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化论文大全11篇

民间文化论文篇（1）

民间舞蹈是一种文化现象，它用人类自身的形体动作和思想情感表现社会生活，体现民族历史，传情达意，抒怀。民间舞蹈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紧密相连，早在史前时期，我们的祖先就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来表达他们最激动的感情，舞蹈活动几乎渗透到劳动、狩猎、争战、祭祀和等一切领域。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原始舞蹈也随之发展分化，一部分成为为奴隶主表演的舞蹈，以后发展为宫廷舞蹈；另一部分是奴隶们的舞蹈，从祭祀性或其他功能的舞蹈逐渐发展成为民间舞蹈。由于各民族历史发展不平衡，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因此很少在史书中留下它们的踪迹。然而极为宝贵的是植根于人民生活沃土中的民间舞蹈，经过数百上千年的传承演变，至今仍流传于各民族群众生活中，尤其是地处边疆交通不便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直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仍较多地保留着原形态的舞蹈特征，具有舞蹈史前史的性质。它们的表演形式、风格特色及其内容所折射出的文化内涵，涉及到民族历史、、生产方式、风土民情、道德伦理、审美情趣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民间舞蹈是社会文化交织融合的总汇演。

2.民间舞蹈的文化结构

历史悠久的民间舞蹈，在长期的创造、传承和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结构。从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的视角，通过文化层次分析法来剖析研究，以便使我们更为准确地揭示其全貌和特质。

任何文化的产生、发展、演化都离不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民间舞蹈的时间性，即民舞文化的纵向面，展现民舞产生、发展、变迁的过程，可称之为“时间文化层”，即其历史层面。从时间文化层来分析民间舞蹈的形态，可分解为“原生形态”和“变异形态”二种形式。二种形态的生成都具有一定的条件和背景，主要是自然生态环境、社会历史背景、民舞群体的民族心理和审美心理等方面的综合互动作用。原生和变异二种形态的演变，不是简单的更替，而是累积和融合，它表现为原生形态舞蹈的基本节奏、步伐、动律和体态的基因及其功能、文化内涵，有选择的保存和新形态的重新整合。民间舞蹈的空间性，即民舞文化的横断面，展示民间舞蹈的结构、表演环境、表演形式和程式，可称之为“空间文化层”。从空间文化层来分析民舞结构，可分解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二种构架。表层结构是指民舞表演中可见的物质性、动态性等符号，符号象征物具有指称、意味和记忆等功能。深层结构是指民舞主体即特定民族群体的、民族心理、审美情趣等无形的意识形态，它是蕴藏在民族群体头脑中的宗教观念、价值观念、生死观念等。

二、民间舞蹈与当代社会转型

1.“社会转型”简说

世界上的一切文化现象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其变异性是永恒的，稳定性是相对的，在社会转型期尤其如此。1978年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为首要任务的社会主义新时期，我国社会进入了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型的加速期。何为社会转型？社会学家认为：“‘社会转型’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说详细一点，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当我们说社会转型时，着重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的。”〔1〕社会转型期不是一切都变，也不可能一切都不变，哪些该变，哪些不该变，都有一个向度的问题。本篇论文无意去探讨“社会转型”这一社会学术语，而是想通过吸收社会学家的科研成果，在当代我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从人文学科透视、分析传统的民间舞蹈生存与发展的现状，剖析其变异原由，使我们能较为全面、客观、理性地看待这些现象。

2.民舞生存空间的变化

我们知道，历史上由于我国各民族地区社会结构、经济类型、生产方式等方面的制约，千百年来民间舞蹈是在特定时空、特定群体中传承的，这个“特定时空”大多包括宗教仪式、祭祖祈神、年节聚会、生产劳动、婚丧嫁娶、谈情说爱等各种民俗事象；这个“特定群体”是指各民族的广大民众。尤其是地处边疆的少数民族人民，他们总是喜爱用本民族的民间歌舞表达自己喜怒哀乐的情感，就是在劳动小憩或亲朋相聚的日常生活中，他们也要唱唱跳跳歌舞一番，民间歌舞是他们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生产的快速发展，通讯、交通的大力改善，各民族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有了空前的提高。特别是在一些交通较为便利，自然和文化资源丰厚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他们在发展富有民族特色的旅游业、民族贸易等地方经济中，接触了外界，开阔了视野，他们还通过电视、电影、广播、报刊、电脑网络等现代化传媒方式，认识世界，了解经济文化的最新信息。当代色彩纷呈的科学文化知识丰富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并正在改变着他们的思维方式、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西方的迪斯科、现代舞、卡拉ok等娱乐方式迅速传播，尤为青年人所青睐，传统的民间舞蹈不再是群众唯一的娱乐形式。在社会转型加速期，由于传统文化因素和现代文化因素的摩擦，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撞击，文化娱乐形式的多样性和普及性，特别是价值观念的转变等诸多因素，使古老的民间舞蹈文化正在发生着程度不同的变化，这一变化呈多元、多样、复杂性的发展态势。

三、民间舞蹈的时空移位与新包装

1.民舞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90年代，我国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对外联系，为该地区的社会进步和文化变迁创造了条件。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奇山异水风景秀丽，文物古迹多有保存，奇特的民族风情，深厚的文化底蕴，因而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成为这些民族地区发展的首选项目，旅游业的发展使该地区走出封闭的山寨，逐渐摆脱贫困，走上致富的道路。与此同时，在一些大中城市，也掀起了兴建民俗村、民族园、风情园的热潮，这些旅游景点规模不等，他们将各民族风格独特的建筑荟萃一起，并配上身着盛装的本民族群众载歌载舞，动静结合，交相辉映，使游客在一天或半天之内饱览民族风光。这一时期利用传统的民俗节日，采取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现象十分普遍，甚至根据商品流通的需要生造出各种五花八门的节日，民族歌舞自然是其中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此间的民间舞蹈在旅游景点或节日活动中，展现风土民情，渲染节日氛围，增加活力和参与性，加强与商客游客的感情交流，创造宽松和谐的气氛等，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2.民舞文化时空的移位

民间舞蹈多与信仰民俗、岁时节日民俗、人生仪礼民俗紧密相连，其表演的时间性和空间性无不受到民俗活动时空的制约。长期以来各民族各地区都形成了独特的节日、祭日，并从常日中突出出来，且以年为周期，循环往返，周而复始，不同的节日、祭日还形成了程式化、仪式化以及禁忌等约定俗成的风习。然而旅游景点的民族节日和歌舞表演，打破了原时节性和空间性的局限，反复再现节日民俗事象和民间歌舞等场景，使民间舞蹈赖以依存的民俗文化时空发生了变化，其内容逐渐脱离了原有的含义，成为旅游观赏文化的组成部分。以贵州雷山郎德村为例：这一带风俗约定，农历六七月间吃新节后才开始吹芦笙，到正月十五以后禁止吹奏，据说是春天后吹芦笙惊动谷神会造成粮食歉收。过去对违者处罚很重，要本人宰牛扫寨发誓不再违犯。作为旅游点开发后，现在只要游客一到，不论春夏秋冬哪一天，村民们照常吹芦笙跳《芦笙舞》迎接。过去只有在十二年一次的“鼓社节”（吃牯脏）才敲击的铜鼓，也照例每日向游客敲响。〔2〕滇东南彝族地区也有此风俗，每年四月初八“跳宫节”后不能再敲击铜鼓，理由也是铜鼓声会惊动谷神而使庄稼歉收，如今也已改变。

云南石林是著名的旅游胜地，石林周围居住着彝族支系撒尼人和阿细人，边弹大三弦边跳《阿细跳乐》，是他们的代表性舞种。改革开放前，彝族人民基本按照传统习俗过火把节，没有表演成分，没有商业性质。节日期间或花好月圆之际，撒尼、阿细青年男女总要会聚一起，围着篝火跳乐（月），他们以舞蹈的方式自娱自乐，表达彼此之间的爱慕之情。近十多年来，节日活动产生了质的变化，节日期间国内外、省内外游客和商人大量涌来，其人数无数倍于当地彝族人。昔日彝家老少高举火把游弋田间驱瘟逐疫的火崇拜仪式，变成了广场的象征性篝火；昔日围着篝火自娱自乐、谈情说爱的《跳乐》，变成商业性的歌舞表演；昔日以血缘群体和地缘群体为节日的主体，变成数倍于本族人的外来者。

3.民舞形态的新包装

民间舞蹈在新的时空环境内，展示给游人的舞蹈形态大多是经过加工后的新包装，在“原汁原味”的基础上，经改编更加光彩夺目，显示出民间舞蹈无穷的魅力，此种民舞具有“新民舞”的意义。旅游景点的民间舞面对的是广大游客，经过加工改编后的民间舞突出了表演性和观赏性，强化了原民舞的风格韵律，动作变化更为丰富优美，既保持了民间舞蹈的“土风”味，又适应旅游文化的艺术欣赏品味。云南德宏州的《新嘎光》就是生动的一例。傣族人民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傣家人说“没有歌声和舞蹈的日子，就像吃菜没放盐巴一样”，“看不见孔雀跳舞，就得不到幸福和吉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德宏地区成为国内外旅游和经贸的热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精神食粮的需求越加迫切，旧的民舞形式已不能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80年代中，州歌舞团和群艺馆的舞蹈家们，在原民间舞的基础上，从中加以精选、提炼，整理改编出《新嘎光》，既保留了抒情典雅、韧性起伏的动律特点，又规范发展了动作组合，很快得到傣族群众的认可，特别受到广大青年的欢迎。

