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核算论文大全11篇

国民经济核算论文篇（1）

一、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贡献

从1953年SNA到1968年SNA、再到1993年SNA，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不断发展和完善。现行国民经济核算是以整个国民经济或社会再生产为对象的宏观核算，是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有效工具：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对国民经济运行或社会再生产过程进行全面、系统的计算、测定和描述的宏观经济信息系统，是整个经济信息系统的核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在理论与方法研究、制度建设、数据提供上取得了许多业绩，为社会繁荣和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宏观经济方面，国民经济核算通过一系列科学的核算原则、核算方法、核算指标来描述国民经济运行过程，提供了关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系统、详细的数据，为党和政府提供了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年度计划和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在国际关系方面，国民经济核算数据是裁定我国应该承担的国际义务和应享受的优惠待遇的重要参考标准；在企业决策方面，国民经济核算为企业选择投资方向、进行投资决策提供了导向作用：在社会生活方面，国民经济核算反映了居民生活的数量和质量水平，也为居民进行生产、消费和投资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虽然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取得了较好的业绩，为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不可否认，随着现实经济社会生活的演进，现行国民经济核算还存在着许多新问题，有些地方仍然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面临诸多挑战，必须不断地进行改革和发展、完善和创新，充分发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二、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主要缺陷

朱之鑫曾在全国统计局长会议上用“三个不适应”来概括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的局限：一是不适应党政领导部门的决策需要；二是不适应社会公众了解国情、认识形势的需要；三是不适应对外交流的需要。这些不适应是由于国民经济核算的局限性造成的，具体表现在：

第一，国民经济核算的全面性日益受到挑战

1、忽视对环境和自然资源因素的核算。传统国民经济核算是以GDP为中心的核算，但在环境和自然资源核算方面日益显现其局限性。一是夸大了以国内生产总值为代表的经济增长率：二是没有测算作为未来生产潜力的自然资本的耗损贬值和环境退化所造成的损失，未能将环境和自然资源真正纳入国民资产负债核算中；三是因过度追求物质财富的增加，而损毁了经济社会赖以发展的资源基础和生态环境条件，使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难以为继。

2、忽视对人力资本的核算。人力资本是指凝结在人体中的知识与技能的存量总和。人是生产力中最能动、最本质的因素，人力资源构成一国可利用的人力生产力的总体，人力资本是人力资源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它具有资本的基本属性，是投资的结果，能够带来收益。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社会进步的决定因素，而且对于现代经济来说，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但现行国民经济核算只将教育支出中用于校舍等固定资产的部分作为投资，而将用在教师工资、图书购置等方面的开支不作资本处理；此外，人们用于健康等方面的支出，也未计为人力资本投资，因此在有关经济增长因素的核算与分析中，人力资本作用与贡献的核算，也就成为未来国民核算领域有待进一步加强的新内容。

3、忽视对科技因素的核算。全社会科技投入是反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科技活动状况的重要标志，是制定国家和地方科技政策和发展规划、进行宏观管理的基本依据，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正与日俱增，对我国科技投入与产出进行科学、准确的测定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具有紧迫性和新颖性。但传统国民经济核算除了在R&D核算及科技成果产出的直接核算方面取得进展外，在诸如如何深入描述科技活动与经济活动问的内在关系与规律，以及如何准确测度知识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等方面难以满足政府决策分析的需要。

4、忽视对地下经济的核算。地下经济又称隐性经济，目前经济学界尚未对其概念及核算范围形成公认的解释，一般认为地下经济是指以盈利为目的的、非法的、逃避纳税和政府监督的经济行为。联合于1993年推出新SNA时，正式提出各国应尽可能将地下经济活动纳入国民经济核算范围之内。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地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成分已在逐渐上升，地下经济已渗透到各个经济领域，成为我国较为棘手的经济问题之一，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将逐渐扩大，虽然近几年我国一些经济和统计工作者已经开始涉足于这一领域，但还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地下经济核算领域尚属空白。

在资金流量核算方面，忽视对金融虚拟经济的核算。虚拟经济的概念至今没有统一的认识，较权威的观点是将虚拟经济看作是一种经济的运行方式和运行模式如成思危认为，虚拟经济是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一种经济活动模式，是指与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货币资本不经过实体经济循环就可以取得盈利，即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刘骏民认为，虚拟经济是指与虚拟资本运动有关的金融活动，经济系统是一个价值体系，由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组成，虚拟经济是心理支撑的价格系统，实体经济是成本支撑的价格系统。我国虚拟经济发展目前还仅仅处于初级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非常欠缺驾驭虚拟经济的经验。研究虚拟经济非常需要规范虚拟经济的内涵，界定统计范围，但目前国际上通行的SNA统计核算体系中虚拟经济统计核算体系仍然是一片空白因此，构建我国与国际统计核算体系一致、遵循国际统计核算原则、与SNA衔接的虚拟经济统计核算体系迫在眉睫。第二，国民经济核算的及时性、可比性较差。

及时性是指统计核算工作要讲求时效，在规定的时间完成统计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和上报的任务，及时满足各部门对统计资料的要求。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坚持及时性，一是要求及时收集核算信息：二是要求对核算信息及时进行加工处理，及时编制报表；三是要求及时传递核算信息，将编制的报表传递给使用者。在时效性方面，由于我国尚未建立分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因而不能提供有关每一个季度当季的国民经济变动趋势的数据，不能适应政府和社会公众及时了解经济运行情况的需求，而且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对外也不够及时，核算数据的收集、整理、周期长，不能满足各方面研究的需要。

可比性是指统计核算必须符合国家或国际的统一规定，提供相关可比的统计核算资料。可比性要求统计核算按照国家统一的核算方法、统一的核算原则、统一的指标口径进行核算，使所有核算单位的统计核算都建立在相应可比的基础上，从而使所有核算单位提供的统计核算资料能够相互比较，便于分析、汇总。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可比性较差表现在：其一，由于我国的不变价核算方法尚不完善，还没有提供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及其产业部门和最终使用结构数据，因而不能很好地适应党和政府具体地了解不同年度之间可比的经济总量规模和结构变动情况以及国民经济价格总水平的变动情况；其二，由于我国不同地区之间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数据的准确程度不同，地区汇总数据与国家数据之间的差距较大，因而不能很好地适应党和政府准确地了解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的差距；其三，核算体系中指标的不完全可对比性，不能很好地适应对外交流工作的需要，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分类较粗、指标体系不健全、某些计算方法存在不可比性，因而还不能很好地满足向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提供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要求。

第三，国民经济核算的服务意识淡薄。

受传统服务观念的影响，我国国民经济核算部门对社会公众服务的意识很差。比如，国民经济核算各种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较复杂，除非是核算界专业人士，普通民众很难理解，这给国民经济核算知识普及和工作实践带来障碍；对社会数据的时效性和完整性重视不够，对国民经济核算概念、方法、指标口径及其调整、变化宣传解释不够，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公众对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和准确理解这些数据的需要；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际社会也需要了解我国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在这方面我们重视不够。

三、构建国民经济大核算体系以应对挑战

面对上述挑战，国民经济核算有必要进行变革，在理论、方法和实践上做进一步的改革与创新而建立国民经济大核算体系就是要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按照统一规范的概念和标准，把原本属于不同领域的核算体系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内容更为丰富、具有更高层次、可以为可持续发展服务的核算体系，它涉及到国民经济核算、社会人口核算、科学技术核算以及环境生态核算等众多领域。

国民经济核算论文篇（2）

发展观是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对发展和怎样发展的总的系统的认识，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执政党发展的重要载体。在5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从物质产品平衡体系到国民经济帐户体系，再到综合环境和经济I帐户体系，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演变，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完善。

1物质产品平衡体系与初步奠定工业化基础的发展观

物质产品平衡体系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类型之一，其基本指标是社会总产值。社会总产值居指一国的物质生产部门(如工业、农业、商业、建筑业、运输业)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1年)产值的总和。物质产品平衡体系运用社会总产值指标来进行国民经济核算，只计算物质生产部门劳动制造的价值，计算非物质生产部门劳动创造的价值。从新中国建立到20世纪80年代前期，我国一直运用社会总产值指标，其核心理念在于加速工业化物质基础的建立，这是我国工业化初期阶段发展观的体现。

采用物质产品平衡体系和社会总产值指标来核算国民经济，除了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教条式理解和借鉴苏联经验外，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力的偏弱，要求我们必须以工业为主导，加快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国家的工业化奠定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旧中国反动势力的压榨和剥削，使新中国建立之初的经济文化呈现极端落后的状态。曾深刻地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按当年人口平均计算，我国的原煤、原油、生铁、钢、棉布、粮食、棉花位次都是晟末一批，机械工业几乎等于零，飞机、汽车、拖拉机、大型机械均不能P,I．-0造。物质产品平衡体系和社会总产值指标的使用，注重物质部门的生产，有利于加快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

第二，当时的国际形势是我们选择物质产品平衡体系和社会总产值指标的外部条件。

新中国建立伊始，世界冷战局面己开始显现。由于全球战略的利益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曾是反法西斯盟友的美苏两国，关系迅速恶化。美国总统声称要领导“自由世界”抵制“极权政体”国家的侵犯，这标志着美苏战略同盟关系的正式破裂和世界“冷战”局面的正式形成。在这种局面下，美国坚持的原则是，在中国“不能同一个共产党政权打交道”，不能“表现出对共产党人的任何手软”。根据这样的原则，美国对新中国长期坚持政治上孤立，军事上包围，经济上封锁的政策而曾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Ⅲ于与美国搞缓和外交和自身国家利益的需要，对中国的内政横加干涉，使中苏两党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两国之间交恶。在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之间，在美苏两国的挑起、支持、默许和怂恿下，我国因为同边安全被迫应对了六次周边战争。为保卫国防的安全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也必须有强大的物质基础，首先加快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这是采用物质产品平衡体系和社会总产值指标的又一重要原因。

2国民经济帐户体系与国民经济全面、均衡的发展观

国民经济帐户体系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又一种类型，其核心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是指一国在一定时间内(通常为1年)所有产业部门提供的增加值之和。国内生产总值足扣除了国外要素净收入的国民生产总值。国民经济帐户体系与国内(民)生产总值指标不仅考核计量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成果，也考核计量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成果，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

用国民经济帐户体系和国内(民)生产总值指标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由奠定工业化基础的发展观向国民经济全面均衡发展观的转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吹响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号角要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怎样发展和加快发展又一次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改变20世纪5O年代以来过分偏重重工业的发展倾向，加快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积极发展第三产业，使国民经济均衡发展，是历史经验教训留给我们的沉重启示。片面发展重工业，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国民经济发展会欲速则不达。如“火跃进”的1958年和1959年，工业增长速度由1957年的lI．5％，猛增N54．8％和36．1％；基本建设投资分别比上年增长88％和3O％：积累率相应由1957年的24．9％，提高至3．9％和44．8％。

