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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国际协调;会计国际化;会计环境;会计标准
会计国际化是一个国际协调的过程,将来世界各国都要参与到这个协调过程中来,它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所面临并应予关注的问题。会计国际协调的动力是经济利益,会计国际化实质上就是各国的利益协调,因此,世界上各个国家都要参与到这个协调中来,中国更要参与到这个协调中来,并且要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发展的会计国际化道路。
1会计国际化已是大势所趋
世界贸易的飞速发展和全球资本市场的快速流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正在迅猛发展,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必须融入到国际经济潮流中,任何国家如果要脱离世界贸易市场和资本市场而谋求自身较高水准的发展是难以实现的,随着我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员,我国的经济大门将向世界敞开。国际贸易的发展,使我国经济与世界各国经济在更大程度上相互依赖,相互促进,这样超越国界的经济,必然要求作为通用商业语言的会计,要有统一的“文字”和“规格”,以消除语言障碍,为国际经济交流和国际贸易发展提供便利。
随着科技革命的突飞猛进,信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和作用,深刻影响着会计信息使用的全过程。可以说,正是因为信息技术革命才为会计国际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世界经济的日益全球化,各国际或者区域组织在国际协调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也成为推动会计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力量。
2从实际出发,确立正确的会计国际化态度
中国要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国际会计协调。促进会计的国际化。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国家发展需要资金,为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开始了引进外资的工作。引进外资需要相应的投资环境能合理保护外商投资者的合法利益,而我国传统的会计制度,是建立在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的,外国投资者很难看懂当时的会计报表(三段平衡式的资金平衡表),在一定程度上就阻碍了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为此,中国必须走国际化的道路。
尽管我国目前尚没有完全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但是中国实际上也是国际财务准则的使用者和受益者,为此,中国一直以十分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会计协调,并支持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包括原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在推动全球会计准则协调与趋同方面所做的努力。尤其是在会计改革和会计标准建设过程中,我们认识到推动我国会计的国际协调对于改善我国投资环境,提高信息透明度,吸引外商投资,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在立足于我国国情,立足于我国当前的会计环境下,我们应该积极地与国际会计惯例相协调,除非相关的国际会计惯例与我国的法律法规存在冲突或明显不切合我国实际。当前,我们需要继续关注国际国外会计准则的最新发展,必须密切关注国际会计准则建设和国际会计协调的步伐,研究国际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协调的重点问题,紧跟我国经济发展的进程及其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并与我国的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国际会计资源解决我国的现实问题,同时也推进我国的会计国际化进程。
3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会计国际化道路
对处在经济转轨时期的我国来说,我们不应被动消极地接受其他国家协调的结果,而应积极地参与会计国际化进程,利用国际会计资源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一方面,我们既要密切关注国际会计协调的发展和动向,充分借鉴吸收有益的技术和经验又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不简单照抄国际会计准则;另一方面,我们更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际会计协调的进程中,施加我们的影响,使国际会计准则也能解决我们国家所面I临的一些特殊会计问题。
从市场本身的发展看,我国市场经济尚处于发育阶段,企业间的交易行为不十分规范,市场竞争不充分,公允价值难于形成。特别是国有企业相互之间的交易比较多,且关联交易较为普遍,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可能性很大,而且,也为上市公司粉饰财务报表有了可乘之机。而对这种情况,我国不得不对非货币易准则进行修订,从我国实际出发,要求企业将所有非货币易均作为同类非货币易处理,同时我国对债务重组等交易的会计处理规定,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从企业监管和业绩评价看,根据我国的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公司进行监管和评价的主要指标是利润而不是未来的现金流量,强调的是过去的会计信息。我国现行会计准则规范的重点偏向利润表对利润指标较为重视,而国际财务报告准确规范的重点是资产负债表,按其提供的会计信息侧重于预测企业未来的现金流量。我国现行会计准则侧重于规范利润表与国际会计准则,关注资产负债表是两种不同的观点,所遵循的会计原则也不一样,这就使我国会计准则在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披露等方面难于实现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完全一致。
从法律制度方面看,我国的法律体系属大陆体系。法律条款规定的内容必须予以遵循,相应地,我国在制定会计准则中也要体现涉及国家法律规定的相关内容。比如,我国(公司法>规定企业应从税后利润中按一定比例提取法定公益金和公积金等,这些法律规定必须写进我们的会计准则和制度中,通过企业的会计核算在企业对外提供的财务报告中予以提示。
从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来看,在中国,国有控股企业居多,国家是企业最大的股东,社会公众等投资者则是一些较为离散的小股东,机构投资者较少,与西方国家的上市公司有着明显的区别。
为此,我国现实的选择必然是既要吸收借鉴国际会计准则,尽量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协调,但又不简单地照抄国际会计准则,要从中国现实的会计发展实际出发,主动地协调而不是被动的接受。所以在我国的会计国际化过程中要从内容、形式等多方面体现中国特色,不仅考察其技术的可行性,更要考察其产生的环境背景;不仅要重视现在环境下的适应性,也要注重它的前瞻性以及我国会计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对会计国际化可能提出的新要求。转虽然会计国际化是大势所趋,但更为重要的是,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注重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否则,不但问题无法解决,并且可能导致会计信息出现混乱或者失控,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经济的健康进行,由此带来的改革成本和风险是巨大的。各国的会计国际化都要有一个过程,不能硬性要求各国直接采用现成的国际会计准则,而是充分尊重各国环境,研究各国存在的特殊问题,不断调整改进,完善国际准则,使之适合各国的实际情况。我国的会计环境与国际会计准则针对的发达市场经济环境显然是存在差别的,因而我国会计标准与相应的国际会计准则所存在的不一致之处是受我国的现实环境所限,也是必然存在的。因此我们应向国际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积极反映我们存在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我相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与发展,我们将会更广泛地与国际会计准则保持协调。
充分借鉴发达国家如英国的会计国际化协同进程的方式方法,抓紧研究我国会计国际化的动力、原因和后果,深入探索会计国际化的具体步骤和处理方式,将对推进我国会计国际化进程颇有助益。首先,在会计准则国际化的进程中,最基本的是应达成与国际会计准则基本一致的概念框架。在会计术语和内容都相当准确一致,各个具体准则制定中均可依赖的框架上,就等同于在共同的目标和基础之上进行具体准则的协调进程,单从会计的角度考虑,这无疑会减少协调中的磨合,加速协调的进程,为中国会计准则最终国际化奠定良好的基础和开端。其次,加快会计准则国际化制定进程,以适应经济高速国际化的需要。制定我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化进程表,深入分析国际化的背景、原因和后果。并着手进行准则间的详细分析和差异对比,使我们会计国际化走上系统性,实质性议事日程。再次,中国会计的国际化包括会计准则的国际化和会计实务的国际化两个方面,因此除了力求推动会计准则的国际化之外。如何尽快提高会计实务的质量,实现会计实务操作的国际接轨是会计国际化的又一项重大艰巨的任务。
