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作业论文大全11篇

家庭作业论文篇（1）

二、小学德育教育方法的探讨

2010年开始，我校就开始探究小学生道德养成教育的方法，坚持以人为本，德育教育优先，全面发展的基本原则，针对学生年龄的特点，采取布置“家庭生活作业”为基本内容的探求方法。家庭生活作业不同于家庭作业，重在生活与实践。在不增加学生课业负担的同时，让学生在生活实践中得到教育。它的基本特征具有导向性、针对性、教育性、长期性、实践性和可操控性。各年龄段身体发展、心理发展、认知水平不同，所以我们要求“家庭生活作业”一定要适合每个学龄段分层布置。我们为学生设置了《课外生活作业记录卡》，卡中内容体现在六个方面：1.生活作业的内容；2.完成时段；3.生活作业完成的过程；4.我的收获；5.家长评价；6.教师评价。一、二年级教师布置，学生完成，通过定期召开班级生活会，邀请家长参加的方式让学生汇报自己在实践中收获的快乐。三至六年级学生按照教师布置的生活作业内容自己填写记录卡。另外，学校给教师配发《家庭生活作业记录本》，让教师记录填写每次布置作业的时间、内容、目标、学生完成的时限，教师检查跟踪记录，阶段性总结。教师要及时收集学生《课外生活作业记录卡》，归档整理，载入学生成长记录袋，再在总结反思过程撰写德育教育论文。学校对“家庭生活作业”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期中、期末进行总结，并对教师学生事迹突出的给予表彰奖励，学生奖设金卡、银卡、铜卡三个奖项。几年来的探索和实践，让我们的学生收获了很多。在完成“家庭生活作业”的过程中，通过给爸爸妈妈洗脚，给爷爷奶奶端饭、倒水，学生学会了感恩；通过洗手绢、叠被子、洗碗活动，学会了生活自理，自己能做的事自己动手完成；通过捡纸屑、清理街头小广告活动，树立了保护环境意识；通过洗脸、刷牙，学生知道了讲究卫生的重要性；公交车上主动给老、幼、病、残、孕乘客让座，培养学生尊老爱幼的高尚品德，唤起了人与人的友善；学种花、学种菜、饲养一种小动物活动，学生学到了种植和养殖的知识；通过开展公益实践活动，学生主动为灾区的小朋友捐出纸和笔，礼物虽小可彰显了学生的爱心；读一本好书、看一部电影，给同学讲一个故事和童话，培养学生渴求知识，明辨是非的能力；参观革命圣地、祭扫革命烈士陵墓，点燃了学生爱国的激情，诸多事例证明了我们布置“家庭生活作业”的有效性。

家庭作业论文篇（2）

中学生的身体正在处于发育阶段，加强体育锻炼可以促进学生身体的正常发育。学生在面对沉重的学习压力时迫切需要有一个健康的体魄，那么，进行体育运动锻炼可以练就好的身体。

2.培养集体主义精神

体育课上的集体活动对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这会让学生逐渐改掉自私自利、心胸狭隘、不合群等病态性格，例如，接力赛、打羽毛球、踢足球、打篮球等。这些团体活动项目，不但锻炼身体还能增进同学间的交流，使其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把集体的荣辱放在首位。

3.形成良好的性格

现在有的中学生性格内向，沉默寡言，缺乏良好的沟通交流。在他们的脸上展现最多的往往是淡漠。很显然，沉默的学生内心是孤独的、痛苦的，这对他们的身心成长极其不利。其实性格内心的学生心里还是渴望和同学、朋友、老师及父母交流的，也很希望融入班级这样的大集体中。

4.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

现在许多中学生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差，即使是一些小挫折也会使他们小小的心灵不能承受，更会令他们的情绪无法控制，那么，为了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增强体育课上的各项训练、比赛就势在必行。在体育课上多进行比赛并评出胜负，会为提高学生心理承受力提供锻炼的好机会。

二、体育教学中家庭作业的重要性

1.丰富学生的课余体育生活

社会上和教育部门推行学生的“减负”工作，使学生每天回到家里有许多剩余时间，很多学生都把这些剩余的精力和时间用在上网、看电视、打游戏等上面，无形中缺乏体育锻炼，身体素质也上不去。而体育家庭作业正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派上用场，不仅锻炼了身体又培养了健康的生活好习惯。体育家庭作业不仅让学生在课外时间获得锻炼身体的机会，还可以了解更多课外知识；不仅可以拓宽学生的学习思路，还可以加大各科的知识面。这使得体育家庭作业在整个尝试过程中得到了大多数家长们的认可。

2.促进了家长与孩子之间的交流

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家长们都忙于事业，孩子的课业负担也越来越重，属于孩子自己的空间更是少之又少。而体育家庭作业可以促使家长与孩子一起进行体育锻炼，在增强身体素质的同时，加强了家长与孩子之间的沟通。

3.促使学生积极锻炼，增强体质

在现在的中学体育课中，把课堂作业和学校的小型体育比赛、运动会的比赛、体育课上的体育活动等项目有效结合，让课堂作业和体育活动同时进行，能更好培养学生的学习精神、团队精神。例如：在去年的学生体育质量抽测和模拟测验中显示，学生的爆发能力、柔韧素质、肺活量指数等都有了明显的提高。所以，体育家庭作业是推进素质教育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4.课堂教学在课外的有效延伸

体育教学中学生刚学到的知识、动作技术如果不及时复习巩固就会逐渐忘记，所以，布置体育家庭作业必不可少。它不仅是体育课堂教学内容和教学效果的延伸，更有利于学生体育运动习惯的培养和运动能力的提升。

家庭作业论文篇（3）

2.促进了家长与孩子之间的交流

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家长们都忙于事业，孩子的课业负担也越来越重，属于孩子自己的空间更是少之又少。而体育家庭作业可以促使家长与孩子一起进行体育锻炼，在增强身体素质的同时，加强了家长与孩子之间的沟通。

3.促使学生积极锻炼，增强体质

在现在的中学体育课中，把课堂作业和学校的小型体育比赛、运动会的比赛、体育课上的体育活动等项目有效结合，让课堂作业和体育活动同时进行，能更好培养学生的学习精神、团队精神。例如：在去年的学生体育质量抽测和模拟测验中显示，学生的爆发能力、柔韧素质、肺活量指数等都有了明显的提高。所以，体育家庭作业是推进素质教育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4.课堂教学在课外的有效延伸

体育教学中学生刚学到的知识、动作技术如果不及时复习巩固就会逐渐忘记，所以，布置体育家庭作业必不可少。它不仅是体育课堂教学内容和教学效果的延伸，更有利于学生体育运动习惯的培养和运动能力的提升。

家庭作业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C913.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1-0048-02

家庭治疗是将家庭作为整体，从系统的、动态视角看待家庭成员的心理问题，通过改变家庭成员围绕症状所展现出来的交往方式，从而达到治疗症状的一种治疗理论和治疗方式[1]。随着我国社会结构转型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中国家庭在结构、功能、观念及家庭关系等方面与传统观念激烈碰撞，由家庭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这些问题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已引起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各种家庭治疗模式引进、应用和研究都得到了实质性地进展，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一、家庭治疗理论在国内的发展

（一）家庭治疗理论的引进与吸收

家庭治疗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国内学者在研究各种家庭治疗模式的同时，也关注到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家庭治疗理论的质疑与挑战，综合起来，家庭治疗出现的新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从家庭所处的社会背景出发看待家庭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起，通过不断对治疗中的文化问题进行反思，家庭治疗师意识到每个家庭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拥有属于家庭内部的特有文化。开始尝试运用多元文化心理学理论，将家庭文化与社会变迁、时代演进相统一，关注民族、宗教、教育水平和社会阶层及性取向等更为广泛的文化背景对家庭成员行为影响，着重解决家庭治疗实践中遇到的文化差异性问题。

二是重新审视家庭性别角色造成的刻板思维。家庭治疗创立之初是以欧美白人男性的视角了解和处理问题的，女性主义认为这忽视了社会因素对家庭中角色预期影响，在性别角色社会化过程中，男性与女性存在差异与权力不平等，以性别定义的家庭功能蓝图是对女性的一种潜意识偏见。女性主义提出应遏制“谴责母亲”现象的扩大[2]，家庭治疗师不应带着其预期的性别角色刻板印象进入家庭，主张用社会性别的视角看待家庭问题，提倡把赋予权力和平等作为治疗目标。

三是从家庭内部寻找改变的力量。社会建构主义强调建构者的经验、主观结构对知识的理解和解释。此理论认为家庭治疗师所找到的“症状”背后本质的原因实际上是其自身的一种心理建构，同时对治疗师以“专家”身份进入家庭，指导家庭改变的理念提出质疑。建构主义下的家庭治疗应该是合作形式的，治疗师要帮助来访者了解其内在信念的起源，引导其重新构建自身的问题，而不应强迫来访者做出改变，只有通过双方分享意见和彼此尊重对方的观点，治疗任务才能顺利完成。