全国民舞集成工作的大力开展，有力地促进民间舞蹈的收集、整理与改编，使一些濒于失传的民间舞蹈获得了新生，也使一些基础较好的民间舞更加焕发出生命的活力。藏族《龙鼓舞》是青海省黄南州新挖掘的原始祭祀舞蹈，每年于六月跳神会时祭祀神灵、禳灾驱邪、保佑村民人寿年丰，青壮年男子手持单面鼓在神师的引领下边击鼓边跳。经整理加工，将流传下来的13段（套）动作，更趋完整规范，以雄健粗犷的跳跃击鼓动作，表现了请神、敬神、送神、降魔以及模仿雄鹰、骏马、海螺、太极等形象，无论从动作的发展、队形的变化或情绪的渲染，使这古老的舞种得以新生。陕西的《安塞腰鼓》、安徽的《花鼓灯》、山东的《鼓子秧歌》、青海玉树的藏族《卓舞》等一大批民间舞蹈，都在保留原基本节奏、步伐、动律、体态的基础上，进行了不伤筋骨强化精华的加工，在服饰、道具、音乐伴奏上突出了民族色彩，加强了表演性和观赏性，适应了当代审美的要求。加工后的民间舞又回到民间，从而带动了民间舞蹈形态从原生或半原生形态向变异形态的发展演变。

四、多元、多样、复杂性：90年代民间舞蹈的发展态势

我国社会转型的加速，促进了传统民间舞蹈文化的变迁。90年代这一发展呈多元、多样、复杂的发展态势，即民舞文化内涵和功能的多元性，民舞生存时空的多样性，民舞群体观念的复杂性，以便适应社会各方面的需求。

1.民舞文化内涵和功能的多元性

民间舞蹈文化的变迁，首先表现在其内涵和功能的大包容量，在当代社会多元文化的相互渗透浸染下，使其古今交错、新老混杂。青海玉树草原的赛马会是康巴藏区远近闻名的草原盛会，每年于七八月水草丰美、牛肥马壮时节，都要在玉树结古镇草滩上进行民族歌舞、格萨尔说唱、赛马、射箭等表演，以及贸易交流等。90年代初，玉树当地的藏传佛教各教派寺院，把法舞《羌姆》搬上民俗节日赛马会进行展演，这在佛教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数百年来，《羌姆》作为藏传佛教法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承方式始终恪守传内不传外的原则，即遵循在寺院内由喇嘛僧侣表演的规则。现在寺院的活佛和喇嘛自愿地把法舞和群众性民间歌舞联合演出，从而使《羌姆》冲出了寺院的禁锢，增强了表演性、娱乐性，淡化了佛法的神秘感、威慑感，把宗教和世俗的关系拉近了，这一作法在全民信教的藏区很有积极意义。可以说，这是新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落实的结果。《羌姆》法舞的变化，不仅体现在表演时空的移位和表演程序的简化，更重要的是加强了人神同乐、宗教世俗化的发展。

民间舞蹈的内涵和功能是通过民俗事象的主旨予以体现的。贵州黔东南苗族地区的“鼓社祭”（俗称“吃鼓脏”）是其最为隆重的神圣节日，它是一个由血缘家族、宗教为核心的“江略”（类似军事联盟的氏族组织）举行的祭祀祖先的活动，每隔12年举行一次，届时众人要跳《踩鼓舞》，踩鼓时要身背祖先“央公央婆”跳舞。央公央婆的象征物是用杉木雕刻成的男女半身像。在踩鼓时象征交媾的表演中，要绕寨一周，表示祖先看望子孙繁衍，人人都是央公的孙子。〔3〕80年代以后，苗区的生产单位“家庭化”，加速了家庭经济的私有化，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劳动，再一次呼唤人们的劳动互助，这种互助自然是在有血缘关系的人们之间发生。由此给人们提出了恢复“江略”团结的需求，通过鼓社祭，人们在祭祀祖先时同跳《踩鼓舞》，共饮“江略”酒，似乎又回到了同一血缘的圈子里，使人们获得“江略”认同感的满足。从苗族鼓社祭的活动中，我们看到这里既有祖先崇拜的信仰痕迹，又有加强群体之间的心灵交流增强认同感的心理需求，还有击鼓而舞的愉悦。多元多层文化内涵和功能的特点在当代民间舞蹈中具有共性。

2.民舞生存空间的多样性

民间舞蹈生存传衍的空间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随着当代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这一空间呈现出多样、交叉的立体式形态。绝大部分的民间舞蹈仍然在原产地传承发展，它们较多地保留着民舞的原生形态，或原生和变异并存的状态，只要这个地区和民族继续保留着适合于民间舞蹈生存的民俗活动空间，民间舞蹈将与人民永存。作为某一特定民间舞蹈形态和风格的传衍，往往伴随着一个时代的需要或结束而延续或消失。旅游文化、商贸集会或各种文化节，扩大了民间舞蹈传播的空间，经过加工整理的民间舞蹈，增强了表演性和观赏性，当其反馈回群众后起到升华提高的作用。当然，这种改编应该十分慎重，不负责任瞎改乱编只能糟蹋民间舞蹈的精华，尤其给青年人造成误导，成为披着民间舞外衣的假冒伪劣产品。

3.舞群观念的复杂性

民间舞蹈文化的深层结构，是指民舞的载体——舞群的思想观念，即其、价值观念、婚姻观念、生死观念、审美取向等。舞群的思想观念受到社会主体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制约，舞群的年龄、职业、接受教育的程度等对其思想观念也起到重要的制约作用。一切文化观念的核心是价值观念。原生形态的祭祀舞蹈的核心是万物有灵观念，其中以祖先崇拜尤甚，具有极强的功利性和实用性。“从原始社会解体到奴隶制或早期封建社会，祖先崇拜是压倒一切崇拜的宗教活动”〔4〕人们以为只有隆重的祭祀，才能获得祖灵的庇护，避免灾难，因为祖灵是直接掌握人们命运的。祖先崇拜的意识根深蒂固，在少数民族的生活中通过传统的祭祀年节和民间舞蹈，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土家族《跳摆手》祭“八部大王”，瑶族、畲族《跳盘王》祭始祖盘王，苗族“吃牯脏”跳《木鼓舞》、《芦笙舞》祭祖神等，均系祭祖仪式和舞蹈。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本民族文字，他们把民间舞蹈视作民族历史的教科书，通过民间舞向族民传授民族历史知识，使子孙后代永不忘本。如今生产生活水平提高了，享受着现代文明带来的物质成果。但是，人们仍然希望得到祖先神灵的庇护，使自己的生活幸福、事业发达，家族兴旺，寻根念祖、祈求祖神保佑的思想并未消除，通过参加祭祖民俗活动，同胞共跳摆手舞、芦笙舞，与祖神进行勾通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寄托的观念依然在一部分人心中延续。当然，中国民众也在努力使民间信仰适应新生活方式的需要。

【参考文献】

〔1〕郑杭生.中国文化模式转型中的几个问题［a］.人类学与西南民族［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2〕杨正文.黔东南苗族社区的变迁态势［a］.人类学与西南民族［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3〕杨＠①国.苗族舞蹈与巫文化［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

民间文化论文篇（2）

二、数字化保护民间艺术资源的重要意义

在如今的信息化时代里，网络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借助网络和计算机能够实现民间艺术资源的数字化保护。2010年，国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工程”纳入了“十二五”规划中，这就表明了数字化保护手段的可行性。对于民间艺术资源的保护也是一样的，数字化技术能够实现民间艺术资源的数字化和信息化，通过计算机和云技术等先进信息技术就能够解决当前许多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数字化保护手段在民间艺术资源的保护中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1.数字化保护可以降低维护工作的成本

民间艺术资源的保护工作由于涉及面广，而且艺术形式和内容的丰富性等因素所致保护成本较高，需要耗费的人力和物力较多，而且需要周期性的维护和保护。而数字化手段则可以免去这些困扰，数字化的实现可以极大地降低维护工作的成本。数字化保护就是将民间艺术的各种资源形式，通过数字化处理，转化为二进制的信息。这样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与计算机之间的互通，经过信息化处理后，就能够将所需要的内容存储在计算机中，而且便于信息之间的相互交流。这样既省去了举办艺术展馆的成本，也降低了文化资源保护的成本。

2.有利于民间艺术资源的传承

民间艺术的失传很大原因是后继无人，主要是年轻一代对传统艺术的不了解以及民间艺术宣传力度不够。而通过数字化手段进行民间艺术的保护，可以将民间艺术资源与网络相关联。通过网络这一有效的媒介，能够使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到、认识到传统民间艺术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利用数字化手段，民间艺术就能够在手机、电脑、电视等现代工具中查询和了解到，当代人很容易就能够认识到真正的民间艺术。随着推广程度的加深以及宣传手段的丰富化，就能够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和认可，就能够有效地起到保护民间艺术资源的目的。3.便于交流民间艺术资源。数字化后的民间艺术资源的优势就在于能够实现更大范围内的文化交流，通过信息化渠道，既能实现传统艺术的推广和宣传，也能够实现传统民间艺术与当代文化的交流。民间艺术要想传承下去就需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在当代文化的背景下，既适应时代的变化，也不会失去原本的文化气息。所以，只有通过文化之间的交融，才能使得传统民间艺术更加适应时展的需要，促进当代文化的繁荣发展。经过数字化手段处理之后，有利于交流民间艺术资源，一方面节省了时间，提高了信息交流的效率，能够及时得到反馈，也为多元化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三、民间艺术资源数字化保护的具体措施