我们要全面正确认识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以及如何在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新构架下发挥我们的作用。从而使国际会计准则更多地兼顾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和需求,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挑战。一方面,我们应当更加全面、广泛地参与国际会计准则制定工作,包括积极对征求意见稿提出意见等,另一方面,在积极参与会计国际协调的同时,反映我国的特殊情况,尽可能地在国际协调方面施加我们的影响,以便在国际化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新格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们应该积极地与经济背景相似、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具有相似特征的国家开展区域间沟通、对话和合作,以提高我国在国际会计协调中的影响力。此时,我国更应当加强与亚洲国家会计机构间的沟通与合作,对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和国际化会计准则提出意见和要求,可以扩大亚洲国家在国际会计准则制定中的影响,使之更多地体现亚洲国家的情况和需求。并确立我国在亚洲国家会计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进行会计改革,实现我国会计的国际协调。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会计人才队伍作保障。一方面:我国整个会计人员队伍素质不能满足会计改革和进行国际协调的需要,做好会计的培训工作在当前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不仅财会人员需要学习,单位负责人也应当能够了解一些会计知识,还有监督、检查等部门也需要接受新的会计知识。另一方面:面对我国会计的日益国际化,国内的会计人员不有只重视国内,而要将眼光放远于世界,将自身的知识与国际化的会计潮流相融合,这样才能够更加促进我国会计的国际化进程,逐步提高我国会计从业人员的业务水平。
管治是西方近来兴起的概念。通常我们认为西方国家是所谓的“市场经济”,这种认识忽略了其国家机器的强大管理功能。这种功能是在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践过程中产生的。这种凯恩斯主义式的上层建筑也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全球化和向“后福特主义”转型引起了国家治理的危机(Jessop,1998)。
国家由此不得不寻求新的方式(如与私营部门合作),以整合其管治能力。即出现了所谓的“由政府向管治的转变”。
管治概念中国古来有之。《资治通鉴》集成了帝国管治的精华。寻求天下大治,无非是掌握天时地利人和,明察各种关系,以达到整治的目的。整治的方式当然不尽相同。
因此,管治实为一种视野,我们大可不必拘泥于西方的具体管治形式。
2社会主义管治的基础
资本主义力图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整合,危害了边缘民族国家的利益。社会主义由此而生,是对这种势头的扼止,由此即形成了东西对峙。唯有国家才可承担此重任。感叹封建和半殖民的旧中国是“一盘散沙”。这种无组织状态是实行快速工业化的最大障碍。对资源调动和社会整合的迫切需求必然促使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和消费方式的集体化。比如,住房的单位分配即为一例。社会主义管治的基础产生于对无序社会的管治的迫切性,因而造就了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其合法性不仅建筑在人民革命胜利的基础上,而且源泉于民族的危机。
3管治基础的改变
市场经济改革转变了原有的基础。在国家内部,为了建立激励机制和转移中央压力,实行财政放权。放权形成了计划外资本循环和地方主义。在地方经济实力增长的同时,削弱了中央政府的管治能力。这在实行分税制后有所改变,但出现了复杂的中央与地方的博奕关系。当地方政府对其可控资源的收益有稳定的预期,便有可能形成所谓的“企业式经营政府”的行为(Walder,1995)。在体制外,市场使体制外要素的出现成为可能。传统上,单位关系是划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主要标准。但当内外差别弱化时,此区分便失去了意义。
人力资源:随着城市私有企业出现,私营、外资企业的职员们脱离了他们与国家单位系统的联系。私有企业的发展壮大产生了单位体系之外的诸多工作。在高收入的吸引下,国有企业的职工们也开始放掉“铁饭碗”,“下海经商”。通过“一家两制”,诸多私营企业职员也可保持与单位系统的联系,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成员继续在国有单位工作,以享有住房、医疗补贴及工作的稳定等种种待遇,而另一成员在合资公司或私有企业“挣大钱”。尽管如此,对体制外者的管理和控制弱化了。
而且,单位本身的变化也在弱化职工和工作地之间的联系。随着单位社会功能的减少,城市从业者开始“走出单位成为社会人”,例如房改的重大影响。除了去私有企业工作,工人在国企重构中也有可能变为剩余劳动力。同时,伴随大量下岗者,还存在与日俱增的离退休人员。因此,政府意图切断住房、就业和再分配之间的联系,将责任转嫁给城市社区。
而最大的转变则是城市中大量的农村移民。这一运动具有自发性,未经规划,但与家庭纽带或老乡关系相关。移民一般难以溶入社区生活,因此他们保有“外来者”的特征。同时,户口制度仍固执地将他们排斥于城市服务之外。由于民工高度的变动性,对他们的管理成为政府的严重挑战。
生产资料和基础设施:市场经济改革通过放松对一定生产资料的控制引入市场化。在1990年代中期,计划分配的原材料份额大为下降,由此为终结多数工业原材料的计划分配铺平了道路(Lardy,1998)。政府最终采用了一种特别的“划分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理论建立了土地租赁体系(YehandWu,1996)。这一新系统的采用最终促成了国家在城市土地管理职能上的放权。而在正规土地利用体系外则还存在不断膨胀的“黑市”。
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和使用中也引入了市场机制。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投资是地方政府的负担,除了专款支持的大型项目,基础设施的发展或多或少地与单位相联系。而在改革时代,在土地租赁系统建立后,基础设施投资开始发挥出刺激经济增长、增加政府财政税收等的巨大作用。
资本:改革开放政策将中国经济与世界联系起来。外资的流动性引发了城市之间的竞争。外资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对资本构成的贡献,更在于它对非国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启动资金。而民营的非国有企业也存在极大之活力,由此亦成为就业的重要资源。
空间:由房地产市场建立而起,内城变化开始加剧。户口对于市民的控制性作用开始减弱。购得商品房的居民可以重新落户,或者施行所谓“人户分离”。另一方面,自发的土地开发也在冲击单一的单位空间。事实上,土地利用不再由单位的特征所决定。由于对单位的放权,国家对土地利用的控制也弱化了。由此,对土地利用规划控制的需求增加了。国家通过增强的土地利用规划和社区发展,加强由单位开发的,但游离于法规控制外的内城空间的“地域化”。而在单位系统无法触及的城市空间,非正式空间出现了,例如“浙江村”。
总体上,社会复杂性增加了,这减弱了国家的管治能力。迫使国家需要将各种要素联系以整合为可管理的社会。
4管治的地域化:地方权力得到巩固
与等级式的单位系统相比,地方政府(市政府,区、县,街道办、城镇、乡,居委会、村)属于“地方”组织。随着单位体系外要素的增加,“地方”组织开始承担更多的管理功能。例如,对于放弃大学或者研究机构工作,到私营企业去的人员,他们的人事档案将由市人才交流中心管理,确证其身份。由此看来,国企工作是一种事实上的“身份证明”,包括“单位证明”,居住地则以户口加以确证。随着非国有企业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从属于正式的单位,因此地方和社区服务就变得重要起来。
市政府:与中央在经济发展中的转变相适应,城市在经济组织中的作用开始被确认。市政府开始在地方中发挥重要作用。其角色从辅助国家项目转向更积极的地方发展战略制订者。
城区:1960年代曾有过将属于不同系统的单位整合进同一地方公社的尝试,但流于失败。1990年代后,这一尝试重新出现。上海市政府在1995年提出了一个新的管理结构,谓之“二级政府,三级管理”,其中开始强调区对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
街道办:严格地说,街道办事处并不是政府层次而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与市政府以前在城市管理上的补充性作用一样,街道办扮演着边缘角色,承担管理国家单位外人员的作用。
居委会:居委会与街道办事处的区别在于居委会是一个“群众自组织”。实际上,居委会已经成为基层政府的左臂右膀,并且经费亦在地方政府预算之内。地方的政府功能在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的巩固形成了诸多新功能。
空间流重组:地方权利的重新组织造成了资本和信息的空间流重组。政府监督部门和下级单位之间的资本流从垂直转为水平方向。从上至下传达和从下至上报告的传播方式改变了。垂直流是改革前的特征,各级政府有自己的公司和,所以单位依据其管理关系划分等级。当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开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种关系就为水平联系所削弱。
5管治的企业化
管治企业化的出现是政府对内部能力调整的一种应对。例如管理部门直转变变为公司,房产局接转为房产公司。
建立地方商业合作:从1990年代开始,街道产业已成为上海第二大地方财政收入。在地方层次上,政府和企业的界限日益模糊。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经济活动在地方尺度上紧密联系,这为企业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创造地方空间:空间的创造使大量地方性的城市治理成为可能。在明确的地域边界内,使用更具风险性的手段,政策得以试验。同时,很多发展区都通过“土地开发公司”进行开发。例如上海市政府在1990年代制订了一系列法规并建立了一个开发公司专门负责外滩的发展开发,在此政府拉力下,目前外滩已成为上海的中央商务区之一。而且,城市景观也开始被大力提升。
6从街道办事处到社区:走向市民社会?