四是家庭治疗理论与实践趋向整合式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家庭治疗各流派间的界限逐渐被打破，家庭治疗师逐渐意识到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可以保证在所有的临床治疗中都是有效的，所以整合模式成为家庭治疗发展的新趋势。家庭治疗的整合包括三个层次：（1）对整合性理论的构建；（2）技巧层次上的整合；（3）对促成疗效的共同因素的综合[3]。整合模式具有综合性和灵活性，治疗过程中治疗师能够提高对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洞察力，在治疗的理论和方法上也更具有广阔的选择空间。

（二）家庭治疗理论本土化探索

家庭治疗理论引入中国后，国内学者对家庭治疗的跨文化适应性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中国在家庭概念、结构、沟通等特征及常出现的家庭问题与西方社会存在着很大差异，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以社会为取向、以家庭为本位、以仁爱为核心，这一文化精神使中国传统家庭普遍具有家族自豪感、孝亲意识、鼓励大家庭、敬奉祖宗等特点[4]。目前，家庭治疗理论在中国本土化工作面临三方面困难。

一是介入问题家庭困难。中国家庭普遍不欢迎外人介入家庭事务和家庭生活，即使看到家庭成员表现出病症，一般认为只需要对患病者本人施治即可，家庭中的其他成员不必参与其中。但基于系统观的家庭治疗需要将一起生活的子女、配偶、兄弟姐妹、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等家庭成员都纳入到治疗范围内，因此，既要尊重又要打破患者家庭的传统与习惯，让家庭成员积极参与到治疗活动中，这是家庭治疗时介入到问题家庭要面对的难题。

二是获取有价值信息困难。全面准确及时获取来访者家庭信息是开展家庭治疗的基础，中国家庭普遍认为“家丑不可外扬”，在自我保护的潜意识影响下，不愿意将家庭内部的事情暴露在陌生人面前，面对治疗师想要深入了解家庭状况的做法持有强烈的排斥心理，另一方面，暴露家庭中的隐私，可能会使问题变得更复杂，家庭成员出于担心，一般都缄默其口，因此，获取来访家庭的有效信息对于治疗师来讲是一项挑战。

三是开展积极治疗活动困难。与西方强调个人独立，重视个人感受的文化不同，中国家庭更多体现出集体主义思想，权威观念更重，家长会把自身的价值观强加于晚辈，家庭成员之间并不是以相互独立的关系存在，即使家庭成员成年，甚至有了后代，家庭成员间依然保持紧密。同时，在个人成长过程中，习惯了忽视和压抑个人感受，不主动表达，而治疗活动需要案主以更为自我的方式说明事实，同时说出包括负面的一些感受，这不仅会与其自身的价值观相矛盾，也会使其他家庭成员感到危机，因而对开展治疗活动形成阻力，影响治疗效果。

总之，家庭治疗本土化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在临床实践中需要不断总结，找到本土化立足点，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断吸取国人能够广泛接受的文化思想并将其与家庭治疗进行有机结合，这会是家庭治疗中国化的重要途径。

（三）家庭治疗理论的实践应用

20世纪80年代末，中德第一期家庭治疗培训班在昆明举办，主要开展了系统式家庭治疗模式的理论和技术培训，其理念对中国传统的精神病学界产生了强烈冲击。随后更加深入的培训和更加广泛的国际交流陆续展开，这些培训与交流培养出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家庭治疗师，他们陆续在医院、学校和精神卫生机构中大力推广和实践着所学的理论和技术。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国内家庭治疗培训不断完善，不仅注重专业师资培训内容的宏观性与通识性，也开办了一些强调临床务实能力的精深性培训课程，从而不断提升治疗师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升了专业教师的实务及督导水平，促进了国内家庭治疗业的发展。

二、国内家庭治疗的务实

当前，结合我国在家庭治疗理论和实践方面存在的问题，可以从以下三方面促进家庭治疗在中国的发展。

（一）家庭治疗模式的整合发展

目前，整合不同的家庭治疗模式已经成为西方家庭治疗界的一种普遍趋势，这一观点也得到国内学者的一致认同。结构式家庭治疗关注整个家庭的结构，家庭成员是否扮演适合自身的角色与地位，保持良好的沟通、相互支持与配合，共同维持一个家庭模式的正常运转。这些思想同样符合中国人对和谐家庭生活的诉求。因此，建立以结构式家庭治疗模式为主，其他模式为辅的整合式家庭治疗模式是发展的趋势。

一是治疗理念的整合。在家庭治疗过程中，咨询者要时刻以来访家庭为重，以问题呈现的现象为先，以家庭特点为主，避免将自身的理论背景放在第一位，禁锢于某一种家庭治疗理论和技术框架。针对中国家庭的代际间界限不明显的特点，对模糊不清的界限进行澄清或打破家庭已僵化的界限，同时也可以加入萨提亚家庭治疗理念，发挥家庭自身的能量，促使家庭内部结构发生转变，这既符合中国家庭中的集体主义观念，又避免打破“家人一体”信念系统，形成治疗阻抗。

二是治疗技术的整合。在充分运用加入、实际演出、建立界限、隐喻、空间改变和矛盾处置等结构式家庭治疗技术基础上，适当采用系统式家庭治疗中的循环提问，萨提亚的家庭雕塑、家庭重建等技术，将结构式家庭治疗和个体心理治疗进行有机整合，弥补家庭治疗只关注家庭整体结构，而对个体内心世界、情感变化缺乏了解的不足，可采用个体心理治疗的技术，如精神分析、行为主义和人本主义等疗法，重点解决问题或症状比较严重的个体，进而促进整个家庭问题或症状的解决和消除。

三是治疗师角色的整合。家庭治疗师在治疗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在治疗过程中要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转换自身的态度，既要融入家庭中，又要与家庭成员保持一定的距离。中国家庭注重隐私，不习惯在外人面前暴露家庭问题，治疗师应以协助者的姿态介入家庭，通过观察了解来访家庭的结构、特点和问题。针对中国家庭信任权威的特点，治疗师以专家的身份澄清家庭问题的症结所在，制定治疗方案，在某个家庭成员产生情绪抗拒时，给予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避免不良情绪在整个家庭中蔓延，保证整个治疗计划顺利进行。

（二）结合国情，建立本土化家庭治疗观

从文化观讲，家庭治疗是帮助家庭在变化的文化环境中寻求可以遵循的方向，以促进全部家庭成员得到最好的适应与和谐。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开展家庭治疗，不仅要整合西方各种家庭治疗模式，更要深入挖掘它们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点，建立适合中国文化、家庭特点和价值观念的“中国”家庭治疗模式是家庭治疗本土化工作的当务之急。中医文化与家庭治疗之间在追求个人与家庭和谐、统一方面存在比较显著的相似之处，因此，可以以中医文化为基础建立中国本土化的家庭治疗观，将传统中医文化融入家庭治疗实践中。

一是以“整体观”思想促使来访家庭配合治疗。中医学将人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个体不但要保持其内部的协调，更要保持其与外界环境的统一。家庭能够帮助个体完成最初社会化，是影响其达到内外协调统一的重要场所。治疗师可以利用“整体观”思想向来访家庭说明个人与家庭是相对独立又紧密相连的两个有机整体，家庭成员之间的良好互动是保证个体与家庭健康发展的前提，将这种思想贯穿整个治疗过程，不但可以消除家庭成员将责任归咎于他人的想法，还可以促使来访家庭积极配合完成治疗。

二是以“阴阳平衡”思想厘清家庭内部成员关系。厘清错综复杂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开展家庭治疗的第一步。中医用阴阳学说阐释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归纳药性，用以指导临床辨证论治，并将“阴阳平衡”视为人体健康的标志。家庭治疗师可采用“阴阳学说理论”对家庭成员进行划分，如将家庭中性格较为开朗，处于家庭支配地位的人称为“阳”，反之为“阴”，厘清来访家庭内部成员之间阴阳关系和互动倾向，促使他们协调关系，达到“阴阳平衡”，恢复家庭正常功能目的。

中医药文化博大精深，中国家庭治疗界要深入挖掘中医药文化精髓，将以人为本、医乃仁术、调和致中及五行生克等中医理念与西方家庭治疗理论与技术融合，促进家庭治疗本土化发展。

（三）开展家庭治疗培训，扩大应用范围

当前，家庭治疗已成为国内心理治疗领域一个研究热点，各种模式的家庭治疗培训班陆续开设，培养了一大批教学、科研和临床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结合当前我国家庭治疗发展，建议家庭治疗培训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开展和完善。

一是开展后现代主义整合式家庭治疗综合培训。在培训中融入后现代主义思想和理念，在系统讲解一种家庭治疗模式同时，结合我国国情和中国传统文化特点和家庭问题发展趋势，介绍其他家庭治疗模式的特点，综合共同点，辨证施治，合力公关，学科、思想与方法整合，有利于心理服务工作者结合中国实际掌握家庭治疗最新成果，解决实际问题。

二是开展符合中国国情的家庭治疗培训。在社会转型，传统家庭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家庭及成员出现的各种各样问题表现在家庭，根源在社会，实质受中国文化影响，因此，国外理论引入中国必须进行本土化改造，不然就会水土不服或事与愿违。要了解家庭治疗理论学术精华和产生的时代背景，了解中国家庭问题的文化根源，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运用家庭治疗理论，洋为中用，中为实用。

三是开展与专业督导相结合的培训。专业督导是保证家庭治疗培训质量的前提和基础，是开展家庭治疗工作专业化、科学化和规范化的必要条件，将治疗师在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作为培训内容和案例要点，有助于治疗师掌握专业技能和适合本土化的理论应用，结合理论与实际，专业督导才会收到实效。

三、结语

国内关于家庭治疗的研究与应用刚刚起步，但已经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活力，如何有效运用家庭治疗方法介入中国传统文化下形形的家庭，促进家庭和谐，社会安定和百姓幸福是现阶段家庭治疗工作者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家庭治疗工作不仅需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理论与技术，还应对其进行本土化研究和实用改造，以期创建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治疗理论体系和操作模式。可以说，建设具有中国文化底色的家庭治疗模式是我国家庭治疗工作者奋斗的目标和前行的动力。

参考文献：

[1]李彩娜，赵然.家庭治疗[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17-22.

