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歌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3-14 15:10:28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古典诗歌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中图分类号：G6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13-0096-02
一、“图式”理论及其内涵
古希腊的哲学著作中最先提出图式二字，只不过其含义与今日大不相同。深化图式理论的第一人是康德，而将之运用到心理学领域是英国的巴特利特。瑞士的皮亚杰将图式理论用于认知心理学中，美国的鲁美哈特创造性地把图式理论与人工智能的发展联系起来。美国心理学家维特罗克是该理论的佼佼者，他把图式理论当成是人类学习的生成模式的一种方式。他认为学习的生成过程就是学习者对外界信息主动选择加工的过程，如果大脑中已有的知识与外界的信息建立起积极的联系，那么学习便会取得良好的效果。[1]毫无疑问，阅读、写作均存在一定的图式模式。有研究者认为：“阅读过程是一个随当前阅读的内容不断主动地激活读者背景知识，将当前的信息与先前的信息进行整合，形成文章的情境模型的过程[2]。按照图式理论，如果一个阅读者在阅读某个材料时，无法将大脑中的图式与材料信息建立相应的关系，则其信息的解读是无效的。据此而论，当阅读者无法解读材料时，如果帮助其建立阅读图式与外界信息的联系，或者激活其阅读图式，阅读者便能朝着更加正确的方向解读文本。而且如果图式能从不同角度引导阅读者对信息的理解、破译，能产生举一反三，为创造性阅读与个性化阅读提供条件。
古典诗歌教学历来是教学的难点。首先，古典诗歌的语言系统与今日迥异，今人与古人处于不同的语言背景与文化背景中，语言与文化的隔阂增加了阅读的难度。其次，古典诗歌，特别是近体诗讲究声律、平仄、对偶，语言高度凝练，具有多义性，而中学生的阅读素养不够扎实，尚难把握诗歌之美。最后，古典诗歌的意境十分抽象，最难破解。这些都在无形中增加了教学的障碍。特别是中学生的诗歌鉴赏水平十分有限，不经巧妙点拨，难以体会个中奥妙。而传统的教学法不尽如人意，采用新的教学法也就十分必要了。当然，难点也有突破点。如近体诗的平仄是固定的，押韵的地方也是固定的，教师便可总结其中相类似的诗句。又如古典诗歌的一些意象具有固定含义。如“东篱”、“黄花”、“柳丝”等诸多意象在诗歌中意义大体是不变的。又比如，一些诗歌中的句子，组合形式具有特殊性，如有些诗句全部由名词组成，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温庭筠《商山早行》）。这些由纯名词意象组合而成的诗句，意象密集，画面感强，颇似几幅山水画的集合，其风格不尽相同，但其所描绘的景物均有一种苍茫之感。如果我们再仔细阅读，便会发现这些诗词作者有相近的感情倾向。有了这些共同点，教师便可总结这种句式的图式，引导学生加深印象。上述所论的共同点较难以掌握，缘于其尚未形成结构化的知识。结构化的信息以基本规律、基本概念与主题思想为理论依据，体系简易、中心突出，易为学习者所心领神会的，它可以使得记忆变得明晰化，加深印象[3]。从这个角度说，如果能通过图式理论促进诠释诗歌知识点的结构化，便能极大促进对诗歌内涵的准确把握。那么，如何促进呢？首先，应从诗歌中寻找共同的规律，从中寻找出一种共同的“范式”。所谓的范式就是诗歌表现出的一种共同的知识组织形式。例如歌颂春天的诗句，可以从三方面归纳其图式范式。第一，画面的色彩。第二，表现诗人喜悦之情的词语。第三，描写春天景色的意象。其次，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建构诠释诗歌的知识点的图式范式。而且，当旧的图式范式的内容不断发展与深化，便会递进为高一级，新的图式范式。以伤春为主题的诗句为例，如伤春诗原因生成图式为（思征人、报国无门、贬谪外地、仕途偃蹇、韶华消逝、人生感伤、爱情失落……）；情感表现图式为（愤愤不平、哀而不伤、郁郁寡欢、郁结于胸、抑塞磊落、黯然神伤……）这几个诠释伤春诗歌的范式便可成为建构伤春诗歌的图式。这种图式有助于学生对诗歌的联想。最后，探索图式下面的低层图式有助于实现诗歌知识点的结构化[4]。从学科教学的角度来说，不断建立图式有助于对古典诗歌进行深入解读。比如在熟悉伤春诗的图式范式后，还应让其了解低层的图式，如创作背景、诗人生平经历等。
三、图式理论在几首“悲秋”词曲教学中的运用
在古典诗歌里，“悲秋”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而且形成了中国独有的传统。这类诗歌中，意象的选择，作者情感的特征，诗歌的审美特征等方面呈现出一种范式。为了研究方便，这里放宽了“悲秋”的概念，我们将中学语文课本中，李煜《相见欢》、柳永《雨霖铃》、马致远《秋思》、范仲淹《渔家傲》《苏幕遮》、王实甫《长亭送别》、李清照《声声慢》等归为悲秋作品。首先，从上述作品中，我们可以抽绎出主要的景物意象。西楼、弦月、梧桐、东流水（《相见欢》）；烟波、暮霭、酒、杨柳岸、晓风、残月（《雨霖铃》）；枯藤、老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秋思》）；大雁、落日、孤城、浊酒、霜（《渔家傲》）；碧云、黄叶、寒烟、斜阳、明月、酒（《苏幕遮》）；碧云、黄花、西风、北雁（《长亭送别》）；淡酒、（秋）风、大雁、黄花、梧桐、细雨（《声声慢》）。我们不妨从这些诗词中，归纳出几个频率较高的意象，分别为（秋）西风、（残）月、（浊）酒、大雁。通过对“悲秋”的词曲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以某一相近内容作为吟咏对象，其往往会形成某种相似的范式。如“悲秋”词在意象的选择上，首先偏向于选择色彩暗淡、质地凄清的词语。其次，其所选择的高频意象西风、残月、浊酒、大雁，说明了“悲秋”情感的表现有一种普遍性，这种普遍性缘于词中抒发了某种相同的思乡之感。这种思乡之感，教师可根据思乡的特征帮助学生建立起图式范式。马致远《秋思》：“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是漂泊在外的游子对故乡的思念，表达了羁旅行役者的悲凉感受。范仲淹《渔家傲》：“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表现了戍守边疆的将士对故乡的深刻思念，表达了建功立业与思乡之苦的矛盾心态。范仲淹《苏幕遮》：“黯乡魂，追旅思”表达了词人萦绕不去的思乡之情，是对故乡昔日人事的追忆，难以释怀，不禁潸然泪下。杜甫《月夜忆从弟》：“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抒发了杜甫战乱中兄弟离散，无家可归的悲惨境地，通过描写故乡的月亮，倍增对家乡和弟弟的想念。李白《静夜思》：“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描写了诗人漂泊他乡孤寂凄清之感，表现了眷念故乡之情，但淡淡的乡愁含而不露。思乡是古诗永恒的主题，但诗人的情感因为处境、身份等因素流露出不同的感受，在讲述“悲秋”词中，教师当举一反三，总结归纳，授人以渔。其次，我们还应抓住反映词句情感特征的关键词句。《相见欢》为“寂寞”、“许多愁”；《雨霖铃》为“无绪”、“无语凝噎”、“伤离别”；《秋思》为“断肠人在天涯”；《渔家傲》为“归无计”、“人不寐”、“征夫泪”；《苏幕遮》为“黯乡魂”、“愁肠”、“相思泪”；《长亭送别》为“总是离人泪”；《声声慢》为“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怎一个愁字”。“悲秋”有不同原因，词人或者伤离别，或者思故乡，或者忆往昔，或者叹如无根浮萍，其情感倾向十分鲜明，可归结为“悲”与“愁”。教师可进一步延伸，对其他类型诗歌作品进行总结。如“咏怀诗”、“闺怨诗”的情感倾向。最后为作品均显示出伤感的审美风格，这种对“悲”的表达使得作品的节奏舒缓而徘徊，难以消散。当然，除了《声声慢》开头的句子，其他词的节奏均为舒缓的。因而在朗读时，要引领学生体会句尾押韵之处的凄清、悲伤之感。
参考文献：
[1]皮连生.学与教的心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篇（2）
中图分类号：I1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2-0000-01
诗歌是中国文化中不可多得的瑰宝。中国诗歌传统悠久，从集体劳作节奏中产生的原始诗歌到诗歌形式已经成熟的“诗三百”，后历经乐府诗歌繁盛的汉代，到唐代，诗歌发展达到鼎峰，随后各朝各代继续继承与发展，最终成就了一个伟大的诗歌国度，我们始终聆听着华夏先民的歌唱，感受着东方文明的辉煌。
纵观古代诗歌，百花齐放，异彩纷呈。形式和内容跟随着时代的脚步而不断变化，然而“万变不离其宗”，不曾背离的只有那核心和本质。在优秀的古典诗歌中总是流淌着浓浓的人文情怀，这种人文精神串联古今，共同建构了一个诗情画意、人情味十足的中华诗歌长卷。
现以山水诗歌为例，通过山水诗歌中人与物的关系来透析诗歌的人文情怀。
一.人的观察点
创作者的观察点为创作的第一个阶段，反映着主体人和客体客观景物之间的关系。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曾说道：认识起因于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作用发生在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中途，因而既包括主体又包括客体。这种发生认识论和诗歌创作理论不谋而合，都指出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必然联系。据此我们可分为：一为“有距离的观察点”；二为“融为一体的观察点”。
有距离的观察点是指人与山水之间存在距离和隔阂。有点类似于古希腊理论家曾提出“摹仿”学说，即“外物――摹仿――作品”，而忽视了人的内心。融为一体的观察点相对于而言，是诗人与物通过融合共感，情感萌发，产生出了不可遏止的创作冲动，体现出一种人的参与和情感。这正如《毛诗序》所讲：“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如：杜甫《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这首诗虽没有一个“望”字，但却句句写望岳，自远及近，从朝至暮。首联问句写见泰山的心情，距离之远写泰山之高，随之写泰山的秀丽和宏伟。颈联诗人细望泰山，写缭绕的云气和归鸟，其中“决眦”和“归鸟”写出诗人望泰山时间之久，尾联诗人表明自己的意愿。此诗千百年来受人传颂原因之一就是从诗句中可读到诗人的一种雄心气概，“杜子心胸气魄，于斯可观”。正是这种“人在山水之中”的观察点，才让我们在诗歌中寻得一丝人情的流露，感悟到一种灵动的生命。
二.创作构思