重建城市社区是政府的头等大事,它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社区通过国家权力在基层的渗透发展起来。国家权力的下放使街道办事处获得了一系列的管理功能。当街道办事处具有了诸多的此类功能,它就变得更为正式并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社区”区别开来。将国家的权力分解到地方化的可管理的尺度无疑将促成一个更富变化和更具应变力的政府。街道办事处或多或少成了一种政府实体,因此无论如何,在其框架上建构城市,街道办事处仍然有异于社区。
因为基层组织的变化主要在从上至下的方向,是否这些努力将促成市民社会的形成仍然是不定的。有学者曾提出“居委会肩负着管理工作的施行。居委会的存在背离了社区自我治理的目标”(刘,2001)。
7结论
中国城市的管治基础在市场经济改革后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本文的结论着重于正日益变化的城市治理的原因和结果。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改革造成的管治真空。转型社会的复杂性和转变速度超出了国家单位系统的能力范围。对市场转型和后福特主义转型而言,治理在它们中的出现存在相似性,尽管这一复杂性在不同角度展开。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全球化,而且在于市场经济转型的问题本身。
规划控制的放松导致了各种尺度上生产要素的变动性,而且造成了维持社会等级组织的巨大困难。在城市尺度上,区政府相互竞争以成为零售和商业中心。地产的租金驱使他们与开发商签订协约(Wu,1999)。通过吸引外资和直接参与,地方政府也积极地参与到本地域中的开发中来(Wu,2000)。
其次,城市管治变化的方向不在于构建新的市民社会。政府管治的真空地带为政府功能在基层组织的扩张而填弃,而非依靠自组织的地方管治。市场化造成了体制外的诸多自发变化,如人口变动性的增加,资本流,“体制外”要素的增加等等。
我们在本文中看到了国家在调整与动员要素关系上的领导角色。例如处理同私有企业主、下岗工人的关系方面。种种努力的背后是强大的行政指令,为的是在边缘群体的服务设施供给、下岗工人再就业和乡村民工潮的巨大压力下,保有一个可管治的社会。另一角度上,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尽管市场化造成了有碍于管治的趋势,它也为国家体制的创新和改革提供了契机,而市场转型中的管治企业化亦为消除资源短缺提供了所需资本。
最后,需特别指出的是,为了理解中国城市管治的变化,我们应更多地在微观尺度上进行地域、组织和结构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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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农村经济转型存在的主要困难
第一,农村各种条件的改善需要大批量资金,但是基层政府财政困难,无力支撑。我国城镇的发展经历了20多年,这期间中央、省市等各级政策和资金都集中在城镇发展中,农村的大批量资金也进入城镇当中。但是当前,各级政府虽然在倡导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发展战略,但是我国对城镇的扶持也必不可少的。中央以及各级政府虽然加大对农村的投入,但是投入有限,主要依靠基层政府的支撑。近年来随着医疗、教育等条件的不断改善基层政府财政压力越来越大,即使在上级政府的有限支持下也难以满足农村庞大的资金需求。比如说每一年一个县的农村道路设施、水利设施、电力设施的开支非常庞大,每年耗费数亿元。如果要增加其它各种设施,大多数县级政府都无力承担。
第二,农村企业效益水平较低,薪资水平等各方面的综合条件与城市企业存在差距,无法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无法吸引农户放弃农耕,导致农村土地无法集中生产,实现规模化、机械化。薪资水平一直是吸引劳动力的重要因素,这也是我国劳动力大批量往经济水平较高的城市集中的关键原因。相比城市与农村企业,除了薪资水平无法吸引农村富余劳动力以外,企业的工作环境、人文环境以及管理规范化水平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近年来我国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但是农村富余劳动依然很多。农村企业对富余劳动力吸引不够,导致大量劳动力停留在有限的土地中,导致小农经营的现状无法改变,也将影响土地的集中生产,不利于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生产模式的实现,而这些是农村经济转型的基本要求。
第三,农村无论是中小企业还是农户,信贷困难,满足率低,不利于农村中小企业的发展和规模的扩张,不利于农户生产条件的改善。近年宏观经济不稳定,农村许多中小企业面临资金周转的问题,但是由于规模小,资产有限,无法在正规金融机构实现信贷,而在非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利息较高,生产的效益无力支撑,导致农村近年来中小企业大量破产。对于市场前景好的农村企业,由于信贷无法实现,融资不足,规模无法适时扩大,影响企业的发展。虽然近年来小额贷款不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中小企业的贷款需求,但是依然供不应求。同时对于农户来说,在没有关系和担保人的情况下,基本很难实现贷款。目前我国农村的信贷满足率不到40%,这还不包括一些有贷款需求但是没有贷款意识的农户。
第四,除了信贷业务外,其他金融业务发展严重不足,不利于农村中小企业和农户生产风险的分散(保险行业发展不足),也不利于其进行投资和融资活动。城镇各种金融业务发展迅速,一方面可以降低意外风险,另一方面可以作为投资工具,也可以作为集中零散资金的融资工具,可以说金融业务对城市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可或缺、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各种金融业务在农村发展严重不足。首先是保险业务。保险对于居民生活和社会生产来说越来越重要,可以有效降低意外风险事故,降低个人和企业承担风险。但是我国农村保险业务除了基本的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外,生育保险、意外保险、大病险以及农业生产风险、企业生产风险等各种关乎居民生活和农村生产风险缺乏推广和应用。其次是金融投资与融资业务在农村的应用不足。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闲余资金越来越多,但是农村居民的投资意识却不高,一般存在银行等着贬值或者将现金留在身边,这样不利于农民增收,不利于改善城乡居民差距。实际上,农村闲余资金在增加的同时,农村资金缺口越来越大。农户或者中小企业要扩大生产或者农户想从事非农活动,在自身资金不足时就需要向外融资,但是农村融资非常困难。这就形成了大量的农村闲散资金和农村融资困难的矛盾。这种矛盾是农村金融业务发展不足的重要体现。
三、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转型的支持
(一)农村金融发展的政策支持现状
为了加快农村金融的发展,提高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转型的支持度,政策对农村金融支持在不断加强,覆盖范围越来越广,支持力度越来越大。金融对农村经济转型支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税收减免,如《关于农村金融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规定,自2009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对金融机构发放的农户小额贷款(5万元以下)利息收入,免征营业税。二是定向补贴和奖励支持。近年来政府对农村信贷实行贴息政策,即对常年亏损的农村信用社保值贴补利息给予补贴的政策。同时为了引导引导金融资金进入投入到农村地区,支持农村经济转型和发啊站,对农村专项贷款实行贴息政策,例如自2008年起财政部对符合条件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给予费用补贴《;中央财政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对达到一定要求的村镇银行,按其上年贷款平均余额的2%给予补贴。2012年财政部将小额贷款公司也纳入了涉农贷款增量奖励的试点,以加大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据统计,2012年中央财政向农村提供金融支持的金融机构定向补贴了36.21亿元,2013年已经超过了41亿元,增幅非常大。目前,我国对农村金融的支持政策已经覆盖了所有农村区域。可以看出,政策上我国对农村金融的支持程度越来越大,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政策支持依然集中在国有银行的涉农贷款定向补贴,针对个人的支持度较少,此外针对地区性银行的支持度较低;二是政策的实施与规定目标偏离,这是因为我国农村经济与县域经济的界限不明,很多银行将资金投入到县域经济而非农村经济中,但是其也能获得涉农金融政策支持;三是,虽然政府对农村金融支持的额度越来越大,支持范围越来越广,但是其支持资金相对于农村经济转型的庞大资金需求依然存在很大差距,而实际上,我国财政力量有限,仅凭政策补贴来实现农村金融发展满足农村发展需求的路径行不通。因此,农村金融机构依然供给严重不足,不能满足农村经济转型与快速发展的要求。
(二)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现状
第一,金融机构的数量不足。比较城市各种商业银行,随处可见,包括国有银行,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以及地方性银行等各种规模的银行机构,但是农村的银行非常局限,主要是我国四大国有银行以及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非常少,其网点也非常少,这不仅影响农村的金融规模,也影响农村居民办理金融业务的便利性。实际上,近年来我国国有商业银行陆续在县级以下区域退出。在1998~2007年,四大国有银行相继撤出了3万个县级以下机构,近年来撤并还在继续。当前商业性保险、证券、担保、信托投资、租赁等金融机构在县以下大部分农村地区还是空白。农村信用社成为勉强支持农村地区金融发展的主力军。第二,金融机构业务规模总量的不足。我国城市经济依然在稳步发展当中,其中资金需求量非常大,很多金融机构的资金集中投向了城市,而农村的配额非常低。例如我国农村的贷款额度,从下表可知。2013年我国农村涉农贷款余额大约为20万亿元,同比增长率才3%,而我国金融机构总的贷款余额为72万亿元,涉农比重为27.8%。也就说,我国绝大部分资金投向非农领域和非农区域。第三,我国农村金融业务存在严重的供给不足,首先体现在贷款上。我国农村贷款不满足率达到72.4%,也就说只有27.6%的满足程度,大部分的农村贷款得不到满足。同时在我国农村借贷中,正规借贷(金融机构借贷)的比例非常低,为27.6%,绝大部分贷款需要依靠民间借贷来完成。大部分家庭因为资质不合格不会提出申请,而提出申请的有三分之一的可能被拒绝。因此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借贷的缺口很大实际上,我国保险等其它业务的缺口更大,只是由于没有推广,潜在需求没有被开发出。
(三)我国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转型的支持与影响
第一,金融是农村经济发展的血脉,是农村经济转型重要的资金来源。从农业来看,我国农村居民的储备资金不足,如果要提高机械化水平进行扩大生产,需要金融机构提供贷款,而农业生产风险可以通过保险等业务来分散。从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来看,虽然通过项目来实现,但是项目的实施基本需要通过银行融资贷款来完成。目前基层政府入不敷出,很多提前支出也需要依靠金融机构来实现。从农村企业的发展来看,无论是中小企业扩大规模,还是中小企业的兼并重组,都离不开银行的参与。农村经济转型的任何方面都需要资金进行依托,而金融是资金的主导者,因此农村经济转型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与发展。
