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大全11篇

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篇（1）

一、经济全球化与经济民族主义的关联意义

 

“经济全球化”这个概念,从字义上看,其中的“化”字既是指世界经济活动“化”为一个有机整体,又说明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理解经济全球化的内涵应当从推动、形成经济全球化的物质条件入手,揭示其内在的属性;又要从它的历史特征和现实表现入手,研究它的时空性。笔者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涵义应当是:在生产力发展特别是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世界各国各地区通过密切的经济交往和经济协调,在经济上相互联系和依存、相互渗透和扩张、相互竞争和制约,形成了世界经济从资源配置、生产到流通和消费的多层次和形式的交织融合,使全球经济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这种经济发展态势和进程,称之为经济全球化。一般来说,经济民族主义是指民族主义的经济方面,是指民族主义对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经济成功、经济安全与民族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关注。但这个界定仍很笼统与模糊,因为在经济领域中如何反映民族主义的愿望和要求、政策与行动没有搞清楚。实际上,经济民族主义是民族国家内部利益集团相互博弈而产生的理论、主张、方针和运动。它出于忠诚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增进民族利益的权力和财富。它要求国家权力制定并实施符合这一考虑的经济战略和经济政策,保护、壮大民族经济并为民族经济的对外扩张赢得市场和资源。竞争、冲突是常态,合作、协调不可无,它参与符合民族利益的区域一体化,争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世界经济机制和秩序。①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看,经济民族主义是十分复杂和重要的问题。一方面,它是当代世界最重要最典型的民族主义形态,它与全球化和区域化背景下的国际行为体形成一种复杂的互动机制,成为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重要的冲突及合作因素。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民族主义,不仅有助于进一步解释民族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动机和牵制力量,有助于进一步弄清国际社会所显示纷繁复杂、纵横捭阖现象中的某种规律性制约因素,而且有助于明确世界体系中的第三世界寻求适合自身经济发展战略与捍卫全球化和区域化背景下的民族利益所必需的理论指导。另一方面,通过国际政治经济学框架系统地剖析经济全球化与经济民族主义之间的互动关系,不仅可以丰富民族主义研究上的乏力之处,益于构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属于中国自己特色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而且对于解释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坚定不移地发展民族经济、务必适应全球经济规则而又努力创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等现实政策取向方面,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二、经济全球化与经济民族主义的关联内容

 

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拓展必然会给经济民族主义带来一定的限制,甚至会弱化民族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取向。但只要民族国家依旧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经济民族主义就会继续存在下去;只要民族国家依旧是主要的国际行为体,经济民族主义就会继续主导经济全球化进程。在经济全球化已是不可逆转的客观趋势这个前提下,理性的经济民族主义会积极投身于经济全球化的洪流中,并在其中实现自己的重塑。可以讲,经济民族主义的部分改变既是经济全球化影响使然,又是经济民族主义自身的能动调整造成的。

 

(一)经济全球化对经济民族主义的主要影响

 

首先,在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主权方面,民族国家日益感到失去了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一些能力,在制定和执行国内经济政策时不得不顾及到国际法规、协议和外部变量条件,真正做到完全独立自主地行使经济主权,事实上是很困难的。譬如,民族国家为了解决失业问题的一个补救办法是自行决定本国货币的贬值或浮动汇率。而现在这样的主权行使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有意义呢?这种自主举措会被一些国家、地区或国际组织视为违反国际金融规则的单方行动,招致利益攸关方的不满、抵制和报复,从而使补救方的努力失效。在信息化时代,跨国公司通常会在决策未执行之前,便已获得准确的金融政策计划,从而作出是否撤出在所在国的资本的决定,影响所在国所获得的国际投资额,进而影响所在国的就业问题。其次,“所有的经济民族主义一直把国民经济的区位配置和生产的控制看作是构造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的需要,一直寻找着国家与经济活动的结合点和共同性。当公司按照自己的全球创业战略不断演化为跨国公司或者全球公司时,其利益网络已遍及世界,它们对自己是否是某个国家的公司这一点已经看得不重要。一些公司甚至在世界各地挑选经理人员并把原来置于母国的公司总部或地区总部迁移到自己认为更适合全球竞争的地区,迁移到经济增长最快、政治相对稳定、信息传输最便捷、人力资源最丰富和利润最大化的地区。”②跨国公司无视国籍的行为将随着各国市场经济体制地不断发展而变得愈发严重,由此必然构成对民族主义的一大挑战,还威胁着民族国家的认同和凝聚力。再次,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等政府性国际组织以及许多国际经济关系条约、协定已经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各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所应遵守的共同规则和标准,使世界经济活动中的民族特征越来越模糊,而各国的宏观经济调整也必须顾及到是否会触犯某些公认的国际经济准则。最后,日新月异的新技术使民族间的沟通不断便捷化,各民族国家对跨国界的信息流的控制和管理变得日益困难起来,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和一体化。民族主义固守的阵地受到信息和技术的不断蚕食。 (二)经济民族主义的能动调整

 

经济全球化给经济民族主义造成的困难是毋庸置疑的,但如果认为经济民族主义会束手就擒,则是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错误。民族国家本来就是经济全球化的主体之一,是最有效的政府,没有这种政治结构很难想象会有今天的世界。当然,作为政治,民族国家不像经济和技术那样变化迅速,其变化总是相对滞后的。不仅如此,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对全球化的反映不是被动的,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适应性的。首先,经济全球化客观上滋生着新型的经济民族主义。这种主义不见得全部是积极的理性的经济民族主义,因为,西方发达国家早已推行的利己经济民族主义有可能以新的装束掩盖其维护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实质。全球经济把世界上主要人口都卷入其中,先进的信息传播技术更让世人全方位、立体化和便捷化地了解世界的变化,使各民族的相互接触、沟通和互动更加频繁密切,如此,它必然激发新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形式,激发落后民族追赶先进民族的运动,以改变国际政治经济现状。同时,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如恐怖主义、环境污染、严重传染性疾病、大规模非法移民等,可能加速进行,这些密集互动都将极大地刺激民族主义的发展。其次,国际贸易及其数量和程度并不是实现“世界主义”的途径和评价指标。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额扩大或对外贸易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很高并不一定对这个国家的民族主义构成什么挑战;相反,有可能使这个国家经济实力更加强大,导致强烈的经济民族主义。例如,20世纪前半叶欧洲各国的外贸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都很高,但这个时期也是经济民族主义发展得最厉害的一个时期。再次,由于跨国人口流动受到民族国家的严格控制,并且很难拥有实现大规模、多元化国际人口流动所需的物质和技术支持,因此,世界人口相对固定地属于不同的民族国家。在此前提下,有关进出口贸易和就业事项的国内利益集团便设法利用国家政权力量对抗竞争压力,而现代民族国家也以福利国家的形式装扮起来以增强自己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民认同性和政权合法性。世界人口的相对不流动性是经济民族主义存在的最深层原因。再其次,即使最全球化的公司实际上也服从和遵守母国的法律和习惯,其人力资源配置、技术研究开发一般很难完全放到国外,其利润的很大一部分还是流向母国,在管理和经营方面,还会体现出许多母国特色。最后,民族国家一反过去控制和限制跨国公司的政策,改为通过创造良好的环境来吸引世界各地的资本和先进技术,这种转变其实还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的,因为大量跨国公司的进入,虽然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但从根本上讲由于民族国家的主权地位,民族主义可以通过对外开放增强活力。

 

只要民族国家依旧存在,经济民族主义就不会消失,民族国家与经济民族主义是一对共生体,民族国家的属性决定着经济民族主义的属性。面对日益汹涌的全球化浪潮,我们发现,多数民族国家似乎变得更加富有活力,他们在全球化中的处境用“涛浪排天而木浮于上”这句话形容非常贴切。民族国家的强劲势头是因为它适应了全球化的发展并适时调整了对策,这种适应性和调整性在经济民族主义中演绎得非常自然、灵活和富有弹性。

 

三、经济全球化与经济民族主义的和谐共融:关联逻辑的发展

 

要讨论经济全球化和经济民族主义实现和谐共融的问题,至少需要进行三方面的思考:第一,实现二者和谐共融的现实依据是否存在?这种依据如果存在,则在多大的思维空间中存在?第二,是经济全球化还是经济民族主义更能从根本上决定和谐共融这种状态能否存在?两者中的主导方会以何面目和内涵出现?第三,国际社会是否有这种状态生存的土壤?它的存在、壮大会给国际秩序带来什么?

 

二者和谐共融的现实依据就是民族国家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民族国家仍是国际社会的主导力量,并且在可预见的将来,它将一直存在和主导下去。民族国家受到了全球化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正如阿尔温·托夫勒所说:“当第三次浪潮汹涌澎湃地横扫全球的时候,民族国家,这个第二次浪潮时代关键的政治单位,正受到像钳子一样上下压力的夹攻。”③日本学者善本吉宣也承认,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固有的“核心机能”正渐渐地转化为“协调机能”,有些甚至被废弃,成为“空白国家”。与现实相适应,国际社会出现了否定国家主权和贬低国家作用的思潮,即“全球主义”。“全球主义”是全球化的政治宣言,它宣扬“民族国家崩溃说”和“主权过时论”。全球主义认为,全球化的突飞猛进使民族国家的主权意义日渐式微,世界市场会在成本——收益原则诱导下自动实现“帕累托最优”。因此,在他们的视野中,市场与国家“几乎总是被在一种内在紧张的状态中加以界定”。国家的保留将导致生产力的“萎缩”,主张建立“全球政府”以进行“全球治理”。美国世界秩序学会主席罗伯特·C·约翰逊曾呼吁:实行“全球人文主义”,以人类利益克服狭隘的民族利益。英国政治学家拉斯基也对民族国家大加抨击:“现代文明之范围日拓日广,国际关系愈趋愈密,欲从民族的主权的国家为定制,在政治上为大患,在道德上极为风险”。④全球主义敏锐与深刻地意识到全球化力量对民族国家的重大冲击,特别是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上下压力,但不能低估民族国家的生存与适应能力,不能只看到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作用,而看不到民族国家对全球化的反作用。当代全球化还有脆弱性和泡沫性的特点,民族国家仍然是国内社会与国际经济间的重要调节器,民族国家仍然负有保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职责,特别是民族国家正在探索自身在全球化下的存在理由与价值,并将会找到全球化下发挥功能的新形式。

 

经济民族主义与经济全球化要达到和谐共融的境界,关键在于经济民族主义的作为。经济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背景力量而经济民族主义却是一种主导力量。经济全球化缺乏足够的勇气、坚定和灵活,而经济民族主义却可以创造它、改变它。其实,目前世界上各极力量的经济实践,正是努力把经济全球化纳入自己的经济民族主义轨道,也就是说,在各极力量眼中,经济民族主义只是一个可以借用进而促进自身发展的趋势。那么,这种与经济民族主义和谐共融的经济民族主义该如何称呼呢?我们暂且称之为“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Positive Economic Nationalism)。这是美国学者和政治家赖克(R·Reich)在《民族国家的作用》一书中首先使用的名词。总起来看,赖克所论述的“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是一种适应全球化的新经济民族主义。它是一种介于零和思维指导下的民族主义和理想主义指导下的世界主义之间的折中主义,核心是它能防止全球化导致的民族经济分裂,促进国家团结。赖克认为,由于全球化的作用,传统的一国之内公民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祸福与共的旧民族主义消失了,全球经济力量把公民分裂为赢家和输家。赢家是那些占一个国家财富的主要部分的少数人,即所谓的“符号分析人员”,他们运用知识和信息从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通过全球网络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创造高附加值;而占人口大多数的非符号信息人员则是全球化的输家,他们与全球经济的联系较弱,最易受到全球化的冲击。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不是维护全球化的赢家而漠视输家,而是积极帮助输家;输家也不是诉诸“此胜彼败”的民族主义。也就是说,它既反对自由放任的世界主义,又不采取此胜彼败的极端民族主义。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不是用传统的保护主义实现民族使命,而是主张政府进行公共投资,只要它们能提高本国公民的生活和生产能力就行。其新逻辑是:一国劳动力的技能和该国基础设施的质量是使该国在世界经济中独具特色并且具有特殊吸引力的源泉,在全球生产中,对这些相对不流动要素的投资便是国与国之间的主要差别。⑤ 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是民族国家针对全球化的适应性调整。全球化造成了民族国家内部的分裂状况。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强大实力不再需要传统的重商—经济民族主义,甚至国家的任何干预,而需要的是开拓世界市场的世界主义;但是,大多数的劳动力和中小企业仍局限于国家内部,它们由于面对着全球的竞争,仍需要国家保护和扶持。国家只能在上述两种力量之间维持平衡,结果出现了协调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极端的世界主义的“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积极的”表明要顺应全球化趋势,不是被动地作出反映性政策;“民族主义”仍是核心,表明国家帮助自己的公民增加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情况下的发展。当代美国的经济民族主义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归之于此。美国是当今全球化秩序的缔造者和维护者之一,自己积极融入全球化当中不说,还通过各种手段要求他国或其他地区与经济全球化全面接轨。在美国,“民族国家——国民经济”系列概念遇到了极为深刻的挑战,全球网络导致跨国公司在一定程度上不再是“民族国家的卫士”,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发展在几百年中第一次碰到了区别“我们是谁?”这个大问题——国际大企业与国内中小企业所各自奉行的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激烈交锋。通过近几年美国经济政策的实践,可以看出,政府所遵循的是对双方都有所妥协都有所管理的折中主义。对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大企业,美国政府一般采取鲜明的世界主义政策,任其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对弱小或关键的中小企业,美国政府通常采取隐蔽的民族主义政策,加强干预力度,实施战略扶持。但世界主义不是自由放任、漫无目的、理想普世的世界主义,它必须服从服务于美国民族经济;民族主义不是非胜即败、旗帜张扬、张牙舞爪的民族主义,它必须尊重遵循全球时代收益规则。

 

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篇（2）

一

我国市场经济社会有两个方面的特征:其一是基本经济制度方面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宪法序言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宣告,第6条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宪法修正案第5条关于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宪法第8条第2、3款、第9条第1款以及第10条第1款的有关规定等,这是我国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称为基本经济制度特征;其二是经济体制方面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宪法修正案第7条关于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定,这是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非本质性特征,称为经济体制特征。市场经济社会的体制性特征的各种具体属性是有关经济体制自身固有的东西,不论姓社姓资,只要发育水平相等,它就有相同的经济属性。但这并非与基本经济制度毫无关系,事实上,后者虽不能决定其有无,但却主导或限制着它们的作用力方向。

