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论文大全11篇

文化论文篇（1）

在我国文化馆事业发展中,一直没有设立国家文化馆。这与同属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图书、文博事业发展存在巨大不同。缺少部级文化馆，尤其是在今天看来,它不仅仅是一个机构设置问题，其根本性表现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文化馆（站）建设出现断层。没有部级文化馆，公共文化馆（站）这个庞大的体系建设中，一是缺少国家层面的政策实践平台，使全国文化馆（站）建设的标准化引领和示范性带动缺乏载体；二是国家在制定文化馆（站）发展政策中的“智库”作用缺位；三是缺乏系统性的资源信息“数据中枢”和推广平台。与我国同属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图书、文博事业发展建设是从中央、省、市、县一体化设置不同，无论是在政策设计，还是在发展建设中都呈现出区域化现象，我国公共文化馆（站）设置则是以省级为“龙头”，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是典型的“地方团队”，自身发育存在先天性不足。由于缺乏国家层面的事业发展参照系，文化馆（站）发展建设容易形成条块分割、区域阻隔和地区差别。比如全国文化馆的名称长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称谓,有的叫艺术馆，有的叫群众艺术馆和文化馆，如此杂乱的称谓，表现出文化馆（站）系统一体化连接不紧密的行业特性。

（二）政策导向性作用还没有得到应有发挥

文化馆（站）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体量最大、涵盖最广，深入社会最底层、联系群众最广泛、服务大众最直接的服务平台和重要载体。然而，庞大的机构阵容政策却显得长期助推乏力。在计划经济时期，文化馆曾经走过了一段“以文养文”、“以文补文”的弯路，这段经历给文化馆（站）的功能发挥和职责履行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即使在回归公益过程中仍在遭受着历史阴影的困扰。当下，有些现象尤其值得关注：有的公共文化馆至今仍在实行自收自支的财政体制，在我国事业单位管理体制中，“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在文化体制改革中已经整体退出体制之外的当下，这种现象确实让人匪夷所思；还有的基层公共文化馆至今没有财政户头，资金受上级主管部门完全控制，单位经费缺乏自主，公共资金（如免费开放经费）被随意截留、挪用，极大地影响到公共文化单位的工作开展和事业发展。这些现象对公共文化馆（站）的定位和业务的有效开展均将产生负面效应。

（三）公共文化理论建设严重滞后

理论建设长期滞后，学术氛围逐渐缺失，将制约公共文化馆（站）事业的更大发展。公共文化馆（站）领域缺乏开展调查研究的长效机制。尤其是对公共文化馆事业的发展现状、未来走势、存在问题以及典型经验等缺乏常态化调研机制和有效的应对策略。在国家层面没有权威性核心刊物，缺少开展理论研讨和学术争鸣的学术阵地。没能造就一支稳定的专业化高端理论研究人才队伍，以提升文化馆事业的理论品格和学术气质，成为制约文化馆事业建设发展的最大短板。

（四）从业人员心理准备不够充分

当下公共文化领域面临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群众文化向公共文化发展转型。公共文化馆（站）的功能定位、服务方式与传统的群众文化工作方式，无论在内涵上还是在外延上都发生着颠覆性的改变。这种转型，对文化馆（站）充分履行职能职责形成巨大的心理负担和现实挑战。特别是在政策环境还尚未发育成熟，基础性资源配置还没到位，文化体制改革刚开始起步的现实条件下，外部环境给文化馆（站）的职能发挥和工作开展形成的压力正在迅速扩大。

（五）传统工作方式亟待调整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实践,切实改变了传统的群众文化工作模式,极大地扩展了公共文化的空间意识。过去所习惯的以阵地活动、馆舍服务为主的活动方式已经成为制约功能发挥和服务面向的巨大障碍。公共文化对文化馆（站）发展是一次巨大革命。要求加快自身发展转型，从闭门办馆到把门打开，从固定馆舍服务向社会扩展的方向迈进，这是对文化馆（站）公共文化服务职能新的定位，要求公共文化馆（站）的工作面向和服务领域要从“点”调整为“面”，在服务方式上也要由面向“小众”而转变为面向“大众”，形成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二、社会发展提速，文化建设需要积极地调整应对

（一）农村出现“空心化”现象

当前农村已经发生深刻变化，文化建设和发展的矛盾已从文化产品供给总量不足到文化服务对象的参与缺位。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导致农村人口迅速减少，社会结构正在失衡，农村的“空心化现象”十分严重。留守人员中老人、妇女是目前农村的主要劳动力，负责农业生产劳动和养育后代的主要责任和繁重任务，享受文化服务和参与文化活动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意愿相对缺乏，传统建设模式、集中活动方式，难以激发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基于农村分散居住、相距遥远的地理环境，农村文化建设标准和服务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基本文化需求，无法适应农村文化建设和发展需要。

（二）城市社区人口不断“膨大化”

当前城乡的变化深度交织，传统欠账和新增问题不断迭加,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担负压力在逐渐加剧。随着城市化步伐加快，农村人口迅速向城市集中，使城市人发式增长，过去由农村担负的文化发展压力正在向城市转移。在基层文化建设中，相对农村而言，社区文化建设起步较晚，社区文化功能和作用还在积极的探索和实践中。近年来城市社区文化建设还极不平衡，特别是中心城市尤如大海中的“孤岛”，领跑社区文化建设标准和发展走势。总体上来说，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中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城市社区比农村面临着更大的建设和发展压力。

（三）新城市群体进一步被“边缘化”

人口的流动不断加速，大批的外来务工人员形成新的城市群体，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特殊社会现象。随着新城市群体的出现,对制度设计、公共服务模式、文化权益保障等都提出了新的课题。新的城市群体，他们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城市，为城市创造财富，是事实上城市人口的一部分。但是，这个庞大的“城市群体”在城市资源配置中却被长期边缘化。新城市群体在公共文化资源配置中还没有被广泛纳入保障范围，文化权益没有得到应有保障，这是未来城乡建设、社会发展和公共文化服务最关键、最紧迫、最直接的现实问题，需要在发展规划上，具体措施上加以研究和应对，促进全社会共享文化建设和发展成果的政策落地生根。

三．文化馆（站）服务功能要从“关注脚下”向“服务天下”强力转型

（一）要创新服务模式

一是阵地服务标准化。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面对海量的公众需求，文化馆（站）要进一步建设和完善固定设施水平，提升服务理念，优化内设环境，推动设施设备的升级换代。要充分发挥基础设施固定化、规模化、标准化、阵地化作用。切实将阵地建设成为区域协调“联络点”、规划统筹“大本营”、指导服务“中心站”、人才资源“信息库”。要加强阵地化建设和服务，在公众“进得来”、“留得下”、“受熏陶”上做文章，使阵地建设成为众望所归的文化乐园。二是流动服务常态化。转变服务方式是当下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提档升级的主题，要将单一的阵地服务转变为阵地服务与流动服务相结合、点状布局与面的结构相一致、纵向流动与横向配送相衔接的立体化服务模式和全覆盖的服务格局。流动文化服务应该成为当下履行公共文化服务职能，满足广大群众基本文化生活需求的最便捷、最有效的服务方式。积极探索建立“文化自愿者”服务机制，整合社会资源，激活民间文化活力，吸引觉悟高、技能强、有专长的社会骨干力量参与文化传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广泛的公共文化服务。推动流动文化服务，需要科学拟定规划，编制活动项目，配置优势团队，有计划、有目的、常态化地开展流动。

（二）要优化服务内容

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转型升级,必须要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内容的丰富性和服务品种的多样化。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定位与当下社会公众对文化的需求,已不仅仅局限于唱歌跳舞的基础阶段。满足公众的基本需求，充分履行服务职能，需要切实创新服务理念、转变服务方式、优化配置结构、拓展服务领域、增加产品要素。在文化活动组织开展上要采取内容广泛、门类齐全产品输送样式；在载体上要开展多种门类培训活动，积极储备社会文化活动人才，满足公众自发性开展文化活动的需求；在容量上要进一步提升文化服务档次，加大文化传播力度，建立数字化传输和体验平台，打造文化信息快捷化、便利化的传输方式，充分满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本建设需要。

