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汉语言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3-21 17:07:54
大学汉语言论文篇（1）
学校要求11月25日前提交论文定稿(电子稿)。
下载：电大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写作辅导
2.方法、步骤:
在教师指导下选定课题、收集资料、拟定提纲、写出初稿、修改定稿——指导教师写出评语并给出建议成绩——经答辩获得成绩。
3.考核要求:
(1) 毕业论文必须在教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没有教师指导的论文不予承认。
(2) 必须杜绝一切抄袭、剽窃行为。有抄袭、剽窃形迹的论文不予承认。
(3) 文体：学术论文。毕业论文是学术论文的一个重要的门类，是反映学术成果、传递学术信息的工具，是对某一专业领域的现实问题或理论问题进行科学研究探索的具有一定意义的论说文，所以它应当具备学术文体的一般特征。调查报告、工作总结及文学作品等各类非学术文体的文章不能作为毕业论文提交。
(4) 内容：毕业论文的选题必须以所学专业课的内容为主，不能脱离所学专业范围。选题还应鼓励创新，避免选择已经完全得到解决的常识性问题。
(5) 毕业论文应当做到观点新颖、明确，材料翔实、有力，结构完整、谨严，论据充分，论证周严，层次清晰，语言通顺，格式规范。
(6) 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不得少于6000字。
(7) 毕业论文中所使用的计量单位一律采用国际标准单位。
(8) 毕业论文定稿必须符合毕业论文格式要求并按要求排版。
二、写作过程中必须注意的事项：
1.选题：确定“写什么”。
在专业范围内选题，选题要适中，量力而行。一忌超专业范围，二忌难度大，三忌容量小。注意：要避开学术界都关注的课题；汉语言文学专业不能选择教改方面的课题。
2.立意：确定“中心论点”。
中心论点一定要正确、新颖、鲜明、集中。
3.列纲：安排全文的逻辑结构，构建论文的基本框架。
(1) 列纲十分必要，大有好处：第一，可以体现作者的总体思路。第二，有利于论文前后呼应。第三，有利于及时调整，避免大返工。
(2) 列纲的原则：有全局观念，从整体出发去检查每一部分在论文中所占的地位和作用。从中心论点出发，决定材料的取舍，把与主题无关或关系不大的材料毫不可惜地舍弃，尽管这些材料是煞费苦心费了不少劳动搜集来的。考虑好各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
(3) 毕业论文的基本结构由绪论、本论、结论三大部分组成。绪论、结论这两部分在提纲中应比较简略。本论部分是全文的重点，是应集中笔墨写深写透的部分，因此在提纲上也要列得较为详细。本论部分至少要有两个层次，层层深入，层层推理，以便体现总论点和分论点的有机结合，把论点讲深讲透。
(4) 列纲的程序、方法：
拟定标题；写出总论点；考虑全篇总的安排：从几个方面，以什么顺序来论述总论点，这是论文结构的骨架；大的项目安排妥当之后，再逐个考虑每个项目的下位论点，直到段一级，写出段的论点句(即段旨)；依次考虑各个段的安排，把准备使用的材料按顺序编码，以便写作时使用；全面检查，作必要的增删。
(5) 提纲的基本样式：
“绪论：提出中心论点
本论：分析论证中心论点
一、(称上位论点) ……
(一)(称下位论点)……
1.……
（1）……
(二)……
二、……
三、……
大学汉语言论文篇（2）
一、问卷展示与分析
根据你的阅读和写作经验，认真回答如下问题：
1.申论跟高考作文相比，有什么不同？
2.申论跟时评相比，有哪些不同？
3.申论与公文是怎样的关系？
4.您认为申论写作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
5. 您觉得写好申论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
6. 您觉得自己写作申论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7.您认为申论写作对大学生提出了哪些要求？
8.您认为中文专业的考生在公务员考试中存在哪些优势与劣势？
9. 通过《申论写作》课程的学习，您有哪些收获，有哪些建议？
10. 除了参加公务员考试，您认为学习申论写作对您还有其他意义吗？
二、问卷结果分析
笔者以我校07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为对象进行了有关调查与分析，共发放问卷92份，回收92份，问卷有效率100%。上文已说明本问卷氛围三大块内容，同理，现将问卷结果对应地分成三部分进行分析与阐释。
（一）申论写作的特点
1、时评写作vs高考作文vs申论写作
时评写作 高考作文 申论写作
写作目的（48.81%） 针对实事做出点评，旨在分析，增强大众舆论导向。 参加高考 选拔公务员
写作考试难度（15.22%） 针对的是话题，更能把握中心，掌握写作内容，条例更清晰易懂，较申论更为自由，亦更为简单。 考试时间、字数底线、试题考察内容结合高中语文课程教学实际。 以理论为背景，以社会热点问题为依托，以国家政策为指导；综合考察一个人的逻辑思维与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文体（45.65%） 具有提纲的样式，即引述材料——议论分析——联系实际——归结全篇。 对文章体裁范围、表达重点等都有明确规定。 一般都是论述性的议论文，具备普通公文的相关特性。
行文要求（35.87%） 1、选取恰当的当下新闻（话题鲜）
2、确定鲜明独到的观点（观点辣）
3、搜集典型有力的论据（论据杂）事实胜于雄辩，古今中外、天南地北的材料可信手拈来。
4、运用严密有趣的语言（语言趣） 在作文试题中有明确规定，主要包括两大块：1、对作文基本技能的要求：文体、字数、主旨、语言表达、结构统筹、文面等方面的要求；2、对文章有延展性的要求：立意深刻、内容健康向上、语言运用上富有文采、有创新等。 要求讲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党中央现阶段理论方针政策，这是基本公式；针对所给材料所反映的问题作出概括总结、合理分析以及提出解决方案，这是基本思路要求。
写作内容（43.48%） 就社会生活的某一现象或事件发表看法，阐述观点。 具有时效性与新闻性，缘事而发、寓理于事，贴近生活，题材广泛。 紧密结合高中语文教学实际，每年命题组都会出不同的题以反映高中学生的看法，形式多变，内容丰富。 把社会热点、焦点问题从媒体关注的表层引入深度的理性分析，以强化阅读理解能力为重点，以提高综合分析能力为关键，核心是培养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写作主体（25%） 广大新闻媒体与公民个人， 第三方立场。 高考生 虚拟的公务员身份
写作性质（25%） 是一切社会人都可以的呐喊，是一切文化人都可以用文字表达的世界观。 高考语文考试科目中的一道题目 公务员考试中的命题组成部分
语言表达（45.65%） “精、短、快、活”，采用大众视角，针对一个话题展开论述，观点深刻，发人深省，语言通俗易懂,可综合运用多种写作表现手法与修辞手段。 考生可以自由地发挥，鼓励运用多种修辞手法与表现手法，包容并推崇文学性语言，尊重个人风格的实践。 语言上有严格限定，具备公文的基本要求，注重理性与逻辑性，行文风格朴素易懂，反对文学性与个人化风格。
小结：
由以上大学生们通过对申论写作与高考作文写作之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在92位调查对象看来，申论与高考作文、时评写作三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以上八个方面。其中，写作目的、文体、语言表达以及写作内容的不同所占比例最重。由此可得，申论同高考作文虽然同为考试形式，同样具备限时作文等客观规定，但是由目的、性质、内容、语言表达、主体、要求等比项出发考察，申论的特点还是十分明显的。简言之，由于招考目的、考生对象的年龄阶段与社会阅历的不同，申论不是一种单纯的写作考试或是自由写作行为，而是一种在阅读与分析材料基础上的集概括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于一体的案例分析题。
特别是近年来，公考制度日趋完善，申论考试已由开放式向封闭式转变，由自由写作向定向分析转变，考试的针对性逐渐加强，它从多个角度、多个层次来考察应试者们的能力，绝不是单纯的写作方面的能力，因而，申论写作更注重考生对时事政治的理解与思考，更关注学生的前瞻性与逻辑性思维，最突出的则是对考生政治敏感性的考察。毕竟，申论隶属于公务员考试，必须强调考生能模拟公务员身份，完成相关工作本身所提出的要求。
2、普通公文vs申论写作
小结：
通过调查，普遍反映出来的结果是，申论起源于典型的公文文体，制发公文是解决申论给定材料问题的必然选择。申论考试的大纲要求与公文写作的规律是一致的。申论的三种题型的解答根据公文法定文种和事务文书的种类都有对应的文种和问题思路：概括、概述题属于法定文种的报告；提出对策题属于事务文书计划中的一种方案；作文题属于法定文种的意见。
申论写作中常会涉及公文写作，如一些公文文种、假定部门、身份问题。公文写作的虚拟领导性及内容上的国家意识、全局意识、前瞻意识等都是申论写作的考察点。申论写作考察的能力也潜移默化的体现在了公文写作中。
从文体角度出发，申论论述写作应属应用文体，即公文写作，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论述材料与行政机关的智能紧密相关；2.结构基本相似；3.申论论述写作要求与公文写作规律要求基本一致。
（二）中文专业大学生与申论写作
由问卷的第一部分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大学生知“彼”的基本状况，对第二部分的调查则能让我们了解到大学生们知“己”的程度。两相对照，则能发现大学生自身素质与能力训练上所存在的冲突点，也是笔者想要重点调查的突破口。
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95.65%） 公文 申论
区 别 目的（5.68%） 向上级提交申请，向下级下达命令，以处理相关问题的行政办公文件。 选拔公务员
形式（25%） 命令、决定、公告、通告、通报、议案、报告、请示、批复、会议纪要等共13类，14个文种。 一般都是论述性的议论文，既有“论”，也有“述”。
设置作用（39.77%） 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制发文件的第一个工作环节。 公务员考试中的一个科目。
定性（29.55%） 公文是指在行政管理活动中产生的，按照严格的、法定的生效程序和规范的格式制定的具有传递信息和记录作用的载体。写作种类广泛，格式固定，内容简练。具有权威性、时效性、法律效力，甚至部分还有保密等级等严格限制。 把社会热点、焦点问题从媒体关注的表层引入深度的理性分析，以强化阅读理解能力为重点，以提高综合分析能力为关键，核心是培养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联 系 从属 1、从源头考据：申论属于公文的一种，即述评。（57人）
2、从具体内容细分：公文是申论主要考察范围与主要文体形式。（11人）
不从属但关系密切 早年公务员考试中既有公文写作，后经改革，该考申论，继而申论成为公考中的题型。
无从属关系（3.26%）
不清楚（1.09%）
在回答“您觉得写好申论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 您觉得自己写作申论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您认为申论写作对大学生提出了哪些要求？”这三问时，问卷结果较为集中，如以下三图所示：
由图一可清晰地看出在本次调查对象的心中，写好申论最困难的几项内容。其中，材料阅读与概括被公认为最大的困难。在被访的58位大学生看来，做好申论题首先必须读懂、吃透所给材料，从而透过现象看到其所反映的本质，这要求考生保持较高的对社会现象的政治敏感度，经常关注社会时政，善于发现并乐于参与时事热点的讨论，主动思考，更要主动涉猎广泛的知识，建构并不断完善
自己的逻辑思维。其次，提出合理可行的结决方案也是写好申论的关键环节。它重在考察应试者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先要明确给定材料，再凸显所提方案的针对性与可行性。再次，以官样思维进行写作，使用正规严格的语言进行表达与叙述也是较大的困难之一。很多考生还是无法实现自身身份与虚拟公务员身份之间的转换，导致写出来的文章成了既不是散文，也不是议论文，更不是正规申论的“三不像”。
由图二可见，政治敏感度与综合能力构成了写作申论最重要的两大条件，超过了一半的比例，这说明在被调查的大学生中已经明确了保持一定政治敏感度的重要性，在平时的学习中也注重扩大自身阅读面，关注时事新闻与国家政策。而申论对考生综合能力与素养的考察也是显而易见的。随着公考制度的不断完善，申论写作也日趋成熟。它并不仅局限于对考生阅读理解与写作能力的考察，更重在提炼、分析、解决问题的实际应用能力的考察。
而显然，虽然身为中文系专业的学生，拥有一定的写作专门训练与较之他人略高的文字处理能力，但大家很清楚申论所要求的远不止写作能力而已，对自身能力与写好申论所要求的各种能力相对比以后所呈现的诸多不足还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图三解构了两相比较的冲突所在，向应考的大学生们如何做到扬长避短、掌握申论写作重点提供了真实而有效的说明。在问卷反馈中，也有不少人表示在认识到自身能力与公考所要求达到的能力之距离后将通过针对性的训练来提高自身的素质，更好地应对公务员考试。
（三）参加相关课程培训与提高申论写作能力的关系
我校于大三下半学期设置了申论写作的专门课程，以期帮助学生特别是有公考愿望的中文专业学生建构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更好地实现“公考梦”。那么，参与修读这门课程的调查对象究竟如何看待参加相关课程培训与提高申论写作能力这二者的关系的呢？
47.83%被访者认为最大的收获在于这门课让他们对热点社会问题更为关注、更敏感，也因此开阔了视野，加强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比如，将《半月谈》、《参考消息》等政治性的杂志报刊添入了平时的阅读范围。有58.70%的被访者表示通过专门的课程学习加深了对某些知识在理论层面上的了解。众所周知，申论考察面极广，涵盖了除写作学外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诸多学科内容，而如何有效率、有针对性地摄取这些知识则多依靠辅导课程上老师的传授。
大学汉语言论文篇（3）
一、问卷展示与分析
根据你的阅读和写作经验，认真回答如下问题：
1.申论跟高考作文相比，有什么不同？
2.申论跟时评相比，有哪些不同？
3.申论与公文是怎样的关系？
4.您认为申论写作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
5. 您觉得写好申论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
6. 您觉得自己写作申论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7.您认为申论写作对大学生提出了哪些要求？
8.您认为中文专业的考生在公务员考试中存在哪些优势与劣势？
9. 通过《申论写作》课程的学习，您有哪些收获，有哪些建议？
10. 除了参加公务员考试，您认为学习申论写作对您还有其他意义吗？
二、问卷结果分析
笔者以我校07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为对象进行了有关调查与分析，共发放问卷92份，回收92份，问卷有效率100%。上文已说明本问卷氛围三大块内容，同理，现将问卷结果对应地分成三部分进行分析与阐释。
（一）申论写作的特点
1、时评写作VS高考作文VS申论写作
时评写作 高考作文 申论写作
写作目的（48.81%） 针对实事做出点评，旨在分析，增强大众舆论导向。 参加高考 选拔公务员
写作考试难度（15.22%） 针对的是话题，更能把握中心，掌握写作内容，条例更清晰易懂，较申论更为自由，亦更为简单。 考试时间、字数底线、试题考察内容结合高中语文课程教学实际。 以理论为背景，以社会热点问题为依托，以国家政策为指导；综合考察一个人的逻辑思维与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文体（45.65%） 具有提纲的样式，即引述材料——议论分析——联系实际——归结全篇。 对文章体裁范围、表达重点等都有明确规定。 一般都是论述性的议论文，具备普通公文的相关特性。
行文要求（35.87%） 1、选取恰当的当下新闻（话题鲜）
2、确定鲜明独到的观点（观点辣）
3、搜集典型有力的论据（论据杂）事实胜于雄辩，古今中外、天南地北的材料可信手拈来。
4、运用严密有趣的语言（语言趣） 在作文试题中有明确规定，主要包括两大块：1、对作文基本技能的要求：文体、字数、主旨、语言表达、结构统筹、文面等方面的要求；2、对文章有延展性的要求：立意深刻、内容健康向上、语言运用上富有文采、有创新等。 要求讲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党中央现阶段理论方针政策，这是基本公式；针对所给材料所反映的问题作出概括总结、合理分析以及提出解决方案，这是基本思路要求。
写作内容（43.48%） 就社会生活的某一现象或事件发表看法，阐述观点。 具有时效性与新闻性，缘事而发、寓理于事，贴近生活，题材广泛。 紧密结合高中语文教学实际，每年命题组都会出不同的题以反映高中学生的看法，形式多变，内容丰富。 把社会热点、焦点问题从媒体关注的表层引入深度的理性分析，以强化阅读理解能力为重点，以提高综合分析能力为关键，核心是培养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写作主体（25%） 广大新闻媒体与公民个人， 第三方立场。 高考生 虚拟的公务员身份
写作性质（25%） 是一切社会人都可以的呐喊，是一切文化人都可以用文字表达的世界观。 高考语文考试科目中的一道题目 公务员考试中的命题组成部分
语言表达（45.65%） “精、短、快、活”，采用大众视角，针对一个话题展开论述，观点深刻，发人深省，语言通俗易懂，可综合运用多种写作表现手法与修辞手段。 考生可以自由地发挥，鼓励运用多种修辞手法与表现手法，包容并推崇文学性语言，尊重个人风格的实践。 语言上有严格限定，具备公文的基本要求，注重理性与逻辑性，行文风格朴素易懂，反对文学性与个人化风格。
小结：
由以上大学生们通过对申论写作与高考作文写作之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在92位调查对象看来，申论与高考作文、时评写作三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以上八个方面。其中，写作目的、文体、语言表达以及写作内容的不同所占比例最重。由此可得，申论同高考作文虽然同为考试形式，同样具备限时作文等客观规定，但是由目的、性质、内容、语言表达、主体、要求等比项出发考察，申论的特点还是十分明显的。简言之，由于招考目的、考生对象的年龄阶段与社会阅历的不同，申论不是一种单纯的写作考试或是自由写作行为，而是一种在阅读与分析材料基础上的集概括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于一体的案例分析题。
特别是近年来，公考制度日趋完善，申论考试已由开放式向封闭式转变，由自由写作向定向分析转变，考试的针对性逐渐加强，它从多个角度、多个层次来考察应试者们的能力，绝不是单纯的写作方面的能力，因而，申论写作更注重考生对时事政治的理解与思考，更关注学生的前瞻性与逻辑性思维，最突出的则是对考生政治敏感性的考察。毕竟，申论隶属于公务员考试，必须强调考生能模拟公务员身份，完成相关工作本身所提出的要求。
2、普通公文VS申论写作
小结：
通过调查，普遍反映出来的结果是，申论起源于典型的公文文体，制发公文是解决申论给定材料问题的必然选择。申论考试的大纲要求与公文写作的规律是一致的。申论的三种题型的解答根据公文法定文种和事务文书的种类都有对应的文种和问题思路：概括、概述题属于法定文种的报告；提出对策题属于事务文书计划中的一种方案；作文题属于法定文种的意见。
申论写作中常会涉及公文写作，如一些公文文种、假定部门、身份问题。公文写作的虚拟领导性及内容上的国家意识、全局意识、前瞻意识等都是申论写作的考察点。申论写作考察的能力也潜移默化的体现在了公文写作中。
