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区别大全11篇

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区别篇（1）

一、我国民间借贷的功能及其限度

（一）民间借贷的功能及其存在的必要性

第一，民间借贷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由于我国现有正规金融的贷款主要面对我国国有企业及民营的大型企业等有明显国家计划扶持的企业，然而占企业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等非公有制企业却几乎得不到正规金融的借贷支持 。有关资料显示截止2004年底，我国中小企业数量已经超过全国企业总量的99%（到2008年已经超过800万家），中小企业创造了GDP的55.6%、税收的46.2%，75%的就业岗位。而我国作为目前融资重心的商业银行，近70%的贷款输出到了国有大中型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民间借贷对正规金融起到了很大的互补效应，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第二，民间借贷满足了农村资金不足的发展缺陷，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对于农村，巨大的矛盾一直存在于过强的资金需求与明显弱势的资金需求之间。我们知道当时正规商业银行曾经进驻农村，但是却无法满足农村的资金需求。民间借贷供给低于借贷需求的矛盾从来不曾得到有效缓解。正规金融系统满足农村资金需求的能力非常有限 ，民间借贷有效地弥补了这个资金缺口。民间借贷的发展，给农村经济带来了进一步加快发展的契机，在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极大促进了从村经济发展。

第三，民间借贷带动了正规金融发展 。同正规金融相比，民间借贷具有即时、便捷、灵活等特点，与正规金融一起构成了我国多元化的金融格局。相对来讲，民间借贷的条件较低，较低的门槛似的他更加适合中小企业融资；另外，民间借贷的资金使用效率较高，众所周知，银行的贷款一般以定期形式出现。民间借贷则可以即借即还，适合中小企业资金使用频率高的特点。在这种形势下，民间借贷以其上述优势对正规金融造成了不小的竞争压力，这样也促使正规金融改善经营理念，提高服务质量，从而推动了正规金融的发展。

正规金融在农村乡镇以及针对中小企业时，服务效率极低而且正规金融有效益至上的原则，对于放贷的风险评估极为严格，对象一般为国有企业，服务对象有限。而民间借贷的借款金额与借款期限、借款利率等都可以由双方商议协定，而且针对的对象十分广泛，从个人到中小企业，从乡镇到城市。总之，民间借贷以其灵活、便捷、快速等特点，形成了与正规金融既有竞争也有互补的关系。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补足了农村资金不足发展缺陷，带动了正规金融发展，成为我国金融健康快速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二）负面影响及规范异化的必要性

2011年11月7日，浙江省丽水市中级法院对浙江银泰非法集资案做出一审判决，季文华等6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抽逃出资罪。

首先，我们要看看银泰为何顷刻崩塌。首先是外因，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所导致的外部不利环境，是银泰房产资金断链的主要原因之一，低迷的房地产市场冻结了银泰房产的资金。当然还有内在原因，那就是季氏父子奢靡之极的生活。在这些集资中仅用于他们个人挥霍的就达到近8000万元，其他还有数十辆豪华轿车、跑车，多处房产。

2010年1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列举了8种情形，其中两种是集资后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肆意挥霍集资款导致集资款不能返还。很明显的，季氏父子以房地产开发为掩护，许以月息2分的高息进行非法集资，而且集资户众多达1.5万余户，人员构成则是从政要到农民极其复杂，资金来源广泛，去向复杂。

民间借贷的消极效应有许多方面，表现在削弱了正规金融及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造成国家税收流失 ，风险的危害性较大等。辽宁省营口市东华“养殖蚂蚁集资诈骗案”非法集资达30亿元，青岛东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非法集资达10亿元等等，以江苏省为例，2007年、2008年二年间，江苏省公安经侦部门分别立集资诈骗案件37起、91起，分别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53起、99起，这两个罪种的立案数每年平均分别递增194%和145% ，还有今年一月份吴英非法集资一案中本色集团女富豪吴英被判死刑，这让民间借贷的犯罪性倾向问题更加现实严肃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防范民间借贷犯罪性异化十分必要。

二、正常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界定

目前我国现行刑法并未对其作出明确界定，现有刑法《刑法》第176条是一条简单罪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该条对于罪行的客观方面的内涵没有明确规定，也没有明确的立法或司法解释。而在对集资诈骗罪的规定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也略显模糊，定罪弹性较大。正因为现有法律规范中关于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界限十分模糊。同时，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拥有相同的特定行为，即向他人吸收一定数量的资金，并且要到其支付本息 ，上述原因都导致了合法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行为难以界定。

简单的来说，在我国当前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民间资本的流转，这种现象这种行为本身是无罪的。那么区分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一个直观标准就是资金的使用去向是否合法，如果将筹集资金作挥霍、炒钱、等用途，那就是非法的。从法律角度看，如果集资人员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冒民间借贷进行合同诈骗，或者巧立名目实施集资诈骗，那就是非法的。还可以看放贷、收贷的手段是否合法，如果是扰乱金融秩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是通过利诱、恫吓、人身威胁等方式进行放贷借贷，强迫对方付出高额利息，那就是非法的。

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往往还是难以区分合法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前者异化为后者的事屡见不鲜，其实，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客观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机构或者个人未经有权批准的机构审批，向社会上不特定的公众（较为广泛的群体）吸收存款。而合法的民间借贷则是机构或个人向特定的公民借款。在这里，“特定的”和“不特定的”对象是区分合法和非法的一个重要界限 。而且“特定”与“不特定”的区分：首先，“不特定”应该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非法集资者针对广大民众的集资行为，非法集资者往往发出虚假信息或过分夸大投资回报，吸引持有资金的广大群众投资，而且将对广大群众产生何种伤害都是非法集资者自己都未知的；第二个方面是广大群众对集资者，广大民众对集资者的信息不了解，对其资产、还贷能力不清楚，甚至是谁都不知道，对可能面对的风险也缺乏承受能力。笔者认为也就是这两个方面决定了借贷对象的“不确定”。而“特定”对象则是投资者和投资对象拥有较为清晰、相对牢固的关系，投资者对投资对象经过了一定的审查，对投资对象的企业经营状况等有一个较为清晰地了解，而且有相应措施对债务资金进行追讨，即对风险有较强的防范承受能力。

三、加强民间借贷非刑法规范

（一）刑法规范的矫枉过正

从上述民间借贷现状分析来看，我国刑法层面的监管存在很多问题。一直以来，我国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实行严格的监管政策，刑事打击上对民间借贷也采取“一刀切”严打政策。在一定的时间段以内，这种严格监管的政策促进了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但在新的发展时期，由于政府监管的天平仍不能适应时代要求发生时代性偏移，导致国家机关对民间借贷产生政策性压制，使得正规金融始终处在一个垄断地位。对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过于严格的监管导致了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滞后性，阻碍了司法监管的进步和创新，也导致民间借贷专门立法迟缓和监管制度滞后，比如在司法程序中适用法律性文件的冲突：《合同法》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若干意见》 。

刑法的过严厉规制也导致民间借贷的“异化”问题的加重。再当前状况下只能注意对相关证据进行严格排查，对疑似以民间借贷为名掩盖非法目的的，法院应加大职权调查力度，对非法集资等案件进行严格甄别，及时将涉及非法集资或者涉嫌诈骗犯罪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移送公安机关。

吴英案与季文华案两者的性质是不完全相同的，由于没有相关专门法律进行规范，所以同样是集资诈骗罪罪名，在笔者看来，两者是应该区别对待的 ，吴英有为数不多的特定放贷对象，只是这些放贷对象拥有较多下线。相比吴英，季文华一案更加符合我们所认为的非法集资。很多集资户在发现问题的时候，往往选择在观望一段时间，实在没有获得本息资金的情况下，才会需要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原因是就是，国家不加判别的追究集资者的刑事责任。而且在公安机关介入之后，集资户的资金不仅不能讨还，反而要被没收，自行承担后果。过强的刑事规范使得国家对集资盲目打击，对社会安定无法做出有力维护 。所以，在使用刑法对民间借贷进行规范可能会矫枉过正，要慎用刑法。

（二）鼓励并加强非刑法规范

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区别篇（2）

[基本案情] 吴某经营一家未经注册的担保公司，从事高利贷活动。2009年至2011年间，吴某以资金周转为由，按3%—5%不等月利率分别向宋某、赵某、刘某等12人（2人是牌友及通过朋友介绍认识）借得人民币559万元。借得款项后，吴某将所借款按照7%—10%的月利率分别转借给程某、李某、胡某等十余人，从中赚取利率差价。2011年10月起，吴某因无法收回程某等人借贷资金，而停止向宋某等支付借款利息。2012年3月吴某失踪无法取得联系。宋某等人报案，吴某于2012年8月被抓获，其无能力归还借款。

该案争议焦点是：（1）吴某民间借贷行为是否损害了刑法保护的法益；（2）吴某未经国家批准经营高利贷的行为是否认定非法经营罪；（3）吴某潜逃数月是否可以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4）吴某虚构借款理由行为能否认定有诈骗行为，进而认定为集资诈骗罪；（5）吴某是否向不特定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其中（1）至（2）涉及刑事司法介入民间借贷的界限，（3）至（5）涉及罪的区分。

一、正确界定民间借贷的刑法法益

（一）民间借贷的“民商二重性”

正确发挥刑法惩罚，就必须在适用刑法之前，对民间借贷的含义进行准确界定。民间借贷虽古已有之，但目前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对其内涵与外延都存在一定的分歧，观点主要包括主体说、国家管制说、民商二重说等。主体说认为金融组织之外的借贷都是民间借贷。我国司法实践也主要采此说，如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公民之间的借贷纠纷、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应作为借贷案件处理……”，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国家管制说认为一切不受国家控制或监管的即属民间借贷。民商二重说则主张民间借贷资金性质是用于生产、生活，而非用于从事资本或货币经营。 [论文网]

笔者认为，上述对民间借贷内涵的界定都反应了民间借贷的某些方面的特征，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主体说从借贷主体出发对借贷是否适法进行定义，但有些借贷虽然是自然人、非金融组织进行的借贷，但其借贷主要从事类似金融机构的资本、货币经营，应不归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民间借贷。国家管制说的缺陷如同主体说一样，目前绝大部分自然人、非金融组织间借贷都游离在国家管制之外。而民商二重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间借贷的本质。我国采取的是“民商合一”的立法体制，此体制下一般不区分民事性质借贷和商事性质借贷。实际上这两种借贷的区分度较大，一般民事民间借贷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有偿或无偿借用资金的借贷行为，而商事民间借贷是以收取利息为目的具有资金融通功能的商事借贷行为。在“民商合一”立法体系中，两种民间借贷从形式上体现出来的都是平等的民事主体所形成的借贷关系，仅仅从借贷主体、合同、协议等方面一般无从判断是民事民间借贷还是商事民间借贷。不过两者在资金功能、社会作用、法律监管等方面都存在重大差异，一般民事民间借贷是自发性非逐利的民事活动，这种民事活动可以促进社会生产和流通，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中小企业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上的资金需求，促进经济发展。而商事民间借贷带有逐利性质，是资本、货币经营运作，这种运作不仅要受民事法律调整，同时因为此种借贷可能影响到金融安全和稳定，同时受行政法律法规调整，要接受金融监管。在刑法评价上对此两种性质的民间借贷必须区别对待。具体在本案中，由吴某的借贷合同无法分辨出该借贷行为的性质和是否属于国家监管范畴，但从民商二重性很容易分辨该借贷行为性质，吴某以谋取利差为目的的资金借贷行为，已经超出一般互助型民事借贷的范畴，属于以营利为目的商事民间借贷。

（二）判断民间借贷构罪依据是刑法法益

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刑事司法也必须贯彻这一目的。判断民事借贷是否构成犯罪，必须看民事借贷是否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我国法律不禁止民间借贷，但是禁止自然人、非金融机构像正规金融机构那样进行借贷活动，即禁止严重扰乱金融监管秩序的借贷活动。因此在判断民间借贷行为是否构罪，要判断借贷行为是否严重侵犯了刑法保护金融监管秩序。民事民间借贷行为通常都是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其不在政府金融监管的范围内，没有侵犯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刑法对此行为一般也不予干涉。根据刑法保护的法益，我国关于民间借贷的犯罪主要集中在商事民间借贷中，涉及罪名主要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高利转贷罪、集资诈骗罪等罪名中。

同时因为民间借贷的概念是整体概念，涉及主体既包括借入方也包括贷出方，有的主体即是借入方也是贷出方。其中因借入行为构罪涉及罪名主要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等，因贷出行为构罪的主要是高利转贷罪、非法经营罪等。因此在本案中吴某借入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集资诈骗罪，而贷出行为可能构成高利转贷罪、非法经营罪。

二、“贷”方出资行为的罪与非罪

在本案中，因吴某高利转贷的款项来源不是从银行借款所得，因此不符合高利转贷罪构成要件。但从规范层面目前刑法没有高利贷罪，在司法实践中有观点认为高利贷行为可以构成非法经营罪，但争议很大。

高利贷与正常民间借贷的界限，主要是按照利率的高低来确定，超过法律对民间借贷规定的最高利率，牟取非法高额利息的行为就是高利贷行为。我国民事司法审判中并不是对一切高利贷行为都予以禁止，仅是对高于同期银行利率4倍部分利率法院不予支持。实际上，“高利贷也是一种市场经济下的合同行为，而且是一个最优化的契约包括分担风险程度及具体的风险变化程度。”[1]特别是在经济不发达时期，高利贷可以满足自然人或非金融组织等非经常性支出的资金需求，此种高利贷可以定义为互助型高利贷，这种高利贷出现纠纷，借贷主体双方通过民事诉讼就可以解决，这也是长期以来国家和政府一直未对高利贷进行强制干预的原因之一，此时刑法更不必介入。