结果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都大幅度下降。1960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由上年的19．5％降N5．4％，1961年和1962年进一步下跌到一30．9％和一10．1％。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要求任何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之间，供给和需求之间都要保持平衡的比例关系。冈此，要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不仅要求工业内部的重工业和轻丁_业之间，物质生产部门内部的工业和农业之间，且也要求三次产业之问都要协调发展。邓小平关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重点的思想。邓小平关于优先发展科技和教育的思想，第三代中国共产党人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对我国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国民经济总量迅速增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如我国三次产业的生产结构，2001年为15．2％：51．1％：33．6％，与改革开放初的1980年相比，第一产业迅速降低，第三产业显著提高，使我国的经济总量由1978年的3588亿人民币迅速提高~j12003年1l万亿人民币之巨，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5％提高~1j4％。

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趋势也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自从西方经济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三次产业理论之后，三次产业分类的理论很快被西方经济学界接受。用国民经济帐户体系和国内(民)生产总值指标进行国民经济核算也被西方国家的政府首先使用。而且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绝对比重是发达国家的标志已成为世界的共识。1996年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60％，发展中国家为40％，而我国当年却只有31％。按照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对世界上100多个国家20年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结构之问关系的研究，人均GDP为1000美元以上(1964年美元)，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应为15．9％。我国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目标，基本实现工业化，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比重要降到35％以下，而我国2001年这一指标为50％。

3综合环境与经济帐户体系与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综合环境与经济帐户体系是当今世界对国民经济核算的最新系统，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是其最主要指标。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是指在国民经济领土范围内，由所有常驻机构单位生产的扣除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资源恢复和污染治理等资源环境经常性支出后的可供最终使用的产品(货物和服务)价值之和。它纠正了传统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大缺陷，体现了自然资源与环境对经济活动的贡献，全面反映了经济活动与资源环境之问的关系，真实地核算了能够为人们带来福利的国民财富的总量。

2004年的“两会”后，国家有关部门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体系的重视和研究，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科学的可持续发展观的最终形成和完善。在中国共产党执政50多年的历史实践中。使用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代替国内生产总值对国民经济进行核算，是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是国内外工业化道路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资源总量虽然丰富，但人均占有量许多方面都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土地、水、森林、矿产等资源都相对不足。人均耕地面积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30％，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5％，而且分布极不平衡，有15个省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于2000m3的严重缺水线，有7个省市人均水资源低于1000m的生存起码要求，人均森林面积只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从1996年起，我国已成为原油的净进口国，每年进口占消费量的1／3左右，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按照现行消耗速度，2010年应达到20～25亿吨煤才能满足需要。我国经济规模巨大，并且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经济增长速度位列全球之冠，但单位产值的矿产资源和能源消耗是世界平均值的3倍，每万元工业产值水耗为发达国家的10~20倍，农业灌溉用水利用系数只有0．4，很多国家己达0．7～0．8，水的重复利用率只有5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85％的水平。如果不改变目前高消耗的增长方式，中国没有足够的资源容量来支持今后的发展。

由于过分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优先增长，必然会造成自然资源的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的破坏，违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原则。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9％的高速增长的同时，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警钟也一再响起。去年经济增长达到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的晟高增幅，煤、电、钢材等上游生产资料价格也随之攀升；2002年3月18~20日，我国发生了波及北方八省市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强的一次沙尘暴，影响人口达1．3亿。至4月8日，据中央气象台沙尘暴监测网络监督结果，2004年我国北方地区已连续发生八次沙尘暴。恩格斯早就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报复。”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早已明确把实施可持续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使用绿色国内生产总值体系正是这一科学发展观的郑重体现。

国民经济核算论文篇（3）

笔者自承担《国民经济核算》课程的教学工作以来，顺应远程开放教育的基本特征，将不同的教学策略和方法进行优势组合，以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唤醒学生潜能为出发点，在连续几轮的教学中，采用设计一实践一评价一再实践的方式，对远程开放教育中统计课程的新型教学模式进行了探索。

一、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的基本构想

(一)连续几轮教改的总体思路

开放教育下，教师的角色从传统教育的“中心”转变为现代教育中的“主导”，这种转换实际上是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只有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和创造，才能适应教学模式的深刻变革。笔者在承担《国民经济核算》课程的教学工作，从刚开始接受这一工作起，就有意识地将这门课的教学作为课程模式改革的试验平台，在连续几年的教学实践中，持之以恒地探索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的方法。图1是实施课程模式改革的总体思路示意图。

(二)具体教学过程的操作

尽管现代远程教育有着自己的基本特征，但作为教育学的分支学科，母体教育学理论为其提供了厚实的基础，象布鲁纳的“结构一发展”理论中的启发原则、反馈原则；巴斑斯基教学最优化理论中的教学要素和教学形式的最优化结合原则等在现代远程教育中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将不同的教学策略和方法进行优势组合，千方百计地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尤其着眼于学生素质提高和潜能开发。通过“营造环境、优化面授、强化交流、催化能力”来完成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流程如图2所示

(三)自我评价的内容设计

课程模式的改革并非可以一蹴而就，而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在这动态的实践过程中，为了从总体上对改革进程了解，笔者还运用了“自我评价”机制，在连续几轮的教学中，围绕该课程教学模式改革这一主题，对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内容侧重以下几个方面：

1、对本课程的认识；

2、对教师导学方式的评价；

3、学生自主学习情况；

4、对教学环节及媒体的要求。

通过这一方式，来对教学改革自我评价，反馈并推动改革的逐步完善。

二、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的具体实践

《国民经济核算》这门课程的教学内容涵盖范围非常广，既反映社会再生产各环节的活动，也反映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活动；既有分量和总量核算，也有存量和流量核算；这些内容涉及多门学科知识，对学习者专业知识面要求较高。而且，该课程属于宏观经济核算范畴，要求学习者具备一定的宏观经济方面的基本概念和理论知识，而从教学对象来看，会计学本科的学生微观会计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并不少，但对宏观经济基本概念知之甚少，这些都使课程初学者或多或少感到这门课一般知识枯燥乏味，关键问题又深奥难懂，并且与所从事的实际工作关联不大，给本课程学习带来了更大的困难。笔者在对本课程和学生特点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将教学一体化方案、教学方法不断改进，逐步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教学模式。

(一)营造环境

建设一个有利于学生学习的硬、软件环境，安排好各教学环节，是教学实践的第一步。

1、资源和环节

《国民经济核算》是统设课程，中央电大已提供了主教材、辅助教材、IP课件等较丰富的教学媒体和网上课程资源。笔者一方面指导学生用好已有资源，另一方面也积极参与到课程的资源建设中去，先后录制了19讲的直播课堂。在网上资源安排上，除保持教学大纲、实施细则等常规栏目外，增设了一体化方案、往届试题、方法指导、知识拓展、试卷分析、在线自测等多个栏目，力求从不同角度全方位满足每个学生的自学要求。

丰富的教学媒体给学生提供了充足的学习资源，这些媒体还必须在一系列的教学环节中来实现，而合理的教学环节也只有通过实践来优化。

由于学习者个人情况不尽相同，在自主学习时间的安排和课程资源的使用上会存在着差异，因此提出教学设计，让学生根据教学设计去制定自己的学习计划，在课程初学者对教材内容和各媒体资源都比较陌生的情况下是非常必要的。

2、学习氛围

学习《国民经济核算》这门课时，学生常常觉得内容抽象、原理枯燥、计算烦琐，缺乏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教学实践中，对按应试教育理念所设计，以教师为中心、课堂为中心的传统面授教学进行剖析，让学生自觉摆脱对传统模式的依赖，认识到自己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减轻畏难情绪，增强主动学习的积极性。

通过“新”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学习兴趣。这门课所介绍的SNA核算体系原本就是一个新兴的宏观核算体系，关键指标正式在《中国统计年鉴》公布不过几年时间。及时吸收本学科发展的新动态，让学生了解最新的信息，调动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种做法一直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

每学期开学的导学课上，在介绍教学一体化设计方案的同时，立刻引入一些最常见的宏观经济概念，如GDP(国民生产总值)、可支配收入等，比较我国和发达国家、安徽和其他省份具体数字差异，点明本课程就是侧重讲解这些宏观经济指标的内涵和计算方法。学生对这些在众多媒体中频频出现、而又解释不清的概念立刻会产生求知的欲望，为以后的学习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心理基础。在随后的教学实践过程中，笔者不时地针对不同知识点所涉及的宏观经济指标，指导学生去点击诸如“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等网站，学习网站中对此指标的解释以及我国近年经济发展在这些指标上的真实数据，让他们感到所学知识与实际息息相关。

(二)优化面授

开放教育条件下，网上学习逐渐成为主流学习方式，面授的地位极易被忽视，而且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易重新落入传统教学模式的套路。笔者认为，教学模式的改革，并不是简单地减少面授教学，而且面授也不一定是上大课一种形式。只有以素质教育的理念去设计和优化面授过程，才会形成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并弥补网络教学中人文精神的缺失，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电子教案是面授课的主要载体，设计好电子教案是帮助学生开展自主化学习的关键一环。笔者在设计教案时，在体系顺序上基本尊重教材的安排，这样有利让学生有针对性地做些笔记，避免“课上丰富多彩，课后两手空空”的现象发生。其次教案的表现方式直观化，通过图形、箭头、色彩等多种形式突出课程重难点，每张教案力求文字简洁明了，内容直观，目的在于让学生在有限的课时中能最大限度地对各知识点的精髓留下深刻印象。自学方法的传授，自学过程的引导也应贯彻于整个面授过程。笔者一方面抓住每次面授机会，精心准备，授课时采用启发式教学方式，讲重点、理逻辑、顺思路来启发学生的思维。另一方面在授课伊始就帮助学生理出课程主线：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以主线为链条，根据教学大纲，将课程内容分为经常帐户核算、积累核算、对外核算、其他核算四个板块，对每一板块，提出具体的自主学习要求，点明自学难点和常见问题，对自主学习的时间安排和媒体使用提出参考建议，让学生在学前做到心中有数，避免盲目性。

(三)强化交流

学生个别化自主学习，并不意味着教师就无所作为，相反，教师作为辅导者，要积极利用各种环节和媒体与学生交流，使学生感到老师仿佛就在身边。

远程教育模式中媒体多、信息畅，师生不但能充分进行情感交流、信息交流，而且能深化交流。这为应用反馈原则来改进学生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提供了极好的平台。因此，笔者将求“实”与求“新”相结合，在培养兴趣的前提下，采用实际步骤，多种形式地为学生提供反馈信息，双管齐下地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具体做法就是，在设计教学一体化方案时，将平时作业、网上交流、小组讨论、期中测验等环节的成绩均以一定的百分比纳入形成性考核成绩。通过平时交流观察、作业评分、网上答疑提问次数和质量评价等办法对每位学生专业基础、学习态度、自学能力随时评价，分别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这些在实践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作业是反应学生自主学习效果的直接手段，对学生平时作业除了按时批改记分外，给予个性化评语也是笔者一直坚持做的，虽然只是寥寥数语，让学生感受到的却是教师对他学习过程的关注和进一步努力的建议。