对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极为必要，也迫在眉睫。为了保护好珍贵的文化资源，就必须做好相关的保护工作，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要顺应时代的发展，用新的技术方法来开展民间艺术资源的保护工作，相信能够取得更理想的效果。可见，数字化这一手段就是理想的保护方法。在形式上，数字化保护方法可以是多样化的，如建立数字博物馆、文化资料库、艺术交流平台等；在内容上，可以是多元化的，既容纳传统的民间艺术，也可以实现与现代文化以及其他文化的相互交流。所以，数字化保护方法是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的，而要实现对民间艺术资源的良好维护，关键还是要落实具体的保护措施。

1.民间艺术资源的收集

数字化保护民间艺术资源的第一步，是要大范围地收集民间艺术资源，这就需要对文化发源地和文化之乡等处进行仔细的调查。在实地的考察过程中，不仅要重视文化艺术的内容，即传统文化的衣食住行等方面，而且也要关注民间艺术的多样化形式，如社会风俗、社会礼仪等，这些方面同样洋溢着浓厚的民间艺术氛围。将民间节庆时的场面拍成纪录片，并储存在计算机中；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的记录也可以采用数字化记录的方法，这样就能够将珍贵的传统民间技艺保护起来。收集的过程中要详细而且全面，要将民间艺术的文化和历史价值体现出来，小到一件手工艺品，大到一次节庆场面，都具有浓厚的民间艺术氛围。

2.民间艺术资源的整合和分类

收集后的丰富民间艺术资源，要进行系统的资源整合和分类，由于艺术种类繁多而且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所以分类和整合是极为关键的。一方面，整合和分类文化资源是为了方便管理，另一方面则是利于后期资源的检索和查找。在民间艺术资源数据化保护的过程中，整合和分类是极为重要的，不仅仅要将各种艺术资源转化为数字化的信息，便于储存，而且也要有规律分门类地进行储存。比如，就民间艺术这一大门类而言，就可以分为民间手工艺品、非物质形式艺术、习俗文化等多种门类。因此，整合和分类有利于系统地认识和保护好民间艺术资源，而且有规律、有计划地进行整理能够进一步体现出文化与历史发展的关系。

民间文化论文篇（3）

2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过程优化

2.1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过程的优化是通过系统结构的涨落有序体现的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优化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整体优化，尽可能发挥该系统的最大功能，取得最佳效果。系统优化的实现，是通过系统组织、结构和功能的改进来实现的。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传播过程中，由于没有有效的建立国内各地的传播环境，政府主导与民间开发不能有效结合等多种原因，致使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不能发挥整体功能。

2.1.1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要保持自身的稳定性，就必须保障传播途径的通畅性必须保证大众反馈的有效性，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达到该文化传播与传承的效果。在现有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的传播中，如武术的传播，包括学校、电视等都只重视动作本身的华丽，忽视了文化本身，这样就破坏了武术传播与传承的整体性，致使武术文化缺失，必然导致其稳定性被破坏。

2.1.2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过程各影响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协同关系

2.1.2.1研究目的与大众的需求之间的协同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传播中受传播的对象是广大人民群众，若是研究的内容不能满足大众的好奇心与需求度，便会相对会抑制这一系统的有序发展，便会否定该系统的稳定性。若是所研究的内容超出大众的现有水平，则循序渐进地向人们灌输这一文化。从现阶段的研究来看，这一文化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大众的接受效果，阻碍了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的传播与传承。在此方面发展较好的是潍坊风筝，在该活动中人们充分认识到了风筝的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健身与娱乐功能，唤醒了人们的文化自觉，增强了人们的文化自信，这些就反应出了研究目的与大众需求完美协同的效果。

2.1.2.2政府、研究者、大众三者心理层次的协同这里指三者精神层面的高度一致性。在传播与研究过程中，政府与研究者只有抓住了大众的心理、了解了大众的现有精神层次，才能更好地进行研究与制定相应的措施。三者之间要形成良好的循环关系，这样可以更好地挖掘该文化所拥有的多方面内容，更利于其传播与传承。

2.1.2.3政府、研究者、传播媒介与大众之间的协同政府与研究者向大众输出该文化信息或大众向二者反馈信息都需要一定的传播媒介，例如措施、电视，电影、物质设备等。但是并不是哪一项传播媒介都对该系统有效，应依据大众需求、文化传播需求、研究目的、传播目的等选择相应的传播媒介。以传统武术文化节目为例，有影响的是“武林大会”、“武林风”。这两个节目都是技击武术打斗的“真人秀”类型，完全撇开了传统武术文化“形意相合”的“精、气、神”内核，缺少对民族民间体育文化资源的针对性传播。如“武林大会”中就没有充分体现北少林的刚猛强健、朴实简练。

2.2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有序结构的形式

民间文化论文篇（4）

民族民间文化艺术是指人们的生产劳动过程中产生的一种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经验。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具有非常高的文化价值，能够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是群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传承民族民间文化，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我国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需要以传承、创新和发展民间文化为基础，传承民间文化艺术是促进社会发展和经济水平提升的关键动力。历史文化底蕴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文化遗产和历史文物，也包含着中华人民代代相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历史文化不仅仅体现在一个民族和一个区域的当地民俗和景观上，更表现在其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群众活动上。

一、传承民族民间文化艺术是新时期群众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经济水平和物质需求越来越高，文化也不断的随之发展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并且具有维系整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重要作用，因此发展群众文化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群众文化活动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在放松之后更加全身心的投入到生活、工作、学习中。国家的发展是为了人民的健康、快乐，因此满足人们的精神层面需求是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长期以来人们精神方面的满足主要来自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历史的发展也离不开文化艺术，要想发展群众文化，就要传承民族民间文化。群众文化的孕育、产生、继承与发展过程中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对民俗文化艺术社会活动的传承，这是群众文化活动其中的重要功能之一。我国自古以来产生了许多群众文化活动，其中好的部分一直被人们所继承和发扬，即便是在岁月长河的洗礼下，群众文化活动依然保持着原始的风貌。例如我国的传统佳节端午节，人们习惯在端午节举行赛龙舟，这是对古老文化的传承和沿袭，也象征着文化的传递。又比如各个少数民族在本民族的节日时，会举行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活动，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群众文化活动记载着该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的传统和习俗，在漫长时间的发展中代代相传，已经成为了一种民族象征和民族文化，受到各族人民的广泛喜爱。群众文化在基础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并且在抢救、发觉和收集群众文化上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国许多古老的群众艺术不仅获得乐新的生命，而且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与发展。我国的民族民间民俗文化艺术是世界上具有特色、自成一派的一种体现着民族精神和民族内涵的文化，也是我们党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先进文化，促进中国民族民间民俗文化艺术传承、发展和创新的源泉。所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民间民俗民族文化艺术的传承和创新，必将成为我国民族复兴的重要内容之一。群众文化具有稳定性、共同性和民族性、地域性等特征，具有吸引力、辐射力、约束力、凝聚力和稳定力，这些特点和作用在未来的发展中会越来越明显的表现出来。精神文化是所有文化的核心，因此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应该以精神文化为基础，将精神文化渗透到人民群众的日常行为规范中，结合物质、行为和精神。历史活动是人民群众共同的事业，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民间民俗民族文化艺术蓬勃发展，一脉相承，自强不息，勇往直前。

二、传承民族民间文化是群众文化发展的重要功能之一

要想发展群众文化，首先要开展娱乐文化活动。娱乐文化活动是群众文化的核心内容，是结合社会的发展状况和人们的需求所产生的，让人们的繁忙的工作之余能够得到身心的放松，这样的生活理念随着时间的流失，逐渐产生了具有时代特色和民间特色的民间民俗文化艺术，是我国宝贵的文化财富。现代的民间民族民俗文化艺术主要表现为，国家安排的法定节假日，如春节、中秋节、端午节等，通过节日让人们得到休息和放松。每一个民族的民间民族文化表现都不同，例如傣族人民的泼水节、蒙古族人民的那达慕大会等，但也有许多民间民族文化因不符合时展和人民的需求，因此销声匿迹，如少数民族之间流行的通婚交流等现象，已经鲜为人知。民族民俗文化不仅代表一个民族的历史，也体现着国家发展的重要阶段，只有传承优秀的民族民间民俗文化，才能更好的促进群众文化的发展。在对民族民间文化进行传承的过程中，要针对民族之间的差异，采用不同的形式对各种文化艺术类型加以保护，保护的方式可以通过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保护历史民族文化文物。同时国家可以采取法律的手段对破坏民间民族民俗文化的行为进行约束和制裁，以免导致文化文物被损坏、丢失和毁坏，更好的保护民族民间民俗文化。要尊重每一个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促进各民族融合发展，丰富的民间民族文化的存在、继承和发展对于群众文化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在传承中创新是群众文化发展的动力

我国群众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具有民族性和民主性两大特征，在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群众文化的过程中，要继续发展和弘扬这种优良传统，并且在继承传统文化优良传统的的同时不断加以创新和发展，促进我国群众文化的又好又快发展。