从文体角度出发，申论论述写作应属应用文体，即公文写作，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论述材料与行政机关的智能紧密相关；2.结构基本相似；3.申论论述写作要求与公文写作规律要求基本一致。
（二）中文专业大学生与申论写作
由问卷的第一部分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大学生知“彼”的基本状况，对第二部分的调查则能让我们了解到大学生们知“己”的程度。两相对照，则能发现大学生自身素质与能力训练上所存在的冲突点，也是笔者想要重点调查的突破口。
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95.65%） 公文 申论
区 别 目的（5.68%） 向上级提交申请，向下级下达命令，以处理相关问题的行政办公文件。 选拔公务员
形式（25%） 命令、决定、公告、通告、通报、议案、报告、请示、批复、会议纪要等共13类，14个文种。 一般都是论述性的议论文，既有“论”，也有“述”。
设置作用（39.77%） 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制发文件的第一个工作环节。 公务员考试中的一个科目。 定性（29.55%） 公文是指在行政管理活动中产生的，按照严格的、法定的生效程序和规范的格式制定的具有传递信息和记录作用的载体。写作种类广泛，格式固定，内容简练。具有权威性、时效性、法律效力，甚至部分还有保密等级等严格限制。 把社会热点、焦点问题从媒体关注的表层引入深度的理性分析，以强化阅读理解能力为重点，以提高综合分析能力为关键，核心是培养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联 系 从属 1、从源头考据：申论属于公文的一种，即述评。（57人）
2、从具体内容细分：公文是申论主要考察范围与主要文体形式。（11人）
不从属但关系密切 早年公务员考试中既有公文写作，后经改革，该考申论，继而申论成为公考中的题型。
无从属关系（3.26%）
不清楚（1.09%）
在回答“您觉得写好申论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 您觉得自己写作申论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您认为申论写作对大学生提出了哪些要求？”这三问时，问卷结果较为集中，如以下三图所示：
由图一可清晰地看出在本次调查对象的心中，写好申论最困难的几项内容。其中，材料阅读与概括被公认为最大的困难。在被访的58位大学生看来，做好申论题首先必须读懂、吃透所给材料，从而透过现象看到其所反映的本质，这要求考生保持较高的对社会现象的政治敏感度，经常关注社会时政，善于发现并乐于参与时事热点的讨论，主动思考，更要主动涉猎广泛的知识，建构并不断完善
自己的逻辑思维。其次，提出合理可行的结决方案也是写好申论的关键环节。它重在考察应试者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先要明确给定材料，再凸显所提方案的针对性与可行性。再次，以官样思维进行写作，使用正规严格的语言进行表达与叙述也是较大的困难之一。很多考生还是无法实现自身身份与虚拟公务员身份之间的转换，导致写出来的文章成了既不是散文，也不是议论文，更不是正规申论的“三不像”。
由图二可见，政治敏感度与综合能力构成了写作申论最重要的两大条件，超过了一半的比例，这说明在被调查的大学生中已经明确了保持一定政治敏感度的重要性，在平时的学习中也注重扩大自身阅读面，关注时事新闻与国家政策。而申论对考生综合能力与素养的考察也是显而易见的。随着公考制度的不断完善，申论写作也日趋成熟。它并不仅局限于对考生阅读理解与写作能力的考察，更重在提炼、分析、解决问题的实际应用能力的考察。
而显然，虽然身为中文系专业的学生，拥有一定的写作专门训练与较之他人略高的文字处理能力，但大家很清楚申论所要求的远不止写作能力而已，对自身能力与写好申论所要求的各种能力相对比以后所呈现的诸多不足还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图三解构了两相比较的冲突所在，向应考的大学生们如何做到扬长避短、掌握申论写作重点提供了真实而有效的说明。在问卷反馈中，也有不少人表示在认识到自身能力与公考所要求达到的能力之距离后将通过针对性的训练来提高自身的素质，更好地应对公务员考试。
（三）参加相关课程培训与提高申论写作能力的关系
我校于大三下半学期设置了申论写作的专门课程，以期帮助学生特别是有公考愿望的中文专业学生建构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更好地实现“公考梦”。那么，参与修读这门课程的调查对象究竟如何看待参加相关课程培训与提高申论写作能力这二者的关系的呢？
47.83%被访者认为最大的收获在于这门课让他们对热点社会问题更为关注、更敏感，也因此开阔了视野，加强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比如，将《半月谈》、《参考消息》等政治性的杂志报刊添入了平时的阅读范围。有58.70%的被访者表示通过专门的课程学习加深了对某些知识在理论层面上的了解。众所周知，申论考察面极广，涵盖了除写作学外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诸多学科内容，而如何有效率、有针对性地摄取这些知识则多依靠辅导课程上老师的传授。
大学汉语言论文篇（4）
2.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理论素养养成策略——以文学理论教学为例
3.以市场为导向的地方本科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改革的若干思考
4.浅析汉语言（双语）本科专业毕业论文存在问题及相应对策
5.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研究
6.汉语言专业的本科教学必须把语言本体课列为必修课——对汉语言专业课程设置的一点看法
7.应用型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规格探索
8.论“地方新建本科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设置的相关问题——以湖南科技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例
9.外国留学生汉语言本科专业的发展特点简析
10.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选题方略
11.对来华留学生汉语言本科专业的思考
12.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汉语言文学本科教学研究
13.来华留学生汉语言本科专业建设上的经验与教训
14.以应用型为主旨,创新本科汉语言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15.地方本科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教学创新改革策略
16.普通地方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层次、规格和途径
17.应用型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学生教师职业技能培养刍议
18.大众化条件下应用型本科院校专业人才分型培养的理论与实践——以江苏技术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建设为例
19.问题与出路——关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思考
20.汉语言本科专业留学生论文写作指导课课程设置浅议
21.应用型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发展方向和路径的思考
22.来华留学生汉语言本科专业建设问题探讨
23.应用型本科院校汉语言类课程评价体系改革探究——以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为例
24.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现状及对策思考
25.开放教育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建设与发展探讨
26.应用型本科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设计(论文)改革探索
27.致力于本科教育国际化 上海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本科教育高地介绍
28.地方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竞赛教学模式”初探
29.“汉语言(对外)”本科的专业定位、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
30.强化论文题目的科学性引导——浅探提高汉语言文学本科毕业论文有效性的途径
31.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精品师范专业建设的思考
32.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原因探析——以地方新建本科院校为例
33.应用型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改革探究
34.浅谈汉语言本科(双语)专业实践教学实施的成效、存在问题及对策
35.论应用型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写作类课程教学
36.试论基础文科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以普通本科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为例
37.应用性本科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第二课堂深化建设浅析
38.新疆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专业教学改革发展比较研究
39.三级训练:提升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综合模式——以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例
40.地方本科院校毕业论文写作调查及对策研究——以湖南科技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例
41.“转型”大势下新建地方本科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模式改革之思考——以泉州师范学院为例
42.汉语言本科留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评估
43.地方新建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特色课程体系的构建——以萍乡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改革为例
44.提高开放教育汉语言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构想
45.地方本科院校毕业论文写作现状调查与对策——以钦州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为例
46.新建本科院校毕业论文工作的困境与对策——以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例
47.宝鸡文理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16届本科毕业生就业情况调查分析
48.新疆电大开放教育汉语言(双语)本科专业古代汉语课程设置调查分析
49.高师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学科能力标准研究
50.论地方性本科院校文学应用型评论人才的培养——以梧州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例
51.在探索中开拓 在改革中前进——中文系汉语言文学本科班教改工作回顾
52.地方本科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外阅读研究(一)——以怀化学院2009至2014级“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为例
53.浅析汉语言(双语)本科专业毕业论文存在问题及相应对策
54.应用型本科高校汉语言专业汉语实践性教学体系的研究
55.地方本科院校专业课教学与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以汉语言文学专业课教学为例
56.新建本科院校文学类二级学科教学团队优化——以池州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为研究个案
57.新建本科院校应用性人才培养的方案设计——以运城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例
58.新建本科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建设的若干思考
59.论新建本科院校文学类课程体系的构建——以池州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为研究个案
60.留学生汉语言专业本科中韩联合培模式研究
61.培养开放教育学生信息素养及能力的实证研究
62.开放教育网络教学资源建设现状探究——以汉语言(双语)本科专业“语言教学论”课程为例
63.工科院校中文专业本科生就业核心竞争力调研分析——以某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生为例
64.应用型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现代文学阅读教学改革
65.论教育学院成人高等教育汉语言文学本科的去专业化倾向
66.应用型汉语言文学的学科特征与人才培养定位问题
67.中国高等院校特色学科大观(十一) 上海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本科教育高地
68.关于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本科人才培养的思考——以西南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例
69.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的考察与建议——基于对非211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数据的分析
70.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研究——以凯里学院为例
71.地方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实践教学模式改革
72.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选题方略
73.汉语言文学专业如何应对高校转型发展态势——以陕西省地方本科院校为例
74.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外国文学课教学中的“立体模式”及其运用
75.应用型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古代汉语课程实践教学研究
76.提高创新教学意识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成人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语言学概论、汉语专题课教学体悟
77.国家重点学科与本科专业内涵建设的模式及启示——以西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例
78.加强汉语言专业学历教育,推进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发展
79.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究——以池州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就业趋势为视角
80.简论国家安全视界下的外国文学教学学生主体地位的发挥——以昆明学院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外国文学教学为例
81.关于地方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改造中课程建设的基本思路——以襄樊学院为例
82.关于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就业指导课程体系的思考
83.河南电大远程开放教育汉语言文学本科特色专业建设之探索
84.应用型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教学的思考
85.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教学改革之路的思考
86.本科院校汉语言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问题及策略
87.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段课程设置改革方案
88.提高开放教育汉语言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构想
89.关于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就业指导课程体系的思考
90.开放教育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建设与发展探讨
91.留学生汉语言专业本科中韩联合培模式研究
92.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现状及对策思考
93.新建本科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建设的若干思考
94.“汉语言(对外)”本科的专业定位、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
95.河南电大远程开放教育汉语言文学本科特色专业建设之探索
96.应用型本科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设计（论文）改革探索
97.宝鸡文理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16届本科毕业生就业情况调查分析
98.应用型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规格探索
99.高师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学科能力标准研究
100.提高开放教育汉语言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构想
101.关于民族院校汉语言文学本科人才培养的思考——以西南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例