网上答疑是最方便，最广泛的个性化学习指导方式，这种教学形式的及时、高效和交互性是其他任何方式所无法比拟的。每学期中央电大对本课程都组织相应的网上教学活动，笔者及时在网上信息并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平时在教学中遇到问题能及时与中央电大课程主持教师EMAIL联系，交流课程教学心得。此外，每月组织一次网上答疑，面向全省电大学习本课程的学生一对一指导，平时对学生的提问做到有问必答，及时回答，这些都大大加强了学生自主学习的动力。

实践表明，这种多方面、多手段、多媒体、多环节综合互补的教学模式，对学生快速入门、深入理解消化所学内容、降低自学难度，提高自学能力起到重要作用。

(四)催化能力

我们的学生来自社会，通过电大教育，最终将服务和回报社会，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培养是我在教学中孜孜追求的最高目标。

《国民经济核算》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笔者认为“案例教学法”是培养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案例教学法”如何成功实施，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在本课程中引入案例教学最大的体会就是“精、点、收”相结合。

所谓“精”就是精选案例，案例不应远离学生的实际接受能力和兴趣，也不应仅仅局限于教材本身内容。随着自主学习的深入，学生提问质量有了明显提高，将学生提的问题作为案例来组织讨论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一次有位同学在网上问“宏微观资产负债表有什么异同?”这个问题启发了我，学生对微观资产负债表大都比较熟悉，但对同样属于资产负债核算工具的宏观表了解甚微，尽管教材也讲得比较详细，但学生还是对关键知识点理解不深。后来在设计这个知识点的教学时，将这个问题作为小组讨论题，事先布置，要求学生先自学宏微观资产负债表的结构，再利用网络查找相关比较资料，然后参加小组讨论。在讨论时，大家互相评论，都没讲到的教师最后补充并在讨论后总结成文挂在电大在线课程页面下，学生对此兴趣很大，最后这个知识点未经面授课讲述，不仅在小组讨论中迎刃而解，而且还带动其他章节的如固定资产消耗等概念的深入理解，教学效果事半功倍。

“点”是指在组织小组讨论时，适时地点拨，点出问题所在，把学生的思维往研究的关键问题上靠，避免学生走弯路。

“收”是对学生的讨论研究成果及时归纳总结评述。

由于统计案例的精选，适时的引导，加上学生已有的实践知识，在小组讨论时，气氛活跃，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得到切实提高。

三、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的自我评价及完善

课程模式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不断的探索和完善。在以上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始终把全方位的教学反馈作为一种重要的手段来推动和完善改革，连续几届围绕该课程教学模式改革主题，对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主要想通这些调查来从总体上对教学模式改革进行自我评价，反馈并推动改革的逐步完善。

国民经济核算论文篇（4）

国民经济核算,简称国民核算,它是根据经济理论、通过一系列科学的核算原则和方法,把反映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基本指标有机地组织起来,将错综复杂的国民经济系统地描绘出来,从而提高人们认识和把握国民经济运行的能力。国民经济核算的目的是为经济行为监测、经济分析、国际比较、政策分析和制定以及宏观经济调控和管理服务。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是试图通过系统地规范概念、分类、核算原则、表现方式及逻辑关系,更好地实现对国民经济运行过程的统计描述。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在世界前两大核算体系MPS(国民经济平衡表体系)和SNA(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基础上吸收和利用,逐渐发展起来的。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前欧共体等五个国际组织联合制定的1993年版SNA正式出版之后,成为当今世界公认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1999年,国家统计局决定对《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进行修订。2002年12月国家统计局、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管理总局联合审定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这是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工作新的规范性文件。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是许多统计学家、经济学家和实际工作者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并不完美,在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理论与方法问题还需要花大力气进行研究、探讨。因此对国民经济核算进行研究,完善其方法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方法主要有国民经济账户方法、平衡法、矩阵模型方法、方程式方法和图解法等,其中国民经济账户方法是国民经济核算的根本方法,文中主要对国民经济账户方法和平衡法进行了初步介绍。

一、国民经济账户法

国民经济账户法是国民经济核算的根本方法,它是根据会计账户的基本原理来描述国民经济运行过程。该方法的复式记账和四式记账规则,遵循权责发生制原则,把每一笔交易的内容以相等的金额分别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对应账户的借方和贷方进行登录,并将这一系列账户连为整体,则构成国民经济账户体系。我国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由“基本核算表”和“国民经济账户”两大部分组成,它吸收了国际上先进的核算理论与方法,克服了传统核算体系的许多缺陷,使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功能大大加强。

基本核算表反映了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经济活动,描述其经济收支活动及相互关系。社会再生产核算表的主体部分包括:国内生产总值表、投入产出表、资金流量表、资产负债表和国际收支表,用以对社会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总体运行情况,进行全面、系统、综合的价值量核算。另外还有自然资源实物量核算表、人口资源与人力资本实物量核算表这两张附属表。这两张表是对基本表的扩展和补充,用于描述我国自然资源和资源资产、人口资源和人力资本的规模、结构与变动以及经济、资源和人口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党和政府制定、实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科学依据。这些表采用平衡表形式进行核算,从不同角度提供数据,适应国民经济宏观管理调控的需要。

国民经济账户以账户的形式对国民经济运行过程和结果进行描述。针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分别设置了不同的账户,即生产账户、收入分配及支出账户、资本账户、金融账户、资产负债账户和国外部门账户。它们建立在复式记账法的基础上,把基本核算表中的各种流量存量的基本指标采用收付式平衡表(或平衡账户)连接起来,形成一套系统地描述国民经济循环过程中各环节、各部门间内在联系的账户体系,其结构严谨、逻辑严密。

二、平衡法

国民经济运行和结构中的许多数量关系常用平衡法表示。运用恒等公式或数字表式将有关指标联系起来,以反映国民经济协调情况平衡比例关系的一种方法。基本平衡法通常有以下几种:

(一)收支对应法

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经常发生这样那样的收支活动,有货币收支、有实物收支,但都是收支对应、数量相等的。运用收支对应原则进行统计分析,则为收支对应法。通过该方法可以分析研究并解决国民经济运行中不同部门、地区以及单位之间的问题。

(二)增减余存法

增减余存法是研究不同时期变动的平衡方法。其数量关系为:期末结存-期初结存=本期净增加。式中期初期末是存量,净增加为流量,存量可以变为流量,流量可以变为存量。这种方法在国民经济动态核算中广泛运用,通过平衡关系式,对增加、减少的项目可以进行经济问题的分析。

(三)平衡推算法

平衡推算法是根据平衡规则,将与国民经济各部门、社会再生产各环节有联系的经济指标,通过平衡关系,从已知指标推算其他有关未知指标的推算方法。国民经济的基础与核心内容是国民经济社会再生产核算,即对生产量、分配量和使用量核算,而它们相互的来龙去脉和彼此之间存在着的相等和平衡关系,则可根据指标间的联系去推算其他有关指标。对于一些重要的国民经济核算指标,也常采用平衡推算法。国民收入的总量指标,可以由各生产部门逐级核算汇总,也可以利用平衡关系,进行全社会国民收入的直接匡算。对于上述的平衡法,可以用国民经济核算中的收付式平衡表、并列式平衡表等来表示。

三、结论

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是运用统计手段对国民经济运行过程的系统进行描述和说明,为经济行为监测、经济分析、国际比较、政策分析和制定以及宏观经济调控和管理服务,它揭示了国民经济系统的主要经济功能以及之间的联系。国民经济账户法和平衡法作为两种国民经济核算的常用方法,在我国国民经济核算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孙秋碧.国民经济核算及其总体模式研究[D].厦门大学,2000.

2、杨仲山.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模式的选择[J].财经问题研究,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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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仲山.国民经济核算方法论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01.

5、钱伯海.再论国民经济核算的平衡原则[J].经济与管理研究,1998(6).

6、管于华.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方法体系[J].南京经济学院学报,1998(6).

国民经济核算论文篇（5）

一、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与绿色GDP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被人类的接受,自然资源和环境问题受到全世界的普遍关注。以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出发点,将自然资源与环境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绿化”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绿色国民经济经济核算、构建绿色国民经济分析方法体系就成为研究热点。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即是在现有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上,考虑自然资源与环境因素,将经济活动中的自然资源耗减成本与环境污染代价予以扣除,进行资源、环境、经济综合核算,描述经济系统与资源环境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可持续发展的分析、决策和评价提供依据。为进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而确定的一整套理论方法即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又称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联合国有关文献使用的概念是System of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counting,缩写为SEEA)。

如同GDP是传统国民经济核算(SNA)的核心指标,绿色GDP则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绿色GDP是在对现行SNA中GDP进行修正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目前学术界对绿色GDP尚无一个权威的定义,但各种定义的根本原则是一致的,即它们都是在考虑了人类生产活动对自然资源的损耗和环境的破坏的基础上对GDP进行修正来定义绿色GDP。目前,国内较为一致的观点是:绿色GDP是在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基础上,扣除经济发展所引起的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损失代价后得到的一个总量指标,它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考虑了自然资源与环境因素以后的经济活动之最终成果。绿色GDP实质上代表了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绿色GDP占GDP的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越高,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保护和谐度越高,反之亦然。

在人们对绿色GDP的种种争议中,有四种观点值得特别关注,即绿色GDP万能论、绿色GDP迫切论、绿色GDP简单易行论和绿色GDP无用论。绿色GDP万能论的持有者认为绿色GDP是完美的、是万能的,他们把目前经济建设中产生的问题,归结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欠缺,认为只要进行了绿色GDP核算,就可以解决环境问题,就可以转变目前资源消耗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绿色GDP迫切论的持有者主张应尽快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并以其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首要指标,在短期内迅速以此来衡量经济运行情况和政府的能力。绿色GDP简单易行论的持有者认为绿色GDP这个指标能否计算只是资金投入的问题,只要政府肯投钱、研究人员肯出力,环境成本和资源损耗就能得到合理的量化。与绿色GDP万能论相反,绿色GDP无用论持有者认为绿色GDP没有什么用处,没有必要核算,根本不是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统计指标,对绿色GDP持有抵制的态度。

笔者认为,绿色GDP是在GDP的基础上考虑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的影响,是一种兼顾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保护的指标。其反映的是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追求的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是效率与速度的协调发展。从全世界的角度看,对绿色GDP进行了近40年的不懈探索,我国对绿色GDP的关注与研究也有20多年的历史,这本身就说明绿色GDP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必要性。此外,不少人把绿色GDP核算等同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认为只要有了绿色GDP就可以反映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实际上,就像GDP是国民经济核算的产物一样,绿色GDP来自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绿色GDP核算离不开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因此,应当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绿色GDP,即不能人为地夸大其作用,盲目崇拜,也不能消极地认为其无用甚至抵制,既不能轻言简单,也不能急于求成,应当充分认识到这是一个相当艰巨而又复杂的过程,需要不断地探索,不断完善其理论基础,积极稳妥地推进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发展。

