人类安全应当是安全的主要客体，等等。这些安全理论成果给中国政治安全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使国家安全研究向政治安全研究转变，传统安全研究向非传统安全研究转变，促使了政治安全研究范式的转换。

三、人本安全：新时期政治安全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走向

在社会的转型期，随着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增多，传统国家安全研究者已经不能应对时代的挑战，不能从容地面对层出不穷的现实安全问题。在此意义上，政治安全研究已然突破了军事的和国家中心的安全议题的狭隘性，正在寻求安全概念的扩展路径，这是对国家安全研究指涉对象和范围上的超越。国际安全理论流派对于我国政治安全研究最大的理论贡献莫过于研究者在思维观念上的变化，即安全的落脚点究竟是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人的安全抑或是全球的安全，安全研究的范围是军事中心的或是其他更广泛的领域。在批判地吸收国际安全理论研究各流派合理构想的基础上，也许中国政治安全理念和范式的确立可以从中得到某种启示：中国的政治安全不是单向度的，而应该是复合的和交互的，即人的安全得到充分保障的政治安全。政治安全需要有效地维护的人的安全。概括来讲，就是必须树立以人的安全为中心的人本政治安全观。在此，我们特提出“人本安全”（humanistic securi-ty）的概念，以与联合国发展署提出的“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相区别。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社会关系的核心指向。当然，人可以理解成个体的人、群体的人以及作为类存在的人。政治安全体系的构建，在本质上就是以个体的人和群体的人为本原起点和价值目标的，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人的生存状态的优化以及人的自主自由发展是政治安全的最终评判标准。我们所倡导的人本政治安全观既不属于中国传统的民本政治文化，也不同于联合国发展署提出的人的安全理论，因为其指涉对象不局限于人类个体的安全，而应是人本安全和政治安全互为促进的和谐统一。概括来讲，政治安全为人本安全提供切实的保障，因为个人只有在安全的环境下才能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机会，而人本安全则是政治安全的目标和最终归宿。因此，人本安全就成为新时期中国政治安全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走向。

第一，树立人本安全观能有效提升国家的认同感，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实的民众基础。在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度，注重发挥民众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聪明才智，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保障社会公平正义，能有效增加对国家的认同感。关于国家和人权的争论由来已久。传统安全论者认为，生存和安全是每个国家的利益核心，只有在生存和安全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各国才能安全地追求其他利益（目标）。但随着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凸显，非国家行为体开始更多地关注人权、公正、生态平衡等公共价值，甚至有西方学者开始极力宣扬人权高于的理念，这虽然有一种打着“人权”的幌子干涉他国事务的嫌疑，但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所言，“国家必须不再被用作粗暴践踏人权的挡箭牌”。

必须承认，安全实质上是作为个体的人所面临的一种状态，因此，要重视社会化的个人所获得的保障或受到的威胁，不能一味以“国家至上”解决问题。而要考虑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协调和平衡。这意味着既要承认国家的权威，又要看重社区和个人的独立声音：既要承认物理层面加强的意义，又要看重体制层面言论自由和民主政治的价值。应将国家总体的安危与公民个体的安危结合起来，或者说，将个体安全作为总体安全的基石。只有个体认同国家的合法权威，国家才有权界定个体安全的范围，因此，个体安全概念和集体/国家安全概念无法割裂。

第二，树立人本安全观能有效提升执政党的执政安全。个体的安全和社会的安全是政治安全之本，中国共产党要增强其执政合法性基础与执政能力，必须实施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确保人的安全和社会的安宁，切不可本末倒置，以牺牲人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来获得执政安全。没有民众从内心认同和支持的执政安全只是无源之水，这种安全其实只能是表面上的暂时的安全，而这恰恰是最不安全的。人民群众是共产党执政的服务对象，只有强化安全问题的人本关注和社会关怀，服务好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群众的内心诉求和需要，才能依靠广大群众，获取群众的支持，确保执政党的执政安全。

第三，树立人本安全观有利于促进民众有序参与，确保政治秩序安全。政治秩序安全体现为政治结构和政治体系保持基本稳定并有效运转，政治参与活动有序进行。在网络时代，微博等传播工具的主要特征体现为社交性和自媒体性，如果网民没有其他畅通的政治参与渠道，无法及时表达个体或所属群体的政治诉求，就很容易转向微博等自媒体工具满足其参与动机。当网民的言论或披露的不确定信息涉及社会公共危机事件或敏感事件时，这种自媒体就很容易转化为公共媒体，引发围观。由于网络海量信息的即时扩散性，利用网络舆情监测工具实行实时监测进而进行有效疏导和控制毕竟是一个事后措施，终究不是网络化治理时代的优选方案。在社会贫富悬殊以及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不断降低的情况下，树立人本安全观，真正尊重民意，以民生为本，将极大地缓解社会矛盾，提升民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而对于这种安全感的依赖将有效缓解广大民众在参与政治生活时的焦虑感。保持克制，促进理性有序参与，从而确保政治秩序的长久稳定。

第四，树立人本安全观能调动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社会正能量的持续积累有利于维护政治制度安全。坚持人本安全观，首要的就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把社会个体的安全和群体的安全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政治安全和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只有提高人民的社会权利并增强人民的满意度，才能充分激发社会各个阶层的潜能，使社会各个阶层的积极性能够充分地调动起来，使全体人民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只有确立广大人民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才能妥善协调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和地区之间的利益矛盾。特别是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制度性保障。也只有构建以人为本的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安全的社会保障机制、有效的社会沟通机制、敏感的社会预警机制和有效的矛盾疏导机制，才能有效推进政治制度文明的建设，维护政治制度安全。

第五，树立人本安全观有助于推动政治意识形态创新。促进政治意识形态的安全和优化发展。从政治的本原来看，“任何政治学体系的逻辑起点和现实起点都应是人本身。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人的观念，便有什么样的政治学说”。人民的政治认同和支持，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只有尊重人民群体的政治主体地位，以提升社会个体的满意度为目标和根本动力，加强政治意识形态创新，才能确保政治意识形态的优化。

在后传统安全时代，非国家行为体的暴力和破坏行为对于国家或社会安全价值观的威胁并不亚于国家行为体的军事侵略，如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和发生在2012年9月13日的由美国宗教电影引发的利比亚美国大使馆骚乱及全球伊斯兰国家的反美浪潮，都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警告国际社会，必须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的地位和利益。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正在使传统安全理论的窄化研究向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并重、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结合的全面研究回归和提升。只有树立人本安全观，尊重社会个体和特定群体的利益和安全需要。国家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才可能被最大程度地认同和接纳，才能最终促进政治意识形态的安全和优化发展。

国家安全观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10-233-03

一、问题的提出

从我国外部环境看，国家的安全形势面临较大问题，国家安全情况多变而复杂，国家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第一， 在当今的国家安全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居于日益重要的地位。如果说在全球化以前，国家的军事安全是国家安全中的比较传统和重要的国家安全，那么在当今时代，国家的军事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而传统国家安全中的军事安全则面临地位日益下降的趋势。国家的经济安全因素在一国的国家安全中地位日益凸显，经济因素在国家安全领域一直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国家也会把经济发展作为确保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和首要任务。国家大力发展经济、增强经济实力，以使国家的安全有雄厚的经济力量予以保障，免受他国的经济威胁，从而真正确保国家安全。第二，在当今时代，由于社会的多元化，影响国家安全的主体范围在不断扩大。伴随着国际主义的观念在全球的传播与日益盛行，在全球化日益加剧的过程中，在国际舞台上，除了国家之外，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主体的影响日益加大，其在国际领域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其对国际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着日益深远的影响，成为维护国际安全不可忽视的考量因素。可见，非国家主体在国际社会上也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我们在考量国家安全问题时，除了看到传统国家行为主体的作用之外，还要看到那些来自非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带来的影响与挑战。第三，国家间在争夺国际规则的主导地位，国家间的国际规则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在当今的国际社会中，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日益表现得相互依赖、相互依存，任何国家与别国发生冲突与矛盾都会产生巨大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国家间实现力量的平衡、协调，为了各国的长远利益与整体利益，各国经过相互之间的复杂的、长期的斗争与协调，在国际间逐渐形成了一套适用于国际社会的规则。这些国际间的规则与制度，如国际法、国际公约、国际协议、国际惯例等使国家之间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交流有了国际规范的保障，大大提高了国家间相互交往的效率，促进了国家间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这样，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在国际规则的竞争，而不是表现在直接的武装斗争与冲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环境问题、反恐问题、能源问题、国际犯罪等问题都需要国际间形成合力去治理，这些因素已经日益成为全球化时代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