家庭作业论文篇（5）

一、引言

1.研究问题的起源

近期曾登出一位小学教师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而反思家庭作业的合理性的报告，题为“想说爱你不容易”，文中写到家庭作业的种种问题，在这些重复机械的家庭作业的压迫之下，学生变成了“小驼背”“小眼镜”“小野猫”。这些现象不得不令人深思，学生的这些付出值得吗？家庭作业的布置是课堂教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它是教学内容的延伸，是培养学生数学能力的重要措施。课程标准指出“儿童的学习内容应当是现实的、有意义的、富有挑战性的，要关注学生个性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因而在新课程理念下，传统的作业形式已不再适合学生的需求，所以必须对作业的类型、方法和作业批改的方法，家长的参与方式进行改革，使它成为学生张扬个性的又一个舞台。

2.研究的目的意义

（1）推动教学过程各个环节的完善

家庭作业是教学内容的延伸，根据遗忘规律及时地巩固对人们的记忆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我国的教学体系中，一直都比较重视教师的“教”，教学被限定在课堂的研究上，把学生的学习看做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必然，使得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非常重视自己的教学方法的应用，而几乎没有去重视在教学活动中占有很重要地位的学生的学习过程。然而家庭作业这一过程的完善和提升恰恰意味着对学生学习的巩固和升华，更是对整个教学过程中各个环节完善的推动。

（2）形成教育合力，促进教育发展

虽然目前已经有了对中学生家庭作业的研究，但是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关注，家庭作业一直都是一个被忽视的领域。所以，本人希望能够通过此次研究，引起人们对中学生家庭作业的重视，形成教育合力，共同加固和完善我们的教育体系中的每一个环节。使得教师的教学有一定的方法，学生的学习有一定的保证。

3.研究思路

家庭作业是学生利用在家自习的时间完成由教师布置的作业，显然家庭作业质量的提升要围绕教师、家长、学生三个主体展开，我首先通过查阅文献了解前人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然后结合调查和访谈的情况，了解到家庭作业的现状，并根据相关理论与调查分析，得出了一些自己对优化作业设计的思考。

4.研究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本次研究主要是初一年级和初二年级的学生，选择这两个年级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年级与初三年级相比没有升学的压力，更能体现作业对学习的影响力。

二、文献综述

1.家庭作业的内涵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作业这一词的界定仍存在很大的分歧，大致有以下两种观点：一部分专家和学者认为作业通常是学校规定的在课余时间之外，由学生独立完成的学习活动；台湾学者陈龙安认为作业是一种学生课外生活的创造性的活动；笔者认为：作业是教师为了完成一定的教学目标，给学生布置的实践性活动，而家庭作业即学生利用在家自习的时间完成由教师布置的

作业。

2.家庭作业的类型

美国的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学生的家庭作业要具有真实感、对话性、重质量、亲和力、资源化、有价值。他们认为一份成功的家庭作业主要取决于作业布置的类型和质量。

3.国外有关家庭作业研究状况

国外学者对家庭作业的量、家庭作业的类型、家庭作业的作用、家庭作业的目的以及家长在家庭作业中的作用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多视角的研究，其结论和观点是建立在科学心理学和现代教学设计理论的基础上的，而且其研究的实证性较强。但是，国外的研究很少涉及中学生家庭作业的研究分析。

4.国内有关家庭作业研究状况

目前，国内对于家庭作业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大众“减负”呼声中，在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表面博弈中，总体研究是有限的，尤其是实证研究更显不足。研究的理论视野和领域比较狭窄，程度粗浅，现实针对性有待增强，缺乏心理学和教育学的有力支撑，多为一些感性的认识和基于感性的零星实验，不能满足新课程改革的需求。

三、国家教育部门有关中学生家庭作业的规定

在举国上下都在为减轻学生负担而欢呼的今天，我国教育部门对中学生家庭作业的量也做出明确的规定。2000年年初，教育部门发出的《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中明确规定：小学一二年级不准留书面家庭作业，其他年级书面家庭作业控制在1小时之内，初中不超过1.5小时。虽然这个文件颁布至今，已有十五年之久，但是广大中学生的书面作业量却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很多教师不顾文件的相关规定一意孤行，甚至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把作业当作学校减少工作量的手段，据调查发现，有近45%的小学六年级学生在作业上花费的时间是2～3小时，35%的初中生需要3～4小时，25%的高中生要花至少3.5小时才能完成作业。

参考文献：

[1]李学书.国内外家庭作业比较研究[J].教育学术月刊，2009（10）.

[2]Xu，J.purpoes for doing homework reported by middle and high shool students[J].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2005（99）：45-46.

[3]张大均.教育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4]谈振华.课堂教学理论读本[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23.

[5]任宝贵.美国家庭作业帮助体系的构建及启示[J].国际视野，2007（3）.

[6]Harris cooper.Homework for all in moderation[J].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2003.

家庭作业论文篇（6）

唐骏在海外共委托4家银行理财,在麦道夫事件中共损失约276万美元;天津市民老王将资金在投资三处房产上,虽然房价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但由于各种原因,如今却不得不受制于资金过度集中于房产投资的困境;而2008年12月1日,韩国明星李瑞贤在练习室中上吊死亡,据韩国媒体的报道,其自杀动机很可能与股市投资失败有关。金融海啸在给世界经济带来重创的同时,各种因过分追求利益而导致的悲剧也在提醒人们怎样去看待个人和家庭的理财问题。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在家庭理财中,考虑个人和家庭因素而非仅仅是物质利益因素非常重要。公司理财的原则已经无法指导家庭理财的实践,家庭理财学的建立刻不容缓。

一、家庭理财学建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建立家庭理财学,是融合理财学和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进而促进社会和谐的需要

图1给出了在社会框架中家庭、企业和国家的关系。从社会发展的时间序列来看,家庭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目标。企业的生产和国家的转移支付都是为了人的发展。为了应对生存和发展的需求,不断满足自身发展的要求,人们要求企业生产更多的产品,要能够有产出,有剩余。企业的目标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但家庭作为这一人力资本提供者而言,其核心功能是提供人力资源,所以,其理财的重点应该围绕人展开,而不像企业去追求物质利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家庭理财与企业理财应该有所不同。所以,建立家庭理财是必要的。建立家庭理财学,是融合理财学和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进而促进社会和谐的需要。社会的和谐发展,需要以幸福的家庭为基础,家庭理财是保证幸福家庭的基础。财务管理作为一门应用学科,只有与社会实际相结合,产生社会效益,才能有长远的发展。财务管理在家庭层面的发展,需要考虑家庭的社会属性。

(二)建立家庭理财学,能够弥补财务管理研究中的一项空白

理财学以其对象层次的不同可以分为国家理财(财政学)、公司理财和家庭理财学三个层次,分别对应国家、企业和家庭的理财。目前关于理财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司理财和财政学两部分。但作为社会构成基本单位的家庭理财却鲜有研究。目前的财务管理以公司理财和财政学为题,并没有明确提出家庭理财的概念,建立家庭理财学,可以从应用层次上完善理财学的研究范畴。

(三)建立家庭理财学,是有效指导家庭理财实践的需要

家庭理财学是以家庭为研究单位,考虑家庭社会职能,运用家庭理财原则,对家庭财物的收、支以及存量进行管理以达到家庭理财目的,促进家庭健康发展的一门应用学科。这门学科的建立,特别是在大、中院校中开展这门课程,有助于帮助学生建立健康的家庭理财新观念,用先入为主的方式抵御社会上的追求利益最大的家庭理财思想,指导家庭理财实践。

(四)建立家庭理财学,是促进家庭和谐发展的需要

家庭存在的目标是自我繁殖,而在养育后代这件事上的交易非女子与男子之间莫属。在这种“交易”中,双方的贡献极难计量,极难监督,所以交易成本很高。家庭的组成就是要降低这种交易成本。由于财产关系的介入,这种“交易”在本质上需要长期契约。家庭就是为了维护财产关系而出现的长期契约形式。作为家庭和谐发展的经济基础,只有经营好家庭财务问题,才能促进家庭健康和谐发展。