创作构思是我们透视诗歌的第二维角度，体现着诗人是对诗歌的经营。《文镜秘府论・论体》：“凡作文之道，构思为先。”
刘勰《文心雕龙・事类》：“夫山木为良，匠所度，经书为文士所择，木美而定于斧斤，事美而制于刀笔，研思之士，无惭匠石矣。”在构思中，对材料进行筛选和组合也是对诗人诗技的考验。由此可分为割裂式组合和有机式组合。
其中的有机式组合则是通过诗人对材料巧妙的组合，形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创造出一种独特而又完整的意境。如：孟浩然《宿建德江》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这首简单的二十字小诗却摄入了“舟”、“日暮”、“烟渚”、“客”、“旷野”、“天”、“低树”、“江”、“月”等多个意象。诗人把意象都并列式的组合在一起，没有罗列意象之嫌，也没有生硬之感，反增添了自己的愁绪，“泊舟于烟水空的洲渚，已令人不胜惆怅，暮色又为客居异乡的游子增添了几分新愁”。“清淡如水墨画般的月夜江景，便通过抒写泊舟闲眺的情致而立呈眼前”，从而营造出一种“深情闲淡”的意境。
李渔《闲情偶寄・结构第一》：“尝读时髦所撰，惜其惨淡经营，用心良苦，而不得被管弦、副优孟者，非审音协律之难，而结构全部规模之未善也。”我们应该以一种有机式组合方式进行经营，使作品更为浑然一体。
三.审美体验
诗歌是一种艺术，审美体验贯穿整个诗歌创作过程。如果说前两个阶段是诗人的创作技巧，那么审美体验就是诗人的创作情怀。
审美体验，更确切的说是人心理精神活动的形成，是一种生命的体验。王夫之所说的“体物而得神”，就是最佳境界。据此，诗歌可以分为：人文精神和非人文精神。
其中的人文精神，就是诗人创作时释放了自己的人性，从而把读者带入到一个有诗意、有人情的世界。《人间词话》：“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忠实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与花鸟共忧乐”，即尊重物之本性，与人本质相通。如：陶渊明《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前四句指出自己的“心”与客观环境的关系，只要“心远”，就会不受喧嚣的干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自己的目光无意与山相会，仿佛与山融为一体了。“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指出心与境的契合是难以用语言说出的。《古学千金谱》：“篱有菊则采之，采过则以，吾心无菊。忽悠然而见南山，日夕而见山气之佳，以悦鸟性，与之往还。山花人鸟，偶然相对，一片化机，天真自具。既无名象，不落言诠，其谁辨之。”
综上所述，中国山水诗歌之所以如此优美动人，是因为诗歌在创作中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链条：融为一体的观察点――有机的组合方式――审美中的人文精神。这三个阶段都向我们昭示着山水诗歌中人文情怀的来源，体现着山水诗歌中不变的精神核心。
正如歌德所说：“艺术要通过一种完整性向世界说话。但这种完整性不是他在自然中所能找到的，而是他自己的心智的果实，或者说，是一种丰产的神圣的精神灌注生气的结果。”
反观古典诗歌之后，回到现代诗坛，就会发现现代诗歌有一些缺乏一份人文气息。在当今社会，诗歌中一些诸如“无难度”、“无内容”、“无精神”的问题日益显现。首先，一些诗歌创作者被现代社会的浮华迷离了双眼，被现代社会的节奏扰乱了心态，对于基本的诗歌创作缺乏自己的原则和标准，创作的内容也是鱼龙混杂，“低俗”、“媚俗”、“庸俗”的作品不乏少数。其次，广大读者因为诗歌数量的膨胀而丧失了评判的标准，欣赏能力日益下降，没有自己独特的审美体验和审美标准。
面对这种现象，优秀古典诗歌中的人文情怀，那种“人者，天地之心也”在古典诗歌艺术中的体现，是我们现代诗歌应该汲取的营养，从而为诗歌找到一条健康的发展道路，延续我们诗歌的国度。
参考文献
[1]王国璎.中国山水诗研究[M].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3]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M].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
篇（3）
前言
使用和造景，观赏和被观赏的双重性，园林建筑既要满足各种园林活动和使用上的要求，又是园林景物之一；既是物质产品，也是艺术作品。但园林建筑给人精神上的感受更多。因此，艺术性要求更高，除要求具有观赏价值外，还要求富有诗情画意。
园林建筑是与园林环境及自然景致充分结合的建筑，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地形及环境的有利条件。任何建筑设计时都应考虑环境，而园林建筑更甚，建筑在环境中的比重及分量应按环境构图要求权衡确定，环境是建筑创作的出发点。
我国古典园林一般以自然山水作为景观构图的主题，建筑只为观赏风景和点缀风景而设置。园林建筑是人工因素，它与自然因素之间似有对立的一面，但如果处理得当，也可统一起来，可以在自然环境中增添情趣，增添生活气息。园林建筑只是整体环境中的一个协调、有机的组成部分，它的责任只能是突出自然的美，增添自然环境的美。这种自然美和人工美的高度统一，正是中国人在园林艺术上不断追求的境界。
东西方园林之中，建筑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他是满足人们生活享受和观赏风景所必须的。西方园林中，如法国的古典主意园林，意大利的庄园、府邸和宫殿往往集中式布置，层数一般两到三层，可以居高临下俯瞰全国景色。在中国园林中为满足可行、可观、可居、可游的要求，需配置相应的廊、亭、堂、榭、阁等建筑。从我国发展史来看，园林中建筑密度越来越高，生活居住气息越来越浓。当然建筑也不纯粹作为居游的生活需要来设置，它本身也是供人欣赏的景物之组成部分，融合在园林的自然景色中。自然景色若有人工建筑做适当的点缀，可现出神采而富有魅力，为景观添色。
一、古典园林建筑的特点
建筑与环境的结合首先是要因地制宜，力求与基址的地形、地势、地貌结合，作到总体布局上依形就势，并充分利用自然地形、地貌。
其次是建筑体体量是宁小勿大。因为自然山水中，山水为主，建筑是从。与大自然相比，建筑物的相对体量和绝对尺度以及景物构成上所占的比重都是很小的。
另一要求是园林建筑在平面布局与空间处理上都力求活泼，富于变化。设计中推敲园林建筑的空间序列和组织好观景路线格外突出。建筑的内外空间交汇地带，常常是最能吸引人的地方，也常是人感情转移的地方。虚与实、明与暗、人工与自然的相互转移都常在这个部位展开。依次过度空间就显得非常重要。中国园林建筑常用落地长窗、空廊、敞轩的形式作为这种交融的纽带。这种半室内、半室外的空间过渡都是渐变的，是自然和谐的变化，是柔和的、交融的。
为解决与自然环境相结合的问题，中国园林建筑还应考虑自然气候、季节的因素。因此中国南北园林各有特点。比如江南园林中有一种鸳鸯厅是结合自然气候、季节最好的离子，其建筑一分为二，一面向北，一面向南，分别适应冬夏两季活动。
总之，园林建筑设计要把建筑作为一种风景要素来考虑，使之和周围的山水、岩石、树木等融为一体，共同构成优美景色。而且风景是主体，建筑是其中一部分。
二、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的形式
廊有覆盖的通道称廊。廊的特点狭长而通畅，弯曲而空透，用来连结景区和景点，它是一种既“引”且“观”的建筑。狭长而通畅能促人生发某种期待与寻求的情绪，可达到“引人入胜”的目的；弯曲而空透可观赏到千变万化的景色，因为由可以步移景异。此外，廊柱还具有框景的作用。
亭子是园林中最常见的建筑物。主要供人休息观景，兼做景点。无论山岭际，路边桥头都可建亭。亭子的形式千变万化，若按平面的形状分，常见的有三角亭、方亭、圆亭、矩形亭和八角亭；按屋顶的形式有掂尖亭、歇山亭；按所处位置有桥亭、路亭、井亭、廊亭。总之它可以任凭造园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去丰富它的造型，同时为园林增添美景。
堂往往成封闭院落布局，只是正面开设门窗，它是园主人起居之所。一般来说，不同的堂具有不同的功能，有用作会客之用，有用作宴请、观戏之用，有的则是书房。因此各堂的功能按具体情况而定，相互间不尽相同。
厅堂是私家园林中最主要的建筑物。常为全园的布局中心，是全园精华之地，众景汇聚之所。厅堂依惯例总是坐南朝北。从堂向北望，是全山最主要的景观面，通常是水池和池北叠山所组成的山水景观。观赏面朝南，使主景处在阳光之下，光影多变，景色明朗。厅堂与叠山分居水池之南北，摇摇相对，一边人工，一边天然，既是绝妙的对比。厅的功能多作聚会、宴请、赏景之用，其多种功能集于一体。因此厅的特点：造型高大、空间宽敞、装修精美、陈设富丽，一般前后或四周都开设门窗，可以在厅中静观园外美景。厅又有四面厅、鸳鸯厅之分，主要厅堂多采用四面厅，为了便于观景，四周往往不作封闭的墙体，而设大面积隔扇、落地长窗，并四周绕以回廊。鸳鸯厅是用屏风或罩将内部一分为二，分成前后两部分，前后的装修、陈设也各具特色。鸳鸯厅的优点是一厅同时可作两用，如前作庆典后作待客之用，或随季节变化，选择恰当位置待客、起坐。另外，赏荷的花厅和观鱼的厅堂多临水而建，一般前有平台，供观赏者在平台上自由选择目标，尽情游赏。
榭常在水面和花畔建造，藉以成景。榭都是小巧玲珑、精致开敞的建筑，室内装饰简洁雅致，近可观鱼或品评花木，远可极目眺望，是游览线中最佳的景点，也是构成景点最动人的建筑形式之一。
阁是私家园林中最高的建筑物，供游人休息品茗，登高观景。阁一般有两层以上的屋顶，形体比楼更空透，可以四面观景。
舫为水边或水中的船形建筑，前后分作三段，前舱较高，中舱略低，后舱建二层楼房，供登高远眺。前端有平?与岸相连，模仿登船之跳板。由于防不能动又称不系舟。防在水中，使人更接近于水，身临其中，使人有荡漾于水中之感，是园林中供人休息、游赏、饮宴的场所。但是舫这种建筑，在中国园林艺术的意境创造中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知道，船是古代江南的主要交通工具，但自庄子说了“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邀游，泛着不系之舟”之后，舫就成了古代文人隐逸江湖的象征，表示园主隐逸江湖，再不问政治。所以它常是园主人寄托情思的建筑，合适世隐居之意。因为古代有相当部分的士人仕途失意，对现实生活不满，常想遁世隐逸，耽乐于山水之间，而他们的逍遥伏游，多半是买舟而往，一日千里，泛舟山水之间，岂不乐哉。所以防在园林中往往含有隐居之意，但是舫在不同场合也有不同的含意，如苏州狮子林，本是佛寺的后花园，所以其中之舫含有普度众生之意。而颐和园之石舫，按唐魏征之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由于石舫永覆不了，所以含有江山永固之意。
三、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的风格