在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的世界里，如何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是一个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当今的时代背景和时代特征，使得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教育面临着从未有过的挑战与危机。我国的大学教育承载着造就和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爱国敬业的高级人才的重大使命，通过有效的教育方法大力加强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和理念毋庸置疑地成为当务之急。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必须正视新时期所提出的新要求，寻求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有效路径。

二、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一体化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可行性

众所周知，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 我国的国家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国家安全形势日益复杂，情况多变，不容乐观。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不断加强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渗透，不断进行和平演变，而中国高校的青年大学生无疑成为他们进行和平演变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对象和首选目标。当今时代是互联网的时代，在国际网络环境一体化的情况下，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极易受到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的影响与误导，使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面临着重大的冲击。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问题上，最终会影响到国家的安定和长远发展，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一问题，从战略的高度、从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去认识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问题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并通过合理有效的途径与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以使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不再淡薄，使国家真正实现长治久安。其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也正是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绝好平台，将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一体化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具有较大的可行性。

（一）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相对来看，当代青年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比较淡薄。第一，青年大学生在当今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感受到的是国际化、全球化的巨大影响，其思想文化都受到时代的深深影响。面对丰富多彩的开放世界，青年大学生往往不容易想到世界的不好、不安的一面。在传媒误导之下，青年大学生只会看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表象，很难看到世界各国之间隐藏在合作、共赢背后而须臾不停的斗争、矛盾与冲突。这样，青年大学生就会忽视国际社会所存在的不安定因素，看不到国际社会存在的各种危机，对我国所面对的西方敌对势力、周边国家的威胁与不稳定因素缺乏认识，国家安全意识比较淡薄。第二，青年大学生由于国防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比较淡薄，往往缺乏对那些破坏国家安全的行为的警惕性，缺乏保密意识。在我国国际化程度日益加深，改革开放脚步进一步加大的背景下，我国的国际交往活动也日益增多，青年大学生较易受到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的误导，以为国际社会形势一片大好和歌舞升平，而极易在不知不觉中泄露所知道的国家秘密，从而危害到国家安全。第三，当代大学生对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危机认识不够，缺乏危机意识。由于危机意识的淡薄，对国家安全状况缺乏足够的认知，一旦出现国家安全方面的突发事件，青年大学生往往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应对突发事件时会产生过分恐慌、紧张的心理，而这种心理状态对社会能产生影响，容易蔓延、扩大而导致社会群体性恐慌，从而不利于国家安全突发事件的应对。第四，青年大学生对国家安全的内容认识不到位，缺乏全面而清晰的认识。例如，很多青年大学生对国家安全的认识还停留在传统的军事、国防、、领土、秘密、情报、间谍等方面的认识，而对诸如信息、科技、文化、金融、网络等方面的安全缺乏认识。这样，青年学生往往能够认识到国防安全、政治安全、安全、军事安全等问题，而对信息安全、网络安全、科技安全、产业安全、金融安全等新的国家安全问题缺乏警惕，不能把相关领域的国家安全问题与日常社会生活活动联系起来，认为国家安全离自身存在较远的距离，与自己毫不相关，没有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与责任感。可见，虽然国家安全问题十分突出而严峻，但是，面对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复杂形势，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还比较薄弱，存在很多问题与不足。这样，加强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培养和提高其国家安全意识，树立崭新的适应社会发展的国家安全观，具有极大的现实紧迫性。在当今国际社会的背景下，伴随着国际化、全球化、网络化的迅速发展，使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这对高等教育中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提出了较高的新的要求与挑战。严峻而复杂的国家安全现状需要高等学校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情况进行切实的改革，作出与时俱进的有效应对。可以说，随着国际社会信息化、全球化、网络化的发展，强化青年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增强青年大学生的国家安全观念，是高等学校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与素质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现实的情况是，有些高等学校对国家安全的理解也存在片面、模糊的认识，比如，对国家安全仅仅停留在国防安全、军事安全、外交安全等方面，而对金融安全、文化安全、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等方面的国家安全内容认识不足。有些高校仅仅通过向青年大学生进行一些国防教育或形势政策教育的途径，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把国家安全教育简单化。有些高校则把对青年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等同于进行几次关于国家安全的宣传和讲座，把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看成是可以突击完成的任务与活动。而面对青年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普遍模糊和不足的现状，一些高等学校的所谓的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往往达不到使学生对国家安全的复杂、严峻状况有切身的感受和共识。因此，毋庸置疑，高等学校要转变观念，要从确保国家安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认识到对青年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现实紧迫性和必要性。而伴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国家安全教育所包含的内容呈逐渐增多之势。在国家安全教育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国防安全教育、军事安全教育的内容，也属于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内容，可以说，中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与其在整体上是趋同的，二者有融合的可能。在中国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中融入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不仅具有迫切的必要性也具有极强的现实可行性。

国家安全的观念已经随着时代的发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际上的国家安全观念受到多种新时代的因素的影响，新时代的国家安全观与传统的国家安全观相比，增加了诸多新的因素。新时期的国家安全观包括的内容已经远远超越了军事安全、外交安全等内容。新时期的国家安全思想涵盖着军事安全、国防安全、外交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金融安全、网络安全等等内容。新时代国际上的诸如信息网络安全、金融安全、恐怖活动、环境保护、能源、人口等新的问题和因素，使得国家安全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有待于人们对国家安全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与研究。而这些问题，在高等学校思想政治课里自然都是应该进行教学的内容，高校思想政治课的教学目标与内容从整体上与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是根本一致的。国家安全教育内容应是思想政治课程教学内容中的题中应有之义。考查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学生的国家安全观念、国家安全意识应该是重要的一项内容。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中融入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具有较大的现实可能性。将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融入思想政治课教学有利于真正使国家安全教育保持长期性、持久性，有利于让大学生真正形成正确、合理的国家安全意识和国家安全观念。

（二）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与高校政治理论课具有内容上的一致性

如上所述，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有关爱国主义方面的重要教学内容，这使得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基于内容的一致性。当今时代，中国青年大学生成为西方国家与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和意识形态渗透的首要对象与目标。青年大学生的价值观、世界观决定着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青年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大学是西方国家进行宣扬其价值观、意识形态的重要的首要的阵地。青年大学生的思想还不够成熟，还具有较大的可塑性。在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青年大学生十分容易接触到灌输西方意识形态的书画资料、影音作品等，青年大学生极易受到西方社会宣扬的自由、人权等价值观的影响，尤其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会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收到不可想象的冲击与影响。全球化虽然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是西方国家却试图用全球化的思想使其自身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国际化、全球化，从而在全球竭力宣扬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同时对与其相异的价值观、意识形态进行攻击、诋毁、破坏。在全球化的文化交流、商业交易的背后，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和平演变与意识形态的渗透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使我国的国家安全面临着潜在的威胁。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上，通过教学活动使学生改变错误的观念，纠正其不良思想，使学生形成正确的国家安全观念，增强其国家安全意识，具有较大的现实可行性。

（三）互联网技术使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一体化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具有技术可行性