马克思主义认为,“第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由此而决定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2“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3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民主,是由该社会中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它可以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也可以阻碍其发展。

作为一种国家形式的民主,是一种协调国家权力所有权(在实践中表现为公民权利,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公民的政治参与)与国家权力行使权(在实践中体现为国家权力,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国家权力的配置)的方式4。根据经济决定政治的原理,我们可以将民主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加以区分:即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联系的体现国家阶级本质的特定内容和与社会经体制相联系的实现其特定内容的表现形式。民主内容决定民主形式,但民主形式可以促进民主内容发展,也可以导致这种民主的衰亡。

比较而言,现行民主的内容即人民民主与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特征是适应的,并且已趋于相对稳定,而现行民主的形式即国家权力的配置与公民的政治参与离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经济体制性特征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因此,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点应当放到民主形式建设上,具体来说,就是要构建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国家权力的合理配置和公民的有效政治参与。

在政治现实中,国家权力往往表现为相对独立于公民权利之外而存在的集中运用的物质力量,具有通常分散存在和运用的公民权利所无法比拟的强度。因此,国家权力一旦形成就极易反过来控制公民权利,甚至奴役公民本身,使公民与国家机关及其官员之间政治上的主仆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换位;此外,由于国家权力具有强烈的利益属性,极易转化为或还原为以金钱为代表的物质财富,因此失控的国家权力势必成为腐败之源。

“只有代议制成功地保证了政府的行动确实是按照人民的愿望和需要办事时,我们才有理由称之为代议制民主”5,真正的民主,必须是少数人的执政受到多数人的有效监控。为了确保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控制,除了应当保持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基本比例并加强这种权利的建设外,另一个不可或缺的措施就是限制国家权力的强度,不仅应适当分散国家权力以减弱其强度,同时还应当让国家权力的不同构成部分之间形成一定形式的制约与平衡关系以自我抵销一部分强度。这后一点对于一个公民自治程度不高的国家尤为重要。而要确保国家权力的运作不致于反仆为主,不违背国家权力委托人的意志和利益,其基本途径就是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和加强公民政治参与,这正是适应市场经济社会民主建设的根本途径。

二

我国现行国家权力配置模式基本形成于计划经济社会,国家权力高度集中,高度垄断,适合于计划经济体制和人治,而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改革十余年来,针对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进行了一些局部调整,但总的看来,并未从制度上去解决根本问题,现行国家权力结构仍存在诸多弊端,具体表现为:

1.执政党与国家机关关系不明晰,党权、党政关系不明晰,“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6这种关系不明晰造成党不适当地直接干预国家具体事务,不仅影响与法治,也影响党自身建设。

2.权力配置不合理,表现为权力分工不明,自由裁量权过大,权力越界行使,导致权力运行的失控。从横向权力配置看,政(政府)权(权力机关)关系、政、权与司法机关关系都不明晰,各级人大作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由于职能虚化,长期形同“橡皮图章”,使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受到极大抑制;司法机关的独立性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从纵向权力配置看,尽管宪法第3条明确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但这毕竟只是一种原则性规定,而迄今为止仍未有一部具体的专门法来规范中央与地方关系,所以多年来我们总是迷惘于“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尴尬境地,而且由于缺乏法制的界定和保障,“权力下放”后地方政府功能急剧膨胀,增强了地方利益扩张意识和垄断意识,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保护主义”等怪圈,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减弱,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

3.监督制约乏力。由于权力配置的不合理,权力分工不明,故无法对权力运行进行有效监督制约;监督机制上存在的诸多问题也使得监督制约往往不能落到实处。现在看来,还是要从根本制度上解决问题,依法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构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础上的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权力结构。

1.把党与国家机关关系纳入法制轨道。从法理上而言,党不是一级国家机关,不能行使任何国家权力;但党既是执政党又是领导党,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把党权、党政的关系厘清7;可以考虑在适当时候直截了当地制定一部执政党与国家权力机关关系法,把所要确认和规范的内容包括进去。

2.在权力配置问题上,主要是确立人民代表大会的应有地位和赋予其实际职权,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缩小行政机关的权力,保证司法机关完整独立地依法行使权力;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自身建设,使其担当起应有的责任;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适当划分各种国家机关的权力限度。在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上,在保证中央权威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地方的自主性,可制定一部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或者通过《立法法》来确认和保障这种关系。

3.针对现行监督制约弱化的现状,除强化各国家机关内部监督外,还应加强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制约。可以考虑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来保证宪法实施,制定一部专门的《监督法》来协调各种监督机制,成立权威性的专门反腐败机构来加强廉政建设等。

总之,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要求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的根本目的在于确保民主的实现,防止反仆为主;但是,国家权力不能过分分散,必须相对集中而足以防止政府功能的失效和防止公民滥用权利,维护必要的社会秩序,这对一个缺乏民主经验的国家尤为重要。

三

公民的政治参与是实践公民权利,保障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一般认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有助于政府最大限度地集中公民的意愿,防止决策的片面性;有助于加强对政府的监督,以补权力制约之不足;有利于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增强公民的政治责任感。所以,公民的政治参与也是保障实现民主的重要途径。

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为公民实现政治参与提供了广泛的途径,公民的政治参与率也相当高。但是,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也存在一些问题,呈现出高参与率与低参与质量并存的现象,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8;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漠”,这种政治冷漠并非意味着公民政治意识的完全消失,而是意味着人们的政治注意力相对和暂时的转移,因而可以说是一种政治能量的积累期,这种政治冷漠一方面有助于保持社会的相对政治稳定和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但时间长了就会因公民参与政治过程的减弱而导致政府行为合法性与权威性降低和对政治过程的监控程度降低而导致公共权力异化。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政治参与水平不高,主要表现为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较低,参与的理性化较低等;(二)政治参与的机制不健全,主要表现为参与的渠道不畅、参与信息有梗塞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能力不断提高,如果不及时加强公民的政治参与建设,使公民的利益表达能够在合法渠道内得以实现,势必影响我国的政治稳定。因此,提高政治参与质量和健全政治参与机制已成为公民权利建设的必然要求。

1.提高政治参与的质量:(1)营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文化,为政治参与创造良好的政治心理背景,大致说来,要培养普遍的平等观念、广泛的自主意识、强烈的责任感、和法制精神,克服政治急躁和政治冷漠情绪;(2)适当提高政治过程的公开化和透明度,使公民的政治参与落到实处;(3)把公民的参与行为与其实际利益联系起来,提高参与质量等。

2.健全政治参与机制:(1)改革和完善现有的政治参与机制,即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等;(2)发展直接民主形式,如创制、罢免和复决,以济代议制民主之穷;(3)建立和健全大众传播媒介的组织结构,使新闻传播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网络体系,在整个社会中形成广泛的、大量的信息流,为广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更多的渠道。

注:1参见左羽、书生:《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国家财产所有权》,《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81页。

3《列宁全集》第四十卷,第276页。

4参见拙文《论作为一种国家形式的民主》,《探索》1997年第3期。

5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编译《宪法》第148页,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

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8-329页。

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篇（3）

一

我国市场经济社会有两个方面的特征 :其一是基本经济制度方面的特征 ,主要表现为宪法序言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宣告 ,第 6条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 ,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 ,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宪法修正案第 5条关于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 ,宪法第 8条第 2、3款、第 9条第 1款以及第 1 0条第 1款的有关规定等 ,这是我国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 ,称为基本经济制度特征 ;其二是经济体制方面的特征 ,主要表现为宪法修正案第 7条关于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定 ,这是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非本质性特征 ,称为经济体制特征。市场经济社会的体制性特征的各种具体属性是有关经济体制自身固有的东西 ,不论姓社姓资 ,只要发育水平相等 ,它就有相同的经济属性。但这并非与基本经济制度毫无关系 ,事实上 ,后者虽不能决定其有无 ,但却主导或限制着它们的作用力方向。

马克思主义认为 ,“第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由此而决定产生的社会结构 ,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2 “任何民主 ,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 ,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 ,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3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民主 ,是由该社会中的经济基础决定的 ,它可以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 ,也可以阻碍其发展。

作为一种国家形式的民主 ,是一种协调国家权力所有权 (在实践中表现为公民权利 ,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公民的政治参与 )与国家权力行使权 (在实践中体现为国家权力 ,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国家权力的配置 )的方式 4。根据经济决定政治的原理 ,我们可以将民主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加以区分 :即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联系的体现国家阶级本质的特定内容和与社会经体制相联系的实现其特定内容的表现形式。民主内容决定民主形式 ,但民主形式可以促进民主内容发展 ,也可以导致这种民主的衰亡。

比较而言 ,现行民主的内容即人民民主与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特征是适应的 ,并且已趋于相对稳定 ,而现行民主的形式即国家权力的配置与公民的政治参与离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经济体制性特征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因此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点应当放到民主形式建设上 ,具体来说 ,就是要构建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国家权力的合理配置和公民的有效政治参与。

在政治现实中 ,国家权力往往表现为相对独立于公民权利之外而存在的集中运用的物质力量 ,具有通常分散存在和运用的公民权利所无法比拟的强度。因此 ,国家权力一旦形成就极易反过来控制公民权利 ,甚至奴役公民本身 ,使公民与国家机关及其官员之间政治上的主仆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换位 ;此外 ,由于国家权力具有强烈的利益属性 ,极易转化为或还原为以金钱为代表的物质财富 ,因此失控的国家权力势必成为****之源。

“只有代议制成功地保证了政府的行动确实是按照人民的愿望和需要办事时 ,我们才有理由称之为代议制民主”5,真正的民主 ,必须是少数人的执政受到多数人的有效监控。为了确保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控制 ,除了应当保持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基本比例并加强这种权利的建设外 ,另一个不可或缺的措施就是限制国家权力的强度 ,不仅应适当分散国家权力以减弱其强度 ,同时还应当让国家权力的不同构成部分之间形成一定形式的制约与平衡关系以自我抵销一部分强度。这后一点对于一个公民自治程度不高的国家尤为重要。而要确保国家权力的运作不致于反仆为主 ,不违背国家权力委托人的意志和利益 ,其基本途径就是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和加强公民政治参与 ,这正是适应市场经济社会民主建设的根本途径。

二

我国现行国家权力配置模式基本形成于计划经济社会 ,国家权力高度集中 ,高度垄断 ,适合于计划经济体制和人治 ,而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 ,改革十余年来 ,针对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进行了一些局部调整 ,但总的看来 ,并未从制度上去解决根本问题 ,现行国家权力结构仍存在诸多弊端 ,具体表现为 :

1 .执政党与国家机关关系不明晰 ,党权、党政关系不明晰 ,“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 ,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 ,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6这种关系不明晰造成党不适当地直接干预国家具体事务 ,不仅影响宪政与法治 ,也影响党自身建设。

2 .权力配置不合理 ,表现为权力分工不明 ,自由裁量权过大 ,权力越界行使 ,导致权力运行的失控。从横向权力配置看 ,政 (政府 )权 (权力机关 )关系、政、权与司法机关关系都不明晰 ,各级人大作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 ,由于职能虚化 ,长期形同“橡皮图章”,使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受到极大抑制 ;司法机关的独立性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从纵向权力配置看 ,尽管宪法第 3条明确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 ,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 ,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但这毕竟只是一种原则性规定 ,而迄今为止仍未有一部具体的专门法来规范中央与地方关系 ,所以多年来我们总是迷惘于“一放就乱 ,一收就死”的尴尬境地 ,而且由于缺乏法制的界定和保障 ,“权力下放”后地方政府功能急剧膨胀 ,增强了地方利益扩张意识和垄断意识 ,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保护主义”等怪圈 ,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减弱 ,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

3 .监督制约乏力。由于权力配置的不合理 ,权力分工不明 ,故无法对权力运行进行有效监督制约 ;监督机制上存在的诸多问题也使得监督制约往往不能落到实处。现在看来 ,还是要从根本制度上解决问题 ,依法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 ,构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础上的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权力结构。

1 .把党与国家机关关系纳入法制轨道。从法理上而言 ,党不是一级国家机关 ,不能行使任何国家权力 ;但党既是执政党又是领导党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 :要把党权、党政的关系厘清 7 ;可以考虑在适当时候直截了当地制定一部执政党与国家权力机关关系法 ,把所要确认和规范的内容包括进去。

2 .在权力配置问题上 ,主要是确立人民代表大会的应有地位和赋予其实际职权 ,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 ,缩小行政机关的权力 ,保证司法机关完整独立地依法行使权力 ;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自身建设 ,使其担当起应有的责任 ;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适当划分各种国家机关的权力限度。在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上 ,在保证中央权威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地方的自主性 ,可制定一部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或者通过《立法法》来确认和保障这种关系。

3 .针对现行监督制约弱化的现状 ,除强化各国家机关内部监督外 ,还应加强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制约。可以考虑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来保证宪法实施 ,制定一部专门的《监督法》来协调各种监督机制 ,成立权威性的专门反****机构来加强廉政建设等。

总之 ,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要求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的根本目的在于确保民主的实现 ,防止反仆为主 ;但是 ,国家权力不能过分分散 ,必须相对集中而足以防止政府功能的失效和防止公民滥用权利 ,维护必要的社会秩序 ,这对一个缺乏民主经验的国家尤为重要。

三

公民的政治参与是实践公民权利 ,保障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一般认为 ,公民的政治参与有助于政府最大限度地集中公民的意愿 ,防止决策的片面性 ;有助于加强对政府的监督 ,以补权力制约之不足 ;有利于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 ,增强公民的政治责任感。所以 ,公民的政治参与也是保障实现民主的重要途径。

在中国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为公民实现政治参与提供了广泛的途径 ,公民的政治参与率也相当高。但是 ,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也存在一些问题 ,呈现出高参与率与低参与质量并存的现象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 8;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 ,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漠”,这种政治冷漠并非意味着公民政治意识的完全消失 ,而是意味着人们的政治注意力相对和暂时的转移 ,因而可以说是一种政治能量的积累期 ,这种政治冷漠一方面有助于保持社会的相对政治稳定和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 ,但时间长了就会因公民参与政治过程的减弱而导致政府行为合法性与权威性降低和对政治过程的监控程度降低而导致公共权力异化。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归纳起来 ,主要有两点 :(一)政治参与水平不高 ,主要表现为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较低 ,参与的理性化较低等 ; (二)政治参与的机制不健全 ,主要表现为参与的渠道不畅、参与信息有梗塞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能力不断提高 ,如果不及时加强公民的政治参与建设 ,使公民的利益表达能够在合法渠道内得以实现 ,势必影响我国的政治稳定。因此 ,提高政治参与质量和健全政治参与机制已成为公民权利建设的必然要求。