家庭理财究竟在家庭关系中起到什么作用,如何才能处理好经济基础与家庭和谐之间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理财,理财时应该抱着什么心态,遵循什么理财原则,才能既提高家庭财富,让家庭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又不失稳定性,并提高家庭幸福感,是需要深入研究的内容。

二、家庭理财目标

理财目标是主体优化理财行为结果的理论化描述,是主体未来发展的蓝图。在对理论的探索过程中,研究人员必然(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应有一个推进学说发展的基本前提,即目标假定。没有目标假定的研究活动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概念的混乱,进而影响到研究成果的确定性。离开目标假定,研究人员将无法确定所要调查的事实与数据,对一些偶然现象也无法进行理性的判断。目标函数在财务理论研究过程中是一个极其关键的问题。它既存在于财务理论体系之中,又脱离于财务理论体系之外。当存在于财务理论体系之中的时候,理财目标成为理论分析与逻辑推理的一个前提;当脱离于财务理论体系之外时,理财目标即是财务理论研究人员的一个基本观念,一个进行思维活动的支点。明确这一观念,对于端正财务理论研究方向,运用正确的财务理论研究方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理财学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是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企业价值最大化还是利益相关者财富最大化?以上表述的内容虽有差别,但都体现了一点――逐利,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利益主体的差别和衡量标准的差别。

从图1可以看出,社会的协调发展需要货币资金为媒介来循环往复,对于各个主体:企业、家庭和国家而言,都有理财的需要。财物如流水,理财学的直接目标,就是取得财物的流转,使财物适时平衡――即资金的合理流动。不管是国家、企业还是家庭都必须遵从这一铁律。

马克思资本论告诉我们,企业是剩余价值产生的唯一来源。所以,对于企业而言,追求投入与产出的比是其历史使命所决定的,而对于国家而言,维持系统的平衡更重要。而家庭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则更多地体现为人力资源的提供。因此,虽然家庭理财有必要,但家庭的性质决定了其理财目标一定与企业和国家的理财目标不同。

由于目前理财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企业,而企业的目标是逐利。而商学院的教授们认为理财目标应该等同于企业目标。这样,企业的理财目标就等同于企业目标――逐利。如果理财目标等同于主体的目标,那么由于各层次理财主体的主体目标不同。因此,在各层次上的理财目标也应该有所不同。目前在全社会范围内大量省略了“企业”这一主体称谓,而理财目标是逐利,就有可能造成大家概念的混乱――认为所有主体的理财目标就是利益的最大,特别是在国家理财目标和家庭理财目标讨论缺失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在人们利益的驱使下,会逐渐忽略国家理财目标和家庭理财目标与企业理财目标的差异,而将其同化为企业目标。这一思路如图2所示。

根据图1家庭、企业的国家的关系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知道,家庭目标与国家目标与企业目标是不同的。所以,目前的这种学科体系是有缺陷的。改进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仍然假定理财目标=主体目标,但是,要强调各个主体的目标,让人们对于各个主体的目标认识更清楚,从而明确理财的方向;第二种,将理财目标与主体目标相分离。理财目标可以选取其直接目标,而将主体目标作为理财的假设来处理。这样,既可以避免混淆,又可以将主体目标与理财活动相结合,让理财活动体现主体目标。笔者倾向于第二种方案,即理财目标是资金的合理流动(平衡),各个主体的目标作为理财的假设;但由于大家的语言习惯问题,在以下讨论时,仍沿用第一种逻辑。

这样,家庭理财目标就与家庭目标相联系起来。社会发展到现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组织几乎消失殆尽,经济组织功能转嫁到企业上,家庭在目前程度上主要用于满足人类的繁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构建和谐家庭关系,促进后代的成长成了家庭最重要的目标。由于家庭本质上是与财产相关联的,因此,没有家庭理财也是不可想象的。如何促进家庭财务增长,使家庭关系在竞争社会中保持稳定也是家庭理财的目标。在家庭理财目标中,家庭的稳定和谐是第一位的,而财产的增值是第二位的。所以,家庭理财的目标具有双重性,可以将之称为主导目标与辅助目标。主导目标是家庭理财是否成功的最终判断标准,辅助目标仅仅在主导目标不受影响的情况下作为行为实践的标准。

三、公司理财和家庭理财的区别与联系

公司理财与家庭理财由于主体不一致,主体目标不一致,导致两者在研究基础、研究重点、成功标准、理论基础上都存在明显的差异。差异如表1所示。

(一)理财主体目标的差异

由于家庭和企业本质不同,其组织目标有所差异,表现在理财决策上的标准不同。企业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被赋予了盈利的使命。因此,企业的天然使命就是使企业价值最大,是逐利。在企业进行理财决策时,决策的标准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以获利的多少作为取舍的依据。而家庭作为社会的基础,其本质属性是种族的延续性,理财行为只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出现的,为了未来的生存而做的一种行为。所以,家庭理财的决策标准应该是是否有利于家庭的稳定、健康、长远发展,而不是财富的多少。当然,为了家庭的稳定健康长远发展,在某一阶段,可能表现为财富的最大,但是,如果有损于家庭健康长远、稳定、发展,应用其他目标替换财富最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家庭。在家庭的发展中,其物质层面是低层次的。太强调物质,会使家庭发展缺乏层次性,社会将变得庸俗化。

(二)研究的侧重点不同

在企业研究理财时,是为了挣钱而花钱;而家庭则不同,是为了花钱而挣钱。因为生命的延续本身需要消耗,为了能使得家庭这个组织延续而挣钱。所以,对于企业理财而言,研究的重点是如何赚取收益,而对家庭理财而言,重点则是花钱的方向和效果。

(三)成功标准不同

企业的投资因为侧重于物质资本的投资,所以,衡量其效益的标准通常是物质的多少,具体表现为用货币来来衡量收益的多少。而家庭的投资,因为重点是人的投资,所以,通常用与人有关的标准来衡量,货币也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只有当货币能凸现或衡量人的幸福水平时才用货币来衡量。更多的人们习惯于用与未来人发展有关的指标来衡量。比如,中国家庭中孩子的成绩、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全家的幸福感等。

(四)投资重点的差异

为了达到资金的合理流动,家庭和企业都涉及资金融通和消耗以及是否增值的问题。企业的财富增值主要通过对内的物质资本投资以及对外的证券投资等实现,主要体现在物质资本的投放与收益上。虽然也对人力资产进行投资,但由于人的家庭归属性,人力资产的产权天然归个人,因此,对人力的投资不是投资重点。而家庭投资由于家庭作为社会的主体,其最主要的功能是延续性,对于人的投资是重中之重。在人的投资有剩余时,才进行物质资本的投资。所以,企业与家庭的投资重点不同,而这种差异将导致衡量标准的不同。

(五)理论基础有差异

企业理财的理论基础包括:数学、会计学、系统论、信息科学等;而家庭理财除了公司理财的理论基础外,还要考虑社会学与心理学知识。

不管是家庭理财还是公司理财,在研究内容上,都存在资金的流入和流出以及规划判断的问题,都会涉及到资金融通、资金的投放、收益的分配。但在具体内容上,家庭理财要比公司理财单一,但考虑的因素却很复杂。比如,资金的获得,公司理财着重考虑的是风险和收益,而家庭理财在考虑时除了风险与收益外,更多的是可行性。再比如,资金投放,企业主要投入运营中,而家庭的资金最主要在于消耗,集聚下来的剩余资金的投放比公司的范围要狭窄等。由于家庭理财与企业理财的各种差异,只有认识到其中的差异,建立家庭理财学,才能构建科学的家庭理财理论体系。

四、家庭理财学的理论体系构建

汪平教授认为,以财务评估概念为逻辑基石对理财学的理论结构构建应该包括理财目标、理财学的概念研究和理财学的决策②(战略)研究几个部分的内容。

华金秋在2002年的博士论文就是对中国居民的理财研究。其所建立的居民理财学(私人理财学)仅仅是理财学的一个分支,因为没有考虑突出家庭主体与企业理财主体的差别,所以,其所提出的理财目标、原则以及学科特征上都没有体现家庭理财的特色。从其论文结构来看,其构造的学科理论体系包括:研究历史与现状的回顾与评价、理财需求、目标与特点以及理财行为与过程等,并运用企业相关理论对于居民理财行为进行分析,从交易费用、信息技术角度谈对居民理财的影响。另外,其对银行私人理财业务以及居民理财效应和经济制度创新以及居民理财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

笔者认为,家庭理财体系作为理财学的一个分支,其理论体系构成与理财学相似,包括起点、前提与导向,基础理论(家庭理财内容、原则、方法),应用理论(筹资或者收入、投资或者支出等),延伸理论四大部分。这四部分关系如图3所示。