但经营型高利贷已经脱离民事型借贷转向商事型借贷。这种貌似基于双方自愿的借贷关系中，过高甚至超过本金的利息给借款人带来沉重的负担，引发极度不公平，存在借意思自治破坏公平原则，在全国各地都有以非法经营罪对经营型高利贷入罪的判决。但也有主张经营型高利贷合法化的观点，认为经营型高利贷虽然约定了高利，但这是缔约双方合意的结果，法律不应惩罚。

笔者不认同经营型高利贷合法化的观点，但也不赞成刑法

可以随时介入经营型高利贷。经营型高利贷合法化的观点首先是从主体说出发，认为只要是平等主体合意就应当保护，不再考量合意内容是否合法、是否违背社会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该观点在前提上混淆了民事和商事借贷的关系，混淆了民法和行政法、刑法的界限。因此未经批准从事商事经营型借贷是违反国家金融监管秩序的行为，应受行政处罚。这也为非法经营罪的适用留下空间。

虽然存在以非法经营罪对高利贷行为定罪，却这一做法没有充分体现刑法的保护法益。首先，从各地做法看，对高利贷行为定罪附带很多情节，无法体现保护的法益究竟是什么。例如南京市《关于办理高利贷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未经国家主管部门的批准，以获取高额利息为目的，从事高利贷行为，数额较大，有四种情形之一的，[2]才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而对发放高利贷数额较大，但没有采取其他非法手段追债、索债的，一般不以非法经营罪论处。从此规定无法看出本罪主要是维护金融秩序，还是维护公民人身权益。其次从非法经营罪的保护法益看，非法经营罪保护市场秩序，而经营型高利贷所侵犯的主要是金融管理秩序。最后非法经营罪中非法经营数额较低即可入罪可能导致打击面扩大。司法解释没有明文规定非法经营数额入罪标准，实践中一般是参考2009年两高《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形式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非法经营数额五万元即达入罪标准。但在当前经济条件下，五万元的借贷活动属于常见现象，以此为门槛会扩大打击面，不符合法理情理。

把握刑法如何介入高利贷行为的界限，还是必须要重新认识刑法保护金融管理秩序罪的法益。高利贷所产生的风险，往往不在于借贷行为本身，而在于借贷所产生的风险。在闲置资金单向贷款中，即使是高利贷，因其主体少，法律关系简单，风险都在借贷双方可控范围内。但目前大量存在的并非是自身闲置资金的贷出，而是从上家借款再出借，进而牟取利差的行为，这使原本可控的贷款风险转为不可控。目前刑法第175条所规定高利转贷罪的原因也不仅是贷款业务应受国家监管，同时因为转贷行为提升贷款金融社会风险。从法益风险分析，从一般人那里借款后用于投放贷款法益风险，与高利转贷罪中从银行借款后用于投放贷款所损害的法益风险程度应是基本等同的，同时鉴于高利贷利率偏高，更加容易导致风险增加。因此，价值层面看民间借款后高利转贷行为所造成法益风险明显高于高利转贷罪。举轻以明重，民间借款后发放高利贷的行为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后果严重，应构成犯罪，从法条规范适用上目前暂时可以适用非法经营罪定罪量刑。而对单纯闲置资金单向经营性高利贷行为，民法、行政法即可以调控风险，无需刑法介入。具体到本案，吴某属于借款转高利贷行为，并且无法归还借款，已严重损害刑法保护法益，遵循罪刑法定，目前可以非法经营罪处罚。

三、“借”方吸资行为的罪名分析

因在本案中对吴某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存在质疑，有观点认为吴某借入行为可能构成集资诈骗罪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两罪的认定存在诸多争议，本文对此一并展开分析。

（一）非法占有目的是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主要区分点

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区别主要在于主观目的不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只要客观行为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就以集资诈骗罪论处。很显然集资诈骗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区别点在于主观目的不同。在《解释》第四条同时规定了八种行为可以用于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一种客观行为推定主观故意的方法。本案中，吴某虽然有潜逃的行为，但是由下家不能返还借款而导致其不能归还上家借款，其主观目的是为赚取利差，而非占有上家的借款，因此尚不能推定吴某有非法占有的故意。

（二）不能单纯以诈骗行为区分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有学者论述：“就集资诈骗而言，只要某种行为足以使对方陷入‘行为人属于合法募集资金’……等认识错误，足以使对方‘出资’，那么这种行为就属于集资诈骗罪中的诈骗方法。至于行为人是就事实进行欺骗，还是就价值进行欺骗，均不影响欺骗行为的性质。”[3]也有学者认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是一种包容、堵截关系：集资诈骗是以诈骗方式实施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笔者认为，单就集资诈骗罪而不论及该罪与他罪的区别，可以认为上述观点论述了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欺诈的方法。但如果从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联系与区分来看，是否具有诈骗行为并不能成为两罪的区分点。行为人如采取诈骗方法吸收公众存款，却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不能认定为集资诈骗罪的。大量存在的民间借贷中“贷款人往往并不特别关心借款用途，而更关心利息回报或双方关系，这些才是他们作出借款决定的根本原因。而对借款人而言，为了获得借款，含糊其辞或者编造虚假理由，都是比较常见的现象。”[4]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不以行为人是否使用诈骗方法作为构成要件之一”。[5]在本案中，吴某即使编造理由也是为了获取借款增加便利，但其不是在非法占有故意支配下的诈骗方法，不能认定为吴某构成集资诈骗罪。

（三）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资金用途不尽相同

虽然《解释》列举了集资诈骗罪中行为人集资后的资金使用情况，但是以此情况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而不是限定行为人只有按照解释用途使用资金，才构成集资诈骗罪。

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对行为人吸收公众存款用于货币、资本经营以外的正当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否以此罪论处，存在肯定说与否定说。肯定说认为，立法宗旨在于处罚未经有关机关批准擅自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并不考虑行为人吸收存款后的用途。否定说认为，只有当行为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用于货币、资本经营时如发放贷款，才能认定扰乱金融秩序，以本罪论处。而司法解释选取了折中说，《解释》的第三条规定，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及时清退所吸收资金，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笔者认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本身就是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而是否投入到生产经营、是否返还则反映了法益受侵害程度的高低。《解释》认为吸收公众存款，用于生产经营同时又能及时清退吸收资金，表明法益侵害程度较低，可以免于处罚或不作为犯罪处理。但并不承认只要是为了生产经营活动吸收公众存款同时返还资金就是合法行为，私自吸收公众存款的仍违反了行政法规，应受行政法规制。因此本案中，无论吴某借款用途如何都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行为要求。

（四）关于社会公众的涵义

《解释》规定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要求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对公众的理解有认识分歧，一种观点是不特定且多数说，认为公众是说明存款人属于不特定的群体，但如果存款人只是少数个人或者特定，不能认为是公众。另一种观点是不特定或多数说。满足多数人或不特定人条件之一即可。

笔者认为，公众的本意在于

界定法益范围，反映了行为对法益侵害范围广、程度重。用不特定界定公众范围足以反映法益受害程度，无需用“多”来衡量。虽然“多”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不特定的形式特征，但无法准确反映不特定内在特性。不特定所要指示的意思不单纯是人“多”，而是说明人员的延散性、不可控性和可波及性。《解释》中“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其中“公开”、公开正向表明了不特定的外部扩张性，亲友则反向确认了不具有扩张性的人群范围不属于公众范畴。在司法实践中，目前对“亲友”的范围也存在一些争议，特别是具有朋友关系的人，如“牌友”、“朋友的朋友”能否认定为亲友。笔者认为生活意义上的亲友与刑法意义的亲友有别，亲友分为亲属和朋友，从语义和功能解释的角度而言，亲属的人群属于特定稳固的人群而不具有扩张性，在同位语范畴，朋友与亲属并列也应该具有同亲属一样的稳定属性。而人际交往具有扩张性，虽然人们随时可以通过各种途径结识新人，并称为生活意义上的朋友，但此种意义上的朋友不具有特定性。而刑法上的亲友强调特定性，只有通过长期交往形成稳定关系的人才具有特定性，对偶然认识或介绍认识的人还没有形成稳定的关系，因而不具有特定性，不能成为刑法意义上的亲友。本案中吴某借款人中牌友等少数人属于偶然结识尚未形成稳定关系的朋友，借款的对象已开始扩展到社会公众范畴，但鉴于涉及不特定人人数极少且借款数额少，又未向社会公开宣传，从法益危害性而言可不认为属于向社会公众吸收存款。

四、结论

民间借贷在实践中有多种表现形式，对民间借贷调整法律包括民商法、行政法和刑法等，他们各自调整范围不尽相同。但刑法因其强制性和谦抑性，所保护的法益具有特定性、稳定性。结合民商借贷民商二重性的特点，对刑法保护法益进行具体分析，不难发现刑法对没有影响国家金融秩序的互助型民间借贷排除出刑法适用范围，而是将破坏国家金融秩序且情节严重的经营型民间借贷才纳入刑法规制，刑法在此意义发挥着二次规范的作用。德国刑法学大师李斯特曾言“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民间借贷及其所引发矛盾的处理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其需要有序的发展环境，疏堵结合才有助于正确发挥民间借贷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注释：

[1]曹冬媛：《民间借贷利息的法律问题》，载《河北法学》2012年第12期。

[2]这四种情形是：以暴力、胁迫等非法手段逼迫他人借款的；以暴力、胁迫、严重干扰他人正常工作、生活等非法手段或者利用黑恶势力索取债务的；因非法索债、逼债等行为导致借人款人自杀、精神失常或者造成其他严重人身损害的；造成其他严重危害后果或或社会影响的。

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区别篇（3）

 

[基本案情] 吴某经营一家未经注册的担保公司，从事高利贷活动。2009年至2011年间，吴某以资金周转为由，按3%—5%不等月利率分别向宋某、赵某、刘某等12人（2人是牌友及通过朋友介绍认识）借得人民币559万元。借得款项后，吴某将所借款按照7%—10%的月利率分别转借给程某、李某、胡某等十余人，从中赚取利率差价。2011年10月起，吴某因无法收回程某等人借贷资金，而停止向宋某等支付借款利息。2012年3月吴某失踪无法取得联系。宋某等人报案，吴某于2012年8月被抓获，其无能力归还借款。

 

该案争议焦点是：（1）吴某民间借贷行为是否损害了刑法保护的法益；（2）吴某未经国家批准经营高利贷的行为是否认定非法经营罪；（3）吴某潜逃数月是否可以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4）吴某虚构借款理由行为能否认定有诈骗行为，进而认定为集资诈骗罪；（5）吴某是否向不特定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其中（1）至（2）涉及刑事司法介入民间借贷的界限，（3）至（5）涉及罪的区分。

 

一、正确界定民间借贷的刑法法益

（一）民间借贷的“民商二重性”

正确发挥刑法惩罚性功能，就必须在适用刑法之前，对民间借贷的含义进行准确界定。民间借贷虽古已有之，但目前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对其内涵与外延都存在一定的分歧，观点主要包括主体说、国家管制说、民商二重说等。主体说认为金融组织之外的借贷都是民间借贷。我国司法实践也主要采此说，如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公民之间的借贷纠纷、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应作为借贷案件处理……”，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国家管制说认为一切不受国家控制或监管的即属民间借贷。民商二重说则主张民间借贷资金性质是用于生产、生活，而非用于从事资本或货币经营。

 

笔者认为，上述对民间借贷内涵的界定都反应了民间借贷的某些方面的特征，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主体说从借贷主体出发对借贷是否适法进行定义，但有些借贷虽然是自然人、非金融组织进行的借贷，但其借贷主要从事类似金融机构的资本、货币经营，应不归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民间借贷。国家管制说的缺陷如同主体说一样，目前绝大部分自然人、非金融组织间借贷都游离在国家管制之外。而民商二重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间借贷的本质。我国采取的是“民商合一”的立法体制，此体制下一般不区分民事性质借贷和商事性质借贷。实际上这两种借贷的区分度较大，一般民事民间借贷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有偿或无偿借用资金的借贷行为，而商事民间借贷是以收取利息为目的具有资金融通功能的商事借贷行为。在“民商合一”立法体系中，两种民间借贷从形式上体现出来的都是平等的民事主体所形成的借贷关系，仅仅从借贷主体、合同、协议等方面一般无从判断是民事民间借贷还是商事民间借贷。不过两者在资金功能、社会作用、法律监管等方面都存在重大差异，一般民事民间借贷是自发性非逐利的民事活动，这种民事活动可以促进社会生产和流通，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中小企业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上的资金需求，促进经济发展。而商事民间借贷带有逐利性质，是资本、货币经营运作，这种运作不仅要受民事法律调整，同时因为此种借贷可能影响到金融安全和稳定，同时受行政法律法规调整，要接受金融监管。在刑法评价上对此两种性质的民间借贷必须区别对待。具体在本案中，由吴某的借贷合同无法分辨出该借贷行为的性质和是否属于国家监管范畴，但从民商二重性很容易分辨该借贷行为性质，吴某以谋取利差为目的的资金借贷行为，已经超出一般互助型民事借贷的范畴，属于以营利为目的商事民间借贷。

 

（二）判断民间借贷构罪依据是刑法法益

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刑事司法也必须贯彻这一目的。判断民事借贷是否构成犯罪，必须看民事借贷是否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我国法律不禁止民间借贷，但是禁止自然人、非金融机构像正规金融机构那样进行借贷活动，即禁止严重扰乱金融监管秩序的借贷活动。因此在判断民间借贷行为是否构罪，要判断借贷行为是否严重侵犯了刑法保护金融监管秩序。民事民间借贷行为通常都是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其不在政府金融监管的范围内，没有侵犯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刑法对此行为一般也不予干涉。根据刑法保护的法益，我国关于民间借贷的犯罪主要集中在商事民间借贷中，涉及罪名主要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高利转贷罪、集资诈骗罪等罪名中。