102.汉语言专业的本科教学必须把语本体课列为必修课——对汉语言专业课程设置的一点看法
103.高师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研究
104.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研究——以凯里学院为例
105.汉语言文学师范本科生阅读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建议简
106.再谈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
107.应用型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基本能力评估与指导
108.问题与出路——关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思考
109.浅谈汉语言本科(双语)专业实践教学实施的成效、存在问题及对策
110.海南大学新增留学生汉语言本科专业，学制4年
111.留学生汉语言本科专业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112.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外国文学课教学中的“立体模式”及其运用
113.来华留学生汉语言本科专业建设上的经验与教训
114.对来华留学生汉语言本科专业的思考
115.试谈来华留学生汉语言本科专业学历教育课程设置
116.汉语言本科专业留学生论文写作指导课课程设置浅议
117.汉语言本科留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评估
大学汉语言论文篇（5）
二、语音中心论与表意论
杜·邦瑟的当代拥护者们对汉语与西方语言的关系作了详细、恰当的观察。然而他们在试图消除中西语言的隔阂时却忽视了汉语自身的特性。他们尝试用西方语言理论来分析汉语，形成了一种理论倾向，笔者称之为“语音中心论”。众所周知，语言符号由三个相互关联但可进行概念分析的元素组成，笔者称之为“三S”:语音(sound)、形体(shape)与意义(sense)。不同的语言系统会着重强调其中一个或两个构成要素。西方字母语言重音、义，轻形体，而汉语则重形、义，轻语音。反对表意论的人只考虑到了其中两个因素。比如，鲍则岳强调说:“任何一个单词都包含两个方面:声音和意义。”①他很显然忽视了语言符号三要素中很重要的“形体”要素。这一疏忽其实不难理解。因为在字母语言中，语言符号的形体并不像汉字形体那么重要。索绪尔曾说过只要一种符号可被辨别且不与其他符号相混淆就可作为一种语言符号。然而在汉字中，形体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事实上，纵观中国历史，正是由于汉字形体的魅力才产生了书法艺术，也使得书面语要比口语更具优越性。“音形义”三要素在汉语系统中占据不同的地位。一个人可以在不知道如何读一个汉字的情况下辨认字形并知道它的大概意思。这种现象其实很普遍，许多中国人认识某些汉字也知道它们的意思，但却不知道该怎么读。在笔者看来，在构成汉字的三要素中，形和义是更重要的。形体是一个字之所以成字的基础，意义是字所代表的内容，而声音只是一种口语交流手段。形体和声音都是意义的体现者，前者是通过视觉手段，而后者则是通过听觉手段来发挥交流作用。80%以上的汉字都是通过形—声结合而成的“形声字”，在形声字中，声旁几乎不表示任何意义。在表意方面形体要比声音更有效。因此视觉价值要比听觉价值更重要。与汉语不同，字母语言更关注听觉价值，这根源于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中对虚幻无形之物所体现的先验价值的重视。徳里达将西方语言理论中重视声音的现象描述为“语音中心主义”。一些西方学者就是借助这一理论从“语音中心”的角度来开始研究汉语语言的。早期代表就是杜·邦瑟，他说:“很明显中国人发明汉字并不是用来代表汉字的形体，当然也不是用来代表汉字所表示的意思，因为字义是从口头表达中抽象出来的，(声音才是最重要的)”②。鲍则岳也从语音中心的角度对汉语进行了类似的描述:“任何种类的书面汉语都仅仅是口语的一种符号化表达。”③鲍则岳唯恐自己没有阐述清楚，又进一步声称:“另一方面，当我们说‘文字的目的是为了交流观点’时，其实我们真正想表达的是‘文字的功能就是交流通过该语言的口语所传达的观点’，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已将书写界定为其意义通过语言中介传达的可视性符号系统。”④在这里鲍则岳做了一个微妙的转换。他用“语言”代替了“口语”，从而提出了一个语音中心主义的论断:“因此我们可以简单地将书写定义为口语的符号化表达，将文字系统定义为:口语的系统化表达符号。”⑤鲍则岳料到会有人反驳他的观点，因此他不得不承认:“像所有定义一样，这一定义只是一种个人判断。文字当然也可以有不同的定义，比如说‘传递或交流意义的任何可视性符号或标记，与其与语言的关系无关’”，然而他仍然推崇语音中心的定义，他说:“将书写定义为与语言有直接体现性关系的符号系统，其优势在于它很清楚地阐明了我们直觉上所感知的书写的本质或发展史，这一点其他定义并没有做得更好。”⑥这里他使用的“直觉”一词表明了以字母语言为母语的人的一种偏见:口语先于书面语。鲍则岳强调语言的声音属性但却忽视了语言的交流功能，同时也低估了中国思想家从远古时期就一直重视用语言来交流所产生的影响。这里笔者只引用两位思想家的观点。庄子的著名寓言“鱼筌与兔蹄”就支持直接交流的观点。这个寓言中常被引用的章句是“外物篇”: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①庄子的寓言给直接交流或无声交流提供了很好的诠释。这则寓言对中国语言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它为后人关于语言表述的争论树立了模式。在庄子看来，筌和蹄是捕鱼和抓兔的工具，与此类似，语言符号也只是用来交流思想的工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汉语语言表述的语义导向。在魏晋时期，人们激烈地讨论语言表述的实质。王弼是其中之一，他强调符号和语言的语义表述。在他的著作《周易略例·明象》中，王弼在开篇就讨论了象(形象)、意(思想)和言(语言)间的关系: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这段话清楚地显示了中国语言理论和西方强调语音的字母语言理论是截然不同的。王弼在《明象》中借用庄子的寓言，进一步强调了汉语符号再现的语义导向: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②庄子的寓言以及王弼和其他学者对其所做的进一步阐释都表明在汉语语言哲学中人们强调的是思想，观点和意义，而不是西方语言中强调的声音。反对文字表意论的学者忽视了由庄子和中国思想家所提出的意义导向传统，他们重口语而轻概念，犯了与庄子寓言中所讽刺的那些死盯着竹笼和兔网却忽视了鱼和兔的人一样的错误，买椟还珠，重视言语行为而忽视了所交流的观点。他们之所以犯这个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将字母语言的语音中心主义套用到了汉语研究上。这一点鲍则岳做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轻视语言的交流功能，强调其作为声音记录的功能:通过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口语是用来传递意义的，文字是第二位的，它之所以有交流的功能，只是口语传达意义这一事实的一种自然结果而已。另外，文字系统中单个的符号能否交流意义取决于这个符号在哪个层面上体现这种语言。比如字母表中的字母并不携带意义，只是可发音而已，因为在大多数字母语言中，大部分的单个音素并没有相关联的意义。例如:英语中的n，e，g，l．s，h通常情况下只代表声音，独立出现时并不能传递意义。但是若从文字的角度来考察，它们也并不需要交流意义，只要能传递声音就可以。就像我们所说过的那样，文字中意义的传递完全是“文字体现口语”这一事实的一种功能。③很显然，鲍则岳正像他推崇的前辈学者杜·邦瑟一样认为字母语言的语音特性对所有语言都是通用的。他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汉语使用的是汉字而不是字母，每个汉字代表声音的同时还表示意义。事实上，甚至连汉字的组成部分———部首，也可传达意义。鲍则岳引用英语字母的例子来支持他语音中心论的观点，然后他又将这一衍生观点用于反驳汉语中的“概念文字”观点:正是这种对文字传递意义方式的误解导致了大部分人对汉字本质的困惑。因为大部分的汉字是在单字层级或至少是词素层级来体现口语的，而我们的字母则是在单个音素层级上体现，因而两者是不同的。但由于单字或词素是有意义的，因此汉字在表音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与意义联系在一起，这一点与西方字母系统的符号也是不一样的。然而这种与意义的联系，也就是汉字的交流功能仅仅是汉字与声音相联系的结果，换句话说，汉字与语言的字词，或所谓‘口语’相联系，才会与意义产生联系。通常比较随意的语言分析家和批评家们都置汉字与声音间固有的本质联系于不顾而去强调汉字和意义之间的关联。①他接着说道:“与意义的联系，也就是汉字的交流功能仅仅是汉字与声音相联系的结果，换句话说，汉字与语言的字词，或所谓‘口语’相联系，才会与意义产生联系”，通过这一论断，鲍则岳表现出了很明显的语音中心论。他认为汉字能够表达意义理所当然是因为汉字通过声音与口语产生了关联。他没想到还有这样一种可能性:汉字从创立伊始就是用来表示意义而不是代表声音的。他以西方意指理论为框架，通过一种预设的逻辑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认为汉字肯定和西方语言的字母一样，用来记录声音，然后由声音来传递意义。这一点可从他进一步的论述中清晰地显示出来:“一个字符或一个字符系统之所以能称为书面语，其必不可少的特征是语音体现。也就是说，书面语必须体现口语。”②鲍则岳的逻辑与汉语理论和实践是背道而驰的。从历史角度看，古汉语刚开始出现时可能并不是一门口头表述的语言。有两位当代学者，安乐哲(RogerT．Ames)和罗思文(HenryRosemontJr．)曾开玩笑地说:“古汉语就像是一个听话的小男孩:它创立之初是用来看的而不是用来听的。”在他们之前，高本汉有过类似的描述:“汉语文献是用眼睛来看的，而不是像口语那样靠耳朵和舌头来实现的。它拥有独立的生命，是与口语平行并存的一种现象”③。安乐哲和罗思文接着又用非常严肃的口吻写道:“现在和过去的汉语口语都一样，必须要说出来才能被理解;而古汉语创立之初就不是一门口语，它现在不需要，以前也不需要说出来才能被理解;因此汉语口语和书面语到目前为止可能一直都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媒介。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很明显，汉语书面语就不应被简单地看作是对口语的转述”④。在同一份研究报告中，两位学者直接反驳了鲍则岳的观点并指明了其所带来的后果:“‘古汉语本质上是口语的转写’这种观点不但模糊了我们对两者差异的认识，同时也阻断了我们研究中国哲学的道路”⑤。庄子和王弼的语言理论从哲学角度为反驳鲍则岳的论断提供了概念基础。在其他备受尊崇的古汉语研究者那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反驳古汉语语音中心论的有力证据。高本汉(BernhardKarlgren)是最早系统研究古汉语语音的学者之一，他就强调在汉语言发展之初的象形和表意功能:“从这个角度看，汉语文字发展第一阶段并不是记录声音，或分析单字各部分是如何发音的，而是一种表意的图形文字，一个符号代表着整个单字的意义而不是其发音。”⑥通过这种表述，高本汉隐约地表达了一种古汉语视觉上的优越性，这一点由费诺罗萨和庞德更直白地表述出来。在同一研究中，高本汉清晰地指明了汉语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别:因此，中国一方面拥有一种已存在了好几世纪的文字语言，它简短、明了，字与字界限清晰，读者仅仅通过这种表意的字形就可以理解它的意思。总体来讲，这种语言好像在人类出现时就形成了，一直流传至今。而另一方面，在中国还存在着一种口头语言，或更确切地说，许多种不同的方言口语，它们与中国的文字语言相去甚远。⑦简单地研究过迄今可识别的用最古老的汉语写成的甲骨文之后，安乐哲和罗思文重申了其他研究所证实的观点:“目前辨认出来的上千个甲骨汉字中有许多在结构上都是象形和表意的”，他们还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最终形态和语音两方面的证据都支持我们认为，最早的文字形式拥有自己的交流功能，不需要借助口语。在这个发展阶段，许多信息都是通过视觉来交流的。”①语言实践证明，语音中心论是不可能存在于汉语中的。汉语普通话有21个声母，38个韵母，通过声韵结合只能产生稍多于400个的音节。就算加上汉语中的四个声调也不过总共不到1300个音节。用如此少的音节来代表世界上词汇量最大的语言之一的汉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大量的同音异义词。很多情况下，没有具体的语境人们就无法确切知道一个字的意思。结果出现了很多有意或无意的双关语。但是一旦汉字被写出来，即便没有语境，意思也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大量同音异义词的存在使得汉语的字和词不可能以字母语言的方式来指代声音，同时也排除了汉语被字母化的可能。用古罗马字母来表示汉语并不是当代人最早尝试的。事实上，很早之前人们就开始考虑这种可能性并付诸实践了。宋朝时期的郑樵在接触到梵语之后就意识到汉字的繁琐和字母的简洁。几百年后，耶稣会的传教士利玛窦使用罗马字母来书写汉语，并出版了第一本用古罗马化的汉语写成的书———《西志奇迹》。其他西方传教士也做了类似的尝试，他们用罗马文来书写汉语，但是他们的努力没有对汉语产生丝毫的影响，因为他们的书籍都是写给西方人让他们了解汉语和中国文化的②。明末清初，一位官方学者方以智(1611—1671)着手研究汉字书面语与西方字母语言的关系，自此以后，许多中国学者前赴后继，做出了很多努力。尽管方以智批判了汉语书写的笨重繁琐，也将其复杂性与西方语言书面语的简约方便做了鲜明对比，但他的对比性批判也正好显示出了汉语书面语非语音化或表意的特性:汉字之所以让人感觉迷惑是由于存在很多通用字，有时可以互换，如果一个概念只从属于一个词，而每个词也只有单一的一个意思，就像在遥远的西方语言中，声音与概念一一对应，而单词与声音一一对应，这样的话就不会有重复或重叠的麻烦了，这岂不是更加高级吗?③又过了两个世纪，在1892年，中国文字改革先驱卢戆章制定了第一套潜在可行的汉语文字罗马化方案。在其著作《一目了然初阶》的序言中，卢戆章对比了中国的低识字率与西方国家及日本的高识字率，并将这种差距归根于文字体系的不同。为什么其他国家识字率高呢?他回答道:“以共以切音为字，字话一律，字书简易故也。”那么，中国怎样提高识字率呢?他提出中国应该采用一种汉语的罗马拼音方式，因为:“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遂即达于心。”④其对比评价再次证明了现代以前汉语语言文字与语音是分离的，而两者之间紧密联系的产生也仅仅是近不足百年来出现的现象。晚清以来，汉语的拼音化得到了中国为数众多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及政府的大力推广，其中颇为著名的人物代表有沈学(1871—1900)、王照(1895—1935)、鲁迅(1881—1936)、吴玉章、等人。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政府根据的指示:“要走世界各国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⑤，由国家通过并推广“汉语拼音方案”，试图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实行拼音文字。然而，从利玛窦使用罗马化的汉语以帮助西方传教士传教到今天拼音的使用以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这近五百年汉语拼音化的努力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原点，证明了西方人以语音为中心的语言认知以及汉语文字体系是表意而非表音之特性。
三、语言学汉学主义
与西方字母语言的语音中心论相对，汉语强调形意间的相关性，或许可以称之为表意论。它们均传统悠久，对文字体系之声、形各有偏重。西方语音中心论起源于字母语言的语言学发展，又在语言实践的哲学概念化之中得以推广。相比之下，汉语表意论则起源于历史上汉语语言的表意功用，而人与宇宙之间关系的形而上学观念更是强化了这一点。两者的哲学基础是不尽相同的。在西方形而上学中，语音中心论最早的源起可能要追溯到柏拉图关于本质与现象二元区分离观念的提出。而亚里士多德或许是最早提出语音中心论这一概念的思想家。关于言语与文字的关系，他主张言语优先于文字:“口头言语是心灵之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头语言的符号。”①亚里士多德这一评论可被视为西方语音中心论的肇始。因为表音性在字母语言中的重要地位，西方学者对语言语音中心的重视是根深蒂固的。在现代语言哲学中，所有的理论家无一不强调无论是在口语还是在书面语中音都优先于意。早在1933年，著名语言学家布隆菲尔德(LeonardBloomfield)便指出书写的文字必须承载一种与语言形态“固定的关系”②。乔治·特雷格(GeorgeTrager)将书写的文字体系定义为“任何标记或者图示的规约性系统……代表着这样一种语言的话语表达”③。在与汉语语言直接相关的研究中，司礼义(PaulL．M．Serruys)将汉语真实书写文字中的图形归为“系统必要的构成”，“形成了语言的视觉表征”④。雅克·德里达曾指出西方语音中心论源于西方自柏拉图之后的形而上学，其强调现象与本质、先验观念与具体现实的分离性。依笔者之见，汉字以图形和语意为导向，这是由汉语语言的性质及中国历史上语言使用所决定的。语音中心论适用于描述西方字母语言，而用它来描述汉语语言却是不得当的。汉语语言的表意论不仅仅是由汉字特殊的图形感所决定的，在中国玄学思想中，浩瀚宇宙万物全息相关，先验观念存于世间万物，这种对人与宇宙之间关系的思考更是决定了汉语语言的这一特性。或许，我们可以说汉字重形象与语义之特性同中国超验性存在于内在性的形而上学思想是有内在联系的。雅各布森(RomanJakobson)在研究语言与诗学之间的关系时，确认了结构语言学存在着两个相关的问题:“沃格林已经明确指出了结构语言学所面临的两个最重要且相互关联的难题，即对‘语言大一统假设’的修正与对‘同一语言内不同结构的相互依赖’的担忧。”⑤这一洞悉应该给予了我们对汉语语言与文字的性质更为深入的见解。他还指出:“毫无疑问，对于任何一个言语社区、任何一个说话者来说，都存在一个统一的语言。但是，这一整体代码是由相互联结的子代码构成的系统，即每一种语言都共存着几种功能各异的形式。”我们应当会从研究汉语语言的结构语言学里得出深刻体会。汉语经过数千年发展，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自我体系，同时也具备着不断积累的特性。现在，汉语的发展被赋予了一个兼容的趋势，这一趋势可能会让汉语去包容一些新异特点。不管是将汉语定义为完全表音语言还是完全表意语言，都过于简单化。应该说，汉语既具表音又含表意因子，而后者更为优先。任何过分地强调一个因子而忽略了另一个因子都会导致语言汉学主义。据笔者观察，在关于汉语文字体系性质的争论中，双方极少对在中国语言学界盛行的汉语语言学者的观点加以考虑，仿佛有关汉语性质的中国语言观根本不存在或者毫不相干。事实上，中国上古时代的记录以及现代中国学者的研究，均为汉语口语与书面语的平行分离性提供了佐证。上古时代尚未出现文字，人们最初使用结绳记事，后来又改用书契。《易经·系辞传》中提到:“上古结绳而治，而后人以书契易之。”①陶制器皿和甲骨上的刻画符号是汉语文字的最早形式。因此，有足够多的人类学和考古学证据表明汉字最初并非是为了记录口头语言而存在。汉字最开始是以刻画符号形式出现，而后逐渐演变成文字，并形成了书写系统。至于与口头语言有所关联，那可能是之后很久一段时间才出现。现代中国学者再次肯定了汉语书面语与口语的独立发展。国学大师梁漱溟曾说，“语言文字浸浸分别并行，初不以文字依附语言，而语言转可收摄于文字”②。著名思想家李泽厚进行了大量的考证研究以证明汉字并非口头语言的书面记录。