1 .提高政治参与的质量 :(1 )营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文化 ,为政治参与创造良好的政治心理背景 ,大致说来 ,要培养普遍的平等观念、广泛的自主意识、强烈的责任感、和法制精神 ,克服政治急躁和政治冷漠情绪 ; (2 )适当提高政治过程的公开化和透明度 ,使公民的政治参与落到实处 ; (3 )把公民的参与行为与其实际利益联系起来 ,提高参与质量等。

2 .健全政治参与机制 :(1 )改革和完善现有的政治参与机制 ,即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等 ; (2 )发展直接民主形式 ,如创制、罢免和复决 ,以济代议制民主之穷 ; (3 )建立和健全大众传播媒介的组织结构 ,使新闻传播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网络体系 ,在整个社会中形成广泛的、大量的信息流 ,为广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更多的渠道。

注 :1参见左羽、书生 :《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国家财产所有权》,《中国法学》1 996年第 4期。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第 81页。

3《列宁全集》第四十卷 ,第 2 76页。

4参见拙文《论作为一种国家形式的民主》,《探索》1 997年第 3期。

5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编译《宪法》第 1 48页 ,知识出版社 1 982年版。

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篇（4）

一

我国市场经济社会有两个方面的特征 :其一是基本经济制度方面的特征 ,主要表现为宪法序言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宣告 ,第 6条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 ,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 ,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宪法修正案第 5条关于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 ,宪法第 8条第 2、3款、第 9条第 1款以及第 1 0条第 1款的有关规定等 ,这是我国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 ,称为基本经济制度特征 ;其二是经济体制方面的特征 ,主要表现为宪法修正案第 7条关于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定 ,这是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非本质性特征 ,称为经济体制特征。市场经济社会的体制性特征的各种具体属性是有关经济体制自身固有的东西 ,不论姓社姓资 ,只要发育水平相等 ,它就有相同的经济属性。但这并非与基本经济制度毫无关系 ,事实上 ,后者虽不能决定其有无 ,但却主导或限制着它们的作用力方向。

马克思主义认为 ,“第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由此而决定产生的社会结构 ,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2 “任何民主 ,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 ,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 ,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3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民主 ,是由该社会中的经济基础决定的 ,它可以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 ,也可以阻碍其发展。

作为一种国家形式的民主 ,是一种协调国家权力所有权 (在实践中表现为公民权利 ,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公民的政治参与 )与国家权力行使权 (在实践中体现为国家权力 ,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国家权力的配置 )的方式 4。根据经济决定政治的原理 ,我们可以将民主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加以区分 :即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联系的体现国家阶级本质的特定内容和与社会经体制相联系的实现其特定内容的表现形式。民主内容决定民主形式 ,但民主形式可以促进民主内容发展 ,也可以导致这种民主的衰亡。

比较而言 ,现行民主的内容即人民民主与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特征是适应的 ,并且已趋于相对稳定 ,而现行民主的形式即国家权力的配置与公民的政治参与离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经济体制性特征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因此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点应当放到民主形式建设上 ,具体来说 ,就是要构建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国家权力的合理配置和公民的有效政治参与。

在政治现实中 ,国家权力往往表现为相对独立于公民权利之外而存在的集中运用的物质力量 ,具有通常分散存在和运用的公民权利所无法比拟的强度。因此 ,国家权力一旦形成就极易反过来控制公民权利 ,甚至奴役公民本身 ,使公民与国家机关及其官员之间政治上的主仆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换位 ;此外 ,由于国家权力具有强烈的利益属性 ,极易转化为或还原为以金钱为代表的物质财富 ,因此失控的国家权力势必成为腐败之源。

“只有代议制成功地保证了政府的行动确实是按照人民的愿望和需要办事时 ,我们才有理由称之为代议制民主”5,真正的民主 ,必须是少数人的执政受到多数人的有效监控。为了确保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控制 ,除了应当保持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基本比例并加强这种权利的建设外 ,另一个不可或缺的措施就是限制国家权力的强度 ,不仅应适当分散国家权力以减弱其强度 ,同时还应当让国家权力的不同构成部分之间形成一定形式的制约与平衡关系以自我抵销一部分强度。这后一点对于一个公民自治程度不高的国家尤为重要。而要确保国家权力的运作不致于反仆为主 ,不违背国家权力委托人的意志和利益 ,其基本途径就是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和加强公民政治参与 ,这正是适应市场经济社会民主建设的根本途径。

二

我国现行国家权力配置模式基本形成于计划经济社会 ,国家权力高度集中 ,高度垄断 ,适合于计划经济体制和人治 ,而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 ,改革十余年来 ,针对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进行了一些局部调整 ,但总的看来 ,并未从制度上去解决根本问题 ,现行国家权力结构仍存在诸多弊端 ,具体表现为 :

1 .执政党与国家机关关系不明晰 ,党权、党政关系不明晰 ,“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 ,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 ,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6这种关系不明晰造成党不适当地直接干预国家具体事务 ,不仅影响宪政与法治 ,也影响党自身建设。

2 .权力配置不合理 ,表现为权力分工不明 ,自由裁量权过大 ,权力越界行使 ,导致权力运行的失控。从横向权力配置看 ,政 (政府 )权 (权力机关 )关系、政、权与司法机关关系都不明晰 ,各级人大作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 ,由于职能虚化 ,长期形同“橡皮图章”,使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受到极大抑制 ;司法机关的独立性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从纵向权力配置看 ,尽管宪法第 3条明确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 ,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 ,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但这毕竟只是一种原则性规定 ,而迄今为止仍未有一部具体的专门法来规范中央与地方关系 ,所以多年来我们总是迷惘于“一放就乱 ,一收就死”的尴尬境地 ,而且由于缺乏法制的界定和保障 ,“权力下放”后地方政府功能急剧膨胀 ,增强了地方利益扩张意识和垄断意识 ,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保护主义”等怪圈 ,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减弱 ,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

3 .监督制约乏力。由于权力配置的不合理 ,权力分工不明 ,故无法对权力运行进行有效监督制约 ;监督机制上存在的诸多问题也使得监督制约往往不能落到实处。现在看来 ,还是要从根本制度上解决问题 ,依法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 ,构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础上的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权力结构。

1 .把党与国家机关关系纳入法制轨道。从法理上而言 ,党不是一级国家机关 ,不能行使任何国家权力 ;但党既是执政党又是领导党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 :要把党权、党政的关系厘清 7 ;可以考虑在适当时候直截了当地制定一部执政党与国家权力机关关系法 ,把所要确认和规范的内容包括进去。

2 .在权力配置问题上 ,主要是确立人民代表大会的应有地位和赋予其实际职权 ,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 ,缩小行政机关的权力 ,保证司法机关完整独立地依法行使权力 ;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自身建设 ,使其担当起应有的责任 ;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适当划分各种国家机关的权力限度。在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上 ,在保证中央权威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地方的自主性 ,可制定一部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或者通过《立法法》来确认和保障这种关系。

3 .针对现行监督制约弱化的现状 ,除强化各国家机关内部监督外 ,还应加强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制约。可以考虑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来保证宪法实施 ,制定一部专门的《监督法》来协调各种监督机制 ,成立权威性的专门反腐败机构来加强廉政建设等。

总之 ,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要求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的根本目的在于确保民主的实现 ,防止反仆为主 ;但是 ,国家权力不能过分分散 ,必须相对集中而足以防止政府功能的失效和防止公民滥用权利 ,维护必要的社会秩序 ,这对一个缺乏民主经验的国家尤为重要。

三

公民的政治参与是实践公民权利 ,保障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一般认为 ,公民的政治参与有助于政府最大限度地集中公民的意愿 ,防止决策的片面性 ;有助于加强对政府的监督 ,以补权力制约之不足 ;有利于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 ,增强公民的政治责任感。所以 ,公民的政治参与也是保障实现民主的重要途径。

在中国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为公民实现政治参与提供了广泛的途径 ,公民的政治参与率也相当高。但是 ,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也存在一些问题 ,呈现出高参与率与低参与质量并存的现象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 8;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 ,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漠”,这种政治冷漠并非意味着公民政治意识的完全消失 ,而是意味着人们的政治注意力相对和暂时的转移 ,因而可以说是一种政治能量的积累期 ,这种政治冷漠一方面有助于保持社会的相对政治稳定和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 ,但时间长了就会因公民参与政治过程的减弱而导致政府行为合法性与权威性降低和对政治过程的监控程度降低而导致公共权力异化。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归纳起来 ,主要有两点 :(一)政治参与水平不高 ,主要表现为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较低 ,参与的理性化较低等 ; (二)政治参与的机制不健全 ,主要表现为参与的渠道不畅、参与信息有梗塞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能力不断提高 ,如果不及时加强公民的政治参与建设 ,使公民的利益表达能够在合法渠道内得以实现 ,势必影响我国的政治稳定。因此 ,提高政治参与质量和健全政治参与机制已成为公民权利建设的必然要求。

1 .提高政治参与的质量 :(1 )营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文化 ,为政治参与创造良好的政治心理背景 ,大致说来 ,要培养普遍的平等观念、广泛的自主意识、强烈的责任感、和法制精神 ,克服政治急躁和政治冷漠情绪 ; (2 )适当提高政治过程的公开化和透明度 ,使公民的政治参与落到实处 ; (3 )把公民的参与行为与其实际利益联系起来 ,提高参与质量等。

2 .健全政治参与机制 :(1 )改革和完善现有的政治参与机制 ,即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等 ; (2 )发展直接民主形式 ,如创制、罢免和复决 ,以济代议制民主之穷 ; (3 )建立和健全大众传播媒介的组织结构 ,使新闻传播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网络体系 ,在整个社会中形成广泛的、大量的信息流 ,为广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更多的渠道。

注 :1参见左羽、书生 :《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国家财产所有权》,《中国法学》1 996年第 4期。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第 81页。

3《列宁全集》第四十卷 ,第 2 76页。

4参见拙文《论作为一种国家形式的民主》,《探索》1 997年第 3期。

5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编译《宪法》第 1 48页 ,知识出版社 1 982年版。

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篇（5）

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从传统工业经济向现代信息经济、知识经济转型，产业结构正在从第二产业为主导向第三产业为主导转型，经济发展的模式也正在从高成本、低产出的粗放型经营向低成本、高产出的集约型经营转型，科学发展、民主发展、和谐发展，尽快建成创新型国家已经越来越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新的发展阶段、新的产业结构、新的发展模式需要有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作保障。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是适应传统工业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适应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要求、适应粗放型发展模式的要求建立的。既然现在发展转型了，制度也需要转型，转型意味着创新。

虽然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创新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已经运行了几十年，形成了一种制度的惯性，它的创新必定是一个需要持之以恒的长期系统的工程。从目前的创新起点看，为了顺利启动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创新，国民经济管理理念作为必要的思想前提必须先行创新，在旧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还没有改变，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还没有确立之前，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系统创新难以起步。

一、从本质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理念创新环节

国民经济管理的职能理念的创新。在传统工业经济发展中，国民经济管理的职能是促使微观主体创造出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财富，达到宏观层面物质财富供给与物质财富需求的均衡。为了达到这种均衡，国民经济管理在劳动力供求均衡、生产资料供求均衡、消费资料供求均衡、进出口供求均衡等要素均衡中进行宏观调控。这种以社会物质财富供给满足物质财富需求为职能的国民经济管理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会造成严重的管理缺位，因为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的生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的形成，表明人们的经济需求已经从单纯的物质需求层次上升到了社会和精神需求层次。合格的国民经济管理，就不能只是关注人们的物质需求，更要关注人们的社会和精神需求，在物质产品供给与物质产品需求均衡公式的基础上围绕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去建立社会与精神产品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公式，要像了解人民的物质需求一样，了解人民的社会和精神需求，像引导和开掘人民的物质需求一样，引导和开掘人民的社会和精神需求，需求管理比传统工业经济时期具有更多的社会和文化嵌入性。

从供给角度看，因为要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将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理念转化为现代经济产业和产品成为国民经济供给管理的重要职能。在传统工业经济时期不被列入国民经济供给管理的闲暇、娱乐、学习、健康、运动、咨询、时尚、创意、安全、满意、幸福、和谐等社会和精神产业逐渐被国民经济供给管理所关注。主动而有序地创造满足新的需求的新产业、新产品，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更多地具有了社会和文化内涵，甚至文化创意本身就成为主导产业。当然，在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中除了满足人们社会和精神需求的产业外，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农业、制造业以及传统服务业还是大量存在，还要提供大量的物质产品和服务。但是，即便是农业和制造业等各种传统产业，也必定通过信息化、知识化、生态化、自动化改造，被新型产业主导、连接、提升到一个新的运作水平，传统产业因此有了新的时代内涵，传统产业想固守在传统产业结构中止步不前就会失去生存的可能。在中国已经融入全球化、国际化的今天，我们不可能以目前中国传统产业依然存在、依然落后为理由，否认我国国民经济管理制度职能创新的必要性。产品从原材料和资金的投入到物质产品的生产，其最钟情的指标是国民生产总值GDP，为了GDP的增长，各级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致力于抓投资，搞引资，上项目，扩规模，地方政府之间的政绩以GDP的多少来衡量，GDP增长得快，得到上级政府的表扬，干部的提升也快；GDP增长得慢，受到上级政府的批评，干部的升迁也慢。这种国民经济管理评价理念必须创新。

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特征理念的创新。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具有非常鲜明的行政特征，国民经济管理系统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行政等级管理系统。宏观行政主体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主体，行政上下级关系构成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主要关系，国民经济管理多半是上级对下级的行政调控，行政指令成为宏观调控最常用也最好用的手段。这种行政惯性在我国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积淀，既和我国传统的工业经济基础上的粗放式经营相吻合，又与我国原有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从传统工业经济向现代知识经济转型，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行政惯性特征。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的集约经营模式，现代市场经济的良性循环，需要国民经济管理从行政等级型特征转变到法治契约型特征。新的国民经济管理的主要特征不是行政管理而是法治管理，不是等级管理而是契约管理，这并不是说新的国民经济管理没有行政管理，而是指新的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行政管理只能是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是依法行政管理。所以在新的国民经济管理中，立法、执法、司法共同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宏观主体。在宏观管理特征变化的同时，宏观主体与微观主体的关系也发生根本的变化，宏观管理主体不再简单地用上级的行政权威控制下级的经济行为，而是在尊重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权利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谈判协商程序，微观主体权利与宏观主体意图在协商谈判中达成统一，形成契约，用法律规范微观主体行为。也就是说，宏观主体对于微观主体的权威首先来自于法律而不是来自于行政，法律权威先于行政权威，法律权威导致行政权威。过去基本上靠行政权威进行的宏观调控不再简单地是行政调控，而是依法调控，所谓依法调控，指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调控行为一定是通过立法原则和立法程序进行，是以法治为依据的调控，即便是紧急情况下的行政干预，也一定是通过立法特别授权的。

