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盈余管理论文大全11篇

企业盈余管理论文篇（1）

二、外部监管力量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企业意图通过内部控制实现降低盈余管理水平的目标，但内部控制存在固有局限性，影响内部控制对盈余管理的控制作用。在企业实施内部控制过程中，内部控制固有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人为的判断不可避免会出现失误，从而使内部控制中的那些基于判断的决策出现失误，进而导致内部控制失效；内部控制可能会由于误解、疏忽等多方面的原因失效；经理层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可能导致内部控制失效；两个或多个人的串通行为可能导致内部控制失效；由于考虑和权衡内部控制的成本与收益，可能会影响内部控制的有效性。由此可见内部控制的固有局限性对企业盈余管理的控制任然存在着种种不足。内部控制作为企业内部监督的一种力量，其对企业盈余管理存在不足，那么企业外部监管力量是否可以在内部控制之外发挥应有的作用？惠勒、西兰帕(Wheeler&Sillanpaa,1979)指出，作为次要利益相关者之一的媒体会影响企业的声誉和社会地位，而这两方面都会对企业形象产生较大的影响。从信息不对称理论与信号传递理论看出，媒体在企业其利益相关者的信息传递的过程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媒体对企业行为的报道和评论势必造成社会舆论，而这种报道与舆论都会对企业行为产生监督作用。陈志武（2005）提出董事会、市场、媒体、政府机构和法庭是上市公司监管渠道的五层分类。媒体作为一种信息的载体，对社会产生深刻的舆论影响。陈志武（2005）提到开放的新闻媒体是市场经济的必要制度机制，信息不对导致了市场的低效化，而新闻媒体让信息自由流通、减少信息不对称，能够更好地实现监督功能。国内外学者都以认识到媒体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对企业的监督作用。于忠泊，田高良，齐保垒，张皓（2011）分析媒体的关注为公司管理者带来了强大的市场压力，但是管理者并不会牺牲公司长期的业绩目标而改变对当下经营活动的盈余管理，反而媒体关注会抑制这种危害性更大的盈余管理活动。外部媒体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曝光，势必会影响公众对企业的关注度，媒体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及管理等方面的报道，势必影响企业的社会形象，影响公众对企业的投资意向的选择，进而影响企业的经营状况，进一步影响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媒体对企业的关注度越强，企业管理者越倾向于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履行业务流程，也就大大降低了管理者攫取企业利益的可能性，降低盈余管理水平。而这也是在企业良好的内部监督管理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不难得出结论：媒体这一外部监管力量能够降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对内部控制降低盈余管理水平起到补充作用。

企业盈余管理论文篇（2）

二、国内外企业的内部控制及盈余管理研究现状

1.国外企业的内部控制及盈余管理研究现状

美国国会为了规避企业利用盈余管理来进行利润操控、财务舞弊，挽救例如安然在内的一些上市公司的财务欺诈事件对美国股市造成的不良影响，重新树立投资者的信心，在2002年颁布了《萨班斯法案》，该法案是涉及证券市场监管、公司治理、会计监管等多方面的重要法案，被认为是对美国的会计界和商界影响最大的一次立法。它完善了以前立法上的很多漏洞。其核心条款规定：只要是在美国上市的企业，无论国内国外企业，都要建立非常细化的内部控制制度，同时需披露重大缺陷。这无疑突出了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且在2004年美国接连出台了COSO新内控框架，进一步提高了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要求。在国外，关于内部控制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的看法基本一致，《萨班斯法案》的颁布是研究内部控制对盈余管理影响的分水岭，在该法案颁布前，企业的内部控制信息是自愿披露的，所以关于内部控制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很少，可是在该法案颁布以后，上市公司的内控信息要求强制披露，关于内控对盈余管理的研究也相应增加，且看法基本一致，即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盈余管理程度较低的企业盈余质量相对较高，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企业与内部控制完善的企业相比非正常应计利润明显不同，即企业的盈余信息与企业内部控制有紧密的关系。

2.国内企业的内部控制及盈余管理研究现状

我国关于企业内部控制的规范出台相对较晚，在2008年，由我国的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等五部联合出台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规定了企业应当对本公司的内部控制进行有效的自我评价，并且披露自我评价报告。在2010年相继《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正是因为这些法规的颁布和实施推进了我国关于企业内部控制的研究，促进了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的建设。虽然外国学者关于内部控制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已经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结论，但由于我国关于内部控制的研究起步相对较短，且重视程度不够，对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力较差，所以，我国学者关于内部控制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基本上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内部控制与盈余管理存在联系，且内部控制会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内部控制制度执行越好、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越详细的企业其盈余质量越高。第二种观点则认为：企业的内部控制与盈余管理行为无关，产生这种观点主要是由于我国企业对内部控制的重要性缺乏认识，所以多数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只是流于形式，并没有落到实处。所以，部分学者认为内部控制并不能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

三、内部控制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内部控制的重要性需要得到越来越多的企业管理层和员工的认可，近几年已经有很多企业因为内控的不完善、不执行得到了教训，例如三鹿、安达信等等更是以破产为代价，可见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内部控制有五个基本要素，分别是: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沟通和全面监控。这五个要素会从不同的方面来影响企业盈余管理。

1.控制环境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内部控制的内控环境是指企业文化、价值观、社会责任感、职业道德、专业胜任能力、公司的治理结构等等的总称，是所有内部控制要素的基础，内部控制制度执行的好坏直接受到内控环境的影响，好的内控环境意味着企业的每个组成，上至管理层、下至最低层员工大家都有着共同的目标，那就是企业的长远发展，而不是因为短期的利益而放弃长远目标。所以，良好的内控环境是防止企业进行盈余管理行为的根源。

2.风险评估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内部控制是防范企业风险最有效的行为之一，企业在生存的过程中是不可能没有风险的，如果对这些风险不加以控制，那么势必会影响到企业的长远发展，因此建立风险评估机制对企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风险评估就是企业在实现所定目标前对可能发生的风险进行事先的分析，通过分析风险的大小来决定企业要进行什么样的后续活动，所以风险评估是企业内部控制要素的前提。通过风险评估，企业的盈余管理主体可以透过风险看到盈余管理行为带来的危害，进而抑制盈余管理行为，并且，通过风险评估，企业可以了解到自身的薄弱环节并加以有效控制，把各种影响企业的不良因素消灭在萌芽之中，也是企业防范风险的一种途径。总之，风险评估是抵制盈余管理行为的一道防线。

3.控制活动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控制活动是贯穿于企业的整个生产经营期间的，包括授权、审核、验证、核准等等，内部控制活动对盈余管理具有最直接的影响。不合理的放宽企业信用政策、扩大产量以及降低单位成本都是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但是有效的控制活动要求企业根据实际需要进行投入和产出的控制，不能盲目的降低成本以扩大产量，更不能为了增加收入而没有限制的放宽信用政策，使企业承担后果。所以，高效的控制活动是抑制盈余管理行为最直接的方法，良好的控制活动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各个层面，不相容岗位的分离、交易的授权、业务的审核等等都形成独立性，会直接抑制盈余管理主体的行为。所以，有效的控制活动会使盈余管理丧失手段。

4.信息与沟通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良好的信息和沟通是任何一个优秀的企业都不能缺少的条件，是一个企业内部控制的生命线，它不仅包括企业内部所产生的信息也包括企业外部与企业相关的活动以及事项所产生的信息。良好的信息与沟通是关乎每个员工的，每个员工都应当清楚其在内控系统中的角色与职责，将企业责任落实到每个人，减少个人盲目采取不利于企业的行为。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现代企业越来越多的依赖信息系统，在无纸化的平台上操作，所以信息的可靠性也越来越得到重视。不准确的信息会导致不准确的风险评估，进而会导致不准确的决策。

5.全面监控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内部控制是企业生存期间持续存在的一个动态过程，而不是哪一个期间存在的，所以需要一个全面的监控来对内控的执行进行实时评价，任何制度的执行都需要一个监督的过程，才能使其更加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也一样，监督是不可缺少的。从我国的企业机制来看，监事会和内部审计机构是监督的主体。监事会的职责是对企业的管理层进行监督并制衡，以减少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利益冲突。内部审计机构既是企业内控的一部分，又是内控形式的另一种体现，良好的内部监督会有效的防范风险，会从源头上抑制盈余管理行为，而全面的监控不止包括日常的实时监控还包括特殊项目的专项监控，并且要对发现的问题、缺陷进行及时的披露与报告。

四、关于完善内部控制以抑制过度盈余管理的几点建议

适度的盈余管理对于一个成熟的企业来说是不断发展的标志，企业通过合法合理的手段进行适度的盈余管理存在着不可否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过度的盈余管理却会给企业带来危害，甚至对整个资本市场都会带来不利影响。所以，政府部门应尽量完善企业内部控制以减少企业过度的盈余管理行为。

1.完善会计准则规范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任何工作都需要一个细致的准则来进行规范，财务更是这样，2006年颁布实施的新准则虽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企业通过会计政策选择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新的问题层出不穷，所以，需要不断及时的来完善我国的会计行为准则。

2.建立合理有效的内部监管机制

审计是企业财务信息质量的一个重要保证，也是被大众所认可的，通过审计可以提高会计信息的可信度，而内部审计是我国监管体系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来，内部审计的重要性也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企业应不断的完善内部监管制度并且落到实处，不要只流于形式，通过内部审计监管就发现问题并及时纠正解决，把问题消灭在萌芽中。

3.优化企业内控环境，培养职工内控意识

内部控制环境是企业良好内部控制的基础，没有好的内控环境就谈不上内控。而如何建立好的内控环境需要整个公司的每个员工积极参与，这不仅需要管理者的制定，更需要员工的道德品质、责任心、诚信、工作态度、专业技能等等。如果员工没有建立内部控制的意识，没有意识到企业内控的重要性，不认可企业的内控其实是对自己的负责，那么执行内控制度将难上加难。所以，培养员工的内控意识，让其意识到企业内控对自己的益处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企业盈余管理论文篇（3）

二、研发支出处理的市场反应

刘斌等（2011）认为长期市场反应下，股价对R&D支出的信息披露存在选择性吸收，投资者能区分其会计处理、披露的规范程度以及是否是高科技公司的公司性质。短期市场反应中也存在股价对R&D信息的选择性吸收，并且投资者能区分高科技公司的会计处理和披露的规范程度，但对于非高科技公司则无明显反应。王宇峰（2011）对研发支出及其信息披露的价值相关性进行了检验，通过研究发现，资本化研发支出和费用化研发支出与股票价格的相关性不一致，而且研发支出信息披露质量对股票价格有显著的影响，提高研发信息披露质量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许里（2001）以中国A股市场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上市公司研发支出资本化的影响因素、研发支出与盈余管理及企业价值的关系，检验了研发支出资本化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结果显示资本化选择对公司价值有一定影响，可能成为公司从事盈余管理的一种手段，通过R&D投资的信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公司的价值，研发支出资本化的选择，成为大多数公司的第一个选择。辛云峰（2012）以2007—2010年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发现当期研发投入总额、资本化支出、费用化支出与下一年度4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分别呈正相关、负相关、正相关。由于中国现行企业会计准则允许企业将研发支出分成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支出，并允许将符合条件的开发阶段支出予以资本化，国内学术界对于研发支出资本化的讨论焦点开始转变，由资本化是否能够更好地表现无形资产的经济实质，转移到资本化与盈余管理的关系上。但从什么地方可以观察到上市公司通过研发支出资本化进行盈余管理、其对信息用有用性有何种影响，这些尚不能运用大样本予以验证。本文以天源迪科近年来研发支出资本化的状况为例，分析可以观察到的企业研发支出资本化的方式，并且了解这种选择资本化程度的行为对财务信息有用性的影响，以此丰富学术界关于研发支出资本化作为盈余管理工具的研究，并据此提出完善研发支出资本化的一些建议。

三、案例分析

本文选取了在创业板上市的天源迪科（300047）为样本进行分析。天源迪科是为中国电信行业提供信息系统产品及后续服务的行业领先者，每年在研发支出上的投入较大（最近4年年平均研发支出占收入的24%，占净利润的121%），具有高科技企业的一般性，同时研发支出资本化比例对当年净利润的影响十分显著，适合作为盈余管理的研究对象。

（一）公司简介深圳天源迪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深圳天源迪科计算机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1月18日，2007年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1月20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股票简称：天源迪科，股票代码：300047。公司经营范围为：计算机软、硬件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及售后服务；计算机网络设计、软件开发、系统集成；信息系统咨询和相关技术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通信产品及其配套设备的销售、售后服务，是典型的技术密集型企业。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作为核心竞争力占据公司资产的重要地位，而公司每年也会投入大量资源进行研究开发活动，研发支出资本化比例的多少对当年的盈利状况有着重要的影响。

