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科学大全11篇

政治科学篇（1）

就当代中国知识状况而言,没有一门学科像政治学那样,在发展的途程中还要为自己的 科学存在进行辩护。由于政治学长时间被视为伪科学,只是到了20世纪最后20年,才得到恢 复和重建。学科的稚嫩与知识的薄弱,使不少人对其科学性产生了疑问。再加上人们将“政 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痛苦的经历与政治学科荒唐地扭在一起,以至于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对政治学 还怀有偏见,认为它不可能成为科学。这种状况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现代政治学的健康 发展。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科学,就必须对政治学的科学性进行论证。

一、思维水准与学科差异

种种关于政治学不是科学的论据中有一个共同的方面即都用物理学作为科学的典范来 衡量政治学。在自然科学乃至整个科学系统中,物理学的确发展得比较成熟,从其客观性、 精确性、规范性来说,它完全有资格充当自然科学中具有代表性的学科。用自然科学中最具 代表性的学科来同政治学比较,并以此来衡量政治学的科学性,这应当说是允许的,也是正当的。问题是,怎样进行 比较,从比较中应当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比较是一种常用的逻辑方法。任何比较都是为了从异中求同或从同中求异。对于从同 中求异来说,其出发点应当是具有某种相同前提、同等程度或某些相似性的事物、现象、系 统。如果需要比较的两个系统本身就具有客观的差异性,那么在进行具体的比较时,如果不 去考虑这种差异性,只是简单地类比,其结论就不可能是可靠的。

这一原则也应当运用到物理学和政治学的比较上来。从科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力学、物 理学是自然科学中比较早就创立起来的一个门类。以物理学为典型代表的自然科学同社会 科学中的各个门类之间在客观上显然有着巨大的差异性。对物理学来说,它所考察的、研究 的客体是无意识的。这种无意识性在所有的自然科学门类中都毫无例外地存在着。当然,也有人会举出动物学的 例子来反驳。其实,动物,特别是高等动物,虽有感觉、知觉,但都是无意识的。因为,即使再 高等的动物也不可能有理性思维。

正因为自然科学所面对的研究客体不存在自觉的意识,因此,自然科学在获取经验材料 时可以进行客观性观察,一块石头、一条小溪、一颗流星,其运动的轨迹,其运行的速度,不 会因为有人在记录、在测定而有意地发生变化。石头的下落、溪水的奔流、流星的飞逝,都 是不以任何观察者、研究者的意志为转移的。从而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所得出的规律的客观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

物理学知识的科学性还同这一学科实验的特点密切相关。在自然界存在的物理现象是 复杂的,比如气体,除有体积、温度、压力的因素外,还有流动的速度、比重等其它方面的物 理属性。但是,物理学家们却在实验室里利用各种装置使气体处于理想状态下,并探求理想 气体的温度、体积与压力之间的关系。再比如,物体的运动都会有摩擦力,但为了求得匀速直线运动中物体的速度 、时间、路程三者的函数关系,物理学家可以在实验室中限制某些种因素,创造某些条件,从 而得出理想状态下物体的运动规律。而且,无论是在物理学中还是在化学中,人们为了获得 某方面的知识,可以创造相同的条件,反复地做某个实验。一种特定的实验不仅可以在同一个地方做,还可以在世界 上的不同地方做。在科学上,只有经得起人们依据规定的条件在同一地点或者在不同的地点 进行同一种实验并且得出相同的结果,这样获得的规律或定律才能得到科学界的普遍承认。

自然科学包括物理学在内的这些特性显然不是政治学也不是其它社会科学所能具备的 。在政治生活中发生关系的、活动着的都是有目的、有意识的人。这是政治学同物理学乃 至一切自然科学的巨大差别,在政治学研究中,政治学家们决不可能把人们请进实验室中创 造理想的政治生活,也不可能在某个民族中反复地进行完全相同的政治试验。如果想用物理学上述的研究与实验方 法套用政治学的研究上面来,并以政治学不可能使用这类方法为依据得出这一学科不是科学 的结论,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也是违背科学的。政治学有无科学性决不能以这种方法或标准 来裁定,它应当从另外的角度来衡量。

想否认政治学是科学的人们之所以用物理学的发展水平来要求政治学,其中还包含着另 一个思维假设,即在同一时代,各门学科的成熟程度应当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在20世纪,物理 学已成熟了,相当精确了,规范了,按理说,与之同处一个时代的政治学也应当如此。假如不 是这样,即政治学并不成熟,并不精确,并不规范,那么,问题就出在政治学按其本性来说是不可能有成为科学上。 这种看法的依据是,在同一时代,科学思维的水平应当是一样的,具有同等思维水平的思想家 们无论在哪个领域工作,都能够使这个领域的知识达到同等程度的科学性。

问题是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就人类思维的发展来说,每一时代确有代表这一时代的 思维水平,正是因为在不同时代存在着不同水平的思维,人们才能知道人类思维发展的轨迹 ,但是,承认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思维水平,并不意味着承认在同时代所有的人都处在同一思维 水平上。尽管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某个时代的人类思维”这一用语,它只是就某一时代有代表性的思想家 们所能达到的思维高度而言的,绝对不是指这一时代所有的人都达到了如此高的思维水平, 也不是指生活在这一时代的所有研究者和思想家都毫无例外地在同一个思维层次上进行精 神文明的创造。 关于学科发展上的这一差异性,美国着名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有一段合情合理的 评论。他认为,也有不少的社会学家存在同样的误解,他们觉得既然社会学家与物理学家同 处在20世纪,而同一时代的文化应当有相同的成熟程度。因此社会学也应当达到 像物理学那样的成熟与完善了。默顿嘲笑了社会学界这种麻木自满的情绪。他说:“虽然物 理学与社会学同处于20世纪中叶,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凭借一门学科的成熟来推断另一学科 。毫无疑问,当今社会学家生活的时代是物理学相对而言已达到理论上高度概括、实验上极 大精确、研究手段多样化、技术副产品十分丰富的时代,因而,许多社会学家把物理学的成熟作为自我评价的标 准,他们欲与大哥相提并论,同享殊荣。而当他们明显意识到自己既没有大哥那样健壮的体 格,又缺乏势不可挡的冲锋,一些社会学家就气馁了。”〔1〕

默顿认为,在20世纪的物理学和20世纪的社会学之间相差着亿万个小时持续的科学化和 积累性研究。现在社会学或许还不到爱因斯坦的时候,因为还没有开普勒,更不用说还得有 牛顿、拉普拉斯、吉布斯、麦克斯韦尔和普朗克。如果把政治学同物理学比较一下,我想, 其间的差距可能还要大一些。

二、科学性与主观性

反对政治学能够成为科学的人所提出的上述种种论据应当说是值得人们认真思考的。 如果将这些论据简单地抛弃在一边,认为那些统统是“荒谬”的话,那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 法,也是一种非科学的态度。对于一个严肃的和科学的政治学理论研究者来说,他必须接受 这种挑战,必须对每一个论据作出切合实际的、客观的评价。 在政治生活中,政治行为主体,无论是政治角色还是政治组织或集团,其“意志自由”的 表现主要是能够对行为的目的、方式进行选择。这种选择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任意的”、 “随心所欲的”,但仔细地研究一下行为主体选择的过程,人们就会发现,行为主体头脑中的 目的并不是主观自生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由这一主体所处的现实环境,条件同他的需要之间相互作用或 相互映照的结果,即就是说,政治行为主体的行动目的决不是任意的、随心所欲的,它是行为 主体的客观需要同行为主体所能遇到的实际条件相对照的产物。因此,目的就不是随意的、 纯主观的,而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正是在具有客观性的目的作用下,政治行为主体的活动方式、活动途径才是 一定的。方式、手段、途径总是服从于一定的目的的。因此,人的“自由意志”并不像有些 人所想象的那样,自由得无法捉摸。其意志的作用也不是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纷繁复杂得 无从认识。从正常的理性思维出发,我们不得不承认意志自由完全是有边界的。这种边界就是现实的社会、政治、 经济环境以及行为者完全由客观条件所规定的需要。

在政治组织或政治集团那里,政治行为的自由选择决不像政治角色那样充满表面的偶 然性。在政治组织或政治集团对行为的目的、方式进行选择时,起作用的是由政治组织或政 治集团内的各个成员个别的目的和由目的所决定的个别的行为方式在相互作用中所形成的 带有合力性质的因素。对于个别行为主体的活动来说,它们仅仅是这一系统中的一个个分力,这些分力是严格地按 照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而构成对整个系统的作用的。合力对于分力来说具有一种不受 其影响的客观必然性。

这种“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不仅适用于对某个政治集团行为目的和行为方式的分 析,而且它也完全适用于对处于更大范围内乃至整个社会系统中的政治行为的分析。在全社 会范围内,每个政治角色、每个政治集团,其行为的目的和方式,无论从某个局部看来是多么 重要,但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它只不过是一个个“分力”,它们最终都要被综合到总的“合力”之中去。这种合力 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是完全客观的。由此可见,人的自由意志决不妨碍人们对政 治生活作出客观的研究,也决不妨碍政治学能够成为科学。

由于政治行为主体有选择行为的目的、方式的自由,而不同的选择又会出现不同的过程 和结果。正是这一点使得政治生活变得复杂起来。但是借口这种复杂性而不愿去作过细的 、持久的研究工作,轻易地得出政治学难以成为科学的结论,这是不对的。说一门学科的研 究对象简单,另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复杂,这其实只有相对的意义。不少人举出物理学,认为物理运动所出现的参量 很少。物理学正因为具有了这种对象上的简单性,才成为科学的。其实这种说法是没有说服 力的。因为,现实生活中的物理现象远比牛顿用三条定律所概括出来的物理学体系复杂得多 。可能其复杂程度丝毫也不比政治现象逊色。只不过物理现象复杂、多样和多变的属性已被物理学家在实验室 中通过严格控制条件的方法给大大简化了。他们实际处理的是“理想气体”、“理想固体 ”、“理想液体”,他们只对这些处于物理学家所要求的理想条件下的现象进行研究,努力 从少数的参量中找出相互关系和某些规律性的东西来。这种研究方法,政治学家也完全可以撇开种种非基本的限制 因素,只对影响政治行为的一些基本参量加以研究,从中找出内在的和稳定的联系。

也许有人会对这种研究方法表示疑义,认为只考虑政治生活中的某些主要的东西,会造 成片面性。这种疑义从表现上看似乎有道理,人们对政治现象的研究应当力求全面,最好能 将政治生活中的所有现象都考虑进去。但是,这种想法在实际的研究中是行不通的。人们最 多能做到的只是尽可能地去把握政治现象中的最为基本的部分,而不可能去研究政治生活中的所有细节、环节和处 在次要地位上的属性。人们唯一能做到的并且只应当做的是依据实践的需要,科学地找寻政 治生活的主要方面、主要环节、主要属性和它们之间的主要联系。

要求政治学家毫无遗漏地把握所要研究的客体的一切环节、一切方面、一切属性,也就 等于要求物理学家去掌握物理现象的一切环节、一切方面、一切属性,这种要求是不合理的 ,也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因为没有一个物理学家能够做到这一点。哪怕只是对一只在地上 滚动的小球来说,即使是牛顿在场,他也无法对这只小球在运动中所遇到的一切情况,比如小球一旦碰到地面上稍 微有点高低不平所产生的微小偏斜或波动等等都用精确的公式表达出来。物理学家在对付 这类简单不过的运动时尚且如此,我们又怎么能对比物理学要稚嫩得多的政治学提出那些不 近人情的苛刻要求呢?

三、科学性与价值性

在政治学,乃至在一切社会科学中,人们都会碰到价值评价的问题。政治生活是人类社 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治现象、政治过程对人类的和平、发展有着直接的关联。任 何一种政治结构、政治规范乃至一个政治事件,对人类来说,不考虑其作用和影响,不从个人 、集团的利益出发作出赞同或反对的评价是不可能的。尽管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会程度不等地存在政治冷漠阶 ?但是这种冷漠绝不是与政治隔离,它正好表明某些政治角色对它目前所处的政治地位和政 治环境的不满与反感。冷漠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评价。因此要想在现实的政治形态中生存与 发展,只讲政治事实,不讲对政治事实的评价,不考虑那些已经发生过的政治事实究竟是不是应当发生,这是不可能 的,也是办不到的。 虽然戴维·伊斯顿将乔治·霍兰·萨拜因看成是保守的政治理论家,并攻击他把事实判 断与价值判断联系起来,但是,仔细读一读萨拜因的书,你会发现他的话还是有合理性的。在 《政治学说史》的第一版前言中,萨拜因认为:“忠于史料———这是每一个严肃的历史学 家的义务———或承认有所偏爱———这是每个诚实的人都会有的—也不可声称自己是公正无私的。否则,以不偏 不倚自诩,不是浅薄就是自吹自擂。”〔2〕

萨拜因所说的偏爱,是对价值评价的一种委婉的说法。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政治学研究中 要不要进行价值评价,而是这种评价会不会使政治学知识失去科学性。在人类的知识发展中 ,真理、正义、美德是统一的。真理总是代表着正义、美德;而正义、美德又总是真实的。 因此,事实与价值,“是什么”和“应当是什么”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在政治生活中,任何 对“应当”的规定,都来源于人类向前向上发展的要求,而这些要求最终又只能是依据政治 生活内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来作出。因此,如果政治学家们能坚持站到代表人类历史 发展方向的阶级、阶层、政党和集团的立场上,运用反映人类政治生活发展规律的规范、原则、理想来对政治事 实作出合乎实际的价值评价,这种评价非但不会削弱政治学知识的科学性,相反,由于它将真 理与正义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政治学既反映了政治生活的实际情况又符合了全部政治生 活中的能动者和创造者即人类的要求,因此,它就更富有科学性。

行为主义政治学家经常谈论自然科学研究中的价值中立的倾向,并以此来要求其它的政 治学家在非此即彼的逻辑框架中进行痛苦的选择:或者是坚持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性,那 么,就应当也像自然科学那样,拒绝或排斥价值评价,即所谓的“价值无涉”;或者是坚持在 事实判断的同时进行价值判断,那么,就同自然科学的本性相背离,使政治学失去科学性。

行为主义者的上述观点包含着一个不证自明的“公理”即对自然科学无法使用,也不 能使用价值判断。换句话说,对自然科学是不能进行价值评价的。这种所谓“公理”其实是 荒谬的。自然科学既然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产物和工具,因此,人类在自然科学的发展 中就必然处在中心的位置上,人应当是自然科学的尺度。人的这种地位和作用必然要求自然科学为自己服务,要求 它从人的需要出发去完善和发展。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出人类对自己所进行的自然科学 研究加以价值评价的问题。自然科学当然不会因为有这种评价而失去自身的科学性。同样 ,政治学也像所有的自然科学一样,并不排除价值判断,并且正是在严格的价值评价中不断提高自身的科学性。

四、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

与价值性相关的是意识形态。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不同的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一种理解 把意识形态看成是社会中存在的从某些阶级的利益出发而形成的错误的认识或一整套与客 观现实不相符合的政治神话与政治幻想。这种理解与意识形态的最初起源有关,也与西方的 政治传统有关。另一理解是把意识形态（以下缺），它是同以社会心理 形式表现出的社会意识相对应的范畴。

“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的启蒙运动。在这一运动中,一批理论 家和思想家为反对欧洲中世纪的宗教学而提倡某种“思想科学”,他们认为要驱除宗教迷信 、反对神学幻想,就需要寻找和创立某种思想的工具与手段。这类作为思想的工具与手段就 是“意识形态”。显然,这种对意识形态的起源性理解中已经包含着某种带有主观性的、强制性的、功利性的成 分。

