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中的劳动教育大全11篇

家庭中的劳动教育篇（1）

2006年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贵州省转移劳动力的文化素质远高于农村劳动力的平均水平，以具有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为主，分别占转移人数的29.7%和53.7%，高中及以上占16.6%[1]。李崇慧[2]等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比例与文化程度呈正比，学历越高，转移的比例越大；目前贵州省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高于未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季勤等[3]通过对贵州省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具备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外流劳动力增长到 65.9%。这说明目前留守在农村的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

针对贵州省农村居民外出工资性收入本文由收集整理正逐步成为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而目前留守在农村的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的这一现象，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收入对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的影响是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笔者试图通过分析贵州省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收入对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的影响，探寻利用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改善家庭人力资本的途径，以促进贵州省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贵州省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收入与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

贵州省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收入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下页表1显示，2000年贵州省人均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收入为117.51元/人，逐年都在增加，2009年达424.2元/人。同时，农村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也在逐年提高，其中初中文化受教育程度2000年为34.01%，到2009年增长为42.6%。高中文化受教育文化程度由2000年的3.28%增长为2009年的6%，而中专和大专及大专以上受教育文化程度分别由2000年的1.36%和0.21%，上升为2009年的1.8%和0.8%。这说明从2000—2009年，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收入增加的同时，家庭劳动力的受教育文化状况也在提高。

但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得对家庭劳动力初中、高中、中专和大专及大专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是不同的。将以人均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收入为自变量，记为x，以各受教育程度为因变量，记为y，运用一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分析之间的影响程度。

二、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家庭劳动力文化程度的影响

三、结论与分析

将以上方程（1）、（2）、（3）、（4）画图进行分析，其中y1、y2、y3和y4分别表示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初中、高中、中专和大专及大专以上受教育程度，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当地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现金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初中、高中、中专、 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即随着劳动力外出收入的增加，农村家庭劳动力的文化水平也随之提高。

2.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现金收入对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促进作用大小依次为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及大专以上。考虑到中国九年义务教育政策提高初中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因素，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现金收入对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高中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最大。劳动力转移所得收入可以促进更多的家庭劳动力获得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村家庭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提高了贵州农业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农村劳动力素质。

3.根据图1所示，可以预测随着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现金收入的不断增加，当其达到1 400元/人时，其对大专及大专以上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将大于对中专受教育水平的影响。由于农村居民外出工资性收入正逐步成为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那么可以预测劳动力转移所得收入对农村人力资本的影响将越来越大。

四、政策建议

家庭中的劳动教育篇（2）

 

落实素质教育从本质上讲就是要坚持教育政策的整体性，坚持教育内容的全面性和坚持教育途径的多样性。教育的整体性是指面向全体学生；教育内容的全面性是指促使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主动、和谐地发展；教育途径的多样性是指教育不能单靠课堂书本教学，还要让学生到实践中去。针对教育途径的多样性，江泽民同志曾深刻指出：“如果只是让学生关起门来读书，不接触社会实践是不利于他们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的”。 

基于上述认识，我校的教育教学目标，不仅仅是让学生掌握必需的文化基础知识、科学文化素养，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掌握比较熟练的职业技能，具有继续学习的能力和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立业创业能力。而要达到这一系列的目标就必然需要加强学生的社会实践教育。但是，纵观职校现状：在当今社会生活急剧变化的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尤其是职校学生，他们聪明活泼，见多识广，但对社会缺乏本质的认识和真实的了解，缺乏坚忍不拔的意志和顽强进取的毅力；他们不愁吃穿，生活优裕，但缺乏艰苦奋斗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独立能力差。这些个性行为上的缺失导致了社会实践教育难以顺利开展。究其个性行为发展至此的原因，有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有学校本身存在的教育缺陷……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家庭教育的失败，家庭教育是社会实践教育的根源，家庭教育走进误区，将直接影响社会实践教育的质量。 

所谓社会实践是以“学会生存、学会学习”为目标，以学习者的兴趣与关心等内部动机为基轴，在课题学习中不受学科分科的束缚，通过实地调查、亲身体验、信息技术应用等过程，综合地运用各个学科的知识和技能开展活动。 

按照传统观念，家庭教育是在家庭生活中，由家长(其中首先是父母)对其子女实施的教育。而按照现代观念，家庭教育既包括：一、生活中家庭成员(包括父母和子女等)之间相互的影响和教育；二、专门从事家庭教育的教师对子女的教育。 

家庭教育是社会实践教育实效的有力保障。社会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到同一工厂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从整体情况来看，农村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能力水平明显高于城市学生。这根源就在于农村、城市两种家庭教育的方式、方法不同。城市的孩子，生活条件好，衣食无忧。家长以“包办代替”包揽孩子衣、食、住、行，怕孩子脏着、累着而不让他们沾家务劳动的边，所有的一切，家里人都会为他安排好，只希望孩子能读好书，但往往小皇帝、小公主们沉迷玩乐，不争气，习惯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而农村的孩子，家长从小就开始培养、教导他为家庭分担家务，“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很多事情都是靠自己努力解决，因此他们的独立能力和实践能力得到不断提高，这就保障了农村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实效性。 

家庭教育是社会实践教育的基础。众所周知，西方国家的青少年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能吃苦耐劳，遇事镇定沉着，能与周围人们和谐相处，有作为社会成员而独立存在的信心和勇气，有克服困难的毅力。与此相反，中国的青少年乃至大学生，虽然学业上不亚于西方，但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却表现出独立生活能力差，缺乏自立意识，依赖性强，做事被动，胆怯等等。究其原因，在于家庭教育观念的不同。西方国家家庭教育的着眼点在于引导孩子打扎坚实基础，培养孩子成为具有适应各种环境和独立生存能力的社会人。基于这种观念，西方国家的很多家庭都十分重视孩子从小的自身锻炼。他们普遍认为，孩子的成长必须靠自身的力量，因此，要从小就形成自立的意识和独立生活的能力。锻炼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诸如劳动锻炼、坚强意志的锻炼、忍耐力和吃苦精神的锻炼等等。但最重要的是适应各种艰苦环境和劳动能力的锻炼。通过参加劳动，让孩子从小就形成独立的劳动意识、劳动技能和爱劳动的习惯；学会在劳动和艰苦的环境中去克服困难，磨炼意志，发展各自的才能和特长，增长才智，并形成刻苦、节俭等品质。就是在这种潜移默化的过程中，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促其成为具有独立生存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公民，为今后走向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家庭教育

观有很大不同。中国的家庭教育往往着眼于孩子将来有出息、有个好职业、一生能在顺境中度过。基于这种期盼，多数家长认为，父母对孩子的责任就是让他们生活得好，除了学习，什么都不让孩子干，能给他们多少幸福就给他们多少幸福。一句话，若能给孩子创造最优越的生活条件，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至于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对未来社会的适应能力则很少考虑，有的甚至不考虑。 

家庭教育是社会实践教育创优的前提。事实证明，日本的孩子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屡创佳绩，而中国的孩子却表现出独立生存能力差，面对困难无所适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两种不同的家庭教育。日本孩子自我管理出色，拉练中集体动手准备野餐，有的孩子带病坚持拉练，个个都能吃苦耐劳，意志坚强。这并非一日之功，而是平时吃苦锻炼的结果，也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密切配合的结果。欧美等国的儿童、少年，从小就从事送报、打工等劳动，这本身就是一种吃苦精神的磨炼。在寒冷的冬天，当中国的同龄孩子可能还在热被窝里熟睡时，他们早已起来挨家挨户去送报了。这对娇惯子女的中国家长是难以接受的，甚至可能有人认为这是“残忍”的。这些都充分证明了家庭教育是社会实践教育的前提，家庭教育做得好，社会实践教育必然屡创佳绩。 

基于上述情况，家庭和学校应如何做好家庭教育和社会实践教育工作，使两者能和谐发展呢? 