（二）天源迪科是否存在运用研发支出进行盈余管理根据年报披露的资料，天源迪科内部研究开发项目支出的核算方法是：（1）研究阶段的时点为取得经批准的研究计划书时，结束时点为取得经批准的项目可行性验证报告时。（2）开发阶段的时点为取得经批准的“项目立项报告”时，结束时点为取得经批的“项目结项报告”时。（3）结转无形资产的具体条件和时点为取得经批准的“项目结项报告”时。天源迪科研发投入资本化的确认政策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有一定的合理性。根据表1、图1、表2、表3分析，一是天源迪科研发支出2010年猛增，尤其是研发支出资本化率高，对利润影响大。如果按较为保守的50%资本化比例（2009—2012年平均资本化率）对2010年研发支出费用化进行调整，会导致当期管理费用增加1824.36万元，依据当年的平均所得税率计算当年净利润将减少1660.19万元，那么当期净利润将降至原财务报表所列净利润的75%，相应的2010年的资产净利率和权益净利率也会有大幅度的减少。二是2010年天源迪科研发支出资本化率异常。2009年和2012年在企业研发支出资本化与费用化总计支出水平相当的情况下，2009年的研发支出资本化率远远高于2012年。但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由于2010年研发项目的特殊性（例如某些研发项目成功几率较高，而2010年研发支出中适用资本化程度高的研发项目较多）导致该年研发支出资本化比例较高。于是本文进一步对比2010年和2012年天源迪科研发支出中构成项目的具体情况，发现2010年各个研发项目中的资本化比例都高于2012年（表2）。三是2010年研发支出资本化率提高了利润水平，利润水平与与销售增长、销售净利率不匹配。分析表2、表3，2010年反常的销售净利率、平滑的利润，以及远高于常年水平的研发支出资本化率，表明2010年天源迪科存在利用研发支出进行盈余管理的现象。

（三）天源迪科研发支出资本化盈余管理的动因分析根据前人研究，上市公司研发支出资本化盈余管理的动因主要有：债务契约动机、扭亏为盈动机和收益平滑动机，天源迪科研发支出资本化盈余管理背后的动因是什么呢？

1.具有债务契约动机吗？从表3看，天源迪科2010年上市即获得了大量的权益资本，同时获得了大量的现金资产，几乎不需要通过负债来获得资金。所以天源迪科负债率远低于行业平均值，资本甚至流动资产充足，无论是短期偿债能力还是长期偿债能力都非常良好，据此可以合理排除债务契约对于天源迪科盈余管理的影响。2.具有扭亏为盈动机吗？从表4和图2看，天源迪科多年来利润稳定增长，并不存在濒临亏损边缘的情况，据此可以合理排除扭亏为盈动机对天源迪科通过研发支出资本化进行盈余管理的影响。3.具有收益平滑动机吗？从表1和表4分析，2010年营业收入与2009年持平，收入增长缓慢，仅为0.38%。与此相对应的是其2010年的利润却实现了平稳增长，比2009年净利润增长了13.67%，2010年收入和净利润的不匹配情况让人难免怀疑可能存在平滑利润的盈余管理。天源迪科在2010年的年报披露，由于2010年系统集成业务收入锐减，导致收入增长缓慢，同时由于业务结构的变化，应用软件等利润率高的业务比例增大，所以当期营业成本下降，导致了净利率的上升，年报的解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否真的是这一种解释呢？2010年天源迪科研发费用资本化的比率较其他年份显著提高，这让人怀疑天源迪科可能存在通过研发支出资本化进行盈余管理。

（四）盈余管理后的市场反应通过研发支出资本化的手段进行盈余管理后，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盈余管理行为是否对财务信息有用性产生影响。经过盈余管理的损益状况是否能够为企业股价带来利好作用，还是投资者能够察觉财务信息的水分，盈余管理反而会抑制股价的上扬？天源迪科于2011年3月25日披露了2010年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从天源迪科财报公布前后的股价表现可以直观地看出（图3），自3月25日披露年报后，当日股票价格出现显著的跌势，出现投资者大量卖出股票的情况。而随后的一个月时间里，股票也紧接着下跌的趋势。股价从3月25日开盘的29.38元跌至4月29日收盘价的24.15元，下跌了约17%。总市值从3月25日的298215万元跌至252609万元，下跌了15%。然而股价下降也存在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譬如整体股市环境的恶化等。为了进一步验证市场是否存在负面反应，本文截取了2011年3月25日前后20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数据（见表5），在这段时间里，天源迪科的流通股数（10460万股）没有发生变化。表5中超额回报率是以同日个股回报率减去创业板（以流通股市值为权数）加权平均回报率所得；前20日市盈率以披露日前20日股票均价除以2009年每股净利润所得，后20日均价以披露日后20日股票均价除以2010年净利润所得。从表5中对比两个观察区间可以看出在披露日前后20个交易日，平均股价、流通股市值、总市值以及回报率都出现了显著的减少。尤其是披露日后累计超额回报率出现了显著的减少，表明天源迪科在披露日后20个交易日的股价表现持续落后于股市整体表现。这有力地验证了在2010年财报披露日后，投资者倾向于减持天源迪科股票，从而使其价格下降。另一方面，披露日后市盈率也出现了显著的降低，下降程度达18.76%。如果按照50%的研发支出资本化程度对净利润进行调整，则披露日后20日市盈率将达到57.09，与前20日的市盈率水平大致相等。可以合理推断，天源迪科在财报披露日后市盈率的下降并非由于投资者对公司成长性产生怀疑，而是由于天源迪科通过盈余管理增加的那部分利润并不能被投资者所信任，在这种预期下相应减持股票使天源迪科真实的市盈率回归到正常水平。低迷的市场反应表明，即使财务报告中显示出稳定增长的利润情况，盈余管理后的财务信息仍然无法弥补收入停滞带来的负面影响。投资者对2010年经过盈余管理的财务信息能够较为合理地判断公司真实的业绩表现，作出负面的市场反应，且这种反应不是过度反应，它使得企业真实的市盈率回归到正常水平。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高科技企业的特殊性导致投资者重点关注其研发支出的处理，也可能是投资者除了会计利润之外，也关注到了公司的收入下降等其他不利因素。这个结果一定程度上符合中国部分学者的结论：投资者对于研发支出信息选择性吸收，并可以判断高科技公司的会计处理是否存在盈余管理。

四、结论及建议

企业盈余管理论文篇（4）

由于客观的、主观的原因，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或漏洞，而这些缺陷或漏洞很容易给职业道德方面有问题的企业管理当局及其会计人员进行盈余管理提供条件。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不完善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制定过程本身可能存在不合理因素。例如，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人员组成如果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会计准则就可能出现偏向性。同时，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各利益相关方为了使准则对自己更为有利，都会提出各自的要求，而准则制定机构为了使自己效用函数的最大化，为了在利益相关方之间求得平衡，就必须赋予企业一定的会计政策选择权。第二，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本身固有的特点为盈余管理行为提供了机会。企业经营方式的多样化，经营活动范围的扩大化，社会、法律和金融环境的日趋复杂化，使得同类会计事项的个性日益丰富，不同企业的具体情形千差万别，会计准则不可能事无巨细都制定得很完备，势必留有一定的余地，即对同一会计事项的处理会有多种备选的会计处理方法，从而使法定的会计政策在对会计事项的确认、计量以及会计报告的编报等方面为企业提供了更大的会计政策选择范围。同时，会计准则与会计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时滞性，即会计准则的制定常常落后于会计实践的发展和经济行为的创新。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缺位会使企业在准则外会计事项的确认和计量等方面由于“无法可依”而带有很大的弹性。第三，各项会计以及相关法规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协调，也导致企业会按照有利于自己的原则选择会计处理程序和方法。

（二）现行会计理论与会计方法固有的缺陷性

1.现行会计确认基础所固有的缺陷。权责发生制是国际上通用的会计确认基础，这一基础理论虽然较好地解决了收入与费用的配比问题，但在确认的过程中加入了主观性。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如果继续单纯地采用权责发生制，需要主观确认“量”的机会会越来越多。除此之外，关于发生时间的确认也具有很大的主观性，这些都会给盈余管理行为提供机会。

2.现行会计信息重要性原则和稳健性原则固有的缺陷。重要性原则允许企业对不重要的项目可以例外处理或灵活处理，但对于哪些项目是重要的，哪些项目是不重要的，无论从质的方面还是从量的方面，现行会计理论都未能作出具体规定。这样就给企业把重要项目按非重要项目处理提供了机会，从而有可能影响企业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的公允表达。

隐健性原则的运用，使得企业收益平均化和秘密准备金的操作更容易。企业有可能为了使财务报告显示出持续稳定的盈利趋势或为了其它经济利益而采取收益平均化的会计行为，压低经营状况好的年度报告利润，将其转移到亏损年度或经营状况较差的年度。企业还可能利用稳健性原则通过过多地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及存货跌价准备等方法人为地低估企业资产或高估负债。

3.现行会计方法含有估计因素所固有的缺陷。在会计核算中，应当力求准确，但是，有些经济业务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如坏帐损失、存货跌价损失、或有损失等，因而不得不根据经验判断作出估计，从而使会计确认和计量工作不得不借助于假定和估计的方法。这同样为盈余管理行为提供了条件。

（三）会计信息具有严重的不对称性

在现代企业制度下，所有权和经营权已经高度分离，所有者权利不断弱化，经营者——主要是高层管理人员的地位不断上升，企业管理当局成为企业事实上的控制者。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企业管理当局成为会计信息的垄断提供者，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预期目的而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选择最为有利的会计政策，以实现其自身效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从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来说，在我国国有企业规模和数量所占比重都非常大的情况下，由于所有者缺位、所有权虚化等原因，作为国有企业会计信息最大使用者的国家，缺乏对会计信息质量需求的内在动力，或者说这种内在动力严重不足。而对上市公司的一些个人和机构投资者来说，他们关心的是股市行情，而不是企业的财务状况，许多投资者对会计信息根本没有深刻的理解，甚至根本看不懂会计报表，而且目前我国相对于投资者手中的货币数量来说，上市公司的数量和规模还很小，会计信息的竞争受到很大限制，导致他们对会计信息的内在需求也严重不足。这些也都为企业实施盈余管理行为提供了空间和可能。

二、产生盈余管理行为的动因

经济利益在大多数情况下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会计信息提供者与使用者经济利益的不完全一致性是企业管理当局实施盈余管理行为的内在动因。

（一）高层经营管理人员奖金等收入最大化的动机

根据委托理论，委托人——股东与人——企业管理当局两者的目标不一致，信息不对称。只要不存在一种能够反映企业行为的充分信息指标，企业管理当局总要利用其信息优势侵犯股东权益。因此，股东与企业管理当局往往通过签订管理合约使两者的目标趋同。一个有效的管理合约应当能恰到好处地激励企业管理当局选择采取使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行为。但企业总价值的变动很难被观测到，从而使企业收益成为衡量企业总价值变动的最适当的指标。正是主要依靠这一盈利指标，委托人往往除了支付给企业管理当局固定的薪金外，还要支付奖金甚至股权与期权。奖金等收入的存在，驱使企业管理当局经常采取寻机性会计行为以使自己的收入最大化。由于会计信息的不对称和监督成本的存在，委托人对会计利润进行调整往往得不偿失，这决定了企业管理当局有能力和条件通过实施选择和变更会计政策等盈余管理行为来达到其目的。

（二）上市公司首发股票及上市后配股等方面的考虑

根据《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发行新股和股票上市必须具备一定条件，如“公司必须在最近三年内连续盈利”，“公司预期利润率可达同期银行存款利率”等。同时，企业为了在发行股票时获得较高的溢价，往往通过盈余管理以“修正”发股前的历史数据，调整影响每股收益的所有变量，如有意高估盈利预测数；进行所谓“资产剥离重组”并按剥离后的结果对前三年“虚拟”一个会计主体进行模拟经营等。由于我国会计准则对关于资产剥离的规范性操作程序的研究明显滞后，对资产重组中涉及到的资本计价、固定资产减损、长期投资明显减值等有关损失的确认尚无明确规定，因此，许多上市公司便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来达到上市和提高股票发行溢价的目的。

股票上市后，按有关规定，其净资产收益率必须连续三年达到10％以上，才能获得配股资格。上市公司为了获得配股资格，除了尽力搞好经营外，往往还会绞尽脑汁通过盈余管理行为如转让股权、进行关联方交易等力保连续三年净资产收益率达到10％。这几年我国证券市场上的“10％”现象就来源于此。另外，《公司法》还规定，如果公司最近三年连续亏损，将暂停其股票上市，上市公司为了免受其苦，也经常利用盈余管理行为粉饰会计报告。

在证券市场的信息披露方面，上市公司为了配合一些证券机构在二级市场的股价操作，在披露信息的及时性与规范性上也大量存在盈余管理行为。有关统计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的会计时滞现象非常严重，业绩变化较大的企业更容易存在这种现象。为了使某些证券机构赢得操作时间，上市公司还会故意推迟重大内部消息的披露时间，或者滥用“临时公告”和“澄清公告”，故意使用“暂不分配”、“暂缓分配”等模棱两可的语言。

（三）债务安排方面的考虑

按照目前国际通行的“公司有限责任制度”，债权人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企业用所获得的资金进行投资，投资成功后，股东可得大部分剩余，而债权人只能获得固定的利息；如果投资失败，股东在破产时可不必偿付全部债务，而债权人要承担全部后果。因此，债权人为了减少成本和风险，保证到期收回本息，在贷款时，往往要求债务人提供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财务报告，并在债务合同中订有一系列以会计数据定义的保护性条款，如流动比率、利息保障倍数、营运资本、固定资产、现金流动等方面的限制。如果债务人不能履行合同中的条款，则视为违约，其代价将十分惨重，不仅其贷款面临被收回的危险，而且其经营活动的自由还会受到限制。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管理当局将愿意选择可增加资产或收入以及减少负债或费用的会计政策，以避免产生违约行为。此外，如果在某种会计方法下经测算将发生违约行为，企业管理当局也可能会变更会计方法，以避免这种违约行为的发生。即使企业暂时还没有债务合同，但从为了将来扩大生产能比较顺利地筹集到资金的目的考虑，企业仍有可能会采取有利于收益增加的会计政策。所以，企业的债务安排也是其实施盈余管理行为的重要动因。