他也指出:“汉语语言并未给予音以优先级而是更强调义……最初，汉字的功能便是支配、统率、范导语言，而非记录语言。”③最近，他又重申:“中国文字的源头是‘结绳记事’，文字不是把语言写下来，而是记录事情。最初的文字，就是为了把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历史)记下来的符号如结绳，慢慢才演变为文字，最后才和语言结合，它作为符号系统，中国文字始终不是语言的复写。”④这些观点与本文前面提到的维柯的中心论断不谋而合。在分析了汉语语言争论双方的观点后，笔者发现尽管表意论的支持者与反对者观点相左，但是他们的定位却相同:对汉语文字的研究更多是出自于自己学术和美学目的，而非是对汉语语言本身的关心。庞德、费诺罗萨及其他表意说的支持者，关注的是哲学研究和发展艺术的新型式及创新型途径，以推进知识与艺术发展的进程。持反对观点的则专注于以西方理论检验汉语语言，强使表意的汉语同西方字母语言的表音理论协调一致，以否认汉语文字的独特性。双方均受先入之见及预想目的所导向，仅有少数学者摒弃了汉学主义的偏见，承认汉语文字与语言的独特性。笔者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比起汉语语言学者，中国哲学和思想的研究学者反而在接受汉语语言及文化的独特性上更为开通一些，不太倾向于把西方观念和方法强加在汉语资料上。显然，否认汉语文字是表意的派别完全忽视了汉语与语音文字体系之间的区别性差异，也极少关注到汉字的象形性仍然清晰可察，其以表意为主的性质在中国语言学界是毫无争议的。而反过来，肯定汉语文字是表意的派别则又夸大了汉语文字的象形性，把它的价值普适化，因而不切实际地忽视了汉语汉字的独特性。尽管取向不同，他们都按照以西方为中心的学术习惯来做学术，这种方式却是共通的。故而纵使他们研究的初衷是要提供科学客观的汉语语言知识，而他们却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创造了汉学主义的语言形式，扭曲了中国文字体系的真实状况。笔者已分析了西方研究汉语汉字的种种问题，同样的问题在中国学者群中也存在。自马建忠根据西方语法理论首创汉语语法以来，中国学者套用西方语言理论研究汉语汉字也形成了一个研究路径，直到近年来才开始受到质疑。语言哲学与语言学虽为两个学科，但在研究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和语言表征方面却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文字。关于文字与语言的关系，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已经成为广为接受的定论:文字不是语言，只是语言的记录或复写。这一定论对于拼音文字的西方语言无疑是正确的，但它是否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呢?这一定论是否适用于中国文字呢?至少到目前为止学者的共识是如此。中国的语言学家大都接受这一观点。王力先生就如此认定:“文字是语言代表……但是，文字不是语言。”“文字只是一种假定的符号系统，文字不等于语言。”①有些学者虽然承认中国文字发展的独特性，但仍然接受汉字是语言的复写这一观点:“文字是语言的记录，也是凝固的语言……以汉字为代表的中国文字的起源，虽然有很大的特殊性，但也是在语言产生以后才形成的。”②这样的共识颇有商榷余地。李泽厚先生在谈到汉字与语言的关系时指出:“中国的文字不是语音的复写。我以为中国的语言学家，从马建忠到王力，都可能犯了错误。他们都用西方的格式来研究中国语言。”③这样的质疑虽然需要大量考证研究的支撑，但目前至少可以给我们以这样的启迪:套用西方语言理论研究汉语汉字不可避免地会忽视中国语言和文化传统的特殊性。
大学汉语言论文篇（6）
二、课程设置的比较分析
（一）对外汉语课程结构不合理
李铁范指出：对外汉语专业课程的设置，汉语语言学是主体和核心，教育类和文化类是重要的“两翼”[1]。综合《目录和介绍》的要求及李铁范的观点，对外汉语专业合理的课程结构应为：语言学及教学法为主体课程，文学与文化和外语类是两翼（一体两翼）。表一显示，我校对外汉语的15门必修课中有7门与汉语言文学相同，比例近1/2，其中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两门主体课的课时也少于汉语言文学，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作为两翼课程，课时远远低于汉语言文学。表3更清晰的显示出对外汉语的“一体两翼”比例失调：汉语语言学及教学法课程门数比24.3%、课时比20.2%，都低于汉语言文学同类课程的30.2%和25.1%，未能体现出语言和教学法类课程在对外汉语专业中的主体地位。而文学文化类课程门数比21.6%、课时比21.8%，远远低于汉语言文学同类课程44.2%和47.8%，使作为两翼的文学文化类课程比例过于单薄。再从对外汉语自身看，课程门数上，“一体”比例为24.3%，“两翼”为21.6%、16.2%；从课时比上看，“一体”比例为20.2%，“两翼”为21.8%、31.8%。“一体”远不丰满，“两翼”课时超过“一体”。再看我校方案中对外汉语专业开设而实际未实施的课程中，语言学及教学法有2门，而文学和文化类有9门，外语类有3门。如果加上这些课程，两翼的课程必然太臃肿，超过“一体”。而两翼中外语类开课门数远低于文学文化类，两翼之间的比例也失衡。因此，我校的对外汉语课程未能体现“一体两翼”的框架。
（二）专业实践课程单薄
在培养方案中，对外汉语的专业实践课规定7门，而实际实施的只有4门，为书法、教师口语、专业技能和毕业论文，而专业技能实际上开展的只是对学生普通话的训练，而重要的教学技能、专业实习、毕业实习等与对外汉语密切相关的实践课实际上没有开展。学校和学院没有创建相关实践场所、场地，没有统一安排学生进行校内外实践和毕业实习。对外汉语专业大四年级全年没有开设课程，在没有统一组织和安排的情况下，学生很难自行联系到实践资源。目前我校对外汉语专业仅有的实践是越南班学伴，从对外汉语专业中选出部分学生担任越南留学生学友。但是这种部分性参与毕竟不能顾及全部学生，没有普遍意义。表2可见，汉语言文学的专业实践全部实施，学院专门组织学生到各个单位毕业实习，教学专业技能上则有完备的微格教学等设施和教师配备。
（三）课程设置未体现渐进性和丰富性
对外汉语是汉语和外语的双结合，课程安排应按年级体现出循序渐进性，突出由浅入深的过程。一年级应以开设基础课程为主，如语音、语法、文学史、文化史、普通话口语、写作、英语口语、听力等课程。学生具备一定基础知识后，在二三年级的课程中加入具有深度和对比性、跨越性的课程，如中西文化比较、国外汉学研究、第二语言习得、第二语言教育、英汉口译、商务英语等课程，并注意将基础知识和社会实际需要联系起来，辅以种类丰富的实习训练，如授课实操、授课观摩等，而我校的对外汉语基础和实践课的结合未能凸显。学校每年也招录了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地区的留学生，可以开设日语、越语、韩语等第二外语选修课，丰富英语之外的第二语言，而目前对外汉语专业二外只开设了日语，且只开设一个学期，课时少，且跨文化交际理论与实践、海外华文专题、民俗学、东南亚文化与习俗等文化类课程更是形同虚设。整体上看课程设置未能体现出循序渐进和丰富性。
（四）师资缺乏
学校目前对外汉语专业的任课教师都是中文专业教师，没有专门的对外汉语教师，给对外汉语专业学生的授课模式和方法与汉语言专业的学生没有明显区别，语言文学类课程的教材与汉语言专业也几乎一样，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存在较大的依附性。而外语类课程的教师则全部来自外语系，外语系的老师只强调外语教授，没有站在对外教学视角，缺乏对外教学视野，如不能教给学生使用外语授课技能，用外语来解释一些中外文学文化现象，表述对外汉语专业词汇和术语，使学生很难达到使用外语进行教学的水平，对专业的发展产生限制，造成了对外汉语专业学生英语水平不如英语专业学生，而中文专业知识比不上中文专业学生的尴尬处境，自然产生身份的困惑和对未来出路的迷惘。
三、对外汉语专业身份定位和方向发展的途径
（一）突出本专业特点，辨清自身身份
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历史、师资、课程等方面都比较成熟，而对外汉语专业只开设三年，各方面都不成熟，师资、教材、课程同汉语言专业多有雷同，有的课程只是在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外汉语教学法、语言学等课程，有的课程则是汉语加外语的简单叠加，造成了对外汉语学生的身份模糊感。要辨清自身的专业身份，必须在课程设置等方面进行改革，课程比例应凸显“一体两翼”结构，授课内容应区别于汉语言文学专业，针对对外汉语学生的需求。对外汉语受众对象是外国人，如在同样讲授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等课程时，应针对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中易出现的语法问题讲授，如外国人多数对虚词的使用易于出现错误，授课就应该多举实例，总结规律，对外国学生在语法、语言学习方面的错误进行归类研究，让学生了解外国人的语法障碍，以便日后教学能有的放矢，使教学理论更好与实践结合，这样才能让学生感到本专业的独特性和专业实力，明晰专业身份。
（二）培养实践型和社会型人才
我校对外汉语专业的实践课程并未实施，没有固定的见习、实习基地，学生得不到实践技能的锻炼。应该加大力度建立一批实习基地，增加资金投入，加强与外企、公司的联系。扩展学生与留学生接触，给留学生授课的机会，尽量并选派学生到海外实习、交流。结合我校教学方案培养应用型、复合型、学术型人才的目标，应在社会型和创新型人才能力培养上下功夫，构建学生汉语、外语、文化、文学、教育等综合学科知识结构和应用技能的整体性，整合优势资源，让学生既能走向社会实地教学和开展交流，又能承担研究工作，有创新意识。与汉语言文学专业比较，对外汉语还应突出国际化和对外性视域，增强外向性联系，向着“教学语言国际化，教学内容国际化，教师资源国际化，服务对象国际化来形成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与国际化竞争力。[2]”这样培养出来的对外汉语人才才能真正成为实践性、社会性、创新型人才。
（三）引进优秀师资
我校对外汉语师资的引进迫在眉睫，师资决定了课程的质量和特色。应该引进和聘请对外汉语专业教师，尤其是高职称教师，以及有实际跨文化交流和教学经验的教师和学者，开发国内国际资源，增强与国内同类院校的交流，并聘请优秀外教授课。招收更多留学生，让学生参与到教授留学生的授课实践中，与留学生多交流。另外，还应结合我校人文和地理历史特征，发掘地方高校特色文化，作为选修课程，如砚文化，潮汕文化，旅游文化，龙母文化，聘请这方面的教师、学者担任对外汉语学生的课外文化指导教师。还应适应世界上汉学热的潮流，开设一些国学、国际汉语学等语言文化类选修课，聘请知名的客座教授来讲座，组织本校的教授博士讲坛，以优秀的师资从语言、文化、教学各方面促进学生的培养。
大学汉语言论文篇（7）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人数 考试科目 参考书目 备注 008 文学院(电话:89683067、89683519) 147 文学院所有专业均不接受单独考试。 135102戏剧 30 01 舞台剧与影视剧写作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623 艺术基础（戏剧影视文学）④902 剧本写作 复试科目:0810 创意与编导
《戏剧艺术十五讲》董健、马俊山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专业学位，学制3年。联系电话：89686486。 02 舞台剧编导 03 影视剧编导 04 演出管理 130300戏剧与影视学 6 01 戏剧戏曲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6 戏剧与电影基础（含戏剧与电影理论、中国戏剧、外国戏剧、中国电影、外国电影）④978 评论写作 复试科目:0809 戏剧与影视专题 参看“南京大学戏剧影视研究所”网站“招生与培养”栏（njuxy.cn/student.htm） 本专业为江苏省重点学科。在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电影学 03 电视艺术学 050108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01 欧美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7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西方文论 03 中外文学关系 050106中国现当代文学 01 现代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6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当代文学 050105中国古代文学 01 先唐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5 中国古代文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唐宋文学 03 元明清文学 04 近代文学 05 域外汉籍研究 050104中国古典文献学 01 古籍整理与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5 中国古代文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中国文化史 050103汉语言文字学 01 古代汉语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4 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现代汉语 03 中国语言学史 050102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1 理论语言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3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社会语言学 03 方言学 04 对外汉语教学 05 语文教学和语言文字规范 050101文艺学 01 文艺理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2 文艺理论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文艺美学 03 西方文论 04 中国文论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30 01 汉语国际教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54 汉语基础④445 汉语国际教育基础 复试科目:0801 专业综合（语言学概论、作文） 《现代汉语》黄伯荣、廖序东著，高等教育出版社；《古代汉语》（第一册、第二册）王力著，中华书局；《语言学纲要》叶蜚声、徐通锵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文化要略》程裕祯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当代中国》张海林著，南京大学出版社；《跨文化交际学概论》胡文仲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外国文化史》孟昭毅、曾艳兵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刘珣著，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专业学位，学制2年。咨询电邮：chenguang@nju.edu.cn。
大学汉语言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H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7-0012-01
一、字本位理论的“字”
1.字本位理论概述与对外汉字教学
字本位理论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徐通锵先生的《语言论》，它是以“字”作为汉语基本单位的语言研究思路，它认为“字”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单位，是汉语语音、语义、语汇、句法等各平面的交汇点。同时，字本为理论关注汉字中所反映的汉民族思维特点和认知方式。近年来，字本位理论成为了对外汉字教学热的引爆点。它的一系列关于汉字的研究成果重在弥补以往教学法的不足,克服非汉字文化圈学生学习汉语的难点。
2.字本位理论中“字”的相关问题
（1）汉字与汉语
语言与文字的关系问题是语言学的一个基本问题，索绪尔语言理论认为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是表现语言。但同时索绪尔也指出：“对于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Saussure 1916:27）现代的汉语语言学在接受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时，却忽视了它的适用范围。潘文国指出：“凡是自源文字都是表意的，凡是他源文字都是表音的。”他进一步解释：“……由于自源文字都是表意文字，文字与意义之间的联系就不是任意的而是有着必然的理据。”（潘文国，2002：91）汉字是据义造形的文字，并不只是记录汉语的符号，它与汉语一样，都是汉民族认知和表述世界的方式。所以，无论在汉语研究还是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都不能把汉字当作汉语的附庸，都必须摒除“印欧语眼光”，重新审视汉字、汉字的地位与汉字本身的系统性，这样才是抓住了汉语学习的关键。
（2）汉字的特点
①汉字的表意性与理据性
表意是汉字作为表意文字而区别于拼音文字的最大特点。汉字从视觉上就能传达意义，使文字所承载的意义通过眼睛，直接为人所理解。汉字来源于文字画，它的理据性在文字产生初级阶段是相当直接的，就在现代的汉字中，这种理据也没有磨灭，汉字字形的表意功能仍是很明显的。汉字的理据性来源于汉字形音义的三维一体性。汉字的理据也就体现在汉字形、音、义三者之间的联系上。许慎在《说文》中提出“六书”理论，阐释了汉字的构成及变化规律，是汉字理据性的证明。
②汉字的非线性
A汉字字形的非线性 汉字的形体区别性强，以方块结构为单位，以图形进行编码。汉字采用方块形的表现形式，这也是实现“以形示义”的必要手段。由于汉字是形、音、义大量信息浓缩成的一个个方块，无论是从形体上还是运用上，汉字的独立性和自由性都很强。
B 汉字在汉语系统中的非线性地位 汉字在汉语系统中是一个非线性的单位，它可以辐射到整个汉语系统。汉字不仅仅是基本结构单位，而且是各种语言现象的交汇点，在汉语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是汉语研究的枢纽。汉字所承载的信息量大，是造成汉字难学的一个客观原因。但学习汉字就是学习汉语，一门语言的学习，需要掌握的信息量和规则是一定的，因此，我们以字为本来学习和研究汉语，也必将达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和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字本位理论指导下的对外汉字教学策略
1.教材的选字
教材的选字应与汉字的理据性密切相关。汉字的学习，需要根据它的理据性进行，传统的六书理论为我们汉字理据教学提供了依据。所以，合理的学习过程应考虑汉字理据的层次性，遵循由“理据直接”的汉字开始逐渐过渡到“理据间接”的汉字。
从六书的角度讲，从“象形”到“指事”到“会意”再到“形声”，确实符合由显性到隐性，理据从单一到叠加的过程（王骏，2006）。在汉字学习的初级阶段，我们要结合常用字，尽量做到从理据直接的常用字到理据间接的常用字。在教学中，我们要结合不同造字法的理据特点进行教学，应仔细斟酌“随文识‘字’”的顺序和数量。
2.汉字特点的总体介绍