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状况

(一)国外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联合国、各国政府、著名国际研究机构和学者一直为构建以“绿色GDP”为核心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着艰辛的探索。197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首先提出了“生态需求指标(ERI)”,试图利用该指标定量测算与反映经济增长对于资源环境的压力之间的对应关系。1972年托宾(James Tobin)和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提出净经济福利指标(Net Economic Welfare),将家务劳动价值、地下经济创造价值、闲暇以及环境成本考虑到GDP核算中。1973年日本政府提出净国民福利指标(Net National Welfare),主要是将环境污染列入考虑之中。1989年卢佩托等(Rober Repetoo)提出国内生产净值(Net Domestic Product,简称NDP),重点考虑了自然资源的耗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1990年世界银行资深经济学家戴利(Herman Daly)和科布(John B. Cobb)提出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并于1994年进行修改,该指标考虑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因素所造成的成本损失。1995年9月,世界银行首次向全球公布了用“扩展的财富”指标作为衡量全球或区域发展的新指标,“扩展的财富”由“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4大组要素构成。同年,世界银行提出了“真实储蓄率”(Genuine Saving)指标,真实储蓄率是从国内总储蓄中扣除人造资本、自然资源和环境折旧,它为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财富与发展水平的动态变化提供了更加有力的评判依据。

近年来,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在许多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西蒙等人(Simon,2000)的《绿色国民核算》就综合反映了绿色核算的最新成果。他从国民账户的历史出发,提出了绿色国民核算的方法、模型、构造与应用等。哈特维克(Hartwick,2000)的《国民经济核算与资本》分析了纳入环境资本后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账户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和经济方法的改进。巴特尔穆茨等人(Bartelmus,1998)的《环境核算的理论与实践》分析了国际收入与财富在资源环境方面的应用,提出了关于资源环境核算的框架、理论与方法。马肯亚等人(Markandya,1999)在《欧洲绿色国民核算――四国案例研究》中,根据荷兰、英国、德国、意大利四国绿色核算实践,对自然资源和污染物排放量的核算进行了研究。在上述理论推动和联合国、欧盟、世界银行、经合组织及多国政府的不懈努力下,目前已逐步形成若干重要的核算体系,包括:联合国等的《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缩写为SEEA)、美国亨利・佩斯金(Henry Peskin)教授的应用于菲律宾的《环境与自然核算项目》(缩写为ENRAP)、欧盟统计局的《欧洲环境的经济信息收集体系》(缩写为SERIEE )、荷兰统计局的《包括环境账户的国民核算矩阵体系》(缩写为NAMEA )。相比之下,当前比较权威的是SEEA核算体系。SEEA体系是惟一获得国际权威性机构认可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其统计上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且其卫星账户与总量指标相协调,该体系的编制方法已被20多个国家或地区采用。目前SEEA已经有了1993- SEEA , 2000-SEEA和2003-SEEA共3个出版物,它们分别标志着SEEA发展的不同阶段。1993- SEEA提供的是理论框架,2000-SEEA提供的是操作指南,2003-SEEA则是实践经验的总结,SEEA已从理论走向实践。但就目前来看,SEEA仍然处于研究过程中,其中一些内容至今还存在争论,有待于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随着对环境与资源问题的日益重视和对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核算方法研究的不断完善,一些国家在资源与环境核算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尝试。挪威、芬兰、德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瑞典、澳大利亚、日本、前苏联、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菲律宾、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印尼海地、萨尔瓦多、泰国、巴西等20多个国家的政府或研究机构开展了自然资源核算或环境核算理论、方法的研究与实施方案的探索和试验,目前探索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国家的数量呈上升趋势。

(二)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

我国关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的研究起步略晚,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目前,中国的环境资源核算研究大多分为环境污染损失核算研究和资源核算研究两个方面。对中国环境污染经济损失最早也比较全面的研究是过孝民、张慧勤于1984年开始主持的《公元2000年中国环境预测与对策研究》。该项研究在计量方法、数据处理、结果表述方面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被冠以“过――张模型”,该模型重在对污染损失的计量。1988年由李金昌主持进行了《自然资源核算及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课题研究,侧重探索将自然资源环境核算纳入国民经济体系的理论与方法。20世纪90年代初由金鉴明主持的“中国典型生态区生态破坏的经济损失”研究,在生态损失的计量研究上取得了进展,使得人们对中国生态破坏的经济损失有了一个大致的量化概念。

从国内的各学术研究机构来看,1988年受国际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展了“自然资源核算及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课题研究,首次尝试进行了关于自然资源核算的研究。1996-1999年,北京大学研究小组应用投入产出技术,提出可持续发展下的绿色核算,即对资源、环境、经济的综合核算,重点对核算模式、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探讨。2000年,北京市社会科学院设计了以绿色GDP为核心指标的核算体系,并以北京市为对象,系统地进行了1997年的环境质量和资源资产的经济价值和绿色GDP测算,得出在扣除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带来的损失后,北京市的绿色GDP为当年核算GDP的74.9% 。

在政府层面上,开展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的部门主要是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环保总局,做了大量的研究实践工作。2004年3月国家统计局与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启动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简称绿色CDP核算)研究》项目,开展环境污染核算研究工作,初步建立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并于2005年在北京、天津、重庆、河北、辽宁、浙江、安徽、广东、海南、四川10个省市启动了以环境核算和污染经济损失调查为内容的绿色GDP试点工作。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框架是依据《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和《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而建立的。《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侧重于对资源的核算,同时兼顾了环保支出与环境成本,主要对资源耗减价值核算、环境退化价值核算和资源管理与环境保护支出核算进行研究。《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侧重于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实物量与价值量核算以及环境保护成本的核算。基于环境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是一份可以为全国及局部地区进行环境核算提供具体指导的框架性指南,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在上述两个核算体系框架的基础上,完整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分为自然资源耗减成本核算和环境退化成本核算两部分,其中环境退化成本包括环境污染损失和生态破坏损失。自然资源耗减成本核算具体包括耕地资源、矿物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渔业资源等五大类;环境污染损失具体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固体污染等三大类。

2006年9月,国家统计局与国家环保总局联手首次正式了《中国绿色GDP核算报告2004》。报告指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 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该报告是第一份基于全国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的环境污染核算报告,是迄今为止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最新、最权威的研究结果,标志着中国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不过,由于部门局限和技术限制,此次核算未包含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中的生态破坏成本,只是计算了部分环境污染损失,一个完整的绿色GDP还需要更为艰苦的工作。

考察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国外的研究起步较早,理论较为完善,国内的研究尚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有待在指标体系的构建和配套机制的完善上加强研究和规范。二是国外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成果尽管丰富,但相当多的指标体系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在具体的实施上需要有所发展。三是从指标构建来看,各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内容虽不相同,但指标构建方向都是社会、环境、经济可持续发展体系。四是核算方法总体上讲侧重于实物核算,价值核算由于涉及内容的复杂性,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核算方法的多种多样,导致了计算结果难以统一,相互间的可比性差。五是从目前国际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践经验和效果看,虽然在具体核算项目选择、定价方法和评价有效性方面各有千秋,但普遍存在具体核算过程的实现和核算精度受数据资料基础约束的问题,而且往往编算范围越宽泛,这种影响越突出。总体来看,由于绿色GDP在数据获取和核算方法上存在很多困难,目前国际上还没有形成一套国际公认的绿色GDP核算制度,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计算出完整的绿色GDP数据。目前,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仍然是一个充满探索、实验的研究领域。

三、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面临的问题

(一)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研究还需进一步加强

目前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基本上处于对国际成果的跟踪状态,还不能全面、系统地把握整个SEEA(2003)所提供的理论与方法。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和《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初步构筑了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框架与基础,但它们对实际数据测算工作的理论支持和指导程度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面临很多技术挑战

一是资源环境的产权划分难以实现。除了已探明、确定归属的自然资源,大量的自然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的产权归属确定十分困难。二是资源环境的定价较为困难。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关键点就是资源和环境的价值计量,资源和环境大多数无法从市场价格中寻找参照,而目前所提出的各种估算方法还难以形成统一的、举世公认的标准。三是资源环境损失与经济发展缺乏同步性。通常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直接环境损失人们往往能够计算,但却很难预料到间接的后果和长期的损失。四是按地域扣减资源环境损失很难实现。由于环境污染具有“开放性”,当环境损耗跨地区时,无法确定该损耗的具体归属。

(三)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数据基础薄弱

资源和环境的统计指标体系和调查渠道还不健全,资源耗减和环境退化的核算资料主要靠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广泛设立网络式检测站点直接进行测量来取得原始数据,这就使得有些资料难以全面采集,有些数据的采集成本非常昂贵,数据的可得性和准确性存在很大的缺陷。

(四)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制度安排基本空白

一是环境法规、统计法规的不完善,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有关的环境统计规划、统计制度和统计标准还未出台,导致统计的不完整和不精确。二是评价标准的不完善,资源环境核算本身就极具复杂性,而我国还没有建立针对资源环境核算的工作规程、制定评价和评审的标准。

四、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完善和发展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研究和实践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合作与努力。

(一)加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完善资源环境成本的核算方法

加强对森林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等地上资源耗减的估价方法研究,实现宏观耗减核算与微观企业耗减核算工作一体化。目前对环境损失的估价方法都具有很强的个案性和特殊性,应进一步探讨模型化、标准化的评估方法。加强对生态成本计量和评估研究,使其研究成果能够应用到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实践领域中。

(二)建立绿色会计制度,完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微观基础

会计核算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微观基础,借鉴国外经验,加速我国绿色会计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建立科学合理、系统完整并符合国情的企业绿色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建立完整的绿色会计信息系统和企业绿色报告信息披露制度,设计与制定具有操作性的绿色会计准则。

(三)建立环境资源核算指标体系和数据采集系统

从反映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环境污染等角度建立起一套科学、完整的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统一统计调查方法,完善统计报表制度,对核算口径、核算方法、数据质量提出明确、具体的要求和标准,相关部门建立必要的数据信息交换机制,为后续研究和核算工作的开展提供技术和数据保证。

(四)加强合作与交流

搭建相关部门统一的工作平台,下设若干核算专题小组,在统一协调部署下,共同制定工作方案和目标,负责组织试点和实施工作。继续加强国际合作,从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统计能力等实际情况出发,借鉴国外的经验,采用适合我国实际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方法。

综上所述,我国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任重道远,应坚持科学性、理论性、前瞻性和适用性原则,以联合国SEEA2003为指南,加快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方法研究和制度建设,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主要参考文献】

[1] 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研究课题组.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第一版本)[S].2004.

[2] 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研究课题组.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第一版本)[S].2004.

[3] 潘岳,等.建立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国际研讨会论文集[A].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

[4] 朱启贵.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论[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5] 吴优.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发展及其思考[J].统计研究,2005(9).

[6] 耿建新,等.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框架及其评价[J].城市发展研究,2006(4).