（四）节约税收等费用方面的考虑

所得税是促使企业管理当局采取盈余管理行为的一个较为明显的因素。对企业所得税的征收，一般是以会计利润为基础，然后再根据税法规定进行纳税调整。企业为了节约税负，减少现金流出，往往尽量降低报告净收益。尽管税务部门在计算企业应纳所得税额时，是采用税务会计的规定，从而减小了企业实施盈余管理行为的空间，但仍有一些会计政策可供企业自行选择，如存货发出成本的计价方法——先进先出法与后进先出法的选择。报告盈利等会计数据还常被政府用于管制行业的收费标准（如公用事业等垄断性行业）的确定。一般来说，较低的报告盈利水平会减少政府采取不利于企业的行为和增加政府对企业补贴的可能性。因此，企业为了减少“政治成本”，避免政府利用会计数据来限制企业的行为，也往往采用能递延利润或降低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

（五）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更迭

从现实情况看，我国许多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任免仍然是政府行为，其干部身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由于这种体制的存在，导致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在发生以下面临更迭的情况时，往往采取盈余管理行为。第一种情况是原来的高层管理人员即将退休时，为了在离职前尽可能增加自己的奖金等收入以及能够载誉而退，往往采用使报告净收益最大化的会计政策，使企业盈利呈现上升趋势。第二种情况是由于“商而优则仕”现象的存在，如果某位高层管理人员有职位升迁的可能性，其采取使自己任期内收益逐年增加的盈余管理行为的可能性也将大大增加。第三种情况是企业发生经营困难，经济效益很差，甚至面临破产时，会采取尽量提高利润，美化财务状况的盈余管理行为，以避免被解雇或被免职的命运。第四种情况是新上任的高层管理人员，为了增加企业未来预期的盈利能力，提高自己的经营业绩，往往会注销一笔巨额“不良资产”，以及采取一些其他的盈余管理行为来调整会计利润等财务指标。

三、企业盈余管理的利与弊

从客观上看，企业的盈余管理并非一无是处，在某些方面也有一定的作用。首先从订立契约的角度看，根据契约理论，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结合，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尽量降低契约成本。如果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存在盈余管理，不仅会降低契约成本，而且还可以使企业管理当局对预期或突发事件作出快速反应，从而较好地克服合同的不完备性和固定性，保护企业及经营者自身的利益。其次从资本市场角度看，由于企业管理当局掌握了大量的内部信息，而这些内部信息往往相当复杂并具有专业性，企业管理当局若要以报告的形式把它们传递给投资者，是相当困难并且代价高昂的，而盈余管理则能够通过“利润平稳化”手段传递企业原本无法传递的内部信息，从而有助于减少因资本市场激烈波动对投资者决策行为的影响。

虽然盈余管理具有上述有限的作用，但从根本上来说，盈余管理的弊端是十分明显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降低了财务报表信息的可靠性。企业管理当局通过“内部人控制”的便利条件对会计信息按照其管理目标的需要进行“加工、改造”，使其披露的会计信息往往缺乏充分性和全面性，甚至缺乏客观真实性，从而使整个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大打折扣，对外部会计信息使用者也失去了有效性。其次，对企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风险性。盈余管理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经营者甚至企业的利益，但是也存在较大风险，一旦投资者和债权人发现企业进行了对他们不利的盈利管理，就会对企业管理当局的道德和履行责任与义务的能力失去信任，导致资本市场和借贷市场失灵，不仅使企业管理当局的预期目标难以实现，还会影响企业的声誉，给企业以后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再次，盈余管理会损害投资者、债权人与国家的利益。由于盈余管理主要来自于企业管理当局的经济利益驱动，而企业管理当局的经济利益与投资者、债权人及国家的利益又存在不一致性，因而在许多情况下，盈余管理的存在会促使企业管理当局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而损害投资者、债权人和国家的经济利益。

四、治理企业不当盈余管理的对策

（一）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企业会计准则

会计准则是准则的各利益相关方相互博弈的产物，具有不完全性，利用会计准则中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和可变更性是企业管理当局进行不当盈余管理的主要方法。因此，应当参照国际惯例，进一步修订完善企业会计准则，尽量减少会计准则中可供选择的会计程序和方法，以缩小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范围。当然，这并不是要求会计准则应对各类具体业务在全国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间作出完全一致的规定，笔者只是以为，会计准则应对不同行业的共同业务作出统一的规定；对不同行业或不同规模的企业所特有的业务作出分类的规定，使某一企业只能适用于其中的一类情况。同时，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新问题会不断涌现，如一些重要的表外信息、无形资产以及一些重要的非经济信息的披露等，需要会计准则及时进行补充修订和不断完善。另外，实践证明，不当盈余管理的普遍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会计准则的理解不准，故意曲解以及执行不力所造成的，因此，应当尽量减少会计准则中的模糊性语言和概念，并加强对执行情况的检查。

（二）明晰产权并设计有效的约束激励机制

产权制度对会计信息的生成过程具有先天的规范和界定功能，因为产权的明晰为会计信息系统目标的实现创造了两个重要条件：第一，股东追求资本收益的最大化；第二，各利益相关方与管理当局之间存在经济上的和约关系。因此，只有产权界定清楚，会计准则的运行和会计信息的生成才会有效率，才能既允许和鼓励企业根据会计交易费用的高低进行会计政策选择，又可发挥会计准则的激励约束和资源配置的作用。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还应当针对企业管理当局设计一套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一方面，要承认经营管理者的管理人力产权，具体可实行年薪制和经营者股权，同时辅以非货币激励方式，使企业管理当局能够充分得到与其经营业绩相匹配的收益和荣誉；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股东会、监事会等内部监督机构的监督作用，对企业所选择的会计政策及其变更、变更的理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会计影响应向各利益相关方披露，各利益相关方或监事会对所采用的不合理的会计政策有权要求企业管理当局作出解释或予以调整，并强化外部监控，对实施不当盈余管理行为的经理人员实行市场禁入制度等，从根本上切断企业管理当局机会主义行为的退路，使不当盈余管理的成本大大超过其获得的收益。

（三）完善《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规，改善企业外部投资与融资环境

我国《公司法》、《证券法》等法规规定，上市公司如果连续三年亏损，将被暂停上市或终止上市，净资产收益率必须连续三年达到10％以上，才能有配股资格，这些规定导致了巨额冲销和“10％现象”。最近对配股资格重新规定为“净资产收益率最近三年平均10％以上，但任何一年不得低于6％”，这虽然遏制了“10％现象”，但却有可能导致“6％现象”的重演。因此，有必要对此类条款加以补充和完善，除了上述依据外，还应辅以其他指标，如企业持续盈余指标、经营性现金流量指标、生产经营活动是否处于严重的非正常状态、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生产经营数据等，建立一个多参数控制体系，以综合衡量和测定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业务，以减少企业管理当局进行不当盈余管理的外在诱因。

企业盈余管理论文篇（5）

2.实施动机的特殊性。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融资受到约束、管理层谋取私利等现象，在内部资本市场这种比较特殊的环境下，通过盈余管理更能够缓解上面的这些现象。另外，金字塔结构的控股形式，控制权和现金流是相分离开来的，这就更容易使管理层产生谋私利的想法。

二、内部资本市场中盈余管理的主要方式

1.内部产品或服务往来。企业内部在进行商品交易时，往往是采取协商定价的方式，内部的转移价格是总部根据自身的情况来确定的，这就能实现盈余管理。比如，企业的某个分部上市之后，它就拥有了众筹资金的优势，各个分部之间进行交易时，上市的分部以低价从其他分部购入原材料，其价格是低于市场价的，然后再以比较高的价格卖给其他的分部，让自身的利润扩大，这样就能掩饰获取利润的目的。

2.内部资产或股权转让。资产转让这种方式是内部资本市场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方式。比如企业的某一个分部在融资时，由于融资的债务条款对于分部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都有一定的要求，如果这一分部有不良资产存在，那么它可以先转移到企业的其他分部，直到满足条款，这样可以避免经营不良资产的风险，达到融资的目的。对于内部股权转让，转换前后有一个成本法和权益法，利用这个可以调节盈余。

3.内部资产租赁。企业内部，对各类资产进行租赁时，其价格是不确定的，分部之间可以通过租赁来进行利润的转移。比如土地的使用费，一样的土地面积由于地段的不同，其租赁价格会相差比较大，其他的固定资产，也有新旧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使得租赁费用更加的不确定。

4.内部委托或合作投资。当某一个分部在投资时面临着投资风险较大、周期较长的情况时，可以将一部分资金转移到总部，以总部的名义来投资，这就是委托投资。但是可以在协议中让委托分部获得大部分的收益，这样，对于分部来说，投资的风险让总部来承担，而自身的收益却没有减少多少，从而使盈余水平提高。当上市的分部要增加股票的发行量但是其收益率又达不到要求时，可以利用合作投资的方式。

5.内部代垫款项。企业内部各个分部的业务关联程度相对来说比较高，其发生的费用比较相近，因此，企业内部可以通过代垫款项来进行盈余管理。

三、规范内部资本市场中盈余管理的对策

1.优化总部管理者的激励机制。在企业的内部资本市场中，总部的管理者有剩余控制权，但是却没有剩余索取权，这两种权利不相匹配，这就使管理者可以利用其控股的便利来谋取个人的利益。对于这个问题，可以实行股票期权，这样如果管理者想要剩余索取权，那么就要让公司的价值增加，个人利益与企业的价值最大化相挂钩，这样就能促进企业的发展此外，要有比较健全的管理者绩效考核制度，考核的内容要有财务和非财务两方面。

企业盈余管理论文篇（6）

一、引言

盈余管理可以分为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两类，应计盈余管理是企业在会计信息加工过程中通过对会计准则的运用以掩盖其真实经营业绩的行为；而真实盈余管理是企业通过改变经营和投融资的时间或业务安排以影响会计利润的行为；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是否有现金流量（真实盈余管理有现金流量的流入流出而应计没有）但是两者之间存在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替代关系还是互补关系还是其他关系），本文将针对这一关系问题进行归纳总结。

二、文献综述

在研究中认为两者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即存在负相关的文献比较多，从真实活动操控和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盈余管理得到验证：真实盈余管理和应计盈余管理可以相互替代，并发现企业在进行真实盈余管理和应计盈余管理时取决于它们的相对成本，结果还发现了和国内研究相同的结论：当企业进行应计盈余管理或者不真实的盈余管理时，能够引起更高的税收费用，所以当所得税率提高时，企业倾向于进行真实的盈余管理，反之亦然，以及在操纵利润时，会相互替代性地使用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方式，同时也发现诉讼风险加重以后，公司会从应计盈余管理转向真实盈余管理（Amy Y.Zang，2007）国内在从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关系上围绕税率的上升或下降对真实盈余管理以及应计盈余管理的影响：预期税率上升使公司更倾向于实施真实活动操控的盈余管理，预期税率下降使公司更倾向于实施应计活动操控的盈余管理，这里得出了两者的运用适用于不同的条件，是企业在进行盈余管理时可以选择的两种手段（李增福，董志强，连玉君，2011）通过对两者和运用的手段以及限制的条件进行研究发现：应计盈余管理（AEM）受企业会计弹性和外部监管的约束较大，其对企业未来业绩的影响主要是应计项目的反转以及盈余在不同期间的平滑，而真实盈余管理（REM）则会对企业现金流以及企业的未来经营业绩和企业价值产生影响，即两者对企业的影响项目不同（蔡春，朱荣，谢柳芳，2011）还有从刚达到盈利基准（Earnings Benchmarks）的企业为研究对象，证明了真实盈余管理对企业未来的表现更有利（KATHERING A. GUNNY，2010）。

但是从一些文献中也发现以中国资本市场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时却得到了相反的结论。一些研究就认为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之间并非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具有同高同低相互联动的正相关关系。大所能提供高质量审计抑制上市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但是，由于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具有同高同低的相互联动关系，由大所审计的公司并没有寻求真实盈余管理来操纵利润，而是采用了同低的真实盈余管理。并且，市场投资者只对应计盈余管理作出负面反应，没有对真实盈余管理有效反应。大所只能帮助投资者对应计盈余管理的信息含量 做有效区分，而不能有效帮助投资者区分真实盈余管理的信息含量（王良成，曹强，杨志锋，2012）以及从目前的制度背景和理论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国有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更青睐费用方面的真实盈余管理，而非国有公司的管理层倾向于应计盈余管理，并得出了两者存在着相互补充的关系（林芳，冯丽丽，2012）国外则发现为了股票增发（SEOs）公司使用了真实与应计盈余管理两种方式、只是所用两者的幅度不同（Cohen， D. A. and Zarowin， P. （2010））