第二,金融影响农村经济转型的速度和方向。金融直接影响农村经济转型的速度,这是因为金融的发展情况,金融对农村经济转型的支持程度,是否满足农村经济转型的基本要求,直接影响了农村经济转型的速度。如果金融能够大力支持农村经济转型,能够满足农村经济转型的基本要求,那么农村经济转型的实施速度就会加快。同时,金融业影响了农村经济转型的方向,这是因为资金的去向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也就影响了农村金融转型的方向。例如,如果金融机构的资金大量流入某个农村区域的水稻加工产业,那么该区域水稻加工产业在资金充足下会扩大规模生产,在加工技术上也能够大幅度提高,并且在加工需求下水稻种植需求也会大幅度增长。
第三,金融影响农村经济转型的质量和效果。农村经济转型的质量和效果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区域农村经济转型的目标和金融支持的方向是否匹配;二是金融支持的程度是否满足区域农村经济转型的速度和要求;三是农村经济转型的战略和政府政策的正确性和匹配性。可以看出,前二者都与金融相关,并且是实施成功的关键。具体分析,金融对农村经济转型质量与效果的影响如下:金融机构与业务的丰富性影响农村经济转型后经济的稳定性,金融机构越多,其资金实力越雄厚,支持程度越高;金融机构和业务发展的稳定性影响农村经济转型实施的顺利程度。近年来经济不稳定,金融不稳定,导致金融对经济的支撑不够屡见不鲜。如果农村金融发展不稳定,存在各种风险,那么其对农村经济转型的支持也存在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就不能为农村经济转型提供稳定的资金供应以及其他金融服务,这将影响农村经济转型的顺利程度。
四、基于农村经济转型条件下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策略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农村经济转型环境的改善需要依托金融支持,农村经济转型的问题需要金融来协调解决,而农村经济转型的关键问题实际上还是金融问题。基于农村经济转型的需要,为促进农村金融的快速发展,笔者提出了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策略:
第一,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入制度,加强构建丰富的、具有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解决农村金融供不应求的问题应该从多样性着手,允许社会资金进入金融行业,以需求为基础构建具有竞争力的多样化金融市场。当前民间资金非常多,应该引导民间资金进入正规金融机构,放宽农村的金融供给,同时对于非正规金融机构也需要不断规范,加强管理。
第二,鼓励农村金融创新,加快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建立适宜农村经济转型与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比如我国保险业应该针对农业经济设立各种保险业务,以分散农村生产风险。各种金融融资工具和业务可以适度创新,吸引民间资金进入,扩大农村金融机构的融资能力和放贷能力。
首先,整体经济从依靠出口拉动转变为以内需为主的发展模式;其次,产业的优化与升级成为迫在眉睫的议题。传统的过剩产能需要调整,传统的产业需要进一步推动技术革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培育,节能减排、可替代能源、生物工程、信息技术等都可能成为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引擎。再者,区域的协调发展再度提上国家战略的高度,相继出台的区域振兴规划反映了宏观政策的这一取向。对于资本市场而言,我们看到的则是区域板块、战略性新兴产业板块的相继登场和估值中枢的不断抬升。
经济转型带给资本市场的不仅仅是一个投资话题。目前,代表传统周期性行业的大盘股和代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小盘股的估值差异达到历史高点。随着A股市场的调整,投资者又该如何看待这条投资主线呢?经济转型之年更应着眼长远,把目光转向3—5年后的中国。那时,我国将经历怎样的剧变?这些变化将如何影响要素价格,进而影响上市公司利润,并传导到市场估值?超级秘书网
首先,老龄化将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我国的“人口红利”在2015年左右消失。这就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逐步抬升,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初级加工产业将走向衰退.而医疗保健、技术密集型产业、自动化/半自动化产业将逐步兴起。
其次,节能减排与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是今后相当长时间的一项挑战。为实现我国2020年单位GDP能耗下降45%的目标,发展节能照明、智能电网、建筑新材料、废弃物处理等产业,将是今后产业政策的重点之一。
第三,资源瓶颈仍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应对资源瓶颈,发展包括核能、太阳能、风能在内的新能源,推动煤电一体化建设,改变我国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实施资源税改革,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能源政策。
目前学术界对经济转型升级进行了较多的的研究,但在建立计量模型时较少考虑自相关、异方差等问题,同时对转型升级的内涵论述较少。因此,本文从转型升级的内涵入手,以技术创新为突破口,利用计量经济模型研究方法,结合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和技术创新的相关数据,深入分析技术创新对工业经济转型的作用,得出了新的研究结论。
2技术创新与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理论研究
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根本动力来自创新驱动。通过技术创新将传统的加工组装主体形态转向以研发为基础的制造,大幅度提升研发、设计、标准、营销网络、供应链管理、品牌等环节在价值链增值中的比重,提升产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图1显示了技术创新促进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路径。自主开发战略是指企业内部开发,具有率先性,核心技术来源于企业内部的技术积累和突破;模仿战略是指创新主体通过学习模仿率先创新者的方法,引进、购买或破译率先创新者的核心技术和技术秘密,并以其为基础进行改进的做法;合作开发战略是指若干企业联合投资建立一家新的合资企业或者是使用合作开发的某种技术;产学研合作创新是指以企业为主,企业、大学、科研单位及政府的相关部门为追求发展目标在利益驱动下,运用各自资源相互协作所进行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其重点在技术创新过程的上游和中游。
3计量经济模型本文选取
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选取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而不是所有工业企业的原因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比较有代表性而且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并不明显。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5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企业。通过实证分析和检验技术创新对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影响,验证技术创新的三个指标:研发人员投入、研发经费投入、和研发产出效率是否有效促进工业经济转型升级[7]。采用回归分析模型来估算研发人员投入情况、研发经费投入情况、研发活动产出情况对于万人平均产出的相关系数。在构建回归方程的过程中,由于数据为横截面数据,很有可能出现异方差。因此分别对各个变量取自然对数以使数据趋势线性化和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同时其回归系数又代表了弹性的意义。计量模型设定为:lnPETU=C+αlnRDFD+βlnRDOP+γlnRDHR+δlnPESC+ε.其中,PETU表示企业转型升级情况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万人平均产出代替。万人平均产出,反应了企业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转变的程度。RDFD表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万名从业人员R&D经费。RDHR表示研发人员投入情况,这里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万名从业人员中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来表示研发人员投入情况。RDOP表示研发活动产出情况,这里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每万名从业人员有效发明专利数表示研发活动产出情况。PESC表示平均工业总产值,为模型的控制变量。其中,α、β、γ、δ、C为回归常数,ε为模型误差项。
4技术创新与工业经济转型升级实证分析
4.1描述性统计
从表1可以看出,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万人平均产出为63.06亿元。然而最大值和最小值差额比较大,达到66.38亿元。这说明各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由离散系数也可以看出各解释变量波动也比较大,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倍数都达到三倍以上。
4.2参数估计
采用eviews6.0计量经济软件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得到回归结果如表2。从表2可以得出,该方程的判定系数为0.702,拟合优度较高;F统计量为15.277,其对应的P值为0.000,说明该方程在5%的水平下显著。该方程的各个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下也显著。另外,该回归方程的DW统计量为2.380,属于判断盲区,因此需要做自相关检验,同时还需要做white异方差检验。首先做LM自相关检验,得到检验统计量为1.633,其相应的P值为0.201,所以接受无自相关的原假设,该模型不存在自相关。再做White异方差检验,得到检验统计量为16.359,其相应的P值为0.292,所以应接受无异方差的原假设,该模型不存在异方差。
4.3回归模型结果分析