这种对意识形态理解的消极成分后来被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所承袭,并加以滥用。它渐 渐演化为一种替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病态进行辩护的政治神话和政治偏见。对于这种意识 形态,马克思和一些进步的思想家曾经对其进行过批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 克思明确指出,在当时的德国思想界弥漫着体现没落的封建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私利的错误思想和一整套政治幻想 ,他把这些称之为当时德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并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在同一切反动阶级 的斗争中,才能认清这种意识形态的反动性,并建立起正确的哲学思维。

西方政治学家曼海姆也从另外的角度区分了两种“意识形态”,一种是特定的意识形 态概念,它“或多或少的有意识掩盖真实情况”;一种是包含更广泛内容的概念,它是“一个 时代或一个具体历史社会集团或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3〕这样,在人类的现实政治生 活进程中就存在着三种“意识形态”因素:一种是掩盖政治生活真相、以虚假的东西混淆视听的政治宣传与说教; 一种是代表某个阶级与集团的政治原则、立场与理想的政治观念;一种是作为系统化、规范 化的社会政治心理而存在的精神观念。这三种意识形态因素又往往交织在一起。

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就存在着代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包含着这三种因素的 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认为:“美国社会的本质是正确的,好的,作出其它的选择安排是不 现实的”。〔4〕美国的官方就是以这一套观念来推行其全球战略的,凡是与美国的意识形 态一致的,美国就会去支持,凡是与美国的意识形态相左的,美国就会去讨伐。美国想在全球将它的意识形态普遍化 。美国的官方政治学研究就渗透着这种意识形态。

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生活中,起着较大作用的意识形态,不仅代表着当代垄断资产 阶级的利益,体现着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原则、立场、理想,而且它还包含着许多掩盖事实 、欺骗公众、麻醉人民的货色。虽然西方的不少政治学家想竭力地否认意识形态对政治研 究的作用,但事实上这种具有强制性的带有神话色彩的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能不对西方政治科学的发展产生坏的影响。

部分政治学家制造的神话 政治学研究的实际状况

意识形态不再是恰当的 到处存在传统的与新兴的意

识形态

政治学在价值上是中立的 美国的政治学建立在意识形

态的基础上,受制于统治机构

政治生活依据的是多元、 占统治地位的英美模式无法

平稳、谈判与一致 去质疑资本主义和权势政治

的真正意义

参见R·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索》〔5〕

伴随着西方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政治偏见,许多政治学家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 的命题。这一命题本身既包含着合理性,也潜伏着神话色彩。当这一命题只是用来消除西方 政治家言论中和富有欺骗性的大众传媒中掩盖严峻的社会现实成分时,它是合理的。但是, 如果想用这一命题来表明任何政治立场、政治观念都不会对政治研究产生影响,它又在宣扬另一种迷惑人的政治 神话。

否认意识形态对政治学研究的影响,或者企图取消意识形态,这两者的性质是相同的, 即都是在宣扬一种自欺欺人的神话。凭借这种神话是不可能达到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的。 在现实的政治学研究中,政治学家总是带着一定的意识形态去观察、思考政治生活,去描述 、评价政治生活存在与发展的状态。只有承认意识形态对政治学研究的影响,并充分考虑这种作用对政治学研究的 客观性、科学性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政治学家才能在在研究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与冷静 的态度,从而努力坚持研究的科学性。

五、科学性与统一性

相当多的否定政治学具有科学性的人,都以物理学理论的统一性作为标准,断言存在着 众多处于相互竞争状态的理论体系的政治学不可能有科学性。但是,如果我们能稍微考虑一 下科学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在遵循着“分散———统一 ———分散”的规律向前发展。人们喜欢今天的物理学,是因为它基本上统一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且很少有其 它学派、流派起来与之相抗衡。但是,物理学也不是一下子就达到今天这种状态的。

在此以前,物理学家们对本学科中许多重要范畴的见解都是不太一致的,争论也很激烈。 比如,在对光的本质的看法上,就出现过“微粒说”和“波动说”的长期论战。又比如,在关 于什么是物理的“实在”问题上,爱因斯坦学派和海森堡学派也有过长期的论争。但是,物 理学家并没有因为存在这些不同的学派、体系的分歧、争论,就轻易地下结论,否定物理学的科学性。

对于同一领域的不同学派、体系之间竞争、争论,默顿发表过看法。他认为,学科中理 论或体系的论争以及分化具有积极的功能,它会使各种问题、各种观点得到充分的阐释,并 逐步汇合到一个更大的理论系统中去。同时,默顿也客观地分析了体系、理论的纷争会有负 面的影响。例如,在这种争论中会产生成见,这些成见又会自然而然地成为固定的模式。他谈到社会学科中的情况 ,“每一个阵营的社会学家只是带选择性地观察其他阵营的研究工作,在对方的研究中首先 看到的就是唤起应战状态的敌对模型,然后很快就把对方一句偶然的话当作理论核心,把某 一强调当作整个信念。在这一过程中,双方都越来越不愿意去研究对方的成果,因为对方的理论纯属谬误,他们两眼 盯着对方的文章,只去发现猛烈攻击的目标。”〔6〕这种情况会导致理论研究的两极分化 ,使本质上并不对立的而是互补的理论变成势不两立的体系。

对于不同学科来说,理论和体系的争论与分化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越是处在发展中的但 还不够完善的和成熟的学科,体系分化和争论的程度就较为厉害。但这种分化和论争是学科 走向成熟而不断具备科学性的必经环节。政治学目前的发展水平也决定了这一学科体系、 理论的繁杂性和竞争性,但它决不是这一学科不具备科学性的论据,相反,它标志着政治学正在走向发展和完善。

在学科由科学性程度不高到充满科学性的发展过程中,体系和流派的纷争会一直延续 下去。当一个问题的争论结束以后,统一的法则、规范就会被牢固地建立起来。但这种知识 发展中的均衡状态是很快就会被打破的,它会为新的创见和新的争论所取代。因此,政治学 在自身的发展中避免不了争论,也不应该绕开争论。正确的做法是,依据政治生活的实际情况,自由地展开讨论,在 正常的学术论争中,使政治学知识更加接近客观的政治生活过程。

注释:

〔1〕〔6〕[美]罗伯特·金·默顿:《论理论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64—65页 。

政治科学篇（2）

既然在曼海姆看来上述各种建立政治科学的尝试都有局限，既然他认为政治科学应该在超越利益、超越党派政治的框架下建立，那么究竟应该从何处入手来建构呢？对此，曼海姆认为光有超越利益与超越党派的政治立场还不够，真正的科学应该是政治立场与学术理论的双重建构。那么，怎样的学术理论才是科学的学术理论呢？对此，他解释说： “‘科学的’与‘前科学的’之间的区别当然取决于我们所假定的科学范围是什么。现在应该清楚的是，迄今为止所作的界定都太狭窄，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只有某些科学成为科学应仿效的样板。例如，众所周知，现代知识的发展是如何反映了数学的突出作用。根据这个观点，严格地说，只有可度量的东西才能被看作科学。在现代，科学的理想是在数学上和几何上成为能证明的知识，而每一种质的东西只能作为量的东西的衍生物才可得到承认。”⑩不过，曼海姆显然不同意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于人文科学的做法。他认为这种做法存在着如下问题：首先，它忽视了具体、特殊问题的研究。在他看来，自然科学的普遍化方法一旦用于人文科学，它自然会关注同质化的、普遍化的东西，可社会历史领域存在的恰恰是具体化、个性化的个人或群体，这样势必轻视或忽视这些个人或群体存在价值与生存状况的研究。其次，它必然将理论与实践割裂开来。他认为社会历史领域中的人总是从事具体活动的人，他们是在实践中确定利益、价值与兴趣等追求的，若追求一种普遍价值，必然会将这种价值研究与具体人的实践活动脱离开来，这样就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再次，它实际上表达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追求与价值理想。曼海姆认为历史上不存在永恒的普遍法则或原理，所谓普遍的法则或原理实际上也是由个人提出并将个人自我意识扩大化的结果，资产阶级追求普遍化的方法实际上是想借“普遍性”名义消灭其他阶级的利益而将自身利益合法化。在他看来，科学的政治学建立的首要标志就是取消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科学中的应用，确立环境决定知识的原则（这也是他的知识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原则），应该把各种知识的研究放到其特定的环境中并揭示其社会存在方面的实质。当然，要做到这一点，还必须坚持动态与发展的观点。因为，当我们进入政治学领域时，我们发现其中的一切都处于不断形成的过程中，而我们身上作为认识主体的集体因素有助于完成这一不断形成的过程。不过，光做到这些还不够，还有一条也是十分关键的，即必须清楚地看到观察者的研究视角和理论范式与环境的关系。因为， “观察者不可能有诸如纯理论观点这样的东西。正是一个人的目的才给了他视野，尽管他的利益只能使他片面地、实际地解释整体现实的一部分，这是他本身陷于其中的部分，而且也是因为他的主要社会目的而倾向于这一部分的。”曼海姆认为，根据以上原则，科学的政治学就有可能建立。不过，这些原则的不同运用也可能将政治学引向两路，即党派政治学与超党派政治学。显然，曼海姆是不同意前者的，后者才是他努力建构的政治学。那么，后者为何至今还没有建立起来呢？对此，曼海姆认为，除了有党派政治斗争的直接原因之外，还跟目前政治科学的传授方法有关。在他看来，由于受到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科学中的应用和资产阶级唯理智论等思想的影响，人们已经接受了政治科学应该是系统化、条理化的总体理论的说法，这样就很难再确立从具体实践目的出发将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建构政治学的原则与方法。只有既确立一套科学理论建构的框架，又确立一套与目前传授科学知识的方法不同的方法，科学政治学才有可能建立。曼海姆认为，他所主张的科学政治学自然不同于党派政治学，但也没有完全脱离它，前者只是在坚持价值中立立场的基础上对后者进行研究与分析的结果。因为，在他那里，政治科学建立的学理依据是知识社会学，而知识社会学就是要研究不同思想类型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不过，曼海姆并不满足于仅仅揭示思想类型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他还想通过对这种关系的分析与考察得出科学的政治学知识。由此，他进一步区分了知识社会学的三种形式，即通过对不同思想类型与社会环境关系的分析得出没有客观真理结论的知识社会学形式、通过剔除不同思想类型的阶级偏见而寻找客观知识的知识社会学形式、通过更宽广的视野来中和不同思想类型的知识社会学形式。关于这三种形式哪一种更多一些真理性成分，曼海姆认为主要看不同党派政治学理论中有无客观知识成分。通过分析，他认为不同的党派政治学作为思想类型来说都有一些客观知识成分。由此，他否定了知识社会学的第一种形式的合理性，赞同并发展了知识社会学第二种与第三种形式的合理性。在他看来，官僚保守主义看到并研究了国家生活中的稳定问题，历史保守主义看到了非理性因素的合理性，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分析了理性化与阶级利益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看到了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而法西斯主义则看到了一个历史特殊时期民众的心理与愿望。但曼海姆认为这些思想类型都只有有限的合理性。因为，官僚保守主义没有对非理性因素给以足够的重视，历史保守主义则过于强调非理性因素，自由民主思想用理性化原则掩盖了阶级利益与阶级冲突，马克思主义过于重视社会结构，而法西斯主义则过于强调历史特殊时刻。对此，曼海姆这样解释道： “所有的政治观点都只能是局部的观点，因为历史的总体总是过于广泛，以致产生于它的任何个别的观点都不能把握它” “各种政治理论的区别主要通过以下事实得到说明：当不同的地位和有利的社会地位出现在社会生活溪流中时，它们使每一个处于溪流中的人从其特别的位置意识到生活溪流本身。这样，在不同的时间，便产生出不同的、基本的社会利益，因此，整体结构中的不同对象被人们描述成和看作是唯一的存在物。”因此，科学的政治学就应该是对这些思想类型的知识社会学综合。对于这种综合，曼海姆强调指出： “要有意从最广泛、最进步的观点实现一种综合，这种综合中也包含着早期的批判，即我们决定达到一种动态的思想调解。”因为， “政治知识的本质在我们看来似乎就是：被增加了的知识并不消除决定，而只迫使决定一再后退。而我们通过这种决定后退所获得的便是视野的扩大和在知识上更多地把握我们的世界。”

政治科学建构的主体———自由知识分子

政治科学篇（3）

【作者简介】刘海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福建　厦门　361005

科举政治是指以科举考试为官员主要选拔方式的官僚政治。科举首先是一种文官考试制度，考试的目的是为了选拔官员。科举制的创立十分有利于官僚政治的发展，王亚南曾指出：“科举制像从外部为中国官僚社会作了支撑的大杠杆，虽然它同时又当作一种配合物成为中国整个官僚体制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①李弘祺认为，到宋代，科举制已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主要特征，科举制是“帝制时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一项政治及社会制度”；“政治因素对许多著名官僚的宦海生涯及其家庭命运有重要的影响。考试制度基本上因此第一应当看作是一种政治制度而过于其它别的制度。”②本文结合学术界有关科举学研究的观点，梳理唐宋至明清官员中科举出身的比例变化，论述科举牢笼天下英才的目的与功用、科举与古代地缘政治、科举与吏治和朋党等问题，并从政治视角考察科举学。

一、“国家以科名奔走天下士”

科举制具有强大的政治功能，对古代国家治理、维护统治基础和社会秩序起了重要的作用，对中国官僚政治也产生过不可估量的影响。科举时代，多数中高层官员由进士出身，而科举牢笼天下英才，不仅能消弭反叛力量，所选拔者尤多报效国家的志士。

（一）各代官员科举出身比例

从唐代以后，科举政治逐渐形成，科举出身成为各个朝代首要的做官途径，中高层官员中大部分是进士出身，历代名臣多由科目登进。按新、旧《唐书》有传之官员共有1804名，其中科举出身者达634名，占官员总数的35.1%，超过了门资、武功、流外或辟署等其他出身入仕途的人数。③科举出身者成为历代文官之主干，进士科更是成为各代中高级官员的主要来源。《唐国史补》卷下《叙进士科举》说：“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实集其中，由此出者，终身为闻人……贤士得其大者，故位极人臣常十有二三，登显列者十有六七。”唐后期敬宗至哀帝各朝，进士出身者在宰相中所占比例高达80%以上。④唐代进士声望崇重，“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⑤。

宋代进士科录取人数空前增加，在执政者中所占比例更高。据《宋史·宰辅表》及有关列传统计，北宋92名宰相中科举出身者达83人，占总数的90%；在176名副宰相中，科举出身者达162，占总数的92%。⑥历朝进士出身者在高官或清要官中所占的比例较大，连金朝亦然：“旧制，监察御史凡八员，汉人四员皆进士，而女真四员则文资右职参注。守贞曰：‘监察乃清要之职，流品自异，俱宜一体纯用进士。’”⑦元代虽然是一个科举相对较为低落的朝代，但在恢复科举取士后，进士官至显宦者也约有一百五十一名，进士群体在元代晚期的政治舞台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⑧

明代科举出身者在官僚政治中的影响进一步加强，洪武三年（1370年）诏云：“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实相称者。朕将亲策于廷，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到明中叶以后，出现了“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的情况。通计明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入者占十分之九以上。⑨

清代沿用明制，二百余年间，虽有以其他途径入仕者，但终不得与科第出身者相比。清代统治者尽管对满族人采取特别优待政策，不少满人未经科举便入仕升迁，但清代高级官员中，进士出身者占45%，左都御史一职进士占51%，总督一职进士占31%，巡抚一职进士占40%。⑩又有学者统计，清代御史虽分满汉官，但实际上以汉官为主，人数众多，仍以进士出身者占绝大多数(91%)，余则为举人、贡生、监生等，非科举出身者不足百分之五。满官人数较少，然其中有进士举人等科考资格者，也占相当高的比例。(11)足见科举对官僚政治影响之大。