对于从未接触汉字、汉语的留学生来说，汉字在他们眼中就是一幅幅神秘的图画或者是线条的堆积的符号。很多学生由于对汉字缺乏必要的感性认识，往往觉得无从下手，只是盲目的描画汉字，这些画出来的“字”往往十分杂乱，大大阻碍了汉字学习的效率。我们认为在详细教授汉字之前，应向留学生概括介绍有关汉字的理论，主要包括汉字性质，汉字的造字方法，音韵特点等等，目的不在于让学生掌握，而是让他们对汉字的概况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和把握，以便提高他们对汉字、汉语的感悟和感知能力。
3.汉字的语义功能二重性
汉字是具有生成能力的。“字”的生成能力就是一个字能否与另一个字相组合，生成表达一个概念的字组（徐通锵，2005：137）。徐通锵先生在《汉语字本位语法导论》一书中将字的语义功能分为两方面：一方面为字本身的概念意义，又称之为语汇意义；另一方面的意义体现在字组中，就是字与字的在相互结构关系中的意义，徐先生将之称为语汇-语法意义，这种语义特征既与概念意义有关，又与字与字结构关系相联系，这也可以称为汉字的语法功能。在对外汉字教学中，汉字的语法意义鲜有提及，这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举例来说明：学习了“牛”字，可以让学生来造字组，可有：母牛、牛角、奶牛、黑牛、野牛、牛奶、牛背、牛棚等等。我们将这些字组进行如下归类：
向 心：母牛 奶牛 黑牛 野牛
离 心：牛奶 牛背 牛棚 牛角
在向心字组中，其语义都为牛，只是区别它们的种类，色状等特点；而离心字组中，语义都是与牛有关的物件，而不指牛。通过向心、离心模式的对比，留学生对“牛”字的使用（即语法意义）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同时，对与“牛”搭配的字也起到了温故知新的效果，或是即使有生字，也可以大致猜出一些字组的意义。而且，用这种模式，学生掌握了一定数量的汉字，就意味着可以生成几倍乃至十几倍的新字组，有助于提高学习的兴趣和自学的能力。
余论
字本位理论立足于汉语的传统，将字作为汉语的基本单位来研究汉语，给对外汉字教学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和强大的理论依据。字本位理论的汉字教学，从汉字出发,逐渐让学生熟悉汉语社团的思维模式,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汉语的能力，是一条适合汉语特点的教学路线。
参考文献:
[1]戴汝潜 2009.汉字决定论[J]. 汉字文化 2009年第2期（总第88期）
[2]吕必松等 2007．组合汉语知识纲要[M].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3]李大遂 2003．简明实用汉字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4]潘文国 2008．汉英对比纲要[M].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5]潘文国 2002．字本位与汉语研究[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6]王骏 2006．字本位与认知法的对外汉语教学[D].
[7]万业馨 2009．略论汉字教学的总体设计[J]. 语言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5期
[8]徐通锵 2008. 汉语字本位语法导论[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9]徐通锵 2005. 语言结构的基本原理——字本位和语言研究[M].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10]张朋朋 2004．谈文字的本质 [J]. 汉字文化2004年第3期
大学汉语言论文篇（9）
1．理论建树初具规模。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科学。科学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因为它建立在朴素的客观规律之上。对外汉语教学尽管头绪纷繁，却是有规律可循，从理论上探索这些规律，把几十年来国内外汉语教学的经验加以总结，从中归纳出若干规律，形成自己的理论框架，是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成熟的标志。已故的熙先生说：“现在世界上有各种理论，汉语有其特殊性，我们应该提出自己的一种理论来，我认为是完全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熙，1989）现在，“对外汉语教学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由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部分组成；基础理论包括语言理论、语言学习理论、跨文化交际理论和一般教育理论等；应用理论是指教学理论和教学法（教学法的部分内容具有理论性质，因此不妨把它也归入理论范畴）。”（《纪要》，1995）至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理论，则是一种综合的、跨学科的理论，它是建立在综合应用语言研究、语言学习研究，语言教学研究和跨文化交际研究等方面的研究之上的。围绕着理论的思考，有一批出色的论文，其中吕必松、胡明扬是其代表。然而，框架虽然搭起，研究却还不能说十分深入。真正称得上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的文章，为数并不多。当然，我们不需要所有的人都去从事理论研究，但我们必须有我们自己的理论研究者。如果说，一个理论研究十分薄弱的学科，犹如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决不为过。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文章面世。
2．研究对象更加明确。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赖以建立的前提。对特殊对象的深入研究，是一门学科朝着精密科学发展的必然途径。对外汉语教学的特殊研究对象，熙在1989年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汉语研究，这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是后备力量，离开汉语研究，对外汉语教学就没法前进；另一方面是对外汉语教学本身的研究，而这决不仅是教学经验的问题。四年之后，盛炎、沙砾认为，对外汉语教学“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这就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内容、途径和方法”。（盛炎、沙砾，1993）到了1995年，我们对特殊的研究对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就是，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的学习和教学，即研究外国人学习和习得汉语的规律和相应的教学规律。研究的内容则是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的全过程。从“学”的角度，要研究学习者是如何学会并掌握汉语的；从“教”的角度要研究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和语言测试等全部教学活动，其研究目的是为了揭示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的内在规律，以便指导教学实践。（《纪要》，1995）只有研究对象明确，才能产生具有指导意义的具体的研究成果。我们根据研究对象，可以分别开展学科理论研究、汉语本体研究和方法论研究。
3．研究方法已具有自身的特点。既然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对象是汉语的学习和教学问题，那首先要把“学什么”和“教什么”研究清楚。所以，第一位是汉语本体研究，但在研究方法上、侧重点上不同于一般的汉语研究。
在汉语本体研究方法上突出的特点是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进行汉外语的比较，从而找出学习的难点，“所谓难点，就是中国人看来容易，外国人学起来困难的地方。在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汉语都有自己的民族特点，这些特点往往就是难点。”（王力，1985）研究语法结构，研究语音规律，对本国人来说，一般规律也就够了，但对于外国人来说，只掌握一般规律是学不会汉语的，常常一用就错，这种错误往往启发研究者去注意中国人自己不容易想到的问题，于是促使我们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习惯用法”和“例外现象”的研究。这种从教学中发掘的研究课题，具有对外汉语教学本体研究的独特视角。其研究，不仅推动了对外汉语教学本身，也对现代汉语研究起了促进作用。在汉语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有：李英哲、柯彼德、陆俭明、邓守信、王还、刘月华、赵淑华、佟秉正、舆水优等。
至于研究“教”和“学”，与其他语言作为外语教学是有共性的。这也就是在创始阶段，我们不断引进、介绍各种外语教学法的原因。外语教学法的研究，在国外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已经很多。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无疑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的教学法，吸取其精华，为我所用。但在研究汉语教学法时，正如张清常先生所指出的：“一不能忘记汉语本身的特点，二不能忽略中国传统语文教学千百年经验的合理成分，三不能忽视国外某些教学法它们一方面显示其优越性另一方面却也暴露出一些严重问题的这种缺陷。”（张清常，1990）这是十分中肯的话。
下面我们对教学法研究略事回顾：1985年第一届国际汉语讨论会上，汉语教学法研究与国际上交际法原则盛行一时相同步，并开始探索结构与功能相结合、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新路子。1987年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教学法研究不断创新，预计有可能形成“结构——功能——文化”三位一体的教学法新路子，并向综合教学与分课型教学相结合的新模式拓展。1990年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人们对教学法又有了新的思考，以历史的态度对以往的教学法进行冷静的分析和科学的总结，从而发现现在还没有任何一种教学法是完整的唯一可行的，而且可以普遍适用的。应该更加充分地考虑到不同的语言教学目的和不同的教学阶段对教学有着不同的要求，因而普遍存在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教学方法是根本不存在的，《语言教学法的研究——各得其所、各取所需、各有千秋》（[美]杨觉勇）一文代表了这种思想。到了1993年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吕必松总结到：“更快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已成了各种语言教学法流派的共同目标，这也是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不可逆转的一种发展趋势。”（吕必松，1993）没有一种教学法是全能的，也没有一种教学法是毫不足取的。应该根据不同的教学目的、不同的教学对象采用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今后，我们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兼采众长，摒弃其短，探索汉语教学的新路子。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近年来在研究中比较注重教和学的调查研究，注意统计分析（定量、定性分析），创造条件搞各种教学试验等科学的方法。
4．研究领域正在拓宽。语言教学的研究，是受语言理论研究制约的。80—90年代，国外普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向，是乔姆斯基的理论已经不似70—80年代那样风靡一时，代之而起的是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研究。潮流所及，社会文化因素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作用的研究，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开始是关注汉语教学中文化背景和文化知识的介绍，继而进入了跨文化交际的研究领域，开始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中所遇到的问题及其应对策略。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领域。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的民族形式，深入研究并在语言教学中引入语言所表现的文化内涵，是将语言知识转化为交际能力所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胡裕树等，1989）不同的语言所包含的民族文化是有一定差异的，这种文化差异是第二语言学习的障碍之一。近年来，关于如何在语言教学中排除跨文化交际障碍的讨论，已成为人们关心的热点之一。研究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文化对比，主要是以汉语为背景的中国文化和以英语为背景的欧美文化、以日语为背景的日本文化的比较；另一个是在汉语教学中注入文化内容的研究。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化内容都与语言学习和教学直接有关。《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胡明扬，1995）探讨了究竟哪些文化因素最有可能直接影响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文章认为，在语言教学中注入文化因素应考虑到外国学生的母语和汉语在文化上的异同，不要喧宾夺主，不要把语言课上成文化课。这篇文章廓清了在汉语教学中注入文化内容的一些不够清晰的认识，有助于大家形成共识。总的看来，语言和文化的研究还刚刚起步，讨论汉民族文化特点的文章比较多，讨论汉民族文化对汉语学习影响的文章还比较少。领域虽已打通，深入下去还值得探讨。
5．研究成果十分可观。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语本体研究成绩尤为突出，这是汉语研究专家与对外汉语教师密切配合，通力合作的结果。对外汉语教学从一个新的角度开拓了汉语研究点，它受到汉语专家热情的关注，从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为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研究提供帮助；而对外汉语教师，掌握外国人学习汉语的特点与难点，从那些中国人习焉不察的问题中，小处人手，大处着眼，发掘带有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的研究课题，体现了学科的特色，为汉语研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在汉语语音、词汇、语法、汉字、篇章、汉外语对比以及与汉语教学有关的文化因素的研究中，语法研究又占更大的比重，在前四届讨论会的论文选中，有关汉语本体研究的论文共160篇，占全部论文总数363篇的44％，而其中仅语法研究的就有90篇，又占总数160篇的56％。这些论文涉及下列三类内容：一是从宏观上研究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的路子，探讨浯法教学的改革。二是针对外国人学汉语的难点，深入分析语言事实，发掘语言规律。三是在汉语语言现象的分析与描写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种研究的势头，与80—90年代中国语言学界的语法研究不无关系。近年来，中国的语法研究异常活跃，呈现一片繁荣景象，硕果累累，新人辈出，成为语言学科各个部门中发展最快的一个。（龚千炎，1996）影响所及，对外汉语教学界的语法研究，有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研究特色：一是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涉及到传统语法、结构主义语法、功能语法等。二是体现了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的研究，特别是三个平面的语法观、形式与意义密切配合，交互验证的研究方法，深深地影响着对外汉语教学的语法研究。三是结合汉语与外语的比较，深入发掘汉语的特点，渗透着理论的思考。
在教学研究方面，对汉语诸要素教学的研究更深入、更具体，有不少新的教学设想，得出不少有教学参考价值的结论。通观教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可以说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都不断有新的进展。首先，对“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教学路子，基本上形成了共识；其次，进一步明确丁以总体设汁为主导的教学过程的四大环节。对各个语言教学环节和各种浯言技能训练的研究，更有理论的深度，对教学也更具指导作用。对于各种语言技能从设课到训练，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规范。最后，建立并在不断地完善有效的汉语水平考试系统等等。
自1987年中国对外汉语教材规划会以来，对外汉语教材建设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几年来编出了上百种不同类型、不同课型、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色的汉语教材，可谓洋洋大观。在这些教材中，大都能较好地体现汉语内部的结构规则，并带有不同的教学法理论倾向，应该说各具特色和优势。（杨庆华，1995）对外汉语教材的建设与发展，实际上反映了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的探索。今天，更新教材的呼声日高，我们期待着新一代教材的尽快问世。
学会成立以来，研究的重点开始由“教”转向“学”。学习者学习行为的过程和规律的研究直接影响着教学水平。研究的范围涉及到对学生特点和需要的分析，对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的描写，外国人学习汉语过程中的偏误分析及中介语研究，外国人学习汉语行为过程的调查与实验，以及对课堂上师生之间相互作用的观察研究，等等。学习规律研究中提出的若干理论、模式和假设，对促进汉语教学研究由“经验型”向“科学型”的转变，将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总的说来，研究成果应该重视，值得提及。但是，我们还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真正找到一条全面体现语言规律、语言学习规律和语言教学规律的教学路子，世界各国的同行们都处于探索过程中，力求逐渐加深认识，不断地改进处理方法，争取良好的教学质量。（吕必松，1993）这是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