国民经济管理的法治特征的更深层的含义是，宏观管理主体的权力是微观主体宪法意义上的授权，微观主体当然是宏观主体的管理对象，但是由于宏观主体是国家机构工作人员，根据国家是受人民委托的人的宪法内容，微观主体与宏观主体的关系从人民与国家的关系角度看，有一个委托人与人的法律授权关系，微观主体作为社会民众对宏观主体具有委托人意义上的监控权利。过去以为宏观主体对微观主体的关系只是行政等级关系，现在则要在行政层面上再进一步看到宪法层面上的关系，宏观主体是为全体人民进行宏观管理。这样一来，宏观管理包括政府行政管理在内本质上是宪法意义上的服务型管理，是市场经济平等竞争条件下的有限管理，是社会自治合作基础上的和谐管理。鉴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度集权特性，我国当前阶段尤其要强调微观主体可以监控宏观主体，宏观主体的行为首先受到法律的约束，微观主体对宏观主体有监督的权利。宏观主体与微观主体之间的关系从单纯的行政单向关系变成法治双向关系。宏观主体必须依法办事，宏观主体违法必究，这样一来，国民经济管理自然构成新时期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国体制的改革实践也证明，如果只强调宏观管理主体的绝对权力，忽视微观主体的权利，极有可能出现宏观主体对微观主体的侵权，过多的行政审批、过多的收费罚款扰乱微观主体正常的经济活动。更严重的是，在有利可图时，宏观主体直接把持经济领域形成的行政垄断，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平等竞争形成阻碍。目前中国出现的房地产热、投资热，垄断中体现的，以及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些政府部门已经直接或间接地成为经济活动的谋利主体。为什么现在会出现如此普遍的政府谋利行为呢?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只把国民经济管理当作行政问题看待，严重忽视了法治层面的特征，忽视了全体人民对于政府职能、政府行为的监控，造成目前的调控困境。既然问题的根源出在法治层面，光靠中央政府用行政强制控制地方政府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只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国民经济管理是全体人民都依法参与的管理，是全体人民授权政府的管理，人民有权管官，有具体的组织结构和组织程序保障人民及时校正政府行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府与民争利的问题，这是目前将国民经济管理从行政化特征转到法治化特征的关键。

二、从管理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的创新环节

国民经济管理内容理念的创新。我们习以为常的国民经济管理内容，以物质资本与货币资本的投入产出为主线，从宏观上掌握全国自然资源的存量与开采，全国物质资源的流入与流出，全国货币资金的存贷总量与结构、全国资本市场的流量与存量，致力于如何调动物质资源，如何进行货币投放。对于人力资源的管理，一般是围绕物质资源和货币资金的投入产出而配置，劳动力是作为与物质资源和货币资源同样的生产要素对待的。这种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可以简单概括为以物流和资金流为主线。在传统产业结构运作中，在粗放经营的发展模式中，满足人们物质需求为主的物质财富生产中，这种国民经济管理内容无可厚非。但是，在以知识和信息的投入产出为主线的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中，物质资本、货币资本不再是主要的生产要素，主要的生产要素是人力资本，人的知识和创新能力成为财富的主要来源。过去考虑的是如何开采自然资源，将现有的物质资源、货币资源转化为产品，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开采人们的思想，开采人们的知识和潜能，如何将人们的创意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用符合人力资本投入产出要求的制度最大限度地将人力资本的潜能转化为现实能量，围绕人力资本的创造潜能配置物质资本和货币资本。人力资本成为国民经济管理的主线。国民经济管理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我国有多少物质资源，多少货币资源，而是我国有多少人才资源，有多少具有创新潜能的知识资源，从这条主线出发，对人力资本的知识和创新潜能的运作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核心内容。

人力资本成为国民经济管理的核心内容，需要把国民经济管理的着力点从物资流、货币流转变到知识流、信息流。围绕知识流、信息流组织物资流、货币流，必须从宏观上改变产业结构的原有排序。从物质资本投入产出的角度看，教育、医疗并不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是属于社会管理的内容。但是从人力资本投入产出的角度看，教育应该列入国民经济管理的范围。因为教育是否能够生产出有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本，是知识经济运行的起点，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行质量的前提，所以教育构成知识经济的基础产业，是知识型国民经济的基本建设；同样，从物质资源的管理看，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也不是国民经济管理的主要内容，因为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构成的新的技术周期对旧的技术周期有替代作用，而企业一般是在既定技术条件下形成物质资源的投入产出，从直接的物资流看产业结构，就无法容纳从科学研究到技术开发的整个过程，但是从人力资本管理的角度看，科技研发就是知识经济的核心产业，因为科技研发是将人力资本的知识转化为社会财富，人力资本的知识和创新潜能在科技研发中才能转化为生产力，离开科技研发，人力资本的知识只能停留在潜在状态下，无法转化为现实获利。过去我们只是把科技转化当作科技部门的事情，在知识经济的运行中，通过科技研发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成果本身就是高新技术产业生产的内在工序，所以科技研发和转化中介也成为知识经济的核心产业。此外，直接用社会和文化元素生产服务以满足人的社会和精神需求的软产业构成新的主导产业，如创意产业、广告业、休闲业等。所以，看一个产业是否具有主导性，不再看它投入的物质和资金的多少，而是看它投入的人力资本的知识的多少，人力资本投入越多从而创造价值越多的产业，越能成为主导产业。人力资本的投入产出从根本上改变了国民经济主导产业的排序。

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区别在于，人力资本是依附在人身上的生产要素，进行人力资本为内容的国民经济管理，就是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人的管理，如何用高效的制度系统，将人身上处于潜在状态的人力资本转化为现实状态的人力资本，就是国民经济管理内容的核心层面。那种把钱看得比人重的国民经济管理观念必须抛弃。国民经济管理用制度保障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包括人力资本的财产权、人力资本的竞争权、人力资本的交易权、人力资本的组织权、人力资本的创业权、人力资本的创新权、人力资本的流动权。国民经济管理从本质上看就是人的权利的管理。围绕人尽其才，关注人力资本所有者的财产权落实没有，是否有平等竞争的机会，是否可以与货币资本所有者谈判交易，是否可以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是否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中创业创新，是否有与人力资本能力相匹配的利益分配格局，经济效率与公平是否统一，收入增长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否统一，那种单纯以GDP增长作为发展目标的管理转变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发展目标的管理，以人力资本投入产出为主线的国民经济管理，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本管理。国民经济管理视野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视野包括国民经济管理的空间视野和国民经济管理的时间视野。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视野从空间状态看，是以国内范围为主；从时间状态看，是以现在时态为主，视野还是比较狭窄的。从空间状态看，传统产业结构的运作虽然也有进出口贸易，但在加入WTO之前，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还大多在国内从事经济活动，主要是在国内自我循环的生产销售运作。传统计划经济的体制中虽然也有国际关系，但高度集权的行政指令性计划主要是国内的制度运作。但在中国加入WTO以后，外国企业和外国公民大批进入中国，而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也大批走出国境。经过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实力大为提高，初步具备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的条件，中国完全融入了全球经济网络中。中国进行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也使中国的经济制度运作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进入了国际市场体系。产业的开放度和体制的开放度决定了国民经济管理的开放度。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本身就是国与国之间在全球范围内创新能力的较量，从事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管理的国民经济管理必须从单纯的国内视野扩展到国际视野，将国民经济的运作放在全球背景综合规划，目标定位在提高中国国际竞争力、国际创新力的高度。从这个高度思考国民经济的管理，如何提高科学技术的原创性，如何创建国际品牌，如何打造胜任国际竞争的企业，如何与世界各国形成和谐的具有民族自尊的国际经济关系。

从时间状态看，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是对传统产业结构的运作的管理，传统产业结构的技术条件相对落后，传统产业结构的体制运作效率也落后于发达国家，国民经济管理或者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的物质货币循环，或者是技术引进基础上的模仿改良，在国民经济管理的时态模式上处于跟进式、引进式。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在具有了空间状态的全球化视野后，在时间状态上应具有未来时态视野。就是国民经济管理不是仅仅着眼于现在的技术状态，现在的资源状态，现在的品质状态，现在的制度状态，而是着眼于开发未来的技术状态，在引进技术的同时进行原始性创新，争取拥有越来越多的自主知识产权；寻找未来的资源状态，就是不单纯地看到现有的自然资源、物质资源，更要通过人力资本的创新活动再生出新型的经济资源，更要将人力资本的知识和潜能当作财富生产的首要经济资源，从而创造在传统模式中不可思议的生产力；创造未来的品质状态，改变给外国品牌打工、贴牌生产的状态，努力创造具有中国知识产权的世界品牌，用自有品牌去占领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探索未来的制度状态，着眼于从成为世界创新型强国的要求构建制度系统，将不利于创新的制度改造成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将动态地提供鼓励打破常规、鼓励创新的制度作为国民经济管理的中心工作，宏观管理主体是创新引导型而不是固守传统型。不是简单地用战略规划，用长期计划，框住微观主体的活动，而是规划计划本身对于微观主体的创新具有弹性和包容性，承认规划本身的非规划性、非预见性。微观主体的创新能够不断被宏观主体认可扶持，宏观主体的规划计划本身就包括对创新的预见、对创新的激励，宏观主体能够在微观主体充分参与基础上创新战略，这是新国民经济管理的特点。

三、从运行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的创新环节

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篇（6）

过度国有化，民营经济“配角”化，是指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过高，民营经济的比例过低或者相对过低，这是西部目前所有制结构的主要特点。改革开放30多年来，西部省区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才技术优势，形成了西部省区的工业体系。国有经济在西部经济总量中占主导地位。西部国有经济的特点：一是国有经济比重过大，民营经济比重偏小，这与全国整体情况有一定的差距，尤其是与沿海地区呈现明显反差；二是国有经济主要集中在以优势原材料为基础的重工业，多为国家拨款、贷款投资建设的，投资大，债务负担重；三是由于历史原因，国有企业包袱沉重，主辅分离，下岗职工再就业非常困难；四是部分国有企业设备老化，产品单一，机制不灵活，管理滑坡，发展后劲不足，缺乏市场竞争力。

西部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民营经济总量不足，质量不高。西部少有能在全国排上号的大型民企，民企尚不能成为全省经济发展的支柱。而产业局限在药业、房地产、农副产品加工上，也让西部民营经济缺少特色。从这个层面上讲，民营经济对西部发展的作用亟待提升。

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证明，民营经济是最具活力的生产力，是西部改革开放的重要推动者；民营经济是西部大开发事业的物质基础，是西部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依靠力量；民营经济是富民经济、是老百姓的经济，凡是民营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那里的经济就充满活力和动力，人民生活就比较富裕。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西部和东南沿海先进省区的差距，从全国来看，民营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已超过全国的50％，未来投资的增长将主要依靠民间投资，构成了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和重要源泉，但是，西部远未达到全国的平均水平。可以肯定，西部的发展离不开民营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加大投资需要民间资本，扶贫富民更要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

二、所有制结构改革与区域生产力效率

推进西部大开发、实现互动发展，使工业化为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城镇化为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提供强大支撑，农业现代化为工业化、城镇化提供坚实基础，迅速壮大经济总量，实现后发赶超。西部经济社会发展“慢”，主要“慢”在工业上。正因为如此，西部提出了重点实施工业强省战略和城镇化带动战略。面对薄弱的生态环境和有限的土地资源，提出以生态文明理念推进农业现代化。

无论是工业化、城镇化，还是农业现代化，其第一位的社会基础是保障民生，没有民生保障，“三化”并举只能是空中楼阁，而优先发展民营经济是保障民生的根本所在，也是西部解决严峻的贫困问题的根本所依。在当前西部20％至30％以上的地区被列入贫困地区的现实情况下，民营经济实际上已经成为西部“三化”并举的第一战略支撑。发展民营经济可以为农业结构调整优化、农业产业化经营、农民增收创造条件，可以繁荣县域经济；做好三农、扶贫工作将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商机；民营经济发展能为农业、扶贫工作提供更多财力支持。要按照当前中央的新精神，统筹抓好民营经济工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更加有利的基础条件。

同时，要充分认识到，只有民营经济的优先发展，才能保障西部大开发的可持续。无论是工业化、城镇化，还是农业现代化，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关系看，最终离不开居民和企业的消费，一方面是居民和企业的消费规模和水平影响和制约着生产、流通、分配的规模和水平，另一方面生产、流通、分配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居民和企业的消费升级。因此，没有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来解决民生问题，保证促进就业，保证促进居民和企业的消费升级，西部大开发的可持续是难以实现的。

三、民营经济与反贫困的所有制基础

西部人均收入低，农民收入更低，贫困人口多，从所有制结构看，根本原因是民营经济发展滞后。由于民营经济滞后，导致企业数量少，产业不发达，就业岗位严重不足，农民缺乏持续增收的途径；导致工业企业组织缺乏微观基础，工业经济规模小、城镇经济实力弱，对农村带动能力不强，农村发展不起来；导致工业和城镇对农产品需求不足，农产品难以顺畅变成商品，经济效益得不到提高。由于民营经济滞后，县和乡镇财政增长缓慢，改善民生缺乏保障，存在大量贫困县和贫困乡镇。西部大开发与西部民营经济落后互为因果，但是从长远看，根本原因还是民营经济发展得不好。只有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统筹解决民营经济问题，才能推进扶贫开发，这已成为十分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

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篇（7）

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从传统工业经济向现代信息经济、知识经济转型，产业结构正在从第二产业为主导向第三产业为主导转型，经济发展的模式也正在从高成本、低产出的粗放型经营向低成本、高产出的集约型经营转型，科学发展、民主发展、和谐发展，尽快建成创新型国家已经越来越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新的发展阶段、新的产业结构、新的发展模式需要有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作保障。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是适应传统工业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适应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要求、适应粗放型发展模式的要求建立的。既然现在发展转型了，制度也需要转型，转型意味着创新。

虽然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创新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已经运行了几十年，形成了一种制度的惯性，它的创新必定是一个需要持之以恒的长期系统的工程。从目前的创新起点看，为了顺利启动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创新，国民经济管理理念作为必要的思想前提必须先行创新，在旧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还没有改变，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还没有确立之前，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系统创新难以起步。