科举制的目的是选拔政治人才或从政人才来进行国家治理，就这一点来看，应该说科举制的目的是基本上达到了。史载宋太宗继位后曾说：“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之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12)一般进士和举人入仕后主要精力也是用于行政事务上，在文章学问上不可能花太多的时间。因为“政才、学术，本自异科”(13)。《儒林外史》第四十九回中迟衡山便说：“小弟看来，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若是两样都要讲，弄到后来，一样也做不成。”科举选拔了许多后来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才，说明其目的是基本上达到了。至于那些不仅在政事上有业绩，在学问上也有较大成就的人，主要还在于他们及第从政后善于仕学相兼，从学而优则仕走向仕而优则学，或者说能够做到“以学为业，以仕为道”。

（二）牢笼天下英才

“牢笼英才，驱策志士”是科举制的政治目的或功用之一，即“置制举以罩英才”(14)、“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15)。北宋时特奏名的设立，使科举更具有吸引力，它意味着取士额的扩大，使读书应举的前途显得更为光明。特奏名的基本条件是应举次数与年龄，而不是才学高下，所谓“退者俟乎再来”，则为每一个科场失意者始终保留着下一次成功的机会与希望，而只要存在着这种机会与希望，一般士子就不会轻易放弃举业铤而走险。正如宋人王栐所说：“唐末进士不第，如王仙芝辈唱乱，而敬翔、李振之徒，皆进士之不得志者也。盖四海九州岛之广，而岁上第者仅一二十人，苟非才学超出伦辈，必有绝意于功名之途，无复故籍。故圣朝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特奏名办法出台后，“士子潦倒不第者，皆觊觎一官，老死不休……英雄豪杰皆消靡其中而不自觉，故乱不起于中国而起于夷狄。”(16)作为笼络士子的一种手段，特奏名办法在维持宋朝境内安定方面发挥了一定的功能。

从唐太宗以后，历代统治者多知道“得士者昌，失人者乱”(17)的道理，力图通过科举使政权向社会开放，使选才范围空前扩大，扩大了统治基础。能够将社会下层的能人志士网罗进政府中去，既能树立政府的开明形象，又可以消弭社会上的反抗力量。当然，唐末、北宋、明末、太平天国时都有一些落第举子的反叛行为，但总体而言，科举时代多数士人都服膺于科举制度，所谓“国家以科名奔走天下士”，(18)“范才于科目之内”(19)便反映了科举制的政治用意，皆说明科举考试对士人有着强大的主导作用。

消弭反叛力量是科举制功能的一个方面，而选拔培养效忠朝廷的志士则是科举制功能的另一方面。例如宋末、金末、元末、明末都出现众多死节进士，这说明科举所选拔的人才往往具有精忠报国的精神。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有的进士是“平日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正所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国家危难之时，总有进士挺身而出，承担起捍卫国家的重任，像南宋末年誓死捍卫赵宋朝廷的文天祥、谢枋得、陆秀夫，皆为宝祜四年（1256年）进士。在金朝危急存亡之秋，许多进士也成为尽忠尽节之士。据《金史·忠义传》统计，金末抗蒙死节的70余人中，有28人为进士出身。李世弼在《金登科记序》中说：

近披阅金国登科记，显官升相位及名卿士大夫间见迭出，代不乏人，所以翼赞百年，如大定明昌五十余载，朝野闲暇，时和岁丰，则辅相佐佑所益居多，科举亦无负于国家矣。是知科举岂徒习其言说，诵其句读，擒章绘句而已哉！篆刻雕虫而已哉！　固将率性修道以人文化成天下，上则安富尊荣，下则孝悌忠信，而建万世之长策，科举之功不其大乎！国家所以稽古重道者，以《六经》载道，所以重科举也。后世所以重科举者，以维持《六经》，能传帝王之道也，科举之功不其大乎！(20)包括女真进士，金朝进士后来成为国家社会的中坚力量。具体考察，女真进士无论是监察官员的忠君，或是地方官员的死节，大多数人的事迹中所显现的是对君主及其所代表的国家的效忠。(21)而元末殉国忠义人士之中，进士所占比例也甚高，当时名进士杨维祯说：“至正初盗作，元臣大将守封疆者不以死殉，而以死节者大率科举之士也。”(22)清人赵翼根据《元史·忠义传》列举16位元末殉国进士的案例，得出“元末殉难多进士”的结论，并指出：

元代不重儒术，延祐中始设科取士。顺帝时，又停二科始复。然末年仗义死节者，多在进士出身之人……诸人可谓不负科名哉！而国家设科取士亦不徒矣！(23)

总体而言，进士出身者较为熟悉儒家统治理论和历代兴衰的经验，修齐治平、经邦济世的观念对他们有较深的影响，具有较好的政治素质，因而比常人更重名节和民族大义，关键时刻往往能挺身而出，报效国家。萧启庆深入研究元明易代之际进士的选择后发现，多数进士作出“忠元”的抉择，主要是出于“君臣大义”观念的影响，各族进士为国牺牲往往都以“为臣死忠，为子死孝”来表白其决心，他认为：“进士在政治、社会光谱中处于较为核心的地位；一般士人，大多一袭青衫，终身未沾一命，易代之际没有为故国旧君守节的义务。出处之间，选择空间较大。而进士不仅享有功名与爵禄，而且各负责任，在抉择上必须接受较一般士人更为严格的考验。”(24)桂栖鹏考证出元末死节、殉难的进士达42人之多，显示出进士群体对朝廷国家的高度忠实。(25)而且，元代进士在为元朝死节效命之际往往提及自己的进士身份，典型者如获丁独步在死节时说：“吾兄弟三人，皆忝进士，受国恩四十年，今虽无官守，然而大节所在，其可辱乎！”(26)

到明朝末年，进士为国效忠死节者尤多。“明末殉难者，数千百人，进士出身者居多：如刘理顺、刘同升、管绍宁、史可法等，或全家殉难，或与城偕亡，皆忠烈可风。”(27)在改朝换代之际，进士出身者比一般人更可能挺身而出，不惜选择杀身成仁以保全志节。这说明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人多数才学方面优秀，在大德方面也有值得称道之处。

二、科举与传统社会政治

科举与中国政治的关系相当复杂，考试选官可以保证官员的素质、澄清吏治与杜绝私人，防止在官场中植党营私。顾颉刚1936年在为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一书所作的序文中曾指出：隋创进士科之后，“历代踵行，时加修正，以迄于明清，防闲之法益密，取人之道益公，所举中原与边域之人才益均，既受拥护于人民，又不遭君主之干涉，独立发展，蔚为盛典，盖吾国政制中之最可称颂者也”。

（一）科举与古代地缘政治

从科举制的许多具体规定来看，科举制的实施有利于巩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的统一。例如，明清时期科举实行区域定额取中制度也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这虽与“一切以程文定去留”的考试公平原则不一致，但对维护国家统一、缩小各地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却有积极的作用。19世纪末，丁韪良曾说：“即使是皇帝也无法损害科举制而不带来风险，他可以按多数人的愿望而降低科举的要求，但他不能取消它而不引起剧烈的动荡，因为科举是人民的投票箱和权利的特许状。”(28)所谓“投票箱”之说，就是说，科举考试制度具有一定的民意代表性。

1948年，何永佶发表《中国式的代议制度》一文，根据当时中国出现“选灾”的情况，指出对这一人为的灾可用人为的方法去避免，“选灾”起因于人们尚未懂得从前中国的选举代议制度。他提出科举制是古代中国式的代议制度一说，除了考试官吏之外，科举制更重要的作用是代议(Representation)，或者说名为考试制度而实际是中国的代议制度。由于明代以后实行分区或分省定额录取进士，各省的“定额不是根据文化程度的高低而定，而是根据户籍的多寡而定的，即这一点就带有西方根据人口的多寡而定其地代议士的名额的气味”。且许多科举出身者未做官而成为地方的绅士，成为乡里或地方与官府打交道的领袖与代言人，而各地考上的官员参与“廷议”，这类似于西方的议会制度，或“中国式的议会”。这种代议制度是交通不便、收入不多的国家的办法。实行现代选举制度、国会制度须花很多的钱，中国是个穷国家，只有用穷国家的办法，考试制度（即科举制度）是一部不花公家多少钱而能多多少少达到代议目的之一部机器。(29)

后来，还是有一些学者主张科举制具有一定的地区代表性或民主的成分。如邓云乡认为，“八股考试相对公平合理，纵使农村、边远地区，不少寒家子弟，也能按固定比例，及时涌现出来，担任官吏，得到社会公认和重视，都以科甲出身为荣，比现在的所谓民意选举更真实、更实际。“因为所谓‘民意选举’，纵使没有弊端，也总免不了有力者指定、拉关系、自我宣传等虚伪成分，并不真正能使洁身自爱的贤俊之士涌现出来”(30)。确实，成熟期的科举制虽然“一切以程文定去留”，但也还保留了一定的乡举里选遗风，一定程度上还包含有按区域选举人才的成分，所谓“科举，本古者乡举里选之法”(31)，并严明禁断冒籍应试者，主要就是为了保证考上的进士和举人具有一定的地区代表性。

宋明之间科举取士中的南北地域之争，各地长官不断要求增加当地举额，明清时期地方人士对学额的竞争，都表现出科举取士与区域政治势力和社会利益集团的角力。例如，为了增加台湾对中央的向心力，对福建和台湾官员争取增加的举额的要求一般多较为照顾，台湾举子的乡会试保障名额也一再增加。(32)而清代中期政府在对江西省万载县土棚学额纷争案处理过程中，尽量平息土著绅士与棚民绅士的矛盾，所表现出来政策意图，也都是以政治稳定为首要任务。(33)举额的多寡关系到地方在政府中势力的消长（或曰地区代表性），关系到地方精英的切身利益，其竞争自然会引起人们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二）科举与吏治

澄清吏治是科举选官功能的另一方面。“非科举毋得与官”的规定使官员的文化素质得到保证。过去有不少人以为，实行科举制会导致官场腐败。我认为，将清末官场腐败归罪于科举可以说是本末倒置，倒因为果。实际上恰恰是社会衰败、官场黑暗才导致科举走向穷途末路。考试取士是从制度上防止用人方面的腐败，如果没有科举这一道关口，清末官场还会更腐败几倍。晚清吏治腐败的部分原因恰恰是考试选官制度受到了削弱。由于允许捐官以及其他吏道盛行，不少举人和进士很难入仕，甚至有进士出身后二三十年待选的情况。官途多让其他人挤占之后，那些文化素养较高的科第中人反而长年待选守缺，而通过捐纳等途径入仕者往往不如科甲正途入仕者清正廉洁，这是清末官场腐败的原因之一。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也说科举造成了中国的官场。实际上没有科举照样有官场，而且官场的裙带风和植党营私情况还会严重得多。

中国古代的贪污腐败问题与选官制度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屈超立指出，回顾古代中国的廉政状况，不难发现，在科举制度以前的秦汉魏晋南北朝以及元朝的贵族政治时期，世家大族利用其世袭的特权，贪赃枉法，腐败之风延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最腐败的时期。科举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较为彻底地消除了选官方面的世袭特权，对古代社会的廉政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34)中国古代重视监察机构，但若没有科举制的配套，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元朝的监察制度从形式上和表面来看，还远比宋朝的健全，但由于长时间没有科举制度的配套，它的吏治实在是糟糕透顶。在科举考试作为主要的选拔官员方式的时代，监察制度才能真正的发挥其应有的政治功能。(35)元代统治者在多年争论之后恢复科举，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矫正吏治的腐败。“仁宗皇帝居潜邸，深厌吏弊作，其即位乃出独断，设进士科以取士。”(36)

清末中过秀才的齐如山在《中国的科名》一书中曾指出：“凡科甲出身者，总是正人君子较多，这有两种原因，一因科甲出身者，都读过经书，书中有好的道理，读的多了，自然要受其感化。二是从前考试办法很公正，贡院大堂匾额上写‘至公堂’三字，确有道理，固然不能说没有毛病，但确不容易。”(37)由于科举入仕者长期受儒家“尊德性、道学问”教育的熏陶，一般而言比捐纳、保举或恩荫、胥吏之途入仕者更为廉洁正直，也较注重学问品行并重。金朝世宗皇帝曾说过：“新进士如徒单镒……辈皆可用之材。起身刀笔吏者，虽才力可用，其廉介之节，终不及进士。”并说：“夫儒者操行清洁，非礼不行。以吏出身者，自幼为吏，习其贪墨，至于为官，习性不能迁改。政道兴废，实由于此。”(38)金世宗在比较鉴别之后说出的这番话，典型地道出了进士出身者普遍较清正廉洁的实情。

（三）科举同年与朋党

唐代以后，以同科考中进士者为同年。同年关系是相当亲密、被人十分看重的一种社会关系。宋代名臣柳开曾指出同年的利害关系：“同年登第者，指呼为同年。其情爱相视如兄弟，以至子孙累代，莫不为昵比，进相援为显荣，退相累为黜辱。君子者成众善，以利国与民；小人者成众恶，以害国与民。”(39)

正是基于同年这种独特的关系，因而同年也很可能政坛上结为朋党。韩国磐认为，唐朝时张说与宇文融之争，元载杨炎与刘晏、卢杞之争，以及牛李党争，都是由科举出身的新官僚集团与依靠门第的旧世族集团间的斗争。(40)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进士则是宋代第一群公然以同年关系结党的进士。该共取进士74人，状元为胡旦，榜眼为田锡，探花为冯拯，省元为赵昌期。后来，胡旦、冯拯、赵昌期以及同榜进士李昌龄、董俨等人结为朋党，卷入党派斗争。在以同年关系为主结成的朋党中，他们是相对较团结、较少内讧的一群。何冠环《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一书，透过研究宋太宗太平天国三年进士的政治生涯这一个案，从同年的角度探究北宋朋党之争的面貌，认为连吕蒙正、寇准、王钦若三榜进士也存在结党的情况。同年关系在许多时候，是朋党产生的温床。同时，作者也指出：“自古以来，文臣士子结党交朋不会只限于某一种社会关系，同年兄弟演为政治盟友，只是科举制兴起后常见的模式之一而已。人际关系最易变，亲兄弟尚且会见利反目，同年兄弟见利忘义也就绝不希奇，是故这种同年朋党的基础之稳固也有限。”(41)

邓嗣禹认为：“中国朋党之祸，多与科举制度有关系。宋代新旧党派之争，如王安石、司马光等，皆假考试之名，以行其学说，展其势力也。降及明代，为祸益烈。明神宗时，昏君在上，国是日非，无锡顾宪成、高攀龙，重兴东林书院，聚徒讲学，砥砺风节，而声气蔓延之徒，几遍天下，莫不私立门户，互相标榜。始以君子严小人之防，既而小人乘君子之隙，终以小人混君子之清。及其末流，吴应箕杨已任张溥之徒，又以复社继之。包揽生员升黜，暗操朝纲国政，党祸之烈，讫于明亡。”(42)科举制曾经是支撑中国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一大杠杆，也是中国整个官僚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科举与古代政治斗争密切相关。