（一）发展群众文化中的继承

群众文化和民间民族民俗文化艺术有着历史沿袭关系。之所以说我国群众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继承性，主要是由于我国的经济基础制约着传统群众文化的发展，但与此同时，群众文化又具有着相对的独立性，不会因为经济体制的变化而灭亡，其中优秀的部分会不断的被人们继承和发扬。因此，我们必须要尊重历史，不要将历史割裂。我国目前的民间民俗文化比较缺失，这主要是人们对于高科技信息技术和电子产品过于依赖，从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识和了解不够深入，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人，他们出生在互联网时代，从小习惯了接触各种电子设备，因此对于民间民族文化的了解更是少之又少，对民间民族文化艺术的发挥产生了阻碍。与此同时，群众文化发展的方式比较单一，人们的积极性不高导致群众文化的发展不好，因此群众文化要想发展得更好，就需要融入和继承民间民族民俗文化，这样不仅能够促进群众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也有助于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民间民族民俗文化，令社会在历史文化的基础上长期稳定的发展。目前，我国的民间文化在继承和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一些问题。中国的历史悠久，衍生出了各种各样的民间民族民俗文化，对于这些文化要正确的选择，有一些文化是不能借鉴和传承的。例如在历史悠久的商周时期，人们举行封建的大型祭祀活动，虽然目前这种文化已经消失，但也说明我国历史文化具有多样性，因此在传承和发展历史文化时应该正确的审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二）群众文化发展中的创新

群众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经历着继承、扬弃、创新和积累，是对社会活动的一种反映。群众文化的更新和创新主要包括创新内容和创新形式两方面，群众文化的形式复杂多变，但内容是稳定的，我们要对传统群众文化活动的形式进行不断的更新，以便于符合时展的要求。另外为了更好的表达统一的思想内容，也需要对表现形式进行创新能，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要想创新必须要继承，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四、结语

我们的生活每天都在不断的更新和发展，现在的我们也是社会发展中的一员，要想促进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就要对历史进行继承和发展。而群众文化是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前提下，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的一种文化活动。将传承民间民族文化和发展群众文化相结合，不仅有利于继承和创新传统文化，更加有助于保证群众文化的多样性，对满足人们增长的文化需求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又能促进社会的长远发展和持续进步。

参考文献：

民间文化论文篇（5）

民间文艺团体是群众文化活动的组织表现，是人们自发组织起来开展文化活拥淖橹。它的生存和发展反映了在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和繁荣的背景下群众不断变化的文化需求。民间文艺团体的表演者和观众均为乡里乡亲，演出形式往往多样化，演出内容大多不受各种演出场所的限制，演员、内容可以随时进行调整。形式多样的民间文艺团体开展的民族文化活动，具有极强的地域性和灵活性。民间文艺团体不但在宣传当地民族文化丰富性和多样性、扩大地方影响、增进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更在塑造共同价值观、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促进民俗文化学研究等方面有独特价值。

“十二五”期间，大理州文化事业发展趋势较好，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也在逐步完善中。其间，还新建了诸如图书馆2个，文化馆4个，村文化室653个，农民文化大院46个，州、县、乡、村文化活动广场290个，文化惠民示范村19个，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州级支中心1个，县级分中心5个，乡镇级农文网培学校110个（乡镇覆盖率达100%）村级网点937个（村级覆盖率达90%），农家书屋1139个，实现全州行政村全覆盖。

“十二五”期间，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多亮点，2014年更是启动了州级四大文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州群艺馆拆除重建工程、州“非遗”博物馆新建和提升改造工程、州数字图书馆及少儿图书馆建设工程、州博物馆提升改造建设工程。其间，州财政每年安排30万元文化下乡经费，文化惠民活动得以蓬勃开展。[1]其中，民间文艺团体表现得尤为突出，主要有洱源县郑家庄阳光文艺队、剑川县景风诗社、南涧县跳菜队、祥云县鹿鸣洞经古乐演奏队、弥渡县密祉镇诗词楹联学会、剑川县甸南镇白族古乐队等。

一、民间文艺团体发展有利于促进民间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文化有了解与认知，明白它来历、形成的整个过程，它具有哪些特色以及它发展的趋向所在。文化自觉同时也是一个艰巨漫长的过程，根据其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决定取舍。其次是理解所接触的文化，取其精华，吸收融合。[2]

（一）文化小广场提高了村民的文明素养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在一些历史文化悠久或文化氛围浓厚的村子，许多农民完成农活后，喜欢在空闲时参加文艺演出活动，很多的公共场所逐渐成了村民们文艺演出和排练的场地。打歌、对调、吹拉弹唱等多种活动样式，使村寨的公共场所逐渐变成了群众文化广场。

每天饭后都是村民们忙碌之后最放松的时刻，跳一跳、乐一乐既能锻炼身体，也能沟通感情，甚至能互相帮助。自从有了文化小广场，蹲墙根、打麻将的少了，跳广场舞、唱花灯的多了。潜移默化的文化熏染让农民们的素质提高了，村容村貌也焕然一新。文化小广场不仅是农民的休闲娱乐场所，还是宣讲组织理论、举办道德讲堂、学习传统文化、交流致富信息的重要文化场所。

如洱源县三营镇共和村委会所在地郑家庄村原本是一个民族成分众多、经济基础滞后、各异的村庄，如今正以一种新的节奏发生着令人欣喜的变化。村民们认真贯彻落实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呈现出“平安巷道花满路，小康人家喜盈门”的新景象。针对村内多民族杂居、各民族之间有不同、存在风俗习惯差异的实际情况，村委会发动群众成立民族文艺队，利用民族节日和农闲时节自编自演文艺节目。通过开展民族文化交流活动，促进各民族相互尊重、相互了解。

活动结束后，阳光文艺队的队员们都会留下来把广场及周围的区域打扫干净。而农忙季节，队员们就算无暇跳舞也要保证完成每晚的清扫工作。

（二）文艺交流促进了民族认同

黄惠j教授在《祭坛就是文坛》一书中说道：“所谓民族文化，绝不仅仅是世人所理解的民风民俗、风土人情。它的外延十分广阔，但最重要的是它的核心。这核心联系着民族的深层次心态结构和认同意识，同时也结构着这深层次心态与意识。”[3]

郑家庄虽然有7个民族，但团结和发展一直是他们的主旋律。善于经商的藏族同胞们带领村里其他民族群众走南闯北，使全村人都过上了小康生活。很好地诠释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

二、民间文艺团体发展有利于促进民间文化自信

党的“十”提出“三个自信”后，又在多个场合提到文化自信的命题，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提，并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一）平衡着流行文化的冲击

当今世界，“软实力”成为一个高频词，意为“具有象征意义的流行文化资源”，硬实力发挥着威慑、劝诫功能，软实力起诱惑、说服作用。大众文化的生产与传播逐步趋于数字化、全球化，全面参与着全球文化的构造及社会的变迁，清晰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一幅图景是：大众文化建立了新的文化资本及其运作方式，不仅促进了文化生产与消费，开拓了广阔的空间，而且极大地激发了大众对当代文化的参与愿望与体验热情，大众文化正不断地改变着文化的生产与消费观念。[4]

如果一种文化在日常生活中变得毫无用武之地，同时还被其他外来文化的文化属性所侵蚀，久而久之，优秀的传统文化就会淡出历史的视线，这就是传统文化、民族文化面临的变迁趋势。由于当今文化全球化的活动范围、速度和密度是史无前例的，外来文化不再受到时间、空间的阻碍以及高关税等壁垒的阻隔，如果说硬实力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软实力实际就是建立在价值观基础上的。[5]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文化自信很容易受到冲击，而在大理州，民间文艺团体的发展明显发挥着平衡流行文化冲击的作用。

如祥云县鹿鸣洞经古乐演奏队近年来进行的各种演出和比赛，发挥了极强的文化传承作用和增强民族自信心的作用。

（二）提高民族自豪感

一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传统优秀文化要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信任和珍惜，对当代先进文化要有一种充满依赖感的尊奉、坚守和虔诚，对外来有益文化有一种兼容并蓄的交流、吸收和改造，对未来文化发展要有一种放眼世界的自信、担当和追求。[6]

如南涧跳菜已在舞台活跃25个春秋，不但提高了村民的收入，形成了产业，还跳出了民族豪情，不但在各种民族民间歌舞乐展演中频频获奖，而且在2015年10月21日跳出国门，登台英国王宫，国家领导人现场观看，还在2016年亮相春晚，得到春晚节目导演组的称赞。这是世代生活在无量山、哀牢山脉的23万南涧人民的自豪和骄傲。

三、民间文艺团体发展具有民俗文化学研究价值

作为体制外的艺术存在，民间文艺形成于群众集体生活，作者是群众整体，既是“写民间的文艺”，又是“民间写的文艺”，如诗社的社刊《景风诗词》共出版了25期，用诗词歌赋宣传了剑川的历史沿革、民族经济及“入境犹图画，花林锦绣堆”“南天瑰宝奇，古寺空中悬”的老君山、石宝山、满贤林、剑湖等部级、省级风景名胜区和作为世界纪念性建筑遗产剑川沙溪镇寺登街的古建工程。近年来，剑川县景风诗社还结合文化立县、旅游兴县的战略目标，出版《景风诗词选粹》《剑川古今诗词楹联选》《纪念赵藩诗文选集》《剑川“四・二”武装起义六十周年颂》《剑川改革开放三十年颂》专辑；出版个人专集：赵丰的《赵丰晚年诗稿》《赵丰山花诗专集》，张文渤的《介庵楹句正续合抄选注》《黑夜的回忆》，王博民的《仰贤居诗文集》三卷，欧阳杰的《晚晴轩诗草》三卷，《晚晴轩杂文选》，杨庆祖的《也是集》，张润忠的《劲松集》，张煜明的《张煜明诗词选》，张超的《梦痕诗抄》，杨益钧的《感慨剑湖》，杨运的《路》，陈伯龙的《绿竹吟》，李若梅的《翠园吟草》，吴赞尧的《一束诗联》，熔知识性、艺术性、历史性、资料性、趣味性为一炉。

在现代社会中，民间文艺正面临发掘与湮灭的两难；如何既保护民间文学的髓质和原貌，又能使之发扬光大，将成为民间文艺和专业文艺工作者共同应对的一个话题。[7]通过对民间文艺文化内涵及功能的挖掘与解析，可以从“爱国主义理念的形成”“集体主义意识的塑造”“审美素质的培养”等角度，更好地阐述民俗文化在社会变迁中所产生的正面效应与潜在影响。

参考文献：

[1]辛向东，黄皓.“十二五”期间大理州文化事业发展良好[N].大理日报，2016-03-22（A3）.