利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上进行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澄清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对我国的攻击、诋毁，使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一体化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具有技术可行性。在当今互联网的时代，国家安全受到来自互联网的挑战。互联网使得国际间的信息传播变得迅速、及时，任何一条信息都可以传播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这种国际化、现代化的信息传播技术，使得国家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技术与信息的威胁和挑战。西方敌对国家或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传播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意识形态渗透的各种信息，并且在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人权等领域大肆渗透和宣扬，对中国的相关民主、人权、民族、宗教等问题进行攻击、诋毁、丑化，对中国民众进行煽动、蛊惑、歪曲事实、妄加评论和任意干涉。由于青年大学生是网络上的主要人群，其又具有天然的好奇心，对西方文化具有探索、了解的欲望，也会最直接地接触到反映西方思想意识形态的商品与文化资源，从而成为最容易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人群。而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一般具有强大的网络技术优势，其凭借技术工具对青年大学生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将网络犯罪、网络谣言、网络恐怖信息向青年大学生扩散和传播，使得青年大学生丧失对自己国家、民族的自豪感，从而认同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以及某些价值观念。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中，通过互联网络中的正面信息，使学生去伪存真，认清问题的实质，看清事实的真相，使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一体化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具有技术方面的可行性。

综上所述，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是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觉悟的重要方面，是高校思想政治课程理论教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将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课程教学中具有极大的必要性和较强的现实可能性，有利于培养合格的适应新时代的国家建设者。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包括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念教育、民族精神教育等方面，以培养和提升青年大学生的国家观念、安全观念、法律观念、环境意识。通过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使青年大学生树立民族国家观念、国家安全观念，将国家安全视为最高国家利益，将维护国家安全作为自己的义务，积极主动地通过自己的言行维护国家安全。但是，在当前高校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方面，由于各种主观和客观的条件与因素的限制，效果并不明显。囿于教学规模、教学力量、教学经费、教学目标等因素，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教学尚未形成一定的规模，缺乏在大学生中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长效机制。笔者认为，将大学生安全教育内容融入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中的基本路径是在当前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平台上，将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适当加强并不断推进，直至最终形成健全的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教学体系。

[基金项目：本文是黑龙江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备案课题《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GJC1215052]

参考文献：

[1] 林喜庆.对新时期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思考[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2）

[2] 边和平，闫淑楠.构建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独立体系的背景分析[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5（11）

[3] 徐奎.全球化浪潮与国家安全战略[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03）

国家安全观论文篇（8）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随着自然和人为的危机事件频繁出现,学术界越来越关注安全议题,但只有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学才真正把新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即"新安全观"或"非传统安全观"。他们敏锐地洞察到,以国家安全为终极目标和运作轴心的现代安全观已经难以解释和解决当今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只有发展一种新安全观才能有效适应在政治、经济、社会、信息、环境等方面出现的各种不安全现象。然而,人类如何才能更安全地共处于这个不安全的全球化时代,这个历史性难题不是一门学科所能全部解答的,而是需要引起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的足够重视。因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人类最低层次的两种需求,人类一旦失去安全感,就难以进一步追求和实现更高层次的需求,如归属和爱、尊重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文章缘于不满足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对两个相关问题的解释:一、新安全观为何兴起。国际关系学者对新安全观兴起的原因有很多研究,基本上认为是后冷战时代国家非军事竞争、旧国际秩序解体、各种非政府组织推动等现实因素混合的产物。但我们认为这只是新安全观兴起的表面现象或直接原因。更根本的原因是,现代安全观的运作条件和价值基础在全球化时代陷于困境,而新安全观兴起的过程就是对现代安全观的全面反思过程。那么,构成现代安全观的要素在全球化时代出现哪些问题?二、新兴起的安全观为何还无法超越现代安全观。许多国际关系学者从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指出,当前国际社会的复杂形势仍然需要把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置于安全问题的首位。我们认为,除此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理论原因,即试图取代现代政治的新政治形态还没有确立,从而缺乏支撑新安全模式的新政治基础。

    一、现代安全观的确立

    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安全是一种人们在与自然和社会交往过程中从恐惧和焦虑中摆脱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但相背反的是,现代西方的安全观却更多集中于民族国家的宏观层面,而不是人们生活的微观层面。这涉及到现代安全观的确立过程。

    人类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寻求确定性的安全感:一种是听天由命的宗教模式,即人们通过寻求古老的传说和习俗来使自身的行为顺应神的旨意或自然界的规律,如果仍然无法摆脱外部世界的威胁,也只好听天由命;另一种是人定胜天的科学模式,即通过发明艺术和工具,把社会和自然界的不安全因素排斥在一定范围之外。西方传统社会向近代变迁的过程中,科学逐步取代宗教的统治地位,它把社会和自然的不安全因素分解成各种问题,并通过寻找合乎理性逻辑的真理来解决问题。因此,一方面,致力于解决问题的科学为新兴资产阶级提供一种新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并且成为一种证明安全生活方式的知识基础和媒介。另一方面,科学和理性达到的领域的不断扩大,增强人类控制和改善生存环境的能力,使人类相信,完全可以通过理性和科学的力量来认识并控制不确定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与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深刻体现出对科学和理性的双重信仰:不仅是客观认识宇宙的唯一可靠途径,而且是按照人们的期望改造宇宙的最佳工具。通过科学和理性,人类不仅可以客观认识社会和自然界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而且可以创造出一种能够改造主观和客观世界的社会秩序。所以,现代社会对理性和科学的绝对信任大大满足了人们对安全和确定性的价值诉求。

    然而,如何把这种对科学和理性的绝对信仰转化成为一种可操作的制度设计和制度框架,以此确保人们安全生活的长期稳定和有序,这是启蒙思想家和政治家共同思考的问题。所以建构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及其宪政制度就成为解决社会中人为不确定性的最重要机制。在传统结构趋于解体的中世纪后期,连绵不断的战争和瘟疫使人人自危的社会类似于一种"自然状态"中,寻求满足人们安全需求的稳定秩序成为当下最大的现实问题。霍布斯、卢梭、洛克等启蒙思想家提出,只有自由和理性的人们把全部或部分权力交给第三方即国家。国家集束地方所有暴力工具并成为唯一享有暴力垄断权的机构,根据人们的意愿科学制定一套严格的法律制度体系,以此威慑和规范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所有人的公共行为,使社会进入一种秩序良好的安全状态。这既可以组织人们共同抵御自然灾害的威胁,可以防范来自国家外部的人为威胁。只有把个人安全问题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的合法性来源确立之后,现代西方的政治学家和政治家才能思考如何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来限制国家权力与保障个人权利。西方世界从此发明出一种思维逻辑或常识:在无序的国际社会中,民族国家成为保障国内社会安全和人们生活自由的最重要后盾,因此,确保民族国家的安全首当其冲成为思考社会和人们生活所有问题的前提。这是现代安全观的认识论基础。

    那么,为什么理性的人们从不担忧而是绝对信任民族国家能长期保障他们的安全呢?这就关系到西方世界的现代安全观如何把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安全问题统一起来。

    首先是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安全。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发育并成长于诸多悖论中,这注定了国家安全成为现代安全理论和实践的最重要内容。一方面,民族国家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不得不遵从 "丛林法则":民族国家的功能是确保局部世界有序化,却使国家之外的其余世界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保持"自然状态"、遵守弱肉强食的野蛮统治。这表明,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也必然无法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建立永久和平的总体性范畴。另一方面,国家人为摄制的边界与民族自然积淀的边界之间相背反。现代国家是以民族主义为政治原则,而民族主义"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并要求所有民族都有自主的政治场所。但现实的国家和民族并没有那么理性地对称,因而,政治单位为了国家领土主权的统一,只有采取杀戮、驱逐或同化所有的异族。此外还有全球普遍的平等人权与国家局部的绝对主权之间的矛盾、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使所有民族国家不仅倾注大量的资源和科技力量来开发先进的、更具威慑力的军事装备增强国防和提升国际地位,而且还要与其他国家建立安全合作的同盟,并通过国际法体系来保护国家安全。当然,民族国家的这些矛盾性特征也是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及其非常重视国家安全问题的根本原因。