三、科举学的政治视角

科举学是一个多学科的专门研究领域，或者说，科举学是一个跨学科研究的专学。科举政治是科举学研究的主要方面之一，从政治视角研究科举学，不仅有丰硕的成果，而且还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有许多科举研究论著都是受国民政府建立考试院的推动而出现的。1929年民智书局出版的邓定人《中国考试制度研究》一书，1931年黎明书局出版章中如《清代考试制度》，1934年黎明书局出版章中如《清代考试制度资料》，便属此类情形。而民国时期最有分量的科举学著作——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更是于1936年直接由国民政府考试院印行。20世纪80年代以前，台湾出版的科举学著作多数也与考选制度有关。

大陆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科举研究逐渐兴盛。许多学者从政治视角提出新见。黄留珠指出，在世界上很难找到一个国家的选官制度，像中国那样严密、完整、丰富，具有长期的连续性。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在发展过程中体现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平等原则（尽管很大程度上是虚伪的）、公开的原则（尽管营私舞弊历代层出不穷）、择优的原则（尽管统治者的主观意志每每起决定性作用）等等，形成多层次的选拔考试、试卷密封、考评人员隔离、回避等等基本做法，都是伟大的创造，不仅今天适用，而且还将适用于更长的历史时期。(43)任爽、石庆环认为，“科举制度显然是古今中外历史与社会尤其是政治制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交汇点”，科举制度与公务员制度对君主专制的中国与两党或多党制的近代西方国家几乎带来了同样的利弊：政治的稳定、行政的高效以及随之而来的官僚政治的泛滥，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种种弊端。(44)胡平认为，科举是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不平等社会里相对公平的制度，它扩大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基础，巩固了中国的统一，抑制了君主专制制度走向暴力的恶性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平等竞争的科举考试，以及它所体现的对教育的重视、对知识文化的崇尚，对贵族倾向的排斥，它所促成的政治组织的完善等等，都相当接近于近代社会的价值取向。(45)

郑若玲认为，科举对当代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影响，既有文化与精神上的明显存留，也有政治制度上的鲜明痕迹；既与本土观、当代公务员制度有承继关系，也与西方近、现代文官制度有渊源关系。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或从何种层面来看，研究科举对于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尤其是公务员制度的建立与改革都大有裨益。(46)科举制是封建社会中政治录用的典范，科举制作为一种社会权力精英的遴选机制，对近现代各国政体中的文官的形成与发展，具有直接的、深刻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古老的科举制仍然具有现代意义。作为一种精巧的政治录用方式，科举制具有恒久的价值。因此，在今日的政治实践与政治发展中，人们仍然需要对科举制不断做出新的现代政治学的诠释，以从中获得启迪与收益。(47)

确实，科举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可以说，从隋唐到明清1300年间，大部分政治精英从科举选拔出来。那些经历十年寒窗苦读、积极投身科举竞争的士人，确实抱有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想法，或者是只为了高官厚禄，“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但不可否认，也有许多人是在“修身、齐家”之后，怀着“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抱负，想干出一番事业，才背井离乡、不畏旅途艰险，跋涉几个月去京城参加考试的。而且，许多进士出身者从政之后，也真正能管理好兵、刑、钱、谷，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美国学者罗兹曼说：“科举制度曾经是联系中国传统的社会动力和政治动力的纽带，是维护儒家学说在中国的正统地位的有效手段……他构成了中国社会思想的模式。由于它被废除，整个社会丧失了它特有的制度体系。”(48)当不再用考试选官办法后，更显出科举制的政治功用。1905年废科举后出现官员选任的制度真空，导致政府用人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民国初建，孙中山便说：“任官授职，必赖贤能；尚公去私，厥为考试。”(49)他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社会特性，认为只有通过考试才能做到公平取才。为此，孙中山提出五权宪法，主张建立考试院，使考试在民国时期的政治架构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科举对西方文官考试制度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这是中国对世界文明进程的一大贡献。现代中国重建公务员制度反过来要向西方借鉴，正应验了古话所说的“礼失而求之野”。

科举首先是一种选任官员的政治制度。若仅从这一角度看，科举对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产生的影响利无疑要大于弊。科举制撇开了血缘、门第、出身、家世等先赋性因素，而将无法世袭的学问作为官员录用与升迁的基本标准。这种机制改变了官员的社会地位来源，极大地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更新了官员的成分结构，有利于澄清吏治，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官场请托、植党营私的机会，起码在政府机构的入口处限制了任人唯亲的腐败现象发生。而且唯才是取的原则，保证了官员队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古代文化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惟一的延续数千年不断的文化，古代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惟一能够在两千年间大体维护统一的广大疆域的国家，科举制度功不可没。但另一方面，科举又强化了官僚政治，使“做官第一主义”在中国根深蒂固，客观上助长了唯官、唯书、唯上的习惯和心理定势的形成，对中国社会有着长远的消极影响。

不过，以往学术界有一种错觉，以为“科举造成官本位体制”。实际上，官本位、“学而优则仕”并非科举造成，科举只是使“学而优则仕”的理论变得制度化，入仕竞争规范化而已。科举确实将天下士人的聪明才智都吸引到读书做官一条道上去。《荀子·大略》说：“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这是春秋战国时期荀子的看法。而实行科举制的时代，为学的目的不为入仕的人少之又少。科举为广大读书人提供了上升的机会，使学而优则仕大行其道。但我们应该分清楚，这并不等于说科举造成了官本位体制，说到底，科举制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因为在科举制产生之前，中国已经是一个“贵义贱利”、重道轻器的国家了，治术重于技术是儒学社会的一贯传统。魏晋南北朝时期，察举考试相当衰弱，但当时中国社会已经是等级森严、品阶齐全，官本位体制已经形成了。可见官本位体制并非科举制造成，我们至多只能说科举强化了官本位体制。

虽然科举制于1905年被废止，但传统社会的科举政治经历了现代转型，当代公务员考试制度作为科举的“替身”仍在不断演变发展。孙中山认为，科举制是相当民主的制度，比投票选举更好。他曾说：“朝为平民，一试得第，暮登台省；世家贵族所不能得，平民一举而得之。谓非民主国之人民极端平等政治，不可得也！”(50)他认为，考试用人可补单纯选举之不足，并主张在中国的共和政治中复活考选制。民国考试制度对科举制有多方面的传承，在一定意义上，民国文官考试制度是科举制的复活。

科举制诞生于帝制时代，但考试选官方式与专制统治制度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它既可以为帝制时代所采用，也可以为共和体制所采用，还可以为当代中国所采用。科举制是帝制时代的考试取士制度，走出君主体制，就不可能恢复科举制度了。但后来实行的考试选才办法从公平竞争原则和平等择优的方式来看，是一脉相承的。科举制百年祭的2005年，也是中国公务员考试热到顶点的年份，部分职位报考与录取比例最高达到1∶1000。从考试内容来看，科举考试与公务员考试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从公开报名、考试竞争、择优录取的原则来说，两者实际上是一致的。说到底，考试选才就是公平竞争的手段，并非中国帝制时代的专利。难能可贵的是，我们的祖先在那么早就发明了这种先进的选拔方式。

总之，科举的内容至为丰富，具有文官考试性质、教育考试性质、文学考试性质、经学考试性质，但科举最首要的还是一种选官考试。过去考察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史实，有许多学者强调科举制的教育功能。但也有不少学者强调科举的政治和社会功能，甚至不提其教育功能。如萧启庆便说：“科举是传统中国政治、社会与文化的一个重要机制。”(51)科举与古代政治的关系错综复杂，也是现代公务员考试的直接渊源，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而科举政治研究从一个侧面有力地支撑着科举学，促使科举学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

注释：

①王亚南：《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第二大杠杆——科举制》，《时与文》二卷十四期，1947年12月。

②李弘祺：《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第14页，第160页，第245页。

③刘海峰：《唐代选举制度与官僚政治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④卓遵宏：《唐代进士与政治》，台北：“国立”编译馆，1987年，第3页。

⑤《唐摭言》卷一《散序进士》。

⑥张希清：《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44页。

⑦《金史》卷七三《完颜守贞传》。

⑧(25)桂栖鹏：《元代进士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1-42页，第70-90页。

⑨《明史》卷七十《选举志》。

⑩李铁：《中国文官制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66页。

(11)余明贤：《清代都察院之研究》，转引自刘岱总主编：《中国文化新论（制度篇）：立国的宏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167页。

(12)《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

(13)何乔远：《闽书》卷三十四《建置志·建宁府》。

(14)《旧五代史》卷一一七《周书》八《世宗纪》载后周世宗显德四年八月兵部尚书张昭疏。

(15)《唐摭言》卷一《述进士上篇》。

(16)《燕翼诒谋录》卷一《进士特奏》。

(17)《全唐文》卷六《求访贤良限来年二月集泰山诏》（贞观十五年）。

(18)徐珂：《清稗类钞》“考试类”《以科名奔走天下士》。

(19)《政典类纂》卷一九一引邸抄。

(20)《金文最》卷二三《玉堂嘉话》。

(21)徐秉愉：《金代女真进士科制度的建立及其对女真政权的影响》，《台大历史学报》第三十三期，2004年6月。

(22)杨维祯：《铁崖先生集》卷二《送王好问赴春官序》。

(23)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元末殉难多进士》。

(24)萧启庆：《元明之际士人的多元政治抉择——以各族进士为中心》，《台大历史学报》第三十二卷，2003年12月。

(26)《元史》卷一九六《获丁独步传》。

(27)(42)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台北：学生书局，1967年，第354页，第353页。

(28)W. A. P. Martin. The Lore of Cathay or the Intellect of China. Edinburgh and London, 1901, 326.

(29)何永佶：《中国式的代议制度》，《观察》四卷十一期，1948年5月。

(30)邓云乡：《清代八股文》，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9页。

(31)《明会典》卷七八《风宪官提督》所载明天顺六年敕谕。

(32)王惠琛：《清代台湾科考之乡会试问题研究》，《南台科技大学学报》第二十七期，2002年12月。

(33)谢宏维：《棚民、土著与国家——以清代中期江西省万载县土棚学额纷争案为例》，《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

(34)屈超立：《科举制的廉政效应》，《政法论坛》2001年第5期，第149-156页。

(35)屈超立：《科举制度与监察机制的关系论述》，《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36)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九《袁桷墓志铭》。

(37)齐如山：《中国的科名》，见《齐如山全集》（第9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9年，第5124页。

(38)《金史》卷八《世宗本纪》。

(39)柳开：《河东先生集》卷九。

(40)韩国磐：《唐代的科举制度与朋党之争》，《厦门大学学报》1954年第1期。

(41)何冠环：《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99-100页。

(43)黄留珠：《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述略》，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0页。

(44)任爽、石庆环：《科举制度与公务员制度中西官僚政治比较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1-12页。

(45)胡平：《试论科举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影响》，《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46)郑若玲：《科举学：考试历史的现实观照》，《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47)房宁：《科举制与现代文官制度——科举制的现代政治学诠释》，《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6期。

(48)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8页。

政治科学篇（4）

一、中国政治学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特别是1979年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政治学要补课”以来,短短的20年中,中国政治学就经历了恢复和发展这两个历史阶段,其间虽多有曲折甚至反复,但成就十分显着:

首先,开展了政治学理论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中国政治学在恢复之初,很大程度上是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学科体系为起点,甚至为基本框架的,这使得80年代前、中期出版的一些“政治学原理”教材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没有多少区别,缺乏鲜明的学科特色。为改变这一状况,政治学界付出了艰苦的努力,80年代后期一些政治学者开始以政治学的理论逻辑和范畴体系思考政治学问题,出现了一批以《权力政治学》(李景鹏,1993)、《政治学基础》(王浦劬等,1995)、《政治学原理》(汪锡奎等,1997)等为代表的政治学力作。中国政治学开始形成相当独立、自成体系的范畴体系。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学科地位已经无可动摇地确立下来,社会科学界已经普遍认同政治学具有自己独特的范畴、理论和方法,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其次,大量引进国外特别是西方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历史和社会基础决定了西方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对处于初建阶段的中国政治学而言,西方政治学中无疑包含许多值得借鉴之处。有鉴于此,中国政治学界80年代以来翻译了大量西方政治学名着名篇,并对西方特别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方法如政治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系统理论、政治团体理论、政治精英理论、政治沟通理论和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理论与方法以及政治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多元主义、社群主义、法团主义等政治思潮作了初步的整理、分析与研究。这些工作为初创时期的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营养和推动力量,也为其进一步繁荣发展奠定了必要基础。

第三,拓宽了政治学研究领域和方法。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的20年,也就是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不断充实、丰富,学科领域不断拓展的20年。这种拓展和丰富又表现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从广度上看就是逐步涉猎政治学的一些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如政治文化学、政治发展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传播学、生态政治学等;从深度上看,则是对一些传统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如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行政学进行细化和纵深研究。如对行政学研究细化为行政学原理、比较行政学、行政制度、区域行政、部门行政、层级行政等等。与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拓展相关联的是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除传统的规范研究方法,如阶级分析法、价值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机构制度分析法以外,也开始运用现代实证研究方法,如社会学研究方法(如政治精英分析、政治团体分析、政治角色分析及政治文化分析等)、经济学研究方法(如理性选择分析、博奕——联盟理论、公共政策分析等)、心理学研究方法、政治行为研究方法等,对政治生活中的微观现象如个人或集团的政治行为进行分析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

第四,愈来愈注重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从而确立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根本生长点和立足点。中国政治学在重视学科建设和体系建构的同时,逐渐加大对中国现实政治的研究力度,特别是对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做了研究和回答。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关系;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征与内涵;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强化中央权威与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中国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的权力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方法、步骤和突破口;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等等。虽然从总体上讲,政治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还是初步的,但是政治学对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指导。在肯定中国政治学20年的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应对存在的不足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毋庸讳言,政治学自恢复以来的发展,不仅远逊于经济学,而且与同时恢复的法学、社会学等学科日新月异的发展相比,也显得缓慢迟滞,后劲不足。

在研究内容上,还有不少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和解决,政治学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对政治学的一些基本范畴及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如政治、权力、民主、国家、共和、等,还缺乏深层次的理论研究。

在研究的取向上,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有许多应由政治学回答的问题,政治学没有去研究、去回答。如民族问题是政治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对民族政治问题的研究则很薄弱,迄今尚无一本《民族政治学》的专着问世。此外,政治学研究中的“两张皮”现象仍较普遍,或者以政治价值裁剪政治事实,或使政治研究仅停留在制度表面,无法深入。造成此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学研究队伍以学者型为主,从事实际政治工作的政务型人员很少,学者和的分割非常厉害,缺乏应有的沟通和合作。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研究对研究方法的创新重视不够,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缺乏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和学科特色,仍未能实现从“应然”研究方法向“实然”研究方法、静态研究方法向动态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向定量研究方法的根本转变(注:参见李景鹏:《论权力分析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地位》,《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 因而,从总体上讲,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还不够丰富。

在研究的学术性上,政治学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准和科学性还较低,缺乏现实感和原创性。如对国外政治学发展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客观介绍上,甚至还存在着“食洋不化”的问题,尚未能做到分析、批判、借鉴为我所用。因此,中国政治学亟需在学科建设上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

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前瞻

面对着世纪之交的中国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转型,政治学同样处在不进则退的学科调整和创新的转折关头,它能否从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上,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既充分考虑到中国政治学本身发展的现状及其内在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总体走向,将直接关系到政治学研究能否走向繁荣兴旺,能否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为此,中国政治学界至少应在以下几方面做出艰苦的努力。