[2]费孝通.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J].炎黄春秋，1993（03）.

[3]黄惠j.祭坛就是文坛[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90.

[4]孙英春.大众文化：全球传播的范式[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1-2.

[5][加拿大]马修・弗雷泽.软实力：美国电影、流行乐、电视、快餐的全球统治[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2.

民间文化论文篇（6）

一、关羽的最初形象

一般认为，关羽显灵开始于隋朝“。但现存较为可信的资料记载的大都是唐人对关羽的崇拜情况。唐末范掳《云溪友议》即云：“蜀前将军关羽守荆州，荆州有玉泉伺，天下谓四绝之境。或言此词鬼助土木之功而成，伺曰三郎神。三郎即关三郎也。因此，比较稳妥的说法是，至迟在唐代，关羽已为人所崇奉了。

关羽在民间的最初形象，是以凶悍可畏为特征的。《云溪友议》称：“(荆州玉泉)词曰三郎神，三郎即关三郎也。允敬者则仿佛似睹之。绍侣居者，外户不闭，财帛纵横，莫敢盗者。厨中或先尝食者，顶刻大掌痕出其面，历旬愈明。侮侵者，则长蛇毒兽随其后。所以惧神之灵，如履冰谷。”这是荆州一带的情形。《北梦琐言》己载的关羽亦有相似的形象：“唐咸通(860—873)乱离后，坊巷讹言关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抹。摇其患者，令人热寒战栗，亦无大苦。弘农杨砒挚家自骆谷入洋源，行及秦岭，回望京师，乃曰：‘此处应免关三郎相随也。’语未终，一时股栗。”⑥这是关中一带的情形。这些资料说明，在唐代，关羽崇拜已经在一些地方广为流传，但民间对关羽的映象，多视之为与鬼很有联系的凶神，这一形象当是受历史上关羽勇武的形象和被东吴擒杀的经历影响的。至宋代，关羽形象已有较大的改变，但是，在某些地方仍可找到唐代关羽形象的踪迹。四川大概是宋代关羽崇拜比较盛行之处，陆游《入蜀记》即云：“雷池昭勇庙，吴大帝时折衡将军甘兴霸也。兴霸尝为西陵太守，故庙食于此。底下有关云长像。”⑦渲州亦有关云长庙，“在州治西北隅，土人事之甚谨。偶象数十躯、其一黄衣急足，面怒而多琶，执令旗，容状可畏”。这说明关羽作为凶神的形象一直到两宋之交还遗留在民间。

在官方崇拜中、关羽最初是作为武庙的配享者出现的。唐代武庙主神为太公尚父(姜尚)，故称太公尚父庙。“开元十九年(731)，始置太公尚父庙，以留侯张良配。中春、中秋上戊祭之，牲、乐之制如文宣。出师命将，发日引辞于庙，仍以古名将十人为十哲配享。”至上元元年(760)，“尊太公为武成公，祭典与文宣王比，以历代良将为十哲象坐侍”。这“十哲”有为张良、田楞宜、孙武、吴起、乐毅，左为白起、韩信、诸葛亮、李靖、李勋，关羽并末列其中。关羽进入武庙始于建中三年(782)，此年礼仪使额真卿奏言：“治武成庙，请如《月令》春、秋释奠。其追封以王，宜用诸侯之数，乐奏轩县。”于是，“记史馆考定可配享者，列古今名将凡**人图形焉”，这**位配享者包括范蠢、孙腹、廉颇等古名将。而蜀前将军汉寿亭侯关羽也位列其中。⑧至此，关羽始成为武成王庙的**位配享者之一。

不过，终唐之世，关羽在官方把典中无足轻重。至北宋初期，宋廷以“关羽为仇国所擒”，一度曾将关羽撤出武庙陪把的位置。⑦只是到北宋中叶以后，在佛教、道教将关羽纳入自身神系的影响下，朝廷才开始注意到关羽，并予以救封。至宣和五年(1123)，在礼部的奏请下，徽宗方“令从把武成王庙”⑦。南宋和元代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中地位有所提高。但总的说来，明代以前关羽在官方把典中地位较低，也不稳固，其形象受佛教化和道教化的关羽的较大影响。⑩

二、宋元时期民间对关羽形象的重塑

关羽形象一直是三国故事的一部分。据学者考证，三国故事可追溯至唐代。⑩从《事物纪原》和《东京梦华录》等书看来，三国故事在宋代已颇为流行。前者提到：宋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像”⑥，而后者载徽宗时，东京瓦肆伎艺中有名为霍四究者说《三分》。⑩坡也记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轨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留理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顺三国故事还被改编成戏剧上演。《南村辕耕录》载有元代院本《赤壁厦兵》、《刺董卓》、《襄阳会》、《骂吕布》等名目。《录鬼薄》载有关汉卿所写剧本《闹荆州》、《单刀会》、《双赴梦》及武汉臣的《三战吕布》等名目。⑩宋末元初，在“说三分”等民间文化的基础上出现了《三分事略》(刊于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和《三国志平话》(刊于元至治年间[1321—1323])两书。⑩至元末明初，就出现了上承“说三分”与《平话》传统、并依据史书改编、摘录和复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三国演义》。《演义》与“说三分”有清楚的渊源关系，《三国志平话》和元代三国戏中共约35个故事，都见于《演义》。”

从“说三分”至《三国志平话》再至《三国演义》这一传统中，民间艺人对关羽形象进行了重塑，关羽形象因此较唐有较大变化。在唐代他是一个以凶猛著称的人人敬畏的神，此时则变成广为接受的人物。宋人张宋《明道杂志》记载：“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赖百方诱异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轨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之。”宋代关羽形象于此足见一班。

宋元时期民间对关羽形象的重塑可用“儒家化”来概括。陈寿《三国志》中的关羽可说是名将，但说到忠义，他却曾为敌国所俘，说到神勇，他却失之鲁莽傲慢，最后不得寿终。历史上的关羽虽非文盲，但大概也识字无多。《三国志》本传没有关羽读书的记载，只是裴松之注引《江表传》云：“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④而宋代“说三分”继承、发挥这一说法、创造出关羽讽诵《左传》、秉烛夜读的形象，从而为关羽忠义的形象作了一个注解，进而将之塑造成儒家的理想人格。关羽形象的塑造是以“桃园结义”、“降汉不降曹”、“漏桥挑袍”、“古城会”等一系列情节来完成的。历史上的关羽最大的问题就是曾投降曹操，《演义》却将之改编为：关羽被围困在下邱附近的一座小山上，宁肯战死，决不投降。张辽恳切地向他提出，如果猛拼一死，等于犯了三桩大罪：一是使刘备失去依靠，二是把两位嫂嫂丢在曹营无人照顾，三是不能再匡扶汉室拯救黎民。关羽听后，沉吟半晌，提出停止战斗的三项条件：一是降汉不降曹，二是与刘备的家属一宅分为两院居住，三是探听到刘备的下落便去寻找。直到曹操应允了三项条件，关羽方才回下邱救出甘、糜二夫人，随曹操到达许昌。这就是著名的“约三事”。这一故事不仅抹去关羽降曹的污点，反而将关羽塑造成忍辱负重的又忠又义的人物，它还为以后的一系列故事作了铺垫：其后在“挂印封金”、“古城会”等故事中充分塑造了关羽的忠的形象，而在“华容道”故事中又突出关羽重义和知恩报恩的形象。因此，宋元“说三分”传统对关羽塑造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关羽—原有“勇武”人格中加入“忠义”的内容。关于宋元“说三分”对关羽形象的塑造，清人顾家相强调理学的影响：“北宋太祖得国，虽亦非正，而诸儒辈出，修身立品，远胜前朝，(韩、范、富、欧已然，不始于皖、洛、关、闽也。)一时风俗人心，为之五变。沿及金、元，虽以外域帝中邦，而理学大昌，人存直道。”

三、明清时期的关羽形象与关羽崇拜的普及

《三国演义》自元末明初出现后，至明代中叶流传已十分广泛，对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关羽的忠义形象也因此深入民心。

早在明代，《演义》就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明人胡应鳞《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庄岳委谈下”条即云：“古今传闻讹谬，率不足欺有识。惟关壮缪明烛一端则大可笑。乃读书之士，亦什九信之，何也?盖溢胜国末，村学究编魏、吴、蜀演义，因传有羽守邱见执曹氏之文，撰为斯说，而埋儒潘氏，又不考而赞其大节，遂至谈者纷纷。”《演义》对清初统治者的影响尤深。清太祖努尔哈赤和太宗皇太极，都是通过它了解到关羽的形象。早在太宗崇德四年(1639)，即命大学士达海译是书。顺治七年(1650)，《演义》告成，“大学士范文肃公文程等，蒙赏鞍马银币有差”，据清人陈康棋《燕下乡腔录》卷十记载，清初满洲武将不识汉文者，“类多得力于此”。时人尚有清初统治者以《演义》中“桃园结义”故事蹋糜蒙古之说。④《演义》对士大夫阶层的影响俯抬皆是。文人作诗用典忌用小说家言，而清人作对赋诗引用《演义》者比比皆是。袁枚即举数例：一是崔念陵赋五古责关公华容道上放曹操一事；二是何肥瞻作札用“生瑜生亮”一语；三是某孝廉作关庙对联有秉烛达旦语者。⑤其实，清人作对用《演义》语者殊不足怪，梁章矩就指出：“关帝庙联最多，世人皆习用《三国演义》语，殊不雅驯。”②章学诚也指出：《演义》“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如桃园等事，学士大夫直作故事用矣”。正因为如此，清人感叹道：“士大夫且据《演义》而为之文，直不知有陈寿志者，可胜慨叹”。至《演义》平民百姓的影响，清王侃云：“《三国演义》可以通之妇孺，今天下无不知有关忠义者，《演义》之功也。”当时，地方戏曲“多讲《演义》，走卒贩夫无人不知三国”。时人顾家相在《五余读书厘随笔》中评论说：“盖自《三国演义》盛行，又复演为戏剧，而妇人孺子，牧竖贩夫，无不知曹操之为奸，关、张、孔明之为忠，其潜移默化之功，关系世道人心，实非浅鲜。”⑥