四．加快推进文化馆（站）自身建设的提档升级

文化创新发展是优胜劣汰的加速器。面对当下自身建设和未来发展的种种任务，文化馆（站）需要加快转型、发展起跳，以补齐由于社会发展所牵引出的文化需求提升和时代进步所留下的建设短板。

（一）加强学术引领

理论建设是加强文化馆（站）建设的引路航标。理论建设滞后，学术氛围淡漠己成为制约文化馆（站）建设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学科建设缺失，使公共文化专业人才正规化培养通道阻塞，人才建设缺乏机制支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群众文化事业的“升级版”，是传统文化方式向现代社会文化服务理念转型的着力点，在这历史当口，对文化馆（站）自身建设和服务功能需要切实有效的科学引领。大力开展调查研究、提升理论品格、强化科研水平、增强学术氛围、构建科研队伍，是推进公共文化馆（站）事业建设和发展的基石。

（二）强化政策制导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政府在公共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彰显政府对公共文化政策保障十分关键。从制度设计上，公共文化馆（站）是承担政府实施公共文化服务的平台和载体，其资源配置、运行机制都需要政策措施来调控和推动，政策的科学性和措施的有效性是公共文化服务有效运转的基础，也是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质量的保证。尤其是在事业发展、队伍建设、体制机制、产品供给和经费扶持等方面需要政策的强力支撑。

（三）完善层级示范

虽然我国文化馆（站）均是按照层级设置，但业务建设和运行机制缺乏实质性的工作衔接和机制保障。文化馆（站）的功能定位和业务工作的有效运转，需要构建一套标准明确、科学有序、操作性强的层级业务示范体系，在统一的标准化体系建设中，应该明确各层级文化馆（站）之间的业务关系和各自职能。通过业务指导、样板示范、交流学习，形成一套运行有效、操作便捷的示范带动机制，推进文化馆（站）自身发展和业务建设的规范性、有序性发展。（四）开展馆际交流开展文化馆（站）馆际交流，促进相互往来，推动彼此借鉴吸收，不仅增进友谊，更重要的是对发展理念的提升和信息资源共享提供了便捷通道和有效方式。开展馆际交流是文化馆（站）事业健康发展不可惑缺的一种有效载体。交流是推动文化发展的一股活水，通过交流学习，交换彼此的建设经验，借鉴对方的创新模式，分享发展建设中取得的经验成果，使之成为取长补短，规避风险，提速发展的倍增器。

文化论文篇（2）

二、区域文化资源构建校园精神文化的现状

大学置身一个地方的区域文化中，必然会受到区域文化的熏陶和感染。区域文化将会影响整个学校师生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甚至学校办学特色的各个方面。因此，校园文化的建设受到了高校的高度重视，特别是一些地方性的高校在构建独特校园文化方面进行了不断创新与发展。如西安科技大学坐落在文化古都西安。雁塔校区毗邻大雁塔、唐曲江文化遗址，新校区坐落在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和具有深厚秦唐文化底蕴的西安市临潼区，位于新开发的以秦唐文化为主打的国家旅游规划区的重要位置，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弘扬秦唐文化、在社会实践中感知秦唐文化，形成具有深厚底蕴秦唐文化的校园文化;曲阜师范学院在校园物质文化建设中，利用区域文化素材，兴建了孔子文化广场，建立了孔子雕塑及儒家经典石刻等，同时，注重发挥儒学研究的优势，将儒学文化的精华渗透到教育教学全过程，广泛开设《论语》等传统文化公选课，以传统经典滋养学生的心灵，培养出了优良学风，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引导学生追求真知、不断超越;湖南科技学院以“西山”文化为主线，注重对“西山”文化的培养，坚持用“西山”文化培育学生独特的思想特征和优良的心理特征，铸就了“西山”校园文化特色;广州大学在2007年发表的《广州大学文化宣言》中写到:我们的大学文化应该是区域的，她拥有岭南文化的传统，传承了广府文化的基因;有敢为人先的勇气，改革开放的精神，人文关怀的意识，面向世界的胸襟，豁达包容的气度和求实创新的智慧，发扬光大岭南文化的精髓;上海市金山区的各中小学将本土文化与学校文化相融合，整合金山地区的区域文化资源，开设了民族特色技艺的课程并且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体现稳定性、整体性的制度，继承金山民族文化技艺，形成一套正常发展学校民族特色技艺教育的制度及管理模式。钦州学院坐落在广西钦州市，作为广西沿海地区唯一的公立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应充分利用区域文化资源，注重研究的联系，将学校文化与区域文化进行整合，构建出稳定和谐、容易深入师生的心灵的具有区域文化特色的校园文化，进一步提高学校的竞争力，同时可以进一步促进区域文化的发展。钦州市位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地理中心位置，地处南海之滨，背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是中国大西南最便捷的出海通道，是广西连接东南亚的重要枢纽。钦州得名已有一千四百多年，我国近代史上民族英雄刘永福、冯子材的故乡，是汉唐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的钦州坭兴陶之乡，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重视分析钦州学院所处区域文化的特性，挖掘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并依托区域文化特色构建具有个性化的大学文化成为了钦州学院特色校园文化建设的主要途径之一。

三、钦州学院校园文化建设中体现区域特色的路径

构建具有区域文化特色的校园文化，钦州学院应该在挖掘区域文化的精神内涵，充分利用区域文化的资源，从特色化发展的角度切入，搭建有效地交流平台，结合学校发展的特点找准两者契合的对接点，使校园文化在继承自身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独特的具有区域特色的校园精神文化。

(一)区域文化特色要体现在精神文化建设中

校园精神文化主要体现在办学理念、校训、校风、教风、学风等方面，是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灵魂，也是校园文化的最高表现。钦州学院在培育大学精神文化时，深入研究区域文化，大力挖掘区域文化精髓，凝练具有区域文化特色钦州学院新时期的大学精神“海涵春育，鹏举南天”和学校校训“博观内省，达道知行”，并在倡导过程中的对全校老师和学生加以熏陶，并通过历代师生的传承，逐渐形成为师生的共同理想和价值追求。钦州学院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秉承“办学以教师为本，教学以学生为本”的办学理念，本着“塑造形象、发展内涵、打造特色、办出质量”的治校理念出发，通过各种途径加强校园的规章制度的执行，严格遵循着校训精神。

(二)区域文化特色要体现在物质文化建设中

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要努力使学校的墙壁也说话。”钦州学院在物质文化建设中，要充分利用区域文化中的历史资源和人文景观建设，通过历史人物如宁长真、刘永福、冯子材历史遗迹打造环境文化的区域文化特色，营造区域文化氛围，使师生在不知不觉中了解区域文化的历史与发展，感受区域文化的精髓。钦州学院的大门设计————海贝•明珠，体现钦州市正在打造的北部湾滨海城市品牌;我国现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思想家陶行知像立在校园的中心位置，他是在校生和其他历届毕业生捐赠下铸成的，这不只是一尊铜像，而是一种思想、一种精神，是钦州学院师魂的体现。

(三)区域文化特色要体现在教学科研中

在教学中，通过开设区域文化课程，将以海洋文化、历史文化为主流的钦州文化引进教材、引入课堂，使师生在详实、系统的掌握历史史实、人物故事的过程中将区域文化的精髓入脑、入心，产生对区域文化的认同感。钦州的历史文化底蕴厚重，现保存下来的刘永福、冯子材旧居，2001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刘冯抗法保国的历史事迹纳入文化素质教育中，在教学中渗透区域文化精神;在科研中，应将对钦州市的钦州坭兴陶(在中国四大名陶之中，别具神韵，独领，堪称我国陶瓷艺术花园中的一朵奇葩)持续不断的研究，使师生在研究区域文化的过程中不断传承和发扬区域文化。随着“北部湾大讲坛”和“教授博士论坛”开办，学院应校园文化活动引向更高的层次，办成具有学院特色的人文活动品牌，让更多教师在大讲坛中展现他们的特色研究。

文化论文篇（3）

2当代中国文化博弈的不足

2.1盲目追求西方文化

中国文化是一个动态、发展、开放的体系，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在不断地扬弃自身的同时，又以宽广的胸怀，吸收、接纳外来文化。改革开放后，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对西方价值的重新发现，赢得了当代青年的认可和追随，使其迅速占据了主流文化的地位。使得相当一部分青年盲目跟从，不考虑中西方的历史文化差异，对西方的各种带有政治色彩的文化宣传不加鉴别，全盘接受。