首先,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必须把政治性与学术性有机结合起来。

所谓政治学的“政治性”就是政治学必须根植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土壤之中。这一命题包含着两方面的涵义:其一,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社会政治生活在理论形态上的反映、结晶和升华,它必须也应该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及时地观察和研究政治现象变化、发展的过程,解决社会存在的现实政治问题。与实际的政治生活相脱离的政治学,只能成为一种空洞的抽象物而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应有活力。其二,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又有其特殊性,它是社会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领域里最核心的部分,它所涉及的政治生活比其他社会生活具有更为鲜明的阶级性,“更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因此,政治学比其他学科更直接、更集中地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或者说,主导政治学各种理论、思潮变化、兴衰、沉浮的因素,归根到底是政治发展规律,简言之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

就中国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给我国的政治学提出了许多亟待深入研究并予以正确解决的重大新课题,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目标模式、外部条件、系统体制、结构机能、法律形式、具体政策和管理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主要任务、突破口和重点、途径、步骤和方法等等。这就要求政治学研究必须面向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特别是贴近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围绕着上述各种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开拓性研究,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及时、科学而富有成效的理论依据和对策建议,为此要克服以下三种错误倾向: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原着中寻求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现成答案,或是僵化地、教条主义地拿着某些具体结论任意地规定、查照和裁判政治学的研究;二是生吞活剥地引用、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学的一些概念、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并以此来裁剪中国政治现实,把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概念化、公式化。三是把政治学的政治性片面理解为对现实政治特别是现行法律、政策的单纯注释和论证。总之,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只有深深扎根于政治实践中,努力从实际政治生活中获取第一手资料,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规律,预测我国政治发展的前景,从而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我国的政治学科才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也才能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这方面,需要实现政治权威体系和知识界之间的广泛沟通、交流与合作。所谓政治学的学术性,是指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方法体系,它对于社会政治实践的研究应该是科学的、系统的、严谨的研究,以揭示社会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政治学对政治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治首先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然后才是服务的对象,政治学研究并不仅仅是提供直接解决具体政治问题的“药方”,更重要的是提供分析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有鉴于此,政治学研究就应有其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要按照学术活动的固有规律开展其研究活动,特别是其中的基础理论研究,更是构建中国政治学的关键,迫切需要理论的创新:一是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的政治思想,真正从理论体系、基本立场和方法的层次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和邓小平理论思想的灵魂和精髓,作为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方法原则;二是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特别现代西方政治学的新思想、新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批判地吸取其合理成分;三是总结中国历代政治学说和政治文化,清理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源流和脉胳,从而科学地吸收其精华,使之成为我国政治学理论中的有机内容。在前三项工作的基础上,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和时代气息的相对独立、自成体系、逻辑严密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

其次,当代中国政治学仍应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这首先意味着必须正确认识执政党和政府在我国政治发展中的功能。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途径是改革现行政治体制,但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所存在的弊端完全是因为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落后,故而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坐等这些条件的成熟才能有所突破。此种看法实际上忽视了执政党和政府的能动作用。从最终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发展固然受制于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但执政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制度或政策正确,措施得当,便可以成为其强有力的推进器。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应正本清源,更深入地研究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政治体制中的弊端究竟有哪些源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落后,又有哪些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有关,如何克服。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早已明确规定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但在国家实际政治生活中,人大的权力和职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其人员配备、机构设置和法律规定等方面均有与其职能不相适应的地方,究其原因,仅仅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恐怕难以有足够说服力的解释。要真正做到十五大报告所要求的:“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我们党和政府的积极努力和创新精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这方面,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应紧密结合政治现实,深入调查研究,并进行科学缜密的论证,及时向党和国家决策部门提供切实可行的实际思想和具体方案。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还意味着必须加强对制度建设的研究。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 和长期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虽然作为根本性或基本性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也已经确立,但它们并未达到成熟和完善的程度,与其相适应的具体的政治体制更存在着种种缺陷和弊端。因此,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成为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具体说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大的立法和监督职能,改善人大的组织和人大的工作方法;二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加强人民政协的建设,进一步改善共产党与派的关系,扩大政治协商的内容和形式,加强派的自身建设,充分发挥派的政党功能;三是要研究如何加强直接民主制度建设,主要是加强城乡群众自治制度和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建设,保障人民民利的实现;四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选举制度建设,严格执行选举法,并在基层民主选举中引入竞争机制;五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政治监督制度,包括同体监督制度与异体监督制度,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当代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的研究还要把静态方法与动态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问题的研究并不仅限于静态的规范化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而且也包括动态的政治运行机制,例如既要研究在宏观政治结构中如何使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各国家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关系,依据民主原则形成明确的制度规范;又要研究在微观政治结构和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如何把民主原则同执政党的领导方式、组织方式联系在一起,同政府的各项职能和工作联系在一起,同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联系在一起,同人民群众的民主实践联系在一起,用沟通、创议、协商、选举、决策、监督、罢免、复决等具体的、制度化的程序来体现人民对国家的统治权和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建立和健全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民利的政治运行机制。对上述这些问题的研究正是中国政治学的现实性和生命力之所在,是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和理论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希望之所在。

第三,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应将规范方法与经验方法有机结合起来。

政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和自然科学既有某种相似性,又有着迥然不同的一面。说两者相似,是因为它们都以揭示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社会界和人类思维等领域)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己任。就这个意义而言,采用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它的一些方法和工具,在一定范围内对政治现象作尽可能准确的量化研究是必要的,它有助于深入探求政治活动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应该说,这是政治学科本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政治科学篇（5）

二、教材分析：

1．用学生进入现代社会从事现代生产、学习、工作和生活所必需的基础内容教育学生。从生产和生活的实际出发，适当拓宽知识面，以开阔学 生的眼界，培养学生面向未来的适应能力，体现义务教育的性质和任务。

2．教材内容的理论与实际很好地结合，有利于培养学生运用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解决生活和生产中常见的问题的能力，还可以分散学习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以减轻学习时的困难。为了有利于教师安排教学和便于学生学习和掌握，每章教材的篇幅力求短些，使重点较突出。

3．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注意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使学生学得积极主动。根据一个合格公民的需要精选教材，从深度，广度以及习题难度上合理安排。

4．为了调动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帮助学生理解概念和记忆所学的知识，教材中编入了数页彩图和图表。为了符合学生的年龄特征和认知规律，便于教和学外，在教材内容的叙述上力求使学生愿读、易懂、有兴趣。

三、教学目的和要求：

1。理论知识联系生产实际、 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实际，学生的生活实际，使学生学以致用。Ji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的学习方法，培养学生的能力和创新精神，使学生会初步运用知识解释或解决一些简单的问题。

2。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注意启发学生的智力，培养学生的能力。使学生学习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学习一些基础知识，学习一些基本技能，了解知识在实际中的应用。

3。培养学生的科技意识、资源意识、环保意识等现代意识，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四、 具体措施：

1。重视基本概念的教学

在教学中，既要注意概念的科学性，又要注意概念形成的阶段性。由于概念是逐步发展的，因此要特别注意遵循循序渐进，由浅人深的原则。对于某些概念不能一次就透彻地揭示其涌义，也不应把一些初步的概念绝对化。在教学中要尽可能做到通俗易懂，通过对现象和事实的分析、比较、抽象、概括，使学生形成概念，并注意引导学生在学习，生活和劳动中应用学过的概念，以便不断加深对概念的理解和提高运用知识的能力。

2。加强政治用语的教学

这样，既有利于学生记忆，又有利于加深他们对政治用语涵义的理解。还应注意对政治用语进行分散教学，通过生动有趣的学习活动和有计划的练习，使学生逐步掌握这些学习政治的重要工具。

3。加强实践教学

政治是一门以实践为基础的学科。实践教学可以Ji发学生学习政治的兴趣，帮助学生形成概念，获得知识和技能，培养观察和实践能力，还有助于培养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的学习方法。因此，加强实践教学是提高政治教学质量的重要一环。在教学中，要坚决防止只重讲授、轻视实践的偏向。

政治科学篇（6）

2 培养学生的主人翁意识

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是主体，是知识的受承者，教师只起着教育和引导的作用，要掌握真正的理论知识，学生的主动学习才是最重要，但如何引导学生去主动学习呢？这首先要培养出学生浓厚的兴趣，对于政治学科来言，课本上的知识是比较枯燥乏味的理论知道，如果没有其特色的地方，根本吸引不了学生的眼球，很容易让学生在理论的学习过程中提不起精神，其次是课程上，多采取活跃的语言，培养学生的自主控制能力，提高学生的主人翁意识。再次需要改革教师的教学方法，克服“照着书本念”的教学方法，改变教师是领导者的观念，建立互动课堂，真正树立起学生是教学主体的思想。

3 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实现形象化、关联化

在现代化的教学中，多媒体教学同样应引用到政治学科中来，多媒体教学能使这些死板的政治理论在教学上更生动、更直观、更形象，也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教学内容。多媒体教学采用动画和照片的形式将教学内容呈现在学生面前，其强烈的视觉冲激，可以集中学生注意力，引导学生的思维流动，增强学生的记忆力。如，可采取故事性的动漫形式，把一些理论知识贯穿故事的情节中去，让学生实现在学习过程中体会到乐趣。也让学生明白，在学习中体会生活，在生活中能关联到政治这门学科中来，很好地增强了其形象的一面。在生活中，也能举一反三地出现这些理论知识，让枯燥的学习变得多元化，能很好地在生活中依旧学习到不同的其他理论知识，也能更好地提高学生的积极性与能动性。

4 灵活地采取循序渐进的教学方针

新课标的核心课程理念是“以学生的发展”为本，教师只是教学的组织者和指导者，所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审视自己的教学行为，改进自己的教学实践。不再用一些死理论、死方式去指导学生，要灵活地采用步步相宜的方式，引导学生循序渐进地增强自己所掌握的知识，理解通透，成熟自己的理论常识，加深自己的理解性。循序渐进的方式不但可以转变学生不正确的观念，提高学生在课前预习与复习的积极性，也能活跃课堂气氛，让每一个同学在讨论中体现自己的价值，在活动中找到学习的真谛。采用灵活的循序渐进的方法，可以更多地鼓励学生去主动学习，在生活中有更多的政治思想，提升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也能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下，开拓创造性思维，加强自我修养。

5 教师要提升自我能力，不断改进教学方法

政治科学篇（7）

近些年来，因为工作关系，走访了许多设置政治学学科的高校，拜访了相关学科的部分专家、学者，同时通过参加学术会议、阅读相关的学术著作和论文等，对高校政治学学科的本科教学情况有一些粗浅的认识和体会，本文试图对此进行简单的概括和总结。

一、基本情况

我国政治学学科自从上世纪80年代得到恢复重建后，陆续在全国各类重点高校中普遍得以设置和发展。高校中设立政治学学科的院系主要有公共管理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院、行政学院、政法学院、政治与行政管理系等。有些学校政治学科的整体实力较强，已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建制；而有些学校的政治学科尚处在发展之中，在师资等方面还没有与法学等学科相分离。

从本科阶段的专业设置来看，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得到了普遍开设；国际政治专业则主要集中在一些综合性大学；外交学作为新兴的专业则刚刚起步。2006年招生目录显示，目前招收政治学与行政学本科专业的高校有62所；招收国际政治本科专业的高校有33所；招收外交学本科专业的高校有6所。

从师资及招生规模来看，政治学科本科生招生总体规模在不断地扩大，目前平均为120人/年左右(大部分学校包括行政管理专业)。从总体上看，各校师资力量已渐成规模，其中的一些知名大学在教师总数、高级职称人数比例和博士学位获得者比例等方面尤为突出，目前教师与学生人数之比平均大致为1:10。

从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来看，在主干课程方面，各高校政治学学科下的几个专业基本都开设了政治学理论的基础课程，除此之外，政治学专业大部分开设了行政学、西方政治思想史、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比较政治制度、中国政府与政治等课程：国际政治专业开设了国际政治概论、国际关系史等课程。其他相关的课程如社会学、法理学、管理学等也广泛得到设置，基本形成了政治学科较为完整的课程设置体系。在配套的教材使用方面，有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系列教材，国家“九五”、“十五”和“十一五”规划教材，也有相当部分学科发展相对较为成熟的高校采用了自己编写出版的教材。

二、总体评价

本科阶段教学是高校政治学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扩大学科影响力、推动学科发展，并为学科发展储备人才的一个基本阶段。因此，各高校都十分重视本科阶段政治学科的教学工作，在学科指导思想、教学内容规划、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首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指导地位。在本科生的课程设置中，各高校普遍使用的是近期涌现出来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立场的优秀教材，如王惠岩主编的《政治学原理》、张永桃主编的《行政管理学》、谢庆奎主编的《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等。这些课程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指导观察、分析、解答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政治现象、政治关系和政治问题，并力求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和方法，做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了实践基础上的政治与行政理论的创新。

其次，引进和吸收了西方政治学理论的优秀成果。西方政治学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其中不乏优秀的可供我们学习借鉴的成果。政治学科恢复重建以来，也不断地介绍和引进西方政治学的优秀成果，为政治学科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如“西方政治思想史”和“比较政治制度”等课程的普遍设立，已成为政治学本科教学内容的又一个特点。同时方法论问题开始得到重视，实证研究、经验研究、比较研究、量化研究等方法开始被引入中国政治学研究之中，对学术规范也越来越重视。

再次，结合中央开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强了对中国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政治学科的应用性相对较强，许多理论的提出就是对现实总结归纳的结果。目前中国正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有许多方面的问题都值得政治学界去深入研究，给出理论上的解释和回答。如对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成功经验所进行的解释性研究，以及对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在政治理论方面的阐释等，都涌现出许多研究成果，具有很好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此外，开始注重探索人才培养与公务员队伍建设的衔接。政治学在培养政治理念以及政府管理的理论知识方面具有自身的优势，而这也是现代政府公务人员所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因此，如何使高校政治学科的教育与为公务员队伍建设相衔接、为公务员队伍输送高素质的专业人才成为一个新的课题，许多高校为此在本科生的培养目标及相应的课程设置等方面做了相应的调整，此类课程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

近年来，高校的政治学研究也在各个学科领域和分支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高校政治学学者在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中国政府与政治、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以及政治学的交叉学科等领域都取得了重要进展，在学科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和谐社会、政府理论、科学发展观、农村问题等成为研究热点，政治学方法得到更为深入的研究和应用。同时，随着规范研究的不断深入，方法论问题在政治学的整个领域内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政治学研究正显现出理论深化、面向现实、多头并进的良好局面。

三、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国政治学科建设自恢复重建以来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也还存在和出现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师资队伍、课程设置、教学模式等几个方面。

首先，师资队伍还比较薄弱。从全国范围来看，各院校的师资队伍情况参差不齐，总体上师生数量比平均为1:10，有些高校甚至只有1:20，这说明了师资在数量上还不充足。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以下结果：教师的课程负担会比较重，忙于教学而科研时间被压缩；有些重要课程因缺乏师资可能被迫不开，学生不能很好地得到教师的专门指导。而在质量方面，虽然教师中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约占教师总数一半左右，但有博士学位者占教师总数的比例并不高，受过良好政治学训练的师资仍然缺乏，高素质的专业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也还不足，发展后劲受到制约。还有部分教

师原来是从事哲学、法学和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的教学研究，后来开始转到政治学专业上来，缺乏良好的专业知识培养，也多少影响到他们的教学和科研水平。师资问题无疑是当前政治学本科教学的最突出问题，势必会影响到本科学生教学的质量和整个学科的长远发展。

其次，课程设置有不尽合理之处。从各高校政治学科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来看，大都比较注重理论教育，持操作性和实证性倾向的政治研究仍显不足，普遍缺少系统的方法论类课程、缺少名著导读类的课程，而这些课程对于引领学生走入专业大门，培养其学术兴趣和加强学术规范训练非常重要。另外，还存在着公共课程比重过大而专业课程没有得到突出，课程多而不精、有些课程内容大同小异或者知识老化过时、教材选用不当的问题。少数高校由于师资不足，存在“因人设课”，或者勉强开课的情况。这些都直接影响到教学质量，进而影响到学生的专业知识培养。课程设置针对性不强、人才培养模式过于单一，没有形成自己特定的专业竞争优势，从而给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带来诸多不便。