一、家庭教育 

 

(一)家长要重视对孩子的劳动教育 

劳动是中华民族的美德，现代中国人的劳动意识淡漠，劳动能力、自理能力差。生活中有许多本该由孩子自己承担的责任，被家长包办代替了，使得孩子在这个年龄阶段应当具备的劳动能力减弱或丧失。这是因为我们的家长没有意识到劳动是孩子应尽的义务，家庭是由家庭成员组成的，每个家庭成员在享有家庭权利的同时，也应承担家庭责任，孩子即使年幼或者未成年，他也是家庭成员，他也应该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儿，因为这是他应尽的义务之一。从另一角度来说，劳动是儿童生活的基本权利，因为孩子在劳动中学到知识，获得乐趣，因此，父母不要剥夺孩子参加劳动的权利。劳动教育是家庭教育的重要部分，对孩子今后的成长大有好处。 

 

(二)注重与孩子的思想、情感交流，鼓励孩子参加实践 

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者，家庭是学生生活、学习的主要场所，经济上的联系，生活上的依赖，使孩子和家长形成了极为密切的关系，极易接受家庭的教育和影响。家长鼓励孩子参加社会实践，对孩子进行思想上的动员和引导，使学生产生积极的参与态度，这是孩子参加社会实践取得良好效果的关键点。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是父母与孩子互动的过程。孩子在参加社会实践之后，父母一定要倾听孩子的感受，与孩子进行思想、情感的交流，帮助孩子总结和提高。父母对孩子进行教育，一定要注意与孩子建立良性的积极的双向沟通关系，这样才能有利于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使教育活动能在父母、子女之间顺利进行。 

 

二、学校教育 

 

(一)学校教育要创造更多的实践机会 

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学校起主导作用，实践活动在学校教育中不是没有得到开展，而是存在形式单一、内容不广、影响不深的缺陷。这源于社会支持不够、学校改革力度不够、家庭渴求愿望不够。因此学校在办学思想上应重视社会实践，在活动组织上做到求实创新，做到排除万难，坚定信心，开拓新颖、简单可行的实践方式，才能争取到社会、家庭更多的信任，把培养学生的任务扎扎实实落到实处。 

 

(二)充分发挥学校在指导家庭教育中的作用 

家庭中的劳动教育篇（3）

 

落实素质教育从本质上讲就是要坚持教育政策的整体性，坚持教育内容的全面性和坚持教育途径的多样性。教育的整体性是指面向全体学生；教育内容的全面性是指促使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主动、和谐地发展；教育途径的多样性是指教育不能单靠课堂书本教学，还要让学生到实践中去。针对教育途径的多样性，江泽民同志曾深刻指出：“如果只是让学生关起门来读书，不接触社会实践是不利于他们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的”。 

基于上述认识，我校的教育教学目标，不仅仅是让学生掌握必需的文化基础知识、科学文化素养，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掌握比较熟练的职业技能，具有继续学习的能力和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立业创业能力。而要达到这一系列的目标就必然需要加强学生的社会实践教育。但是，纵观职校现状：在当今社会生活急剧变化的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尤其是职校学生，他们聪明活泼，见多识广，但对社会缺乏本质的认识和真实的了解，缺乏坚忍不拔的意志和顽强进取的毅力；他们不愁吃穿，生活优裕，但缺乏艰苦奋斗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独立能力差。这些个性行为上的缺失导致了社会实践教育难以顺利开展。究其个性行为发展至此的原因，有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有学校本身存在的教育缺陷……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家庭教育的失败，家庭教育是社会实践教育的根源，家庭教育走进误区，将直接影响社会实践教育的质量。 

所谓社会实践是以“学会生存、学会学习”为目标，以学习者的兴趣与关心等内部动机为基轴，在课题学习中不受学科分科的束缚，通过实地调查、亲身体验、信息技术应用等过程，综合地运用各个学科的知识和技能开展活动。 

按照传统观念，家庭教育是在家庭生活中，由家长(其中首先是父母)对其子女实施的教育。而按照现代观念，家庭教育既包括：一、生活中家庭成员(包括父母和子女等)之间相互的影响和教育；二、专门从事家庭教育的教师对子女的教育。 

家庭教育是社会实践教育实效的有力保障。社会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到同一工厂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从整体情况来看，农村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能力水平明显高于城市学生。这根源就在于农村、城市两种家庭教育的方式、方法不同。城市的孩子，生活条件好，衣食无忧。家长以“包办代替”包揽孩子衣、食、住、行，怕孩子脏着、累着而不让他们沾家务劳动的边，所有的一切，家里人都会为他安排好，只希望孩子能读好书，但往往小皇帝、小公主们沉迷玩乐，不争气，习惯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而农村的孩子，家长从小就开始培养、教导他为家庭分担家务，“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很多事情都是靠自己努力解决，因此他们的独立能力和实践能力得到不断提高，这就保障了农村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实效性。 

家庭教育是社会实践教育的基础。众所周知，西方国家的青少年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能吃苦耐劳，遇事镇定沉着，能与周围人们和谐相处，有作为社会成员而独立存在的信心和勇气，有克服困难的毅力。与此相反，中国的青少年乃至大学生，虽然学业上不亚于西方，但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却表现出独立生活能力差，缺乏自立意识，依赖性强，做事被动，胆怯等等。究其原因，在于家庭教育观念的不同。西方国家家庭教育的着眼点在于引导孩子打扎坚实基础，培养孩子成为具有适应各种环境和独立生存能力的社会人。基于这种观念，西方国家的很多家庭都十分重视孩子从小的自身锻炼。他们普遍认为，孩子的成长必须靠自身的力量，因此，要从小就形成自立的意识和独立生活的能力。锻炼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诸如劳动锻炼、坚强意志的锻炼、忍耐力和吃苦精神的锻炼等等。但最重要的是适应各种艰苦环境和劳动能力的锻炼。通过参加劳动，让孩子从小就形成独立的劳动意识、劳动技能和爱劳动的习惯；学会在劳动和艰苦的环境中去克服困难，磨炼意志，发展各自的才能和特长，增长才智，并形成刻苦、节俭等品质。就是在这种潜移默化的过程中，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促其成为具有独立生存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公民，为今后走向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家庭教育

[1] [2] [3] 

观有很大不同。中国的家庭教育往往着眼于孩子将来有出息、有个好职业、一生能在顺境中度过。基于这种期盼，多数家长认为，父母对孩子的责任就是让他们生活得好，除了学习，什么都不让孩子干，能给他们多少幸福就给他们多少幸福。一句话，若能给孩子创造最优越的生活条件，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至于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对未来社会的适应能力则很少考虑，有的甚至不考虑。 

家庭教育是社会实践教育创优的前提。事实证明，日本的孩子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屡创佳绩，而中国的孩子却表现出独立生存能力差，面对困难无所适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两种不同的家庭教育。日本孩子自我管理出色，拉练中集体动手准备野餐，有的孩子带病坚持拉练，个个都能吃苦耐劳，意志坚强。这并非一日之功，而是平时吃苦锻炼的结果，也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密切配合的结果。欧美等国的儿童、少年，从小就从事送报、打工等劳动，这本身就是一种吃苦精神的磨炼。在寒冷的冬天，当中国的同龄孩子可能还在热被窝里熟睡时，他们早已起来挨家挨户去送报了。这对娇惯子女的中国家长是难以接受的，甚至可能有人认为这是“残忍”的。这些都充分证明了家庭教育是社会实践教育的前提，家庭教育做得好，社会实践教育必然屡创佳绩。 

基于上述情况，家庭和学校应如何做好家庭教育和社会实践教育工作，使两者能和谐发展呢? 