2.2文化价值观念流失

文化的重要价值即在于能够形成高度的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一直以来，中国文化以其历史悠久和博大精深被世界所关注，但是在中国，文化博弈中，很多人抛弃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观，造成了民族文化萎缩，传统价值观念缺失，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下降，形成了文化价值的真空地带，不利于我国文化的发展。3.3缺乏科学创新精神科学文化的发展事实上能够给社会带来生产力和军事能力的大幅度增长，使国家的综合国力得到加强，有助于实现民富国强的目标，使社会各阶级不同程度地受益。而在全球主义的地球经济时代，我们的文化里面对技术、经济、创新都没有太重视。

3当代中国文化博弈策略

在全球文化博弈中，中国文化是一种包容的，柔性的文化，有着天然的文化优势。为此，应从以下几点来发挥我们的博弈优势。

3.1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在全球化的历史大环境中，各国不断受到来自他国多元文化价值的冲击，要想在全球文化博弈中抢占文化制高点，我们国家必须充分认识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首先，政府对文化发展应尽力减少政治的控制力，鼓励各种符合社会主义道德观念的大众文化的发展，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同时，政府要支持外国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并取其精华为中华文化所用，促进中外文化的交融，为中国文化进入国际市场打好基础。

3.2充分发挥道德优势

西方道德是在基督教传统上发展起来，以个人主义为基础，最终目的是达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与西方文化利己虚伪性相比，我国儒家文化更具有道德上的优势。为此，我们应该充分发挥中国文华的自身道德优势，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体系，加快推动当代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全面占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共鸣。

3.3科学的传承和创新中国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并保留在现实生活中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文化。在西方文化逐渐入侵国人思想文化的趋势下，每个人都要认真学习并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保证优良传统的世代相传。对待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推进文化发展，基础在传承，关键在创新。传承和创新，是一个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两个轮子。因此，对于传统文化应该在继承的基础上用科学的精神发展创新，在发展的过程中继承，不断推陈出新，革故鼎新，推出体现时代精神的新文化，提高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

3.4理性对待外来文化

在全球博弈的今天，使各方利益实现最大化的策略是相互吸收对方先进的文化以补自身文化之短，从而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应该认识到外国虽然幅员广阔，人口众多，文化悠久，资源丰富，有马克思主义的先进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指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保证等方面的优势，但与美国和欧盟相比，我们在许多方面仍处劣势。针对外来文化，首先应以包容开放理性的态度分析出各文化的优劣，充分吸收各文化的先进因素，补己之短，克服自身劣势。参与博弈的全球各大文明作为理性的选择者，被动地全盘吸收或主动地全盘反对其他文化是不符合自己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对于各民族文化而言，不论是对内部的传统文化的继承，还是对外部的外来文化的吸收，如果只被动接受，不寻求主动创新，无论这个文化曾经多么强大，最终都会走向消亡。为此，必须在合理吸收借鉴优秀外来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尽快建立起符合自然道德根本规律、符合中国自身发展需要的文化结构，充分发挥中国文化的特色，为我们在全球博弈中起到积极作用。

3.5以高新科学技术推动文化快速发展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中，科技对文化的快速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未来文化创新的最重要的推力，最基本的阵地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发展的最有利的突破口则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只有加快推进文化和科技的融合，提高文化企业装备水平和文化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强文化产品的艺术感染力，培育新的文化业态。才能使中华文化更加繁荣。因此，中国文化必需深化科学信息技术普及和推广应用，充分发挥信息网络在文化建设和加速创新方面的巨大作用，促进传统文化产业改造提升，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文化论文篇（4）

二、《西游记》两个英译本的跨文化比较

截至目前，《西游记》有两个最全的译本。第一个将这项浩大的文字工程完成的是美籍华人、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和美国神学院教授余国藩(An-thony)。全译本历时14年，共分四卷，译名为TheJourneytotheWest，于1977年至1982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并同时在英国伦敦推出。而紧随其后英国汉学家詹纳尔(W．J．F．Jenner)的第二个全译本(JourneytotheWest)也接着问世，于1983至1984年由我国的外文出版社出版，首版共分三册，再版时又分为四册本和六册本。两个全译本的连续问世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文化盛事，受到了当时的文学界、文化界、翻译界乃至宗教界等多个领域的广泛关注，在英语读者中也得到了积极反响。

(一)两个译本的成书背景

在两个全译本成书之前，《西游记》英语译介都是以节译本、缩译本或选译本的形式出现的。“假如要详细研究两种文化对翻译作品做成的引力，我们当然不能撇开其时代背景及译者的文化取向，也就是说要同时顾及宏观的文化氛围和微观的个人背景。”［3］11全译本推出的时候，中国已经实施改革开放，对外经济的开放也意味着文化的开放，以及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魅力的迫切愿望。查明建、谢天振在回顾中国20世纪文学翻译史时总结说:“从1977—1979年，无论是重版旧译还是新译作品，大都是世界古典名著和被认为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近现代作品。翻译出版社选题基本上还是以五六十年代的翻译选择规范为标准。”［4］“文学翻译必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由主管机关和各方面统一拟定计划，有方法、有步骤地来进行。”［5］508这就是当时的规范标准。詹纳尔版的全译本是在1977年前后开始启动的，无疑为成书的历史背景做出了最令人信服的背景注脚。他于1962年从牛津大学中文学习结束以后就来到中国，连续三年(1963—1965)在外文出版社做翻译工作。后的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又以外国专家的身份为国家外文局从事翻译服务。接受《西游记》翻译任务之前，他在本国内已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动画片《大闹天宫》的电影脚本翻译为HavocinHeaven:AdventuresofTheMonkeyKing。后来他在《西游记》翻译后记中说道:亚瑟·韦利的译本《猴》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缩译本，激发了他对《西游记》与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由此可见，詹译本的出现是历史的需要、文化交流的诉求、政府的委托与个人兴趣的共同结果。再来看余国藩的全译本。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就是英国本土人士的翻译作品在中国出版，而华人的翻译作品在海外出版，这种现象恰恰说明全世界当时对中国是怎样的一个关注度。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版社来说，把住时代的脉搏是保障其商业利益的必要手段，所以在这个时候出版《西游记》全译本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从余译本的成书过程来看，出版社或其他机构并没有事先委托，成就余国藩的全译本的先决条件是他在香港长大的背景赋予他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与传统文化的修养，在美国求学教书的经历成就了他在西方语言文化方面的深刻造诣，而最根本最直接的诱因是他从小就爱读《西游记》，当看到亚瑟·韦利的缩译本“对语言根本性的改写和大量省略字句、片段和段落”［6］18，感到十分不满与痛心，并公开提出了批评与质疑。另外，余国藩在译文的序言中说《西游记》是最受欢迎的中国小说之一，而且东西方学者也对其作了大量的研究，也出现诸多不同的译本，但是译者都是西方人没有一个中国人，“除了1959年的一个俄文全译本之外，还没有一个全译本适时地介绍给西方读者”［7］40。由此看来，余国藩的全译行为也是时代的文化需求，但更主要的是一种个人选择，而这种个人行为是基于他作为海外炎黄子孙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历史责任感和文化自觉。