三、未来研究展望

我们在研究盈余管理两者的关系时，应该分清国内外的环境，因为在中国有其特殊的背景，所以可能会和国外得到一些不同的意见也存在不同的结论，但是这里所呈现的结果可能是适合于特殊的条件，两者无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不适合，在研究真实盈余管理时，大多数论文往往涉及到现金流量，过度地进行生产以及减少可操控性费用这三个方面研究，还有一些不正常的这些方面。

另外国外在研究盈余管理时，还得出了盈余管理可以分为除了应计和真实之外，还有一个称为fraudulent accounting（欺诈性会计），文献中介绍了欺诈性会计涉及违反会计准则的选择，也介绍了应计盈余管理是应计项目管理涉及在会计准则中选择试图“掩盖”或“伪饰”真正的经济绩效，注意欺诈性会计与应计盈余管理的不同（Katherine Gunny，2005）这点我认为对以后盈余管理的研究有所启发。

企业盈余管理论文篇（7）

关键词 盈余管理；盈余管理动机；IPO

【作者简介】潘红洋，新疆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财务管理。

一、盈余管理的定义

盈余管理的研究上世纪80 年代起源于美国，其定义在不同的视角下有不同的理解。威廉姆·斯考特（William·Scott，1977） 的《财务会计理论》一书中认为，盈余管理的目的是在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备的情况下，为了让企业信息正常流通，减少信息流通过程中的损失，“在公认会计原则允许的范围内，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使经营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的行为”。由此可以看出， 盈余管理是一种企业行为，是为了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保罗·M·希利和詹姆斯·M·瓦伦（Paul·M·Healy，James·M·Wahlen，1999 ） 在《会计瞭望》中的论文中认为，公司管理者通过自身的专业知识对财务报表的编制以及交易的规划方面进行相关调整，目的在于误导使用这些财务数据的相关者，从而对公司的业绩等相关信息进行管理。雪普（Katherine Shipper,1989） 在信息观的基础上提出盈余管理是管理层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有目的地干预公司的财务报告，通过财务报告的信息实现自身的利益。由于他的观点是在信息观的基础上提出的，通常他的观点也被说成在信息观下的盈余管理。

盈余管理研究主要分真实盈余管理和应计盈余管理。Roychowdhury （2006） 认为，真实的盈余管理是在管理层（总经理、高管、部门管理者） 的意愿下改变企业的融资活动、投资活动的时间节点或结构，有目的地偏离公司的最优运营模式， 从而实现管理层的目的。Zhao， y.et al.（2011） 在Roychowdhury 的研究基础上认为，真实的盈余管理是管理者者为了短期利益而偏离企业最优经营结构。Dechow&Skinner （2000） 认为，应计盈余管理是在临近会计经营期，通过会计手段包括会计估值和会计政策，例如通过折旧计提、资产重新估值等方法对盈余进行管理。应计盈余管理只能对各期的分配进行调整，对总的盈余是不影响的，也不对现金流产生影响。

二、盈余管理的动机

从最早的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的概念，理性经济人假设人都是理性的，所有行为都是从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出发，这个假设一直在财务学中应用，当然在文献的梳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一假设仍然被沿用，同时信息不对称理论也在盈余管理中应用

（一） 管理者激励中的盈余管理

Healy（1999） 认为，盈余管理的出发点是因为奖金的存在，现代制度中的管理者和企业所有者是分离的，企业所有者根据企业经营者的财务数据或经营情况给予经营者一定的奖励。Holthausen 等人（1995） 发现，当管理者的盈余超过了奖金的额度时，管理者有将盈余调低的倾向。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所有者不能全面地了解企业的真实情况，只能通过经营数据来了解企业的情况，通过这些信息判断管理者的经营情况并给予特定奖励。何威风， 熊回， 玄文琪（2013） 通过对晋升激励对盈余管理的研究发现，在存在晋升激励下，管理者盈余管理的水平明显提高，同时非国有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有更高的盈余管理来提升自己的职位。袁知柱， 郝文瀚， 王泽燊（2014） 发现管理层持股以及薪酬激励总额与应计盈余呈正相关，与真实盈余呈负相关，通过验证发现管理层的持股计划对整个盈余管理影响不显著，但是管理层的货币激励能够明显地降低盈余管理，这和国外学者的研究是不同的。

（二） 首次公开募股中的盈余管理

Teoh，Welch 和Wong （1998） 发现，首次公开募股的企业在前一年中有调整盈余，对公司的应收项目进行调整。他们进一步研究了在首次公开募股后的几年内公司还是有盈余管理的动机，公司会通过折旧政策和调整坏账准本金率来增加公司盈余。张宗益和黄新建（2003），陈共荣和李琳（2006） 通过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也发现，首次公开募股的公司也有对盈余管理的动机，通过盈余调整在市场上表现出良好的业绩。蔡春，李明，和辉（2013） 认为，首次公开募股企业不仅选择盈余管理，而且采用真实的盈余管理，盈余管理的目的是发行价格最大化，当企业面临较低管制水平时，盈余管理更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发行价。黄福广，李西文，张开军（2012） 对国内创业板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我国风险投资对首次公开募股的盈余管理并不明显，VC 的投资并没有提高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从而发现我国的风险投资的盈余管理水平和国外不同。孙威，郝洪（2012） 通过盈余程度的研究发现，盈余管理程度高的企业在随后的时间内公司的业绩有明显的下降，说明企业在首次公开募股的过程中明显地提高了利润，进行了高程度的盈余管理。

（三） 再融资SEO （Seasoned Equity Offer?ings） 中的盈余管理

Dechow （1996） 发现，违规之前的企业都会向上调整盈余。Rangan （1998） 和Teoh 等人（1998）， Loughran 和Ritter （1995， 1997） 和Spiess 和Affleck-Graves （1995） ， 陈龙水（2002），张继伟（2006） 等在研究中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李增福， 郑友环， 连玉君（2011）发现，应计盈余管理会导致企业短期的业绩下降，真实盈余管理会导致公司综合分析来看，真实盈余管理是企业股权再融资之后一段时间内业绩下降的主要原因。章卫东， 刘珍秀，孙一帆（2013） 研究发现，大股东在股权再融资中有获取私人利益的动机，上市公司在定向增发和公开增发新股中都有盈余管理行为。

（四） 配股中的盈余管理

陈小悦等（2000） 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的研究中发现，公司为了获得股权会对公司的利润进行操作， 也就是进行盈余管理。刘星和徐腾（2003）， 陆宇建（2003） 陆正飞和魏涛（2006），张少岩和李希富（2006） 等的研究中也发现了这个问题。王良成， 陈汉文， 向锐（2010） 对上市公司配股后经营业绩下降的研究发现，业绩的下降一方面是由于盈余管理所导致，另一方面是大股东的掏空行为的存在。

（五） 亏损公司避免退市的盈余管理

雷光勇和刘慧龙（2007） 的研究发现，在出现亏损时，公司通过利益输送的调整进行盈余管理。我国上司公司规定三年连续亏损的公司将面临退市的风险，在公司出现了亏损后面临的退市风险增大，公司通过相关的会计政策调整自己的财务情况对盈余进行管理。于文君（2013） 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发生亏损后，管理者出于税收、债务等目的进行盈余管理，通过会计政策等的调整，误导投资者做出错误的判断。谢柳芳，朱荣，何苦（2013） 通过对退市机制颁布前后企业的盈余管理研究发现，在退市机制之前公司采用应计盈余管理，在退市机制颁布之后公司更多的采用的是真实的盈余管理。

（六） 债券融资中的盈余管理

Spiess 和Affleck-Graves （1999） 的研究发现，当管理者意识到股票的价值被高估会通过发行债券或是股票的形式发出价值被高估的信号，从而通过这种手段对公司的盈余进行管理。刘娥平， 施燕平（2014） 的研究发现，发行公司在信用评级之前正向盈余管理水平显著提高，在信用评级之后公司存在明显的负向盈余管理的趋势，公司的盈余管理使得信用评级的作用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曹崇延，王阿静（2013） 对公司借款的研究也发现，公司在有借款行为的时候盈余管理的使用的频率明显增高。

（七） 迎合证券分析师和企业经理人员预测的盈余管理

Burgstahler 和Eames （1998） 通过研究发现，企业为了满足分析师公司的预测，公司管理人员通过盈余调整迎合分析师的要求，当分析师预测公司的盈余高于企业盈余的时候，企业的管理者会通过调整盈余以满足分析师的分析预期。韦德洪，文静（2013） 通过对证券分析师对盈余的预测和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关系发现，分析师对公司盈余的预期在0%～20%，大于20%的公司以及在-20%～0%范围内，这些公司都会根据分析师的预测对盈余进行管理，在不同的期间管理的程度有差别。苏春江（2013） 研究发现，分析师的跟踪能使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降低，非国有控股企业在盈余管理中由于分析师的影响更加敏感。

（八） 政治成本动机

Jones （1991） 发现，公司在申请进口减免税的时候倾向于进行收益递延，通过盈余管理在后期获得更多的优惠政策。张晓东（2008） 对石油业的研究发现，出于政治规避的需要，在油价上升的时候石油公司会进行盈余管理以调低利润，但是并没有受到政府的干扰。

三、盈余管理的新发展

喻凯（2014） 通过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研究了企业盈余管理，提供了盈余管理的一个新的视角。他发现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不同，导致企业盈余管理的方式也不同。汪健，曲晓辉（2014）通过研究关联交易、资本结构与企业盈余管理的关系发现，只有把公司的整体关联交易看成一个整体才和公司盈余管理有显著关系。何威风（2012） 通过管理者异质对盈余管理进行研究发现，不同背景的管理者抑制了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他在2014年对高管垂直特征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有些垂直特征（性别、学历、任职期限） 会对盈余行为产生影响，但不产生显著影响。

通过以上研究内容我们发现，盈余管理开始更多的和企业的特征、管理者的特征相联系进行研究。这样的研究逐渐放开一些条件，让盈余管理研究更契合现实情况。笔者以为未来的盈余管理将从两个方面有所突破，一是财务信息利用者的角度，财务信息更加真实有效，能通过财务信息看到企业的真实情况；二是企业管理者的角度，财务数据更能传递企业想要表达的信息，同时这些信息也能让企业的价值最大化。

参考文献

[1]何威风. 高管团队垂直对特征与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15,(1):141-151.

[2]卢太平,张东旭. 融资需求、融资约束与盈余管理[J]. 会计研究,2014,(1):35-41.

[3]汪健,曲晓辉. 关联交易、资本结构与盈余管理——基于A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4,(12):120-133.

[4] 潘红洋. 公司资本结构文献综述[J]. 经济论坛,2014,(11):134-136.

[5] 杨兴全,张照南,吴昊旻. 治理环境、超额持有现金与过度投资——基于我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分析[J]. 南开管理评论, 2010,(5).

[6] 章卫东. 定向增发新股与盈余管理——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 2010,(1).

[7] 陈信元,陈冬华,万华林,梁上坤. 地区差异、薪酬管制与高管腐败[J]. 管理世界, 2009,(11).

[8] 苏冬蔚,林大庞. 股权激励、盈余管理与公司治理[J]. 经济研究,2010,(11).

[9] Shawn Mobbs,Charu G. Raheja. Internal managerial promotions:Insider incentives and CEO succession[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 2012 ,(5).

企业盈余管理论文篇（8）

中D分类号：F272；C9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7）05-0065-07

一、引言

根据Hambrick和Mason的高阶管理理论，组织的行为策略不仅仅是一项经济决策过程，更受到了企业高层管理团队特征的影响。而已有的关于盈余管理的研究中较少考虑到管理者特征对其的影响，仅有少量文献主要集中在探讨管理者性别以及年龄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而并没有系统考察管理者团队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对于盈余管理的影响。且现有研究多假设管理者为理性经济人，而实际企业管理者由于自身知识背景、年龄以及性别差异等一系列因素的限制，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的理性经济人。因此，研究管理者特征对于盈余管理的影响，其研究结论会更符合企业的实际状况。对理解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有更好的指导意义。

Watts和Zimmerman就提出管理者的薪酬计划是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三大动机之一。随后的诸多研究也证实了这一假设。但是该类研究并没有考虑到薪酬动机下的盈余管理程度受管理者特征影响。由于管理者个人特质的不同，在面临盈余管理决策时，其对于风险的判断以及收益的权衡将会截然不同，进而影响到其盈余管理程度。因此，基于薪酬动机研究管理者特征对于企业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将能够更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盈余管理状况。同时也为理解企业管理者个人特征对于盈余管理的影响提供较好的切入点。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Hambrick和Mason的高阶管理理论认为，组织的行为策略与绩效都显著地受到企业高层管理者背景特征的影响，包括管理者的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工作经验以及社会关系。正是由于管理者背景特征的差异，造成了其在认知能力上的不同，进而影响到企业的行为策略，进一步影响到企业的未来经济绩效。