一、家庭教育 

 

(一)家长要重视对孩子的劳动教育 

劳动是中华民族的美德，现代中国人的劳动意识淡漠，劳动能力、自理能力差。生活中有许多本该由孩子自己承担的责任，被家长包办代替了，使得孩子在这个年龄阶段应当具备的劳动能力减弱或丧失。这是因为我们的家长没有意识到劳动是孩子应尽的义务，家庭是由家庭成员组成的，每个家庭成员在享有家庭权利的同时，也应承担家庭责任，孩子即使年幼或者未成年，他也是家庭成员，他也应该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儿，因为这是他应尽的义务之一。从另一角度来说，劳动是儿童生活的基本权利，因为孩子在劳动中学到知识，获得乐趣，因此，父母不要剥夺孩子参加劳动的权利。劳动教育是家庭教育的重要部分，对孩子今后的成长大有好处。 

 

(二)注重与孩子的思想、情感交流，鼓励孩子参加实践 

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者，家庭是学生生活、学习的主要场所，经济上的联系，生活上的依赖，使孩子和家长形成了极为密切的关系，极易接受家庭的教育和影响。家长鼓励孩子参加社会实践，对孩子进行思想上的动员和引导，使学生产生积极的参与态度，这是孩子参加社会实践取得良好效果的关键点。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是父母与孩子互动的过程。孩子在参加社会实践之后，父母一定要倾听孩子的感受，与孩子进行思想、情感的交流，帮助孩子总结和提高。父母对孩子进行教育，一定要注意与孩子建立良性的积极的双向沟通关系，这样才能有利于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使教育活动能在父母、子女之间顺利进行。 

 

二、学校教育 

 

(一)学校教育要创造更多的实践机会 

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学校起主导作用，实践活动在学校教育中不是没有得到开展，而是存在形式单一、内容不广、影响不深的缺陷。这源于社会支持不够、学校改革力度不够、家庭渴求愿望不够。因此学校在办学思想上应重视社会实践，在活动组织上做到求实创新，做到排除万难，坚定信心，开拓新颖、简单可行的实践方式，才能争取到社会、家庭更多的信任，把培养学生的任务扎扎实实落到实处。 

 

(二)充分发挥学校在指导家庭教育中的作用 

教育专家指出，学校指导家庭教育能弥补以往教育中存在的空白，它针对家庭教育出现的问题提出了要加大宣传家庭教育的重要性的力度和大力推广现代家庭教育的新观念、新方法。绝大多数家庭的家长之所以不能教育好孩子，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家庭环境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和应该采取怎样的方法教育孩子，因此，我们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采取多种形式宣传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和加大现代家庭教育的新观念、新方法的宣传力度，从而改变家长的教育观念，提高家长家庭教育的意识，引导家长做好家庭教育工作，从根本上改变家庭教育问题。 

家庭中的劳动教育篇（4）

二、外部性、劳动力流动与教育溢出效应

从教育的性质来看,教育被普遍作为一种介于“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之间的“准公共产品”,或者说教育既具有一定的“内部性”,又具有一定的“外部性”。从“内部性”的角度看,通过投资与接受教育完成其劳动力尤其是智力的再生产,从而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取得一定的经济收益。同时,教育又具有很强的“公共性”,教育本身就具有正外部性,除了提高社会生产率外,教育的外部性还表现为教育可以增加税收,提高社会内聚力,保持和发扬民主自由,降低犯罪率,改善社会治安状况,促进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等等。概括起来讲,教育的外部性表现为人力资本的外溢现象,这种外溢进而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这决定了教育投资可以作为国家的财富和公共需要的资源,因而教育的私人投资就具有对社会的溢出效应。不但教育的外部性使家庭的教育投入产生对社会的溢出效应,同时,劳动力的地区和城乡流动又产生新的教育溢出,即随着人口的流动,教育的社会收益流入其他地方,使其他地方获益。我国教育体制是一个区域二元分割的结构,与户籍制度相适应,我国在教育上实行“属人原则”,即本地区的公共教育资源只对本地区的居民开放,排斥非本地居民,而在国民经济核算上则采取“属地原则”。教育所传授的知识和技能是与劳动者联系在一起的,当户籍制度把剩余劳动力限制在本地区时,教育的外部收益范围有一定局限,区域外溢性不明显。随着对流动人口控制的放松,除了通过升学和高层次人才的流动外,剩余劳动力的城乡和地区流动更值得关注。从劳动力流动的特征来看,首先是由农村向城市流动,城镇是劳动力流动的主要目的地。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在9300万流动劳动年龄人口中,流向城镇的人口为6700万人,流向农村的为2600万人。2005年全国的流动人口为14735万人,其中有50•1%是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其次,是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东部沿海地区以其在劳动力成本上的比较优势(吸引外国投资)参与国际分工,发展制造业,特别是出口加工业,并吸引区域内外的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向东部汇集,形成劳动力流动的“拉力”。2005年,跨省流动人口为4779万人,在所有流向东部地区的迁移者中,东部地区各省之间的流动占17•9%,来自中西部地区的迁移者占82•1%,劳动年龄人口跨地区流动方向主要是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人力资本理论强调经济增长不仅与劳动力的数量存在密切关联,而且与劳动力的质量密切相关,因此“劳动”实际上是一个数量与质量相统一的概念,而非单一的数量概念。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以及其后的经济学家,无不肯定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作用。我国人口的流动规模逐年增加,接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大批进入城市或由中西部进入东部发达地区打工,这些“廉价”而具有一定技能的劳动力为流入地经济的发展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劳动力的地区与城乡流动,在资源得到有效配置的背后也是弱势地区教育产生溢出效应的过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06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的进城务工人员达到1•2亿,到2020年,预计将有3亿左右农村富余劳动力到城镇寻求非农业就业的机会。在过去20年中,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为16%左右。再从区域流动看,如果以全部人力资本的存量作为创造财富的来源,在主要外来劳动力输入省份的GDP中,由外来人力资本创造的比例在20%以上,其中,上海和广东的比例达到了39•84%和27•52%。大量流动的劳动力在为当地创造出社会财富的同时,也提供了庞大的税收,从而为社会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财力资源。这时的教育已经突破了地方公共产品的范围,成为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劳动力的流入地区享受着输入地教育提供的社会收益,却并不需要为之提供资金等支持,这样的制度显然有悖于公共产品的提供原则。