一、从本质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理念创新环节

国民经济管理的职能理念的创新。在传统工业经济发展中，国民经济管理的职能是促使微观主体创造出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财富，达到宏观层面物质财富供给与物质财富需求的均衡。为了达到这种均衡，国民经济管理在劳动力供求均衡、生产资料供求均衡、消费资料供求均衡、进出口供求均衡等要素均衡中进行宏观调控。这种以社会物质财富供给满足物质财富需求为职能的国民经济管理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会造成严重的管理缺位，因为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的生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的形成，表明人们的经济需求已经从单纯的物质需求层次上升到了社会和精神需求层次。合格的国民经济管理，就不能只是关注人们的物质需求，更要关注人们的社会和精神需求，在物质产品供给与物质产品需求均衡公式的基础上围绕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去建立社会与精神产品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公式，要像了解人民的物质需求一样，了解人民的社会和精神需求，像引导和开掘人民的物质需求一样，引导和开掘人民的社会和精神需求，需求管理比传统工业经济时期具有更多的社会和文化嵌入性。

从供给角度看，因为要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将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理念转化为现代经济产业和产品成为国民经济供给管理的重要职能。在传统工业经济时期不被列入国民经济供给管理的闲暇、娱乐、学习、健康、运动、咨询、时尚、创意、安全、满意、幸福、和谐等社会和精神产业逐渐被国民经济供给管理所关注。主动而有序地创造满足新的需求的新产业、新产品，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更多地具有了社会和文化内涵，甚至文化创意本身就成为主导产业。当然，在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中除了满足人们社会和精神需求的产业外，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农业、制造业以及传统服务业还是大量存在，还要提供大量的物质产品和服务。但是，即便是农业和制造业等各种传统产业，也必定通过信息化、知识化、生态化、自动化改造，被新型产业主导、连接、提升到一个新的运作水平，传统产业因此有了新的时代内涵，传统产业想固守在传统产业结构中止步不前就会失去生存的可能。在中国已经融入全球化、国际化的今天，我们不可能以目前中国传统产业依然存在、依然落后为理由，否认我国国民经济管理制度职能创新的必要性。产品从原材料和资金的投入到物质产品的生产，其最钟情的指标是国民生产总值GDP，为了GDP的增长，各级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致力于抓投资，搞引资，上项目，扩规模，地方政府之间的政绩以GDP的多少来衡量，GDP增长得快，得到上级政府的表扬，干部的提升也快；GDP增长得慢，受到上级政府的批评，干部的升迁也慢。这种国民经济管理评价理念必须创新。

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特征理念的创新。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具有非常鲜明的行政特征，国民经济管理系统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行政等级管理系统。宏观行政主体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主体，行政上下级关系构成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主要关系，国民经济管理多半是上级对下级的行政调控，行政指令成为宏观调控最常用也最好用的手段。这种行政惯性在我国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积淀，既和我国传统的工业经济基础上的粗放式经营相吻合，又与我国原有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从传统工业经济向现代知识经济转型，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行政惯性特征。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的集约经营模式，现代市场经济的良性循环，需要国民经济管理从行政等级型特征转变到法治契约型特征。新的国民经济管理的主要特征不是行政管理而是法治管理，不是等级管理而是契约管理，这并不是说新的国民经济管理没有行政管理，而是指新的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行政管理只能是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是依法行政管理。所以在新的国民经济管理中，立法、执法、司法共同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宏观主体。在宏观管理特征变化的同时，宏观主体与微观主体的关系也发生根本的变化，宏观管理主体不再简单地用上级的行政权威控制下级的经济行为，而是在尊重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权利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谈判协商程序，微观主体权利与宏观主体意图在协商谈判中达成统一，形成契约，用法律规范微观主体行为。也就是说，宏观主体对于微观主体的权威首先来自于法律而不是来自于行政，法律权威先于行政权威，法律权威导致行政权威。过去基本上靠行政权威进行的宏观调控不再简单地是行政调控，而是依法调控，所谓依法调控，指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调控行为一定是通过立法原则和立法程序进行，是以法治为依据的调控，即便是紧急情况下的行政干预，也一定是通过立法特别授权的。

国民经济管理的法治特征的更深层的含义是，宏观管理主体的权力是微观主体宪法意义上的授权，微观主体当然是宏观主体的管理对象，但是由于宏观主体是国家机构工作人员，根据国家是受人民委托的人的宪法内容，微观主体与宏观主体的关系从人民与国家的关系角度看，有一个委托人与人的法律授权关系，微观主体作为社会民众对宏观主体具有委托人意义上的监控权利。过去以为宏观主体对微观主体的关系只是行政等级关系，现在则要在行政层面上再进一步看到宪法层面上的关系，宏观主体是为全体人民进行宏观管理。这样一来，宏观管理包括政府行政管理在内本质上是宪法意义上的服务型管理，是市场经济平等竞争条件下的有限管理，是社会自治合作基础上的和谐管理。鉴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度集权特性，我国当前阶段尤其要强调微观主体可以监控宏观主体，宏观主体的行为首先受到法律的约束，微观主体对宏观主体有监督的权利。宏观主体与微观主体之间的关系从单纯的行政单向关系变成法治双向关系。宏观主体必须依法办事，宏观主体违法必究，这样一来，国民经济管理自然构成新时期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国体制的改革实践也证明，如果只强调宏观管理主体的绝对权力，忽视微观主体的权利，极有可能出现宏观主体对微观主体的侵权，过多的行政审批、过多的收费罚款扰乱微观主体正常的经济活动。更严重的是，在有利可图时，宏观主体直接把持经济领域形成的行政垄断，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平等竞争形成阻碍。目前中国出现的房地产热、投资热，垄断中体现的，以及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些政府部门已经直接或间接地成为经济活动的谋利主体。为什么现在会出现如此普遍的政府谋利行为呢?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只把国民经济管理当作行政问题看待，严重忽视了法治层面的特征，忽视了全体人民对于政府职能、政府行为的监控，造成目前的调控困境。既然问题的根源出在法治层面，光靠中央政府用行政强制控制地方政府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只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国民经济管理是全体人民都依法参与的管理，是全体人民授权政府的管理，人民有权管官，有具体的组织结构和组织程序保障人民及时校正政府行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府与民争利的问题，这是目前将国民经济管理从行政化特征转到法治化特征的关键。

二、从管理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的创新环节

国民经济管理内容理念的创新。我们习以为常的国民经济管理内容，以物质资本与货币资本的投入产出为主线，从宏观上掌握全国自然资源的存量与开采，全国物质资源的流入与流出，全国货币资金的存贷总量与结构、全国资本市场的流量与存量，致力于如何调动物质资源，如何进行货币投放。对于人力资源的管理，一般是围绕物质资源和货币资金的投入产出而配置，劳动力是作为与物质资源和货币资源同样的生产要素对待的。这种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可以简单概括为以物流和资金流为主线。在传统产业结构运作中，在粗放经营的发展模式中，满足人们物质需求为主的物质财富生产中，这种国民经济管理内容无可厚非。但是，在以知识和信息的投入产出为主线的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中，物质资本、货币资本不再是主要的生产要素，主要的生产要素是人力资本，人的知识和创新能力成为财富的主要来源。过去考虑的是如何开采自然资源，将现有的物质资源、货币资源转化为产品，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开采人们的思想，开采人们的知识和潜能，如何将人们的创意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用符合人力资本投入产出要求的制度最大限度地将人力资本的潜能转化为现实能量，围绕人力资本的创造潜能配置物质资本和货币资本。人力资本成为国民经济管理的主线。国民经济管理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我国有多少物质资源，多少货币资源，而是我国有多少人才资源，有多少具有创新潜能的知识资源，从这条主线出发，对人力资本的知识和创新潜能的运作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核心内容。

人力资本成为国民经济管理的核心内容，需要把国民经济管理的着力点从物资流、货币流转变到知识流、信息流。围绕知识流、信息流组织物资流、货币流，必须从宏观上改变产业结构的原有排序。从物质资本投入产出的角度看，教育、医疗并不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是属于社会管理的内容。但是从人力资本投入产出的角度看，教育应该列入国民经济管理的范围。因为教育是否能够生产出有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本，是知识经济运行的起点，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行质量的前提，所以教育构成知识经济的基础产业，是知识型国民经济的基本建设；同样，从物质资源的管理看，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也不是国民经济管理的主要内容，因为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构成的新的技术周期对旧的技术周期有替代作用，而企业一般是在既定技术条件下形成物质资源的投入产出，从直接的物资流看产业结构，就无法容纳从科学研究到技术开发的整个过程，但是从人力资本管理的角度看，科技研发就是知识经济的核心产业，因为科技研发是将人力资本的知识转化为社会财富，人力资本的知识和创新潜能在科技研发中才能转化为生产力，离开科技研发，人力资本的知识只能停留在潜在状态下，无法转化为现实获利。过去我们只是把科技转化当作科技部门的事情，在知识经济的运行中，通过科技研发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成果本身就是高新技术产业生产的内在工序，所以科技研发和转化中介也成为知识经济的核心产业。此外，直接用社会和文化元素生产服务以满足人的社会和精神需求的软产业构成新的主导产业，如创意产业、广告业、休闲业等。所以，看一个产业是否具有主导性，不再看它投入的物质和资金的多少，而是看它投入的人力资本的知识的多少，人力资本投入越多从而创造价值越多的产业，越能成为主导产业。人力资本的投入产出从根本上改变了国民经济主导产业的排序。

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区别在于，人力资本是依附在人身上的生产要素，进行人力资本为内容的国民经济管理，就是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人的管理，如何用高效的制度系统，将人身上处于潜在状态的人力资本转化为现实状态的人力资本，就是国民经济管理内容的核心层面。那种把钱看得比人重的国民经济管理观念必须抛弃。国民经济管理用制度保障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包括人力资本的财产权、人力资本的竞争权、人力资本的交易权、人力资本的组织权、人力资本的创业权、人力资本的创新权、人力资本的流动权。国民经济管理从本质上看就是人的权利的管理。围绕人尽其才，关注人力资本所有者的财产权落实没有，是否有平等竞争的机会，是否可以与货币资本所有者谈判交易，是否可以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是否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中创业创新，是否有与人力资本能力相匹配的利益分配格局，经济效率与公平是否统一，收入增长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否统一，那种单纯以GDP增长作为发展目标的管理转变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发展目标的管理，以人力资本投入产出为主线的国民经济管理，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本管理。国民经济管理视野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视野包括国民经济管理的空间视野和国民经济管理的时间视野。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视野从空间状态看，是以国内范围为主；从时间状态看，是以现在时态为主，视野还是比较狭窄的。从空间状态看，传统产业结构的运作虽然也有进出口贸易，但在加入WTO之前，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还大多在国内从事经济活动，主要是在国内自我循环的生产销售运作。传统计划经济的体制中虽然也有国际关系，但高度集权的行政指令性计划主要是国内的制度运作。但在中国加入WTO以后，外国企业和外国公民大批进入中国，而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也大批走出国境。经过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实力大为提高，初步具备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的条件，中国完全融入了全球经济网络中。中国进行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也使中国的经济制度运作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进入了国际市场体系。产业的开放度和体制的开放度决定了国民经济管理的开放度。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本身就是国与国之间在全球范围内创新能力的较量，从事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管理的国民经济管理必须从单纯的国内视野扩展到国际视野，将国民经济的运作放在全球背景综合规划，目标定位在提高中国国际竞争力、国际创新力的高度。从这个高度思考国民经济的管理，如何提高科学技术的原创性，如何创建国际品牌，如何打造胜任国际竞争的企业，如何与世界各国形成和谐的具有民族自尊的国际经济关系。

从时间状态看，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是对传统产业结构的运作的管理，传统产业结构的技术条件相对落后，传统产业结构的体制运作效率也落后于发达国家，国民经济管理或者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的物质货币循环，或者是技术引进基础上的模仿改良，在国民经济管理的时态模式上处于跟进式、引进式。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在具有了空间状态的全球化视野后，在时间状态上应具有未来时态视野。就是国民经济管理不是仅仅着眼于现在的技术状态，现在的资源状态，现在的品质状态，现在的制度状态，而是着眼于开发未来的技术状态，在引进技术的同时进行原始性创新，争取拥有越来越多的自主知识产权；寻找未来的资源状态，就是不单纯地看到现有的自然资源、物质资源，更要通过人力资本的创新活动再生出新型的经济资源，更要将人力资本的知识和潜能当作财富生产的首要经济资源，从而创造在传统模式中不可思议的生产力；创造未来的品质状态，改变给外国品牌打工、贴牌生产的状态，努力创造具有中国知识产权的世界品牌，用自有品牌去占领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探索未来的制度状态，着眼于从成为世界创新型强国的要求构建制度系统，将不利于创新的制度改造成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将动态地提供鼓励打破常规、鼓励创新的制度作为国民经济管理的中心工作，宏观管理主体是创新引导型而不是固守传统型。不是简单地用战略规划，用长期计划，框住微观主体的活动，而是规划计划本身对于微观主体的创新具有弹性和包容性，承认规划本身的非规划性、非预见性。微观主体的创新能够不断被宏观主体认可扶持，宏观主体的规划计划本身就包括对创新的预见、对创新的激励，宏观主体能够在微观主体充分参与基础上创新战略，这是新国民经济管理的特点。

三、从运行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的创新环节

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篇（8）

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从传统工业经济向现代信息经济、知识经济转型，产业结构正在从第二产业为主导向第三产业为主导转型，经济发展的模式也正在从高成本、低产出的粗放型经营向低成本、高产出的集约型经营转型，科学发展、民主发展、和谐发展，尽快建成创新型国家已经越来越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新的发展阶段、新的产业结构、新的发展模式需要有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作保障。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是适应传统工业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适应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要求、适应粗放型发展模式的要求建立的。既然现在发展转型了，制度也需要转型，转型意味着创新。

虽然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创新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已经运行了几十年，形成了一种制度的惯性，它的创新必定是一个需要持之以恒的长期系统的工程。从目前的创新起点看，为了顺利启动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创新，国民经济管理理念作为必要的思想前提必须先行创新，在旧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还没有改变，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还没有确立之前，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系统创新难以起步。

一、从本质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理念创新环节

国民经济管理的职能理念的创新。在传统工业经济发展中，国民经济管理的职能是促使微观主体创造出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财富，达到宏观层面物质财富供给与物质财富需求的均衡。为了达到这种均衡，国民经济管理在劳动力供求均衡、生产资料供求均衡、消费资料供求均衡、进出口供求均衡等要素均衡中进行宏观调控。这种以社会物质财富供给满足物质财富需求为职能的国民经济管理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会造成严重的管理缺位，因为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的生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的形成，表明人们的经济需求已经从单纯的物质需求层次上升到了社会和精神需求层次。合格的国民经济管理，就不能只是关注人们的物质需求，更要关注人们的社会和精神需求，在物质产品供给与物质产品需求均衡公式的基础上围绕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去建立社会与精神产品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公式，要像了解人民的物质需求一样，了解人民的社会和精神需求，像引导和开掘人民的物质需求一样，引导和开掘人民的社会和精神需求，需求管理比传统工业经济时期具有更多的社会和文化嵌入性。