通过前面的分析,判定表2得到的回归模型不存在自相关、异方差等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表2得到的回归模型来分析技术创新对转型升级的影响。2企业平均工业总产值对转型升级有显著影响,说明企业的规模越大,经济转型升级的效果会越好。其次,科研经费投入和科研活动产出对转型升级有显著影响。这两个变量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下显著。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科研经费增加1%,万人平均产出增加0.546%;科研活动产出每增加1%,万人平均产出仅增加0.195%。最后,参数估计结果显示科研人员投入指标系数为负,并没有对企业转型升级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这与相关技术创新理论和研究成果并不一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其中一种解释为科技人才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影响了科研人员的创新进程。很大一部分科研人员仅仅为了成果去做科研,并不考虑实际的有用性,使得科研成果与实际脱离,并不能给经济的转型升级带来正向影响;另一种解释为,科研人员质量参差不齐,数量上虽然有所增加,但质量远不如以前。总体而言,技术创新对转型升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2提升会计管理职能的对策
2.1强化会计预算管理,细化成本核算会计预算管理是确保工作正常运行的有效手段。只有切实加强会计预算管理,才能够切实为企业提供有力的财务保障。为保障企业战略能够有效实施并取得预期的效果,企业会计人员要通过制定预算,对企业的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变传统的事后核算为事前有预算、事中有控制、事后有分析的新型财务管理,全面安排,并协调企业各部门、各环节之间的业务关系,对企业未来时期的供、产、销进行综合平衡。①以资金预算和成本预算为核心,抓好收支两条线管理。企业所有收支全部纳入会计核算,杜绝账外资金循环。通过资金收支预算,盘活资金,加快资金投入和资金周转。②在成本核算方面,推行目标成本与标准成本相结合的综合管理,注重数字化管理,设立相应的成本中心和费用中心,特别应当注重成本控制目标与相关绩效目标的博弈。③加强预算管理,将资本预算与业务预算动态结合,各职能部门要根据企业的销售逐级编制预算报表,预算管理部门制定科学合理的预算政策和规则,优化预算编制程序,注重预算的跟踪,将差异分析及时形成管理建议,促进会计管理职能提升。
2.2完善会计信息质量,细化核算体系信息不对称在企业微观管理方面的负效应也不容忽视,信息化管理也不仅要求会计人员记账、算账、报账,而且要能够将获得的信息及时有效地传递至相关业务部门,形成有效决策,改善管理环境,提高运营效率。①以财务会计为基础,拓宽会计信息质量。企业必须重视会计的基础工作,结合实际,建立完善的会计岗位责任制,明确岗位职责,加强与各部门的联系和协作,构建制约机制,完善内部检查制度,定期组织人员进行内部核查,全面提升企业会计基础工作水平,强化会计人才的培养,保证会计信息真实、有效,强化整体风险控制能力,适应企业转型发展要求。②实施综合管理,突出事前成本与成本过程控制。综合考虑机会成本与质量成本;控制好成本费用的开支,实行限额管理;运用战略成本管理理念,优化成本控制的顶层设计,强化跟踪和监控力度。③开展清产核资,规范资产明晰管理。建立健全核算标准和管理制度,规范会计业务操作流程,使各项业务操作流程有章可循,做到了各个岗位和操作环节的相互制约、相互监督,使各项业务自始至终处于内部控制制度的监督之下,做好项目资金的核算管理工作,有效节约建设成本。④清理债权债务,加强往来款项管理。对往来资金的运行状况进行经常性分析、控制,做好往来款项的追踪分析、账龄分析和收现率分析,针对结算账户管理混乱、不规范的现象,开展结算账户的清理工作,减少坏账损失。
管治是西方近来兴起的概念。通常我们认为西方国家是所谓的“市场经济”,这种认识忽略了其国家机器的强大管理功能。这种功能是在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践过程中产生的。这种凯恩斯主义式的上层建筑也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全球化和向“后福特主义”转型引起了国家治理的危机(Jessop,1998)。
国家由此不得不寻求新的方式(如与私营部门合作),以整合其管治能力。即出现了所谓的“由政府向管治的转变”。
管治概念中国古来有之。《资治通鉴》集成了帝国管治的精华。寻求天下大治,无非是掌握天时地利人和,明察各种关系,以达到整治的目的。整治的方式当然不尽相同。
因此,管治实为一种视野,我们大可不必拘泥于西方的具体管治形式。
2社会主义管治的基础
资本主义力图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整合,危害了边缘民族国家的利益。社会主义由此而生,是对这种势头的扼止,由此即形成了东西对峙。唯有国家才可承担此重任。感叹封建和半殖民的旧中国是“一盘散沙”。这种无组织状态是实行快速工业化的最大障碍。对资源调动和社会整合的迫切需求必然促使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和消费方式的集体化。比如,住房的单位分配即为一例。社会主义管治的基础产生于对无序社会的管治的迫切性,因而造就了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其合法性不仅建筑在人民革命胜利的基础上,而且源泉于民族的危机。
3管治基础的改变
市场经济改革转变了原有的基础。在国家内部,为了建立激励机制和转移中央压力,实行财政放权。放权形成了计划外资本循环和地方主义。在地方经济实力增长的同时,削弱了中央政府的管治能力。这在实行分税制后有所改变,但出现了复杂的中央与地方的博奕关系。当地方政府对其可控资源的收益有稳定的预期,便有可能形成所谓的“企业式经营政府”的行为(Walder,1995)。在体制外,市场使体制外要素的出现成为可能。传统上,单位关系是划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主要标准。但当内外差别弱化时,此区分便失去了意义。
人力资源:随着城市私有企业出现,私营、外资企业的职员们脱离了他们与国家单位系统的联系。私有企业的发展壮大产生了单位体系之外的诸多工作。在高收入的吸引下,国有企业的职工们也开始放掉“铁饭碗”,“下海经商”。通过“一家两制”,诸多私营企业职员也可保持与单位系统的联系,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成员继续在国有单位工作,以享有住房、医疗补贴及工作的稳定等种种待遇,而另一成员在合资公司或私有企业“挣大钱”。尽管如此,对体制外者的管理和控制弱化了。
而且,单位本身的变化也在弱化职工和工作地之间的联系。随着单位社会功能的减少,城市从业者开始“走出单位成为社会人”,例如房改的重大影响。除了去私有企业工作,工人在国企重构中也有可能变为剩余劳动力。同时,伴随大量下岗者,还存在与日俱增的离退休人员。因此,政府意图切断住房、就业和再分配之间的联系,将责任转嫁给城市社区。
而最大的转变则是城市中大量的农村移民。这一运动具有自发性,未经规划,但与家庭纽带或老乡关系相关。移民一般难以溶入社区生活,因此他们保有“外来者”的特征。同时,户口制度仍固执地将他们排斥于城市服务之外。由于民工高度的变动性,对他们的管理成为政府的严重挑战。
生产资料和基础设施:市场经济改革通过放松对一定生产资料的控制引入市场化。在1990年代中期,计划分配的原材料份额大为下降,由此为终结多数工业原材料的计划分配铺平了道路(Lardy,1998)。政府最终采用了一种特别的“划分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理论建立了土地租赁体系(YehandWu,1996)。这一新系统的采用最终促成了国家在城市土地管理职能上的放权。而在正规土地利用体系外则还存在不断膨胀的“黑市”。
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和使用中也引入了市场机制。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投资是地方政府的负担,除了专款支持的大型项目,基础设施的发展或多或少地与单位相联系。而在改革时代,在土地租赁系统建立后,基础设施投资开始发挥出刺激经济增长、增加政府财政税收等的巨大作用。
资本:改革开放政策将中国经济与世界联系起来。外资的流动性引发了城市之间的竞争。外资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对资本构成的贡献,更在于它对非国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启动资金。而民营的非国有企业也存在极大之活力,由此亦成为就业的重要资源。
空间:由房地产市场建立而起,内城变化开始加剧。户口对于市民的控制性作用开始减弱。购得商品房的居民可以重新落户,或者施行所谓“人户分离”。另一方面,自发的土地开发也在冲击单一的单位空间。事实上,土地利用不再由单位的特征所决定。由于对单位的放权,国家对土地利用的控制也弱化了。由此,对土地利用规划控制的需求增加了。国家通过增强的土地利用规划和社区发展,加强由单位开发的,但游离于法规控制外的内城空间的“地域化”。而在单位系统无法触及的城市空间,非正式空间出现了,例如“浙江村”。
总体上,社会复杂性增加了,这减弱了国家的管治能力。迫使国家需要将各种要素联系以整合为可管理的社会。
4管治的地域化:地方权力得到巩固
与等级式的单位系统相比,地方政府(市政府,区、县,街道办、城镇、乡,居委会、村)属于“地方”组织。随着单位体系外要素的增加,“地方”组织开始承担更多的管理功能。例如,对于放弃大学或者研究机构工作,到私营企业去的人员,他们的人事档案将由市人才交流中心管理,确证其身份。由此看来,国企工作是一种事实上的“身份证明”,包括“单位证明”,居住地则以户口加以确证。随着非国有企业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从属于正式的单位,因此地方和社区服务就变得重要起来。
市政府:与中央在经济发展中的转变相适应,城市在经济组织中的作用开始被确认。市政府开始在地方中发挥重要作用。其角色从辅助国家项目转向更积极的地方发展战略制订者。
城区:1960年代曾有过将属于不同系统的单位整合进同一地方公社的尝试,但流于失败。1990年代后,这一尝试重新出现。上海市政府在1995年提出了一个新的管理结构,谓之“二级政府,三级管理”,其中开始强调区对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
街道办:严格地说,街道办事处并不是政府层次而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与市政府以前在城市管理上的补充性作用一样,街道办扮演着边缘角色,承担管理国家单位外人员的作用。
居委会:居委会与街道办事处的区别在于居委会是一个“群众自组织”。实际上,居委会已经成为基层政府的左臂右膀,并且经费亦在地方政府预算之内。地方的政府功能在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的巩固形成了诸多新功能。
空间流重组:地方权利的重新组织造成了资本和信息的空间流重组。政府监督部门和下级单位之间的资本流从垂直转为水平方向。从上至下传达和从下至上报告的传播方式改变了。垂直流是改革前的特征,各级政府有自己的公司和,所以单位依据其管理关系划分等级。当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开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种关系就为水平联系所削弱。
5管治的企业化
管治企业化的出现是政府对内部能力调整的一种应对。例如管理部门直转变变为公司,房产局接转为房产公司。
建立地方商业合作:从1990年代开始,街道产业已成为上海第二大地方财政收入。在地方层次上,政府和企业的界限日益模糊。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经济活动在地方尺度上紧密联系,这为企业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创造地方空间:空间的创造使大量地方性的城市治理成为可能。在明确的地域边界内,使用更具风险性的手段,政策得以试验。同时,很多发展区都通过“土地开发公司”进行开发。例如上海市政府在1990年代制订了一系列法规并建立了一个开发公司专门负责外滩的发展开发,在此政府拉力下,目前外滩已成为上海的中央商务区之一。而且,城市景观也开始被大力提升。
6从街道办事处到社区:走向市民社会?