(二)译者翻译策略的比较

语言的相似性成就了翻译的可能性，而语言文化的差异性导致了翻译的必要性。文化专有项是翻译中的主要问题，因此，选择哪种翻译策略来有效传达原文中文化信息是每一个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也直接关系到翻译的结果，“翻译已被越来越明确地视为一个决策的过程”［8］。《西游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且不说儒道释三种宗教文化的综合呈现，单是形形的各种制度文化、哲学神话、物质用具、风俗人情、习语方言、诗词歌赋等等，汇聚一处就足以显示该书翻译的难度与高度了。两位译者在译文中皆显露出了高超的文化信息转换能力，而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也表现出不同特点与倾向。出于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的美好愿望，余国藩在照顾到一定程度的可读性基础上，翻译策略的选择总体是倾向于著名翻译学研究专家、美籍意大利人劳伦斯·韦努蒂的异化策略的。他认为，随着时间的迁移、交流的加深、知识的增加，许多不可译的内容会变得可译，那种只看重可读性而舍弃原文中大量的文化信息的做法是文化上的简约主义，是“不可饶恕的归化罪孽”［6］18，所以他在译文中对文化内容大多采取忠实直译加注释的具体措施来拆除文化障碍，“每页差不多都有半页的篇幅作注解”［6］18，就连“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来历也解释的清清楚楚。另外，为了加强读者对原书的了解，他在译文的前言中叙写了篇幅达62页的导读内容，涉及到原文本的成书过程、作者生平、人物介绍以及研究现状等等;又在每一卷的附录中都标出注释的参考出处，横跨经史子集和一些学者的相关著作，足见其良苦用心和深厚的古典文化功底。而这样一来，评、译、注的结合就为余的全译本添上了一层浓厚的学术色彩与人文关怀。詹纳尔的全译本是中国开放之初在政府部门委托下进行的，当时的初衷主要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外推出一些有进步意义的名著作品，在传播文化的同时，作品的可读性还是要放在首位的，再加上詹纳尔的母语文化背景对英语读者阅读期待的了解，就使得他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呈现异化与归化并重、可读性与忠实性并存的特点，而不是过多地在学术性效果上下功夫。这可以从他的翻译后记中看出:“不管原文中的信息是什么，对我来说不是担心自己的翻译怎么样，而是只要能好好地享受作者的智慧、幽默、以及丰富无穷的观察力与创造力就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我在翻译中获得的这种乐趣如果我的读者也能感受到，那么我的努力就没有白费。”［9］2341-2343所以为了读者阅读的流畅性与愉悦性，詹纳尔也没有像余国藩那样做出那么多的注释，虽说他在附录中也提供了一些原书有关的研究著作书目，可这不过是出版作品的一种常规做法，一是表明作者的严肃创作态度，再者也是为感兴趣的有心读者进一步延伸阅读提供帮助。

(三)译本读者接受的比较

“译入语读者对译文的接受，在我们判断一个译作的价值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6］22两个译本的先后问世，既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也受到了普通读者的广泛欢迎。在余译本的第一二两卷出版之后，1980年，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弗雷德里克·威克曼(FredericWakeman)就在5月29日的《纽约书评》发文大力赞扬:“余用一种既忠实于原文又可使英语读者理解的方法将精妙深奥的原文翻译出来。他甚至将其中难以处理的诗词也全数译出，借助这本真正意义上的全译本，那些熟悉亚瑟·韦利缩译版的读者终于能够领略到原小说的博大丰富，定会惊叹不已的。”［10］西游记研究专家、哥伦比业大学夏志清教授给予余本充分赞誉，认为是对英语世界文学的丰富和补充。普林斯顿大学普莱克斯·安德鲁教授(PlaksAndrew)认为詹的译本“没有学术机械感，非常具有可读性”［11］283。由于学术条件与区域范围的限制，笔者没有找到确切的西方读者对两译本的评价资料，但是借助互联网查到了美国最大的图书销售网站亚马逊网关于两译本当前的销售情况，并且看到了读者的评价。西方人的良好的学术习惯使得他们在网站上的评价往往不是三言两语而是以不少的篇幅严肃、客观地写下自己的想法。笔者认为这就是描述两译本在海外接受情况的最直接最鲜活的数据。从网站上提供的数据看，余译本的销售排行第53399名，远远超出比詹的译本的第224822名，这里要说明的是后者的译本是亚马逊的引进版，所以上架时间不同这里不作为比较依据。从译本的平均得分看，余版四星半略高于詹版的四星，但从写评价人数的活跃度看，余版27人远低于詹版的60人。购书的读者大多都给予两译本肯定的评价，其中一个叫Luke的读者在2006年5月20日留下了长达732字的关于这两个译本的评价ComparingTwoTranslationsofJour-neytotheWest。他在文中简单介绍了两译本的出版与译者的情况，然后评价说詹本语言地道易懂，注释不多可读性强，高中水平就可以阅读;余译本不如詹本地道但是更忠实，以至于到了slavish(奴隶)的地步，有些地方甚至不惜牺牲译文的可读性，不过余本更严肃、更有学术性。他最后总结说，两个译本翻译水平不相上下，难分高低都值得推荐，如果读者倾向于忠实性，余本是首选;如果读者倾向于语言地道故事流畅性，詹本是首选。由此看出，今日西方读者对待中国文学的态度已经“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不闻不问”［6］17改变为热情而又理性的接受，当然这既要归功于《西游记》自身非凡的艺术魅力，也要归功于两位译者的呕心沥血的付出。若从比较的角度来说，两个译本在学者中的认同度与读者中的受欢迎度确实是各有千秋、难分伯仲。

文化论文篇（5）

另一方面，进一步分析群众对文化馆认同感降低的原因后得出，文化馆本身服务质量也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如上文述及，当代群众对生活质量水平的追求在不断提高，也就决定了群众对服务水平的追求也在不断提高。因此，在更多选择的前提下，文化馆没有不断提高员工的素质和能力，没有针对自身服务质量和水平做好工作，使得文化馆自身的竞争力在不断下降。在这种背景下，群众自然更愿意选择能够提供更高质量服务的场所进行文娱活动和学习，更愿意选择一个能够让自己感到更加舒适和欢愉的场所进行这些行为。因此，文化馆自身服务水平有待提升也成为影响其在群众文化工作中发挥效力的主要原因。

二、如何高效发挥文化馆在群众文化工作中的作用

（一）进一步发挥文化馆职能。从文化馆自身的职能来说，其主要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举办各类展览、讲座和培训，为群众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开展社会教育，提高群众文化素养。第二，组织丰富的文娱活动，指导群众业余文艺团队建设，辅导和培训群众文艺骨干。第三，建设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开展数字文化信息服务。总的来说，文化馆的职能主要是提供群众的文化素养，并且对能够提高群众文化素养的各种活动进行帮助和扶持，也就是为群众各种文娱活动提供场地上的支持以及技术方面的指导。因此，要高效发挥文化馆在群众文化工作中的作用，首先要做的就是进一步发挥其自身的职能。文化馆必须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自身的职能进行加强，强化各种职能所所带来的效力，而不是削弱自身智能。只有发挥更强的职能，才能够提高群众对其的认可度，才能够达到提高效力的目的。

（二）加强对自身的宣传。同时，文化馆在进一步发挥自身职能的基础上还应该加强对自身的宣传，其目的在于扩大自身在群众中的影响力，要让更多群众知道文化馆、了解文化馆、愿意到文化馆中学习和参观。如上文述及，特别是针对于年轻的群众，其甚至不知道文化馆的存在。在这种背景下，即使文化馆的职能如何强化，也无法让群众感受到。因此，文化馆可以积极组织丰富有趣的活动，如能够吸引年轻群众的科学展览或者能够吸引儿童的活动等等，并且加大宣传，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从一定程度来说，文化馆所举办的活动，如展览和培训在形式和内容上无法吸引群众，这是导致群众对其认同度降低的主要原因。因此，文化馆必须在加强自身宣传的基础上，从文化馆举办活动的内容方面入手，必须让群众认为参观文化馆能够获得确切的收获，才能够促使群众愿意来到文化馆，才能够发挥其自身的职能，最终达到提高其在群众文化工作中作用的终极目标。

（三）加强员工队伍建设提高服务质量。最后，文化馆必须要不断加强员工队伍的建设工作，不断提高文化馆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为群众提供覆盖范围更广、更具有价值的服务。一方面，文化馆提高了自身的服务水平和质量，能够为群众的参观、学习和活动提供更好的支持和帮助，才能够提高群众对其的认同，达到吸引群众的目的。另一方面，随着文化馆服务质量的提高，其对群众的学习和成长也有更好的支持，才能够在群众文化工作中发挥更强的职能。