三、溢出效应下的教育投资决策与教育贫困

教育发展主要取决于家庭和社会对教育持续不断的投入。一般认为,家庭的教育决策是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理性选择过程,而选择的依据是对教育的投资回报率或未来受教育所获得经济机会的预期,以及教育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这就决定了教育具有更显著的内生化特征,是社会经济内生的产物。从居民的微观层面看,教育之所以会成为多数居民的头号家庭开支,不仅是出于社会人本身的权利需求,其中更隐含了家长的心理预期:知识是可以改变子女命运的,即人们希望不断累加的教育投入能在若干年后给子女带来一个较为优越的工作和生活,对贫困家庭来说,这也可能是改变家庭社会地位的唯一路径。我国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实行成本收费政策,特别是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弱势地区,居民分担相对较多的教育成本,而这又直接影响到了家庭的教育支出。在这样的融资结构下,农村家庭与城市家庭相比,弱势家庭与其他家庭相比,在教育投资上更容易受信贷约束,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贫困家庭的子女在接受教育甚至是高等教育后面临就业困难或回报甚低,这使贫困家庭面临着更大的困境,在高负担的背后是弱势家庭承担了巨大的教育风险。如果说教育的外部性使弱势家庭的教育投入低于社会平均的教育私人投入曲线,那么,在现阶段,农村生源和城市贫困家庭的子女在接受教育甚至是高等教育后面临就业困难或回报甚低,这使弱势家庭面临着更大的困境。从私人投入看,作为承担风险能力最弱的弱势家庭付出的投资得不到合理补偿,降低了弱势家庭投资教育的激励。作为一个整体,农村家庭与城市家庭相比处于弱势地位,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差距明显。1995年,城市和农村家庭的人均教育支出分别为173•40元和56•78元,农村与城市的差距是113•62元,到2005年,城市和农村家庭人均教育支出分别为551•82元和148•57元,农村与城市的差距是403•25元,绝对差距增加了3倍多。尽管城乡家庭,特别是城市家庭的文化教育支出并不完全用于子女的教育,但对子女的教育的投入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支出,对子女教育投入的阶层差异可能比图2显示的略微小一点,但扩大的趋势却是不争的事实。但阶层性差距更体现在城市和农村内部,低收入家庭与高收入家庭相比处于弱势地位,与城乡差距的趋势相类似,10年来,从高收入家庭与低收入家庭教育支出的差距看,农村的阶层差距扩大了3倍,而城市则达到了4•5倍。教育的外部性的存在使弱势家庭的子女教育同样对社会非常重要,但教育投资风险和自身的承担能力的不足却使弱势家庭的子女教育日益边缘化。从公共投入上看,劳动力的地区和城乡流动使教育的外部溢出效应明显,而溢出效应影响了弱势地区政府的教育投入,使弱势地区的教育面临着资源严重不足即教育贫困的问题。与城市相比,农村整体上是弱势地区,基于调动地方政府办学积极性而建立的分级办学制度,必然造成各地区对教育资金投入上的城乡差距,而这种差距直接表现为在校学生人均财政教育经费的差距。就全国范围而言,1997年,初中学生的人均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城市与农村的差距分别为105•17元和98•96元,到2004年,两者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到215•91元和207•18元。如果将公共投入的比较放到劳动力主要输入和主要输出省级行政区之间,那么区域之间的分化将更加令人吃惊。2004年,财政预算内上海市初中学生的人均预算内经费支出高达3554•20元,而四川省的初中学生人均预算内经费支出只有430•97元,相差8倍左右。劳动力主要输入和主要输出省级行政区之间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区域教育公共投资差距的绝对值在逐步拉大,表明溢出效应越高,教育溢出区域的教育公共投入的激励越低。一方面,教育的现有差距依然存在;另一方面,作为主要投资来源的政府和家庭的激励程度的降低又进一步恶化了教育投入不平衡的程度,“教育贫困陷阱”的存在就成为必然。教育的发展程度取决于由经济发展所决定的教育的投入程度,而经济的发展又受到教育发展所决定的人力资本积累和分布的影响。教育贫困会随着经济的非平衡增长而逐步扩大,教育贫困和经济贫困相互强化,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家庭有陷入低发展和贫困陷阱的危险。

四、外部性内部化与教育补偿机制

消除我国教育贫困问题的特殊性在于,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不但城乡差别明显,而且各地还存在基于不同的资源、环境、历史、文化的发展差距。在差异性极大的现实中,仅靠同等对待的平均推进策略,企图通过社会发展自然地缩小和弥补差距的设想是不现实的。同时,教育的外部性和投资风险又降低了弱势家庭和弱势地区教育投入的积极性,因此,政府必须有对弱势家庭和弱势地区的补偿性的倾斜政策,或者说,在我国这样发展差距极大的人口大国,必须同时使用“发展性”和“补偿性”两种准则,才能有效地促进普及教育,增进教育公平。在经济学上消除外部性的方法就是外部性内部化,实际上就是要建立针对弱势家庭的风险性补偿机制,以及针对弱势地区的区域性补偿机制。

1.外部性内部化与弱势家庭的风险补偿机制

家庭中的劳动教育篇（5）

《河南省新农村建设中新农民继续教育现状调查》课题组在河南省17个地市有关部门的协助下，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对河南省农民接受继续教育现状进行了描述性研究和定量分析，旨在调查清楚河南省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接受继续教育的现状，探讨出对农民继续教育的新模式，为河南省有关部门领导为新农村建设决策提供第一手原始材料。

一、数据整理和分析

（一）农村劳动力教育现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本次调查采取了多阶段抽样调查。第一阶段抽取地市中17个县市；第二阶段抽取17个行政村；第三阶段在抽取的行政村中，实行等距随机抽样，共抽取有效样本698个，构成了这次调查分析的主体。调查数据显示：我省农民整体受教育的水平不高。在接受调查的460户家庭中， 27.3%的家庭中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最高为小学，55.2%的家庭为初中，14.7%的家庭为高中，2.1%的家庭为中专，0.6%的家庭为大专。家庭人口平均数为4.19人，由此可以推断出每个家庭中劳动力一般在2人或2人以上，而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一般来说比较低。

1.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对家庭职业选择的影响

调查数据显示，随着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农村家庭的职业选择机会增加，从事的职业明显呈现多样化。在问卷中我们列出了10个职业，包括种植业、家庭加工业、养殖业、社会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餐饮业、交通运输业、工业、其他职业等。劳动力最高受教育水平为初中以下家庭，从事的职业分布在种植业、养殖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初中水平的家庭从事的职业有8个；高中及高中以上的家庭从事的职业有10个。这表明随着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其知识和能力都得到了相应的提高，而且为职业的重新选择提供了可能。同时，随着家庭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从事种植业的比例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

2．对经济收入来源的影响

通过建立受教育水平与主要经济来源的交互分类统计数据显示，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现状影响着农村

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在小学和小学以下的家庭，主要经济来源比较单一，随着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农村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呈现多样化趋势，并且主要经济来源分布相对比较均匀。同时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种植业收入所占的比重呈明显下降的趋势。劳动力最高受教育水平为小学和小学以下的、以种植业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家庭占到57.8%，最高受教育水平为初中的家庭以种植业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的为37.6%，高中及以上的家庭以种植业为主要经济来源的为22.4%。以企业的工资收入、养殖业收入和其他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家庭随着其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

3．对家庭收入和支出的影响

通过对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与人均年收入、月支出作Eta系数的相关分析，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与家庭的人均年收入、月支出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通过了F检验，说明家庭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越高，人均年收入就越高，人均月支出也就越高，家庭的整体生活状况良好。