重建城市社区是政府的头等大事,它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社区通过国家权力在基层的渗透发展起来。国家权力的下放使街道办事处获得了一系列的管理功能。当街道办事处具有了诸多的此类功能,它就变得更为正式并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社区”区别开来。将国家的权力分解到地方化的可管理的尺度无疑将促成一个更富变化和更具应变力的政府。街道办事处或多或少成了一种政府实体,因此无论如何,在其框架上建构城市,街道办事处仍然有异于社区。
因为基层组织的变化主要在从上至下的方向,是否这些努力将促成市民社会的形成仍然是不定的。有学者曾提出“居委会肩负着管理工作的施行。居委会的存在背离了社区自我治理的目标”(刘,2001)。
7结论
中国城市的管治基础在市场经济改革后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本文的结论着重于正日益变化的城市治理的原因和结果。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改革造成的管治真空。转型社会的复杂性和转变速度超出了国家单位系统的能力范围。对市场转型和后福特主义转型而言,治理在它们中的出现存在相似性,尽管这一复杂性在不同角度展开。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全球化,而且在于市场经济转型的问题本身。
规划控制的放松导致了各种尺度上生产要素的变动性,而且造成了维持社会等级组织的巨大困难。在城市尺度上,区政府相互竞争以成为零售和商业中心。地产的租金驱使他们与开发商签订协约(Wu,1999)。通过吸引外资和直接参与,地方政府也积极地参与到本地域中的开发中来(Wu,2000)。
其次,城市管治变化的方向不在于构建新的市民社会。政府管治的真空地带为政府功能在基层组织的扩张而填弃,而非依靠自组织的地方管治。市场化造成了体制外的诸多自发变化,如人口变动性的增加,资本流,“体制外”要素的增加等等。
我们在本文中看到了国家在调整与动员要素关系上的领导角色。例如处理同私有企业主、下岗工人的关系方面。种种努力的背后是强大的行政指令,为的是在边缘群体的服务设施供给、下岗工人再就业和乡村民工潮的巨大压力下,保有一个可管治的社会。另一角度上,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尽管市场化造成了有碍于管治的趋势,它也为国家体制的创新和改革提供了契机,而市场转型中的管治企业化亦为消除资源短缺提供了所需资本。
最后,需特别指出的是,为了理解中国城市管治的变化,我们应更多地在微观尺度上进行地域、组织和结构的调查研究。
【收稿日期】2002-05-2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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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融资制度;产权变革;制度创新
对处于战略机遇期和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自由化或者市场化取向的融资制度改革是必须的,这已成为一种共识。近年来相关实践也在进行:以国有银行改革为重心的融资制度变革向产权变革、利益分配等深层次纵深领域拓展,融资制度变迁的模式由政府主导向越来越尊重市场理性选择转变,融资制度变革的速度也前所未有地加快。但必须清醒地看到,一些深层次问题阻碍了融资制度变革并导致变革的持久性。
一、宪法等基础性法规决定了融资制度中产权变革的有限性
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宪法属于制度环境中至关重要的基本制度规定。宪法为制度安排规定了选择空间并影响着制度变迁的进程和方式。有效的所有权制度是有效组织成立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中国,宪法规定国家是国有资产的唯一所有权主体,国家并非以一个自愿性契约为基础,而是一种以行政权为基础的强制性关系。
中国宪法决定了国有金融机构产权改革只能进行边际性调整,这种边际性调整决定了国有金融机构的产权改革的有限性,国有金融机构产权不清的固有的缺陷依然存在:政府作为国有银行的所有者将政府的目标继续施加给国有金融机构,行政干预依然存在;国有金融存在利用国家不能运用退出权进行惩罚的弱点和信息不对称,从事最大限度的增进自身利益的行为可能;多层级的委托关系所导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依然存在,等等。
国有金融机构的产权改革,比如国有保险公司的股份制改造和海外上市,国有商业银行正在进行的股份制改造和未来的上市等,均存在困境。如果产权(股权)流动,则可能会使国家的国有产权转移,国有基础丧失;如果股权不能流动,则股份制的市场约束力就不能发挥作用。产权的流动性差,政府难以用“退出权”来保护国有产权。为了保持国有金融机构的国有性质,国家必须始终拥有剩余索取权。这样,剩余索取权的不可转让性与要求企业产权的可交易性之间就发生冲突。当剩余索取权不可转让时,便很难确立有限责任原则。产权的流动性较弱,市场的约束也就难以真正建立。
因此,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有效产权的建立,受到既定的宪法和现有意识形态的制约。而宪法和意识形态的缓慢变化的特点决定了这一矛盾的长期存在,决定了融资制度改革的长期性。
二、非正式规则的缓慢变化决定了融资制度的实施机制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真正建立
在融资制度的变迁过程中,仅仅改变其相关的正式规则还不能实现成功的变迁。融资制度的变迁一直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式推进方式,虽然正式规则变迁很快,但非正式规则(思想意识、习惯等)的改变却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如果没有非正式规则的改变,经济制度变迁的实施将十分不稳定。非正式规则支持正式规则,并能有效帮助正式规则被人接受。
那些在国外有效的正式规则,并不总是能在中国找到合适的土壤。更进一步的理解是,融资制度变迁的过程,并不仅仅指引进西方的经济社会制度的过程,而是这些正式规则如何与本国的无形规则相兼容、相结合的过程。在有些国家.尽管原来的有形规则已经被摧毁,新的有形规则已经被引人,但由于与本国的无形规则不兼容,导致现代化过程的失败。与有形制度相比,无形制度只是形式不同.它并不比前者更低级。在制度变迁时,有形制度有可能在不同社会之间移植,无形制度更难以被外来的制度所替代,或替代所费时间较长。有形制度变迁多为突变的、断裂的和强制性的.而无形制度的变迁多为渐进的、连续的和非强制的。在变迁中两种制度的互动是必然的.因为只有有形制度和无形制度都能有效发挥作用,并且相互匹配,整个制度结构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当有形制度发生变迁时.无形制度往往不变,从而阻碍制度变迁的推进,以至削弱制度变迁的结果。但另一方面,无形制度又会减少有形制度带来的冲击,并修正有形制度变迁带来的非均衡状态的冲击。
所以,国家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融资制度的正式规则(如颁布新的决定、实施股份制改造或者上市等),但是我们却无法在短期内改变非正式规则。这说明,目前缺少本土性创新的移植性的融资制度安排与非正规融资制度之间的磨合需要很长的时间。
三、融资制度变革的纵深推进导致相关利益主体更加激烈的冲突从而延缓了融资制度变迁的进程
中国融资制度改革的实质是改革资源配置效率低的制度安排,建立起有效配置资源的竞争性融资制度。由于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是制度创新和制度重新安排的过程,而原有的计划体制又控制着主要的资源,要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必然要改革旧制度。而由于旧制度安排维护和保障了一部分人的利益,维护旧制度的利益集团必然会因改革旧制度而丧失一部分或全部利益,因改革受益的利益集团与因改革而受损的利益集团之间必然产生利益冲突。此时,作为推动改革的政府面临着一系列约束条件:既要通过制度创新使融资制度效率提高,又不致使维护旧制度的利益集团反对改革,产生改革的强大阻力。同时,如果把作为国家人集团的政府也视为一个经济人的话,它既要在改革中受益,又担负着稳定经济和安定社会的责任。国家人集团的目标函数是双重的。在这种情况下,融资制度的安排必然内生于各种利益集团的矛盾中。
制度创新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制度的创新不会直接影响其他人的利益,这种制度创新可称为增量制度的创新。这种创新会有助于扩大国家的税收来源,因而这种类型的制度创新阻力较小。另一类是对现有制度存量的改革。如果现有制度是一个以维护和扩大占有租金为主的制度安排,那么,任何对现存制度安排的改革.都会对该制度下的受益集团造成冲击,因为这会减少他们现有的利益,所以引起他们各种形式的抵制。由于第一类制度的创新是在现有制度安排存量的状况下进行的,这就导致其制度创新的空间并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既然第一类制度创新的目的在于获得制度创新的利益.这就与维护旧制度的受益者不一致。当这种制度创新走到一定程度,必然会与现存制度发生摩擦、矛盾直到对抗。
通过对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的了解,对其工业化的过程分析,了解到在这个过程的早期发展中,是以农业发展为主体。在农业生产中投放了大量的社会劳动力,再把农业发展产生的资源投放到工业发展中。在工业化过程的中后期,随着农业和工业的发展,2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工业渐渐取代农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我国的工业会发展到现在的这个地步,工业发展和城市的建设取得如此大显著的成果,离不开农业资源的提供、农业经济的大力支持、农民的伟大奉献。随着工业的不断发展,积累的能力在逐步提高,我国政府也随之改变了相关的政策,为了保证工农产业的平衡发展,缩短工业与工业之间的差距,改变城市和农业发展的不平衡,规定用城市的发展带动农村的发展,用工业发展来促进农业发展,增强农业经济发展的调控能力,全力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
1.2农业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就是农业开始使用现代的工业、现代的科学技术和现代的经济管理方法,使农业生产力由落后的传统的农业逐步改变为现代化的农业。它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手段。现阶段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农业生产,建设现代化的农村,不仅会提高我国农业经济的生产力,创新农业经济的生产技术,还会为创建社会主义下的农村,实现现代化和城镇化,提供一定的物质支持。建设现代化的农业经济也可以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增强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村的竞争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土地的使用率,增强资源的利用率,可以增强农业产品的国际和市场上的竞争力。所以,加快执行农业现代化进程,实现现代化的农业,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建设事业有着很大的意义。
1.3城乡一体化
在我国社会经济加速发展过程中,发生了不平衡,农业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生产组织能力不高、生产设备匮乏、生产力低、增长过慢、农民收入较低。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过快,造成了工业与农业的差距越来越大,导致农民对城乡一体化的要求更加剧烈,要求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综合研究,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促进城乡在规划建设、产业发展、市场信息、政策措施、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发展的一体化;改变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在政策上的平等、产业发展上的互补、国民待遇上的一致,让农民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样的文明和实惠,使整个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消除城市与农村的差距,实现城市与农村共同富裕。