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作为信息不对称下的企业会计选择问题，也会涉及到道德问题。同社会学中的年龄与行为分析相类似，随着企业管理者年龄的增大，其体力与精力也会逐步下降，理解和学习新知识的能力随之下降，其行为会更趋于保守，且会更为珍惜目前阶段所获得的财富与声誉，安于公司目前阶段的现状，而不愿承担较大的风险获取更高的收益。Huang等就详细分析了CEO的年龄与企业的盈余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随着CEO年龄的增大，企业会显著减少其迎合分析师预测的盈余管理行为，其财务重述的水平也显著较低，企业的盈余质量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因此，可以合理预期随着管理者团队平均年龄的增大，企业会进行更少的盈余管理行为，因为该行为会让其承担更多的风险，降低个人的效用水平。因此，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管理团队平均年龄的增加会有效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

管理者性别对于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研究相对较多，且主要是基于风险分析的视角。Groson和Gneezy的研究认为与男性相比，女性是风险回避者，而公司的决策行为都是受到企业的管理者风险偏好的影响。这种特质反映在企业的会计选择行为上应该就是其采用更少的盈余管理行为，以减少自身所面临的法律风险。Francis等研究了公司CFO由男性变更为女性时，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的变化，即与男性CFO相比女性CFO出具的财务报告会更为保守，且市场对于女性CFO在位期间公司出现的负面盈余信息反应不足，这更激发了女性CFO采用更为保守的会计政策，减少了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Peni和Vahamaa的研究同样也发现CFO为女性的公司会有较高的盈余质量，盈余管理行为较少。因此，若在公司高层管理团队中，女性管理者的增加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公司的财务报告更为保守，减少盈余管理行为。因此，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管理团队女性管理者的增加会有效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

而管理者的学历背景、教育程度与企业盈余管理的研究目前鲜见于文献。管理者的受教育程度是企业人力资源的重要因素。Castle和Jane认为高层管理者的教育程度越高。其处理公司业务的能力越强，并具有较强的创新性，从而对公司的绩效有较为正面的影响。根据叶上葆等的推论，由于高层管理者的教育程度越高，其经营能力越强，公司并不需要进行过多的盈余管理行为来维持业绩，但是其实证分析只证实了继位管理者的年龄越大，教育程度越低，越容易出现盈余管理行为，并没有直接得出教育程度越高，盈余管理程度越低的结论。而根据Hambfick和Mason的分析，企业高层团队的受教育程度会影响其价值观与认知偏好，进而影响到企业的绩效，但并没有显著证据表明，高层团队的受教育程度一定与企业绩效正相关。但是，他们进一步分析指出，没有受到好的教育的管理团队，其绩效一定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由此可见，良好的高等教育虽然不一定必然导致高绩效。但是通过教育所传导的正确的价值理念必然会抑制管理者的不道德行为。因此，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3：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管理团队的受教育水平越高，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越低。

由于管理者薪酬水平与业绩相联系，从而导致了管理者的盈余管理动机，管理者在业绩压力之下，为了获得更多的报酬，通常会采用更多的盈余管理行为来满足业绩要求。但是考虑到管理者团队的背景特征，其薪酬契约下的盈余管理行为可能产生相应的变化。正如H1的分析。由于高龄管理者安于企业现状，为了保持声誉，不愿承担风险，特别是在现有中国制度背景下，国有企业较多，且企业的股权激励制度尚未普遍施行，管理者的薪酬与业绩的关联较弱，因此，薪酬对于高龄管理者团队的激励作用并不显著。但另一方面，可能正是由于制度建设的不健全，企业高层管理者可能会进行较多的机会主义盈余管理，通过业绩操控抬高股价，伺机出售其所持公司股票，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者是通过离职前的盈余管理行为提高企业业绩，为离职后谋取更好的退休福利。因此，笔者认为薪酬对于年龄与盈余管理程度之间的调节作用并不明确。

而管理者的性别差异对薪酬激励与盈余管理行为之间的关系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由于女性管理者作为天生的风险回避者，其通常不会通过盈余管理来满足业绩要求；而男性管理者则恰恰相反，其可能会实施更多的盈余管理行为，因此，笔者认为薪酬激励会使得女性管理者更加谨慎，使得男性管理者更加激进，从而对性别与盈余管理行为之间起正向的调节作用。从管理者的受教育程度看，良好的高等教育必定会产生正确的价值观，减少管理者的不道德行为，报酬激励的负面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会被抵消，而报酬的正向激励以及资本市场的积极反应都会进一步强化管理者减少盈余操控行为。因此，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4a：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薪酬水平对年龄与盈余管理行为并不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

H4b：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薪酬水平对性别与盈余管理行为起正向的调节作用。

H4c：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薪酬水平对教育程度与盈余管理行为起正向的调节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高管界定

笔者借鉴Hambrick和Mason等的研究，将高管团队定义为公司现任监事会及董事会成员（包括董事和独立董事）、总裁、副总裁、CEO、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以及董事会秘书等。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笔者以2001-2014年间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由于计算应计盈余管理模型的需要，实际的样本区间为2000-2014年。并按照以下标准选择样本：（1）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样本以及在研究区间内被证监会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样本。（2）剔除行业年度少于15家的行业年度。（3）剔除上市时间不足1年的上市公司样本以控制IPO效应。（4）剔除管理者特征披露不详以及企业财务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样本。最终获取样本数为1975个。文中管理者特征所需数据来自上市公司披露的公司高管简历、通过手工搜集计算获得。其他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

（三）变量设定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盈余管理水平。根据夏立军的研究，Deehow的修正Jones模型最能反映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因此，笔者也采用该分行业分年度模型计量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水平（采用证监会2001年行业代码，除制造业细分到二级行业，其他行业都采用一级行业代码）。

2，解释变量

笔者以高阶管理理论为基础，实证考察管理者团队人口统计学特征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选取管理者团队的平均年龄（Age）、平均学历（Edu）以及团队中男性所占比重（Gender）为解释变量。同时考察了管理层激励（Inc）以及二者交互作用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

对于管理层薪酬激励，笔者借鉴Bergstresser和Philippon的股权激励公式，但是考虑到我国股票市场的实际情况，实施股权激励公司较少，因此，本文在计算薪酬激励占比时并不考虑管理者已被授予但尚未执行的股权数量。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Inc=0，010xPricexShares/（0.010xPricexShares+Salary）（3）

其中，Price为股票年末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Shares为管理层持股数量，Salary为管理层工资数额。

3.控制变量

借鉴已有研究，笔者选取企业资产负债率（Lev）、企业净资产收益率（Roe）、企业规模（Size）以及企业成长能力（Growth）等变量为控制变量，以控制不同企业特征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同时，笔者还设定年度虚拟变量来控制不同年度中经济情况以及突发事件的影响。

（四）检验模型

四、实证研究

（一）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1.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1汇报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在进行描述性统计之前，笔者对文中的被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进行了上下1%分位数的Winsorize处理。

通过对表1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表征样本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变量DA均值为0，034，表明企业的操控性盈余管理水平仅占到企业资产总额的3.4%，平均水平较低，而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极差达到3.784，这表明不同企业之间的盈余管理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同时。就本文的自变量而言，企业高层管理者的平均年龄达到46.970岁，这一年龄段的管理者正处于“年富力强”的人生阶段。既拥有较为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管理经验，又拥有持续学习和不断接受新思想的能力，可以最大限度地为企业健康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从最小值39.370岁和最大值54.660岁来看，不同企业的高管平均年龄具有较大差别，表明不同企业之间在高管人事安排上有所差异。

2.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表2报告了本文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通过Pearson相关系数与Spearman相关系数，我们可以看到，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与管理者特征变量之间均有较为显著的相关关系，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管理者特征确实对企业盈余管理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其中，管理者团队平均年龄和团队中男性管理者所占比重与盈余管理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而管理者的平均学历水平以及接受的薪酬激励水平与其呈现一个负相关关系。初步验证了H2与H3。同时还可以看到所有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未超过0.500。可以断定变量之间没有显著的多重共线性，可以进行回归分析。表2报告的相关性分析仅为单变量分析结果，考虑到有影响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其他因素，因此可能具有测度误差。更为严谨的结论有待回归检验的结果呈F。

（二）回归结果分析

1，管理者特征与企业盈余管理

由于盈余管理行为包括正向与负向两个层面的盈余管理行为，不同方向的盈余管理程度越大均表示盈余管理程度越大，因此，本文将盈余管理分为大于零组与小于零组，分别进行回归，以控制不同方向上的盈余管理不具有可比性的问题。表3和表4分别报告了大于零组和小于零组的回归结果。

通过表3可以看出，企业管理者的年龄对企业正向盈余管理水平有一个显著的负向影响，相关系数为-0.013，显著性水平为5%，这表明，随着企业管理者年龄的增大，其所在企业的正向盈余管理水平逐渐下降。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管理团队平均年龄的增加会有效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企业盈余质量大幅提高。H1得到验证。同时可以看到，管理团队的平均学历水平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103，且显著性水平同样为5%。这表明，随着企业管理团队平均学历水平的提高，企业同样有减少正向盈余管理水平的倾向，盈余质量大幅提高，H2得到验证。

对于企业管理团队中男性成员所占比重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影响方向为正向，但是其统计学意义并未达到显著性水平。因此，H3只能得到较为微弱的经验证据支持。究其原因，笔者推断，由于我国上市公司中，团队高管大部分成员为男性，女性占比较少，因此，团队中性别异质性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作用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另外，就管理者的薪酬激励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而言，我们观测到了一个显著性水平为1%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146，与已有研究相一致。表3中列（5）的回归中，我们将所有管理者特征变量放入同一模型，以进一步考察管理者特征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关系。上述结论均成立。并且，模型的拟合优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这进一步表明上述结论的稳健性。而控制变量中。仅有企业规模与盈余管理水平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均在1%水平上显著。虽然这与政治成本假设不一致，但是在中国背景下，企业可能为了获得政府支持，更有动机进行利润操控，提高利润，以从政府干预中获得更多的好处。

通过表4可以看出，企业管理者的年龄与负向的盈余管理行为呈F出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008，在10%水平上显著。即企业管理者团队的平均年龄越大，其负向盈余管理水平越弱，管理者的年龄对盈余管理程度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与H1相一致。但是教育水平与负向盈余管理的回归结果并不支持H2。由表4列（2）的回归结果可知，平均教育水平与盈余管理呈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077，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高管团队的平均教育水平越高，其越可能进行负向的盈余操控。表4中列（3）和列（4）的回归结果均不显著，H3没有得到验证，可能的解释原因与正向组的解释原因相一致。表4中列（5）的回归结果与前4列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再次验证了H1.H2与H3没有获得支持。在负向盈余管理组中，其控制变量资产负债率与企业负向盈余管理的负相关关系与债务契约假设相一致，即越高的负债比率，企业越可能为避免债务违约而进行盈余管理行为。而其他控制变量与负向盈余管理的关系具有一定的波动性，在不同的回归模型中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

2，管理者特征与企业盈余管理：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

由于本文选用了包含时间变量的企业面板数据，因此，可以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对企业不随时间改变的个体效应进行控制，同时，考虑到企业在不同年度可能会受到不同政治环境以及经济环境的影响。因此。笔者在模型中加入时间虚拟变量，构造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研究。另外。由于样本数据之间可能会存在异方差以及截面相关、序列相关等问题，普通模型的回归会造成衡量的偏误，因此，笔者采用Driscoll和Kraay稳健性回归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控制。为了验证H4，我们在模型（1）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了管理者年龄、教育水平和性别比重与薪酬激励的交乘项。由于交乘项的存在，模型（2）具有一定的多重共线性，因此，我们首先对相关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然后构造交乘项以降低模型的多重共线性。同上文的分组，表5报告了薪酬的激励对于正向盈余管理调节作用的回归结果。

通过表5我们可以看到，企业管理者的平均年龄与平均学历水平仍旧与其盈余管理水平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显著性水平均为1%），性别与盈余管理水平的回归结果仍不显著，进一步证实前文结论的稳健性。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企业管理者学历水平与其薪酬激励的交乘项在5%显著性水平上与其正向的盈余管理水平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047，在10%水平上显著，H4c得到验证。这表明当企业的管理者团队的薪酬水平显著提高时，原先管理者团队对于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更强了。但是，企业薪酬激励水平对管理者年龄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关系影响虽然存在，但并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H4a，由于薪酬的此种调节作用虽然可能是存在的，但是正如假设分析中所阐述，正反两个方面的作用存在一定的抵消，因此，造成其最终的结果并不显著。而企业薪酬激励水平对管理者性别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关系影响也并不显著。H4b没有得到验证。笔者进一步考察了薪酬激励对于管理者特征与负向盈余管理组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回归结果略去没有汇报。

（三）稳健性检验

企业盈余管理论文篇（9）

【作者简介】郑微，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100081；吴育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100871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2-0160-06

一、引言

企业披露的会计信息是债权人了解公司情况的重要途径，对债权人的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然而，盈余管理会降低会计信息质量。债权人若无法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则可能作出错误的贷款决策。造成损失。由于目前我国企业债务融资主要依赖于银行，而银行在贷款合约中要求企业提供担保的现象非常普遍，我国上市公司担保贷款的比例达到70%。因此，本文将从担保贷款决策的角度研究银行能否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而调整贷款决策。

市场化的发展一方面能够提高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另一方面也能降低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另外，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银行受政府的干预较少而独立性较高，从而有助于银行发现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由此，市场化发展对银行识别企业盈余管理行为有重要影响。