 

同时因为民间借贷的概念是整体概念，涉及主体既包括借入方也包括贷出方，有的主体即是借入方也是贷出方。其中因借入行为构罪涉及罪名主要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等，因贷出行为构罪的主要是高利转贷罪、非法经营罪等。因此在本案中吴某借入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集资诈骗罪，而贷出行为可能构成高利转贷罪、非法经营罪。

 

二、“贷”方出资行为的罪与非罪

在本案中，因吴某高利转贷的款项来源不是从银行借款所得，因此不符合高利转贷罪构成要件。但从规范层面目前刑法没有高利贷罪，在司法实践中有观点认为高利贷行为可以构成非法经营罪，但争议很大。

 

高利贷与正常民间借贷的界限，主要是按照利率的高低来确定，超过法律对民间借贷规定的最高利率，牟取非法高额利息的行为就是高利贷行为。我国民事司法审判中并不是对一切高利贷行为都予以禁止，仅是对高于同期银行利率4倍部分利率法院不予支持。实际上，“高利贷也是一种市场经济下的合同行为，而且是一个最优化的契约包括分担风险程度及具体的风险变化程度。”[1]特别是在经济不发达时期，高利贷可以满足自然人或非金融组织等非经常性支出的资金需求，此种高利贷可以定义为互助型高利贷，这种高利贷出现纠纷，借贷主体双方通过民事诉讼就可以解决，这也是长期以来国家和政府一直未对高利贷进行强制干预的原因之一，此时刑法更不必介入。

但经营型高利贷已经脱离民事型借贷转向商事型借贷。这种貌似基于双方自愿的借贷关系中，过高甚至超过本金的利息给借款人带来沉重的负担，引发极度不公平，存在借意思自治破坏公平原则，在全国各地都有以非法经营罪对经营型高利贷入罪的判决。但也有主张经营型高利贷合法化的观点，认为经营型高利贷虽然约定了高利，但这是缔约双方合意的结果，法律不应惩罚。

 

笔者不认同经营型高利贷合法化的观点，但也不赞成刑法

可以随时介入经营型高利贷。经营型高利贷合法化的观点首先是从主体说出发，认为只要是平等主体合意就应当保护，不再考量合意内容是否合法、是否违背社会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该观点在前提上混淆了民事和商事借贷的关系，混淆了民法和行政法、刑法的界限。因此未经批准从事商事经营型借贷是违反国家金融监管秩序的行为，应受行政处罚。这也为非法经营罪的适用留下空间。

 

虽然存在以非法经营罪对高利贷行为定罪，却这一做法没有充分体现刑法的保护法益。首先，从各地做法看，对高利贷行为定罪附带很多情节，无法体现保护的法益究竟是什么。例如南京市《关于办理高利贷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未经国家主管部门的批准，以获取高额利息为目的，从事高利贷行为，数额较大，有四种情形之一的，[2]才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而对发放高利贷数额较大，但没有采取其他非法手段追债、索债的，一般不以非法经营罪论处。从此规定无法看出本罪主要是维护金融秩序，还是维护公民人身权益。其次从非法经营罪的保护法益看，非法经营罪保护市场秩序，而经营型高利贷所侵犯的主要是金融管理秩序。最后非法经营罪中非法经营数额较低即可入罪可能导致打击面扩大。司法解释没有明文规定非法经营数额入罪标准，实践中一般是参考2009年两高《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形式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非法经营数额五万元即达入罪标准。但在当前经济条件下，五万元的借贷活动属于常见现象，以此为门槛会扩大打击面，不符合法理情理。

 

把握刑法如何介入高利贷行为的界限，还是必须要重新认识刑法保护金融管理秩序罪的法益。高利贷所产生的风险，往往不在于借贷行为本身，而在于借贷所产生的风险。在闲置资金单向贷款中，即使是高利贷，因其主体少，法律关系简单，风险都在借贷双方可控范围内。但目前大量存在的并非是自身闲置资金的贷出，而是从上家借款再出借，进而牟取利差的行为，这使原本可控的贷款风险转为不可控。目前刑法第175条所规定高利转贷罪的原因也不仅是贷款业务应受国家监管，同时因为转贷行为提升贷款金融社会风险。从法益风险分析，从一般人那里借款后用于投放贷款法益风险，与高利转贷罪中从银行借款后用于投放贷款所损害的法益风险程度应是基本等同的，同时鉴于高利贷利率偏高，更加容易导致风险增加。因此，价值层面看民间借款后高利转贷行为所造成法益风险明显高于高利转贷罪。举轻以明重，民间借款后发放高利贷的行为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后果严重，应构成犯罪，从法条规范适用上目前暂时可以适用非法经营罪定罪量刑。而对单纯闲置资金单向经营性高利贷行为，民法、行政法即可以调控风险，无需刑法介入。具体到本案，吴某属于借款转高利贷行为，并且无法归还借款，已严重损害刑法保护法益，遵循罪刑法定，目前可以非法经营罪处罚。

 

三、“借”方吸资行为的罪名分析

因在本案中对吴某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存在质疑，有观点认为吴某借入行为可能构成集资诈骗罪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两罪的认定存在诸多争议，本文对此一并展开分析。

（一）非法占有目的是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主要区分点

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区别主要在于主观目的不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只要客观行为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就以集资诈骗罪论处。很显然集资诈骗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区别点在于主观目的不同。在《解释》第四条同时规定了八种行为可以用于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一种客观行为推定主观故意的方法。本案中，吴某虽然有潜逃的行为，但是由下家不能返还借款而导致其不能归还上家借款，其主观目的是为赚取利差，而非占有上家的借款，因此尚不能推定吴某有非法占有的故意。

 

（二）不能单纯以诈骗行为区分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有学者论述：“就集资诈骗而言，只要某种行为足以使对方陷入‘行为人属于合法募集资金’……等认识错误，足以使对方‘出资’，那么这种行为就属于集资诈骗罪中的诈骗方法。至于行为人是就事实进行欺骗，还是就价值进行欺骗，均不影响欺骗行为的性质。”[3]也有学者认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是一种包容、堵截关系：集资诈骗是以诈骗方式实施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笔者认为，单就集资诈骗罪而不论及该罪与他罪的区别，可以认为上述观点论述了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欺诈的方法。但如果从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联系与区分来看，是否具有诈骗行为并不能成为两罪的区分点。行为人如采取诈骗方法吸收公众存款，却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不能认定为集资诈骗罪的。大量存在的民间借贷中“贷款人往往并不特别关心借款用途，而更关心利息回报或双方关系，这些才是他们作出借款决定的根本原因。而对借款人而言，为了获得借款，含糊其辞或者编造虚假理由，都是比较常见的现象。”[4]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不以行为人是否使用诈骗方法作为构成要件之一”。[5]在本案中，吴某即使编造理由也是为了获取借款增加便利，但其不是在非法占有故意支配下的诈骗方法，不能认定为吴某构成集资诈骗罪。

 

（三）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资金用途不尽相同

虽然《解释》列举了集资诈骗罪中行为人集资后的资金使用情况，但是以此情况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而不是限定行为人只有按照解释用途使用资金，才构成集资诈骗罪。

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对行为人吸收公众存款用于货币、资本经营以外的正当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否以此罪论处，存在肯定说与否定说。肯定说认为，立法宗旨在于处罚未经有关机关批准擅自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并不考虑行为人吸收存款后的用途。否定说认为，只有当行为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用于货币、资本经营时如发放贷款，才能认定扰乱金融秩序，以本罪论处。而司法解释选取了折中说，《解释》的第三条规定，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及时清退所吸收资金，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笔者认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本身就是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而是否投入到生产经营、是否返还则反映了法益受侵害程度的高低。《解释》认为吸收公众存款，用于生产经营同时又能及时清退吸收资金，表明法益侵害程度较低，可以免于处罚或不作为犯罪处理。但并不承认只要是为了生产经营活动吸收公众存款同时返还资金就是合法行为，私自吸收公众存款的仍违反了行政法规，应受行政法规制。因此本案中，无论吴某借款用途如何都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行为要求。

 

（四）关于社会公众的涵义

《解释》规定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要求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对公众的理解有认识分歧，一种观点是不特定且多数说，认为公众是说明存款人属于不特定的群体，但如果存款人只是少数个人或者特定，不能认为是公众。另一种观点是不特定或多数说。满足多数人或不特定人条件之一即可。

 

笔者认为，公众的本意在于

界定法益范围，反映了行为对法益侵害范围广、程度重。用不特定界定公众范围足以反映法益受害程度，无需用“多”来衡量。虽然“多”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不特定的形式特征，但无法准确反映不特定内在特性。不特定所要指示的意思不单纯是人“多”，而是说明人员的延散性、不可控性和可波及性。《解释》中“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其中“公开”、公开正向表明了不特定的外部扩张性，亲友则反向确认了不具有扩张性的人群范围不属于公众范畴。在司法实践中，目前对“亲友”的范围也存在一些争议，特别是具有朋友关系的人，如“牌友”、“朋友的朋友”能否认定为亲友。笔者认为生活意义上的亲友与刑法意义的亲友有别，亲友分为亲属和朋友，从语义和功能解释的角度而言，亲属的人群属于特定稳固的人群而不具有扩张性，在同位语范畴，朋友与亲属并列也应该具有同亲属一样的稳定属性。而人际交往具有扩张性，虽然人们随时可以通过各种途径结识新人，并称为生活意义上的朋友，但此种意义上的朋友不具有特定性。而刑法上的亲友强调特定性，只有通过长期交往形成稳定关系的人才具有特定性，对偶然认识或介绍认识的人还没有形成稳定的关系，因而不具有特定性，不能成为刑法意义上的亲友。本案中吴某借款人中牌友等少数人属于偶然结识尚未形成稳定关系的朋友，借款的对象已开始扩展到社会公众范畴，但鉴于涉及不特定人人数极少且借款数额少，又未向社会公开宣传，从法益危害性而言可不认为属于向社会公众吸收存款。

 

四、结论

民间借贷在实践中有多种表现形式，对民间借贷调整法律包括民商法、行政法和刑法等，他们各自调整范围不尽相同。但刑法因其强制性和谦抑性，所保护的法益具有特定性、稳定性。结合民商借贷民商二重性的特点，对刑法保护法益进行具体分析，不难发现刑法对没有影响国家金融秩序的互助型民间借贷排除出刑法适用范围，而是将破坏国家金融秩序且情节严重的经营型民间借贷才纳入刑法规制，刑法在此意义发挥着二次规范的作用。德国刑法学大师李斯特曾言“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民间借贷及其所引发矛盾的处理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其需要有序的发展环境，疏堵结合才有助于正确发挥民间借贷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注释：

[1]曹冬媛：《民间借贷利息的法律问题》，载《河北法学》2012年第12期。

[2]这四种情形是：以暴力、胁迫等非法手段逼迫他人借款的；以暴力、胁迫、严重干扰他人正常工作、生活等非法手段或者利用黑恶势力索取债务的；因非法索债、逼债等行为导致借人款人自杀、精神失常或者造成其他严重人身损害的；造成其他严重危害后果或或社会影响的。

 

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区别篇（4）

近十数年来，我们国家社会经济特别是建筑行业的发展程度很高，组织与个人的金融活动呈现日益增多趋势，因而接连触发不同种类的民事纠纷以及刑事犯罪，严重的会形成恶性群体性事件，对健康的市场环境造成破坏。因为法律制定本身即具有一定的滞后规律，刑法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期的民间借贷规范得不够清晰与详尽，有关部门在处理相关金融纠纷问题时，对罪与非罪的界限把握不清，容易造成罪名理解和运用时的误区。这种现象应当加以改观，民间借贷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要准确厘清，既要惩处金融犯罪活动，也要让正常民间融资活动得到保护。

一、罪与非罪认定问题的提出

近些年来，公诸媒体的很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例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笔者发现这个罪名呈现出了扩大化的趋势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有些地区的司法实践却同时将一些普通的民间借贷行为也看成是此罪，而不考虑行为实施主体吸收资金的目的是为敛财还是谋求主体发展，甚至不考虑借贷行为有否造成损害结果发生。这样的盲目处理办法使得金融市场正常竞争的平等化趋势受到阻碍，已经成为我国金融市场秩序规范化的藩篱。从本质上说来，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范围加以扩大，一定会导致金融市场出现更多不公平垄断，对于金融机构本身也是存百害无一利的。对于民间借贷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界限进行明确划分，是时展的必然选择。

二、当前我国民间借贷的形势

（一）民间借贷没有显著可预见性

现在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转轨期，相关法律法规对于民间借贷的保障规范不够明确，民间借贷随时都有可能遭到制裁甚至打击。民间借贷本身对于其所产生的后果不能正确估量。合法民间借贷同非法民间借贷一样具有融通资金及利益回报功能，当事人在一般的金融活动中，难以区分合法与非法，这是民间借贷的制度性风险。

（二）民间借贷范围与规模日益扩大

民间借贷这种商业行为已经为国际社会所广泛认同，一些企业与个人在进行融资时首先便考虑到此种途径，而普通社会大众也会从这种商业途径中收到利润。故而民间借贷从原来的地下活动转变为公开化活动，参与到其中的机构和个人数量越来越多，规模扩大化、用途丰富化、基数递增化，国家监管部门的态度则从严格控制转变为默许观望。