再次，教学模式过于单调。本科阶段的教学主要地还是灌输式的集中讲授，教师和学生之间缺乏互动，学生的自主思考得不到很好的激发。当然，这与师资的不足有直接关系，但同时也反映出教学理念创新不够，存在照本宣科的现象，教学内容枯燥乏味，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的课外学习缺乏来自教师的必要指导，其思维方式和科研能力得不到很好的发展。

学术研究上，对于基础理论的研究进展缓慢，部分学者热衷于基本政治价值而忽略了现实政治问题；对政治实践的调查和研究有待深入，在具体研究论题方面存在着忽冷忽热的现象；在方法论的发展上仍显不足，表现为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具体理论分析工具的结合上尚有欠缺，同时缺少原创性理论。

四、几点建议

鉴于上述情况，许多高校对加强和改善政治学本科教学提出了诸多建设性的意见：有的认为应当整合和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充实加强师资队伍：有的认为政治学本科的教学应当从单纯知识教育转向素质、知识和能力的系统教育：有的认为教学模式应当从单向的、被动接受型教育转向师生互动式、创新发展式教学；还有的强调人才培养应当从专业型人才教育转向复合型人才教育，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具体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政治科学篇（8）

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专业与学科体系中开始有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和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科的设置、建设与发展，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基本同步的，经历了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三个阶段，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梳理建设历程、分析发展原因和总结成功经验，将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又快又好地发展。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简要历程

1.思想政治教育（1984—1995）

设置本科层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一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全国人才需求调研结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才奇缺；二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讨论，一致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

1983年7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的《国营企业职工政治工作纲要》（试行）指出“：中央和地方要筹办以培养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干部为目标的政治院校。现有的全国综合性大学、文科院校，各部、委、总局所属的大专院校，有条件的都要增设政治工作专业或政治工作干部进修班”“，要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在全国形成一个初级、中级和高级的政治工作干部的教育训练体系”“，努力造就一大批思想政治工作能手，一大批精通思想政治工作的专家”。

教育部于1984年连续发出三个文件，布置在部分高等院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开办本科班、第二学士学位班、大专起点本科班的工作。1984年正式设置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属于法学门类、政治学一级学科。全国首批办学点共13家。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经过几年本科层次的办学经历、经验积累以及社会需求，党中央、教育部、各高等学校和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可以进入硕士研究生培养阶段。1987年5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指示“有关院校要认真办好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办好第二学士学位班，并创造条件培养这方面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为造就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专门人才开辟一条新路。”

198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修订硕士、博士研究生专业目录，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中增设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军事学一级学科中增设军队政治工作学专业。经过严格审批程序，1988年全国10所高等院校获准首批招收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1990年学科评议组正式通过相关学校的硕士学位授予权。

2.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1996—2005）

1991年起，中国人民大学许征帆教授开始领衔挂靠科学社会主义学科招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博士生。这是全国首家、也是当时唯一一家。1995年国务院学位办委托专家组到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校进行调研，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教学、科研和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情况作综合评估。准备设置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点。调研组建议：将思想政治教育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合并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设置博士点。

199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发《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在新目录的法学门类、政治学一级学科中设置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和相应的硕士点、博士点，代码为030205。

首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点全国只有三家：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与华中师范大学合作）、清华大学（与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合作）。1997年首次招收博士研究生。本科层次的政治教育（师范）与思想政治教育合并，名称统一为思想政治教育，设置师范与非师范两个专业方向。既可授法学学位、也可授教育学学位。从此，形成了本科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和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名称上的不一致。

3.思想政治教育（2006—）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2005年12月23日的学位【2005】64号文件指出：“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等学校教育教学中的指导地位，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培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经专家论证，决定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

从此，思想政治教育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等5个二级学科中的一个。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名称在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层次得到统一。2008年4月又增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共包括6个二级学科。

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学位点拥有一级学科博士点21个、硕士点73个；二级学科博士点213个，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52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26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47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22个，思想政治教育66个，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待设；二级学科硕士点842个，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204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100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189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96个，思想政治教育253个，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待设；本科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办学点大约300个。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主要原因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为什么能够在短短24年间从无到有迅速发展壮大？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今后怎样才能实现又好又快地发展？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党中央高度重视、专家学者共同努力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继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

1.党中央高度重视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前提条件

第一，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特事特办、重点扶持。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以为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以为总书记党中央，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始终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始终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发表了许多重要指示，颁布了中央16号文件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指明了方向。

第二，采取有力措施切实贯彻特事特办原则。从1984年设立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1988年招收硕士研究生，1996年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点，到2005年设置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2006年批准21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都是中央文件决定的，无一不是特事特办，没有其他如何一个学科享有这样的规格；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纳入其中，在设立教育部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地时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规定和要求等，都是中央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具体举措。

第三，加强组织领导确保重点扶持得以落实。教育部先后由政教司、思想政治工作司、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社会科学司等一个甚至两个司局领导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和专业，各省市自治区、各高等学校也都有相应的组织机构管理这一学科和专业。这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幸运之处，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快速发展的组织保障。

2.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客观基础

第一，设置、建设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建设事业需要确保证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需要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需要克服和清除各种消极落后现象和不良社会思潮，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需要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设置与发展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

第二，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既面临有利条件，也面临严峻挑战。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面对新形势、新情况，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不够适应，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极为紧迫的重要任务。解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存在问题，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和现代化，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依托和支撑。

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具有理论性和应用性两个特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宣传与传播，需要正确的原则和方法。设置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适应了这一重大需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成果为此提供了理论、原则、思路与方法。

3.专家学者共同努力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内在动力

专家学者是个广义的概念。教育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高等学校的很多相关领导同志，他们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专家学者，有的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专家学者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离不开专家学者辛勤努力、不断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同仁申请和完成了一批高层次科研项目，出版了众多著作与教材，发表了大量高水平学术论文，获得了包括国家、教育部和各省市自治区奖励；在学科理论创新、完善学科体系、学位点建设和培养高层次人才等各个方面做出杰出贡献。

第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及学术委员会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方向、理论研究、学科建设、课程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专业化、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科学化以及沟通信息、总结交流经验、团结队伍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引领作用。研究会在、教育部领导下，1984年2月在上海成立。至今已拥有31个省区市、军队院校系统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体会员33个。研究会举办学术会议、举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优秀专著与论文的评奖、出版论文集、创办学术性刊物《思想教育研究》、成立学术委员会，加强与有关学科专家学者的联系，推动基础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2007年春开始，学术委员会就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及辅导员工作理论与实践两大专题进行研讨，组织相关专家学者分别承担两个系列共22项专题研究，预定于2008—2010年分批出成果。

第三，报刊杂志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中具有积极推动作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都定期设有思想政治教育版面；《马克思主义研究》、《教学与研究》、《高校理论战线》、《求是》等都设立思想政治教育专栏；《思想理论教育导刊》、《思想教育研究》、《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思想理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等刊物的办刊质量都有很大提高；最近，《北京教育》出版了《北京教育（德育）》版。报刊杂志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发挥了媒介平台作用，也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中提升了自身的学术水平和刊物品位。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重要意义

新时期最显著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与和谐社会建设必须加强与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也是改革开放的生命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设置、建设与发展，对顺利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学科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为改革发展稳定、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的“生命线”工程提供理论、学理和人才支持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为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的结论提供学科依据。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不是一门科学的问题就引起了争论和讨论。如1980年8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的文章。1982年，、教育部联合召开政治理论教育座谈会，一致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但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一直存在疑问。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设置、建设与发展，才从学理和学科层面解决了这一问题，结束了一些无谓的论争。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生命线提供理论基础。思想政治工作是生命线的提法可以追溯到红军时期，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都被党中央和思想政治工作人员所确认。但从理论与学科、历史与现实等角度科学论证和系统证明生命线结论，使之建立在理论和学科之上，则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充分发展之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为加强和改进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人才条件。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自创办以来，培养了数十万优秀人才，大量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生奋战在思想政治工作第一线。他们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岗位上发挥着骨干作用。

2.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使得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内涵和基本原则更加明确。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在2004年中央16号文件中得以确立，不再存在其他概念和说法，避免产生歧义和造成混乱。16号文件也明确了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坚持教书与育人相结合；坚持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坚持政治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坚持教育与管理相结合；坚持继承优良传统与改进创新相结合。上述6条重要原则的确立，既是思想政治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更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结晶。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明确和规范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与内容。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入进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素质教育；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形势政策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途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课程负有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职责；高等学校各门课程都具有育人功能，所有教师都负有育人职责；深入开展社会实践；大力建设校园文化；主动占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解决大学生的实际问题等，实现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内容与效果的有效结合。上述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和内容取得的共识，得益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设成果，是建立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比较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的。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设立，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奠定学科基础。新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中国近观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由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和六个二级学科支撑，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和思想政治教育与新四门课程分别具有直接对应关系。要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优秀课程，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强有力支撑。

3.设置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学科体系更加完善

第一，先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后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具有重要作用。1996年设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思想政治教育是其中两个大方向中的一个，而且是学科体系相对比较成熟的学科。在2005年底设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思想政治教育独具特色、兼有理论性和应用性的特点。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现社会主义大学的性质和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学的性质和方向，也是中国大学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重要保障。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设置，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在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的12个学科门类中，虽然在哲学、经济学等门类中有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学科，但始终缺少从整体性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思想政治教育等六个二级学科的设立，填补了从整体上系统研究、把握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学科空白，使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得以进一步完善。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春天已经来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进程任重道远。让我们共同努力，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又好又快地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批转《国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纲要(试行)》(1983年7月1日)[DB/OL](2007-06-07)[2008-10-26]

[2]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院校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若干规定的通知》(1984年9月4日)[DB/OL](2005-06-20)[2008-10-23]

[3]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1985年8月1日)[DB/OL](2008-04-19)[2008-10-29]

政治科学篇（9）

1991年起，中国人民大学许征帆教授开始领衔挂靠科学社会主义学科招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博士生。这是全国首家、也是当时唯一一家。1995年国务院学位办委托专家组到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校进行调研，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教学、科研和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情况作综合评估。准备设置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点。调研组建议：将思想政治教育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合并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设置博士点。

199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发《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在新目录的法学门类、政治学一级学科中设置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和相应的硕士点、博士点，代码为030205。

首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点全国只有三家：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与华中师范大学合作）、清华大学（与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合作）。1997年首次招收博士研究生。本科层次的政治教育（师范）与思想政治教育合并，名称统一为思想政治教育，设置师范与非师范两个专业方向。既可授法学学位、也可授教育学学位。从此，形成了本科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和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名称上的不一致。

2.思想政治教育（1984—1995）

设置本科层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一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全国人才需求调研结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才奇缺；二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讨论，一致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

1983年7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的《国营企业职工政治工作纲要》（试行）指出“：中央和地方要筹办以培养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干部为目标的政治院校。现有的全国综合性大学、文科院校，各部、委、总局所属的大专院校，有条件的都要增设政治工作专业或政治工作干部进修班”“，要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在全国形成一个初级、中级和高级的政治工作干部的教育训练体系”“，努力造就一大批思想政治工作能手，一大批精通思想政治工作的专家”。

教育部于1984年连续发出三个文件，布置在部分高等院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开办本科班、第二学士学位班、大专起点本科班的工作。1984年正式设置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属于法学门类、政治学一级学科。全国首批办学点共13家。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经过几年本科层次的办学经历、经验积累以及社会需求，党中央、教育部、各高等学校和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可以进入硕士研究生培养阶段。1987年5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指示“有关院校要认真办好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办好第二学士学位班，并创造条件培养这方面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为造就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专门人才开辟一条新路。”

198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修订硕士、博士研究生专业目录，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中增设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军事学一级学科中增设军队政治工作学专业。经过严格审批程序，1988年全国10所高等院校获准首批招收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1990年学科评议组正式通过相关学校的硕士学位授予权。

3.思想政治教育（2006—）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2005年12月23日的学位【2005】64号文件指出：“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等学校教育教学中的指导地位，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培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经专家论证，决定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

从此，思想政治教育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等5个二级学科中的一个。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名称在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层次得到统一。2008年4月又增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共包括6个二级学科。

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学位点拥有一级学科博士点21个、硕士点73个；二级学科博士点213个，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52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26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47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22个，思想政治教育66个，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待设；二级学科硕士点842个，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204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100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189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96个，思想政治教育253个，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待设；本科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办学点大约300个。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主要原因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为什么能够在短短24年间从无到有迅速发展壮大？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今后怎样才能实现又好又快地发展？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党中央高度重视、专家学者共同努力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继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

1.党中央高度重视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前提条件

第一，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特事特办、重点扶持。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以为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以为总书记党中央，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始终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始终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发表了许多重要指示，颁布了中央16号文件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指明了方向。

第二，采取有力措施切实贯彻特事特办原则。从1984年设立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1988年招收硕士研究生，1996年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点，到2005年设置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2006年批准21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都是中央文件决定的，无一不是特事特办，没有其他如何一个学科享有这样的规格；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纳入其中，在设立教育部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地时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规定和要求等，都是中央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具体举措。

第三，加强组织领导确保重点扶持得以落实。教育部先后由政教司、思想政治工作司、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社会科学司等一个甚至两个司局领导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和专业，各省市自治区、各高等学校也都有相应的组织机构管理这一学科和专业。这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幸运之处，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快速发展的组织保障。

2.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客观基础

第一，设置、建设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建设事业需要确保证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需要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需要克服和清除各种消极落后现象和不良社会思潮，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需要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设置与发展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

第二，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既面临有利条件，也面临严峻挑战。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面对新形势、新情况，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不够适应，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极为紧迫的重要任务。解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存在问题，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和现代化，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依托和支撑。

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具有理论性和应用性两个特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宣传与传播，需要正确的原则和方法。设置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适应了这一重大需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成果为此提供了理论、原则、思路与方法。

3.专家学者共同努力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内在动力

专家学者是个广义的概念。教育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高等学校的很多相关领导同志，他们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专家学者，有的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专家学者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离不开专家学者辛勤努力、不断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同仁申请和完成了一批高层次科研项目，出版了众多著作与教材，发表了大量高水平学术论文，获得了包括国家、教育部和各省市自治区奖励；在学科理论创新、完善学科体系、学位点建设和培养高层次人才等各个方面做出杰出贡献。

第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及学术委员会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方向、理论研究、学科建设、课程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专业化、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科学化以及沟通信息、总结交流经验、团结队伍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引领作用。研究会在、教育部领导下，1984年2月在上海成立。至今已拥有31个省区市、军队院校系统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体会员33个。研究会举办学术会议、举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优秀专著与论文的评奖、出版论文集、创办学术性刊物《思想教育研究》、成立学术委员会，加强与有关学科专家学者的联系，推动基础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2007年春开始，学术委员会就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及辅导员工作理论与实践两大专题进行研讨，组织相关专家学者分别承担两个系列共22项专题研究，预定于2008—2010年分批出成果。

第三，报刊杂志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中具有积极推动作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都定期设有思想政治教育版面；《马克思主义研究》、《教学与研究》、《高校理论战线》、《求是》等都设立思想政治教育专栏；《思想理论教育导刊》、《思想教育研究》、《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思想理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等刊物的办刊质量都有很大提高；最近，《北京教育》出版了《北京教育（德育）》版。报刊杂志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发挥了媒介平台作用，也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中提升了自身的学术水平和刊物品位。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重要意义