从供给角度看，因为要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将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理念转化为现代经济产业和产品成为国民经济供给管理的重要职能。在传统工业经济时期不被列入国民经济供给管理的闲暇、娱乐、学习、健康、运动、咨询、时尚、创意、安全、满意、幸福、和谐等社会和精神产业逐渐被国民经济供给管理所关注。主动而有序地创造满足新的需求的新产业、新产品，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更多地具有了社会和文化内涵，甚至文化创意本身就成为主导产业。当然，在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中除了满足人们社会和精神需求的产业外，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农业、制造业以及传统服务业还是大量存在，还要提供大量的物质产品和服务。但是，即便是农业和制造业等各种传统产业，也必定通过信息化、知识化、生态化、自动化改造，被新型产业主导、连接、提升到一个新的运作水平，传统产业因此有了新的时代内涵，传统产业想固守在传统产业结构中止步不前就会失去生存的可能。在中国已经融入全球化、国际化的今天，我们不可能以目前中国传统产业依然存在、依然落后为理由，否认我国国民经济管理制度职能创新的必要性。产品从原材料和资金的投入到物质产品的生产，其最钟情的指标是国民生产总值GDP，为了GDP的增长，各级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致力于抓投资，搞引资，上项目，扩规模，地方政府之间的政绩以GDP的多少来衡量，GDP增长得快，得到上级政府的表扬，干部的提升也快；GDP增长得慢，受到上级政府的批评，干部的升迁也慢。这种国民经济管理评价理念必须创新。

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特征理念的创新。现有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具有非常鲜明的行政特征，国民经济管理系统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行政等级管理系统。宏观行政主体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主体，行政上下级关系构成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主要关系，国民经济管理多半是上级对下级的行政调控，行政指令成为宏观调控最常用也最好用的手段。这种行政惯性在我国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积淀，既和我国传统的工业经济基础上的粗放式经营相吻合，又与我国原有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从传统工业经济向现代知识经济转型，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行政惯性特征。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的集约经营模式，现代市场经济的良性循环，需要国民经济管理从行政等级型特征转变到法治契约型特征。新的国民经济管理的主要特征不是行政管理而是法治管理，不是等级管理而是契约管理，这并不是说新的国民经济管理没有行政管理，而是指新的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行政管理只能是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是依法行政管理。所以在新的国民经济管理中，立法、执法、司法共同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宏观主体。在宏观管理特征变化的同时，宏观主体与微观主体的关系也发生根本的变化，宏观管理主体不再简单地用上级的行政权威控制下级的经济行为，而是在尊重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权利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谈判协商程序，微观主体权利与宏观主体意图在协商谈判中达成统一，形成契约，用法律规范微观主体行为。也就是说，宏观主体对于微观主体的权威首先来自于法律而不是来自于行政，法律权威先于行政权威，法律权威导致行政权威。过去基本上靠行政权威进行的宏观调控不再简单地是行政调控，而是依法调控，所谓依法调控，指国民经济管理中的调控行为一定是通过立法原则和立法程序进行，是以法治为依据的调控，即便是紧急情况下的行政干预，也一定是通过立法特别授权的。

国民经济管理的法治特征的更深层的含义是，宏观管理主体的权力是微观主体宪法意义上的授权，微观主体当然是宏观主体的管理对象，但是由于宏观主体是国家机构工作人员，根据国家是受人民委托的人的宪法内容，微观主体与宏观主体的关系从人民与国家的关系角度看，有一个委托人与人的法律授权关系，微观主体作为社会民众对宏观主体具有委托人意义上的监控权利。过去以为宏观主体对微观主体的关系只是行政等级关系，现在则要在行政层面上再进一步看到宪法层面上的关系，宏观主体是为全体人民进行宏观管理。这样一来，宏观管理包括政府行政管理在内本质上是宪法意义上的服务型管理，是市场经济平等竞争条件下的有限管理，是社会自治合作基础上的和谐管理。鉴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度集权特性，我国当前阶段尤其要强调微观主体可以监控宏观主体，宏观主体的行为首先受到法律的约束，微观主体对宏观主体有监督的权利。宏观主体与微观主体之间的关系从单纯的行政单向关系变成法治双向关系。宏观主体必须依法办事，宏观主体违法必究，这样一来，国民经济管理自然构成新时期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中国体制的改革实践也证明，如果只强调宏观管理主体的绝对权力，忽视微观主体的权利，极有可能出现宏观主体对微观主体的侵权，过多的行政审批、过多的收费罚款扰乱微观主体正常的经济活动。更严重的是，在有利可图时，宏观主体直接把持经济领域形成的行政垄断，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平等竞争形成阻碍。目前中国出现的房地产热、投资热，垄断中体现的，以及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些政府部门已经直接或间接地成为经济活动的谋利主体。为什么现在会出现如此普遍的政府谋利行为呢?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只把国民经济管理当作行政问题看待，严重忽视了法治层面的特征，忽视了全体人民对于政府职能、政府行为的监控，造成目前的调控困境。既然问题的根源出在法治层面，光靠中央政府用行政强制控制地方政府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只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国民经济管理是全体人民都依法参与的管理，是全体人民授权政府的管理，人民有权管官，有具体的组织结构和组织程序保障人民及时校正政府行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府与民争利的问题，这是目前将国民经济管理从行政化特征转到法治化特征的关键。

二、从管理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的创新环节

国民经济管理内容理念的创新。我们习以为常的国民经济管理内容，以物质资本与货币资本的投入产出为主线，从宏观上掌握全国自然资源的存量与开采，全国物质资源的流入与流出，全国货币资金的存贷总量与结构、全国资本市场的流量与存量，致力于如何调动物质资源，如何进行货币投放。对于人力资源的管理，一般是围绕物质资源和货币资金的投入产出而配置，劳动力是作为与物质资源和货币资源同样的生产要素对待的。这种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可以简单概括为以物流和资金流为主线。在传统产业结构运作中，在粗放经营的发展模式中，满足人们物质需求为主的物质财富生产中，这种国民经济管理内容无可厚非。但是，在以知识和信息的投入产出为主线的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中，物质资本、货币资本不再是主要的生产要素，主要的生产要素是人力资本，人的知识和创新能力成为财富的主要来源。过去考虑的是如何开采自然资源，将现有的物质资源、货币资源转化为产品，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开采人们的思想，开采人们的知识和潜能，如何将人们的创意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用符合人力资本投入产出要求的制度最大限度地将人力资本的潜能转化为现实能量，围绕人力资本的创造潜能配置物质资本和货币资本。人力资本成为国民经济管理的主线。国民经济管理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我国有多少物质资源，多少货币资源，而是我国有多少人才资源，有多少具有创新潜能的知识资源，从这条主线出发，对人力资本的知识和创新潜能的运作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核心内容。

人力资本成为国民经济管理的核心内容，需要把国民经济管理的着力点从物资流、货币流转变到知识流、信息流。围绕知识流、信息流组织物资流、货币流，必须从宏观上改变产业结构的原有排序。从物质资本投入产出的角度看，教育、医疗并不构成国民经济管理的内容，是属于社会管理的内容。但是从人力资本投入产出的角度看，教育应该列入国民经济管理的范围。因为教育是否能够生产出有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本，是知识经济运行的起点，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行质量的前提，所以教育构成知识经济的基础产业，是知识型国民经济的基本建设；同样，从物质资源的管理看，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也不是国民经济管理的主要内容，因为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构成的新的技术周期对旧的技术周期有替代作用，而企业一般是在既定技术条件下形成物质资源的投入产出，从直接的物资流看产业结构，就无法容纳从科学研究到技术开发的整个过程，但是从人力资本管理的角度看，科技研发就是知识经济的核心产业，因为科技研发是将人力资本的知识转化为社会财富，人力资本的知识和创新潜能在科技研发中才能转化为生产力，离开科技研发，人力资本的知识只能停留在潜在状态下，无法转化为现实获利。过去我们只是把科技转化当作科技部门的事情，在知识经济的运行中，通过科技研发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成果本身就是高新技术产业生产的内在工序，所以科技研发和转化中介也成为知识经济的核心产业。此外，直接用社会和文化元素生产服务以满足人的社会和精神需求的软产业构成新的主导产业，如创意产业、广告业、休闲业等。所以，看一个产业是否具有主导性，不再看它投入的物质和资金的多少，而是看它投入的人力资本的知识的多少，人力资本投入越多从而创造价值越多的产业，越能成为主导产业。人力资本的投入产出从根本上改变了国民经济主导产业的排序。

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区别在于，人力资本是依附在人身上的生产要素，进行人力资本为内容的国民经济管理，就是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人的管理，如何用高效的制度系统，将人身上处于潜在状态的人力资本转化为现实状态的人力资本，就是国民经济管理内容的核心层面。那种把钱看得比人重的国民经济管理观念必须抛弃。国民经济管理用制度保障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包括人力资本的财产权、人力资本的竞争权、人力资本的交易权、人力资本的组织权、人力资本的创业权、人力资本的创新权、人力资本的流动权。国民经济管理从本质上看就是人的权利的管理。围绕人尽其才，关注人力资本所有者的财产权落实没有，是否有平等竞争的机会，是否可以与货币资本所有者谈判交易，是否可以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是否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中创业创新，是否有与人力资本能力相匹配的利益分配格局，经济效率与公平是否统一，收入增长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否统一，那种单纯以GDP增长作为发展目标的管理转变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发展目标的管理，以人力资本投入产出为主线的国民经济管理，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本管理。

国民经济管理视野理念的创新。国民经济管理视野包括国民经济管理的空间视野和国民经济管理的时间视野。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视野从空间状态看，是以国内范围为主；从时间状态看，是以现在时态为主，视野还是比较狭窄的。从空间状态看，传统产业结构的运作虽然也有进出口贸易，但在加入WTO之前，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还大多在国内从事经济活动，主要是在国内自我循环的生产销售运作。传统计划经济的体制中虽然也有国际关系，但高度集权的行政指令性计划主要是国内的制度运作。但在中国加入WTO以后，外国企业和外国公民大批进入中国，而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也大批走出国境。经过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实力大为提高，初步具备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的条件，中国完全融入了全球经济网络中。中国进行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也使中国的经济制度运作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进入了国际市场体系。产业的开放度和体制的开放度决定了国民经济管理的开放度。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本身就是国与国之间在全球范围内创新能力的较量，从事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管理的国民经济管理必须从单纯的国内视野扩展到国际视野，将国民经济的运作放在全球背景综合规划，目标定位在提高中国国际竞争力、国际创新力的高度。从这个高度思考国民经济的管理，如何提高科学技术的原创性，如何创建国际品牌，如何打造胜任国际竞争的企业，如何与世界各国形成和谐的具有民族自尊的国际经济关系。

从时间状态看，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是对传统产业结构的运作的管理，传统产业结构的技术条件相对落后，传统产业结构的体制运作效率也落后于发达国家，国民经济管理或者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的物质货币循环，或者是技术引进基础上的模仿改良，在国民经济管理的时态模式上处于跟进式、引进式。新的国民经济管理在具有了空间状态的全球化视野后，在时间状态上应具有未来时态视野。就是国民经济管理不是仅仅着眼于现在的技术状态，现在的资源状态，现在的品质状态，现在的制度状态，而是着眼于开发未来的技术状态，在引进技术的同时进行原始性创新，争取拥有越来越多的自主知识产权；寻找未来的资源状态，就是不单纯地看到现有的自然资源、物质资源，更要通过人力资本的创新活动再生出新型的经济资源，更要将人力资本的知识和潜能当作财富生产的首要经济资源，从而创造在传统模式中不可思议的生产力；创造未来的品质状态，改变给外国品牌打工、贴牌生产的状态，努力创造具有中国知识产权的世界品牌，用自有品牌去占领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探索未来的制度状态，着眼于从成为世界创新型强国的要求构建制度系统，将不利于创新的制度改造成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将动态地提供鼓励打破常规、鼓励创新的制度作为国民经济管理的中心工作，宏观管理主体是创新引导型而不是固守传统型。不是简单地用战略规划，用长期计划，框住微观主体的活动，而是规划计划本身对于微观主体的创新具有弹性和包容性，承认规划本身的非规划性、非预见性。微观主体的创新能够不断被宏观主体认可扶持，宏观主体的规划计划本身就包括对创新的预见、对创新的激励，宏观主体能够在微观主体充分参与基础上创新战略，这是新国民经济管理的特点。

三、从运行层面看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理念的创新环节

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篇（9）

Abstract: Leading industries are the main driving force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Recent years， leading industries have become the economic field of research.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focused on the leading industry research， mainly in the leading industries index system and evaluation method of choice. However， due to the particularity of geography， cul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apital stock， the defini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leading industries is very important in Wuling areas. Combining with the study of foreign status， we give the definition of leading industry in Wuling ethnic areas and propose Judgement index of Leading Industries in Wuling areas，and then take some industries of Enshi Prefecture as case， and decide which industry is proposed to be cultivated in Enshi leading industries.