2农业经济的转型对农业经济的管理学科带来了变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农业经济的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并给农业经济的管理学科也带来一些影响和改变。
2.1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为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带来了新的改变和发展
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问题的增多,传统农业经济逐步被现代化的农业经济所取代,农业的发展也随之进入新的阶段,关于农业的学科渐渐增多,管理学科的对象应着重放在农业的产业链上,注重农业生产的过程,保障农业产品安全质量。
2.2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为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带来了新的改变和发展
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应该得到高度的重视。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是当前主要的城乡经济结构。城乡传统的经济结构被打破。在社会经济的转型下,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必定会得到极高的重视,管理学科的发展,会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现代也是一个注重环境的时代。农业本身就是经济和环境的再生产结果,环境的改变也会影响农业产品的再生产,所以环境保护理论也成了管理学科关注的重点。
2.3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战略方针为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带来了新的改变和发展
现在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逐渐深入到农业发展中,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的战略方针渐渐变成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重点,并且进行了一些探讨,主要体现在:政府提出了可持续性发展的战略理念,把可持续性的使用和保护环境当作农业经济转型期的管理学科重点,以至于农业经济的管理理论发生了质的变化;怎样提高国际竞争力,提高农业生产将会成为农业经济转型期管理学科的重点。
3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和改变
3.1确定农业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方向
社会经济的转型显示出很好的发展趋势,取得了一些显著成果,但是转型过程中,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经济存在的矛盾。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耕地很少,农业生产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还是比较零散的,没有形成农业产业的整体形态。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过去农业发展只注重产品的重量,转变成现在注重农业产品的安全质量。这就激发了过去传统的农业经济发展与现代农业经济的发展2者之间的矛盾,所以要管理好农业,就要确定好农业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充分利用土地和劳动力,极力解决2者之间的矛盾和问题。
3.2分析农业经济管理,着重变现学科之间的特色
在分析了转型期农业经济发展的特点和管理学科的探讨对象的一些变化,了解到其中的差异,执行差异化的学科战略,把工农的性质结果、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战略作为农业经济转型期管理学科的研究重点,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注重农业经济的整体分析,注重生产之前、生产中和生产之后3个阶段的生产步骤,加大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研究,注重环境和国际方面的问题。
3.3加强人才的培养
从差异性的学科中可以发现,针对不同的重点有着不同的方针,这样就导致了需要不同的人才。可以提出科学的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合理和有效的人才培养计划。科学合理地选取农业经济在转型期管理学科所需要的资源,例如教学教材、教师辅助教学所要用的资料和理论。恰当调整研究重点,将教学新理论、新方法和技术融入到管理教学中,培养探讨重点所需要的人才。政府应加大教学的改革和规划,推出新的农业经济管理教学中的人才培养对策,重点培养在工作中有突出表现和优秀的人才,增强培养力度。
目前,全市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04家,总数居武汉城市圈前列。全市省级创新型(试点)企业达到29家。全市168家高新技术企业及生产高新技术产品的企业,共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143.89亿元,同比增长17.4%,占GDP的比重为11.6%。全市共建成科技型企业孵化器10个,科技企业加速器2个。全市80%以上的科技型企业与省内外高校院所建立了合作关系,建立院士工作站6家,国家纸及纸制品质检中心1家,省级研发平台46家,市级研发中心111家,7家企业参与6个省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孝感成功获批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全市2013年度完成专利申请1654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460件;专利授权990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124件,发明专利授权量居全省第三。
(二)初步拥有了转型升级的品牌竞争能力。
全市18家企业生产的24项产品认定为省级自主创新产品。全市200余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60多家企业的107种产品在全国有一定市场和知名度。其中,中国驰名商标7个,湖北著名商标93个,湖北名牌产品49个。主导产品竞争力逐步增强,钢丝绳系列产品、重型平板车、竹纤维布料、光学仪器、电子真空开关管、动平衡试验机、曲轴磨床、塑料薄膜、童车、粮食机械、智能机器人等30多种产品在国内和中部地区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并形成了一批“中国之最”和“中部地区之最”。
(三)初步明确了转型升级的重点方向。
首先是初步形成了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盐磷化工、装备制造、纸塑包装等新的五大支柱产业,其中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盐磷化工三个产业的年主营业务收入过二百亿元。其次是加快发展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在国家确定的电子信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等七类新兴产业中,我市有一定产业基础的主要有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光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五个产业。截至目前,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共有规模企业150余家,实现主营业务收入400亿元,分别占规模企业的14.25%和20%。全市高新技术企业达到83家,居全省第四位,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突破100亿元。第三是稳步推进了资源循环利用产业。湖北和天下循环经济产业园等一批资源循环利用项目初见成效,已形成产业雏形。
二、工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经济总量小,发展不够平衡。
孝感规模工业增加值仅占全省约5.3%。企业规模偏小,规上企业1052家,企业平均增加值5500万元,低于全省平均水平3000多万元,仅为黄石的一半。缺少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截至目前,没有一家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过30亿元。区域发展呈南强北弱,市本级龙头地位尚未形成。
(二)产业层次不高,核心竟争力不强。
传统工业占整个工业的90%以上。五大支柱产业中的前三强: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盐磷化工全部为资源型和劳力密集型的传统产业。
(三)信息化起步较晚,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不够。
企业信息化应用的层次较低,信息产业低端产品较多,核心技术产品较少,信息化在工业经济领域应用推广不够。
(四)核心生产要素供应偏紧,难以满足经济的发展需要。
金融保障能力还十分有限,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企业直接融资步伐不快,传统产业和大量的小微企业难以得到金融部门的信贷支持。土地的供应,也难以适应企业的发展需要。现代生产业发展滞后,制约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中部城市,生产要素的保障与经济的发展存在缺口是正常的,并将较长时期地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缩小缺口,一方面要靠不断提高要素的保障水平,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加快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增强企业自身的发展实力和获得支持的能力,同时减少对生产要素的过大需求和过份依赖。上述问题的存在,反映出孝感市工业结构不尽合理,与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还有相当的距离,与推进“五个跨越”、加快建设“五个城市”的要求不相适应。这就要求进一步加大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力度,把工业结构调整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环节,正确处理好扩大总量和转型升级的关系,既要重视总量的扩张,又要兼顾结构优化和升级提质,坚持在扩大经济总量中进行调整,在转型中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水平。为推进孝感第三次创业,实现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做贡献。
三、工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一)指导思想
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的总基调和“竞进提质,升级增效”总要求,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以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为主攻方向,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调整优化工业结构,推动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产品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变,资源利用方式从资源消耗型向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转变,增强工业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逐步建立起具有孝感特色和优势的“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为实现产业跨越,推进第三次创业提业支撑。