1、表现含蓄
含蓄效果就是中国古典园林重要的建筑风格之一。追求含蓄乃与我国诗画艺术追求含蓄有关，在绘画中强调“意贵乎远，境贵乎深”的艺术境界；在园林中强调曲折多变，含蓄莫测。这种含蓄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其一，其意境是含蓄的；其二，从园林布局来讲，中国园林往往不是开门见山，而是曲折多姿，含蓄莫测。往往巧妙地通过风景形象的虚实、藏露、曲直的对比来取得含蓄的效果。如首先在门外以美丽的荷花池、桥等景物把游人的心紧紧吸引住，但是围墙高筑，仅露出园内一些屋顶、树木和圆内较高的建筑，看不到里面全景，这就会使人引起暇想，并引起了解园林景色的兴趣。北京颐和园既是如此，颐和园入口处利用大殿，起掩园主景（万寿山、昆明湖）之作用，通过大殿，才豁然开朗，见到万寿山和昆明湖，那山光水色倍觉美不胜收。江南园林中，漏窗往往成为含蓄的手段，窗外景观通过漏窗，隐隐约约，这就比一览无余地看有生趣得多。如苏州留园东区以建筑庭园为主，其东南角环以走廊，临池面置有各种式样的漏窗、敞窗，使园景隐露于窗洞中，当游人在此游览时，使人左右逢源，目不暇接，妙趣横生。而今天有许多好心肠的人，唯恐游者不了解，水池中装了人工大鱼，熊猫馆前站着泥塑熊猫，如做着大广告，与含蓄两字背道而驰，失去了中国园林的精神所在，真太煞风景。鱼要隐现方妙，熊猫馆以竹林引胜，渐入佳境，游者反多增趣味。
2、强调意境
中国古典园林追求的“意境“二字，多以自然山水式园林为主一般来说，园中应以自然山水为主体，这些自然山水虽是人作，但是要有自然天成之美，有自然天成之理，有自然天成之趣。在园林中，即使有密集的建筑，也必须要有自然的趣味。为了使园林有可望、可行、可游、可居之地，园林中必须建筑各种相应的建筑，但是园林中的建筑不能压倒或破坏主体，而应突出山水这个主体，与山水自然融合在一起，力求达到自然与建筑有机的融合，并升华成一件艺术作品。这中间建筑对意境的表现手法如：承德避暑山庄的烟雨楼，乃仿浙江嘉兴烟雨楼之意境而筑，这座古朴秀雅的高楼，每当风雨来临时，即可形成一幅淡雅素净的“山色空蒙雨亦奇”的诗情画意图，见之令人身心陶醉。
园林意境的创作方法有中国自己的特色和深远的文化根源。融情入境的创作方法，大体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体物”的过程。即园林意境创作必须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对特定环境与景物所适宜表达的情意作详细的体察。事物形象各自具有表达个性与情意的特点，这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如人们常以柳丝比女性、比柔情；以花朵比儿童或美人；以古柏比将军、比坚贞。比、兴不当，就不能表达事物寄情的特点。不仅如比，还要体察入微，善于发现。如以石块象征坚定性格，则卵石、花石不如黄石、盘石，因其不仅在质，亦且在形。在这样的体察过程中，心有所得，才开始立意设计。
“意匠经营”的过程。在体物的基础上立意，意境才有表达的可能。然后根据立意来规划布局，剪裁景物。园林意境的丰富，必须根据条件进行“因借”。计成《园冶》中的“借景”一章所说“取景在借”，讲的不只是构图上的借景，而且是为了丰富意境的“因借”。凡是晚钟、晓月、樵唱、渔歌等无不可借，计成认为“触情俱是”。
“比”与“兴”。是中国先秦时代审美意识的表现手段。《文心雕龙》对比、兴的释义是：“比者附也；兴者起也。”“比是借他物比此物”，如“兰生幽谷，不为无人而不芳”是一个自然现象，可以比喻人的高尚品德。“兴”是借助景物以直抒情意，如“野塘春水浸，花坞夕阳迟”景中怡悦之情，油然而生。“比”与“兴”有时很难绝然划分，经常连用，都是通过外物与景象来抒发、寄托、表现、传达情意的方法。
3、突出宗教迷信和封建礼教
中国古典建筑与神仙崇拜和封建礼教有密切关系，在园林建筑上也多有体现。汉代是园林中多有“楼观”，就是因为当时人们都认为神仙喜爱住在高处。另外还有一种重要的体现，皇家建筑的雕塑装饰物上才能看到的吻兽。吻兽既是人们对龙的崇拜，创造的多种神兽的总称。龙是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开端的象征；炎黄子孙崇拜的图腾；龙所具有的那种威武奋发、勇往直前和所向披靡、无所畏惧的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理想的象征和化身。龙文化是中华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人们仍可见到“龙文化”在新建的仿古建筑上展示，如今的龙文化（装饰）不仅仅是为了“避邪”；而且成了中华民族的象征（在海内外，凡饰有“龙避邪”的，一定是华人宅府），凝聚了民族的魂之所在。吻兽排列有着严格的规定,按照建筑等级的高低而有数量的不同,最多的是故宫太和殿上的装饰。这在中国宫殿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显示了至高无上的重要地位。在其它古建筑上一般最多使用九个走兽。这里有严格的等级界限，只有金銮宝殿(太和殿)才能十样齐全。中和殿、保和殿都是九个。其它殿上的小兽按级递减。天安门上也是九个小兽。北京故宫的金銮宝殿“太和殿”，是封建帝王的朝廷，故小兽最多。金銮殿是“庑殿”式建筑，有1条正脊，8条垂脊，4条围脊，总共有13条殿脊。吻兽坐落在殿脊之上，在正脊两端有正吻2只，因它口衔正脊，又俗称吞脊兽。在大殿的每条垂脊上，各施垂兽1只，8条脊就有8只。在垂兽前面是1行跑兽，从前到后，最前面的领队是一个骑风仙人，然后依次为：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狻猊、押鱼、獬豸、斗牛、行什，共计10只。8条垂脊就有80只。此外，在每条围脊的两端还各有合角吻兽2只，4条围脊共8只。这样加起来，就有大小吻兽106只了。如果再把每个殿角角梁上面的套兽算进去，那就共有114只吻兽了。而皇帝居住和处理日常政务的乾清宫，地位仅次于太和殿，檐角的小兽为9个。坤宁宫原是皇后的寝宫，小兽为7个。妃嫔居住的东西六宫，小兽又减为5个。有些配殿，仅有1个。古代的宫殿多为木质结构，易燃。传说这些小兽能避火。由于神化动物的装饰，使帝王的宫殿成为一座仙阁神宫。
因此吻兽是中国古典建筑中一种特有的雕塑装饰物。因为吻兽是皇家特有的，所以也是一种区分私家和皇家园林及建筑的一种方法。
4、平面布局简明有规律
中国古代建筑在平面布局方面有一种简明的组织规律，这就是每一处住宅、宫殿、官衙、寺庙等建筑，都是由若干单座建筑和一些围廊、围墙之类环绕成一个个庭院而组成的。一般地说，多数庭院都是前后串连起来，通过前院到达后院，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的思想意识的产物。家中主要人物，或者应和外界隔绝的人物（如贵族家庭的少女），就往往生活在离外门很远的庭院里，这就形成一院又一院层层深入的空间组织。同时，这种庭院式的组群与布局，一般都是采用均衡对称的方式，沿着纵轴线（也称前后轴线）与横轴线进行设计。比较重要的建筑都安置在纵轴线上，次要房屋安置在它左右两侧的横轴线上，北京故宫的组群布局和北方的四合院是最能体现这一组群布局原则的典型实例。这种布局是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和礼教制度密切相关的。它最便于根据封建的宗法和等级观念，使尊卑、长幼、男女、主仆之间在住房上也体现出明显的差别。这是封建礼教在园林建筑布局上的体现。超级秘书网
5、地域文化不同园林建筑风格有异
洛阳自古以牡丹闻名，园林中多种植花卉竹木，尤以牡丹、芍药为盛，对比之下，亭台楼阁等建筑的设计疏散。甚至有些园林只在花期是搭建临时的建筑，称“幕屋”、“市肆”。花期一过，幕屋、市肆皆被拆除，基本上没有固定的建筑。
而扬州园林，建筑装饰精美，表现细腻。这是因为，扬州园林的建造时期多以清朝乾隆年间为主，建造者许多都是当时巨商和当地官员所建。目的是炫耀自己的财富、粉饰太平，因此带有鲜明的功利性。扬州园林在审美情趣上，更重视形式美的表现。这也与一般的江南私家园林风格不同，江南园林自唐宋以来追求的都是淡泊、深邃含蓄的造圆风格。
四．结论
篇（4）
讲授古典诗词，教师一定要摒弃传统的直接点击课题或者简单的读读背背课文的导入模式，要在新课程理念指导下，借鉴多种教学资源精心创设“活”的情景，让传统的、一成不变的、枯燥乏味的课堂导入变得具体、生动、形象、鲜活、灵动起来，从而满足青少年学生追求新颖、鲜活、灵动的古典诗词课堂氛围的心理需求，激发学生学习古典诗词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享受学习古典诗词带来的审美愉悦。创设“活”的课堂导入情境的元素很多，比如诗人创作诗歌的趣闻故事及网络中与诗歌内容匹配的图片、音乐、音画视频、影视片段、名人朗诵等。这些导入元素，只要我们运用得恰到好处，均可以达到上述效果。
比如，教授《离骚》，上课伊始，播放从网络下载后精心剪辑的香港凤凰老电影《屈原》视频片段供学生观赏。当学生对电影中的屈原有了一定的了解后，内心的情感受到了激烈的碰撞，学习屈原《离骚》文本的强烈兴趣被大大地激发出来，学生不约而同地伴随着多媒体中播放的背景音乐中诵读的《离骚》节奏高声朗读起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二、“活”的文本细读
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古典诗词篇目众多、题材丰富、内容丰盈、情感美丽、形式不拘一格。仅就古典诗词的题材而言，就有山水田园诗、边塞诗、咏怀诗、咏古诗、咏物诗等。教学时，教师要根据古典诗词的不同题材、形式、内容、风格、情感等采取丰富多彩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对所学文本中体现的思想感情等进行“活”的细读。唯有如此，学生才会发现蕴含在古典诗词文本中的深层意蕴，才有可能在品鉴古典诗词文本的过程中产生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审美愉悦。
比如，学习《离骚》，我们可以根据其文本篇幅长、意蕴丰富、情感深沉、语言精美、场景跨度大、艺术形象多等美学特质，引导学生细读全诗和孙芳的研究文章《〈离骚〉诗题兼情感内蕴再探》，辨析、揣摩、理解文题“离骚”的含义是“作者遭遇忧愁而写成的诗句”之意。引导学生细读全诗和尤佳的《〈离骚〉的主旨和艺术特色》等学术论文，整体感受诗歌的丰富意蕴和唯美主旨是忠君和爱国、忧国和忧民等。引导学生细读文本和王悦的《〈离骚〉人物形象及其蕴含思想探析》等学术论文，感知、理解、鉴赏诗歌中的人物群像，比如文学性人物形象前王、前修等，神话类人物形象尧、舜、桀等。引导学生细品诗歌的结构和文虎林的《〈离骚〉的结构解读》等学术论文，领略《离骚》的音乐美、韵律美、节奏美等。
三、“活”的环节衔接