正因为《三国演义》塑造的关羽形象如此深入民心，明清时代的人，无论是士大夫还是庶民百姓，在崇拜关羽时就很容易将这一形象附加于关羽崇拜之中，使关羽神格中的忠义因素更为突出。嘉靖十九年(1540)，都御史杨守礼重修宁夏总镇汉寿亭侯旧庙，他在记文中即称：“侯平生雅好《春秋左传》。盖《春秋》以尊王室，攘夷狄，诛乱讨贼，孰典庸礼为义。侯之所以拳拳于昭烈(刘备)者，良有以夫!万历年间(1573—1619)宁德知县高愈谦创建该县武庙记文中则有“秉烛一节，可对天地，耿耿射人，照耀干载，谁不钦其风而倾其义也”等语。⑥至一般平民，据美国学者周锡瑞(JosephW．Esherick)教授考察，清代以三国故事编成的武戏在鲁西极为流行，关羽等人成为当地民众心目中的主要神抵，清末义和拳对此即多有借鉴，许多拳民在降神附体的仪式中都自称关公。

随着《演义》及其塑造的关羽形象在社会上产生的广泛影响，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中的地位在明中叶以后发生了较大变化。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明太祖即效建关庙于金陵鸡笼山之阳。永乐帝迁都北京后，又“庙祭于京师”。成化十三年(1477)，“又奉效建庙宛平县之东”，作为太常寺宫祭场所，每年定期于五月十三日拜祭。凡“国有大灾则祭告”。⑥但此时关羽尚无封号，真正的变化是在万历十八年(1590)，该年关羽晋封为帝，此后万历四十二年(1614)再次救封。清王朝早在崇德八年(1**3)便建关帝庙于盛京(今沈阳)。匝治九年(1652)，追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乾隆三十三年(1768)，加封灵佑。从雍正到乾隆年问，关羽及武庙逐渐获得与孔子及文庙相当的地位。从嘉庆十九年(1814)开始，清廷又对关羽进行了几次加封，至光绪五年(1879)，关羽封号已达二十二字之多。⑩明中叶以后关羽崇拜在官方记典中地位的日渐提高，固然与《演义》的传播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与当时的政治危机也有相当的关系。万历以后明王朝对关羽崇拜的日益尊崇，乃是晚明社会危机四伏、王朝摇摇欲坠的一种反应；而清廷对关羽的加封和尊祟，基本上都与清朝从事的军事行动——从入关追剿农民军到平定三藩，从镇压山东王伦起义到镇压川陕楚白莲教起义，从镇压京师、河南天理教起事到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有密切关系。⑩因此，我们可以说，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的地位越隆，反映出的王朝危机就愈深。

伴随着关羽在官方宗教中地位日尊，它在民间也日益普及。早在明代，关庙已有“把遍天下”之说，‘其词于京能也，鼓钟相闻，又岁有增焉，又月有增焉”。至清代，关庙之多，更有“天下关帝庙，买音一万余处”⑥之说，所谓“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塞垣，凡儿童妇女，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雍正皇帝也认为：“自通都大邑下至山颐海邀村墟穷僻之壤，其人自贞臣贤士仰德崇义之徒，下至愚夫愚妇儿童走卒之微贱，所在崇饰庙貌，奔走祈攘，敬思瞻依，凛然若有所见”。难怪清人不无感慨地说：“予尝谓菩萨中之观音，神仙中之纯阳，鬼神中之关壮缪，皆神圣中之最有时运者。……举天下之人，下逮妇人孺子，莫不归心向往，而香火为之占尽。”另外，关羽还被许多秘密宗教、结社所崇拜。应该说，明中叶以后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中地位日尊和在民间的日益普及，与同期《三国演义》及相关戏剧、戏曲等民间文化对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影响是分不开的。后者不仅为关羽在社会各阶层中地位的变化奠定文化基础，而且也成为社会各阶层共享的文化资源。

四、结论

研究中国宗教仪式的学者，在讨论诸神崇拜时，往往强调崇拜者自身的不同的实用功利动机。他们将宗教视为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组织追逐不同利益的文化工具，视为崇拜者对政治经济压力的一种回应和反击。其必然结果，就是强调神明崇拜在时空中表现的不连续状态，这种解释的缺陷，在于无法解释回应和反应的“工具”是从何而来的，它也无法解释神明崇拜迅速普及的原因。显然，这种回应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受当时作为“文化资源”的文化传统所制约和影响的。这种文化资源可能是上层文化，也可能是民间文化(在本文中，构成文化资源的是民间文化)。

作为官僚体系中的一分子，官方宗教的创立、实践者在诸神崇拜中为何和如何借用民间文化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崇拜者不仅是政治人，而且是社会人、文化人。作为帝国官员，他们的官僚生涯实际上仅是人生的“逆旅”，绝大多数官员的官僚生涯并不长，他们很大部分时间(至少包括青少年和老年)都是生活在乡民社会、浸淫于民间文化中的。正是在这点上他们与乡民有了共同的文化基础，拥有共同的文化资源。而这为两者塑造各自的宗教提供了重要源泉。

民间文化论文篇（7）

河北民间艺术的品牌开发要重视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的培养

科技兴国，人才强国，人才是创意的源泉。没有人才，创意产业的发展就无从谈起。目前，河北省从事创意产业的人员在数量、队伍结构、人员素质等方面远不能适应产业发展的需要，建议多从全国各地成功省市引进优秀人才。在保证老工艺、老技术传承的前提下，要加强对创意产业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复合型数字艺术人才、营销人才的引进工作，把民间艺术的精髓继承并在当下时代加以发展，制造出现代人们所喜爱的民间艺术品。建议有条件、有意向的企业或高校设立专门的创意产业研究组或者院系，着重培养创意产业人员，提高整个行业的整体素质和专业技能，在传承老一辈艺术的同时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发展成文化创意产业项目吸引国内外投资商，走上河北文化创意产业的品牌开发之路。

民间艺术品牌发展的产业化之路

“产业化”是指具有同一属性的企业或组织集合成社会承认的规模程度，以完成从量的积累到质的激变，真正成为国民经济中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业化，即是以文化为载体、为主要资源，通过生产经营和市场运作赢利，为消费者提供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文化力量。文化产业化的第一步将文化产品变成商品出售，并为一系列商品量身制定出营销策略，最后在进行规模生产投放市场。最近几年，河北的民间艺术品生产也在寻找适合自己的产业化道路，有些以家庭为单位的作坊生产正逐步走上正规的产业化生产，节约成本，节省时间，增加产量。如蔚县剪纸已经形成销售集散地，制作的挂历、剪纸、贺卡等选销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据统计，2013年，河北省人均GDP已超过38651.39元，文化产业增加值值达到950亿元，占GDP的比重3.25%，年均增速在30%以上，比全省GDP年均增速高出20个百分点。产业化成为民间艺术发展的必由之路。

民间文化论文篇（8）

二、现行立法的缺失，欲保护心有余而力不足

目前，国际社会对传统知识的保护尚处严重不完善的境地。不管是为数不多的发达国家，还是一些尝试立法的发展中或者第三世界的国家，都处在星星点点、相互摸索的状态。从最初的1976年，WIPO与UNESCO共同制定的《发展中国家突尼斯版权示范法》最早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了解释，至1977年的《关于建立非洲知识产权组织班吉协定》对“民间文学艺术”有过相关的论述，再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第一次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的归纳将民间传统文化中的大部分内容归纳至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际社会对民间传统文化形式的归纳和总结以及其立法保护都未直接将其归纳至知识产权领域，或者说都未直接将其置于知识产权体系的管辖之下。我国对非物质文化的概念界定出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中，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第二条与第三条规定的内容，不难发现我国目前立法状况将民间传统艺术基本归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列，虽然我国著作权法第6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具体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类型和种类并未得到详细的解释，因而，可以说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保护和立法内容尚处欠缺状态。

基于以上的分析，目前我国知识产权界不管是从立法还是从司法实践中，对民间传统艺术的保护都尚处欠缺阶段。在“新丝路”拉动区域经济、文化、政治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文化产业的贸易必将成为经济贸易的一大重心，要加强文化产业特别是民间传统艺术的产业化和知识产权保护显得迫在眉睫。在分析主体、客体、时限性、和立法缺失等现状的基础上，对民间传统艺术的保护提出如下解决思路。