国民经济核算论文篇（6）

生态环境经济核算既是理论．又是实践。只有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相互促进，才能不断推动其向前发展。

1．我国生态环境经济核算研究现状

中国开展生态环境经济核算研究始于2O世纪80年代。1988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开展了“自然资源核算及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课题研究。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后，我国政府于1994年正式批准《中国21世纪议程》，强调要建立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之后，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组织开展了一系列课题研究：①完成了“中国典型生态区生态破坏经济损失及其计算方法”的研究，该研究应用了生态定位站的长期观测数据，结合了一些实地调查资料；②与世界银行合作，采用世界银行“真实储蓄率”的概念，开展了真实储蓄率的核算，并在山东烟台和福建三明两市进行了试点；2000年开始，与世界银行合作，开展了中国环境污染损失评估方法研究；2003年开始，与国家信息中心合作，开展了建立国家中长期环境经济模拟系统研究以及环境经济投入产出核算表：2004年，开展了国家“十五”科技攻关课题《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研究》的研究。国家统计局组织开展的项目有：①提出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年文本)．新设置了附属账户——自然资源实物量核算表，制定了核算方案，试编了2000年全国土地、森林、矿产、水资源实物量表；②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国家林业局、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共同参加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课题；③与挪威统计局合作，编制了1987、1995、1997年中国能源生产与使用账户，测算了中国八种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并利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并预测未来20年中国能源使用、大气排放趋势；④在黑龙江省、重庆市、海南省分别进行了水、工业污染、森林、环境保护支出等项目的核算试点：⑤组织翻译出版了联合国《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手册一2003》；⑥正在进行森林资源核算及纳入绿色GDP核算的研究和污染物实物核算、环境损失价值量核算研究工作。此外，2004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主持召开了“建立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国际研讨会”，出版了论文集。到目前为止，已出版的关于环境经济综合核算的主要著作有《可持续发展下的绿色核算》——资源一经济一环境综合核算》、《绿色投入产出核算——理论与应用》、《环境经济与环境经济核算》、《绿色GDP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大趋势》、《环境核算体系研究》、《环境经济综合核算的理论与实践》、《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方法研究》、《绿色核算》、《绿色GDP核算的理论与方法》等。

(1)SNA及其附属卫星账户SEEA的介绍和认识方面的研究。

这部分研究主要是在联合国1993版SNA及2000版、2003版SEEA公布之后，学者们对这一新鲜事物进行了分析解读。高敏雪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和测度论述实行环境经济综合核算的重要意义．认为环境经济核算实质是有关环境与经济关系的核算ll3l。雷明、张东光、张建华对SNA和SEEA给予比较和评述，肯定了SEEA的重大意义。向书坚介绍了包含环境账户的国民经济核算矩阵(NAMEA)，并将其与SEEA进行比较，提出了完善NAMEA的思路。许宪春、刘红艳、陈杏根、李静江等对SEEA的基本框架、估价方法、实施途径和数据保障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2)我国绿色GDP(EDP)核算理论问题探索。

首先是EDP核算理论问题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以杨缅昆在《统计研究》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及其相关争论最为引人注目。杨缅昆对一些学者将环保部门创造的增加值从GDP中剔除出去的主张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商榷，并对研究绿色GDP时缺乏理论支持，对只是热衷于开“菜单”调整GDP的做法不大满意_15I，对环境退化核算提出了理论模型。杨缅昆、刘树和许秋起、杨灿还就EDP核算中资源价值是否进入产品、资源价值应否计算中间消耗、资源价值在EDP核算中如何处理等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讨论。廖明球区分了GDP绿化和绿色GDP，认为计算绿色GDP就是在GDP基础上扣除非生产经济资产的耗减和非生产自然资产的降级。其次是关于我国绿色GDP核算框架构建的研究。张东光构建了我国环境一经济一体化核算框架．建立了包含环境因素的生产账户。钟兆修分析了城市绿色GDP的两种核算模式(封闭式和开放式)，开创性探讨了开放式绿色GDP核算问题。

周景博认为中国对SEEA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水平都有待提高，对SEEA实施步骤及其在中国实现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㈣。雷明在SEEA通用框架基础上．围绕中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特征．结合国内有关研究，提出了中国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CSEEA)框架。

(3)环境经济核算方法与实现途径的研究。

环境经济核算主要思路有：体现“压力一影响一反应”框架的环境经济统计指标体系、立足资源存量及其动态变化描述的自然资源账户、投入产出模式下的环境经济实物核算、以EDP估算为中心的环境经济核算体系和着眼环境保护活动的实物和货币核算。这些核算思路在实践中各有难点．需要经济学家、统计学家、环境、生态学者的共同努力。在绿色GDP核算中主要涉及到自然资源耗减价值和环境降级损失的估算问题。

王永瑜就目前理论界争论较多的资源耗减价值的归属问题进行了考察和澄清，并建立了资源耗减价格模型。谢诗芬在绿色GDP核算中应遵循公允价值计量原则，提出公允价值计量是绿色GDP和环境会计核算中最重要的计量方法。此外，一些学者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评估方法进行了探讨。

(4)基于森林的绿色GDP核算的研究

李忠魁等对北京市森林资源价值进行了估算，结果认为北京市森林资源总价值为2313．37亿元。其中林地价值20．8亿元．林木及产出价值159．16亿元．环境服务价值2l19．88亿元，社会效益价值13．53亿元[191。姜恩来等对海南省森林资源价值进行了评价，结论为海南省森林资源的存量价值为325．90亿元。此外，杜丽娟等对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森林资源价值进行了核算；牛继宗等对山东省森林资源价值进行了估算；沈炜等对黑龙江省友好林业局森林价值进行了核算。聂华对森林资源价值纳入国民经济核算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较深人的探讨。曹克瑜提出了将森林资源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基本思路、数据来源及实现途径，特别指出其实现途径可有两种：纳入GDP核算和纳入资产负债核算。张颖综合借鉴了已取得的成果，计算出了我国2002年基于森林的绿色GDP数值。

2．我国生态环境经济核算实践情况

我国学者对环境经济核算的实践研究不断深入，至今已开展了北京、山东、黑龙江、山西、海南、重庆以及其他区域性的实践研究。如张军涛估算了鄱阳湖湿地生态环境损失价值．结果达29．6l亿元：王舒曼估算了江苏省大气资源的价值，并以此对GDP进行修正；王德发试算了上海工业绿色增加值：段志刚等编制了北京市社会核算矩阵。现以重庆的工业污染核算、张掖环境经济核算、宁夏基于环境的投入产出核算和海南森林资源核算为代表予以介绍。

(1)重庆市基于工业污染的绿色GDP核算。

秦瑶、陆昕的研究成果展示了重庆市工业污染环境核算实践[201。他们采用治污成本作为环境降级成本核算基于工业污染的绿色GDP，基本思路是：以工业污染的实物量核算为基础，通过环保支出调查确定工业“三废”治理成本。一方面就当年实际处理的工业“三废”核算实际降级成本，另一方面就未处理量核算虚拟降级成本，进而根据环境降级成本GDP进行调整。重庆市基于工业污染的绿色GDP核算为老工业基地的工业环保核算提供了一种从污染物治理视角出发的核算思路。

(2)宁夏地区绿色投入产出核算。

雷明、胡宜朝应用绿色投入产出核算技术，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背景，编制出了宁夏地区1992年和1997年绿色投入产出表l2l_。该表的结构框架中包含8个能源产业部门及35个其他非能源产业部门共43个传统产业部门、3种能源(煤炭资源、石油资源和天然气资源)使用和3种污染物(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排放、3个资源恢复部门和3个污染治理部门。结果发现，1992年宁夏煤、石油、天然气资源动用量分别为当年资源生产量的1．86倍、3．05倍、1．91倍。并得出1992年和1997年三种能源完全消耗系数、资源恢复贡献、三种污染物直接排放(产生)量和完全排放(产生)量前15个行业排名。

(3)张掖市环境经济综合核算。

陈东景在其博士论文中以联合国SEEA理论为指导，以我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干流中游的张掖市为研究区域．从而将环境经济综合核算理论首次应用于我国内陆河流域。该成果建立了张掖市2000年的以水资源核算和环境污染核算为重点的环境经济综合核算账户，并构建了环境经济综合模型。结果发现：2000年张掖市环境保护的总支出额为4682．5万元，主要发生在“三废”治理上：经过环境调整的净国内生产总值(EDP)为50．87亿元，比传统净国内生产总值(NDP)减少了8．43％；该市煤炭、水资源、土壤侵蚀和环境污染的环境总成本为4．681亿元，其中水资源过度使用的成本为1．9793亿元，煤炭的枯竭成本为1．3356亿元，环境维护成本为0．7379亿元。

(4)海南省森林资源与经济的综合核算。

海南省地处热带．森林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越。中国林科院、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组织对海南省森林资源进行了全面核算。核算内容包括森林资源实物量核算、热带森林资源价格研究、森林资源价值量核算以及森林资源纳入国民经济核算。项目编制出了1995—2000年海南森林资源实物量变动核算表、海南森林资源价值型核算表、海南绿色GDP森林核算表、资产负债森林表和国家财富森林表。

3．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综观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生态环境的经济核算研究已引起理论界和实践界的高度关注，其理论和方法也在日趋完善．但环境经济核算作为一个前沿和富有生命力的课题，还有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研究。

(1)资源与环境价值理论有待完善。

目前环境估价理论尚没有统一，价值来源、价值确定方法、价值模型没有规范且争论较大。资源价值的实质还不明确．这成为实施生态环境经济核算的一大障碍。

(2)生态环境的会计、专业统计与环境经济核算的协调统一研究有待加强。

国民经济核算论文篇（7）

1国民经济核算的含义和功能

1．1国民经济核算的含义

国民经济核算是运用统计指标及其体系，对一定范围和一定时间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与利用所进行的计量；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所进行的计量；对经济运行中形成的总量、速度、比例、效益所进行的计量等。广义来讲，国民经济核算包括统计核算、 会计 核算、业务核算，它们相辅相成。分工协作，有机地组成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狭义来讲，国民经济核算仅指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核算。

国民经济核算的目的是为经济行为监测、经济分析、国际比较、政策分析和制定以及宏观经济调控和管理服务。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是试图通过系统地规范概念、分类、核算原则、表现方式及逻辑关系，更好地实现对国民经济运行过程的统计描述。

1．2国民经济核算的功能

作为国民经济统计方法，国民经济核算对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和微观经济决策都具有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国民经济核算能够有效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国民经济核算通过一系列 科学 的核算原则和方法把描述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的基本指标有机地组织起来，采用大量信息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计划、决策的确定和执行起着重要的咨询、服务与监督作用。其次，国民经济核算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依据。国民经济核算提供了关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系统数据，是制定宏观经济管理所需规划、计划和政策的重要依据。国民经济核算所提供的有关生产、收入分配、消费、投资等方面的基础数据，为宏观经济管理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以及财政政策、 金融 政策、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再次，国民经济核算是微观决策的重要依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发展 ， 企业 和个人对生产、消费和投资决策的需求增强，国民经济核算部门能否提供准确和丰富的国民经济核算信息直接影响到决策的科学性。通过对各种不同类型经济统计的基本概念、基本分类和指标设置提出统一要求，国民经济核算使得这些经济统计在满足其要求的同时，实现彼此之间的相互衔接，使整个经济统计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2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方法

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国民生产总值(GNP)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指标，两者都是核算社会生产成果和反映宏观经济的总量指标，只是计算口径不同。国内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反映所有常住单位生产活动成果的指标。国民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的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实际收到的原始收入价值的总和。国民生产总值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加上本国常住单位从国外得到的净要索收入计算取得。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的是创造的增加值，而后者强调的是获得的原始收入。一般来说，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两者相差数额不大，除非某个国家在国外有大量的投资和大批劳动力，该国的同民生产总值可能会大于国内生产总值。