二 、明显的不足
1．关于学术方向。1994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定性、定位、定量问题座谈会指出：“由于近年来我国涉外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性质和内涵等问题上便产生了某些不同的看法，甚至对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本身也产生了某些怀疑。”（《纪要》，1995）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的分歧，不但关系到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地位和研究对象，而且也关系到对外汉语教学的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对课堂教学也不无影响。面对这种局面，学术方向出现摇摆。
这次座谈会经过坦诚的切磋，在学术方向上可说达成共识，从而明确了学科的性质，规定了学科的内涵，维护丁“对外汉语教学”这一名称的唯一性、稳定性和严肃性。会议指出：“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有根本的区别，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教学，教学规律也没有足够的共同点，所以它们不可能属于同一学科。”（《纪要》，1995）这样就摆正了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关系。今后，发挥学科优势，突出学科特色，把握住对外汉语教学的学术方向，仍是不容忽视的。
2．关于研究视角。从总体上看，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视角还略嫌偏窄，一个领域的各部门的研究也多有失衡。在汉语本体研究中，词汇及其教学研究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几年来毫无改善，极需加强。近年来，语音及其教学的研究，有滑坡现象，对外汉语语音教学的质量有待提高。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其数量在历届论文集中呈递减趋势。汉语语段、篇章，汉语风格及其教学的研究，除个别文章，几乎无人间津。
在教学研究中，探讨一般教学法的文章较多，而探讨具体语言要素教学的文章较少，能为单项语言技能训练寻找出有效方法的文章更少。在学习研究上，缺乏有份量的各种教学实验，也还需要更多的学习行为的调查报告及相关的科学数据。由此看来，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视角还应更开阔些。
3．关于学术课题。在学术课题的选择上，一些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研究课题还没有被攻克。比如，我们还没有一个科学的、统一的、具有国家水准的汉语语言能力等级标准和等级大纲。我们虽有《当代北京口语语料》，也还只是初级产品，还有待于系统地、全面地开发研究，我们迫切地需要通过开发研究为对外汉语口语教材找到真正的现代汉语口语标准。我们虽然有《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大纲》，那还只是一个“暂拟”型的或“提要”型的理论框架，似嫌陈旧，我们还应研制一个适合外国人学习汉语语法的应用型的教学大纲。有些基础研究工作，个人难以完成，有关部门应组织人力，成立课题组，共同研制。比如把近年来分散的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成果，分门别类，整理归纳，使之条理化，系统化，一方面便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也可从中发现薄弱环节，以便补苴罅漏，填补空白。有些几经繁难，辛勤劳动研制成功的基础项目，对外汉浯教学界的同仁要充分利用，如《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系统》、《现代汉语句型系统》、《现代汉语研究语料库系统》等，要物尽其用，不可束之高阁。（张旺熹，1996）
4．关于论说方式。科学研究的成果应以严谨的形式来体现。一些对外汉语教学的科研论文还只是教学总结，或断想式的经验之谈，甚至写成了工作报告，严格讲来这都不能算作科学研究论文。有的论文选题不错，然而或论证角度欠妥，立意不明；或逻辑层次紊乱，让人难明事理；或浅尝辄止，失之于肤浅。有的论文所用语言不是科学论说语言，过于散文化或口语化。有的文章不列“参考文献”，也没有注释，引文也不注明出处，看不出自己的新见解，甚至对所研究的某一问题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也不甚了了，不能充分掌握某一问题所有的资料。这些都是对外汉语教学在由“经验型”向“科学型”转变过程中要加以克服的。走向成熟的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应该有一批水，平较高的研究者，并且取得水平较高的研究成果，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
三、乐观的前景
1．语汇及其教学研究将迈入新起点。长期以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比较重视语法教学，把词汇及其教学的研究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于是，词汇的教学与研究就成了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薄弱环节，至今依然如此。
究其原因，是忽略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对象是成年人、外国人这一根本特点，混同了对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的汉语教学。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学龄前就掌握了汉语的基本语汇及其用法，他们在达意上没有困难，以后的任务是扩大词汇量及提高语言表达水平的问题。外国成年人学汉语要一个词一个词地学，要掌握每个词的用法，日积月累，熟能生巧，最终才能掌握一种语言。如果只学一些干巴巴的语法规则，充其量只能表达一些简单的标准句，稍一活用，常常是一开口——动笔就错误难免。特别是随着学习的深入，外国人会觉得语法条条不管用，而一个个词的用法才真正解决问题。以至于有的外国学者认为：“在学生看来，汉语语法规律不像其他语言那样严密、系统，而且有不少语法规律不好归纳，甚至等于学一个个词的用法。”（舆水优，1991）其实，早在三十年代，著名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就说过：“学习中国语言有三大困难，其实只是一个，即中国语词的问题。”（高本汉《中国语与中国文》）这是因为语汇是语言存在的唯—‘实体，语法也只有依托语汇才得以存在。语法也可以说是无数具体语汇的具体用法的概括与抽象。因此，胡明扬说：“语汇教学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的。也正因为如此，加强语汇研究和语汇教学就成了当务之急。”（胡明扬，1996）现在，我们看到，语汇及其教学的研究已经迈入新起点。《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的正式出版是其标志。这是一部为外国人编的汉语学习的原文词典，它收词3700多个，有准确的释文，丰富的例证，简明的用法，更宝贵的是备有错用的提示。这是语汇及其教学研究的新作，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汉语学习和教学的需要。
最近，语言学领域新出现一个叫做“最小程序”（minimalistprogramme）的新论点，这一论点将各种语言之间的不同归结为其虚词成分和词汇方面的差异。，（袁博平，1995）与此相关，又有“词汇语法”（lexicon-grammar）之说，认为：“语法理论，无论是转换取向或功能取向，若不跟词汇分类相结合则不可能有任何实质意义的突破。”（郑定欧，1995）理论语言学的这些新发展，必将对语汇和语汇教学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带来新的契机。为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和教材编写注入新的思想。
2．学习规律的研究将出现新推进。以往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重点多集中在“教”和“学”的内容，以及“怎么教”这两方面，对“怎么学”的研究重视不够。语言学习和获得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过程，研究语言的学习和获得的规律，使教学更具针对性，对提高教学质量是至关重要的。国内汉语学习规律研究起步较晚，真正引起人们的重视是1992年以后的事情。我国较早的学习规律研究是对比分析，即从两种语言本身的比较来预测学习中的难点，继而是中介语研究。研究者认为在学习过程中的某一个特定阶段，学生使用的实际上是一套独立的语言体系。这套体系既不是学生母语的语言体系，也不是第二语言的体系，而是学生自己的一套语言体系。研究这套语言体系，可以了解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而学生的语言偏误正可以观察中介语在学生头脑中的运作情况。七十年代，国外第二语言教学中，偏误分析曾风靡一时，风尚所及，对外汉语教学界曾把错误分析、对比分析和中介语分析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作为学习理论研究的突破口。（吕必松，1993）近年来，克拉申（krashen）的输入假设理论也曾影响学习理论的研究，如区分“习得”与“学习”，采用吸收可理解的输入信息提高听力教学的质量等。八十年代，乔姆斯基提出了普遍语法理论，这不仅仅是一种语法理论，同时也是一种语言习得理论。普遍语法理论认为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着某些共同的语言原则，这些原则是天生的，人的头脑中固有的。有人认为，目前世界上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发展趋势是，以语言原则参数理论为基础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已成为近年来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主流。（袁博平，1995）对外汉语教学的学习研究必将在这一趋势影响下，展开新的研究未来。
3．电脑化教学研究将跨向新高度。应用现代技术进行教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八十年代，视、听材料进入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仅仅是利用电视机、收录机的效能开展教学。近年来，计算机辅助汉语教学迅速发展，也仅限于以常见情景；常用句型为线索，配以常用语词和有关的文化背景知识进行教学，还不能充分发挥这类设备为语言教学所能提供的多方面的可能性，如综合性、直观性、可选择性等，开辟教学的新路子。
现代信息技术的新发展，诸如笔输入技术，多媒体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出现，为对外汉语教学带来新的希望。如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利用这些先进技术，开辟教学的新途径，研制新一代教材，促进科学研究，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
仅以多媒体为例，编写多媒体教材应立即着手去做，多媒体是既能处理文本信息，又能处理图像、图形和声音的多功能技术，并具有人机交互的能力。以这种技术研制的新一代教材，是一种文字、声音、图像立体发展的教材，必将给对外汉语的教学带来一场革命。又因多媒体信息量大，具有跨时空特点，可变平面教学为多元立体化教学，因之也更符合语言学习的心理过程，我们相信，必将会为对外汉语教学带来一番新的景象。
参考文献
熙 1989 《在纪念<语言教学与研究>创刊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
王 力 1985 《在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的讲话》，《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胡裕树 1989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两个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对外汉语教学的定性、定位、定量问题座谈会纪要》，《语言教学与研究》1995年第1期。
胡明扬 1995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陈亚川 1990 《汉语教学研究的拓新与深化——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读后》，《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吕必松 1993 《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郑定欧 1995 《“凝固”析——词汇语法（lexicon—grammarr）引介》，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讨会论文
李忆民 1995 《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龚千炎 1996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汉语语法研究》，《汉语学习》第2期。
杨庆华 1995 《新一代对外汉语教材的初步构想》，《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盛炎等 1993 《对外汉语教学论文评述》，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舆水优 1991 《通过常用语法错误来看处所词的用法》，《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张清常 1990 《对外汉语教学法·序》，现代出版社。
赵金铭 1985 《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举要》，《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1987 《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举要》，《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1989 《近十年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述评》，《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大学汉语言论文篇（10）
一、“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现状
“对外汉语教学”这一名称是1983年在为筹备成立的全国性对外国人进行汉语教学的学术团体取名时首次提出并正式启用的。自1950年7月清华大学最早设立“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至今,全国已有近400所大学开展了对外汉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这一“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发展。
早在1978年,吕必松先生就提出“应当把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来建设;1984年,朱德熙先生提出对外汉语教学“实际上是一门学问,在国外,已经变成一门学问,这需要研究”;1984年12月,教育部部长何东昌明确指出:“多年事实证明,对外汉语教学已发展成为一门新的学科”。
(一)“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新型而又特殊的学科。
说它新型,是因为这门学科的名称、性质、内涵等问题,众多学者如吕必松(1999)、胡明扬(2000)、邢福义(2000)、陆俭明(2000)、赵金铭(2001)等发表的意见都不尽相同。说它特殊,是因为在全国所有的学科中,只有这门学科有部级的领导小组及专门的机构。
在讨论学科定位时,人们越来越感觉到“对外汉语教学”这一名称的局限性,因为它无法用来指称对海外华人的汉语教学,也无法指称在世界其它地方进行的汉语教学。在讨论学科地位时,人们又感到“对外汉语教学”似乎只落实在了“教学”二字上,而缺少理论色彩。如潘文国(2004)“‘对外汉语教学’无法进入现行的学科体系”,“把建立学科的希望转移到‘对外汉语’上”。也就是说应把学科和专业合二为一。郭熙(2004)提出采用“对外汉语学”作为学科名称。周健(2005)也提出:“我们认为‘对外汉语教学’或‘对外汉语’作为学科名称是不合适的,我们建议把‘对外汉语语言学’作为本学科的正式名称。”总的来说,目前主要有三种意见:一是作为现代汉语专业的分支;一是从现代汉语专业中分立出来,作为教育学的分支;一是作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分支。因为学科地位没有定论,学科的正式名称也就没有定论。正如鲁健骥(2000)所说,“一个学科,在发展初期,对其名称多推敲推敲,也是正常的,有利于学科的发展。”
(二)一个学科必须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
对外汉语教学(虽学科的名称没有定论,但它是使用者最多、使用时间最长的一种名称)的研究对象是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研究目的是揭示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的客观规律,以便指导教学实践;研究内容包括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的全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的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和语言测试等全部教学活动。在研究方法方面,主要有:1.对比研究。吕叔湘先生在北京语言学院做的《通过对比研究语法》的学术报告,是向对外汉语教学界发出的开展不同语言间对比研究的号召。事实证明,它是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其研究成果是语言教学的有效资源,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20世纪80年代又将这一研究方法运用到了不同文化中。2.定量分析。“语言研究有一种其他任何学科所不具有的特点。语言学是一门以语言本身为研究对象、又以语言本身为研究工具并以语言本身为表达方式的科学。这就给语言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宁春岩,1982)。
以往的语言研究,多使用定性分析的方法,而定性分析具有随意性,引入定量分析恰恰可以限制其主观随意性,使结论更客观、更科学。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体系是综合应用语言研究、语言学习研究、跨文化交际研究和语言教学研究等方面的成果,使其达到有机统一,形成能够全面指导教学活动的理论系统。