4．对家庭生活状况的影响

对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与该家庭在本村的生活状况作Gamma系数分析，呈现显著的强相关关系，并通过0.0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越高，家庭在本村的生活状况就越好。

（二）农村成人教育的现状

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主要得益于农村劳动力在进入农村工作和生活前所接受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或高等教育。实际上他们一旦进入农村工作和生活，这种教育就基本上与他们脱离，而离开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或高等教育的农村劳动力的再教育，主要是通过农村成人教育来完成的。

目前农村成人教育的现状如何？在问及“村里有没有对农民进行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时，在被访问460户家庭中，8.3%的家庭认为“经常搞，主要是文化教育”，6.6%的家庭认为“经常搞，主要是技术教育”，两者合计共有14.9%的家庭认为村里经常对农民进行文化或技术教育；20.6%的家庭认为村里针对农民的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很少搞”；32.6%的家庭认为对农民的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是“做样子”；32.2%的家庭认为对农民的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从未搞过”。这表明基层组织对农民的教育不够重视，没有认识到教育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没有将这项工作作为日常工作来抓。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第六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应当发展文化教育，普及科技知识。而这项工作的开展显然不到位。

另外对村民委员会的调查表明，农村缺乏专门负责对村民进行教育的机构和组织，在村级基层组织一般只有这样一个职务――农业技术人员。然而在问及“村里有没有农业技术人员”时，在被访问的460户家庭中44.1%的家庭认为“没有”，有11.2%的家庭认为“不知道”，只有44.7%的家庭认为“有”。这说明农技员在农村并未真正起到推广农业技术的作用，因而导致其影响不大。从农村访谈中我们发现，农技员并没有什么实际工作。这一点在对知道有农技员的家庭调查中可以得到反映：35.9%家庭认为，农技员“从来没有向他们推广过农业技术”，另有18.6%的家庭认为“有，只不过是做样子”，有26.8%的家庭认为“有，但不多”，只有18.7%的家庭认为“有，很多”。对于农技员推广农业技术的问题，在对农村家庭了解农业知识主要途径的调查中也可以得到较好的回答。只有21.2%的家庭认为农业技术来自于“农技员的推广”。村级基层组织未能履行好自己对村民的教育职能，导致对村民进行教育的途径产生断裂，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的发展。

最后在问及有没有必要进行这些教育时，村民给予了非常肯定的回答。在被访问的460户家庭中，88.6%的家庭认为“非常必要”或“有必要。农民非常渴望能够接受多种形式的教育，也非常希望有关部门与单位送科技下乡，传授农民急需的农业科技知识。

二、农村成人教育与农村社会变迁

国际成人教育协会秘书长罗杰斯指出，成人教育是现在教育面临世界性危机的一部分。而对于我省的农村成人教育而言，占全省人口70%强的农村教育以及对潜在和现实的农村劳动者教育的实施和保障等方面的“危机”和“忧虑”，并没有融入现有的、主流的教育危机与忧患意识之中。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市场成为引导农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就业模式的改变，以及生活方式的变化，技术的进步，都大大加速了农村社会变迁的进程。每个人都必须有意识地创造性地参与社会，参与社会的全面服务。在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里，农村成人教育在农村社会变迁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将直接推动着农民这个主体素质的全面提高。促使乡村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是传播和教育。社会变迁有三个阶段：发明、传播、取得成果。发明是指新思想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传播是把新思想传送给社会广大成员的过程；取得成果是指采用或者拒绝这种成果，从而引发的社会系统的变迁。

农村成人教育的实现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社会的推动，社会提供可供选择的教育途径；二是农民必须有较强的受教育意识；三是对教育的投资。教育的投资是前两者实现结合的关键。西方学者一般用恩格尔系数来测定人们的教育投资需求，当恩格尔系数低于40%时，受教育者才有强烈的要求进行教育投资，而2006年，我省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48.6%，这说明大部分农民并没有较强的教育投资意愿。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基层组织应将对农民的教育放在推动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来认识，切实转变作风，实现村民自治所规定的内容。切实将对农民的教育与传播实用技术结合起来，力求获得实效，不走过场，使之对贫困人群产生吸引力，再逐步过渡到对农民的全面教育，使乡村社会成为农村实施终身教育的重要场所。

参考文献：

家庭中的劳动教育篇（6）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对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的产生进行研究，可以为我们今天研究家庭教育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一.家庭教育活动的产生与发展

（一）家庭教育活动的产生

原始社会是人类的第一个社会形态，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原始人类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人们依血缘关系聚族而居，一起捕猎野兽、采集野果、抓鱼。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劳动产品有了剩余，人们在劳动中形成了一定的生产关系，积累了生活经验。为了使人们的生活得以延续下去，使年轻人更好地进行生产劳动，大家庭里的年长者需要把生产生活经验传授给年幼者。

在原始大家庭里，出于生存的需要，年长者在劳动过程中，将劳动技能、生活经验等向年幼者传授，如此代代传递并不断改进，原始大家庭的教育活动具有社会性、终身性，也正是这种教育活动使得人们得以生存并逐渐进步发展。

（二）家庭教育活动的发展

在前氏族社会，男女结成没有性别分工的原始群，成年男女都出去狩猎，老人与儿童则负责看管猎物及构建住所，由老年人指导儿童参加劳动的方法；在母系氏族社会，幼童都由母亲照管，大约到了8岁以后，男孩由男人指导其做男子应该做的事情，女孩则由女人指导练习女子应该做的事情；到了父系氏族时期，教育小孩的责任由大家庭成员共同承担，实际上就是一种“公育”，教育的内容主要涉及：社会适应能力、劳动技能、身体锻炼、符号记事等，到原始社会末期则增加军事技能的教育。

父系氏族特别是原始社会末期的这种教育，实际上就是原始形态的家庭教育，是传统家庭教育的萌芽。“劳动即是学习，父母即是教师，猎场与牧地即是学校，教育与生活是一致的。”富有经验的长辈对晚辈进行生产方式、生活经验等内容的教育训导，受教育的儿童、青少年只能从长辈那里学习到生存技能，这几乎是纯粹的经验传授型的教育。

二.传统家庭教育的产生

（一）传统家庭教育的萌芽

专偶制家庭“是在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交替的时期从对偶制家庭中产生的；它的最后胜利乃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男人积累了更多属于自己的财产，专偶制家庭是建立在丈夫的统治之上的，从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出现开始，对子女的教育由父母亲自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家庭教育就此产生。

在奴隶社会，社会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高，原始社会的公有制被私有制所代替。战俘由原来被杀死的命运转为沦为奴隶，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以及大量的奴隶，剥削与被剥削阶级形成。就在这个时期，家庭教育逐渐从活动转向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教育，主要方式是长老训教，在春秋战国时期，家训还没有独立成文，多为后人追忆而成。商周时期文化教育的主要特征是“学在官府”，“惟官有学，而民无学”。

（二）传统家庭教育的产生以及方式、内容

在奴隶社会，教育开始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活动。随着奴隶社会两大对立阶级的形成，家庭教育也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在奴隶主家庭中，专设师、傅、保来教育子女。奴隶社会的家庭教育既是为生产服务的，更是奴隶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