三、刑法中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认定

我国的一九七年年刑法中，并未设立该罪。因为资本市场渐趋活跃，金融秩序混乱的情况一定要想方设法加以避免，所以一九九七年修订刑法时将该罪名入刑，列为其中第176条，是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的内容。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指的是没有经过中国人民银行的正式批准，不向固定社会对象吸纳资金，同时不具备出资凭证，不能在承诺期限内归还本息的活动。当然，这种解释显得过于粗略，很难进行具体操作，对此，我国给金融业提出专属特许经营框架，严格市场准入门槛，吸收公众存款一定要由得到金融业务经营许可证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允许的经营框架内依法实施，不然便属于非法。以下几个概念对于罪与非罪界定很有帮助。（1）非法：主体非法，意即没有吸收存款的主体资格却进行了此类业务；行为方式非法，意即内容上违反相关的国家规定，擅自将利率提高以达到吸收公众存款的目的。（2）公众：指的是多数人、不特定人、不特定组织。（3）存款：用户在犯罪主体设立的金融机构上存进的货币资金。要明确的是，国家法律法规允许正规金融机构以吸收存款的方式进行货币与资本经营。（4）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没有经过中国人民银行等国家机关批准授权，便以投资、各类基金会、集资入股等名义或形式，向公众吸收资金。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主观方面乃是出于故意，且以非法盈利作为目的，虽然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可能会存在弄虚作假等行为，但并非用诈骗手段实现公众存款的吸收，不然当以集资诈骗罪论处。

四、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同民间借贷的区别

为了让市场经营真正活起来，我们国家认可民间借贷以及募集资金等项活动，在有关的民法条文中有规定：建立于真实意愿基础之上的民间借贷是受法律保护的。但是这项规定的前提是，民间借贷必须要依法而行。法律上有明确规定：民间借贷行为在合法之列，但是却应当遵守民间借贷利率不超过同时期同类别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之规定。民法相关条文以及按照民法原则由相应管理部门制定的资金募集管理规定、办法、细则等项内容，也均表明法律以保护正常运行的资金募集为目标，民间借贷类资金募集活动需要依据法定程序及条件，用向公众发行债券、股票的方式、融资租赁的方式、合资联营的方式，得到生产经营所应有的资金。除此以外，则均是非法集资行为。

民间借贷行为同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一旦出现违法违规运行情况，则非常容易发生利益纠纷，严重的会造成人际冲突、强制伤害，甚至形成上访集会、扰乱政府办公等恶性事件，对于社会公共秩序产生极大冲击。因为有种种可能发生的不良后果，司法机关便会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进行违法违规操作查外，继而造成罪名范围的扩大化。由此必然得到结论：明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普通民间借贷间的罪与非罪界定，乃是司法正确实践工作的必需研究内容。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同普通民间借贷行为的不同之处，主要是行为目的同参与主体有区别。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用非法吸收或者变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方式，达到牟取个人私利的目标，其主要表现是货币和资本的经营活动，犯罪客观是不确定群体。而普通民间借贷则是正常民间资金调剂的行为，通常不仅仅表现为纯粹货币与资本经营活动，其借贷行为所牵涉到的客体也仅限于少数特定对象。

我国刑法里面虽然已经明确设立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但是却决非全面禁止普通意义上的民间借贷行为；生活中所普遍存在的民间借贷行为法律没有禁止的理由，也无法全面禁止，这在操作层面上来讲就是不现实的。国家司法部门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当作犯罪行为来处理，其宗旨是维护正常金融经营的专属性，禁止普通公民与社会组织在未经批准的前提下从事有关金融业务，达到维护国家经济金融秩序的目标。民间借贷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公民之间、公民同企业组织之间的借贷、资金募集；企业从职工处认购股份、筹措资金等。如此种种行为表面上虽然也表现为资金吸纳、利息计算、高额预期回报等特点，且没有经过金融管理机构授权，可是以上行为没有货币与经营资本的目标性，故而并不构成犯罪。可以说，是否具备货币与经营资本的目标性，是判别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区别的关键所在。

五、应当依法对民间借贷加以规范

（一）制定出单行性法规，对于普通民间借贷行为予以明确

政府所提出的对民间融资进行积极引导，使之持续健康发展，表明了政府能够正确理解民间融资行为：包括民间借贷行为在内的民间融资活动，添加了民情、亲情、传统文化、乡土信用等内容，是一种极具生命力的草根金融。在2008年中国人民银行所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里面，已经提出了要加快放贷人条例的实施进程，更进一步明确了普通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地位，帮助其向规范化与健康化发展。所以要尽早制定出适应我国经济形势的放贷人条例，给放贷人义务、放贷人责任、放贷规则等内容以完善规范，让民间借贷行为早日进行规范化轨道。这项工作完全可以借鉴香港特别行政区早已经颁布的放债人条例，细化放贷主体、收贷对象、利息上限，对常规财务制度、风险防范制度、问题法律责任加以整理。

香港的放债人条例里面规定：任何人士，不论其是否属于放债人，如果其向他人提供贷款，实际利率超出银行年息的60%，便算违法，这完全可以引为借鉴。同时要继续研究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对于民间借贷行为的管理作用，抓住修改与整理的时机，对借贷通则、违法金融机构与违法业务活动取缔条例、担保法等内容加以法理学上的连接，确保其协调统一性，为放贷人条例的制定实施提供先期软环境。

（二）政府积极配合民间形成借贷自律的机制，帮助民间借贷向良性健康方向发展

自律机制完全可以参照银行业协会一类的行业自律模式，形成系统的民间借贷组织行业自律制度。普通民间借贷协会可以由一般的民间借贷参与者自愿参加，形成良好的行业自律氛围，帮助民间借贷主体依法进行经济活动，依据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实现规范自治，避免在民间出现罪与非罪认定混淆的局面。要多宣传法律与金融知识，比如借贷关系、借贷用途、出借双方协议、借款人资信情况等知识的普及，尽一切可能防止民间借贷异化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区别篇（5）

当前，我国民间金融市场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不相适应。从制度供给层面看，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行法律对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及其处置原则的规定存在明显不足，突出表现在界定民间借贷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的法律评判标准存在含混不清、脱离实际、法理依据不足等问题。“随着影子银行、地方政府债务等问题的出现，对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变得更加复杂”。所以，重新审视民间借贷异化的法律评判标准，进一步完善民间借贷法规，推动我国民间借贷的法治化、规范化进程，对于保障民间金融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意义重大。

现行法律对民间借贷异化的界定

民间借贷异化是指民间借贷超越了法律的边界而演变成为一种非法行为乃至犯罪行为。民间借贷异化的法律评判标准是指判断民间借贷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的标准。当前，在民间融资外部制度供给和现实法律支持很弱的背景下，由于合法民间融资与其他非法行为、犯罪行为界线不清，事实上导致民间借贷形成了交易隐蔽、风险较大的特点，使得正常的民间借贷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刑事犯罪活动不免互相交织。近年来，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部分社会融资需求的同时，也伴生了一些违法犯罪行为，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高利转贷、洗钱等。当前，由于民间借贷异化现象的日趋增多，极有可能引发区域性金融风险，造成社会不稳定隐患的叠加爆发，所以，必须重新审视并进一步明晰民间借贷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的法律评判标准。

首先，依照合法与非法的判断标准，民间借贷异化通常表现为不受法律保护的“高利贷”。所谓“高利贷”是指超过国家法律禁止性规定利率的民间借贷。虽然“高利贷”在我国属于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但也有不少国家和地区通过法律将达到特定禁止性标准的“高利贷”规定为犯罪行为。按照现行法律规定，我国对于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其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的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2002 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也明确规定：“民间个人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双方协商的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含浮动）的4倍。超过上述标准的，应界定为高利借贷行为”。所以，上述法规构成了我国民间借贷异化为“高利贷”的法律评判标准。

其次，依照合法与非法的判断标准，企业与企业之间的“非法拆借”也成为民间借贷异化的表现形式。依照常理，企业间的借贷应属于正常民间借贷的范畴，但是，我国现行法规对此持明确禁止的态度，导致我国企业间的借贷不具有合法性，这种“非法拆借”事实上构成了民间借贷异化的典型形式之一。从原因上看，企业间的借贷关系被认定为无效，主要理由在于企业间的借贷侵犯了国家金融活动的专营权。就企业之间资金“非法拆借”的法律评判标准而言，1984年中国工商银行制定的《关于国营工商企业流动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就确立了“不准企业之间相互借贷，收取利息”，199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1996年《贷款通则》和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都明确规定，企业借贷合同因违反有关金融法规属于无效合同。

最后，依照罪与非罪的判断标准，民间借贷异化表现为名义上或形式上是民间借贷，但实质上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等刑事犯罪。我国《刑法》有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等相关规定就成为以高利贷形式出现的民间借贷是否异化为犯罪的法律评判标准。这些法律规定分别见之于《刑法》第176条、《刑法》第192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从具体判断标准看，《刑法》第176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虽然形式上属于“一人对多人”的民间借贷行为，但是，如果这里的“多人”属于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并且在通过公开宣传的方式吸收存款的情形下就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如果未通过公开宣传，仅仅在单位内部或者亲友等特定对象之间进行借贷的，则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按照《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的规定，构成犯罪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必须同时具备四个条件：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关于《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虽然形式上也属于“一人对多人”的民间借贷行为，但如果集资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并且集资行为指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适用诈骗行为实施《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所列行为之一则构成集资诈骗罪。

民间借贷异化现行法律评判标准的反思

首先，关于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民间借贷异化为不受法律保护的“高利贷”的法律标准，理论界和实务界不少人士都在质疑，为什么“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成为法律认可的临界点，其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何在？有学者认为，“这里的4倍是参考了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中20%的规定，而茅于轼先生认为，这里的4倍是毫无根据的，应该立刻废除。另外，4倍的规定距今已有20多年的时间，已不适应当前经济形势的要求”。事实上，我国浙江温州等地，有牌照的小额贷款公司借贷的利率约为35%，民间借贷的利率似应比小额贷款公司的利率还要更高，修改民间借贷利率4倍的上限规定已经成为社会现实的迫切要求。而且，随着官方利率市场化步伐的加快，民间借贷利率市场化也应当紧随其后，作为过渡手段，以市场利率为依据，从法律层面设定一个合理的民间借贷利率上限标准具有现实必要性。“就法律规制而言，应当针对借贷主体、利率，为正常的民间借贷构建一个合法的活动空间，同时明确行为规范和法律后果”。需要注意的是，在市场利率和上限标准之间给从事民间借贷当事方谈判利息留下应有空间的基本原则，应当定位于有利于民间借贷市场主体在实践中实际尊重这个标准。

其次，我国应当借鉴学习国外和港台地区的经验，对评判“高利贷”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的法律标准作出具体、直接、明确的规定。从国外和我国港台地区立法例看：“（1）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放债人条例》第 24 条规定：任何人（不论是否为放债人）以超过年息 60% 的实际利率贷出款项或要约贷出款项，即属犯罪。第 25 条规定：关于任何贷款的还款协议或关于任何贷款利息的付息协议，如其所订的实际利率超逾年息 48%，则为本条的施行，单凭该事实即可推定该宗交易属敲诈性。（2）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205条规定：约定利率超过周年 20% 者，债权人对于超过部分之利息，无请求权。（3）美国对高利贷的规制主要由各州法律规定。部分州对利率管制采取了较为自由放任的态度，允许借款人和放贷人协商达成任何利率，如特拉华州以及南达科他州，但大部分州仍然制定了限制最高利率的反高利贷法。在限制最高利率的各州立法中，对最高利率的限制通常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贷款用途； 贷款的种类；放贷人的种类”。需要说明的是，美国通过《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组织法》界定了“非法债务”的概念，规定以超过当地两倍高利贷界限的利率放贷并且试图收取该“非法债务”构成联邦重罪。笔者认为，从美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经验看，利用刑事手段作为打击高“利贷”的最后手段是其共同的立法选择，我国可以考虑借鉴上述相关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建议分别将超过年息40%和60%作为我国“高利贷”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的法律评判标准。

再次，必须放松对企业与企业之间民间借贷的管制，有条件地赋予企业与企业之间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虽然一般认为企业与企业间借贷属于“商事借贷”，但这里的“有条件”特指企业与企业之间民间借贷只能限定在“民事性”的范围内，且目的只能立足于放贷企业为满足借贷企业必要生产经营的融资需求，同时自身借此获得合理的资金利用回报。对于纯粹以放出资金获取高额利息的“商事性”企业与企业之间民间借贷仍应作出限制。因为，如果对此类“商事性”借贷也完全予以放开，则意味着等同于放弃了银行业资产业务的准入门槛，加之以相应的监管措施如果不能及时到位，势必导致金融市场秩序的破坏和金融系统风险的加大。当前，我国立法可以通过列举的方式放开企业与企业之间部分民间借贷，如具有上下游供应商关系、母子公司关系且因生产需要发生的借贷、贷款利率与国家金融机构的利率基本接近的企业间的借贷等，可以规定为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

最后，从民间融资法和刑法两个纬度上细化明确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等刑事犯罪的界线。事实上，明确合法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性质刑事犯罪的界线是刑法和民间融资法共同关注的核心内容。从刑法的角度看，有必要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非法”、“不特定对象”，以及集资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等术语的含义进行进一步细化解释，以便于更为准确地判断民间借贷是否异化为犯罪。虽然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八种情形可以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实践中的认定仍然困难较大。笔者认为，实践中对于“根本不能归还”、“无经营意图或盈利能力不足以支撑利息”、“随意处置、滥用集资款”等情形也应当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从民间融资立法完善的角度看，关键在于从法律层面对民间借贷进行严格规范，将民间借贷行为纳入国家金融监管的范围之内，真正建立起对民间借贷行为的有效监管体制，才能真正禁止那些公民和其他组织未经政府批准就像金融机构那样用所吸收的资金去发放贷款。要求任何公开募集资金的行为都必须经过政府的严格审查和处于政府的有效监管之下，对民间融资建立了相应的审批和登记制度后，审批机关也必须承担起实质意义上的审查责任，对于大量民间借贷的出借者而言，判断某一融资行为的合法与否最主要的标准就是参考审批机关的批准文件。所以，民间借贷登记制度应当成为防止民间借贷异化为犯罪行为最为有效的办法之一，民间融资立法和非法集资性质刑事犯罪司法解释应当对此予以明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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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区别篇（6）