本文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作为债权人代表的银行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识别能力。本文通过检验2007-2009年的担保贷款数据，发现盈余管理程度不同的企业，其会计盈余对担保贷款比例的负向影响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银行没有有效地识别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而对其会计盈余给予不同评估。但是在进一步考虑地区市场化程度后，本文发现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盈余管理程度越高的企业，其会计盈余对贷款担保比例的负向影响越小，表明银行能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并会提高会计盈余质量低的企业的担保贷款比例。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企业披露的财务信息是债权人了解公司情况的重要途径，债权人以此为依据进行贷款决策。而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会通过契约等形式来确定债权债务关系。一般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不受损害，债权人会在债务契约中以条款形式设置限制条件，而这些限制条件一般以会计信息的形式出现，以保障其具有一定的偿债能力。这说明，债权人会关注企业的会计信息，并以此作为决策依据。已有研究结果表明，财务状况越好的企业，其融资成本越低。即企业的会计信息会影响债权人（银行）的贷款决策。孙铮、李增泉、王景斌（2006）发现在银行决定是否发放贷款时，会计信息起到重要作用，两者显著相关。饶艳超、胡奕明（2005）翻调查了会计信息在银行信贷中的使用情况，发现银行对绝大多数会计信息都比较重视，而且59.5%的银行信贷人员认为会计信息能够满足贷款分析需要。

上述研究结论是建立在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基础之上的，但上市公司存在不同程度的盈余管理现象，从而降低了企业会计信息质量。Defond和Jiambalvo（1994）发现，当公司违约或即将违约时，管理者会进行盈余管理，以避免违约带来的损失。不管企业出于何种动机，盈余管理的最终结果都降低了会计盈余质量。债权人在进行贷款决策的时候如果不能有效地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对会计盈余质量进行判断，就有可能作出错误的决策，造成损失。

那么，银行在进行贷款决策时能否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呢？国外的相关研究一般认为，银行能够有效识别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并提高盈余质量差的企业的融资成本。研究发现，企业盈余质量越低，其债务成本越高，包括较高的贷款利率，较严格的贷款期限，以及更有可能需要提供担保（Francis等，2005，Fharath等，2008）。因此，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会影响银行的贷款决策。但是，国外市场及制度环境与我国不甚相同，其结论不具有可靠的借鉴作用。国内的相关研究则出现不一致的结论。一些学者研究结果表明，银行没有有效地识别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林毅夫和李志贇（2004）认为由于政府对银行施加影响，银行难以对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实行有效的监督。陆正飞等（2008）研究了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与新增长期借款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盈余企业的管理程度与本年新增长期借款的并无显著关系，即银行并未有效区分企业的会计盈余质量。而于富生和张敏（2007）认为，银行可以识别企业的会计盈余质量。他们发现，企业信用等级与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显著相关。另外，数年前国内银行就开始尝试建立信贷数据库和信用评级统计模型，经历若干年发展的国内银行是否可以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尚待检验。

一般认为，银行通过严格的信用审核程序，能有效地识别企业的资信等级。但在我国，一方面银行业经营效率较低，大约为63%，而美国银行的平均效率大约是80%（姚树洁、冯根福、姜春霞，2004）。银行在进行信贷决策时没能深入调查和分析企业的财务状况，导致其无法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另一方面，政府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政府的干预使得银行的信贷决策失去了独立性。袁淳、荆新、廖冠民（2010）发现，我国国有公司存在信贷优惠，且主要源于政府对银行信贷决策的干预。基于分析，很难判断我国银行是否能有效识别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因此，本文提出两个对立的研究假设：

假设1a：银行无法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从而不同质量的会计盈余对贷款担保比例的影响无显著差异。

假设1b：银行能够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从而盈余管理程度越高的企业，其会计盈余对贷款担保比例的负向影响越小。

在市场化条件下，银行通过企业的财务报表等信息判断企业的财务状况，从而作出合理的信贷决策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然而，银行贷款决策会受到许多外生性因素的干扰。一方面，作为独立经济实体，银行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另一方面，政府为了达到政治目标，会直接或间接干预银行的信贷决策。而后者，无疑会严重影响到银行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识别。沈红波、廖冠民、曹军（2011）分析了金融发展对上市公司担保融资的影响，发现金融发展水平越高，民营公司的担保贷款比例越低，而国有公司的担保贷款比例越高。这表明市场化发展能抑制政府对银行信贷决策的干扰，并且市场化发展对银行识别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判断其会计盈余质量有重要影响。笔者认为，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银行独立性较高。受政府的干预较少，在进行信贷决策时可以更多地考虑自身经济利益和经济目标；而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银行的信贷决策则较多地受政府干预等外生性因素的影响，失去其独立性。另外，市场化发展一方面能够提高企业的会计盈余质量，另一方面也能降低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有助于银行发现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当企业处于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时，盈余管理减弱会计盈余对贷款担保比例的负向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与样本

本文研究2007-2009年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对贷款担保的影响。上市公司担保数据、财务报表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产权性质、股权结构、所属行业及地区数据来自色诺芬CCER数据库，地区人均GDP数据来自国研网宏观经济数据库，地区市场化指数数据则来源于樊纲、王小鲁、朱恒鹏（2010）。

本文的初始样本为2007～2009年中国沪、深两市的A股非金融业上市公司。在此基础上，本文依次按如下标准删除不符合要求的观测：（1）最终控制人性质为非国企和民营或者缺失；（2）财务报表信息或缺少重要变量数据缺失；（3）银行贷款或担保贷款信息缺失；（4）因数据缺乏而无法用Jones模型计算公司盈余管理程度；（5）因缺乏历史4年数据而无法度量经营风险。最终样本包含3148个公司年。

（二）关键变量度量

1.担保贷款比例。本文将考察银行发放担保贷款的贷款决策与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之间的关系。一般地，担保贷款分为保证、抵押和质押三种形式。担保对银行而言可以降低其信贷风险，而对借款企业而言则会限制其担保物的使用，变相提高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本文分别从全部贷款和短期贷款中的担保贷款比例两个方面来度量银行发放贷款时所要求的担保水平。本文在计算各比例时将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当作长期债务处理。

2.盈余管理程度。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本文采用修正后的Jones模型（Dechow et al.，1995）来衡量企业盈余管理程度。

3.市场化程度。本文引入市场化指数变量以考察市场发展水平对银行贷款决策的影响，并记作Market。该指标的数据来自于樊纲、王小鲁和朱恒鹏编著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一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9年报告》。由于只能查到该指数到2007年的数据，考虑到各年度之间的制度环境变化不大。2008、2009年的各地区市场化指数以2007年的相应数据替代。

（三）计量模型

根据理论分析，本文以公司的担保贷款比例为因变量，检验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对担保贷款比例的影响。胡奕明、谢诗蕾（2005）、陆正飞等（2008）、沈红波等（2010）等文献研究发现，盈利能力、公司规模、财务杠杆、销售增长、经营风险、资产流动性、股权结构和地区因素对债务融资存在重要影响，本文都予以控制。由此，本文构建如下线性回归模型：

因变量为度量贷款担保水平的变量担保贷款比例Secure。本文分别从全部担保贷款比例Se-cure_all、短期担保贷款比例Secure_short两个方面进行度量。

为了检验假设1a和假设1b，本文首先进行全部样本回归，引入EM与ROA的交互项，根据理论分析，其预期系数符号难以确定。根据假设2，在样本中以市场化水平中位数为界进行高低分组，分别进行回归，据以考察盈余管理程度与担保贷款之间的相关性如何受市场化发展的影响。根据理论推导，在市场化程度高的样本组里，预期交互项系数符号为正。具体变量定义及符号预期如表1所示：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首先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样本中全部担保贷款比例和短期担保贷款比例分别约为70.1%和66.3%，这说明中国上市公司的银行贷款需要担保的比例很高，而且至少有25%的企业贷款全部为担保贷款。由于有些企业没有短期贷款，因而变量Secure_short的有效观测小于全部样本观测（3148个）。由于篇幅限制，文中不再展示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二）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显示，因变量担保贷款比例Secure_all及Secure_short与绝大多数自变量显著相关，且与预期的符号相符。由于篇幅限制，Pearson相关系数表略。

（三）全样本分析

本文首先考察盈余管理程度如何影响会计信息在银行贷款决策中的作用，回归结果如表3第（1）列所示。以全部担保贷款比例Secure_all为因变量，从第（1）列可以看到，资产报酬率ROA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盈利能力越好的企业。银行要求的贷款担保越少。这表明会计盈余对银行贷款决策有重要影响。EM*ROA的系数不显著，这说明，不同盈余管理程度的企业，其ROA对担保贷款比例的负向影响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也就是说，银行在利用会计盈余信息进行贷款决策的时候，并没有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从而没有区别对待不同质量的会计盈余。上述结论支持假设1a。盈余管理程度EM的系数不显著，这说明银行没有有效地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没有提高盈余管理程度高的企业的贷款担保比例，从而进一步支持了假设la。

（四）子样本分析

本文进一步考察市场化程度对银行识别会计盈余质量能力的影响。本文将全部样本按市场化程度的中位数等分为两组并分别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第（2）、（3）列所示。以全部担保贷款比例Secure_all为因变量，从第（2）列可以看到，EM*ROA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盈余管理程度不同的企业，其ROA对担保贷款比例的负向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盈余管理程度高的企业与盈余管理程度低的企业相比，在ROA相同的情况下，银行会要求其提供更多的担保。也就是说，银行在利用会计盈余信息进行贷款决策时，能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区分会计盈余质量的差异，并对低质量的会计盈余信息予以较低评价，提高其贷款担保比例。虽然盈余管理程度EM显著为负，但其系数小于交互项EM*ROA的系数（后者约是前者的3.5倍），即在ROA相同的情况下，银行会提高盈余管理程度高的企业的贷款担保。从第（3）列可以看到，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EM和EM*ROA的系数均不显著，即在市场化水平低的地区，银行没有识别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没有区分会计盈余质量的差异。上述结论支持假设2。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考察实证结果的稳定性，本文以短期贷款担保比例Secure_short为因变量进行回归。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我国上市公司的债务结构中短期债务占多数，其比例高达87%；二是短期贷款的监督效应比长期贷款更强。对于短期贷款，企业需要不断进行再融资。银行能较频繁地接触企业的状况，对其进行监督与检查，及时发现债务人企业可能存在的经营问题和风险（胡奕明、谢诗蕾，2005）。回归结果表明，无论是全样本还是子样本的多元线性回归，其研究结论与使用全部贷款担保比例作为因变量是一致的。由于篇幅有限。回归结果不在文中展示。

企业盈余管理论文篇（10）

在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大背景下，公允价值计量在会计计量中的作用愈加凸显，公允价值会计模式已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然而，要想全面实行公允价值会计，除了在理论上成立之外，还存在应用上的障碍，盈余管理是其所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事实上，很多人不主张甚至反对公允价值计量的根本原因在于这种计量模式将助长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然而，企业进行盈余管理前，企业会计盈余的正确确定又离不开公允价值计量，例如全面收益的确定。这种利弊并存的情景对会计理论研究提出了挑战，这一状况应当得到有效处理。

一、盈余管理与REMM理论

（一）盈余管理的界定和性质

如何对盈余管理的性质进行界定是研究盈余管理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一般认为，盈余管理是经营者运用会计手段或安排交易来改变财务报告，以误导利益相关者对公司业绩的理解或影响以会计报告数字为基础的合约的结果（Healy and Wahlen，1999）。盈余管理产生的必然性在于会计盈余的有用性和理性经济人的自利行为。信息不对称、投资者“功能锁定”以及会计准则自身的局限性等使盈余管理成为可能。盈余管理不同于财务欺诈，指企业灵活运用会计准则赋予的会计政策选择权对账面盈余进行调整，或构造能满足其盈余目的的实际交易，通过会计核算反映在财务报表上的行为，难以被审计师发现。如果企业采用财务欺诈等非法手段实现既定的盈余目标，监管部门应坚决地予以打击；如果企业通过真实交易达到期望的盈余目标，并不存在不妥之处。因此要对人性有充分的认识，才能更好地理解盈余管理。

（二）REMM理论简介

理解人的行为对理解组织运行是至关重要的，人性假说是解释和预测人类行为的一系列命题的组合，是认识和理解人类行为的基础。鉴于此，如果想对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有更好的认识，需要从不同的人性假设出发，这样可以避免由于不同人性基础而造成的分歧，而且可以选定特定的人性假设基础来集中思考盈余管理行为。关于人性，最基础的分类是人性善和人性恶的二分法。但是，用这种人性二分法来考察盈余管理过于抽象，本文采用REMM理论进行解释。

Jensen 和Meckling（1994）总结了五种常见的人类行为模式，包括：REMM模式；经济学或金钱最大化模式；心理学即需求层次模式、社会学或社会牺牲品模式和政治学即完美人模式。通过对五种行为模式进行比较分析，认为REMM最具有一般意义，该模式认为人是聪明狡黠、权衡取舍和追求最大化的，较好地解释了人类行为的系统理性部分。因此，可将其作为财务、组织模型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