启打破禅让制是宗法政治的开端，宗族的成员聚族而居，宗族内部有着共同的生活方式及文化传统。“宗族的家庭教育主要由宗子负责，教育内容包括生产、生活、军事、祭祀等方面，其中祭祀共同的祖先，是宗族大家庭的主要教育内容。”在夏商周时代，注重“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教育只有贵族子弟能够接受完整的“六艺”教育，贫民和手工艺者阶层只能接受“小艺”教育。

家庭中的劳动教育篇（7）

2020年3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提出新时代劳动教育要遵循教育的规律，把握育人导向，体现时代特征，强化综合实施。小学劳动教育的落实，需要学校、家庭、社会通力合作。

一、小学加强劳动教育的意义

2018年9月，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通过劳动教育弘扬劳动精神。劳动教育不仅在于培养学生的劳动认知、劳动素养，更应在新时展中，努力做到让“劳动最光荣、劳动最高尚、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点深入学生心中。

（一）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儿童的发展具有阶段性，早期的发展需要特别重生理的发展，培养学生的劳动能力，通过劳动促进智育的培养，让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提升学生的劳动素养，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儿童是未来的国之栋梁，应落实学生的劳动教育，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现实小学生劳动教育存在问题我校关于学生劳动教育实践现状的调查发现，小学生劳动教育存在不少问题。如有67%的家长对于学生的劳动教育观念落后，超过49%学生缺少真正劳动的机会，15%的学生几乎不会任何劳动生活技能，超过30%的学生希望不劳而获等。针对这些问题，我校积极探索了劳动教育的新路径。

二、开发特色化的劳动教育校本课程体系

（一）学校劳动教育理念作为思想引领劳动教育理念在学校教育中必不可少。学校在教学理念中渗透劳动教育的内涵，让学生沐浴在劳动教育的文化中崇尚劳动、热爱劳动。比如，我校的校训“给生活以教育”，时时刻刻告诫孩子生活与教育息息相关，劳动与教育、劳动与生活紧密相连，培养学生的劳动意识；校歌中歌唱劳动创造的白鹭少年，融入劳动思想，弘扬劳动创造精神，在传唱中无形加强了对学生的劳动教育；校园文化建设中利用感人的劳动事迹，宣传优秀劳动代表人物，评比校园劳动之星，让学生浸润在日常校园劳动教育之中，让劳动教育滋养学生的情感。

（二）构建特色化的校本课程我校毗邻白鹭湾湿地公园，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文化资源优势，建立了“基于学科整合的综合实践课程开发———湿地探秘课程实践”的校本课程。每一学期不同年级的学生都会参与不同主题的劳动实践活动，比如，种树、探究湿地生物多样性、亲身体验湿地建设和保护等，在多学科知识整合中学习湿地文化，了解湿地知识，探究湿地的生物多样性，为湿地的保护与发展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学生在参与校本课程的过程中，把自己的发现、学习的感受、收集整理的资料等填写在劳动记录卡上，记录卡作为开展活动评比的重要依据。湿地课程结束之后，可以通过音乐、美术、信息技术、语文等多门课程呈现自己的收获。校本课程在对学科的整合中，体现不同学科在湿地课程中的劳动教育价值，让学生亲身体验，设置多元的评价方式，引发他们对于劳动的热爱与探索的兴趣，让学生学以致用、学有所获、学有所思。

（三）劳动教育日常化日常劳动是劳动教育最基础的方式。教师安排全班同学每天轮流当班级值日生，做好教室的黑板、讲台和日常用品等的清洁，利用班级评价制度，以自评、同学评、老师评的形式，给予值日生评价，让学生获得劳动体验的幸福感。教师还安排小组轮流打扫卫生，开展劳动教育主题班会等，确保每个人每天参与班级的劳动，及时给予评价。教师从每天的常规劳动教育工作中，让学生养成爱劳动的习惯，学会与他人合作劳动，体会劳动的光荣，从而促进劳动教育日常化、生活化。

三、家校协作是劳动教育的有力抓手

（一）依托家庭教育，转变家长的劳动教育观点学生的成长除了学校教育，家庭环境影响深远。我们利用学校的家长会、讲座、多媒体技术等转变家长的教育理念。新时代的教育不仅在于学生学习成绩的提高，还要关注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我们促进家长从思想上转变，让家长认识到劳动是一个人生活的基本技能，对于学生的成长、适应未来生活必不可少。家长要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在日常家庭教育中建立劳动的责任意识，改掉不劳而获的想法，养成爱劳动的好习惯。

（二）家校共同携手，践行家庭生活劳动教育我们建立多元的家校沟通形式，形成家校共育的有效合力。教师针对不同年段的学生，制订家庭劳动教育清单，录制微课，利用大数据时代下的微信、QQ、家校合作APP等方式推广，具体指导家长对孩子实施劳动教育。通过填写家庭劳动记录卡、班级群打卡、微视频录制等多种方式进行评价，优秀的孩子和家长一起在全校讲述自己的家庭劳动故事，提高学生和家长的劳动教育幸福感和认同感。我们设立了不同学段的家庭劳动教育内容。针对低学段学生，教师将整理书包、自己穿衣、收拾桌子等录制成微视频推广到家庭中，帮助家长有条理地指导孩子。其中，特别针对一年级的新生，在每年的新生家访中，老师会将学校劳动教育清单发放给家长，指导家庭进行切实可行的家庭劳动教育，帮助家长做好小一新生的学前适应。对中段学生，则要求完成洗碗、拖地、整理衣橱、打扫餐桌等家务劳动。对高学段学生，要求学会简单的饭菜烹饪、整理自己的房间、简单移植植物等家务劳动。

（三）多元融合，助力家庭劳动教育家长与学校在学生的劳动教育上达成共识，多角度融合，形成密切的合作关系。今年新冠疫情期间，在“停课不停学”的倡导下，我们开展“厨房我当家”主题劳动教育活动，老师、家长、学生共同完成一道菜的制作，从包饺子、做蛋糕到麻辣川菜，通过线上的展示与交流，学生在做中学，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拉近老师、学生、家长之间的距离，赢得大家一致赞扬。从单向的输出教育转变成双向的互动与合作，形成劳动教育的合力，促进家长劳动教育意识的改变，转变教师的劳动教育方式，不再拘泥于鼓励孩子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更培养孩子自我参与、自己动手的意识。利用多媒体形式，多角度、线上与线下同时推广家庭劳动教育，助力劳动教育的发展。

家庭中的劳动教育篇（8）

劳动教育对于少年儿童的全面发展有着积极作用，而家务劳动教育又是学生劳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集体劳动相比，它是经常性的，但又往往缺少组织和效果验查，因而成为学生劳动教育的一个薄弱环节。

现在的学生，尤其是城市的中小学及大学生当中普遍存在着一种轻视劳动、不会劳动的现象，有些人甚至连自我服务劳动都不会。这种现象如果不及时纠正，一旦他们将来步入社会独立工作和生活，能够迎着风浪搏击吗？能承担重任、经受艰苦考验吗？一个孩子失去父母的温暖是可悲的，而一个孩子由于父母的溺爱而失支生活能力也是可悲的。那为什么当前少年儿童参加家务劳动的机会那么少呢？

1.独生子女的增多

这些独生子女在家中被视为"小太阳"、"小皇帝"，家人都围着他转，他们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小少年生活。由于家长过分宠爱，百依百顺，因些使这些独生子女养成娇生惯养，不爱劳动的习惯。