研究起点给出了家庭理财学设立的理论起点,并在此理论的指引下给出了家庭理财的目标、假设、本质与环境的作用。家庭理财的理论基础给出了家庭理财的内容、原则和方法,为如何进行家庭理财、怎样理财以及理财中如何决策提供了思路。应用理论则结合家庭资金流向图(图4),从维持性家庭理财与发展性家庭理财的角度对家庭理财活动如何进行进行介绍。其中维持性家庭理财是指不牵涉人类繁衍情况下的人力资源的投资、维持性消费以及对外的产业、金融证券市场的投资;发展性理财则专指在繁衍后代情况下的理财活动,因为其决策标准与一般理财不同,所以,需要单独研究。延伸理论则主要讨论理财效率衡量问题以及当理财假设不满足情况下的理财活动。

家庭的财产资源集中度远低于国家和企业,理财的经济效果远没有财政和公司理财明显。但由于家庭理财严重影响到社会人力资源的提供,因此进行家庭理财将显得更为重要。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拥有的财富逐渐增多,如何进行家庭理财也成为了很多人面临的迫切问题,网络上大量涌现的个人理财网站实际上证明了家庭理财的市场需求和迫切度。而目前关于个人理财涉及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理财原则和理财方式上,并没有对家庭理财有个系统的概括,所以将家庭理财系统化就显得更为迫切。只有家庭理财系统化,建立家庭理财学科,才能让大家认识到家庭理财与公司理财的区别和联系,才能从家庭实际出发,用好理财工具,促进家庭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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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作业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f2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96（2012）06-0042-06

一、问题的提出

在当今日益艰难的大学生就业市场中，由于机会不均、聘用标准不一、薪酬不等，大学生尤其是女大学生的求职之路仍然倍感艰辛。对于导致大学生求职难的原因已经有不少学者在探讨，这些学者大多是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视角来分析。然而，也有学者则从家庭因素的视角来探讨这类问题。例如，李黎明等［1］通过2006年西部三所高校（西安交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兰州大学）大学生的就业行为调查数据发现，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父母职业、地位、学历）对子女职业获得具有显著影响作用。此外，郑洁［2］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大学毕业生更有可能选择继续学习深造以推迟就业，且求职更有信心，初次就业落实单位的概率高。在家庭因素对就业意愿的影响问题上，高耀等［3］发现家庭的经济状况和母亲职业对大学生到西部、基层及艰苦地区就业意愿没有显著影响，而父亲职业对此则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具体而言，父亲职业等级越高，其子女越不愿意到西部、基层及艰苦地区就业。

从理论层面来分析，家庭因素对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影响状况可用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思想观点来解释。　一方面，“以‘己’为中心形成的社会关系，一圈一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4］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就是这种以差序方式建构的社会关系，离自己这个圆心越近，道德性和工具性责任越重。基于中国人“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社会结构，反映出中国人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中国人普遍认为“子女的幸福就是自己的幸福”。因此，在残酷的就业竞争中，当机会和资源短缺时，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定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中国人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来解决就业这样牵动亿万家庭幸福的重大问题。目前，中国社会里的人是以自己的血缘关系来考虑就业资源配置的人。因此，中国人只会为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的命运而忙碌。另一方面，在机会和资源短缺的社会环境背景下，从代际流动是否能够向上流动的视角来分析，家庭的内部条件即父母的职业、受教育程度都会对代际流动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这不是以子女的意志为转移的。父母把稀缺的社会资源传递给子女的“努力最大化”行为，成为代际流动能够向上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在供不应求的就业市场中，家庭因素能成为获得体面工作这一稀缺资源的决定性因素。

然而，以往的研究并没有关注到以下问题：不同类型、不同性别的高校大学生的就业意愿与其家庭因素之间有何关系？不同类型高校的女大学生和男大学生受家庭因素影响的差异表现何在？这些是本文需要论述的问题。在中国日益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市场中，从大学生家庭因素的视角分析其就业意愿，对于分析他们的就业意愿和发展等问题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研究设计

本文通过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并从代际传递效应在“差序格局”中以血缘作为纽带的理论观点，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成因及相关政策研究”东北财经大学课题组实地调研的2　079份第一手有效数据，主要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来检验假设，从而得出家庭因素的差异会影响不同类型的高校大学生，尤其是女大学生的就业意愿的结论。

本文把大学生的家庭因素作为影响大学生就业意愿的自变量，大学生就业意愿则为因变量。其中考察的自变量包括家庭人口构成、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职位状况、家庭年收入水平、亲属的社会地位。通过数据解释这些主要的家庭因素指标与大学生就业意愿之间的关系。

数据源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成因及相关政策研究”东北财经大学

课题组于2011年4—5月在辽宁省大连市各高校中，随机抽取四所不同类型的高校进行的“大连地区本科生状况进行的问卷调查”。被调查的高校分别为大连理工大学、东北财经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和大连大学。其问卷内容包括个人基本情况、所学专业、学习成绩、社团活动参与状况、父母的职业、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家庭的年收入状况、亲属的社会资源拥有状况等。学生年级分布以大三学生为主。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2　200份，实际收回问卷2　158份。经过逻辑检验和缺失数据处理，实际用于分析的有效样本为2　079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6.3%。

本文运用spss16.0进行相关计量分析，主要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来检验假设。具体来说，分别以被调查者是否为独生子女、父母的职位、父母的学历、家庭年收入、亲属担任处级或经理级以上职位作为分组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这些家庭资本与大学生就业意愿之间的相关性。由于实证研究的数据调查显示，大连市四所高校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意愿集中在考研和出国深造这两种选择中，因此，本文所有表格都是针对这两种选择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此外，本文还运用这种方法来分析独生子女的身份是否会对大学生就业意愿产生影响。

本文把家庭因素分为家庭人口结构、父母的职位状况、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状况、亲属的社会地位五类，通过对辽宁省大连市四所高校进行问卷调查，探讨不同类型高校大学生的就业意愿与其家庭因素之间的关系。本文总体研究假设是家庭因素对不同性别、不同类型的高校大学生的就业意愿有显著影响，具体分为五个小假设。

假设1：独生子女对不同类型的高校大学生就业意愿有显著影响。

假设2：父母的职位对不同类型的高校大学生就业意愿有显著影响。

假设3：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不同类型的高校大学生就业意愿有显著影响。

假设4：家庭经济状况对不同类型的高校大学生就业意愿有显著影响。

假设5：亲属的社会地位对不同类型的高校大学生就业意愿有显著影响。

家庭作业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5-0011-02

1 引 言

西方家庭旅馆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旅游消费观念的更新,意大利、德国、美国等国的家庭旅馆业都得到了迅速发展。在我国,家庭旅馆最初是20世纪90年代末为解决游客“假日旅游”住宿难的问题而出现的。目前,我国的家庭旅馆主要分布于著名的风景旅游城市的郊区,以及有独特建筑风格、重要历史价值、深厚文化积淀的古镇和乡村。国内外对什么是家庭旅馆并无统一的界定。但无论是业界、学界,还是政府都一致认同家庭旅馆固有的显著特点是：除了提供基本的住宿外,还使投宿者感受到浓厚的人文关怀和家的温馨感。 在旅游需求逐渐呈现多元化与个性化的新消费主义时代,家庭旅馆在质与量方面日益蓬勃发展,随之催生了旅游学者关于家庭旅馆的研究热潮。本文试图通过对家庭旅馆相关文献的检索和分析,理清研究脉络,归纳并评述其中关注的研究内容,总结出总体特点。

2 国外家庭旅馆研究

国外旅游学者对于家庭旅馆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最早见于1968年Backwinkle以意大利蒂罗尔州的专职和兼职家庭旅馆业主为研究对象,得出两者的经营行为不会相互阻碍的结论。对研究文献进行分析发现,国外家庭旅馆研究视野较广泛,涉及产业经济学、社会学、法学、营销学、消费者行为学等多个领域,研究内容涵盖家庭旅馆产业、家庭旅馆业主、家庭旅馆经营管理和家庭旅馆游客等诸多方面。研究方法以案例研究和问卷调查等分析方法为主。具体分析如下。

2.1 家庭旅馆产业

国外学者对家庭旅馆产业的研究起步早,但方法停留在定性分析层面。如Dawson和Brown预测乡村家庭旅馆在数量上存在增加趋势;1995年,学者Scherrieb研究了家庭旅馆的产业结构,发现家庭旅馆的产业结构正在发生大的调整；2000年美国学者Lanier等对家庭旅馆业主发放了5650份问卷,通过对收集的翔实数据分析得出家庭旅馆业景气指数提升的关键点是合理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对于家庭旅馆在法律上存在的弊端,学者Kaminek和Berger为澳大利亚家庭旅馆制定了行业指导手册。Nummedal等收集了新西兰南岛247所家庭旅馆业主对当地粮食生产和使用的看法,建议家庭旅馆部门与当地粮食产业部门建立长期的采购和促销关系。Huang以两个资源优势维度、四个竞争优势维度和两个电子商务战略性能优势维度构建了结构方程模型,进而为家庭旅馆业的经营设计出一种最佳的电子商务战略模式。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对该产业的研究视角由现状描述和前景预测,向如何提升行业景气指数和行业发展对策倾斜,同时,研究方法从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过渡。