新课程理念要求高中古典诗词教学过程是一个由不同环节组成的既行云流水一般又环环相扣、浑然一体的有机整体。故此，讲古典诗词，我们还必须讲究教学环节之间合情合理、恰到好处的衔接艺术，因为，它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良好的衔接往往从上一个教学环节出发，又顺水推舟地勾连出下一个教学环节的内容，如此，学生就可以在“润物细无声”中温故知新，此为其一。其次，可以提高古典诗词课堂的教学效率。因为教师具有一定艺术意蕴和艺术魅力的古典诗词课堂教学环节衔接语，原本就是滋润学生心灵的甘泉和引导学生走进古典诗词文本的金钥匙。
比如讲《离骚》，在上课伊始“活”的情境导入后，我们可以采用具有浓浓诗意的语言将情境导入过渡到对《离骚》文本的解读：“刚才大家品鉴了影视作品中的屈原形象，现在我们该品鉴屈原在《离骚》中塑造的诗人自我形象了。”当学生高声诵读、品鉴了《离骚》中塑造的屈原自我形象和众多的人物群像后，教师就可顺水推舟地说：“《离骚》距今虽然已经两千多年，但却一直脍炙人口，同学们想探究其中的奥秘吗？”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点拨和过渡的话语，就把学生非常自然地引向了下一个教学环节――鉴赏《离骚》所蕴含的丰富的诗意美和独特的艺术风格等。
四、“活”的课堂结语
如果把高中古典诗词课堂教学比作是一出师生同台演出的精美独幕话剧的话，那么，课前“活”的情景创设、课中“活”的文本细品等教学环节就是这出话剧的序幕、开端、发展和，而课尾的结语则是这出话剧的结局与落幕。多年的教学实践证明：相对于课前的情景创设、课中的文本解读等而言，课尾的结语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每次课堂教学接近课尾时，学生往往出现注意力不集中、急盼下课铃声响的现象。所以，我们应根据德国实验心理学家、实验学习心理学的创始人艾宾浩斯的遗忘规律，在一堂课的最后阶段继续调动学生学习古典诗词的积极性，使古典诗词教学的课堂结尾再次呈现，为古典诗词课堂教学画上一个美丽的句号。
篇（5）
我2006年秋进入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跟随余恕诚先生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硕士、博士学位，迄今已经六年。恕诚师是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教育家，在学术界特别是在安徽省的文化教育界享有崇高声誉。从教半个多世纪以来，桃李满园。能够忝列门墙，亲承教训，对我而言确为一种莫大的荣光与幸运。在侍学余门的六年里，我与老师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对老师的道德文章，也有了更加真切的体会，其中感受最深的，是他在研究生论文指导上的深入思考、大胆探索。
研究生阶段的教学，学术论文的写作处于中心环节，是检验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最重要标尺。恕诚师作为后第一批研究生导师，在几十年的研究生培养实践中，一直高度重视对论文的指导。他反复强调，研究生论文绝不能简单当作获取学位的敲门砖，而是要让学生真正受到锻炼、得到提高；强调研究生的论文写作，导师必须切实担负起指导之责。在论文指导中，恕诚师首先最重视的就是论文的选题。他多次严肃指出，现在少数导师给研究生设计的论文题目，就如同开采“鸡窝煤”一样，目光短视，缺乏应有的学术价值，无论是对学生个人发展，还是对推动学术进步，所起的作用都是有限甚至负面的。在恕诚师看来，一个真正好的论文选题，应当遵循三个原则：一要帮助学生打下厚实全面的专业基础，使学生具备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知识与技能；二要能让学生的科研能力获得提高，学术视野得到拓宽，提高是根本，创新是关键；三要题目本身要具备深入钻研的空间，要有后劲，要能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获得长远的学术能力。一句话，既要厚植根基，又要着眼未来。
既要厚植根基，又要着眼未来。这是恕诚师几十年辛勤探索的思想结晶，也被他始终如一地贯穿于指导研究生论文写作的全过程中。我自入学以来，亲身经历了老师对自己所带六届博士、硕士研究生的论文指导工作。他所直接或参与指导的研究生论文，选题多围绕着重要作家（如李白、王维、张籍、王建、元稹、温庭筠）；重要文学史现象（如中唐乐府诗、骈散文关系、民国唐诗学）；或能体现古典文学当代价值的学术话题（如皖南地域诗歌史、唐代戏谑诗、唐代涉外诗歌）。这些选题本身无一不是老师在长期研究深入思考基础上形成，全都瞄准学术研究的前沿或薄弱环节。有些选题，讨论的对象或许并不新鲜，但是由于所取的往往是一个独特的视角，因此就能获得全新的学术意义。还有一些选题更是直接从他本人所正在从事的研究中派生出来。由于老师本身就是一位有着学养深厚的大学者，且一直密切关注学术动态，经他用心思考而得的论文选题，自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老师多次讲，给学生一个选题并不容易，因为这也考验着导师的知识水平，如果导师自己都怠于学习、疏于思考，对于学术发展的敏感度不高，那么就很难想出什么有价值的选题来。他一直笃信这样的道理：一个老师要想让学生种好一分地，自己必须先具备种好一亩地的本领，否则就会误人子弟。
论文题目确定下来以后，还面临着一个交给什么样的学生来研究的问题，这同样不能率意而为。因为每一个学生的性格特征、兴趣爱好、知识储备，乃至于今后的职业选择，都会千差万别，好题目如果交错了对象，同样会损害题目的应有意义，也不利于学生的成长提高。譬如老师所招收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徐礼节，由于已在高校任教，原先又并未接受系统的硕士课程学习，为了让其进一步夯实基础，老师给他设定了中唐诗人张籍、王建研究的选题。徐礼节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围绕这一选题刻苦钻研，不仅撰写出高质量的学位论文，并且在毕业以后仍与老师合作，全面整理了张籍的诗集，最终形成《张籍集系年校注》的成果，在中华书局出版。又如2005级博士研究生方锡球、2006级博士研究生莫山洪与鲍鹏山，入学之前在明代诗学、骈文与先秦诸子研究上已有相当基础，老师则又量体裁衣，为三人选定了符合自身特点的论文选题，同样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恕诚师作为著名的唐诗专家，又曾担任安徽省政府参事、安徽省政协常委多年，朴素的赤子情怀与自觉的社会担当，使其一直对传承安徽地域文化高度关注，并且很希望能从自己专业角度为宣传安徽地域文化、推动安徽文化发展尽一份心力。早在21世纪初，老师便与他最早两届研究生周啸天、丁放两位先生合作编著了《诗情画意的安徽》一书，引起社会广泛好评。2008年，任职于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的朱文根投考老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鉴于他的工作性质，恕诚师将研究魏晋至唐五代一段的皖南诗歌史的任务交由他来做。与此同时，又命2008级的硕士研究生朱少山着手撰写北宋一段皖南诗歌史。如今，经由二人的工作，南宋以前的皖南诗歌发展脉络已经得到初步梳理。曾经不止一次听老师谈起，一个学者应该要有人文关怀，要能承担自己的文化责任，学术研究也要能够尽量做到立足现实、关注当下，具有当代意义。有关断代皖南诗歌史的撰写，便突出体现了老师这方面的鲜明意识。老师的确是一个对社会热点抱有浓厚兴趣的学者，可举一例为证。以我这些年的观察，老师至少常年订阅《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人民政协报》四份报纸。这不仅能使老师能紧密把握时代脉搏，且往往会从中获得重要启发。在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片面地强调两耳不闻窗外事，可能真的是一种故步自封，对学术研究绝非幸事。
将北宋皖南诗歌史这样的“大题目”，交由一个刚刚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的人来做，在很多人看来，或许过于冒险。但恕诚师却敢于放手，且最终完成任务，这固然离不开他对研究生本人各方面条件的充分考察与评估，但这更是他这几年在硕士生培养环节中主动试验的结果。一直以来，基于对硕士生尚处于储备知识阶段的基本判断，一般不主张硕士生涉及大题目。这种意见有其合理的成分，但是也带来明显流弊，硕士生的论文选题基本上局限在三流四流的作家作品或一些过于冷僻的小问题中，以至于造成一个硕士生即便是获得学位，也基本没有什么科研能力可言，甚至专业素养还不如本科生完备。这诚然有违研究生培养的初衷，也会严重损害知识体系的传承。恕诚师常常引用《易经》中“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担忧。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他在自己指导的硕士生身上开展试验，鼓励他们敢于触碰大题目（老师曾有“放野马”的形象比喻，看似信马由缰，不管不顾，殊不知，马儿只有在原野上奔腾起来，才能真正锻炼本领、砥砺意志。一味圈养，虽然草食无忧，但终将品种退化），哪怕失败了也没有关系。这一思路从我所在的2006级唐宋文学方向的硕士生中即得到充分体现。唐宋文学方向自1978年开始招收研究生以来，就一直延续着集体指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优良传统。我们这一届总共是11人，最后论文指导时，陈有斌、郑传锐、胡玉兰和我四人安排由恕诚师负责。我们四人个性不同，知识结构与主客观条件也有很大差异，但恕诚师给我们四人确定的选题却无一陷于琐碎。在此基础上，考虑到陈有斌对于作品较熟、又年纪稍长、且毕业后将要从事中学语文教学，恕诚师给他设计了《李白与唐代诗歌》的题目。郑传锐韧性较强，长于材料搜集整理，他的题目就被确定为《唐代涉外诗歌汇考与研究》。胡玉兰是女生，根据她的情况，老师建议她做《李商隐的爱情诗研究》。通过这些题目的撰写，同学们大都进一步地夯实了基础、开拓了眼界、培养了能力、提高了品味，对于个人今后的发展是大有益处的。
给学生设计好论文选题，只是指导研究生论文写作的第一步。接下来还有更为繁重的工作要做，这就是学生论文写作中，要密切跟踪关注，随时引导修改。但凡是研究生，无论是攻读硕士学位还是博士学位，自身的知识储备与学术经验，都还有这样那样的欠缺，因而很容易出现偏差。如果不及时匡正，就会事倍功半。恕诚师虽然从战略规划上鼓励学生大胆创新、敢闯敢试，但具体到实际的战术指导上，则是慎之又慎、精益求精的。几乎每一位学生的论文，从开始撰写到最后成型，都经过恕诚师多次修改。凡是由他指导的学生，论文写作中推倒重来的事情时有发生，程序上无疑是繁复周折了一些，但是那无疑是为了保证论文的质量。如果轻易蒙混过去，将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任，也是为师者的失职，更是对学术尊严的一种不尊重，恕诚师一直这样“固执”地认为。