REMM理论（Resourceful Evaluative Maximizing Model）由四个基本命题和一系列相关子命题构成。命题一为每个人都有关注点，会比较评价、权衡取舍；命题二为个体的欲望是无限的；命题三为个体均追求最大化；命题四为个体是聪明狡黠的。具体来说，该理论认为个体都具有创造性，可以构想出环境的变化，预见其结果，并通过制造新的机会来应对。人们不仅能够学习新机会，而且也不断采用各个方法来增加机会。总而言之，在REMM人性假设下，个体追求的不仅仅是财富，还包括尊重、权利和荣誉等；个体聪明狡黠，会利用环境提供的一切机会，甚至创造机会，以尽力减少不利于其目的达成的种种限制，包括法律限制。

（三）盈余管理的REMM理论解析

谢德仁（2011）总结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一般逻辑顺序：（1）产生盈余管理动机；（2）确定盈余管理的具体目标，包括盈余管理的具体方向、结构和程度；（3）选择具体的盈余管理工具或手段，包括直接的会计工具和构造交易或事项等非直接会计工具。首先，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取决于其特定目标或关注点。例如上市公司增加利润的盈余管理，其主要目的在于避免发生亏损，或避免持续亏损而最终导致股票被暂停上市乃至终止上市，或为保持配股资格（蔡祥等，2003）。其次，上市公司要实现公司价值或利润的最大化，当市场出现不利状况时，公司在条件约束内进行综合权衡，甚至采取违法手段突破约束条件。再次，证券市场的客观条件是相对稳定或静止的，而公司行为是灵活动态的。为了实现特定的财务目标，上市公司会采用会计手段或特意构造具体交易来进行控制。最后，在一系列的会计处理和构造交易后实现利润目标。从以上分析来看，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符合REMM理论，盈余管理的存在有其必然性。

二、公允价值计量与会计盈余确定

（一）公允价值变动对会计盈余的影响

公允价值计量对会计盈余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债务重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及企业合并等业务处理中，要求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初始计量；二是对资产和负债项目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再确认，即在会计期末对资产和负债按照公允价值进行确认、计量，并反映公允价值的变动，也体现了公允价值计量更为本质的要求。公允价值计量对会计信息，即财务报告的影响，也分为将公允价值变动作为盈余变动计入损益表以及绕过损益表直接进入资产负债表两种情况。公允价值变动反映期末资产和负债的价值波动，具体又可分为增值和减值两种。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如何计入财务报表值得关注的原因，在于其关系到对企业的业绩考核和信息使用者的正确决策。按照稳健性惯例的要求，企业要根据市场变化等情况在期末对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计提减值准备，这些减值准备毫无例外地在实现之前均计入当前损益，因此，在公允价值会计模式下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也理应参照执行，计入当期损益。

（二）公允价值计量与全面收益的确定

公允价值计量的应用进一步推进了全面收益的确认和计量。谢诗芬（2004）总结了公允价值十大理论基础，其中包括公允价值符合全面收益的要求。可见，公允价值和全面收益密切相关。然而，全面收益的确定是在非历史成本计量属性的基础上，甚至可以说，是非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催生了全面收益概念的产生，并使其得以成立。如此看来，公允价值便成为全面收益的基础。

全面收益与传统净收益不同，其所涵盖的范围更广，能真正体现会计的反映职能。全面收益不仅要求确认构成其主要来源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而且也要求确认传统净收益难以处理和反映的物价变动或其他一些外在环境变化所引起的未实现的资产价值变动，从而更好地反映并报告发生而非实现的净资产的全部变动。也就是说在符合确认标准的前提下，全面收益应当充分反映当期交易、事项和情况的全面影响，更全面、及时地计量不同类型的业绩，包括经营业绩、投资业绩和其他外界环境变化影响带来的业绩，满足使用者关于盈余来源信息的需要。

全面收益与净收益的根本不同在于其要求确认其他全面收益项目，即未实现的利得和损失。因此，全面收益的计量关键就在于未实现的利得和损失的计量。这些项目一般是由于脱离历史成本计量属性而采用公允价值等计量属性而形成的。可以说，只有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全面收益才能够有效取得。全面收益最大的特点是符合资产负债观。在此观念下，资产和负债的计量被认为是收益确定的前提，收益则是企业在会计期间内净资产的价值变动，这是对会计活动本质认识的回归。会计反映的资金运动，也即资产和负债的价值变动表现在多方面：与其他会计主体的交易，如购销活动；企业内部的事项，如生产加工，支付工资等；还包括会计要素对会计环境变化的反应，如企业购买的股票的价格变化等。这些交易、事项和情况都需要会计来反映。这些活动的结果和过程，要通过会计程序的“产成品”――财务报告来体现，具体包括反映活动结果的静态报表――资产负债表，以及反映活动过程的动态报表――收益表或全面收益表。

事实上，全面收益的确定可以兼顾这两种会计收益观，即全面收益按照资产负债观通过比较期末与期初净资产的增减变动来确定，而中间性的内容如净收益等，仍然按照收入费用观来确定。二者的差额，即由于公允价值变动或其他事项形成的未实现利得和损失，则确认为其他全面收益。全面收益的获取离不开公允价值计量，在传统的历史成本会计模式下无法真正取得全面收益。我国会计准则也要求企业编制利润表时增加披露其他全面收益项目，事实上，要想科学、合理地界定全面收益，需要对当前的财务报表进行重构，对收益进行再分类，而不是简单地加上其他全面收益项目，这会对采用传统报表指标的业绩考核产生重大的影响。总之，全面收益的确定必须建立在公允价值计量的基础上。

三、盈余管理和公允价值计量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盈余管理有其存在的必然性，而公允价值计量对合理确定会计盈余也是不可或缺的。如何处理因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而导致的盈余管理行为，是必须面对的问题。从逻辑性来看，因会计盈余确定的客观需要，应当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从而可能会导致盈余管理的现象。显然，并不是所有盈余管理都违反会计准则，因此可以尝试按一定标准对盈余管理进行分类处理。

刘长青、彭数学（2005）从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假设及其博弈分析的角度出发，将盈余管理分为效率性盈余管理、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和盈余欺诈三类，并主张提倡效率性盈余管理，抑制机会主义盈余管理，严禁利润操纵，其关键是产权清晰与制度创新，并建立有效的博弈规则来激励管理者的创新行为，约束其不良倾向。对盈余管理的这种分类有助于从性质上理解盈余管理。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如何对盈余管理行为进行有效辨别和应对更为重要。盈余管理是为了达到既定的盈余目标，这种盈余一般是在财务报表上的具体指标。盈余管理包括会计账目的管理和实际业务的管理，但二者均需要进行会计确认和计量。因此，笔者尝试从公允价值计量的角度来对盈余管理进行重分类：一类是严格按照公允价值计量的盈余管理；一类是没有按照公允价值计量的盈余管理。这种盈余管理的“二分法”有助于对不同性质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鉴别，并有针对性的做出应对，也使公允价值会计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由一般深入到具体，具有明确的现实意义。

为了方便讨论，本文将盈余管理的手段分为会计手段和构造交易两类，在此基础上，根据具体的业务举例来分析公允价值计量与盈余管理的关系。企业通过会计手段来达成盈余管理目的时，通常利用会计政策的多样性和灵活性进行。本文以固定资产折旧为例进行具体分析。折旧方法可以简单分为直线法和加速折旧法，二者对会计盈余有不同的影响。会计准则要求企业的会计政策应当保持一致，不得随意变更。如果企业从直线法变更为加速折旧法，这时要考察其固定资产的公允价值问题，如果该资产的公允价值未受市场环境的影响产生重大变化，其预期经济利益的实现也没产生变化，企业随意变更会计折旧方法，则违背了公允价值计量的原则。这种盈余管理行为应当予以制止，审计师在审计财务报表时要提出调整建议。基于此例，可以发现会计准则为对盈余管理定性提供了参照物。会计准则包括基本准则和具体准则，前者对后者有统驭和指导的作用。因此，在采用具体准则时不得违反基本准则。

在评价盈余管理时必须考虑到这个经常被忽略的事实。盈余管理如果不符合准则的要求，那么就应该予以制止。利用会计政策进行盈余管理是企业最常用的手段。会计政策是企业进行会计核算和编报财务报表时所采用的具体原则、方法和程序。当企业开始在具体准则规定的折旧方法中任意选择，以配合特定时期的会计盈余目标时，便可将其确定为违反准则的盈余管理，虽然具体准则规定了可选择的折旧方法，但基本准则要求必须坚持一贯性原则。审计师在对企业财务报表进行审计时必须指出，要求企业予以调整。因此，通过加强审计监督等可以减少违规的盈余管理。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企业为了取得竞争优势，进行合并和重组已经非常普遍，这会影响到企业的会计盈余。本文以企业合并交易为例，如果企业严格按照准则要求，采用公允价值计量，那么即便对盈余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扭亏为盈，也属于正当的寻利性盈余管理。如果企业根据盈余目标，任意对企业合并价值进行操纵，显然不符合公允价值计量的要求。另外，利用公允价值计量资产的价值变动，将产生的利得和损失反映在财务报表上，有助于提高盈余管理的透明度，向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传递信息。当然，公允价值的获取需要企业提供相应的市场证据，并加大与此相关的披露。

四、结论与讨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公允价值计量是有效确定会计盈余的必要手段，对于全面收益而言更是如此，没有公允价值计量就不能取得完整的全面收益。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允价值计量具有更强的理论基础，盈余管理行为的存在不能影响其应用，可以通过加大公允价值计量的披露力度，对不同性质的盈余管理有清楚的认识和应对。

需要注意的是，发现并纠正违反准则、不符合公允价值计量的盈余管理行为的责任在于审计师，学者进行盈余管理实证研究中的信息不能用于纠正。目前学术界盛行利用平滑的盈余分布状态或意外的应计项目来判断或测度盈余管理的存在，然而，用某行为的结果作为媒介来判断某行为的存在，且该结果可能由多种其他行为引起，这样的判断是不科学的（宁亚平，2005）。对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效果不大，也不能鉴别盈余欺诈行为。如果企业通过构造实际交易进行盈余管理，只要按照公允价值计量，便是无可厚非的。进一步来看，会计理论和会计准则的演进发展很少是以不一致的实证结论为依据的，基本上是根据概念推演而来的，严密逻辑的推演是关键。以盈余管理的研究结论来指导制定会计准则具有不适当性。

参考文献：

1.蔡祥，李志文，张为国.中国实证会计研究述评[J].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2003，（2）.

2.刘长青，彭数学.基于人性假设的盈余管理博弈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5，（5）.

3.宁亚平.盈余管理本质分析[J].会计研究，2005，（6）.

4.谢德仁.会计准则、资本市场监管规则与盈余管理之遏制：来自上市公司债务重组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11，（3）.

5.谢诗芬.公允价值： 国际会计前沿问题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

企业盈余管理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 F23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7）04-0042-06

一、引言

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能够为资本市场利益相关者了解企业并进行投资决策提供服务。魏明海[1]指出，会计信息是公司利益相关者签订契约的基础，盈余质量是会计信息质量的典型代表。有效资本市场条件下，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对提高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起到决定性作用[2]。理论认为，两权分离下管理层与股东之间存在问题，高管如果存在债务契约动机、薪酬契约动机等，往往会产生机会主义倾向，进而操纵盈余，导致会计利润偏离真实的经营成果[3-4]。大股东为实现掏空等行为往往进行盈余管理，结果降低公司盈余质量[5]。

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随着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不断深入，我国的会计准则也越发完善且更加契合企业财务行为特征，但现行会计准则依旧给企业相当大的自由选择空间，变更会计政策成为企业会计选择的重要方式。企业采用不同的确认、计量、核算及披露模式变更会计政策，其结果导致不同的信息产出，通常情况下，会计信息是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重要载体。相关性较强且如实反映的会计信息对于企业利益相关者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反映管理层解除受托责任的情况还是基于有助于投资者决策的角度，高质量盈余特征的会计信息有助于实现投资者保护。源于准则的企业会计政策自由选择权，意在促进企业如实反映企业状况，但同时为管理当局盈余操纵提供了机会。文献表明，自愿性会计变更往往伴随着企业管理层的自利行为[6-8]，那么，企业发生自愿性会计变更是否会影响会计信息盈余特征？从可靠性和盈余持续性的角度来看，会计变更存在怎样的影响？本文以2008―2013年发生自愿性会计变更的上市公司及配对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了会计变更对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特征的影响。一定层面上，企业的盈余特征主要包含盈余管理水平、盈余持续性等，盈余质量是衡量企业盈余状况的重要指标，本文实证检验了与未发生变更企业相比，发生会计变更的企业盈余质量及盈余持续性是否存在差异。

以2008―2013年发生会计变更的上市公司及配对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企业会计变更的经济后果，研究结果为会计准则的使用效果提供一定的经验证据，对监管者规范上市公司会计变更行为并完善相应的会计准则制度提供支持。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盈余质量是各方利益相关者普遍关注的话题，高质量的盈余信息能够帮助使用者更好地了解企I情况，提高决策有用性。盈余管理是当前会计研究的核心问题。一般而言，在相当长的时间范围内，盈余管理增加或减少企业实际收益并不显著，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盈余在各会计期间的反映和分布，即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体现在对企业会计信息尤其会计数据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报告盈余的影响，而不能影响到企业的真实收益。既有研究认为，有关盈余管理的动机主要包括利润平滑、洗大澡、避税、避免亏损等，通过会计选择的方式实现盈余管理也主要体现于此。Healy and Wahlen[9]提出盈余管理发生在管理当局运用职业判断编制财务报告或变更财务报告陈述的过程中，影响以报告会计数字为基础的契约，其容易影响股东判断并获取公司的真实业绩及经济产出。一定意义上，盈余管理可理解为公司在会计准则范围内，在确认、计量、报告等会计过程中，为获取某种私利而从变动方向、变动幅度和时间分布等方面对盈余的调整，而过度的盈余操纵必然带来大量的应计盈余操纵，导致企业盈余质量下降。基于上述讨论，提出假设1a。