国家安全观论文篇（9）

    一、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相互交流、冲突、渗透及融合,构成了生机勃勃的国际文化发展图景,但是,在不同文化的交互作用过程中,也有个别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西方国家为了达到经济和政治上的目的,不断推行“文化殖民”政策,形成了日益严重的“文化帝国主义”倾向。它们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本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以损害本土文化为手段,图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方式延续和强化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全世界的控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由于在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国家利益等诸多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分歧,自然而然地成为某些霸权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文化颠覆的主要目标之一。这就决定了中国在新世纪必然面临来自外部的严峻的文化安全挑战和威胁,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和“文明冲突论”,为西方文化扩张寻求理论依据,恶化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外部环境。

    1992年9月15日《亚洲研究》上刊登了罗斯?芒罗的文章《正在觉醒的龙——在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该文从政治到经济、从军事到外交等等方面,论述了中国对亚洲和平与利益所构成的“威胁”,并以此警告美国防范这个远隔重洋的“充满活力、热气腾腾的国家”,由此成为“中国威胁论”的肇端。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提出“文明冲突论”与之遥相呼应。他认为在后冷战时代的新世界中,冲突的根源主要将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和经济的,作为儒教文明主要代表的中国是西方最大的威胁之一。在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的背后,深深隐藏着的是美国妄图建立文化霸权的“传教士”心态,以及恶化中国文化安全外部环境,达到遏制中国的企图。

    2.凭借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优势,运用各种手段向中国推销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妄图通过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最终达到对中国的“和平演变”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利用一切手段进行全方位的文化渗透。西方一些理论家指出,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不同意识形态国家进行文化渗透是最有力的进攻。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西方利用一切手段大力宣扬西方的一套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近似强制的方式加强文化渗透和文化输出。推行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基础的各种人文、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宣扬西方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用似是而非的“人权”、“自由”、“民主”、“平等”概念,否定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现实地实现真正属于人民的人权、自由、民主、平等的努力。目的就是要搞乱我们的思想,破坏我们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消解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西方反华势力通过广播、电视、电影、报纸、杂志等文化产品的输出,公开或隐蔽地推销其社会政治理论、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并充分利用其网络优势,通过网络这只无形的手,以网络所特有的穿透力突破传统的国家概念和框架,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传统的语言交流规则和动作方式。

    西方文化的扩张和渗透,对我国的文化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威胁。中华民族的特性和民族文化的认同情结已经有弱化的状况和趋势,一些人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和人生目标,甚至崇拜西方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发生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扭曲错位。这将导致中华民族的文化混乱,使传统文化、道德准则受到强烈冲击。

国家安全观论文篇（10）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随着自然和人为的危机事件频繁出现,学术界越来越关注安全议题,但只有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学才真正把新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即"新安全观"或"非传统安全观"。他们敏锐地洞察到,以国家安全为终极目标和运作轴心的现代安全观已经难以解释和解决当今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只有发展一种新安全观才能有效适应在政治、经济、社会、信息、环境等方面出现的各种不安全现象。然而,人类如何才能更安全地共处于这个不安全的全球化时代,这个历史性难题不是一门学科所能全部解答的,而是需要引起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的足够重视。因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人类最低层次的两种需求,人类一旦失去安全感,就难以进一步追求和实现更高层次的需求,如归属和爱、尊重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文章缘于不满足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对两个相关问题的解释:一、新安全观为何兴起。国际关系学者对新安全观兴起的原因有很多研究,基本上认为是后冷战时代国家非军事竞争、旧国际秩序解体、各种非政府组织推动等现实因素混合的产物。但我们认为这只是新安全观兴起的表面现象或直接原因。更根本的原因是,现代安全观的运作条件和价值基础在全球化时代陷于困境,而新安全观兴起的过程就是对现代安全观的全面反思过程。那么,构成现代安全观的要素在全球化时代出现哪些问题?二、新兴起的安全观为何还无法超越现代安全观。许多国际关系学者从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指出,当前国际社会的复杂形势仍然需要把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置于安全问题的首位。我们认为,除此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理论原因,即试图取代现代政治的新政治形态还没有确立,从而缺乏支撑新安全模式的新政治基础。

一、现代安全观的确立

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安全是一种人们在与自然和社会交往过程中从恐惧和焦虑中摆脱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但相背反的是,现代西方的安全观却更多集中于民族国家的宏观层面,而不是人们生活的微观层面。这涉及到现代安全观的确立过程。

人类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寻求确定性的安全感:一种是听天由命的宗教模式,即人们通过寻求古老的传说和习俗来使自身的行为顺应神的旨意或自然界的规律,如果仍然无法摆脱外部世界的威胁,也只好听天由命;另一种是人定胜天的科学模式,即通过发明艺术和工具,把社会和自然界的不安全因素排斥在一定范围之外。西方传统社会向近代变迁的过程中,科学逐步取代宗教的统治地位,它把社会和自然的不安全因素分解成各种问题,并通过寻找合乎理性逻辑的真理来解决问题。因此,一方面,致力于解决问题的科学为新兴资产阶级提供一种新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并且成为一种证明安全生活方式的知识基础和媒介。另一方面,科学和理性达到的领域的不断扩大,增强人类控制和改善生存环境的能力,使人类相信,完全可以通过理性和科学的力量来认识并控制不确定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与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深刻体现出对科学和理性的双重信仰:不仅是客观认识宇宙的唯一可靠途径,而且是按照人们的期望改造宇宙的最佳工具。通过科学和理性,人类不仅可以客观认识社会和自然界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而且可以创造出一种能够改造主观和客观世界的社会秩序。所以,现代社会对理性和科学的绝对信任大大满足了人们对安全和确定性的价值诉求。

然而,如何把这种对科学和理性的绝对信仰转化成为一种可操作的制度设计和制度框架,以此确保人们安全生活的长期稳定和有序,这是启蒙思想家和政治家共同思考的问题。所以建构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及其制度就成为解决社会中人为不确定性的最重要机制。在传统结构趋于解体的中世纪后期,连绵不断的战争和瘟疫使人人自危的社会类似于一种"自然状态"中,寻求满足人们安全需求的稳定秩序成为当下最大的现实问题。霍布斯、卢梭、洛克等启蒙思想家提出,只有自由和理性的人们把全部或部分权力交给第三方即国家。国家集束地方所有暴力工具并成为唯一享有暴力垄断权的机构,根据人们的意愿科学制定一套严格的法律制度体系,以此威慑和规范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所有人的公共行为,使社会进入一种秩序良好的安全状态。这既可以组织人们共同抵御自然灾害的威胁,可以防范来自国家外部的人为威胁。只有把个人安全问题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的合法性来源确立之后,现代西方的政治学家和政治家才能思考如何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来限制国家权力与保障个人权利。西方世界从此发明出一种思维逻辑或常识:在无序的国际社会中,民族国家成为保障国内社会安全和人们生活自由的最重要后盾,因此,确保民族国家的安全首当其冲成为思考社会和人们生活所有问题的前提。这是现代安全观的认识论基础。

那么,为什么理性的人们从不担忧而是绝对信任民族国家能长期保障他们的安全呢?这就关系到西方世界的现代安全观如何把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安全问题统一起来。

首先是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安全。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发育并成长于诸多悖论中,这注定了国家安全成为现代安全理论和实践的最重要内容。一方面,民族国家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不得不遵从 "丛林法则":民族国家的功能是确保局部世界有序化,却使国家之外的其余世界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保持"自然状态"、遵守弱肉强食的野蛮统治。这表明,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也必然无法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建立永久和平的总体性范畴。另一方面,国家人为摄制的边界与民族自然积淀的边界之间相背反。现代国家是以民族主义为政治原则,而民族主义"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并要求所有民族都有自主的政治场所。但现实的国家和民族并没有那么理性地对称,因而,政治单位为了国家领土的统一,只有采取杀戮、驱逐或同化所有的异族。此外还有全球普遍的平等人权与国家局部的绝对之间的矛盾、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使所有民族国家不仅倾注大量的资源和科技力量来开发先进的、更具威慑力的军事装备增强国防和提升国际地位,而且还要与其他国家建立安全合作的同盟,并通过国际法体系来保护国家安全。当然,民族国家的这些矛盾性特征也是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及其非常重视国家安