2.2 家庭旅馆业主

通过文献分析比较,国外学者关于家庭旅馆业主的研究成果相对丰富,研究内容集中在业主类型探讨、开办家庭旅馆的动机和业主行为上,并且都是通过访谈收集数据进行研究。其中Wallinger与138名房主面谈,指出房主可以依据家庭旅馆开办地点分为两类：城镇业主和乡村业主；Lynch对苏格兰206名家庭旅馆业主进行访谈,认为他们无法基于动机因素聚为一类;Nickerson 等通过对292名乡村家庭旅馆业主调查,指出影响家庭旅馆开办包括社会、经济等外部因素；McGehee和Kim通过对412名乡村家庭旅馆房主调查,指出开办动机会受开办条件影响。Yu-Chin等比较了在美国个人主义和中国台湾集体主义两种文化背景下,家庭旅馆业主对工作和生活平衡的感知差异。

2.3 家庭旅馆经营管理

家庭旅馆经营管理是国外研究热点,研究内容连贯性强。如1990年,Muller和Ferrante通过分析密西西比河和阿尔卑斯山旅游房地产的二手资料,指出市场营销是家庭旅馆经营成功的重要因素,并且价格、质量和信息流量是市场营销的三个决定属性；Lubetkin以美国的92名家庭旅馆业主和旅游者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了广告宣传营销手段,得出其有效性在于更多地了解旅游者的需求；Nuntsu等通过实地调查南非水牛市36家家庭旅馆,补充了家庭旅馆成功经营的关键项目,指出除了市场营销,产量管理、商业计划和质量监督等也不可或缺；Taurer在2005年调查了澳大利亚的家庭旅馆,认为设计满足来自不同国家的旅游者需求的产品和建立有效的组织构架是家庭旅馆发展的当务之急；2006年,Taurer又指出之所以家庭旅馆组织模式目前无法得到实施,是因为缺乏全国家庭旅馆协会的支持；William L.Smith根据三年跟踪探索性研究,基于创新扩散理论,探讨了电子邮件和互联网在服务管理实践中的作用。

2.4 家庭旅馆游客

国外学者对于家庭旅馆游客研究比较零散,得出少量相关结论。如Monty和Skidmore访谈了威斯康星州15家家庭旅馆的游客,发现他们愿意为特定的服务项目支付更多的现金；Bundesberband以650名为奥地利家庭旅馆游客为调查对象,指出协调客户关系和更新硬件重要性；Privatvermieter收集了1400名美国游客信息,发现家庭旅馆的游客在人口学特征上存在明显集群趋势：高收入、高学历、出游次数多和重视与业主交流。

3 国内家庭旅馆研究

国内学者对家庭旅馆的称谓尚未统一,多数称为家庭旅馆,其他也有民居客栈、民居旅馆、农家旅馆、个体旅馆、青年旅馆等称谓。国内学者对家庭旅馆的研究呈现出三大显著特点：在研究领域上,主要集中地域特色浓、具娱乐休闲功能的家庭旅馆；研究内容经历了两个比较明显的阶段。第一阶段为2001―2006年,主要集中在家庭旅馆形成和发展的原因、开办家庭旅馆的基本条件、行业管理角度的经营管理策略等。第二阶段为2007年至今,主要集中在家庭旅馆旅游者体验、游客角度的家庭旅馆经营管理策略；研究方法上,逐步从第一阶段描述性、概念性逐步转变为第二阶段数理统计和构建模型。

国内关于家庭旅馆第一阶段研究成果颇丰,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从行业角度针对性地提出家庭旅馆经营管理建议。如韩振华,周玲强探讨了农家旅馆产生的必然性和作用,并对其管理制度和经营思路提出了建议；赵海霞,罗寿枚讨论了自然风景区家庭旅馆的发展问题；林轶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家庭旅馆,分析了少数民族地区家庭旅馆的现状、优势及存在的问题,探讨了其发展模式和管理模式；毛勇探讨当前农家旅馆的发展与经营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廖惠兰以阳朔乡村家庭旅馆为研究对象,依据阳朔乡村家庭旅馆的目标市场定位及需求特征,构建了一套可操作性较强的阳朔乡村家庭旅馆市场营销组合策略；魏琰则为连云港“渔家乐”家庭旅馆发展献计。

2006年,我国学者邹益民指出从游客的角度探讨服务价值感知及再宿意愿的影响因素,尤其是游客对住宿家庭旅馆的动机、行前期望、实际体验对满意度及忠诚度的影响关系等涉及家庭旅馆客源市场深层次问题是我国学术研究的薄弱环节。至此,国内旅游学者开始将目光关注于家庭旅馆游客,并引入社会学调查方法,运用数理统计方法进行分析研究,进入了家庭旅馆研究的第二阶段。如邹益民等通过实证研究,建立了游客投宿家庭旅馆体验的理论模型,并提出了基于游客体验的家庭旅馆经营策略的建议；掌庆琳等的研究指出游客选择民宿的动机主要为文化探索、文化体验与学习、社会化、新奇以及寻找平静五个因素；胡丽花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对家庭旅馆游客动机、服务质量、满意度与忠诚度进行了系统研究；张竞予运用了因子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方法把握家庭旅馆博客营销关键因素,为家庭旅馆提供了具体的博客营销对策；龙肖毅通过问卷调查,对大理古城民居客栈的中外游客的基本特征与满意度的差异性做出对比研究；王雪芳采用实地考察、问卷调查、个别访谈等方法了解阳朔家庭旅馆业的发展概况,并着重分析了家庭旅馆住客的旅游特征,在此基础上对如何经营管理家庭旅馆提出一些见解。

4 结 论

(1)从研究内容来看,国外对家庭旅馆研究已趋于系统化,研究内容日益丰富,涉及家庭旅馆产业、家庭旅馆业主、家庭旅馆经营管理和家庭旅馆游客等多方面问题；在我国,家庭旅馆的研究经历了两个比较明显的阶段。

(2)从研究方法来看,国内外对家庭旅馆的研究分析过程均偏重定性研究方法的使用和探讨,同时注重定量与定性方法相结合。我国已开始注重家庭旅馆的定量分析,主观的、经验性的研究正逐渐减少。近年来出现了少量运用因子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等数理统计方法的研究论文。

(3)从研究角度来看,国内外学者主要从经济学、管理学和消费者行为学角度对家庭旅馆进行研究,尚未有人从其他角度进行讨论,比如人力资源学、服务学、营养学等。

(4)从研究结果来看,国内主要是通过对地域特色浓、具娱乐休闲功能的家庭旅馆的定性分析,以及对具体的家庭旅馆旅游者的实证分析,给其经营业主提供一些经营管理建议。研究结论不具备普遍指导意义。国外对家庭旅馆研究则较为广泛,注重研究结果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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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作业论文篇（9）

多代同堂的家庭结构可能对子女的劳动参与特别是女性的劳动参与产生积极影响。杜凤莲（2008）研究发现，父母和配偶父母的居住地对城市女性劳动参与率有显著影响，女性劳动供给行为对家庭结构的反应更敏感。石智雷、杨云彦（2009）研究发现，家庭依附对女性劳动供给有积极影响，但是城乡有差异，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决策对家庭的依附大于城市女性。沈可、章元等（2012）的研究结果也发现多代同堂的家庭结构提升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和工作时间，但没有显著改善男性的劳动参与。Wang（2009）认为通过雇佣保姆等方式，核心型小家庭的家务劳动压力也会转移出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核心型小家庭的妇女劳动参与率就未必比扩展型大家庭的小。程名望和潘烜（2012）的研究发现家庭类型影响农民在农村的非农就业倾向，表现为核心家庭从事非农就业的倾向最弱，缺损核心家庭从事非农产业的倾向性最强。上述研究要么只研究某一个群体，要么研究对象忽略了青年群体，所以有必要对青年群体的劳动参与进行补充性研究。家庭结构对子女的劳动供给也有可能没有显著影响或者是有消极影响。例如，Butle（r2000）对美国家庭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扩展型大家庭和核心型小家庭两类家庭的妇女劳动参与没有显著差异，家庭结构只会对妇女的工资收入产生影响，而不会对其劳动参与率产生系统影响。刘晓昀等利用Probit模型研究发现，家庭规模对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有显著负影响。洪秋妹、常向阳（2010）研究了同一家庭内部父母健康对成年子女劳动供给的影响，父母健康不良会导致子女劳动参与减少。也就是说，多代同堂也可能增加子女的家庭责任。丁守海（2012）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成年子女的劳动参与与父母的劳动参与产生替代效用，原因是彼此劳动参与的增长可以使家庭预算约束软化。综上所述，现有研究未考虑家庭结构对青年群体特别是农村青年（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的影响，也没有对比家庭结构对不同户籍和不同性别青年群体劳动参与的影响，所以有必要进行补充性研究。同时，要研究家庭结构对青年群体劳动参与率的影响，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与父母同住，一方面父母能够分担子女家务及帮助子女照顾小孩，但是子女也要承担照顾父母的责任，另一方面父母的劳动供给与子女的劳动供给可能产生替代效应，特别是青年群体中还有“二代”和“啃老族”这类人的存在。所以家庭结构对青年群体劳动参与率的净效果在理论上是无法确认的。因此，本文的实证研究可以填补相关的空白。第二，对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也就是青年群体的劳动参与同家庭结构之间是双向影响的，因此，本文的研究采用外生的工具变量克服家庭结构的内生性问题，以避免由内生性问题导致的计量结果偏误。