在实际核算中，国内生产总值有3种计算方法，即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3种方法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生产法是从货物和服务活动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总产品人手，剔除生产过程中投入的中间产品价值，得到新增价值的方法。核算公式为：增加值=总产出一中间投入。收入法也称分配法，是从生产过程创造的收入角度对常住单位的生产活动成果进行核算。核算公式为：增加值=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支出法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用于最终消费的资本形成总额以及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总额，它反映本期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使用及构成。支出法是从最终使用角度来反映国内生产总值最终去向的一种方法。核算公式为：增加值=总消费+总投资+出口一进口一国内生产总值。

3我国国民 经济 核算方法评析

3．1各种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的评价

以上3种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无论是从生产，收入(分配)和支出的哪一个角度核算，理论上结果都应该是一致的。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资料来源不同， 计算 结果会出现某些差异，这种差异称之为统计误差，而在统计学上。是允许出现一定范围内的统计误差的。根据资料的来源情况，目前在国内生产总值的3种计算方法中采用收入法的国家较多，其实3种方法可以同时并用，相互验证。对目前由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等构成的体系应从以下两方面来认识。

首先，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巨大的方法库。国民经济核算乃至整个统计，除本身自成体系形成一套独特的方法体系外。对于经济研究也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论。国民经济指标在各层次问、各部门间的数量关系透视了社会经济的各种关系。具体说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微观经济原理与宏观经济理论相结合，综合运用统计、 会计 和数学方法，系统地测算某一时期内一国(地区、部门)的各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包括这些活动的结果，各种重要的总量指标及有关的组成要素。其次，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宏大的信息库或资料库。国民经济核算创立了一个基于大量经济分析水平之上的系统数据库，这些经济分析包括不同经济活动类型的分析、通货膨胀分析、经济结构分析、增长分析，特别是用于各国之间的比较。

国民经济核算论文篇（8）

一、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贡献

从1953年SNA到1968年SNA、再到1993年SNA，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不断发展和完善。现行国民经济核算是以整个国民经济或社会再生产为对象的宏观核算，是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有效工具：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对国民经济运行或社会再生产过程进行全面、系统的计算、测定和描述的宏观经济信息系统，是整个经济信息系统的核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在理论与方法研究、制度建设、数据提供上取得了许多业绩，为社会繁荣和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宏观经济方面，国民经济核算通过一系列科学的核算原则、核算方法、核算指标来描述国民经济运行过程，提供了关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系统、详细的数据，为党和政府提供了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年度计划和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在国际关系方面，国民经济核算数据是裁定我国应该承担的国际义务和应享受的优惠待遇的重要参考标准；在企业决策方面，国民经济核算为企业选择投资方向、进行投资决策提供了导向作用：在社会生活方面，国民经济核算反映了居民生活的数量和质量水平，也为居民进行生产、消费和投资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虽然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取得了较好的业绩，为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不可否认，随着现实经济社会生活的演进，现行国民经济核算还存在着许多新问题，有些地方仍然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面临诸多挑战，必须不断地进行改革和发展、完善和创新，充分发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二、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主要缺陷

朱之鑫曾在全国统计局长会议上用“三个不适应”来概括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的局限：一是不适应党政领导部门的决策需要；二是不适应社会公众了解国情、认识形势的需要；三是不适应对外交流的需要。这些不适应是由于国民经济核算的局限性造成的，具体表现在：

第一，国民经济核算的全面性日益受到挑战

1、忽视对环境和自然资源因素的核算。传统国民经济核算是以GDP为中心的核算，但在环境和自然资源核算方面日益显现其局限性。一是夸大了以国内生产总值为代表的经济增长率：二是没有测算作为未来生产潜力的自然资本的耗损贬值和环境退化所造成的损失，未能将环境和自然资源真正纳入国民资产负债核算中；三是因过度追求物质财富的增加，而损毁了经济社会赖以发展的资源基础和生态环境条件，使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难以为继。

2、忽视对人力资本的核算。人力资本是指凝结在人体中的知识与技能的存量总和。人是生产力中最能动、最本质的因素，人力资源构成一国可利用的人力生产力的总体，人力资本是人力资源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它具有资本的基本属性，是投资的结果，能够带来收益。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社会进步的决定因素，而且对于现代经济来说，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但现行国民经济核算只将教育支出中用于校舍等固定资产的部分作为投资，而将用在教师工资、图书购置等方面的开支不作资本处理；此外，人们用于健康等方面的支出，也未计为人力资本投资，因此在有关经济增长因素的核算与分析中，人力资本作用与贡献的核算，也就成为未来国民核算领域有待进一步加强的新内容。

3、忽视对科技因素的核算。全社会科技投入是反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科技活动状况的重要标志，是制定国家和地方科技政策和发展规划、进行宏观管理的基本依据，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正与日俱增，对我国科技投入与产出进行科学、准确的测定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具有紧迫性和新颖性。但传统国民经济核算除了在R&D核算及科技成果产出的直接核算方面取得进展外，在诸如如何深入描述科技活动与经济活动问的内在关系与规律，以及如何准确测度知识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等方面难以满足政府决策分析的需要。

4、忽视对地下经济的核算。地下经济又称隐性经济，目前经济学界尚未对其概念及核算范围形成公认的解释，一般认为地下经济是指以盈利为目的的、非法的、逃避纳税和政府监督的经济行为。联合于1993年推出新SNA时，正式提出各国应尽可能将地下经济活动纳入国民经济核算范围之内。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地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成分已在逐渐上升，地下经济已渗透到各个经济领域，成为我国较为棘手的经济问题之一，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将逐渐扩大，虽然近几年我国一些经济和统计工作者已经开始涉足于这一领域，但还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地下经济核算领域尚属空白。

在资金流量核算方面，忽视对金融虚拟经济的核算。虚拟经济的概念至今没有统一的认识，较权威的观点是将虚拟经济看作是一种经济的运行方式和运行模式如成思危认为，虚拟经济是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一种经济活动模式，是指与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货币资本不经过实体经济循环就可以取得盈利，即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刘骏民认为，虚拟经济是指与虚拟资本运动有关的金融活动，经济系统是一个价值体系，由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组成，虚拟经济是心理支撑的价格系统，实体经济是成本支撑的价格系统。我国虚拟经济发展目前还仅仅处于初级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非常欠缺驾驭虚拟经济的经验。研究虚拟经济非常需要规范虚拟经济的内涵，界定统计范围，但目前国际上通行的SNA统计核算体系中虚拟经济统计核算体系仍然是一片空白因此，构建我国与国际统计核算体系一致、遵循国际统计核算原则、与SNA衔接的虚拟经济统计核算体系迫在眉睫。

第二，国民经济核算的及时性、可比性较差。

及时性是指统计核算工作要讲求时效，在规定的时间完成统计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和上报的任务，及时满足各部门对统计资料的要求。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坚持及时性，一是要求及时收集核算信息：二是要求对核算信息及时进行加工处理，及时编制报表；三是要求及时传递核算信息，将编制的报表传递给使用者。在时效性方面，由于我国尚未建立分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因而不能提供有关每一个季度当季的国民经济变动趋势的数据，不能适应政府和社会公众及时了解经济运行情况的需求，而且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对外也不够及时，核算数据的收集、整理、周期长，不能满足各方面研究的需要。

可比性是指统计核算必须符合国家或国际的统一规定，提供相关可比的统计核算资料。可比性要求统计核算按照国家统一的核算方法、统一的核算原则、统一的指标口径进行核算，使所有核算单位的统计核算都建立在相应可比的基础上，从而使所有核算单位提供的统计核算资料能够相互比较，便于分析、汇总。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可比性较差表现在：其一，由于我国的不变价核算方法尚不完善，还没有提供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及其产业部门和最终使用结构数据，因而不能很好地适应党和政府具体地了解不同年度之间可比的经济总量规模和结构变动情况以及国民经济价格总水平的变动情况；其二，由于我国不同地区之间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数据的准确程度不同，地区汇总数据与国家数据之间的差距较大，因而不能很好地适应党和政府准确地了解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的差距；其三，核算体系中指标的不完全可对比性，不能很好地适应对外交流工作的需要，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分类较粗、指标体系不健全、某些计算方法存在不可比性，因而还不能很好地满足向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提供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要求。

第三，国民经济核算的服务意识淡薄。

受传统服务观念的影响，我国国民经济核算部门对社会公众服务的意识很差。比如，国民经济核算各种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较复杂，除非是核算界专业人士，普通民众很难理解，这给国民经济核算知识普及和工作实践带来障碍；对社会数据的时效性和完整性重视不够，对国民经济核算概念、方法、指标口径及其调整、变化宣传解释不够，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公众对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和准确理解这些数据的需要；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际社会也需要了解我国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在这方面我们重视不够。

三、构建国民经济大核算体系以应对挑战

面对上述挑战，国民经济核算有必要进行变革，在理论、方法和实践上做进一步的改革与创新而建立国民经济大核算体系就是要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按照统一规范的概念和标准，把原本属于不同领域的核算体系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内容更为丰富、具有更高层次、可以为可持续发展服务的核算体系，它涉及到国民经济核算、社会人口核算、科学技术核算以及环境生态核算等众多领域。

国民经济核算论文篇（9）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框架和方法学为基础，借鉴经济学特别是其分支学科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通过科学、系统、全面反映资源环境与经济体系之间的联系，来实现对真实经济成就的客观评价的一种新的制度安排。

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根基是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经济活动的增长及其结果是经济学的经典命题，国民经济核算在创立之初就以正确反映经济增长的过程和结果为目的，由此形成了相互联系的存量核算和流量核算。经济学理论在不断发展，核算理论和方法也在不断进步，但显然，以经济学理论为根基的核算理论的发展必然要滞后于前者。尤其是在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得到普遍肯定和应用之后，在新的经济思想尚未得到验证和公认时，一般不会轻易对制度进行迅速的调整。这样，在国民经济核算的发展相对成熟之后，其演进的速度反而慢了下来，并且，对国民经济核算的改进，特别是较重大的改进也会采取试验性的、局部的方式，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就是这样的一种演进。因此，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与国民经济核算实际上都是以经济学基础理论为理论背景，但对新的经济学理论的接受和采纳程度不一样，导致二者理论基础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更多地吸纳了经济学理论的较新进展，体现了相对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核算理论基础创新。

一、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流量核算上的创新

经济流量反映一定时期内所有经济活动的变化的价值数量。从诞生之初，国民经济核算就对流量分析非常重视，并逐渐形成了以GDP为中心的流量核算。正确反映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增长的过程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永恒的主题。对所有国家，特别是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来讲，经济增长也都是发展的第一要务，这是毋庸置疑的。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本积累，并认为经济增长是一种暂时现象，二战之后，经济学家构建了包括资本、劳动和技术三个要素的国民生产函数，并有效地证明了增长过程并非必然是不稳定的，技术会提升生产函数的水平，从而在其他生产要素投入规模效益递减的情况下实现持续的增长，导致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技术创新的备受关注；对技术的探索进一步推动了对承载着较好的知识和技能的人力资本的关注，使教育和技能培训成为新的核心增长要素。60年代之后，世界范围的环境保护运动开始兴起，自然资源耗减与生态环境破坏问题提醒经济增长面临资源环境的硬约束，自然资本或环境资本从此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之一。在增长理论的演进过程中，至少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并确实促成了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理论创新。