全问题的根本原因。

其次是社会在政治国家中的安全问题。社会的安全不仅要使之遵循由商品交易市场决定的"丛林法则",免于政治国家的过分干预,而且还要维系包括以文化、宗教和习俗等认同为核心的社会自主运转,免于专制政治造成社会国家化。理论和经验表明,主要有两条确保社会自主的途径:其一是通过民主制度来提防国家权力走向专制主义,这是保障社会安全最基本的制度形式。的实施意味着遵循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原则,通过宪法限制国家权力扩张并保障公民政治经济权利和自由。相反,在诸如德国法西斯主义和苏联集权主义这些没有通过民主政治制度平衡国家权力的国家里,不仅社会中各种自主组织、文化和族群等在国家控制下丧失安全感,而且这种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变异的国家体制在国际社会更没有安全感,最终走向灭亡;其二是通过和平或激进的社会运动来确保社会安全。民族国家的权力过分干预社会自主性,或者国家无能力解决社会的公共安全问题,民众将运用宪法赋予的权利以有组织、非暴力的社会运动方式强烈反对甚至政党当局的统治,并按照多数决定的原则改革政府和国家权力结构。

最后,关键是人们在民族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安全问题。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都只是手段,而衡量的标准和终极的目的都是提升人们生活的确定性安全。国家使人们生活提升安全感的方式是,通过完整的法律体系保障人们各种平等权利,通过完善的福利政策和成熟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社会是通过人们自主建立各种社团组织,结合成紧密的社会交往网络,成为表达意愿、相互信任和互利互惠的公共平台,以此形成地方自治并抵制国家权力干预。这样,现想的安全观的逻辑关系是,民族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安全、社会在国家统治过程中的安全以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安全三者构成一种线性的正相关关系,而作为最无力保障自身安全的个体则处于国家与社会的双层保护之中。

总之,西方近代以来所形成的现代安全观是,在绝对信任人定胜天的理性主义思维和科学技术推动人类进步的科学主义思维的基础上,绝对信任民族国家和政府保障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和自由的能力。

二、现代安全观的破解

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现代安全观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得到巩固,伴随着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而成为一种世界普及性的观念。然而,随着工业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不断为其消极后果所抵消,随着科学本身导致人之理性无法预测的风险增多,日益全球化的世界愈发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发现,用于保障安全的民族国家越来越不可靠,无法阻止外界力量的侵蚀和内部认同的冲突,丧失国家保护的社会也无法保持稳定,人们的生活也从此失去保障。这些不确定性因素破解了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现代安全观神话。

首先是科学的不确定性和理性控制和预测风险的不可能性。追求真理的现代科学是一种确定性的生活态度,是把人类对传统和自然的依附中解放出来的基本武器,而人们可以通过理性的力量来控制自然和社会的发展秩序。然而,科学与理性的扩张给人类带来许多不安全和不确定的因素。一方面,追求确定性的科学和理性本身是不确定的。高度专业化的科学知识愈发注重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复杂性、模糊性和离散性特征,因此科学往往被指责为不是现实世界的客观反映,而是各种观念形态的理论解释。理性的力量不仅无法控制自然界不可预测的活动,如海啸、地震和洪水等,而且可能产生非理性的灾难性后果,如战争和屠杀等。另一方面,不仅各种科学技术发明本身相互抵触而愈发充满不确定性,而且科学对环境、生态、经济和社会等造成危害是无法估量的,是产生风险的重要根源,因此,人类安全需要科学但科学同时又制造新的不安全。这种自反性的悖论对理性也适用:所有解决问题的理性努力带来新的问题,风险随着我们的理性权力而增长,并且人类理性越来越难以控制与预测科学带来的各种意外后果。由此,贝克指出,现代世界已经进入一个由危机引导的全球风险社会。

其次是民族国家的不可靠性。西方近代兴起的民族国家是理性国家机器在通过民族主义寻求其管辖的领土原则、暴力的合法性原则、统治的认同原则的产物,是国家与民族的相互利用的结果。民族国家尽管在19世纪晚期出现衰败,但这种迹象却为世界战争和美苏阵营的二元对立所蒙蔽。在剧变后,民族主义的风起云涌和资本全球化的加剧正彻底撕裂民族与国家重温结合的图景。所以,鲍曼认为,尽管分离依旧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但如果与西方近代之初实现政教分离而结束漫长中世纪的教会政治那样,那么,民族与国家的分离在新时代预示着什么?这种分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民族认同的弱化。国家把经济功能转让给全球化的市场,把文化功能回归到地方化的族群,这使民族认同丧失其在政治国家中的特权位置,在总体上丧失许多曾拥有的而不再具有强大的动员力量;二是衡量国家能力的标准不是民族主义的力量而是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为了政治和社会秩序的连贯性,国家被迫放弃具有归属感和确定性意义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转而成为全球资本自由流动的"监管员"。全球资本允许和期望国家担当唯一的经济任务是,国家更有力地干预企业的管理,要求保护环境和人权,抵制市场恶性竞争的无序后果。显然,逐渐丧失民族、经济和文化领导权的国家在性质和目标上已脱离规范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因此在安全主题上也发生巨大变化。美国的9·11事件表明,几乎所有国家都无法确保在国际社会的安全地位,无法保障国内的社会安全和人们生活的安全。而作为主要安全议题的恐怖主义使所有国家陷入尴尬境地:国家如果运用高科技手段全面监视和控制社会的运作和人们的生活,则侵犯法律规定人们的各种自由权利,但同样运用科技和理性力量的恐怖主义却无孔不入。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无法确保自身绝对的安全,国家、社会、个人各层面和军事、政治、文化、经济、环境各领域都处于不安全的状态。

其三是社会的不稳定性。在安全研究专家奥利·维夫看来,社会安全是"关于巨大的、自我持续认同的群体安全",而安全的议程则是由不同时空的不同行为主体来规定。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原本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运作的资本主义已经扩展到全球市场,以经济自主运行、文化认同和人际交往网络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也难以与以领土边界为特征的民族国家保持同质性的统一。阿尔布劳指出,经济全球化使社会从民族国家的限制中得以解放。然而,这种失去民族国家保护和调控的社会充满不确定性,不仅全球资本市场的波动和信息技术瞬间性汇集的全球各种风险因素足以引起社会的大恐慌,而且以追求认同为目标的各种社会运动、极端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使确保社会平稳和安全的法律制度难以奏效。这些公共危机都是威胁到当代西方社会安全的要素。由于民族国家保护社会安全的能力下降,无法通过社会整合和政治一体化来维护社会秩序,所以社会安全的行为主体不只是某个或几个文化族群和社团组织,而是全球范围内被风险和危机意识启蒙的人们。我们或许可以说,以认同为核心的社会安全受到一种结构性的威胁,而这种威胁无法上升为国家安全层面来解决,也无法通过社会组织自身来消解。

最后是人们生活的无保障性。联合国在1994年最早提出并界定"人的安全",包括满足人类生存基本需求的经济安全、食品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社区安全和政治安全等方面。在这个不安全的全球化时代,原来属于民族国家和社会双重保护下的人的安全问题现在却不得不由一种超国家组织来呼吁和关注。这表明,国家的制度设计、行动方案和观念形态以及社会结构安排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安全问题,社会中焦虑的个体不得不直接遭遇外界生存环境中主观和客观的不确定性,并且不得不"用个人传记式的解决方法来 处理系统性的矛盾"。个体在主观上面对的人为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于犯罪、、贫困、传染病、暴力和战争等, 而客观上的不确定性除了自然灾害之后还有科学带来的各种风险,如核危机、传染病和转基因食品等。同时,在上世纪80年代西方福利国家出现危机之后,国家和社会把包括科学和理性产生的各种矛盾和冲突都抛给个体来选择,个体不得不依靠自身的反思能力和知识水平,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中对教育、医疗、就业等问题的策略做出艰难选择。这样,个体的生活失去了科学和理性的知识基础,也失去国家和社会的制度保障,不得不直接面临风险社会中各种不安全的因素。其结果必然是,个体对自身存在的焦虑,也就是吉登斯所探讨的"本体性安全"问题:"人为的不确定性"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使个体心理上产生一种无力感,使个体的无意识和情感深处感受到一种不能反抗的外在支配,从而对自身是否安全存在表示怀疑和焦虑。