2.生活条件优越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家庭住宅逐渐单元化，家庭设备现代化，如洗衣机、微波炉、电饭煲等。由于这种新型统一的住宅和现代化的家庭设施，因此，减轻了家庭劳动的强度，也相应减少了学生的部分劳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些独生子女产生了依赖心理。

3.重智轻劳的影响

由于社会上的一些重智力劳动、轻体力劳动的影响，家长望子成龙，盼女成凤心切。因此，一些家长不要求孩子们在家里参加家务劳动，只要他们好好学习，宁愿自己多搞一点家务劳动，甚至有的家长还到学校帮孩子代做值日生等。从而使孩子们缺少锻炼，生活不能自理，劳动观念淡薄，不珍惜劳动成果。

4.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

从学校来说，安排劳动受到一定的限制，没有劳动场所。有的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把劳动时间也挤掉了。教师对劳动教育也有所忽视，同时也影响到学生的家务劳动教育。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家庭和学校都应该重视和加强少年儿童的家务劳动教育。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的劳动观念和劳动技能，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在少年儿童中开展家务劳动教育是时展的需要。

家庭中的劳动教育篇（9）

人类的一切活动归根结底都是经济活动，毋庸讳言，教育也是一种经济活动，从孔夫子创办中国最早的私学时收取的“束修”，到今天名目繁多的教育收费，教育从来离不开经济的投入，即使对于义务教育体系最完善的国家来说，家庭教育的资金投入在家庭资金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也是一个主要的成分，特别是对于农村来说更是如此。

1农村家庭教育成本的内涵

成本指生产者为了得到一定数量的商品或服务所付出的可以用货币进行计量的代价是产品(商品或服务)生产过程中实际所耗费的人、财、物等社会资源的总和。教育的生产者即从事教育的各种人员，包括教师和教育的行政管理者和辅助工作者，教育的产品就是学生的各种素养的变量，包括科学素养、人文素养、身体素养、职业素养等。家庭教育成本就是家庭在对提高家庭成员的某方面素养的过程中所投入的家庭资源的总和。因此，所谓的家庭教育成本就是指从事教育活动所耗费的家庭资源的总集合，所谓的农村家庭教育成本就是指从事教育活动所耗费的农村家庭资源的总集合。

2农村家庭教育成本的外延

教育成本是指在对受教育者进行培养的过程中所支付的全部费用，是受教育者在接受教育期间所消耗的直接、间接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总和。用公式表示为:教育成本=直接教育成本+间接教育成本上式中教育直接成本是来自学生方面的成本，教育间接成本则是来自非学生方面的成本。也有公式表示为:教育成本=服务教育成本+机会教育成本上式中服务教育成本是一种未来的目标成本，是指培养接受等教育的学生所必须耗费的教育资源的价值。机会教育成本是教育间接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一般包括:学生所放弃的收入，教育部门的免税成本，教育部门的潜在租金等。还有公式表示为:教育成本=社会教育成本+私人教育成本社会教育的成本是指国家(政府)和社会(教育机构)在学生的培养过程中所支付的全部费用;私人教育成本则是指在学生的培养过程中由学生方面的自然人，如学生本人、学生的家庭成员、学生的亲友和捐助者所支付的全部费用。对于农村家庭而言，对被教育者在接受教育期间所投入的直接成本主要是生活和学习的费用，即学生的衣食住行、医疗保健、保险等生活方面的费用和学习42费用(包括学费、杂费、学习资料和文具费等)。与城市学生所不同的是，农村家庭教育的间接成本，即学生因接受教育而放弃的各种劳作收入，这一点对于未成年的学生来说城乡的区别尤其明显。一个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在未成年之前，基本上对家庭的经济收入没有什么正向的贡献，是一个纯粹的消费者。而一个农村的孩子则不然，在农村，儿童也是家庭的基本劳动力或辅助劳动力，他们可以在学龄前就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如采摘、放牧和照看更小的幼儿等，这些劳动的直接或间接的收入也是农村家庭经济来源的一部分。对于农村家庭而言，支持子女上学，然而直接成本远不如城里高，但间接成本中的机会成本却远高于城市家庭，所以这也是农村儿童失学的一个主要原因。

3常用成本核算的方法

家庭教育的直接成本核算可按资金的投入方式和结果分为以下两种:一种是一次性的服务性消费投入，如学杂费、饮食费、医疗保健费、交通费等成本(M1)，这个不存在折旧的问题。另一种是购买学习期间学习和生活用品的费用，如交通工具、服装被褥、学习用具等的折旧成本(M2)，这个一个学生用过另一个还可以用，所以需要进行折旧核算。目录常用的折旧方法有:

3.1直线折旧法

将某一固定资产的折旧费均等地分配到预计使用期限的各年度内进行直线折旧的方法就是直线折旧法。其计算公式为:Ma=(P－P')/A;Mm=Ma/12上式中Ma为年折旧费，P为固定资产原值，P'为预计净残值)，A为/预计使用年限，Mm为月折旧额。

3.2加速折旧法

加速折旧法是一种对各年折旧的费用呈逐年递减趋势的折旧方法。其方法有二:其一，采角双倍余额递减法:Ma=2P/A×100%。其二，可用年限法:Ma=(P－P')×A/N(N为年数总和)。

4基于影子价格物成本核算法

除以上两种常用方法外，一个更加科学的核算方法就是影子折旧法。影子折旧法基于的理论是影子价格论，这个规划模型是:a11x1+a12x2+∧+a1n≥(或≤)b1a21x1+a22x2+∧+a2n≥(或≤)b2∧∧am1x1+am2x2+∧+amn≥(或≤)bmxj≥0(j=1，2，3，∧∧n)在上式中，xj表示j种产出(学生素养的提高)对固定资产折旧的需求额。如学习成绩，道德品质、身体素质、技能或才艺等。aij:表示第i种固定资产折旧对学生第j种素质培养的权重。在满足约束条件的情况下，实现:mins(或maxg)=C1X1+C2X2+……+CnXnvcb由此可计算出固定资产投入部分的成本(M2):M2=∑jj=1xj将此成本与一次性消费成本(M1)相加则为家庭教育直接成本。机会成本(M3)的核算方式:尽管国家法律对劳动者最低年龄有限制，但对农村少年儿童从事自家农事的劳作却丝毫起不到法律的约束。在农村，一个7～12岁小学生平均起来相当于半个成人的劳动力，一个13～18岁中学生平均起来则相当于一个成年人的劳动力。固农村家庭增长率的机会成本则可以按照当地与其相对应的文化程度和体力程度的农民的年均经济收入进行计算。方法如下:M3=∑ni=1(∑mj=1(k×pj×λ×Aj))上式中:Pj表示从事某种劳作的概率，λ表示一年内放弃收入的百分比，Aj表示从事此种劳作的年平均收入，n表示求学年限，m表示概率项数，k则表示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和不同身体状况的学生相当一个标准成年劳动力的系数。

综上得到，农村家庭教育成本M:M=M1+M2+M35结语对农村家庭教育成本进行科学的核算，有肋于农民对教育投入和产出的量化认识，对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有具体到货币支出和收入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让农民真正意识到子女的教育是一项最值得的投资，从而提升农村儿童的入学率，降低其失学率，培养出具有更高科学文化素养的新型农民，实现良性的农村人才培养模型，切实提高农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作者:张方婷 单位:佳木斯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张信东.浅议企业研究开发成本的会计处理［J］．经济问题，1999，(06):45－47.