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存量核算上的创新

国民经济核算论文篇（10）

研究方向：国民经济核算与分析、国民经济理论与政策、可持续发展、公共经济等。

主要著作：《可持续发展评估》、《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论》、《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等。

摘要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国家宏观决策和管理的重要依据，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发展观决定一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及其运行模式，发展观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取得较大进步，但与SNA-2008相比还存在差距。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立足国情，借鉴国际理论与经验，改革与完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满足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需要。

关键词 科学发展观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可持续发展

发展观演进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变革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20世纪经济学领域乃至人类社会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迄今为止，有6位学者因在国民经济核算研究领域的杰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有3位学者因应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研究经济问题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①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有两层涵义：第一，它以经济理论为基础，确立一系列核算概念、定义和核算原则，制定一套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的指标体系、分类标准和核算方法以及相应的表现形式，形成一套逻辑一致和结构完整的核算标准和规范。第二，它遵循国民经济核算标准和规范对国民经济进行核算的结果，是一整套国民经济核算资料。它通过国民经济统计指标体系数据，系统地反映从生产、分配到交换、使用的经济循环的全过程，以及各部门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联系，因而是国家宏观经济决策和调控的重要依据。历史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推荐两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一是国民经济账户体系（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SNA），它建立在市场经济理论基础上，为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与管理服务。二是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The Material Product System，MPS），它为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管理服务。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计划经济国家纷纷转向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尤其是苏联解体和经互会（The Council of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CMEA）解散，MPS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和发展的空间，逐步走向消亡。因此，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国际一体化局面形成。目前，除了古巴和朝鲜，世界各国均实行了SNA模式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纵观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发展观决定一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及其运行模式，发展观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随着发展观的演进，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也不断创新发展，从而形成了四个版本的SNA，即SNA-1953、SNA-1968、SNA-1993和SNA-2008。

SNA-1953适应经济增长观需要。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其战略目标是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民收入的增长。经济增长观认为：GNP的提高可以自动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最终消除贫困现象；经济增长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社会的民主化；经济增长了，就有了平均分配的前提，社会的其他目标也就自然会实现。因此，增长的根本任务就是尽快提高GNP水平及其增长率，GNP或人均GNP及其增长率等指标就是度量一个国家发展的主要标准。

SNA-1968适应社会发展观需要。进入1970年代后，人们开始对经济增长观的各种弊端以及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全面反思，认为经济增长观忽视了社会发展的其他方面，对人的其他社会福利方面未予以足够的重视。社会发展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是经济、科技、社会和个人的全面综合及协调的发展过程。这就是社会全面、多元的发展观。SNA-1968在两个方面得到发展：一是国民经济账户的精心设计和开发；二是建立总量分解的经济模型，为经济分析和政策服务。主要表现是：引入投入产出核算、资金流量核算、国际收支核算和资产负债及国民财富核算，并辅助于研究与试验发展（R&D）核算、社会核算矩阵等，从总体上满足了社会发展观的需要，提供了度量社会发展的社会指标体系。

SNA-1993适应可持续发展观需要。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倡和普及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展观的最重要进步。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人类必须致力于：第一，消除贫困和实现适度的经济增长；第二，控制人口和开发人力资源；第三，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尽量延长资源的可供给年限，不断开辟新的能源和其他资源；第四，保护环境和维护生态平衡；第五，满足就业和生活的基本需求，建立公平的分配原则；第六，推动技术进步和对于危险的有效控制。在可持续性、共同性和公正性原则下，同时实现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SNA-1993不仅框架内容有较大变化，而且更新了一些概念和术语，以满足可持续发展观的需要。其创新与发展主要表现在：第一，以经济核算为中心，建立环境核算卫星（附属）账户体系；第二，增加对人类福利的影响要素的核算与分析；第三，强调对非正规经济的核算。

SNA-2008适应包容性增长观需要。包容性增长为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其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它涉及平等与公平的问题，包括可衡量的标准和更多的无形因素。它寻求的是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包容性增长观下，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第40届会议于2009年2月SNA-2008。②SNA-2008的变化是为了与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变、方法论研究的改进和用户的需要更加协调一致：结构上的变化，满足了新经济环境的需要；各种议题和核算内容的调整，吸收了方法研究的进展；与其他国际统计手册的协调及SNA-2008在全球执行力的加强，保证了更好地与用户需求之间的衔接。SNA-2008对SNA-1993作重大修订的44个核心议题，几乎贯穿了SNA的所有内容，但主要集中于政府和公共部门、非金融资产、金融服务和金融工具、国际收支等问题上。它更加关注政府公共服务活动、资产、金融服务和国际经济活动，强调对国民经济账户的拓展应用，新增加的内容基本都是以国民经济账户为基础，扩展在新经济环境和重要核算问题上的应用。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适应不同经济体制下宏观经济调控与管理的需要，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中国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MPS模式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在苏联的帮助下，开始按照MPS模式建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1954年开始，国家统计局按照MPS模式开展国民收入的生产、分配、消费和积累核算，提供了一系列国民经济总量指标以及国民收入积累率等重要资料，服务于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结束后，国民经济核算工作陆续恢复，但并未完整地实现MPS，而是根据当时的需要，有重点地采用了一些内容。因此，这一阶段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不系统、不全面的，随着经济体制的发展变化，它的缺陷也日益突出。

MPS与SNA混合模式阶段。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需要，在继续实行MPS的同时，我国从1984年开始着手建立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国家统计局于1985年第一次统计核算SNA中的综合性指标GNP。1992年推出《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在这套方案中，MPS内容仍然占有相当的位置，表现为两种模式混合的特征，重要原因在于当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还没有实现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变革，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不能放弃MPS。③

SNA模式阶段。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采用SNA模式的原因有三个：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使MPS失去了生存的条件；第二，MPS不适应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第三，MPS的通用性与国际比较性日趋淡化直至消亡。1993年，联合国通过决议在全球范围内通用SNA。为了适应这种形势的变化，中国于2003年颁布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④它在结构上反映了国民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在内容上涵盖了国民经济运行的主要环节和方面，在操作上基本满足了经济转轨时期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

60多年的发展历程表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制定国民经济规划、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及对外经济政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宏观经济管理和决策提供了依据。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科学发展

虽然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与SNA-2008相比，与发达国家相比，与政府管理部门、社会公众和国际社会日益增长的需求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特别是不适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因此，我们要立足国情，借鉴国际理论与经验，完善与发展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满足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需要。

建立绿色经济核算，支撑绿色低碳发展。2012年6月，联合国召开了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峰会），共有近130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5万多名代表参加。如此大规模、高级别的国际会议，说明可持续发展确实是关系到人类生存前景的重大命题。《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必须增强危机意识，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要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必须将自然资源和环境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第一，加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方法研究，提高国民经济核算理论水平。第二，建立绿色会计、审计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夯实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基础。第三，建立健全绿色法律法规，保障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制度的运行。第四，改革与发展资源环境统计方法与制度，建立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第五，加强宣传与教育工作，提升社会对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认识水平。第六，加强国际合作，借鉴国际先进经验。联合国2012年了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的中心框架，⑤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工作提供指南。第七，加快绿色GDP核算的试点工作，推进绿色GDP核算工作的进程。 综上所述，我国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科学性、理论性、前瞻性和适用性为原则，加快绿色GDP核算理论与方法研究和制度建设。在理论与方法上，科学估价自然资源与环境的价值；建立绿色GDP核算账户体系和绿色经济指标体系；修正现行的经济分析理论与方法，构建国民经济运行监测预警系统。在政策与法规上，制定绿色统计、会计和审计的准则、制度和法规，为绿色GDP核算理论与方法的应用创造良好的条件。在实践上，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绿色GDP核算工作，加快绿色GDP核算的基础工作建设，逐步积累经验，不断完善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方法和制度，既落实科学发展观，又提升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国际地位。

健全能源核算，推进节能减排。能源在经济发展中起到基础性的作用。能源统计核算数据既能满足国家能源安全的监测、能源产业发展和节能技术推广的计划、环境统计、经济决策的需求，也为国际组织以及普通大众等用户所需要。将能源统计作为官方统计的一部分，可以保障能源信息的有效、可靠、全面、协调和及时。节能减排是中国绿色低碳发展的重点，而有效的节能减排工作离不开温室气体排放和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制度，统计监测制度离不开统计指标体系。温室气体排放和节能减排统计指标体系不仅需要与能源及污染排放相关的货币量指标，也需要实物量指标；不仅需要能源产量和消费指标，也需要能源生产、流通、消费、加工转换、库存、利用效率、综合利用及污染排放等全过程的指标；不仅需要生产性能源指标，也需要生活性能源指标。

中国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满足不了低碳发展的需要，为建立科学、完整的温室气体排放和节能减排统计指标体系，需要借鉴国际先进的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方法，完善能源核算体系，支撑中国低碳发展。

物质流核算（Material Flow Accounting， MFA）是运用系统思想研究经济活动中物质资源新陈代谢的一种方法。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物质总量核算模型，核算与分析一定经济规模所需要的物质投入、消耗和总循环量；二是物质使用强度模型，核算与分析一定生产或消费规模下，物质的使用强度、消耗强度和循环强度。物质流核算的基本观点是，人类活动对环境产生的影响主要取决于输入经济系统的自然资源和物质的质量与数量，以及从经济系统排入环境的废弃物的质量与数量。前者引起环境的耗减和退化，后者导致环境污染。

20世纪90年代初，欧洲国家应用物质流核算方法分析研究经济系统中自然资源和物质的流动状况。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ititute， WRI）是除欧盟外，世界上研究物质流核算的第二大机构。2000年，该所完成“国家之重”（The Weight of Nations： Material Outflows From Industrial Economies）的研究，⑥对美国、德国、日本、奥地利、荷兰等国的物质排出流进行了分析。2001年，欧盟统计局颁布物质流核算指标的指导性文件，推动了物质流核算研究进一步深化。

我们可以立足国情，借鉴物质流核算理论与经验，建立能源流核算（Energy Flow Accounting， EFA）体系，完善中国能源核算体系，以服务于中国低碳发展。能源流核算的重要任务是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能源流进行核算与分析，全面把握能源的流向与流量。建立在能源流核算基础上的能源管理则是通过对能源流动方向和流量的调控，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以实现设定的目标。这与中国低碳发展的宗旨是一致的。低碳发展要求从源头上减少能源消耗，有效利用能源，减少污染物排放。低碳发展谋求以最小的能源成本获取最大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并以此来解决能源消耗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尖锐矛盾。因此，能源流核算是低碳发展的重要支撑系统。能源流核算在低碳发展中的重要功能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减少能源投入总量；第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第三，增加能源循环量；第四，减少最终废弃物排放量；第五，支撑温室气体排放和节能减排统计指标体系。