总之,在全球化时代,结构功能衰微的民族国家既无法通过军事暴力的方式来确保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安全地位,在国内也无法维系稳固的社会安全和社会认同;同样,脱离民族国家保护外壳的社会不仅使民族、文化、宗教以及各种社团组织直接参与全球多元竞争主体的博弈,而且还加剧剥离了个体生活的确定性保障。正是由于丧失了国家和社会的双层保护,所有个体不得不直接面临并力图寻求解决各种安全问题的生存策略。在这种意义上,建立在绝对信任科学理性基础上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现代安全观无法适应新的时代,必然为新的安全观念所取代。

三、探索中的新安全观

在全球化时代,由于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现代安全观无法满足社会和人们生活对安全的需求,西方许多非政府组织和学者开始发展出一种以人的安全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他们把安全研究的重点从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转移到威胁人类生存安全的各种非国家行为主体上,包括恐怖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环境生态恶化、自然灾害、科技发展带来的各种风险。在他们看来,安全的主体发生巨大变化:由国家扩展到人类整体,无论国籍、肤色、种族和阶层的所有作为类的人都是安全的主体和实现安全的全部目的;安全的层次已改变:从宏观层面的国家结构和军事装备下降到微观层面的社会个体,个体对外在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主观感知成为衡量安全程度的标准。

然而,在有着思想多元化氛围的西方学术界,对这种新安全观的认识有很大差异和争议,更有学者批评到,这种排斥国家主导的"人的安全"定义散漫、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只能成为一种空洞的口号或世界大同的理想追求。相比较而言,目前中国研究安全问题的学者如布赞、维夫和怀尔德所认为的那样,基本上还是保持一种以国家中心主义为特征的现实主义立场对待新安全观,继续以一种物质主义的视角考察在全球化时代新出现的安全问题。所以,一般都认为,不仅复杂的国际形势仍然需要把国家和军事安全置于安全研究首位,而且许多自然灾害和科技风险所造成的天灾人祸都需要国家建立公共安全机构和制定公共安全政策。在这种意义上来,他们认为,新安全观与现代安全观之间不是超越而是补充关系,必须继续把研究重心以国家安全为主题的现代安全观。

固然,新安全观还无法超越或取代现代安全观,还只是处于一种理论探索和价值诉求中的新观念形态。但我们发现,发育不成熟的新安全观更有其深层次的理论原因。这是因为,在人类历史变迁中的安全问题总是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维夫从安全的角度指出,安全"是超越一切政治规则和政治结构的一种途径,实际上就是一种所有政治之上的特殊政治";阿伦特则从政治的角度指出,政治意味着"一切事情都必须通过言辞和劝说(即和平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强力和暴力来决定。"这表明,政治有一个重要安全功能:通过协商而成的法律使人民的生活制度化和规范化,把一切引起不稳定和不安全的人为因素排除于政治共同体之外,从而使安全制度化和常规化。我们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重视研究古希腊城邦的兴衰和安危问题,而现代西方学者则把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置于安全研究的首位。

然而,在民族国家的结构和功能日益衰败的全球化时代,以民族国家为认知基础和价值前提的现代政治理论已丧失启蒙时代那种强劲的解释力,相应地,西方近代以来倾力于民族国家安全的现代安全观也必然难以续存。在此现实和理论背景下,西方许多思想家集中反思并力图超越现代政治观,进而根据自己的理论逻辑开始寻找一种能适应并解决全球化时代新问题的新政治观,如吉登斯试图主张用"生活政治"及其"第三条道路"的现实策略来超越现代政治(他称之为"解放政治"),贝克宣扬超越现代党派政治的"亚政治",而鲍曼则试图回归共和政治来取代现代的集权政治。这些新政治观之间同样存在很大差异和争执,也还只是一种理论探讨和理想追求。因此,以人的安全为主题的新安全观只有新的政治形态在现实世界得以确立之后才能成为一种可操作的制度模式。

参考文献

[1] 参见朱峰,"'非传统安全观'解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142-143页。在目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对新安全观的探讨中,该文引用率最高,也最有权威性和代表性。作者在文中不仅全面综述了国外相关学者各种相互冲突的观点,还从现实主义的立场阐明了新安全观兴起的原因及其仍然无法超越现代安全观的理由。从近两年来有关非传统或新安全观主题的研究来看,国内其他相关学者所持的观点基本上不出其右.

[2] 厄内斯特o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背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页.

[3] 乌尔里希o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4页.

[4]齐格蒙特o鲍曼,《被围困的社会》,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引言第7页。

[5] 布赞、维夫、怀尔德:《新安全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0页.

[6] 马丁o阿尔布劳,《全球时代》,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59页.

[7] 乌尔里希o贝克,《风险社会》,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68页.

[8] 安东尼o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三联书店, 1998年, 第224页.

国家安全观论文篇（11）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随着自然和人为的危机事件频繁出现，学术界越来越关注安全议题，但只有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学才真正把新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即"新安全观"或"非传统安全观"。他们敏锐地洞察到，以国家安全为终极目标和运作轴心的现代安全观已经难以解释和解决当今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只有发展一种新安全观才能有效适应在政治、经济、社会、信息、环境等方面出现的各种不安全现象。然而，人类如何才能更安全地共处于这个不安全的全球化时代，这个历史性难题不是一门学科所能全部解答的，而是需要引起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的足够重视。因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人类最低层次的两种需求，人类一旦失去安全感，就难以进一步追求和实现更高层次的需求，如归属和爱、尊重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文章缘于不满足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对两个相关问题的解释：一、新安全观为何兴起。国际关系学者对新安全观兴起的原因有很多研究，基本上认为是后冷战时代国家非军事竞争、旧国际秩序解体、各种非政府组织推动等现实因素混合的产物。但我们认为这只是新安全观兴起的表面现象或直接原因。更根本的原因是，现代安全观的运作条件和价值基础在全球化时代陷于困境，而新安全观兴起的过程就是对现代安全观的全面反思过程。那么，构成现代安全观的要素在全球化时代出现哪些问题？二、新兴起的安全观为何还无法超越现代安全观。许多国际关系学者从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指出，当前国际社会的复杂形势仍然需要把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置于安全问题的首位。我们认为，除此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理论原因，即试图取代现代政治的新政治形态还没有确立，从而缺乏支撑新安全模式的新政治基础。

一、现代安全观的确立

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安全是一种人们在与自然和社会交往过程中从恐惧和焦虑中摆脱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但相背反的是，现代西方的安全观却更多集中于民族国家的宏观层面，而不是人们生活的微观层面。这涉及到现代安全观的确立过程。

人类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寻求确定性的安全感：一种是听天由命的宗教模式，即人们通过寻求古老的传说和习俗来使自身的行为顺应神的旨意或自然界的规律，如果仍然无法摆脱外部世界的威胁，也只好听天由命；另一种是人定胜天的科学模式，即通过发明艺术和工具，把社会和自然界的不安全因素排斥在一定范围之外。西方传统社会向近代变迁的过程中，科学逐步取代宗教的统治地位，它把社会和自然的不安全因素分解成各种问题，并通过寻找合乎理性逻辑的真理来解决问题。因此，一方面，致力于解决问题的科学为新兴资产阶级提供一种新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并且成为一种证明安全生活方式的知识基础和媒介。另一方面，科学和理性达到的领域的不断扩大，增强人类控制和改善生存环境的能力，使人类相信，完全可以通过理性和科学的力量来认识并控制不确定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与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深刻体现出对科学和理性的双重信仰：不仅是客观认识宇宙的唯一可靠途径，而且是按照人们的期望改造宇宙的最佳工具。通过科学和理性，人类不仅可以客观认识社会和自然界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而且可以创造出一种能够改造主观和客观世界的社会秩序。所以，现代社会对理性和科学的绝对信任大大满足了人们对安全和确定性的价值诉求。