假设1a：限定其他条件，发生自愿性会计变更的公司当年的盈余管理程度高。

两权分离带来了问题，在委托观下，财务会计的目标在于反映受托者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因此，作为资产的受托方，经营者通常尽可能提供关于受托资产的保全、增值和有效使用的情况，以及相关资产等在其经营的时间范围内的运行情况，经营者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合理反映其受托责任的情况，最大限度地反映企业高管解除受托责任的结果，基于此，企业管理层根据外部的经济环境和企业的实际情况通过相应的会计政策选择和调整，实现对企业更真实盈余状况的体现。基于上述讨论，提出假设1b。

假设1b：限定其他条件，发生自愿性会计变更的公司当年的盈余管理程度低。

盈余持续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企业的盈余质量。根据会计的决策有用目标，会计信息需能帮助股东、债权人、政府机构等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进行相应的投资决策，盈余持续性越强，相关会计信息的预测价值越高，越有利于使用者评判企业过去的业绩，分析当前的财务状况进而实现对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测。Sloan[10]认为会计信息的可靠性源于对会计应计的判断，由于会计应计存在较强的主观性且在不同时期存在较大差异，容易造成市场对应计部分的错误估价。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盈余的持续性反映出会计的可靠性。

上市公司的会计变更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决策有用”的会计目标，而此前提便是会计信息的可靠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宏观环境的变化以及企业经营状况的不断改变，企业需要根据当前的情况进行会计调整，即通过会计变更实现“如实反映企业各要素的现象或状况”，从而能够更深刻全面地反映当前的实际情况，实现可靠计量，提出假设2a。

假设2a：限定其他条件，会计变更提高了企业的盈余持续性，增强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会计变更通常是管理层当局的主观判断，即使准则或相关条例强制要求变更，管理层也会通过择时变更来达到自利目的，因此不排除在强制变更中，企业有选择性地实现会计变更行为，而自愿性的会计变更则更有可能基于管理层的个人动机实现。同时，会计变更需要管理层结合企业资产等各要素的具体情况并结合市场环境中相关要素的对比分析而进行，因此，不同的会计人员在进行会计变更时可能会基于特定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最终获得结果存在较大差异。提出假设2b。

假设2b：限定其他条件，会计变更降低了企业的盈余持续性，减弱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

基于上述讨论，某些特定准则颁布后，企业管理层择机选择采用，因此，本文将发生会计估计变更的企业以及相关准则颁布后，同一行业中的不同企业择机选择采用的情况均作为发生会计变更的样本，样本区间限定为2008―2013年度，并依照以下原则进行Y选：（1）由于特殊会计制度规定，剔除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样本；（2）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3）结合变更项目的内容和分析，剔除会计变更内容描述模糊的公司，例如“采用新准则”的样本。按照“同年度、同行业、近规模、当年未发生会计变更”的原则进行配对，最终获得样本2 299个。

（二）变量定义

1.盈余质量（DA）：采用修正的Jones模型，利用截面数据来估计可操控性应计利润。

2.盈余持续性（EP）：公司当年盈余能够持续到未来的程度取决于当期盈余中关键盈余的比重，而所谓的关键盈余主要是指那些相对稳定的能够持续到下一期的盈余。通常情况下，营业毛利（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占利润总额的比重作为关键盈余的变量，如果关键盈余较高，说明企业盈余中主要的盈余占比较高，盈余持续性较强。

本文同时分析了会计变更对年度间盈余相关性的影响，从另一角度分析会计变更影响企业盈余持续性的特点。

3.自愿性会计变更：具体而言，会计变更包括了会计政策变更和会计估计变更，本文将自愿性会计变更定义为企业发生的会计估计变更和部分会计政策变更，这里的会计政策变更主要是指企业择机选择进行会计政策变更的样本，不包括新准则或新制度颁布实施后相关企业同时变更会计政策的情形。

4.其他变量：文中的其他控制变量主要包括资产负债率（Lev）、企业规模（Size）、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总资产收益率（Roa）、企业是否交叉上市（Cross）、董事会规模（Bsize）、是否四大审计（Audit）、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合二为一（Dual）、企业所有权性质（State）、独立董事占比（Indep）等。

四、实证检验

（一）会计变更与盈余管理水平关系检验

为检验假设1，以可操控性应计利润作为企业盈余管理的替代变量，检验企业发生会计变更的影响。首先对样本中各相关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并检验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主要结果见表1。从表中可以看出可操控应计利润DA在样本中分布较为广泛，向上的DA最大值为0.580，向下DA绝对值最大值为0.684，而衡量盈余管理程度的DA绝对值的平均值为0.078。控制变量方面，包括公司特征变量，资产负债率的最大值为2.529，最小值为0.084；企业规模的最大值为26.163，最小值为18.367；公司治理特征变量，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最大值为77.02%，最小值仅有8.57%；董事会规模存在一定的差异，而独立董事比例则差别不大，均值为33.3%，与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契合。其他变量方面，包括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进程、企业的所有权性质以及审计该企业的会计师事务所等，其分布均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将样本按照是否发生会计变更（Change）、是否交叉上市（Cross）、是否国有企业（State）以及是否四大审计（Audit）进行分组，并对各分类组间的DA绝对值进行T检验，结果发现，发生会计变更的公司当年的DA显著高于未发生会计变更的公司，交叉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显著低于只在国内A股主板上市的公司，国有企业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DA低于非国有企业，由“四大”审计的公司的DA低于非“四大”审计的公司。

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检验是否发生会计变更与当年可操控应计利润DA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会计变更与企业可操控应计利润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变更当年企业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盈余质量高或低的特点，于是将操控性应计利润取绝对值，并根据其取值分布在（0，1）之间，进行Tobit回归，回归结果见表3。

一定意义上，DA的绝对值代表了企业盈余管理的程度。首先进行大样本回归检验，结果表明发生自愿性会计变更公司当年DA的绝对值高于未发生会计变更的公司，且在5%水平上显著；从系数来看，发生会计变更公司的DA绝对值比未发生变更的公司高0.00882，这占DA绝对值均值0.0777的比例为11.3%，表明发生会计变更与未发生会计变更公司样本组间的盈余管理程度存在较大差异。控制变量方面，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越高，企业的债务融资越激进，当年的盈余质量越低；规模越大的企业，盈余管理的程度越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当年的盈余质量越低，非国有企业的盈余质量低于国有企业，说明国有企业因受到政府监管、舆论监督而有较高盈余质量。将样本按照DA正负取值划分为两组，通过亚样本分组检验上述回归，结果表明，当DA为负，即存在向下盈余管理时，会计变更与DA之间为负相关关系，即发生会计变更的公司DA向下调整的程度高于未发生会计变更的公司；而当DA为正时，会计变更Change与DA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发生会计变更的公司其向上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高于未发生会计变更的公司，不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二）会计变更与盈余持续性关系检验

1.以营业毛利/利润总额衡量企业盈余持续性检验会计变更的影响

为检验会计变更对企业盈余持续性的影响，文章以营业毛利/利润总额作为盈余持续性的替代变量，在此基础上分析发生会计变更的公司当年及未来盈余持续性的特征。首先对相关回归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见表4），结果显示盈余持续性的替代变量（营业毛利/利润总额）均值为52.54%，表明在样本公司利润总额中有一半左右来自于营业毛利，从中位数和均值的差异以及标准差值可见样本公司的盈余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并未将EP值为负的样本予以剔除，原因在于，当企业的营业毛利与利润总额之间存在负向关系时，恰好表明企业的盈余持续性较低，且二者比值的绝对值越大，说明盈余持续能力越差。其他变量方面，代表企业成本结构的Dep均值为0.060，而最小值（0.002）和最大值（0.347）相差较大，说明样本公司的成本结构也存在较大差异。

表5是对会计变更与盈余持续性相关关系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发生会计变更公司的盈余持续性比未发生会计变更的公司明显较弱，无论是否控制年度和行业变量的影响，二者的负相关关系均在10%水平上显著。因此，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会计变更降低了企业的盈余持续性，支持假设2b。控制变量方面，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企业的盈余持续性越强；企业规模越大，盈余持续性越强；成长性越高的企业，盈余持续性越强；国有企业的盈余持续性显著低于非国有企业。文章同时以预先一年（下一年度）和预先两年的盈余持续性为被解释变量，z验会计变更是否会影响以后年度的盈余持续性，结果如表5中的（3）（4）（5）（6）列所示（注：回归时将连续发生会计变更的样本予以剔除）。从（3）（4）列可以看出，Change与EP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发生会计变更的公司下一年的盈余持续性显著低于未发生会计变更的公司，对预先两年盈余持续性影响的回归结果表明，与未发生会计变更的公司相比，发生变更公司两年后的盈余持续性相对较低，不过未获得统计上显著的结果。控制变量方面，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的企业盈余持续性越强，规模大、成长性较高的企业盈余持续性较高，国有企业相较非国有企业盈余持续性较低；同时，经营业绩（Roa）与下一期及预先两期的盈余持续性显著正相关，说明企业当年的盈利能力越强，以后年度的盈余持续性越高。

上述检验了样本公司在发生会计变更前后各年度企业盈余持续性指标的差异，下面检验发生会计变更公司在变更前后企业自身盈余持续性的变化，以获得更稳健的经验证据。以Post和Pre为虚拟变量，定义变更前一年Post为0，变更当年Post为1，变更当年Pre为0，变更下一年Pre为1，具体回归结果见表6（回归时将连续发生会计变更的样本予以剔除）。由该表可见，会计变更当年与变更前一年相比，盈余持续性有所降低，且在5%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会计变更降低了企业的盈余持续性；同时检验了会计变更对下一年企业盈余持续性的影响，结果发现变更下一年的盈余持续性要高于变更当年，但未在统计上得到显著结果。

2.以年度间盈利相关关系检验会计变更对盈余持续性的影响

年度间盈余的相关性检验会计变更对企业盈余持续性的影响见表7和表8。其中，表7为本期盈余与下一期盈余的相关关系检验，表8为本期盈余与预先两期（下两期）盈余关系的检验。从表7可以看出，企业年度盈余间确实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加入相关控制变量后依然成立。笔者加入Change和Earnings的交互项，检验会计变更对年度间盈余持续性的影响，结果发现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会计变更显著降低了企业年度间盈余的正相关关系。从表8中关于本期盈余与前置两期盈余关系的检验结果可见，与上述回归结果相近，会计变更显著降低了企业年度间盈余的相关性，再次支持了假设2b。

五、研究结论

本文从盈余管理和盈余持续性的角度研究了自愿性会计变更对盈余质量的影响，以可操控性应计利润作为企业盈余管理的变量，实证检验会计变更当年发生变更的企业与配对样本盈余管理水平的差异，结果表明，发生会计变更的公司当年盈余管理水平显著高于未发生会计变更的公司；检验了会计变更对企业盈余持续性的影响，包括变更对企业当年盈余持续性以及年度间盈余持续性的影响，结果发现，以营业毛利/利润总额代表企业盈余持续性的检验中，发生会计变更的公司盈余持续性显著低于未发生变更的公司；会计变更公司后续的盈余持续性低于未发生变更的公司；对会计变更前后企业盈余持续性的变化进行检验，发现会计变更当年的盈余持续性显著低于变更前一年，而变更后一期的盈余持续性与变更当年不存在显著差异；分析了跨年度间企业盈余的相关关系，并检验了会计变更的影响，发现企业年度间的盈余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会计变更降低各年度间会计盈余的相关性。

本文的研究结论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会计变更的经济后果。从变更影响企业盈余质量的角度研究发现，会计变更降低了企业会计信息的可靠性。笔者认为，企业会计变更过程存在较多的自由选择和判断的空间，且会计变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企业为更加全面地反映经营活动成果和现金流量等，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管理层操纵盈余的工具，降低了企业的盈余质量，不利于投资者保护。

【参考文献】

[1] 魏明海.盈余的预期管理与盈余管理[J].审计研究，2005（3）：18-22.

[2] KOTHARI S P，RAMANNA K，SKINNER D J. Implications for GAAP from an analysis of positive research in accounting[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10，50（2）：246-286.

[3] WATTS R L，ZIMMERMAN J L. Positive accounting theory： a ten year perspective[J]. The Accounting Review，1990，65（2）：131-156.

[4] 倪敏，黄世忠.非机会主义动机盈余管理：内涵分析与实证研究述评[J].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4 （1）： 58-67.

[5] FAN J P， WONG T J. Corporate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the informativeness of accounting earnings in East Asia[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2，33（3）：401-425.

[6] BEATTY A， WEBER J. The effects of debt contracting on voluntary accounting method change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3，78（1）：119-142.

[7] 王玉涛，薛健，陈晓.企业会计选择与盈余管理――基于新旧会计准则变动的研究[J]. 中国会计评论， 2009 （3）：255-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