(三)搞好学科理论建设是学科发展的核心,这是众多学者的共识。
对外汉语学科理论建设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已取得了一定成就,但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讨论空间。吕必松先生在他的着作和论文中提出了搞好学科建设的理论框架,把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理论归结为基础理论和教学理论两个方面。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包括语言理论、语言学习理论和一般教育理论等,主要的热点问题有:1.国外语言教学流派介绍。对外汉语教学是世界第二语言教学体系中的一个成员,只有遵循第二语言教学规律,将自己纳入世界第二语言教学这一大的坐标系统中,才能取长补短、科学发展。早期的研究成果是《现代外语教学法》和《语言教学原理》等专着。现在设立的课程体系、分技能的课程教学模式都是它的产物。2.语言学习和习得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其中,对外国人汉语学习的偏误分析和中介语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较为显着,北京语言大学还研制出了“汉语中介语语料库”。虽然此类研究几乎是跟国际同类研究同步进行的,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仍然有限。3.汉语认知研究。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是出成果比较多的时期。语言认知研究是当前语言研究和语言教学研究的一个国际潮流。语言认知研究依据信息加工理论,探索影响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因素和学习策略,对认识汉语学习规律、改进教学,有着重要作用。目前教学理论的几个热点问题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文化与文化教学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期,探讨语言教学中的文化问题成为一股世界潮流。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界也进行了不断探讨,发表了大量研究论文。第二,汉字教学研究。20世纪90年代后期,汉字教学成为了世界范围的研究热点,召开了各种研讨会,并研制了汉字教学软件。第三,多媒体和网络教学研究。这方面相关的呼吁和理论探讨虽然不少,但除建立了个别教学网站,研制出了一些课件外,实际进展非常缓慢。
二、对外汉语本科专业的现状
对外汉语专业由1985年仅局限于4所高校到现在的遍地开花,成为对高考考生有吸引力的专业已有二十多年的时间了。在这期间,不少学者对“对外汉语”这个名称提出了质疑,如吕必松、施光亨等认为“对外”是修饰“汉语教学”或“汉语教育”的,“汉语”本身没有对内、对外之分(汉语有无对内、对外之分也引起了讨论,如潘文国[2004]、周健[2005]、王路江[2003])。但“对外汉语”这一名称自从出现在教育部的学科目录里,就一直使用至今。 在学者们纷纷讨论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建设时,对外汉语本科专业的建设也是刻不容缓的。对外汉语专业培养的是将来有可能承担对外汉语教学任务的从业人员,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具体的教学,或参与开发相关测试工作等。如果这一环节出了问题,即使学科理论建设搞得再好,也无法有效地将理论转化为实践,无法搞好这项“国家和民族的”事业。
在“汉语热”席卷全球而汉语师资缺口又相当大的情况下,“对外汉语”专业无疑是个“香饽饽”。但这个“香饽饽”的就业状况却不容乐观,集中体现为就业率低和专业不对口。这种尴尬的状况,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反思。
大学汉语言论文篇（11）
语言研究所最早是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的基础上成立的，研究力量主要是两方面的来源，一是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部分成员，二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等院校抽调来的部分学者。建所初期，语言所规模不大，却汇集了丁声树、罗常培、吕叔湘、陆志韦、傅懋勣等著名学者，他们领导了语言所早期的汉语语法研究、汉语方言研究、汉语音韵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汉语语音研究等学科的工作。
1，现代汉语规范工作
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党和政府对语文规范化工作提出了要求，《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同时开始连载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语法的热潮。语言研究所五十年代的主要工作都围绕着促进汉语规范化的目标而展开。如《语法讲话》的编写，方言调查工作的开展，《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以及《中国语文》杂志对现代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和文字改革工作的探讨等。
1955年10月，由语言所负责筹办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在开幕词里说：“我们所提出的汉语规范化问题，那就是要确定汉民族共同语的组成成分尽可能地合乎一定的标准，那就是要根据语言发展的规律，采取必要的步骤使得这全民族的语言在语音、语法、语汇方面减少它的分歧，增加它的统一性。”吕叔湘在会上宣读了他和罗常培合作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对汉语规范化的意义、原则和需要做的具体工作项目作了详尽论述。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并就组成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拟订《现代汉语词典》编纂计划、拟订汉语方言初步普查计划等工作形成了决议。这次会议的文件后来汇编成《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1956)。这以后，语言研究所的各个研究组分别就语法、语音、词汇、方言、词典编纂等工作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2，汉语语法研究
1952—1953年，语法小组在丁声树的主持下编写了《语法讲话》，参加者有丁声树、吕叔湘、李荣、孙德宣、管燮初、傅婧、黄盛璋、陈治文。开始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名义，分十七次在《中国语文》杂志上连载，后经修订出版了单行本，书名改为《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1961)。这部书选例精当，分析透辟，以重视语法结构为特色，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代表了国内语法研究的最高水平。
1953—1956年，陆志韦主持编写了《汉语的构词法》(科学出版社，1957；修订本1964)，参加者有陆志韦、管燮初、蒋希文、任建纯等。该书以北京口语为研究资料，提出了构词研究的“扩展法”，对现代汉语的构词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语法小组为撰写《现代汉语语法》作准备，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在陆志韦指导下，刘坚、陈建民、饶长溶、王福庭分别就助动词、兼语式、副动词和连谓式写出了专题研究报告；在吕叔湘指导下，范继淹、李临定、范方莲等研究了形名组合问题、趋向结构问题、带“得”的补语问题、动词重叠问题等。吕叔湘这个时期发表的《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等文章成为语法学界的指导性论著。
五十年代末组建了汉语史组，陆志韦任组长，郑奠任副组长，对古代汉语的语法作了专题研究，郑奠、麦梅翘编辑了《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1964，中华书局)，郑奠、谭全基编辑了《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1980，商务印书馆)，管燮初系统地对上古汉语的代表文献进行语法分析，陆续出版的成果有：《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1953，中国科学院)《西周金文语法研究》(1981，商务印书馆)以及《左传句法研究》(1994，安徽教育出版社)。
3，汉语方言研究
1954年成立了方言组，由丁声树任组长，李荣任副组长。建组以后不久就在中央团校和中央民族学院进行了方言调查，1956年起，语言研究所和教育部联合开办了三期“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先后培养了一大批方言调查研究的专业人才。此后，在丁声树、李荣的带领下，进行了张家口、昌黎两地方言的重点调查；1956—1959年，语言所组织并指导了全国性的方言普查，以县为单位，共在全国调查约2000个点，写出方言调查报告1195种。这期间由丁声树和李荣等为方言调查工作编写成的《方言调查词汇手册》(1955，科学出版社)《方言调查字表》(1955，科学出版社)《汉语方言调查手册》(1957，科学出版社)《汉语音韵讲义》(1984，上海教育出版社)《古今字音对照手册》(1958，科学出版社)《昌黎方言志》(1960，科学出版社)等著作，成为指导方言调查的重要工具书和编写方言调查报告的范本。
4，汉语语音研究和机器翻译研究
当时的第三研究组以语音研究为主。建所初期，设有语音实验室，它是以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语音乐律实验室为基础形成的。仪器主要有各式浪纹计，乙一和乙二声调推断尺、各式海尔姆荷兹共鸣器、各式音叉、渐变音高管及钢丝录音机等等；五十年代末，添置了丹麦b．k．公司出产的声学分析仪器，用于研究普通话元音和辅音的声学特性。研制了颚位照相装置，与x光照相配合，对辅音作了生理分析；研制了音高显示器，用于研究声调，还研制了切音机。在此期间，写成了《普通话语音实验录》共五卷(未出版)和《普通话发音图谱》(周殿福、吴宗济，1963，商务印书馆)。1965年，该室购买了美国kay公司出产的662b型语图仪，正要进一步开展普通话语音实验研究之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中断。
这个研究小组的部分人员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机器翻译的探索，跟其他单位合作，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分别研制出了俄——汉、英——汉机器翻译系统。
5，少数民族语文研究
建所不久，罗常培在语言所组建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小组，由傅懋勋、罗季光、王辅世等负责，到1956年12月，以这个组为基础正式成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
自1950年起，罗常培就着手选派一些青年语言学者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初步调查了解全国民族语言分布的概况；此后，又在语言所里举办丁语文干部训练班；1952年起，语言所先后派遣专家率领部分青年干部组成少数民族语文工作队，前往各民族地区调查民族语言。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桂西壮族地区、海南黎族地区、贵州布依族地区，以及蒙古语、苗瑶语区、新疆各民族语区等，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1952—1954年，语言所参与了北京大学开办语言专修科的工作，帮助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编写了一部分少数民族语言教材。短短的几年内，不仅为日后全面展开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打下了基础，也从田野工作中培养了一批既有语言科学知识，又能通晓少数民族语言的专家。
6，《中国语文》和《语言研究》杂志
《中国语文》杂志创刊于1952年，初为月刊，现为双月刊，1966—1977年停刊。罗常培、林汉达、丁声树、吕叔湘、侯精一先后担任总编辑或主编，周定一、陈章太也曾主持常务工作。《中国语文》开始是一个综合性大于专门性、兼顾普及和提高的杂志，六十年代以后以刊登研究性文章为主。1953—1955年开展的关于汉语词类的讨论，以及1957年关于单句复句的讨论，1961—1962年关子语言和言语问题的讨论等都在语言学界产生很大影响。
《语言研究》创刊于1956年，1956—1959年共出四期。这是由语言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语言研究专门刊物，内容主要是：一，语言科学理论研究；二，现代汉语(包括方言)和汉语史的专题研究；三，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专题研究；四，外国语的专题研究；五，有价值的语言研究资料；六，国内外语言学重要论著的评论。
五十年代《中国语文》以综合性为主；《语言研究》以专门性为主，六十年代以后，《语言研究》停办，其内容分别转入《中国语文》和《语言学资料》。
7，《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
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是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确定的任务，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明确规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应该“编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同一年，由语言所部分人员和新华辞书社、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共40人组成了词典编辑室，当时任语言研究所副所长的吕叔湘兼任室主任和《现代汉语词典》主编，自1958年开始编写，1960年就排印出了“试印本”；1961年丁声树接任室主任和主编，1965年排印出了“试用本”。
8，对国外语言研究动态的关注
建所之初，语言所就设置了一个情报资料组，了解和介绍国外语言研究的动态；1956—1958年，语言所设立专门小组，编辑出版了《语言学论文选辑》，先后出了八辑。六十年代初成立了外语研究室，由赵洵任室主任。这个室的一组人员投入《俄华大词典》的编写工作，另一组以研究普通语言学理论为主，他们曾参加了《中国语文》附属刊物《语言学资料》(双月刊，1961—1966年共出32期)的编辑工作，其中的“描写语言学专号”等辑在语言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十年动乱”使语言研究所的工作完全停滞了五六年，直到七十年代初，大部分同志从干校回到北京以后，才逐渐恢复了工作。尽管工作环境和研究条件不很理想，一代学界前辈还是以惜时如金的精神，勤勉地推动着各方面研究的展开。语法小组为撰写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语法》积极准备；方言研究、语音实验研究、机器翻译研究、《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都开始走入正轨；《语言学资料》也更名为《语言学动态》恢复出版，1978—1979年共出12期(现改名为《国外语言学》)。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语言研究所改属社科院后，对原有学科作了进一步的调整，设八个研究室，分别是：现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吕叔湘)，古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王显)，近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周定一)，方言研究室(室主任为李荣)，语音研究室(室主任为吴宗济)，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刘涌泉)，情报资料室(1980年改为国外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伍铁平)，词典编辑室(室主任为丁声树)。
1，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成熟的标志——《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出版
语法小组恢复工作以后，吕叔湘主持着手准备一部详尽的《现代汉语语法》的编写工作，并亲手撰写了十万字的编写提纲(部分章节后来曾公开发表)。为了这项工程，吕叔湘积数十年研究心得写出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翻译了赵元任的《汉语口语语法》。后来计划改变，在吕叔湘主持下用几年的时间编写了一部《现代汉语八百词》，参加者有李临定、刘坚、范继淹等十余人。这是我国第一部描写汉语语词用法的工具书，具有汉语语词用法词典的性质。书中虽然也简单交代了汉语语法要点，但不以阐述理论和建立体系为目的，而是着重于用法的观察，分析细致，举例贴切，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这部书的意义在于，跳出了名目和体系之争，着力于汉语事实的挖掘，标志着汉语语法研究走向成熟。因此，它不仅成为汉语教学的必备参考书，也在推动语法研究的描写方法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汉语方言研究空前繁荣——《方言》杂志的创刊和《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
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丁声树、李荣做的《汉语方言调查》报告里说到“我们今后的方言调查一定要加强计划性，使各地方言的调查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在方法上，不仅要调查语音情况，还要重视方言词汇和方言语法的研究。”“全国范围的方言调查应该把绘制全国汉语方言地图作为长期奋斗的目标。”这两方面的理想在七十年代以后得到实现。1979年丁声树患病住院后，李荣主持方言研究。创办了我国方言学科唯一的专业杂志《方言》；发起成立了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组织力量投入了“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的绘制工作。《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主编李荣、熊正辉、张振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制，中文本及英文本，1987，1989，香港朗文出版有限公司)首次用多幅彩色地图的形式总结了几十年来方言调查研究的成果，反映了汉语各种方言分布分区的情况。地图集以及附带的文字说明，第一次向人们系统地介绍了各种方言的使用人口和主要特点，、以及汉语方言统一和分歧的实际面貌。这是我国国情调查的一个重要项目，也是我国科学文化领域的一项基本建设。