健全服务业核算，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科学发展的战略抉择。由于受MPS核算限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影响，中国服务业核算基础薄弱，核算方法尚不完善。服务业核算是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发展的重要课题。一要建立服务业统计数据获得及其质量保障体系；二要加强常规业核算，第一次经济普查结果表明，常规业统计存在的问题严重影响GDP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⑦三要研究服务业生产价格指数和服务贸易价格指数的编制理论与方法；四要健全服务业产出核算，服务产出核算的关键之一是产品定价；五要加强服务业核算的应用，应用服务业核算方法与数据，可以完善GDP核算方法与制度，揭示服务业发展规律，确立服务业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服务业发展对节能减排和科技创新的影响。

完善R&D核算，促进创新性国家建设。当今世界，科技创新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已成为引领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主要动力。研究与试验发展（R&D）活动是科技活动中最具创新性的部分，对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D核算是对一个国家科学技术活动规模、布局、结构及其成果的推广应用和影响的定量测定，它能够为科技管理和决策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撑和平台，因而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中国较为系统地提出科技指标并将其应用于常规科技统计调查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1985年首次实施了全国科技普查，并形成以科技部、教育部、国家统计局为主体的基本科技统计调查框架体系。之后，国家统计局建立科技综合统计年报制度，综合反映中国科技投入总量及其分布情况，使科技投入能在国家层次上进行国际比较，反映中国与发达国家科技能力建设的差距，为国家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提供依据。从20世纪90年代起，科技统计得到较快发展，尤其进入21世纪，中国的科技统计制度规范化程度显著提高，科技统计资料的综合利用随着信息平台的完善而在国民经济建设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科技统计工作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科技统计的制度建设仍然滞后，科技统计工作不能快速、灵活地满足政府科技管理和宏观决策工作不断提出的需求。我们至今还没有建立起全社会的R&D调查体系，也没有一套成熟的指标体系。在科技和经济发展不断融合的今天，R&D统计核算与经济统计发展的不平衡性愈来愈明显。现在，这种科技统计的情况基本上无法反映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中国R&D核算旨在全面统计核算中国R&D活动的总体规模和分布情况，研发队伍的规模和素质状况，研发资源的投入、成果及产出效益情况，政府对R&D活动扶持政策的落实情况等。通过核算，进一步规范科技统计工作，完善科技统计指标体系，夯实统计基础，提高数据质量，为贯彻落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人才中长期规划、教育发展中长期规划和科技发展中长期规划，监测和评估中国自主创新能力和创新型国家建设进程提供依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能源—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研究”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11AZD031）

注释

Frits Bos， "The National Accounts as A Tool for Analysis and Policy： In View of History"， Economic Theory and Data Compilation Issues， VDM Verlag， 2009.

United Nations， European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World Bank.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2008， New York 2009， http：///unsd/nationalaccount/docs/SNA2008.pdf.

国家统计局：《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1992年。

国家统计局：《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

国民经济核算论文篇（11）

从20世纪50年代到1981年，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采用苏联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1992年开始，中国实施了以gdp作为核心指标的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国际上通行的国民经济账户体系(sna)作为改革目标。针对中国的gdp统计数据，在国内外的研究机构和学者中，有些认为中国官方统计的gdp数据偏高，有些则认为偏低。

本文主要从国民经济核算的公共产品属性人手，以gdp数据为例分析了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质量问题，最后讨论把产品质量控制(tqc)的理念引入到国民经济核算中。

一、国民经济核算的公共产品属性

相对于私人产品，公共产品是因私人不愿意生产或无法生产而由政府提供的产品和劳务，包括国防、公务员、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有两个显著的特性：一是非竞争性，二是非排他性。前者是指一个人对某种产品的消费不减少或不影响其他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若增加一个人消费，该公共产品的边际社会成本等于零。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即无法排除其他人从公共产品中获得利益，意味着消费者可能做一个“免费乘车者”，免费享用公共产品。

国民经济核算具有公共产品的两大属性，即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因而属于公共产品。同时，从使用范围上看，国民经济核算是世界性的或部级的；从形态上看，国民经济核算又是一种非实物性的知识型、信息型的公共产品；从使用者数量上看，国民经济核算对使用者数量没有上限-1j。以上三点构成了国民经济核算作为公共产品的特殊性。邱东(2004)提出sna本质上属于全球通用的制度性知识，属于全球公共品。

总之，从核算的制度、方法上讲，国民经济核算是一种手段性的公共产品，它为一国或一个地区经济的核算提供了基本的核算类别、方法、规则等。从核算的结果上讲，国民经济核算向各级政府、社会公众和研究机构提供了一系列的统计信息产品，如gdp及其增长率数据等。

就现状而言，作为公共产品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供给属于“政府生产”，即通过各级统计局来核算并提供国家和地方的核算数据；从公共产品的需求来看，一部分核算数据作为“最终产品”直接提供给社会公众，以满足社会公众对于统计信息的需求，另一部分则提供给各级政府部门，服务于各级政府部门的各种决策需求；从统计信息产品的所有权上看，gdp核算数据是政府利用纳税人的钱生产(调查、收集、整理、计算、分析)出来的信息，属于全体公民所有，除少数涉及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信息外，政府有义务向全体公民提供；从外部性理论上分析，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具有外部经济性或外部不经济性，当核算数据被准确、及时地提供时，它能够向各级政府和企业提供有效的决策支持，产生较大的社会收益；否则，会误导各级政府和企业的决策，造成全社会的损失。

二、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质量问题——以gdp为例

从mps到sna，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无论是统计的口径、方法，还是统计的质量都在不断改进之中。而统计体制上的欠缺与方法上的不足是国民经济核算质量问题的两大原因l3_。以经济核心指标gdp为例，其质量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gdp地区核算汇总数与国家核算数之间的统计误差

1．“生产法”下国家核算gdp与地方核算gdp

汇总数之间的差异

(1)gdp总量上的差异

表1地区gdp r-总数与国家核算数的差异表

表1给出了生产法下1998～2002年地区gdp汇总数与国家核算数【j之间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在这5年中，gdp的地区汇总数都超过了国家核算数，无论是绝对差异还是相对差异，都有逐年扩大的趋势，1998年的差率是5．66％，超过了一般统计上允许的5％的差异，到了2002年，差率已经扩大到12．63％，是1998年的两倍多。

(2)gdp增长率上的差异

表2国家核算gdp增长率与地方

从表2可以发现，1999年生产法下国家核算的gdp增长率高于地区汇总的gdp增长率；在以后的连续三年中，国家核算的gdp增长率都低于地区汇总的gdp增长率两个百分点左右。

(3)gdp三大产业构成上的差异

从表3中可以发现：第一、二、三产业占gdp比重在地区核算数与国家核算数之间的差异逐年扩大，地区核算的第一、二产业占gdp比重小于国家核算的第一、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且差异也是逐年扩大，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地区核算数一直都高于国家核算数，且差异也是逐年扩大。

2．“支出法”下国家核算gdp与地方核算gdp汇总数之间的差异

(1)gdp总量上的差异

表4给出了支出法下1998年到2002年地区gdp汇总数与国家核算数之间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在这5年中，gdp的地区汇总数都超过了国家核算数，且无论是绝对差异还是相对差异，都有逐年扩大的趋势，1998年的差率是4．64％，到了2002年，绝对差异达到了10376．58亿元，差率已经扩大到9．65％，是1998年的两倍多。。

(2)gdp增长率上的差异

在1999-2002年中，2001年的gdp增长率国家核算数略大于地区汇总数，1999、2000、2002年都是国家核算的gdp增长率低于地区汇总的gdp增长率1～2个百分点(详见表5)。

(3)gdp支出构成上的差异

表6列出了各项支出占gdp的比重在地区核算数和国家核算数之间的差异。可以发现净出口比重的差异并不大，但是最终消费比重的差异和资本形成总额比重的差异比较大，其中在最终消费比重上，地区核算数小于国家核算数，而在资本形成总额比重上，地区核算数大于国家核算数，其差异的程度从1998年以来有逐年减小的趋势。

(二)国家核算gdp“生产法”与“支出法”之间的统计误差

从表7中可以发现，在国家核算gdp的前提下，2000年用生产法核算的gdp高于用支出法核算的gdp，而在其它年份则是用生产法核算的gdp低于用支出法核算的gdp。从两种方法的差异程度上看，其有逐年扩大的趋势，从1998年的相差不到1个百分点扩大到了2002年的2．53个百分点。

(三)地方核算gdp“生产法”与“支出法”之间的统计误差

从表8可以看出：将全国各省的gdp汇总的前提下，gdp数据无论是用生产法核算还是用支出法核算，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大。

(四)对于我国gdp数据真实性的讨论

国内外学者一直都关注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真实性，作为反映一个国家经济整体指标的gdp自然成了关注的焦点l5j。罗斯基认为：中国官方公布的1997～2001年的gdp增长率被普遍高估，每年平均高估2-3个百分点[6i。国内经济学家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出发，认为中国统计数字有一定的水分。例如，1998年中国遭遇了百年难遇的大洪水，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但令人费解的是除了一个省以外，所有省份的农业产值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再者，由于中国官员政绩考核与激励方面的原因，人为统计造假时有发生，也增加了人们对中国官方gdp的数字的怀疑。任若恩(2002)针对罗斯基关于中国官方gdp的置疑进行了分析与评论，认为“罗斯基采用了错误的方法，错误地推算了中国的gdp”。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明确指出：“中国经济一枝独秀靠的是经济发展的支撑，而不是虚假数字。”吴敬琏在《人世后的中国经济》演讲时也明确表示：“海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这些质疑并无太大根据。”另一方面，有学者从电力消耗或投资的一致性计算，认为国家统计局的gdp数据存在低报的可能。且从我国服务业增加值的统计上看，绝对水平的低估是服务业增加值估计中的最大问题。

三、产品质量控制下的国民经济核算

虽然国家统计部门为提高和改进核算质量，已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以gdp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在我国仍存在着明显的产品质量问题，在国外，产品质量控制(tqc)的理念早已从最初的工业产品、农业产品等有形产品扩展运用到包括统计数据在内的服务领域，瑞典、芬兰、挪威等国家统计局开展了“全面质量管理(tqm)”项目，制定了相应的管理机制和机构，成为加强和改进数据质量的重要组织保障。国外统计数据质量管理工作方面的经验有：

(一)建立完善的数据质量综合管理体系

在统一的组织框架下，对整个统计机构的数据进行全面的质量评价，如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的统计机构建立了比较健全的数据质量评价和管理机制。

(二)建立单项统计数据质量管理机制

对某一具体统计项目如国民核算、消费价格指数等数据的质量进行评价和管理，如，美国的波斯金(boskin)学术委员会，专门对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数据质量进行评估，美国商务部分析局定期评估国民经济核算数据质量。

(三)建立专门的统计数据质量管理机构，定期进行质量检查

美国的boskin委员会，专f-ixcn费者物价指数(cpi)的准确程度进行评价。英国皇家统计学会的统计数据质量评估工作组，每年对官方统计数据的质量情况进行独立评估，并对外公布评估报告。加拿大是由国家审计总长负责统计局的数据质量评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