二、理论假设与研究方法

家庭结构对不同群体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这为进一步展开相关研究提供了发展空间。对青年群体来说，他们的父母绝大部分仍然是劳动年龄人口，那么这种与父母同住是否会通过父母提供家务和照料来增加子女的劳动参与存在疑问；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父母还处在劳动年龄范围内，子女面临较小的照顾父母的压力，则与父母同住的家庭结构又似乎不会降低他们的劳动参与。青年群体思想普遍较为现代、开放，不同于其他劳动年龄段群体。以青年群体为研究对象，是本文的一个探索。由于农村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的差异，农村青年劳动参与可能更加受到家庭结构的影响。结合以上分析和相关文献研究，我们提出两个待检验的理论假说：假说1：多代同堂的家庭结构有助于提高女性青年的劳动参与率，但不会显著提高男性青年的劳动参与率。假说2：多代同堂的家庭结构有助于提高农村青年和城市青年的劳动率，但农村青年更加显著受到家庭结构的影响。为了检验这两个假说，我们首先采用Pr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被解释变量是不同类别青年是否参与非农就业。核心变量是家庭结构，用是否与父母同住来表示。同时也加入影响劳动参与的年龄、教育程度和婚姻状态等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另外，与父母同住的这一核心变量可能存在着内生性问题，基于以往文献，我们选取该青年是否排行最小为工具变量进行分析。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一）数据来源本文采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在全国28个省市的城市和农村进行的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该调查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在被选中的居民户中随机选取一人作为被访者，问卷内容覆盖了被调查者个人和家庭基本情况。由于本文研究对象是青年群体，我们只选取年龄范围在18岁到30岁之间的样本，也就是在1978年及以后出生的成年人。基于本文研究目的，进一步对样本做如下处理：（1）剔除正在上学、残疾等不属于潜在劳动力的样本。（2）考虑到青年群体就业特征，对就业状态做了重新划分，将务农归为未参与就业，这对城市样本不产生影响，农村样本中主要是考虑失业的隐蔽性和青年群体很大部分不愿参与农业劳动的事实。（3）删除关键变量存在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样本1087个，其中女性样本571个，男性样本516个。农村户口样本453个，城市户口样本634个。

（二）变量定义1.劳动参与。根据CGSS调查内容，将目前从事非农工作视为劳动参与，包括非全日制工作和临时性工作。2.家庭结构。参照沈可等（2012）对家庭结构的度量，这里对家庭结构采用三种衡量方式：一是成年子女与父亲、母亲或双亲同住，赋值为1；没有与父亲或母亲同住则赋值为0。二是由于母亲往往帮助子女承担部分家庭责任，进而有可能促使子女积极参与劳动，因而如果与母亲同住，则赋值为1；没有同住则赋值为0。另外，对部分青年来说，与岳父母同住也可能增加他们劳动就业概率，岳父母年龄信息可以近似用被访者父母平均年龄代替。因而第三种度量方式是如果与父辈同住，则赋值为1，否则为0。3.其他控制变量。除了家庭结构外，其他的一些因素同样影响被访者劳动参与（Oishi，2006等）。这里将变量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被访者个体特征，包括年龄、教育年限、是否拥有城市户口；第二类是被访者婚姻方面信息，包括婚姻状态、子女数目和配偶是否正处于非农就业状态。第三类是加入父母的平均年龄选项，以侧面反映被访者照料负担。另外，考虑到家庭结构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我们也使用是否排行最小作为工具变量。变量的统计描述如表1所示（括号中为标准差）。

四、实证分析

（一）多代同堂家庭结构对女性和男性青年劳动参与的影响表2分别用Probit模型和IV-Probit模型首先报告了家庭结构变量对女性青年从事工作概率的估计结果。右列中以排行是否最小为解释变量，以既定内生变量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对女性青年来说，虽然排行最小有助于与父母住在一起，但是这种作用效果是不显著的。出现这种情况原因的可能是受到“女大当嫁”思想的影响。从IV-Probit回归结果可以看出，Wald外生性测验并不显著，说明作为衡量家庭结构的三个关键变量不能拒绝其外生性，意味着常规的Probit模型回归可能更加适合。但为了对比，本文保留了IV-Probit回归结果。无论Probit模型还是IVProbit模型均显示，家庭结构因素对女性青年劳动参与决策具有显著的影响。然而与本文的假说1和沈可等（2012）分析35周岁以上女性劳动参与率受家庭结构的影响得出的结论相反，本文发现对处于青年这个特定年龄段的女性来说，与母亲同住或者与父亲同住不仅不能提高他们的劳动参与，反而对他们的就业产生阻碍作用：与父母亲同住使女性青年的就业率显著降低了50%以上。笔者认为，出现这一状况的原因恰恰是由于青年这一人生阶段的特殊性造成的。处于18到30岁年龄段的青年，虽然已经完成学业，不再全日制上学，但如果一味身处父母关怀这样的大家庭下，就没有出外参与劳动的动力和紧迫感。而且这一年龄段由于面临着结婚生子的人生大事，他们与父母的联系本身就会非常密切。再者“，啃老族”现象是一个不可被忽视的原因。据有关调查，在我国有65%以上的家庭存在“啃老”现象。这一解释同样适用于下文将要分析的男性青年劳动参与以及分户籍人口的青年劳动参与。观察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年龄越长的青年女性其就业率就越高；第二，教育年限越长的青年女性其就业率就越高；第三，已婚和子女数目增加都显著降低了青年女性劳动参与率，这反映了家庭生产内部分工。该结论与张川川（2011）利用CHNS样本得出的结论相一致。第四，青年女性是否参与就业与丈夫是否参与就业存在正的关联性，这体现了某种价值认同。下面利用男性样本进行类似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右列中同样以排行是否最小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结果Wald检验发现三个关键变量内生性并不显著，因而应该重点参考左边Probit模型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同样与假说1和沈可等（2012）分析35周岁以上男性群体受家庭结构影响其劳动参与得出的结论相反，与父母同住对青年男性的劳动参与显著产生了阻碍作用，并且这种作用效果要远高于青年女性群体，与父母同住使得劳动参与率概率降低70%，侧面反映了参与劳动的男性青年基本都是离开父母而在外闯荡的事实。表3中为节省篇幅只列出了对劳动参与有显著影响的三个变量，分别是教育年限、城市户口和配偶是否正在就业。其中，有城市户口的男性更会参与第二和第三产业劳动。

（二）多代同堂家庭结构对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青年劳动参与的影响我们讨论了多代同堂家庭结构对女性和男性青年群体就业决策的影响，但是仅仅以性别进行划分不足以反映青年群体劳动参与率特征分析的全貌。为此，我们以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差异再次将青年群体进行一个划分并进行分析。这样做有其合理性，因为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异，城市和农村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方面存在差异，那么家庭结构对青年的劳动参与影响程度可能存在差异。从表4的回归结果可以明显看出，多代同堂家庭结构对农村青年和城市青年就业参与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虽然与母亲等父辈同住都降低了他们的就业概率，但农村青年更易受到家庭结构的影响，这一发现只是部分验证了假说2。对整个青年群体来说，多代同堂家庭结构只会降低他们非农就业概率。仔细思考不难发现，如今农村青年具有相对老一辈农民更高的文化程度，参与非农工作就是可以预料的趋势。换句话似乎可以说，在农村很多所谓多代同堂的家庭结构只是形式上而不是实质的存在。真正的多代同堂家庭结构只会把农村青年束缚在土地上。在当前总体农业科技化程度还不高的情况下，农业生产仍然需要相当的劳动投入，这对非多代同堂家庭而言有机会参与非农劳动似乎是更好的选择。观察农村和城市样本中其他因素对劳动参与的影响可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农村青年的就业非常显著的受到是否结婚的影响，结婚降低了他们的就业概率，城市青年则不然；而城市青年就业显著地受到年龄的影响，年龄增加就业概率增加，而年龄对农村青年的就业概率影响不显著。原因不难理解，由于绝大部分农村户口青年没有能力在城市安家，同时结婚后往往意味着生子，使得他们不得不至少暂时放弃非农工作。成年的农村青年没有上学往往不会赋闲在家，同时他们从事的低技能的工作岗位对资历没有太多要求。

家庭作业论文篇（10）

人们的两大支撑点就是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基点就是家庭，工作的主要动力也是家庭。绩效激励额主要目的就是将员工的组织承诺和忠诚度进行强调，但是企业对于员工的家庭责任和制度安排不够重视，员工的家庭责任问题不够重视，中国的企业员工受到很大的工作压力、工作和家庭的冲突，这就需要对于员工的工作―家庭需要进行平衡，从而塑造出良好的劳动关系。