文化论文篇（6）

二、当前文化宫经营管理的管理创新思路

文化论文篇（7）

二

对于布尔迪厄而言，将习性发展成为一种作为实践的文化理论，这在某种程度上给予了其界定文化有效性的可能。换言之，文化有效性的条件意味着将习性理论化为文化的各种可能性条件。这些可能性本身又依赖于习性所具有的独特结构与各种性质。对此福克斯指出：“习性将社会生活与文化的意义描绘成不断发展的实践，而与此类似，文化概念也总是处于形塑之中。”可以说，习性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是其独特内在双重性的自然展开，它自身所包含的各种要素在文化规律性、行动者能力以及文化的再生产等方面为全面考察文化提供了可能。然而，在布尔迪厄看来，只有习性概念还不足以建构起一套完整的文化理论体系，他需要更多的概念工具来充实自己的理论工具箱。于是他求助于马克思，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汲取灵感，最终成功发展出使其享誉世界的文化再生产理论。然而在祖森看来，这是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自相矛盾，布尔迪厄给予正统马克思主义最有力的批判，却是通过吸收、发展马克思自己的概念及方法论工具来实现的。布鲁贝克认为，或许布尔迪厄明显遵循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却应该让我们不再这么想了。而罗宾斯则明确指出，没有理由认为布尔迪厄曾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毫无疑问的是，布尔迪厄在许多重要概念的创造上，诸如阶级、象征权力、文化资本以及文化再生产等，均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甚至直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布尔迪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的借鉴也远大于对其文化理论的批判，从这一点上说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具体而言：

第一，习性在文化实践中的分类与区分能力与马克思的阶级概念直接相关。布尔迪厄认为，在被表象的社会世界中，即生活风格的空间中习性承担着两种作用，具备两种能力。首先，作为一种实践，它具备对其分类的能力，也即产生可分类的实践，此时可将其视为一种实践的分类系统。其次，作为一种心理结构，它又是可进行分类判断的发生性原则，或者说，它能够对其所分类的实践及其产品鉴赏与区分。而作为能力意义上的文化，不过是内在化了的客观意义上的文化，它成为解释客体以及文化行为的永久和一般的才能化性情。从习性承担的两种作用不难看出，一方面习性作为一种实践，它具备对其分类的能力。这种实践的分类能力将社会世界中活动的各种行动者相区分，将从事相同实践活动的人汇聚在一个结构化的组织空间中，同时人们也将于其中展开对该类型权力或者资本的争夺活动，而这种结构化的空间就是场域。一方面，习性作为一种心理结构，造成了不同社会群体在审美偏好上的差异与区隔。各种社会群体的不同文化偏好构成了一个统一连续的实践系统、一种结构化系统，该系统使那些具有相似品味的人互相聚集，不同品味的人相互区隔。布尔迪厄认为品味既是一种经验，又是表明自己在社会层级中地位的机会。这些品味植根于习性的倾向之中，任何品味的变化实际上均来自于文化和社会阶级场域内人们对统治地位的争夺，谁拥有统治地位谁就享有界定文化和品味高低标准的资格。可见，习性不但塑造了各种不同的场域，同时又是一种区分阶级地位的方法。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阶级不能仅通过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来界定，也应依照阶级习性来界定。

第二，布尔迪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文化的本质作用就在于使阶级的不平等合法化，或者说，象征系统的作用在于巩固阶级的不平等，并且再生产这种不平等。这种观点成为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以及文化再生产理论的直接来源。文化资本是布尔迪厄的一个创新概念。质言之，其是将马克思关于资本范畴的划分理念扩展到了文化领域。在布尔迪厄看来，如果财产、货币能够作为一种资本（经济资本），那么文化商品同样也可以发挥资本的效用。布尔迪厄区分了文化资本存在的三种形态：第一，归并化状态的文化资本。其主要存在于儿童的初级社会化阶段，是文化资本的“原始积累形态”，其表现为一种文化上的倾向。布尔迪厄认为所有的倾向都是被融入到身体图示的形式之中的。第二，客观化的文化资本。这是一种依附于某些物理介质而存在的文化资本，而对它的拥有可以“客观”地体现在某些专门的客体上面。第三，机构化的文化资本。这种形态主要涉及高等教育体制。名牌大学的文凭意味着高含金量的工作机会，这促使大量经济资本被投入到文化领域以获取文化资本。在布尔迪厄看来，文化资本在社会分层中的基础作用已日趋明显。

事实上，文化资本这个概念涵义广泛，从学校文凭、专门技艺到学术标准、审美品位再到文化观念都可以成为文化资本。文化资本三种形态的划分并不足以涵盖所有的要素，因此后来他又将其称为“信息资本”。但不管称谓如何变化，布尔迪厄都试图表明，无意识的实践因资本分配结构的侵入而变成了建构社会分层与社会不平等再生产的帮凶。然而问题却在于，通过这种无意识的范畴，特权与权力的不平等何以能够在代际间维系却不招致公众抵制？布尔迪厄指出，这是教育体制的“功劳”，事实上它主导着社会阶层之间权力关系与象征关系的结构再生产。而无意识是一种对历史的遗忘，通过将其自身生成的客观结构转化为习性的准自然本性，“有意识的历史”得以隐匿。华康德指出，在布尔迪厄那里行动者与社会世界之间的关系并非主客体间的关系，而是一种“本体论契合”，是社会建构的知觉评判原则“习性”与其决定者“社会世界”之间的“相互占有”。布尔迪厄曾用帕斯卡尔的话“世界包容了我，而我也理解着世界”来解释这种状态。社会世界中的行动者，其用于指导自身行为的思维范畴正是社会世界所创造的。当行动者身处其所在的场域，他会感到其充满意义，如同在家中般自在，这是因为习性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建构的表达。正是在此意义上，布尔迪厄把进入场域的习性喻为“历史遭遇自身”。而他有关习性与场域之间是一种“本体论契合”关系的论述，实际上为我们前面提出的问题提供了一种元理论上的解释。

然而，对布尔迪厄而言机构层面的分析似乎更能揭示该问题的本质。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教育体制，因为就像家庭环境中获得的习性充当着塑造学校经验的基础一样，相反，被各种各样学校行为转化的习性又成为接下来所有其他经验的根基。布尔迪厄认为，学校教育行为事实上是一种象征性暴力。而象征性暴力与象征性资本的拥有相关，它指涉的是合法性的表征对权力实施与维持所起到的特殊作用。或者说，它旨在表明被统治者何以能够将自身的被统治状态视为合法状态（正当性）而欣然接受。通过对教育制度具体作用的分析，他揭示了学校教育行为背后所隐藏的象征性暴力：教育的目标就是再生产统治阶级或被统治阶级的文化专断。其方式、内容以及对象都旨在符合统治阶级的客观利益。表面上教育行为是通过纯教育作用的教育交流形式达成，但事实上其基础仍是阶级间的权力关系。而为了掩盖教育交流关系中所隐藏的权力关系就需要建立教育权威，以使教育行为的双重专断性表现为一种合法强加的权力形式，从而赋予其合法性以掩饰其象征性暴力的本质。可以说，教育就是一种对文化专断性原则长期、持续性的灌输工作。为了保证该原则的再生产，必须将其以习性的形式内化于受教育者，这样即使教育行动终止，作为习性而存在的文化专断原则仍能在实践中长期发挥效用。可见，教育系统的作用就在于生产并再生产制度性的条件。它有两个向度上的功能。内向功能，即强加与灌输符合统治阶层的文化意识与观念，这是一种文化传统的传承，也即将文化专断原则内化于习性，使其持续存在于实践。此后它的外向功能也将发挥作用，当该原则以实践原则的面貌指导实践，那么文化资本的原有分配方式将继续作用从而实现文化再生产，这种文化再生产又最终会导致一种社会再生产。

三

习性与马克思经典概念相结合的理论推进方式，使布尔迪厄的文化研究获得了从行为到实践再到文化的惊人延展力。

首先，实证分析与哲学反思同时并举。布尔迪厄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引入由习性主导的文化实践，这必然要求其将社会实质性领域内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与高度抽象的哲学理论相结合，这是前人未曾企及的方式，也是布尔迪厄的一大创新。

文化论文篇（8）

笔者认为，谈企业文化首先要谈对企业文化概念的认识。什么是企业？企业是以市场为向导，以赢利为主要目的，从事商品生产和经营活动的经济组织。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改造主观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因此，企业文化就是一个团队在完成一项事业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由于企业文化具有灵魂、凝聚、约束、向导、激励等几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也就决定了企业文化其实就是一种以做大做强企业为基本内容的企业发展观点和经营理念。企业文化建设只能紧紧围绕这一中心，搞好生产经营和服务，不断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使企业健康、稳步地持续发展。这是加强企业文化建设重要性和必要性的根本所在，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惟一使命。