据对湖南省益阳市50家企业、120户城镇居民和120户农村居民问卷抽样调查测算,至2008年末,全市民间借贷总量约为54亿元,比2004年增加9.52亿元,增幅为21.4%,分别占全市人民币存、贷款总额的8.6%、9.7%。样本企业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规模122.4万元,比2004年增加38万元,年均增长11.25%;样本城镇居民2008年末通过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3.94万元,比2004年增加1.33万元,年均增长9.8%;样本农村居民2008年末通过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3.42万元,比2004年增加1.06万元,年均增长7.4%。根据相关数据,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全市中小企业民间借贷34.29亿元,约占民间借贷总额的63.5%,城乡居民约占36.5%;二是城市居民参与民间借贷的比例略高于农村居民;三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参与民间借贷的比例远高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

(二)融资范围不断扩大

抽样调查显示: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约77%是用于解决生产经营流动资金不足,约23%用于固定资产投产;农户得到民间借贷在生产及生活中的分配比例是58∶42;城镇居民民间借贷资金约74%用于投资经商。从益阳市民间借贷投向看,主要集中体现在三大领域。一是农业产业化领域的需求。据调查的100家龙头企业资金需求达83亿元,较上年增加24亿元,增长13%,银行贷款满足率仅为50%,有三成的企业得不到银行贷款,资金缺口约38亿元。二是房地产开发领域的需求。据调查,在自筹资金中房地产开发商向民间借贷的资金所占比重下降了约12%。2008年农民住房支出较2005年、2006年、2007年分别增长了20%、18%和22%,使民间借贷由过去的生活急用转为居住借贷。三是新型工业领域的需求。

(三)交易活动由暗转向公开或半公开化

民间借贷虽不具有合法地位,但民间借贷对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逐步演变成私营业主、个体工商户和民营企业缓解资金供需矛盾的重要手段,逐渐由“地下交易”变为半公开或公开化。

(四)借贷形式呈现多样化趋势

随着民间资本规模扩大,专业放债人和中介人应运而生。有的为借贷双方牵线搭桥,从中收取中介费;有的担保公司为民间借贷者提供担保,从中收取担保费;有的企业或个人一方面借入资金,另一方面从事放款活动,从中赚取利差,成为名副其实的民间借贷中介机构或专业放债人。此外,随着人们市场意识的不断增强,相继出现了白条转借贷的形式。与此同时,在社会上涌现了一批食利群体。其中:包括在职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

二、当前民间融资动向及发展趋势

近几年,随着民营经济体不同形式的蓬勃兴起,人们市场意识的不断提高,民间借贷出现了新的动向。

(一)民间融资替代化

据样本点监测显示:民间融资与正规金融互为替代的特征较明显。据监测的10户企业(主要是当地重点企业)数据显示,在国家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今年1-6月获得银行贷款7345万元,同比增加1350万元,企业民间融资总额2532万元,同比减少了560万元。

(二)融资性质股权化

据样本监测点显示,近几年,股权性融资在企业筹集资金的过程中被广泛的运用,在民间融资中所占比例逐年上升,2006-2008年分别上升了7.3%、10.2%、13.6%。如南县鑫欣渔业有限责任公司,现有入股会员2358人,企业融资规模达680万元,比2006年增长26%,入股者不仅能保利分红,还得到了企业饲养技术和产、供、销一条龙服务带来的实惠。

(三)农村融资趋于产业化

龙头企业和农村经济专业合作组织(协会)作为农业产业化的载体,近年来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据统计,益阳市现有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756个,拥有资产39亿元,民间融资规模5.8亿元,入社会员26.5万人,带动农户39万户,占到了全市农户总数的39%。问卷调查显示,农信社基本上满足了农户小额信贷需求,资金供需矛盾主要集中于企业和专业大户的大额资金需求,有80%的企业和专业大户都有民间借贷,一些龙头企业或协会通过合股、入股和民间借贷的方式筹措资金,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紧密地连在一起,缓解了企业大额的相对稳定的长期性资金需求。

(四)借贷行为趋于理性化

随着民间融资市场逐渐趋于成熟,辖区民间融资行为更具市场性和公开性,理性化特征也愈加明显。首先是融资价格随行就市,并依据信用、风险、期限等进行定价。二是融资方式更趋规范。据监测数据显示,以书面协议方式发生的融资额占86%,以担保或抵押方式发生的融资额占14%,同比分别增加了7%和4%。三是付息基本上参照银行的结息方式来执行。

三、区域比较民间借贷风险分析

(一)部分资金流向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益阳市是一个农业大市。长期以来,工业基础较薄弱,原计划经济下的许多小水泥、小钢铁、小纸厂以及高污染、高能耗企业,通过改制转为民营企业后,因长期得不到正规金融的支持,积累了大量的风险。以桃江县为例:全县16家立窖水泥生产企业,年产量普遍为8.8-16万吨,因不符合国家信贷政策而长期依赖于民间借贷维持经营;同样的情况还有桃江县金沙钢铁厂,长期在市场与国家宏观调控的狭缝中求生存,企业发展由小做大完全依赖于民间借贷,2008年末民间借贷余额达到5000多万元。

(二)进入成熟期后的民营企业仍达不到正规金融所需的信贷条件

据了解,为了适应民营企业贷款小、频、急的特点,缓解民营企业贷款难问题,近几年工总行、农总行都制定了一些政策措施,但基层行具体执行起来却十分困难。以益阳市为例:全市工业企业19865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764家,规模以下小企业2566家,个体经营户16811家。调查显示:目前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满足率度不到40%,通过民间融资方式筹资的企业高达77.3%,占到了企业融资规模的50%左右。

(三)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定义模糊

目前,在我国《刑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法律法规中,对合法的民间借贷、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定义模糊。《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有期徒刑或罚金。1998年7月国务院第247号令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取缔办法》中有关规定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该办法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1999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上述法律对合法民间借贷、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存款行为的定义并不明确,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

(四)民间借贷趋利性极易导致经济结构性风险

民间借贷具有隐匿性,使得地方政府对本地资本市场供求状况和资金投向难以把握,使民间借贷往往集中于热点行业。微观经济实体投资的非理性极易导致热点行业内部企业林立,难以形成适度竞争和合理联合,导致行业生产规模过剩,造成社会整体投资边际效益下降,当社会投资边际效益为负时,民间借贷的风险就会加大。

四、防范和化解民间借贷风险的有效途径

(一)制定相关法律,在法律上明确区别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和非法性

目前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等几条司法解释虽在某种程序上承认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但都是从民法的角度出发为官司纠纷而做的解释,仅有几条“判案解释”已难以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健康发展。因此,国家有必要制定一部适合国情的《民间借贷法》和《民间融资中介机构和中介业务管理办法》,从法律上明确界定民间借贷的形式、运行方式,在制度设计上为民间借贷双方构建法律保障。

(二)加强政策舆论导向,规范民间融资行为

各级政府应尽快明确相应的管理部门,通过行政手段来规范民间融资行为,改变目前民间借贷放任自流的状况。一是加强对群众的宣传和风险教育,提高广大群众风险防范意识;二是根据民间借贷的性质,区别对待,加强管理。对于数额小、参与人员少、不跨地区、用于互助解困等合法用途的,应允许其存在,并加以引导和规范。三是严厉打击民间高利贷行为。对于脱离实体经济的各类非法集资和民间高利贷行为要严厉打击;对于擅自设立非法金融机构和违法从事银行存贷款业务的要坚决取缔。

(三)建立科学监测体系,跟踪民间借贷变化

一是建立民间借贷业务登记备案制度。民间借贷主管部门要以民间借贷借款方为监管对象,建立民间借贷交易行为实行登记备案制度,特别是对融资规模较大企业要实行强制性登记备案,未经登记的可视同为非法行为。二是建立科学的民间借贷监测指标体系。监测内容应包括民间借贷规模、融资方式、用途、期限、利率和借款偿还情况等。对融资规模较大的企业或个体经营户,主管部门应时实定期跟踪调查,及时掌握其动态变化,并实施有效地风险控制和管理。三是依托各级民间借贷监测登记部门建立全国性民间借贷监测体系。区(县、市)一级负责收集辖内民间借贷信息,定期汇总上报省(市)有关部门,全国、省(市)监测部门通过整理分析,为相关部门加强民间借贷管理和制定宏观政策提供信息支持。

(四)加强产业引导,优化民间投资结构

各级政府要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结合本地实际,加强民间借贷的引导和服务,选择具有市场前景、成长性好的项目为依托,优化民间投资结构。严禁民间资本投向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影响较大的高能耗、高污染行业;鼓励中小企业以入股方式吸收民间闲散资金,加大对农业产业化资金投入,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互惠互利的合作机制;有关部门要创造政策条件,帮助有发展潜力的龙头企业直接进入资本市场,逐步减少民间借贷比重。

(五)培育征信市场,加快信用体系建设

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区别篇（7）

第一，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社会上庞大的民间资本，成为闲散资金的一种投资渠道，有利于资金资源的合理配置。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发展势头迅猛，个体资本积累加快，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我国的投资渠道并未及时跟进，大量的民间资本因缺乏有效的增值保值渠道而遭到闲置，造成社会资本的浪费，不能为生产和生活创造价值。一方面是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另一方面是民间资本的投资需求，民间借贷顺应了双方的供需意愿，在波及人数、资金规模上迅速扩张，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要求我们用辩证的眼光看待一切事物，对于民间借贷也应如此。民间借贷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首先，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金融风险，干扰了国家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国家的信贷利率是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水平制定的，而民间借贷的利率则可以由借贷双方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自由确定，只要不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即为合法。因此，民间借贷的利率远远高于银行的存款利率，大量的民间资本凭着趋利性的本能流出银行体系，涌入民间借贷市场，造成银行资金分流。同时，由于我国目前对金融的监管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信息依然是通过现场收集和各级金融机构报表汇总分析而来，民间借贷处于“灰色地带”，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如此一来，金融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准确性和真实性，无法正确反映目前国民经济运行的现状，对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造成一定的干扰，不利于金融秩序的安全与稳定。

第二，民间借贷容易滋生诸多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稳定。民间借贷目前在我国并没有统一的法律规范调整，《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的批复》也仅仅从民法角度为解决民事纠纷和诉讼对民间借贷进行了简单的概括性规定。现实当中，民间借贷也往往不拘泥于形式，双方鉴于信息对称，大多采取白条或是口头的方式进行，从法律意义上讲缺乏司法保障。一旦债务人丧失个人信用或者缺乏偿还能力，债务纠纷引起的诉讼往往因为举证困难而使得债权人的利益受到极大损害。在个案中，债权人为了收回借贷资金，往往采取超出银行所能采取的合法手段，包括暴力威胁、人身强制等非法行为甚至引发人身伤害等犯罪行为，影响社会治安，成为潜在的社会安全威胁。民间借贷是一把双刃剑，2011年，作为民间资本“晴雨表”之称的温州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民间金融风暴，多家企业因资金链断裂，无力偿还高利贷，老板选择出逃甚至自杀，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缺乏理性的管理模式的民间借贷领域，法律的规制成为当务之急。2011年10月4日，同志在温州视察时，对民间借贷提出“阳光化、规范化”方向，强调要规范管理、防范风险，促使其健康发展。

二、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界限

（一）民间借贷的合法与非法

民间借贷作为受法律保护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必须具备以下法律特征：第一，借贷双方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合意。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取决于借贷双方的书面或者口头协议，只要协议内容合法，都会受到法律的保护。第二，民间借贷合同为实践性合同，只有当事人双方之间的合意，合同还不能生效，只有在贷款人提供借款时才生效。第三，民间借贷的标的物必须是属于个人所有或者拥有支配权的财产，否则不受法律保护。第四，民间借贷可以有偿，也可以无偿，双方当事人对此可以在书面或者口头协议中约定。只有事先在书面或者口头协议中约定有偿的，才能要求还本付息。对于借贷利率，法律规定可以适当高于银行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以上四个特征，必须同时具备，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条件，民间借贷都会失去合法性，转为非法。实务中非法民间借贷最典型的形式为高利贷。央行和多数专家学者认为，利率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就属于高利贷。

（二）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界限

“非法集资”作为一个法律术语，最早出现在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该解释在对“集资诈骗罪”进行认定时对“非法集资”进行了界定，内容如下：“非法集资是指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未经有权机关批准，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行为。”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了《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的通知》，对“非法集资”阐述为：“非法集资是指单位或者个人未依照法定程序经有关部门批准，以发行股票、债券、、投资基金证券或其他债券凭证的方式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及其他方式向出资人还本付息或给予回报的行为。”目前，在刑事领域，非法集资并没有单独统一的罪名，其涉嫌的犯罪主要体现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中。

1．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界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的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犯罪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的规定，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条件的，除《刑法》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认定为《刑法》第176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1）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2）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3）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4）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综上所述，可以发现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区别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民间借贷通常利用熟人关系建立，并没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公开宣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则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2）民间借贷的主体之间一般存在着某种特定关系，这种关系具有一定的固定性，如亲朋好友、同事、同学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则是向社会公开招募资金，借贷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实质联系，具有不特定性。（3）民间借贷的利率一般比较低，并且在协议中约定明确的还款期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利率一般比较高，通常高于银行几倍甚至几十倍，并且在协议中通常写有存取自由的条款。