(一)激活产业，为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提供市场保障当今世界，经济社会的不断深化发展，知识作为另一引领经济发展的重要元素越来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08年梦工厂制作的两部动画片《功夫熊猫》风靡全球，在给梦工厂带来11．64亿美元票房的同时，还分别捧得了第81和84届美国奥斯卡金像奖。这两部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本元素的动画电影在受到市场和业界肯定的同时，也告诉了我们传统文化的潜在市场价值和无限的可能。“新丝路”横跨的各省份和地区都是传统文化较为繁荣的地区，在“新丝路”经济圈的背景下激活民间传统文化产业市场不仅可以为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提供市场保障，而且可以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做出很大的贡献。以《云南印象》的成功为例，各行业及艺术家在积极推动传统文化产业发展的同时，地方政府要在政策、市场准入、税收等方面给予民间传统文化产业以一定的优惠，积极的鼓励文化公司、艺术家不断的以民间传统文化为创作的素材，不断的加强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与传统的民间传统文化的融合。实现民间传统文化科技化，科技人文化，真正的打开民间传统文化的发展市场。

(二)科学立法，为民间传统文化知识产权保护提供基础保障民间传统文化的知识产权保护不仅在客体和价值取向上是与现代知识产权保护战略不谋而同的，而且在经济价值方面加强民间传统文化知识产权保护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众所周知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是知识产权人的智力成果，而民间传统文化在数千年的传承历史中无疑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重要的是这种智慧结晶不仅具有创新性还具有实用性，这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无疑是完全吻合的。此外，知识产权保护在给予知识产权人一定期限的排他性独占权的同时，也激发了创作人的创作激情。民间传统文化不仅具有巨大的潜在经济价值更具有弘扬的民族精神和繁荣文化产业的巨大功效。给予民间传统文化以知识产权保护无疑在激励传承人的创作、弘扬激情的同时还促进了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虽然民间传统文化有相对的公共性，但是基本集中于传承人、乡村、片区，仍然具有私有性，仅其私有范围较广而已。因而，不管是从客体还是从价值取向抑或潜在市场价值角度出发，我们都可以将其与现代知识产权保护相融合，而不是简单的将其归类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行列。“新丝路”背景下，文化产业特别是民间传统文化产业的贸易和交流将会愈发的频繁，加快科学立法，全面促进地方、片区、经济圈的科学立法，是民间传统文化得以保护的基本前提。

民间文化论文篇（9）

一、民居建筑

民居建筑是人类物质文化的重要成果，包括历史上或现今人类居住的聚落和房舍等建筑形式。丽江古城于1997年12月4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首批受全人类共同承担保护责任的世界文化遗产城市，同时也成为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世界文化遗产城市。古城傍依雄伟的玉龙雪山，清澈的玉泉河水分中、东、西三条支流穿城而过，构成一幅家家流水、户户垂杨的独特画卷。其“小桥、流水、人家、民居、民族风情、纳西多元文化、东巴文化、纳西古乐、风味小吃、五彩石巷”被称为“古城十绝”。丽江古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建筑特色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的成就，是中国民居中具有鲜明特色和风格的典型之一，是中国古城历史文化遗存整体上保存最多、最好、最原汁原味的古城之一，它追求自然、灵活的布局，毫无中规中矩的约束。

二、民族服饰

民族服饰是人们在满足自身“穿”和“保暖”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包括穿戴在身上的衣服和饰品。民族服饰文化往往还是一个民族外在的符号表征，在服饰制作和使用中表现出该民族的审美情趣和社会心理。大丽铁路沿线少数民族地区有着丰富多彩的民族服饰文化。以白族为例，由于地域分布的差异，各地白族服饰各不相同。大理地区的男子穿白色对襟衣，外套为黑领褂，俗称“三滴水”，腰系皮带或绣花肚兜，下着蓝色或黑色长裤。在洱源县西山区，每个成年后的白族男子都身挎一个七巧玲珑的绣花荷包，荷包上绣着“鸳鸯戏水”等字样。绣花荷包是爱情的象征，它是白族姑娘聪明智慧的结晶。

三、民间工艺

民间工艺是人们在创造物质成果过程中形成的独特工艺及其产品，包括人的技能、生产工艺流程和工艺品。在铁路区主要有鹤庆新华村白族传统银器工艺、白族民间土陶工艺瓦猫、民间手工造纸工艺、剑川木雕工艺、白族和彝族的扎染工艺，大理石的开采技术和加工工艺，白族草帽编织技术、下关沱茶的制作工艺、白族的石雕、布扎、剪纸、刺绣以及摩梭人的手工编织工艺等。其中，鹤庆新华村白族传统银器手工艺人寸发标于200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四、民俗节日

民俗节日是人们在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中形成的重要节庆和仪式活动，它的产生往往与宗教活动有关，在发展中演变为一种综合了各种习俗及传统的社会活动。大丽铁路沿线地区的少数民族有着丰富多彩且各具特色的民俗节日，如彝族的“二月八”，白族的“三月街”“蝴蝶会”“绕三灵”“石宝山歌会”等，白、彝等少数民族的“火把节”，纳西族的“三朵节”，摩梭人的“转山节”等。其中，“绕三灵”是白族传统节日，也记写为“绕山林”“逛山林”等，白族称为“观上览”（或记写为“拐上纳”）。所谓“三灵”是指洱海西岸三个神灵的象征，它们是白族特有的“本主崇拜”中的几位重要“本主”。此活动是以娱神、娱人为内容，以歌舞、祭祀活动为载体，含有历史、宗教、民俗、艺术、商贸等诸多内容的传统民间文化活动。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宗教、巫术等因素不断淡化，“三灵”越凸现出民众盛大娱乐活动的特点，所以又被称为“白族狂欢节”和“白族情人节”。2006年5月，“白族绕三灵”被列为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五、饮食文化

食文化即人类在满足“吃”的生理活动中创造的物质文化和习俗，如有大理的饵块、砂锅鱼、“三道茶”和“碗”、洱源的邓川乳扇及牛奶等乳制品、鹤庆的乾酒、火腿、猪酐酢、丽江的粑粑、鸡豆凉粉、青豆焖饭、糯米血肠、腌酸鱼、彝族的砣砣肉、酥油茶等。其中的鹤庆乾酒，最初产于鹤庆县城西门街的一家酒坊，距今已有百年左右的历史，是云南省优质名酒之一。这种酒为人们所称道，有“丽江粑粑鹤庆酒”之说。这种酒在酿造时，选用该县金墩、七坪两地的大麦，和该县水质较好的西门井水，清烧清蒸，并加用四十八种中药材制成的曲药，在小坛发酵40～50天，蒸馏后再用陶瓷缸小罐贮藏。这种酒浓度为55°，醇香浓郁，酒色清澈，入喉净爽。

六、音乐舞蹈

音乐舞蹈是一个民族重要的文化艺术形式，也是其表达情绪情感的重要方式，是人类非物质文化成果。大丽地区的民族歌舞艺术有鹤庆白族的田埂调、大理三弦曲、唢呐吹打乐、洱源的“打歌”与“里格高”、丽江纳西族的洞经音乐、白沙细乐、玉龙县黎明乡傈僳族乐舞等。其中田埂调是鹤庆白族民歌甸北调的一种，因多在田间和野外演唱而得名，具有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甸北田埂调流传于全县的白族聚居地区和部分汉族居住区，以县城最北（即甸北）广大田埂调爱好者的演唱为代表，辐射和带动周边，深受群众喜爱。洞经音乐本是流传于中原地区古老的宗教祭祀音乐，而现在洞经音乐在中原地区已几乎绝迹，却在云南得到了完整的保存，而且融入了丰富的云南地域和民族特色。洞经音乐保留了中原洞经音乐古朴典雅的韵味，曲调优美，词牌丰富，音域宽广，旋律多变，有满足多种情绪多种审美的魅力，因而雅俗共赏，长盛不衰。

民间文化论文篇（10）

江淮大地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古往今来，淳朴的淮河儿女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在劳作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文化，这些作品表现了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理想的追求，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这些传统音乐文化源远流长。传承至今，仍有不少音乐文化资源很好地保留了下来，成为安徽各民族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千百年来，安徽民间音乐文化陶冶着安徽各族人民的性情，孕育着安徽各族人民的民族心理，调适着各族人民的社会制度、生活秩序，丰富着各族人民的情感，给人们以滋养和慰藉。因此，对这些民间音乐文化遗产进行有效的保护和传承，其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安徽音乐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同时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安徽民间音乐文化的稀有性是它的特点，是安徽民俗文化中一个色彩缤纷的文化遗产宝库。但由于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变迁速度的加快，使安徽民间音乐文化遗产的传承任务显得日益紧迫。当今，我们在遵循一般保护原则基础上，结合安徽民族文化生态背景和特点，理应探讨一下该如何传承安徽民间音乐这一珍贵遗产。

二、安徽民间音乐文化的区域性传承之我见

民间音乐的区域性传承在现实生活中，对其展开讨论和研究的力度远大于真正执行操作的力度。其主观原因是思想认识的问题。安徽民间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理应上升到民族文化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社会对民间音乐艺术的冷漠是思想认识问题的具体体现。安徽民间音乐的传承需要社会氛围，尤其需要社会干预这种特殊的途径。而现实社会中，我们身边的媒体很少有安徽民间音乐文化传承的平台，教育层面也很少涉足这方面的教育与科研。

当前，随着流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日益发展，安徽很多传统民歌所面临的已不仅仅是令人忧心的“冷遇”处境，而是濒临消亡的“悲惨”险境。对安徽民间音乐文化的区域性传承，其方法措施在理论上应是一个系统的、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并且应当以静态保护与活态保护相结合为基本原则。给予音乐艺术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是保护问题，更是传承的问题。