在实践中，每干一件事，每搞一次文化理念的宣传，我们都要思考这样做是否有利于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是否有利于员工的精神和物质需要，是否在搞形式主义，是否在实事求是地塑造具有厦门卷烟厂特色的企业文化。对此，不敢有丝毫麻痹。笔者感觉这其中的每一个过程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都是一个如履薄冰、负重前行的过程。近几年，厦门卷烟厂的经济效益每年都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其原因就在于这一指导思想的正确性。同时，我们注意到，一些企业在建设企业文化的过程中高喊科技兴国、为社会服务、为消费者服务等口号，这种做法显然偏离了企业发展的实际，不利于企业的发展。事实证明，好高骛远是会耽搁企业发展前程的。企业文化建设，很实际的目的就是要让企业健康地活下去，并且要越活越好、越活越强大。俗话说，有用就是真理。离开生存和发展，离开经济效益，企业文化便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不能落地，不能扎根，徒剩一堆美丽的辞藻。

二、企业文化建设的中心——经营理念

品牌形象既是企业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力量，深深地熔铸在企业的品牌之中。曾经有人说，中国的品牌是一流的产品、二流的包装、三流的营销、四流的服务。无论这句话有多少水分，但作为一名企业领导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品牌革命时代已经到来，品牌就是企业的生命。对于日趋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企业领导者必须高瞻远瞩，具备与时俱进的战略眼光，对塑造品牌文化的利弊，要及时果断地扬弃，把职工的整体素质提升上去。并且要不断地激发员工的创造性，创造出企业优秀的品牌，使企业具备更强的竞争力。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持续稳步地发展壮大。由此可见，搞企业文化建设不能离开品牌谈文化，而要以品牌为载体彰显企业文化，这也是厦烟人的经营理念。

产品是品牌的实物载体，质量是品牌发展的基础。厦门卷烟厂视质量为生命，高度重视产品的内在品质与外观质量，一直努力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先”，塑企业优秀的品牌。近年来，厦门卷烟厂不断加大质量管理力度，不仅要求结果出精品，更追求过程出精品。1998年导入iso9002—94版质量认证体系，提高产品的质量控制管理水平；1998年第四车间被评为“全国样板车间”；1999年第一、三车间被评为“福建省样板车间”，设备管理达到国家二级管理标准；2001年进行了质量管理体系换版——iso9001－2000版，进一步规范产品设计和开发过程，在行业内首创产品开发过程质量控制的“五书”制度，即：产品设计和开发建议书、任务书、策划书、鉴定书、批量投产准许书，以此提高产品的质量控制水平。2000年以来，厦门卷烟厂大力实施品牌、营销、管理和服务“四大工程”，夯实产品、市场、管理和服务“四大基础”，不断提高企业产品核心竞争力。目前，厦门卷烟厂正在进行新厂建设，投资8亿元，力创七个一流：管理一流，工艺一流，产品一流，效益一流，人才一流，设备一流，环境一流；力戒两个一流：花费一流，享受一流。要求每个员工树立“全面质量管理”的思想，形成“现场就是市场，做过程精品，每一道工序质量零缺陷”的认识，从单一追求结果到追求过程与结果的统一。厦门卷烟厂还特别注重综合技术水平的提高，积极与国内外知名烟草研究机构和烟草公司开展技术合作，1986年率先与美国雷诺士烟草企业（现为日本烟草）开展合作，以此提高企业管理、工艺、技术水平。“十五”期间，厦门卷烟厂制定了企业新的发展目标，即向烟草行业同等规模中最具竞争潜力、最有活力的企业行列迈进。

总结厦门卷烟厂的经营理念，笔者认为厦门卷烟厂是在实践中塑造一种适合行业特色的企业文化，它必定会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

三、企业文化建设——人本素质管理

企业只有具备一流的素质，才能创造出一流的产品。近几年来，一些颇具远见卓识的企业领导者都尝试着从资本管理向“二本论”管理转变，“二本论”管理即资本管理加人本管理。凡是人本企业都有它明显的管理特征：一是在信任员工的基础上激发员工的创造性和能动性；二是倡导员工进行有效学习，推动企业整体素质的提高；三是培养有利于员工与企业共同发展的价值观。为此，厦门卷烟厂以品牌文化建设为契机，带动企业综合素质的提高，尤其是人的综合素质的提升。企业每创造、培育一个更高档次的品牌，就标志着其综合素质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厦烟人很清楚，企业综合素质不提高，就不可能创造出新品牌来，即使创造出来了也不可能培育起来。企业界有人形象地把靠吹捧走红的企业品牌比作“螃蟹”，意思是经不起市场和时间的考验，一红就死。所以企业品牌的培育过程必须是一个全面提高企业整体素质的过程。

厦门卷烟厂决不做一红就死的“螃蟹”。厦门卷烟厂创建于1954年，有近50年的发展历史，如果从其前身华康烟厂（解放前的一个私营企业）算起，历史就更长了。经过近50年的发展，特别是在厦门成为经济特区以后，厦门卷烟厂借改革开放的东风，充分发挥特区的两大优势——区域和政策优势，抓住机遇，不断发展壮大。今天，厦门卷烟厂的发展水平已处于全国烟草企业先进行列，主要经济指标跃居前15位左右，是烟草行业“36家重点发展企业”之一。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企业素质、员工素质的全面提高。在抓员工综合素质提高的过程中，厦门卷烟厂着重抓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狠抓解放思想，更新陈旧观念。“变”是惟一不变的真理。企业要发展，靠老思路、老办法是不行的，要学习，要变革。“变则通，通则久”。把“变”的思想、“变”的观念植入员工的头脑之中，让他们想别人所不敢想，做别人所不能做，培养他们积极乐观、开拓进取的创业精神。

（二）狠抓敬业精神，培养认真习惯。厦门卷烟厂要求企业员工牢记这样一个理念：不认真工作者就是“小偷”，在“偷”企业的钱（工资）。员工所做的工作要对得起自己的工资，这是最起码的信用关系。企业要培养员工良好的敬业习惯：操作认真的习惯、负责任的习惯、使命感和事业心的习惯。

（三）狠抓团队建设，营造真诚氛围。一个优秀的企业领导者，是不会把眼光只盯在报表利润的增减上的，而是在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上投入更多的精力。厦门卷烟厂倡导团队精神，倡导团队英雄，就是这个道理。每个人都是团队中的一员，发展个人才能发展团队，进而发展企业。这是必然的因果关系。团队成员之间要坦诚、真诚、零距离，营造团队真诚的氛围。只有这样才能激活员工的思维，发挥员工的聪明才智。

（四）狠抓机制搞活，注重制度创新。我们认为，厦门卷烟厂的企业文化，从宏观层面讲，具有厦门卷烟厂的国情特色，但从微观上讲，并没有中外企业之别。企业机制搞活无非就是解决“原动力”的问题，而“原动力”的主要内容就是“人＋机制”。基于这种考虑，从2000年开始，厦门卷烟厂加大、加快改革步伐，大力改革用人、用工、分配机制和考核制度，导入市场经济手段，全面形成“岗位靠竞争、收入靠贡献”的竞争激励机制和考核约束机制，建立“岗位能上能下、收入能高能低、员工能进能出”的动态运行机制，确保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更具活力、更灵活、适应性更强。为保证企业管理水平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2003年新厂搬迁后，聘请了一家国内外知名的管理咨询公司，结合管理流程再造，要求他们设计出既符合国情、厂情，又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发展要求，还符合员工利益的崭新的运行机制。全方位、脱胎换骨地搭建企业内部公平竞争的舞台，提升厦门卷烟厂的整体综合素质。

四、企业文化的内核——价值观

价值观是关于价值的一定信念、倾向、主张和态度。说白了，价值观就是人的追求。要什么不要什么，追求什么反对什么，喜欢什么讨厌什么，都属于是价值观的范畴。价值观是企业文化建设的灵魂，是员工心中的灯塔，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依靠。任何文化建设都是以某种价值观的倾向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建设也不例外。经营思想的革新、企业综合素质的提高都要以某种价值观为指导，中外企业概莫能外。