然而，如何把这种对科学和理性的绝对信仰转化成为一种可操作的制度设计和制度框架，以此确保人们安全生活的长期稳定和有序，这是启蒙思想家和政治家共同思考的问题。所以建构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及其制度就成为解决社会中人为不确定性的最重要机制。在传统结构趋于解体的中世纪后期，连绵不断的战争和瘟疫使人人自危的社会类似于一种"自然状态"中，寻求满足人们安全需求的稳定秩序成为当下最大的现实问题。霍布斯、卢梭、洛克等启蒙思想家提出，只有自由和理性的人们把全部或部分权力交给第三方即国家。国家集束地方所有暴力工具并成为唯一享有暴力垄断权的机构，根据人们的意愿科学制定一套严格的法律制度体系，以此威慑和规范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所有人的公共行为，使社会进入一种秩序良好的安全状态。这既可以组织人们共同抵御自然灾害的威胁，可以防范来自国家外部的人为威胁。只有把个人安全问题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的合法性来源确立之后，现代西方的政治学家和政治家才能思考如何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来限制国家权力与保障个人权利。西方世界从此发明出一种思维逻辑或常识：在无序的国际社会中，民族国家成为保障国内社会安全和人们生活自由的最重要后盾，因此，确保民族国家的安全首当其冲成为思考社会和人们生活所有问题的前提。这是现代安全观的认识论基础。

那么，为什么理性的人们从不担忧而是绝对信任民族国家能长期保障他们的安全呢？这就关系到西方世界的现代安全观如何把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安全问题统一起来。

首先是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安全。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发育并成长于诸多悖论中，这注定了国家安全成为现代安全理论和实践的最重要内容。一方面，民族国家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不得不遵从 "丛林法则"：民族国家的功能是确保局部世界有序化，却使国家之外的其余世界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保持"自然状态"、遵守弱肉强食的野蛮统治。这表明，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也必然无法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建立永久和平的总体性范畴。另一方面，国家人为摄制的边界与民族自然积淀的边界之间相背反。现代国家是以民族主义为政治原则，而民族主义"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并要求所有民族都有自主的政治场所。但现实的国家和民族并没有那么理性地对称，因而，政治单位为了国家领土的统一，只有采取杀戮、驱逐或同化所有的异族。此外还有全球普遍的平等人权与国家局部的绝对之间的矛盾、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使所有民族国家不仅倾注大量的资源和科技力量来开发先进的、更具威慑力的军事装备增强国防和提升国际地位，而且还要与其他国家建立安全合作的同盟，并通过国际法体系来保护国家安全。当然，民族国家的这些矛盾性特征也是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及其非常重视国家安全问题的根本原因。

其次是社会在政治国家中的安全问题。社会的安全不仅要使之遵循由商品交易市场决定的"丛林法则"，免于政治国家的过分干预，而且还要维系包括以文化、宗教和习俗等认同为核心的社会自主运转，免于专制政治造成社会国家化。理论和经验表明，主要有两条确保社会自主的途径：其一是通过民主制度来提防国家权力走向专制主义，这是保障社会安全最基本的制度形式。的实施意味着遵循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原则，通过宪法限制国家权力扩张并保障公民政治经济权利和自由。相反，在诸如德国法西斯主义和苏联集权主义这些没有通过民主政治制度平衡国家权力的国家里，不仅社会中各种自主组织、文化和族群等在国家控制下丧失安全感，而且这种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变异的国家体制在国际社会更没有安全感，最终走向灭亡；其二是通过和平或激进的社会运动来确保社会安全。民族国家的权力过分干预社会自主性，或者国家无能力解决社会的公共安全问题，民众将运用宪法赋予的权利以有组织、非暴力的社会运动方式强烈反对甚至政党当局的统治，并按照多数决定的原则改革政府和国家权力结构。

最后，关键是人们在民族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安全问题。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都只是手段，而衡量的标准和终极的目的都是提升人们生活的确定性安全。国家使人们生活提升安全感的方式是，通过完整的法律体系保障人们各种平等权利，通过完善的福利政策和成熟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社会是通过人们自主建立各种社团组织，结合成紧密的社会交往网络，成为表达意愿、相互信任和互利互惠的公共平台，以此形成地方自治并抵制国家权力干预。这样，现想的安全观的逻辑关系是，民族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安全、社会在国家统治过程中的安全以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安全三者构成一种线性的正相关关系，而作为最无力保障自身安全的个体则处于国家与社会的双层保护之中。

总之，西方近代以来所形成的现代安全观是，在绝对信任人定胜天的理性主义思维和科学技术推动人类进步的科学主义思维的基础上，绝对信任民族国家和政府保障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和自由的能力。

二、现代安全观的破解

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现代安全观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得到巩固，伴随着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而成为一种世界普及性的观念。然而，随着工业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不断为其消极后果所抵消，随着科学本身导致人之理性无法预测的风险增多，日益全球化的世界愈发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发现，用于保障安全的民族国家越来越不可靠，无法阻止外界力量的侵蚀和内部认同的冲突，丧失国家保护的社会也无法保持稳定，人们的生活也从此失去保障。这些不确定性因素破解了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现代安全观神话。

首先是科学的不确定性和理性控制和预测风险的不可能性。追求真理的现代科学是一种确定性的生活态度，是把人类对传统和自然的依附中解放出来的基本武器，而人们可以通过理性的力量来控制自然和社会的发展秩序。然而，科学与理性的扩张给人类带来许多不安全和不确定的因素。一方面，追求确定性的科学和理性本身是不确定的。高度专业化的科学知识愈发注重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复杂性、模糊性和离散性特征，因此科学往往被指责为不是现实世界的客观反映，而是各种观念形态的理论解释。理性的力量不仅无法控制自然界不可预测的活动，如海啸、地震和洪水等，而且可能产生非理性的灾难性后果，如战争和屠杀等。另一方面，不仅各种科学技术发明本身相互抵触而愈发充满不确定性，而且科学对环境、生态、经济和社会等造成危害是无法估量的，是产生风险的重要根源，因此，人类安全需要科学但科学同时又制造新的不安全。这种自反性的悖论对理性也适用：所有解决问题的理性努力带来新的问题，风险随着我们的理性权力而增长，并且人类理性越来越难以控制与预测科学带来的各种意外后果。由此，贝克指出，现代世界已经进入一个由危机引导的全球风险社会。

其次是民族国家的不可靠性。西方近代兴起的民族国家是理性国家机器在通过民族主义寻求其管辖的领土原则、暴力的合法性原则、统治的认同原则的产物，是国家与民族的相互利用的结果。民族国家尽管在19世纪晚期出现衰败，但这种迹象却为世界战争和美苏阵营的二元对立所蒙蔽。在剧变后，民族主义的风起云涌和资本全球化的加剧正彻底撕裂民族与国家重温结合的图景。所以，鲍曼认为，尽管分离依旧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但如果与西方近代之初实现政教分离而结束漫长中世纪的教会政治那样，那么，民族与国家的分离在新时代预示着什么？这种分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民族认同的弱化。国家把经济功能转让给全球化的市场，把文化功能回归到地方化的族群，这使民族认同丧失其在政治国家中的特权位置，在总体上丧失许多曾拥有的而不再具有强大的动员力量；二是衡量国家能力的标准不是民族主义的力量而是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为了政治和社会秩序的连贯性，国家被迫放弃具有归属感和确定性意义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转而成为全球资本自由流动的"监管员"。全球资本允许和期望国家担当唯一的经济任务是，国家更有力地干预企业的管理，要求保护环境和人权，抵制市场恶性竞争的无序后果。显然，逐渐丧失民族、经济和文化领导权的国家在性质和目标上已脱离规范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因此在安全主题上也发生巨大变化。美国的9·11事件表明，几乎所有国家都无法确保在国际社会的安全地位，无法保障国内的社会安全和人们生活的安全。而作为主要安全议题的恐怖主义使所有国家陷入尴尬境地：国家如果运用高科技手段全面监视和控制社会的运作和人们的生活，则侵犯法律规定人们的各种自由权利，但同样运用科技和理性力量的恐怖主义却无孔不入。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无法确保自身绝对的安全，国家、社会、个人各层面和军事、政治、文化、经济、环境各领域都处于不安全的状态。