2．民间借贷与集资诈骗罪的界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的规定，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犯罪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其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1）携带集资款逃跑的；（2）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3）使用集资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4）具有其他欺诈行为，拒不返还集资款，或者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综上所述，民间借贷与集资诈骗罪的区别表现在：第一，民间借贷的行为人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借贷资金的目的，资金主要用于解决目前生产或者生活资金短缺的现状，并且约定在规定时间内还本付息；集资诈骗行为人主观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意图永久性地占有集资款。第二，合法民间借贷的约定利率不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实务中集资诈骗行为人承诺的利率往往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以高利率吸引资金投入。第三，民间借贷往往涉及范围比较小，发生在熟人社会之中，数额相对较小；集资诈骗涉及人数众多，行为人以敛财为目的，涉案数额动辄几百万元、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

三、民间借贷的法律责任

我国对民间借贷并没有专门的一部法律予以规制，而是散见于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之中。

（一）民事法律责任

我国《民法通则》第90条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我国《合同法》第12章将借款合同作为一种有名合同进行了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对借贷纠纷的处理进行了具体化、细致化的规定。例如，第1条规定，公民之间的借贷纠纷、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应作为借贷案件受理。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利率的4倍（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的不予保护。综上所述，对于民间借贷引起的纠纷，应该以《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为依据，通过债权担保、双方和解、法院调解、诉讼保全以及违约金承担、强制执行等确定双方责任的承担，保证纠纷得以顺利解决，维护社会和谐。

（二）行政法律责任

民间借贷一旦违反了国家金融业的行政管理法规，就会涉嫌非法集资。对于一般的违反金融秩序和金融管理法规的非法集资行为，处以行政罚即可。我国《商业银行法》和《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取缔办法》规定了非法集资的法律责任。《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取缔办法》第22条规定，设立非法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中国人民银行没收非法所得，并处非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非法所得的，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刑事法律责任

民间借贷若违反国家金融业的行政管理法规，构成非法集资，情节严重的，就会触及《刑法》。目前，非法集资的刑事规制主要体现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中。我国《刑法》对上述两个罪名都进行了明确规定。根据《刑法》的规定，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对于集资诈骗罪，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四）法律规制现状评析

通过上述法律制度的陈列，我们发现，目前我国关于民间借贷的立法状况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首先，我国法律体系中对民间借贷的规定还相当零散，缺乏统一的体系，数量也相对较少。因此，在对民间借贷的规制当中，往往是国家政策发挥主导作用，如农村合作基金的产生、发展和废止都是由相关的政策出台主导的。其次，对民间借贷的管制过于严格。目前，除了自然人之间的借贷由《民法通则》和《合同法》明确予以调整之外，现行其他的民间借贷形式法律并没有赋予其合法地位。只有经金融监管机关批准的融资行为才具有合法性，如果未经中央银行等机构批准或者核准，民间借贷可能被视为非法行为。此外，金融机构在监管的过程中并没有统一、明确的标准参照执行，在实践当中，多采取严厉打击的态度进行规制，行为人承担过重的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这种严苛的态度，使得民间借贷的主体面临着巨大的法律风险，也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民间借贷的活力。第三，规制民间借贷的法律规范之间存在冲突。例如，《合同法》第211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8条规定，借贷双方对有无约定利率发生争议又不能证明的，由各地人民法院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掌握，但最高不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上述情况在整个体系内部普遍存在，严重滞后于民间借贷的发展现状。第四，法律规制之间衔接错位。在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位阶上，我们都是优先考虑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才承担行政责任。例如，《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取缔办法》第22条规定，设立非法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中国人民银行没收非法所得，并处非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非法所得的，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从法理角度而言，刑罚作为最严厉的制裁措施，应该是最后一道屏障，应该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处罚手段。这种刑事制裁优先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行政法律的适用，扩大了刑事制裁的适用范围，违背了刑事制裁的基本原理。此外，行政责任的处罚是以违法所得的有无作为处罚标准，而追诉标准则是综合了各方面的要素，二者在标准上也出现了衔接错位现象。如此种种，都体现出我国对民间借贷规制的不完善，亟待改进。

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区别篇（8）

作者简介：饶敦，贵州大学法学院经济法学2012级研究生。

一、民间借贷概述

（一）民间借贷的定义

关于民间借贷的定义较多，泛指在国家依法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等经济主体之间的资金借贷活动。

（二）民间借贷的形式

随着民间借贷的迅速发展，其形式开始不断丰富起来。目前民间借贷的主要形式有：小额贷款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典当行、企业集资股份、地下钱庄、网络借贷（如哈哈贷、拍拍贷等）、民间私募基金等。

（三）民间借贷产生背景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和个人的财富逐年积累。一方面百姓手中有大量闲置资金，由于缺乏投资意识，投资渠道较为单一，大部分人首选银行储蓄，而银行存款利率较低，所以这部分闲置资金正好满足了民间借贷的发展需求；另一方面，国家对金融体系的监管过严，导致许多中小企业很难从银行获取融资，导致市场的货币供需失衡，中小企业需要资金发展生存，于是又进一步推动了民间借贷的发展浪潮。

（四）民间借贷的特征

1.总量大。随着借贷市场的迅速扩张，市场覆盖面继续扩大，参与融资的金额也有扩大趋势，活跃程度有所提高。

2.范围广。随着民间借贷的兴盛发展，它已经渗透到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在活跃地区开始出现少量以贷款为职业或收入来源的专职人员或组织。不仅波及像温州、东莞之类的经济发达地区，连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也受到民间借贷风潮的影响。

3.利率高。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升高，税费的加重，原材料价格的上涨等等情况，使得企业的运营成本不断上升，利润减少；加之许多中小企业从银行融资的难度加大，这样就刺激了民间借贷的需求增加，带动了借款利率的攀升。

4.手续便。民间借贷不需要繁冗的手续，一般不需要抵押和担保，或者不需办妥抵押登记手续，只要双方达成口头或书面协议，就可以提供借款，适应了民间资金需求“短、频、快”的特点，手续简单便捷。

5.纠纷多。民间借贷的手续简便，法律规定零散模糊，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管，具有不规范性、不稳定性。当纠纷出现时，法官无法准确定夺。同时，民间借贷的资金多流向中小企业，这些企业的规模小，实力弱，抗风险能力差，容易受到金融危机和金融政策的打击，导致资金链断裂，随之就会出现借贷纠纷。

二、民间借贷当前现状

（一）民间贷款变为“高利贷”。

（二）银根收紧，资金链断裂风险加大

近期，央行收紧银根，银行放贷收紧后，企业平常在银行贷款到期需进行债务偿还时，通常可以通过民间拆借或通过“银子银行”所做的短期“搭桥贷款”等短期高息资金周转，现无法通过续贷偿还高息借款。在经济形式较好时，企业能通过快速回流现今流解决，而在经济形式大逆转时，这钟大规模、高利率的民间拆借风险非常之大，由于资金成本太高，最终将会拖垮实体，造成企业资金断裂。

（三）无资质机构变相揽存放贷

2013年5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民间融资36条）第18条规定：适当放宽小额贷款公司单一投资者持股比例限制，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涉农业务实行与村镇银行同等的财政补贴政策；支持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信用担保公司，完善信用担保公司的风险补偿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鼓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金融中介服务机构。民间融资36条一年多来的执行情况较为混乱。集中表现为两种现象：其一是越来越多的人都或多或少地持有信贷资产、债权等，似乎人人都能放贷；其二是小额贷款公司和担保公司几乎都在放高利贷。特别是部分担保公司、金融服务公司玩起以理财之名变相“揽存放贷赚息差”的危险游戏，有的则直接垫款放贷，月息最高竟达4%～5%，远远超出了“民间借贷利息不得超过银行基准利率4倍”的红线。

（四）纠纷激增，风险集中爆发隐患增大

在民间借贷生意越来越火，利率水涨船高的同时，民间借贷的风险也在迅速积聚。现阶段，银行出于对风险的防范及监管要求力度增强，对原本风险较大的中小企业的放贷需求大大减弱，企业出于正常生存需要，必定通过多渠道进行融资。在民间借贷市场，由于资金需求增大，资金总量的稀缺，“供求失衡”，导致民间融资成本不断增加。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调查，2013年上半年，在温州、内蒙古、深圳、武汉等民间借贷较为活跃地区，当地法院接到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激增三成左右，涉及案件的金额从几万到几亿元不等。但是，在当前房地产销售遇阻，大宗商品价格下滑形势下，再次出现了中小企业集体倒闭，企业主“跑路”的恶性事件，民间借贷市场可能会出现风险集中爆发。 三、民间借贷危机产生的原因

纵观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合同法》、《民法通则》以及最高院的司法解释都对民间借贷有所规定，但是这些规定过于零散、模糊，没有很好的引导公民如何在民间借贷中规范自己的行为。民间借贷危机产生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欠缺统一的民间借贷法律规范

纵观我国现有的民间借贷法律规范，具有效力层次较低、颁布主体多元化、内容分散、规定零散模糊等特点。我们认为，法律具有引导、规范、预测的功能，因此只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才能提供一个规范稳定的制度预期。在现今缺乏民间借贷法律体系的现状下，对于民间借贷的监管缺乏，不利于公众引导自己行为走向合法范畴；另外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也缺少判案依据，致使案件很难定性和审结，这些都将不利于保护民间借贷关系。

（二）民间借贷与违法、犯罪行为的边界不清

民间借贷的形式丰富，机构多如牛毛，有的是以地下钱庄的形式存在的。由于其交易行为过于隐蔽，国家无法一一监管，犯罪分子利用法律漏洞牟取个人利益，导致许多非法集资、洗钱等犯罪活动充斥其间。我国法律并没有对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犯罪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加以明确区分，致使实际审判时很难操作辨别，结案率也在下降。如吴英案中吴英借钱的行为是民间借贷还是非法集资一直备受争议。尽管吴英案已经过去，但我们对民间借贷这一法律问题的研究并没有结束。

（三）借贷契约不规范

通常一个完整的契约，需要满足主体适格；标的合法、确定；双方意思表示真实的条件。在书面形式上，还需要双方协商约定借款用途、还款期限、偿还方式、利率、抵押物品或者保证人、见证人等，而在实践中，民间借贷大多依靠个人信用来维持，不做深入的资格审查，有的借贷协议还停留在口头上，即便是书面协议也不规范。那么，如果借贷人投资失败就会面临违约的风险，容易造成纠纷，也会导致资金链的断裂。

（四）民间借贷存在监管缺位的现象

民间借贷的交易行为具有隐蔽性，处于监管的盲区，我们无法对民间借贷的交易行为全面掌控，也没有相应的监管机构对其进行规范管理，处于一个无人监管的区域。因此亟待相关部门制定措施，成立对应的监管部门，规范借贷行为，加强金融监管。

四、规范我国民间借贷的建议及对策

综上所述，我们需从两个维度正确认识民间借贷法律问题，它既具有合法性的特征，但是也要把握清楚边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结合以上认识我们要有针对性的制定一系列科学完善的对策，帮助我们更好的发展经济，促进金融改革。

（一）制定专门的民间借贷法律

国家应尽快制定一部适用于全国的《民间借贷法》，在专门的法律法规中对民间借贷合同的范围、主体以及利率等方面进行明确的规定，并将民间借贷、借款合同、与民间投资进行严格的区分；因此我们要积极推动专门民间借贷法律规范的制定和实施。

（二）从法律角度界定民间借贷的内涵和外延

当下而言，民间借贷只是一个生活中的中性概念，民间借贷一词具有“合法”与“非法”两层属性，如果借贷利息在银行利息4倍以内的借贷行为就是合法的，反之就是非法的民间借贷行为。随着经济发展、金融改革，民间借贷开始走向复杂化，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民间借贷一词的词性进行法律上的统一，将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等犯罪行为区别开来。在现实生活中，缺乏资金的一方的资金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时，就会去寻求那些手头上有着多余闲散资金的提供者，出于利益的考虑，提供者肯定会把闲散资金借贷给需求者，以牟取高利息。那么这样的行为究竟应该怎样和非法集资区别开呢？此时就需要法律的规范引导，对民间借贷的内涵和外延明确界定，划出民间借贷和违法行为的准确界线，将民间借贷指引向合法、合规的范畴，推动民间借贷良性运转。

（三）加强对民间借贷的金融管控

首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民银行和当地政府部门要密切合作，逐步将民间借贷纳入金融监管，成立专门的机构对民间借贷进行监管。

其次，政府应该加强监测民间借贷行为的力度，密切关注涉及多人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通过成立合法批准登记的民间借贷中心、民间借贷协会等机构切实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管理。

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区别篇（9）

JEL分类号：E62　中图分类号：F8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2)02-0104-05

浙江台州是股份合作制的发祥地，是全国民营经济最为发达、民间融资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近年来，台州民间融资呈现出组织化、信息化趋势，从早期各种形式的“会”逐渐向专业化程度更高的融资组织演变，同时还出现了依托互联网的新型网络借贷公司。为了解在本轮稳健货币政策和流动性收紧的背景下，台州民间融资发展的最新情况，人民银行台州市中心支行对此进行了专题调研。

一、民间融资的主要模式

模式一：亲友圈互模式

亲友圈互模式是指建立在一定的亲缘、地缘、商缘等关系基础上，亲朋好友之间的融资方式。这种方式一般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体现的是借贷双方之间的互，因此，借贷双方关系具有不稳定性。借贷关系可能随时终止或互换。