作为仅有的几位硕士、博士阶段学习都由恕诚师直接指导并且未有间断的学生之一，我本人这六年来的学习与成长，似乎更是对恕诚师培养指导研究生理念的生动诠释。由于性格家庭的原因，我自幼较为喜爱文学与历史，上大学读中文系之后，又有幸获得相对正规全面的专业训练，尤其是在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两方面下了一定功夫。所以2006年秋，我以相对靠前的成绩考入安徽师范大学。但是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对于研究生阶段如何组织学习，对于学术论文如何撰写，我是不甚了解的，连续交上去几篇作业，都很不理想。这反映了我的基础仍然比较薄弱。2007年6月中旬，导师组召集我们开会，询问我们的论文设想，我大着胆子提出一个题目，恕诚师当时并未表态。事后，他专门打电话给我，向我提出他的意见，认为那个题目虽然有一定价值，但更多属于文学研究，不利于发展与提高。接着他又问我是否知道《两都赋》与《二京赋》，我说知道（但直至当时，我对这两篇赋的作者归属，都十分模糊，只是大学本科在文学史课上接触过相关名词）。于是他说，今年春天《光明日报》上面搞了一个“百城赋”，是写城市的赋作，与《两都赋》与《二京赋》渊源很深，问我能不能做一个历代都邑赋的研究。当时听着老师平静的叙述，我整个人都懵了，因为我是唐宋文学的研究生，竟然让我面对赋这种毫不熟悉并且一般被当做两汉文学代表的文体，并且还要研究一个通代的发展史，这的确是我没有料到的。电话那头，老师可能也感觉到我的犹豫，于是让我暑假回家之前去他那里一趟。2007年7月13日，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去面见老师。坐定之后，老师拿出了他早已准备好的从当年三月开始收集的“百城赋”剪报，厚厚一叠，交到我手中。又让我利用假期时间，先阅读《文选》与马积高的《赋史》，熟悉熟悉赋这种文体以及都邑赋题材的基本特点，然后再看看自己能不能把这个题目做下来。我就这样“晕晕乎乎”地接过了老师的剪报，也接过了老师的嘱托与期待，开始了一段在当时并不能确知未来的旅程。
事后知道，老师之所以想到这个题目，一是由于他在进行自己所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诗与其他文体关系”的研究中，认识到赋这种文体的确有其特色，对文学史的正面推动作用也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二是从《光明日报》当年所开辟的“百城赋”专栏并获得轰动的现象中受到启发，觉察到赋这一久遇冷眼的古典文体，即便是在当代社会仍有很强的适应性，仍拥有广大的受众，因此若就中国古代都邑赋的发展历程作一梳理，将会很有意义。而老师最终决定把这个题目交由我来做，也同样是出于替我补课，打牢基本功的初衷，经过慎重考量之后做出的。此后的两年时间，我认真按照老师的指示，一头扎进图书馆内，一边阅读大量原始文献与研究专著，一边积极深入进行理论思考。最终于2009年7月交出了《都邑赋史论》的学位论文，顺利通过答辩。通过这篇论文的撰写，我等于再一次复习巩固了古典文学的基础知识，并且有重点有方向，受到了很好锻炼。这篇论文后来连续获得安徽师范大学首届优秀硕士论文奖、安徽省第三届优秀硕士论文奖。2012年3月，我又获得了安徽省首届高校古籍整理优秀研究生奖，这篇论文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
回过头来想一想，如果当时不是恕诚师为我在研一快结束时较早确定论文选题，那么我可能仍会继续迷茫，不知方向。人其实与生俱来就有一种惰性，一旦徘徊得久了，觉得希望渺茫，原先还可能存在的豪情壮志自然就会衰退，也就会很容易陷入自我否定、自甘沉沦、百无聊赖的境地中。此时如果能有一位伯乐及时指点迷津，那么局面就可能会完全改观。这篇论文最后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完全是老师因材施教、循循善诱的结果。在开始时，恕诚师并未对我提出过高的要求，甚至只是让我简单描述一下即可，消除了我的顾虑，给我以充分的空间。而等到真正进入论文写作中，恕诚师却又在旁全程指导，屡屡纠正我的错误，多次给我提供意见与材料，使我不敢有丝毫懈怠之心，自我加压。论文中的《走出俳优――论〈两都赋〉的赋史意义》《论古代都邑赋的现代价值》《“赋代志乘”说评议――以都邑赋为中心》等章节均曾以单篇论文形式刊发于国内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走出俳优》一文还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试想如果我抱着在付过去的态度，就不会对诸多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也就不会形成上述这些具有一定价值的研究成果。
正是因为有了撰写硕士论文所受到的学术训练以及表现出了一定的学术潜力，2009年上半年我又顺利通过了安徽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并有幸继续跟随恕诚师攻读博士学位。在接下来的三年中，我与老师一直保持十分频繁密切的联系，从老师那里也得到了更为严格系统的指导。
篇（6）
论文 关键词：林徽因 中西精神资源 影响
论文摘要：林徽因学贯中西，她深受西方浪漫主义、象征主义、 现代 主义、人文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同时
“在现代
同时．在创作带有西方 现代 感的诗歌时，林徽因还是无意识地把古典文学的传统因子融人了创作中。
篇（7）
诗歌教学既是种知识教育，也是种审美教育，史是种情感教育。语文教育中的诗歌教学小仅对于学生写作能力的提高有极大助益，而且对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人格健全有导引作用。我们知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言志”，“诗言情”，诗歌所具有的内倾性、情感性和审美性，特别适介培养种丰富细腻的感情与健康美好的人性，使我们变得“多情”、变得“爱美”、变得“乐善”。在中小学语文教育中，相比古典诗歌而言，论文现代新诗似乎更难理解，也更难讲解，所以“读小随".“讲小好”的问题在现代诗歌教学中普遍存在，现代诗歌的教学也成了很多教师颇感棘手的教学难题。以笔者浅见，要解决现代诗歌教学中现存的这些问题，教师至少要注意以下二个方而：
第一，要有宽广的诗歌背景知识作为扩展讲解。在教学中，教师小能机械地就诗论诗，而应通过知识性的扩展讲解使学生达到扩展阅读的口的。扩展阅读叫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也培养了学生查阅资料的习惯。扩展讲解的内容小必而而俱到，应尽量简单准确，点到实质，但切忌语焉小详。具体内容应包括诗人简历、诗歌常识等，对于现代新诗中的术语名词，如什么叫象征主义，什么叫浪漫主义，什么叫感伤主义，什么叫现代主义；些特殊的诗歌形式如}四行的美学原则是什么。在口前学生普遍喜欢徐志摩诗歌的情况下，叫以讲讲新月诗派及其主张的格律诗的“二美”原则，并结介具体作品解释清楚这“二美”具体的内涵。讲到舒婷的《致橡树》时，也应该扩展讲讲“朦胧诗”的名称来源及其思想艺术特征。如果按照主题划分为爱情诗、乡愁诗、爱国诗，论文或者按照艺术特征划分为抒情诗、叙事诗、史诗等，叫以尽量归纳、总结同类主题或同类形式的些诗歌；如果按照流派划分，叫以对各个流派的特色以及 同中之异、异中之同作出归纳分析。囚为很多诗歌需要放在具体大背景和新诗史中阐释，所以诗歌背景和简单的诗史也应有所涉猎，比如讲授韩东、于坚的诗时，应该提及第二代诗歌运动，而对于郑敏的《金黄的稻束》，则应该讲讲九叶诗派、西南联大诗人群的概况。
第二，要进行开放式的解读与赏析。解诗中所说的“诗无达话”，并小是说丧失标准任意而为，而是说对于些具有丰富复杂内涵的诗歌叫能会有多重解释，叫以从小同角度进行分析，力求找到最符介原意的“叫能性”解读，这是，n：：近式的解读，而小是远离或僵化的就诗论诗。笔者以为，这种开放式的叫能性解读首先应该是种深度而准确的讲解，小能只是泛泛而谈，更小能是离题的解读，而应是 种“细读”（close reading）。这就需要考虑到时代背景、历史现实和文化内涵等囚索，以及字句中复杂幽微的意蕴，当然，丰富的轶闻史事也叫以从旁充实。比如闻多的《色彩》，这首诗写的虽是“色彩”，其实是在写“生命”，“色彩”的丰富多彩（红黄蓝黑等）就是“生命”的丰富多彩（爱恨生死等），关键的诗句是“生命是张没价值的自纸”，“从此以后，/我便溺爱于我的生命，/囚为我爱他的色彩”。就我所知，有些教师对这首诗的解释很肤浅僵化，居然让学生把各种色彩对应代表的意思背会，考试中居然会给出“红黄蓝黑’毕业论文夕各代表什么意思的考题，想到学生在“绿―发展、红―热情、黄―忠义、蓝―高洁、粉红―希望、灰自―悲哀、黑―死”之问划上对应号，我觉得这样的诗歌教学是失败的。其实，对这首诗在色彩上的隐喻运用，教师也叫以结合闻 --- 多绘的功底讲讲他诗歌中的绘美，也叫以讲讲色彩的主观险。而现在有些教师们们把些饱含情感、极为感性、意味无穷的诗歌给程序化了，把传达丰富细腻感情的灵性美简单化为枯燥无味、死记硬背的符号，恨小能把学生的大脑当做个知识的硬盘全部拷贝储存进去，而思想的深沉、语言的美感、情感的撞击、精神的愉悦等等都被稀释掉了。所以深度准确的解读应放在第位，小是浅显的阐释，毕业论文更小能是离题的阐释，或是断章取义、只顾字而意思的解释。
教师叫以把授人以鱼与授人以渔的方法相结介，从各种角度比较小同诗歌作品的共性或相异的特征，从主题角度、性别角度、历史时代文化角度，以及诗歌构思的方式，提供种立体式、多角度而非单化的解读方法。比如，同样是爱国主题，讲艾青的《我爱这土地》、闻多的《一七子之歌》和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应是小同的，叫以比较小同的时代背景，小同的历史环境，小同的诗美诗意，而共同的地方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又如，在讲解余光中硕士论文《乡愁》和席慕容《乡愁》时，叫以让学生比较、总结从古到今中国诗歌（文学）中的“乡愁”主题，并体会“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的普遍情感，教师叫以与古代边来诗与田园诗相比较，把现代诗人与古代诗人李自、高适、陶渊明等比较，从乡愁意识扩展到人类的归乡意识、乡土情怀和家园感。
一 个作家的其他诗歌作品既叫以作为扩展阅读，也叫以作为比较阅读，教师最好能加上诗人同时期创作的另些同主题诗歌，或者小同诗人在小同时期的同主题诗歌。
参考文献：
篇（8）
石川啄木在日本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诗人，被称为“国民诗人[1]”。其短歌一改从古至今的一行书写形式，以独特的三行书写，自由地表现了口语定型诗的魅力，对日本近代新和歌的改革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其一生的重要创作都收录在歌集《一握沙》《悲伤的玩具》中。