(二)基本原则
———政府手段与市场手段相结合。把改革创新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力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创新驱动与投资拉动相结合。通过自主创新提升优势传统产业的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引导一批重大投资项目向优势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汇聚,带动相关产业转型升级。
———向内使劲和对外借力相结合。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挖掘企业自身潜能,提高企业转型升级的自觉性。
———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相结合。坚持把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工业作为转型升级的重要着力点,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进清洁生产;强化安全生产保障能力建设,加快推动资源利用方式向绿色低碳、清洁安全转变。
(三)主要目标
产业结构:到2017年,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盐磷化工、装备制造、纸塑包装五大支柱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3500亿元,年均增长22.2%,占全市的比重在2012年基础上提高10个百分点以上。五大支柱产业年主营业务收入均突破500亿元,其中食品饮料过千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1200亿元,年均增长26.4%。资源循环利用产业总产值达到150亿元以上,年均增长20%以上。布局结构:区域板块经济优势明显,市本级带动作用明显增强,产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24个优势特色产业集聚区加快建成,产业集聚区经济总量占全市的80%以上。技术结构:先进技术和工艺装备得到广泛应用,企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新产品产值率达到10%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比达到30%以上。企业结构:到2017年,全市规模以上企业达到1500 家以上,其中亿元企业1000家以上,10亿元以上企业50家以上,形成百亿级企业集团5家以上。资本结构:直接融资企业得到较快发展。到2017年,争取新上主板企业2—3家,新上中小板企业3—4家,新上创业板企业5—6家,支持更多的企业在新三板挂牌。
四、推进工业转型升级的重点举措
(一)以产业规划为先导,引领工业经济转型升级
1.着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围绕国家产业调整政策,积极引进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装备水平。优化产业结构,重点提升支柱产业发展水平,着力培育产业龙头企业。
2.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重点做好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光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五大领域产业的发展,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进孝感工业产业跨越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3.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大力发展工业设计和研发服务,积极推动制造业物流外包,引导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逐步实现生产型制造向服务性制造转变。
(二)以重大项目为抓手,助推工业经济转型升级
1.切实抓好24个优势特色产业集聚区建设。
2.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不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把扩大开放作为转型升级的强大动力,积极推进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转变,严把环保准入关、投资强度关、税收贡献关,提高招商项目的合同签约率、落地开工率、投产达产率。
(三)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加快工业经济转型升级
1.加快推进产学研合作,以湖北省产学研项目洽谈会为平台,鼓励和引导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开展技术交流与合作,解决技术难题,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2.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引导和支持各类创新主体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着力开发专利技术,提高发明专利的数量和比重。
3.加快实施名牌兴市、质量兴市战略,推广应用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开展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积极开展区域品牌创建,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
4.充分发挥高新区在转型升级中的龙头带动作用,要充分发挥军工企业技术资源优势,加快民品开发和产业化步伐,在汽车机械、高端装备制造、光电子信息等重点领域取得新突破。
(四)以绿色低碳为方向,倒逼工业经济转型升级
1.加强对高耗能企业的动态监测分析,在重点用能行业推行能源合同管理,加强能源管理中心建设,完善能耗指标体系,组织实施一批节能减排示范项目,促使企业降低能耗标准。
2.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环保产业。充分利用发电、化工等行业的废渣、尾气等,发展新型建材、余热发电,大力开发节能、绿色低碳等环保产品。
3.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加大纺织、印染、建材、钢铁等领域的落后产能淘汰力度,通过转型升级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五)以“两化”融合为纽带,促进工业经济转型升级
1.根据《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的要求,加强对通信部门协调管理力度,整合信息资源,推进开展“智慧孝感”建设,提升公共服务信息化水平;
2.组织实施“两化”融合试点,以100家龙头骨干企业为重点,推进智能化制造,以信息化手段完善产业链,创建100家“两化”深度融合示范企业;以1000家成长型中小企业为重点,梯度推进全市中小企业信息化。
3.大力发展信息服务业,全面推进以市高新区投资10亿元的中网在线为主体建设孝感软件产业园,落实国家支持软件业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知名软件企业来孝投资。
4.鼓励和支持电子商务的发展,更多地用信息化手段促进原材料采购、生产零部件采购和产品销售。鼓励企业内部推广跨部门系统集成、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推进工业控制系统、制造执行系统(MES)、企业资源计划(ERP)系统的一体化应用,提高运营效率和决策支持能力。
(六)以“两个作用”的发挥为基础,保障工业经济转型升级
1.要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
有序放开、搞活金融市场,积极引进更多的金融机构来孝设立分支机构、开展金融业务;积极支持、引导民间资本进入资本市场,进一步发挥小贷公司和融资性担保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补充作用,服务孝感实体经济发展;大力支持和鼓励金融机制创新和金融产品创新,不断丰富企业的融资方式;大胆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银行和企业的合作方式,在积极推进“智力支持+政银企集合贷”模式的基础上,认真总结、完善、推广。
2.坚持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结合。
加快企业直接融资步伐,政策引导和激励、扶持并举,鼓励更多的企业进入各类资本市场。充分利用股票、债券市场的融资和再融资功能,增加企业资金来源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并推进企业的科学化管理水平迈上新台阶。
3.千方百计保证企业发展对基础生产要素的需求。
对重点骨干企业的转型升级,高新技术企业和资源循环利用企业的发展壮大,在政策扶持、资金支持、土地供应、电力保障和市场拓展等方面进行倾斜。
(七)以优化环境为重点,服务工业经济转型升级
1.优化领导环境。
各级党政领导要把工业经济转型升级作为新时期推进经济加快发展的重要抓手,进一步解放思想,敢于担当,提升本领,积极探索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路径和方法,全力推进工业经济提质增效。
2.优化体制环境。
抓住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机遇,协调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积极转变政府职能,精简优化行政审批流程,简政放权,结合工作实际,找出阻碍本地区加快发展的体制障碍。
3.定期开展“涉企乱收费”专项治理活动。
二、走传统产业提升之路
武进区域,传统行业面广量大,是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重点,它们在抵御经济危机时起着极具影响力的特殊作用。对这些传统产业,要多途径地引导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以提高其提升产品层次的积极性。要鼓励企业树立强烈的自主创新意识,努力从传统模式中解放出来,增强转型升级的紧迫感。武进纺织、服装等传统产业的转型总体上是通过研发,提升产品,继而集群化发展,主要是指产品、行业和块状经济等方面的转型升级。首先是对产品自身的转型升级。新产品要向智能、环保、绿色、健康等方面转变,由低端的“贴牌”加工向高端的“创牌”升级,企业前景、产品市场和产业发展就会迎来新的春天。其次是企业内部的转型升级。企业通过改进管理模式、提升技术技能、调整发展方向等提升价值链,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如通过申请专利、创建品牌向自主创新型企业转型;通过总部战略,严把决策关,对科研、营销、投融资等核心环节强化管理,从而使企业向总部型转型;通过信息化平台,促使企业转变经营管理与业务营销模式,企业整体向电子商务型企业转型;通过企业价值链的提升,延伸企业供应链,业务范围逐步向国外拓展,扩大核心竞争力,企业向集团、跨国转型。再次是所属行业的转型升级。企业要着重用高新技术来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在武进培育一批、从国内外再引进一批,力争使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全区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领头产业。
三、走培育新兴产业之路
首先是要培育领军型大企业。武进工业以传统低端价值链为主,规模偏小、偏散,产业经济带动能力不足。当前,要努力培育航母型企业,从抓规模着手,培育并支持发展壮大企业,跟踪做好企业动态管理与监测服务工作,各镇(开发区)都要重点排出一批具有产品优势、发展前景的重点企业,开辟大企业绿色通道,集中政策、资源全力倾斜扶持,尽快将重点企业做大做强。其次是要培育科技创新型现代企业。从产业链的低端逐步向中高端转化,以高附加值和高科技含量为目标,加快转型。当前企业要致力降本节支、深化管理,加快建立激励、约束和倒逼机制,在全区具有一定规模的工业企业中,推广建设现代企业制度,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管理机制,为企业做大做强奠定坚实基础,尽早实现潜在生产力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