Key words：Wuling ethnic areas；leading industry；definition and evaluation

主导产业所表现出的技术创新水平高、产业联动性强、增长速度快等特点，一直是国内外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结合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资本存量等因素，研究民族地区主导产业的界定和评判，对合理布局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发展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集群，集聚科技力量和优秀人才，积累社会资本存量，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主导产业的涵义和武陵民族地区的产业特征

国外关于主导产业选择相关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对主导产业选择的相关基准进行研究，提出了相应的选择基准，并提出通过发展主导产业来培养产业集群，发挥规模经济和集群效应，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1. 主导产业的涵义

最早提出“主导产业”概念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1960）。他指出，主导产业是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内，具有持续进行技术创新的能力，这个产业的增长率要高于国民经济总增长率，同时，对其他产业产生较强的关联带动作用。按照不同部门的增长原因，罗斯托将产业部门分为主导增长部门、辅助增长部门和派生增长部门。在这些部门中，主导增长部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经济增长就是主导部门迅速扩大并带领辅助增长部门和派生增长部门增长的结果[1]。

经济学界对“主导产业”的一致认同的定义为，主导产业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某个特定阶段，呈现出快于其它产业的增长势头，正在或已经在产业结构中占据重要的或是主导的地位，能影响并带动国家和一个地区整个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起导向和决定作用的产业。主导产业具有区别其它产业的特征有：具有与新技术相关联的新的生产函数；高于国民经济平均增长率的持续部门增长率；对其它部门乃至区域经济具有联动影响。

国内关于主导产业理论的研究始于80年代末。1986年，国家科委设立国家软科学重点招标科研项目《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中国工程院李京文院士（1988）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在《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概论》一书中，提出了产业结构的评价指标与指标体系[2]，即从反映产业结构合目的性方面的指标体系金额反映产业结构与外部环境适应性的指标体系。

与此同时，张寿（1988）也在《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项目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评价产业结构和主导产业的指标体系[3]，主要从净产值率、技术进步速度、技术进步对总产值增长速度的贡献、产业推动系数、需求收入弹性、出口依赖度、出口的生产诱发系数等八个方面来对主导产业进行评价。

之后，国家颁布实施了《九十年代产业政策纲要》，使得关于主导产业的研究和讨论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热点。

我国学者对主导产业的主要研究，主要集中在怎样确定主导产业，也就是主导产业的选择问题。国内主导产业选择主要侧重于主导产业指标体系的建立和综合评价方法的选择。根据世界各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具有普遍性的主导产业选择标准，，然后再利用综合评价的方法来确定主导产业。

2.武陵民族地区的产业特征

(1)独特性

独特稀缺的资源禀赋是形成区域特色经济的自然基础，它既包括独特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也包括独特的经济发展环境与机遇[4]。这种特色产业的发展，既可以在产业发展过程中通过自身的小断完善发展壮大自己，也可以依靠其他产业的发展和科技进步发展自己，形成独特的核心竞争力。武陵民族地区恩施土家族自治州硒矿探明储量46吨，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被发现的独立硒矿床，被誉为“世界硒都”。这种独特的稀有资源，使得恩施土家族自治州的硒矿资源成为其独特的核心竞争力。

(2) 地域性

特色产业的形成很多是因为在特性的地域内的气候、土壤、水文等自然环境和历史、人文等社会环境的共同影响而逐步形成的，它不可以通过转移地域而异地求得发展[5]。例如，武陵民族地区湘西的凤凰古城是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幽静的沱江，别致的吊脚楼，古色古香的黄丝桥古城，举世瞩目的南方长城。土家族分布广泛，凤凰古城的自然环境、历史和人文环境这种独特的地域性，使得这种模式没有在其他的地方复制成功。

3. 制约武陵民族地区产业发展的因素

(1) 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

可持续发展包括生态持续、经济持续和社会持续，这三个方面之间是互相关联的，其中，生态环境可持续是发展的基础，经济可持续是动力，社会可持续是发展的最终目的[6]。民族地区的发展，不仅要依托当地的自然资源，同时，也包括当地的经济基础等社会资本的存量。因此，民族地区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兼顾生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追求生态、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

(2 )竞争实力不强

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市场竞争是无法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市场竞争能优胜劣汰，促进产业的发展。民族地区大部分区域的产业相对封闭，竞争机制不完善。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大多是基于当地的比较优势，没有很强的竞争实力。因此，应完善竞争机制，通过竞争机制促进民族地区的产业发展[7]。

(3 )未彰显规模效应

武陵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只有具备了一定的规模，才能形成品牌，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产业关联度高的产业，才能吸纳相当数量的劳动力，带动区域经济的增长，促进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4)创新水平不高

武陵民族地区的产业，大多是手工业和产品初加工产业。民族地区的产业普遍创新水平较低，创新动力和能力不足，大部分产业均处于产业链的初级阶段，产品技术含量不高，使得产品的竞争力不不强[8]。

二、 武陵民族地区主导产业的界定及评判方法

结合国内外研究现状，在充分调研武陵民族地区产业现状的基础上，文章提出武陵民族地区主导产业的界定及评判方法。

1 .界定武陵民族地区主导产业的指标体系

本文认为，武陵民族地区主导产业评价体系中，有三个一级指标，分别是：主导产业特征评价指标；主导产业区域比较优势评价指标；区域经济贡献指标[9]。其中，主导产业特征评价指标分为技术要素相对密度、规模效应系数、产业关联度、需求收入弹性系数四个二级指标，产业关联度又分为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两个三级指标；主导产业区域比较优势评价指标分为人均自然资源占有率、人均交通覆盖率和市场占有率等三个二级指标；区域经济贡献指标分为就业吸纳率、税收贡献率、增长率指标三个二级指标[10]。

2.主导产业评判指标体系

本节将上述指标体系中，针对各个指标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处理的方式进行阐述。

（1） 主导产业特征评价指标

①技术要素相对密度.。技术要素相对密度主要用来衡量某产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能力。技术要素相对密度越高，产业技术层次越高，意味着其投入的技术含量越高，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容易被替代，竞争力也就越强。其计算公式为：

表示某产业的技术要素相对密度， 表示该产业科技人员人数， 表示该产业全部就业人数。

②规模效应系数。规模效应系数是用来衡量某产业是否具有规模经济效应。规模经济性强的产业，进入壁垒高，来自潜在进入者的入侵威胁就小。

表示某产业的规模效应系数， 表示某产业大型企业平均利润率， 表示该产业全部企业平均利润率。

③产业关联度。产业关联度是指各产业间的相关系数。产业关联大的产业才能发挥较大的集群规模效应。

产业关联度可以用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来衡量。影响力系数是用来衡量一个产业部门对其他产业部门发展的影响程度。影响力系数越大，此部门的发展对其他部门的发展就具有较大的带动作用。影响力系数用公式表示为：

表示某产业的影响力系数， 表示该产业纵列逆矩阵系数平均值， 表示全部产业纵列逆矩阵系数平均值的平均。

感应度系数，是指本产业部门受其他产业部门的影响程度。感应度系数用公式表示为

表示某产业的感应度系数， 表示该产业横行逆矩阵系数平均值， 表示全部产业横行逆矩阵系数平均值的平均。

④需求收入弹性。市场需求是决定产业发展的根本因素。只有市场需求量大，前景广阔，符合需求结构发展方向的产业才具有竟争力。市场需求可以用需求收入弹性系数来衡量。

表示某产业的产品收入弹性系数， 表示某产业产品的需求增加率， 表示人均国民收入增加率。因此，在选择主导产业时，应选择收入弹性系数高的产业。

（2）主导产业区位优势评价指标

某一产业的区位优势，主要取决与其人均自然资源占有率、人均交通覆盖率和市场占有率等三个方面。根据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这一层次的指标描述主导产业领域内，区域经济主体应具备的相对优势。可具体化为 3 项指标。

①人均自然资源占有率。人均自然资源占有率是反映某产业所在地区的自然资源状况的指标。人均自然资源占有率用公式表示为：

其中， 为 地区 产业 (部门) 的人均自然资源占有率， 为 地区与 产业 相关的自然资源的产量或储备量， 为 地区的总人数。 越大，将该产业选择作为主导产业的比较优势就越明显。

②人均交通覆盖率。由于我国民族地区大多处于交通不发达地区，所以，本文认为交通覆盖率能一个地区是否具备触发培育产业集群的重要条件。交通覆盖率是产业所在区域的铁路、公路等建设状况的指标（这里，我们忽略航线的里程），能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区域的比较优势。人均交通覆盖率用公式表示为：

其中， 为 地区的人均交通覆盖率， 为 地区的铁路和公路的总里程； 为 地区的总人数。 越大，该地区培育主导产业并发展为产业集群的比较优势就越明显。

③市场占有率。市场占有率是从该产业的实际市场占有状况，来测度一个国家和地区在该产业领域内相对于其他区域的相对优势。市场占有率的公式表示为：

表示某产业的市场占有率，本文以研究民族地区为主， 表示某产业在民族地区的销售额， 表示该产业内国家贸易总额。

（3） 区域经济贡献评价指标

该指标是评价主导产业对民族地区经济贡献的水平。民族地区主导产业的发展始终受到地区特殊经济社会条件的约束。因此，主导产业的选择中必须体现民族地区的实际。因此，本文提出，民族地区主导产业的选择中应考虑有较高的就业吸纳水平，较高的税收贡献系数和较强的增长作用率。

①就业吸纳率。就业吸纳率是衡量某一产业是否吸纳武陵民族地区丰富的劳动力的程度。以就业吸纳率为主导产业选择的评价指标，可以缓解就业压力， 有效地利用丰富的劳动力。

表示某产业就业吸纳率， 表示某产业年平均就业人数， 表示该产业总产值。

②税收贡献系数。税收贡献系数是衡量某一产业对民族地区税收贡献程度。用公式表示为：

表示 地区 产业的税收上交额， 表示 地区总税收。

③增长率指标。增长率指标所代表的是产业的生产发展速度、技术进步速度以及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增长作用率指标反映某产业对区域农业的发展的贡献率及对区域经济的发展的增长作用率。其计算公式为：

表示某产业对区域农业经济增长作用率， 表示民族地区某产业增长的绝对额， 表示同期区域经济增长的绝对额，统计数据以年为单位。

3 .武陵民族地区主导产业的评判模型

由于武陵民族地区涉及的区域很广，在本课题的研究过程中，将建立区域主导产业的评判模型。根据民族地区的产业特征，本文构建武陵民族地区主导产业的评判模型，如下所示：

其中， 表示武陵民族地区的某个区域， 表示 地区 产业的综合得分， 表示民族地区产业指标体系的各级权重的系数矩阵，即：

表示所取得的数据的系数矩阵，即：

表示所采集的相关产业单个的原始数据。

通过对武陵民族地区的调研，将收集到的数据运用上述模型进行处理，计算得出结果 ，按照产业综合得分的高低进行排序，排序靠前的产业，可以选择作为主导产业，培育发展成为产业集群。

三、实证研究：恩施州主导产业的选择

指标权重的确定。本文根据层次分析法中的排序原则和分标度方法，进行指标间重要性比较，并运用矩阵方法来确定指标权重。为便于比较分析，本文在计算方法上做了部分改进。

在指标权重的计算过程中，我们采用重要性比较，例如，税收贡献率与税收贡献率同等重要，记0.5，税收贡献率比增长率指标重要，记为1，税收贡献率没有就业吸纳率重要，记为0。计算出来的权重系数如上表所示。

本文选取武陵民族地区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选择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产业发展中，相对有优势的富硒茶产业、旅游业、烟草业、畜牧业、药材、蔬菜、魔芋等产业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进行调研，根据2008、2009年恩施州统计公报和2009年恩施州统计年鉴以及在网络上搜索到的数据对影响恩施州主导产业的各项因子进行计算得出下表：

根据分析的结果，恩施州在选择主导产业时，应考虑重点培育富硒茶产业、旅游产业和魔芋产业等三大产业。

参考文献

[1] Rostow，W.W..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0.

[2] 李京文.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概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

[3] 张寿.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的变化[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88.

[4] 何伟军. 欠发达地区难以触发产业集群的系统动力学模型与约束性条件分析[J]. 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3)：71-76.

[5] 李良品，吴冬梅.武陵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优势、问题与对策研究——以铜仁地区为例 [J].铜仁学院学报，2008(1)：95-100.

[6] 李文庆.少数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内涵探析[J].2009(8)：36-37.

[7] 何伟军.基于欠发达地区的产业集群触发培育机理与政府作用的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篇（10）

1、提出背景。所谓在农业领域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即实现农业发展的全面性、可持续性，贯彻好“以人为本”的方针，保护好生态环境。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数量不断增多，用地矛盾出现，许多企业为了建设厂房大量占用耕地，人均耕地面积减少。还有一些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排放了大量的废水以及化学物质，使土地盐碱化加剧。这些问题给农业的发展带来了许多障碍。

人口数量不断增多，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为了提高农产品产量，满足市场需求，人们大量使用化肥等药物，也导致了土壤营养成分不断减少，再次降低了作物产量。致使农业发展陷入困境。针对以上这些问题，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利用一些先进的技术来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减少化肥，农药等化学物质的使用。深入进行农业改革，保护好生态环境，提高农业的总体效益。2、发展目标。通过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建设全面的农业机制，实现农林牧副渔共同发展，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加粮食产量，加大农民收入，保护生态平衡。真正实现土地的高效可持续利用。保证我国农业在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不动摇。

二、我国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1、农业土地资源减少，产量降低。我国土地资源是有限的，近几年来随着人们大量砍伐木材、围湖造田，导致荒漠化加剧，湿地面积减少。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资源不断减少。再加上人口增多，城市用地不断向郊区发展，占有了大量农田，也造成土地资源的不断减少，还有一些土地被污染无法进行作物种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一系列的滞后性。2、农业技术相对落后，推广范围小。我国的农业技术不够先进，没有实现信息化管理，一些种植技术也没有得到推广。与美国、西欧国家相比较存在很大差距。美国的农业主要以大农场的形式存在，且种植人员很少，主要依靠先进的技术和数字化设备进行种植。而我国农业种植主要以集体形式存在，需要的人力比较多，使用的先进种植技术和设备较少。很多地区交通闭塞，当地经济发展落后，采用最初的种植方式，对一些先进的技术不了解。耕作方式对生态环境的持续利用造成破坏。3、农业结构不合理。我国农民的文化水平较低，没有创新思想，片面的发展种植业。没有根据自己区域的特点进行调整。虽然近几年国家一直提倡农业产链的延伸，但很多地区生产模式仍旧很单一，无法做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还有一个问题，是农民对市场的需求分析过于片面，造成某一农产品大量剩余，某一农产品严重短缺的现象普遍存在。4、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差距不断扩大。虽然近几年来我国大力实施惠农政策，对农民进行补贴，但是其收入增长速度较为缓慢，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相对比，差距更加明显。因此，农村的主要劳动力选择外出打工，农业生产则留给老年人，他们虽然对农业生产的经验丰富，但不利于接受新的技术，导致我国农业技术传播出现滞后性。同时农民收入较低，使农民的积极性降低，更不利于农业的发展，长期下去很难实现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5、国家对农业技术发展投入的科研力度不够。与其他国家的农业发展相比，明显发现，我国农业主要以人力为主，其他国家农业主要以先进设备为主。近几年来我国在农产品种植和收割上采用机器化，减少了人力劳动。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比较大。美国采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对农业生产进行全方位监测，包括灌溉，除虫、除草等一系列农业活动都是机械化统一处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收益，减少资源的浪赞。而我国，还是以手工劳作为主，农业技术环节薄弱。我国应大力发展生物技术代替农药的使用，减少生态环境的破坏。6、农民思想观念落后，接受新知识的能力差。很多地区的农民对社会发展变化了解较少，只重视种植产业的发展，对农业经济中的第三产业认识片面，不能将一、二、三产业有效的结合起来，造成比例失调，也不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由于农民的文化水平相对较差，在新技术传播时很难接受，导致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较为缓慢。