“周作人是最早翻译日本近代和歌的翻译家[2]”，“也是最早译介石川啄木诗歌的翻译者[3]”。他以白话散文体的形式翻译日本的和歌被朱自清称为“实在是创作[4]”，尤其是20年代译出的作品，以崭新的散文体形式及白话文的语体对当时的诗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并且促进了一个新的诗体“小诗”的诞生，对此后的中国白话新诗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本文以石川啄木的歌集《一握砂》《悲伤的玩具》，周作人的译本为中心，从目的论角度，把周作人翻译歌集的“目的性”做为切入点，对目的论在近代和歌汉译过程中的接受及应用进行探讨。
一．目的论
目的论，它打破了传统翻译理论对翻译文本的研究模式，把翻译研究的重点放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目的性的选择上，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人类的一种行为英语专业毕业论文，而人类一切行为都是有意图、有目的的，因此，翻译行为的实施也是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的目的，为了这个目的，译者都会选择特定的文本和运用特定的翻译策略，以期达到自己的特定目的。目的论的提出者弗梅尔将翻译目的分为三类:一类是译者所要达到的一般性目的，比如说赚钱：二是译文在目的文化语境中要达到的交际目的，如启迪读者；第三类是使用特殊翻译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如为了说明某种语法结构的特殊之处而采用按其结构直译的方法。
所有翻译行为所要遵循的第一法则就是目的法则，即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翻译的全过程，从翻译材料的选用到翻译策略的采用，都必须遵循翻译目的。
二．周作人的翻译策略
1.形式：
周作人认为日本诗歌的特征是“用了简练含蓄的字句暗示一种情景，为别国所不能及的……”“但因此却使翻译更觉为难了。”[5]
原文：病みてあれば心も弱るらむ！
さまざまの
泣きたきことが胸にあつまる。[6] 「一握の砂
译文：生了病心也会弱了吧！
各式各样的
要哭的事情都聚到心中来了。[7]
用简洁的语言，运用句子的长短度，以散文式的节奏变化来让读者感受到了和歌的魅力。初看译文看似平板，其实却充满了趣味。啄木的和歌不拘泥于韵律和定型，打破以往不分行的书写的惯例而分了三行，非常自由。周作人用散文体来翻译，不拘泥于韵律和语法，“实在是创作[8]”。
2.语体：
啄木的和歌用的是近口语体的语体，周作人用白话文来翻译，传达了白话潜在的表现力，同时也准确传达了和歌近口语体的趣味。
原文： 茶まで断ちて、 わが平復を祈りたまふ 母の今日また何か怒れる。
译文： 连茶都戒了
祈祷我的病愈的
母亲今天又为了什么发怒了。
周作人用近似于翻译腔的定语句型，表示词语的关系，用长定语来修饰“母亲”，用“了”表示动词的过去时态。并用了结构助词“的”，这是白话特有的。
原文：かなしきは我が父！ 今日も新聞を読みあきて、 庭に小蟻と遊べり。
訳文：悲哀的是我的父亲！
今天又看厌了报纸，
在院子里同蚂蚁玩耍去了。
文言文中的单音节单词很多，每个单词都很独立，周作人则充分发挥白话文的表现力尽量用双音节的单词，音节数增加的同时也缓和了句子的节奏。如“悲哀”“玩耍”的双音节单词使译文更加流畅。
原文：鏡屋の前に来て ふと驚きぬ 見すぼらしげに歩むものかも
訳文：来到镜子店的前面，
突然的吃惊了，
我走路的样子显得多么寒伧啊。
译文加上了原文中没有的人称代词“我”，这对几乎没有人称代词的中国古典诗歌简直是一种挑战，怪不对朱自清称赞其“简直是创作”。
周作人的白话可以说，是把中国古代的白话、民间口语和外语溶合在一起的新式的现代语。很重视句子成分英语专业毕业论文，主谓定状语交错在一起，甚至有几重修饰，注重营造和歌整体的意义，而且少了中国古典诗歌式的晦涩。
由此可以得出，周作人是采用了白话散文体这一翻译策略来翻译啄木的短歌的。
三．周作人的翻译目的
1917年到1921年，这个时期我国文坛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变已经完成，在诗歌方面也是白话体诗歌独占鳌头。但是，到了1921年，中国新诗坛却有了个暂时性的沉默，为了打破这个沉默，1921年5月，周作人写了《新诗》，刊于6月9日《晨报副刊》，他在文章写到“现在的新诗坛，真是可以说消沉极了。……新诗提倡已经五六年了，论理至少应该有一个会，或有一种杂志，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了。现在不但没有，反日见消沉下去……”[9]。
他其实是想用外国的思想和手法促进中国新诗的发展。关于新诗他这样说道“新诗本来也是从模仿（外国诗歌）来的，他的进化是在于模仿与独创之消长[10]”。1921年8月，在《新青年》上发表《杂译日本诗三十首》，12月翻译《日本俗歌四十首》，又陆续发表《日本的诗歌》，《日本的小诗》等。啄木的短歌也是在1922年翻译的。
啄木在近代文学史上，“用恰当的表现方式体现了近代诗精神，树立了新诗歌[11]”受到瞩目。他用三行书写的方式，打破了传统和歌不分行的惯例，被视为是一种变革。啄木的这种叛逆、革新、独创的歌风，正好与当时周作人心涌现的突破旧框框的期望形成共鸣。
由此得出，周作人翻译啄木的短歌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取日本近代和歌中的新要素 ，进而促进中国新诗的发展。
四．翻译策略的有效性
1.散文体
汉语为独立语，每个单词都有丰富的含义，语法变化也很少，即使是和日语有相同的字数，相对应的内容也不同。“三十一个音大抵只能当得十个汉字，如俳句的十七音英语专业毕业论文，不过六七个汉字罢了[12]”。如果用10个或7个汉字来翻译和歌和俳句，音节过于紧迫，加快了节奏感，就会失去原作的情趣。语法变化少，就无法表现原文复杂的语法和“特有的助词[13]”。当翻译啄木的近口语体和歌时，这种语言的差异就成为很大的障碍。
周作人提出用散文体来表现和歌原有的趣味。他在《日本的诗歌》中关于日本诗歌的翻译说道“如将他译成两句五言或一句七言，固然如……嚼饭哺人一样；就只用散文说明大意，……但此外别无适当的方法”[14]。在《日本俗歌六十首》中他说“我的翻译，重在忠实的传达原文的意思, ……但一方面在形式也并不忽视，仍然期望保存本来的若干风格。这两面的顾忌是我不得不抛弃做成中国式歌谣的妄想，只能以这样的散文暂自满足。[15]”
周作人正是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反复考量最后才采用了散文体。
2.白话文
周作人用白话文来翻译啄木的短歌，不得不提到其把翻译作为工具，改革新文学的这一思想。他在《谈翻译》中曾说道“自从严几道发表宣言以来，信达雅三则为译书不刊的典则，……但仔细加以分析，达雅重在本国文方面，信则是与外国文有密切关系的。……假如真是为书而翻译，则信达最为重要，自然最好用白话文，……文言文译书不很费力而容易讨好，所以于译者有利，称曰为自己而翻译，即为此故，不过若是因为译者喜欢这本原书，心想介绍给大家去看，那么这是为译书而翻译了，虽然用文言译最有利益，而于读者究不方便，只好用白话文译去[16]”。他把翻译目的分为为书而翻和为自己而翻，提出如果是为读者介绍的话最好用白话文翻译这一主张。
目的论认为翻译目的决定翻译对策和具体翻译方法。如上所述，周作人翻译的目的是吸取日本近代和歌的新要素促进中国新诗的发展。正是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周作人选了啄木的歌集，采用白话散文体的翻译策略。
3.小诗的诞生
从1921年到1924年，中国诗坛兴起了一股小诗的风潮，大量的小诗在报刊上刊登。朱自清对此这样总结：“现在短诗底流行，可算盛极！……这种短诗底来源英语专业毕业论文，据我所知，有以下两种：（1）周启明君翻译的日本诗歌，（2）泰戈尔《飞鸟集》里的短诗。前一种影响甚大。[17]”指出了周作人翻译的日本诗歌对小诗的巨大影响。而当时的小诗也确实和周翻译的短歌很相似。比如：
从堤边，水面
远近的杨柳掩映里，
我认识了西湖了！应修人《我认识了西湖了》[18]
这首小诗无论从内容还是表现形式，都和周的译文极为相似。用简单而又意味深长的语句，表现了作者一时的感想。
五．结语
翻译和创作是不可分离的。翻译为周提供了一种创作新诗的尝试，而周又在次基础上创作了自己的新诗。1929年他发表了自己的新诗集《过去的生命》，收纳了36首新诗，其中的一首《小河》，被称为是“中国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19]”。
周作人萃取了日本诗歌的精华，使中国诗坛从创作的苦闷期中摆脱出来，在当时的中国诗坛促进小诗的诞生，可以说是达到了其翻译目的。但是其有效性也是有限的。1924年以后革命的硝烟浓起，小诗的形式和格调却与时代不相适应，其内容短小，无法承载复杂而深刻的内涵，小诗的作者们也纷纷停止了小诗的创作，转而寻觅其他的形式来符合时代的要求。
但是，正是因为周作人的翻译，为中国新诗坛开辟了一条虽不开阔但与众不同的途径，这也可以说是中国诗坛的一大收获。
参考文献：
[1].李艳霞.从目的论看梁实秋与鲁迅翻译官的异同[J].郑州：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6.4
篇（9）
一、“意境分析法”教学模式的本质特点
“意境分析法”中国古典诗歌教学模式是一种立足于对诗歌题材特点的清醒认识，以分析诗句句式和用词特点为基础，借助所采用的各种修辞手法和表现手法，以及意象、形象等诗歌要素，通过句与句之间内在的结构联系，来分析、归纳和领会具体诗歌的主题思想和写作特色，并最终辅以一定的复习巩固手段的中国古典诗歌教学模式或欣赏方法。
恩格斯在评论文艺作品的时候，首先着眼于内容，着眼于它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广度和作品的思想倾向。“意境分析法”有别于传统的中国古典诗歌教学与欣赏理论，正是把古典诗歌的基本内容作为主要研究方向。具体的研究对象有：属于诗句范畴的句式与和用词，属于表现方法范畴的修辞手法、表达方式及古典诗歌特有的一些表现形式，属于古今之外诗歌共有的意象和形象等要素，属于结构范畴的句与句之间的内在联系，作为诗歌教学与欣赏终极目标的主题思想和表现手法。
“意境分析法”教学与欣赏模式的基本课堂组织方式，是以教师居于主导地位的言之有据、层次明晰的诗歌结构分析与整合归纳，并适当向学生倾斜，充分照顾学生的理解和领会能力的师生互学互动形式。在长期持之以恒的教学实际中，可以达到教学相长，师生认知交融，于潜移默化中完成学生对诗歌内容的领会和理解，同时逐步接受“意境分析法”模式的方法体系。教师的主导地位并不是开素质教育的倒车，而是在起步阶段由老师充当引导者的角色，引导学生步入中国古典诗歌欣赏的殿堂，同时为学生的进一步学习提高提供学法积累。“意境分析法”教学模式对诗歌的分析并不是无原则的肢解，而是与整合归纳相配套的中国古典诗歌欣赏方法体系的重要组成之一，是层次清晰的认知过程。其基本目的，立足于丰富中国古典诗歌教学与欣赏的方法与模式，力争促进其多样化发展，采取化繁为简、还抽象为具体的方法，解除人为附加在中国古典诗歌上的无形隔膜，使其如白话文一样通俗可感。