首先，宏观角度来看，比如，作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可以在政策干预层面加强引导和加大宣传力度，大力弘扬民间音乐文化，这是对文化传承的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安徽民间音乐文化遗产蕴涵着丰富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民俗文化。盛大节日，安徽各地都上演着特色鲜明、文化内涵丰富的传统歌舞，这既是挖掘、展示、保护和传承民间音乐文化的最佳契机，更是激活音乐文化遗产生命力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充分挖掘音乐文化遗产所蕴涵的经济文化功能的有效途径。因此，政府应成为保护与传承的主导力量，加强对音乐文化艺术的发掘和保护，使之被更多的人们所欣赏、学习、研究和传承。让人民有对本土族音乐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具体执行时，可以有文化主管部门因地制宜的成立相关音乐文化的研究中心，比如“黄梅戏艺术研究中心”①、“皖北花鼓灯艺术研究中心”②、“凤阳花鼓艺术研究中心”③等等。同时聘请部分退休的科研人员以及一些有名望的民间艺人担任课题任务，并且培养艺术研究人才的梯队建设，做好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作，编辑出版必要的关于安徽民间音乐文化研究的书籍和论文，以及相关的影像资料。

其次，我们还要充分运用现代多媒体技术，对民间音乐实施永久性的底层保护。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音乐文化遗产进行有效的保护是目前较流行的传承民间音乐文化的做法，即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对民族民间的音乐文化进行采录，然后以各种载体加以保存。这种做法有很多可取之处，它将传统的收集、采录的方法与现代科技优势很好地加以结合。此举虽然使得民间音乐文化遗产得以存留，达到对人类历史文化的忠实记录，但这样的做法却使原本扎根于民众生活中的音乐文化艺术日渐脱离人们的生活，其内在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也随之削弱和消亡，最终只能成为后人阅读观赏的史料文字和历史片段，这种结果违背了传承的初衷。由此可见，要使得音乐文化遗产生命力不衰，始终保持鲜活的因数生命力，只有让它始终扎根于人民的生活当中，始终在人民的口传身教当中，才是万全之举。

再者，专才教育也是传承民间音乐音乐文化遗产的一种有效途径。教育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如何在现代教育中保护与传承民间音乐文化遗产是当代文化多元化时代的一个重大的课题，这当中有一个在遵循教育基本规律与原则的前提下因地制宜的问题。安庆师范学院地处安徽地方戏黄梅戏的发源地——安庆市，该学院于2011年有教育厅牵头，整合相关学校的学科门类，成立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隶属音乐系，旨在服务于地方戏曲黄梅戏的挖掘、传承与发展。该学院从招生、人才培养、艺术实践、人才输出等各方面都因“区域”制宜、因“戏种”制宜做了很多个性化的调整和改革。

三、余论

纵观地域性艺术的发展，一个地方乐种或区域音乐文化大多是由或大或小的、作为艺术主体的“人”在操控，他们“操纵”着艺术的萌生、沿袭、发展、变革以及消亡。因此，“人”是民间音乐创作的主体，是本源；但是在音乐艺术传播的过程中，“人”也是音乐艺术传播的途径和源动力。

在现代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面对强势文化的剧烈冲击，朴素的安徽各族人民在接纳现代音乐文化的同时，如何正确认识本土音乐文化的独特性、稀有性及其在多元化环境里的价值，进而身体力行地对其加以发掘、保护和传承，已成为政府主管部门、普通音乐工作者、民间艺人、院校学生、甚至是每一个欣赏者迫在眉睫且意义深远的工作。

注释：

① 安庆市黄梅戏艺术中心是安庆市文化产业发展的重点工程。是集研究、创作、排练、演出、展览、艺术制作等于一体的多功能艺术研究与演艺中心，2009年5月投入使用。

② 在安徽省文联、省歌舞剧院、省艺术研究所、省花鼓灯艺术团的支持和指导下，安徽省省民政厅于2009年10月28日批准成立安徽省花鼓灯艺术研究会。

③ 凤阳花鼓，自2005年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来，当地主管部门一直努力在筹建“凤阳花鼓艺术研究中心”，目前已获准批示。

参考文献：

[1] 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M].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

民间文化论文篇（11）

关键词 民间舞蹈 舞蹈文化 文化传承

一、中国民间舞蹈文化概述

中国民间舞蹈是世界艺术宝藏中的璀璨珍品，素以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著称，其历史更是源远流长。民间舞蹈源于原始舞蹈，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起源处，舞蹈、诗歌、音乐等艺术形式被统称为“乐”。阶级的产生分化了“乐”的阶级内涵，而其中的舞蹈也和诗歌“风”“雅”“颂”一样，阶级分化为民间舞蹈和宫廷舞蹈两种形式，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国风”则是民间舞蹈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文化内蕴。

在中国舞蹈的历史流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舞蹈形式清晰的发展链条：一条是作为雅乐的宫廷舞蹈，另一条是作为俗乐的民间舞蹈。在文化链条上，民间舞蹈当然属于下层文化范畴，但是，“雅”与“俗”，上层与下层文化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宫廷舞蹈从民间舞蹈中汲取最基本的养分，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舞蹈形式和内涵，而宫廷中盛行的舞蹈样式和风格特点也会对民间舞蹈的走向产生引领性的导向影响。由此可见，“雅”和“俗”这两种舞蹈形式之间一直存在着非常独特的互为依存、相互影响的良好关系。

二、中国民间舞蹈文化分类及其特征

（一）舞蹈文化分类

中国民间舞蹈文化研究隶属于文化范畴，近几年来，基于中国民间舞蹈文化层面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而关于中国民间舞蹈文化分类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两个：一个是李雪梅从地理环境与舞蹈文化关系出发的一种文化划定，分为六个区域：1.秧歌舞蹈文化区；2.花鼓舞蹈文化区；3.藏族舞蹈文化区；4.蒙古族舞蹈文化区；5.西域乐舞舞蹈文化区；6.铜鼓舞蹈文化区；另一个是罗雄岩根据中国特有的自然环境与历史文化的关系确定的五种民间舞蹈文化类型：1.农耕文化型；2.草原文化型；3.海洋文化型；4.农牧文化型；5.绿洲文化型。

（二）舞蹈文化特征

1.自娱性。民间舞蹈的定义为：仍在流传的、以群众自娱性为主的各种民间舞蹈。自娱性是中国民间舞蹈非常突出的文化特征，也是中国民间舞蹈与其他舞蹈形式相区别的最重要的艺术特征。中国民间舞蹈的动作步法一般都比较单纯、精炼，易于掌握和自娱，节日期间很容易形成成千上万人的大型舞会。

2.即兴性。舞蹈动作步法的简单，加上民间舞蹈文化骨子里的自娱自乐的性质，使得民间舞蹈动作姿态的规范性比较弱，可变性强，只要动作、节奏、步伐、韵律大体一致，那么不同的舞者可以对其舞蹈做各种随性的发挥。

3.地域性。民间舞蹈的形成受自然环境和地域特征影响，每一种民间舞蹈的样式一般都只在一定环境中进行。人们只有在相对固定的环境和氛围中，才能更方便捕捉住该地域民间舞蹈文化中属于本地域的风情和文化气息，而且传统民间舞蹈的功用性突出（如祭祀），更促成了中国民间舞蹈文化鲜明的地域特征。

4.传承性。民间舞蹈的传承方式一般是在家族或村寨中以言传身授的非文字方式传承，因为其自身承载着太多的历史遗存和文化信息，所以保留这些民间舞蹈形式便显得尤其重要，它们和人民的民俗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被根深蒂固地植入到人们的传统文化观念中，代代相传。所以说，历史的连续、文化的传承，依赖民间舞蹈的同时，也成就了民间舞蹈自身发展的传承性。

三、中国民间舞蹈文化的传承

（一）舞蹈文化传承规律的探索

语言是形成一个民族实体的重要因素之一，各民族的语言包括方言都有各自的系统与规律，舞蹈属于非语言文字文化类型，具有不受语言局限的交际功能，但是也具有舞蹈“语法”特有的“语言规律”，民间舞蹈正是以这种近似语言的“语言规律”，传承民族文化精神与民族审美心理的。

语言由语音、词汇、语法三大要素组成。民间舞蹈的“语言规律”，似可作如下比拟：民间舞蹈的韵律、韵味，有如“语音”，动作、姿态、技巧，有如“词汇”，动作、技巧、姿态等节奏性的衔接规律与组合方法，有如“语法”。

（二）群众间直接的文化传承是基础

研究群众之间的直接传承，是探索民间舞蹈传承规律的开端，是传承民族文化的基础，而且需要通过典型环境中的舞蹈活动进行研究。这是因为原生态民间舞蹈的各种文化因素，蕴藏在舞蹈的动态形象、表演程式、服饰、道具以及场地设置中，而且只有在一定环境中、在群众之间、通过舞蹈者的表演，这些文化因素及其生命力才能充分地展示出来，使所有参加者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传统文化的浸润，增强民族凝聚力与村落间的友好团结。只有倾情投人这种群众性舞蹈活动中，才能感受到民族文化的实质，理解民族文化精神与审美心理的传承规律。

四、结语

舞蹈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是以人体为表演中介的动态艺术，既具有语言文字的功能，又不受语言文字的局限，既可以积淀古代文化，又能够传承民族审美心理。它可以把社会生活升华为艺术形式，不断汇入时代精神与新的审美情趣。由于民间舞蹈是一切舞蹈之母，因此，研究民间舞蹈的文化特征，探索中国民间舞蹈的文化传承、及其文化类型，不仅是研究中国舞蹈文化之根本，而且有助于中国文化精神的探究。

参考文献：

[1] 黎蔷.舞蹈文化演变化[M].中国文联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