这种模式的主要形式有：亲友情的救助救急型借贷，主要是为解决临时的生产性或生活性资金需求。如生产中缺少部分生产资金、生活中遇到生病等意外情况，亲戚、朋友间发生的借贷，这种方式的借贷利率一般很低甚至零息。有业务往来的朋友圈互助型借贷，主要是发生在业务上有一定往来的朋友之间的借贷，以解决其暂时的资金周转困难。亲友圈的投资型借贷，相较于前两种形式，这种形式的资金借贷更多地以一定的盈利为目的，其借款的利率相对稍高，但这种借贷关系不连续、不连贯。亲友圈互融资模式是当前台州民间借贷的主流，所占份额达到九成以上。

模式二：职业化逐利性模式

职业化逐利性模式是指一些组织机构个人以收取高额利息为目的，并以民间借贷作为营生手段的融资方式。这种模式主要形式有：有组织跨界经营的融资形式，如典当行、担保公司、投资咨询公司、物资调剂商行等，这些机构都有一个公开合法的身份，在成立之时有明确的业务经营范围，但在实际运行中往往超范围经营，更多的是依靠“资金掮客”从事民间融资业务。个体高利放贷形式，在调查中发现，在台州存在很多高利放贷者，这些人拥有大量的资金，并对当地的形势非常了解。平时带着现金直接上门询问企业是否需要资金，以收取高额利息作为其营生手段。非法集资，近年来，出现一批专门从事非法集资活动的集资人。甚至有少数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进行集资；集资人许诺以超出银行利息数倍的高额回报，一些群众纷纷冒险参与，也有人利用自身广泛的人际关系和较强的活动能力，低息吸收资金后再以高息转借给别人，充当融资掮客。从中赚取利差。

二、民间融资的规模测算

(一)基于理论模型的民间融资规模测算

国际上对民间融资规模的统计和测算，通常的是采用对“未观测金融”(Non-observed Finance。NOF)的测度。我们采用NOF方法，从农户和私营个体经济所创造的生产总值与其所获得的贷款的不匹配程度这个维度来测算民间融资的规模。假定社会经济主体创造产值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用贷款与GDP的比值来表示，定义为“单位GDP贷款系数”。农户和私营个体经济与全社会经济主体平均的单位GDP贷款系数的差值反映产出与融资的不匹配程度，该差值与这部分经济体创造的GDP的乘积即为民间融资总额。由于农户和私营个体经济贷款、农户和私营个体经济单位创造的GDP并非现成的统计指标，我们对现有数据进行了整理汇集，并按一定标准进行分割，通过公式计算，得到全市民间融资余额约为1552亿元(如表2)。

(二)基于抽样调查的民间融资规模测算

首先，测算企业民间融资规模。根据不同规模的样本企业分别计算样本企业的户均民间融资额，再按照企业户数计算企业的民间融资总额。这里的企业户数采用2008年经济普查的处于营业状态的企业数，根据工商注册企业数的增长率换算得到2010年企业户数(如表3)。

测算得到企业民间融资余额约为516亿元。由于样本中的小型企业多为银行贷款客户。导致小型企业样本的贷款与民间融资比过高。从而使得这种方法计算的企业民间融资总额偏小。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对样本数据进行适当调整，综合判断企业民间融资余额约在300-400亿元之间。

其次，测算居民家庭民间融资规模。通过分别计算个体工商户和农村住户样本的户均民间融资额，再按照各自的总户数测算居民家庭民间融资总额(如表4)。

测算得到居民家庭民间融资余额为1467亿元。由于农户样本分布范围多集中于城市边缘，这部分农户收入较高、融资需求较大，以及用个体工商户代表非农户，这两方面原因可能导致测算的居民家庭民间融资额偏大。经适当调整，我们判断居民家庭民间融资余额约在1200-1400亿元之间。

(三)基于典型调查的职业化逐利性民间融资规模测算

为区分亲友圈互和职业化逐利性这两种不同运作模式的民间融资，我们单独对民间融资中的职业化逐利性模式进行了测算。该测算主要采用典型调查法，据台州市黄岩区某多年从事民间借贷的业内人士估算，当地专业从事民间融资的个人、组织和机构当前的民间融资额大概在9亿元左右。黄岩区的民间融资活跃程度，相对于玉环、临海等较为活跃的县市来说，在全市居于中游位置。考虑到职业化逐利性民间融资主要依托中介机构或组织，我们根据中介数量比例进行测算，涉及民间融资的中介主要包括担保公司、投资咨询公司、寄售商行、调剂商行、典当行等，全市合计707家，黄岩区43家，占比6.08％，按比例放大得到全市专业化民间融资规模约148亿元。根据我们对台州辖内各县市的GDP规模、存贷款规模、存贷比、现金出入情况的对比分析，上述规模基本合理，综合判断全市职业化逐利性民间融资余额约在100-150亿元之间。

(四)关于民间融资规模的验证与结论

1、民间融资总规模。通过两种方法测算2011年6月末台州的民间融资规模，一是基于NOF理论模型得到的数值是1552亿元，二是基于抽样调查得到的数值约为1500-1800亿元，前者落在后者区间之内，两种方法相互验证，因此，我们认为这个数值区间是合理的，最终判断全市的民间融资总规模约为1500-1800亿元，区间中值为1650亿元。

2、民间融资两种模式的规模比例。通过典型调查

法测算得到职业化逐利性民间融资规模约100-150亿元，区间中值125亿元，轧差所得亲友圈互民间融资规模约1350-1700亿元，区间中值1525亿元，两者比例约为1：12.2，可见亲友圈互民间融资是民间融资的主要模式。

3、民间融资与贷款的比例。2011年6月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3300.41亿元，全市民间融资余额约1650亿元，民间融资与贷款的比例约为0.5：1。我们曾对2005年末全市民间融资余额作过测算，当时的民间融资与贷款的比例约为0.65：1，说明台州的民间融资与贷款的比例总体趋于下降。这里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正规金融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民间融资阳光化。“十一五”期间，全市正规金融机构或组织的大量增加引导和吸收了部分民间的资金进入正规金融体系。二是正规金融的发展速度超越经济发展速度从而压制了民间融资的发展空间。

三、民间融资的运行趋势及特点

(一)需求：民间融资较为活跃，主体差异明显，户均额度呈放大趋势

调查显示，样本中41户(69.49％)居民家庭近半年发生过民间借贷行为，企业为25户(60.98％)，融资现象普遍且活跃度相对较高。从民间融资规模来看，户均额度呈放大趋势，其中，企业户均民间融资余额为354.2万元，是2009年户均融资余额的3倍之多：居民家庭的户均融资余额为18.48万元。不同主体活跃程度差异明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居民家庭民间融资活跃程度高于企业，调查显示居民家庭活跃度比企业高9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企业借贷手续较复杂。而且资金借出者难以真实了解企业经营状况，更多的是倾向于把资金借给知根知底的企业主个人，与台州当地3家城商行或者小额贷款公司绝大多数对小型企业的借贷是直接对接企业主个人相印证：非工业企业活跃程度高于工业企业，其中非工业企业融资活跃度为66.67％，高于工业企业13.73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工业企业一般视需求确定生产量，在接单后开工生产，经营状态较稳定，资金需求平稳，可事先寻求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支持，而非工业企业由于临时性资金需求较多，更多寻求融资效率较高的民间融资来解决：小型企业活跃程度高于中型企业。其中小型企业的借贷活跃度为64.71％，高于中型企业21.85个百分点，主要由于小型企业通过正规渠道融资难度较大、可得性低所致。

(二)途径：亲友圈互融资主流地位强化。实体企业转向经营资金现象有所显现

民间借贷资金来源主要是民营企业和居民家庭的闲置资金等，以在亲朋好友圈之间流动为主。从以上对台州民间融资规模的测算结果来看，通过亲友圈的资金约为1525亿元，通过职业化渠道的资金约为125亿元。问卷数据显示，融入资金方面，体现亲友圈借贷的“其他个人(不含股东、本单位职工)”、“其他企业”的融入方式共占样本总融入资金额的79.34％，这一比例较2009年下半年上升31.38个百分点；融出资金构成中以“自有资金”为主导，占融出资金总量的比例高达94.98％。从借贷资金来源可以看出亲友圈互的融资模式是民间融资的主流并有强化的趋势，同时也反映出在当前通胀压力显现、银行存款“负利率”现象下，民间资金追求保值增值的意愿强烈。

值得关注的是，民间融资市场上也有部分资金来自银行贷款，有的企业在当前经济不景气的形势下。通过经营信贷资金赚取利差，民间融资成为了代替或部分代替实业经营的盈利方式。如一家样本企业，资产总额3200万元。融出资金余额1018万元，其中有150万元融出资金系“通过银行等非民间融资渠道借入的资金”。应关注相关风险。一旦企业融出资金未得到偿付，不仅会企业自身生产经营带来不良后果。也将牵涉到银行信贷资产质量。

(三)用途：民间借贷行为总体合理，少数高利转借、等非常规用途有上升苗头

调查显示，现阶段民间融资用途总体趋向于合理。居民家庭借款主要用于个体经营以及一般性生产经营，选择用于“个体经营”的占总生产频数的43.86％。其中农村住户侧重于“购买修建房屋”、“农业生产”、“生活支出”三大类，个体户借款用途则集中在“个体经营”、“购买修建房屋”和“偿还欠款贷款”方面。企业借贷主要用于资金周转、临时性资金需求以及初创期投资的资本金，选择用于“流动资金”周转占比为57.14％，选择用于“过桥资金”和“企业初创期”也均高达17.86％。主要体现民间融资是一种临时性辅助功能，也是企业初创期外源融资的主要方式。

不容忽视的是。一些非常规用途的民间融资给社会造成了负面影响。近年来，一些非法组织或合法机构非法从事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等活动，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给地方经济带来较大负面影响。2011年上半年，台州立案非法集资案件起数及涉案金额分别是去年同期的3.25倍和2.79倍。特别是近期发生的温岭市石塘镇“日日会”爆发倒会现象，涉案数千人、金额上亿元。这些资金主要用于高利转借、房地产投资投机、股票期货以及等，一旦风险爆发，影响恶劣、危害较大。

(四)成本：利率重心上移、结构差异较大，居民借贷利率与银行利率呈反向关系

从样本情况看，居民间融资平均利率为15.64％，企业间借贷平均利率为15.95％。但相比2009年下半年，民间借贷利率重心上移，其中企业借贷利率分布变化不大，个人借贷成本则弹性较大，居民家庭样本借贷月利[1‰，10‰]区间比重由67.82％下降至43.9％，而[10‰，20‰]利率区间分布则由17.33％骤升至56.1％。从人民银行台州中支民间借贷利率监测数据来看，2011年台州民间借贷利率也呈上升态势，6月份民间借贷加权平均利率为23.07％，比去年同期上升566个基点，增幅高达33.02％。同时，利率结构差异较大，其中反映农户及企业等一般社会主体间借贷的普通借贷利率为17.45％。而反映融资性中介机构与一般社会主体间以短期垫资为主的隐蔽借贷利率则高达30.36％。

总体上看，民间融资短期化现象明显，且居民家庭借贷利率与融资期限的关系与银行呈反向关系。由于居民家庭民间借贷风险相对企业较低。主要体现资金的使用效率。考虑到短期资金借贷关系结束后很难较快找到下一借贷对象，资金闲置导致短期综合成本较高。而长期借贷关系则代表稳定的收入预期，故利率与期限出现反向关系。企业借贷利率则与银行一致。体现资金的占用成本，与借贷期限呈正向关系。

(五)风险：总体违约率较低，但交易方式相对原始

调查显示，民间融资风险基本可控，违约率相对较低。企业样本中96％的借贷能按期偿还，居民家庭样本中92.68％的借贷款项如期偿还，只有少数出现延期偿还，但均未出现不能偿还借款的现象。然而，民间融资的交易方式仍相对原始，借贷手续极其简单、不够规范。多数仅凭口头承诺或一张借条即可成交，

且极少对借贷期限、借贷利率以及还款方式进行明确。仅有8％的企业样本和8.33％的居民家庭样本签订正式的借贷合同；在交易条件上，很少通过第三人担保或以物资、房产证等实物作抵押，绝大多数仅凭信用交易，分别有84％的企业样本和76.2％的居民家庭样本通过该方式交易，存在一定法律风险。

四、对民间融资的评判

(一)作用非常关键：民间融资是民营企业的“孵化器”

在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并存的二元金融结构下，民间融资对民营经济部门生存和发展的意义十分重大。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和优序融资理论表明，企业在初创期除了依赖于自身积累为主的内源融资，民间融资可能是其最重要甚至唯一的外源融资渠道，融资顺序上民间融资也必然先于银行贷款。因为民间融资与民营经济主体“短、小、频、急”的融资特点能够更好地匹配，特别是亲友圈互的民间融资利率不高、期限灵活、能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尤其适合小微企业和个体经济部门的融资需求；而以银行为代表的正规金融则出于成本考虑往往“亲大疏小”，民营企业在初创期规模小、实力弱，几乎得不到银行贷款，即使成长期的民营企业。其贷款的成本高、可得性低，获得信贷支持也较为有限。因此，民营经济的发展不断内生出对民间融资的需求，而内生的制度往往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也更匹配民营经济的融资需求。

(二)成本并不高昂：民间融资平均利率大体合理

传统观念往往将民间融资等同于高利贷。实际上，无论从民间融资自身还是与银行贷款的比较来看，民间融资的总体成本并不高昂。从民间融资内部结构比例看，亲友圈互模式这种主流的民间融资体现的是互帮互助，利率并不高，而职业化逐利性模式民间融资的利率较高，其中也存在媒体曝光较多、利率奇高的非法集资和高利贷，但这部分民间融资并非主流、占比较小，因此总体来看，民间融资的平均利率大体上还是合理的。从民间融资与银行贷款的成本比较看，虽然银行贷款的名义利率与民间融资利率相比有优势，但其他的诸如审批时间、非常规手续费、搭售理财产品等隐性成本推高了银行贷款的实际成本，更重要的是，对于小微企业和个体经济主体来说，银行贷款的可得性较低，因而导致民间融资这种便捷快速的融资渠道被市场所认可，民间融资这种反映真实资金成本的利率水平为市场所接受。