二、“意境分析法”教学模式的方法体系
“意境分析法”教学与欣赏模式立足于对各类诗歌内在特性的全新认识，建立有完整的教学与欣赏的方法体系，主要内容可以基本概括为“分析——整合归纳——再分析——再整合归纳”的多次循环过程。
对中国古典诗歌内在特性的重新认识，源自于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全新分类。我们依据叙事、抒情、议论、描写和说明五种表达方式在具体诗作中的使用情况，以及某种表达方式所处的主导地位，将主流的中国古典诗歌作品分为叙事诗、抒情诗、哲理诗、写景诗和咏物诗五大类，并根据不同的题材特点，教学更深一层的二次分类。“意境分析法”教学与欣赏模式借助于对作品的全新分类，试图将题材特点和表达方式作为分析诗歌写法特点的主要凭借物，进一步为归纳主题思想服务。
篇（10）
梁宗岱(1903―1983)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学者、翻译家。他将西方的象征派诗歌艺术创造性地介绍到中国，在现代诗歌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80年代起，随着其著译的重印和整理，梁宗岱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本文现拟就从梁宗岱的诗歌理论研究、与中国其他诗人的比较研究、梁宗岱作品的文本研究以及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意义与贡献等若干研究热点人手，对近些年的研究状况进行简单的归纳和概括。
一、梁宗岱的诗歌理论研究
自80年代以来，梁宗岱的诗歌理论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从研究现状看，对于诗论关键词的把握主要集中在：瓦雷里、象征、契合、纯诗、崇高、宇宙意识、冥想出神、融汇、音乐、绘画等。尽管研究角度及侧重点不同，但对于诗论的理解和把握还是取得了相当的一致性。
在理论渊源上，研究者们大都提到了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瓦雷里的“纯诗”理论对于梁宗岱的巨大影响；《诗与真》作为整个诗论的核心，显示出了歌德的暗流作用；另外，梁宗岱所提出的“契合”显然是受到了波特莱尔《契合》一诗的影响，并归根于莱宾尼兹的泛神论思想。
在核心内涵上，早期研究者温儒敏认为“纯诗”理论“更能体现梁宗岱的理论批评特色”，并将“宇宙意识”理解为梁宗岱“纯诗”创作的最高要求，是诗歌批评的重要标准。并且要想获得“宇宙意识”就必须先达到“冥想出神”的创作状态。
在形式追求上，陈太胜认为“诗的形式在梁宗岱看来至少包括诗的格律以及与之相关的诗行、音韵和节奏等问题，同时，诗的语言又是形式的直接现实”，从而将梁宗岱的诗学定位为“以‘形式’为中心的诗学。是一种形式主义诗学。”吴世永从“纯诗”的角度出发，指出“梁宗岱通过对以‘纯诗’为重要观念的象征主义诗学的提倡，强调诗与散文的明确分界，强调诗歌语言应当具有暗示性与音乐性，大力张扬新诗语言形式的重要性及其在表意上的独特审美价值。”
由于梁宗岱的诗歌理论是对法国象征主义的自我改造，因此这种改造过后的痕迹也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王则蒿认为在西方象征主义者看来“理念和现实是二元对立的”，可“梁宗岱则遵循中国传统的玄学观念将二者视为一个整体”。李华、施新佳提出“纯诗”在瓦雷里那里是达不到的，而在梁宗岱那里，“纯诗是诗的最高境界，是一般大诗人所必须达到的”。
研究者在对梁宗岱的诗歌理论给予肯定评价的同时，也发现了其诗论的不足与缺失。文俊从发生学、本体论及审美观三个方面指出梁宗岱对象征主义接受的偏离。段美乔从实践意义出发，认为梁宗岱的理论是从“只具理论形态的瓦雷里纯诗理论出发，而不是从具体的创作现象出发。”温儒敏也认为虽然梁宗岱在新诗格律方面并没有提供更为具体的可行的意见。
二、梁宗岱与中国其他重要诗人的比较研究
将梁宗岱与其他诗人在诗学观念上进行比较，显示其独特性和创新性，是梁宗岱研究的另一个角度。这种横向比较无疑又拓展了梁宗岱研究的外延，为我们多角度多侧面的认识梁宗岱的诗歌理论及其创作打开了思路。
卞东文探讨了梁宗岱和朱光潜关于“崇高”的不同理解，从而说明朱光潜是站在启蒙立场，“以西释中”，梁宗岱则从创作的角度和个性化的审美趣味出发，重在中西诗学理论的融合与沟通。
柴华在《一桩被“遗忘”的诗学旧案：象征主义诗学观念建构中的“二梁之争”》一文中指出相对于梁实秋较为保守的古典主义诗学观而言，梁宗岱所提倡的象征主义“纯诗”理论更加“幽微精深”。更具有推动新诗发展的“合目的性”。
李景冰通过比较戴望舒和梁宗岱的诗作，指出戴望舒代表了象征主义中“自然感性的一极”，梁宗岱则代表了“理念冥想的一极”，极具启示性。董强在著作《梁宗岱穿越象征主义》中认为戴望舒始终保持了一种火热、清新的“身体感”，梁宗岱则以神秘主义的交融为基础，直接融人宇宙。
段美乔将穆木天与梁宗岱进行比较，认为穆木天“侧重对纯诗美学追求和艺术境界的整体把握；梁宗岱则致力于解决纯诗理论在具体操作中出现的问题。”
到了八九十年代，新诗在象征主义方面又有了新的发展与变化。苏勋等人分析了梁宗岱与王家新诗歌象征的不同，认为象征被梁宗岱看作是诗的全部，在建构上吸收了中国古典诗词的精华，王家新更注重诗歌的价值，运用了叙事和反讽的手法，“蕴含着时代所赋予的新的意蕴内涵”。
三、梁宗岱作品的文本研究
梁宗岱的诗文集和翻译文章虽然在数量以及影响力上都远远逊于他的诗歌理论，但还是显示出了梁宗岱独特的艺术风格。
周世煊不仅将诗集《晚祷》的风格概括为“幽婉而显沉郁。隽永而兼含蓄，具有一种阴柔之美”，而且还探讨了这种“阴柔美”所产生的根源。毛荷花以“爱的哲思”为线索，认为《晚祷》体现了梁宗岱“爱的幻灭”，诗集“侧重于忧郁的沉思和冷静严肃的追问”，梁宗岱“善于选取凄美的意向来传达诗意”，一些较长的自由体诗“颇具象征、暗示、神秘、梦幻等特征”，“带有基督教圣经文学的色彩”。稍晚些的词集《芦笛风》则体现了诗人“爱的回归”。梁宗岱以词的形式“大胆化用西方诗歌典故和意象，表达缠绵的恋情”，“表现深沉哲思”。但毛荷花也指出了词集本身的缺点，比如词中的“古典意象太多”，“不能给人带来新鲜感”，诗人“处于个人情感的宣泄中，没有跳出这个小范围进行更广泛的体察，限制了神思的可能性”。最后，“诗人重形式超过重感情，诗人的情感愈加单薄，有潦草应付之嫌。”但无论怎样，梁宗岱都是想“借一种新的形式和技巧来改观新诗的风貌，进行革新的尝试。”
李振声在《梁宗岱批评文集编后记》中认为梁宗岱的论文《屈原》是“弥漫着批评者人格情感的史述，批评者的才情同时又使得述论有了抒情的艺术意味。”而《非古复古与科学精神》一文却“批示了梁先生在哲学史和近现代自然科学一些相当前沿性探索方面独有会心的学养”。孙琴安著文《梁宗岱的散文特色》，指出梁宗岱在议论文上“喜欢以一种璀璨的、诗一般精致与抒情的语言来对艺术问题发议论”，“喜欢作人类心灵深处的探奥，而不喜欢作表象的图解；他的议论常有一圈神秘的光晕，却未必去作一种抽象的概念的思辨。”
在梁宗岱的翻译著作方面，徐剑用《神形兼备格自高》来肯定梁宗岱的文学翻译。钱兆明的《评莎氏商籁诗的两个译本》通过比较梁宗岱和屠岸对莎士比亚商籁诗的不同译本，指出“梁译的特色是行文典雅、文笔流畅，既求忠于原文又求形式对称，译得好时不仅意到，而且形到情到韵到。”
四、梁宗岱的诗歌理论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意义和 贡献
如果仅仅对梁宗岱的诗歌理论进行微观研究，那么未免有“纸上谈兵”之弊。只有把它放置到文学史上进行宏观考察，才能将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表现出来。在这一方面，已有研究者进行了专门的分析，出现了一些可圈可点的佳作。
在对二三十年代中国新诗发展的意义上，最具代表性的是温儒敏和许霆的研究文章。温儒敏提出梁宗岱纯诗理论的核心是“重建诗的文体意识，并且让新诗作者从太实际、太浮浅、太滥情的平庸风气中超”。许霆以现代诗学演进为背景，认为梁宗岱新诗理论的独特地位是对20年代中国现代诗学的全面超越。它实现了“由注重白话到注重诗的转变”，将“形式一内容”二元论转变为一元论，将“杂碎的感想”整合进体系框架，它是“新诗在30年代走向成熟的标志”。
随着中国新诗的发展，有的研究者也看到了梁宗岱的诗歌理论对于当代诗坛的启示作用。俞燕就以梁宗岱“求真”的要求批评了90年代后现代诗歌“反英雄”、“反崇高”、“反现实”的价值观念，又以梁宗岱关于借鉴古典诗歌语言的主张，指出中国当代诗坛语言晦涩、粗俗、过于直白和淡化意象的毛病，认为当代诗人在如何借鉴外国诗歌这一问题上犯了梁宗岱之前所指出的“夜郎自大”和“妄自菲薄”的两种错误。可以说这篇研究文章颇具新意，也为今后研究的方向提供了借鉴。
此外，在中西比较诗学史上，栾慧在《中西比较诗学史上的梁宗岱》中指出梁宗岱并不是要在西方文化中消融掉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恰恰相反，是以追寻和保存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作为前提的”。陈太胜认为梁宗岱的诗论中对中国古典文学的重构“编织进了文化现代性的憧憬”，“这种重塑的努力正处于中国文学经典的危机和西方文学经典的兴起这样的中国文化发生转型的关头，是一种集体的文化认同的需求。”
五、对梁宗岱研究现状的反思
起始于80年代的梁宗岱研究。可以说是一次诗歌研究者们的集体探索，它弥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史上的缺憾，对今后的新诗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在研究上也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些不足之处。
第一，研究者对理论内涵的阐释过于集中和重复，特别是对于一些核心词的阐释已经趋于饱和状态，缺少继续研究的价值和必要。如何跳出诗歌理论本身的局限，以其为原点，用发散的眼光寻找新的研究增长点将是值得研究者们思考的问题。例如，我们可以将梁宗岱的纯诗理论作为中国新诗发展脉络的一个重要个案。以李金发、穆木天、梁宗岱、40年代现代派诗歌以及八九十年代“纯诗”的再次兴起为线索进行考察，必将会为当代诗坛的发展提供可贵的经验和新的启示。另外，梁宗岱在将象征主义系统地介绍到中国的过程中，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一些年轻的诗人。何其芳就是其中一例。那么，我们又何尝不能从何其芳诗歌创作的角度来分析和体现梁宗岱的诗学价值呢?