（一）企业领导的价值观。企业领导的价值观是整个企业文化价值观的“航标”。有人说，先改变张瑞敏，再改变海尔，张瑞敏改变了，海尔也就改变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企业文化不是开几次会就能产生的，也不是员工自觉产生的，它来源于企业领导者或企业领导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企业领导是榜样，是企业文化的影子，企业领导的所作所为传播出去，被员工所接受，就会影响员工的行为、习惯，也就形成了企业文化。厦门卷烟厂在企业中经常传播6种文化，责权文化、亲和文化、制度文化、乐观进取文化、廉洁自律文化和艰苦奋斗文化。

（二）员工主体的价值观。员工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角色如何定位，是企业的主人还是雇员？传统的说法是，国企员工具有二重性，既是主人也是雇员。无论是主人还是雇员，企业文化总是建立在以员工利益为主体的基础之上的。企业所有的赢利，所创造的价值，无一不是员工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企业要对他们负责任，不能对不起他们。员工的福利、员工的发展、员工的自豪感都是企业的财富，同时也是以员工为主体的价值观的必然体现。

（三）团队的价值观。团队员工的共同愿望和价值系统对企业有很重要的影响。当好的价值理念、好的愿望在员工心目中不断强化，形成该群体的一致行为后，团队的生产力才能发挥出来。实际工作中，我们把个人利益与企业整体利益融为一体，把“厂兴我有利，厂衰我有失”、“爱企业，爱产品，爱岗位”、“视厂如家”的理念变成员工个人的自觉行动，做到“人人心中有企业，上下左右一条心，拧成一股绳”，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增强团队合力与竞争力。

（四）管理的价值观。笔者认为，从管理的文化梯次看，有科学管理、人本管理与文化管理三个层次。做企业，科学管理是前提、是基础；人本管理是企业发展的方向，没有科学管理就勿谈人本管理；文化管理是企业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无声的监督，是无为而治。在实践中，厦门卷烟厂对这三个层次的管理价值观是这样理解的：第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学管理也是生产力，员工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是企业科学管理价值观的基本体现。要使企业兴旺发达，就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发挥人的聪明才智，依靠人才兴业，依靠科技兴企。第二，抓好企业科学管理的过程，同时是改造人的过程，是改造人的习惯系统的过程，也是人本管理不断提升的过程。人本管理就是要关心人、体贴人，一切为了尊重人的责任感服务，一切为了人的发展服务。第三，文化管理最终表现在制度、机制上，制度、机制是文化管理价值观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长江、黄河没有人管却能东流到海，其原因就在于它有一种机制保障，是中国地形加河流的机制。厦门卷烟厂怎样才能像长江、黄河那样，不需要管理就能自然成功？同样需要一种机制。厦门卷烟厂目前正在和一家管理公司合作，寻求适合企业发展的文化管理机制。

文化论文篇（9）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在新时代背景下结合中国发展的具体国情创立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1）提出了“精神文明”的科学内涵。邓小平对精神文明的内涵进行了精确地阐述，“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2]同时，他也指出了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即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缺一不可。（2）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邓小平明确指出当前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就是培育“四有公民”，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3）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原则。即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4）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针。邓小平确立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钻研、吸收、融化、发展”八字方针。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文化建设的实践中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理论。

2.正式形成阶段

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体系。（1）初步界定了先进文化的内涵。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这一内涵进行了科学的解释，他认为，我们所建设的文化，它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并且核心的指导思想必须是马列主义；它的最终目标必须是培养现代化“四有”新人；它的时代品格必须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它的时代特征必须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同时，还提出了党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2）揭示了先进文化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从文化在国家整体布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出发，阐述了先进文化与党的建设、国家建设、民族建设及社会主义建设间的关系。（3）论述了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3]在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重要阐述，对于我国先进文化建设的全面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4）指明了创新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源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不断地改革和创新，才能保证发展的先进性，同样，文化创新是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至此，中国几代领导人在文化建设的实践中艰苦探索，正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

3.发展完善阶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从为总书记的党的领导集体，在构建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1）提出“和谐文化”的概念。“和谐文化”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为基础提出来的。这也是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把和谐精神融入到文化建设之中，从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内涵。（2）强调不断推进文化创新。指出，“大力提倡敢为人先、敢冒风险的精神，大力倡导敢于创新、勇于竞争和宽容失败的精神。”[4]一个国家不仅要有创新的意识和精神，而且要敢于进行文化体制改革的创新。（3）指出要加强网络文化的建设和管理。信息技术时代的迅速推进，造成了网络的普及，进而促成了网络文化的出现。它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精神上的各种需求，但也带来很多不良的影响。因此要特别加强网络文化的建设和管理。（4）要求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总之，在新时期提出的文化观念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的理论体系进一步完善和丰富，更是对其的一种伟大创新和实践探索。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经验总结

1.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我们党和国家取得一切成绩的关键就是始终如一地坚持马列主义为最根本的指导思想，这也是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要求。党的第十八报告大会指出：文化建设必须大幅度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素养，使当前社会更加和谐文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当前文化建设的灵魂所在。只有正确认识到指导党和全国人民前进的方向和评判一切价值标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理解为什么整个思想体系的灵魂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成不变的指导思想。同时也要认识到，“和谐文化”建设的本质要求是把握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谐文化”的构建不仅能使民心聚拢，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泉源。

2.以服务人民作为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和使命要求我们必须要把服务人民作为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当前这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力求文化的不断丰富，努力满足人民与日俱增的精神文化需求。注重文化的内在品质，从根本上进行创造革新，这样才能创作出更美好更精华的文化作品。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务必要牢记，文化建设旨在服务群众，所以只有贴近他们的实际生活，才能引起人民群众的共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关乎着亿万人民群众的福祉，不仅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需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崛起这个中国梦的需要。

3.正确把握文化建设的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文化的创新就是继承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和世界文明并加以吸收和改进，创造出符合时展的先进文化。列宁在领导苏维埃俄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并不断创新才取得了伟大的成果。当代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就必须正确处理文化继承和文化创新的关系。我们要认识到：一方面，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完成对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吸纳旧社会传承下来的全部优秀文化；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发展必须符合当代中国的时代特征，创造出适合国情的新文化。

文化论文篇（10）

2建设工程安全文化理论模型的提出

考虑到建筑行业本身的内在特殊性，对建设工程安全文化的理论研究也更为复杂。因此，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模型，期望从模型要素的构成和相互关系上来揭示建设工程安全文化的内涵。Geller[3]提出全面安全文化模型（TotalSafetyCultureModel），将安全管理、安全文化和技术三者联系起来，并包含了人、技术、组织和安全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该模型中，将“人的因素”、“行为因素”和“环境因素”作为安全文化的基本框架以此描述安全文化的构成。但是，该模型并没有对这3个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基于Bandura的相互决定论，Cooper[4]提出安全文化交互模型（ReciprocalSafetyCultureModel）。该模型包括主观的心理因素、实际的安全行为以及客观的环境/情景特征3个要素，主观的心理因素可以通过安全氛围调查问卷来评估，实际的安全行为可以通过行为观察并对比行业安全行为标准规范来评估，客观的环境/情景特征可以通过审查安全管理系统来评估。通过这3个测量方法，分别对安全文化的3个构成要素进行定量研究。相比Geller[3]的全面安全文化模型，Cooper[4]的交互模型对原有的因素进行了定义，在原来的环境因素中增加了安全管理体系中的情景因素，并且承认这3个构成因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这是安全文化理论研究的经典模型，为建设工程安全文化交互模型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全面安全文化模型和安全文化交互模型的基础上，Choudry等[5]提出适用于建筑施工现场环境的建设工程安全文化模型（TheModelofConstructionSafetyCulture）。相比前两个模型，Choudry等提出的安全文化模型把安全氛围、安全行为和安全管理系统作为3个研究指标，这3个指标既可以单独也可以组合起来进行现场测评，以此对建设工程组织的安全文化进行多层次定量分析。由此，对于安全文化的探索既可以通过研究安全氛围、安全行为、安全管理系统这3个因素的分别作用，也可以通过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进行，这为建设工程安全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由于模型本身的建立并没有强调对于建设工程特点的研究，这限制了模型在建设工程上的直接应用。