［2］于富生.成本会计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3］罗积玉.经济统计分析方法及预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

家庭中的劳动教育篇（10）

（一）主要任务。

从*年秋季起，招收符合资助条件的农村贫困家庭子女入读各类技工学校和职业技术学校，使其免费接受3年正规职业技术教育，掌握一项及以上技能后稳定就业，实现“培训一人，输出一人，脱贫一户”的目标，为推进*劳动力转移和承接产业转移作出积极贡献。

农村贫困家庭子女免费接受职业技术教育要达到三个基本要求：一是确保其顺利完成学业，获得中等职业教育学历证书和中级职业资格证书；二是毕业后推荐就业率达100％，帮助贫困学生家庭实现脱贫奔康；三是帮助其从农村向城镇转移，向珠三角地区转移，在本市二、三产业就业。

（二）实施原则。

全市农村贫困家庭子女免费接受职业技术教育工作由各级政府组织统筹，由市、县（市、区）劳动保障、教育、财政部门和扶贫机构及承担任务的技工学校、职业技术学校按照“公开公正、就地就近、市场导向”的原则开展具体工作。

二、资助范围、标准和名额

（一）资助范围。

农村贫困家庭子女免费接受职业技术教育的资助对象为市扶贫办确认的，*市户籍农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低于1500元的应届初中毕业生。

（二）资助标准。

1、学杂费资助标准。按每人每学年3500元的标准给予入读技工学校和职业技术学校的农村贫困家庭子女资助，资助内容包括全部学杂费、实习实验费、住宿费和技能鉴定费。未达到省物价部门批准的职业学校收费标准部分，由承担任务的学校补足。学校收取物价部门批准的代收代支费用每年不得超过300元，由学生自负。

2、生活费资助标准。在校的一、二年级农村贫困家庭子女（含目前在读的智力扶贫生）可享受生活费资助，生活费资助纳入现行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以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的形式统筹解决，资助标准为每人每年1500元。国家助学金按省政府《关于建立健全广东省普通高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实施意见》（粤府〔*〕92号）规定，由中央、省、市、县级财政按比例分担。

（三）资助名额。

我市的资助名额由省扶贫办、劳动保障厅、财政厅、教育厅根据农村贫困家庭生源状况联合确定。

三、办理程序

（一）下达指标。

市扶贫办会同市劳动保障局、市教育局、市财政局和市妇联，根据省下达我市的扶贫生指标分配计划，于每年4月初将任务分解下达到各县（市、区）。

（二）资助申请。

1、符合条件并希望接受职业技术教育的贫困家庭子女向所在乡镇政府申请。

2、乡镇政府负责初审并提供申请报读的当地农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500元的应届初中毕业生生源名单；县（市、区）扶贫办会同同级劳动保障局和教育局对贫困生名单进行确认。

3、各县（市、区）劳动保障局和教育局于每年5月底前负责将确定后的名单分别报市劳动保障局和市教育局的招生管理机构汇总；市劳动保障局和市教育局招生管理机构将汇总后的名单分别上报省劳动保障厅和省教育厅。

4、承担培训任务的技工学校和职业技术学校根据下达的招生计划和确定的招生范围，分别与市劳动保障局和市教育局的招生管理机构联系录取贫困生，按相关规定核发入学通知书，并通知学生在规定时间内持通知书、身份证和相关部门提供的证明材料到校办理入学手续。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明确责任。

各县（市、区）政府和各级劳动保障、教育、财政部门和扶贫机构要把农村贫困家庭子女免费接受职业技术教育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加强领导，明确责任，精心组织，周密部署，按各自职能负责管理和指导，推动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二）确保质量，服务就业。

承担任务的学校要明确培养目标，精心设计课程，优化教学内容，规范教学方法，确保教学质量。要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培养模式，选择设备先进、技术力量较强的企业作为学生进行生产实践的实习基地。要加强对毕业生的就业指导，帮助和推荐农村贫困家庭学生就地就近就业，并认真做好就业跟踪服务工作。

（三）加强监管，突出实效。

家庭中的劳动教育篇（11）

中图分类号：F24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9-0130-02

本文运用Probit模型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出发，进行实证研究影响少数民族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从而提出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力流动的几点政策建议。

1　样本的统计特征描述

1.1　样本选择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于2008年笔者在云南省少数民族农村地区进行的问卷调查。调查内容涉及少数民族劳动力的个人、家庭及社区等方面情况。样本选取采用了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对大理、楚雄、文山和临沧4个地级市，5个村(组)进行了农户调查，取得有效调查问卷320份，其中有效问卷份300份，有效率为94％。

1.2　样本统计特征描述

调查涉及的变量有性别、年龄、教育年限、婚姻状况、民族、打工地点、外出方式、打工收入、是否参加过培训、家庭耕地面积、家庭其他成员的相关信息等等。在这300个样本中，2007年外出三个月以上的劳动力79人占样本总数的26％。外出年龄主要集中在20－40岁，占外出样本的67％，未外出劳动力年龄主要集中在30―50岁占66％。外出男性劳动力60人占76％，文化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外出方式主要靠亲友介绍占外出流动样本的78％，在外出流向上90％以上的外出劳动力都集中在省内。

2　模型与变量说明

2.1　模型选择

本文选用probit(概率单位模型)来定量地分析具有不同特征的劳动力选择外出或不外出的概率，或者说分析什么样的农村劳动力更有可能外出。

Probit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Pi=F(α+βxi)＝F(Zi)

这里，，F为累积正态分布函数，Zi＝α+βxi，Zi是不可观测的。Probit分析的目的就在于找出参数和。Probit模型是通过极大似然法来估计模型参数的。

2.2　研究假设和变量编码

以劳动力个体为样本，假定现存体制和政策的外部环境对所有个体的影响大致相同，其流动性受到个人素质、家庭资源和家庭类型、社会资源等条件的制约由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本文调查数据特征，可对模型的变量和结论作以下假设：

(1)假设一：男性、年轻、未婚、受教育程度高、会汉语的少数民族劳动力更容易选择外出流动。

(2)假设二：家里没有未成年子女、家里有老人、家庭劳动力数量多、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少、家里没有非农收入的少数民族劳动力更容易选择外出流动。

在上述变量中，“年龄”、“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受教育程度”为刻度级变量，“性别”、“婚姻”、“是否有未成年子女”、“是否有60岁以上老人”、“是否有非农收入”、“是否会汉语”为名义级变量。其中0为女性，1为男性，是为1，否为0。

3　估计结果及分析

用Probit模型对上述变量进行估计验证，结果如表1所示：

经过Probit模型估计，有六个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它们分别是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人均耕地面积、是否会讲汉语。而其它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对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的影响决策并不显著。

(1)性别：性别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说明男性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更可能选择流动，符合假设一。因为少数民族女性受民族传统、风俗习惯和民族开放程度的影响，受教育程度更低，个人综合素质更低，所以少数民族女性更多的选择在家务农和照顾子女流动率低。

(2)年龄：年龄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说明年轻的少数民族劳动力更倾向于流动，符合假设一。这是因为年轻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和技能都优于年龄较大的农村劳动力，加之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从事的工作大多是以体力劳动为主，年轻意味着在体力上更有竞争力，更容易被企业雇用。

(3)受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越容易流动，符合假设一。这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人力资本的知识存量就越大，自身的素质越高越容易找到工作，所以更容易选择流动。

4　结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