3，《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
七十年代里语言研究所推向社会的最重要的成果是一部《现代汉语词典》。“文革”期间，《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工作受到“四人帮”的严重干扰，1973年印行的“试用本”遭到无理指责，直到1978年；这部词典才得以正式出版发行。《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填补了我国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的空白，并以精当的释义和举例垂范于世。它集科学性和通俗性于一身，在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部词典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刊行以来屡次重印，至今印数已超过2300万册，并在海外有多种版本印行。
三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老一代学者不再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一批中年学者成了各学科的带头人，他们继承了老一代的良好传统，使语言研究的各个领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现代汉语研究
《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工作完成以后，李临定着重进行句型研究，对汉语中有代表性的典型句型做了全面细致的描写，结合变换分析和语义解释论述句型特征(《现代汉语句型》，1986，商务印书馆)；范继淹集中进行汉语人机对话研究，从自然语言理解角度对汉语语法的形式概括和语义制约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范继淹语言学论文集》，1986，语文出版社)；孟琮、郑怀德、孟庆海、蔡文兰重点进行动词和形容词的用法研究(《动词用法词典》，1987，上海辞书出版社；《形容词用法词典》，郑怀德、孟庆海，1991，湖南出版社)，《动词用法词典》对名词宾语的分类超越前人，在动词及其支配成分的研究方面有重要参考价值。徐枢、饶长溶的语法研究也在语法学界引起重视，身为《中国语文》杂志的编辑，他们还为语法研究后备队伍的建设作出了贡献。由《中国语文》编辑部编辑的《语法研究和探索》系列论文集已出版八集，极大推动了国内语法研究。
2，汉语方言研究
方言研究八十年代后继续往深度和广度上发展，熊正辉、贺巍、张振兴带领方言研究室先后进行了国家“七五”“八五”规划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九种专著已出版)《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12部分地方言词典已出版)等大型研究，并在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方面积累了基础。
八十年代方言研究的另一个突出成果是一批高质量的方言志的编写出版，自侯精一的《平遥方言简志》(1982，《语文研究》增刊)《长治方言志》(1985，语文出版社)以后，山西省已为81个县市编写了方言志，其他地方的方言志也陆续有不少问世。
由侯精一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音库》自1992年开始采录和编写，计划中的40种方言音档多已开始工作，其中《上海话音档》(1994，上海教育出版社)首先出版，受到各方面的好评。
3，实验语音学研究
1973年起，原来的语音实验室就逐渐恢复了语音实验工作，1978年语音研究室成立以后，在室主任吴宗济的带领下，大规模地开展了语音分析和语音合成工作，在理论建设和实验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普通话单音节语图册》(吴宗济主编，198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实验语音学概要》(吴宗济、林茂灿主编，1989，高等教育出版社)“普通话单音节规则合成系统”(杨顺安主持，1987)《现代语音基础知识》(曹剑芬，1990，人民教育出版社)以及正在进行的国家社会科学“八五”重点课题“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计划中“智能接口”的“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规则合成”等项目，都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
4，近代汉语研究
为了加强汉语史研究中对白话材料的重视，1977年经吕叔湘提议，成立了近代汉语研究室。十几年来，这个室的研究进展令人瞩目。吕叔湘《近代汉语读本·序》里不仅精辟地论述了近代汉语的分期问题，还特别讲到“进一步开展近代汉语词汇语法研究，我以为有几件事要做。第一，做好资料工作。……第二，总结研究成果。……第三，编辑读本。”近年来，这三个方面的工作都已有重要成果问世，《近代汉语读本》(刘坚编著，1985，上海教育出版社)是全面反映近代汉语概貌的第一部深入浅出的教材；《近代汉语虚词研究》(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1992，语文出版社)是近代汉语虚词研究成果的总结；《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刘坚、蒋绍愚主编，唐五代卷，1990，宋代卷，1992，元代明代卷，1995，商务印书馆)汇集了近代汉语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细加校订，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同时，《近代汉语指代词》(吕叔湘著，江蓝生补，1985，学林出版社)的出版以及刘坚、江蓝生、曹广顺等的一系列论文，标志着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杨耐思的《中原音韵音系》(198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是近代汉语音韵研究的成果。
5，古代汉语研究
古代汉语研究室何乐士、敖镜浩、王克仲、麦梅翘、王海菜八十年代初编著的《古代汉语虚词通释》(1985，北京出版社)是文言虚词研究的集成之作。同时，专书研究、断代研究和专题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何乐士的《左传虚词研究》(1989，商务印书馆)，王海棻的《马氏文通与中国语法学》(1991，安徽教育出版社)，王克仲的《助语辞集注》(1988，中华书局)等。古代音韵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邵荣芬的《切韵研究》(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原雅音研究》(1981，山东人民出版社)和王显的一系列论文。
6，汉语辞书编纂
《现代汉语词典》出版以后，词典编辑室又相继编出了《现代汉语小词典》(1980，商务印书馆)《倒序现代汉语词典》(1987，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补编》(1989，商务印书馆)等。此外，还编出了古今汉语实用词典、新词新义词典、方言常用词词典等多品种的辞书；适应新变化的《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本1995年出版，《现代汉语大词典》自1990年开始编写，现已基本完成
。近十几年来，语言所的其他研究室也编出了一批水平较高的专业词典。
7，应用语言学研究
应用语言学研究近年有了较大发展，1979年成立了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刘涌泉任室主任；1985年改组为计算机室和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分别由刘倬和刘涌泉任主任，1995年起，由于工作的需要，两个室再度合并。应用语言学研究的重点是机器翻译和中文信息处理，这些年来，在刘倬的主持下，开发了各种实验型机器翻译系统8个(包括英语一汉语和世界语一汉语)；主持开发或指导开发了实用型英汉机器翻译系统3个；建立了中文信息处理系统及语料库两套；以及各种文字形式和软件形式的成果等，都在国内同行里获得高度评价。
由王广义主持的《天语》英汉题录翻译系统、《gra篇名英汉机器翻译系统》都已投入应用，《gra文摘英汉机器翻译系统》正在进行中。
8，语言理论研究
语言理论研究是近十几年来语言所发展较快的学科，已从早期的以介绍和翻译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为主，逐渐转向研究和评论国外语言理论和方法，并借鉴这些理论和方法，结合汉语开展实际语言的研究，在汉语语法研究、汉语语音研究；汉语篇章分析、汉语语用研究、英汉语法比较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突破。在这些方面做出重要成就的是廖秋忠、陈平和沈家煊，他们积极引进最新的观念和方法，对汉语中一些长期悬而未解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廖秋忠文集》(1992，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现代语言学研究——理论、方法与事实》(陈平，1991，重庆出版社)《语用研究论集》(廖秋忠、沈家煊、杨成凯等，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文集反映了他们的研究水平。赵世开、黄长著、卫志强、沈家煊、林书武等积极翻译国外语言学名著，如《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198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语言与语言学词典》(1981，上海辞书出版社)《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1989，华夏出版社)《语言导论》(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都为国内的语言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9，《中国语文》、《方言》和《国外语言学》杂志
《中国语文》于1978年复刊，为双月刊。这是我国语言文字研究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主要刊登汉语现状、历史以及应用、实验等的调查和研究，语言理论，语言政策的研究，汉语教学，汉外对比研究，语言学和其他学科交叉课题的研究，汉字现状、历史以及应用调查和研究，语言文字著作的评论文章。
《方言》杂志创刊于1979年，季刊，至今出版68期。李荣、熊正辉、贺巍、张振兴担任主编。这是全国唯一的方言学专业刊物。杂志集中反映了汉语方言研究的有代表性的重要成果，曾对连读变调、方言分区等专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1980年创刊的《国外语言学》是国内唯一的国外语言学理论研究学术刊物。伍铁平、赵世开、廖秋忠、卫志强、沈家煊先后担任主编。杂志大量评介国外语言研究成果，刊载相关资料，成为国内学者了解国外语言学的重要窗口。
10，图书资料工作
语言研究所图书室组建于1950年，至1966年藏书有16万册左右；90年代初期，藏书已达到27万册左右，其中中文书刊约23．5万册，外文书刊约3．6万册。藏书，内容包括：一般语言学、语言学理论、汉语语言学、传统语文学等方面的著作文献；可提供语言研究素材的文献资料；各种辞书、地方志、丛书、期刊等。语言所图书室历任主任或负责人有：刘际尧、魏民、袁璋、冯家荣、阎征、许长江。1994年起和社科院其他研究所的图书室一起归入组建中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成为社科院图书馆的语言学库。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工作人员在吕叔湘等专家的直接指导下，编辑了《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编》(清末一1949，1965年出版)《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乙编》(1950—1963，1963年出版；增订本1965年出版；1950—1980，1983年出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1988，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的开创之作，吕叔湘为这项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并撰写了卷首专文《语言和语言研究》。语言所不少学者为该卷撰写了条目。吕叔湘还为我国语言学界另一项开创性工作《中国语言学年鉴》(1993，语文出版社)亲自起草了详细的编写体例。
四
作为部级的语言研究专门机构，语言研究所不仅推出了一批又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而且组织了很多全国性的学术活动，良好的学风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语言学工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是吕叔湘个人捐助设立的，1983年，吕先生捐献多年积蓄六万元作为这项奖金的基金；1987年，吕先生又把他荣获首届吴玉章奖金语言文字学特等奖的五千元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语言所负责这项奖金的管理工作1984年首次评奖至今已评定7次，获奖者25人。
我国语言科学工作者的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语言学会的常设机构设在语言研究所，十几年来，语言所为学会的各种活动做了许多工作。早在1957年初，罗常培等就曾筹备成立全国性的语言学会。1980年正式成立以后，积极推动语言科学研究，开展全国性学术活动，组织国内学术交流。中国语言学会历任会长是：吕叔湘、季羡林、朱德熙、刘坚；现有会员近900人。语言所直接负责了历届学术年会的组织工作和《中国语言学报》(1982年至今已出版七期)《中国语言学会通讯》的编辑工作。为了加强国内语言学家与国际语言学界的交往，1988年由语言所负责协调中国语言学会加入了国际语言学家常设委员会，使中国成为该组织的正式会员国。
汉语方言学会的秘书处设在语言研究所，李荣任会长，自1981年成立起已召开了八届学术年会；由语言所和其他单位合办的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近代汉语学术研讨会、古代汉语学术讨论会、国外语言学研讨会等也一直定期举行，大大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
对外交往与合作在语言所四十五年的历程中也形成了传统。五十年代起，语言所的专家和苏联、东欧的语言学者就有来往和交流；八十年代以来，欧美、澳洲、日本以及港、澳、台湾地区等许多知名语言学家频繁来到语言所访问，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会议等。1982，年8月，由语言所参与主办的“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在北京举行，与会的国外学者有百余人。近年来，语言所也有不少学者应邀出访，进行学术交流。不少专家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出国讲学，与国外同行研究合作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的合作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是语言所参与国际合作的成功范例。
国家“六五”计划实施以来，语言所承担的各种重点项目有：“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七五”国家重点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语音分析与合成的基础研究”“山西方言通志”，“八五”国家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项目“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觌则合成”；中华社科基金项目“汉语运用的语用原则”“现代汉语话语关联”“近代汉语助词研究”“现代汉语方言音库”“汉语方言计算机处理系统”“北京口语句式研究”；社科院重点项目“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汉语成语语义检索”“现代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句型研究”“唐宋语言研究”“白话小说语词研究”。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研究队伍人才辈出，良好的学风代代相传，务实求新的传统不仅体现在几代学者的研究工作里，也表现在他们的积极倡导和对年轻同志的言传身教中。早在五六十年代，丁声树、吕叔湘等就在所里为年轻同志开办了音韵讲习班和英语讲习班，使研究人员的业务能力有了明显提高；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每个时期所里都经常举办研究人员的学术报告会，九十年代以来，更形成了固定的“五四”青年学术演讲会和高研学术演讲会活动，学术气氛异常活跃。语言所里不少同志还经常自发地组织学术沙龙活动，进行专题研讨，其中每月一次的“理论语言学沙龙”自1985年起至今目连续举办了127次，国内外许多同行都曾参加过这里的讨论，为活跃所里的学术空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十五年间，语言所的几代学者脚踏实地，锐意进取，努力挖掘汉语事实，继承良好的学术传统，积极探索新的方法，不断更新学术观念和研究手段，为我国语言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古语说四十而不惑，正当盛年的语言研究所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征程上，一定会以更加丰硕的成果奉献给社会。
参考文献
傅懋勋、罗季光 1978 我国少数民族语文研究工作的回顾与展望，中国语文，1期。
傅懋勣、周定一、张寿康、罗慎仪主编 1984 罗常培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李荣 1989 丁声树，方言，2期。
王均 1989 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纪念罗常培先生九十诞辰，中国语文，6期。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秘书处 1956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
张伯江 1992 《中国语文》四十年，中国语文，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