(三)风险总体可控：民间融资风险应区别看待

利率就是对资金风险的定价。民间融资作为一种市场化的融资方式，其利率基本不受政策管制影响。能够全面反映资金供求的风险水平。从利率与风险的对应关系看，民间融资中亲友圈互这种主流模式的利率不高，民间融资整体平均利率大体合理，因此。民间融资总体风险仍是可控的。具体来讲。亲友圈互模式民间融资在实际运行当中的利率不高，而且其借贷关系依靠地缘、亲缘、商缘等维系，同时具有借贷双方信息对称、道德约束较强的特征，因此这部分民间融资的风险不大，反而有利于帮助借款主体度过暂时性的资金困境，实现持续性的生产经营，对维护社会稳定有正面作用。职业化逐利性模式民间融资中，非法集资实质是以高额回报为诱饵的“圈钱”行为，高利贷则大大增加借款者的财务负担并容易引发资金断链，这部分民间融资才是风险的主要根源，但其仅仅是职业化逐利性模式民间融资中的一部分，在全部民间融资份额中占比较低。因此，必须对民间融资风险总体可控有一个清晰、客观的认识，同时也应区别对待不同形式、不同风险的民间融资。

(四)流向有悖政策：民间资金或进入宏观调控限制行业

由于民间融资处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其不确定性会削弱甚至抵消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尽管民间金融的利率与央行的基准利率走势是一致的，但是，民间融资的流向可能与央行的政策相悖。由于民间资金的自发性、盲目性、趋利性、不可控性等特征，使得其往往不受国家政策导向的控制，而流入一些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目标行业，如房地产业、“两高一资”等行业，一定程度上削弱和抵消了宏观调控的成效，不利于调控目标的实现。

五、政策建议

(一)创新金融组织体系，着力培育新型金融组织与金融业态

一是大力发展贷款公司、金融消费公司、住宅金融公司等金融业“专卖店”。引导设立该类组织有益于对市场进行细分。二是培育发展小额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粮食基金会等新型微小金融组织。三是引导设立新型金融业态。设立政府引导基金、风险投资基金(VC)、私募股权基金(PE)等。

(二)优化现有金融结构，着力发展服务小微企业与个体经济的金融机构

一是鼓励发展注重服务小微企业与个体经济的银行机构。二是应借鉴招商银行小企业信贷中心独立、专业、专注的运行模式，创新国有银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支持小微企业与个体经济制度与模式。

(三)解放思想尊重事实，着力规范现有隐性的民间融资机构

对职业化逐利性模式，引导规范是主方向，逐步引导能正常运转隐性民间融资组织阳光化。对亲友圈互模式，适当宽容是主基调。在完善法律、借贷环境的基础上对其适当宽容。

(四)精准打击非法集资，着力维护金融市场秩序与社会稳定

一是建立完善的“举报制度”，应完善跟踪制度。从速处理，使之成为掌握非法集资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二是完善人民银行监测体系。对民间借贷进行定期调查，了解民间融资最新形势，及时反馈信息。三是健全由公安、法院、经贸、工商、人民银行等多部门组成联合查处机制。

(五)建立健全法律法规，着力营造民间融资良好的发展环境

一是建立民间融资方面的纲领性法规，如《放贷人条例》。二是修订完善现有《贷款通则》、《民法通则》等相关条款。明晰合法民间融资行为的界限。三是制定配套实施细则。明确放贷人在开立银行结算账户、现金管理、反假币、金融统计和监测等方面的义务和法律责任。

参考文献：

[1]丁傻峰，刘惟煌，钟亚良，民间融资市场与金融制度[J]，金融研究,2005,12

[2]李建军，中国未观测信贷规模的变化：1978～2008年[J]，金融研究，2010，4

[3]林毅夫，孙希芳，信息、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J]，经济研究，2005，7

[4]史晋川，叶敏，制度扭曲环境中的金融安排：温州案例[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1，1

[5]王曙光，邓一婷，民间金融扩张的内在机理、演进路径与未来趋势研究[J]，金融研究，2007，6

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区别篇（10）

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并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相关行业分析人士认为，此举有助于民间金融实现规范化，进而合法化，是政策方向调整的标志性事件。它对于以“钱来钱网”为首的第三方P2P民间借贷平台而言，也具有转折化的意义。

二、民间借贷的主要法律特征

（1）民间借贷双方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合同关系，双方之间的借贷行为也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这种关系一旦形成便会受到法律的保护。（2）民间借贷是贷款人和借款人之间因借贷关系而形成的一种合约行为。只要该协议的内容合法就都是法律允许的，受到法律的保护。（3）贷款人能否将借贷的标的支付给借款人，决定了民间借贷关系能否成立。借贷双方之间除了对借款标的、借款数额、借款的偿还期限等内容均达成一致意见以外，贷款人还要将借款的标的即货币或者其他的有价证券交付给借款人，此时双方的借贷关系才算真正的成立。（4）贷款人交付给借款人的标的物，必须是贷款人个人拥有所有权或者支配权的财产。（5）借款人既可以支付利息也可以不支付利息给贷款人，是否支付利息由借贷双方自由约定。民间借贷因其主要发生在自然人之间，一般是不需要支付利息的。若借贷双方在口头协议或者书面协议之中约定了支付利息，那么借款人就要及时地将利息交付给贷款人。但此利息不得高于国家法律中对利息的相关规定。

三、民间借贷存在的必然性

我国民间借贷的历史由来已久，随着时间的流逝，民间借贷非但没有消失匿迹，反而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又有日趋活跃之势，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我国尤其是中小企业对民间资金的需求情况。民间借贷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1）从供求方面看，大量富余资金的存在为民间借贷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加快，城乡居民所拥有的个人财富也随之增加，为民间借贷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来源。普通群众可选择的投资品种却是少之又少。通常民间借贷的利率相对于银行的利率来说要高一些，于是很多人为了追逐更高的收益而将目光投向了民间借贷市场，靠发放民间借贷给借款人来获取高收益。也就解决了中小企业所需资金不足的问题，充实了其运营资本。

（2）从需求方面看，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民间借贷提供了发挥的空间。我国中小企业近年来发展十分迅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然而，作为我国经济发展主力军的中小企业在从银行获取贷款时却普遍遇到了贷款难的问题。民营企业因其经营不稳定，在融资上存在很多的障碍，无法与国有企业相提并论，这就使得中小企业能够借入的资金变得十分有限，远不能满足中小企业正常发展对资金的需求。

（3）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相比具有特有的优势。当货币盈余者向资金短缺者有条件地转移货币时，就构成了金融行为。这些金融行为可以跨时间、跨空间、跨主体去配置资源，在正规金融不足时，民间非正规金融发挥了极其重要的补充作用，有助于增进人们的选择自由和切身利益。民间借贷手续简便，操作灵活。非正规金融机构在信息成本上具有明显的优势。民间借贷具有强烈的地域性，交易双方往往为在一定区域内生活且彼此熟悉的居民，他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合作中早已建立了相互信任的社会关系，且对对方的收入水平、偿还能力、信用状况等信息能够清晰的把握，有效地降低了由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道德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满足了中小企业快速融资的需求。

四、民间借贷新的立法建议

2008 年 11 月央行起草了《放贷人条例》并将其提交给国务院法制办，表明监管当局对民间借贷在金融体系中的积极和消极作用已经有相当全面的认识，并试图用立法手段对其信贷行为进行适当的规制。这将是民间借贷阳光化和规范化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必将对民间借贷的规范化发展和动员民间资本从而纾解小企业和农户融资瓶颈约束起到积极作用。

借贷的资格是毫无异议的。我国目前的司法解释，明确的将企业之间的借贷定位为非法的、无效的。但我国银监会于 2008 年 5 月 4 日颁布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2007 年 1 月 22 日颁布的《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2007 年 1 月 22 日颁布的《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中却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作为独立的企业法人，其可以与贷款的中小企业之间建立民间借贷关系。也就是说现行法律允许企业之间进行民间借贷。这就导致新法与旧法之间出现了矛盾。因此，在制定《放贷人条例》时，应该明确企业之间的民间借贷的性质。

1.确立民间借贷主体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借款人往往相对于贷款人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在《放贷人条例》中要重视对借款人权利的保护，同时也要注重对贷款人权利的保护。

2.创新民间借贷的抵押物种类。控制民间借贷信用风险的一个重要模式便是建立完善的担保机制。在民间借贷新模式——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实践过程中，由于借款人在贷款时多无财产可供抵押，无形中增加了信用风险发生的概率。因此，我国在制定《放贷人条例》时应该创新民间借贷的抵押物种类，给予借款人和贷款人灵活的选择抵押担保物的空间。

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区别篇（11）

1概述

1.1民间借贷的定义

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而非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狭义的民间借贷仅指自然人之间的借贷行为，广义的民间借贷指自然人与法人之间、法人与法人之间以及自然人、法人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行为。本文研究的是广义的民间借贷。

1.2民间借贷的性质

民间借贷既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法律现象。对于个人和中小企业来说，民间借贷是一种融资渠道。对于民间闲散资本来说，民间借贷是一种投资渠道，是民间金融的表现形式。民间借贷是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之内存在和运营，一定程度上，得到国家金融政策鼓励发展，具有适当利用民间游资，具有活跃融资市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有本质的区别：一是，民间借贷资金来源合法，自有资金或合法募资；“非法集资”是无项目或虚构项目向公众募集资金。二是，民间借贷规模较小，利率合规，相对稳定；而“非法集资”资金量大，涉及面广，易影响社会稳定。三是，民间借贷用于短期的合法的消费和商业用途；“非法集资”资金用途不明，存在隐性风险。

2我国民间借贷的主要形式

民间借贷包括借和贷两个部分。“借”多指个人间的借款行为；“贷”指企业与企业之间或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借款行为。

第一，亲友间低息互助借款。主要是本地居民、个体业主之间有偿或无偿的借贷行为。一般是认识且相互信任，当面约定约定借款金额、利息、期限，打个借条或口头约定，用于资金周转或救济应急。

第二，组织内部的集资类借贷。主要指为了满足生产经营的需要，组织向股东、管理层和普通员工筹集资金的行为。一般是通过持股或参与分红的方式支付利息，这类借款有相应的文书凭证，具有法律效力。

第三，小额贷款公司的短期高利息类借贷。主要指个人或企业与小贷公司达成协议的借款行为。主要有信用贷款和抵押贷款两种，借款用途一般是大额消费、经营扩张支持和资金周转等。小贷公司需要是合法合规的，以P2P公司、网络借贷平台、典当行、担保公司、正规的第三方理财公司和基金公司最为常见，通常通过债权转让的形式，先利用手中债权集资而后放贷。

第四，不正规的放贷团伙和中介借贷。由于流通市场资金缺口较大，利润丰厚，带有黑社会性质的个人或组织参与民间借贷屡禁不止，他们通过某些手段谋取暴利，给家庭和社会安定造成负面影响。另外一种打着看似正规的“担保公司”、“财务管理公司”、“投资管理公司”等旗号，从事不规范的民间借贷业务。

3我国民间借贷的发展简史

3.1历史起源

民间借贷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在先秦时期，放款取息已非常普遍。据记载，公元前300年齐国孟尝君在自己的封邑薛地放债取息，而且颇具规模。经过各朝代的发展和完善，民间借贷主要有信用放贷和抵押放贷两种方式。信用放贷是从南北朝时开始的举贷方式，而抵押放贷最常见的方式是当铺，一直到解放前这种两种放贷方式都一直存在。

3.2成长历程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对民间资本的态度和政策的变化，中国的民间经历了一个兴起、发展、暂停、而后又逐渐复兴的道路。

3.2.1兴起于80年代。中央政府初步认可民间借贷融资方式，出台相应金融文件和融资试行办法。80年代中期钱庄兴起，让民间借贷更加兴盛。

3.2.2发展于90年代前期。相关部门认识到农村合作基金会的作用，承认社区性资金互助合作组织的合法性。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农村合作基金会也迅速扩张，开始办理非会员及所在区域以外的存贷业务。

3.2.3暂停于90年代后期。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为了防范风险，1998年央行规定除部分小额信贷、不计息的亲友借款之外，其他非正规金融组织或活动均属非法，随后农村合作基金会被取缔，民间借贷处于停滞或倒退状态。

3.2.3复兴于本世纪初。2003年起，国家逐步放开了民间小额信贷的限制。2006年，银监会首次允许产业资本和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领域。2008年，央行与银监会联合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为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领域打开了一扇大门。

4我国民间借贷的发展趋势

新世纪以来，我国民g借贷发展迅猛，各种小额贷款公司陆续成立和运营，其中以P2P网络借贷最为典型。

4.1贷款平台数量迅速增加。2007年上海出现首家P2P网络借贷公司，随后全国扩展到几十家P2P平台，2012-2016年P2P平台从200家增加到2000多家，发展趋势迅猛，引领了民间借贷的发展方向。

4.2总放款金额和参与人数逐年翻翻。2012年底，P2P网络借贷月成交金额达到30亿元，有效投资人在2.5到4万人之间；2014年末月成交量达到300亿，P2P平台达到1300家左右，有效投资人达到50万；2015年平均月交易金额突破800亿；2016年也维持着发展壮大的趋势，使得民间借贷更加活跃。

4.3风险管理措施趋于完善。P2P网络借贷平台初始阶段，出现一些坏账风险，但并没有影响到这一借贷模式向前探索。随着借贷公司通过总结线下和线上两种方式的经验，在公司管理、借贷审核程序和风险控制等方面都有所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