第二，对于梁宗岱诗作的文本研究，主要集中在《晚祷》这本诗集，其余的相关文字也仅仅是一带而过的片段式的评析，呈现出“散而不专”的特点，而其他的批评文章及翻译著作更是鲜有人涉及。所以，文本研究成为了梁宗岱研究最为薄弱的一个环节。其实。这一方面还是存在研究空间的。例如，1939年梁宗岱曾在《文艺月刊战时特刊》发表过《谈抗战诗歌》的论文，由艺术论转向写实说，这与梁宗岱早年参加文学研究会的生平经历相联系，对于完善其诗歌理论很有代表意义。
第三，在中西比较诗学史上，人们大多侧重于梁宗岱对西方文学的接受，但忽视了梁宗岱也同样把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传递到了西方。因而，我们不妨以此为出发点，考察其传递的方式、过程以及与西方文化撞击的结果，从而丰富梁宗岱研究的角度和意义。同时，梁宗岱曾经的淹没无闻与不被人重视的命运和中国“五四”的全盘反传统和全盘西化的社会思潮有何关联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温儒敏，梁宗岱的“纯诗”理论，《宗岱的世界・评说》，黄建华等选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9，第1版：136，141
[2]陈太胜，形式与语言：梁宗岱的新诗理论，诗探索，2005，(1)
[3]吴世永，“纯诗”的呼唤与境界――梁宗岱象征主义诗论浅析，台州学院学报，2007，10，第29卷，(5)
[4]王则蒿，梁宗岱诗学理想的比较意识，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1，第5卷，(4)
[5]李华，施新佳，纯粹境界的探寻――论梁宗岱的“纯诗”理论名作欣赏，2008，2
[6]文俊，契合与位移――论梁宗岱对象征主义的接受与偏离，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1，第9卷，(4)
[7]段美乔，实践意义上的梁宗岱“纯诗”理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第38卷
[8]卞东文，中西诗学对话的两种方式――以朱光潜与梁宗岱的诗学观为中心，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7.2
[9]李景冰，中国象征主义诗歌的两极――由戴望舒、粱宗岱想到的，文艺评论，1996，3
[10]段美乔，实践意义上的梁宗岱“纯诗”理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第38卷
[11]苏勋，王远舟，柳婷婷，梁宗岱与王家新诗歌象征的比较，语文学刊，2008，7
[12]周世煊，梁宗岱《晚祷》风格略论，温州师范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2)
[13]毛荷花，梁宗岱诗歌创作中爱的哲思的寻找与体现――从《晚祷》到《芦笛风》由爱的幻灭到爱的回归，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第22卷，(1)
[14]温儒敏，梁宗岱的“纯诗”理论，宗岱的世界・评说，黄建华等选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9，第1版，136，140，144
篇（11）
众所周知，意象派代表人物庞德的诗歌跟中国古典诗歌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庞德作为意象派的首领人物，他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认识得益于东方学家、诗人费诺罗萨(ErnestFenolosa)。费诺罗萨将大量的日译汉诗译成了英语，但还没来得及整理出版就去世了。当庞德得到费诺罗萨的遗稿时，他惊奇于中国人的伟大创举，宣称在中国文学里发现了“新希腊”。庞德发现中国古典诗歌与以他为首的意象派的诗学原则十分吻合，于是，意象派诗人们掀起了一场翻译、学习中国古典诗歌的热潮。
中国诗歌强调含蓄、简约、朦胧、暗示等特征，跟意象派所主张的用“具体的意象来表达、简约、浓缩是诗歌最重要的特征”的观点非常契合。中国诗歌几百年的艺术实践使庞德仿佛看到了一座大宝藏。在他们被过度抒情的浪漫主义诗歌折磨得极其不堪的时候，意象叠加等中国诗歌艺术原则使他们看到了诗歌的新可能。但是，如果一味强调这种继承关系，而忽略了意象派本身所具有的文化立场的话，可能是不得要领的。所以，我们在理解庞德意象派诗歌和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时，既要承认渊源关系的存在，更有必要阐明庞德意象派诗歌独特的现代性内涵。本文将从诗歌的技巧、内涵和诗人身份几个方面来比较庞德意象派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创造性转化，从而凸显庞德意象派诗歌的现代性特征。
技巧：现代性的想象
由于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服膺，庞德诗歌中有着大量跟中国诗歌相似的意象，这让一些人以为庞德是中国诗歌的西方传人。殊不知，即使是跟中国诗歌有着相同的意象、相近的技巧，庞德诗歌所呈现出来的现代性想象跟中国古典诗歌也是大异其趣的。
我们可以结合庞德的几首诗歌，来解读他诗歌的现代：
少女
树长进我的手心，
树叶升上我的手臂，
树在我的前胸朝下长，
树枝像手臂从我身上长出。
你是树，
你是青苔，
你是轻风吹拂的紫罗兰，
你是个孩子——这么高，
这一切，世人都看作愚行。
(赵毅衡译)
这是一首歌咏心上人的诗作，这样的诗歌中国古典诗歌中也非常多，但是却显现出非常不同的写法。中国诗歌中不乏赞美和思慕恋人的题材，但中国诗歌中抒情主体跟抒情对象之间是有距离的，主体可以沉迷膜拜，却绝对不会和叙写对象合为一体。中国诗歌物化美人的写法从屈原就开始了，所谓美人香草，是叙写者对于叙写对象的一种美好物化。后继者形容女性美如“闭月羞花”、“沉鱼落雁”，或“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或所谓“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悄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陌上桑》)。这些都是从外在事物跟女性的对照或女性美对男性冲击的角度来叙写的。所以只要简单对照就可以看出庞德的不同凡响，庞德的诗歌不但把“少女”物化为“树”，而且叙写者本人也成为了“树”：可以想象，当“我”爱上你——“树”的时候，我也就长成了一棵树；你是青苔，你是清风吹拂的紫罗兰，那么我自然也便成为青苔，成为清风吹拂的紫罗兰。
应该说，诗歌技巧的背后事实上是不同的文化想象，而正是这种文化想象使诗歌带上了不同的时代印记。中国诗歌的抒情主体基本是男性，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男性可以赞美爱慕的女性，但却不可能将自己想象成女性。众所周知，屈原开启了中国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但是他的浪漫想象的背后却依然有着传统性别文化的制约，而庞德《少女》中的表达，其背后依托的是文艺复兴以来的泛神论和性别平权思想，泛神论使人和树之间的变换想象成为可能，而性别平权又使得“我”(男性)化身为“你”(女性)成为可能。不可想象，这样的诗歌会出现在中国的古典诗歌中，甚至在庞德所处的文化中，这种超现实想象也是被视为“愚行”的。但是，正是这种想象使得庞德诗歌的现代性彰显出来，使他的意象派和中国的古典意象之间产生了质的区别，而这种区别，构成了庞德诗歌的真正内核。我们再对庞德的《在地铁车站》和中国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进行对比阅读，看看其中的异同。
人群中出现的那些脸庞
潮湿黝黑树枝上的花瓣
——庞德《在地铁车站》
玉容寂寞泪阑干，
梨花一支春带雨
——白居易《长恨歌》
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庞德的诗歌是对自居易诗句的模仿，但是我们却有充分的理由把它们放到一起比较。首先这两首诗意象构成上都是人面和花；其次写作上都避开正面描写，以花类人，达到曲径通幽的效果。诗人要写的都是“脸庞”、“玉容”所代表的人及其内心世界，而且他们都用湿漉漉的花来曲折实现。但是，庞德的诗又以通感的修辞使诗句更加饱满：诗中，跟花瓣相连的是“潮湿”、“黝黑”，当这两个让人产生不快的触觉和视觉感受的词和花瓣组接到一起的时候，它实际上为花瓣这个意象注入了相近的主观情绪。相比之下，带雨的梨花仅仅是对事物外在情状的叙写，而“潮湿黝黑”的花瓣却经历了抽象的艺术组接，将美的花和丑的感受连在一起，从而产生了艺术上的张力。众所周知，中国古典诗歌的内在原则是和谐，音韵和谐、意象之间的和谐、意象与修饰语之间的和谐皆在考虑之列。“梨花一支春带雨”非常和谐，而“潮湿黝黑”与花瓣相连则是有悖和谐的。在这里，我们清晰地看到庞德诗歌截然不同于中国古典诗歌的现代性手法以及手法背后的现代性想象。
二、内涵：现代性的焦虑
如果我们进一步对庞德的《在地铁车站》和自居易的《长恨歌》进行考察，就会发现这两首诗在主题内涵上和意趣表现上的明显不同：庞德的诗表现的是一个典型的现代化空间——地铁站，那里人流拥挤，行色匆匆，诗中的花瓣是作为没有个性的复数而存在的，诗歌表达的是人置身于现代化空间中的茫然和迷失。自居易诗中的梨花则是一枝独秀，它是一朵美丽而娇羞的花，点缀其间的雨珠只是增其妩媚。诗人借用花描摹一个落泪女子无限娇羞的容颜，表达的是一种纯粹的、古典的审美境界。虽然是同样的艺术手法，接近的意象，但是庞德诗中那种现代性的感受和白居易诗中那种纯粹的古典性都刻画着这两首诗不同的时代印记。
中国古典诗歌最大的特点是和谐。音韵和谐、审美上的和谐使得中国古诗已经成为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而庞德的诗歌却是对中国诗歌艺术与现代世界接轨的一次尝试，诗艺似是古典，表达的内容却是现代性的焦虑。忽略了这一层，以为庞德意象主义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简单回声，那就大错特错了。一个旁证是在古典格律诗受到严重批判的新诗草创时期，庞德的意象主义却反过来对中国新诗人产生了影响。原因是什么呢?是中国新诗人崇洋媚外、跑到西洋去寻找古典诗歌中已有的资源?或者说一个被批判的古老艺术被贴上西洋标签就可以大行其道?这些理解显然是有偏颇的，一个更公允的答案是：庞德以现代性的内涵移植了中国古诗，吸引中国新诗人的并非这种古典的诗歌技巧，而是现代性的内涵。
有学者认为：“作为现代诗歌的一种，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意境运用上更显示出其模糊和复杂性。庞德所创造的现代意象，相对于古典意象而言，多具有含义的不定和多义性。这种不定与多义的意象体现了现代的诗歌美学观念，同时又体现了现代人内心的复杂情感和审美需求。”…事实上，多义性的确又是庞德诗歌现代性内涵的题中之义，以庞德翻译的《落叶哀蝉曲》为例，此诗原为汉武帝(刘彻)思怀李夫人所作：
罗袂兮无声，
玉墀兮尘生。
虚房冷而寂寞，
落叶依于重扃。
望彼美女兮安得，
感余心之未宁。
庞德将此诗命名为《刘彻》，译为：
绸裙的寒宰再不复闻，
灰尘飘落在宫院里，
听不到脚步声，乱叶
飞旋着，静静地堆积，
她，我心中的欢乐，睡在下面。一片潮湿的树叶粘在门槛上。
通过对比我们不难看出庞德译诗对原作的创造性改写，首先是增加意象：“一片粘在门槛上的潮湿的树叶”，此句为庞德所加，与庞德“潮湿黝黑树枝上的花瓣”有异曲同工之妙，译诗因而也就染上了浓烈的庞德色彩和多重解读的可能性；其次是视角的转换，原诗题为《落叶哀蝉曲》，而庞德则将它改为《刘彻》，并且在具体诗句中更突出个人的观看角度，如“虚房冷而寂寞／落叶依于重扃”中一般性的描述角度被转变为“听不到脚步声，乱叶／飞旋着，静静地堆积”等更富于主观内涵的表达。
三、身份：现代性的思考者
如果我们把意象派的兴盛和庞德的诗歌道路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我们就会更加清楚他
所主张的意象派的文化意义。意象派是20世纪初最早出现的现代诗歌流派，1908～1909年形成于英国，后传人美、苏，代表人物有：休姆、庞德、艾米和叶赛宁等。意象派的产生最初是对当时诗坛文风的一种反拨。“首先，在l9世纪后期英国文坛，象征主义、唯美主义与浪漫主义结成一体，形成新浪漫主义。意象派是在其基础上演变而成的。到20世纪初，传统诗歌，尤其是浪漫主义、维多利亚诗风蜕化成无病、多愁善感和伦理说教，只是对济慈和华兹华斯模仿的模仿。庞德及其意象派提出‘反常规’、‘革新’地进行诗歌创作的主张。其次，2O世纪初柏格森热流行，这是自叔本华以来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在文学界影响的延伸。意象派的开创者休姆就直接受教于柏格森。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生命哲学全盘为意象派所接受，成为其主要的理论依据和哲学基础。”
可以看到，庞德是在西方诗歌发展的脉络中，在西方复杂的哲学思潮的影响下来思考诗歌中的意象问题的，在一种不可抑制的诗歌现代性焦虑的推动下进行了他的艺术选择。每一个伟大的文学家都必然要面对他生存于其问的存在，诗人特殊的话语方式也正是在对存在的不断质询中确立的。庞德也一样，他对于中国诗歌原则的服膺并不是因为复杂精致的东方美学本身，而是中国诗学的经验提供了让他消化、吸纳自身生存经验的容器。如果中国的诗歌技巧不能服务于庞德现代性体验的表达的话，那么难以想象他会与之产生艺术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