其三是社会的不稳定性。在安全研究专家奥利·维夫看来，社会安全是"关于巨大的、自我持续认同的群体安全"，而安全的议程则是由不同时空的不同行为主体来规定。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原本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运作的资本主义已经扩展到全球市场，以经济自主运行、文化认同和人际交往网络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也难以与以领土边界为特征的民族国家保持同质性的统一。阿尔布劳指出，经济全球化使社会从民族国家的限制中得以解放。然而，这种失去民族国家保护和调控的社会充满不确定性，不仅全球资本市场的波动和信息技术瞬间性汇集的全球各种风险因素足以引起社会的大恐慌，而且以追求认同为目标的各种社会运动、极端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使确保社会平稳和安全的法律制度难以奏效。这些公共危机都是威胁到当代西方社会安全的要素。由于民族国家保护社会安全的能力下降，无法通过社会整合和政治一体化来维护社会秩序，所以社会安全的行为主体不只是某个或几个文化族群和社团组织，而是全球范围内被风险和危机意识启蒙的人们。我们或许可以说，以认同为核心的社会安全受到一种结构性的威胁，而这种威胁无法上升为国家安全层面来解决，也无法通过社会组织自身来消解。

最后是人们生活的无保障性。联合国在1994年最早提出并界定"人的安全"，包括满足人类生存基本需求的经济安全、食品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社区安全和政治安全等方面。在这个不安全的全球化时代，原来属于民族国家和社会双重保护下的人的安全问题现在却不得不由一种超国家组织来呼吁和关注。这表明，国家的制度设计、行动方案和观念形态以及社会结构安排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安全问题，社会中焦虑的个体不得不直接遭遇外界生存环境中主观和客观的不确定性，并且不得不"用个人传记式的解决方法来处理系统性的矛盾"。个体在主观上面对的人为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于犯罪、、贫困、传染病、暴力和战争等， 而客观上的不确定性除了自然灾害之后还有科学带来的各种风险，如核危机、传染病和转基因食品等。同时，在上世纪80年代西方福利国家出现危机之后，国家和社会把包括科学和理性产生的各种矛盾和冲突都抛给个体来选择，个体不得不依靠自身的反思能力和知识水平，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中对教育、医疗、就业等问题的策略做出艰难选择。这样，个体的生活失去了科学和理性的知识基础，也失去国家和社会的制度保障，不得不直接面临风险社会中各种不安全的因素。其结果必然是，个体对自身存在的焦虑，也就是吉登斯所探讨的"本体性安全"问题："人为的不确定性"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使个体心理上产生一种无力感，使个体的无意识和情感深处感受到一种不能反抗的外在支配，从而对自身是否安全存在表示怀疑和焦虑。

总之，在全球化时代，结构功能衰微的民族国家既无法通过军事暴力的方式来确保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安全地位，在国内也无法维系稳固的社会安全和社会认同；同样，脱离民族国家保护外壳的社会不仅使民族、文化、宗教以及各种社团组织直接参与全球多元竞争主体的博弈，而且还加剧剥离了个体生活的确定性保障。正是由于丧失了国家和社会的双层保护，所有个体不得不直接面临并力图寻求解决各种安全问题的生存策略。在这种意义上，建立在绝对信任科学理性基础上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现代安全观无法适应新的时代，必然为新的安全观念所取代。

三、探索中的新安全观

在全球化时代，由于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现代安全观无法满足社会和人们生活对安全的需求，西方许多非政府组织和学者开始发展出一种以人的安全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他们把安全研究的重点从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转移到威胁人类生存安全的各种非国家行为主体上，包括恐怖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环境生态恶化、自然灾害、科技发展带来的各种风险。在他们看来，安全的主体发生巨大变化：由国家扩展到人类整体，无论国籍、肤色、种族和阶层的所有作为类的人都是安全的主体和实现安全的全部目的；安全的层次已改变：从宏观层面的国家结构和军事装备下降到微观层面的社会个体，个体对外在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主观感知成为衡量安全程度的标准。

然而，在有着思想多元化氛围的西方学术界，对这种新安全观的认识有很大差异和争议，更有学者批评到，这种排斥国家主导的"人的安全"定义散漫、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只能成为一种空洞的口号或世界大同的理想追求。相比较而言，目前中国研究安全问题的学者如布赞、维夫和怀尔德所认为的那样，基本上还是保持一种以国家中心主义为特征的现实主义立场对待新安全观，继续以一种物质主义的视角考察在全球化时代新出现的安全问题。所以，一般都认为，不仅复杂的国际形势仍然需要把国家和军事安全置于安全研究首位，而且许多自然灾害和科技风险所造成的天灾人祸都需要国家建立公共安全机构和制定公共安全政策。在这种意义上来，他们认为，新安全观与现代安全观之间不是超越而是补充关系，必须继续把研究重心以国家安全为主题的现代安全观。

固然，新安全观还无法超越或取代现代安全观，还只是处于一种理论探索和价值诉求中的新观念形态。但我们发现，发育不成熟的新安全观更有其深层次的理论原因。这是因为，在人类历史变迁中的安全问题总是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维夫从安全的角度指出，安全"是超越一切政治规则和政治结构的一种途径，实际上就是一种所有政治之上的特殊政治"；阿伦特则从政治的角度指出，政治意味着"一切事情都必须通过言辞和劝说（即和平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强力和暴力来决定。"这表明，政治有一个重要安全功能：通过协商而成的法律使人民的生活制度化和规范化，把一切引起不稳定和不安全的人为因素排除于政治共同体之外，从而使安全制度化和常规化。我们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重视研究古希腊城邦的兴衰和安危问题，而现代西方学者则把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置于安全研究的首位。

然而，在民族国家的结构和功能日益衰败的全球化时代，以民族国家为认知基础和价值前提的现代政治理论已丧失启蒙时代那种强劲的解释力，相应地，西方近代以来倾力于民族国家安全的现代安全观也必然难以续存。在此现实和理论背景下，西方许多思想家集中反思并力图超越现代政治观，进而根据自己的理论逻辑开始寻找一种能适应并解决全球化时代新问题的新政治观，如吉登斯试图主张用"生活政治"及其"第三条道路"的现实策略来超越现代政治（他称之为"解放政治"），贝克宣扬超越现代党派政治的"亚政治"，而鲍曼则试图回归共和政治来取代现代的集权政治。这些新政治观之间同样存在很大差异和争执，也还只是一种理论探讨和理想追求。因此，以人的安全为主题的新安全观只有新的政治形态在现实世界得以确立之后才能成为一种可操作的制度模式。

参考文献

[1] 参见朱峰，"'非传统安全观'解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142－143页。在目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对新安全观的探讨中，该文引用率最高，也最有权威性和代表性。作者在文中不仅全面综述了国外相关学者各种相互冲突的观点，还从现实主义的立场阐明了新安全观兴起的原因及其仍然无法超越现代安全观的理由。从近两年来有关非传统或新安全观主题的研究来看，国内其他相关学者所持的观点基本上不出其右.

[2] 厄内斯特o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背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页.

[3] 乌尔里希o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4页.

[4]齐格蒙特o鲍曼，《被围困的社会》，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引言第7页。

[5] 布赞、维夫、怀尔德：《新安全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0页.

[6] 马丁o阿尔布劳，《全球时代》，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59页.

[7] 乌尔里希o贝克，《风险社会》，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68页.

[8] 安东尼o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三联书店, 1998年, 第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