新时期最显著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与和谐社会建设必须加强与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也是改革开放的生命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设置、建设与发展，对顺利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学科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为改革发展稳定、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的“生命线”工程提供理论、学理和人才支持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为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的结论提供学科依据。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不是一门科学的问题就引起了争论和讨论。如1980年8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的文章。1982年，、教育部联合召开政治理论教育座谈会，一致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但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一直存在疑问。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设置、建设与发展，才从学理和学科层面解决了这一问题，结束了一些无谓的论争。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生命线提供理论基础。思想政治工作是生命线的提法可以追溯到红军时期，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都被党中央和思想政治工作人员所确认。但从理论与学科、历史与现实等角度科学论证和系统证明生命线结论，使之建立在理论和学科之上，则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充分发展之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为加强和改进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人才条件。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自创办以来，培养了数十万优秀人才，大量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生奋战在思想政治工作第一线。他们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岗位上发挥着骨干作用。

2.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使得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内涵和基本原则更加明确。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在2004年中央16号文件中得以确立，不再存在其他概念和说法，避免产生歧义和造成混乱。16号文件也明确了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坚持教书与育人相结合；坚持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坚持政治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坚持教育与管理相结合；坚持继承优良传统与改进创新相结合。上述6条重要原则的确立，既是思想政治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更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结晶。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明确和规范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与内容。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入进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素质教育；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形势政策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途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课程负有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职责；高等学校各门课程都具有育人功能，所有教师都负有育人职责；深入开展社会实践；大力建设校园文化；主动占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解决大学生的实际问题等，实现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内容与效果的有效结合。上述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和内容取得的共识，得益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设成果，是建立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比较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的。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设立，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奠定学科基础。新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中国近观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由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和六个二级学科支撑，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和思想政治教育与新四门课程分别具有直接对应关系。要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优秀课程，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强有力支撑。

3.设置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学科体系更加完善

第一，先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后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具有重要作用。1996年设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思想政治教育是其中两个大方向中的一个，而且是学科体系相对比较成熟的学科。在2005年底设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思想政治教育独具特色、兼有理论性和应用性的特点。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现社会主义大学的性质和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学的性质和方向，也是中国大学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重要保障。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设置，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在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的12个学科门类中，虽然在哲学、经济学等门类中有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学科，但始终缺少从整体性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思想政治教育等六个二级学科的设立，填补了从整体上系统研究、把握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学科空白，使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得以进一步完善。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春天已经来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进程任重道远。让我们共同努力，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又好又快地发展。

政治科学篇（10）

中图分类号:G623.1文献标识码:A

一、政治合法性的概念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谈及政治统治时不可回避的一个关键要素。“合法性”一词来自于英文中的“Legitimacy”,其最初含义即指“合符法律”,但政治学中的“合法性”却远远大于这个含义,并且此外还可以引申出合程序性、合规则性、合制度性。但要从政治学学科上定义政治合法性的概念,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李元书等人在梳理政治合法性的概念时,发现了六种典型视角方面的定义,它们分别是动机论、政治角色论、政治文化论、政治制度信仰论、同意论、价值评价论。有的学者则从法律形式层面、价值实质层面、社会心理层面、政治能力层面来界定政治合法性的概念。笔者认为政治合法性的核心内涵是认同,即民众或者被统治阶级在心理层面和价值层面上对统治者政治统治的认同和忠诚。

二、政治统治与政治合法性有何关系

明晰了政治合法性的概念,政治合法性与政治统治的关系便成了不可回避的问题。为了弄清楚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了解政治统治。

王浦劬沿着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分析理路认为,“在权力制约关系的矛盾性和同一性的双重驱使下,政治统治行为主体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和权力制约关系,必须建构政治权力主体对于其他社会政治力量和社会成员的控制和约束关系。而建构这种关系的基本途径在于把政治权力转变为政治权威,在政治权力主体与其他社会政治力量和社会成员之间建立权威与服从关系。这一行为就是政治统治行为”。

由政治统治的概念可见,政治统治与政治合法性有着天然的渊源关系。具体为政治合法性是政治统治的内性需求;政治合法性支撑着政治统治的持性存在;政治统治是政治合法性理论发展的现实基础。

三、科学发展观的政治意义:政治合法性资源的创建

在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学术界倾向于将其划分为经验主义研究范式和规范主义研究范式。经验主义研究范式以马克斯•韦伯为典型代表。政治合法性的经验主义研究范式强调“统治绩效”,意识形态的灌输等等。“他们将合法性视为是与‘政治系统的统治权威’相联系的命题,认为政治合法性来源于政治系统自身的作为与努力。只要政治系统有能力巩固其权威,不需要来自于公共领域的任何价值评价体系的介入,也能够获得政治合法性。他们提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主要涉及制度规则的合法律性、政治权力统治效能的有效性以及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三个方面”。

与经验主义研究范式相对立的是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规范主义研究范式。在规范主义看来,经验主义的合法性概念及其理论,忽视了价值判断对于合法性的意义,损害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则认为,政治合法性的源泉不能从政治系统本身去寻找,而需要从独立于政治系统之外的社会文化系统去寻找,并主张政治权力主体的行为是否与公共伦理价值观相符合作为政治合法性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以上这些理论的介绍,为我们从政治合法性视角分析我国当下开展的学习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政治意义提供了理论基础。

笔者认为,改革开放初的二十年,我国的政治合法性资源主要通过经济建设的绩效来获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政治合法性可称之为经验主义式的政治合法性。但随着中国近二三十年的发展,经济建设绩效为主的经验主义式政治合法性显现出重大的弊端。其一,不断遭受破环的自然环境危害到人民的生存质量,这种结果削弱了政治合法性;其二,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的社会结构,进一步降低了经济绩效的认同度,直接威胁建立在其基础上的政治合法性。然而,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人民在生活水平日益小康的过程中,其价值性观念也日益增强,诸如环保、公平、正义。恰逢此时,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第一、科学发展观纠正了单纯以追求经济建设绩效为目的的政治合法性建设模式。

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出现了单纯以追求经济建设绩效为目的的政治合法性建设模式,这种模式为了追求民众对政治统治的认同,不惜牺牲环境,盲目追求经济的发展。结果导致了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环,进而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针对这一严重的问题,提出了科学发展的要求,即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第二、科学发展观建构起一种经验主义与规范主义相结合的政治合法性模式。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由此可见,绩效还是我国政治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但不是唯一的来源。科学发展观并不仅限于此,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不但涉及“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有人民共享”,而且还涉及到“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等外延,因此可以说,科学发展观还体现了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要求。由此,我们得出结论:科学发展观的政治合法性建设模式是一种经验主义与规范主义相结合的政治合法性模式。

第三、科学发展观增强了我国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资源。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特别是科学发展观主张“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不但符合全球环保价值要求,而且也受到不断增长的“中产阶层”的认同。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通过“五个统筹”进一步拓宽党执政的政治合法性资源,同时又有效化解了我国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矛盾。

第四、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意识形态的发展,进一步增强人们的政治认同。

以帕森斯为主要代表的政治系统论认为,意识形态教化是政治合法性获得的三大资源之一,而又特别是意识形态的连贯性发展。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最新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因此,能够丰富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成果,增强我国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增强人们对国家政治统治的政治认同。

总之,科学发展观改变了我国传统的政治合法性模式,增强了我国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资源。

参考文献:

[1]李元书,王明春.政治合法性:含义•区别•功能[A].黑龙江社会科学,2007,6

[2]张娟,习裕军.政治合法性:内涵厘析与特征初探[A].天府新论,2007,2

[3]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

[4]杨光斌.政治学导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6

[5]迈克尔•罗斯金.政治科学[M].华夏出版社,2001,1

政治科学篇（11）

先锋队打造成效显著。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为主线，坚持不懈地加强党的建设。各单位党的组织机构健全、制度完善、载体丰富，较好地发挥了“参与决策、带头执行、有效监督”的政治核心作用，成为凝聚党员完成中心任务的坚强战斗堡垒。广大党员立足岗位学本领、讲奉献、做表率，成为推动公司改革发展的优秀人力资源和中坚力量，为公司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企业文化建设成效显著。南方电网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公司的核心价值观具体为“万家灯火，南网情深”，把企业文化建设作为创新政治工作的管理策略，通过文化领先战略，促使体现公司核心价值观的企业文化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南网文化，提高了企业软实力，实现员工良好习惯持续养成，文化贡献率持续提升，发挥了文化软实力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党团共发展工作格局形成。按照“服务公司中心工作，服务青年成长成才”的总体思路，将分类引导青年、树立正确思想价值导向贯穿所有活动载体，增强团员意识，活跃团的阵地，锻炼团的干部，有力促进了公司改革发展稳定。一是加强团组织建设。二是加强青年思想引领。三是把各种“青”字号和创新创效活动作为主要工作载体，树立公司团青工作品牌。

南方电网十年政治工作的思考

盘点过去十年的工作，可以看出：南方电网政治工作承接中央精神和要求，结合企业的实际，各项基础工作思路清、工作实，创造出许多工作亮点和经验，为南方电网企业战略的落地和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在战略管理思维的审视下，南方电网的政治工作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功能定位不够明确。南方电网的政治工作一直没有清晰的功能定位。因此，工作抓得实，点上有创新，但政治工作的理论性和科学性明显有所欠缺，缺乏清晰明确的功能定位，着力点有时比较分散，活动化倾向明显，管理思维不足，工作效果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科学体系有待完善。国有企业政治工作是一个全方位、立体式的整体性概念，应该有一个科学的体系，这恰恰是南方电网政治工作的一个短板。虽然南方电网党建思想政治研究成果比较丰硕，为南方电网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但是，这些课题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政治工作中的某一个或某一个方面的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和理论研究，缺乏高屋建瓴的全方位的政治工作科学化体系的构建，实现横向打通和纵向贯通。

科学机制不够清晰。南方电网在政治工作的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虽然并没有很清晰地进行工作对象群体的划分，但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基本上都是根据不同工作对象群体（共产党员、团员和全体员工）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是也存在比较明显的不足;一是有分类管理的自觉但没有分类管理的机制;二是有分类管理的实践但没有形成完整的科学的分类管理的工作机制。在三类工作对象群体的日常管理中，以“先锋队打造”成果最为显著，“南网人塑造”独具特色，“生力军培养”也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协同机制也未有效形成。

科学方法有待加强。在政治工作的工作方法方面，更多沿袭的是传统思想政治工作的理念、理论和方法，没有系统地把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融入到现代企业管理中去，使工作显得比较零散和不系统，同时在工作的新方法、新途径和新手段上受到较大局限，相应地工作成效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南方电网政治工作科学化的

理论框架研究

有了过去十年的实践、探索和积累，南方电网政治工作具备了理论化、科学化和体系化的坚实基础。课题组通过梳理、总结南方电网十年政治工作经验和成果，运用管理学、社会学、组织行为学和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先进思想、先进理论和先进方法，进行理论研究，搭建科学的政治工作理论框架，谋求南方电网政治工作的开拓和创新。

科学定位

价值观管理作为一种管理理念和实践逐渐成为可持续、富有竞争力和更加人性化的文化驱动力。政治工作通过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灌输和教育，为职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提供理论基础和价值评判准则。从世界观、方法论和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层次上引导企业价值观的形成。因此，我们认为：南方电网应该把政治工作的功能定位于价值观的管理。一是因为南方电网公司的理想、理念或价值取向决定其相应的制度、流程、规范或标准;二是因为通过行为准则构建、文化习惯养成等方式，能够将公司“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全力做好电力供应”的使命，“万家灯火、南网情深”的核心价值观，以及公司在战略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其他价值信念，深刻烙进每位职工的脑海，从而间接地塑造与南方电网公司战略、使命和责任相适应的个体行为和组织行为。

南方电网价值观管理，实际上就是充分发挥价值观思想引领和行为引导的功能和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南方电网公司的价值观结合起来，实现思想的内化于心以及外化于形的问题。南方电网政治工作的价值观管理定位，在本质上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南方电网的核心价值观，通过目标管理、程序管理、行为管理和自我管理的途径，实现对南方电网全体员工的思想引领和行为引导，是政治工作科学化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政治工作科学化的目标和追求。

科学机制

根据南方电网的实际，为了使政治工作更有针对性和更好地发挥各个群体的先锋模范作用，南方电网应该形成一个政治工作分类管理的科学的工作机制，让价值观管理立足于分类管理。把政治工作的对象划分为党员、共青团员和普通职工三个主要群体，形成了政治工作价值观管理的三个专业化的路径。三个群体的特征和特点不同，政治工作的内容、重点、方式和方法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

南方电网政治工作的科学化机制最终体现在实现价值观管理的“三个专业化路径”上，即通过党建打造先锋队、通过团建培养生力军和通过文化建设塑造南网人这三个专业路径，实现对南方电网全体员工的价值观管理。

先锋队打造――党员队伍建设是党的建设的基础，实施党员先锋队打造工程，就是要提高党员能力素质，把党员队伍打造成为推动公司改革发展的优秀人力资源和中坚力量，并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和带头表率作用。

生力军培养――团员青年是朝气蓬勃、富有创造力并掌握先进科技知识的一个群体，是公司改革发展的生力军，是党的预备队，应通过党建带团建的方式充分调动团员青年的积极性。

南网人塑造――南网政治工作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实现对南网人的思想、行为和精神的引导和塑造，全面提升南网人的职业素养，让每一位南网人快乐地工作、开心地生活，让“南网人”成为每一位南网干部职工的身份认同和角色认同，成为每位南网干部职工的骄傲和自豪。

科学方法

政治工作中的价值观管理涉及企业管理中与“人”有关的多项职能，必须充分吸收和借鉴企业管理的科学方法，不断丰富和扩大自己的知识来源，才能确保价值观管理取得理想的效果。为此，本研究重点借鉴企业战略管理的有关方法，按照战略管理框架对南方电网公司政治工作进行梳理，并借鉴现代管理学的系统理论、目标管理理论和闭环管理理论，明确价值观管理的功能定位，并通过先锋队打造、生力军培养和职业人塑造三个专业化路径，科学地开展有针对性的政治工作，促使每一位南网人都由衷地认同企业的价值观并外化为日常行为。

系统理论。系统理论是研究系统的一般模式、结构和规律的学问，其核心思想是系统的整体观念，是指导开展南方电网公司政治工作科学化研究最重要的一项理论基础。因为，政治工作具有内涵丰富、工作量大、政策性强等特点，提高该项工作科学化水平必须注意把握其系统性，考虑其主要工作内容之间的关联性、逻辑性，统筹兼顾，突出重点，通盘考虑。因而，本研究将以系统理论为指导，构建南方电网公司政治工作科学化研究的整体框架，把政治工作看成一个系统，分析其结构和功能，研究其要素及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变动规律，并寻求系统优化的方案。

目标管理理论。目标管理强调对目标进行有效分解，把组织目标转变成各个部门以及各个人的分目标，并根据分目标的完成情况进行相应的考核、评价和奖惩，它是南方电网公司通过提高政治工作科学化水平、推进公司中长期战略落地的一项有效指导。这是因为，提高南方电网公司政治工作科学化必须注重有效性，必须围绕政治工作总体部署，着眼于做实做好每项工作，着眼于激发基层积极性，着眼于提高工作针对性实效性。因而，本研究将以目标管理理论为指导，结合战略管理的思维，把政治工作价值观管理的功能目标分解为先锋队打造、生力军培养和职业人塑造三个专业化路径的具体行动，通过有效的目标管理措施全面推进公司中长期战略落地。