Fang等[2]提出了适用于建设项目的安全文化交互模型（SafetyCultureInteractionModel），见图2。相较于之前的理论模型，该模型的提出综合考虑了建设项目组织临时性强、项目参与方众多、具有较强的目标导向性、环境动态多变等特点，体现出建设项目最为重要的3个参与方：业主、承包商和分包商在建设项目安全行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交互动态性，将认知、行为和环境作为建设项目安全文化的架构，在每一构成因素中均涉及管理层面和工人层面的态度、信仰、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分析，并且可以概扩性地描述建设项目组织的安全文化嵌入组织运转过程和安全管理系统的方式。此外，通过选取新加坡的铁路项目和高速公路项目案例，验证了SCI理论模型在实际建设项目中的有效性。虽然，SCI模型仍存在一些局限性，但其所得出的实际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为建设项目安全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对于建筑业安全文化的实证研究有很大的意义。

3建设工程安全文化内涵

3.1安全氛围

Zohar[6]最早使用安全氛围的概念，描述了工人对特定时间下组织环境中安全的看法和态度。对安全氛围这一概念，学术界大致有两类看法：一类学者认为，安全氛围是IASAG于1988年提出安全文化构成因素的一个子类[4，6，9，13]；另一类学者则认为，可以通过对安全氛围的测量来反映实际安全文化。对于第二种观点，很多研究学者并不认同，以Cooper[4]为代表，他认为安全氛围调查不能体现安全文化概念复杂性及多元性，因此无法全面地反映安全文化。对于安全氛围的测量方法，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是调查（调查问卷或结构化访谈）的方式，但是不同行业对于安全氛围的研究维度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Flin等[7]对18份不同行业的安全氛围报告进行研究指出，各行业最常用的6个“主题词”来研究安全氛围：管理（72%）、风险（67%）、安全管理系统（67%）、工作压力（33%）、工作能力（33%）以及安全规程。本文在文献阅读的基础上，梳理出有代表性的建筑业安全氛围维度研究，见表1。通过分析和总结可以得出，不同学者研究得出的建筑业安全氛围维度具有很强的共性，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建筑业安全氛围维度的稳定性。由此可见，对于同一个行业而言，探索一个共同的安全氛围维度是可行的。但是，对于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研究者应科学、合理地选取安全氛围维度，以此保证安全氛围调查的可信性和有效性。

3.2安全行为

大多数学者对于安全行为的研究主要关注安全参与行为和安全遵守行为两个方面[9，13]。测量安全行为的方法通常是自陈法和观察法，也就是所谓的主观指标测量和客观指标测量。针对目前大多数研究学者对安全行为测量所采用的自陈法存在偏差较大的问题，通过经专门培训的观察员对实际的安全行为进行观察，能够更加客观地反映实际情况，因此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对安全行为的分析主要基于行为安全理论（BehaviorBasedSafety，BBS）和计划行为理论（TheoryofPlannedBehavior，TPB）。基于BBS管理方法，设计BBS在建设项目中的实施流程，可以测量并提高安全行为。该程序一个重要特性在于其输出的数学性质，根据BBS程序给出的安全行为分数，可以对现场的安全行为状况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并以此作为基准来改进员工的行为[5]。基于TPB理论，开发不安全行为因果关系模型（CausationModelofUnsafeBehaviors），可以作为因果分析的工具来调查不安全行为的产生原因，特别是管理因素方面的原因。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建设项目中应用因果关系模型进行因果分析，有助于BBS程序在建设项目中的实施并获得持续性的安全行为提高效果[2]。

3.3安全管理系统

安全管理系统提供了一个对安全表现进行计划、实施、监督、审查的系统过程，以此评价安全文化模型中的环境因素。一个建筑施工安全管理系统一般包括安全政策及其目标、安全标准及其目标、工作计划和组织、应用和一般性操作实践、监测、反馈和审核、纠正措施、再次审查以及持续改进[5]。在此系统中，包括所有用于现场操作安全管理的政策、目标、角色、责任、岗位职责、规范、标准、交流、过程、步骤、工具、数据和文件。并且，可以通过建设工程现场特定的安全计划对工人的作业环境进行评价，通过安全管理体系对安全文化的环境特征进行审查。

4安全氛围与安全行为的关系

基于对建设工程安全文化内涵的总结和分析，就安全氛围、安全行为和安全管理系统这3个方面，对安全氛围和安全行为的关系的认识与理解，是研究建设工程安全文化的关键，也是学者们亟于解决的问题。近些年，研究学者们已经意识到安全氛围对安全行为有积极的作用。通过构建一个积极的安全氛围，可以显著提高员工的安全行为，进而有效降低事故发生率，提高组织的安全绩效。目前，学术界对安全氛围和安全行为的关系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运用统计学方法论证安全氛围对安全行为的作用。很多研究者已经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安全氛围对安全行为的预测作用，并把安全氛围称作是安全行为的“预测器”（Predictor）。例如，Mohamed[10]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施工现场安全氛围维度和安全工作行为的关系，证实了安全工作行为是安全氛围的结果。其中，管理层对安全的重视、非惩罚性安全办法会促进员工间对于安全问题更加自由、开放的沟通，以此形成一个积极的安全氛围，并进一步提高工人对安全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寻找安全氛围对安全行为产生影响的中介变量。Neal等[13]通过对组织氛围与个体行为关系的实证研究，得出安全氛围通过知识和动机这两个内在变量对员工安全行为的影响作用。此外，他还指出知识更多的是影响安全参与这一行为，而动机更多的是影响安全遵守。然而，目前学术界关于安全氛围对安全行为的影响机理研究较少，这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3）建立安全氛围评价指标。很多研究者试图从安全氛围和安全行为的关系出发，研究安全氛围各个因子之间的权重关系，以此建立安全氛围的评价指标。对此，一些研究者做出了尝试[9，10，14]，尽管迄今未成功建立起建筑业的安全氛围评价指标体系，但是以安全氛围和安全行为关系的研究为出发点，是探索安全氛围各因子权重系数的一个可行途径[14]。同时，一些研究也发现，安全氛围与安全行为间的关系不仅仅体现在安全氛围对安全行为的作用，反过来，安全行为也会影响到安全氛围的形成。例如，工人的安全服从行为和参与行为能促进良好的安全氛围的形成，进而影响个体的安全意识和行为动机[13]。因此，通过对员工在安全行为上进行引导，将有助于提高他们对于安全问题的重视和认识，进而形成一个积极的组织安全氛围。目前，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了安全行为对安全氛围的作用，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是安全氛围和安全行为的相互作用。

5结语

（1）在建筑业，积极的安全文化对于减少事故发生率，提高安全绩效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建设工程安全文化的内容包括安全氛围、安全行为和安全管理系统3个要素，安全氛围反映了主观的心理因素，安全行为反映了实际的安全工作行为，安全管理系统反映了客观的环境/情景特征，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安全文化的范围。

（2）安全氛围、安全行为和安全管理系统各有其特定的测量方式。大多数学者对于安全氛围的测量采用调查的方式，针对管理层的调查以结构化访谈的形式为主，对工人的调查以结构化调查问卷的方式为主；对安全行为的研究可以通过应用BBS和TPB理论，设计具体的BBS流程，结合不安全行为因果关系模型，以此分析不安全行为产生原因中的管理因素，并有助于在建设项目中实现BBS程序对安全行为的测量和提高作用；通过安全管理系统对安全表现进行计划、实施、监督、审查等系统过程，以此测量建设项目组织的管理环境，并且，通过项目具体现场安全计划（例如，施工方案）可以测量建设项目工人的作业环境。

（3）通过对建筑业安全氛围维度研究的总结和梳理可以发现，学者常用的安全氛围维度为：管理层的关注、监督和支持、制度和规范、员工的参与、沟通、工作压力、风险、安全施工的能力8个因素。由此看出，建筑业安全氛围维度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稳定性，探索建筑业共同的安全氛围维度这一研究方向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文化论文篇（11）

2、丰富文化载体，展示审计文化。现代社会已进入信息化时代，要广泛利用电视、报纸、网络、广播等传媒，展示审计文化，要逐步全面开放，根据审计文化的发展需要，设立丰富多彩的频道和栏目，要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向发展，要满足审计文化的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需要。

3、科学规划建设，推动审计文化。审计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要把审计文化建设纳入审计工作整体规划，整体建设，整体发展，同审计任务同布置、同检查、同考核、同总结、同表彰。努力探索审计文化建设的规律，制定出与审计事业发展相适应的审计文化建设短、中、长期规划，切实从人、财、物上做好充分准备和投入。