一、工作―家庭平衡问题与企业制度的讨论

企业对于工作―家庭平衡问题与企业制度并没有给予重视，员工对于工作―家庭平衡缺乏一定的权力感，他们没有认为工作―家庭平衡是自己的问题，缺乏共享信念，那么相关的制度设计就会缺乏思想认证。

通过相关的调查，利用弹性工作制度只是将工作―家庭之间的冲突进行减弱。弹性工作制度是家庭的需要，从而对于工作来说也比较方便。利用弹性工作制可以将员工的满意度直接进行提高，将工作压力近些年构建地，避免产生离职意向。但是员工的旷工率并不能由此得到降低，利用弹性工作制，可以将中间变量家庭给予间接的影响，政府应该为人民的家庭照顾提供更多的福利，承担更多的公共制度。

利用经理支持也无法将二者的冲突进行减轻，经理支持和工作―家庭冲突具有密切的关系，经理支持可以将工作满意度进行提高，从而将离职意向进行减弱，但是工作压力和矿工率缺乏得到减轻。我国的经理支持是不一致的，也是不够稳定的，属于一种有效的非正式制度，可以将工作压力直接增强，并且利用两类冲突，将工作满意度进行提高。

二、政策建议

（一）我国需要设计出良好的家庭福利供给制度

政府需要加大力度宣传工作―家庭平衡观念。将企业家庭伦理的理论问题进行解决。将企业家庭伦理的边界进行明确，使其不断发展，成为管理实践的成熟理论，增强员工的应得权力感。如果对于应得权力感遭到违背，那么就会改变诱发行为。培养重视家庭责任的社会价值观，使社会政策变得的有效性得到保证。员工个体应该将家庭责任当成工作的负担，多久自身工作满意度造成影响，家庭责任应该比工作责任要高。政府需要不断引导员工对于家庭责任给予重视，对于宏观文化结构造成影响。社会规则和价值观的演进是比较缓慢的，要树立更好的生活的理念，生活并不是为了工作。

政府需要为全社会提供家庭照顾的福利制度，主要由政府对于福利供给进行承担。企业需要对于家庭责任的复杂程度进行减轻，从而对于工作―家庭冲突进行预测，将员工家庭负担进行减轻，使工作的满意度得到提高，将组织绩效得到有效的提高，使工作压力得到有效地减轻，使员工自身的生活满意度得到提高。以此家庭照顾福利作为一项社会政策是非常有效的。政府扮演的是监督者的身份，对于休假制度和岗位安排进行明确的规定，并且提供具体的法律补救路径。

（二）企业以家庭伦理责任制度工作核心

企业需要充分利用企业家庭伦理理论，使其作为管理哲学对企业的工作―家庭平衡管理形成指导，和其他的理论和管理哲学具有一定的区别，实现工作―家庭平衡制度，需要改造组织的挂历哲学，从而对于企业的愿景进行重新界定，在企业发展战略当中融入家庭理论责任，企业需要建立良好的企业问题，使员工照顾家庭可以具备支持性的环境。管理者需要以员工家庭人伦为基础，将内部员工之间的社会关系进行优化，从而培养出和谐的人际关系，这样才会获得员工的有组织绩效。

（三）培育工作―家庭平衡的合法性

工作―家庭平衡制度需要成立合法性的机制，这样其他的组织才可以利用这项制度对于企业的行为观念进行规范，利用组织，将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并且获得承认。使组织之间可以实现资源交往。反之就会引起社会的公愤，对于今后的发展造成一定的阻碍。利用效率机制，可以对于资源进行有效的分配，对其合法性给予保证。合法性压力和效率是存在一定矛盾的，那么就无法实施平等制度，使其成为象征性的内容，组织内部就会利用非正式的规范，对于员工的工作―家庭平衡给予约束，因此需要利用组织和组织之前形成的依赖性，从而将工作―家庭平衡制度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

结束语

对于工作―家庭平衡理论的概念进行归纳，但是没有界定这个理论的边界，需要加大力度进行研究，并且在研究框架当中加入家庭生活满意度和企业绩效等各种各样的变量，其基础就是报告的实际数据，在研究的过程中也要考虑实际发生的离职率、矿工率以及生产率等各个方面的数据。使工作―家庭平衡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促进我国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刘永强，赵曙明.工作-家庭无边界情境下企业管理制度效率的概念框架[J].当代财经，2016，11：69-78.

家庭作业论文篇（11）

一、家庭作业及其意义

“作业”一词细究起来,源于《论语》中“学而时习之”的“习”,本意为对所学知识温习、巩固。本文中所提的“家庭作业”,是指教师设计的、学生回家完成的一种学习任务。它是课堂教学的补充与延续,是课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教学工作不可缺少的一个基本环节,对于巩固课堂教学、提高学生学习成绩起着重要的作用。

我国的研究表明(国家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课程调查专家小组,1997)[1],我国小学六年级学生平均每天家庭作业时间1小时、2―3小时、4―5小时、5小时以上的分别为16%、47%、28%、9%,初中三年级的相应百分率分别为5%、36%、45%、14%。我们可以从以上数据得出这样的结论:家庭作业在学习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家庭作业的地位不可忽视。

二、英语家庭作业的重要性

在联合国,英语是通用语言之一,而且使用得最多。如果说当今生活在这个“地球村”大家庭的人们有什么共同语言的话,那就是“英语”。英语是进行国际交往的重要工具,在中国英语不仅是第二语言,而且是中学教育的基础课程。英语作为中国学生的第二语言,作用越来越重要,甚至超过母语,现在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学习英语,一直到大学毕业,英语贯穿于整个学习阶段。

素质教育的理念已提出多年,新的英语课程标准也已深入人心,广大英语教师都在积极探索、尝试新的教学理念,但是作为教学环节之一的家庭作业却往往被广大教师所忽视。传统的英语家庭作业多是课本例题、课后习题及相应的试卷,强调死记硬背和机械训练,是教师强加给学生的沉重负担,失去了应有的教育意义。

国外关于家庭作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2]:关于家庭作业的作用;关于家庭作业的目的;关于家庭作业类型问题;关于家庭作业的量;关于家长在家庭作业中的作用。

三、布置英语家庭作业的相关教育建议

只有在有效的教学理论指导下,将听、说、读、写等基本技能有层次地融入到英语家庭作业中,才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教师要通过形式多样的家庭作业,让学生感觉到学有所用并且学以致用,让学生轻松作业并乐在其中。

1.加强交流,合作完成家庭作业。

教师一直强调学生应该独立完成作业,尤其是家庭作业,以培养学生的独立意识。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如果学生独立完成家庭作业,就会失去很多与人交流的机会,缺乏与他人合作的经历,不利于学生的情感表达和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的提高。

家庭作业应该围绕教材,使课内外学习相互沟通;作业形式要丰富多样,一方面注意新旧知识的联系,另一方面加强学生的听说能力;作业范围不再拘泥于课本:留给学生创造发挥的空间,从而启发学生的思维,开发学生的智力,全面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

2.树立家庭作业意识,认识家庭作业价值。

英语作为一门外语具有自身的独特性,表现在书面文字的拼写和实际读音的距离,书面语和口语的脱节,系统的语法规则比较简单而习惯用法十分复杂。同样英语家庭作业也有其独特之处,首先老师应该意识到家庭作业的重要性,家长应该意识到自己在督促、指导、帮助学生完成家庭作业中的作用,肩负起督促、指导学生完成家庭作业的责任。研究表明,如果家长主动督促学生完成家庭作业,那么家庭作业就会对学生的学习产生更积极的影响[3]。

3.英语家庭作业应形式多样。

同一个班级的学生学习成绩有高有低,接受能力也有所不同,教师应考虑这种个别差异灵活地布置家庭作业。相关研究文献综述表明(Dunnetal,1987)[4],在50%以上的情况下,教师布置给一个班级学生的家庭作业都是相同的,似乎学生的学习能力一样,学习进度一样,很少考虑不同学生在学习能力、学习兴趣、学习风格等方面的差异。研究同时表明(Cooper,1989)[5],必做和选做相结合的灵活性家庭作业最有益于学生的学习。根据以上原理,我们主张教师在布置家庭作业时,坚持必做和选做相结合。必做的如英语单词和课文的预习及抄写,选做的如适合学生水平的家庭作业:学习困难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多做一些基本知识的作业;这样学习优秀的学生可以选择一些能提高自己水平的作业。学习优秀生或学习困难生都能因完成适合自己水平的家庭作业而体验到成功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从而进一步强化内在学习动机。

总之,合理布置英语家庭作业对学生学习成绩的提高有一定的帮助,重点在于合理的英语家庭作业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机。

参考文献:

[1]施良方,崔允郭.教学理论:课堂教学的原理、策略与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2]邹强.国外家庭作业研究及其启示[J].教学与管理,2007.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