闭环管理理论。闭环管理是综合闭环系统、管理的封闭原理、管理控制、信息系统等原理形成的一种管理方法，它可以指导南方电网政治工作流程逐步实现标准化，并通过各个环节之间的不断循环持续提升科学水平。实现流程标准化是提高南方电网政治工作科学化水平的重要着力点之一，它能帮助明确每项政治工作的具体内容、执行方式、绩效标准、质量监控和改进途径等，是实现南方电网政治工作体系化建设与过程管理相结合的重要理论基础。

科学体系

为了与南方电网公司中长期战略一脉相承，我们借鉴公司战略管理的体系框架，按目标、路径、方法和基础四个层次梳理南方电网政治工作思路体系，构建了南方电网政治工作的科学体系和实践模型（见图1）。

一是确立政治工作价值观管理的功能定位，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南方电网的核心价值观，通过目标管理、程序管理、行为管理和自我管理的途径，实现对南方电网全体员工的思想引领和行为引导;二是打通实现政治工作价值观管理功能定位的专业路径，通过先锋队打造（党员）、生力军培养（团员）和南网人塑造（全员）三个专业化路径，科学地开展有针对性的政治工作，促使每一位南网人都由衷地认同企业的价值观并外化为日常行为;三是形成每条专业化路径的工作框架，包括先锋队打造的一条主线、三个层面、五个建设，生力军培养的一个目标、三个转化、五个系统，南网人塑造的一个使命、三个提升和五个载体;四是加强价值观管理的过程管控，完善四本手册、三个测评和一个考核，以制度建设为基础，将价值理念贯穿到具体的规章制度、工作流程和工作标准中去，形成体现价值理念的制度体系，实现价值观固化于制;五是加强政治工作协同机制的建设，通过人才保障、理论支持和制度建设等各方的协同与相互配合，发挥政治工作的最大功效;六是充分利用和发挥现代网络技术的优势，开发、完善现代化网络系统，在整个南网信息化系统的基础上重点打造和完善政治工作管理信息系统，形成南方电网思想政治工作价值观管理坚实的支撑平台和有力的宣传阵地。

政治工作：全方位立体闭环管控

目标管理。目标管理是南方电网公司通过提高政治工作科学化水平、推进公司中长期战略落地的一项有效指导，理应处于政治工作的核心地位。在实践中，南方电网政治工作必须在价值观管理的统领下，构建整体目标和各层次子目标纵横交错、相互沟通和协调的工作目标体系，使公司总目标成为政治工作的引领和组织员工行为的引导;使公司从上到下每一个部门、每一个人的子目标都与公司的整体目标保持方向上一致和内容要求上的相互配合与统一;使自觉管理和自我管理成为管理的常态;使检查、考核和奖惩相统一。

程序管理。政治工作要虚功实做，就要有科学性、系统性和体系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对政治工作程序的管理，从管理对象的思想品德发展变化的实际出发，逐步深入、循序渐进，进行政治工作的有效管理。一方面可以把握思想信息的收集、分析、处理、反馈四个环节，增强科学性，减少盲目性;另一方面可以把政治工作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实施管理，对各个管理要素、各个要素及整个系统的运行状况和发展趋势作及时分析和调控，增强工作的全面性，减少片面性。

行为管理。政治工作的行为管理，就是探讨和研究行为过程的规律，对受教育者的行为目的、行为手段和行为结果进行指导、评价、矫正和控制，使之产生正确积极的行为，培养高尚的思想品德。行为管理的内容包括引导和规范政治行为和思想行为、引导和规范道德行为和法纪行为，关键是要制订和严格执行完备的制度和行为规范，要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要加强舆论的引导和监督。

自我管理。自我管理是管理对象通过自我意识内化后，又外化为行为自塑的活动过程。自我管理有三个条件：自我意识成熟、提高自觉性和增强自主性。政治工作自我管理的内容包括自我强化、自我激励、锤炼意志和自我调适几个方面。因此，政治工作要加强指导和帮助，要发挥群众组织的功能，个体要积极参加社会实践、自觉学习理论和知识、坚持做到“慎独”。

过程管理。现代管理在强调目标管理的同时，也强调过程的管理，即过程的管控。要实现预期目标，个体的自我管理能力和自我管理水平不能被过高地估计和预期。我们必须加强过程的管控。而过程管控最重要的就是强化制度建设，以制度管人、以制度管事。

信息化管理。政治工作信息化有两个基本维度：一是依托现代网络技术，实现政治工作方法的信息化。在网络时代，覆盖时空和人群的信息网络，使舆论导向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也成为了思想引领的制高点，通过有效地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可获得巨大的宣教力量。二是依托企业信息系统，实现政治工作管理的信息化。集成、共享强大的员工基础数据，基础业务管理与流程植入信息系统，实现将关键的准确的数据及时传输给决策者，提供的不仅仅是管理工具，而是具有价值的管理思想。

理清路径：坚持“三个专业化路径”

实施长效化精细化管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政治工作也应该走精细化管理之路，在不断推进“三个专业化路径”时，更注重工作的长效性和精细化，重具体、重落实、重成效，变被动为主动、变短期为长效、变粗糙为精细、变虚功为实干，强调以人为本，讲究细节控制和过程管理，重视“做事不贪大、做人不计小”，强调过细工作，重视每一个环节创最佳、争一流，有效改进政治工作内容过于宽泛、考核难以量化、成效不好检验等现实问题。

如何做到“虚”功实做，一直是困扰企业政治工作的一大难题。政治工作实做的“实”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看政治工作的载体是不是更加实在。二是看政治工作的落实措施是不是更加实在。三是看管理层和执行层落实的行为是不是更加实在。四是看工作考核是不是更加实在。五是看对服务对象产生的作用是不是更加实在。如：企业对政治工作是否满意;政治工作是否对经营管理产生积极推动作用等。

相辅相成共同促进。政治工作对象群体的划分是为了使政治工作更有针对性，也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不同群体在组织中的作用和影响。三个专业路径必须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相互促进，才能发挥最大的协同与联动效应，才能有效实现对南方电网全体员工的价值观管理。

党员先锋队打造的“一条主线、三个主体、五个建设”在南方电网的政治工作中居于核心地位，具有统领全局的作用。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先锋”者，即先进、先行、走在前列的意思。青年尤其是团员青年是充满朝气、活力、智慧与创新精神的群体，是南网的未来与希望，发挥他们的生力军作用是实现南网梦和中国梦的关键。南网人塑造在南方电网政治工作中居于基础地位。作为南网的干部职工，首先必须做一名合格的南网人，才谈得上成为生力军和先锋队。因此，企业文化建设、幸福南网建设等旨在南网人塑造的工作路径是南方电网政治工作的基本着力点。

全面落实工作框架。在实践中，南方电网公司的政治工作要不断发展和完善“三个专业化路径”的工作框架和工作模式。根据南方电网的实际，我们完善了“三个专业化路径”的“一三五”工作框架（见下表）。“一”主要体现的是该专业化路径的目标和宗旨;“三”主要概括该专业化路径的实现方式;“五”则主要是该专业化路径的具体工作模式和工作方法。

先锋队打造。一条主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三个主体：党委、支部和党员。五个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

生力军培养。一个品牌：万家灯火，青春点亮。三个提升：团员青年综合素质提升、幸福感提升和战斗力提升。五个载体：主题实践活动、传帮带活动、双争双创活动、青年志愿者活动和幸福南网建设。

南网人塑造。一个目标：通过企业文化建设提升公司文化软实力。三个转化：核心价值观得以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行。五个系统：文化识别、文化传播、文化转化、文化保障、文化评价。

政治工作与生产经营同频共振。联动性是公司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和各项工作的根本要求。从政治工作的角度来说，联动性不仅体现在“三个专业化路径”之间的联动以及“一三五”工作框架和工作思路的联动，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公司政治工作与公司生产经营业务之间的联动与配合。要着力提高政治工作与公司生产经营业务之间的联动性，提高政治工作引领企业科学发展能力，支撑人才强企战略、营造和谐稳定发展环境、促进生产经营和科学管理、保证企业科学持续发展。

三个专业路径的“一三五”工作框架表

动态监测：做好动态化过程化管控

在南方电网政治工作理论模型与实践框架中，价值观的管理是通过“三个专业化路径”和“一三五工作框架”来实现的，但实现的过程和最终的成效都需要通过过程的管控来管理和检验。过程管控必须是动态的、持续的、闭环的。对南方电网而言，政治工作过程管控的重点是进行政治工作制度的建设、政治工作成效的测评以及政治工作责任制的考核，明确目标和绩效量化标准，能够量化的必须量化，无法直接量化的应当通过建立考核评价体系，运用综合、全面、科学的考核指标达到间接量化的效果。

南方电网政治工作在实践过程形成了一套过程管控的体系和方法，包括“四本手册”（南方电网公司基层党委工作手册、南方电网公司基层党支部工作手册、南方电网公司青年思想引导手册、南方电网公司团支部工作手册）、“三个测评”（中国南方电网公司党组织先进性测评办法、中国南方电网公司党员先进性测评办法以及幸福南网测评）和“一个考核”（中国南方电网公司党建责任制考核实施办法）。其中，“四本手册”主要是相关的政策、依据、标准和流程，承担的是基础规范化的任务;“三个测评”承担的是动态性监测的任务;“一个考核”承担的是结果性考评与闭环化控制的任务。

“四本手册”，解决政治工作的基础规范问题。“四本手册”是南方电网公司政治工作的作业指导书，其目的是对政治工作基础业务工作的制度依据、工作标准和操作流程作出明确的规范，根本任务是通过“四本手册”的严格执行，实现政治工作管理的一体化、规范化和标准化。

“三个测评”，解决政治工作的动态监测问题。承接南方电网政治工作三个专业化路径的动态测量需要，公司需要完善三项动态测量。一、二是党组织及党员的先进性测评。以年度为周期，对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力、推动发展力、改革创新力和凝聚保障力四个方面进行综合测评。三是幸福南网测评。测评办法涵盖单位和个体两个层面的幸福指标测评题目，体现了公司对幸福南网建设工作成果的全面要求。

强化考核，解决政治工作的目标导向与闭环管理的问题。责任制考核制度是政治工作的绩效动力机制，它以政治工作管理目标为导向，以政治工作责任制为基础，通过定期检测各级党组织及政治工作部门的工作行为，并运用到班子考核评价中。按照科学性和适应性的原则，在科学化的命题下，公司党建责任制考核尚需重点思考以下问题：

一是分类分层考核问题。虽然在公司党建责任制考核办法中提到“坚持分类指导、整体推进”的原则，但在具体的办法中并没有真正实行分类考核。要定出分类的方法，然后根据不同“类”的具体职责和客观条件设置考核内容和考核标准，防止“一刀切”。

二是科学设置考核内容。政治工作客观存在基础工作、重点工作和创新工作。基础工作是已经固化的重复的可量化的工作内容，这类考核内容需要加强的是日常的过程考核，需要充分运用信息化的平台进行有效管控。

三是科学选择考核指标。考核指标体系的建立和考核指标的选择具有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这不仅表明重视什么、提倡什么，引导下级单位和干部的工作方向，而且还关系到考核结果的真实性和公平性。

四是加大考核的量化度。定性考核指标如果比较模糊，可操作性不强，考核人员的主观因素就会占相当大的比重。如：党建考核办法中的“民主生活会质量不高的”“企业内部没有形成良好的学风，职工精神状态不好的”等，都是难以量化、难以搜集、难以检验核实的指标。

五是推动考核的信息化。计算机信息技术的普遍使用，给责任制考核提供了新的路径。通过电子化考核，使考核过程方便，结果准确、公正，不会出现人为的情感偏差。电子考核为自行申报制，不申报者不得分，这样改变考核的传统逻辑，变被动考核为主动考核。

六是加强考核结果反馈。建立考核反馈机制，对结果进行认真的研究分析，找出工作的差距不足及其产生原因，科学制订对策，使考核的过程成为调查研究、工作指导的过程。通过绩效沟通，能够建立共识，发挥责任制考核的最大效用，再完美的考核制度都无法弥补上下级缺乏沟通带来的消极影响。

协同支持：完善人才机制、理论支持和制度机制

管理的实现，不可能依靠单一的支撑来实现，需要各方的协同与相互配合和支持。政工队伍建设、政策研究和制度建设，分别从人才、理论和制度三个维度，构成政治工作的协同机制，发挥政治工作的最大功效。

人才保障。政工队伍的素质、能力和水平是政治工作最重要的前提和保证。胜任力模型作为人才评价、人才甄别和人才选拔的管理工具，在管理科学领域被广泛应用。胜任力和胜任力建模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传统人才测量方法和人才甄选机制所存在的缺陷，能够比较有效地预测从业人员的工作绩效。因此，开发南方电网政工队伍专业化胜任力模型是一个不错的尝试。

首先，在已有政工人员胜任力模型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提取该职位或者岗位最关键的能力要素，分层分类甚至分岗开发更实用、更具操作性、更具区分度的政工人员的胜任力模型。其次，配备相应的胜任力测评指标和测评办法，作为政工人员评价、考核、选拔、培养和任用的依据和工具。再次，开发政工人员培训课程体系，让政工队伍的培训常态化。最后，完善政工队伍培养机制，尤其要重视实践培养，即给政工人员提供实践的机会。

理论支持。南方电网政治工作的开拓和创新需要加大理论研究的力度，对政治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对企业发展过程中出现员工思想和心理的新问题、对政治工作自身发展所面临的问题等，都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并把研究的成果应用到政治工作的实践中去，指导政治工作的实践，真正做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要注意处理好继承传统研究与现实创新研究的关系、当前研究与超前研究的关系，还要注重本学科研究与借鉴相关学科知识的关系。以深入开拓本学科领域为基础，同时，积极借鉴吸收有益成果，坚持以我为主，博采众长，使政治工作科学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在人类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百花园中，蓬勃生长，竞相开放，为南方电网政治工作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持。

制度保障。政治工作领域制度建设要按照公司一体化业务管理体系建设要求，充分借鉴公司前阶段工作成果及经验，以统一的规范和标准，全面梳理政治工作领域业务工作和具体流程，通过流程节点建立起组织架构、管理制度和作业标准的相互关联关系，落实管理制度、作业标准的具体要求，形成能直接指导政工干部按步骤开展工作的规范，使政工干部既能按规矩干活，又能实实在在减负，实现一体化管理的真正落地。

制度建设要秉承科学分析的理念，分步骤进行。第一步是编制政治工作领域一体化业务管理体系框架，将各专业领域管理业务分类划分为一级业务、二级业务和业务事项三类。第二步是梳理业务流程关联关系，有效识别政治工作各核心业务流程及相关联的各业务之间的协同关系，与其他专业领域达成职责界面、管理策略、流程衔接和相关标准的协同一致，打破目前的政工领域与其他专业领域间的壁垒和重叠，完善政工业务拓扑图及关联关系表，实现同质业务的统一规范。第三步是明确管控策略，根据网公司经营型管控的定位，将各专业领域业务管控按照“负责型”“审批型”“指导型”“报备型”分别对号入座。第四步是制订统一规范策略，将业务事项的业务输出、流程步骤与要求及涉及的组织或人员职责按照“全网统一”“省内统一”“地市内统一”和“地市内不统一”四种策略进行分析。第五步是编制政治工作一体化业务管理规范性文件，即编制制度及业务指导书。

保障平台：科学搭建信息化系统

以信息化为手段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构建现代化的党建系统。当前，南方电网公司已经全面推广应用党建管理信息系统，该系统由基于Intranet技术的“1+2”工作板块构成，整个系统以一个党建信息平台为核心，辅以党建带团建、党建带群建两个专业平台共同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