三、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1、加快农业经济产业化发展的进程，拉动我国经济总体水平。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可以提高农业资源的有效利用，调整产业结构，由单一模式向多元化发展，使农民的经济利益得到加强，也会促进我国农业向产业化发展。同时，农业是我国经济的一大支柱，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势必带动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2、保护好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有利于资源的高效重复利用。可持续发展农业能够减少资源的浪费，在生产过程中减少化肥，农药等化学物质的使用，更好的保护土壤的营养成分，使土地得到长期使用。一些地区实施退耕还林，林业的大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生态环境，减轻了农业发展与生态环境问存在的矛盾。3、增加了农民收入，城乡差距减小。通过可持续发展战略，农民的经济水平有所上升。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使农民收益大大提高，延伸了产业链条，为很多人提供了工作岗位。农业人口在我国总人口中占有的比例是十分大的，农民的收入提高，我国的人均收入也会大大提升，城乡间的发展差距也会进一步减少，维护了社会稳定。增加农民收入，可以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可持续发展农业的顺利实施。4、提升农产品，带动我国农业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即产品的质量也得到了增强。整个生产过程中农药的使用也大大减少，进一步提高了我国农业在国际农副市场上的竞争力，也促进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形成。通过可持续发展理论，降低农产品的成本，提高农产品科技含量，保证食品的无公害性，使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四、实现我国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研究

真正实现我国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首先要改变观念，对农民进行可持续发展思想的讲解，接受新观念，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其次要对我国农业结构进行调整，加大科技投入，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使我国农业经济出现实质性变化。深入体现，我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通过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来带动其他产业部门的可持续发展。

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篇（11）

从建国初，快速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到改革开放，提高综合国力、提升国际竞争力，逐步促成了中国政府主导、投资驱动、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国富优先的发展目标，强化了政府主导、总量导向的增长模式;财政分权体制、唯GDP政绩考核，刺激了地方政府投资冲动，进一步固化了投资出口增长模式，导致长期投资、出口过高、消费短板的现象。从结构看，我国最终消费率逐渐降低，而投资率逐渐提高，投资—消费失衡(见图1)。消费率从1978年的62.1%降到2012年的49.1%，在有数据可比的国家中是最低的。其中居民消费率更是从1978年的48.79%降到2010年的33.8%，降低了15个百分点(见图2)，与世界任何国家相比都很低。同期总投资率则从1978年的38.2%提高到2012年的49.2%，提高了21.4个百分点。2003年以来，投资率已连续10年超过了40%，年均为46.06%，超过世界平均投资率(22%)24个百分点，在有数据可比的国家中是最高的。从经济贡献看，消费的“短板效应”日益显著。2000～2013年期间，消费需求对GDP的贡献率由65.1%降至50%，降低15.1个百分点;而投资贡献率则由22.4%提高至54.4%，提高32个百分点。2004～2013的10年间，消费、投资对经济的年均贡献率分别为45.35%、51.89%，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4.4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6.3%(见表1)，说明我国依然以投资为主动力，离消费拉动尚有距离。从国际比较看，相同年份，我国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水平，同时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典型发展中国家。2000年以来，美国的居民消费率一直保持在70%以上，英国超过了60%，日本和韩国也在50%～60%之间，OECD国家平均水平保持在55%～57%之间。［7］而我国居民消费率从2000年46.4%降到2012年的35.7%，年均39.046%。2010年“金砖五国”的巴西、印度、南非、俄罗斯、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分别为64.2%、63.2%、56.9%、51.3%、33.5%，中国最低。

(二)剖析与思考

长期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的经济发展动力格局导致了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贸易高顺差、消费低水平的无后劲、不可持续增长和发展模式，需求结构出现明显的“外强内弱”、“外升内降”、“消费短腿”特征，对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带来严重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经济自主、持续增长的动力大大削弱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加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市场继续动荡与萎缩，外部需求短期内很难恢复;而过度依赖投资会加大经济风险。目前投资率和增量资本产出率②(ICOR)“双高”，表明中国投资效率低下。研究表明，发达国家的投资率和增量资本产出率在2～3之间。我国投资率和增量资本产出率1979～1995年间平均为2.3，1996～2011间年平均为3.5，1998、1999年高达5～6，［8］2008～2013年均值已经升至6.7［9］。低效率的高投资是中国经济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低效益的“库兹尼茨增长”的内在根源，［10］它不仅形成“投资—债务—信贷”相互加强的风险循环，引致“信贷膨胀溢出型通货膨胀”，而且加剧产能过剩、能源紧张、金融系统性风险、产业结构扭曲、资源配置无效、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还将在自主性和持续动力上影响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2.经济增长、发展的成果分享不均首先，“国富民穷”式增长表明发展成果在政府与民众间分享不均。中国持续35年高投资率、高储蓄率、低消费率并存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一方面导致居民收入增速与经济发展不同步。1978～2012年，中国GDP、人均GDP、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分别为9.8%、8.7%、14.6%，明显高于城、乡居民收入年均7.4%、7.5%的增长率。同期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年均增长为24.9%，［11］低收入、高储蓄势必导致低消费;另一方面，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挤出效应明显。2000～2011年，居民消费占比由74.5%降至72.2%，政府消费占比则由25.5%提高至27.8%;［7］此外，与世界平均水平50%～55%相比，中国劳动者报酬、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偏低且持续下降，导致居民消费能力持续走低，民众难以分享高速增长和发展带来的成果。国际劳动组织根据中国1978～2007年数据估算，中国劳动报酬占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国内消费大约下降0.412个百分点。［12］中国劳动者报酬占比在1990、1995、2000、2006、2011年分别为53.4%、52.8%、51.4%、40.61%、44.9%，2007最低达39.74%。1995～2008年，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也由13.32%下降到11.21%，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由13.6%下降到11.7%。［13］居民消费率由1981年的53.1%降至2012年的35.7%，累计下降了17.4个百分点。其次，收入差距拉大和财富分配不均体现了发展成果在个体间分享不均。目前中国城乡、行业、群体、部门、地区之间以及单位内部的收入差距都在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3～2013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平均为0.481，城乡收入差由1978年的209.8元提高到2013年的18059元，收入比从2.57上升到3.03;目前，我国收入最高10%群体和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已经上升到23倍。［14］而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由2005年的29.1万元增加到2010年的66.8万元，平均每年递增18.1%。如此差距表明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同时，收入差距与财富分配不均也大大降低了居民平均消费倾向。2000～2011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由79.6%下降到69.5%，2010年和2011年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分别为74.0%和74.8%，比2005～2009年有所下降。［15］3.社会生产的目的和手段发生扭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保证社会成员享有充分的福利和得到全面的发展。但长期出口导向政策催生出为出口而生产的扭曲现象，大规模出口虽然使我国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美誉，但国人却去境外集中消费、大量采购，国内居民消费水平、生活质量并未随出口创汇而提高。

二、消费主导:行稳致远、均衡增长的重要保证

消费主导，实质是以消费为增长的基础手段，以消费—投资比例协调、良性互动，总需求结构平衡为途经，以改善民生、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终极目标，实现经济自主协调、长期稳定的增长模式。2012、2013年我国GDP增长率为7.7%，创1999年以来增速新低;2011～2013消费贡献率连续三年超过50%，而出口贡献率为负，说明我国已进入中速增长、长期稳定、增长动力结构调整的历史拐点。在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的新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亟待调整。从1997年提出扩大内需以来，中央政府增强消费拉动经济基础地位的政策导向不断明晰:200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消费主导型经济;十七大、十七届五中全会相继提出形成和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2014年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两会强调坚持扩大内需战略，提出加快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着力优化消费环境，促进稳步发展、均衡增长，消费的主引擎作用不断强化。在国际市场出口拉动难以企及，国内市场投资拉动风险加大的背景下，走向消费主导的战略转型既是我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最重要的结构转型，也是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均衡增长的基本支撑。加快形成从“中国制造”、“中国投资”转向“中国消费”的消费主导、三大需求协调拉动的经济增长新局面，对中国经济短期稳定、中长期可持续发展，对社会和谐和科学发展观实现，对促进发展方式根本转变，打赢改革攻坚战具有决定意义。

(一)从动力源上转变发展方式，跨过失衡增长与成长陷阱

消费主导是从动力源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根本途径。战后美国雄踞世界经济霸主的主要原因在于“消费是支撑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1959～1978年，美国最终消费率、投资率、净出口率年均分别为79.29%、20.45%、0.27%，［16］2013年按现价计算的三大需求分别为83.4%、19.5%和－2.9%。而我国1978～2012年三项指标分别为59.26%、39.66%、1.33%，与美国30年前比，消费率低20.03个百分点;投资率、净出口率则分别高出19.21、1.06个百分点。显然我国是以投资、出口为主导的失衡增长，这种模式形成了积重难返的粗放式增长、缺乏后劲的低水平发展、丧失主动的外拉式增长、差距拉大的非共享式增长。实践证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大都由于经济增长乏力，最终导致财政危机，没有能力通过发展来消化自身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我国能否继续保持30多年的中高速增长，能否解决新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能否跨过“成长陷阱”，关键取决于我们能否在国内环境变化和国际形势难料背景下，实现从消费主导的动力源上转变发展方式，在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中有效培育增长的内生动力。1978～2013年，我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54.64%，虽然在三大需求中最大，但与世界平均水平70%、发达经济体80%的平均水平相比差距还很大。当然，较大的差距正说明我国消费拉动的潜力巨大，如果我们把经济发展转到消费主导的三大需求协调拉动，消费贡献率提高到世界平均水平，那么，就能从动力源上扭转消费、投资、净出口失衡局面，实现均衡增长。

(二)从自主性上保证行稳致远，避免外部牵制与经济震荡

过度依赖外需支撑的增长其动力来自于变幻莫测的外国市场、外国需求和外国消费者。一旦外部经济有什么风吹草动，对一国经济造成的震荡和波动就很大。1978～2013年，我国净出口对GDP贡献率最高50.4%与最低－66.4%之间相差116.8个百分点;对GDP拉动最高4.2与最低－8.9之间相差13.1个百分点，震荡幅度都很大。这种外源型、外生型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模式，极易导致外需依赖症、经济依附症、外贸挤压内需症和三大动力失衡症;在破坏开放尺度和经济安全的同时，极可能掉入“出口陷阱”、“全球化陷阱”和“反倾销陷阱”。［17］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除2010年外，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和拉动均为负值，证明欧美市场萎缩给我们带来的外部冲击很大。最终消费的贡献率与拉动则平稳很多。所以，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根基是内需，关键是消费。从国际经验看，内需主导、消费引领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途径。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蕴藏着促进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巨大内需潜力，消费主导是从自主性上增强内生动力，提高抗冲击能力，释放增长空间，保持行稳致远的根本保证。作为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建立消费主导的自主型增长和发展模式，才能避免因外部牵制、干扰所造成的震荡和波动，保证经济行稳致远。中国经济对外依赖度较高。1978～2013年，我国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5.506%，1978～2005年均净出口率几乎全球最高，达2.6%(见图3)。对外依存度是衡量一国或地区经济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依存度从1978年8.4%上升到2006年67%的高峰，表明我们抓住了这个高增长时期的机遇，最大限度地提升了自己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贸易环境逐步恶化，我国外贸依存度从2008年的56.93%降至2013年的45.4%(见图4)。表明外需受外界影响明显收缩，也证明我国对外需的依赖开始减弱，经济发展正由外需拉动向内需驱动转变。2013年我国外贸总额41600多亿美元，占世界货物贸易总额的12%左右，已经跃升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所以，继续提高外贸份额已不现实，应该在着重扩大内需的同时稳定外需，着力提高外贸的质量和效益，以内需增强发展的自主性，以外需提升发展的空间力，形成扩大内需和拓展外需良性互动，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三)从终极目标上实现民富国强，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外贸总额、外汇储备余额全球第一，GDP总额全球第二的骄人成就。但长期持续走低的最终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既不符合十七届五中全会和“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民富国强”执政理念，也不符合“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终极目标。消费既是增长的最终动力，也是发展的直接体现，作为最终需求，它不仅直接关系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强弱，而且直接影响社会成员的福祉水平高低。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意味着经济不再是为了增长而增长，而是在增长基础上的民生改善，是全体社会成员消费能力和福祉水平的普遍提高，是真正意义上的民富国强，它将为扩展多数人的机会和能力创造条件，从而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终极目标的实现。

三、转型支撑:路线图与制度支撑体系

真正实现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需要诸多方面的协调配合和支持。

(一)从政府转型上扭转发展导向

消费主导的战略转型，面临深层次体制矛盾问题和多方面结构性失衡挑战，亟需通过政府转型来解决。2000～2013年，我国GDP从99214.55亿元增加到568845亿元，增长5.73倍;公共财政收入从13395.23亿元增加到129143亿元，增长9.64倍;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6280元增长到26955元，增长4.29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2253元增长到8896元，增长3.94倍。显示我们实现“民富国强”目标还任重道远。因此，从根本上扭转唯GDP目标的增长，尽快确立市场主导、民富优先、以人为本的发展导向，才能为消费主导的经济自主协调发展奠定宏观导向基础。

(二)从理论创新中摆正发展目的

长期以来，受马克思主义“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经典理论和凯恩斯“增加政府投资—刺激需求—走出衰退”主流经济学理论影响，我国一直把生产作为目的放在首位，把消费变为工具，异化成手段，形成了典型的“投资依赖症”、“消费忽视症”。资源稀缺前提、“经济人”假设、效率至上原则又进一步强化了做大“蛋糕”、生产出更多产品、赚取更多利润的生产本位思想，消费则在手段和次要位置中被长期忽视。所以，实现消费主导的战略转型，需要从理论创新上将消费从“手段”还原为“目的”，作为发展的源头和内生动力。这就需要“领导管理者从生产决定论及凯恩斯局限性理论转向正确的政治经济发展规律，其公式为:消费—科研、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为实现国家发展战略转变的实质性提供理论支撑。

(三)从指标体系上明晰发展路线

实现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就是要从多方面扭转消费率尤其是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的趋势。为此，不仅应该制定转型的战略步骤，而且要有清晰的路线图。本文建议将城乡居民收入、居民消费率提高作为约束性目标，纳入各级政府及其官员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根据与消费的正、负相关，我们以2010年为参照，设计出未来20年相关经济指标的预期值(表2)，为我国消费主导的战略转型提供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